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类资产证券化范文
时间：2023-09-30 02:49:41
债权类资产证券化篇1
关键词:抵押债务债券；资产证券化；结构；风险—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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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债务债券(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简称CDO)是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Securities，简称ABS)中异军突起的一种产品。过去几年中，全球CDO的年度发行量平均为1370亿美元。在美国，CDO在资产证券化产品中的市场比重已由1995年的1%以下，提升至2005年的近15%左右，成长速度十分惊人。由于CDO的利率通常高于定期存款或是一般国债，因此在当今微利时代，CDO在国际市场上的吸引力逐渐上升，成为近年来证券化产品中的新主流。
一、CDO及其类型
(一)CDO的起源
CDO是一种新兴的投资组合，它以一个或多个类别且分散化的抵押债务信用为基础，重新分割投资回报和风险，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要。
CDO源于美国的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1980年以来为满足战后婴儿潮引发的大量的购房资金需求，将抵押贷款组成资产池，发行包含多个不同投资期限的有担保的房贷债务凭证(MBS)。此后构造资产池的基础资产的范围逐渐扩大，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学生贷款、企业应收账款、不动产都可用来充当质押资产，发行不同优先顺序的债务凭证。由于公司债券、资产支持证券(ABS)等债务工具与不同期限的资产债权一样，具有未来稳定的现金流，同样可以用来构造资产池，发行不同次序的债务凭证。以银行贷款为主要质押资产发行的债务凭证称为CLO，以公司或政府债券为质押资产发行的债务凭证称为CBO，由于银行贷款、债券、ABS、MBS等质押资产都是债务(DEBT)，因此可统称为CDO。从CDO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CDO把证券化技术延伸至范围更广的资产债权类型，是在证券化基础上的再证券化，是广义的ABS。
(二)CDO与ABS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
首先，标的资产不同。证券化的标的资产是不能在资本市场交易的现金资产，而CDO的标的资产是可以在资本市场上交易的现金或合成资产。因为CDO是把抵押贷款、资产支持证券、企业债券等的风险重新包装后，发行不同优先次序的债务凭证，因此CDO并非是一个单独的资产类别，其风险也取决于构造CDO的标的资产的风险状况。其次，资产池的特点不同。CDO的资产池构成中，资产的相关性越低越好，可以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而ABS的资产池中的资产来源比较一致，分散性差，风险相关度高。再次，发行的目的不同。CDO的发行更多是为了套利，而ABS多是为了提高资本充足率、转移风险等。
(三)CDO的主要类型
1.CBO和CLO。按照资产池内不同类型资产所占的比重不同，CDO可分为抵押债务凭证(CBO)和担保贷款凭证(CLO)，前者的资产池债券占有较高比例，后者背后支撑的绝大部分为银行贷款债券。CBO或CLO投资者的收入均来自资产池的现金流量和为弥补资产组合的信用风险而进行的信用增级。信用增级经常采取超额担保的形式，通过将CBO或CLO细分为有限系列证券和次级证券来实现，每一种证券均有不同的信用等级、损失状况和超额担保。
2.资产负债表型CDO和套利型CDO。根据发行动机及资产池的来源不同，CDO可区分为资产负债表型CDO和套利型CDO。资产负债表型CDO多来自于本身具有可证券化的资产持有者(如商业银行)，是为了将债权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上转移出去，借以转移信用风险和利率风险，提高资本充足率，达到资产管理的功能。套利型CDO则是由基金公司、财务公司等发行，由其向市场购买高收益的债券或债务工具，将其重新组合包装，在市场发行平均收益较低的证券，以获取利差。在此过程中，发行人的目的不在于资产转移，而在于重新包装，因此，大型银行也有可能向小银行买下贷款债权，包装出售，获取套利所得。
3.现金流型CDO和市值型CDO。不论是资产负债型CDO还是套利型CDO，均可分为现金流型CDO和市值型CDO，而套利型CDO则还存在一种合成式CDO。所谓现金流型CDO，大多是由银行贷款债权包装转移给特殊目的载体SPV，再由SPV发行不同信用品质的债券，其债权价值与贷款债权的现金流量连接在一起，其风险取决于流通在外的本金总额、债权资产池的票面价格以及实际所收到的利息收入。市值型CDO的价值相当程度取决于债权资产池中市值情况，其信用风险的关键在于超额担保比率，债权资产池的每日市场价值是否足以支付本金与利息等，故其风险较现金流量型CDO大，价格波动性及敏感度较高。
4.传统式CDO与合成式CDO。合成式CDO是传统CDO的衍生性产品，在传统CDO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而成。传统CDO将支撑的债务工具，如银行贷款债权，实际转移出售给担任风险隔离的第三者，即SPV，整个架构为真实出售，SPV在此基础上发行不同信用品质的债券，故传统CDO在风险转移之外，还可获得筹资的利益。合成式CDO并不拥有一个承担经济风险的资产池，合成式CDO承担的仅仅是相应标的信用暴露所面临的经济风险，而不是因法定所有权所带来的经济风险。合成式CDO的最初发行人是美国和欧洲的银行，通过发行合成式CDO，使标的资产的所有权和相应的经济风险脱钩，使得银行能够更加灵活地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在保留相关资产所有权的同时，降低法定资本金要求和经济风险，这种融资结构的CDO称为合成化资产负债表CDO。合成式CDO的具体构造过程是(如图1所示):由发起人将一组贷款债权汇总包装，并与SPV订立信用违约交换合约(creditdefaultswap，CDS)，发起人则定期支付权利金。CDS类似于为贷款债权买保险，当发生违约事件时，可按照契约获得全额或一部分的赔偿。与传统CDO的SPV一样，合成式CDO的SPV将发行不同系列的债券。但不同的是，此时SPV将发行债券的现金另外购买一组高信用品质的债券，以确保未来还本的安全性。合成式CDO不属于真实出售，贷款债券资产并未出售给投资人，通过一个类似债券保险的机制，创始机构可将其贷款的信用风险转移给投资人。上述权利金与投资获得的利息收益，作为支付SPV所发行的各系列债券的利息，若资产池中的贷款债权发生违约，则SPV需要卖掉高信用品质的债券作为支付给发起人的金额，而这部分的损失则由CDO的投资者承担。
二、CDO的基本结构及风险—收益特征分析
(一)CDO的结构
在CDO的构造过程中，将抵押资产组合中不同的债务品种的利息和本金产生的现金流归入不同优先级别的CDO的债务系列中，一般分为优先系列、中间系列、权益系列。除权益系列外，其他债务系列都需要评级，一般优先级债务的信用级别至少为A级，中间级债务为BBB级，权益系列获得的是现金流的剩余部分，所以该部分不需要评级。当有损失发生时，由股本系列首先吸收，然后依次由权益系列、中级系列到高级系列承担。换言之，CDO的信用增级是借助证券结构的设计达成的，不像一般ABS是利用外部信用加强机制增加证券的安全性。次级系列、中级及高级系列可依利率分割为小系列，例如固定与浮动利率之别、零息与附息之分等等，以适合不同投资人的风险偏好。
(二)CDO的风险—收益特征
CDO的风险—收益特征与债券基金不同，债券基金的投资标的虽然也是各种债券，但债券基金的风险及回报由所有投资人平均分摊，而CDO交易是由不同级别的债券组成，每组债券的风险及报酬状况各不相同。若标的资产池中有任何资产发生违约，则级别最低的权益系列将首先承受损失。随着资产池中损失的增加，其他等价的债券也可能受到影响。所有投资于同一级别CDO债券的投资人，平均分摊该级别债券的损失。
假定某CDO的标的资产池与某债券基金(图2中的线1)相同，其基本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为了方便说明问题，假定各系列的初始收益率相同。
·70%的AAA级浮动利率的优先债券(图2中的线3)；
·20%的BBB级浮动利率的中间系列债券(图2中的线2)；
·10%的未评级的权益系列(图中没有标出)。
风险/回报特征分析:首先看中间系列，在违约损失率达到10%之前，CDO中间系列(图中线2)的收益率一直高于债券基金，即在相同的违约损失情况下，中间系列的收益率保持不变，且高于债券基金。之所以能保持不变，是因为违约造成的损失首先被10%的权益系列全部吸收了。当违约损失大于10%时，CDO中间系列的收益率开始下降，下降的速度既可慢于也可能快于债券基金，取决于构成中间系列的资产回收率和厚度(注:图中只标出了慢速下降的情况)。当违约损失率在10%和20%之间时，优先系列的收益率保持不变，当损失率超过20%时，优先系列的收益率开始下降，而且在损失率达到100%以前，其收益率总是大于债券基金的收益率。
上述分析表明，CDO的股权投资者与债券基金投资者相比，其损失的严重性要高，表明股权投资者的风险要高于债券基金。优先系列比债券基金遭受损失的机会小，即使有损失，损失程度也比债券基金低，因此优先系列比债券基金更安全。中间系列处于两者之间，比债券基金受损失的概率小，可能风险较高，也可能更安全，取决于中间系列构成资产的回收率高低及厚度。
因此CDO在国外被认为是一种对标的资产的重新处理和组合的过程或技术，而不是一种简单的产品。通过处理，可以满足不同风险投资偏好投资者的需求。尤其是随着标的资产多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CDO的结构和特征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提高，表现出更好的灵活性、复杂性。
三、CDO在国外的发展情况
CDO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美国，并于90年代获得迅速发展，已经初具规模。CDO的交易量自1995年以来不断增加，在ABS市场中所占比例也从原来的不到0.5%增加到接近15%(见表2)，在整体的ABS市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显示出CDO在美国蓬勃发展的趋势。
CDO的质押资产范围不断扩大。CDO资产池可以拥有各类的债权与贷款。根据MorganStanley的统计，2003年所发行的CDO中，构成CDO的各类债权以及债券的比例，以结构金融最高，占32.07%，杠杆贷款次之，占22.36%，其中甚至包括避险基金等商品，虽然比例较低，但亦可看出CDO逐渐走向复杂化的趋势(见表3)。
CDO在欧洲证券市场也有较快的发展。根据ESF的最新统计，2006年欧洲证券发行有望上升15.0%，增长大多来自于住房按揭抵押证券(CMBS)和抵押债务债券(CDO)。债券发行得益于目前较低的利率水平，投资者对投资高收益债券有强劲的需求。根据美林公司的统计，欧元计价的资产支持证券回报达到3.8%，而一些公司债券的收益率只有3.6%。欧洲CDO的发行增长迅速，是所有证券品种中除RMBS之外发行量最大的证券，2005年占所有证券化产品的14.7%，发行量为468亿欧元，比2004年的253亿欧元上升85.6%。
在亚洲地区，随着人们对CDO产品认识的逐渐加深和投资者的强劲投资需求，韩国和台湾的CDO市场逐渐发展壮大。2005年韩国的抵押债务债券发行已经达到30亿美元。台湾的抵押债务债券发行量增速是亚洲地区最高的，2006年有望增长50%，达到15亿美元。日本CDO市场发展较快，从2000年几乎为零的发行量，成长为2004年的3兆余日元。
四、CDO在我国的发展前景
我国CDO市场处于起步和试点阶段，目前国内只有国家开发银行2005年发行的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和建设银
行建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建设银行固定资产贷款和住房按揭的比重占贷款总额的50%以上，与国内其他商业银行相比，通过证券化的手段优化资产结构更符合建行的现实需求。而国家开发银行则占据了大量重点项目及基础建设投资贷款的市场份额，长期贷款的比重较高，同时从国开行的负债结构来看，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发行债券融资，证券化工具的使用并未改变其融资结构。由于这两家银行资产情况与其他商业银行区别很大，对国内其他银行不具有普遍性。CDO的未来发展中，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动力、证券市场广度和深度、监管和法律法规等方面都将影响和制约CDO在我国的发展。
1.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进展缓慢，动力不足，限制了CDO的发展。美国CDO发展的最初原因，在于储蓄率比较低的情况下，通过对各种债权资产的证券化，来提高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以满足不断增加的住房贷款需求。由于我国储蓄率比较高，商业银行流动性相对过剩，商业银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资金供应相对过剩条件下，如何提高资金运用效率的问题。如果银行大规模进行资产证券化，将进一步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增加资金运用的压力。另外，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成本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比如一些银行的贴息负债的平均成本为1.56%，而同期建行和国开行发行的证券化产品利率均高于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2.25%，因此在资金较为充裕的情况下进行证券化不利于降低成本。另一方面，由于银行间竞争激烈，通过证券化得到增强的流动性，无法继续投入盈利能力较强的贷款类资产。因此进行大规模证券化的直接结果将是以优质的高盈利资产换取低盈利资产，从而降低整体盈利能力，进而影响银行ROE和ROA等重要财务指标。
2.债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债券品种缺乏使CDO标的资产池构成比较单一，限制了CDO的发展。CDO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证券化产品市场规模和品种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发达国家CDO越来越多元化的资产池构成中，除了信用卡、应收账款、租赁租金、汽车贷款债权等贷款债权外，债券是CDO资产池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高收益债券、新兴市场公司债或国家债券、其他次级证券、传统的ABS、RMBS等。2005年美国债券市场结构为:市政债券8.79%，国债16.45%，抵押支持债券23.36%，公司债券19.70%，联邦机构债券10.28%，资产支持债券7.72%，货币市场工具13.70%。①与美国相比，我国的债券市场品种少，且以央行票据和国债为主。2005年底，国债和央行票据占了债券市场的67.48%，政策性金融债券占比25.15%，商业银行债、企业债和企业短期融资券等企业类债券只占到7%左右。而美国债券市场中，抵押支持债券和资产支持债券余额共78708亿美元，占市场可流通余额的31.08%；公司债券余额49899亿美元，占市场可流通余额的19.70%；联邦机构债券余额26039亿美元，占比10.28%。总之，种类丰富的债券品种为构造CDO资产池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为CDO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基础。
3.缺乏相应的监管和法规。CDO的参与者中，除了发起人、特殊目的载体(SPV)、信用增强机构、信用评级机构等与ABS相同的参与者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参与者，包括资产管理者、避险交易对手和托管监察人等。这些参与主体的资格需要监管部门予以明确，避免可能的风险。而且由于基金、券商、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等分属于不同的监管部门，需要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之间进行协调，对各机构在参与过程中承担的责任予以明确。目前资产证券化的实施仍然是个案审批制度，统一标准的规章出台尚需时日。
4.市场方面，CDO的发行、销售、交易和定价需要一个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来支撑。而目前我国的债券市场规模仍然比较小，债券市场占GDP的30%左右，其中企业债券占GDP的比重不超过3%，而美国企业债券融资占GDP的比重超过120%。2005年以来监管部门的制度创新加速，推出了短期融资券，企业债券已经获得监管部门批准，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买卖，拥有资金实力的银行成为企业债券的主要投资者，将有利于促进债券市场的发展。
总之，CDO既是国际市场上兴起的一个新的债券品种，同时又是一种新的证券化技术，它的出现丰富了国际证券化市场，使证券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提高，使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要进一步得到满足，使商业银行等机构进一步提高资产流动性的需求得到满足。我国资产证券化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随着金融制度创新的加强，公司债券市场的规模扩大和逐渐成熟，监管力度的加强以及法规的完善，CDO将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良好的前景。
参考文献:
[1]J.PaulForrester(2002)，“CDOsAsProcessNotProduct:TheBeatGoesOn”；Mayer，Brown，Rowe&/cdo.
[2]J.PaulForrester(2001)，“ProjectFinanceCDOs:What?Why?Now?”；Mayer，Brown，Rowe&Maw./knowledge/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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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睿秀.中国的CDO市场——机遇与挑战[J].中国货币市场，2006，(7).
债权类资产证券化篇2
关键词：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
资产证券化在我国证券投资领域已正式拉开序幕。目前，证券公司已经发行了“中国联通CDMA网络租赁费收益计划”等数支资产证券化产品。本文拟对我国证券公司开发资产证券化产品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提出法律思考，以期对资产证券化法制完善有所裨益。
关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多样性问题
在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出现了多元化态势。资产证券化产品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以信托结构运作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以信托投资公司为受托人；一是以委托结构运作的企业应收款证券化产品，以证券公司为受托人。
信托与证券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给我国资产证券化实践带来一个弊端，即信托制度未能成为共享的基础性制度单元。在募集说明书中，证券公司不能明确所推出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属于信托类产品，而是将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的关系确定为委托关系。但是，证监会用规章的形式规定了计划财产独立于受托人、托管人等固有财产及其管理的其他财产，类似于信托制度的法律效果。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方法，既不利于资产证券化市场的监管，又不利于明晰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应该从长计议，考虑将信托制度扩大适用到所有资产证券化试点领域，包括企业资产证券化。
对于功能相似的金融产品应当采用相同的监管标准，使其不应因发行人、监管机构、法律形式的不同而发生监管政策的不同。在资产证券化的系统工程中，对资产独立、破产隔离、信用增级和资产负债表处理等一系列重要环节，应统一立法、协调监管。当前，监管失调的表现比较突出。银监会管辖的金融机构开发理财计划即使符合证券本质，也不敢称为“证券”，而证券公司开发的资产管理业务不敢明确成信托关系，均因担心产品落入对方监管领地。如果要将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产品，从委托性质转化成信托性质，其出路就是允许混业经营，具体方式有二：扩大信托制度的应用范围，允许证券公司经营信托业务；允许证券公司收购信托投资公司或者设立具备信托业务经营资格的子公司。
关于基础资产的选择问题
基础资产是资产证券化专项计划现金流的来源，选择合适的基础资产是资产证券化专项计划发行之前最重要的环节。
目前已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专项计划中，基础资产均是具有未来现金流的收益或“收益权”。例如，莞深高速公路收费收益权专项计划和中国网通应收款资产支持受益凭证专项计划，则分别以公路收费权和网通集团应收款作为基础资产。在选择基础资产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关于基础资产的命名。基础资产应准确称为“收益”，不能滥称“收益权”。已发行的专项计划中的基础资产均为权益性资产，如联通计划的租赁费实际是债权证券化。收益权不是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均有财产性，可作为交易的对象，从而具有收益的权能。收益权通常只能是依附在某种确定的法律认可权利类型上的一个权能，它本身不能脱离其权利自身而单独转让。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基础资产的法律定性应该在既有的权利范畴内寻找，例如债权、知识产权、物权、股权等，而不能概括成债权的收益权、知识产权的收益权、股权的分红权。这些收益权与原生权利在外观上和实体上是一体的，因此，可将基础资产称为“现金收益”，把目前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出现的收益权回归到债权、物权等严格法律范畴的轨道上来，用规范的法律概念来定义基础资产，而不宜动辄创设新的权利。考虑到实务中的用语，本文仍用“收益权”来描述权益类基础资产。
基础资产的合法性问题。在选择基础资产时，要注意基础资产的权属以及转让合法性。证券公司对基础资产进行尽职调查，要关注原始权益人取得基础资产的合法性、基础资产上是否有第三方权利、是否有司法限制、法律法规或合同对基础资产的转让有否限制性规定、证券公司以专项计划的名义持有基础资产的资格等问题。
基础资产的确定方法问题。对基础资产的确定应采用定性加定量的方式，即将基础资产界定在不超过预期收益金额的范围内的某项权益，以使其与专项计划的预期收益相匹配。这既实现了内部超额担保的目的，又满足了原始权益人返还残值的愿望，最终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
真实销售问题。该问题的本质是收益权转让行为的法律实质是真实出售还是抵押融资。根据资产证券化法律原理，只有实现了真实销售和破产隔离，才能使得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信用真正脱离发行人的信用，即资产证券化完全依赖基础资产的信用，受托人对资产原始权益人没有追索权，属于满足证券化“真实销售”的实质要求。原始权益人与证券公司签署基础资产转让协议后，原始权益人将收益权转让给证券公司，证券公司支付购买价，双方形成买卖关系。专项计划的收益来源于收益权，原始权益人仅有义务将收益权交付给证券公司在收益权之外，原始权益人对证券公司没有其他给付义务，因此，收益权转让不属于抵押融资。值得注意的是，证券公司专项计划力图将购买的资产的现金流作为第一还款来源（而非唯一还款来源），但由于要求有银行担保，银行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原始权益人追索，容易导致购买资产的行为并未形成“真实销售”。这是目前专项计划设计存在的一个较大弱点。如由股东或第三人对担保银行提供反担保，银行仅向反担保人追索，则可避开上述瑕疵。
基础资产交易的公示问题。为保障投资人的利益，专项计划应尽量完备基础资产的交付环节，以适当的方式向相关权利人进行公示。以债权类权益作为基础资产时，应将债权转让书面通知原始债务人。如果债务人众多无法逐个通知，可考虑在媒体和网站上公告，将转让事项通知其他债权人。对于特许经营权之类基础资产，目前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其转让涉及的公示程序，可考虑采取主管政府部门批准或备案的方式，以降低制度不配套的风险。
关于现金流管理的问题
证券公司作为专项计划的管理人，其主要职责之一是对基础资产现金流的管理，包括现金流的收取、运作、分配等。
关于现金流的收取。随着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展开，基础资产可能分布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原始权益人如以多个资产打包组成基础资产池，则现金流比较分散，由证券公司亲自管理反而可能增加专项计划运作的成本。此时，可考虑借鉴信贷资产证券化中的贷款服务机构，在专项计划中引入基础资产服务商，由服务商受托对基础资产现金流进行管理。通常原始权益人对基础资产最为熟悉，可作为服务商，为基础资产提供服务，汇集现金流。
关于资金沉淀问题。资金沉淀将直接影响原始权益人的融资成本。基础资产的原始现金流的产生时间与专项计划的收益分配时间不完全一致。选取的基础资产通常大于本息偿还所需要的现金流，将发生资金沉淀。因此，在设计专项计划的收益分配条款时需要充分考虑基础资产现金流的特点。有的基础资产在专项计划期间只发生一次或几次现金流流入，如联通计划中，联通运营公司根据租赁合同只在指定划款日支付租赁费，其现金流的流入时间是确定的。有的基础资产现金流发生频率较高，如莞深计划中，每日均有车辆通行费收入。
为提高原始权益人的资金使用效率，专项计划对产品现金流需要做出合理安排，即产品现金流的安排应当尽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产品设计方案中，证券公司解决资金沉淀问题的措施主要有三种：
措施之一：结构匹配。由于专项计划中的基础资产是指原始权益人交付的特定时期内一定额度的收益权收入，并未限定收益权收入的具体交付时间。因此，证券公司在进行精确的现金流测算后，在基础资产转让协议中对基础资产交付时间和交付数额予以约定，可以对基础资产现金流进行重新安排，实现基础资产现金流与产品现金流的匹配。因特殊情况发生不匹配，可以通过即时追索担保人来解决问题。由于银行担保是连带责任担保，且属于履约担保，实际上起到可靠的流动性支持和债权担保的双重作用。
措施之二：资产管理。即证券公司将沉淀资金采用资产管理的方式来增加收益，但应投向国债、金融债、证券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银行理财产品等风险低、流通性好的金融产品。
措施之三：循环发行受益证券。即证券公司在测算现金流后循环发行资产证券产品，并以专项计划名义设置现金储备账户，用于存储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偿付了当期应付证券本息后的剩余资金。这些余款并不提前偿付给投资者，而是在循环额度范围内用于再次购买原始权益人的同类、同等档次标准的基础资产。通过循环发行受益证券和多次购买基础资产，提前收回的资金又变成了基础资产，这样就不会产生过量资金沉淀，还解决短期基础资产与长期证券之间的期限不匹配问题。
关于统一流通平台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主管的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监会主管的证券交易所市场，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上市交易的两大平台。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是以债券为主的证券流通市场，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
流动性是金融产品的生命力。但是，因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主体有限，使只限在银行间市场交易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流通性很小，截止2006年4月底，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仅发生交易1笔。在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交易主体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真正意义上的证券化并未实现，而资产证券化所特有的分散风险功能以及为普通投资者创设投资品种的功能也无法实现。从长远来看，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如果不能到交易所交易，则其证券化的作用将大大降低。
证券交易所市场同样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上市交易提供了必要条件。证券公司发行的以专项计划为载体的“受益凭证”均在证券交易所通过大宗交易系统来进行交易。从节约交易成本和监管成本的角度考虑，应统一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流通市场，改变目前各自为政的局面。在证券交易所市场进行交易的投资者种类和数量远远多于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产品的定价机制比较完善，且金融风险能够比较有效地向社会分散。所以，证券交易所市场应该成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流通主渠道。
总之，虽然资产证券化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金融创新工具，但在我国还刚刚起步。作为企业资产证券化的一种形式，证券公司专项计划将大大推动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只有在实践探索中领悟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和不断解决遇到的重要问题，才能尽快完善资产证券化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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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开国等编著.资产证券化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3.沈沛主编.资产证券化的国际运作.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债权类资产证券化篇3
[关键词]准市政债券；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风险
一、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需求和效应分析
(一)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需求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庞大，工程的投资额往往超出了一个城市的年度财政收入，而且建设周期较长，是一般税收无法支撑的，因此需要多种融资方式加以保证。目前，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依靠政府财政、银行贷款、企业自筹，债券融资占基础设施投资额不足3％。而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额中，基础设施债券融资占1／3左右。例如1989年美国州和地方的资本支出中只有20％依靠当年税收，大部分(55％)资金来自借贷(cranford，1992)。如果禁止债务融资，此类工程就很难开工，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数额就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peletier，durand swank，1997)。所以这类工程可以主要依靠包括证券化在内的金融运作。我国基础设施资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企业大都是国家骨干企业，投资收益的可预测性强且相对稳定，并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所以基础设施支持证券的违约风险比较低。因此从投资者角度看，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需求也是乐观的。
(二)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效应分析
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实际上等于把不能分割的基础设施资产变成可分割的资产，把不可移动的基础设施转化为可流通转让的有价证券。这一方面为一般投资者提供了共享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收益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把社会短期货币资金转化为长期稳定的资本金，也扩大了社会的投资渠道。作为一种融资工具，其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可以集中社会闲散资本，弥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短缺，缩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回收期，回笼资金用于新的市政建设，从而实现市政建设的良性循环和滚动融资。其次，由于资产证券化实现了破产隔离，将项目现金流的风险与建设企业的风险分离开来，与发行普通的企业债券相比，提高了债券的信用等级，降低了融资成本，而且审批手续没有那么繁杂。最后，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还有利于扩大投资渠道，缓解社会资金投资难的难题。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有政府信誉作担保，投资风险较小，收益又比国债略高，是社会资金稳健的、理想的投资渠道。
二、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尝试——“准市政债券”
我国199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28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因而无法通过发行市政债券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在地方政府所筹集到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难以满足实际需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积极寻求替代性的融资方式，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如何通过金融创新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资金难题?近年，一些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证券化方面进行尝试并取得了局部的成功。在这些尝试中，“准市政债券”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准市政债券”是指那些由和地方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发行，所募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债券。名义上虽是企业债券，但发行单位是政府直属企业(实际上相当于政府部门)，政府也提供了事实上的隐性担保，具有相当程度的市政收益债券性质，属于“准市政债券”。这一融资方式在一些城市已经得到了运用(娄涛，2004)。
从这些城市的实践可以看出，“准市政债券”呈现出如下主要特征。
1．完全按照企业债券的流程操作。尽管准市政债券募集资金的投向是那些投资额大、回报期长、带有公益性特征的市政项目，与一般的企业债券差异很大，但从债券的设计、审批到发行、流通与清偿，其模式和企业债券是一样的。
2．具有明显的政府行为特征。地方政府一方面在债券发行计划上给予发债企业极大倾斜，另一方面为发债主体提供诸如隐性担保、开发许可和税收优惠等各种政策。一旦出现兑付问题，地方政府有强烈的责任代为清偿。因此，准市政债券的发行并不是纯粹的企业行为，它带有很强的政府行为。
3．信用级别高，筹资成本较低。以地方政府信用作为最终保障的准市政债券在信用级别方面具有相当优势，再加上大型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的直接融资担保，所以信用级别比较高，使得准市政债券的融资成本低于一般的企业债券。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地方政府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而另一方面市政债券的发行存在法律保障。因此可以预计，随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市政债券借助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出现，满足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需求，将成为近期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
三、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运作
基础设施证券化主要以基础设施的未来收费所得而产生的现金流收入为支持发行证券进行融资，又称为基础设施收费证券化，为保证现金流的充足和稳定，应该选择城市基础设施中有稳定、长期收益的经营性公共品着手来进行，下表给出了理论上可以通过证券化融资的公共品范畴，之前列举的“准市政债券”多属于这些类型。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收费权质押已在各类贷款业务中得到广泛运用。1999年《国务院关于收费公路项目贷款担保问题的批复》规定，公路建设项目法人可以通过收费公路的收费权质押方式向国内银行申请抵押贷款，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收费文件作为公路收费权的权力证书，地市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作为公路收费权质押的登记部门。该批复同时规定，质权人可以依法律和行政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公路收费权，并实现质押权。所以基础设施收费权的证券化在中国是一个可以尝试的项目。其基本运作过程可用下图表示。
由上图可知，基础设施收费证券化的基本运作过程是：(1)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方(一般是当地城市建设投资开发公司这类原始权益人)将与融资规模相当的一定期限的收费权转让给以资产证券化为唯一目的的特设机构(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目前该角色一般由信托投资公司或券商来充当；(2)spv聘请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资产支持证券(abs)发行之前的内部信用评级；(3)spv根据内部信用评级的结果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营方的融资要求，采用相应的信用增级手段，提高abs的信用级别；(4)spv向投资者发行abs(如信托受益证书)，以发行收入支付收费权的购买价款；(5)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方或其委托的服务人向基础设施的消费者收取费用，并将款项存入指定的收款账户，由托管人负责管理；(6)托管人按期对投资者还本付息。
四、基础设施证券化的风险及防范
(一)违约风险
基础设施收费通常是比较稳定的，但与贷款、应收款等资产支持证券不同的是它的现金流只是未来收入，而不像贷款等作为债权有合同规定，有法律保障，因此未来现金流的不足或不稳定有可能影响其本息的支付，导致违约风险。对于违约风险，可采用对策有：调高收费水平或以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设资金进行弥补等。不过后者可能引发地方财政风险。
(二)公共风险
1．影响宏观调控。现阶段的市场参数还不具有充分的有效性，宏观调控还离不开行政手段。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放开将使地方的投资权进一步扩大，这使得行政性的宏观调控将大打折扣，因为地方政府完全可以绕过银行来筹集所需的建设资金。
2．影响宏观经济。通过资金供求形成的利率水平也可影响货币供应量。在大量发行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的条件下，往往会抬升利率，利率水平的提高会挤压其他领域的资金供应，可能迫使货币当局增加货币供应量。
3．影响区域发展。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发行基础设施证券化的限制条件就越多，诸如可发债规模、信用评级、中介服务、债务管理等方面都有明显差距，这很容易导致“马太效应”，进一步拉大区域发展差距。
(三)财政风险虽然，一方面因为证券化的发债主体与地方政府有着密切联系从而降低了证券化产品的违约风险，但另一方面如果由于宏观经济波动、政策改革、项目管理不善等不确定因素而导致债券违约(fisher，1996)，那么地方政府难以置身事外。因为通过证券化融资来建设的基础设施都是地方政府决策的结果。所以，一旦发债公司不能按期还本付息，基础设施支持证券作为地方政府的或有负债可能大部分转化为地方政府的直接负债。地方政府对资产支持证券的这种“或有连带责任”，便构成了地方财政风险。
(四)工程建设、经营风险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往往涉及大量的征地拆迁工作、大量的地下管线处理等，因此在工程建设费用及建设质量方面会存在工程建设风险。基础设施投入使用后，包括收费和成本控制在内的运营与维护管理工作都是相当复杂的，所以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导致项目效益低下的经营风险也是值得关注的。
(五)风险防范和发展建议
1．应适时进行市政收益债券发行试点，同时将发行市政债券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相结合，避免扩大地区之间的差距。
2．最大限度引入市场化机制来防范和控制风险。国际经验表明，完善的信用评级和信息披露制度等市场化机制是有效防范资产证券化风险的重要手段。因此要进一步完善信用评级制度，培育信用评级机构，增强评级机构的公信力，保证评级结果客观公正；加强发起主体的财务信息披露，保证发行人准确、及时地披露一切对偿债能力和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使参与者能够及时、准确地识别风险。还要建立、健全资产支持证券的财产抵押机制、债券保险制度等事后清偿机制，以保证债务的偿还。
3．实施有效、科学的监管。为防止地方政府滥用举债权盲目扩大债务融资，促进基础设施证券化市场的良性发展，有必要加强监管，主要包括：发行主体资格审核和项目审批。不过在发达国家，一般并不对发行主体进行严格限制，因为市场化机制会把风险过高的发行主体自然排除在市场之外。鉴于此，随着市场化机制的完善，我国也应逐步取消对发行主体的严格审批制度，把能否发行和发行多少的决定权交给市场。
五、结论
1．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缺口巨大，单一的融资方式无法满足需求。考虑到目前收费权质押在各类贷款业务中的广泛运用，所以基础设施收费权的证券化在中国是一个可以尝试的融资方式，而且凭借诸多优势，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2．随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准市政债券”借助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出现，满足市政建设融资需求，将成为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
债权类资产证券化篇4
一、我国现有与将来债权让与的相关法律制度的困境与检讨
（一）将来债权制度尚未建立
我国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第79、80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只须通知债务人即对债务人发生效力，所以债权转让在我国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但是我国学理上虽然多数认可将来债权的合法性，但在法律制度中并未体现，为知识产权未来现金流债权的流动带来了一定的阻碍。在知识产权证券化中，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债权利益如许可使用权，属于将来债权，且极具实现的可能，即可以转化为确定的债权。实践过程中，许可使用权利金在很大一部分上成为知识产权证券化资金的来源。可以看出，将来债权的建立对知识产权证券化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在法律上应当完善。
（二）传统债权让与制度没有设立公示机制
在传统的债权转让中，动产以交付、不动产以登记为履行标志，与传统债权转让不同，将来债权转让时并没有确定发生，尤其是在知识产权证券化领域，其基础资产流通很快，因而特别需要设立公示机制，能够使交易第三人知晓让与人的债权状况，以较低成本正确评估交易风险，维护交易安全。但是，传统债权让与是非要式法律行为，没有设立公示机制。所以，在债权广泛作为交易标的流通的社会当中，如果不赋予债权让与一定的对世效果，实不足以保障受让人的财产权，因此使债权让与对第三人发生一定的效力，乃是维持债权让与制度必要的手段。因此，以具有一定公示外观作为债权让与对第三人主张的前提，能够保障债权让与的交易安全，进而达成促进债权交易流通的目的。此外，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债权让与要发生效力，须通知债务人作为必要条件。在知识产权证券化具体运行中，知识产权的未来权利金通常作为证券化的资金，资产池里债务人数极多，以通知主义对每个债务人发生其效力为前提的话，那么一定会增加知识产权证券化的交易成本，还会影响到证券化市场的正常运行。
（三）有关将来债权移转的优先权问题
债权移转的优先权问题的实质，是为了解决同一债权上存在多个相冲突权利的情况，包括同一将来债权的多重受让人，以及债权让与人的债权人和破产管理人。因债权让与契约成立时，债权人尚未具有权利，故订立契约当时，仅具有让与合意，在将来债权确定发生之前，处分将来债权的行为仅仅成立并未生效。所以在将来债权真正发生时，该让与契约同时生效，究竟是依债权让与订立之先后时间或依通知债务人的先后顺序来取得优先地位，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可循，这将造成将来债权让与的不确定性。反观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在德国，基于没有人能让与他所没有的权利的法理，认为即使让与人将同一个债权先后让与给多数受让人时，只有在最初将债权处分给第一个受让人时，才是有权处分，债权已因此移转给该受让人，所以让与人嗣后所做的多个处分，均为处分他人债权的无权处分，未得到真正权利人同意即为无效，只有第一个受让人才能有效地取得债权。日本以确定日期证书做成的让与通知或承诺，为债权让与对第三人发生效力的要件，如果让与人未以附确定日期的证书做出让与通知，债务人也没有出具附确定日期的承诺书，该受让人即无法对第三人主张权利，因此以附确定日期证书之让与通知或承诺到达的时点作为判断的标准，较为明确与实用。
二、我国知识产权证券化中将来债权让与法律规则的设计与立法构想
（一）完善将来债权有关法律制度
随着知识产权的不断发展，在其证券化运行中的基础资产已经由既存债权逐渐转向将来债权。当今债权制度不仅需要土地、原材料等有形财产作为资产，更需要赋予无形财产、将来财产资本化的属性，提升其商业价值。在此情况下，将来债权可以成为交易标的，只要其具有财产价值且不为法律所不允许即可进行转让。事实上，在将来债权可让与性问题上，国外已经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完备的法律体系。对此，我国在有关国家方针和法律环境下，应肯定将来债权的可转让性。另外，随着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快速发展，在金融市场不断完善后制定一部适合所有类型的将来债权证券化的《资产证券化法》，类似于台湾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对相关内容作出全面、具体的规定，包括应收账款、住房抵押贷款、知识产权等在内的所有类型的资产证券化活动，并对有关的制度规则进行完善。
（二）建立将来债权让与的无纸化登记制度
在将来债权让与的交易中，为了建立保障债权交易安全、便捷的公示机制以及解决债权移转的优先权问题，我们可以效仿美国UCC规定，采用登记制度将将来债权让与加以公示，使经过登记的权利人享有优先的权利，又便利相关人查询，应可作为我国债权让与法制努力的方向。特别是知识产权证券化的情形，将来债权权利金的融资回收已经有了现实的需要，再加上电脑网络等科技的进步，依靠无纸化的操作，一定公权力的介入使参与将来债权让与交易者产生的登记成本降到最低，以登记确立的排他规则比其他优先权原则更具有公信力，通过登记制度的实行，使债权交易更为透明，进而降低纠纷发生的几率。所以，我国应借鉴其美国的先进制度，而且在我国证券市场实行无纸化登记制度实属可行。
（三）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资产价值评估机制
知识产权价值如何体现在知识产权证券化之中，对其价值的评估是一个难点。在价值评估方法上我们可以采用收益法，而收益法的核心就是通过估算知识产权资产的未来预期现金流量，并经折算成现值，而求得其资产的价值。从国外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的实践来看，收益法也是最为常见的方法。此外，行政主管部门应确立一套规范的价值评估体系，规范有关供知识产权评估方、交易方参考的评估机构、评估方法、信息披露、原则、程序等内容。其次，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稳定的平台，并通过官方网站，充分披露参考信息。最后，知识产权证券化发展过程中，行政主管部门可参考国外有关知识产权证券化先进发展经验，通过国家评估、国家保证的方式，使国家公信力的一定介入，提高价值评估结果的可信度。
债权类资产证券化篇5
为支持国有企业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信达、长城、华融和东方等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已先后正式成立。新成立的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国有独资金融企业，其主要业务有四部分：一是债务追偿和重组，资产置换、转让和销售，企业重组，债权转股权及阶段性持股；二是投资咨询和顾问，财务及法律事务咨询和顾问，企业审计及破产清算，资产及项目评估；三是商业借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贷款，发行债券；四是资产管理范围内的推荐上市和债券股票承销，直接投资、资产证券化。
各国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重组银行的不良资产，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银行积累的不良资产规模很大，单靠银行自身的盈利和正常的呆账核销已难以化解这些不良资产；另一方面是由于分工经营的限制，银行盘活不良资产总是遇到种种限制和困难，资产管理公司所具有的特许的法律、政策优惠和多种业务手段，有利于提高不良资产的回收率，从而在整体上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各国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使命是收购、管理、处置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与国外相比，我国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除了这一使命外，还同时肩负着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使命。即运用债权转股权、资产证券化、资产置换、转让和销售等市场化债权重组手段，实现对负债企业的重组，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转变经营机制，最终建立现代制度，达到脱困的目标。
一、当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难点
（一）道德风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为商业银行卸去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同时赋予资产管理公司本身处理不良资产很大权力。因此，很容易产生商业银行借机扩大不良债权和资产管理公司本身徇私舞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道德风险。避免商业银行借机扩大债权，就必须确定从银行中剥离不良资产的标准。
1.确定时间。我国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确定剥离的是1996年底前的不良资产。这是因为在《商业银行法》颁布以前，4家国有商业银行缺乏经营自主权，并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业务，相当一部分不良资产是因为承担的政策性业务过多造成的。
2.合理确定剥离的不良资产的数量和范围。剥离不良资产的目的是使4家国有商业银行在剥离不良资产后达到相当健康的标准，从而稳健运营。对不良资产划分的要继续沿用“一逾两呆”的传统办法，这样便于操作。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平价收购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由于不良资产的实际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以平价收购，意味着不良资产形成的损失完全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承担。因此，资产管理公司不可能盈利，只是亏损多少的问题。鉴于此，必须制定合适的标准加强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考核。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保持整个资产处置程序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杜绝操作中的随意性。同时，应设计市场化的机制，防止资产管理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使国家遭受损失。
（二）资金问题。资金问题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功的一个前提条件。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按账面值收购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然后进行处置。每一家所需的几千亿元的收购资金来源包括注册资本、发行公司债券、商业借款、向金融机构借款、人民银行再贷款、营业收入。其中，注册资金100亿元人民币由财政全额拨入。不过，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说，弥补几千亿元不良资产造成的损失，100亿元是远远不够的。直接融资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行债券，鉴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特殊性应由财政担保；向金融机构借款额要低于可以回收的不良资产额，以保证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安全，避免国有银行发生新的不良资产；中央银行再贷款是投放基础货币，要防止发生通货膨胀；商业借款要有法律和政策优惠。
（三）不良资产的回收率问题。要提高不良资产的回收率，就必须弄清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我国不良资产形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信贷资金财政化，用银行贷款充当国有企业和建设项目的资本金； 2.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混乱，大量贷款投入到房地产和股市中收不回来；3.政府干预，银行对经营管理水平低下、重复建设、产品无销路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发放的贷款；4.企业还款意识不强，盲目借款，盲目扩张。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后，对占较大比例的承担财政职能的信贷资金而形成的固定资产，可以通过债权转股权的手段有效降低企业和建设项目的资产负债率，使企业减轻财务负担，然后通过重组和包装上市等手段，最大限度地收回资金；通过对企业提供管理咨询、充当财务顾问，促进重复建设的企业和项目兼并和重组；对房地产贷款证券化；对政府干预、泡沫破灭、企业盲目扩张等无法救活的企业的不良资产可以采用大宗折价出售等方式收回资金。所以，不良资产的回收率应当是比较理想的。
（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效率问题。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涉及数十万家企业，如果处置不良资产效率不高，一方面会不良资产的回收效率，另一方面可能会使化解不良资产的过程无限制地延长。为此要做到：对外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提供宽松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对内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从的情况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一些业务手段还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有的甚至与现行的法律相抵触。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特别法》。政府要给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更多的政策和手段，如自主决定不良资产的转让价格，能够开展各项投资银行业务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内部要建立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否则， 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就不一定明显高于国有商业银行自身。
二、债权转股权：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突破口
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都把债权转股权作为运作的突破口。所谓债权转股权，就是将国有所欠的30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务转变为股权，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由债权人变为股东，国有企业由债务人变为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股的公司。
债权转股权，是国有企业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博奕选择的一种结果。
首先，从国有企业来看，愿意债转股的比较多。因为大部分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都很高，债转股后，企业不必再付利息，大大减少了企业的财务费用，降低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具体讲，有3类企业迫切希望债转股。第一类是前景良好，经营管理较好，但债务负担重，缺乏偿债能力的企业。这些企业债转股后可以轻装上阵， 更好地发展。第二类是债务负担沉重，经营尚可，但前景极不确定的企业。
这些企业债转股的目的不仅在于减轻当前的财务负担，还要与银行分担将来经营的风险。第三类是目前债务负担沉重，经营困难且前景不好的企业。这类企业债转股的目的是逃避债务。
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角度看，只有将经营状况、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进行债转股才符合自己的利益。因为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来说，只有在资本金安全，在债转股后收益有所增加或至少保持不变时，将债权转化成股权才是适当的，这时他们也才愿意债转股。国家经贸委、人民银行关于债权转股权规定了五个基本条件：1.产品品种适销对路，质量符合要求，有市场竞争力；2.工艺设备为国内、国际领先水平，生产符合环保要求；3.企业管理水平较高，债权债务清楚，财务行为规范；4.企业领导班子强；5.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方案符合企业制度的要求，各项政策措施有力、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任务得到落实。可以说，符合这些条件的企业也是好企业。
债转股并没有给企业注入新的资金，它只是改变了企业的财务状况。但债转股改变了企业的股权机构，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为企业的股东，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经营管理。因此，债转股最主要的效果是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机制。
三、资产证券化：资产管理公司核心业务
所谓资产证券化就是将缺乏流动性但仍具有未来现金流量的不良资产，通过结构性重组、真实出售、破产剥离以及信用升级等手段转变成为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以融通资金、改善信贷资产质量。资产证券化克服了银行贷款期限长、流动性差的局限，使银行贷款成为流动性的证券。通过资产证券化，有利于商业银行调整资产结构，改善资产质量，扩大资金来源，分散信用风险，增加业务收入。
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证券化有一定难度。首先，我国资本市场容量有限，难以发挥证券市场流动性优势。资产证券化是依托资本市场的，用流动性带来盈利性和安全性。世界发达国家在处理银行不良资产过程中，都是依托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以减少债务重组的成本。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处于欠发达时期，特别是没有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的债券市场，公司债券市场很小，机构投资者的规模和实力很弱，吸纳不良资产的能力有限。其次，资产证券化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能够将这些资产按照风险、金额、还款期限等各方面因素分组打包，使每组中的资产在各方面特征上都基本一致，从而才可能对其进行和定价。而我国银行不良资产中大部分属于对亏损企业的贷款，这些债权中许多记录不全，债务人产权关系不明，很难衡量风险，至于将资产进行分组打包、证券化、定价等，处理起来难度大。最后，债权证券化需要债务追偿上的充分服务，以及这方面配套的和操作规范。债权人如果无法有效追账，则债权失去价值；如果追账没有成熟的规范，债权一旦证券化，原来的债权人就会有道德风险，不会全力以赴追账，各个债券投资者又只在每项债权中拥有很小的份额，也不可能自己去追账，结果使证券大大贬值，债券市场的发展。
要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证券化顺利进行，一个可行的选择是提高资产化债券的信用等级。增加信用等级的有以下几种：
1.财政部门担保。由政府对债券提供担保，当不良资产的清偿出现时，由财政部门弥补该清偿缺口，以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超额抵押。用超额不良资产作为发行债券的抵押担保物。
3.保险公司和其他银行的担保。
债权类资产证券化篇6
[关键词]融资，资产证券化，权利质押，担保法
资产证券化（AssetSecuritization）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金融创新，在发达国家已有一些卓有成效的实践。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手段，我国法律界与经济界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在某些领域开始实验。尽管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现状已基本具备了实施资产证券化的条件，但法学家们依然担心中国推行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环境是否成熟？其立法与司法如何规范与调整这一新型的金融活动？现行法律制度对推行资产证券化是否存在阻碍，如何进行修改或废除？这些问题的提出成为近年来法律界关心的热门课题，其论著和讨论日益增多。本文试图从一个方面探索与资产证券化最为相关的担保制度中的权利质押问题，并着重对一般债权是否可以担保进行初步分析。
一、资产证券化中的权利质押
从法律的角度看，资产证券化中的资产主要是应收帐款，即发起人拥有的对其他人的债权。发起人凭借手中的债权担保来进行融资，这种权利担保一般采用质押形式。
通说，权利质押是质押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以担保债权的履行而设立。一般认为，以所有权以外的可转让的财产权利而作的债权担保是权利质押的基本属性。因此，可以出质的权利必须是：私法上的权利、可让与的财产权、以及有权利凭证或有特定机构管理的财产权。我国《担保法》对可以质押的权利作了列举式规定（第75条第1款规定的四种形式），但对第4项“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未作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对“其他权利”的界定颇有争议。倾向于扩大解释的“肯定说”认为，只要符合可出资权利的一般特性要求，所有的财产权均可以出资：“否定说”认为，应严格遵守法定质押原则。如果没有法律上的规定，
其他权利均不得出资；第三种观点认为，符合出资权利一般特性要求的权利原则上可以出资，但如果权利本身不具有商业上的稳定性，又不能控制的，则不宜作为质押的标的。在资产证券化中，用于债权担保的权利质押除了具有上述权利质押的一般要求以外，还必须符合资产证券化的本质特性。其一，这种权利质押是以可预见的现金流为支承的。可预见的现金流是进行资产证券化的前提，也是证券化产品的投资者投资的依据。最早的资产证券化的资产便是住宅房屋抵押贷款，以后又出现了信用卡应收账、汽车贷款应收账、版权专利费收入等。其二，这种用于质押的债权应该具有同质性，以便组建资产池。同质性是指，某些资产应具备标准化的法律文本，以便发起人将不同的债权集合成资产池。例如，银行取得的住房抵押贷款债权，其权利凭证是贷款银行和借款人之间权利义务的住房抵押贷款合同。这类合同都是标准化的文本，发起人可以将不同银行享有的住宅抵押贷款债权集合成资产池，进行证券化。
二、一般债权、股份作为标的物的权利质押
学界与立法都把权利质押作为质押的一种，并与动产质押相提并论。但事实上，权利质押的成立方法和实现方法与动产质押有很多不同，尤其是债权和股票作为标的物的权利质押，其担保作用类似于抵押。这种特殊性在资产证券化中就显得十分突出，我们以债权和股份为例。在债权作为权利质押的情况下，由于质权人仅占有权利凭证或仅在登记部门登记，其权利本身的真实性与权利凭证上记载的权利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权利质押后，如果发现权利不存在或权利落空，对质权人就会带来损害。此外，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要求权利质押一定要通知权利的义务人，所以出质人在出质权利后还可以采取欺骗手段从权利义务人处取得权利，或放弃权利，甚至使权利消灭。在资产证券化交易过程中，资产由原始权益人将资产组合后转移给SPV（特殊目的载体），这种转移在法律上表现为一个契约。如果前面所提到的权利的真实性有问题，那么将直接导致后面的契约的合法性。当资产出售后，SPV会确定一个服务商负责向原始债务人收取款项，还要委托一个信托机构负责对服务商收取款项进行管理并向债券投资者进行支付。这一连环流程都会由于权利不存在而带来一系列法律纠纷，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逻辑在这一流程中可见一斑。由此，一般债权作为权利质押，尤其是用于资产证券化的权利质押，在法律操作上应该有更明确、严格的规定。从担保法的角度，对自始不存在的权利出质的处理，司法实务的做法是先确定质押合同无效；如果出质人的行为构成民事欺诈的，对债权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如何避免这一问题，涉及到债权证书和公示性这两个环节。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一般债权的质押程序作出相应的规定，担保法仅规定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也就是说，一般债权并不一定要表现为证书形式。问题是，一般债权如果没有证书证明，作为质押的安全性和担保性就较弱了。因此，对没有证书的一般债权，如果用于资产证券化中的权利质押，还必须强调先制作债权证书，再交付占有，否则质权不能有效成立
此外，一般债权的公示性也十分重要。在资产证券化中，一般债权质押仅仅交付债权凭证并不能完全保证质权人的利益。例如，以现金作为一般债权，如果第三债务人直接向债务人清偿，这些财产与债务人自己的财产混在一起，将影响质权人担保的优先权的行使。因此，当出质人交付了债权凭证后，还必须行使一个公示程序，以保证质权人的利益。资产证券化所要进行的证券化的资产大部分是一般债权。而现行法律对一般债权质押的规定有十分笼统，这就导致实践中的许多问题和法律纠纷难于解决。因此，以一般债权设质的应持谨慎态度，其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都应考虑在内。
在以股份作为权利质押的情况下，尽管此类质权的设定方式与债权质押的设定基本相同，但具体方式和要求因股份、股票的性质不同而异。在我国，股份有合伙股份和公司股份两种。合伙股份的出让须全体合伙人同意，因此不宜设质。公司股份设质，根据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性质，有不同的法律规定。前者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有严格的法律限制。只有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以公司发行的股票为表现形式，在交易场所可依法自由转让，因而最适宜设质。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记名股票应以背书方式或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同时公司应将受让人的姓名或名称和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我国《担保法》和《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对此作了专门的规定，即股票出质应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可见，出质登记不仅是质权的对抗要件，而且还是其成立的要件。对于无记名股票的转让，《公司法》未作具体的限制。理论上，无记名股票交付后质押合同即生效。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设质，按《担保法》第78条的规定，其成立要件是将股份出质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且出质人将其股份出质应经过公司半数以上股东同意。此类质押合同必须以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才能生效。
根据《担保法》的规定股份质押后，质权人享有的权利可以适用动产质权的一般规定。所不同的是，股份设质后，股东不因股票出质而丧失议事表决权等与人格属性密切相关的权利，即公益权。即质权人不能以占有股票取代股东的地位而参与公司决策和管理。此外，法律上还对股份出质人的行为有明确的限制。即出质人未经质权人的同意，不能进行导致股份消灭的行为。如与第三人进行致使入质股权消灭或变更的法律行为。我国《担保法》第78条规定：“股票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出质人转让股票所得价款应向质权人提取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质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当质权人出让股票优先受偿时，如果实际所得高于所担保债权额，应将余款返还出质人，如果实际所得低于所担保债权额，仍可要求出质人补足余款。
三、权利质押在资产证券化中的风险
我们知道，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来源于原始权益人对原始债务人享有的债权。这些资产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即可预期的现金流或可被转换为可预期的现金。这里，可预期性就显得十分重要，它决定了资产支撑证券的价值。在资产证券化中，权利质押会使应收账款的可预期性受到以下风险的威胁。第一，债务人可能延迟履行或不履行付款义务，使预期目的落空。债务不履行可能有许多因素决定。例如，一般债权出质时，未作权利证书或出质人未将债权凭证交付质权人，导致延期履行或不履行义务。此外，有些债权清偿期先于所担保债权清偿期的，出质人未将债权的价格给主债权人或提存第三人。
第二，信用风险的转移使质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在资产证券化中，债权被转让给特定的目的实体（SPV），由于SPV本身不是直接贷款人或信用提供者，所以它不对债务人的信用进行审查。对发起人来说，由于应收款项转让给SPV，其信用风险也就转让给投资者，所以他也会放松对债务人的审查。这种信用风险的转让使投资者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第三，应收帐款的担保融资在操作中还有一些法律上的障碍。例如，现阶段对于应收账款的担保大多通过一般债权质押来操作。问题是，现行《担保法》对一般债权质押没有明确的规定，这种无法可依导致实践中难于操作，尤其是债权人无法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债权人对设置一般债权质权兴趣不大。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一般债权的安全性也一直受到质疑。债权人在一般债权上设置的质权，其优先地位得不到保障，其安全性低于抵押权。在抵押权中抵押物虽没有转移占有，但抵押权人能有效地获得对抵押的物上权利，从而可以防治债务人抵押财产或重复抵押的风险。在动产质押中，质权人通过占有转移物，对物有留置权。这种权力对当事人有较大的压力，因而其担保能力较强。相比较而言，一般债权质押就存在很多风险。质权人仅仅占有的是债权凭证，这一凭证本身并不代表债权，况且质权人占有的债权凭证也不能完全阻止债务人转移债权；退一步说，转移之后，质权人也难于行使对物上的追索权，尤其是当质押的标的是现金的话，更谈不上所谓的物上权利了。
债权类资产证券化篇7
资产证券化(Asset-BackedSecuritization简称ABS)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现金流的资产,通过结构性充足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发生和交易的证券,并据以融资的过程。体育场馆资产证券化融资是以场馆设施的收费的为基础,以体育场馆未来的收益为保证,或(和)以政府的税收为担保,通过在金融市处发行债券来筹集场馆建设资金的一种融资方式。在美国,体育场馆的资产证券化融资根据发债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州、市政府发行的地方公债和个人发行的资产支持型证券。
1.1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
在美国,政府参与体育场馆融资的方式主要是各种市政公债,几乎所有大规模体育场馆的投资资金都是通过市政公债融通到的。包括一般义务公债、收益公债、参与凭证和租税增额融资等。
(1)一般义务债券(GeneralObligationBonds)
一般义务债券由政府的一般征税权力担保,主要以政府的一般的财产税收来偿还,这种债券只能由有劝征税的政府发行。它的发行通常需要得到公众投票同意,难度较大。但由于几乎不存在违约风险,成本较低。
(2)无担保债券(Non-guaranteedBonds)
这种债券的发债主体往往没有课税权力,债券主要依靠项目运营产生的收入偿还,因此通常被成为收入债券,这些收入可以是各种优惠、门票收入或者广告权等。这种债券和一般收入债券很相似,但不需要获得公众投票同意,因此颇受欢迎。在美国,政府发现的债券中,无担保债券约占2/3,一般义务债券约占1/3。在体育场馆融资方面,无担保债券主要有:收入债券、参与凭证和特定权利机构债券和租税增额融资等。收入债券(RevenueBonds)主要以项目本身产生的收入以及相关的税收(如旅馆、汽车旅馆、汽车租赁等的税收收入)偿还。收入债券的发行人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政府的机构和授权机构。
收益债券的利率一般比较高,但其信用等级却不是很高,需要较高的债务服务保险总额比例和债务服务储备金。收入债券的类型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债券最终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其专用性。这种债券的发行不需要得到公众投票同意,难度较小,但通常情况下需州、地区或地方政府做出一定的承诺。参与凭证(certificateslfparticipation)是政府单位所发行的债券。政府成立一个公司来购买或修建一个体育场地,然后由该公司发行参与凭证来募集修建体育馆的资金,再由政府租用该体育场地,用出租该体育场地的租金来偿还债券。这种融资模式类似于通常的融资租赁方式,它并不是由发行债券的政府实体的完全担保和信用来支持的。特定权力机构债券(SpecialFinancing)是基于新设施周围的财产增值来作为发行公债的依据,也就是以体育场馆周围所增加的财产租税来还本付息,所以对于这种公债的发行,区位的选择是相当重要的。
1.2资产支持型证券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私人资本也广泛地参与到体育场馆融资的过程中来,其中发展比较迅速一种参与方式当属资产支持型证券。资产支持型证券是以资产为基础发行的证券。这种金融创新能够不直接出售资产,以发行证券的方式在处置资产之前就进行筹资。资产支持型证券融资的流程是;发起人将被证券化的场馆资产(如会员收入、电视转播收入、场地出租收入、广告收入等)出售给一家特殊目标机构(SPV),或者由SPV主动购被证券化了的场馆资产,然后SPV将这些资产汇集成资产池(as-setspool),再以该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撑在金融市场上发行有价证券融资,最后用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来清偿所发行的有价证券。如果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不足以清偿所发行的有价证券,在某些特的情况下(如发行有政府担保的债券),政府将用税收给予补偿。随着资产证券化技术的日益提高,资产支持型证券在体育场馆融资中使用越来越频繁。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州的PepsiCenter体育馆和洛杉矶的StaplesCenter体育馆就是通过资产支持型证券进行融资的。
1.3资产证券化融资在美国体育场馆融资结构中的地位
如今,资产证券化融资在体育场馆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就美国证券化市场总规模来看,从1999年起,资产证券化余额超过了国债余额,证券化发行量在2000年和2002年还两度超过公司债发行量,成为美国第一大债券品种。资产证券化融资也是建设和运营体育场馆所采用的主要融资方式之一,在体育场馆融资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FitchRaings公司所做的38家(23家政府融资评级,15家私募资本评级)累计金额达到60亿美元的用于场馆建设和在融资的债券评级时,其中35亿美元来自23次税收支持的政府债券融资,另外25亿美元则来自15次单独的项目融资或者资产支持的场馆融资。表1显示了资产证券化融资的第一种类型—市政公债在政府对体育场馆投入中所占的比重变化。市政公债在美国体育场馆融资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几乎每个体育馆的融资组合都既包括税收支持的市政公债融资又包括收入支持型债券。至于两者比例则不同项目有不同情况。
2体育场馆资产证券化融资的优势
2.1有利于针对不同类型的体育场馆采取不同的融资策略
美国的体育场馆根据功能的不同,有赢处性场馆和公益性场馆之分。针对不同类型的体育场馆,应采取不同的融资模式。在美国,对于赢利性较强的体育场馆,主要以发行收入债券,用项目本身的收入偿还。但也有许多体育场馆也并不完全以赢利为目的,收益低于投资。私人资本的逐利性使之不愿介入这种类型的体育场馆投资中来,因此,针对这种体育场馆,大多数是由地方政府发行一般义务债券来融资,债券还本付息绝大部分资金由政府税收负担。近年来,资产技持型证券越来越频繁的使用又丰富了各类体育场馆的融资模式选择。
2.2有利于降低投融资风险
首先,对于投资者来说,体育场馆使ABS方式融资的前提条件是体育场馆必须有可靠的可预期的未来现金流入,因而可降低证券的风险。如上文提到的几种类型的市政公债,都是以政府的税收、项目本身的收益、体育场地租金以及新设施周围的财产增值来作为发行债务的依据,未来现金流收入比较稳定。而且,发起人把持有的各种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如会员收入、电视转播收入、出售冠名权收入、广告收入等)转化成资本市场上的债券,增加了投资者的数量,增加了债券的流动性,降低了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融资模式偿债的违约风险较低。对于市政公债,由政府的税收或其它承诺为担保;对于资产支持型证券,信用增级技术被广泛使用,即由SPV邀请权威的信用评级机构对体育场馆的资产进行评级,保证资产的收益能够完全按照招募说明书的承诺,向投资者支付收益。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成熟,投资者可以获得越来越完全的信息,以此来确定体育场投资的风险和收益。其次,对于资产的发起人或购买人来说,体育场馆资产证券能够使风险得到有效的隔离。资产证券化融资的一项关键技术就是通过隔离基础资产的风险和其他资产(主要是基础资产原始所有人的其他资产)的风险,来提高资产运营的效率。体育场馆资产证券化融化资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将预计能出现现金流的场馆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上剥离出来,组成证券化资产池,然后出售。因此,体育场馆ABS证券的发行依据不是体育场馆(项目公司)全部的法定财产,而是以被证券化的资为限,资产证券的购买者与持有人在证券到期时获得本金和利息的偿付,证券付资金来源于担保资产所创造的现金流量,即资产债务人偿还的债务到期本金与利息。如果担保资产违约据付,资产证券的清偿也仅限于被证券化本身,而资产的发起人或购买人(如投资银行)无超过该资产限额的清偿义务,这就降低了体育场馆(项目公司)的运营风险,而且使体育场馆资产证券化参与各方的收益最大化。
2.3有利于广泛吸纳社会资本
正是由于体育场馆资产证券化融资自身具有的独特优点,使这种融资模式的风险大大降低,这就极大地激发了投资体育场馆建设的热情。在1980年以前,私人资本很少介入体育场馆融资。但是,自8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体育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各种证券化融资手段的成熟运用,私人资本便广泛地参与到体育场馆的融资的热潮中来。从统计来看,自1990年以来,政府资本对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的贡献约为104亿美元,而民间资本约为76亿美元。
3对我国的启示
3.1我国体育场馆资产证券化融资的尝试—奥运债券
由于各种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我国体育场馆建设投融资长期以来过度依赖国家财政投入和银行货款。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工具,体育场馆证券化融资模式在我国尚处于研究、试点阶段。以奥运场馆的融资为例,早在2001年申奥成功后,时任北京市长的刘淇就提出,要在政府出资的前提下,探索市场筹资的新渠道。在北京奥组委出示的一份《奥运行动规划》中也显示,2008年奥运“要坚持以市场化筹资为主的原则”。2008年奥运动体坛场馆项目———国家体育场项目的建设对资产证券化融资进行了初步尝试。北京市政府招标选择国家体育场项目法人合作方,2003年8月,中国中信集团联合体中标。根据招标人与中标人达成的协议,中国中信集团联合体与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国资公司)共同组建了项目公司,中信联合体提供体育场项目总投资的42%,其余58%由北京市政府出资,项目公司获得2008年奥运会后30年的国家体育场经营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国资公司代表市政府出资的20亿元由市政府和国家计委批准以奥运工程企业债券的形式发行,同时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奥运债券的承销权。奥运债券由国资公司发行,可以看作是准地方债券,其本息的偿还来自举办奥运的收入、日后的场馆经营收入以及北京市政府的(因举办奥运而见解增加的)财政收入。奥运债券的发行给我们提供了政府融资修建大型体育场地的新思路,这对于拓宽融资渠道、吸纳社会投资具有积极意义。
3.2我国体育场馆资产证券化融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债权类资产证券化篇8
“保险证券化”可以定义为保险公司通过创立和发行金融证券，将承保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的过程。保险证券化的过程包括两个要素：（1）将承保现金流转化为可买卖的金融证券；（2）通过证券交易，将承保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第一个要素称为“金融工程”，即将现金流打包或分类，包装成新的不同类型的金融证券，这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已非常普遍，例如零息国债有担保抵押契约。保险证券化的第二个要素包括所交易风险的最终接受方。同样是承保风险的转移，保险证券化与再保险的不同之处在于，通过买卖特定的金融证券，保险公司将承保风险转移给更广阔的资本市场而不是再保险公司，而这些证券的现金流或者回报通常取决于保险公司的承保经验。例如对在交易所交易的巨灾期权，期权的回报取决于一段特定时期内保险行业是否发生足够数量的巨灾损失；而对于巨灾债券，向投资者支付利息和／或本金则取决于保险事件是否发生，这个保险事件可以基于某个行业指标、发行债券的保险公司的巨灾损失水平或者其它触发事件。
保险风险证券化的产生可以归结为保险业承保能力不足和市场投资愿望强烈两个原因。一方面，巨灾风险威胁着产险公司的资本实力；另一方面，全球保险市场可承受的巨灾上限仅占国际资本市场市值的1％至2％，因此不会对证券市场的波动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当巨灾损失对产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构成巨大威胁时，资本市场却能比较轻松自如地来应付。除了解决保险业保费过高与承保能量不足之问题外，巨灾风险证券化也让投资者获得了新的产品。因为巨灾风险和其它投资标的的关联性较低，可分散投资者的投资组合风险，能够吸引追求多样化投资组合的投资者参与到风险转移的行列，透过风险分散机制，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在资本市场投资巨灾风险的强烈愿望下，保险证券化产品便应运而生，陆续出现了巨灾债券、巨灾期权、巨灾期货、寿险风险债券等新型投资产品。
一、产险巨灾风险的证券化
保险证券化起源于巨灾风险，经过20多年的发展，保险证券化产品虽然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形式，但迄今为止，仍有一半的保险证券化交易涉及巨灾债券。产险巨灾险的证券化存在以下几种形式：
1.巨灾债券
巨灾债券是通过发行收益与指定的巨灾损失相连结的债券，将保险公司部分巨灾风险转移给债券投资者。债券合同一般规定，如果在约定期限内发生指定的巨灾，且损失超过事先约定的限额，则债券持有人就会损失或延期获得债券的部分或全部利息和／或本金，而发行债券的保险公司或再保险人获得相应的资金，用于赔付超过限额的损失；如果巨灾没有发生或者巨灾损失没有超过该限额，则证券投资者就会按照约定的较高的利率（通常高于无风险利率，如美国国债息率）收回本金利息，作为使用其资金和承担相应承保风险的补偿。
在资本市场上，需要通过专门的中间机构来担保巨灾发生时保险公司可以得到及时的补偿，以及保障债券投资者与巨灾损失相连结的投资收益。以地震风险证券化为例，先由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出资成立一个特殊目的子公司，除了向投资者发行债券收取巨灾保障基金外，另一方面也可以接受母公司的巨灾投保，并收取再保险费。若没有发生巨灾损失，特殊目的子公司将在债券到期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本利给债券投资；相反，若巨灾损失在债券到期日前发生，特殊目的子公司会将资金先行理赔巨灾投保人，再将剩余资金付给债券投资人。
巨灾债券所转移的风险可以是某家保险公司承保的巨灾风险，也可以是整个保险业所承保的某种巨灾风险，例如日本东京海上保险公司在1997年12月发行的1亿美元的地震债券，以及1999年瑞士丰泰发行的巨灾债券。如同再保险一样，巨灾债券也可以分层次转移承保风险，例如某再保险公司发行的飓风债券分为A—1和A—2部分，债券 A—1部分的收益从属于公司该年度1亿美元至1.638亿美元之间的飓风损失，而债券A—2部分的收益从属于该年度1.638亿美元至5亿美元之间的飓风损失。此外，只有在再保险价格相对较高，使得高风险的巨灾债券的票面利率高于市场利率水平时，巨灾债券才能吸引投资者并筹措到足够基金，为巨灾风险积累充足的保障。自巨灾债券诞生以来，美国至少有10家保险公司采用这种方式来抵御因地震、飓风等巨灾带来的损失。
2.巨灾期权
巨灾期权是以巨灾损失指数为基础而设计的期权合同，包括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它将某种巨灾风险的损失限额或损失指数作为行使价，而涉及的损失风险既可以是某家保险公司的特定承保风险，也可以是整个保险行业的特定承保风险。如果保险公司买入看涨巨灾期权，则当合同列明的承保损失超过期权行使价时，期权价值便随着特定承保损失金额的升高而增加。此时如果保险公司选择行使该期权，则获得的收益与超过预期损失限额的损失正好可以相互抵消，从而保障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不受重大影响。而巨灾期权的卖方事先收取买方缴纳的期权费用，作为承担巨灾风险的补偿。
由于保险本质上是一种期权或期权的组合，因此，利用期权特性来控制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符合保险公司对动态偿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于巨灾债券而言，巨灾期权一般通过场内交易，转移风险的成本较低。与其它期权相同的是，当特定的承保损失超过期权行使价时，巨灾期权卖方的损失随着承保损失金额的增加而增加。在期权市场上，由于单个保险期权的损失风险对巨灾期权的卖方而言是没有上限的，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较难找到单个保险期权的卖家，往往需要组合两个合同期限相同但具有不同行使价的期权，来降低期权卖方承担的风险。例如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推出的巨灾期权就是执行看涨期权价差交易，在买进一个协议指数较低的看涨期权的同时再卖出一个到期日相同但协议指数较高的看涨期权。
巨灾期权有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两种形式。场外交易可以比较容易地根据保险公司所要转移的风险情况，安排适合公司承保风险状况的期权合同，但交易方违约的风险较大。场内交易必须符合期货交易所规定的各种标准交易条件，期权合同含有的风险通常是整个保险业的某项巨灾风险，不一定适合单个保险公司分散风险的个性需求。
3.巨灾期货
巨灾期货是由美国最先推出的一种套期保值工具，其交易价格一般与某种巨灾的损失率或损失指数相连结。这种期货合同通常设有若干个交割月份，在每个交割月份到期前，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会估计在每个交割月份的巨灾损失率大小，从而决定市场的交易价格，而市场对巨灾损失率的普遍预期也会对期货交易价格产生影响。例如保险公司预计第四季度巨灾损失率将要上升，为控制该季度赔款，买入一定数量的12月份期货合约，如果届时巨灾确实发生而且导致公司损失率上升，则第四季度后，在期货交易价格随市场预期损失率上升而上涨时，公司通过签定同样数量的卖出期货合约取消期货义务，获得期货买入卖出之间的差价，并用抵消因实际损失率超过预期造成的额外损失。当实际损失率低于预期时，保险公司虽然在期货市场上遭受一定损失，但可以保险方面的收益得到弥补。
巨灾风险证券通过在保险业和资本市场之间搭建桥梁，给保险行业的融资带来了战略性的益处。这些证券化工具不仅为保险公司提供了更多规避风险的，而且能够使投资者参与财产巨灾险市场，减少巨灾对一家保险公司和整个保险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益于整个的稳定。
二、人寿和年金风险的证券化
保险证券化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通过重新包装保险风险并销售给资本市场，使投资者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金、分散投资风险。只要存在这种效率增加的可能性，保险风险证券就会继续存于资本市场。这也说明人寿和年金风险同样存在证券化的可行性。随着保险业与资本市场的联系日渐密切，在再保险公司的推动下，寿险业也开始尝试进入保险证券化的领域。寿险业唯一出现的证券化个案是英国NPI公司通过证券化提高保险基金盈余的比率。NPI公司与一家特殊目的公司签订了再保险合约，通过该特殊目的公司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这证明了寿险公司已经对利用资本市场进行风险转移以及提升财务实力产生了兴趣。
到目前为止，寿险风险证券化与产险巨灾风险证券化有着显著的不同。NPI公司在证券化交易中虽然转移了部分风险，但债券发行人的首要动机是为承保新业务从资本市场融资，而巨灾证券的交易是将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上去。其实除融资目的外，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同样可以通过证券化，将寿险或年金产品的某些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由投资者来支付赔款或给付保险金。根据寿险和年金产品的特点，证券化有两种潜在的途径于寿险和年金：
1.年金产品通常存在年金领取人寿命超过预期的风险，为有效防范这种死亡率风险，可以基于一个国家范围的死亡率指数设计一种长期债券。再保险公司通过发行这类债券，可以增加承保能力，接受更多寿险公司和退休金计划的分保业务。
2.另一种是基于特定的被保险群体设计一种债券。保险公司在承保某一特定群体的大额或巨额定期寿险时一般会进行较为严格的核保，由于关于该类业务的承保经验有限，预计死亡率可能存在相对较高的偏差。在这种情况下，寿险公司可以设计发行一种5年期或10年期的债券为该类风险提供保障，而在传统再保险市场该类业务一般较难分出，而且即使分出，成本也会非常昂贵。
目前，国际寿险业尚未出现行业承保能力不足、再保市场转硬的情况，加上熟悉寿险和年金风险的独立评级公司的缺位，证券化还未被寿险业普遍重视和使用，但是作为一种新型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融资手段和具有潜在高收益的投资工具，证券化在国际寿险领域的应用相信只是一个时间。
三、国外保险证券化对我国保险业的启示
我国加入世贸后，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迅速提高，为了应对国际竞争，如何提升金融业水平，加强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的合作，促进金融服务一体化，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国外保险业和证券业的合作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利用证券业的优势提高保险资金的收益率，二是通过证券业将保险公司的风险分散出去。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资产证券化势将成为证券市场中的一种重要金融工具，从而为保险公司的巨灾风险证券化提供条件。通过保险证券化的方式，不仅可以解决保险公司巨灾再保险供给能力不足、风险过大及流动性不足等问题，提高保险公司经营的收益性和稳健性，而且可以为证券公司、机构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工具，降低非系统风险，活跃证券市场，实现保险业与证券业之间的共赢。
另一方面，随着外资保险公司参与我国保险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以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督指标体系的正式推出，尽快解决中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已迫在眉睫。如果中资保险公司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今后将难以跟上我国整体保险市场的发展速度，更谈不上与国外保险公司的竞争。由于通过增加资本金和增大分出业务规模来提高偿付能力的传统模式存在一定局限性，保险公司应尝试利用资本市场提高偿付能力，比如推出保险风险证券化产品、巨灾损失补充资本金安排等等，降低提高偿付能力额度的成本，达到提高公司承保能力的目的。在寿险领域，如果保险公司能够象推出投资连结产品一样实现寿险或年金产品的风险证券化，必然会降低投入资本的要求。
根据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现状，发展保险风险证券化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加快保险、证券行业的发展和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我国无论是保险业和证券业部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保险业与证券业相互之间的了解还十分有限。保险风险证券化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如何透过信用评级公司或投资公开说明，使投资者能够了解保险风险证券化对其投资组合的有益之处。目前我国保险、证券行业在市场公开程度、信息披露制度、商业诚信方面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和市场培育，才有可能为保险风险证券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2.加强对巨灾风险的
保险风险中巨灾风险等费率的厘订还存在不确定性。我国是一个地震、洪涝灾害等发生频繁的国家，以地震风险为例，由于地震损失估计模型的建立涉及地质、土木、非寿险精算、信息技术等多种专业，虽然有关专业技术在实务上已可以运用于巨灾风险证券化，但许多相关假设仍有待研究人员做进一步的研究。
3.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技术储备，降低保险风险证券化实施的门槛
实施保险风险证券化的固定成本门槛较高。保险风险证券化涉及的专业人才，除包括巨灾风险等保险费率厘订的专业技术人员外，在证券化机制的建立过程中，亦需要证券承销商、信用评级公司、人员、人员等多方的积极参与。由于证券化的固定成本门槛较高，并非每种巨灾风险都能够实现证券化，还需考虑整体风险的数量，是否可以达到规模以摊销最低固定成本。
4.建立健全相关法规以及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