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范文

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篇1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系数；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社会稳定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3） 02-0060-07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 China’s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to Engle Coeffici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ZHENG Hai-tao ZHANG Wen-rui REN Ruo-en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ic accounting theory，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China’s coefficient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and then conducts empirical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coefficient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Engel’s coefficient and Gini coeffici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efficient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and Engel’s coefficient；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weakens the negative impact on social stability caused by Gini coefficient’s increasing.

Keywords： coefficient of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Engel’s coefficient， Gini coefficient， social stability

一、引言

林左鸣（2010）[1]认为，广义虚拟经济系数与恩格尔系数成反函数关系，并且广义虚拟经济让基尼系数增长对社会的杀伤力大大减弱。广义虚拟经济是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活动的统称。随着社会富裕程度的增加，人们满足心理需求的消费增加，因而对于食物的最终需求占比会逐步降低。另一方面，一个国家贫富水平的差距扩大，会极大影响这个国家的社会稳定。但是，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得富人阶层的财富能更多地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使得工薪阶层的收入能满足他们的生活，即不同收入级别的人们都能满足各自的最终需求，那么财富和收入的较高不均等性所产生的社会不稳定性将大大减少。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不断减小；收入差距的拉大致使基尼系数呈现增加的态势，然而我国社会的稳定基础没有变化。本研究是要探讨中国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是否对中国恩格尔系数的减小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否符合林左鸣（2010）总结的一般规律。

为此，本研究从测度中国的广义虚拟经济系数出发，去检验广义虚拟经济系数与恩格尔系数是否成反函数关系，并试图分析广义虚拟经济能否减弱基尼系数增长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论文接下来是这样安排的；第一部分是测算中国的广义虚拟经济系数；第二部分是研究中国广义虚拟经济系数与恩格尔系数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研究中国广义虚拟经济发展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探讨广义虚拟经济增长是否减弱基尼系数增长所带来的杀伤力。

二、广义虚拟经济系数的测算

林左鸣（2010）给出了广义虚拟经济主要的两种分类方法。一种是从心理需求的角度出发，将广义虚拟经济分为只满足心理需求的经济活动和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的经济活动。另一种是从产业角度进行划分，例如金融产业及其他服务产业等。李小宁（2011）[2]认为上述两种方法并未根据广义虚拟经济的形成方式来分类，他认为广义虚拟经济可以划分为可直接定价的广义虚拟经济和不可直接定价的广义虚拟经济。而可直接定价的广义虚拟经济按供给弹性的差别又可分为强广义虚拟经济与弱广义虚拟经济。按产业对广义虚拟经济进行分类的优点是有利于广义虚拟经济的核算，而不足之处在于很难明确地将实体经济部门与广义虚拟经济部门区分开来。黄纯纯、任若恩和郑海涛（2011）[3]对广义虚拟经济的测算范围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基于产业分类的不同层次虚拟经济测算范围。

广义虚拟经济系数是指广义虚拟经济总量占GDP的比重。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参照黄纯纯、任若恩和郑海涛（2011）对虚拟经济测算范围的划分，将虚拟经济分为4个层级分别为：

第一个层次，狭义的虚拟经济，即仅统计第三产业中金融业。

第二个层次，即在第一个层次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第三产业中的其他产业也考虑进来。

第三个层次，再进一步扩展的虚拟经济，即在第二个层次的基础上，加入第一、第二产业的最终消费品中能够给消费者提供带来精神愉悦的商品。

第四个层次，广义虚拟经济，即在第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把GDP遗漏的、能够给人们带来情感愉悦的非商品事物加进来，比如因特网带来的便捷、家庭劳动、社会网络价值、环境、污染、资源等。

针对以上4个层次的虚拟经济，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的数据都包含在GDP中，可从国家统计年鉴中获得，而对于第三层次虚拟经济的研究，本研究在第二层级虚拟经济的基础上加入奢侈品消费用以代表在第一、第二产业的最终消费品中能够给消费者提供带来精神愉悦的商品。对于第四层次的虚拟经济，由于目前很难对非商品实物的价值进行测定，因而暂不考虑第四层次虚拟经济的测算。最终本研究测算了1991～2010年的第二、三层次的虚拟经济系数作为2个不同层次的广义虚拟经济系数。

第三产业增加值数据可从国家统计年鉴中直接得到，而对于奢侈品消费的数据目前国内还没有权威机构进行统计，参考2012年世界奢侈品协会的《中国十年奢侈品官方报告》提供的2000～2010年国内奢侈品市场消费额数据，以2001～2010各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对国内奢侈品市场消费额进行折算，并在假设国内奢侈品市场消费额呈现线性增长的前提下，以其平均增长率11.3%推算1991年至1999年国内奢侈品市场消费额数据，从而得到国内奢侈品市场消费额的人民币数据。需要注意的是，该奢侈品数据为消费额，若需将其纳入广义虚拟经济的测算范围，还必须测算其中增加值部分，根据已有的2000～2005年和2007年的62部门投入产出表，取金融业与房地产业之和的增加值占其产出的比例的平均值0.66为奢侈品消费增加值占奢侈品消费总额比重。从而得到奢侈品消费的增加值数据（如表1）。根据广义虚拟经济系数的定义，得到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

三、广义虚拟经济系数与恩格尔系数之间的关系研究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越富裕的家庭，食品支出占比越低。推广到国家层面可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程度。一个国家越是富裕，恩格尔系数越小；反之，则恩格尔系数越大。

为检验广义虚拟经济系数与恩格尔系数是否成反函数关系，用第一部分计算得到的广义虚拟经济系数一、广义虚拟经济系数二分别与恩格尔系数进行回归，以检验广义虚拟经济系数是否与恩格尔系数呈现反函数关系，在国家统计年鉴中将恩格尔系数分为了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因而总共进行了四次回归结果如下：（注：GVEC1： 广义虚拟经济系数一，GVEC2：广义虚拟经济系数二， ECURBAN：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ECRURAL：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ECURBAN = 104.52 - 1.63 GVEC1

（21.28） （-12.70）

R2=0.899669 F=161.4056

ECRURAL = 113.51 - 1.66 GVEC1

（35.68） （-20.03）

R2=0.957078 F=401.3660

ECURBAN = 104.41 - 1.61 GVEC2

（20.80） （-12.40）

R2=0.895267 F=153.8653

ECRURAL = 113.51 - 1.66 GVEC2

（35.85） （-20.13）

R2=0.957501 F=405.5402

从回归结果来看，四个方程F检验t检验均通过，R2也很高且GVEC1、GVEC2前的系数均为负，说明广义虚拟经济系数确实与恩格尔系数成反函数关系；另外从结果中，不难看出广义虚拟经济系数一与广义虚拟经济系数二各自与恩格尔系数的回归结果差异不大，原因主要在于广义虚拟经济系数二仅在广义虚拟经济系数一的基础上增加了奢侈品消费的部分，而相较于数十万亿的GDP而言，几百亿的奢侈品消费所占比重实在太小，对广义虚拟经济系数二的贡献甚微。或许只有将第一、第二产业的最终消费品中能够给消费者提供带来精神愉悦的其他商品充分考虑进去，才能更好地体现广义虚拟经济系数一与广义虚拟经济系数二这两个不同层次间的广义虚拟经济系数的差异。

对于广义虚拟经济系数为何与恩格尔系数呈现反函数关系，本研究也进行了一定的分析。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然而不论在城镇还是农村食品消费支出所占比重均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见图1）。出现这种的现象的可能原因在于食品这种生活必需品主要作用在于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而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类愈发追求心理需求的满足，因而消费支出的比重就从食品转移到能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或是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商品上，而这类商品带有很强的广义虚拟经济属性，可称之为广义虚拟经济商品。

四、广义虚拟经济发展对社会稳定的作用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起一直在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但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却没有。不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原因主要是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偏低。事实上，由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制的《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自2006年起更名为《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统计年鉴》）以及由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制的《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会提供一些年份的基尼系数，虽然存在缺陷，但该部分数据仍被多数研究人员引用。表2为笔者在从事本研究过程中收集到的基尼系数时间序列。

从表2中我们不难看出城镇居民家庭基尼系数与农村居民家庭基尼系数这20年来都呈现增长态势，农村居民家庭基尼系数虽然增速较缓，但已逼近0.40的国际警戒线（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基尼系数是0.3897①）。由于没有官方机构06年之后的城镇居民家庭基尼系数，不能判定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基尼系数是否已经超过0.40的国际警戒线。不过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基尼系数存在低估的情况，因而真实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要分析广义虚拟经济能否减弱基尼系数增长带来的杀伤力，就需要对城镇居民家庭、农村城镇居民家庭按收入等级划分的不同等级家庭收入、支出情况进行考察。由于国家统计年鉴中从2002年开始按收入等级划分的农村居民家庭基本状况数据，因而对农村居民家庭部分的分析使用2002～2010年国家统计年鉴中按收入等级划分的农村居民家庭基本状况数据。而对于城镇居民家庭的分析则使用从可获得的1995～2006年按收入等级划分的城镇居民家庭基本状况数据。

（一）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分析

在统计年鉴中农村居民家庭按收入五等份分成了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高收入户五类，这里我们选取中高收入户与中低收入户数据来分析广义经济能否减弱基尼系数增加带来的杀伤力。

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农村居民家庭中高收入户与中低收入户在“平均每人纯收入”上的差异程度成小幅增大的趋势，但“生活消费总支出”的差异程度波动不大。说明对于这农村居民家庭这两组类别而言，收入差距的拉大，并未对生活消费支出的差距造成太大影响。

进一步分析生活消费总支出中各项消费的差异程度，如图3所示。

比较八类消费支出的差异程度，食品是差异程度最小的一类，并且其差异程度较其他几类而言更为稳定。而其他七类的差异程度波动较大，且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状态。结合图2，我们认为对于农村居民家庭而言，尽管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差距在逐渐增大，但生活消费支出的差异程度变化不大，而生活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的差异程度变化不大。其他消费支出差异程度之间的某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可能是造成生活消费支出的差异程度变化不大的原因，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由于广义虚拟经济的存在，使得农村高收入人群所多于低收入人群的那部分收入不再用于对主要满足物质需求的商品如食品等的争夺，而是转向其他更能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商品，这样即使收入差距在拉大，低收入人群的物质需求依然能够得到满足。收入差距拉大对农村带来的不稳定性大大减弱。

（二）城市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分析

参照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的分析方法，在统计年鉴中城镇居民家庭按收入等级分成了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七类，这里我们选取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数据来分析广义经济能否减弱基尼系数增加带来的杀伤力。

首先对比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在“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消费性支出”两项上的差异程度。如图4所示：

从图4来看，1995～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在“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消费性支出”两项上的差异程度逐年拉大，但两种差异程度的变化量大致相同，即城镇居民家庭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消费性支出”两条差异程度线之间的距离大体不变。因而我们可以认为收入差距拉大造成了支出方面差距近似成比例的拉大，换言之，收入差距的拉大并没有造成支出方面差距的更大幅度的增大。

进一步分析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中各项消费的差异程度，如图5所示：

群在食品消费支出差异程度拉大的具体情况。

图6为城镇居民家庭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在各类食品消费支出上的差异程度，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五类食品消费中差异程度较小的三类分别是粮食消费、蛋类消费以及肉禽及其制品，而差异程度较大的两类是奶及奶制品消费与水产品消费。差异程度较小的三类在这11年间的差异程度的增幅不大。而差异程度较大的两类中水产品消费差异程度自2002年起大幅增加，甚至超过了奶及奶制品成为了消费差异程度最大的一类食品消费。

从差异程度上来看，主要是为满足人类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粮食消费、蛋类消费、以及肉禽及其制品消费差异程度较小，而更为体现对营养、健康生活追求的水产品消费以及奶及奶制品消费差异程度较大。从差异程度的变化情况来看，各类食品消费的差异程度都呈增大的态势。除了水产品消费外，其余4类食品消费增幅都不大。

结合上面对于农村居民家庭中高收入户与中低收入户、城镇居民家庭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的收入和消费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基尼系数的增大体现着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然而收入差距的拉大并没有带来消费支出差距的同比例的增大。广义虚拟经济的存在，使得富人阶层多余的资金有了新的去向，不再停留在生活必需品的争夺上，更多用于满足其心理需求。这样从某种意思上实现了对不同收入级别人群的满足：工薪阶层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而富人阶层在更多追求心理的满足。因此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减弱了基尼系数增大带来的杀伤力，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 来源：2012年1月18日新华社快讯.

参考文献：

[1]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研究――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2] 李小宁.一种广义虚拟经济的分类方法[J]. 广义虚拟经济研究， 2011（4）： 46-52.

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篇2

关键词：经济稳定；经济增长；经济发展

经济稳定是指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有序性及其发展态势的可控性。尽管总的来说，经济的稳定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但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并不是等同的概念。这是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直接导致经济的稳定，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能造成经济波动乃至政治不稳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过分看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甚至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结果把许多无可回避、必须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留在了后面，包括：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等。笔者将对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几个个概念进行分析，明确其内在关系。

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

一般而言，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最初人们把经济增长简单地当做发展，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人们的物质财富和福利就会增加，社会就会富裕起来，认为这就是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备受睹目，甚至联合国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向发展中国家注入资金，就能使这些国家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并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二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把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实现工业化当做发展的主要内容。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战略的普遍实施，在取得一定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难题，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危机，例如资源耗竭、粮食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社会贫富悬殊等。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的变化，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陷入了增长率下降和债务危机中，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国公司拥有产权的初级出口的增长，由于缺乏结构变革和制度变革，人力资源、技术水平和其他部门的生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经济部门的效益也没有发生相应的增长，实际收入的利益没有在各个阶层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只是个别人获益暴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提高。由于这种增长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是有增长而无发展。于是人们开始对增长即发展的理论进行反思，认为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经济增长不是目的，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并且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概念。

经济学家赫里克和金德尔伯格认为，在经济学理论中，增长与发展有时做同义词使用，在某些场合这种用法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当这两个词在一起使用时，应该区分它们的词义。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在他们两人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包括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在内的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指数量上的变化，表现为gdp或人均gdp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数量概念，更是一个多维度的质量概念，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善、质量和效益、分配的合理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增长包括了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之间投入分布的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如同人的成长一样，增长着眼于身高、体重，发展则注重于机能和素质的协调和改变，如学习能力等[1]。

总之，经济发展应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社会和政治体制变革的经济增长。一般认为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经济增长即产出的增加；二是结构改善，包括人口结构的城市化、产业结构协调与优化；三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包括实现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公平分配、生活环境的优化和美化、居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治和经济体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不是简单等同于经济发展，如果只有产出的增加而无其他的改变那只能是有增长而无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必然同步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增长如果不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体制、社会领域的变革，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其实关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在19世纪、20世纪，把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唯一标志的理论曾一度占据了主流。这种理论认为，经济的不发达是政治动乱的根源，只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持续进步，各种社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社会也就会保持稳定。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证明其武断性和不合理性。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社会综合运动，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指标达标”[2]，它既包括经济的工业化，同时也包括国家的民主化、社会的城市化和价值观的个人理性化，其丰富内涵是gdp指标所难以涵盖的。在现代社会中，正是由于人们过于关注gdp的增长而忽视了对于生态的保护、忽视了人文关怀，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增长率，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亨廷顿在其《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但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因为“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2]亨廷顿所言虽比较偏激，但也有一定的道理，现代化进程确实伴随着动荡、不稳定，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改革的代价。从历史上来看，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经济迅速增长之后，发生了社会动荡[3]；而前些年经济发展居亚洲四小虎之首的印尼近年来也不断发生动乱、[4]。当然，这些例子还不尽然说明一定是经济增长带来社会的不稳定，造成这些国家发生动荡的原因还有很多，但它至少说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稳定。关于原因，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迪尼认为是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与阶级斗争。当然经济增长也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动荡不稳定。而就算我们可以肯定上述例子中的不稳定是由于经济增长造成的，我们也只能推出经济增长会带来不稳定，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不稳定。因为从全球看，情况并非都如此。很多国家如西德、日本、意大利在二战后都出现了高经济增长率，但是国内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其现代化进程基本是在非常平稳的过程中进行的。

因此，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是具有双面效应的，即同时存在对社会稳定正向的促进效应和反向的破坏效应，而最终结果则取决于两类效应的角力。由于这两类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控制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人民福利的作用[5]。因此，要使经济增长在社会稳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求得一个相对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经济稳定应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之上的稳定

经济稳定的内涵包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微观经济活动充满生机活力；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6]。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保持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

过去那种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是一种单纯追求增长的片面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缺陷在于其仅仅关注发展的手段，却忽视了发展的目的，无视普通民众的需要；把环境当做可无限获取的资源，而没有意识到自然环境是人类得以延续下去所必须珍惜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以及其作为生产资源的有限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人们认识到，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把当代的生存和后代的持续发展，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的发展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和协调。离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离开协调有序性的经济增长，最终将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衰退乃至危机。2003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均衡发展，坚决摒弃过去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的片面发展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作为经济稳定的基础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经济稳定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应达到生态持续，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统一起来。要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方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淡水、海洋、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的承载能力之内。其次，是经济持续。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开发及其应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质量，优化配置，节约资源，降低损耗，增加效益，实行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减少有害废物的排放，使经济发展能够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危害。三是强调社会持续。要求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的，促进社会向文明、公正、健康的方向发展。为此，必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消除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社会的稳定[6]。

综上所述，维护社会稳定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决定的。只有极大地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繁荣，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经济稳定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稳定，其内涵应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

参考文献：

[1] 金德尔伯格·赫里克.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 陆志明.现代化是含义广泛的社会运动[eb/ol].新华网，http//：.

[3]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37-38.

[4] 何新.思考-新国家主义经济观[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440.

[5] 胡鞍钢，王磊.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的双向效应[j].新华文摘，2006，（4）.

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篇3

关键词：陈云；经济建设；稳定

一、在经济建设中，经济稳定的主要目的和影响

（一）经济稳定的主要目的

经济稳定是为了更好的，更快的发展经济，提高我国人民整体的生活水平。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人民的利益，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是衡量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正确的最高标准。陈云始终把这一宗旨贯穿于领导经济建设工作中，他提出： “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2]这不仅要求我们制定政策必须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下保持经济稳定，尽可能快速地发展国民经济，更好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质量。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经济稳定是经济顺利发展的关键，是实现经济快速健康发展这一既定目标的内在要求。陈云指出“站稳的目的，是为了前进。”[1]

（二）政治不稳定会导致经济不能稳定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普遍认为，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制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3]在经济和政治两者关系中，陈云一直在强调政治和经济这两者之间要好好配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向前健康稳步发展。而维持经济稳定，是顺利进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经济不稳定，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和思想稳定，政治稳定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同时，政治稳定也对经济稳定具有反作用，一个政治稳定的社会对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的成立，使我国结束了长期遭受国内动乱战争和国外侵略的混乱局面，为经济稳定创造了社会政治基础。对此，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就指出： “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几年的稳定，大家必定好好生产，国家收入肯定会增加。”[1]陈云当时主持我国的财经工作，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稳定市场物价，扭转反动派多年罪恶统治下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极度混乱危险的状况。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能不能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许多无党派人士都在怀疑，认为共产党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而更多的资本家则还认为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就在此时，陈云提出了一系列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加强税收、节约支出、举办公债、组织群众来管制与监督私商等办法。对稳定人心、稳定政治、巩固新政权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正是如此，事实证明，经历了短短的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就开始了“一五”时期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都够在短期的时间里就取得了稳步、持续、高速的增长，这是与我国当时社会政治局面稳定是密不可分的。同时，经济稳定发展也促进了社会政治的进步。但是，在此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犯了长达 20 年的“左”的错误，让整个经济发展经历了大起大落，中国经济的发展遭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个别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长时间人民生活水平都没有提高，社会政治环境中潜藏着很多不稳定的因素。“”结束以后，当时出现的回城青年就业、物价上涨等现象，曾经引起很大的社会影响。因此 ，在1980 年 12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中，陈云明确指出： “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1]这就是说，在经济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它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必然会上升为社会和政治问题。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让经济得到了稳定发展，才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稳定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的形成。

二、在经济建设中，经济稳定的主要表现

（一）粮食问题

“粮食定，天下定 ；粮食紧，市场紧”，这是陈云关于粮食问题的至理名言。粮食是无可替代的商品，它不仅决定着整个农场经济的发展，而且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也很清楚的提出：“如果没有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不能养活工人，还说什么发展重工业。”[4]“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是天下第一件大事。所以，粮食问题是诸多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农业发展最核心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存，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因此，认清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认清粮食在农业中的关键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50年代的经济建设时期中，陈云大多数都把为人民谋福利与农业、农村、农民和粮食问题视为一体。1953年上半年，我国粮食供销出现全面紧张，城镇和缺粮农村地区的粮食供应得不到保障，粮价上涨，人心开始浮动。对此，陈云提出“统购统销”的政策方针，“在农村采取征购粮食的办法，在城市中采取配售粮食的办法。”在陈云看来，只有这种办法可以解决当时全国粮食供销之间的矛盾，同时把投机商排除在粮食市场之外，使私商和富裕农民不能操作粮食市场。1953年11月，政务院第194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并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此后的实践证明，统购统销是我国在农业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也是当时最有效的粮食分配制度。粮食问题的根本解决，它不仅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为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秩序的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

陈云认为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唯一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他指出：“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1]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一些部门和地方出现了贪多求快、急躁冒进的苗头，陈云及时地发现并对此进行纠正。他反复强调，计划不能凭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来制定，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让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在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关系中，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主导，处理好农重轻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主要原因。陈云认为，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应根据《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方针加以安排。首先，重工业投资仍要占多数，但轻工业农业投资的比重也要加以提高。从长远看来，国民经济只有做到合理、适当的按比例发展，才是最快的速度，只有按比例了，发展才能够协调发展，这样的发展是最效的。陈云提出，搞建设就一定要把农业加进去。无农不稳，无粮则乱。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活消费品的生产供给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基本建设规模的投资也要和财力物力相互适应，这是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必须按比例协调发展的理论在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因为社会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直接反映在农、轻、重的排列顺序及其按比例关系上的。陈云根据我国是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的特殊国情，特别强调我国农业对建设规模的约束力，一定按农、轻、重的顺序计划安排实施，这才是最有效的协调三者关系的最佳办法。

陈云曾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提到过，发展国民经济需要综合平衡，需要我们要“要照顾到各行业（包括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等）发展的比例关系。”[6]这种按比例有计划的发展经济，对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陈云的经济稳定思想的重大意义

经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经济利益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因此经济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陈云的经济稳定思想和长期的指导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经济建设长期实践的结晶。认真学习陈云关于“经济稳定”的若干论述和思想，我们深刻体会到：保持经济稳定，是顺利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必要前提，也是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使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促使我们就要更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陈云经济稳定思想和理论。必须把这一原则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实践中，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为我国的经济安全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而服务，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5.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篇4

发展与和谐需要稳定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的环境，发展必然受到严重制约，20世纪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1911年，帝制，共和初造，民族资本迅速发展，但很快就被军阀混战所冲断。南京国民政府十年（1927年～1937年），国家经济达到二战前的最高点，后被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所打断。新中国建国初期十年（1949年～1959年），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后因“”及“”等的不断干扰，我们没有取得理应取得的成就，缩小的差距又被拉大。可见，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经济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反观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或地区，无不具有长达20年以上的长期快速发展时期。美国如此，德国如此，日本也如此，二战后的亚洲“四小龙”莫不如此。紧紧抓住相对和平的外在环境，保持国内的稳定，快速发展经济，就能实现经济的腾飞和现代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中心，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目标，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新局面。中国经济在稳定的环境中快速发展起飞。经过26年的发展，到2004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65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15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达60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这一切都因为有了稳定，稳定为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稳定是和谐的基础。建设和谐社会、和谐广东，稳定是基础。有了稳定，才有全面发展、协调发展，才能建立平衡社会各方面利益的机制，建立和谐社会。动荡会打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的平衡。

从这个意义上讲，稳定是大局，“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语）。保持稳定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的整体利益，我们都要维护这个大局。

改革与发展才能实现稳定

消除体制弊端，建立新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才能不断化解矛盾和冲突。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新旧体制的转轨必然产生矛盾和冲突，用改革的方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才能从深层次上消除不稳定的隐忧，从体制和运行机制上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

发展为稳定提供物质基础。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发展，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发展，给人民以实实在在的利益，并以法律形式保护人民的合法利益，社会才能稳定，社会财富才会充分涌流，人民也才会更加珍惜和维护稳定。

实现稳定需要提高执政能力

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篇5

【关键词】社会保险统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观察

在全国经济进入逐渐常态化的时候，对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的社会保险统筹改革来说，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影响更为明显，一方面可以建立社会和谐的社会保险制度，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维护社会金融安全，保证社会的稳定。

1、社会保险统筹内容

1．1社会保险的概念。社会保险是指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个人和企业根据相应的缴纳的基金比例，其用途既可以用来保证缴纳个人在离退休之后，可以用来养老，也可以在平时的伤病中进行报销。这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有助于促进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因此对于社会保险的优化管理，应当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统筹管理机制，促进社会保险管理的科学化、合理化发展，并且在保险基金的规划中更多地考虑到广大人民的利益。

1．2社会保险的特征。社会保险具有有以下特征:强制性，社会保险是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建立并强制实施的。社会特定的主体必须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项目是依法确定的。互济性，社会保险是按照社会共担风险的原则进行组织的，社会保险费用按照不同的保险种类分别由国家、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负担，遇到劳动风险的劳动者获得的社会物质帮助是社会风险平均化的结果。非盈利性，社会保险是由政府的专门机构承办经营，保险金的筹集、经营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

2、社会保险统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2．1稳定经济发展因素，促进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需要各方面共同的力量才能打造，社会保险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尤其在经济增长的个人合法利益的保障，社会保险的统筹管理可以为经济做贡献的个人打一剂强心剂，能最大程度的调动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免除个人的后顾之忧，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而且社会保险统筹管理打造的社会和谐状态，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而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2合理化社保基金，维护金融稳定。社会保险的一个派生职能是投融资，通过保险投资助推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社会保险是资本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而社会保险的投资需要稳定的投资收益，是这个社会保险的重要特征，因此社会保险对金融市场的投资更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利于社会保险投资收益的提高，并且社会保险投资还是一种的长期投资、一种价值投资。社会保险投资在带动资本市场增长的同时，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来源，带动了经济发展;反过来，资本市场的发展，弥补了社保基金的缺口，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维护了金融稳定。

2．3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社会和谐的发展稳定，社会保险统筹力量的健全具有重大影响，并且社会保险的统筹管理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只有做好社会保险统筹管理的合理规划，才能促进社会稳定因素的增加，进而实现社会和谐，如果个人的生老病死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势必会影响到人民对社会的不公平的情绪，相对的就增加了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导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发展受到阻碍。

3、加大社会保险优化统筹力度，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3．1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险统筹制度。在养老保险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出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方案、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方案、完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政策、遗属待遇和病残津贴政策等重大改革举措，积极构建包括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在医疗保险方面，推动整合城乡居民医保政策和经办管理，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积极推进异地就医结算，全面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改进个人账户，研究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合并实施的办法，积极构建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3．2建立社会保险正常的调整机制。社保部门在综合经济发展、收入增长、物价水平和各方面承受能力等因素之后，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待遇的正常调整机制，统筹、有序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稳定参保人员的待遇预期。稳步扩大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在加强医疗管理、节约医疗费用、保障患者基本医疗需求、基金结余适度的基础上，动态确定和调整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3．3确保社保基金安全持续运行。在加强社会保障预算与一般公共财政预算的衔接，努力实现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建立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健全社会保险欺诈查处和防范体制机制。积极稳妥推进社保基金投资运营，实现基金保值增值，不断夯实基金保障能力。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在平稳中发展的趋势，我国的社会保险发展也倒料逐渐变革的地步，以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保险的统筹管理中，坚持为经济发展提供的动力的理念，同时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稳定为目标，在这个目标下，政府要起到积极的带头的作用，同时倾听更多人民的呼声，照顾到人民的利益，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徐晓琳．作好企业社会保险统筹工作的思考［J］．管理观察，2011(4)

［2］张文霞．实行社会保险统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J］．管理创新，2014(6)

［3］贾艳丽．浅谈实行社会保险统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动［J］．现代经济信息，2011(9)

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篇6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近年来，我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维稳是第一责任”的理念，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全力以赴做好维护稳定工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发展经济，夯实维护稳定工作的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活动的多样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日益明显，经济利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发展不够造成的。只有经济发展了、百姓富裕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问题。高唐县立足实际，提出了“二次创业，再铸辉煌”的奋斗目标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工业立县不动摇”的工作思路，出台了一系列加快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抓经济、抓发展，比服务、比贡献。特别是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及早谋划，危中寻机，紧紧抓住国家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宏观政策带来的机遇，狠抓项目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不断增强经济实力，为维护社会稳定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改善民生，突出维护稳定工作的重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点所在。如果不注意保障和改善民生，对群众的合法诉求置之不理，就会引起民怨，影响社会稳定。高唐县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围绕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社会治安等，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比如，建立县级领导定期接访、网络舆情收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民意疏通管道”，在全县各层面聘请社情民意观察员，了解百姓所急所盼，使县委、县政府的决策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以“全覆盖、无遗漏”为目标，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开展领导干部结对帮扶活动，设立孤儿救助、贫困大学生救助等七项基金，保证困难群体的困难有人问、有人管。

健全机制，强化维护稳定工作的保障。维护稳定工作情况复杂、头绪众多，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保障机制，使之有章可循，确保责任落实。高唐县通过建立健全维护稳定工作责任机制、工作长效机制、社会治安防控机制等，基本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定期召开例会，县委常委（扩大）会听取维护稳定工作汇报；强化分工协作，县级领导分块负责全县和社会治安防控工作；扎实开展领导干部“大接访”、“大下访”活动，推进工作标准化建设；大力实施“护航‘双百行动’、守望平安家园”工程，推行县、乡、村三级巡逻队伍指挥合一，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治安防范网络。由于机制健全、措施有力、工作扎实，近年来全县未发生一起群体性治安案件和重大安全事故，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达到95%。

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篇7

关键词：社会；保障；经济

一、引言

社会保障与经济的发展到底具有怎样的内在关系，对于这方面的探讨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课题。有人说社会保障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动力，让人变得越来越懒，使人和企业失去活力、失去竞争力，也有人说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只有人的生活保障得到满足，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尽心竭力为企业为社会奋斗，社会才会稳定，经济才能不断向前发展。目前我国处于一个经济和社会都在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都必须保证，两手都得抓，两手都得硬，如何做好社会保障、促进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必须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对于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作出简要的研究和分析。

二、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关系。

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经济持续增长和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社会保障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只有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的发展才有创造的条件，保障社会稳定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个体能力的差异、不同的出身情况和受教育的水平，使得有些人生活非常富裕，有些人处于贫困线的边缘只能得到温饱。这里面既有一些不公平、不平等的问题，也有个人能力，努力程度不同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责任，当人的基本生存都得不到满足时，很有可能做出跌破道德底线的事情，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更谈不上经济的发展。

2.2社会保障通过其基金供需变化，可以对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调节，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社会保障作为一项经济政策主要来源于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后凯恩斯主义盛行于资本主义各国。凯恩斯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必须扩大财政开支，刺激需求增加。各国政府把扩大社会保障规模作为增加需求的重要途经，把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工具，由此可见，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是促进社会经济正常平稳运行的重要调节力量和重要调节手段，对社会经济的正常平稳运行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2.3社会保障通过对劳动者多方面的保障也直接促进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险既是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关键性机制，又是促进劳动者身心及技能素质提高的重要保障机制，从而对经济发展起着直接促进作用。因此，欧洲经济共同体作为一个国家间的经济联合体，在1983年的一份文件中就明确指出：社会保险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对国家的一种负担，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为了在经济中使工作能力、效率和动力保持高水平的一种手段。此外，社会保障制度还能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实行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广，减少了劳动力流动的风险，促进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

2.4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能够促进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解决就业问题。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各类服务业包括各类企业中的社会保障人员数量异常庞大，在有些企业中，服务人员竟占全体职工的40%，各级政府有审查、发放社会保障金的机构、人员，公私企业以及社会团体为兴办社会保障事业也雇用了大量人员。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一方面解决了部分社会成员因贫困面临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促进了就业，缓解了因就业压力给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

件。

三、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关系。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能促进经济发展，反之，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则会阻碍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如果社会保障超前发展，则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损害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企业乃至国家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如果社会保障发展严重滞后，则可能影响社会稳定，阻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使社会保障不能成为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控的有效工具，这样一来也制约了经济发展。

3.1加重政府财政负担，影响资本积累。社会保障的超前发展必然导致政府开支急剧增加，从而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社会保障福利的过度消费造成了收不抵支的支付困难，政府财政压力增大。欧洲共同体各国社会福利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达40%，北欧甚至达到50%以上。社会保障的超前发展会使更多的经济资源用于消费，影响了资本积累，造成了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比例失调。

3.2影响经济效率，使经济发展失去动力。西欧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那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使一些福利国家陷入了福利危机。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能够获得足够的养老金，再工作还要继续支付税收已不合算时，那么他就会宁愿选择退休甚至提前退休。在欧洲高福利国家，失业救济金给得过多，工作与不工作之间的差别较小，退休后的生活保障也是平等的，由政府财政来承担，不利于调动人们工作的积极性。

3.3削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许多西欧国家，社会保障费用在劳动力成本中的比重很大。如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典等国，社会保障费用占劳动力成本的25%-30%，过高的社会保障费用显然会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企业担心因过高的社会保障费用影响其竞争力从而减少企业员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社会保障对于经济的发展有时具有促进的效果，有时又有阻碍的情况发生，如何使社会保障和经济的发展相匹配、相协调是一个大问题。保障社会稳定，对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必要的条件，经济得到发展，社会保障才有能有物质基础。在我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情况之下，既要保证经济的发展又不能以牺牲社会保障为代价。具体怎样保障社会，怎样发展经济，还需要全面考虑综合分析，在不同的经济水平之下选择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我们一定要做好社会的保障工作，保证人民应有的福利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同时我们要避免财政负担的过度增加，保证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李想.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关系研究.《经济视角》2013年24期

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篇8

发展和稳定是我们传统所认同的理念，只有发展才能保持并保证社会的稳定，经济发展才是最大的稳定。两者之间是一种必然的直接联系。几次的社会动荡总是同发展的速度有着直接的关联，这让人更加深了这种印象。但是，对于改革已经进行到一定程度的中国来讲，如何理性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必须引以深思的问题。

对于当前的经济社会形势，比较流行的看法就是，由于通货紧缩，经济发展的速度下降了，加上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正在进行战略性的调整，世界产业格局在迅速变化，导致了我们经济、社会许多深层次问题不断呈现。稳定的问题也就逐渐突出。为了消除这种局面，本能的反应就是加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国家的整体控制力。由此导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为稳定支付高昂的成本，这实在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社会心理承受力也是一个问题，当一般民众和政府都难以承受不稳定带来的社会问题时，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又成了一个各方所接受的“解决之道”。

在稳定的前提之下，许多的利益部门取得相应的共识，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当改革涉及到原先利益集团的利益的时候，稳定的共识可能会让位于具体的部门或者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也为发展种下了不稳定的种子。

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共识，然而，如何能够健康地发展，却是一个真正的社会挑战，未来更好地发展，也是为了创造一种成本更低的稳定，我们有必要清除我们身上的垃圾，让自己先“干净”起来。对于政府部门，对于一般民众，都是如此。

稳定的基础究竟在哪里？

我们看到，世界上的许多成熟的先进国家，虽然在其发展历史中都经历了经济上的缓慢发展甚至多年停滞不前的局面，但是，这并不妨碍其社会保持稳定，社会的问题也并没有因为经济的理由而凸现甚至恶化，其本身的社会形态依然能够保持良好，没有我们一般理解中的动荡，社会的起伏，问题的尖锐化，或者开始步入“高风险社会”的行列。比如80年代的英国，90年代的日本等等，经济发展局面的停滞因为本身社会的有序和“干净”，稳定才不是一个问题。

经济发展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大经济气候，市场环境，产业升级的机会等等。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永远保持一种高速增长的态势，这样，如何理性面对稳定，为稳定创造更加长远的坚实基础，社会问题并不应成为经济发展的代价。

不得不承认，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在不断增加的增量面前，有时是掩盖住了，或者，被视为是发展中的问题而在潜意识中淡化了，但问题总是存在，并没有因为我们的不在意而消失。社会矛盾的积累不断激化，总体上加剧了社会的风险系数，使得我们的社会处于一种“高风险”的状态。一味掩盖问题或者拖延解决都不是应对之策，结果甚至是社会矛盾愈演愈烈。理性地理清种种我们社会中的“污染”，倡导一种积极、往前看的思维，积极投身于建设“干净”社会的努力中去，才是我们的方向。

社会的环境也同我们身边遭遇的自然环境一样，在不断恶化。如果说自然环境的治理需要时间，需要成本的话，那么，社会环境的治理更加需要时间，需要更高的社会成本。当自然环境问题向我们敲起警钟的时候，社会的种种污染，却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皮底下，习以为常。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讲，这更是一种恐怖。

为了更好地发展，需要清除身上的“污垢”，让我们“干净”起来，同样，只有干净，才是稳定的根本大计。在理解发展同稳定关系的时候，有必要导入新的“干净”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