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范文

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篇1

[关键词]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2 ― 0066 ― 02

加强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和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传承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群众保护意识不足、品牌发展程度低、法治建设滞后以及传承人匮乏等等。面对这一现状，进一步加强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提出行之有效的实践策略已经迫在眉睫。

一、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与特征

赫哲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首先，赫哲族非物质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指的是发源于松花江与乌苏里江流域的由赫哲族人民所创造的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学、音乐、手工艺以及舞蹈等非物质文化形式。其次，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民族性、地域性与多元性等鲜明的特征。尽管赫哲族并没有独立的文字体系，但依托赫哲族语言的文学、音乐等多种文化形式依然充满了无穷的魅力。历史上的赫哲族人以渔猎为生，质朴的人们在劳动时用歌声和语言传递情感，逐步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口承文学艺术。赫哲族人民多数能歌善舞，口弦琴与鼓是赫哲族人民常用的乐器，“伊玛堪”、“嫁令阔”以及“萨满舞”是赫哲族人民最喜爱的音乐和舞蹈类型。其中，“伊玛堪”更被列为了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赫哲族的传统手工艺，有着独特的实用与审美价值。”〔1〕其中桦树皮、鱼皮制作工艺精良，同被收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无论是文学、音乐或者是手工艺、舞蹈，赫哲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充满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和多元化特征，是我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必要性及存在问题

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具有高度的必要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遭遇了诸多问题，主要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文化传承意识的淡薄、文化品牌化发展不足以及传承人的紧缺等等。

（一）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必要性

第一，加强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是丰富和保护民族非物质文化资源的迫切需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外来文化的不断涌入对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赫哲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很少的民族之一，但经过漫长的历史更迭，赫哲族已经积淀了独树一帜的文化资源，加强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形成黑龙江省地方性特色传统文化品牌。第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濒危文化”，正在遭遇失传危机，加强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可以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挽救岌岌可危的传统文化成果，延续和增强赫哲族非物质文化的生命力。

（二）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存在的问题

第一，地方性政策和法治建设滞后。目前来看，黑龙江省关于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地方性政策、法律法规还并不健全，使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保护和发展实践缺少有力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同时也存在着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基层执行不力的问题。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要涉及到多个部门，包括民政部门、旅游部门、文化部门等等，各部门的权责缺少严谨的法律规范，相应的奖惩机制不够完善。立法的滞后以及执法的不力，直接造成了相关保护工作效率的低下。

第二，缺少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意识。多年来，随着赫哲族人民的不断汉化，时至今日赫哲族人已经较少接触赫哲文化，因而缺少对本民族经典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意识。尽管多年来政府十分看重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但群众的参与程度不高，所受到的实惠较少，并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支持。与此同时，社会其他成员对赫哲族文化的了解匮乏，尽管目前赫哲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已经完全实现了地域融合，但绝大多数汉族居民对本地的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知之甚少。由于社会成员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意识的不足，导致了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的危机。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化发展不足。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的过程中缺少完整的体系以及多元化的宣传渠道。除鱼皮和桦树皮手工艺制品外，其他文化形式的传播形式单一，地方政府与本民族群众的文化品牌意识十分薄弱。同时，掌握精湛手工艺的民间艺人则往往局限于个人作品创作中，缺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和经营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在传承和发展赫哲族文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失误，例如某乡建立的赫哲族风情园，为了增加噱头开设了鸵鸟园，饲养着澳洲和非洲的鸵鸟，使游客对赫哲族文化产生了认知的困惑，此种做法并不利于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第四，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稀缺。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赫哲族人口总数为5354人。这也意味着本就人口较少的赫哲族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正在面临着文化传承人不足的危机。多年来，许多掌握手工艺技术和文学、音乐等形式的老艺人不断寻找传承者，但诸如伊玛堪等艺术形式只能靠口头传承，因而在推广起来存在一定的y度。在多种原因的影响下，青年一代的赫哲族人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兴趣不高，赫哲族非物质文化的传承遭遇“后继无人”的尴尬。

三、黑龙江省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对策

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黑龙江省的地域性文化特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亮点，面对当前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存在的问题，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尤为迫切。

（一）健全相关地方性政策与法律法规

应在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地方性政策与法律法规。依法明确民政、文化、林业、牧业、旅游等各部门在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法律责任，完善相关法律运行机制与奖惩机制。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各项要求为根本，重点加强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完善相关立法，遵循严格执法的原则和要求，对那些破坏和销毁文化遗产、阻碍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人与行为进行依法管理和惩处，从而在法律制度上还原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有的社会地位，为具体的保护和传承实践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

（二）塑造社会成员的文化保护与传承观念

首先，政府部门应积极带头借助大众传媒以及新媒体平台加强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促使赫哲族人民和同地域的汉族人民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自豪感和归属感，增强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意识，不断建立精神共识，为相关保护与传承工作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其次，政府应联合民间组织以及科研机构等多元力量，发展高质量的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并免费向社会开放。进一步丰富展出的形式，增加与游客的互动缓解，使游客能够真正参与到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验当中，加强对鱼皮、桦树皮制作工艺的了解，或在文学和舞蹈中得到感悟，使每一位游客都能够成为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者。最后，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地方政府应注重对承载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标性建筑加以保护，从而不断提示社会成员要注重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增强社会成员对赫哲族文化的爱惜意识，调动人们对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积极性。

（三）实现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化发展

首先，应建立由政府部门牵头、多部门联合的品牌化发展体系，依托社会文化企业的具体实践，丰富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形式，创新工艺品、音像制品、出版物等产品的研发，使这些非物质文化以物质的形式传播出去，不断打造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性、民族性品牌。其次，应通过新媒体平台加强品牌战略宣传。“人们通过新媒体传播途径，不必亲自到赫哲族地区，也可了解、认识其民族文化的具体事项。”〔2〕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应依托微博、微信等知名新媒体平台加强信息传播，与各地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兴趣的爱好者进行亲密沟通。同时应将“鹿神节”、“乌日贡”以及“河灯节”等重要的赫哲族节日与旅游经济融合起来，进一步丰富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传播渠道。

（四）加强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育

“教育是传承人类文明的最重要、最有效的工具。”〔3〕通过有效的教育和引导紧急培育新一代的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势在必行。首先，要建立“重点传承人”保护机制，为现有传承者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加强物质和精神奖励，在政策福利上予以倾斜。政府可出资建立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定期举办技艺培训讲堂，使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培训走进中小学和高校，引导高校大学生组建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习研究性社团，吸引新一代的青年人加入到志愿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队伍，在青年一代中增强赫哲族非物|文化遗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应面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吸纳人才，不断壮大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人才队伍。

总之，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经典传统文化的存世瑰宝，应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提升群众的文化保护与传承意识，持续推动品牌化战略发展，加大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育，从而增强社会成员的文化心理认同，扩大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界影响力。

〔参 考 文 献〕

〔1〕崔玉范.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03）：150.

〔2〕李海峰，程丽云.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及传承的社会文化功能〔J〕.贵州民族研究，2015：118-119.

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篇2

中央政治局继2013年12月3日第十一次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之后，2015年1月23日的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又以“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再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两次会上分别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在一年左右时间里，中央政治局两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体现着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把握。特别是的重要论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的重要支撑作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广大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本领的重要指导作用。因此，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努力提高广大领导干部的哲学素养，任务紧迫、意义重大。

然而，在改革发展的第一线，在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的广大基层干部，他们的哲学素养又如何，是否已经适应新常态，调整新思维，提高了服务发展和服务群众的能力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从今年3月份开始，深入永安市基层作了大量的调查，现形成如下研究报告。

一、新常态下基层干部哲学素养基本状况及分析

此次调查对象包括永安市各乡镇、街道、市直各部门单位干部，中小学教师，以及今年以来永安市委党校主办（承办、协办）的各类教育培训班的学员，共计发放和收回有效问卷181份。其中，副处级及以上干部4人，正科级干部15人，副科级干部40人，其它干部122人（占比见图1）。

1.基层干部对新常态下学哲学用哲学重要意义的认识

1.1对哲学在生活和工作重要作用的认识。对哲学的总体印象上，有2/3的被调查者认为“日常工作、生活可以用得上”；当具体到“哲学对工作、生活具体用处”的多项选择时，这部分人的选择如图2。可见，多数基层干部对于哲学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指导意义具有认同感和基本的正确认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还有1/3的被调查者认为哲学是“高大上”或“假大空”的东西，与自己无关。

1.2对中央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的认识。对中央政治局两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上，有45%的被调查者体会到“中央对学哲学用哲学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对在学习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体会上，多数人（75%的被调查者）认为“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兴起学哲学用哲学之风”。可见，多数基层干部是支持和拥护中央兴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风。但是，还有有42%的人认为学哲学不如学“改革发展问题”实在，说明部分干部在哲学“远用”与“近用”的问题上认识不清。

1.3对基层干部学哲学用哲学的认识。在平时是否阅读有关哲学书籍的选择上，以选择“偶尔”为主（见图3）。在永安市干部教育培训中开设哲学课程和将哲学列入各单位学习例会内容的两个问题上，都有约8成（79%）的人表示赞同。这说明，在中央带头兴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之风的影响下，基层干部也开始认真检视自身哲学素养和理论学习的不足，普遍认同在基层广泛开展学哲学、用哲学活动。

2.基层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掌握和运用

2.1对辩证唯物论的掌握和运用。在永安市实施“126”发展战略①的看法上，有近8成（78.5%）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真正从实际出发的科学决策”。对永安市建设森林永安的看法上，有超8成（85%）的人认为是“从永安生态优势和长远发展出发的科学决策”。可见，永安市大多数基层干部较好的掌握和运用了唯物论的观点，能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市情出发来想问题、办事情。但是还有10%左右的被调查者对永安市的科学决策不理解，甚至这里面有一半是科级以上干部，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2.2对唯物辩证法的掌握和运用。在对永安“领头雁”、“老大哥”地位稳固问题的看法上，6成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可能很快被其它县市取代”，剩下4成的人认为“稳个三五年应该没问题”，或更乐观地认为“基础厚稳没问题”。在对领导布置了责任职责之外任务后的反应时，大多数（89%）人选择了“欣然接受”，剩下的人选择了各种理由“推诿”。在是否愿意为平时不受欢迎的同事工作上解困的问题上，大多数（77%）人选择了“尽量帮忙”，剩下23%的人选择了“默默走开”或“报告领导”。在评价“文明创建活动分散了发展精力”的错误认识时，居然有18%的人选择了“赞同，经济建设才是主业，还有32%的人认为“两个文明要平均用力”。从这些可以看出，还有相当部分干部不善于运用联系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想问题办事情，全局的、创新的、前瞻的辩证思维都有待进一步增强。

2.3对人生价值观的掌握和运用。在对人生意义的多项选择上，选择最多的是“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见图4）。这表明，多数基层干部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以奉献社会、服务群众为己任，但有相当部分干部的人生价值的定位层次不高，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实用性，带有一定的庸俗或世俗色彩。

3.基层干部对新常态下学哲学用哲学的新期待

关于“基层干部培育哲学思维方式的办法途径”的选择上，被调查者中选择“多进行实践运用和思考”和“多读些哲学普及读物”的最多（见图5）。由此可见，基层干部更倾向于选择一些形式活泼、便于参与的活动，特别是在“工”“学”兼顾的实践中来培育和提升自己的哲学思维。

二、新常态下基层干部亟待培育的基本哲学思维

综合以上调查情况及其分析，我们认为，面对新常态带来的新变化和新要求，基层干部的理论思维还没有充分准备和适应。针对存在的不足，当前基层干部迫切需要培育和提升的哲学思维主要有以下几种。

1.求实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求实思维，就是坚持世界统一于物质的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什么是“实际”，指出：“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对于基层来讲，就是要立足国情，从当地实际出发想问题办事情，根据当地的现实基础和发展优势来规划蓝图，作出顺应新常态发展需要、顺应群众生活期盼的科学决策部署。

2.创新思维。哲学上的创新强调从变化发展了的新情况出发，顺应新形势、适应新变化，破除旧观念、旧模式，发现和运用新规律。同志指出：创新思维能力，就是破除迷信、超越过时的陈规，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能力。当前，基层干部最需要适应的新情况就是新常态带来的新形势、新变化，要深刻认识新常态“新”之所在，要深入总结新常态“常”之规律。这就需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实际，适应新阶段的新特点、新趋势，抢抓机遇，改革创新。

3.全面思维。全面思维就是要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在认识复杂事物时，既看到主要矛盾，又看到次要矛盾。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落实到基层，基层工作纷繁复杂，但主旋律只有一个，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这必须牢牢坚持不动摇。但是重点不等于唯一，要把基层各项工作看作有机整体，学会统筹兼顾，十个指头弹钢琴，奏出和谐乐章。

4.系统思维。系统思维要求想问题办事情必须从整体出发，不仅要弄清系统由哪些不可或缺的部分组成，而且要弄清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弄清系统在整体上呈现的新的属性和功能。作为基层干部，就是要有大局意识和集体观念，听众党委、政府的统一指挥，当好螺丝钉角色，强调协调配合，心朝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心聚力谋发展，和衷共济谱新篇。正如所说：“每位同志都要从做好整体工作出发，找准本职工作在全局中的位置，增强工作合力，做到全党一盘棋、全国一盘棋。”

5.危机思维。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着的双方存在着共同的基础和由此达彼的桥梁，依据一定的条件，各自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新常态下，把握和运用这一原理，就要求基层干部正确处理危与机这一对矛盾，树立危机思维。一方面，要意识到危在一定条件下向机转化，所以要有机遇意识，创造条件不失时机的促成转化飞跃。比如对于中央提出的“四大板块”和“三个经济带”的发展战略，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其中蕴含着重大发展机遇，就应该积极融入、主动对接、全面规划、借势借力。另一方面，要意识到机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向危转化，所以要有底线意识，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尽可能保持矛盾平衡。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经济转型升级的大环境下，各地都在抢抓机遇谋发展，如果我们还夜郎自大或盲目乐观，则很可能在这一轮洗牌中被淘汰出局。

6.奉献思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价值在于创造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人生价值观对于人生道路和事业的选择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强调：“能不能干干净净干事，是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决定的，说到底是个党性问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全社会来说就是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对于社会先进分子的党员干部来说，除了这个社会普遍价值导向要遵循外，还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就是要坚持“为民、务实、清廉”，就是要践行“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用三明市委常委、永安市委书记黄建平的话说，就是要“做到对群众负责，让群众信任；对组织负责，让组织放心；对自己负责，让人生有价值。特别要树立‘公’的思想、‘公’的意识，一心为公，为民谋利。”

三、新常态下基层干部哲学思维培育的几点建议

哲学思维的培育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要着力倡导优良学风作风，着力创新学习方式方法，推进全社会学哲学用哲学向纵深发展。结合基层实际，我们认为培育基层干部哲学思维重点要从四个方面努力。

1.多读哲学著作。要有真触动，应端正学风，真学多读。对于多读，我们建议基层干部应该循序渐进，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入门阶段，推荐阅读的《摆脱贫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之江新语》、《谈治国理政》等著作。这些著作充满了哲学智慧，语言又平实易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光辉典范。而且文章的时代背景更近、更新，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和认同。建议干部手机下载中央党校的“学习中国”APP软件，里面的主打内容就是系列讲话和这些著作，真正让理论学习不再乏味，不再“没有时间”。第二个阶段是初级阶段，建议阅读一些哲学普及读物，如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和国家行政学院编撰的《领导干部读哲学经典》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等。第三个阶段是提升阶段，就应该原原本本的读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等。

2.结合实践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致用。一方面，要通过改造主观世界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等方面提炼哲学思维方式，如上文列举的唯物论的求实思维，辩证法的创新思维、全面思维、系统思维和危机思维，历史唯物主义的奉献思维等。同时，要将这些思维转化为提升基层干部服务大局、服务改革、服务群众的能力，转化为指导解决实际工作的方法。另一方面，要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特别要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设摆在工作生活的首位。牢树“为民”意识，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将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让群众力量成为支持基层工作的坚强后盾。牢树“务实”意识，“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经得起群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牢树“清廉”意识，“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干干净净干事、清清白白做人。

3.机制规范学习。要破解基层“工”与“学”的矛盾，克服基层学哲学“无暇论”认识误区，防止学哲学活动成为一阵风的运动，就必须通过建章立制，将哲学学习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轨道。一是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要带头。要以县（市）委学习中心组为龙头，把哲学内容学习列入每年的中心组学习计划，示范引领全县（市）各基层单位开展学哲学用哲学活动。二是各部门单位要把哲学学习纳入平时的学习例会内容之一，以制度化方式规范干部学习行为，建立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学习制度。三是建议将干部的哲学素养纳入各级领导干部的述学考评范畴，作为各级干部德、能考核晋升的重要依据。

4.外界推动学习。一是党校等各类干部培训部门要全面规划，把哲学列为主课，统筹安排，确保基层干部每年能够抽出一定时间进轮训班，集中一段时间学哲学。二是理论宣传部门要牵头组建高素质的哲学宣讲队伍，用通俗的语言做好哲学理论进基层工作，为基层干部哲学理论学习提供急需的师资辅导。三是文化部门要组织力量策划开展或编排一些以哲学为主题的辩论、演讲、征文、文艺节目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吸引广大干部群众参与到学哲学用哲学的热潮中。四是主流媒体开辟专题专栏，介绍哲学知识，组织哲学通俗讲座、专题讨论等。特别要善于借助手机移动终端开发理论传播新载体，如研发APP学习软件，制作微视频、微信文章等，传播中外经典哲理故事，介绍学哲学用哲学的典型人物和生动事例，使普及哲学的宣传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学哲学用哲学氛围。

注释：

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篇3

关键词:身体意识;文学艺术;习惯的身体;身体反思

中图分类号:B 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2-0044-06

身体意识是身体美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实用主义强调实践的首要性,它关注行动的结果、效用。舒斯特曼关于身体意识改善的观点也体现了这一基本特征。改善身体意识旨在通过提高身体体验、感知,增强自我使用、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的能力,更大程度地达成个人快乐、幸福的目的。本文主要涉及舒斯特曼身体意识研究的现实语境,身体意识与艺术审美感知的关系,调整习惯的身体状态进而改善身体意识的方式以及面临着身体意识的反思及其限度的问题。

一、身体意识研究的语境

西方哲学传统主要追求一种抽象思辨的理论演绎,试图透过事物表面现象探寻其内在本质,把哲学的最高目标定为探索真理知识。与此相反,实用主义则强调人们应该过一种审美的哲学生活,把哲学当作一种生存方式,或者说一种生活实践。舒斯特曼在《哲学实践》的中译本序中指出,实用主义区别于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主要表现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鲜活的生活经验的核心地位,哲学首要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实用主义把生活作为哲学和认识的中心,因此,认识的目标是为了增进经验和完善人性从而使生活更有生机活力。在此基础上,作为审美的哲学生活开始转向身体,身体与认识、审美等其他方面共同展示哲学生活样式的存在价值,“实用主义哲学是一种生活哲学,它把体验放置在哲学的中心位置,而充满活力而敏锐的身体处于组织体验的核心。”因此,保存丰富感知经验的身体成为实用主义哲学的聚焦点。

在当今文化现象中,身体逐渐成为区分身份的重要标识,但同时身体也问题重重,危机四伏。一方面,虚拟网络日渐普及,机器人广泛运用,造成身体可以不在场的存在危机;另一方面,视觉消费泛滥,到处充斥着身体影像。舒斯特曼认为当今诸多文化面临的困境都是由于身体状况造成的,身体意识的改善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解决此类现象,并且获得更大的审美。简言之,身体体验状态对人的生存具有重要价值。

身体意识与实用主义身体美学有怎样的关联,或者说实用主义身体美学为什么要强调身体意识呢?对于“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这一术语,舒斯特曼指出,“身体美学”的“身体”与“肉体”相对,指活态灵动的、具有敏锐感知和反思的人类身体,兼具物质性和社会性。而“美学”涵义则要从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加登说起,他指出,人类的心理活动由知、情、意构成,当时研究理智认识的学科被称为逻辑学,研究意志的学科被称为伦理学,因此,他试图建立一门介于逻辑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于感官认识的学科,即美学或感性学,以完善全面的知识体系。审美活动以感受器官的感知为根基,而感知不是孤立的、纯粹的感官认知,而是有判断、推理等理智活动的参与。在重新审视鲍姆加登感性学概念的基础上,舒斯特曼发现感性学概念在创立之初就具有实践意义和被忽视的身体培养。舒斯特曼在《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的中译本序中指出,鲍姆加登的美学具有一个关键性的实践目标:即增强人的感知能力与感官意识以便能够提高欣赏和表演,而欣赏和表演的范围则包括艺术、美的事物与生活中的实践事务。鲍姆加登所提出的美学具有改善感知能力与感官意识的实践性,从中能够探究到感官意识是美学学科的组成部分。舒斯特曼尝试着对“身体美学”术语做出概念上的厘清,身体美学是“一门兼具批判与改良双重性质学科,它将身体作为感性审美欣赏与创造性自我塑造的核心场所,并研究人的身体体验与身体应用。因此,身体美学也致力于探索相关知识、著述与学科,它们能够建立这样的身体关怀并完善它”。舒斯特曼在中译本序中开门见山地指出,身体意识(body con-sciousness)“不仅是心灵对于作为对象的身体的意识,而且也包括‘身体化的意识’:活生生的身体直接与世界接触、在世界之内体验它”。这说明身体既是被感知到的客观物质对象,又是积极体验世界能动的意识主体。因此,身体美学不仅研究包括形貌、姿态在内的外在身体对象,而且主要研究身体内在的审美意识。事实上,身体美学与身体意识是一种包含关系,身体意识是身体美学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身体意识的研究是身体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舒斯特曼对身体意识持有改善主义的观点,强调要通过完善身体感受,增强自我使用的能力。

二、身体意识与文学艺术

身体意识始终如幽灵般存在于艺术创作、艺术批评等维度,实用主义美学家根据身体意识的改良特性探讨其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舒斯特曼强烈地反对审美自律,在黑格尔、本雅明、瓦提默以及丹托等人纷纷提出艺术终结时,他认为过时的艺术范式终结了,包括身体、通俗和生活在内的新艺术形式复生了。杜威用审美经验来定义艺术,他所说的审美经验不仅指艺术经验,而且包括动态的、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经验。这一审美经验得到舒斯特曼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审美经验的边界不断扩大,但它与文学艺术密切勾连是不争的事实,充裕的审美经验为知识累积和文艺批评提供依据。

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篇4

【摘 要 题】期刊工作

【关 键 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学术属性

【正 文】

伴随中国出版业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期刊必然面临生存与发展的抉择。在中国强大的期刊阵容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占有重要的份额。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否也应进入市场？是否也应绝对“断”掉“皇粮”，在商海里“自谋生路”？类似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期刊界专家、同人所关注。从宏观上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属于出版物范畴，属于文化产品之列。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出版物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仅具有产品属性、商品属性，而且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更为重要。两者相权，后者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原属性。确切地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特殊的产品、商品，其特殊性在于其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远远高于其产品和商品属性。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定位应首先是学术和知识，其次才是产品和商品；学术和知识属性才最能代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质的规定性。

一

任何一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疑都是作者、编辑及其相关人员劳动的物化成果，是高层次劳动的结晶。从生产活动角度看，期刊一定是产品。但这种产品与一般社会生产的产品，以及普通文化产品又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简单地从产品的角度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至少是不完善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载知识——尤其是新知识；承载着学术思想——许多是超前的理性思维，以及新生的理性思维的文字表述。故此，追求知识属性、学术属性，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播和思想转达，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圭臬。即使突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应无可争议地强调这两种属性均为知识、学术属性所决定，即，产品与商品属性是派生的，它离开知识与学术的价值属性便是“无”，离开了知识和学术属性，单纯的、纯粹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即使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也只能以知识和学术为定语：知识—学术产品、知识—学术商品。或者说，在当下文化产业如火如荼的时代，我们必须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化属性加以特别强调。

从一般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并不具备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商品的某些属性，如高风险性和高收益性。虽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检验标准也离不开“消费者”——广大专业人员构成的读者群体，但这个群体有别于大众化娱乐的消费群体，更体现一种“相对概念”[1](P213)。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占有率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像娱乐文化期刊那样，通过发行量体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某些时候甚至完全相反：真正学术质量上乘的学术期刊与订数、读者数量并不成正比。所以，从读者群体、市场占有率，或从纯商品、产品的角度认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属性问题难免以偏概全。这也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消费的规律之区别的本质所在。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与展示平台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学术平台”提供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交流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在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众所周知，知识和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交流，在于思想和观点的碰撞，“知识交流所带来的另外一大好处是知识创新的规模效应。……知识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中才能发展与壮大。……富有意义的知识交流会造成新的交流结构和交流网，会进一步促进知识的创新，使知识在交流中不断地发展壮大。”[1](P204) 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知识交融中所获得的收益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至少可以再生出两种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效：其一，增加了知识和学术含量；其二，传播和催生了新的知识、思想、理念。这些知识、思想、理念对于社会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绝非可有可无，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促进作用毋庸赘言。

毫无疑问，过分强调出版物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必然会消解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思想和智慧的含量。和商业化、商品化的一些出版公司、出版社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产品，也是商品。但必须注意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突出的产品和商品；或者说，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是知识属性、学术属性非常强的文化产品、文化商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势必要消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自身的真实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仅仅从商品、产品的视角审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定位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啻为南辕北辙。假如和对待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推向市场，以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对它进行检验，使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市场化，显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否定。

我们还应看到，关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必须注意知识经济时代的宏观背景。知识经济时代提升了知识的地位，昭示了知识的重要性。也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强化了知识的商品属性。应当说，从宏观意义上看，这一观点并无不妥，但真要拿这样一个“标尺”度量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应另当别论。

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社会生产的直接作用，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既取决于自然科学的推动，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对于社会来说，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道理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在强调和强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社会科学的地位也应随之提升，这才是科学繁荣的标志。无论市场经济多么发达，无论怎样强调期刊的产品、商品属性，均不应以抵消、销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为代价。相反，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恰是强化其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市场经济越发达，越应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更多的物质层面的支持，使其获得保障后的知识属性和文化属性得以尽情展示、绽放。尽管市场经济对于国人来说已不再陌生，但市场经济越发达，新的问题越多，越是需要学术理论研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并使之直接、间接转化为决策依据、实践依据，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突出知识和学术属性。

二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这里所说的知识属性，不同于一般性的知识传播与传授，而是凸显着原创和创新思想，彰显的是各阶层作者的理性思索。这样，强调对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强化，终极目的是为了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在许多情况下，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文章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不可能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追求理论上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对经济建设、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理论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先导作用，解释和阐释了理论不是“务虚”，而是从更深层次上对现实进行理性关注；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实践活动不断完善的重要环节。历史和社会实践证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变革，每一次制度变迁，都是思想解放、学术理论推动的结果。最为生动的事例当属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关于理论研究的原创性、学术性、探索性和时代性作用，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相当多的时候是直接的、显性的，绝非间接的、隐性的。比如，早在上个世纪末，一些学术期刊就陆续刊载各类文章，指出美国在冷战后推行霸权主义的战略重点之一，是英语文化的控制权——语境霸权。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不仅变成了现实问题，更引起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关注。类似事例屡见不鲜，可谓俯拾即是。这说明，理论研究的先导性、超前性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基本精神，而这种基本精神落到实处更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来传承，也是引领学术风范的具体表象所在。相反，如果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够自觉追踪学术、理论热点，对社会和生活的贡献也无从谈起。如同各社会阶层的人群有不同的社会需求一样，文化精神产品也应关注不同文化层次人群的不同需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满足的是从事专门领域专业研究人员的需求，以及专业领域内专家和专业人员的科学研究需求，属于高精尖性质的精神文化产品。故此，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依然须臾离不开自身的知识和学术属性。这两种属性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大潮中的非商品化属性。

市场经济的建构与繁荣的确需要自然科学的支撑，也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把握。对科学精神的强调，亦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培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社会进步的两大支柱。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理由来论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承担着弘扬全部人文精神的使命，但它至少承担着相当重要的使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许多问题的产生并不是自然科学精神不足，反到是我们对人文精神弘扬得不够所致。事实告诉人们，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使是在发达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而不应人为压缩这一空间。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主要侧重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知识经济时代的确凸显了知识的商品属性，但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尚不具备消费的功用。所以，有学者指出：“基础知识以及科学理论尚不能在生产生活中直接使用，也不能作为商品来买卖。”[1](P211) 无疑，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即属于这类不能买卖的特殊商品。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非同一般文化产品、商品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也是由社会需要和不可或缺的社会分工来完成的。现代社会无论怎样分工，都需要一部分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并把研究成果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公之于世，使之对社会生活、经济建设产生指导作用。

在我们认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以及商品属性的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具有“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2]。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属于一般文化产品， 也不能简单地从这三个“价值”层面解读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内在价值。除了这三项价值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至少还应突出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当然，这三方面的价值绝大多数文化产品也具备，只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更为明显、更抢眼球。也就是说，当人们关注文化产品的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文化价值、知识价值和思想学术价值及其厚重的意义更加重要。文化、知识、思想只有传播才能更充分体现其价值所在。因此，后三项价值又与交换价值相辅相成。

产品、商品的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之一是交换。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作为思想、文化、知识的载体，在交换层面与一般文化产品存在共性，但也有差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交换的目的是传达、转达思想、文化、知识，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扩充人类知识和学术文化容量；而直接目的和现实目的，则是承载、贮存人类通过思维、思想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为社会提供新的知识内容。强调市场经济在社会生活中主体作用时，也不要忘记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除了提升了知识的地位外，还使信息和知识成为了重要的资源。人们认识、获得这种资源，并使之发生转化，才能使知识、信息发挥作用。当然，在人们接触、获得知识、信息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是传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传播知识、信息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并且总是以传播新的知识、思想观念等为主导，为先导。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所刊载文章的内容绝大多数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但淡化、淡漠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是不能被接受的。

三

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无法实现市场化，甚至很难接受市场的检验，固守学术田园，强化知识属性、学术属性也许不能说是唯一选择，但至少不具备市场商品的全部特征。比如，一个最简单的事例是，让每一家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都自负盈亏，肯定是不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终极目标是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供的将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其理论关怀，促进人们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和层次的提升。这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使命，也是它的职责。当社会需要各种层次的文化，以高雅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作用和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国家与社会繁荣与否的晴雨表并不仅仅表现在工农业生产和GDP的发展状况上，还相应地表现为文化与学术的繁荣程度上。经济强国往往也是文化大国的事实，毋庸进一步论证。文化繁荣与否不能仅仅依据某一部电视剧的收视率与某部“贺岁片”的票房效益，更不可能以某些迎合市场需求的娱乐活动的虚假繁荣来做出判断。因为这些只是文化的浅层表象，绝非深层次的精髓。社会发展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同样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勤奋思索；离不开广大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不断推陈出新与增大“精髓”的含量。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来说，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提供一块创新和阐扬自己成果的园地，无疑是立身之本。因此社会经济越发达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越需要强化知识和学术属性，越是要固守知识和学术田园。

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与社会、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有必要探讨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意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以弘扬正确的思想观念、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但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这一切都建立在对旧的陈腐观念、思想认识误区的批判和澄清的基础之上。学术界有人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学术研究应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其实，对这一问题应从不同的侧面进行阐释，加以理解。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学术、知识属性，我们有理由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更应强化批判意识和社会批判功能，并据此整合思想文化资源，批判、矫正思想认识上的种种误区，帮助人们澄清思想意识领域内的种种模糊认识，明确先进科学理念，为市场经济以及各项经济建设活动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思想学术成果等等，这不仅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本真价值，而且体现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关怀。网络时代，各种名目的思想、思潮、观念层出不穷，其中不乏错误的、消极的、危害国家和文化的东西。如何增强人们理论上的鉴别力，作为“学术人”义不容辞。因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肩负的使命前所未有。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高层次的、深刻的批判与“辨伪”是任何一种文化产品、商品所不能替代的，不可替代的。

我们在强调人的科学素质的同时，更要强调人的人文素质；在培养科学思维的同时，也应当培养人文思维。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但离开了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的思维，我们的科学思维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经济越发达，越是呼唤广大理论工作者从深层次上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生活，越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出更高的要求——知识和学术要求。因此，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知识属性、学术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进入市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选择。

我们没有理由绝对地拒斥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既然认同其产品、商品属性存在，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益便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期刊的效益应由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相当数量的期刊实现了两个效益，故此，其产品属性和商品属性是比较明显的，所谓“双赢”的特点是鲜明的。但如果简单地以笼统的“效益”衡量或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则需要另当别论。就经济效益而言，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投入与产出难成比例，因为在流通领域——实现经济效益的唯一渠道——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可能有较多的市场份额和经济、货币上的回报，价值规律的作用相对弱小，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消费者不可能存在更大群体，因此，追求社会效益必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选择。从前，涉及社会效益时，“虚论”较多，一旦具体分析这种效益的获得时，同样离不开消费者，或者说脱离了消费环节的任何效益都是虚无的。因为，不论强调产品、商品属性，还是强调知识和学术属性，假如期刊刊载内容——高层次脑力劳动的精神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特定文化水准群体的读者的精神文化、学术需求，不对社会文化事业有所贡献，那么同样不可能获得社会效益。这便是同属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为什么有些期刊受到欢迎，有些则遭遇冷落的原因所在。因此，在我们淡化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产品属性、商品属性的同时，必须强化其知识属性和学术属性，以通过知识、学术属性获得人们认可的社会效益。

总之，如同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不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绝对地“听命于政治”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也无法绝对地受制于经济杠杆。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的深刻教训之一。无论市场经济怎样发展，无论价值规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对社会、人生进行深层次理性思索总是“进行时”。我们认为，从本质属性上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的非商品、非产品属性，是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弘扬知识和学术属性的基本前提。简单地以产品和商品属性规定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难免流于粗陋，势必影响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进步。

参考文献

[1] 柯灵，邓向阳，王仙勿.知识经济[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

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篇5

关键词:工程哲学;矿业工程;人文素养;交融式培养

煤炭行业通过十年多的高速发展，企业的科技发展处于一个较高水平，这些企业除技术管理、生产管理岗位需要懂技术、懂管理、懂经济的综合性科技人才外，更需兼具采矿、机械、微电子与电器、信息与智能等综合知识的技能型人才，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能型、创新型人才已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1］。技能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包含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等的培养［2-4］，创新能力的培养又分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技能创新能力的培养，而且两种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创新实施个体的人文知识、职业道德、专业知识和思维方式等有关。由于工程中蕴涵众多哲学问题［5-10］，故工程创新的思维方式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工程哲学意识，但目前的工程大学生缺乏这种思维意识。“煤矿开采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该课程因其知识点间关系复杂、实践性强和交叉性强而蕴涵诸多工程哲学思想［11］，本文拟从课程知识内涵、采矿工程哲学问题与人文素养相互关系等方面进行课程综合教学实践。

一、现状分析

1．企业发展需求与从业者的差距

在国际国内复杂经济环境的影响下，煤炭行业十年高速发展期已经结束，煤炭企业的经济也将进入常态化发展期，对各种层次人才的需求也将出现差异性增长，甚至个别层次人才的需求将趋于平稳。煤炭业通过十年高速发展，大部分企业的科技发展处于一个较高水平，这些企业需要科技与技能兼备的复合型人才;一小部分企业因地质条件复杂性等原因，其科技水平尚处于一个较低水平，现阶段因装备的科技含量低，在技术管理、生产管理岗位仍需要懂技术、懂管理、懂经济的综合性科技人才。另外，今后在推进煤炭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煤炭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生态文明矿区建设、煤炭行业文化建设和煤炭科技创新发展等方面仍需要煤炭科技人才的不懈努力，在煤炭企业发展过程中仍需接纳更多采矿工程专业毕业生。综上所述，尽管今后煤炭企业经济会进入常态化发展期，但煤炭企业对高素质采矿工程专业毕业生的需求仍在扩大。煤炭企业的发展需要科技进步，科技进步需要人才，且对人才的要求也更高，但目前部分大学毕业生却与企业的发展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一是企业需要诚实守信、吃苦耐劳型人才，而现在很多大学生都是“先求稳，后求好”，一般会先签一个比较稳妥的单位，再慢慢寻找更理想的单位，如果有好的单位，一般会和原签约单位毁约，这体现出诚信问题;一部分采矿毕业生不愿下井，对待工作马虎应付，这是缺乏吃苦耐劳型精神的表现。二是企业需要懂技术、懂管理、懂经济的复合型人才，但一些学生在大学热衷于做学生干部，而对学习则是应付的态度，尤其是对专业知识没有钻研的精神;而一些学生只关注学习，缺乏对管理、人际关系处理的培养。三是企业既需要创新型人才，也需要技能型人才，但目前学生缺乏创新和实践动力，具体体现在各类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中个性化不足，普遍存在同类化现象。四是企业需要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随着煤炭科学技术发展，交叉型、复合型和边缘型技术与装备大量涌现，技术的发展和装备的更新更需要良好的合作团队，但在大学生培养过程中的一些措施并不有助于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使得部分学生缺乏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五是企业需要甘于奉献的、以集体利益为重的人才，但部分学生找工作时强调更多的是个人工资和待遇，缺乏奉献和归宿精神。

2．大学生人文素养现状

人文素养不仅仅是指一个人的人文知识水平与研究能力，更重要的是指一个人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社会的内在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人文素养注重的就是做人的态度和品质，也就是通过人文知识教育使大学生形成健康人格: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正确的自我意识;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积极快乐的心态。纵观大学生人文素养，由于社会、家庭和群体等的影响，大学生人文素养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个性化与价值观多元化。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彰显个性成为当代大学生的必然选择，但市场经济中的价值尺度也被当代大学生借鉴，部分学生存在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2)网络与现实交融化。当今社会处于网络时代，网络在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也带来诱惑，如部分同学在享受网络实惠时也将自己带入到虚拟的网络世界而不能自拔，最终使这些学生出现网络与现实二元融，厘不清网络与现实。(3)人文知识与专业技能离析化。人文知识的积累是锤炼一个人做人的态度和品质，而专业技能的获取则是教会一个人做事的方法和技巧;做人和做事是相互创造、相互生成的过程，人的本质、潜能和能力都只有在做事中才能体现;做事即做人，做人即做事，是因为做事和做人二者是内在统一的，没有先后之分。但是，部分工科学生不注重人文知识的培养，偏重于专业技能的获取，从而出现因做人方面的不足而影响做事。(4)个体机能与社会需求差异化。大学毕业生作为个体是社会的一员，社会发展由社会需求来驱动，也即由个体来共同驱动。而个体机能不一样，其对社会的驱动力也不一样，故个体机能应与社会需求相一致。但是，由于个性化与价值观多元化的影响，每一个大学毕业生通过教育所获取的个体机能存在差异，同样与社会需求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3．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应与矿山企业的职业道德教育结合起来，职业道德是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职工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如煤矿职工职业道德规范包括:热爱本职工作;钻研业务技能;遵守法律法规、规单制度;坚持安全生产;加强团结协作;勇于抢险救灾。职业道德教育重在培养职业责任，职业责任是指人们在一定职业活动中所承担的特定的职责，包括人们应该做的工作和应承担的义务。职业责任具有法律及纪律的强制性，具有明确的规定性，而且与物质利益存在直接关系。职业责任的培养在于对职业个体价值观、能力(包括人文能力和专业技能)和自我责任的培养，而职业个体价值观具体体现在公平、诚信和奉献等方面。大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应注重社会责任、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的培养，而不仅仅是人文知识的学习，故前述说明当前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存在以下问题:(1)专业教育与人文素养培养分离。根据大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需求，人才培养实践中必须将专业技能和人才素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按照采矿工程师的岗位需求把拓宽科学知识、增强岗位实践技能和修正做人做事态度有机地统一到一起。在现今的人才培养实践中，人文素养课程和专业课程是割裂开来的，分由不同的教师授课，人文素养课程由人文类学科教师上课，而采矿专业课程由理工科教师上课，致使两类课程很难做到有效地结合。(2)现有人文素养培养缺乏对职业道德、职业责任的培养，使大学生对未来的职业范畴、职业规划和职业责任缺乏认识。(3)现有人文素养培养缺乏对工科学生工程哲学思想的培养，使工科学生在工程实践和工程设计中缺乏以一种整体的、全局的、联系的眼光去整合全部工程活动，缺乏团队合作意识。

二、工程哲学与人文素养的关系

从企业发展需求与从业者的差距、大学生人文素养现状和人文素养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来看，这些现象的本身对于工程专业学生来说，就是缺乏工程哲学思维的锤炼。

1．矿业工程中的工程哲学问题

矿业工程哲学主要是研究和分析在矿业工程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矿业工程决策和发展战略的哲学问题，矿业科学与技术和工程活动的关系和转化问题，资源开采与产业发展、社会影响的关系问题等。从另一方面讲，就是如何在矿业工程实践活动中全面而公正地处理涉及的各个主体与客体的利益，达到矿业工程综合效益是矿业工程哲学研究的目的和期望。“辞海”中的矿业是指开采矿物的事业，矿业工程是指开发和利用资源的工程，矿业工程活动的本质特征包含科学性、经济性、人文性和生态性。矿业工程成果的哲学本质则包含满足人们能源与资源的需求、符合科学技术规律的本质和被人改造的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体现矿业工程活动后的气候变化、环境变化和资源条件的变化，故矿业工程中的主要工程哲学思想包含系统论、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关系、发展论、实践论和量变到质变论等。在矿业工程的一系列活动中，由浅到深地体现了在认识中发现矛盾、在矛盾中找到规律和在规律中揭示方法的过程。

(1)资源认识。依照工程哲学思想，对资源的认识应贯穿资源开发全过程，且在资源的认识过程中应坚持资源的客观存在性和可知性，同时坚持实践是资源认识之源和认识发展的动力。因为只有坚持实践第一、不断实践、不断认识才能取全、取准资料信息，也因为先试验后实践是认识资源的先导。即在工程思维过程中始终以一种整体的、全局的、联系的眼光去整合和把握全部工程活动的思维倾向，坚持意识来源于实践。对资源的认识也存在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资源开采技术就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从资源的手工开采、机械化开采、高效机械化开采到智能化开采是一个量变发展过程，而智能化开采演变到无人开采则是一个质变过程。

(2)矿业工程活动中的主要矛盾。在矿业工程活动中体现的主要矛盾既是人、机器与自然(矿体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也体现了认识资源与合理开发、开采与环境、高产与稳产、高产与资源回收率、生产与安全、系统与个体的关系。机器是人脑的创造物，但机器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人通过机器实现对资源的认识、开发和利用，在这种人—机相互约束、相互作用过程中实现人的智力进步、思维创新以及机器的创新发展。和谐是指系统中各要素、各部分之间配合得匀称和得当。一个生态系统是包括人在内的物群与所处的环境(包括水、大气、土、岩石等)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对稳定又有自组织功能的一个系统，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同进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基础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相互统一，对于矿业工程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解决的途径是在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受动性和规律性基础上，以和谐发展为目的实现矿业工程活动的主观能动性。

(3)矿业工程活动中的规律。工程活动实践中均蕴涵规律，如为安全高效开采必须掌握资源开发的地质规律、地应力变化规律和采动应力形成规律，地质规律包括沉积岩的成层规律、构造的演变规律、煤层气和水资源的储存规律等。

(4)矿业工程活动中的方法论。矿业工程活动中必须坚持工程哲学的方法论，即以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为指导，分析和处理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处理好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矛盾，运用现代科学理论与先进的技术手段，注重最佳的资源开发效果和最大的经济效益。在具体的矿业工程活动中应遵守:1)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2)相互联系、对立统一的大系统原则(或整体性原则);3)遵守本质和规律，按客观规律进行矿业工程活动的原则;4)处理好现实与未来、连续性与阶段性、继承与创新关系的原则;5)人在资源开发中处于主体地位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原则。

2．采矿工程专业学生必备的人文素养

根据矿山企业特点及发展需求，采矿工程专业学生应具备以下人文素养:(1)辩证唯物主义的工程哲学意识。矿业工程活动蕴涵诸多工程哲学思想，就从事矿山工程活动的工程人来说，具备辩证唯物主义的工程哲学意识不仅有利于工程人对矿业工程实践的深刻理解和具体实施，也可以帮助工程人应付自身的职业困境，全面、客观、公正地解决矿业工程实践活动全过程遇到的一些根本性的哲理性问题。(2)积极向上的人文知识。对于一个社会人来说，首先是社会的一员，即首先要学会做人;其次才是一个职业人，只有拥有先进的社会道德观、价值观和必备的人文知识的人才能更好地做事。人文知识的积累是锤炼一个人做人的态度和品质，故拥有积极向上的人文知识即具有了良好的做人态度和做人品质。(3)健康的职业精神。对于整个矿业工程活动而言，活动全过程充满困难与未知、智慧与创新、吃苦与奉献、诚实与细致、遵章与守纪、团结与协作、安全与预防等，未来的采矿人(采矿大学生)需在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作风、职业纪律和职业技能等方面符合矿山职工职业道德规范要求，形成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吃苦耐劳、遵章守纪、团结协作、精益求精、安全第一、甘于奉献、勇于创新、敢于挑战的健康的职业精神。

3．基于需求的工程哲学与人文素养相结合

从矿业工程中的工程哲学问题和采矿工程专业学生必备的人文素养来看，矿业工程活动实践离不开工程哲学思想的指导，而矿业工程活动需由一个个人来完成，活动成果的好坏与完成人的工程哲学意识、人文知识和职业精神密切相关，只有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工程哲学意识、积极向上的人文知识和健康的职业精神的群体完成的矿业工程活动成果才能达到最佳的资源开发效果和最大的经济效益。基于上述需求，必须在专业教育的人文素养培养中进行工程哲学意识的培养。

三、专业教育中的人文素养培养

1．必要性

采矿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掌握固体矿床(重点为煤)开采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具备采矿工程师的基本能力，能在采矿、地下工程等领域从事科学研究、工程设计与施工、矿山安全工程、矿山经营与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工程技术专门人才。即与专业教育中职业技能培养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不同性格特征、不同发展特点和不同就业取向的学生群体的人文素养培养侧重点不一样，有必要在专业课程教育中结合课程特点进行不同学生群体的人文素养培养。而且采矿工程专业学生应具备的人文素养中的工程哲学意识和职业精神具有专业特点，工程哲学意识和职业精神非常适合在专业教育中结合专业课程教学进行培养。综上所述，专业教育中的人文素养培养非常有必要。

2．实现模式

大学人才培养必须面向未来5～10年的职业需求，将专业技能和人才素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根据特定职业需求把扩展科学技术知识、增强专业实践能力、修正做人做事的态度有机地统一到一起，在人才素养培养中增强职业精神和专业兴趣，在专业课程教学和技能实践中渗入人文素质教育，最终实现两者真正的融合。

3．在“采矿学”课程中进行人文素养培养的实践

“采矿学”课程主要讲授煤炭地下开采和露天开采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地下开采课程内容主要涵盖采煤工艺、采煤方法、巷道布置方式及其掘进、开拓延伸和生产系统优化配置。由于采矿所依赖的煤层地质条件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开采空间的移动性等特点，采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故“采矿学”课程内容因其知识点间关系复杂、实践性强和交叉性强而蕴涵诸多工程哲学思想，结合这些工程哲学思想进行课程知识点讲授，不仅使学生易于接受知识，获取专业技能;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工程哲学意识和职业精神，达到培养人文素养的目标。首先在具体的采煤工艺、采煤方法、巷道布置方式的选择上必须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遵循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本质、地质构造演化和煤(岩)层成层的基本规律、煤层气和水资源的储存规律，按照相互联系、对立统一的系统原则和连续性与阶段性原则来进行;再者，“采矿学”课程涉及的矿业工程知识来源于工程实践，即人的实践，与实践人在实践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职业精神密切相关;另外，“采矿学”课程涉及的相关知识通过实现矿山本质安全来为矿山实践人提供安全保障，也即这些知识蕴涵人文知识。在讲授“采矿学”课程的采煤工艺时，工艺的各工序间存在时间与空间的交互;而且每个工序需要由一组人通过协同合作，依据煤层地质条件操控各类装备来实施;以上涉及到以人为本的人机对立统一，遵守本质和规律并按客观规律做事，以及吃苦耐劳、全面细致、遵章守纪、团结协作的职业精神。在讲授采煤方法、巷道布置方式时，采煤方法与巷道布置方式是相互联系、对立统一的整体，采煤方法与巷道布置方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同时两者又受工程活动期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矿井瓦斯、水文和煤层地质条件影响，体现了现实与未来、连续性与阶段性、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同时，在采煤方法与巷道布置方式的选择上，应遵循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以及精益求精、安全第一、勇于创新、敢于挑战的职业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矿业工程活动的科学创新性、安全可靠性、技术先进性和经济性。

参考文献:

［1］罗承选．构建“大采矿”学科体系培养优秀能源科技人才［J］．煤炭高等教育，2005，23(6):1-3．

［2］盖宇仙，许鹏奎，柳德玉．基于专业特点和创新人才培养的工科高校教学方法实践探索［J］．科技管理研究，2010(1):99-102．

［3］梁枫．专业技能和人文素养融合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1):48-49．

［4］康志强．特色专业建设培养高素质创新型采矿工程专业人才［J］．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4):8-10．

［5］李伯聪，成素梅．工程哲学的兴起及当前进展—李伯聪教授学术访谈录［J］．哲学分析，2011，2(4):146-162．

［6］王安．工程哲学与神东亿吨矿区创新实践［J］．中国工程科学，2008，10(12):53-57．

［7］邵安林．铁矿资源战略与矿冶工程管理—“五品联动”模式的工程哲学思考［J］．科研管理，2013，34(8):158-164．

［8］张飞燕，韩颖．基于工程哲学的工程实践研究［J］．中州煤炭，2009(5):115-116．

［9］阎国华，刘开淼．谈工程哲学在资源开发利用中的运用与发展［J］．前沿，2010(9):52-56．

［10］郗芙蓉，李昊．浅析工程师人文素质的培养［J］．黑河学刊，2013(10):161-162．

［11］高明仕，杜计平．从苏格拉底的“助产术”到柏拉图的“理性之乐”———再论《采矿学》课程教学的框架充填法［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87-91．

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篇6

对教育思想文本的形式分析可以说是教育认识系统的自觉认知监控，直接的效果是对混乱的消除和意义的澄清，内在的追求则是为教育思想和理论的高效率发展确立可靠的基础。突出形式分析，是因为教育思想和理论作为高级的理性认识成果，在表达上应该遵循语言的和逻辑的规则，在其背面则是因为既有的教育思想文本因不符合那些规则而呈现出的不足。不过，纯粹形式分析的意义是有限的，分析一旦开始，内涵的分析也会伴随着形式分析而来。教育思想是关于教育的思想，很自然，教育的实践性质决定了对教育思想文本的形式分析不会只是纯粹的表达规范检验，否则，它自身也很难成为教育哲学的行为。教育思想和理论不是语词的堆砌，而是意义的结构。这里的意义，也不只是简单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认定的经验的维度，还合理地包含着价值的维度。    

对教育本体的思辨、对教育现象的批判、对教育思想的人文反思以及对教育思想文本的形式分析，这就是我们认为的教育哲学的本体行为，也就是行为意义上的教育哲学。这样的认识当然是可以争议的，重要的是借助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形成教育哲学创生和教育哲学学术研究的区分意识。把二者区分开来的主要意义并不是明了思想创生和学术研究的差异，而是在学术研究成为无法回避的认识样式的今天，防止思想创生被学术研究遮蔽。实际上，即使有人认为思想创生和学术研究在今天密不可分，在意识上对二者做出区分也具有认识论上的提醒作用。我不掩饰主观上对教育哲学创生的价值强调，却也不意味着对教育哲学学术研究的轻忽。在我看来，即使不做强调，教育哲学学术研究也会在整个教育哲学领域占据绝对的优势，相对而言，教育哲学的创生即使在意识中被重视，也不会成为普遍的事实。   

表达一种立场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艰难的是弄清一种立场未成为现实的原因和如何实现立场的可操作的方法。虽然中国学问的传统有钟情于阐释、解读和评论的倾向，客观上，我们还需要在学习和理解中融入世界性的教育哲学系统，但我相信每一个教育哲学学者都不会没有或轻易放弃创生教育哲学的愿望。审视新时期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在越来越规范和系统的教育哲学学术研究之外，立足中国教育现实，及时借鉴域外视野的问题性思考也不乏深刻、精辟之作。教育中的公平、正义和价值问题，实践问题、生命意识问题、主体性问题，伦理学问题、美学问题甚至教育逻辑学问题，都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哲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如果有什么期望的空间，主要是在原有思想基础上的创生还能够走向更高的阶段。新的进展也许实际已经发生，但不习惯于独立立论极可能限制了新的和个性化的思想的显现。也不可排除与教育哲学创生的相关认识准备尚不充分，以致真正属于教育哲学家的行为难以发生和持续。我们相信有志于教育哲学的学者均有创生教育哲学的愿望和潜在的能力，需要对待的应该是对相关学术和哲学问题进行重新的审视。   

第一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学术。一般认为，学术是与学问和学科相联系的研究和探索过程。由此展开，学术是求知的过程，而当学问发展成为学科的时候，学术是学科规训下的求知过程。学科规训外显为一系列规范，其功能是引导和控制研究者的研究过程和成果表达，以保证他们的研究的专业性质和学科性质。现代学术基本上是学科学术，学者的求知内在地依赖于自身的动力和能力，同时要尊重和遵循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和认识习惯。如果到此为止，我们对学术的认知仍没有超越常识的水平。追寻学问的源头，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回答，即第一代研究者的求知是学术研究吗?我以为，他们的确在研究，但他们的研究不属于学术研究，因为学问的和学科的意识在他们那里或没有或极其微弱。更值得指出的是，第一代研究者面对着对象本身，在他们之前没有关于对象的文献，恰恰是他们的研究制造了第一代关于对象的文献。当第二代研究者出现的时候，他们既要面对对象，还要面对第一代研究者创造的文献，进而，他们一方面要进行与第一代研究者一样的求知过程，还要对第一代文献进行学习和研读，以免重复劳动。而正是这种新生的夹杂着文献研读的求知行为，使得研究历史性地具有了学术性质。或可说，研究的学术性质是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研究者的认识交流联系在一起的，纯粹独立的个人面对对象展开求知的活动算不上学术研究。人类认识发展到今天，研究者已无可能撇开文献独立面对研究对象，也无法摆脱学术共同体和学科规训的影响，巨量的文献和专业的规范使他们无法不成为一定学科认识体制下的学者。文献剧增和规范的成熟无疑有利于学术求知行为的专业化和系统化，但也给思想的创生带来不可忽视的困扰。   

尤其在人文社会研究领域，巨量的文献几乎成为竖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高墙。不走进文献，研究者很难直接从对象那里获得超越前人的认识;走进文献，能够再走出文献的研究者却越来越少。这就导致借助文献，在不重复前人劳动的前提下，从对象那里获得真知的学术性求知，越来越成为依赖于文献而进行的写作行为。虽然作为写作者的个体也可以抱有创造新知的愿望，但误以文献代替对象或者意识清醒地沉溺于文献而远离对象，都使得他们的写作可以有灵气却很难有关于对象的新思想和新知识。更值得警惕的是，巨量的文献，尤其是持续增长的经典文献还在吞噬后来者面对真实对象的信心，进入在潜意识中倒向对学者文人化的价值认同。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哲学的创生行为较为稀少和发生在既有文献之后的学术写作盛行便顺理成章。学术写作的学术性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在这样的写作中，文献成了主要的依赖，真实的对象倒成了零碎和断裂的参照。现实的效果是，精致而规范的学术作品越来越多，而针对真实对象的真切思考越来越少。这应是现代学者的继续前行的困境。欲走出此困境，就需要建立研究者和文献之间的新型关系。在今天，学者以有限的生命咀嚼相对巨量的文献，一定不是最可取的策略;无视文献，超越前人的求知也无法取得成功。最可考虑的策略应是用思维的、理性的洞察处理文献，最终穿越文献之墙，以知悉前人思想进展的新人姿态，直接面对对象。先走进而后走出文献的新人所面对的对象，不再以它感觉的形状呈现，而会在我们的意识中暴露出它先前未显露的信息。创生教育哲学的教育哲学家及一切不能跨越前人的求知者都渴望那种时刻的到来。如果我们愿意像哲学家那样做真正属于哲学的事情，就需要摒弃侥幸和成见，弄清教育哲学学术研究和教育哲学思想创生各自的意义。   

第二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哲学。这对于职业的哲学学科人员来说可能不构成问题，但对于所谓部门哲学学科的人员来说的确是一个问题。这倒不是说他们不知道一般哲学的意义如何，而是对自己所思虑的“部门”与哲学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就说教育哲学，它是哲学在教育思考中的应用呢，还是把教育的思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呢?当我们使用“关于教育的哲学思考”这一片语时，“哲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足以使这种思考成为教育哲学吗?我们甚至可以猜想，杜威在撰写教育学著作之时，他的姿态是哲学家还是教育学家呢?我们如何判定一种行为或一种作品是哲学的还是非哲学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涉及我们如何理解哲学。那么，哲学之所以是哲学的依据是什么呢?一般认为哲学的对象是整全，哲学的方式是思辨、分析、解释等等。如果以此为标准衡量，一种行为或作品必须以整全为内容，以思辨、分析、解释为方式，才算得上哲学。教育哲学的对象无论是教育还是教育学似乎都不符合整全这一标准，这样，即使哲学的方式被思考者使用，也不过是沾上了哲学的色彩，整体上是无所谓教育哲学的。也许就是这种原因，名义上属于教育哲学领域的学者，仍然具有的是教育学的而非哲学的归属感，也就不会用哲学(家)的标准要求自己(的思维和作品)。他们无疑是神往哲学的，也会为自己与哲学更紧密的联系而有自适的感觉，却极少有人具有哲学家的自我身份认同。   

如果仅仅是因为教育属于世界的一小部分而非整全的世界而怀疑自己的思考行为能够成为哲学，那这种怀疑是可以立刻放下的，理由是绝对的整全只可想象，现实的整全只是处于不同等级的系统。在此意义上，哲学的要义在于其个性化的追求和方式。关于哲学追求什么，古希腊人说是智慧。“爱智慧”，作为一个动宾词，显现着人对智慧的情感，蕴含着人对智慧的追求。其实，这种说法也就是可充作谈资。古希腊的以及其后的哲学，准确地说，获得的并非什么智慧，若要说智慧，是存在于获得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等领域问题答案过程之中的。换句话说，哲学(家)的智慧甚至哲学(家)的本质在过程中，结果和作品是过程中的哲学本质的投射。教育哲学学者不必在结果和作品的范畴内进行语言的精雕细刻，而应在哲学方式的养成上用心用力。模仿哲学家的语言方式既是舍本逐末之举，也是一种浮浅的心性外化。只有真正拥有了哲学思维的方式，一个人才能够像哲学家那样思考，进而无需努力便可呈现出哲学家的语言方式。哲学思维内涵丰富，不可一概而论，但思辨永远是其核心的方式。正是“辨”的方式把哲学和科学区别了开来。科学用经验的方式“辨”别、辨明，哲学用思的方式辨别、辨明。哲学发生在经验的尽头，当经验的能力发挥殆尽而认识的疑惑尚未终结时，哲学的思辨就悄悄出场。理解整全的世界需要思辨，理解整全的教育同样需要思辨。思辨是一种思维的样式，而非一种思维的方法，要以思辨的样式理解教育，教育哲学学者要努力的主要是认同和选择经验无法辨明的教育哲学问题。如果一个学者热衷于具体教育问题的解释和解决，因他的追求在经验的世界，注定不会有属于教育哲学的行为和作品。教育是经验世界的事件，但有关教育的问题绝不只是经验层面的问题。要发现教育的本质，要构造教育的理想和理想的教育，要确立教育的精神，恐怕只能借助于哲学的方式。教育哲学的创生当然也只能发生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域内。   

从过程和方式的意义上讲，教育哲学是不存在的，换言之，不存在一种教育哲学过程和教育哲学方式，因而，教育哲学注定是一种结果和作品意义上的哲学。教育哲学是哲学，因为它的过程和方法是哲学的，教育哲学不是一般哲学，因为它的对象是教育。教育哲学家在教育的土地上洒下哲学的种子，而后收获到教育哲学的成果;教育哲学家带着哲学的工具在教育的土地上挖出教育哲学的成果。这两种比喻可以说明创生教育哲学的两种不同的路径，共同之处是两种路径均通向作为结果和作品的教育哲学。而两种路径均能通向教育哲学的原因，则是哲学作为种子或作为工具，均与教育的土地发生作用。因而，教育哲学成立的前提是思想者对教育这块土地的高度熟悉与对哲学的追求和方式的根本认同和理解。哲学的追求相当于种子，哲学的方式相当于工具，既有的教育事实和关于这种事实的认识相当于教育的土地。教育哲学家就是带着哲学的追求和方式，在教育的土地上实现哲学理想的人。他们是名正言顺的哲学家，只是因为他们始终生活在教育之中，才让教育学把他当做自家人，反倒是哲学逐渐忘却了类似教育哲学这样的海外游子。   

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篇7

“现代化”作为这一时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或范式，被越来越多的高校理论工作者所接受。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此，“三个面向”就成为我国教育战线的一面旗帜，并于1985年写进《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中。从此，“三个面向”成为贯穿整个80年代校园学术文化的最强音，并决定了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走向。邓小平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5］邓小平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拓视野和转换视角铺平了道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现代化突然变成了一个最响亮的词，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并进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之中。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现代化研究成为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大课题。”［6］这样，“现代化”无论在认识层面还是价值层面上都支配了80年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成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话语。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历程，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涌入国门，国外大量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在中国掀起了西方文化热，深刻地影响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这场西方文化热中，西方学术著作的引进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走向未来”丛书、“面向世界”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是重要的代表。［7］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经济学等。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经常出现在研究者们的参考文献中，卢梭、斯密、韦伯、哈贝马斯、胡塞尔、布迪厄、福柯、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心智”。有学者研究认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作品对中国学界产生了主导性影响，中国学术心智的社会科学半区基本被美国大学所支配，而人文学科半区则为德国大学所主导。［8］在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的理论资源，以开阔人们的学术视野与思辨能力，使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学术与政治、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痛苦选择中，开始以批判的姿态去确立学术论说的自主性。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现代启蒙的时期，各种新的思潮、流派和新兴学科不断涌入中国高校，陈平原称之为“学术史上充满激情和想象的变革时代”。

根据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重建在阶级斗争和‘’中摧毁的学科，大量翻译、引进西方的最新学术成果，用于解释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中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学术的逻辑与政治的逻辑区别开来，在学术研究中起主导作用的不再是政治逻辑，而是学术自身的内在逻辑，学术逐渐获得了相对独立于政治的自主性。”［9］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并纳入国家规划，各学科在大学课程中的设置，学位制度的建立以及全国性学术团体的成立和高校学术刊物的出版，标志着人文社会科学在我国高校已大致建立起来。科研机构和学术组织的不断建立，海外学术资源的大量引进，不仅为学术的全面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且有利于形成布迪厄所谓的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知识文化场域，从而摆脱完全受制于外部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支配的状态。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制度的建立，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开展有计划、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提供了经济资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也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据《1991年全国高等学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统计，1991年全国设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高等学校513所。社会科学教师12万人，比1981年翻了一番；其中，教授4530人，比1981年增加三倍；副教授23587人，比1981年增加五倍多。当年拨入研究与发展经费4430万元，研究课题11054项，发表学术论文58044篇，出版著作3984部，提交研究咨询报告和鉴定成果968项。［10］

一、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的发展与规范：20世纪90年代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逐步迈上了知识化、专业化的轨道。导致这一变迁的宏观社会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让人们搁置了“姓资姓社”的论争，获得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为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和发展，1994年国家教委制定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步入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所描绘的发展蓝图，在其后的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十五”规划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觉性明显提高。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科研管理是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繁荣发展的关键性一环。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一是从1991年起建立了全国普通高校社会科学统计年报制度，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纳入国家科技统计序列进行统一管理。二是1995年设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1998年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励办法》，作为教育部的三大奖励之一，每三年评一次，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励形成制度化。三是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行规划设计，1996年国家教委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要点》，这是“建国以来高校第一个全面系统、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科研事业发展规划。它首次突破了科研规划仅仅是项目规划的旧框架，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方针、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科研经费、人才培养、科研机构、学术交流、科研管理、信息资料等要素统统纳入科研规划的范围之内，形成了整体规划、重点突破、协调发展的态势。”［11］四是制定和实施“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解决高校后继人才问题。从1997年到2000年，教育部分四批评选出经济学等21个学科共有154位入选者列入培养计划。在有关部门和高校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配合下，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普遍提高，一批中青年学者成长为学术研究骨干，基本上扭转了学术骨干队伍后继乏人的局面。［12］这些改革措施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进一步为高校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中的主力军地位奠定了基础。探寻学术发展理路，对学科发展状态和影响发展问题进行反思，是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大特点。经历了1989年的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学界开始全面反思改革开放10年来的实践和研究状况，一批具有自我反省意识的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抽身于思想界，进入专业的学术界，通过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重建和传统国学的梳理，为中国学术和文化奠定一个更扎实的知识基础。”［13］事实上，这种反思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萌芽，1988年陈平原在《瞭望》上发表的《关于“学术语法”》似可标示。陈平原认为：“做买卖得讲‘商业道德’，做游戏得讲‘游戏规则’，做学问当然也得讲‘学术语法’。”［14］陈平原这里讲的“学术语法”就是指学术规范。在《学人》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倡导下，此后又在《中国书评》的强力推进下，中国学术界逐渐掀起了一场学术规范化运动，被誉为是“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15］当然，这场大规模的学术规范化运动之所以能够持续展开，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结束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落实，学者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和地位，学术摆脱了对政治的被动依附和跟从，具有了独立的品格和尊严，需要建立学术规范。［16］在学科恢复重建之初，各学科尚处于建构学科体系，创立门户阶段，无暇顾及学术规范建设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恢复重建还是新建的学科，大多完成了体系建构而进入充实和发展阶段。正是在这种时候，学者们普遍发现自己所在学科的发展面临着学术规范化的制约，即缺乏规范化。因此，不同学科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感到建设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纷纷把学术规范建设当作是推动本学科发展的头等大事。［17］这是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开始走向成熟的不可或缺的必经阶段，其象征性和建设性意义远大于其所取得的实质性成果［18］：一方面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学术规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学术规范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另一方面揭开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建设的序幕，为中国的学术规范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关注学术史的发展，矫正学术失范，是这一时段的又一重要现象和重要特点。

20世纪90年代伊始，学术史研究就进入了学者的视野，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就是最早的开拓者，1991年由他自己主编出版的《学人》首开“学术史笔谈”专栏，同时他亲自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现代学术史”课程，并由此而开辟了一个问题域，引发出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中各学科的一系列反思性论文与专著，这种热潮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从1995年到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陈平原主编的“学术史丛书”共计有14种，主要领域和内容包括“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学科史研究、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等方面。［19］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发展，从总体上可以说是由接续断裂、全面复苏到空前活跃、硕果累累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成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其负面因素（如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学风浮躁、学术不端行为）和教训也是不可小觑的。为推进学术不断前进、健康发展，学术应该总结自身，学者应该回瞻自我。于是当代学术史研究带有必然性地成为了学术热点。［20］通过对学术进程的描述和评判，正面或负面地凸显某种学术规范，是学术自觉的重要表现，对促进学术规范化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据《2000年全国高等学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统计，2000年全国设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普通高校达739所，比1991年增加226所，社科教师队伍24．3万人，比1991年又翻了一番；当年拨入研究与发展经费6．23亿元，比1991年增加15倍；研究与发展课题总数31942项，比1991年增加近2倍；发表学术论文153366篇，比1991年增加3倍；出版著作5000余部，比1991年增加20％；提交研究咨询报告和鉴定的应用研究成果5107项，比1991年增加5倍。［21］这些成就表明，高校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中的主力军地位得到牢固和加强。毋庸置疑，1990年代以来，随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界日益强调“知识增量”和努力建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传统，反思与重构越来越成为一种思想主潮。这种思想主潮彰显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共同体的“身份”意识更加明晰，责任感和自觉性正不断强化。其所隐含的学理逻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有体制、机制下，人文社会学科的自主性正在逐步生成，特别是在对西方新的文化危机的参照中更加倡明了民族性话语的“本真性”和生命力。二是本土学术话语的知识形态在历经了中西方不同的生产模式和“内在肌质”的对比、交融之后，需要进行螺旋式的演变，以期形成自我的超越和精神的传承。［22］正如邓正来先生所言：学界在这一阶段的努力，“主要是从知识上对学术规范化这个论题进行讨论并从经验上对它加以践履，进而使这场以‘中国学术规范化’为名的运动具有了一种结构性的力量。这场学术规范化运动的关键，在于它将我们的关注点从原本侧重于社会科学如何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外部性关系问题转向了社会科学内在的发展机理即自主规则的问题。”［23］

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的改革与创新：进入新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迎来了新的科学的春天。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就不能没有繁荣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家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予以了高度重视，坚持要把社会科学摆在和自然科学同样重要的位置，并且极其强调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强调要“坚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2003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制定的文件，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成立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领导小组，加强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宏观领导；成立教育社会科学委员会，发挥专家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参谋咨询作用；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条件的改善，不断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有力推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最突出的成就是，教育部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若干意见》，启动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实力显著增强。随着高校的办学自逐步扩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成为这一时段的热门议题。实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新的繁荣发展，就要切实通过考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消除各种制度性壁垒，整合科研力量，孕育和催生新的学科、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法，完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创新体系。以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为龙头，改革高校科研机构体制和运行机制是这一时段的重要特征。1999年为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教育部启动实施了《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按照优化结构、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兼顾基础和应用研究的要求，重点研究基地在“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方面进行了多项制度性的改革，围绕“带（给）课题进基地、完成课题后出基地”的运行机制，建立了基地主任负责制，研究人员聘任合同制，驻所研究制度，学术休假制度，学术委员会制度等。一些重点研究基地还在落实这些改革要求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制度创新。［24］在重点研究基地的引领示范作用下，一个由“985”工程创新基地、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省级研究基地、校级研究基地组成的金字塔形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平台体系初步形成。“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使高校科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一依靠政府拨款、下达课题的科研体制和运行机制正在向以课题为中心、多渠道筹集经费的新型科研体制转变。”［25］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过程，也是探索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体制创新的过程，为不断深化高校科研管理体制和科研组织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一时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

2004年中共中央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案。在教育部广泛动员和组织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一方面，充分发挥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重点建设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集中力量开展理论研究；另一方面，通过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不断拓展学科领域，丰富学科内涵，重点加强理论学科建设，推进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研究成果的教材体系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工作。此外，在、教育部等六部门组织推动下，通过定期举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班，提高中青年骨干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已成为人才队伍建设的品牌项目和重要抓手。作为上一时段学术规范化运动的接续，加强学术规范建设，反思和批判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失范”状态，遏制和整治学术腐败仍然是这一时段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社会和学术界对加强学术规范建设，整治学术腐败做出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富有建设性的成果：一是政府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学风和学术规范建设。在学界内外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和学术批评的推动下，学术规范及其建设问题终于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01年教育部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纲要》中，首次从政府层面明确提出“遵守学术规范”的要求，2002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学术规范建设从探索争鸣阶段进入到整治行动阶段。二是成立相关组织机构，强化学风建设。2006年教育部成立了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2009年成立了教育部学风建设协调小组，下设社科类学风建设和科技类学风建设办公室。全国高校相继也建立学风建设组织机构，发挥学校学术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在学术研究、学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制定相关制度和实施细则，逐步形成领导有力、责任明确、协调配合、监督到位的学风建设工作体制。［26］

逐步建立健全科学的规章制度，努力用完善的制度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教育部先后出台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等规章制度，为高校推进学风建设工作提供了依据。四是改进科研评价机制，形成正确科研导向。2006年教育部《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在进一步调研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标志着立足创新，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由重数量增长到重质量提升的转变，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向更高质量迈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这只是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的“重要一步”，我们必须承认，它还没有彻底遏制住学术腐败现象，高校课程设置中没有学术规范这样的最基本的学术入门课程，大批的学子缺乏基本的学术素养教育等等，由于这样一种事实的存在，学术规范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经过学界、政府、社会十多年合力进行的学术规范建设，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仅与国外学术界对话、交流与合作时变得更加容易，而且为学术共同体的成长、学生生产力的提升搭建了越来越规范的机制、环境和平台。”［27］据统计，“十五”期间，高校共出版著作达11万多部，比“九五”增长53％；107万多篇，增长71％；提交研究报告7．5万篇，增长2．5倍；科研经费达52亿，其中政府投入21亿，比“九五”增长5．5倍。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约2800次，比“九五”增长2．4倍；参加国际会议10万多人次，增长2．5倍；在国外期刊1．3万多篇，增长1．6倍；与国外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项目2600多个，增长1．8倍。［28］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为推进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结语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的回顾，可见其经历了一个由恢复重建到规范发展，由积极探索到深化反思和改革创新的变迁过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从恢复重建到蓬勃发展，并以其特殊的功能积极承担着推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学术使命。3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始终贯穿着对自主性的追求，我们走中国道路、探索中国模式、推介中国经验，在回应时代的诉求中发出了应有的声音。我们既可以从宏观的视角总结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改革开放所做出的学术贡献，也可以从微观视角观察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的进展与成效。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其自主性发展问题。应当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意识开始产生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由于诸多的因素，自主性不足仍然是其更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从知识发展的视野来看，一个缺乏自主性的知识生产体系不大可能提供几何级数的知识增量；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一个缺乏自主性的知识只能起到宣传解释权力意志的作用，不可能匡正实践进而指导实践。故此，借助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回眸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其中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反思。

改革开放伊始，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重新唤起了国人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又为我国社会科学界面向西方国家的重新开放创造了机遇。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之中，逐渐地被纳入到国家学术体制之下，承载了不同历史时期学术的“政治”使命。知识社会学告诉我们，在知识生产的自主性还没有充分获得的情况下，任何类型的知识和知识分子都只有通过其与政治权力、市场需求或大众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才能确保其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29］正因为有着这种负载，学术权力的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强制化，以及实现并维护这种权力的“学术体制”本身的政治性架构，就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鲜明“特色”，这不仅形成了当代中国学术活动中“体制与权力”的错综复杂关系，也产生出人们在学术活动中对于这种关系的屈服或钻营。［30］特别是在当今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制度建构中的“瓶颈”和一系列新问题的产生，其实都与这一体制所余留的传统惯性相关联。随着高校体制改革的推进，学术领域权力结构的改革虽有分权取向，但由于各种原因行政权力的优势更为明显。这就使得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和“计划学术”的色彩，行政管理部门不仅控制了学术资源的分配，也同时主宰了学术成果的评价系统。布鲁贝克指出：“无论学院还是大学都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它的职责不是行政管理，而是发现、发表和讲授高深学问。它的管理不是根据人数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以知识为基础。”［31］由于权力和市场因素渗透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之中，因而产生了严重的异化。许纪霖先生认为，这种异化简单地说就是，“规范化异化为形式化，制度化蜕变为行政化，而学科化导致了封建化。”［32］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高校知识生产主体对行政主管单位的依赖性，牺牲了知识生产的独立性，偏离了学术自主的方向，与培育学术场域的独立和自治背道而驰。如果说在学科恢复重建之初，为了使其尽快步入规范化、制度化和学科化，由国家政府主导建立学术体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随着学科的逐渐成熟发展，建立学术场域，就要克服现行学术体制的弊端，建立真正以学术为本位、以学术自主为核心的学术体制就成为当务之急。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对产生学术不端的体制性因素进行追问和反思，而不只是在体制内修修补补，需要进一步深刻思考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建构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知识与权力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邓正来先生富有创见地提出了“知识规划”的概念，认为在转型时期，知识的生产处于“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第一，存在着一种“规划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并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某种规划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第二，存在着一种“类型知识”，即违背知识场域逻辑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同样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其他各种需要（比如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知识。［33］应当注意到：“知识规划体制”和经济、政治等现实社会需求机制为知识生产者所提供的生产动力是单调的，它甚至构成了一种吞噬性的力量，粗暴地将知识生产者的才情、智慧、记忆力、想象力和创新力完全无情地吸纳，使之卷入“知识生产”的物化运动过程之中，［34］导致知识生产者缺乏自主创新精神，进而影响学术的自主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当下使命就在于：“一方面必须对我们这个‘知识规划’的时代以及其间的知识类型进行全面的讨论和批判；另一方面，必须对这种为知识生产机器所支配的知识类型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和反思……只有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揭示出和意识到我们原本不意识的隐含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之中的各种社会条件或权力关系，进而把我们从这个‘知识规划时代’中解放出来。”

当然，改善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和任务。一方面，需要政府制定相关的发展战略和长期的发展目标，并通过政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为知识生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发展，更离不开学者们自觉和自主的创新性探索。缺乏学术自主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就无法正视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无法系统地吸收人类思想的智慧，无法从容地搜寻自己学术传统与历史源头，有时不得不陷入“用中国经验论证西方学术逻辑”的尴尬局面。［36］改革开放30年来，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创造丰硕成果基础上，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学术自主意识正在进一步提升，与中国经验相伴成长起来的学科，可以说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世界的问题。推而广之，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如果能够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发展模式有所贡献，那么也是对全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37］为了保持学术的自主性，我们需要以30年来的知识生产场域回顾为契机，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为世界人文社会科学贡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己的创造和智慧。

增强创新意识的哲学依据篇8

［关键词］ 哲学社会科学； 方法创新； 影响因素； 影响机理

Factors Which Have an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ir Mechanism

Fan Bonai Xu Wei Zhang Weiwei Shao Qi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The factors which have an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subjective factors″, ″guarantee factors″ and ″motivation factors″.

Firstly, ″subjective factors″ are the most direct factors, which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types: the researchers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nnovation motivation.

Secondly, ″guarantee factors″ include material conditions,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cultural atmosphere, and team building. These factors provide material support, policy support, cultural support and organization support respectively to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To look at it closely, material conditions are a prerequisite for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fund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Management systems and mechanisms relate to the allocation system of research funds, the way programs are evaluated, the way professional ranks are evaluated, the teachers salary system, the system of achievement evalu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 etc.. They are the fundamental factors impeding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in research teams, universities and countries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Additionally, since cooperation has become more important today, teambuilding is another factor that plays a greater role in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Thirdly, government suppor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needs provide developing motivation for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Specifically, government provides guidance and support in the aspect of policies. Moreover,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al sciences also helps push forward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changing society also demands innovation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Each factor is both independent and interrelated. ″Motivation factors″ and ″guarantee factors″ both affect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via ″subjective factors″. Therefore, ″subjective factors″ are an intermediate variable.

Many methods can be used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which includes: increase investment, reform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support teambuilding, encourage innovation, provide platform of exchanges and so on.

Finally, this research only provides a framework and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s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 Further empirical research is needed to understand better how these factor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Key word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innov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influencing mechanism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但与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快速发展相比，却存在重大成果相对欠缺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显然，在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这三者之中，方法创新是基础支撑。不少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就是在方法创新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且某些研究方法创新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因而，探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理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一、 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相关研究评述

以往学者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其影响因素的考察相对较缺乏。张晓敏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影响要素分为创新主体、创新机遇、创新环境、创新资源四方面进行讨论，认为创新主体是基础，创新机遇是关键，而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有效的创新资源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社会支持和物质保证［1］。谭春辉论述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三个构成要素，即投入能力，包括科研队伍、科研经费、科研设施；运行能力，包括社会支持、管理机制、组织文化；产出能力，包括科研产出、学科建设、社会贡献。前两个要素即投入能力和运行能力，事实上就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重要因素［2］。李元书和李宏宇指出，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也有重要影响，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研究、创新和发展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创新和发展提供科学的方法论的同时，还提供了具体的方法和手段［3］。

以往的文献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可能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存在三方面的不足： 第一，以往研究提出的有关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因素往往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随意性较强；第二，以往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影响因素的考察通常缺乏系统的观点，没有综合考虑各种可能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因素；第三，以往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影响机理的考察，对各种因素如何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研究还十分不足。本研究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全面创新理论为依托，系统地梳理可能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因素，并探析其可能的影响机理。

二、 基于全面创新理论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影响因素研究

全面创新管理是由许庆瑞等人基于现有创新理论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提倡全方位创新的理论，其基本内涵包括“以价值增加为目标，以培育和增强核心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为中心，以战略为导向，以各创新要素的协同创新为手段，通过有效的创新管理机制、方法和工具，力求做到人人创新，事事创新，时时创新，处处创新”［4］2。

全面创新理论对分析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因素具有多重启迪。全面创新理论认为，影响创新的要素涵盖了技术、组织、市场、战略、管理、文化、制度等各个层面，提倡各个因素和各个主体都应该成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在此基础上，它还尤其注重协同创新的理念，强调各个要素、各个主体相互协调，产生“1+1>2”的协调效应。

基于对组织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已有分析，结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具体情况，本文提出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三个方面因素，即主体因素、保障因素和动力因素。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主体因素，也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个人因素，主要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创新能力和方法创新意愿这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保障因素，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管理体制与机制、文化氛围、科研团队建设。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动力因素包括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社会需求。

(一) 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主体因素

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主体因素，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个人因素，这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最为直接的因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进行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主体，他们个体的创新素质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明显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个人因素有很多，其知识深度、知识广度、科研技能、追求成就感、可信任感、责任心、科研经验、想象力、求知欲望等都对他们的创新行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5］。在这些因素中，我们可以区分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创新能力因素和方法创新意愿因素这两大类因素。方法创新意愿反映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主观上想要进行研究方法创新的程度，而方法创新能力描述的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进行研究方法创新的客观能力水平。在上述提到的个人因素中，哲学社会研究者的知识深度、知识广度、科研技能、可信任感、责任心、科研经验、想象力等因素反映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创新能力；而追求成就感、求知欲望等反映的是他们的方法创新意愿。

(二) 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保障因素

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活动作为一项复杂的科学研究活动，必然依赖于一定的资源条件。物质条件、管理体制与机制、文化氛围、科研团队建设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制度保障、文化保障和组织保障，这四者构成了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保障因素。

1.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创新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已经不太可能由单兵作战的方式来完成，也不太可能在特别简陋的条件下来实现。无论是从创新的条件、创新的动机、创新的目的，还是从对创新的评价和激励的角度看，经济基础、物质因素都是科学创新能力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和物质利益动因［2］。物质条件是科学创新的必需条件，会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开展与成效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活动而言，创新物质条件主要包括实验室、大型科研设施、数据库、信息网络和图书馆等基本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需要有科研经费的支持。丰富充足的科研经费投入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物质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活动得以进行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投入，也是做出创新成果、提高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能力的支撑条件。

在国家层面，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物质条件主要体现在经费投入方面。随着科学创新活动的组织工作越来越庞杂，创新活动的中间环节越来越繁多，创新活动的成本越来越高，也就越来越需要国家和政府的鼎力支持以及大量的物质资金投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研究属于基础研究，相对于某些应用型的研究工作，其回报会相对慢一些，间接一些，但其影响会更为深远，这也就更需要国家在这方面加大投入。

在学校层面，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物质条件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方面。现代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不仅对图书馆、数据库、信息网络方面的要求在不断提高，还提高了对实验室、调查中心甚至某些高精尖设备的要求。特别是认知神经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交叉所产生的神经经济学、神经营销学、决策神经科学、社会神经学、神经政治学等学科的发展，使社会科学对于某些高端的生命科学仪器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学校这些科研基础设施的完善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校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方法创新的能力。

2. 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与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存在可以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约束人们的竞争与合作方式。良好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创新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提高对创新的奖励。制度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也极为重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创新的动力一方面源于自身的学术好奇，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外在的压力和激励。而科研管理体制就附带着这种压力和激励。有效的科研管理体制是建立秩序、激活力量、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可以面对并解决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缺陷，激发方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磨合并协调方法创新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方法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良好的制度安排必须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自身规律，它一方面要能保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自由，另一方面要能对方法创新行为给予适当的激励。

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管理体制涉及科研经费分配体系、课题结题评审方式、职称评定方式、教师薪资体制、成果评奖制度等多个方面。笔者认为，目前制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最根本因素就在于管理体制方面的因素。从国家层面来看，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相关的制度安排尚带有一定的计划色彩。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体制走的是一条强有力的以国家课题、规划为载体的国家计划型的学术发展路子。整个学术的评价有一个国家主导性的标准在规范着，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围绕在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课题周围。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很难被计划、被规范出来的，更多需要的是在学术好奇指引下的自由探索。在学校层面，学校的行政化倾向同样影响着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在我国高校中，行政权力占有的信息和资源多于学术权力占有的信息和资源的现象普遍存在［6］，这对于调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是十分不利的。

3.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氛围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而言，文化氛围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里的文化概念主要指社会所特有和嗣承的观念模式、价值模式、行为模式和制度模式，包括价值观、态度、信念、行为规范和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等。曾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同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激荡的密切关系。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 ［7］文化规定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基本素质和心理性格的形成，对人类的社会性活动有着深刻和内在的影响［8］。人们创新的取向和内容、意识和能力都会因社会文化的性质与形态的不同而不同［9］。

这个因素在国家层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整个社会文化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特别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视。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会像某些技术性研究一样能很快产生经济效益，因而受重视的程度往往不是很高。二是社会文化对创新的重视和对创新失败的包容。在我国，由于转型时期的浮躁心态影响，人们对失败的包容心是十分缺乏的，几乎所有课题最后都必须以“成功”来结题。但没有失败就几乎不可能有创新。创新经常诞生于无数次失败之后。

学校对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视同样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点在有理工科背景的大学中尤为突出。在某些大学中，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老师社会地位低，待遇差，在教师职称评定、课时保证、办学经费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并且某些工科领导习惯用工科思维以工科标准来衡量文科，认识不到文科发展的独特规律，这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是十分不利的。

文化氛围在团队层面主要体现在团队的组织文化上。所谓组织文化，是指在组织的各个层次得到体现和传播，并被传递至下一代员工的组织运作方式，其中包括组织成员共同拥有的一整套信念、行为方式、价值观、目标、技术和实践［10］。良好的组织文化一方面可以使团队成员在和谐、融洽的团队关系中感受到温馨和愉悦，良好的心理状态有助于方法创新行为，另一方面也使团队成员的平等交流和平等竞争成为可能，这种交流与竞争也会有助于其创新行为。谭春辉认为，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组织文化具有六大特征，包括支持冒险与变革、对待创新成果的宽容态度、鼓励科研合作、宽松的学术氛围、强烈的创新倾向、恰当的创新动力等［2］。

4. 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团队建设

在知识不断拓展更新、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科研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以科研人员个体为单位的研究活动越来越难以实现，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科研团队的作用正日益凸显。良好的科研团队有助于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科研工作平台，提升科研效率，促进知识共享。影响科研团队创新能力的因素有很多，团队规模、团队异质性、团队任务特征、团队组织氛围等都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团队的创新能力［11］。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而言，最为重要的团队因素是团队的异质性。团队的异质性不仅体现在团队成员性别、年龄、个性上的异质性，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学科背景、受教育程度、知识和技能上的异质性。大量研究表明，团队的异质性有助于团队成员经验、信息和观点多样性，进而有利于提高团队成员进行方法创新的能力。

团队的组织运作方式也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创新有重要影响。对于学者而言，民主开放的团队组织方式更利于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提升他们的方法创新水平。良好的组织管理方式也有助于学者们进行知识共享，交流合作，共同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创新。

(三) 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动力因素

任何创新行为都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时代背景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必须依赖于时代所提供的各方面条件，时代从三个方面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 政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提供了政策上的引导和支持，自然科学的发展从技术上为其提供了推动力，社会不断变化的现实又从需求上为其提供了拉动力。

1. 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支持

政府也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的强政府传统下，政府集中了大量资源，它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影响力就显得格外巨大。在目前形势下，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表现在有为和无为两个方面： 就有为而言，政府需要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物质投入和政策倾斜，营造一种适合创新主体发展的氛围和环境，提高学者的创新能力；就无为而言，政府应给予学者更大的学术自由，营造更为宽松的学术气氛，更大程度上激发学者的创新意愿。

2. 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因素首先体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上。一方面，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借鉴与参考；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创新提供了众多的新工具与新方法。电子计算机、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的发展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面貌，对其方法创新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力。

3.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社会需求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因素也体现在社会发展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需求上。社会需求是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动力来源之一。近代社会科学自产生之日起都是既传承学统、又呼应时代要求的［12］。方法的创新往往源于旧理论无法解决新问题的需要。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急速转型时期，其转型的速度和涉及的人口数量都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庞大社会体系的急速转型带来了众多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是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已有经验的，有些则是我国社会独有的，需要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加以解决。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众多新问题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 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

笔者在上文构造了包含由里到外三个层次、九个方面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当然，这些因素不可能是截然分开、完全独立的，相反，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各大创新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是极为复杂的非线性作用，各要素间竞争和协同的过程也是共同进化的过程。尽管这个影响过程十分复杂，但我们也可以对其作一个简化的梳理。的动力因素往往需要通过保障因素方能发挥作用，而保障因素最终也会落脚到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的影响上，因而这两者是其他所有因素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中介变量。

1. 动力因素对保障因素的影响机理探析

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支持程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社会需求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投入、制度投入和文化认可度，进而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对研究方法的探索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这类研究不会直接产生经济利益，政府的支持是它们获得相应物质资源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政府也是最主要的制度供给者，政府支持与否直接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同样，政府对创新文化的支持程度也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氛围带来巨大影响。

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对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更为直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这些都有助于直接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创新能力。具体而言，在物质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研究提供了计算机、网络等新的研究工具；另一方面，空调、打印复印设备等的技术发展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更舒适的研究环境。在管理体制方面，现代网络通信使扁平化的科研管理模式、异地即时通信的科研沟通方式成为可能。同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研团队的扁平化、民主化、国际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社会需求也深刻影响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投入、制度投入以及科研团队的建设。当一个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而现有的研究方法对其的解释力、预测力并不十分令人满意的时候，社会民众自然会通过政府、社会团体来加大物质投入；当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阻碍到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时，民众也会要求对体制进行改革；当现有的科研团队无法很好地研究某些社会问题时，自然会产生结构更合理、组织更科学的科研团队。社会需求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的影响，相当于市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前者是后者的根本动力所在。

2. 保障因素对主体因素的影响机理探析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重要因素。它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够顺利开展工作的基础，又是对学者研究创新行为进行激励的重要工具。前者影响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方法创新能力，后者影响的是其创新意愿。

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与机制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关键因素。首先，高校的管理体制是否顺畅，会直接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获取学术资源、运用学术资源进行方法创新的能力；其次，它供给的是最为重要的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这些制度安排直接影响学者的方法创新意愿；最后，它还是物质条件等因素发挥作用的重要调节变量，物质条件是否能真正起作用，还得看其制度安排是否合理，激励是否恰当。

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团队建设也对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有重要影响。异质性大的团队有利于学者接触不同的学科知识，也有利于其感受不同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碰撞的机会势必会提高学者进行方法创新的能力。团队的组织运作方式也会影响学者相互交流、分享信息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学者的科研能力。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氛围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它会直接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工作的被重视程度和被认可度，这将直接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方法创新的意愿；其次，它会间接影响资源的流动，资源往往会向受重视的领域集中，物质资源和制度资源的充裕度又会影响学者进行方法创新的能力；最后，浓郁的研究氛围、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学者保持舒畅愉悦的心情，这也会影响学者的科研创新行为。

四、 促进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对策建议

上文所揭示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各个影响因素既有所独立，又相互影响。各创新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是非常复杂的非线性作用，各要素间相互竞争和协同的过程也是共同进化的过程。找到这些因素之后，我们便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供与其相对应的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政策方案。

(一) 加大经费投入，完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物质基础

科研经费在现代科学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是相比于发达国家，还是相比于我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投入，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还是相当低的，提高在这方面的经费投入十分必要。在加大投入的同时，也要重视建立科学的经费发放及管理机制，尽可能地物尽其用。另外，国家也要加强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在进一步丰富高校的图书馆资源、数据库资源、电子网络资源的同时，也要加强社科类实验室建设、调查中心建设，完善相关的配套服务设施。

(二) 改革管理体制，保障学术自由

国家应改革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建立适合哲学社会科学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相对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积累性更强，需在长期社会实践或充分总结前人知识和智慧的基础上进行，因而其知识更新的速度会相对较慢，其创新性成果获得学界认可的时间也会相对较长。这一点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这类的基础性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在进行成果评估、职称晋升、等级评定等相关制度设计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切忌短期评估，急功近利，助长浮躁之风。应当建立符合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特点的评估体系，不能照搬理工科的评估标准。评估工作要由学界自己来进行，由同行专家进行同侪评价，行政部门只负责组织和监督。在高校中，要建立相关制度，提高学者的地位，防止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充分保障学者的学术自由。

(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团队建设

鉴于团队在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活动中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我国应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团队的建设，努力打造一批知识结构合理、充满活力、富有创造力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团队。鼓励创建跨学科的学术团队，并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对于团队活动和团队建设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支持；对于表现优异的团队予以奖励，使之具有更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对于团队组织运作方式上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予以鼓励和奖励，并可在适当的环境中进行一定的推广。

(四) 倡导创新文化，鼓励创新行为

改变一种文化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随着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视程度的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待遇的提高，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的观念正逐渐改变。另外，国家也可通过宣传引导，使社会大众逐渐形成重视创新和包容创新失败的氛围。在对创新成功者进行宣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对失败者进行必要的鼓励，使社会逐步养成既尊重成功、也尊重失败的文化氛围。在高校中，要进一步提高校领导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在经费、基础设施、配套服务等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在研究团队中，要努力营造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组织文化，鼓励团队中的交流互助行为。

(五) 搭建交流平台，促进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国家应进一步增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学习交流的机会。这里的学习交流，既包括与国外学者的互动交流，也包括与国内学者的交流探讨；既包括与本学科专家的相互交流，也包括与跨学科、跨领域专家的学习研讨。国家应尽可能地多搭建一些交流学习的平台，让各种思想相互碰撞。与此同时，国家也可鼓励高校搭建校内的跨学科学术研究平台，并对此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鼓励学校内、团队内经常举办学术论坛、茶话会等活动，加强知识交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五、 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以全面创新理论为依托，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因素、保障因素和动力因素三个方面探讨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对应的对策建议。

从总体上讲，本研究是理论性和框架性的，尚未经过实证的检验，笔者今后将以本文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设计一份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对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以期更清楚地了解各个因素的影响路径、影响强度，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参 考 文 献］

［1］ 张晓敏：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要素分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1期，第45 48页。［Zhang Xiaomin,″Analysis on Innovative Factors in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11(2005), pp.45 48.］

［2］ 谭春辉：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评价的基本指标框架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84 89页。 ［Tan Chunhui,″ Research on the Basic Index Frame of Evaluation University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novation Capability,″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6(2009), pp.84 89.］

［3］ 李元书、李宏宇：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1期，第51 53页。［Li Yuanshu & Li Hongyu,″The Innova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reativetyped Country,″Study and Exploration, No.1(2008),pp.51 53.］

［4］ 许庆瑞、郑刚、喻子达等： 《全面创新管理(TIM)： 企业创新管理的新趋势――基于海尔集团的案例研究》，《科研管理》2003年第5期，第1 5页。 ［Xu Qingrui, Zheng Gang & Yu Zida,et al,″Towards Total Innovation Management(TIM)： The Emerging New Trend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A Case Study of Haier Group,″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No.5(2003),pp.1 5.］

［5］ 郑小勇、楼鞅： 《科研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科学学研究》2009年第9期，第1428 1438页。［Zheng Xiaoyong & Lou Yang,″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Research Team and Its Mechanism,″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No.9(2009),pp.1428 1438.］

［6］ 谭源渊： 《研究生导师创新能力影响因素探析》，《中国高教研究》2007年第3期，第49 51页。［Tan Yuanyuan,″An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Graduate Student Supervisors Innovation Ability,″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No.3(2007),pp.49 51.］

［7］ ：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2006年1月9日，http：//省略/ldhd/200601/09/content_152487.htm, 2011年3月15日。［Hu Jintao,″Stick to the Road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Build an Innovative Country and Work Hard,″2006 01 09, http：//省略/ldhd/200601/09/content_152487.htm,2011 03 15.］

［8］ 李惠国： 《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几点思考》，《学术探索》2006年2期，第28 35页。［Li Huiguo,″A Few Thoughts about Reinforcing SelfCreative Capabilities and Constructing the Creativetyped Country,″Academic Exploration, No.2(2006),pp.28 35.］

［9］ 光、鲍宗豪、刘瀚等： 《创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83 85页。［Zhang Shuguang, Bao Zonghao & Liu Han,et al,″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an Innovatory Epoch,″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1(2003),pp.83 85.］

［10］ ［美］迈克尔•茨威尔： 《创建基于能力的企业文化》，王申英、唐伟、何卫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2年。［M.Zwell,Creating a Culture of Competence, trans. by Wang Shenying, Tang Wei & He Wei,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2002.］

［11］ 薛继东、李海： 《团队创新影响因素研究述评》，《外国经济与管理》2009年第2期，第25 32、57页。［Xue Jidong & Li Hai,″Review on the Study of Team Innovation Impact Factor,″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2(2009),pp.25 3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