时间：2023-12-14 16:45:09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妇女生活
一、相关概念简述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的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二、我国老龄化现状
第六次人口普查，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由2000年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为105.20（以女性人口为100.00）。2015年2月26日，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数据显示，2014年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2l 24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755万人，占比10.1%，首次突破10%。
而且女性老龄人口在总老龄人口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以北京市2013年做的一次老龄人口普查为例：在百岁老人中，性别比例相差非常悬殊，其中男性仅190人，女性399人，男性不到女性的一半。而在60岁以上人口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92.7：100。事实上，80岁以上老人中，男性就已经只有大约女性的一半。除了复杂的性别基因等原因，有健康专家分析，男性压力普遍大于女性，男性更加不注重健康养生，也导致高龄男性大幅少于女性。
三、老龄化趋势下妇女生存发展状况
妇女作为老龄化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生理和文化传统等原因，在家庭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城市老年妇女的弱势现状备受关注。同时，年轻的妇女其生存发展状况在老龄化的趋势下也讲遭受严峻挑战。
（一）老年妇女的生存发展现状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老龄妇女的数量也不断上升。因为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这些年老的妇女习惯了之前的忙碌与操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已经无法像之前那样为家庭和儿女忙碌。妇女区别于男性的心理敏感性，使得他们更易产生自卑心理，怕给儿女添负担。所以，这些老年妇女的心理压力相对于男性老年人口而言会更大。
老年妇女对亲情和情感的要求更高。所以，她们更多的关注子女的生活和工作，有更强烈的意愿想融入到子女的生活中。但是，因为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对待事物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不同，尤其是在婆媳相处过程中，更易产生冲突和家庭矛盾。之前曾经有关很多案例，甚至因为家庭矛盾和婆媳关系最终导致命案。
（二）已婚青年妇女的生存发展状况
妇女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模式中的地位，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发生根本变化，那就是：这些已婚妇女既要工作，还要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同时要担起照顾老人和孩子的责任。
而老龄化趋势的加强，加之目前很多青年人都是独生子女，往往一个家庭就形成了“一、二、四”的结构：上面有双方的4名老人需要赡养，下面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家庭中的男人一般只负责在外打拼，而赡养老人和扶养子女的重任便落在这些青年妇女身上。
来自家庭养老扶幼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会使得这些妇女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受巨大折磨，而又得不到及时的心理指导和宣泄。所以，这些青年妇女患心理疾病的概率不断上升，女性癌症患者的比率也不断攀升，生存现状堪忧。
（三）老龄化给妇女就业带来的机遇
人口老龄化使得需要照顾的老龄人口不断增多，为老社会服务需求不断攀升。而女性细腻的情感和内心，以及天生容易取得老年人信任的特点，使得妇女在老龄人口服务工作中十分受欢迎。
当今，对老年人的家政服务逐步兴起，而且市场需求逐渐火爆，工资收入也很可观。但是很多老年人的家政服务岗位主要招聘的是妇女。如针对老年人生活的护工岗位、老年社区服务人员、老年大学工作人员等都比较偏向于女性工作者。所以，人口老龄化能够为妇女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工资收入，有助于实现女性的人生价值。
四、结语
关键词 更替水平；权衡；人口平衡状态；老龄化；人口迁移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10-0114-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16
随着欧洲各国工业文明和社会的发展，人口骤降和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强，这使得他们开始尝试通过移民来改变人口年龄结构（United Nations[1]； Juham[2]）。然而，中国目前也正面临同样的人口生育率大大低于更替水平和人口老龄化困境，并由此会导致将在2030年左右出现较为严重的人口负增长状态（彭秀健[3]； 彭希哲，胡湛[4]； 张熠[5]）但是通过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负增长的时间会在2020年之前（国家统计局网站）出现，这将会使得这种趋势进一步被提前。中国能否在这仅剩的6年的时间里做好应对人口负增长状态呢？从欧洲16国家的人口政策来看，一方面，均鼓励国民生育，国民的生育会是一种丰厚的“福利”；另一方面，他们均采取了“高技术”移民来改变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迅猛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模式来缓解人口结构失调性的矛盾呢？鉴于此，笔者将结合欧洲16国的人口结构及移民状况来分析这一问题。
1 文献综述
从目前已有的人口增长理论和人口模型来看，其假设均是人口的增长是指数形式的（Keyfitz[6]； Espenshade. et al[7]； 贾绍凤， 孟向京[8]； 朱农， 曾昭俊[9]； 胡鞍钢[10]），这不符合实际状况，特别是当把人口预测和优化目标区间设定在30年以上时，研究结果将会产生很大的偏差，使得研究结论失真。尽管不同的静态模型可以用不同的方程表达，这也能够提供一定的解释力，但是这些模型的构建是在人口迁移率为常数的前提下展开的（Mitra[11]；Schmertmann[12]；唐家龙，马忠东[13]；王桂新等[14]；陈沁，宋铮[15]）。实际上，人口迁移并不总是常数的形式，迁移率与人口的年龄规模是成正比的（Rogers[16]）。为了使得研究更加符合现实人口迁移状况，本文假定，正向或负向的队列净迁移与人口出生状况是成正比的。这将便于我们分析生育和迁移变量组的均衡点。本文采用了人口封闭状态下的相关方程对人口增长率和年龄分布进行分析和测算。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将队列净迁移与人口出生状况成正比的假设引入模型，并且采用欧洲16国及中国的相关人口数据来对迁移生存函数作经验分析。第三部分，笔者将重点分析净迁移对出生率的影响效应，并且将测算生育-迁移的均衡点，也就是生育和迁移的动态变化形成的人口相对静止状态。进一步地，笔者将基于北欧国家的相关人口数据给出经验估计的结果。采用北欧福利国家的人口抚养比数据，分析移民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影响效应。最后一部分，笔者将针对中国相对静态人口格局和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总结，然后，从两个视角提出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建议。
让λ=0，可以得到静态人口的特殊形式，表1结果表明，目前的迁移水平对欧洲16国家人口增长率产生了正向效应。接下来，笔者将重点通过欧洲典型国家人口结构变化情况来分析人口增长均衡的问题。上文中我们提到，近似的稳定状态在F=1时，并且在不存在人口迁移的状况下是成立的，但如果存在人口的迁移，情况将会产生较大变化。
从图1可以看出，如果北欧4国中，挪威的生育率降到0.70，则在目前生育概率和生育分布不变的情况下，净迁移率应该达到0.35左右来维持这种平稳状态。数组已经用“*”标在图中，北欧4国的相关数据可通过表1展现出来，挪威生育和净迁移率数组为（0.84，0.28），瑞典为（0.76，0.34），丹麦和芬兰分别为（0.78，0.14）和（0.78，0.12），而中国的生育和净迁移数组为（1.18，0.15）。挪威数组值在其均衡曲线的上方，芬兰和丹麦显著性的在其均衡曲线的下方，瑞典基本上位于其均衡曲线上，这说明瑞典稳定状态的人口增长率趋于零。这种横向比较表明，从长期来看，人口迁移对人口增长具有显著性的影响，但是对于不同的国家影响程度也是有较大差别的。要达到稳定状态，丹麦的人口净迁移应该达到0.28，但芬兰的人口净迁移应该达到0.39，这种差异性取决于不同国家的H（x）函数的变化值。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中，通过对欧洲16国及中国相关数据的分析和模型变量的估计，我们测度了人口迁移和其生育率的相关数据和指标，建立了稳定状态的人口模型。在生育率和净迁移率相对稳定的动态条件下，研究两者之间的变化关系。本文假定的是一个开放的人口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人口迁移率与生育率是成正比的，人口的流入具有稳定性。实际上，一个国家的人口也是有一定的流出率的，其与人口的规模也是成正比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不变的净流动率假设暗含了流入人口的规模是可容纳人口规模的线性函数。从这个视角来看，这两种假设没有看上去的差异那么大。净迁移水平和移民生存函数对人口年龄分布结构有显著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否定人口迁移能够加重当地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可能性。然而，这种效应具有敏感性。移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人口增长率，这会使得人口的年龄分布更加年轻化。但是，如果控制人口增长率，增加的人口在会低生育率的条件下，使得人口分布更加趋于老龄化，因为迁入的人口总是比新生人口更加老化。我们最期望的结果是人口的老龄化是由于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然而，如果人口老龄化的发生是因为人口的负增长，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从广义的生态学意义上来看，尽管我们会认为正的人口增长率是不可持续的，但是通过减少人口的净迁移来规避人口急剧下降问题，会减少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的赡养负担，从而增加他们的福利，这是可行的。但是，如果还有增长的空间，那么，日益增长的净迁移能够显著性的降低人口老龄化状态，对于一个具有较低净迁移率的国家，其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当于该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几年甚至十几年而导致的人口老龄化状态。但是对于大部分欧洲国家，这种效应是在递减的。他们已经把这种“移民效应”发挥到最大作用了，其稳定的人口增长已经为正。如果他们目前期望在不加剧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通过降低净迁移率，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增加本国人口的生育率。
我们假设移民和本国人口生育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缓解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种假定是合理的。因为过去的移民是目前稳定的人口基础。然而，如果移民有更高的生育率，那么这些国家的老龄化率将会比预测的更小。鉴于上述对欧洲16国家的人口结构、移民状况和老龄化趋势的均衡分析，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本文认为，这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缓解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可以从两个视角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5.1 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
从目前中国人口的更替水平来看，中国已经陷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在未来50年中国不单单是劳动力人口快速下降，老龄化比率会迅速提高。而且随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保障水平的提高，人口的生育模式以及生育理念会进一步的改变。按照发达国家的相关生育状况来看，随着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生育率会逐渐下降。这会与目前及今后中国逐步依赖内部消费来驱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战略是相悖的，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本文认为，应该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选择适当的生育模式，进一步落实父母“单独”家庭的“二孩”的生育政策。从而，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
5.2 制定各种吸引政策，鼓励国外高素质人力资源移民中国，更好的完善人力资源结构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照欧洲的做法，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洲国家通过比较优势，不断地从发展中国家中获得优质劳动力资源，我们称之为“高技术”移民，这些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处于劳动力年龄的人口，更多的还是在科技上有高能力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力资源。实际上，欧洲很多国家中拥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及科技和信息是因为他们高度发达的教育培养的以及通过比较优势获得国外优秀劳动力人口建立起来的，不是简单的劳动力人口堆积。而且一个国家只有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才能站在经济和信息化的制高点，而不仅仅是拥有劳动力。因此， 本文建议，中国应该制定更多的吸引政策，鼓励国外高素质人力资源移民中国，更好的完善中国人力资源结构，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人口结构，远未达到优化状态，特别是随着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的
延长，退休年龄并未得到相应程度的提升，目前法定退休年龄仍然维持在20世纪50年代的
水平。为延长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优化劳动力人口结构，本文认为，应逐步建立激励性的
弹性退休机制。允许劳动力人口在退休年龄、退休方式及退休收入方面具有一定的弹性。这
方面，可以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弹性退休金制度，来设定和优化适合中国的激励性弹性退
休机制，也就是通过退休年龄段的选择、工资税的差异及阶梯式的替代率来达到激励劳动
力人口延迟退休的目的。劳动力人口可以自主选择一个年龄段退休，相应地享受不同替代率
水平的养老金水平，最终使得劳动力人口结构得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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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on Population Aging Problem of Migration and Fertility Rate in the State
of Steady Population
WANG Zengwen1，2
（1.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s and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210023，China；
2.Institute of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s and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210023，China）
Abstract
Birth rate is well below replacement level； China is coming into a state of ‘super low fertility trap’， while population’s life expectancy will further aggravate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patter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16 European countries’ population policy， we can see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y have been encouraging the birth， and， therefore， the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will be considered a huge ‘welfare’； they also take migration measure to change population aging problem， which also can bring the enlightenment in a certain sense for Chinese. In view of this， the author introduces an open static state population model to make a balance and tradeoff for the migration rate and the fertility rat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results of th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population migration calculation and the fertility rate of EU countries， we found that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can reduce the extent of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on a nation or region； the aging trend of the population have been weakened strongly for a country with immigrant population， and th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will be achieved a balanced state. Migration can improv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to a large extent， which can make the ag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be much younger. It has great valuabl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he author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hina’s aging population from two angles， and one is the raising of Chinese internal population birth rate； the other is the moderate for ‘high tech’ immigration policy in the proper range.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improve the Chinese internal population birth rate in the proper range and select the appropriate growth model， and we should further implement the ‘second children’ fertility policy；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formulate various attractive policies to encourage foreign immigrants highquality human resources， which also can improve Chinese human resources structure.
论文摘要：在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的同时，高龄化问题也日益凸显，中国75%的老人在农村，因此农村高龄老人的养老问题成为养老问题的重中之重。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口高龄化的不利影响，在揭示农村高龄老人的养老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明确政府责任改善农村高龄老人养老状况的四点建议。
我国现处在未富先老的状态，在人口老龄化加快的同时，我国老年人口的高龄化问题正在逐渐凸显。依目前学界共识，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高龄老人，那么2005年我国高龄老人已超过1 600万。目前，我国的高龄老人每年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高龄老人总量将增至2 780万，2050年，将高达1亿，是老年人口中增长最快的年龄组。而农村高龄化趋势更为突出，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农村高龄人口为800万人，占高龄人口总数的68.4%a，农村高龄化程度比城镇高0.21个百分点。如果说高龄老人是一个脆弱的群体，那么农村高龄老人则是脆弱群体中的弱势群体。相对城市高龄老人而言，农村高龄老人在生理、心理、经济收人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其生活状况存在着更高风险，更令人担忧。
1、农村人口高龄化的影响
人口高龄化同人口老龄化一样，他们的产生具有客观必然性，都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表现，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人口现象。但是，人口高龄化毕竟不是社会理想的人口结构，因此高龄化的农村人口结构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一，相对于劳动年龄人口，高龄老年人口几乎全部退出劳动生产领域，丧失了其对社会的经济价值，是一个纯消费的人口群体，大大加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其二，高龄老人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机体的衰老程度明显，患病率高，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或部分不能自理的比重较大，所以，高龄老人已经处于急需照料的阶段;其三，对有高龄老人的农村家庭而言，因需要对老人进行长期照料，从而明显加重家庭的生活负担。多样的物质精神需求、昂贵的医疗保健费用和照料成本使许多原本就不富裕的农村家庭不堪重负，子女对于照料高龄父母越来越力不从心。
2、农村高龄老人养老现状
首先，农村高龄老人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低卞。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目前还处于试点阶段，最低生活保障在农村也尚未得到普及，对农村老人而言，他们能普遍享有的只有新型合作医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长期被边缘化，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全国全部社会保障费用的11%，导致农村养老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农村高龄老人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上的基本需求。
其次，农村高龄老人所享有的机构养老状况不尽人意。家庭”空巢化”以及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使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功能日趋弱化，养老院养老成为家庭养老的一个必要补充。但目前的农村养老院还无法解决高龄老人照料问题，首先表现在现有的农村养老院和床位数远远满足不了养老需求。另一方面，现有农村养老院的护工职业素质低，绝大部分缺乏专业培训，无法满足老人的实际照料需要。
最后，对农村高龄老人的精神慰藉严重缺失。绝大多数高龄老人不仅失去了配偶，而且兄弟姐妹和一些子女也相继离去，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们都缺乏必要的家庭支持。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向城市，农村“空巢老人”越来越多。“空巢老人”长期得不到子女生活上的照料，更谈不上能够得到心理上的慰藉。
3、明确政府责任改善农村高龄老人养老状况
农村高龄老人是弱势群体，其根本利益最终只有靠政府来维护，因此，需要政府加强对高龄老人的社会保障责任和支持力度。
3.1加大国家对农村养老投入力度，设立农村高龄老人救助基金
农村高龄老年人口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因为经济供养不足。经济保障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生命质量的决定性因素，是保障老年人能够安度晚年的基础条件。鉴于目前高龄人口多，国家财政有限，因此，建议政府设立高龄老年人口救助基金。对于高龄老人，特别是非常困难的农村高龄老人(如没有退休金、丧偶、独居、多病、重病的高龄老人)提供经济援助，解决其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问题。基金筹集可通过多种途径，除了需要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还可接受国内外慈善机构、各种福利基金会以及各界慈善人士的捐赠。同时，国家要以法律的形式确保救助基金每月按时发放到农村高龄老人手中。
3.2积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杜区养老
农村社区，即老年人生活的村庄，是维护家庭养老功能正常发挥的重要环境，同时也是家庭养老最有效的补充。根据农村社区的条件和特征，社区养老保障机制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为老年人提供部分经济支持，二是组织和帮助老年人探寻合适的养老方式，三是对家庭养老的引导和督促。社区养老保障机制运作的特点是社区自主组织为老服务活动，且服务项目和形式灵活多样。
3. 3促进养老服务市场化
【关键词】人口 年龄结构 经济发展
一、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状况
（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人口年龄结构是指在一定的时点和地区内，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人口的年龄结构是构成人口结构的基础，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研究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利于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社会服务计划。如图1所示，1990-2011年，辽宁省0-14岁人口比重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15-64岁人口比重呈逐渐上升，65岁及以上人口平稳上升。
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通常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达到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7%，就可视为进入老龄社会。1995年辽宁省65岁以上人口比例为7.02%，已步入人口老龄化行列，进入老龄化的初期阶段，2011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0.31%。
（二）抚养系数变化
人口抚养系数是衡量一个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抚养负担和社会负担的重要指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辽宁省人口抚养系数也发生了变化。如图2所示，少儿抚养系数处于不断下降，老年抚养系数却不断上升，人口总系数呈下降趋势。人口总负担系数的降低，减轻了劳动年龄人口的供养负担和社会负担，有助于增加劳动投入和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持。
（三）辽宁省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状况
2011年，辽宁省0-18岁人口平均比重为14.1770，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5个，本溪市最低为10.5670。18-60岁人口全省平均比重为68.6470，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6个，本溪市最高为71.4270。60岁及以上人口平均比重为17.1970，老年人口比重在17.1970以上的有8个，锦州市最高为18.8570，而且都高于1070，即辽宁省所有地区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
二、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
（1）老龄人口的增加为老龄健康产业发展提供机遇。辽宁省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必然带动老年健康产品的发展，如保健品、营养食品等，同时未来老年家庭病床护理、健康咨询、老年康复中心以及提供医疗护理和保健器材等的服务将是老年健康产业发展方向。老年人群里面8570都患有一种或者一种以上的慢性疾病，老年人的健康是整个健康产业最大的一部分，随着政府的重视和引导，老龄健康产业必将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2）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劳动力。辽宁省是我国重要的重化工业基地之一，第二产业中绝大多数均为重化工业，而资本存量在重工业中的比例较高，劳动力所占份额不大，所以劳动力数量对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影响不大。辽宁省1990-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的平稳上升，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增加劳动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支持。
（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1）减缓经济发展速度。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速度的总作用的趋势是，老龄化程度越高，上升的速度越快，制约经济的阻力越大；反之，老龄化程度越低，制约经济增长的阻力越小，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要快一些。辽宁省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人口老龄化会导致青壮劳动力缺乏和社会活力、创新动力不足，还会带来需求、税源不足、政府的支出增加，从而将导致经济会处于低迷状态。
（2）社会和家庭的养老负担加重。随着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持续上升，将导致抚养系数升高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加重。2011年辽宁省人口变动情况的抽样调查，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抚养系数为13.6170，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比2000年多养2名老人，比1990年多养5名老人。随着传统大家庭的模式向核心一对年轻夫妇将要赡养4个老年人的困境，这无论是家庭收入，还是赡养精力时间，都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
（3）加剧社会养老保障问题。由于人口老龄化进程快于经济发展水平，使社会人口老龄化的承受能力较弱，尤其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重在城镇，而农村的覆盖面相对较窄，大部分老年人口缺乏养老、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目前，社会保障乏是生老病死时的重要依靠，但是辽宁省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传统的大家庭又已解体，家庭保障功能被削弱，大量的纯老人家庭将面临保障缺失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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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老年人口逐年递增，人口老龄化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我国200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已超过1.3亿[1]，占总人口数的10%，2005年贵州省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贵州省老年人口比例达到了12.25%，安顺市于2006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是“老有所医”、“为老服务”。老年护理工作的开展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关系到健康老龄化社会[2]的建设。而中医护理具有高效快速的特点，在预防、保健、养生、医疗、康复等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再加上中医护理技术简、便、验、廉，能满足低收入、高效率、低成本、广覆盖的要求，结合老年人的生理及社会特点，具有很强的适用性。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老人健康及医疗护理需求，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探索和建立适合边远地区的社区医疗及护理模式， 该研究2010年2月—2012年2月对贵州省安顺市老年人生活状况及老年及中医护理的现状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1 调查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法，进行社区问卷调查、个人问卷调查及在相关部门配合下进行的全面调查。调查走访了上百个家庭。社区调查采用自制的《城市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表》及《乡镇老年人情况调查表》，内容主要涉及城乡老年人口数、老年人的年龄结构、经济状况、居住状况、劳动力状况、赡养情况等方面；个人问卷调查采用《老年人生活质量调查表》发出调查表共计600张，回收538张，调查内容真实、可靠。同时，在安顺市老龄委、民政局、统计局收集了相关资料。通过调查了解到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及老年人对养老护理的需求情况。
2 调查结果及资料收集 本文由收集整理
2.1 老年人的基本情况
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数的11.05%，其中城市占23.37%，农村占76.63%；女性51.1%，男性48.9%；相对年轻男性占55.8%；城市大专以上的占7.3%、文盲16.4%；农村大专以上0.2%，文盲51.4%；空巢老人中城市3.91%，农村4.1%；在城市中愿意与子女同住37.2%、无所谓22%、不愿意40.8%，农村中分别为54.4%、24.5%、21%，愿意入住养老结构的占总数的20.3%。见表1。
2.2 老年人健康状况及老年护理的需求
健康状况：很好8.9%，较好59.7%，较差22.3%，很差9.1%，慢性病患病率79.1%；生活自理能力-完全自理82.4%，部分自理9.6%；完全不能自理8%；护理需求中-饮食起居照料58.1%，家庭保健及健康咨询41.8%，心理护理需求29.79%；护理服务方式-直接到家中服务5%，定期上门服务45.4%，随时提供呼叫服务49.6%。见表2。
3 调查结果分析
3.1 从收集的资料分析
我国城乡均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且发展的速度很快。据预测，到2010年老年人将占总人口的12.1%；到2020年将进一步增至15.2%，呈加速增长之态势。但是，老年护理服务体系还未真正建立健全。发达地区老年护理服务扩展较好，边远贫困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老年医疗卫生服务较差，缺乏专门从事养老护理服务的医疗机构及经过专业培训及持证的专业护理人员。
3.2 高龄老人和“空巢”老人增多
城乡老年人需要日常生活护理和照料的比例增大，家庭和社会对老人长期照料与护理的责任明显加重。调查发现，一方面，希望入住有偿服务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数比例并不高，另一方面，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长，众多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对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和社区养老护理的需求益加强烈，数量逐年递增，随之而来的社会服务需求也急剧增长。
3.3 根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特点与需求
老年人脏器储备功能低下，适应力降低，免疫力减退，应激能力降低。中医认为老年人正气渐衰，五脏功能日益低下，病机复杂，虚实夹杂。除了需要老年护理人员提供的专业服务外，诸多老年病更适合于中医中药的调理与保养，从饮食护理、情志护理、运动护理、中医技术等方面进行日常的护理和身心保养，如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用手法、腹针、中药等方法相结合的中医综合疗法能达到良好的效果[3]。因此，为了满足老年人的健康需求，迫切需要培养老年护理及中医康复护理的专业人才。
3.4 《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明确提出，大力发展中医护理。《纲要》中透露，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制订并推广优势病种中医护理方案，预计到2015年培养中医护理骨干人才2万名，加强中医护理在老年病、慢性病防治和养生康复中的作用。边远贫困地区，老年护理工作的开展情况欠理想，缺乏专门大规模的老年人医疗卫生机构及专业人员。结合中医护理高效快速、简、便、验、廉、广覆盖等特点，以及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及需求，开展养老护理、中医护理教育有着较大的空间，改革护理课程，加强学生老年护理及中医护理知识与技能的培养势在必行。
4 启示
根据新的医疗卫生改革方案，要强化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做好社区老年人医疗护理工作非常重要。通过调查研究，笔者认为要做好欠开发、经济欠发达的边远贫困地区老年护理工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①建立完善的老年卫生服务体系，适应老龄化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健康老龄化建设。开发老年卫生服务是促进健康老龄化建设的必要保障。政府需加大投入，并争取社会福利资金注入，创办适应边远地区老龄化社会发展的老年卫生服务体系。以满足老龄化社会发展及老年护理实践和卫生职业教育一体化教学的需要。探索和建立适合边远地区的社区医疗卫生护理模式，为老年人提供全面、系统、规范的社区护理服务，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②加大护理人才培养力度，改革培养模式，改革护理课程，加强老年护理及中医护理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及培养。我国老年护理及中医护理教育的开展欠佳。为适应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在高职院校设置老年护理专业、中医护理专业，有计划地培养一批老年、中医的专科护理工作者，有利于我国老年护理事业的开拓与发展。普通护理专业应将老年护理及中医护理课程列为必修课，增加实践教学内容，鼓励学生毕业后从事老年护理工作。另外，对在校护生及在职护士进行“养老护理员”和“保健按摩师”等职业资格的培训和鉴定，加强老年护理及中医护理的继续教育，强化护士的老年护理意识，引导其主动提高老年护理的技能[4]。
③深入社区加强老年人的健康教育，增强其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健康状况。护理人员是老年护理的设计者、指挥者和提供者，要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水平，依赖于老年护理知识的普及。对老年人进行健康教育可通过举办专题专场讲座、随机性教育或示范性教育等形式，让老年人学会一些简单正确的自我保健知识。
【关键词】 长期护理；护理需求；老年人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0-5727-02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很多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它一方面显示了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它也给人类提出了更大的挑战。长期护理在国际上通称为LTC，是人口老龄化突出起来的社会必然现象。就其服务的内容和形式而言，长期护理非常适应老年人群生理和心理特征以及生活和健康需求。因此，研究老年人的长期护理现状及需求现状，为完善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需求提供有效的建议与借鉴。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设计 本研究属于描述性研究。
1.2 研究对象 选择了山东省昌邑的老年人（60岁以上）100人为调查对象。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老年人是指年满60周岁以上的公民。
1.3 研究工具 调查问卷法。在岳麓区三个小区内选定100位老年人，利用事先准备好的调查问卷，访谈调查这100位老年人的护理情况及存在的需求情况。
调查表内容包括一般资料5项，护理服务需求情况9项，护理费用情况2项，疾病和健康知识需求状况5项，共20项。
2 结 果
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100份，收回100份，有效问卷9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5%。回收不完全的原因为资料不完整等。
2.1 基本情况 年龄与性别：本次调查对象，年龄最小为65岁，年龄最大80岁，年龄中数为72岁。一共有47位男性，占47%，53位女性，占53%。
婚姻状况：在100调查对象中，在婚78人，占调查人数的比例将近78%。不同形式非在婚者占调查人数的比例超过22%。丧偶者调查总人数的比例近19%。未婚和离异分居占比非常小。
文化程度：在调查的100名老年人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65人，占调查人数的6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20人，占调查人数的20%。
居住特征：调查结果显示，100例老年人中，与配偶同住者47人，占调查总人数的比例将近一半；与子女同住者23人，占23%；与配偶及子女同住者14人，占14%左右。独居老年人16人，占调查总人数的比例也不容忽视。
2.2 护理情况及需求 有关健康知识需求状况：调查内容包括饮食、运动、休息与睡眠、排尿与排便、家庭用药、慢性病预防与治疗等。有需求者占59.8%o
获得健康知识的途径：个人健康知识来源于医务人员的占33.5%，来源于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占6.5%。
个人卫生护理：包括洗脸、口腔护理、洗头、会阴冲洗及擦浴等需求情况。有需求者占85%。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例回答目前的个人卫生护理活动由社区保健人员承担。
各种临床护理内容：包括伤口换药、吸氧注射、输液、灌肠、导尿等需求情况。有需求者占20.6%。45.8%的调查对象对自己居住的社区内有无该项护理内容给予否定回答，另有26.9%的调查对象不知道自己居住的社区内有哪些卫生服务（社区护理）项目。目前有20.6%的老年人急需护理。
3 讨 论
3.1 长期护理模式的选择
3.1.1 社会化长期护理的发展需要三种资源 一是人力资源，即服务提供者；二是财政资源，即服务费用的承担者；三是服务资源，即服务的设备和机构。这些资源均与国家的经济状况有关。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不富余。采取的战略原则只能是用廉价的护理形式替代昂贵的护理形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年社会化护理的需求问题出现晚，增长快，而社会化护理事业发展缓慢，社会的应对措施滞后于社会需求，护理机构提供的服务在许多方面尚不能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
3.1.2 年龄是影响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由于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缺乏，失能老人在依赖家庭的同时，只能更多地寻求医疗机构来解决问题，因此会导致失能老人利用更多的医疗服务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医疗机构的费用要比专门的长期护理机构费用高得多，而且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并不会给老人带来更好的健康，因此从合理利用资源的角度来看，其中存在很大的浪费。
3.2 影响老年人长期护理需求的社会经济因素 长期护理本身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多形式的综合化服务体系，衡量老年人群对长期护理需求不应该仅仅只停留于老年人群日常生活能力损害状况，一些社会经济因素往往直接决定了老年人的服务来源和服务选择。在我国，家庭养老在各种养老模式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某些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这种非正式的长期护理服务的主导地位和角色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3.3 人口老龄化将导致长期护理需求迅速升高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21世纪人类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占总人口的比例近年来一直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为如此庞大的一个老年人群提供健康服务对我国的健康服务体系和健康保障体系而言都将是严峻的挑战。我国老龄人口高速增长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高龄化趋势也非常明显。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比例以大约等于65岁及以上老人增长速度的两倍超高速增长。
综上所述，老年人群众多生理特征、社会人口和经济因素的巨大变革将导致长期护理需求大幅度升高，老年人需要不同层次的长期护理服务。山东省安丘市目前的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和服务支持体系并不健全，面对迅猛的人口老龄化浪潮，建立多层次的长期护理体系应该尽快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当中。
参考文献
[1] 赵国琴，戚雯琰，黄晓玉，等.城镇社区老年人家庭护理研究[J].护理学杂志，2006（3）.
一个世纪前，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的名篇。就人口结构而言，他在文中指责的“老大帝国”其实非常年轻。清末全国的人口平均寿命不过30多岁，“人活七十古来稀”到民国期间依然适用。
然而，在过去40年经历了人口转型的中国正在迈入老龄化社会。梁启超的问题似乎更切合这个时代：“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
老龄化阻碍大国崛起
去年4月，长期关注人口问题的美国学者杰克?戈德斯通在《华盛顿邮报》上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作出了悲观预测：由于一胎政策，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在未来十年会达到顶峰，而后停止增长，到2040年将降至9％。据联合国人口机构预测，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将从2010年的12％升至2050年的33％。中国的未来如同1990年后的日本——规模缩小，人口老化，一幅夕阳晚景。
更有学者将老龄化问题提升到国家竞争战略的高度。与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相比，中国的人口结构不仅老于印度，而且在加速老龄化。所谓人口红利，即高比例劳动力导致的经济增长，会很快被中国分光吃净。而印度的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将一直增长到2030年。德国波恩大学埃里希?威德教授去年在《法兰克福时报》上撰文指出，“印度的王牌是其年轻而且不断增长的人口。”
中印“龙象”之争一直是西方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无论看好哪国，比较者总喜欢强调某些因素，忽略另一些因素。就人口红利而言，其实每个国家都有机会享受一次，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尽管印度的工作人口较为年轻，但占人口半边天的妇女劳动参与率却远低于中国。在15岁以上的人口中，2009年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女性参加工作，而印度只有三分之一。此外，印度工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也逊于中国。除非印度提高劳工素质，扩大基础设施，并开发剩余劳力，否则其人口红利并不会在未来兑现。
对“老大中国”持悲观态度的人们则太看重人口因素了。中国经济过去并不仅仅因人口红利而增长，未来也不会因这一红利消失就衰退。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两位学者估算，人口红利只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16.5％。
中国的增长速度将因人口老龄化而放缓，但并不妨碍它最终成为超级大国。美国经济学家萨勃拉曼尼亚在《大预测》一书中综合分析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种种估量，指出即使考虑老龄化因素，中国仍将在2030年取得类似美国在“二战”后的全球经济主导地位。
中国像一部四引擎拉动的跑车，尽管人口红利渐渐消失，还有教育红利、创新红利和制度红利有待开发。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非人口数量，而在于人力资本。有人认为老龄社会不利于创新，因为年轻人的比例在持续下降。而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由于高等教育普及，更多年轻人能接触先进知识，创新者的数量不降反增。比如，中国科研人员占全球的比例由2002年的14％升至2007年的20％，而在此期间美国和欧洲的份额均有所降低。
老龄社会，大势所趋
一个新问题出现后，人们往往首先试图回到过去的状态。在有关老龄化的政策讨论中，有一股强大的声音要求放松生育管制，恢复人口结构。对此我们首先应看到，老龄化属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而不是发展倒退的问题。由经济增长引致的老龄化是人类社会的大势所趋。发达国家几乎都经历了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双重下降，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到2050年，即使美国的老年人口也将接近30％。
应对老龄社会，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不外三条：鼓励生育、吸纳移民、提高劳动生产率。发达国家中，唯有美国能通过大规模吸纳外来移民，延缓老龄化社会的来临。鉴于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国不可能采取这一策略。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也很有限。即使中国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也不会扭转老龄化趋势，因为国人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
根据零点公司2010年进行的生育调查，在目前只有一个孩子的中国城市居民中，有56.4％的人希望有两个孩子。而这些居民年龄偏大，出于健康等因素的考虑，不太可能生育二胎。在尚未生育的年轻居民中，仅有不到一半的人表示希望拥有两个子女。
有论者认为，解除生育管制有利于缓解“未富先老”的局面。其实，中国的人口老化模式也符合“先富而老”的西方国家经验。2010年，上海、浙江等发达地区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已超过10％，而青海、宁夏等西部落后地区的老龄化水平只及6％左右。老年人口较多的地区一般劳动生产率也较高，“未富先老”的状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根据上述分析，提升人口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中国应对老龄社会的唯一出路。依靠制度改革和技术进步，人口红利消失后的中国还有很大的经济增长空间。
老龄化并不是十分严重的国民经济问题，而未来老年人的生存境况却是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中国老人的未来前景
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曾撰写过一部研究老龄化问题的著作——《老龄与衰老》。老龄不等于衰老，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口走势不可逆转，我们需要防止国民的衰老化，而不是单纯的老龄化。人口学家曹树基建议中国建立一套老龄化指标体系，这套体系以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为依据，而不是仅仅关注年龄。它将比目前的统计方式更真实地反映中国的老龄化状况。
健康而具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不仅不会成为经济负担，还会对社会作出相当贡献。波斯纳做过“动态智力”和“固定智力”的区分。他指出，老年人记忆力虽然衰退，但处理纠纷的公正性却胜过年轻人，并非所有的工作他们都不能胜任。发达国家近年来纷纷提高退休年龄，一方面为了减少养老金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也为了利用老龄劳力。
况且，老年人即使不工作，也不等于不劳动。老人们可以在家里为儿女照顾孩子，这样既减轻了儿女们的养育负担，也让老人们在精神上有所寄托。目前中国劳动力流动越来越频繁，这自然有助于配置人力资源。可由于户籍制度不配套等原因，老年人常常不得不与子女分居两地，如此前者得不到照顾，后者又不得不忙于家务。进一步松动户籍政策，便利社会福利的异地转移，将有助于老年人口作出社会贡献。
在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政府应鼓励老年人多发展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爱好，关注其晚年的生活质量。早在民国年间，社会学家潘光旦即强调老年人的经济问题固然重要，情绪问题也不可忽视。但目前这一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学术界和公众足够的重视，未来必须重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问题。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养老保障制度
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成为我国发展过程中的焦点问题，社会各界都对这一问题忧心忡忡。普通老百姓忧心的是家庭面临着老人养老的经济与服务问题，而学界更多关注的则是人口老龄化对我们整个国度所产生的长远影响，以及对老龄化问题解决方案的探讨。要解决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我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及成因，只有对于人口老龄化全面了解了，我们才能根据现实的国情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一）未备先老。2005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87%。这意味着我们国家快跑进入了老龄化国家。原来我们讲中国人口问题时，总强调：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特点，而人口老龄化则是发达国家的人口特点。人口老龄化这种发达国家的人口特点几乎是在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降临。
（二）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五千到一万美元以上，而2005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一千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三）基数庞大。2005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总数约1亿人，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2023年将增加到2.7亿；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
这三个特点，使我们国度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比任何国度都显得严峻，因此，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迫在眉睫。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人口老龄化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众多发达国家也面临着这一现状。之所以我们国家会提早进入老龄化阶段，更多的是人为的产物。
人均寿命的延长是国家发展过程中产生老龄化的一个普遍原因。随着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和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多年来一直在稳步增长之中。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我国八十年代所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八十年代随着国家人口突破10亿，按当时的人口增长的速度，世纪末中国人口会达到14-15亿。处于这种人口总量下所带来的经济、资源、就业等压力的考虑，十二大把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33.43‰，下降到2008年的12 ‰左右 。中国迅速由一个重视繁衍子嗣，多子多福的国度，转变成一个低生育率的国度。可想而知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面临的现阶段的养老问题，更多的是由独生子女来负担，这无疑增加了养老问题的严峻性。
因此，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不完全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产物，而主要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副产品。
三、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
第一，调整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基本国策。70年代初期，我国人口高速增长的态势要求我们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然而，时至今日，我国的人口形势出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惯性增长和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因此，有必要为注重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应着重从三个方面着手，生育数量的增加、生育间隔的取消及生育年龄的调整。从计划生育政策出台，我国在这三个方面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但仍无法改变我国低生育率的现状。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多子女观念更加淡化，越发达地区，生育率越低。“四二一”不合理的代际结构，独生子女存在的成长中的问题以及老龄化的危机，众多压力下需要国家下更大力度来挽回人口危局。
第二，调整和规范法定退休年龄。随着医疗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的平均寿命逐步延长。原有条件下制定的退休年龄政策脱离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现时段面临严重老龄化问题的状况下，调整和规范法定退休年龄显得尤为重要。波斯纳在《衰老与老林》一书中提到：“随着寿命的延长，退休年龄也可以相应地提高”。我国平均寿命已超过70岁，退休年龄仍然按照建国初期的政策执行，因此，“中国未来延长退休年龄是可以肯定的，但由于受到目前的就业压力，才没有做出修改”。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人口红利逐步消退，就业压力也会得到相应的缓解。在未富先老的状况下，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资金匮乏。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是解决资金问题的直接途径。
第三，建立覆盖全民的养老服务体系。解决养老问题的关键除了资金作为基本保障外，另一个就是需要相应养老服务的支撑。我国传统养老模式主要以居家养老为主，养儿防老成为中国人心目中不争的事实。但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对于大部分独生子女的家庭来说，居家养老越来越无法实现。
目前，我国的机构养老中，主要涉及民办和国办两种形式的养老院。这些机构层次不齐，并且从数量上也无法解决绝大部分人的养老问题。因此，机构养老只能作为辅助。社区养老服务将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结合起来。通过政府扶持和监督、民间组织参与、市场化运作，逐步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实现居家养老的社会化。老人在家中居住，社区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的程度，为老人分层次提供相应的服务。这不仅解决了老人居家养老的愿望，也为社会节约大量资金。同时，也保障了家庭中其他成员的生活质量，不影响子女的正常工作于生活。
因此，解决中国养老服务问题的关键，在于以社区为依托，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
参考文献
[1] 易富贤.大国空巢[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
[2] 张万波.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以青岛市为例[D].济南：山东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