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研究范文
时间：2023-12-04 17:27:01
社会经济研究篇1
关键词：低碳经济；技术进步；社会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78-02
党的十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为了‘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必须坚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1]这深度分析了资源环境（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发展低碳经济，是解决资源环境危机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社会发展、实现生态型社会的良好选择。
一、低碳经济的产生与内涵
1.气候变化催生低碳经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一款中，将“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目前的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特别是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的经济活动引起的，人类在过度开发自然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毁灭自己。化石燃料燃烧和毁林、土地利用变化等人类活动所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大幅增加，温室效应增强，从而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灾难性气候事件频发以及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害。面对这些严重威胁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问题，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成为世界共同的主题。如何应对气候变暖，英国首先给出了其独特见解。2003年，英国政府在其能源白皮书《英国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明确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概念和目标，即：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到2050年建立低碳经济社会。2008年，当第35个世界环境日的主题被联合国设定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时，“低碳经济”已然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的选择。
2.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从广义上讲，是要协调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应是以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为出发点；以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为目的；以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更好的生活质量、更多的商机和就业机会以及为先进技术的应用和输出创造机会为目标。而从狭义上说，低碳经济是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来应对气候变化对人类发展的造成的影响。但是，单纯地将“低碳”经济理解为“无碳”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二氧化碳不仅是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必需物质，而且在灭火、冷藏食品、人工降雨、制作饮料等方面也有突出贡献，完全的“无碳”经济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假如“设定自然系统（大气圈）客观地存在一个最大可容纳的二氧化碳含量，要确保气候不至于逐渐变暖，人类经济活动累计排放的二氧化碳必须始终小于或等于最大可容纳的二氧化碳含量，否则，气候变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2]由此可见，只要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高碳”经济与低碳经济也可以并行不悖。因此，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不等于发展低碳经济的全部内容。
因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是以保护资源环境为基础的，那么，发展低碳经济是否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首先要正确认识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1.自然环境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关系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将自然经济纳入其研究范围，认为自然环境只是为经济活动免费提供可利用资源的供应系统。由于自然资源不是劳动产品，又没有进行价值交换，因此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吴易风教授通过对马克思著作的分析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不单纯是生产关系[3]；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研究包括了对自然资源配置的研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下有着不同的配置方式，不存在超历史的资源配置的合理性。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定义，“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节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将自然环境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紧密联系起来，为我们正确认识自然环境与社会再生产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2.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没有对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协调关系给出系统分析，但是，在他和恩格斯的自然力思想中很早就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因为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5]这一观点明确指出自然资源是构成生产力要素的重要基础。因此，自然资源是通过促进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另一方面，恩格斯指出：“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6]揭示了灾难性的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因此，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3.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环境的清洁也是一种资源，污染了环境，就等于“消耗”了清洁环境。价格、替代品和技术进步对清洁环境的作用与对其他资源的作用是相同。“如果排放污染物是没有成本的，那么，生产者就没有限制排放污染物的激励。但是，如果污染环境存在某种价格，那么，生产者将设法寻找到某种方式，以替代污染物的排放。排放污染物的价格越高，生产者就越有积极性去研发限制污染物排放的方式和途径。”[7]因此，在生产中加入环境成本，不仅可以节省资源、保护环境，还能起到提高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与发展低碳经济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三、低碳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1.低碳经济倒逼技术进步
低碳技术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是一种倒逼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技术发展带来低碳经济”，只要突破了技术问题，低碳经济也就自动发展起来了。其实，这完全颠倒了低碳经济与技术进步的因果关系。先进技术的发展一定是为了适应某个预先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技术进步总是滞后于所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的。纵观历史，只有当人们不满足于当下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时，才会通过发明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来满足人们新的需要。事实证明，当下运行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是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极大挑战。为了挽救濒临枯竭的资源、恢复碧海蓝天，人们提出了更高一级的，更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新需要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而要想发展低碳经济，必须改进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因此，低碳经济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必将是前者倒逼后者的关系，并且这种倒逼机制是低碳技术发展的强大原动力。
2.低碳经济模式的优越性
传统经济学认为，劳动是劳动者通过劳动手段改造自然来获取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要素的过程。高碳经济模式是将支持经济活动的四种基本资本中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人造资本结合，改造自然资本来获得各种人类生产生活所需的要素。对比低碳经济和高碳经济的理论模型得出：假设将人类全部的经济活动抽象为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低碳经济模式下，在对自然系统向经济系统（社会在生产过程）输入可用资源的认识中，首先，加入了对由经济活动产生的不可转移消化的废弃物（抽象为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从正反两方面重新理解生产和消费过程。其次，提出了自然资源和自然承载力的有限性问题，自然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并不是不可耗竭的；自然系统能够承受的污染也是有限的。最后，给出了低碳经济模式下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当二氧化碳排放量小于自然的最大承载力时，社会在生产过程的实现条件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当其已经逼近自然系统允许的最大排放量时，还必须满足生产和消费活动必须是二氧化碳零排放，否则社会在生产过程就不能继续。低碳经济模式展示了劳动对自然系统的破坏性，也不再将生产力简单地理解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
3.低碳经济的实现形式
低碳经济的实现形式是合理调整能源结构，优化能源利用方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积极开发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除了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外，还必须加快开发清洁的替代能源，尤其是战略性地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向“低碳富氢”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应减少地下含碳能源的开采，大力开发太阳能、水能、风能、核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发展替代能源要按照以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以优势能源替代稀缺能源、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思路，逐步提高替代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以发展低碳经济为契机来解决能源问题，根本出路是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节约优先的方针，大力推进节能降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通过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积极调整工业结构、优化用能结构，加快构建节能型产业体系。要强化工业节能，推进建筑节能，加强交通运输节能，引导商业和民用节能，推动政府机构节能。特别要注意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力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推进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走生物质能源发展道路。
由此可见，发展低碳经济并不是为了限制生产的持续增长与消费的持续提高，而是在资源环境的最大可承受范围内，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
[2]程恩富，王朝科.低碳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海派经济学，2010，（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7.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28.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42.
[7]戴维・N・韦尔.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35.
社会经济研究篇2
一、什么是经济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需要明确的是，虽然他和经济挂钩，但是经济社会学内在的理论进路和分析理路仍然遵循了社会学模式，它不会将经济现象独立于社会结构去看待。这门学科特色在于，它是社会学家以社会研究的视角对经济学领域进行的介入，而这种介入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可以说经济社会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反思和挑战。熊彼特被认为是最早倡导“经济社会学”的人物之一，在《经济分析史》中他提出本文由收集整理了“经济社会学”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研究“经济制度”的科学。但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倡导的“经济社会学”更多着眼于“经济”，这就与现今我们所言的经济社会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是最早对经济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认定作出贡献的人，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他对社会学进行了三大类的划分，分别是一般社会学、社会形态学和社会生理学，经济社会学就被他划分在了社会生理学之下，成为了社会生理学的一个分支。诚如前文所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仍然是社会学式的，重点关注经济过程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而经济学则偏重于研究这一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尚无定论，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包括：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等。经济社会学对消费的研究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侧重于研究消费者内在的购买行为以及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二是侧重于分析消费行为方式发生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环境；三是对于消费文化的关注侧重于研究符号的意义、消费文化的形成以及行为感受过程。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把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纳入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较早时期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的学者就有韦伯、涂尔干、凡勃伦等，当代较有影响的经济社会学家则有帕森斯、斯梅尔塞、熊彼特、杜森贝利、西美尔、布迪厄、理斯曼和鲍德里亚和富永健一等。
二、主要研究方法与理论
作为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经济社会学的本身理论体系其实还尚无定论。有的学者将其理论体系概括为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几大组成部分。其中的经济行动是社会人一系列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且这些行动的目的也并非仅仅着眼于最大利润的获得，而是一种对多层次需求的满足。社会经济结构论就主张作为社会系统子系统之一的经济系统需要同其他社会内部的子系统达到互助的满足效用，从而使经济发展水平同社会结构相适应。社会经济变迁论是当代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它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变迁所具备的心理特质、发展的指标体系、发展中的协调与失调等问题。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论则是社会经济变迁论的理论延伸，主要是运用长远的目光去分析一国经济发展应有的道路，以便在联系本国实际的基础上，为经济发展出谋献策。
从具体内容来看，各国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但依据其内在共性，可将其大致分为五个研究方面：（1）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一般认为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起着决定作用，不同的群体结构、活动会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造成差异很大的作用。（2）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发生这些影响的诸多社会条件，具体就是社会当中政治、文化、人口、地域等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3）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主要研究支配人们开展一定经济行为的社会因素。（4）经济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包括对经济活动各环节的社会学分析，还会分析不同经济集团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5）研究经济政策的实施，主要是着眼于实施经济政策的社会依据和社会条件。
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基础理论有如下几种：（1）理性选择理论，即认为最大化的实现私利是决策者行为选择的标准，纯粹的理性在于人是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2）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成本和时候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3）谈判理论，以传统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项资源从股价低的主体转移到股价高的注意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
三、对经济法研究的助益所在
1、有助于揭示经济法的社会性本质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它的首要价值目标是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或某一团体的利益。这种社会性是对普遍而非特殊的强调，也是对全局而非局部的强调，它突出的是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体性。可以说社会性在经济法领域的凸显，既回应了现实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又满足了法律本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要求。作为一门以社会学视角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交叉性质学科，经济社会学主张经济法研究中运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对于经济法社会性本质有着很好的揭示作用。
2、有助于为经济法研究提供多种科学视角
经济社会学主要依托的还是社会学视角，这种实证的学科手段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前文中所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法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可以说这些经济社会学基础理论为经济法研究积累了不少的理论基础与创新方法。
3、有助于经济法之经济目的的体现
社会经济研究篇3
[关键词]社会资本；经济发展；非正式制度；信任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9)05-0019-0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基于特殊双重委托问题的家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08JC790092)。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该理论一经社会学家提出，就引起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关注。经济学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尽管经济学领域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总体而言，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的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要素的综合体。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上，众多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一研究领域文献的出现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将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历史文化因素纳入经济学研究框架，人们发现社会资本在促成合作和交易、保证交易制度良好运转、降低交易成本和契约的实施成本、提高资本运行效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从而有利于提高经济绩效。
一、社会资本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兴起
(一)
“资本”概念的扩展
“社会资本”在概念表述形式上就体现出鲜明的经济学色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本是在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行动中被投资和动员的资源，资本的本质属性在于它可以通过投资实现增值，是一种生产性资源。古典经济学将生产要素分为三类：土地、劳动和资本，这里的“资本”是指以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和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物质资本。长期以来，物质资本作为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20世纪60年代，以Schuhz和Becke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同质性的假设，将“资本”的范畴从实体性概念过渡到了非物质性概念。
循着“资本”与“人”相结合的思路继续前进，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社会因素的影响。Loury在经济学领域首次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在研究种族间收入不平等问题时提出，存在于家庭关系和社区组织之间的社会资本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以Bourdieu、Coleman和Putnam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然而在广义资本的子概念群中出现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划分。资本概念的扩展反映了人们对资本认识的不断深化，也表明人们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的理解更加全面。
(二)对经济增长解释的完善
经济学对于“资本”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同样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古典经济学将有形的物质资本当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强调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使得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完善。人们开始认识到，以教育、培训、健康、迁徙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束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上，即为什么不同国家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速度不同。
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的巨大进步还需要依赖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交易的制度。因此，以信任、规则和网络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家开始将社会资本的贡献作为经济增长的因素加以研究①。在微观层面上，主要考虑社会资本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方面发挥的作用；在宏观层面上，主要探讨非正式制度、社会网络等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绩效的。Putnam认为“社会资本增加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利益”。
(三)“东亚奇迹”的启示
在对经济增长的考察中，“东亚奇迹”成为社会资本推动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东亚奇迹”打破了西方国家通过长期的经济微增长实现工业化的传统经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就断言，东方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伊斯兰国家)缺乏类似新教这样的宗教伦理，不能生成资本主义；相反，儒教所主导的东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东亚奇迹”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韦伯的预言。Krugman通过分析也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自于劳动力与资本投资的增加，而非与技术进步相联系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因此，他认为这种增长是难以持久的。然而历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东亚地区仍然表现出持续的经济活力。
对于东亚经济发展的奇迹，理论界较权威的一种观点认为，
“东亚奇迹”只能部分地由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等传统因素解释，和谐的人际关系及儒家文化道德规范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是东亚经济发展的特殊动力和深层原因。东亚社会在经济发展目标上的共识、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观念和社会关系结构、政府与社会间较为和谐的关系、以制度安排和组织设计为特征的政府政策，所有这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增强了经济效率，促进了信息交流以及政府和企业间的合作。
二、经济制度中的社会资本：概念和类型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
“社会资本”概念继经济学家Loury首次引入经济学研究之中，社会学家Bourdieu对其进行系统界定后，Coleman、Putnam、Portes、Fukuyama、Butt和Stiglitz等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定义。作为一种具有经济属性的资源，尽管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社会资本涉及到一系列准则、规范、网络和组织等，并且对于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加以肯定，但是对于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至今没有达成一致共识。
综观各种对社会资本的理论界定。笔者认为
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三种观点。第一种是Putnam的界定，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第二种观点来自Coleman，他将社会资本看成是“一系列拥有两个共同要素的不同实体所构成，这些要素均由社会结构的一些方面构成，而且它们促进了参加者的某些行动”。Coleman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三种形式：义务和期望、信息渠道、社会规范。第三种观点来自North和Olson的研究，他们提出的观点更为宽泛，认为社会资本还应包括使标准规范得以发展及决定社会结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例如政治制度、法律规则、立法体系和公民政治自由等正式制度关系和结构。
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的三种观点虽然表述各异。但都强调了社会关系与经济结果的相互影响，并且关注经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组织提高经济效率的途径。三者的区别在于，Putnam的界定强调了个体之间的“横向联系”，并肯定了社会资本具有的经济学意义。Coleman特别强调了社会网络的“闭合(closure)”对于社会资本生成的重要性，在他的界定中，社会资本不仅包括个体之间的横向联系，还包括纵向科层组织。而North和Olson的定义则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甚至将某些正式制度也纳入其中。
(二)社会资本的类型
在对社会资本外延的界定上。部分学者对其进行了类型划分(见表1)。Collier区分了“政府社会资本”和“民间社会资本”。Krishna根据集体行动产生的不同途径，提出了社会资本的两种类型：“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Uphoff依据社会资本的来源及表现、存在的领域、动力因素等角度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Collier、Krishna和Uphoff划分社会资本类型的标准各不一样，但是他们区分的社会资本的两种类型却分别具备某种共性。“政府社会资本”、
“制度资本”和“结构型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了社会资本的制度属性，它们以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而“民间社会资本”、“关系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则主要体现了社会资本的非制度属性，它们以内隐的方式存在于群体中，以此影响组织中的个体行为。关于这两组社会资本，Coleman所研究的“开罗Kahn El Khalili市场”和“纽约钻石批发市场”分别提供了两个很好的例证。
虽然对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但是社会资本所具有的非个体属性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同。在传统的经济学假设中，每个市场上的经济个体都拥有独立的效用函数，而在社会资本范式下，个体的效用函数还受到来自他人和组织的影响。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社会资本的产生来源于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通过重复博弈产生合作解，并使交易双方形成对于声誉进行投资的动机。Uphoff就对社会资本的这种非个体属性进行了精辟的阐释。他提出社会资本的“社会”是指“一定程度的相互关系、一定程度的共同身份、某种程度的相互间而不是个人利益的合作。Coleman也认为”人力资本隶属于人，而社会资本则存在于人们的关系之中。
三、社会资本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
关于社会资本的经济效应，经济学的研究中其实早有涉及。由于市场机制中信息的不对称和交易的不确定性，经济交往中存在着“社会成本”，尤其是在市场上搜集信息的时间和资金成本，以及保证契约执行的成本。因此，Coase和Williamson等在新古典框架下强调经济制度对于市场效率的重要性，他们将制度看成是减少社会成本和获得信息的正式机制④。North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决定着经济行为和交换的路径、规则和规范同样重要。在有关经济史的研究中他提出，在一个缺乏规范和信任的地方，企业家不可能造就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要完全依赖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要依赖支撑相互信任的有利的制度框架。North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中其实已经包含了社会资本的思想。Greif在研究中世纪地中海地区交易模式时，通过对马格里布和热那亚两种贸易商的对比，用预期的差异解释了两种交易模式在关系上的差异。North和Greif的研究中虽然没有直接用“社会资本”的概念，但是已经涉及到经济发展中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
Serageldin和Crootaert在综合不同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的经济作用归纳为“共享信息、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而对于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多的学者通过实证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在宏观层面，主要关注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在解决贫困问题中的作用；在微观层面，主要研究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以及社会资本对于金融发展的影响。
(一)社会资本与宏观经济增长
社会资本被逐渐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索，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是学者最为感兴趣的研究内容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两个典型的区域发展案例的影响，一个是东亚的经济增长，一个是意大利的区域发展差异。
东亚地区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发展被称为是“东亚奇迹”，在探究“东亚奇迹”的特殊动力和深层原因时，人们最后总会将目光聚集在其丰富的社会资本上。甚至有学者将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形式概括为“网络资本主义(Network Capital-ism)”，认为以家族或联系密切的种族社群为基础的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信任，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并加速了信息的流动和创新。意大利的区域发展差异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Putnam用了20年时间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以公民参与传统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资本是决定意大利南北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关键因素。意大利北部地区之所以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南部地区，主要得益于良好的合作传统、互惠性规范和市民参与性网络。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假设，Helliwell和Putnam选取“市民团体”、“制度绩效”和“公民满意度”这三个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用人均GDP作为因变量，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意大利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高于南部地区，同时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南部地区，从而进一步验证了Putnam关于“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的理论假设。
在衡量社会资本水平时，大多数学者都选择将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进行测度。按照Fukuyama的观点，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础，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程度，取决于该社会普遍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的高低决定现代私营大企业的发展状况，从而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LLSV从组织的角度出发，运用世界价值规调查(WVS)的数据来衡量社会的信任水平，研究发现
信任水平与司法效率、税收服从度、官僚机构效率、市民参与和大企业成功率等因素存在正相关。Knack和Keefer同样利用WVS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信任水平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的结论。张维迎和柯荣柱以中国跨省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了信任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其中的一些结果表明，良好的信任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利润，就中国而言，还有助于吸引外资。
有关信任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Fukuyama的理论假说，揭示了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信任等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证明除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社会资本也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然而此类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一是对于社会资本的定量测度尚无统一标准。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不同，采用的量化指标也存在差异，因此得出的结论缺乏统一的可比性。二是在研究中忽视了信任的标准问题，即没有严格区分“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二)社会资本与贫困问题
除了关注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多学者还将研究焦点集中到贫困问题上。现有文献关于社会资本在解决贫困问题中作用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组织)层面。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家庭的社会网络，家庭通过它拥有的社会网络来获取资源，从而影响就业、家庭福利和贫困的改善。
然而更多的学者还是从社区(组织)层面对贫困地区公共资源管理系统中的社会资本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最具代表的是Ostorm的研究。她运用博弈论分析了自组织资源治理系统中的社会资本。通过对尼泊尔灌溉系统的案例研究发现，依靠合适的激励机制和有效的参与合作，可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并提高公共资源的管理效率。Uphoff对斯里兰卡“合作性水资源管理”案例的研究也表明，通过非正式的组织网络和有效的合作，可以提高灌溉系统水资源的管理效率，实现帕累托最优。Narayan和Pritehett对坦桑尼亚乡村社会的调查研究还发现，乡村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会引起乡村全部家庭收入的相应增长㈣。
社会资本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作用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构建贫困者的社会资本网络、增加贫困者的社会资本存量已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贫困治理的目标。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提供了一种组织信息共享、合作以及集体决策的非正式制度框架，对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缓解贫困起着明显的作用。在我国当前二元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反贫困治理要由目前的物质资本范式和人力资本范式转向社会资本范式，应当通过构建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贫困群体的社会合作来增加其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有效解决贫困问题。
(三)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Coleman在经典文献“Social Capital in theCreation 0f Human Capital”中首次分析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二者的关系。他把通常的“家庭背景”变量划分为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将家庭的社会资本看成是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认为存在于家庭和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对于下一代的人力资本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在Coleman看来，由于社会资本的公共物品属性，导致人们向社会资本投资不足。在Coleman的开创性研究之后，部分学者就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Boxman等发现，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会随着社会资本的增加而变小。Flap和Boxman通过进一步对荷兰企业高管人员的研究发现，无论人力资本处于什么层次，社会资本和收入都存在正相关；但当社会资本处于较高层次时，人力资本的回报将下降。
揭示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虽然现有研究已经认识到社会资本是和人力资本一样重要的生产要素，但是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转化还缺乏深入的分析。个体或组织拥有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何种内在关系，个体社会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对于收入决定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别，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四)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却有不同的解释。部分学者将社会资本概念运用于区域金融发展的研究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Guiso等人的著名研究。Guiso、Sapienza和Zingales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利用献血率和选举参与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水平与家庭现金持有率呈负相关，而与家庭证券持有率呈正相关，即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居民对金融工具的选择更偏向证券，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意味着金融发展水平较高㈣。Guiso等人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它解释了影响金融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但是没有就社会资本影响金融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说明。
社会资本在微观金融制度中的积极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⑥”。乡村银行主要面向农村贫困群体开展小额信贷，这一模式获得了极大成功。Van Bastelaer考察了社会资本如何降低小额信贷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的成本，他认为乡村银行主要的社会资本是员工和成员之间持续的关系，是信贷官员与借贷者之间庇护人和受庇护人的关系等。对于这种微观金融制度的成功，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社会资本促进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良好的信息流，并且降低了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四、社会资本的理论困境和非均衡分布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和理论模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兴趣，而且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发展的困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rrow就建议放弃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个重要概念：信任、规则和网络都不是新东西，博弈论中的“声誉理论”早已涉及，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概念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测度性和定义的模糊性㈣。此外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olow也认为，讨论社会资本与经济运作的关系是难解、复杂的，
“社会资本”概念完全可以代之以“行为模式”一词。
在肯定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问题。Portes和Lan-dolt首次提出了“消极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将社会资本的消极因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圈内信任导致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第二是对团体内个人成员形成限制；第三就是社会资本具有负外部性，黑手党家族、集团和青少年犯罪集团就是例证。正因为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很多学者认为它可能为腐败、裙带关系和寻租行为提供基础，而在经济领域还可能造成资源的垄断和市场的分割。
同样，Fukuyama也注意到了社会资本的这种非均衡分布问题。他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曾将不同的文化区分为“低信任度的文化”和“高信任度的文化”，他认为中国、意大利南部地区、法国等属于“低信任度的文化”，而日本、德国、美国等属于“高信任度的文化”。前者的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上的社会，后者是指信任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Fukuyama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社会缺乏超越家族关系的普遍性信任，强势的家族主义使得难以创建大规模的经济组织，而规模的限制终将阻碍家族企业的进一步成长㈣。他认为社会资本的非均衡问题表现为以社会的“特殊信任”替代了“普遍信任”，而这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Fukuyama的推断仍有待商榷，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五、总结和简评
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网络、共同规范和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为解释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经济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很多研究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意义。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社会资本理论的学术价值正日益凸显，然而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相关基本理论问题值得加以关注。首先，要明确社会资本的不同表现层次。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存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层面主要指个体通过社会网络所调动的资源。中观层面主要指社会资本特定网络和组织的结构及其特征，宏观层面则涉及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等的影响。现有研究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存在争议，很大程度是因为忽视了社会资本的这种多层次性特征。其次，在同一分析层面上，要深化对社会资本测度的研究。虽然社会资本被确信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理论的说服力有待实证研究的支持。社会资本的测度问题一直是研究中的难点，这需要进一步提炼整合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并建立相关指标体系，通过实证研究揭示社会资本影响经济政治发展的内在机制。
社会经济研究篇4
经济法学与社会法学都是研究第三法域中的现象，介于公法学与私法学之间的学科。在我国法学界，虽然作为社会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劳动法学的研究先于经济法学，但作为社会法学整体的研究却晚于经济法学，尤其是鲜见社会法基础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曲折历程，既有可贵的经验，更有深刻的教训。反思和吸取其教训，对于社会法学的发展，特别是刚刚起步的社会法基础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价值。
一、研究对象的范围
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存在窄、宽两种范围和是否承认经济法为独立法律部门两种选择。窄者以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经济法部门内的法律问题，而对于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大多在部门法总论层次给予研究。这虽然有助于集中资源探索经济法的原理和构建经济法的制度，但不利于将经济法放在法律体系中展开研究。宽者以关于经济的法为研究对象，其中否认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学者认为，所谓经济法学就是研究各个传统法律部门中涉及经济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的跨越传统部门法学的学科，主张把散见于各个传统法律部门中的经济法律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专门和系统的研究；而在承认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学者的研究实践中，唯恐经济法失去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故对研究范围多作窄的选择，忽视了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未能把以经济法为核心的整个法律体系作用于经济建设这一主题作为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所以，不仅经济法学与相关部门法学如何沟通的问题至今未能解决，而且经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作用于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所处的核心地位未能得到论证。
社会法学以社会法为研究对象，然而社会法的外延可作多种理解：（1）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社会法，有的限定为劳动法或社会保障法，有的限定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2）作为法律群体的社会法，即包括第三法域中除经济法之外的其他法律部门，（注：我国官方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描述为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程序法七大法律部门，其中，宪法、行政法、刑法属于公法，民商法属于私法，经济法、社会法属于第三法域。）如劳动法、社会保障法、法、卫生法、环境保护法等若干法律部门。（3）作为法域的社会法，即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第三法域。（4）作为法律观念的社会法，除第三法域外，还包括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
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社会法学的研究范围宜宽不宜窄，至少应当以作为法律群体的社会法为研究对象，还有必要扩及第三法域，甚至可以将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纳入其中。社会法基础理论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二是涵盖第三法域的社会法基础理论。由于经济法基础理论已由经济法学界作出较多的专门和系统研究，现阶段应当着力研究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而不宜仅依据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甚至只依据劳动法来抽象出社会法基础理论。待涵盖社会法群体的社会法基础理论比较成熟后，再试图构建涵盖第三法域的社会法基础理论。无论构建哪种模式的社会法基础理论，在研究中都不应当忽视公法和私法中的法律社会化现象，因为没有公法的私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第三法域及其各个法律部门都不可能与公法、私法衔接和相容。
二、调整对象研究的陷阱
经济法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学中耗费学术资源最多的问题，但至今尚未形成共识，被许多人视为一个“理论陷阱”。之所以会掉入这个“理论陷阱”，主要有以下几点教训：
1、过分看重调整对象的地位。许多学者把调整对象视为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生命线”，以为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唯一依据和经济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对调整对象问题锲而不舍。无可否认，研究法律调整对象的确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法律调整对象就是法律所要规范的客体，对被规范的客体进行研究，肯定有利于法律自身的设计。并且，明确某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也有助于相对界定相应部门法学科的研究范围。但是，经济法调整对象并未达到成为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生命线”的程度。经济法作为才出现的一种新法律现象，对它展开研究，首先应当研究的是它何以为“新”的特征，它与传统法律现象的联系，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在这些研究对象中，法律调整对象仅是其中一个因素。
2、互相对立的观点都以“一种社会关系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为既定前提。例如，横向经济关系由经济法调整就不能由民商法调整，纵向经济关系由行政法调整就不能由经济法调整，反之亦然。于是，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与其他法律部门调整对象的界限，至今未能分清。其实，在法律实践中，一种社会关系不可能只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这是因为处在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每一种社会关系都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而呈现出多方面的属性，而各个方面的属性都有其不尽相同的法律需求，不同的法律需求往往需要由不同的法律部门来满足。于是，需要不同法律部门分别基于不同的目的、按照不同的原则、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方面，对同一种社会关系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调整。因此，把调整对象作为区分不同法律部门的唯一标准，就不可能分清不同法律部门的界限。
3、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只作定性归纳而不作实证描述。其实，研究法律调整对象是为了解决法律对调整对象应当如何进行调整的问题。法律应当如何调整，首先取决于调整对象本身的运行及其法律需求。因而，法律调整对象研究，就是要对作为或预设为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或行为的运行过程进行实证描述，从中探索其运行规律和法律需求。经济法是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法律现象，研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首先应当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规律，即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构成、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主体、关系和行为，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资源配置的规律和原理；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即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需要法律为其提供什么条件，传统法律部门（特别是民商法和行政法）可满足此需求的程度和局限，需要经济法在哪些方面弥补和如何弥补传统法律部门的不足，以满足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需求。
鉴于上述教训，在研究作为法律部门的社会法时，应当摆正社会法调整对象的地位，选准研究社会法调整对象的思路，尽可能避免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在社会法学领域重演。为此，社会法调整对象的研究，应当着重描述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求，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的社会政策需求；在此基础上，研究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和经济法等新兴法律部门满足这种需求的程度和局限，进而研究需要社会法如何满足其它法律部门未能满足的这种需求，并研究社会法在满足这种需求时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其中，还要特别重视研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以及其中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特殊问题，描述现阶段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种种表现及其形成机制，探讨经济与社会不协调的体制原因、政策法律原因和其他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研究其对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各个法律部门的特殊需求，从而为社会法如何满足这种需求而进行制度设计提供现实依据。
三、总论与分论的关系
各个部门法学都由总论和分论构成，总论的原理应当涵盖和指导分论，总论的框架应当为分论提供示范。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对总论与分论关系的处理有两点教训值得记取：
1、颠倒了总论与分论的研究顺序。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看，民法学、刑法学等传统部门法学都是先有分论后有总论，对于经济法学这样的新学科而言，应当遵循先研究分论后研究总论的顺序，先就个别的突破传统部门法的新法律现象逐个展开研究，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再从若干个案研究中抽象出共性的原理和规则，研究总论的问题。抽象地研究诸如“经济法调整对象应当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不宜成为经济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却正是从抽象地研究这类问题开始的。因而，总论的构建特别艰难，虽然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地位、宗旨、观念、本位、原则等问题，已经取得了许多争议不休、玄而又玄的研究成果，但对主体、行为、责任等制度层次的基本范畴却缺少研究。
2、总论与分论脱节。研究部门法总论的问题，应当与分论问题结合起来，使总论中的各种原理都有相应的具体立法、案例和分论原理作支撑。然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长期以来存在着总论与分论脱节的问题，呈现出总论与分论“两张皮”现象。在这样的研究中，总论研究难免空洞。可能出于对这种空洞现象的厌烦，有学者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注：管斌：《第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综述》，《法商研究》2001年第2期。）笔者认为，这种主张是不适当的。因为，经济法总论在当前仍是薄弱环节，而经济法分论中的问题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后已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多一些“问题”与“主义”结合的研究，少一些“问题”与“主义”脱节的研究。
鉴于上述教训，我国法学，切忌把总论研究放在优先位置，更切忌仅依据某个社会法部门（如劳动法）的素材和研究成果抽象出社会法总论，而应当先研究各个社会法部门的具体制度、案例和对策，在此基础上研究各个社会法部门的总论；然后，再在各社会法部门总论和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社会法群体和社会法域的总论。同时，还应当将社会法总论的研究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结合起来。例如，对社会法的公平价值进行研究，不仅要研究公平价值的内涵、要求和依据，以及公平价值与其他价值目标的关系，而且还应当研究实现公平价值的制度安排，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和现行立法、执法中存在公平价值实现不足的表现及其原因，为充分实现公平价值在体制改革、立法和执法中所应采取的对策。
四、本学科与他学科的关系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利用他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是经济法学的必然选择。但利用不等于照搬，也不能毫无选择地利用。正确的作法，应当是选择他学科中适合于经济法学研究需要的原理和方法，并将所选择的原理和方法与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即运用他学科成熟的原理和方法来经济法学中已经出现而在他学科中不曾有过的新问题和新现象，从而得出突破性的创新，尤其是形成有经济法学特色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在他学科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借鉴上，经济法学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1、对于公法学和私法学的已有成果存在着不加选择地利用和照搬的现象。例如，由法律关系要素和法律事实所构成的法律关系分析框架，是与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单一性相适应的，一直是民法学的特色。这种分析框架不宜为经济法学所简单套用。因为，经济法的有别于民法，其调整对象远比民法调整对象复杂、丰富，并且经济法对各种经济关系的调整要同时满足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需求，既涉及微观经济又涉及宏观经济还涉及中观经济，法律关系分析框架不足以对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作全方位和深入的分析。然而，有的学者运用法律关系分析框架来论述经济法律关系一般和具体的经济法制度，显得机械和表面化。又如，民法和行政法中的法律行为相对比较单一，民法学和行政法学中，都有一套涵盖各种民事行为或行政行为的一般法律行为理论。但是，经济法中的行为则具有多样性，既有宏观行为，也有微观行为；既有政府行为，也有市场行为，还有以市场行为为形式的政府经济行为；既有交易行为，也有竞争行为，还有合作行为；既有市场规制行为，也有宏观调控行为；既有运用行政手段实施的行为，也有运用经济手段实施的行为。各种行为之间个性多于共性，尽管在本质上有共性，但在制度要素上的共性甚为单薄。因而，在经济法学中极难形成甚至无多大必要形成涵盖各种行为的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然而，在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有的学者仿效民法学和行政法学，试图研究相当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和行政法律行为理论的经济法律行为理论或政府经济行为理论，以此来涵盖经济法中的各种行为。实践表明，这种努力并未取得应有效果，其理论成果在经济法分论中的普适性甚微。因而，在经济法学中，与其着力研究涵盖各种行为的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不如对各种行为进行分类归纳研究，形成类型化经济法律行为一般理论，这对形成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和设计具体的经济法律制度会有更大贡献。
2、利用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忽视了与法学原理的结合。经济法学需要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但是，经济学理论成果的利用并不能取代法学的分析，经济学理论只能作为说明制度设计的理由，而不能取代制度设计本身，经济学的理论依据与法学的制度设计相结合才是理想的状态。然而，许多经济法学成果在利用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忽视了与法学原理的结合，甚至反客为主。研究具体问题时，在照搬经济学理论之后，显示不出法学成果的品格和特色。
3、法经济学在经济法学研究中的泛用。对各种法律现象都运用成本与收益分析的方法来评价其效率目标的实现程度，当然有助于按照效率最大化的目标来设计和选择法律制度，扭转以往只追求法律的公平正义目标的倾向。但其中至少有三点教训值得记取：（1）过分提高效率目标的地位。作为法律制定和实施主体的国家虽然越来越重视经济，但毕竟不是经济人，或者说经济人不是其主要角色，于是在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法律的价值目标中，公平正义和安全稳定不能不摆在首位。所以，强调法律的效率目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效率目标置于法律的整个价值目标体系中来思考。（2）过分扩大经济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效率目标对立法的表现在制定法律时就充分考虑法律的效率后果，亦即法律实施的成本和收益；而对执法的影响只宜限于执法者有自由裁量权的场合，公正执法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执法的最高原则，执法者追求效率目标时不得超越此原则，这也是近些年来执法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借口考虑效率目标而执法不严不公的现象盛行的深刻教训。（3）忽视运用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在分析某项法律制度时，如果只是列出其成本和收益的构成因素，而不运用经过调查、统计所得到的数据资料对各项构成因素的数量和比例以及各成本因素与各收益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加以分析，那就不是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如果虽然进行了量化分析，但所依据的只是外国的数据资料，那其结论对我国仅有意义，而不宜用来说明我国法律的成本和收益。在有的法经济学论著中，虽然画出了反映一定函数关系的图像，但未注明其数据和图像的来源，（注：如，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检察出版社，1998 年，第237—238页；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02—403页。）那就不可能有说服力。
社会法学同经济法学一样也应当利用公法学、私法学和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成果和方法。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基于社会法学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社会法部门、社会法群体、社会法法域、社会法理念）和社会法中主体、行为、关系的多样性，社会法学研究在利用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对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的利用，应当有所选择，即只宜选择适合于研究社会法现象的成果和方法。（2）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只宜用来弥补法学成果和方法的不足，而不能取代法学成果和方法本身。（3）他学科的成果只宜作为社会法的制度设计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对策的理由，而不能替代社会法的制度设计和对策建议。（4）法经济学的运用应当在社会法的价值目标体系中将效率目标放在次于公平目标的地位，适当限制成本与收益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并且坚持以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作为量化分析的依据。
五、求同与求异的关系
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是研究问题的两种路径，各有其学术价值。对于传统学科而言，同中求异更便于学术创新和学科发展；而对于新学科而言，异中求同更便于统一认识和学科完善。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学科，起始于理论纷争，几乎各个问题上都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共识远远少于分歧；在论战中，批判多而建构少，对异己观点着重批驳、否定、排斥而忽视尊重、肯定和吸收。这在很大程度上给经济法学走向成熟造成了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一是经济法学作为一门年轻学科，缺乏学术积累，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基本范畴、基本观点和制度设计，都需要通过争论才可形成共识；二是经济法学由于研究起点低，理论空白点多，创新难度相对小于传统学科，易于激发学者的创新积极性，更易于刺激学者标新立异、建言立说、自成体系的欲望；三是学者中自以为真理的心态甚浓，而宽容异己观点的心态甚淡。于是，许多问题本来可能或者已经达成共识，但却有意自以为是、拒同存异。
在我国社会法学领域，劳动法学虽然是一门老学科，但就计划经济的劳动法理论转向市场经济的劳动法理论而言，面临着内容更新和体系重构的任务，仍然相当于一门新学科；至于社会保障法学、法学、卫生法学等学科，则刚刚兴起或起步时间不长。鉴于经济法学研究的上述教训，社会法学研究中，虽然要重视求异，但更要重视求同；虽然要重视批判，但更要重视建构；虽然要重视争鸣，但更要重视宽容。在论战中，尤其应当善待反方观点。因为在反方观点中往往不乏性、合理性或与正方观点有共识之处，反方观点所指出的要害往往也是正方观点的缺陷所在，反方观点的理由也往往可成为完善正方观点的启迪和道理。甚至可以说，对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很难用正确与错误来判断。因而，应当重视从反方观点中吸取完善正方观点所需要的理论营养。唯有这样，才有助于社会法学在论战中不断走向成熟。
六、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
经济法是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部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不可能与其完全对应。因而，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起来研究，这样不仅可以给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提供新的依据，而且还有助于研究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和可诉性问题。然而，在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实践中，一直重视实体法研究，忽视程序法研究。经济法作为一种突破传统法律部门的新实体法现象，对程序法必然有其特殊需求，如果失去程序法的支撑，其实施效果将会打折扣。还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相应的程序法条件，实体法的某些制度设计就会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行。特别是实体法中的法律责任制度与程序法的联系甚为紧密。正由于经济法学界长期以来未把程序法研究置于适当地位，在近年来司法界发生了将“经济审判庭”更名为数字化排序的民事审判庭的“改革”（注：在已有二十多年改革实践的我国，对“改革”的涵义还值得探讨。如果没有发生体制、机制上的变动，仅是将机构更名，就很难说是真正的改革。）后，在经济法学界引起了一阵恐慌，出现了理论上的批评和论证与情感上的担忧和不满不相称的现象。于是，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起来研究，才引起经济法学界的特别重视，因而，经济法责任和经济公益诉讼被作为当前经济法学界的两大热点问题。但这两个热点问题的结合研究则显得不够，在现有的经济公益诉讼研究成果中，实体法基础仍显得单薄。
社会经济研究篇5
关键词：企业 社会责任 演化 经济学
目前，企业社会责任（CRS）已成为各国企业发展战略关注的热点，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起步较晚，还没被普遍社会成员所接受和认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与实践均显得相对滞后。因此，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是时展的必然选择。
一、演化经济学理论
经济系统的演化分析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研究的新领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企业责任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责任的历时转变问题，它注重对“变化”的研究，以企业社会责任历史的不可逆视角观察经济现象，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多元化的今天，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潮流中，中国学术界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倾注了高度关注，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包含了上千个变量和参量，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演化经济学研究就是要了解企业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技术进步以及行业和产品的变迁、创新发生的过程。只有详细了解经济的演化过程，才能把经济建立在企业分析的基础上有效解决经济系统的演化规律，同时使企业对经济系统的性质有本质上的突破和认识提高。
二、 演化经济角度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现状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起源于欧洲，它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单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开始在各国兴起，到九十年代中期逐步形成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发展在近百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七十年代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赢利至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余年间持续稳定增长，开创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黄金时代，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生存比赛规则范围内的利润最大化；其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关注环境阶段，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虽推动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各种弊端也随之而来。这就使西方国家政府及社会公众开始重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问题，要求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顾全企业员工、消费者、社会公众及国家的利益，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将企业的经营目标与社会目标要求实现统一。第三阶段也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社会责任运动兴起，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地联系日益紧密，在在各种因素的的推动下，企业社会责任成演化经济学是时展的必然走向趋势。
三、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的日益残酷和激烈，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现状看，其发展过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较淡薄
我国二十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的不断深入，企业开始逐步转化成独立法人后，企业社会职能以及企业的责任相对有所减少，对社会责任的认识淡薄。由于我国企业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企业管理者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缺少企业文化、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大部分企业还没有设置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机构，仅仅把自身定位于一个经济实体，更多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经营过程中只以经济利益为重，否定甚至排斥它的存在，导致企业社会责任感缺失。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不考虑社会就业问题与环境保护问题、缺乏诚信和公平竞争意识、特别是商业道德的缺失，一些企业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越出应有的边界，对员工、对消费者、对利益相关者产生不利影响。
2.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缺陷
在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和实践上，就我国政府而言，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结构的角色，代表社会的公众利益，对企业的社会行为有义不容辞的约束和监督推进责任。然而，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没有理由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如果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我国社会企业责任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虽出台了相关强制性责任的法律，但是在实际中，很多企业都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存在两方面的管理缺陷，一是政府宏观经济调控；二是管理体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在我国还没有正式成立企业社会责任组织和社会责任标准下，企业存在问题是正常现象，但是问题如果长期重复出现，我们只能够依靠政府在宣传和提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做到强制性实施。
3.社会责任审计信息披露不完善
国内学术界大部分学者虽然在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的认识上仍有所差别，但其总目标却是一致的，即：审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督促企业更好地履行其社会责任。从我国目前发展状况来看，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进行全面披露，是社会责任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而我国社会社会责任审计还停留在原始的自发阶段，虽然有一部分企业开始对社会责任信息进行披露，但是在信息披露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纰漏内容有限不全面；内容差异较大；信息披露形式单一；社会责任信息独立报告意识缺乏，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不积极。
四、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的改进措施
企业社会责任无论从历史的还是逻辑的角度分析，企业的本质属性都应当是社会组织，且首先是作为一种社会组织而存在，其经济组织的属性只是第二位的，就企业生存目的而言，不能简单地说它是营利性的社会经济实体，是为谋求最大利润的实现而存在着的经济组织。
目前，企业社会责任是当今各国政府、企业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的重点问题，提高企业对社会责任的重视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近年来，我国企业经过不断的调整改革，从社会角度来讲，企业是构成社会有机整体的单元。 我们需要借鉴西方国家已有的经验，把社会责任纳入到企业的发展战略中，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四个方面提高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动性，促进企业的发展，使企业在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第一，经济责任是企业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使社会成员获得好处。第二，法律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遵遵法律的规定，在法律答应的范围内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三，道德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活动应当遵循社会倡导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第四慈善责任，对企业而言从道德责任感出发，参与非强制性的或者非法律或伦理要求的社会捐献活动，达到社会对企业成为出色的企业公民的要求。
2.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引导
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行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介入和引导，随着国际竟争的进一步加剧，开始逐渐把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作为一种竟争手段，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因此，政府要大力宣传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积极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并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建立健全科学的法制制度体系强化市场监管和法律的执行，确保企业社会责任真正得到落实。通过政策引导企业、吸引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公益责任。
3.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革，现在工商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强。从企业角度来看，企业的价值存在目的在于为社会创造财富，企业如果不承担社会责任，只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就很有可能造成在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冲击或破坏了社会利益，对于社会来说承担社会责任，可以赢得声誉，得到社会政府的组织认同，更好地体现企业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保持长期可持续地发展。
4.创建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把经济利益作为追求的首要目标。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们竞相开发“免费”或者“低廉”的自然资源，降低甚至规避环境成本，由此引发了一场新的环境资源危机。此时，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矛盾需要及时缓解，人类需要文明的转型。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我们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进一步升华。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纳入企业的生产管理、质量管理和营销管理各个方面，建立科学合理的生产管理制度，进而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总结：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作为我国转型期新的社会问题，在面对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和国内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下，需要多方面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充分发挥法律、舆论、公众监督等多因素的作用，形成一道多层次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把企业社会责任演化经济学的运动在我国的实施纳入法制轨道。因此，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加强社会责任的经济研究将成为企业管理的一项重大课题，同时也是时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席建国.论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上海企业，2005
[2]杨晓峰.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战略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09
[3]杨洁，刘家顺.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分析[A].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2005年会会议论文集[C].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管理科学研究中心，2005
社会经济研究篇6
[关键词] 社会建设 理论分析框架 结构性原则 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 社会建设的内容
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中国政府近年来将“社会建设”作为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并列的内容加以强调，表明我国正在形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方面建设协调展开的发展理念。
经济发展不会自发地促进社会发展，但又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基础。通过对“社会的什么内容”进行建设，既能使经济发展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基础，又能使经济受益于社会发展获得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是社会建设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内容。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学界社会建设研究中讨论的话题可分为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建设范畴；二是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建设的关系；三是适用于社会建设研究的理论。
（一）关于“社会建设”范畴
研究中已形成了一些共识。从建设“领域”看，社会建设是主要是“狭义的社会”进行建设。即对与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一个特定领域进行的建设。从建设“目的”看，社会建设是为了促进社会平等，维护社会秩序。从建设“主体”看，社会建设必须由国家、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三类共同参与。从建设“方法”看，社会建设中须运用法律、沟通、经济、行政等多种方法。从建设“内容”看，社会建设是对“社会事业，公共服务，社会体制，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社会矛盾，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社会公平正义”等进行建设。
但在“关键是对什么内容进行建设”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呈现出明显差异。陆学艺归结出了四种观点[1]：（1）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强调社会建设关键是发展民生性社会事业，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1]；（2）社会体制机制建设。强调社会建设关键是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和改革社会体制机制[2]；（3）调整社会结构。强调社会建设关键是使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保持协调[3]；（4）重建“社会”。强调社会建设关键是使政府、市场、社会三类主体间权力重构，形成社会对政府、市场的必要制衡，完善民众权利意识和诉求的表达与实现方式[4]。此外，实际上还有未被纳入上面四类、但却值得关注的观点，笔者归结为（5）价值体系建设。强调社会建设关键是社会公平公正建设[5]，是社会道德价值准则建设[6]。
关于“关键建设内容”的上述五种观点，表明学界对社会建设“内容”的把握，是在这五个内容之间展开的。这对完整地把握社会建设的内容有一定启发价值。但是，当前的研究并不能证明社会建设的内容就只包括这里的五个内容。
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区分维度、作用”讨论如何把握社会建设“内容”的研究。有学者认为社会建设的内容可从“三个维度”区分：一是“公共产品合理配置和多主体的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二是“社会的自我协调和自我管理能力建设”的内容；三是“多主体的现代社会公共治理格局建设”的内容[7]；有学者提出另外“三个维度”，即以“制度重建，组织重建，价值重建”区分社会建设的内容[8]；有学者用“四种作用”区分社会建设的内容：一是“核心”建设内容，是维护和促进社会公正的建设。二是“基础性”建设内容，是优化社会结构的建设。三是“关键”建设内容，是协调和理顺社会利益关系的建设。四是“着力点”建设内容，是制订和实施系统社会政策的建设[9]。
用“维度”区分社会建设的内容，对完整把握社会建设的内容有重要价值。但是，当前研究中相关学者尚未就“确定维度的理由、依据”作必要说明。因此无法证明所确定的维度的合理性、科学性。
上述考察表明，关于社会建设范畴的研究，在“社会建设的领域、目的、主体、方法”等方面形成基本共识的同时，在“如何确定维度区分社会建设的不同内容以便完整地把握社会建设的内容”和“关键是建设其中的什么内容”等问题上，学者的观点存在明显差异。而研究中存在的明显不足是，学者们尚缺乏对各自所持观点的理论依据作必要说明。
（二）关于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建设的关系
社会系统中经济、政治、社会是三个“硬件”部门，文化是“软件”部门，各部门有各自的“运行原则”[10]。“政府宏观调控、市场调节、社会利益协调”是现代社会中三大基本机制[11]；社会系统的四个领域都有各自的“内在价值”，不同的“内在价值”应能在各领域内各司其职[12]。但现代化过程中，经济、政治两部门的“运行原则”侵入社会部门，使社会部门中“运行原则混淆”，这是造成社会秩序紊乱的根源。因此，社会建设就是要促进 三个硬件部门之间形成联动的结构与机制[13]；要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14]；要能够使社会领域按社会自身的“内在价值”运行[15]。
值得关注的是，有学者认为社会系统各领域中，“经济”与“社会”两个领域的关系是各领域间关系的核心。社会建设就是调整社会结构，使其与经济领域已经发生的结构变迁相适应[16]。有的学者进一步强调“社会”与“经济”两个领域之间必须“相互”适应。社会建设中既要促进社会发展，又要避免脱离经济发展条件造成“过度建设”，要避免落入“福利主义陷阱”[17]；这要求社会建设中既要解决以往经济改革中存在的负面后果，也要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基础[18]。
1.担负“适应功能”的因素：社会性公共资源的供给与配置
该因素指一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社会从经济发展中获取到的社会性公共资源的状况以及资源在社会成员中实现配置的状况。作为担负“适应”功能的因素，其“实质内容”是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的“适应性”。体现在三个具体内容：（1）从供给看，相对于一定时空中经济的发展，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的“同步递增性”。（2）从配置看，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总量中，配置到各类社会事业的比重的“经济发展促进性”。（3）从配置看，社会成员利用到的社会性公共资源水平的“均等性”。三个具体内容的状况共同体现着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适应性”的状况。
2.担负“目标功能”的因素：社会成员对目标、规则、结果的人格共识
该因素指一定时空中共同生活的成员们对一定社会体制下为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所“确立的目标”的情感、认知的认同状况。作为担负“目标”功能的因素，其“实质内容”是社会成员对确立的目标、规则以及目标达成结果的“人格共识性”。体现在三个具体内容：（1）各种成员对“确立的目标”的人格共识性。（2）对“设置的规则”的人格共识性。（3）对“目标达成的结果”的人格共识性。三个具体内容的状况共同体现着成员对目标、规则、结果“人格共识性”的状况。
3.担负“整合功能”的因素：社会行为模式
该因素指社会成员围绕获取社会性公共资源的日常社会行为方式中，利用到的法律、政策等规范性规则赋予的权利的状况。作为担负“整合”功能的因素，其“实质内容”是社会成员利用到的权利的“平等性”。体现在三个具体内容：（1）社会成员利用到的获取社会性公共资源的“实体性权利义务”的平等性。（2）利用到的“救济性权利义务”的平等性。（3）利用到的“展开自我保护的权利义务”的平等性。三个具体内容的状况共同体现着成员社会行为方式中“权利义务平等性”的状况。
4.担负“维模功能”的因素：“正确的平等”价值观
该因素指社会成员对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的“正确的平等”所作的合正义性解释的一致性状况。作为担负“维模”功能的因素，其“实质内容”是不同社会成员关于“正确的平等”的价值观之间的“共享性”。体现在两个具体内容：（1）对“正确的平等”所作的正义性解释之间的共享性。如，将“平等”作为正义，还是将“贡献、效率、权力”作为正义。（2）对具体时空中社会性公共资源如何供给和配置才是体现“正确的平等”所作的解释之间的共享性。两个具体内容的状况共同体现着成员关于“正确的平等”的价值观之间“共享性”的状况。
以上分析意在说明，把握“社会”的内容，需要通过对其内部四个因素的“实质内容”作出把握、综合评价。这意味着社会建设要围绕社会要素内部四个构成因素“实质内容”的建设展开。
四、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协调性”
从社会内部四个构成因素的“实质内容”看，市场经济原则自发作用，使社会平等、互尊原则“共享性被动摇”，利用到的权利“平等性被漠视”，确立的目标和规则“共识性被扭曲”，结果使得社会性公共资源持续供给与均等配置“适应性被破坏”。经济越增长，社会不平等越加剧。笔者称之为：经济与社会之间以往的“发展协调性”断裂。
对社会进行“建设”，就是要使社会具备按自身平等、互尊原则的张力合法、有效地规制市场原则自发作用的能力，使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之间重新形成“发展协调性”。
这里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协调性”，指两个领域的发展中什么内容之间的“关联性”呢？
（一）社会与经济之间“关联性”的理论意涵
帕森斯认为经济与社会之间存在“相互提供能量”的关联性。经济的发展为社会获取社会性公共资源提供了更丰富的物质可能性。社会的发展则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行为模式[1]。帕森斯将这种关联性看作能够在社会化和社会控制两种机制下“自动形成”，显然缺乏对“市场自发性”以及对“社会控制、社会化的作用受国家权力制约”等变数的必要关注。但有启发性的是，“相互提供能量的状况”是把握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中社会与经济的关联，体现在他关于两者“结构性原则”之间的建构与反建构中[2]。他“结构”范畴中，“经济”以互动主体各自“利用到的配置性资源的状况”为内容。“社会”以互动主体“利用到的法定权利的状况”为内容。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关联性，是社会中权利平等原则的张力与市场经济中收益最大化原则的张力之间的相互型塑。其中有启发性的是，“法定权利被主体平等利用到的状况”与“主体利用到的配置性资源的状况”之间的吻合性，是把握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布迪厄实践理论中社会与经济的关联性，用阶级成员在经济场域中拥有“经济资本”的状况与他们在社会场域中拥有“文化资本”的状况之间有内在联系，解释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化的关联性[3]。有启发性的是，“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基本平等”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哈贝马斯沟通理论批判现代生活中市场原则侵入社会取代了平等原则，科层制取代了公共领域，强调现代生活必须“重建公共领域”[4]。这里有启发性的内容是，“公众广泛参与讨论为市场原则的作用确立目标，设立规则”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葛兰西的“国家-社会”关系讨论中，认为是国家使得市场经济原则成为主导经济活动的原则。他主张建立“公民社会”，就是强调社会成员要能够运用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在市场中行动，回应市场原则的挤压[5]。但葛兰西缺乏对国家何以可能将民众的利益诉求确立为公民权利作进一步分析。这里有启发性的内容是，“以法律形式固定市场关系中所有成员的公民权利”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波兰尼的“经济-社会”关系讨论中，用“自我保护机制”解释社会如何以自身的原则自发地对市场原则造成不平等作出回应[6]。这里有启发性的内容是，“社会具有合法展开自我保护的能力与机制”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布洛维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讨论中，强调经济全球化和民族国家背景下，必须用社会的运行原则“规制”权力和市场的运行方式。形成世界范围内联动的社会展开自我保护的能力与机制[1]。这里有启发性的内容是，将社会的“平等、互尊原则”明确为对市场的“收益最大化原则”有规制作用的基本价值观，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必要意涵。
（二）社会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涵义与内容
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协调性”，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之间在各自的发展中为对方的持续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内在关联性。基于上述理论考察，可归结为四方面内容。
1.“为对方持续发展提供必需的资源”的状况（帕森斯、布迪厄强调的必要意涵）
“为对方持续发展提供必需的资源”指的是一方面经济增长所形成的“产出品”中为社会平等的维护与完善提供必需的“社会性公共资源”；另一方面，社会平等建设所形成的“产出品”中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必需的“创新性人力、信息、制度”等具有经济意义的资源。
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之间越是存在“为对方持续发展提供必需的资源”的关联性，表明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发展协调性越具备物质基础。反之，表明两者之间的发展协调性缺乏物质基础。
2.“公共领域”的状况及其在社会展开自我保护中所起作用的状况（哈贝马斯、波兰尼、布洛维强调的必要意涵）
该方面内容指出现市场经济对社会平等造成侵害的情形时，社会以怎样的能力和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展开协调。是以自发的社会冲突方式，还是以合法社会运动的方式展开自我保护。这里“公共领域”，指各阶层民众参与其中真诚地争论、讨论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完善社会平等应如何确立目标与手段的场域。实践中，这样的公共领域既可以是实体空间（如社区）也可以是虚拟空间（如英特网）。
“公共领域”的作用越规范，起作用越常态化，不同社会成员围绕社会与经济各自发展的目标，手段进行沟通的机会越多，越有益于达成共识。而对社会、经济各自的发展目标、手段的共识性，是两者之间发展协调性的情感、认知基础，也叫政治基础。
3.社会成员利用到法律赋予权利的状况以及对自己所属阶级社会地位现状的可接受状况（葛兰西、吉登斯强调的必要意涵）
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协调性状况如何，一方面要由社会成员按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获取到的社会性公共资源的状况来评价。另一方面要由各种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是否利用到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参与各种竞争机会来评价。该内容的实质是，无论作为社会成员还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社会行动中是否真实平等地利用到法律赋予的权利。
社会成员利用到的法律赋予的权利的状况，以及他们对所属阶级社会地位的可接受状况，既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内容，又是评价两者发展协调性状况的标准。
4.社会成员以平等、互尊作为基本价值观解释社会行为的正确性的状况（布洛维强调的必要意涵）
该方面内容表明社会相应阶级的成员在争取社会权利过程中自觉将“平等、互尊”作为正义价值观解释社会行为的合正义性的状况。公共领域中，各阶级成员不仅围绕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手段展开沟通，更会围绕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价值观展开沟通。在社会期待“平等、互尊”、企业期待“收益最大化”、国家要求“政权稳定”多元价值取向之间，确立有较高共享性的“优先原则及发展比例”。各阶级成员之间共享的“优先原则及发展比例”，是社会与经济之间发展协调性的精神文化基础。[2]
五、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的政治、文化条件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与经济之间不会自动形成发展协调性。尽管“经济增长”为“社会平等”的改善展现了更多物质可能性[3]，但经济增长不会自发促进社会平等。社会与经济之间形成发展协调性，要求“社会”对“经济发展”具备作出回应的能力与机制。回应的内容包括：社会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取到维护和促进社会平等所必需的社会性公共资源；能将获取到的社会性公共资源的适当的比例配置到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必需资源的相关社会事业；能将社会性公共资源均等地在各阶级社会成员间进行配置。受市场新的挤压时，社会能合法启动“自我保护机制”。从“回应的内容”看，社会不可能自动具备这些能力与机制。社会具备这些能力与机制的状况，政治层面看，受国家“权力运用方式状况”的制约，包括国家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相应的税收与公共财政政策等。精神文化层面看，受国家“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体系状况”的制约，包括国家的基本社会价值观及其在一定时期中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定位。
问题是，社会系统中的“政治”和“精神文化”两要素的什么内容，制约着“社会”回应“经济”的能力与机制呢？
（一）社会-经济形成发展协调性的“政治”条件
“政治”要素，是社会系统中“担负为共同生活确立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规则功能”的要素。其内容包括，以怎样的“组织方式”（科层制还是公共领域）确立目标和规则；成员在其中“利用到的权力资源”或“拥有的社会资本”的状况及构成的“支配-屈从”关系状况。“评价政治要素的状况”的社会学标准，是不同经济、社会利益的主体对于确立的目标、规则及目标达成的结果的“人格共识性”。
政治要素以“谁有权力确立目标和规则”，“谁的动机或利益充分体现在目标和规则中”等内容，制约着“社会”回应市场经济挤压的能力与机制。只有通过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相应改革，收缩权力运用的边界，赋予各阶层社会成员平等的公民权利的条件下，“社会”才会具备回应市场经济挤压的能力与机制的政治条件。
社会建设中围绕“目标、规则的人格共识性”展开的社会体制机制改革，是推动我国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相应内容作出改革，使政治建设与社会建设协调的重要内容。
（二）社会-经济形成发展协调性的“精神文化”条件
“精神文化”要素，是社会系统中“担负维护社会关系模式功能”的要素。其内容是，以怎样的“组织方式”（科层制还是公共领域）为共同生活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不同成员利用到的社会价值观资源的状况；或拥有的符号资本的状况及构成的“支配-屈从”关系状况。社会学视角中评价“精神文化要素状况”的标准，是不同经济社会利益的主体各自关于“正确的社会价值观的认知”之间的“共享性”。
3.平等价值观“评价环节的共享性”建设
指在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或配置形成了一定结果的情况下，对国家、社会组织、企业就所形成的结果中蕴含的平等所作的合正确性解释之间“共享正确性的机制”的建设。
社会建设实践中，有些情况下是基层政府在日常工作中使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或配置形成了特定的结果后才受到社会关注。供给或配置结果中蕴含着怎样的社会平等需要作出评价。
对形成的结果中蕴含的平等所作的解释之间“共享正确性机制”的建设，要求设置必要的“评价环节”，以便相应主体对结果中蕴含的社会平等提出质疑和进行质询。相应主体有就结果中蕴含的平等作出“合正确性解释”的义务。确立这样的“评价环节”，对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实践纠正造成不平等的结果，取得广大民众的谅解，是必要的。
平等价值观“共享性建设”，是社会建设的灵魂，它的建设状况，决定着社会成员“人格共识性建设”能走多远，进而决定着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适应性建设”能持续多久。
（四）对成员社会行为模式中权利义务“平等性”进行建设
学界当前将社会建设表达为“关键是调整社会结构”的观点，是将该因素的建设突出为社会建设全部内容的核心。社会结构是相关联的社会位置及相应角色（权利义务）的体系。调整社会结构，实质是调整各种社会位置上社会成员的质量及其社会行为模式中利用到的权利的状况。
对社会行为模式中权利义务“平等性”进行建设，指对社会成员利用到的法律、政策等赋予的获取社会性公共资源“权利义务平等的机制”进行建设。包括三层具体内容：
1.对社会成员利用到“实体性权利义务”的平等机制进行建设
指对各种社会成员平等地利用到法律、政策等规则赋予的获取到一定水平的社会性公共资源的权利的机制进行建设。可围绕相关实体性权利的宣传、公开、透明、监督、评价等内容展开相关制度建设。
2.对社会成员利用到“救济性权利义务”的平等机制进行建设
指对社会成员利用到的实体性权利存在不平等状况时，相应成员平等利用到相应的救济性权利的机制的建设。可围绕相关救济性权利的宣传、公开、透明、监督、评价等内容设立相关制度。
3.对社会成员利用到“自我保护性权利义务”的平等机制进行建设
指对社会成员利用的实体性权利和救济性权利可能存在不平等的状况，使社会成员平等地利用到上位法律或上一级政策赋予的权利展开自我保护的机制的建设。可围绕相关上位法律或上一级政策性设立的权利的宣传、公开、透明、监督、评价等内容设立展开制度建设。
社会行为模式中权利的“平等性”建设，是社会建设四个基本内容中的“焦点”。因为，社会秩序是以“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方式间有较高整合性”为实质内容的。即使确立的目标、设立的规则再好，平等价值观再正确，如果不能真实体现到成员社会行为方式的权利平等中，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仍然会出现供给不足、配置失衡的状况，社会的自我保护仍然会以社会冲突的方式展开。对其他三个因素进行的建设也会因而功亏一篑。
结论
1.社会学理论资源中蕴含着“对社会建设展开科学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学理论体系发展中蕴含着对社会系统展开科学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称为“四要素分析框架”。从该分析框架看，“社会建设”就是对社会系统四个构成要素中“社会要素”的内容进行建设。社会建设应置于与经济、政治、文化诸要素建设的关联性中进行把握。
2.社会建设的“性质”可以从“对社会要素担负系统功能的能力进行建设”的角度把握
社会要素担负的系统功能是“整合社会行为”。其担负功能的状况，理论上看，取决于成员社会行为方式中“利用到的法定权利的平等”状况和“利用到的社会性公共资源的均等”状况。因此，社会建设，性质上就是促进社会成员之间权利-权益的平等。
3.社会建设的“内容”是对社会要素内部“四个构成因素的内容”进行建设
社会要素内部也由担负特定功能的四个因素构成。区分社会建设内容的“维度”，可从因素“担负的功能”角度把握。因此，可区分为四个方面的建设内容：对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适应性”的建设，对确立的目标、规则的“人格共识性”的建设；对社会成员平等价值观“共享性”的建设；对社会行为模式中权利义务“平等性”的建设。
4.社会建设的“理由”是社会要素难以“通过自发的自我保护机制”维护权利平等
社会要素会“自发启动自我保护”回应市场经济对社会平等造成的挤压。但这种“自发性”的保护行动，既会破坏社会秩序，又难以降低社会不平等。通过社会建设，可以建构社会“合法展开自我保护”的能力与机制，使社会具备在有序条件下有效维护社会平等的自我保护能力。
5.社会建设的“目的”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维护社会平等
社会建设要维护的社会平等，不是孤立的、绝对的平等，而是社会系统运行中与经济要素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平等。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的平等。
6.社会建设的“目标”是使社会要素与经济要素之间形成并保持“发展协调性”
尽管社会建设不以经济增长为目的，但却不能不以其产出品中包含有益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容为“必要目标”。因此，社会建设中既要以社会从市场经济发展中确保能够获取到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的能力与机制的建设为目标，也要以“社会”确保将获取到的社会性公共资源中适当的比例配置到有“经济发展促进性”的社会事业中的机制的建设为必要目标。
7.社会建设目标达成的“制约条件”是政治与精神文化两个要素适应社会要素建构的状况
社会与经济之间形成发展协调性的状况，取决于社会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中争取到的社会权力空间，取决于确立正确平等价值观中从国家意识形态中争取到的社会精神空间。社会建设中“对确立的目标、规则的人格共识性”的建设和“对社会成员平等价值观共享性”的建设，分别对政治要素和精神文化要素产生建构性，政治和精神文化两个要素对社会要素这两方面建设作出适应性改革的状况，制约着社会要素与经济要素之间发展协调性的状况。
8.关于社会建设的“关键内容”，是学界形成社会建设研究不同学术流派的平台
社会要素四个构成因素的建设中，关键是什么因素的建设，由于学者理论上对其中相应因素的强调，会使学界形成不同的学术观点。
社会经济研究篇7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
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式出现，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选择市场、体制等经济关系方面早已有所研究。我国社会主义认识计划同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其一是从“限制论”转化成“补充论”，就是从认为市场同计划经济是相互排斥的，由此应该限制市场的发展，转化成认为市场是能够变成计划经济的相关补充。其二是从“补充论”变化成“结合论”，就是从认为为市场只是计划经济的相关补充变化成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是相互结合的。其三是将“结合论”转换成“基础论”，就是从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是相互结合的转换成将市场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宏观控制下能够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点。计划同市场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这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相互矛盾，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可以进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也是能够将计划调节同市场调节相互结合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偏向于计划还是市场，这一方面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相同点是方法方面，不同点则是在于所有制。如果要防止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倾斜，就要保障在社会主义所有制中占到主体地位的是公有制经济，这样就能够坚持社会财富分配保持共同富裕，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局面。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是在所有制结构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经济一起共同发展，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是能够为社会主义而服务的。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在市场经济中公有制企业同其他的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实现共同发展，但是国有经济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在分配制度方面，按劳分配作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方式进行。在此方面国家要采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类调节手段来激励发展，提升效率，合理地拉开收入差距，又要保证不会两极分化，注重社会的公平，逐渐实现共同富裕。在宏观调控下，以能够实现民众利益为目标，将民众的各种利益相互结合起来，让市场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宏观调控中对资源的配置起着基础性的指向作用，能够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手段，让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优势得到有效发挥。
(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体制改革要真正实现，就必须将其从计划经济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转变。在针对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相互结合的研究中，有的研究梳理了相关的改革内容是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其改革的任务则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则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历史变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现都是同国家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着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及政府职能的相应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在理论十分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同时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价值，也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共性同个性、普遍性同特殊性的联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相应的特殊性。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其公有的成分占着主导地位。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需要满足民众的需求的，以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值。然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按劳分配作为社会的主要分配原则，追求民众共同富裕。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的建立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主导思想的，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起着主导作用。
(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其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着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集体所有制以及国家所有制这两种制度都是存在的，在社会的生产力没有达到高度发展，市场产品不够丰富的时候，中央的组织还没有权利支配一切产品。商品的流通只是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共有的现象，在理论上是抽象的，但是离开一定的特殊的经济制度，是没有独立存在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不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是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共有现象。市场经济在一定的特殊经济制度中是看作一种经济的运行机制而存在的。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市场经济首先是为经济制度的利益关系而服务的，其次才是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来推动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这样才能让市场经济所依靠的经济制度正常进行再生产过程，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
(二)生产资料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容
生产资料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容是以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多种生产方式所共有的现象。在许多不同的生产方式中有着商品关系，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商品关系也是自然存在的，其是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相互融合。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要造就市场主体就需要市场经济的运行，同理。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则需要有相适应的市场主体。这样的市场主体就要具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以及相应的经济利益，而且可以根据自身利益去积极应对市场信号。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找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新的实现形式，同时也形成了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市场主体。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实现了将所有权和经营权进行适当分开的方式，让国有企业能够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发展，变成独立的经济实体，能够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有着自我改造和发展的能力，变为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企业法人。
(三)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重要条件
当前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的研究中所提到的公有制经济不只是包涵着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涵着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的混合。公有制经济的实现方式是多样化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形式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以及组织形式，同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现形式如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公司制等等这样的方式都是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并存，也是可以为市场服务的。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调节和宏观调控
(一)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宏观经济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不能反映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但是能够从不同的程度使用计划和市场调节这两种手段影响经济。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职能是保障并调节社会经济的稳步运行，两者之间区别只是在于调节的主体和形式不同。计划调节以政府为主体，政府可以从经济、法律、行政等方面采取措施来调节经济结构，引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提升。市场调节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机制的形式通过价格波动、生产要素流转等方法来调节企业的经济行为，甚至调节着社会的资源配置。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不同的两种调节经济的力量。社会经济要正常运行就需要采取相应有效的调节手段，这就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只要是能够推动社会经济保持稳步发展，促进良性循环的，这两种手段都能运用。市场经济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受到国家的宏观调控，影响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市场调节作用对于市场经济中的其他调节手段，其作用是基础性，能够做出决定性的作用。市场调节对于宏观层次中的高层次调节是从微观的层次上起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能够直接支配企业的经济活动，让企业能够以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以及经营者的身份去面向市场。在此政府主要对宏观经济的运行进行调控，这种以高层性的调节方式是以基础性调节为基础的，由此政府在做宏观调控以及计划指导时就必须以市场为基础。
(二)市场调节局限性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于市场经济的当前和长远的利益，整体同局部的利益的最佳调和市场调节不能主动实现。市场调节由其滞后性以及不确定性等因素导致市场经济的震荡，造成社会劳动力不必要的浪费。市场调节其目的是让资源配置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对于这样的假设，许多国外的经济学家对此都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如果真要实现，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和落后国家要求实现工业化是自相矛盾的。市场调节机制是受到利益驱动的，其促使着市场的主体总是考虑这从市场利润为追求目标，更加愿意去选择盈利大、见效快的企业或者项目并对其投资，很难从社会效益方面来衡量社会事业，不会对像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等这样社会效益大但是经济效益小的非盈利性设施进行投资。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盈利目标是要做到利益最大化，各个经济的主体都是为着各自的利益而战，而且各个企业的生产技术不尽相同，在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方面很难实现公平，导致两极分化严重。
(三)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市场经济存在着局限性，由此国家需要以此确立相应的职能，干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同市场经济相符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进行宏观调控，发挥好应有的作用。同时要建立和维护市场经济的规则，约束好国家行为，为社会提供服务，管理并监督国有资产，让市场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加强宏观调控，实现宏观调控的全局性作用。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得到了相关的印证。
(四)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的实践，需要相应理论的升级。这就需要进一步凝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相关内容，明白其外延的界限，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理论实现成长，做到不仅有开放性通道还有稳定性的理论构件来支撑。其次要理清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目标体系同各个目标之间的相互制衡的关系。当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有各方面的研究和解释，这中间存在着一个不同层次的目标以及目标之间存在着的相互关联和制衡的问题。然后要提升社会主义制度来影响市场经济方面的工具性的理论研究，这也是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对负面性的挑战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需，也是确保民众对国家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任基础。最后要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民众之间的诉求达到辩证的和谐统一。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要落实到民众以何种形式的精神状态来参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去，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大众化。
四、总结
近年来对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问题方面的研究有一些丰厚的成果，深化了对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的问题研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具有更加强有力的合理充分论证，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中实践市场经济，能够为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关键问题提供更多新材料。社会主义制度要在全球化经济这样的大环境中，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百战不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需要重视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的关键问题的研究，在实践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社会经济研究篇8
关键词：转型发展；民办高校；文化建设；区域发展
2015年10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各高校要从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大局出发，切实增强对转型发展工作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摆在当前工作的重要位置，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1]至此，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就成为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重要任务。民办高校作为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必然趋势也是当务之急。本文试图从民办高校文化建设的视角探寻转型背景下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以便拓宽、拓深民办高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促使其在服务过程中实现转型发展、内涵发展和特色发展。
一、民办高校文化建设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性
文化传承与创新是高校不可或缺的职能和使命。我国民办高校经过近40年的发展，经历了复兴起步、规模壮大的外延式发展阶段，目前已经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此阶段正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实行分类改革的关键时期，在这场全方位、系统性转型的变革中，机遇与挑战并存，民办高校要努力把握时机，主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仅要发挥其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基本功能，更要注重其发展过程和历史积淀中形成的物质、精神、制度、理念、价值等文化特征，加强和提升高校文化建设。因为“高校文化是大学维持自身核心价值体系及建立鲜明特色的基础，也是不同大学之间相互区别的标志。”[2]因此，构建特色鲜明的高校文化，充分发挥其文化传承和文化引领的功能，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这既是民办高校持久深远发展的必然思路，也是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自觉使命和必然选择。
（一）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在建党95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3]至此，文化自信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为何要如此重视文化自信？因为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代表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文化基于民族、国家如此重要，同样地，文化基于一所高校也非常重要，它是一个高校的精神名片，体现着学校的精神风貌和办学特色，是一所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体现，是大学的生命和本质特征。正如在《谈治国理政》中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4]可见，办大学就是办文化，高校文化是大学在世界范围内立足和参与竞争的核心实力，没有文化底蕴，没有文化影响力的大学是很难成为高水平的大学。对办学历史较短、办学力量不强、综合实力较弱的民办高校而言，近40年大浪淘沙的考验仅是立校之基，如何提升核心竞争力才是民办高校能持续发展的强校之本。民办高校想要在当前转型发展的激烈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必然要求其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汲取地方文化的营养，注重凝练自己独特的文化“基因”，塑造特有的“文化名片”和文化品牌，彰显出自身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是民办高校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选择。
（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出经济结构深刻调整、产业升级加快步伐、社会文化建设不断推进的新态势和新特点。与此相适应，特色鲜明的的区域经济也在进行发展模式的转型、发展路径的创新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种发展趋势倒逼区域高校进行转型改革，通过改革主动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实现学校办学与地方经济对接，设置与地方主导产业对接，人才培养目标与行业需求对接，科研以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应用技术研究为主，文化建设以繁荣地方先进文化为着力点。”[5]可见，提升文化建设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题中应有之义。民办高校作为区域内高校，同公办高校一样是区域智力资源的集中地，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上，不仅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和政府决策的智库，而且是推进甚至引领区域社会文化建设的辐射源和重要阵地。
（三）区域经济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先进文化的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同样的，没有先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缺乏内涵、缺乏竞争的内驱动力。可见，文化在区域的综合实力中地位日益重要，提高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软实力，关系到区域发展的影响力和持久力，是区域经济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高校是区域先进思想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和源泉，是实现区域文化发展繁荣的保证，正如学者所言：“高校文化和大学精神是国家意志、历史传统、社会趋势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体，是时代精神的表征，是社会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6]近年来，民办高校经过不断明晰办学定位和调整自身结构，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服务能力、影响力和辐射力不断增强。在文化建设方面，民办高校文化作为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特有的文化特质影响着区域的核心价值和精神面貌，持续不断地助推区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二、民办高校文化建设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在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民办高校顺势而为，不断调整自身内部结构，主动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潮之中。课题组调研了解到，由于民办高校办学体制及运营机制等方面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使其市场导向性非常明显，能紧密地适应市场变化，及时地对接转型经济发展需求，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上较为侧重人才培养模式的适时调整、专业设置的及时优化、校企合作与校地合作的动态对接等等，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或者说没有认识到民办高校高校文化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显性、隐性影响甚至文化引领作用，存在以下问题。
（一）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不强
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涉及到高校治理结构、专业体系、课程教学、师资结构、文化建设等等方面，是全方位、系统性的改革。高校文化建设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辐射、提升作用。特色鲜明的高校文化不仅是现代大学的本质特征，也是民办高校的本质特征。创造性人才必须借助浓郁的高校文化氛围才能茁壮成长。但从课题组调研部分民办高校的实际情况看，由于民办高校刚从规模扩张阶段进入内涵建设阶段，又适逢转型发展，经受着“内涵转型”并重的考验，同时由于受办学定位营利性导向的客观因素制约，使得民办高校没有充分认识到高校文化是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认识到高校文化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办高校文化立校的个性风格的形成与彰显，影响和制约了民办高校对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引领功能的实现。
（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较弱
高校文化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力、辐射力以及引领作用的发挥，不仅取决于大学有敏锐的认识，有主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更重要的是要有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而这种服务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它与大学的办学时间、文化积淀、价值追求有密切关系。民办高校在发展过程普遍存在办学时间较短，历史文化积淀薄弱等局限，目前虽然在高校文化建设和特色凝练方面有一定的起色，但总体上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完整的、特色鲜明的高校文化精神，致使其在服务的领域范围和能力发展方面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有一定的差距，不能很好地实现民办高校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三）高校文化建设的特色不够鲜明
高校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知识聚集地和文化支撑点，是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保证和重要动力，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名片和品牌形象。通过文化建设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高校的重要职能，对转型发展的民办高校而言同样责无旁贷。不同的民办高校，有不同的办学定位、教育理念和价值追求，理应形成与众不同的独特文化。但据课题组调研统计，由于受民办高校自身发展的诸多制约性因素限制，目前民办高校不仅在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和专业设置的增减等方面，而且在高校文化建设和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上，都存在界定模糊，随意性大的不足，而且各校盲目模仿，特色趋同，呈现出低质同构、同质同构的现象。这种既没有自身特有的文化基因，也没有及时植根于区域土壤举区域旗、打区域牌的高校文化，势必不能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推动和引领作用。
三、民办高校文化建设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
在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大潮中，民办高校应大力加强和提升高校文化建设的水平，充分发挥高校文化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和引领作用，为区域文化发展提供精神源泉和智力支持。
（一）转变思想观念，增强服务意识
应该说，在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每一所民办高校都有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烈愿望，都注重了打造自身的办学理念特色、育人模式特色、管理模式特色、运行机制特色等显性指标，但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渗透、融合、寓于这些显性指标中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对民办高校而言，在转型发展背景下，应尽快转变思想观念，深刻认识到高校文化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树立文化立校、文化强校的理念。“树立理性的经营精神，已成为民办高校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期望相一致、与教育规律相符合、与时展相合拍的大势所趋，潮流所向。”[7]因此，民办高校要做到：一是理念引导，通过转变理念，构筑校园文化建设的灵魂和统领地位；二是领导重视，民办高校最高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身体力行，推动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和精神底蕴，以此凸显办学特色，凝练高校文化，积淀后发优势；三是开放思维，民办高校要树立开放的思想，认识到自身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形象就是区域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品牌。如青岛滨海学院打造的的国家4A级景点“世界动物标本艺术馆”，浓厚的人文气息吸引着山东省内外的游客，是青岛市的内在素质和文化内涵的名片，是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案例。
（二）加强文化建设，提升服务能力
在转型发展背景下，民办高校不单单是要转变观念，增强高校文化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更要探寻加强自身文化建设的路径和措施，提升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地方高校能否充分发挥好其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职能，已成为检验地方高校办学水平、办学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也是检验高校办学能力的和水平的试金石。”[8]对于民办高校而言，转型过程中“应用技术型”的定位也圈定了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言，世界上一流的大学，引领的是世界文化，中国的一流大学，引领的是中国文化。由此引出，地方的民办高校引领的是地方文化。因此，在提升服务能力方面，民办高校应做到：一是凝练自身文化特色，形成校本核心价值观，如山东省民办高校青岛滨海学院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体现着滨海学院价值观念、发展理念和道德信念等的核心价值观。这一凝练的核心价值观，成为了全校师生团结进取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整个学校文化形态的精神凝聚，对校本文化的各个层次起着统领和引导作用，对青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辐射和引领作用；三是着力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物质文化建设等，夯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创立富有校本文化气息的校所环境，发挥校园文化育人怡德的功能特色。
（三）凝练文化特色，融合区域发展
国内外优秀民办（私立）高校发展的实践证明，民办高校特色的高校文化关乎民办高校的未来发展，关乎民办高校的持续发展竞争力。这种特色表现出来就是异质性和比较优势。从一定意义上说，民办高校文化特色的形成，是在相互竞争中依据自身所处的区域位置以及自身办学的历史与特点所做出的自我调整、自我发展的行为过程和结果。而这种自我调整过程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因此需要做到：一是发挥和加强大学校长的作用。校长是学校的灵魂和引路人，是学校文化特色形成的关键，校长的眼光、胆识、管理才能、教育理念和思想引领都决定着大学精神的塑造和品牌价值的提升，具有大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校长能真正弘扬现代大学应有之义，目前比较好的民办高校都有著名的校长。二是以社会与区域经济发展为依据，准确定位。民办高校在文化建设上要根据本校、区域的实际确定合理目标。本校的实际包括深入研究本校的历史传统、现实状况、发展前景和社会需求等方面，这样才能顺应教育规律；区域实际是充分了解区域的历史积淀和发展规划，主动因地制宜，融入区域文化建设，进而引领地方文化。比如黄河科技大学至于郑州、浙江树人大学之于杭州，青岛滨海学院之于青岛、山东英才学院至于济南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和影响了区域经济社会。三是有选择地适度培养和拓展科研职能。民办高校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创造条件拓展科研，主动参与区域经济文化建设，通过研究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思路和对策建议。
作者:韩玉芳 顾坚男 冯志杰 单位:青岛滨海学院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教发[2015]7号[Z].2015-10-21.
[2]侍建.论大学对地方社会文化发展的引领功能-基于高校文化的视角[J].教育探索，2013（11）.
[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4].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5]蒲红.转型发展视域中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的基本思路[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6（2）.
[6]韩延明.我国现代高校文化的价值取向[J].高等教育研究，2010（4）.
[7]陈新民，尹晓敏.区域经济发展视野下的民办高校经营研究[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