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债务关系处理范文

债权债务关系处理篇1

关键词：债务重组；会计处理；债务人；债权人

债务重组是指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者法院的裁定作出让步的事项。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是指因债务人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经营陷入困境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其无法或者没有能力按原定条件偿还债务。债权人作出让步，是指债权人同意发生财务困难的债务人现在或者将来以低于重组债务账面价值的金额或者价值偿还债务。

CAS12等规定，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清偿债务的现金、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所转股份的公允价值或修改其他债务条件的债务入账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营业外收入；债权人应将上述让步计入营业外支出。对于债权人所做出的让步，无论债务人还是债权人都计入当期利得和损失，这一规定较为清晰简便，简化了账务处理的复杂程度；同时，该规定考虑了债务人与债权人双方零和博弈的关系，即一方的所得为一方的所失，是一种市场化关系的体现。但笔者认为，准则的规定过度考虑了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会计处理的相似性，忽视了债务重组事项对于债权债务双方产生的不同原因及造成的不同影响。

一、债务人与债权人为关联方时有财务报表舞弊的风险

一方面，债权债务关系大多是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而对于各种形式的债务重组，是否应统一将债权人的让步计入非日常交易活动引起的利得或损失？另一方面，债权债务关系形成日与债务重组日可能相距较远，而无论是否在同一会计年度，将上述重组差额都计入当期损益，是否有违权责发生制这一会计基础？现行债务重组会计处理可能导致的风险是，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后，并不是立即与债权人签订债务重组协议，尤其是关联企业之间可能通过协定重组日，串通舞弊，以此调整各自不同期间的会计利润。如甲、乙公司为同一母公司控制下的子公司，两公司可能以明显不同于市场公允价值的价格销售产品；同时当两公司债务重组时，可能串通舞弊，协定重组日期、不以公允价值签订重组协议。

二、就债务人角度来看，债务重组是债权人对其进行的让步，不应当计入损益科目

债务重组是债权人对其进行的让步，而这一让步到底是否应当计入影响利润表的损益科目？进行债务重组本就说明债务人出现财务困难及经营业绩下滑等问题，此时企业大多在经营上为亏损状态，将债权人的让步计入利润表损益项目正与企业目前经营现状有悖。尤其当债务人经营较差且重组让步数额较大时，甚至使企业利润由负转正，误导财务报告使用者。例如，A公司受经济环境影响，经营业绩严重下滑，预计本年亏损100万元。经协商，A公司与多家供应商签订债务重组协议，同意对其进行150万元的让步，若将该150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A公司将实现税前利润50万元。

三、就债权人角度来看，将不同期的损失计入当期损益的行为值得商榷

债权人对其债务人存在无法支付到期货款时，应当对应收账款计提减值准备，债务重组是其应收账款的既定损失，这项损失应当是企业一种确定的资产减值。债务重组的前提是日常活动中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其结果将这项损失计入反映非日常活动的营业外支出有不可取之处。同时，债务重组协议日可能与债权债务关系发生日相距较远，将前期的损失计入当期损益的行为也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按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要求，资产负债表日后取得确凿证据，表明某项资产在财务报表日发生了减值或者需要调整该项资产原先确认的减值金额时，应当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处理。

四、建议：债务重组业务的会计处理应当考虑经济实质

1.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为防止误导财务报表使用者，有悖企业经营业绩下滑的现状，对于债权人所做出的让步，不应计入当期损益，而应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

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实际支付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债务转为资本的股份的公允价值、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后债务的入账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由于该项差额直接计入权益，不再区分债权债务关系形成日与重组日是否处于同一期间。转让的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债务转为资本的，债务人应当将债权人放弃债权而享有股份的面值总额计为实收资本，股份公允价值总额实收资本的差额确认为资本溢价。

2.债权人的会计处理

与债务人不同，债权人在债务重组中是作出让步的一方，其让步的损失在不同期间的处理不应相同。如果本期产生的债权本期重组的，其损失虽应计入当期损益却不应计入营业外支出。前期发生的应收账款本期重组的，其损失不应计入当期损益，而应调整以前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期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于本期进行债务重组的，债权人应当将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与收到的现金、受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债务转为资本的股份的公允价值、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后债务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资产减值损失”；前期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于本期进行债务重组的，债权人应当参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处理，将上述差额计入“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债权人已对债权计提减值准备的，应当先将该差额冲减减值准备，减值准备不足以冲减的部分，计入损益科目。

CAS12对债务重组的现行规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从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规范企业的财务活动。对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不应只简单考虑其对企业损益的影响，更应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深层次地考虑其对债权债务双方的经济意义。只有如此，才更有利于监控企业会计行为，使财务报告更好地为利益相关者服务。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3]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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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债务关系处理篇2

本文共9895字。

关键词：离婚案件债务处理难危害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正快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人们的思想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程度的发生了变化。在新的形式下给我们的审判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年来离婚案件一直是我们民事审判工作中的普遍问题也是重点问题，其中债务处理，一直是民事审判工作中的难点。这难点不仅仅是当事人举证、取证难度大，法官认证、判决难度也大，尤其是法律法规的规定较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其他法律的规定还不尽统一，严重地影响审判实务，这是最大的难题。下面就离婚债务处理难的成因、存在的问题及危害、对策、司法救助作如下分析：

一、法条间的冲突原因。

我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第2款规定：“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债的关系中有权利要求另一方（债务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当事人。在债的关系中，债权人是特定的，只有该特定的权利主体才有权要求义务主体履行约定的义务。债的关系中有义务按约定的条件向另一方（债权人）承担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当事人。[1]在债的关系中，债务人是特定的，只有该义务主体才必须向债权人承担交付财产、提供劳务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义务。即债权人虽然有到期主张债权的权力，债务人亦有在债务未到期之前不履行给付义务的权力。

债权转让：指不改变合同的内容，债权人通过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方式将债权移转于第三人。

如果是发生了一个债务的转让的话，那么必须要符合债务转让的程序。这个债务转让有什么程序呢?就是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的债务转让的程序，首先必须要转让和受让人之间有一个转让的合同，其次更重要的就是转让的时候必须取得债权人的同意，就是债务人必须明确向债权人请求，问他同不同意。为什么在债务转让的情况下，必须取得债权人的同意呢?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债务人和债权人达成协议的时候，债权人是基于对债务人的了解才和他订约的，但是现在债务人把债务转让给其他人，其他人是不是能向债权人履行合同，债权人根本不清楚啊。如果你没有取得我的同意，就随便将债务转让的话，那新的受让人究竟是张三还是李四我根本不清楚，他究竟有没有钱还，他能不能履行义务我也一无所知。最后你转让出去以后，我的债权怎么能够得到保障呢?所以从保障债权的角度出发，任何国家的法律都要求在债务转让的情况下都要取得债权人的明确同意。原则上讲，还必须是原来的债务人向债权人提出，要求取得他的同意，这样我们才说完成了一个债务转让的程序。[2]

离婚案件当中对债务的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或者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二、当事人为各自不同的目的给法院的审理设置困难。

1、离婚当事人双方均不提供有外债。这种当事人往往负债较多，且多是共同债务，双方合意不举债，目的是逃避债务，使债权人无法追要。2、一方提出有共同债务，另一方否认有债务。这种往往是夫妻一方有过错导致的离婚，或者有过错方要求离婚，无过错方明知有债，却不承认有债，导致法院认证难。3、一方认为是共同债务，另一方认为是举债方个人债务。这种情况往往是借债人要求离婚，另一方为了多得财产，而不承认是共同债务。4、一方或双方搞假债务。虚假的债权人多半属造假当事人的近亲属。目的使法院无法质证、认证，从而侵占对方应得财产的份额。5、一方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挥霍所负的债务，称是共同债务。这种当事人主要掌握了对方没有证据证明是个人债务而为的。6、一方主动承担全部债务并放弃其他财产分割。这种心态的当事人多为假离婚，真逃债。让一方占有全部财产，带着子女过舒坦日子，自己一无所有，企图使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3]

三、个别法条指导实践所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长期以来，我国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的财产问题时，不仅分割夫妻的共同财产，还审理夫妻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所负的对外债务问题，在离婚判决中确定债务的多少，划分各自清偿的份额。但是，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看，有违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且有损判决的严肃性；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看，有违债务清偿的基本原理，既侵害了债务人的利益更侵害了债权人的权益。债务与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债务并不意味着有责任。债务人会由于许多事实原因或法律上的权利原因而无须清偿债务，如债权人的放弃、诉讼时效的超过等，在这些情况下，人民法院如何令夫妻连带清偿共同债务呢？既然将夫妻共同债务规定为连带债务，那么作为债权人可以要求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清偿债务，也可以两人要求清偿债务，而法院若将债务在夫妻之间进行按份分配，不仅有违不告不理的诉讼法原则，而且剥夺了债权人的选择权。笔者认为，如果说离婚夫妻对债务分担的约定不能对抗债权人尚可以成立，那么，人民法院以判决的方式在离婚夫妻之间分配债务，显然也是没有任何法理依据的，这是国家司法权侵犯当事人私益的侵权行为。再说，如果所确认的债权债务关系或债务数额尚存争议，法院裁判文书的严肃性何在？司法权威何在？就以上观点作以下祥细论述：

（一）在程序上违背了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

在审判实践当中离婚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存在，只要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无论双方婚姻关系是否存在，双方对该类债务均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所以，这类债务仍属于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既然如此，根据民事诉讼法，有权对此债务提出清偿要求的只有债权人。在债权人没有提出请求的情况下，法院应是无权启动程序的。而且，在离婚诉讼中，即使离婚当事人主动提出法院来处理，其请求一般也仅限于对该笔的债务份额承担问题。我国民事诉讼不承认债权人等第三人在离婚诉讼中的法律意义上的第三人地位，无论是有独立第三人还是无独立第三人都不承认。只是在审理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分割财产案中，认可有婚姻关系的另一方参与直接参与到此类诉讼中。但是，这实际上不属于离婚诉讼的范畴。所以，在此情况下，在债权人最多只能作为证人的情况下，却做出与债权人有关的判决是缺乏法律依据的。而且判决中的债务何时清偿不明确，根本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对于债权人没有意义。而且对于夫妻双方意义也很有限。在离婚诉讼中，涉及审理夫妻共同债务，不仅要有个认定问题，还有个审查问题，大量的调查、举证、审查会使离婚诉讼久拖不决。因为夫妻共同债务不单单是以一张借条形式表现的。像这类案件，法院应一律由债权人另案。在另案中，对于连带及内部追偿做出判决或调解。[4]既提高了离婚诉讼的效率，也使案件清晰简单明了。

（二）生效的法律文书的不可执行性对民事调解、裁定、判决的严肃性、权威性的损害。

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判决中一般在分份额之后，为保“万无一失”再加上债权人可以要求连带清偿等等。这样的判决逻辑上混乱，法理上糊涂。既然是夫妻共同债务，就应该不分份额地清偿。既然法院判决已经将连带责任分成了按份责任，对于一切人当然都具有既判力，包括债权人。为了自圆其说，有些提出这个判决在责任上是对内对外两个部分，这些都是说不通的。连带债务的内部求偿权问题是另一个问题，在根本未对债权人实际清偿的情况下，不应该存在内部求偿分份额的问题。对于内部求偿是一般地等分责任还是分份额承担责任，也都应该是另诉中才能解决的问题。

（三）离婚案件当中债务的审理不符合诉的合并理论。

离婚案件属于当事人身份关系诉讼，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法院仅应当处理夫妻之间的身份关系，附带处理子女抚养与夫妻财产分割问题。而处理夫妻债务问题时，必然涉及债权人的利益，法院的裁判不应当影响案外人的权利。离婚案件中的子女抚养与财产分割乃诉的合并，其合并于离婚之诉，且从属于离婚之诉。如果将夫妻共同债务一并处理，将不属于诉的合并，因为其依据的是债权人与离婚夫妻之间的债的法律关系，乃不同主体间的另一法律关系，若强行处理，不仅有违私法自治原则，而且也不符合诉讼法上的诉的合并理论。

（四）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前段的规定违反了期限的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前段的规定违背了有关债务清偿的理论，笔者认为侵犯了作为债务人的夫妻双方的权益。该条分为两段，前段规定了离婚夫妇对原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的清偿时间，即离婚时应当清偿。后段规定了离婚夫妇对共同债务的清偿办法，即在共同财产不足清偿，或者没有共同财产的情况下，首先协议清偿；协议不成，则由法院判决。然而，前段规定债务的清偿时间，有违背债务清偿期限的理论之嫌。根据债务清偿的原理，债务的清偿时间主要由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约定，当还债的期限没有到来时，债务人有权拒绝债权人要求还债的请求，可以说期限是债务人的权利，被称为期限的利益。除非债务人主动放弃这种权利，提前还债，但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此乃期限利益的放弃。另一方面，在债务人丧失信用的某种事实发生的情况下，债务人则不得主张自己所拥有的期限的利益，应当立刻清偿债务，此乃期限利益的丧失。法院未争求任何人的意见主观地判决离婚双方清偿债务，侵害了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的利益。[5]

（五）、法条规定可操作性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偿还；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这条规定难以运作：1、审判实践中对“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难以认定，难以取证。主张是夫妻共同债务或主张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一方也难以举证，最后导致法院判决难。2、如何用共同财产清偿共同债务，这个在审判实践当中就更难操作了，离婚时共同财产一般价值很低，甚至无价值，如果用这些财产抵偿债务，债权人是否同意，其做法如债权人不同意即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3、“由双方协议偿还”，很容易让当事人钻法律空子，使债务归一方，另一方不承担偿还义务。如果承担偿还义务的一方不具备偿还能力，就更加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4、由人民法院判决偿还，容易导致债权人申诉，认为法院以审判权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使债权难以实现。《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与《合同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相悖。在离婚时协商将债务由另一方还，或法院判决由另一方还，是否征得了债权人同意？若没征得债权人同意，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立法原意。它的原意就是要求债务转移必须具备四个要件。首先，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之间自愿达成债务转移合同或协议，而不是法院的判决书。其二，必须征得债权人同意，而不是债权人之外的人的随意协定。其三，必须有合法的债务存在，而不是无中生有的伪造的债务，更不是违法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其四，所承担的债务依法可以转移。不具有可转移性的债务，就不能转移给他人，必须由原债务人履行。这四个条件是债务转移的必备条件，若按这些要求转移债务，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就难以运作。不但离婚双方当事人无权协议分摊债务，而且法院也不能以审判权迫使离婚双方债务转移。

四、由于以上原因对审判实践产生的危害。

1、当事人双方不举债，法官就不审。本着民事审判的原则是不告不理，当事人不举债就按没有债务处理。导致漏判情况的发生。2、当事人不举债或认为无债，应加判“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有的法官认为不加判该项内容，当事人上诉再举债就可能导致改判或发回重审。债权人申诉时就会引起离婚案件再审的被动局面。因此，加判该项内容，意在能保证“万无一失”。使法官无依据加判项。3、一方认为所负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另一方无充分证据证明没有用于共同生活的，应认定是共同债务；负债方承认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就判负债方个人偿还。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所负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证据无法取得，尤其小额负债更无法查验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加之离婚时，夫妻矛盾已到缰化状态，双方对负债用途的陈述更难以置信。因此使法官在判决上难以把握，导致按事实裁判的少而按证据裁判的多的后果。4、不管负债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还是一方个人所用，均不作分割。有的法官认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债务的转移要征得债权人同意。如果把一方负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将债务分给另一方承担，是否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在我国大部分家庭主宰家庭财政的是夫或妻一方，借债往往由掌管家庭财政的人多次经办，债权人也凭着他（她）有一定信誉，才借给他（她）的。离婚时，一旦把债务分给另一方，就可能出现债权落空。即使把财产抵作清偿债务分割给另一方，谁来保证这些财产就能用于还债。有的当事人把财产变卖后一走了之，下落不明；有的变卖后资金挥霍，穷困无比。而当初的借债人凭自己的专长、职业、经济收入，完全有能力还债，却被法院判决只偿还部分债务。另外，有的离婚当事人举债无证据，怎么能认定是否负债？当事人离婚时往往债权人不知道，怎可能征得债权人同意？因此，法官不能以审判权驳夺债权人的权利。只有待债权人主张权利时，再予以确认是否属夫妻共同债务。把该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5、一方主张负债，另一方认为不负债，对双方意见均不支持。持该观点的法官认为，离婚案件当事人一方常常会以欠自己近亲属的债来编造债务，另一方也常常以夫妻矛盾恶化而拒不认债。法官对这些债务也无法查实。因此，处理时以不支持为上策，仍然把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待债权人主张权利时，法院再认定是否负债，是否属夫妻共同债务。6、离婚判决未对债务进行处理，判决生效后，债权人主张债务人是夫妻双方或一方，且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有的法院将原判决撤销，就财产部分进行再审。认为，原判对债务事实认定不清，导致其它财产分割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应撤销原判决的财产分割部分，进行再审。7、从实务的角度看，离婚诉讼中，夫妻债务的种类、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一般较为复杂，债权债务数量也往往较多，若有争议，法院要查清当事人所负的真正债务难度较大。这样，就会耽误对离婚请求的处理，本应当及时解除的死亡婚姻，会因法院对夫妻债务的调查和处理而拖延下来。同时，要求离婚的一方当事人，可能会为了早日摆脱痛苦的婚姻而迁就另一方当事人，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承诺不该承担的债务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夫妻共同债务。这不仅损害了一方当事人的权益，而且也对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造成了损害。

五、因此我们在处理离婚债务时应采用以下对策：

（一）双方均认可的共同债务，经债权人同意后，方可由双方协商清偿或以共同财产清偿。当债务清偿终了后，履行清偿义务较多的一方可依法向履行清偿义务少的一方进行分责追偿。法院在审理追偿之诉时应充分考虑离婚时财产分割、子女抚育以及离婚后经济状况、给付能力等情况，注重调解，适度判决。

（二）一方不认同是共同债务的，法院不宜在离婚诉讼中确认是否是共同债务。应待债权人时，由债权人主张。只有当债权人主张是离婚双方共同债务或一方债务，离婚双方或一方反对时，法院再行确定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这样做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也不致无辜地加重离婚当事人一方的负担，同时更加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

（三）离婚案件审理中，债权人向离婚案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主张债权的，法院应中止离婚案件的审理，先行审理债务案件，待债务案件终结后，再恢复离婚案件的审理。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债权人在债务人离婚前实现债权，防止离婚当事人分完财产逃避债务。同时也有利于查清夫妻债务，更合理地分割夫妻财产。

（四）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债权人已诉一方债务，但在离婚时仍未偿还的，已确定是夫妻共同债务，仍由双方共同偿还，不再参与分割。

（五）对当事人之间的债务负担应以当事人的约定为处理依据，如果当事人协商一致，法院则可在裁判文书或调解书中载明，以便为当事人留下行使追偿权的证据。但这种协商一致的内容不能对抗债权人，但当事人对于债务负担协商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并不应主动确认其共同债务的数额，甚至还对债务负担进行份额分配，而应当留待债权人自己主张时再行解决。调解、裁定、判决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未经债权人同意的，应当记录在生效的法律文书上，但不在主文上体现，即不可在判项上体现。但可在查明事实部分载明，以便日后作为依据。

（六）对双方均不举债的。要查明离婚目的，实行债务担保制度。

夫妻双方不管是到婚姻登记机关协商离婚，还是通过法院诉讼离婚，婚姻登记机关与法院首先都应该查明他们离婚的目的。特别是婚姻登记机关更应查明夫妻离婚的目的。因为，法律规定在婚姻登记机关，夫妻双方只要自愿离婚，并协商好了对财产的分割、子女的抚养等问题，便可领到离婚证。如果婚姻登记机关不查明夫妻双方离婚的内在目的，这很容易让那些有心借离婚逃避债务的人钻空子。婚姻登记机关只有在有确切证据证明离婚双方不是为逃债而离婚，且符合离婚的其他条件，才可发给离婚证。这些证据可以由婚姻登记机关自行去调查、访问离婚双方所在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和其他熟悉情况的人，由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证明。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或无法证明不是为逃债而离婚的情况下，双方坚持要离婚，又未申报债务的，婚姻登记机关应责令他们提供债务担保人（债务担保人应有一定财产且必须出具书面担保书）。如果夫妻双方离婚后，发现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负有债务或存在个人债务，债权人主张债权要求他们偿还时，而离婚夫妻因离婚原因无法偿还，担保人对该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如果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查明离婚双方的确是为逃避债务而离婚的，婚姻登记机关应不予办理离婚手续。人民法院则应判决不准离婚，并给予民事制裁。

（七）夫妻双方的债务分担应征询债权人意见。

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处理离婚夫妻债务分担问题时，一般是先由夫妻双方协商对债务的分担，然后法院加以确认，协商不成时，再由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财产状况判决。这种做法，不管是当事人双方协商还是法院判决，都将损害债权人的权利。所以，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夫妻共同债务或转移单方债务时，应通知债权人到场，征询他们的意见。这样对离婚后债权人向法院要求债务承担人清偿债务时，可以减少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六、我国法律对此方面的司法救助有：

（一）2003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二）》，其中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基于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该解释清楚地说明，人民法院对夫妻财产所作的分割处理，不影响债权人向夫妻双方主张债权。但对夫妻债务作出处理是否影响债权人向夫妻双方主张债权，就没有明确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由此可见，夫或妻有将财产约定之内容告知债权人的义务，否则其债务仍及于夫妻二人。这样规定与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关于“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的精神是一致的，体现了民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既能保护夫妻的合法财产权益，又能维护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也同时留给我们一些遗憾，如：在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内容中，对于夫妻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家庭生活费用的负担及债务清偿责任等可否约定未予明确规定，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往往有可能侵害夫妻一方本人或该方的债权人的利益。因为夫妻共同生活，彼此之间互有日常家事权，故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也可能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再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未规定责任形式。实务上仅是依据民法上的理论而进行的推导，从而认为夫妻应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却并无婚姻法上的明确规定。根据民法原理，离婚时夫妻对共同债务协议分别负担的，也应当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总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成了法院在离婚诉讼中审理共同债务的依据。但是，笔者认为在现行民事诉讼制度情况下，结合司法实践，目前法院审理夫妻共同债务是不适当的,见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进行修改。针对离婚案件的主体而言，离婚案件的主体是相对特定的，即具有法定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即离婚诉讼与他人（即第三人）无直接利害关系。但是，从大多数离婚诉讼案件可以看到，其所需要解决的客体方面，就不仅仅是男女双方婚姻关系的解除与否，同时也直接涉及到对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如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享有的债权所负的债务，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有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基于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这就涉及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外所负债务的处分问题。如离婚诉讼前系男方向第三人出具借款手续，而离婚时经男女双方协商或人民法院裁判由女方负责归还，他们手中所持有的是经法院裁判的生效法律文书。这样，债权人主张权利时能提出的证据只能是男方（或女方）出具的原始借据，而由于债权人没有参与诉讼而没有取得债务转移的法律上的依据（即法律文书）而向男方（或女方）追索债权，或债权人初衷是基于对男方的信任而出借，诉讼后未经其同意将其债务转移至他人，对于债务人而言，承担债务具有法律所确定的义务，而对于债权人却难免有强人所难之嫌。又如家庭共有财产的分割，男女双方除处分自己的夫妻共同财产与他人无干涉外，在处理家庭共有财产时，则不仅仅是男女双方可以作出最终处分的，而其他财产所有人对自己份额部份财产所有权的处分也应当由自己主张。也就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均应由相对的权利人提出主张最终作出处分，而不应该由离婚的男女双方当事人进行自由协商或人民法院基于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而居中裁判。反之，则明显侵害了其他相对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有悖于法律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也势必造成一些离婚当事人规避法律，混淆视听的行为发生。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许多的弊端。

注释：

[1]肖燕《债权法》浙江大学出版社

[2]王利明《合同法》总则适用若干问题（三）

[3]刘兰娟聂建明曾敬《浅析离婚案件债务处理的现状及几点建议》中国法院网

[4]王波水《简析离婚诉讼中法院审理夫妻债务的不适当性》苏律师服务网

债权债务关系处理篇3

关键词：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债务；个人债务；债权人利益

在当今日益发展的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流动性变的更加频繁，固定的婚姻关系也将随之变动，离婚率也随之增加，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夫妻债务问题日益突出，债权人作为债务中的重要当事人，但非是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也就不能参加到夫妻财产分割的案件中，这就可能在处理离婚财产时忽视了债权人的权利。实践中，有的夫妻双方为了达到离婚目的，可能通过协议将债务分担给没有清偿能力的一方承担，还有的夫妻双方为了逃避债务，假借离婚之名将债务有无财产能力的一方承担，这就可能是使债权人的权益难以实现。本文通过分析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的范围，结合实际活动，讨论如何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一、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

夫妻共同财产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所共同拥有的财产。我国现行《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我国将夫妻结婚后所得的财产都视为夫妻共同所有。而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的共同财产，有积极的共同财产和消极的共同财产，积极的共同财产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1）工资、奖金；（2）生产、经营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4）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5）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除了这些明确规定的共同财产，我国《婚姻法解释（二）》第11条还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1）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2）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3）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我国认为除了法律规定的共同财产外，还包括共同债权。而消极的共同财产则是共同债务。这些共同财产都应发生在夫妻双方登记结婚之日至婚姻关系终止之日，除双方有约定的外，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二、夫妻财产分割中个人债务和共同债务的处理原则

(一）对夫妻个人债务的处理原则

夫妻婚前的个人债务或约定为夫妻个人的债务，应由个人财产对个人债务进行清偿，而不是由夫妻双方共同清偿。若双方有约定的，依双方的约定处理。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且债务人或债务人的配偶对此能够证明的，应当由债务人本人承担清偿责任，债务人的配偶对此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

夫妻双方实行约定财产制的，如果债权人事先知道该约定，并与夫妻中的一方建立债权债务关系的，应当用债务人的个人财产清偿。如果债权人事先并不知道债务人实行约定财产制的，债权人可以向夫妻主张权利。

（二）对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原则

1.夫妻共同债务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对内应承担按份责任的原则。共同债务是为了维持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所负的债务，作为夫妻的一方都应为自己曾经所获得过的利益承担一定的义务，债权人居于对夫妻关系存续的信赖，相信债务将由夫妻双方清偿，从保护社会交易稳定的角度来看，夫妻双方对共同债务即使在夫妻离婚时进行了分割，也应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夫妻双方对该债务的协议分担或判决分担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只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效力。夫妻一方在全部清偿或大部分清偿了共同债务后，按协议或判决确定的应由另一方承担的债务，可以对另一方追偿。

2.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在夫妻财产分割时都已届清偿期，则夫妻共同债务应在夫妻财产分割时比个人债务优先清偿的原则。在法院查明或当事人一方有证据证明的个人债务与夫妻共同债务在夫妻离婚时都届清偿期时，应在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了夫妻共同债务后，才考虑财产分割后的所得的财产份额对个人债务的事先垫付。明确的个人债务不得用共同财产清偿个人债务,也不得以另一方个人财产清偿, 除非得到另一方的同意; 在个人财产不足支付个人债务时, 可以在共同债务清偿后以自己在共有财产中的应得份额垫付。

3.夫妻共同债务应以夫妻共同财产优先清偿原则。我国《婚姻法》和《分割意见》明文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应以夫妻共同财产优先清偿，这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司法实践中，夫妻婚姻关系解除后，首先对夫妻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然后根据未到期的共同债务确定夫妻双方如何对债务分担，这一做法无疑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给恶意的债务人规避债务创造了机会。故夫妻双方离婚时有共同财产的,夫妻共同债务应用夫妻共同财产优先偿还, 只有在夫妻共同财产也不足以清偿债务的, 才以夫妻个人财产进行清偿。而夫妻共同债务还未到清偿期, 双方或一方不愿意提前清偿的,可以由夫妻双方进行协商签订协议来确定各自承担的债务份额或在离婚时由法院判决夫妻双方分担债务的份额，但该债务分担对外是不能对抗债权人。夫妻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做出处理的,债权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得到最大的满足，仍有权选择夫妻一方或双方主张部分或全部债权。

4.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解除后，夫妻双方进行财产分割时共同财产不足于清偿共同债务，可由夫妻双方协商订立协议分担债务或由法院判决分担债务。[2]我国《婚姻法》第32条规定，如果夫妻共同财产不足清偿时，"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并未规定双方分担清偿。故为了保证债权人及时实现债权，确定该债务为连带债务，在一方以付清全部债务的，可对另一方以确定应承担的份额进行追偿。法院在进行夫妻财产分割时，更多的是关注财产的处理，而非债务的负担。而夫妻共同财产中也包含有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在婚姻破裂后，更期待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故都希望尽早使财产的变动稳定下来，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在夫妻双方进行财产分割时对债务进行协商，或在法院的调解下达成调解协议，以确保债权人以后的债权请求权的实现。

三、夫妻财产分割中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的认定

（一）夫妻财产分割中的个人债务

个人债务是指夫妻一方婚前所负的债务或婚后以个人名义所负，并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个人债务主要是夫妻一方婚前所欠的个人债务，但也存在例外，如夫妻一方婚前所欠的债务是为了夫妻双方的共同生活而负担，此个人债务就可能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这类婚前个人债务的转化需要债权人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第17条规定:" 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1)夫妻双方依婚姻法的规定,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但以此逃避债务的除外;(2)未经夫妻协商一致,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 、赡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3)未经夫妻协商一致,独自筹资从事经济活动,而其收入也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4)其他应属个人所负的债务 ,如婚前个人的债务、一方不合理开支所负的债务。"

（二）夫妻财产分割中的共同债务

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夫妻一方或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维持家庭共同生活或者为共同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此外，《婚我国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但在理论上，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是属于夫妻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应考虑夫妻在举债使有没有合意、夫妻双方是否有共享该债务带来的利益。[3]

由于夫妻共同债务是因夫妻的共同生活需要而对共同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而产生的债务。而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债务是一方以个人名义负担的而实际上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对这类例外情况的证明责任可留给夫妻一方。夫妻一方相对于债权人而言，是更有能力和条件来证明该类债务的性质。

这类债务具体有以下几个情况:1、夫妻双方对债务都承认，但对此类债务是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不能达成一致的，由夫妻双方举证，若举证不能，则推定为共同债务； 2、夫妻一方所负的债务是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对方对此没有异议或债权人有证据能能够证明的，为夫妻共同债务；3、债权人有理由相信夫妻一方以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名义借款，但借后仅由一方个人使用的，该借款对外仍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4、夫妻双方分居期间,缺乏劳动能力或缺少经济来源的一方,为维持个人的生活需要以及为履行法定的抚养或赡养义务所负的债务。或一方受另一方虐待,无法共同生活而离家出走,为维持日常生活所需开支、治疗疾病所欠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四、债权人的利益在夫妻财产分割中的处理

（一）债权人的债权请求权作为相对权，须向特定的人请求履行义务，只有在特定人行使作为义务，债权人的债权方能得到满足。在债权人请求债权时，应以夫妻双方作为特定人，在进行诉讼时，债权人只诉一方的，法院应追加另一方作为共同被告。作为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是以夫妻的共同财产作为债务的担保，这种债务是夫妻双方都负有清偿全部共同债务的连带责任，所以夫妻双方对共同债务并不因夫妻双方婚姻关系的解除而消灭。

（二)债权人在夫妻财产分割中享有债权担保。在离婚案件中，夫妻双方分割财产后，债权人向夫妻双方中的一方请求清偿时，一方可能以夫妻婚姻关系已解除而拒绝清偿债务。故夫妻双方在分割财产时可对未到清偿期的共同债务提供担保，通过设立担保制度保障债权人的将来的债权请求权。夫妻财产分割时，债权人可以请求夫妻一方对债务提供物的担保或保证，以担保债务的清偿。夫妻财产分割时无论双方的债务如何分担，债权人可以行使担保从而最大限度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三）夫妻财产分割中债权人的撤销权。夫妻双方通过低价转让、赠与等行为致使财产的不当减少会给债权人权利带来损害，法院根据法律设置的债权人撤销权使夫妻双方的不当行为归于无效。债权人的撤销权是形成权，是附属于债权而存在，不能与债权分离而进行处分。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一般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债务人实施了减少财产或增加负担的行为，该行为须于债权发生后有效成立而且继续存在。二是债务人的行为须危害债权，即债务人的行为使其一般财产减少到不能满足债权人的债务清偿。三是债务人和受益人主观上须有恶意，即明知其行为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但无偿行为所引起的债权人撤销权无需主观要件的具备。

（四）在执行中的夫妻财产的连带责任。《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法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对离婚夫妻一方的财产强制执行时，应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共同执行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现实生活中经常可见夫妻一方在外负债累累，为了逃避债务,夫妻双方通过协议离婚或通过诉讼离婚,将财产划归一方所有 ,债务由另一方承担,这种假借离婚手段逃债规避法律责任的行为,不仅给债权人行使债权设置了障碍,而且给法院的执行也带来了困难。在裁判文书中确认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债务，应视为被告夫妻共同债务，由执行庭推定被告夫妻对该债务负连带责任，可以直接执行未诉一方的财产。执行完毕后，若未诉一方对于执行其财产有异议可向法院提起确权之诉，要求法院确认原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务为被告的个人债务与其无关。[4]

五、夫妻财产分割中的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思考

我国《婚姻法》对夫妻离婚案件中的财产分割的规定较简单，不够完善，笔者就此根据各家学说，提出几点思考：

1.法院可以在审理夫妻财产分割案件时申报债权公告，通过这样的制度能最大限度保障债权人权利。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法律的明确规定，将申报债权公告作为法院审理夫妻财产分割案件中的一道程序。如果法院在受理夫妻双方的财产分割案件后，能够债权的申报公告，给债权人知情权，确保债权的能够在法院审理该案件时提出自己的异议，避免虚假离婚转移财产，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夫妻双方的债务分担应征询债权人意见，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夫妻共同债务或转移单方债务时，应通知债权人到场，征询他们的意见，如果债权人不同意按份承担清偿责任，人民法院还是可以就分担比例予以确认。[5]

2.对离婚后才发现的共同债务，债权人向法院主张债权时，法院应把离婚双方列为共同被告。离婚夫妻在离婚时隐瞒债务，是夫妻借离婚逃避债务的主要方式。夫妻一方否认该债务为共同债务的，应提供证据证明，在不能证明该债务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的，应推定为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应承担连带责任。[7]

3.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不再处理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根据民诉法不告不理原则,债权人未向法院主张离婚案件当事人履行债务的,人民法院不应直接判决离婚案件当事人分担夫妻共同债务。而且,法院直接判决当事人分担共同债务,同样违背了债务转让须经债权人同意的规定,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法院的判决是代表国家审判机关依法作出的,带有法律的强制性 ,它不以离婚案件当事人及债权人的意志所转移。既然判决中没有明确判令对方承担连带责任,那么,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院都无权作任意的扩大解释,更不能以这种解释来掩饰立法上的缺陷。因此,在修改婚姻法时,应明确法院在审理离婚案时,一般只就离婚问题及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进行处理,不能迳行把夫妻共同债务判决由夫妻一方负担。如果债权人主张权利的 ,可告知其另案，由离婚案件当事人作共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8]

4.债权人在夫妻分割财产，分担债务时作为第三人参加到诉讼。在法院认定的夫妻共同债务是以夫妻双方陈述或其他证据为依据，而作为债权人一方并没有对该债权债务提出异议，人民 法院认定的共同债务可能会与实际情形不符，这就在夫妻关系解除并对财产分割完毕后，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得到清偿。而债权人再次是以夫妻双方为共同被告，这就可能导致重复诉讼，导致高诉讼成本。法院通知已知的债权人或公告通知未知的债权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进诉讼中来，可以扩大债权人对债务人财产变动的知情权，用诉讼程序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六、结语

夫妻财产分割中的债务问题一直是夫妻离婚案件中所争议的重点，作为夫妻一方总是期望自己尽量少承担义务，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就是夫妻双方想尽量避免的消极财产。在社会实践中，夫妻双方也就可能想尽办法逃避债务，故债权人在请求清偿债务时，由于夫妻双方的逃避行为，可能致使债权人的权益难以实现。对此，我国目前的婚姻法对夫妻双方在财产分割时如何分担债务，及如何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并没有规定。因此，通过对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处理原则及范围的分析，对目前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现象进行思考是非常必要的，这可以保障社会民事交易的安全，也能适应和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应有的力度。

参考文献：

[1] 张翼杰.夫妻离婚时债权人利益的保护[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__.(01).

[2] 曹哲华,刘际忠.完善夫妻共同债务清偿制度之构想[J].律师世界.20__.(08).

[3] 应敏骏.离婚诉讼中共同财产断处之审思--以共同债务的分割为主视角[J].理论月

刊.20__.

[4] 胡苷用. 夫妻共同债务界定之判决执行--来自司法审判实践的启示与思考[J].衡阳师

范学院学报.20__.(04).

[5] 张 逸.夫妻共同债务履行与第三人利益保护 [J ].法制与社会.20__.(06).

[7] 齐玉华.夫妻共同债务清偿问题立法缺陷及完善[J].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20__.(01).

债权债务关系处理篇4

关键词：夫妻 共同债务 婚姻法 

 

夫妻共同债务作为消极夫妻共同财产，其理论基础在于婚姻的契约性和伦理性。基于夫妻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夫妻双方互享家事权，家事权制度也成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重要理论渊源。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不仅关系到婚姻当事人的财产利益，而且涉及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因此，在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处理时，必须始终贯彻私法自治原则、保护交易安全原则、保护弱势群体原则，恰当地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尽可能地实现实质公平。我国现行《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存在弊端。基于此，当前对夫妻共同债务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进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行法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规定的弊端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原则上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约定为夫妻分别财产制，以及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该规定对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并非完美无遵循现行法律规定，即使夫妻一方恶意举债，只要夫妻双方未约定实行夫妻共同分别财产制，未举债一方也不能证明恶意方债权人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恶意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均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连带责任。非举债的无辜一方在未享受负债利益，甚至不知悉所负债务的情况下，仍应对另一方所负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这种判决结果将给夫妻中的非举债一方带来巨大的利益损害和感情伤害，甚至给社会带来惧怕婚姻的不良现象。显然，这样的处理方法和处理结果与婚姻家庭法的立法精神也是相违背的。可以说，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做法虽易操作，但也存在天然缺陷，关键在于相关配套制度未能合理地兼顾到夫妻双方以及第三人的利益。对于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两种例外情形，以下分别讨论： 

第一种情形：第三人知道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前面已经分析过，夫妻双方对分别财产制的约定，以第三人知道与否为判断标准，凡第三人事先知道该约定的，所发生的债务为夫妻个人债务；第三人事先不知道该约定的，所发生的债务仍为夫妻共同债务。这对限制夫妻双方滥用权利、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十分有利。但由于夫妻财产契约属于内部契约，具有较强的隐秘性，而婚姻法对夫妻财产的约定仅要求夫妻双方采用书面形式，不要求履行公示程序，通常情况下第三人无从知晓。况且，司法解释还把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约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非举债的夫妻一方，非举债方如果不能证明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对婚后所得实行分别财产制，夫妻另一方所负债务就一律纳入夫妻共同债务。这对婚姻关系中的无辜者实属不利，只会纵容恶意夫妻一方擅自举债损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实际上，婚姻关系中无辜方的利益还应优先于债务人的利益，因为就权益受害者的防范成本来看，债权人方法风险的成本小于婚姻当事人。在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中，债权人处于优势地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交易，而且完全能够通过选择实力强信誉好的交易对象；但生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配偶一方则不一样，其已经被束缚在婚姻之中，无法再行选择。因此，从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在保护第三人交易安全的同时，法律制度的设计也应该对婚姻关系中无辜方的利益予以关注和保护。 

第二种情形：非举债一方能够证明举债方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可否认，其立法的本意在于尊重交易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此制度设计缺乏生存土壤。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债务，往往是以一方个人名义进行的，对于夫妻任何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另一方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负债一方与债权人达成了关于“个人债务”的约定，都必须按照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债权债务关系处理篇5

关键词：债权质权，第三债务人，保护，通知

一、分析的前提——债权质权之性质的确定

关于权利质权的性质，有权利让与说和权利标的说两种理论。前者沿袭传统民法对质权标的的认识，认为质权标的只能是有体物，质权仅就物上质而言，权利之上不能再设权利，故权利质是以担保为目的而让与债权或其他权利；权利标的说认为质权的标的不限于有体物，有可转让性且具有交换价值的财产权，应与可交易的物一样，也可作为质权的标的，故权利质实为以债权或其他权利为标的物的质权。[1]

对权利质权之性质的争论，不仅仅是一种学理探讨，更关系到具体制度的设计问题。若采权利让与说，则出质人的出质行为为债权转让，而根据债权让与理论，债权人一旦让与了债权，就丧失了其债权人身份，对该债权不再享有处分权，其随后的行为不能对债务人与受让人的关系有任何影响。此时若出现权利瑕疵问题，则依照债权让与的规则处理。若采权利标的说，则出质人始终是原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债权出质仅仅是限制了出质人对债权的处分权，出质人并没有退出原法律关系。于是，和一般动产质权相比，由于第三债务人的存在，质权人行使质权时必然要受第三债务人的牵制，第三债务人的债务履行行为也受质权人和出质人的影响。因此，对债权质权性质理解的不同，第三债务人与出质人、质权人之间表现为不同的法律关系。

就债权质权性质的两种观点而言，权利让与说难以自圆其理之处有三：首先，权利转让说承认权利可以让与，即权利人可以处分权利。可见，权利转让说并不否认权利可以作为处分权的客体。其机理暗含了对权利之上可以存在权利的肯定。其次，权利转让说仅仅以标的的外在表现形式断定权利不能成为质权的标的，而不考虑质权的价值权本质，实难有说服力。第三，该观点不能很好解释转让行为如何产生出质行为的法律效果。

此外，虽然债权的让与和债权出质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债权让与中许多规定可适用于债权出质的情形，而且债权让与所生之法律变动，较诸债权设定质权者为甚，是以债权设定质权与债权让与下第三债务人的法律地位，自可作同样的考虑。[2]但是，由于所涉法律关系不同，两者实属不同法律行为，其所生法律效果难免有所差别。因此，即使是在权利让与说中，关于法律的构成意见，也有附停止条件的权利让与说、权利之创设的让与说、并存的让与说等三种理论，而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并存让与说，也认为该权利让与，为担保的目的而受限制，在此目的必要的限度内，质权人取得出质人的权利，且得行使之，但出质人的权利并不因此而全失。[3]

当然，对权利让与说的质疑，并不能逻辑地证成权利标的说。我们认为，权利标的说之所以更为合理，主要可从两方面加以说明。首先，债权之所以能够出质，其前提之一是债权的财产化。罗马古代法认为债的关系存在于特定人之间，不能与主体分离，因此债的当事人不可更改，债权不能让与他人，债务也不得由他人承担。 [4]这主要是因为罗马人视债发生在当事人身体之间的关系，该种关系具有极强的人身性，从整体来看未脱离人身责任的范围，其经济关系的性质甚微。后由于债权不能转移有很大弊端，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于是在罗马法上出现了各种救济措施，使债权的转移得以出现。罗马法上的这种变迁使债权债务关系脱离了人身性，债权上所负载的经济财产价值得以初现。由于任意处置人身的自然法则在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失效，债的经济色彩逐渐浓重，它在近代法中逐步取得了完全的流通性，失去了人的色彩而实现了独立财产化。债权财产化独立的结果，一方面是债权非人格化倾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全部财产担保化的倾向①。非人格化债权需要的无限提高和从全部财产引出尽可能确实的、便宜的、多额的担保价值，正像表里相连。其结果，是债权与担保权融合为一体。[5]融合的表现即为债权质权的出现。

其次，如果说债权的财产化为债权成为质权的标的提供了现实的可能，那么现代民法对权利客体②的重新解释就使权利标的说在法理证成上成为可能。一般来说，权利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加以理解。从本体论来讲，权利作为法律关系的内容，可以理解为获得法律上某种利益的可能性。这时，与它相对应的概念是义务。当我们跳出法律关系之内容这一范畴时，权利又可以作为权利客体而存在。权利客体使用于两种意义：第一种是支配权或利用权的标的，这是狭义的权利客体，拉伦茨把它称为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第二种是指权利主体可以通过法律行为予以处分的标的，拉伦茨称之为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第一顺位的权利客体是物以及在其上可以有效成立一个第三人的支配权或利用权的无体物。作为处分的标的（可以处分的对象）则是一个第二顺位的权利客体。[6]即第一层面的客体，就是我们通常指的物，它是支配权或使用权意义上的客体，而处分行为的客体必须是权利或其他。通常意义上对物的处分都是对物上权利的处分。就一般动产质权而言，有体物以其本身具有的物质性和可流通性为前提而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物上既可以存在对物进行用益的使用权，又可以存在对物的交换价值进行处分的权利，动产所有人处分的不仅仅是这个物的本身，同时还处分了这个物的所有权。[7]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动产质权形式上虽系以动产为标的物，实质上亦系以动产之所有权为标的物，此与权利质权以权利为标的物并无以异”。而就债权质权而言，由于权利为法律拟制的产物，不具有使用价值，因而当其作为法律关系客体时，其上不能存在以用益为内容的权利，但由于债权的可流通性，其上可以存在担保性的权利是无庸质疑的，因为，担保性权利是以客体的交换价值为担保，我妻荣由此认为：“在近代经济组织中，担保权逐渐由强制手段过渡到纯粹的担保价值为目的，换句话说，是由使用价值为目的过渡到以交换价值为目的。”[8]因此，我们认为，权利质实为以债权或其他权利（实际上是权利的交换价值）为处分标的的权利。

二、分析的基础——债权质权中第三债务人利益的存在

虽然债权可以成为质权的标的，但因为债权不具有物质性，在债权质权中的确存在与传统动产质权相异之处，这些是我们在适用债权让与的规定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1.关于转移占有的方式。

动产质权以转移质物的占有为其成立条件，其目的有二：留置效力与公示。留置效力赋予了质权人留置标的物的权利，剥夺了债务人之占有，造成债务人心理上之忧虑或生活上之不便，以压迫其从速清偿债务，从而保证债权的实现。但同时，质权的该作用也剥夺了出质人对质物的利用，而债权对债权人来说是不存在任何使用价值的，于是质物的使用价值无从实现，从而造成资源浪费。然而，以权利为标的设质并不存在上述缺点，同时还可实现质权的作用。况且，现代社会主要财产有日渐权利化之趋势，权利质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然凸现。

就公示目的而言，因质权合同仅存在于出质人和质权人之间，如无公示方式，其存在与否不为第三人所知。因此，转移质物的占有可起到公示作用，为质权的效力提供法律上的保障。但当质权的标的为权利时，转移占有的公示效力就受到阻碍，这不仅不利于质权人权利的实现，也会害及第三债务人的利益。因为权利为法律上拟制之概念，不能通过物质载体而为人感知，因此不能通过占有的转移来完成出质的公示。为解决该问题，立法者针对不同的权利设计了不同的变通措施，如对一般债权采移转债权凭证和通知第三债务人为权利质权的生效或对抗要件；对证券债权出质，以证券的交付、证券设定的通知或其他方法作为公示方式。

2.关于债权质权的安全性。

正如前文所述，依拉伦茨的权利客体理论，在一般的动产质权中，出质人实现其对物的支配权的同时，还对物的所有权进行了处分。而在债权质权中，出质人是对物上债权的处分。债权与物权的区别之一就是物权具有对世性，债权具有对人性。物权是法律调整物之所有人与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之间关系的产物，而债权是法律调整特定的债权人和特定的债务人之间关系的产物，即物权的两端分别为特定民事主体与不特定民事主体，而债的两端都是特定的民事主体。这种区别在质权中的表现就是，债权质权中质权的实现要受第三债务人履行行为的影响。因为债权是一种请求权，其实现需要依赖债务人在一定时期后的给付行为，也就是说，债权质权不能仅依质权人意思而得以实现。显然，这必然导致债权质权的风险大于动产质权的风险，其担保功能也弱于动产质权。我妻荣认为，从经济角度观察，对于债权是否容易转让，债权转让是否有法律障碍并非其决定因素，保障受让人安全地位的法律规定才是决定因素。[9]其论断对债权质权之功能的发挥同样有效。因此，在债权质权中多注重对质权人安全的保障。但也正由于此种原因，学理及立法也容易忽略对第三债务人的保护给予关注。

由上可知，债权质权的设定、行使及实现，无不关涉第三债务人的利益。因此，如何对第三债务人利益进行保护，为债权质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对第三债务人的保护——具体立法之比较分析

债权出质后，由于质权人在原债权债务关系外的存在，第三债务人与出质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亦受到很大影响。如上所述，为保证债权的流通性，使债权质权可以顺利实现，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上均过多地强调对质权人的保护，有时甚至矫枉过正。对此，我们将围绕如何保护债权质权中第三债务人的利益进行分析。

债权质权关涉第三债务人，其制度设计必然存在与动产质权的不同之处。其中最主要的区别是，债权质权的制度设计需平衡第三债务人与质权人之间的利益，这必然涉及对第三债务人的保护，而保护的关键是如何在保障债权的流通性的同时，避免因债权出质可能给第三债务人带来的不利后果。

首先，我们以债权出质是否要经第三债务人同意为标准，可将债权质权的设定模式分为同意出质和自由出质两种。在同意出质模式下，出质人必须经第三债务人同意，才可以将债权出质。这种立法模式虽然将第三债务人置于较高地位，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其利益，但债权可以出质的基础既然是债权人身性的减弱和财产性的增加，目的是为了实现债权的交换价值，以促成交易，促进经济繁荣，那么，要求质权的设定必须以同意为成立要件，就有违现代权利担保的要求和债权质权的创设目的，不足采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模式。在当今立法中也仅仅是某些特殊的债权出质将经得第三债务人的同意作为其成立要件，如承租人之租赁权，雇佣人之劳务请求权或委任人之委任事物请求权，在设定质权时必须经出租人、受雇人或受任人之同意。在自由出质模式下，出质人不经第三债务人同意即可在债权上设定质权。

其次，由于第三债务人是否知悉债权已经出质亦将对第三债务人的保护制度设计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根据出质是否需通知第三债务人，又可把自由出质划分为不需通知第三债务人的出质模式和需要通知第三债务人的出质模式。

（一）不需通知第三债务人的出质模式

在此模式下，出质人可不向第三债务人为任何意思表示，而将债权出质给质权人。这就意味着第三债务人可能因不知债权已经出质而不得不承担两次清偿的危险，从而遭受重大不利益。依学理言之，对于这种情形，我们可以通过区分第三债务人在清偿时主观态度为善意还是恶意来进行救济。首先，如果第三债务人在向出质人清偿债务时不知债权已经出质，则出质人和质权人之间的质押合同对其不生效力，第三债务人的清偿行为为有效，其结果必然导致债权的消灭。而依担保法理论，担保标的灭失（在此表现为债权的消灭）的后果是权利质权的消灭，这将导致质权人优先地位不保。其次，如果第三债务人在清偿时已知债权设质之事实，仍径行向出质人为清偿，则可认定第三债务人的行为为恶意清偿，质押合同效力亦约束第三债务人。

由上可知，此种模式的关键是确定第三债务人在清偿时的主观态度，然无论采主观标准还是客观标准，对主观态度的确认均非易事。而且当第三债务人为善意时，质权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最终将削弱债权的流动性。因此，从实务角度而言，以主观的善恶作为判断是否应对第三债务人进行保护的标准并非最佳选择。

（二）需要通知第三债务人的出质模式

在此模式下，出质人或质权人有义务通知债务第三人债权出质情形的存在，但不需征得第三债务人同意。此为各国主要采用的立法例。其中“通知”对第三债务人利益的影响有四点需要指出。

1.通知的时间和作用

通知不限于必须在质权设定时为之，在第三债务人为清偿或为清偿做准备前做出即可，这是由通知的作用决定的。对于质押合同而言，通知的作用在于决定出质人与质权人之间的质押合同是否成立、生效或是否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因通知没有在质权设定时进行而产生不利后果的，受损害一方往往是怠于通知的质权人，对第三债务人的利益影响不大。因此，法律一般不对通知的时间设定强制性要求。此外，对第三债务人而言，通知的作用是使第三债务人知悉债权出质之情形的存在，而对于票据、公司债券等一些具有完全流通性的无因债权，在经过原债权人背书或登记即可对抗第三债务人，此时通知亦为不必。因此以下有关通知的讨论仅仅针对一般意义上的债权出质而进行。

2.通知的性质

通知的性质究为债权质权的生效要件抑或对抗要件，各国立法不同。《德国民法典》第1280条规定：出质有转让合同即可移转的债权的，仅在债权人将质权的设定通知债务人时始为有效。显然，该立法例认为通知为质押合同的生效要件。我们认为，虽然债权出质对出质债权的债务人产生一定影响，但质押合同存在于出质人和质权人之间，合同的生效并不意味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因此，没有必要因出质未通知第三债务人而否定该合同在出质人和质权人之间的效力。

《法国民法典》第2074条规定，动产质权必须“有合法登记的公证文书或私暑文书……，始对第三人发生效力”。而债权质权的设定除要求上述书面文书外，《法国民法典》第2075条还要求：在以无形动产设立质权时，例如以动产债权设立质权时，合法登记的公证文书或私署文书应送达用于设立质权的债权的债务人，或者应由该债务人以公证文书接受之。该规定表明，《法国民法典》将书面通知视为债权质押合同对抗第三人的要件，但不排除“债务人以公证文书接受”的方式自受约束。由此可见，法国民法典对于债权出质，在采用通知对抗主义的同时，亦当然承认同意出质的效力。这种通过立法设定两种模式供当事人选择的做法，在保护第三债务人的利益同时，又不会对债权的流通产生太大影响。

日本民法典的规定与法国民法典基本相同，在《日本民法典》第364条第1款对指名债权的出质规定为：以指名债权为债权标的时，非依第467条的规定将质权的设定通知第三债务人或经第三债务人承诺，不得以之对抗第三债务人及其他第三人。即，是否通知第三债务人，不影响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质押合同的效力，通知或第三债务人的承诺只是该质押合同能否对抗第三债务人和其他第三人的要件。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97条也规定：未为通知的，仅系对债务人③不生效力。显然，通知债务人乃为债权设质之对抗债务人的要件，而非成立或生效要件。[10]我们认为，与德国民法相比，通知对抗主义很好地平衡了第三债务人和质权人之间的利益，在保护第三债务人的权利的同时，也保障了质权人权利的实现。而且，将通知的效力仅限定为可以对抗第三人，使其不影响质押合同在出质人和质权人之间的效力，能更好地体现合同自由，使债权的流通性大大加强。

相比之下，《瑞士民法典》的规定更加强调债权的流通性。其第900条第2款规定，对于无契约证书或仅有债务证书的债权出质的，“质权人及出质人可将质权的设定通知债务人”，但它不要求必须通知第三债务人，对通知的效力也没有做任何规定。而其第906条第1款则规定：“出于妥善管理上的考虑，需要收取或催告出质债权时，债权人有行为的权利，而质权人仅有请求行为的权利”。即，质权人无法以质押合同的约定而直接向第三债务人请求实现质权。该规定可以看作是对第900条的补充，以弥补对第三债务人利益保护的不周。

我国立法中没有关于通知的规定，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106条规定：质权人向出质人、出质债权的债务人行使质权时，出质人、出质债权的债务人拒绝的，质权人可以出质人和出质债权的债务人，也可以单独出质债权的债务人。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的立法没有肯定通知在债权质权中的地位，而是过分保护了质权人的利益，在债权质成立后，第三债务人无法以未获债权出质的通知为由来对抗质权人，这对第三债务人来说极不公平。

3.通知时如果存在可能使债权消灭的事由，第三债务人是否有义务向质权人说明？

因为债权为请求权，在债务人将自己享有的债权设质时，如果存在一些可能使债权消灭的事由，如债务人与第三债务人之间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或该出质债权不成立，而且债务人知道该情形的存在时，债务人有责任向质权人说明。民事主体可以以自己的行为为他人创设权利，而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出质人可以为担保债务而将债权出质，但该出质行为不得给任何他人增加义务，因此该义务应有出质人承担。即使是第三债务人知道这种情况的存在，从法律上讲，它对之也不负说明义务。如果债务人没有履行该义务，在债权质权成立后实现前，债权消灭即意味着出质的标的消灭，出质人有义务提供新的担保。

4.通知的效力

从上述其他国家的立法可以看出在债权出质后，质押合同都将对第三债务人的利益产生一定的影响，实践中这些影响大多通过第三债务人的履行效果和抗辩权来体现。由于这些影响主要通过通知行为而产生，因此我们将之称为通知的效力。

（1）对第三债务人履行行为的影响

在债权让与的情形，依通知主义的立法例，通知的效力在于使让与对第三人产生约束力。此时，债务人只有向受让人为清偿，始免其义务。盖债权让与一旦有效成立， 即发生受让人取得债权人之地位的效果。而在债权出质的情形，质权虽有效设定，其标的之债权主体却仍为出质人，不生债权移转的效力；质权人只是在质权所担保的债权不能实现时，方可实现其质权。因此，通知只是使第三债务人受到质权的约束，并非要求其必须向质权人为清偿。至于第三债务人在得到通知后应如何清偿债务，各国立法不一。对于在清偿期届满④前给付的，《德国民法典》第1281条规定：债务人只能向质权人和债权人共同清偿。质权人和债权人均可以要求向其共同清偿；质权人和债权人均可以要求为其提存债务的标的物，或者在债务的标的物不宜提存时，可以要求将标的物提交法院指定的保管人，以代替给付。清偿期届满后给付的，《德国民法典》第1282条规定：在第1128条规定的条件成就时⑤，质权人有权催收债权，而债务人只能向质权人清偿。仅在质权人求偿所必要的限度内，质权人始享有催收金钱债务的权利。在质权人有权催收的范围内，债权人也可以要求以向其让与金钱债权代替支付。从德国法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质押合同的存在，无论是清偿期届满前或后，第三债务人均可直接向质权人为清偿行为，清偿期履行是否届满，只对出质人的受偿权产生影响。在清偿期届满前，第三债务人可以向出质人清偿，清偿的结果必然导致债权的消灭。依担保法理论，担保标的灭失（在此即表现为债权的消灭）的后果是权利质权的消灭。依法理，应认为原债权质权此时转化为一般动产质权，质权人于作为清偿而所受的物上享有质权。在清偿期届满后，出质人不能要求实现其对第三债务人的债权，只能是将其债权让与给质权人，使质权人取得被出质债权债权人的地位，从而使债权得以实现。从该条关于债权质权实现方式的规定我们亦可得出，债权出质和债权让与虽然相似，但为两个不同的制度。

日本将债权质权的实现规定在其民法典的第367条第2、3、4款中：质权的标的物为金钱时，债权人以对自己的债权额部分为限，可以收取；上述债权的清偿期，先于质权人的债权清偿期届至时，质权人可以使第三债务人提存其清偿金额。于此情形，质权存在于提存金上；债权标的物不是金钱时，质权人于作为清偿而所受的物上有质权。即一般情况下，质权人可以在自己的债权额范围内可以收取第三债务人的履行，但是不排除第三债务人向出质人清偿的权利。与德国民法典相比，这种规定赋予了第三债务人较大的选择权，但对于质权人和出质人对第三债务人清偿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如何保护第三债务人的利益，没有作出规定。

《瑞士民法典》没有区分清偿期是否届满，而是在第906条第2款直接规定：债务人得知出质时，须得到一方承诺后，始向另一方清偿债务，无前款承诺时，债务人应提存债务额。比较可知，《瑞士民法典》的规定简洁明了，而且可以避免质权人和出质人在清偿问题上产生纠纷，有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907条与瑞士民法典规定相同。

关于债权出质对第三债务人履行行为的影响，我国《担保法》第77 条规定：“……或者提货日期先于债务履行的，质权人可以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兑现或者提货，并与出质人协议将兑现的价款或者提取的货物用于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出质人约定第三人提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2条规定：“……或者提货日期后于债务履行期的，质权人只能在兑现或者提货日期届满时兑现款项或者提取货物。”我们认为，我国的规定虽然没有限制第三债务人应该向质权人或者出质人履行，但未对向其中一方履行是否需经另一方同意进行规定，因此实践中可能会出现纠纷，在此应加以完善。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不是所有可以出质的债权的债务人的清偿行为的效力均适用于这些规定，对于有价证券等“有凭证即有权利”的标的而言，无论是否已向第三债务人为通知，第三债务人仅负有向证券持有人为给付的义务。当然，履行对象的变更有可能使预定的履行费用发生变化，如果是履行费用增加，在由第三债务人承担原履行费用时，原债权人应承担增加的履行费用。

（2）对第三债务人抗辩权的影响

第三债务人基于与出质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出质人的请求权享有抗辩权，但在债权出质后，这些抗辩权是否能对抗质权人，各国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债权的财产化，使债权获得了流通性，为保证债权流通的畅通无阻，确保质权人的安全地位，在第三债务人接到通知后，各国立法往往赋予质权人对抗第三债务人的权利，而很少考虑第三债务人是否应对质权人享有抗辩权，我们认为，在保证受让人安全地位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第三债务人抗辩权的保护。诚如学者所言，“以债权为标的之质权，无异于以债权为母权之子权。债权让与，因处分而生完全移转占有之效力。而质权之设定，其标的之债权主体仍属于设定人，不生移转之效力，于此情况下，该债权之债务人，可得对抗债权人之事由，如限为于债权让与时可得对抗，而于质权设定时不得对抗显非本法真意。”[11]

我们认为，并非第三债务人享有的对出质人的所有抗辩权都可以用来对抗质权人，债务人仅得以受通知时所能对抗出质人的事由对抗质权人，对于通知后所产生的可以对抗出质人的抗辩事由而使债权消灭或有瑕疵的风险，不应由质权人承担。但对于不以通知作为对抗要件无因证券，则第三债务人可以质押合同生效前的抗辩事由对抗质权人。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可知，我国立法在保证债权流通性的前提下，如何平衡债权出质中第三债务人与质权人的利益上规定极为简陋，不能很好地解决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情况，在司法上造成很大不便。因此，应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权利质权中的规定加以完善补充，使之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首先，应明确通知在债权质权中的地位，将之性质确定为对抗要件；通知时如果存在可能使债权消灭的事由，说明义务由出质人承担。其次，就债权质权的清偿而言，应借鉴瑞士立法，加强对第三债务人的保护。最后，应赋予第三债务人对抗质权人的抗辩权，保证第三债务人与质权人之间权利的对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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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我妻荣。债权法在近代法上的优越地位[M].王书江，张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49.

[6][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M].王晓晔，邵建东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77-380.

[7][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M].王晓晔，邵建东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03.

[8][日]我妻荣。债权法在近代法上的优越地位[M].王书江，张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100.

[9][日]我妻荣。债权法在近代法上的优越地位[M].王书江，张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23.

[10]梁慧星等。中国物权法研究（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902.

[11]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703.

注释：

① 债权的清偿能力首先是以债务人的全部财产来保障的。但债务人的经济状况、其他个人因素或意外出现的其他债权人可能对债务人的财产造成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往往要求债务人在特定的财产上设立担保权，逐渐产生全部财产担保化的趋势。全部财产担保化的倾向的产生基础是债权的人身性，但其对债权脱离人身性，成为可让与的财产提供了条件。

② 本文对客体与标的作相同理解。

③ 即第三债务人。

④ 是指权利质权所担保的主债权清偿期届满。

债权债务关系处理篇6

[论文关键词]附担保债权 撤销权 债权人

一、附担保债权与债权人撤销权概述

（一）附担保债权概述

附担保债权，又称“担保债权”是指设置了抵押、质押、保证、定金等担保的债权，其目的便是为了增加债权实现的可能性，保障债权的实现或债务的履行。附担保债权实质上是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主合同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设定了新的担保合同法律关系。该担保合同与主合同之间具有从属性，即担保合同的成立以主合同合法有效为前提，并随着主合同法律关系的转移而转移，消灭而消灭。

附担保债权按提供担保的主体划分，可以分为附自己担保的债权与附第三人担保的债权。其中，附自己担保的债权是指，债务人以自己的责任财产为其所负债务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的债权；附第三人担保的债权是指，债权人与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为债务人所负债务提供担保的债权。另外，按照担保的形式分类又可将附担保债权分为附物的担保的债权、附人的担保的债权以及附金钱担保的债权。附物的担保的债权主要包括：附抵押担保的债权以及附质押担保的债权；附人的担保的债权主要是指附保证担保的债权；附金钱担保的债权是指附定金担保的债权。

附担保债权的设立，不仅增强了债权实现的程度，而且具有保证债务履行和促进资本和物资融通的作用。在经济迅速发展、交易活动日益频繁的今天，市场主体在从事各类交易活动中为了保障其债权得以实现，促进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越来越多的设立了附担保的债权，其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二）债权人撤销权概述

我国《合同法》第74条确定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因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实施无偿或低价处分财产的行为而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实施的行为。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与代位权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我国《合同法》中的合同保全制度，其目的便在于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债权，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要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债权人对债务人必须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这是债权人得以行使撤销权的前提条件。一方面，如果债权人的债权根本不存在或因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而被撤销或被宣告无效，则债权人的撤销权便无从说起；另一方面，该债权必须发生在债务人的处分行为之前，否则不能认为该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给债权人造成了损害。

第二，债务人实施了有害于债权的行为。这是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客观要件。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债务人实施了处分财产的行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74条以及《合同法解释（二）》第18条规定，债务人的不当处分责任财产的行为包括：债务人放弃债权、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以明显不合理高价购买他人财产、放弃债权担保、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其次，该处分财产的行为必须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最后，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已经或将要严重损害债权。

第三，债权人与受让人必须具有故意。这是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主观要件。即债务人与受让人对于其实施的行为在主观上明知或者应该知道有害于债权。

二、附担保债权中债权人撤销权行使的相关问题初探

我国《合同法》中关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规定对于保护债权人债权，维护交易稳定和交易秩序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是，《合同法》在附担保债权中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缺乏明确的规定，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债权人债权的保护，与设立撤销权制度的立法初衷相违背。因此，针对附担保债权中债权人撤销权行使的相关问题的探讨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附自己担保的债权中，债务人不当处分担保财产之外的其他责任财产时，债权人是否享有撤销权

笔者认为，由于债务人已经向债权人提供了担保，当债务人不当处分担保财产之外的其他财产责任财产，致使其不能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仍可主张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此时债务人的行为实质上并未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所以，原则上债权人不享有撤销权，但前提必须是债务人提供的担保财产的价值足以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完整的实现。如果债务人提供的担保财产的价值并不足以保障债权实现且由于债务人的不当处分行为，致使债务人无能力清偿全部债务而有害于债权时，则债权人应当享有撤销权。

（二）附自己担保的债权中，债务人不当处分担保财产损害债权时，债权人是否享有撤销权

笔者认为，此时应当赋予债权人以撤销权。原因在于：一方面，当事人之间设立担保债权的目的在于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债权人有权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偿，从而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此时债务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其责任财产，实际上使得债权人债权得不到清偿的危险程度大大增加，对债权人造成了损害。所以，在此种情形下应当允许债权人依法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债务人的不当处分行为。

另一方面，在实际的生活和交易活动中，债权人多是基于债务人提供了充足的担保的前提下才与债务人订立合同，如果债务人没有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可能因为债务人缺乏履行债务的能力而拒绝与债务人建立债权债务关系。若债务人除担保财产外并无履行债务的能力，为了躲避债务故意实施了不当处分担保财产的行为，这必然会给债权人的债权造成严重损害。所以，此时应当允许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例如，债务人乙向债权人甲借款50万，并以其自有的汽车向债权人甲设立抵押担保，乙除了该汽车之外其他财产并不足以清偿债务，为躲避债务，乙在还款期限到来之前，擅自将其用作担保的汽车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卖与知情的受让人丙。此时，由于债务人乙的不当处分其房屋的行为致使债权人甲的债权无法实现，对债权人造成了严重损害。所以，从保障债权的目的出发，应当允许债权人依法行使撤销权。

（三）附第三人担保债权中，债务人不当处分自己的责任财产时，债权人是否享有撤销权

笔者认为，应当视不同担保种类而有所区分。首先，在第三人提供抵押、质押等物的担保或定金担保的情形下，若第三人用于担保的物的价值或定金金额足以保障债权人债权实现，则即使债务人不当处分其责任财产的行为致使其不能清偿债务，债权人原则上没有行使撤销权的必要。因为此时债权人的债权已经有了实现的保障，即使债务人实施了一定的减少其责任财产的行为也并不影响到担保物的交换价值，所以也不会影响到债权人的担保物权和债权的实现。

其次，在第三人为债权人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时，应当区分一般保证与连带保证的情形。在一般保证中，由于债权人的债权已经有了实现的保障，即使债务人因不当处分其责任财产致使其不能履行债务时，债权人仍可依据保证合同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从而实现其债权。在连带保证中，由于债权人的债权到期后，保证期限内债权人既可以请求债务人又可以请求保证人清偿债务，所以此时债务人若实施了不当处分财产的行为，债权人原则上应享有撤销权，因为此时债务人的行为将有害于债权，而连带债务中的任何一个债务人都负有向债权人清偿全部债务的责任，所以即使债务人能够证明保证人具有清偿能力，债权人也可以行使撤销权。

（四）附第三人担保债权中，担保人不当处分担保财产时，债权人对担保人的行为能否行使撤销权

我国《合同法》第74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从本条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合同法》对撤销权行使对象的规定为“债务人的行为”，至于债权人能否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担保人的不当处分行为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但笔者认为，该条规定的“债务人的行为”应当包括担保人的行为。

首先，在附有物的担保、定金担保以及一般保证担保的债权中，当担保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下，债务人如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便获得请求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或请求保证人承担清偿义务的权利，也就是说此时债权人与担保人之间的担保法律关系已经转化为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同样，此时担保人便转化成为实质上的债务人。此时如果担保人实施了不当处分其担保财产的行为且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则债权人应享有撤销权撤销担保人的行为。

其次，在连带保证中，由于债权人在债务到期后可以请求债务人，也可以请求保证人承担清偿义务，债务人与保证人之间形成了连带债务，此时的保证人事实上也是债务人之一。此时连带保证人若实施了减少其责任财产的行为，将会使债权人债权得不到清偿的危险程度增加，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因此，对我国《合同法》第74条中撤销权行使对象应当做广义上的理解，即不仅包括债务人的行为，还应当包括担保人的行为。在附第三人担保债权中，担保人不当处分财产的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赋予债权人以撤销权，从而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这并不与我国《合同法》74条中的规定相违背。

三、结语

债权债务关系处理篇7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日益增加。特别是那些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者，其债权债务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且数额也越来越大。负债公民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假借离婚来逃避债务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也难以防止这种借离婚逃避债务的情况发生。故笔者想结合我国目前现状，就在离婚案件实践中如何防止债务人假借离婚逃避债务的问题提出如下几点探讨意见：，（一）查明离婚目的，实行债务担保制度

夫妻双方不管是到婚姻登记机关协商离婚，还是通过法院诉讼离婚，婚姻登记机关与法院首先都应该查明他们离婚的目的。特别是婚姻登记机关更应查明夫妻离婚的目的。因为，法律规定在婚姻登记机关，夫妻双方只要自愿离婚，并协商好了对财产的分割、子女的抚养等问题，便可领到离婚证。如果婚姻登记机关不查明夫妻双方离婚的内在目的，这很容易让那些有心借离婚逃避债务的人钻空子。婚姻登记机关只有在有确切证据证明离婚双方不是为逃债而离婚，且符合离婚的其他条件，才可发给离婚证。这些证据可以由婚姻登记机关自行去调查、访问离婚双方所在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和其他熟悉情况的人，由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出具证明。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或无法证明不是为逃债而离婚的情况下，双方坚持要离婚，又未申报债务的，婚姻登记机关应责令他们提供债务担保人（债务担保人应有一定财产且必须出具书面担保书）。如果夫妻双方离婚后，发现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负有债务或存在个人债务，债权人主张债权要求他们偿还时，而离婚夫妻因离婚原因无法偿还，担保人对该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如果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查明离婚双方的确是为逃避债务而离婚的，婚姻登记机关应不予办理离婚手续。人民法院则应判决不准离婚，并给予民事制裁。

（ 二）申报债权公告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在调查过程中，应注重了解离婚双方对外的债权债务关系。特别是对那些从事商业活动又经营不善的家庭，为了防止因当事人隐瞒债务不报或只报部分债务给债权人带来损失，办案人员可在审理期间发出申报债权人公告，作为查明离婚双方债务的一种手段，通知离婚双方的债权人及时前来申报债权。公告时间、地点、方式由办案人员根据所了解的具体情况而定。但应注意，公告时间须计算在审限内，不能因此而超审限。

（ 三）夫妻双方的债务分担应征询债权人意见

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处理离婚夫妻债务分担问题时，一般是先由夫妻双方协商对债务的分担，然后法院加以确认，协商不成时，再由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财产状况判决。这种做法，不管是当事人双方协商还是法院判决，都将损害债权人的权利。对于夫妻共同债务通过协商或法院判决由其中一方承担，实际上变更了债务人，从债权债务关系上说，债务发生了转移，形成了一种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在理论界称之为债务承担。债务承但的成立须由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之间达成债务承担合同或新债务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或法律直接规定。本文中夫妻共同债务的分担不管是法院根据夫妻双方协议加以确认，还是法院直接判决都是法律直接规定。但是债务承担成立的另一个关键条件是须经债权人同意方能生效。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夫妻分担债务的这种债务承担，并没有征得债权人同意，而由法院越权代替债权人处分债权，从而侵害了债权人的对债权的处分权。至于夫妻单方所负债务，当事人为逃避债务，协商将该债务转移给另一方，由另一方负责偿还，而不征得债权人同意，这更加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所以，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夫妻共同债务或转移单方债务时，应通知债权人到场，征询他们的意见。这样对离婚后债权人向法院起诉要求债务承担人清偿债务时，可以减少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四）追加债权人为第三人

对于那些债权数额大或自己要求加入债务分担纠纷的债权人，法院可将他们追加为第三人。离婚本来是夫妻双方的纠纷，不存在第三人，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可把涉及财产关系的纠纷从人身关系的离婚案件中分离出来，另外立案审理。债权人作为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可以第三人的身份申请参加诉讼，或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在诉讼过程中，离婚夫妻及债权人三方可自行协商债务的分担及清偿债务的方式、时间、期限。协商不成，人民法院视情况判决。这样，对夫妻双方的离婚纠纷、财产分割及债务分担清偿纠纷同时进行处理，可避免债权人在夫妻离婚后，因债权不能实现又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双方偿还债务而耗费人力、财力，也减少了法院的诉累。

（五）法院判决一方负清偿责任的同时应判决另一方负连带责任

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可由人民法院判决承担。这说明人民法院既可判决共同债务由一方单独承担，也可判决由一方承担，另一方负连带责任。对于债权人同意债务由其中一方承担的，毫无疑问，法院应确认或判决该债务由债权人同意的一方承担清偿责任。对于债权人不同意共同债务由任何一方单独承担，要求夫妻共同偿还的，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应视情况判决由一方承担，另一方负连带责任。因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生活共同维持家庭，特别是那些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家庭，夫妻双方还共同经营。对他们为满足家庭的生活需要或因从事经营活动而负的共同债务，其性质与个人合伙的合伙债务相同。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也可以比照合伙债务进行处理，在离婚时，由另一方负连带清偿责任。另外，法院这样判决，也是为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家庭越来越多，其经营额也越来越大，因经营不善，所负债务的数额也随着增大。离婚时，其债务由任何一方单独承担都难以偿还，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出发，判决由另一方负连带清偿责任，是完全必要的。

（六）对离婚后才发现的共同债务，债权人向法院起诉主张债权时，法院应把离婚双方列为共同被告

债权债务关系处理篇8

关键词：撤销权 主客观要件 举证责任 范围 效力

一、债权人撤销权的概念和特征

所谓债权人的撤销权，也称废罢诉权，是指债权人在其债务人实施减少其财产的法律行为害及债权时，得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当债务人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使其作为债权担保的责任财产不当减少，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与第三人的法律行为，害及债权人利益时，恢复债务人的财产，保障债权的实现。

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律特征表现为：

1.债权人撤销权是附属于债权的实体权利。其内容既以撤销债务人与第三人的非法民事行为为特点，又以请示恢复原状即取回债务人财产为特点。因此是兼有形成权和请求权双重性质的实体权利。它只能附属于债权而存在，而不是独立的权利，不得与债权分离而进行处分，当债权让与时，撤销权也随之转移；当债权消灭时，撤销权也随之消灭。

2.债权人撤销权作为债的保全方法之一，它与债的担保即特别担保具有区别。通常所说的债的担保，是狭义的担保，即特别担保，其形式为保证、违约金、定金、抵押、留置。广义的债的担保即一般担保，是指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保证债权实现的民事法律手段，包括民事责任制度、债的保全和债的担保。债权人撤销权着眼于债的不履行之后，是由法律规定，并须依法定程序申请人民法院裁决；而债的特殊担保则着眼于债的产生之初，在于双方的约定或法定，在债权不要求履行时债务人可自行处理担保物。

3.债权人撤销权是在债务人实施减少其财产的积极行为时方能行使，而债权人代位权是在债务人实施使其一般财产减少即怠于行使其债权的消极行为时采取的保全措施。这是两种债的保全的重要区别。

4.债权人撤销权的适用范围包括全部债权，在合同之债、侵权之债、不当得利之债和无因管理之债中，债务人实施害及债权的处分财产积极行为时，债权人都可以依法行使撤销权。

二、债权人撤销权的要件

债权人撤销权是撤销债务人所谓的行为，由第三人处取回责任财产，是对已成立的法律关系加以破坏，使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本不应有的事态，其极大。 所以对债权人撤销权的要件应严格限制，以免债权人滥用撤销权，破坏交易安全。从我国《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来看，基本符合民法理论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要件。但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太狭小，难以发挥该制度对于合同保全的效用。所以有必要对债权人撤销权的要件加以探讨。

一般认为，从要件上来说债权人撤销的成立，分为有偿行为与无偿行为。无偿行为只须有客观的要件，包括 (1)须有债务人的无偿行为；(2)须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而有偿行为必须有主观的要件，包括(1)须债务人明知存在损害债权人的权利；(2)如果是对受益人或转得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行使撤销权，还必须受益人或转得人也明知损害债权人权利的事实。

（一）、客观要件

从客观要件上说，必须是债务人实施了一定的有害于债权人的行为，债权人才能行使撤销权。

1、须有债务人实施了一定的处分财产的行为

债务人所实施的处分财产的行为，是债权人撤销权行使的对象，也即债权人撤销权的标的，是债权人撤销权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但并非债务人所实施的处分财产的所有行为，都可以成为债权人撤销权的标的。一般而言，处分财产可以是通过事实行为的处分，即事实上的处分，例如对财产进行加工、改造或者毁损等，也可以是通过法律行为的处分，即法律上的处分，例如，让与财产所有权、放弃财产权利或者在财产上设定负担。而能够成为债权人撤销权标的的一般只能是法律行为，并且该法律行为应该是有效的法律行为，对于债务人所为之事实行为或者无效的民事行为，则不适用债权人撤销权，因为事实行为无从撤销，而无效民事行为无须撤销。

作为债权人撤销权标的的法律行为，可以是双方法律行为，例如，赠与、买卖、互易、借贷、保证、租赁等，也可以是单方法律行为，例如，遗赠、捐助、债务免除 (放弃债权) 等。可以是无偿法律行为，如赠与、遗赠、捐助、债务免除等，也可以是有偿法律行为，如买卖、互易等。同时，作为债务人撤销权标的的法律行为，并不限于上述债权行为，对于物权行为也可以撤销，例如债权人在无资力状态下，仍在其财产上为个别债权人或者他人设立抵押权，以致影响债权的平等受偿或者实现，债权人可以对此抵押权设定行为行使撤销权。

按照我国《合同法》规定，债权人可以撤销的债务人的行为，主要包括债务人放弃债权的行为和债务人无偿或者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与前述债权人撤销权标的的类型相比，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债权人撤销权的适用范围相对来说狭小一些，而且对债务人所放弃的债权要求是到期债权，范围更加狭小，很不利于该制度在现实生活中作用的发挥，为此对该条法律的适用应采取目的性扩张解释，即凡是债务人所实施的有害于债权并且适于撤销的行为，不论是债权行为，还是物权行为，债权人均得予以撤销。

此外，可以成为债权人撤销权标的的行为不限于法律行为，能够发生法律上效果的适法行为，也包括在内。例如，债务承担的承认行为，可生时效中断效力的承认行为等。不仅如此，诉讼上的行为如兼有私法上行为性质者，如诉讼上和解、抵销、诉之撤回等，亦得撤销。

2、债权人对债务人须存在有效的债权

首先，债权人对债务人存在有效债权，是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前提和基础。主张撤销权的人对债务人必须享有有效债权，如果债权人并不享有债权，或者虽有债权，但该债权无效或者已经消灭，不能行使撤销权；其次，该债权一般须为以财产的给付为目的的债权，虽不限于金钱债权，但须是以财产权为标的的债权，但如果该债权因债务人不履行而转化为损害赔偿之债时，则可以主张行使撤销权；再次，该债权须为债务人为法律行为之前已经发生的债权，因为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主要针对的是债务人损害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行为，在债务人所为法律行为之后才成立的债权，很难说受到了其前债务人行为的损害；最后，可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不必已届清偿期，这是法国和日本的通说，而德国法明文规定须有履行期届至。从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来看，没有要求履行期限届满才可行使撤销权。因为撤销权不同于代位权，代位权针对的是债务人消极损害债权的行为，除保存行为外，债权人应在履行期届满方可行使代位权，而撤销权针对的是债务人积极损害债权的行为，若不及时行使撤销权，等到债权期限届满时，将无法补救。

3、债务人的行为于债权发生后有效成立且继续存在

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须于债务人的法律行为前发生，因为债权人撤销权的目的在于防止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预期的担保的一般减消，而在债务人行为后发生的债权，则不会因此受到损害。但应注意的是：(1)债权的清偿期不须在债务人的法律行为前已届至(此为法国及日本的通说)；(2)债权的数额范围，无须于此时已经确定；(3)其债权也无须于此时已经归属于现债权人；(4)甚至于债务人的行为发生时，其债权尚未有具体的发生，但其发生的可能性很大，也应与已经发生的债权同样受撤销权的保护。如股份有限公司，依公司章程的规定虽然还未到请求股东缴付股金的时间，但股东预见公司近期会向其请求缴付而为处分财产的法律行为，而且果如其预期的，公司向其请求缴付股金时，公司可以行使撤销权撤销其处分财产的行为。另外，附条件债权的债权人原则上不能行使撤销权。但如果债权发生的可能性很大，也可以准其行使撤销权。一般认为，行使撤销权必须以债权为限，物权本身不能行使撤销权，已成世界各国通说。但如果基于物权的请求权，有债权的性质，如依所有权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就可以行使撤销权。

债务人的行为须为有效成立，如果没有成立，则没有损害债权人的债权，无撤销的必要。债务人的行为从开始起就无效或者成立以后失去效力时，债权人也无行使撤销权的必要。债务人的行为不仅须有效成立，而且还须发生法律效力，所以无效行为不得作为撤销权的标的，因为无效行为不会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对债务人的财产不会作任何处分，债权人也无行使撤销权的必要。综上，如果债务人的行为并没有成立和生效，或者属于法律上当然无效的行为 ( 如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隐匿财产) ，或该行为已被宣告无效等，都不必由债权人行使撤销权。

4、债务人的行为须有害于债权

所谓有害于债权，是指因债务人的行为导致其清偿资力的减少，以致于无法满足债权的要求，给债权的实现造成了损害，这是债务人撤销权构成的一个重要判定标准。否则，即使债务人实施减少其财产的处分行为，但其资力雄厚，足以清偿全部债权时，债权人则不能行使撤销权。史尚宽先生认为“所谓受害于债权谓减少债务人之一般财产(包括积极的财产之减少与消极的债务之增加)，而致不能满足债权人，如此债务人之资产状态，谓之无资力。”

设置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持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以备全体债权的清偿，体现了民法强化契约信赖以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价值取向。但是，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显然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其效力涉及到合同债务之外的第三人，是对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破坏，不仅对交易安全构成威胁，而且构成了对债务人活动自由或私法自治精神的威胁，所以法律必须在强化债权人权益和债务人自治以及交易安全两者之间达成一个平衡，该平衡点即为“债务人的行为是否有害于债权”，以此为界限划分债务人的自由空间与债权人对债务人行为干涉的范围。在此界限内，债务人可以自由地处分其财产，而债权人不得妄加干涉，一旦超出此界限债权人的撤销权便自动产生，债权人可以据此权利促使其债权。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无论是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还是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都必须是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在确定是否有害于债权的问题上，应明确一定的标准。有的国家法律规定以债务超过债权为标准，如瑞士；有的以支付不能为标准，如德国。 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应以债务人的处分财产的行为已经或将要严重导致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实现为标准。如果债务人在实施处分财产的行为以后，已不具有足够资产清偿债权人债务，则认为该行为严重有害于债权。如果在实施该行为以后，债务人仍有一定资产清偿债务，不能认为债务人的行为严重有害于债权，在此情况下，债权人也无权干涉债务人的处分行为。

（二）、主观要件

从主观要件上说，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须债务人实施处分其财产行为或债务人与第三人实施民事行为时具有主观恶意。当然，是否必备主观要件首先应当区分债务人实施的是有偿处分行为还是无偿处分行为。现代民法在撤销权要件构成方面的理论是有偿行为以主观恶意为撤销权成立要件；无偿行为则仅须满足客观要件即可成立撤销权。对于有偿处分行为的撤销，必须以债务人及其第三人在实施交易行为时都具有加害于债权人的恶意为要件，仅仅一方有恶意，而另一方为善意，不能发生撤销的后果。我国《合同法》第74条沿袭了这一理论。

1、债务人的恶意

关于债务人的恶意，有观念主义和意思主义两种立法例。按照观念主义，债务人的恶意是指债务人对其行为可能造成无资力，从而有害于债权的后果具有认识，法国、日本和我国地区均采此立法例。而按照意思主义，债务人的恶意不仅要求债务人对其有害债权行为的后果要有认识，而且在主观上还要有诈害债权人的意思，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家采此立法例。两相比较，显然意思主义对于债权人要求过苛，因为债务人内心是否有诈害意思很难证明，而观念主义较为可取，只要债务人知道处分财产的行为将导致其无资力清偿债务，从而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却仍然实施这种行为，已足以表明债务人具有恶意。 而不必考虑债务人内心是否有此诈害的意思，既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也降低了该制度实际动作的成本。我国《合同法》对于债务人行为时的主观状态有明确的规定，只要债务人存在“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行为，就足以表明其主观上具有恶意，显然是采观念主义。但何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不应严格在数额上限定，而应认为只要以该价格处分财产必然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即可认定其为恶意。

一般而言，判定债务人恶意的时间应以其实施行为的时间为准，如果行为时并无恶意而在其后才具有恶意，不构成诈害行为，不能行使撤销权。同时债务人虽有恶意，但事实上并未发生有害于债权人的结果时，也不成立撤销权。如果诈害行为是由债务人的人实施的，其恶意之有无应就该人的主观状态来判断，但债务人有明确的诈害意思的，应以债务人为准，即使人不知其情由，也可构成诈害行为。

2、受益人的恶意

受益人也称取得人，是指依债务人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取得利益的人。其直接取得利益的人，多称为第一受益人或第一取得人，而由第一受益人处直接或间接承受有害行为标的之物或权利及以次之受益人为转得人或为权利承受人。我国台湾学者主张将转得人包括在受益人之内。我们认为第一受益人与转得人的关系各不相同，且判断二者恶意与否的标准和时间也不相同，宜分开讨论。

（1）．第一受益人的恶意

对第一受益人的恶意，我国《合同法》规定，第一受益人对于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处分财产会给债权人债权造成损害的事实是明知的，即为恶意。至于第一受益人是否具有故意损害债权人的意图，或者是否曾与债务人恶意串通，在确定恶意时并不考虑，显采观念主义立法例。

对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一受益人的恶意如何判断，我国《合同法》没有规定。台湾地区及我国大陆学者均主张以受益的第三人有恶意为已足，与债务人成立法律行为的相对人是否有恶意，在所不问。

第一受益人必须在受益时为恶意，在受益后才为恶意时，不得对之行使撤销权。第一受益人受利益的时间与债务人行为时间不一致时(如附停止条件的法律行为、单独行为)，只要在受益时有恶意，不论行为时是善意还是恶意，就应认定为恶意，第一受益人依人而受益时，其恶意之有无以人为准。

（2）．转得人的恶意

我国《合同法》未对什么是转得人及如何判断转得人的恶意作出规定。什么是转得人前文已述及。要说明的是转得人不仅包括直接承受人即第一转得人，第二次承受人也包含在内。但无论何人，转得人必须是基于前权利人的权利而取得的权利。故独立取得权利即原始取得，如因加工、先占、埋藏物发现等不属于转得人。 转得人须于利益转得时为恶意，撤销权的效力才能对转得人发生，在债务人、第一受益人、转得人均为恶意时，债权人得撤销债务人与第一受益人之间的法律行为，并且可以请求转得人返还财产，但若转得人为善意，债权人虽可因债务与第一受益人为恶意而撤销他们之间的法律行为，但不能请求转得人返还财产，只能对第一受益人请求财产的损害赔偿。

转得人的恶意，以转得时为准，其恶意是指须认识到债务人与第一受益人之间的行为有害于债权的事实。至于第一受益人、债务人是否有恶意，无须有认识。转得行为是由人从事的，其恶意之有无以人为准。

数人同时由第一受益人转得时，若转得之物或权利可分，只对恶意转得人行使撤销权。数人对转得物或权利为共有时，只对具有恶意的共有人就其应有之部分可以行使撤销权。

三、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

（一）、撤销权行使的举证责任

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债权人的撤销权之诉应由债权人举证，即债权人在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或撤销债务人与受益人或转得人的行为时，应向人民法院提交撤销债务人行为的相关证据，如果举不出相关证据，债权人应承担败诉的责任。

债权人的举证因债务人处分行为的不同而不同。如果债务人无偿处分财物，债权人只需向法院提交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及债务人无偿行为有害于债权人债权的事实。具体来说，有害于债权的事实应该包括(1)债务人的行为必然导致其财产减少。一是积极财产的减少；二是消极财产的增加。(2)债务人财产的减少必然导致债务人无资力。(3)债务人无偿行为与债务人无资力之间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即债务人无资力由债务人无偿行为引起。如果债务人的行为是有偿行为， 除了举出上述证据外，还须证明债务人的恶意。债务人恶意的是一种主观状态，债务人内心是否有诈害意思很难证明，所以债务人恶意的证明，应实行推定原则，债务人超过其清偿资力而为法律行为时，可以推定其为具有恶意，除非债务人证明其还有其他资力或者没有认识到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否则，可以认定其为有恶意。我国《合同法》规定只要债务人存在“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行为，就足以表明并可以推定其主观上有恶意。受益人或转得人的恶意，一般要求债权人举证，但债权人能证明债务人有害于债权的事实，依当时具体情形应为受益人所知晓者，可以推定受益人或转得人为恶意，除非受益人或转得人能够证明其不知道其与债务人的行为有害债权的事实。

（二）、撤销权行使的范围

关于撤销权行使的范围，我国《合同法》第74条第2款规定，撤销权行使范围以“债权人债权为限”。这一规定很原则，《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也没有补充，界和实务界在认识这一上均发生了分歧，主要表现在是仅以行使撤销权人的债权为限，还是以全体债权人的债权为限。有人主张，当数个债权人的债权受同一债务人行为危害，各债权人均有权依撤销权起诉，其请求范围仅限于各自债权的保全范围。 也有人主张，由于撤销权的行使目的在于保全所有人的财产，因此其行使范围，不以保全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享有的债权额为限，而应以保全全体债权人的全部债权为其限度。 还有人主张，从债的保全的本质看，应该允许撤销权人在全体债权人债权范围内行使撤销权，但某一债权人已就全部债权额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撤销之诉的，其他债权人则不能再就此提起诉讼。

《合同法》司法解释(一)没有就撤销权行使的范围作出具体规定，但解释第25条第2款从诉讼程序的角度表明了最高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该条款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债权人以同一债务人为被告，就同一标的提起撤销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合同法》解释将撤销权的行使范围限定在债权人各自债权的保全范围，摒弃了以保全全体债权人的全部债权为限度的观念，实际上是采纳了前文的第一种观念。

（三）、撤销权行使的效力

债权人撤销权的效力依法院判决的确定而产生，对债权人、债务人、第三人均产生效力。债务人的行为一经撤销，即从行为开始时失去法律约束力，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对于债务人的效力。债务人的行为(包括单独行为和双方行为)被撤销的，其结果是债务人的行为视为自始无效。债务人债务免除经撤销的，视为债务自始未消灭。债务人承担债务经撤销的，视为债务人自始未承担。以物权的转移为目的行为，经撤销后物权当然回复于债务人。以设定权利为目的的，视为权利没有设定。债权让与约定经撤销后，债权当然回复于债务人。

(2)对于受益人的效力。A.债务人与受益人的有害行为仅发生债权关系，还没有发生物权转移的，双方的债权关系因撤销而消灭，受益人尚未受领标的物或权利的，不得请求给付。B.债务人已将财产交付给受益人，交付行为被撤销的，受益人应负不当得利返还的义务。有偿行为的撤销，以债务人及受益人恶意为要件，故此时受益人及债务人均应负恶意受领人之责。无偿行为中受益人如果能够证明受领时为善意，则仅负善意受领人之责。C.仅撤销给付行为的，如代物清偿，期前清偿或为一债权提供特别担保，物权关系当然回复到给付行为以前的状态。所以债务人有基于物权的请求权，请求给付返还之权利，也有基于不得当利之返还请求权。D.债权行为及给付行为均被撤销的，其债权行为及给付行为均为自始无效。在债务人方面，物权行为也为无效，故有基于物权的请求给付物返还之权。撤销权人对于受益人也得请求返还占有权与债务人。因返还之物有毁损灭失或因其他事由致使不能返还的，受益人应负恶意占有人赔偿损害之责。

(3)对于转得人的效力。如果仅仅撤销债务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债权关系时，对于转得人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撤销物权关系时，转得人从受益人处依物权关系取得标的物的物权时，才发生撤销的效力及于转得人的问题。一是债务人与转得人之间的关系。由于债务人的行为被撤销而成为无效，从而转得人从无权利的受益人处受让的权利，故除占有权以外不能取得任何物权。原已取得的物权当然应该复归于债务人。债务人可以基于对原物的所有权请求所有权的返还，也可以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权请求返还。但是，法律也必须保护转得人的利益，只有当转得人为恶意时，撤销的效力才能及于他，如果转得人是善意，根据民法的善意取得制度，为保护善意取得人的利益，撤销的效力不得及于转得人，即对于转得人，债权人不得主张撤销债务人的处分行为的效力。而且要使对于发生撤销的效力，还必须受益人及其最后一个转得人之前的转得人都为恶意。二是转得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债务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处分行为虽然被撤销，受益人与转得人之间的行为仍然有效。但有偿行为的转得人为恶意时，债权人可以向其主张撤销的效力，并请求返还财产。

(4)对于债权人的效力。撤销权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向自己返还所受利益，并有义务将收取的利益加入债务人的一般财产，作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担保，而无优先受偿权。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费用，按我国《合同法》第24条第2款的规定，应由债务人负担。同时由于这一费用对于所有债权人而言，属于共益费用，理应就收取的利益优先受偿。对于其他债权人来说，撤销权撤销债务人行为而取回财产或取得替代原财产的损害赔偿，归属于全体债权人的共同担保，按各自债权额比例分别受偿。

(5)撤销之诉的既判力。撤销之诉判决的既判力，及于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及债务人、受益人或转得人。对于未行使撤销权的其他债权人的关系，则不产生拘束力。从而债权人于撤销之诉败诉时，其他债权人可以就同一行为再提起诉讼。

主要：

郑玉波著：《民法债编》总论，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

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5页。

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王利明 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页。

王利明 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3页。

崔建远著：《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页。

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3页。

杨立新著：《关于合同法的债的保全问题》，载《法学前沿》第2辑，第28页。

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