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范文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篇1

一、从关系中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初步规定

观察人们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种种用法，我们可以看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总是处于与“哲学史”研究、“应用哲学”研究、“现实问题”研究与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这四者的相对关系之中。人们对“哲学基础理论”的使用、理解和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从这些关系出发的。

从与哲学史研究的关系中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的“论”的性质。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史研究是以“哲学的历史”作为对象，它负责整理哲学史上的人物、流派、发展脉胳和思想逻辑等，属于一种“遗产清点”性质的工作。与之不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则是要从事哲学一般问题的反思、分析和探索，属于“理论批判”与“理论创新”性质的工作。二者的这种关系，借用亚里斯多德或康德的说法，前者属于“质料”的积累，后者则属于“形式”的创造。

从与“应用哲学”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非应用”或“非实用”性质。按照这种理解，“应用哲学”所注重的是研究哲学基础理论在人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实际应用，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则旨在为这种应用提供理论基础，二者犹如“理科”与“工科”或者“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前者提供一般性、普遍性的“原理”，后者则把这些“原理”运用到具体事物和问题上面。

从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超验性”。按照这种理解，“现实问题研究”所关注和探讨的是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所提出的具体的课题，而哲学基础理论所关注的是纯粹的、超经验层面的学理问题。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是超验与经验、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二者属于不同的层次和向度。

从与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关系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总体性”、“原理性”等特质。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各“分支学科”所从事的是哲学的各部门、各领域的研究，而哲学基础研究则要揭示构成这种分支学科所共有的前提性根据，阐发各分支学科共同的基础。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各分支学科的关系就是总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如上简要讨论告诉我们，从与其它研究类型的关系入手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体现出“原理性”、“创新性”、“纯粹性”、“总体性”与“超验性”等性质和特征。

从上述关系出发，可以十分方便地描述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诸多特征，这为我们明确其内涵与外延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仅停留于此，“哲学基础理论”仍然难以获得清晰、坚实的规定。第一，它仅仅从相对关系中来勾画“哲学基础理论”的大致范围，而没有对它予以实质性的内涵规定，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基础理论”可以覆盖具有上述特征和性质的一切研究内容，是一个所指极为宽泛、所含元素极为丰富的“合集”，因此，从关系中对“哲学基础理论”进行规定，只是从“消极的”方面说明了它“不是”什么因而只是划定了一个大致的意义疆域。其二，仅仅从关系中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与“非基础理论”的边界将难以得到清晰和明确的划定。例如，在实际的哲学研究中，“史”与“论”是很难分开的，“论从史出”或“以论带史”都是常见的研究方式，在此意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哲学史的研究是难以硬性地分解开来；再如从与“现实问题”研究关系的角度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以突出后者的超验性与学理性，但任何对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都需要运用哲学反思批判的眼光、运用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把“现实问题”转化为以理论方式所把握和表述的问题，否则所谓“现实问题研究”将成为非哲学的实证化研究，就此而言，现实问题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实际上也是不可分离的；再如从与各分支学科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试图突出后者的总体性和原理性，但事实上，哲学中的各分支学科，不论是中国哲学研究、还是西方哲学研究、不论是科学哲学、美学研究，还是逻辑学和宗教学研究等，都有着其各自领域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性理论”，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种简单的总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可见，从与其它研究类型的关系入手对哲学基础理论进行规定，虽然有助于对其特征进行一些初步的描述，但还不足以清晰地划清它们之间的边界并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涵作清晰的阐明。

   二、“后基础”语境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要对“哲学基础理论”作进一步的阐明，需要把它置于哲学发展的历史和当代哲学的语境之中。

在哲学史上，长期以来构成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核心的是“形而上学”，尤其是形而上学中的“存在论”问题。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著作无疑是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在该书中，“哲学基础理论”被称为“第一哲学”或“第一学术”，而“第一学术”或“第一哲学”所要研究的就是“本体”的性质、原理和原因，“本体”的原理和原因，是一切原理和原因中最高的原理和原因，因而以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乃是“最高智慧”。很显然，作为“最高智慧”的“第一哲学”无可争议地就是哲学的基础理论。对此，亚里斯多德说道：“所以从古到今，大家所常质疑问难的主题，就是‘何谓实是’亦即‘何谓本体’[①]，海德格尔几乎在相同的意义上说道：“惊讶乃是哲学的开端。……惊讶承荷着哲学，贯通并支配着哲学。……曾经一度，人们惊讶于存在者。惊讶于存在者存在这回事情以及存在是什么。受这种惊讶的驱动，他们才开始了哲学活动。……对‘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在于：我们响应于哲学向之行进的那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就是存在者之存在”[②]。在哲学漫长发展过程中，形而上学本体论一直占据着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的特殊地位。虽然近代哲学经历了所谓“认识论转向”，但无论其基本动机、所要解决的深层课题等，“认识论转向”始终都是与形而上学本体论内在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在这种转向后面，包含着深刻的“本体论意蕴”[③]。因此，“认识论转向”并没有改变形而上学本体论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的核心地位。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逻辑学”是其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 则是逻辑学的“应用”，故黑格尔称其为“应用哲学”，“精神现象学”曾一度被视为其体系的一部分，但最终黑格尔只是把它当成通向“逻辑学”的阶梯因而只具有“导论”的性质。因此，严格地说，“逻辑学”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基础理论”。海德格尔曾用“本体—逻辑—神学”机制来概括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本性和特点，可谓十分恰切。

可见，在传统哲学那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题、领域和形态等都是颇为清楚和明确的。但是，在现当代哲学中，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再也难以找到和建立象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那样拥有特殊地位和话语霸权的“哲学基础理论”了，“哲学研究的基本状态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在后形而上学思想面前已经无可选择”[④]，正如施太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中指出的，现当代哲学已经“没有希望找到任何能够把现代哲学与过去哲学的诸种方向区别开来的内容方面的共同特征”，如果说有“共同特征”，那么可以说有两个，一是“形式方面的特征，可以称作哲学职能上的分化过程”，在当代哲学中，“不同性质的哲学职能越来越独立了”，再无象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那种把各种职能统一于一身的“基础理论”；其二是“发生着不同流派的哲学家之间相互疏远和越来越失去思想联系的过程”，人们对哲学基础研究工作的理解变得完全不同，而且这个过程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⑤]。

这意味着，今天谈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时，我们面临着一种十分特殊的思想情势：在现当代哲学语境中，我们已无法确立象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那样一种作为中心的唯一的“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之“基础”已不可能作为以一驭万的哲学元话语而存在，如果仍然寻求这种元话语并企图以之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等于坚持一种已被现当代哲学所彻底摒弃了的上帝的眼光。这种特殊的思想情势，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乃是在一种“后基础”的语境中，提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任务。

在“后基础”语境中提出并进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这是一个艰难的思想任务。它给我们提出的最为尖锐的课题是：在永恒的、终极的“本质领域”消失之后，“哲学基础理论”之“基础”体现在何处？

在“后基础”语境中，我们必须改变对“基础”的传统理解。在我看来，所谓“基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这里的“基础”，首先是指对于每一个哲学研究和思考者而言的“基础”。每一个哲学研究和思考者利用和消化不同的哲学资源和理论传统，经过反复和不断地批判性反思，发现真正重要的哲学基本课题，并对此进行尽可能的深入探讨，那么，这种研究就构成了其“哲学基础理论”。就此而言，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总是一种有“我”的、具有“向来我属性”的哲学研究活动。同时，正因为这种“有我性”和“向来我属性”，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真正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具有可对话性的场域。“有我性”和“向来我属性”表明任何基础理论研究都是某种有限视角的产物，因此它都不能借“上帝”或“人类”之名而企求获得终极的规范性，它应该和必须向其它“基础理论”研究敞开空间，与其它“基础理论”研究建立一种平等的交流关系。在此意义上，“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既是一种充分发挥研究者理论个性和思想创造性的、以“我”为基点的研究活动，又是一种在开放状态中由不同研究者共同参与和推动的公共性事业。

其二，“有我性”与“向来我属性”表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分化与个性化，但这并不意味在分化和个性化之中没有内在的思想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在当代哲学语境中，哲学研究者和思想者放弃对永恒在场的“统一性原理”与“普遍性真理”的奢望，自觉地在“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中，通过对现实生活的领悟和反思，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来捍卫人的生命的具体性与丰富性。所谓“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指社会生活所存在的把人的生活陷入抽象化的现实关系和物质力量，所谓“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指扭曲和掩盖生活的真实状态从而使人的现实生活陷入抽象化的虚假意识形式[⑥]。这二者的相互合作和强化，使得“抽象对人的统治”成为现代人的命运，这既是当代人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现实课题，也是“后基础”时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所要面对的最为基本的理论课题。

其三，与上述内在相关，这里的“基础”，不再是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所追求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都适用的非历史的“本质领域”，而是一种“在此时此地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正确的”[⑦]历史性的实践智慧。这是由上述“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这一基本课题所决定的。这一课题要求：第一，“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和“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会有不同的表述和体现因而哲学对其批判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历史性主题；其二，与此相关，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任务也必然是“历史性”的：在君临一切的形而上学本体世界消逝之后，从不同视角出发，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历史性批判，破除具体历史条件下抽象力量对人的统治，从而推动人与社会生活不断深化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解放，这一点构成了“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旨趣。

        三、“哲学的”和“关于哲学的”：区分两种话语

要进一步理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涵，还有必要对“哲学的”话语与“关于哲学的”话语作一适当的区分。

这里所谓“关于哲学的”话语，是指从哲学外部对哲学所作的评说、评判、概括和总结等等。这种“关于哲学”的话语和言说并非毫不涉及哲学内部的问题，但是它并非对哲学问题本身进行专门、系统和深入的论证和探讨，而仅是从外部对哲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等进行一般性的说明、描述和评判，因此它实质上只是“关于哲学的”而非本身就是“哲学的”，其更为恰切的称呼应该是“哲学评论”或“哲学批评”。而所谓“哲学的”话语，是从哲学内部对哲学问题所作的专门的、系统的分析、论证和探讨，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前文所述对“形而上学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意识形式”的批判，即是其核心内容。

很清楚，“关于哲学的”话语与“哲学的”话语在性质、功能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是从哲学外部对哲学所作的一般性评说，后者则有着其特定的“问题意识”和特有的理论关怀，是对具体哲学问题的专门探索和阐发。但在国内哲学研究中，这二者经常混淆在一起。不少人经常把仅仅“关于哲学的”的言说归入甚至等同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认为越是宏大、越一般性的评说就越能体现“基础”的性质和地位。这种混淆将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

第一，将可能导致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话语权力。如前所述，“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总是个性化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所体现的是不同研究者和思想者的个体选择和主体创造，同时，它总是表现为专题化的具体的哲学问题的展开、分析和论证，因而具体性与论证性构成了其另一个特征。如果把“关于哲学”的话语等同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等于用一种外在的评述和总体性的归纳总结代替个性化与专题化的具体探讨，或者等于在个性化和专题化的具体探讨之上放置一个外在的评说尺度和话语标准。这意味着“关于哲学的”的言说凌驾于真正“哲学的”探讨之上，成为了一种“后设性”叙事，获得了某种话语特权。对于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这显然是不利的。

第二，将可能导致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空洞化。只要了解了前述“关于哲学的”话语和“哲学的”话语的区别，这一点就很容易了解。“关于哲学的”话语是对哲学的外在的评论，而“哲学的”的话语则是内在的探究，倘若把前者等同于后者，将使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泛化为对哲学的外在的“意见”和“议论”而非严肃和深入的专门论证和研讨。其结果很容易使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成为内容贫乏的泛论。

第三，将可能导致对哲学基础理论实质性问题和内容的遗忘。正如前文所述，从不同视角展开对“形而上学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是“后基础”时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课题，但“关于哲学的”话语则至多从涉及这一课题，而并不对它进行专门的展开和研讨。因此，如果以“关于哲学的”话语等同于“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那么，“哲学的”实质性问题就有可能被耽搁和掩蔽。

强调“关于哲学的”话语与“哲学的”话语的区别，并不否认后者对于哲学所具有的重要价值[⑧]。首先，它有助于促进学术讨论、活跃学术气氛；其次，它有助于从宏观视角较全面地清理、总结和了解哲学发展的动态和前景，因而对于哲学的自我理解具有重要价值；再次，站在哲学之外来看哲学，可以提供一种仅仅停留在哲学内部难以提供的新的眼光，这有助于清醒地评估哲学现状，发现其中问题从而推动哲学的进展。强调二者区别，其用意是要明确其各自边界，使二者从“内”和“外”两方面的互补中共同促进哲学研究水准的提升和跃迁。

 

[①] 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第12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 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第594—595页。

[③] 参见拙文《“认识论转向”的本体论意蕴》，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④]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28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⑤] 参见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26-3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⑥] 参见拙文《“后形而上学视域”与辩证法的批判本性》的相关论述，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⑦]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1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篇2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谱哲学的主流意识形态。

经过几年的探索中，从已发表的成果上看，广谱哲学是一种很有特色、很有潜力、很有前途的哲学研究新方向。它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基础上，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一种新型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谱哲学的主流意识形态。

1、马克思主义是广谱哲学的指导思想与灵魂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体系的完整性理论的彻底性和内容的深刻性而言，仍是几千年来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它对现代科学的成果、科学的发现与社会的发展具有最大的协变性与适应性。因此，广谱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原理做为建构自己的指导思想与灵魂。

(1)广谱哲学的新形式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下得到继承、推广和完善，运用“坚持和发展”的原则。

(2)广谱哲学的任务是对国内外重大哲学流派中有一定科学性、合理性的观点、思想要在新形式下予以吸收、推广和发展。

(3)广谱哲学对各种哲学流派中的错误、混乱、失足在新形式(特别是数理形式)上予以澄清、批驳和抛弃。

(4)广谱哲学在应用领域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做广泛深入而形式具体(指数理形式)的研究。

2、广谱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现代化形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博大的体系，它包括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然辩证法、辩证逻辑学等部分，这些部分的应用又形成多样化的二级、三级哲学观，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法律观、伦理观等。广谱哲学对上述内容的做了准“四化”研究，广谱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子哲学，广谱哲学的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框架完成的。广谱哲学的新东西，一是把部分哲学思想、观点、原理用广义量化结构表达出来了，使之获得了相对精确的数理形式;二是借助于这种广义量化、模型化的分析，澄清了哲学里一直争论不休的若干理论问题;三是由于哲学“四化”的需要，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思想、观点与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说，广谱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现代化形式，它坚定不移地站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立场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寻找和建立现代科学形式，充分利用现代数理科学成果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原理，对•古典哲学问题开拓新的研究方式和途径，以新的研究成果批判各类唯心主义和庸俗辩证法。例如在广谱本体论中，不仅提出了客观存在范畴的几种具体数学模型，而且对于以贝克莱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从数学模型上做了令人信服的批判。

二、广谱哲学能够提出，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

广谱哲学的提出，是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从总体和主流上舌，广谱哲学，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哲学，是正在建设的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哲学。

1、广谱哲学是改革开放下哲学现代化的产物。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重大变革。作为这种重大变革的理论表达，哲学也正在经历自身的变革。改革开放最根本的意义在于解放了思想、实现了思想的解放。为哲学繁荣发展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广谱哲学是哲学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哲学现代化有几个大方向：一是要相对地解决哲学普适性和确切性的矛盾，使得许多哲理相对地泛系量化；一是要总结、概括、显生人类新的实践、新的科学技术的成就，对它们进行新的历史性的反思；第三是强化和显生哲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强化她与具体科学技术和先进的学术的联系，强化哲学和具体科学技术之间的元科学的开发和再开发；第四是显生哲学的网联作用、战略鸟瞰作用、本质性深显微作用和服务性引导作用，而不能是限于只是做做注释或者是什么意识形态的标签、棒子、帽子或通行证；第五，哲学研究也要贵在创造，贵于创新；国际上公认的新哲学，或者哲学家，总是要求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或者哲学人类学有某些原创性的系统研究。广谱哲学都是在这种哲学现代化要求的总体背景下的产物。

2、广谱哲学注重基础理论与社会现代化的实际应用。

广谱哲学的理论与方法除了吸取传统哲学、系统科学和现代数学中的有益成果外，尤其注重理论与实际的内在联系，注重应用基础理论去解决重大实际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与方法。目前，广谱哲学已在人学、文艺理沦、管理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领域的若干问题上做了一系列的应用研究工作，创造性地构造了一批广义量化模型，对这些学科向着规范化、精确化的方向发展具有直接推动作用，同时也在这些应用中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方法。例如在人的本质的研究中，广谱哲学提出了人性的子场网理论。在文艺创作的研究中，广谱哲学提出了广义影像模拟理论;在管理学研究中，广谱哲学提出了复杂管理大系统的偏导调控理论;在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广谱哲学提出了主序同构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中，广谱哲学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开环逻辑与历史望远镜理论等等。这些新理论、新方法既解决了一批令人困惑、又非常现实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也检验、丰富和发展了广谱哲学本身，从广谱哲学的应用研究中几我们也看到了她巨大的潜在社会应用价值。

三、得益于泛系方法论的产生。

泛系方法论提供了泛系量化的许多理法，对数学发展了许多新的显生，为广谱哲学在解决普适性和确切性的矛盾时提供了参考和工具，促进了广谱哲学的创造性的新发展。广谱哲学是泛系方法论在哲学领域的一种创造性应用与相对系统的开拓。

1、采用和发展广义量化。

采用泛系方法论中广义量化（泛系量化）与充分可观控建模的思路，泛系理论对哲理、数理、技理相对三兼顾的提法，广谱哲学在其形态特征上努力探索广义的公理化、模型化、数学化、程序化。哲学的泛系量化或者广义数学化的意义在于：第一、它使哲学由纯粹思辨观念的形式转化为相对精确和广义量化的形式，这便于为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可观察”的基础。第二、它为理论分歧、学术争鸣提供了相对精确而形式具体的前提与条件。第三、当哲学用广义数学的装备武装起来时，它对于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将发挥更为有力的作用。

2、同样侧重于应用的具体研究。

广谱哲学对传统哲学与各种哲学流派采取扬弃显生的态度，同时侧重于应用的具体研究，这与泛系哲学的做法其基本态势是类同的。广谱哲学发挥了泛系理论早期关于泛对称、充分可观控建模、广义量化与广义形式化、相对性、三兼顾（普适性、确切性、具体性）、客观性的相对绝对性、广义的模拟与转化等等理法，包括**年前《系统科学大辞典•泛系认识论》的十多个泛系相对论模式，使之与传统哲学论述方式接轨，把传统实践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在新的框架下统一起来，更具体地分析柏拉图颠倒了的“理念世界”与贝克莱无对象的“自我感觉”。广谱哲学关于联络的研究与泛系理论或泛系哲学对联系的研究类同，也是对普遍联系观的一种科学定型，同时可看成系统科学的一种新研究。广谱哲学把泛系异同观或异同论简化强化为异同公理：任何客观事物之间均存在两类变换的集合，其中一类变换使两事物广义等价，另一类变换使两事物不等价。

3、普遍联系问题与数学模型。

广谱哲学论及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问题，而有限的联系导致系统概念。在具体的数学模型中，广谱哲学完全采用泛系理论广义系统的说法以及有关的对系统与泛环境的泛系观。广谱哲学研究辩证矛盾，称之为阴阳论，讨论了“一分为多”与“一分为二”之争以及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的纠缠，并相对模式化地提出辩证矛盾的一些具体形式，特别认为广义阴阳是以组成事物的要素、关系、结构等为载体的、并且通过这些载体表现出来的，具有相互依存又正相反对的性质、关系或状态。广谱演化论研究事物系统发生、发展、变易、转化的一般机理的广义量化形式。在数学基础的讨论中，广谱哲学研究了哲学问题数学化的症结，传统数学的局限性，现代数学的新视野，指出抽象公理方法与抽象结构思想的普适性。广谱哲学特别强调了泛系方法论的离散数学的拓展和改造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继承了现代公理法和抽象结构思想的精华，发展了一整套适于描述广义系统及其运转的泛系数学思想和方法，对包括哲学在内的各门难以精确量化的学说的广义数学化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篇3

关键词：哲学；广谱哲学；哲学科学形态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4-0151-06

收稿日期：2013-03-25

作者简介：朱晓鸿（1971-），女，河南南阳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所博士生。

广谱哲学是1996年由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张玉祥教授正式提出的。17年来，广谱哲学不断取得新进展，也得到了愈益增多的专家学者的关注，相关领域的研究更是成果丰硕。本着促使该学科继续深入发展的期望，特就广谱哲学的创立、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做一综述。

一、广谱哲学的创立

广谱哲学是为了解决哲学里长期存在的两对基本矛盾――哲学命题的普遍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哲学方法的非程序化与程序化的矛盾，吸取了系统科学的成果，采用现代数学的方法而创立的。

哲学命题的普遍性与精确性的矛盾是指哲学命题具有最高的普遍性，但难以确切化、精确化，容易造成歧义和误解。这是许多哲学命题长期争论不休的原因之一。例如，哲学史上“一分为二”与“一分为多”之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争、“真理-元论”与“真理多元论”之争等。事实上，这类哲学命题比比皆是，差不多随便找出一个哲学命题皆是如此。广谱哲学则用公理化、模型化、数学化的方法解决了上述问题。

广谱哲学要解决的另一个矛盾是哲学方法的非程序化与程序化的矛盾。这个矛盾是说，传统哲学讲的“哲学方法”是没有程序的，即没有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的步骤。例如，传统哲学讲“现象反映本质，本质决定现象，因此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传统哲学不仅没有进一步揭示现象如何反映本质、本质决定什么样的现象，而且也没有提供“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程序。广谱哲学则在揭示了现象和本质关系的广义量化结构基础上，给出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不失一般性的程序。

很显然，要解决上述两对矛盾是很不容易的，核心的问题是要找到适宜的数学工具。所谓“适宜的”，一是这种数学不依赖于数量关系，因为哲学问题一般不涉及数量关系。因此，传统的以数量关系为基础的数学（如代数方程、三角函数、微积分等）不能描述哲学问题；二是这种数学的适用面要宽，因为哲学概念、命题的根本特征就是具有最高的普遍性。

在经历了多年的失败之后，张玉祥教授于1987年开始接触并系统地研究了泛系方法论，后者是由我国数学家吴学谋教授创立的。顾名思义，泛系方法论是适合于广泛系统的数学化的方法论，它把集合论、近世代数、图论等的许多成果推广到一般系统。它不依赖于数量关系，又具有高度的普适性，显然这正是解决上述两对矛盾的适宜的数学工具。

1989年，张玉祥教授发表了《关于哲学的规范化道路》一文，正式把泛系方法论作为哲学数学化的建模工具。从1990年到1995年，张玉祥教授连续发表了20余篇论文，重点是分析、研究如何应用泛系方法论为哲学问题建立模型。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1996年，张玉祥教授发表了《关于广谱哲学的构想》一文，标志着广谱哲学的正式提出。从1996年至今，有数十位作者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了100余篇广谱哲学论文和3部专著。这些论文著作反映了广谱哲学的许多开创性的工作。第一，它为大部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概念建立了相应相称的数学模型（参见表1）。这里所谓的“相应相称”，是指哲学概念的普适性有多高，所建立的模型的普适性就有多高。第二，它为大部分辩证唯物主义的所谓“哲学方法”建立了相应相称的程序。这里“相应相称”的含义与上同。第三，它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方法。例如，描述事物具有多重属性的多叶客观性概念、描述事物量变质变的类变概念（同类变和异类变）、描述社会价值取向分布的价值场、价值网概念，等等。在方法上，广谱哲学提出了多种联络分析法、广义极值分析法、大系统广义偏导法，等等。第四，广谱哲学也在数学、系统科学、文艺学、人才学、法学、管理学、科技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十余个领域得到了应用。

二、广谱哲学的研究现状

根据检索的结果，有关广谱哲学的论文、著作100余篇（部）。大体上可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理论评价三大类。

（一）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作者（论文、著作）以张玉祥教授为主，主要内容为广谱哲学的基本概念、广谱哲学的主要内容和广谱哲学的理论特征等等。关于广谱哲学的基本概念，张玉祥教授认为，“广谱”两字的基本含义是“广泛的知识系列”，亦即“普适性”，它反映了哲学的根本特征。他认为真正的哲学都应具有“广谱性”。学术界流行的关于哲学的“意识形态说”、“人学说”（把哲学看成人学）、“社会科学说”（把哲学看成社会科学），等等，都是走偏了。没有反映出哲学的本质特征。提出“广谱哲学”这个概念，正是为了恢复哲学应有的普适性。

张玉祥教授提出，广谱哲学以辩证结构主义为建构思想。辩证结构主义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对传统结构主义的继承和改造，即继承了传统结构主义的合理内核（如广义结构的概念、模块组合的方法等），同时又赋予各种客观结构以可变性、可转化性和可观控性等。在辩证结构主义的建构思想下，各种哲学概念、原理和方法被抽象、分解成不同的结构模块，然后通过哲学结构模块的连接、组合或变换来模拟各种哲学问题。按照他的分析，广谱哲学的基础理论分为六个基本板块，即广谱存在论、广谱联络论、广谱阴阳论、广谱类变论、广谱映像论和广谱价值论。

广谱存在论是广谱哲学的本体论。它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观等为主要哲学背景，以牛顿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与变换群的关系，现代数学中变换群与等价类的关系等为主要科学背景，通过引入可映像公理和等价性公理而定义客观存在的概念，并据此推出多叶客观性定理等一系列重要结论。它还给出了隐存在（对应显存在）、历史存在、未来存在和无限存在（对应有限存在）等多种特殊存在形式的广义量化模型和相应程序。它用数理形式的成果批驳了主客观唯心主义的多种错误观点。

广谱联络论是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观的一种定型研究。它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联系观为主要哲学背景，以一般系统论关于系统性质的理论和现代科学关于普遍联系的事实为主要科学背景，通过引入最小联络公理和性状非自在公理而推论一般系统论的诸多重要结论，并与现代科学（现代物理、化学等）的有关原理相衔接。广谱联络论所提出的多种联络分析方法（宏观联络分析法、主要联络分析法、关键联络分析法等），以广义量化的程序模拟了具体科学中的诸多方法。

广谱阴阳论是关于辩证矛盾学说的一种新研究。它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和中国古典哲学的阴阳学说为主要哲学背景，以现代数学中的对偶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中关于相互作用的普遍事实为主要科学背景，用满足两个抽象数学条件的阴阳序偶模拟辩证矛盾概念，区分了具有不同性状的两类阴阳――动力阴阳和状态阴阳，并刻画了它们的存在性公理。广谱阴阳论关于主序阴阳的理论，关于类阴阳的理论，完整而形式具体（指数理形式）地刻画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要矛盾的学说和关于基本矛盾的学说。它所提出的阴阳控制的思想从动力机制上刻画了一般控制的实质。

广谱类变论来源于量变质变规律的辩证结构主义研究，其哲学背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量变质变规律和时间一维性观点等，科学背景是科学技术中普遍存在的量变质变现象和协同学、耗散结构论、突变论中的系统演化理论。它用同类变（同一等价类内的变化）模拟广义的量变，用异类变（从一个等价类跃迁到另一个等价类）模拟广义的质变，通过引入环参诱变公理和质量关联公理而推论系统类变规律，通过耦合量变质变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推论阴阳类变规律。广谱类变论关于系统演化的可逆与不可逆的广义量化模型回答了认识论上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对立的根源。它关于系统稳定性与不稳定性的广义判据以及关于系统类变的观控理论，对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和研究一般控制理论均具有新的参照意义。

广谱映像论是以广义映像（数学上表现为映射）概念为基础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能动反映论）的研究。它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能动反映论、实践观和真理观等为哲学背景，以离散数学的映射概念、泛系方法论的映像概念、控制论和泛系方法论的观控方式概念和现代科学技术中的实验方法等为科学背景，提出了多种能动反映的映像模型，并通过引入现象归类公理和本质存在公理构造了从现象到本质的典型映像（如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规律、相似现象的类比移植等）。它关于等价映像的真理定义以及关于认识真理性的判据（结构模拟型判据、机理模拟型判据等）在极其抽象的广义量化形式上概括了科学研究中的大量实践结果。它关于认识的逆像理论具体地模拟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实现过程。

广谱价值论是关于哲学价值论的一种结构化、模型化研究。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论为哲学背景，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论、泛系方法论的广义供求观等为科学背景，通过引入广义供求关系（不限于经济学上的供求关系）而给出了价值实现的两个数学条件（同质性和非空性条件）。它用对单元素集的映射幂形式为对立的与辩证的价值判断建立了模型，分析了它们的区别与转化。它通过引入一般评价函数来模拟各种评价过程。广谱价值论还构造了一定社会范围内的价值场网模型，特别是给出了社会价值场网的一般调控模型。

（二）典型应用研究

关于应用方面的研究，已有数十位作者做了认真的探索。限于篇幅，这里只列述几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离散数学。离散数学是广谱哲学主要数学基础，因此，在广谱哲学创建过程中，广谱哲学的创建人张玉祥教授做了大量的研究。为了适应哲学研究的需要，张玉祥教授对离散数学的诸多基本概念和方法，如集合、运算、二元关系、偏序、等价、映射、结构、同态、同构和变换群等，做了系统的扬弃和改造，揭示这些概念和方法中蕴含的事理、哲理和技理，并按照辩证结构主义的思想予以动态化处理，用以描述辩证发展和转化。周锦安教授不仅具体地阐发了广谱哲学对离散数学扬弃和改造的内容，而且概括和提炼了广谱哲学对离散数学扬弃的主要方法和特点。苗教授则在概括广谱哲学对离散数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广谱哲学的运筹学意义。

第二，系统科学。系统科学是广谱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背景，因此，在广谱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对系统科学的吸收、提炼和改造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其中张玉祥教授对于一般系统论关于系统的开放性、整体性、嵌套性、动态性以及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等）关于系统演化、可逆与不可逆、稳定与不稳定和系统分析法等，均从辩证结构主义和广义量化方法方面做了具体的分析。王晓岗副教授则从广谱类变论的角度对系统的演化和发展变化做了更为具体的研究。

第三，物元分析。物元分析是我国数学家蔡文教授创立的一门新型的交叉学科。它以物元（指描写事物的基本元素，包括事物、特征和数值三个要素）和物元变换为研究对象。1998年，张玉祥教授首次运用广谱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物元分析的若干核心概念（如可拓集合、零界、特元变换等）做了系统的分析。其中可拓集与广谱类变论、零界与广义中界、物元变换与广义变换的结合，在一定的意义上拓展了物元分析的数学基础。在此基础上，高新亚教授又运用广谱哲学的方法对相关概念做了详尽的广义量化分析。

第四，科技创新理论。科技创新是国内外科技界、科技哲学界多年的热门研究领域，也提出了许多理论和方法。但这些理论和方法，往往偏于零碎和不系统，缺乏统一的理论依据和不失一般性的程序。为此，广谱哲学基于它所提出的单叶客观性和多叶客观性原理，探讨了科技创新中的“求真”和“怀疑”精神、科技创新与观控方式的关系、产生收敛性思维与发散性思维的方法，并为多种科技创新方法（如学科交叉法、类比移植法、系统置换法等）建立了广义量化的模型和程序。

第五，西方哲学史。广谱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些著名代表人物的观点做了系统的分析，特别是运用结构分析和广义量化分析的方法，肯定了他们的合量内核，澄清了许多混乱之处。这些分析涉及柏拉图的“理念论”、洛克的物质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说”、贝克莱的“感知说”、休谟的“不可知论”、胡塞尔的“本质变更法”、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证伪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等。

第六，思想政治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涉及许多有争议的概念和命题，例如“思想”、“正确思想”、“错误思想”、“思想的复要性”、“思想的稳定性”、“思想的流变性”和“思想教育的内化”等。广谱哲学运用广谱映像论、广谱类变论中的观点和方法均对它们进行了结构分析和广义量化分析，分别为它们建立了思想的映像模型、多影模型、自稳模型、思想的跃迁模型等。

第七，文艺理论。这里的文艺理论是指探索文学艺术作品创作规律的理论。广谱哲学针对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生活素材的选取、人物形象的设计、故事情节的安排和篇章结构的谋划等，运用广谱映像论和广谱价值论，提炼和概括了多种文艺创作模式，例如文艺取像模式（商化映像、子集映像、赋价映像等）、影像合成模式、情节生成的变换模式和叙事类作品的结构设计程序等。这些模式或程序，不失一般性，又有足够的灵活适应性。

第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逐渐成熟。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特征、“先富后富论”和“一国两制”等。为这些理论建立适宜的结构模型和广义量化模型，是广谱哲学又一应用领域。为此，广谱哲学先后为这些理论建立了初级阶段的交叉结构模型，“一主多元结构”（一个主导，多元发展）的偏序结构模型、坚持“四项基本原理”的自同构模型和“先富后富论”的大系统广义偏导模型以及宏观调控模型等。

第九，其他研究。广谱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涉猎了其他诸多领域的问题。例如，张玉祥教授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建立了价值量映射模型，他还为人才成长与培养模式建立了能级轨道跃迁模型等。此外，张泽中、黄强等在《探讨水利工程绿色利用的广谱哲学基础》一文中，用广谱价值论的思想和方法来分析水利工程绿色利用问题。贾屏在《水资源合理利用的广谱哲学基础探讨》一文中，用广谱价值论的思想和方法来讨论水资源利用的相关问题。尹强、田世民等在《论都江堰地区旅游开发的广谱哲学基础》一文中，则把广谱价值论的思想和方法与旅游开发等结合起来等等，这里不再细述。

（三）若干理论评价

在理论评价方面，已有数十位学者对于广谱哲学做了积极的、肯定性的评价。限于篇幅，这里只列述几个有代表性的评价。

1998年，我国数学家、泛系方法论创建人吴学谋教授在《广谱哲学探索》序言中。认为广谱哲学是“泛系方法论在哲学园地上结出的一枝绚丽的花朵”，是“独具特色的新的理论体系”。

1998年，河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陶承德教授在《广谱哲学探索》序言中，认为广谱哲学的研究“最终将导致哲学原理和体系本身的深刻变化，给几千年来的古老哲学带来全新的面貌”。

1998年11月，华北水利水电学院闫世全教授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发表书评《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评析》，认为广谱哲学“元疑属于哲学研究中最富挑战性、最富冒险性的课题之一”，指出广谱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四化”（广义的公理化、模型化、数学化和程序化）工作，“大大地深化和推进了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1999年，吴学谋教授在香港的《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刊物上发表《泛系：一种多层网络型的跨学科新研究》，文中指出：“张玉祥用泛系方法论、泛系数学、泛系哲学具体发展了具有创造性的、元科学性的广谱哲学，对哲学、系统论的交缘以及哲学的现代化、规范化、形式化或数学化做了可贵的探索。”

2004年，河南省科学院院长余守志教授在《广谱存在论导引》的序言中，集中评价了广谱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谱存在论。他指出：“广谱存在论的一个最鲜明的特色是它抛弃了任何实体性的概念，如元气、‘五行’、分子、原子、一般物质、场等等，甚至也抛弃了任何特定关系或结构的概念、系统、组织、有机体等等，而以多重（n个人或n次，n可取无穷大）观控作用下的等价性（不变性）取代了它们，但又把它们作为特例统摄其中。这样一个思想既坚持了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基本原则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而又能够为人的意识所反映，又极大地拓展了唯物主义本体论的范围。”余守志教授认为，广谱存在论中的多叶客观性定理，“无论对于本体论、认识论，还是对于真理观、实践观都是一个重大的推进”。

2006年8月14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刘二中教授在“自主创新与广谱哲学1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充分肯定了广谱哲学的大胆创新精神，认为广谱哲学可以称为是“中国的广谱哲学学派”。

200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王鸿生教授在“自主创新与广谱哲学1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对广谱哲学为辩证法引入结构主义观点，形成了辩证结构主义的建构思想，对于广谱哲学通过引入不同的条件，使两个相反的判断同时成立，用结构分析方法解决可知与不可知的对立，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代表两种不同层次的经济学等观点，表示充分的肯定”。

2006年8月15日，河海大学博士生导师孙其昂教授在“自主创新与广谱哲学1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对广谱哲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广谱哲学能够把现代数学方法和哲学思想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种创新的精神是值得发扬和学习的”。

三、广谱哲学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

广谱哲学从1996年正式提出到现在已经走过17个春秋，回顾过去，可以说充满了艰难曲折，但展望未来，广谱哲学如何发展？为此，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广谱哲学研究所所长张玉祥教授就广谱哲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如下的思路。

第一，基础研究。广谱哲学的基础理论目前有六个板块，即广谱存在论、广谱联络论、广谱阴阳论、广谱类变论、广谱映像论和广谱价值论。可以说，广谱哲学在这六个板块上均做了较为重要的工作，即相对于传统哲学而言，在公理化、模型化、数学化和程序化上有了实质性的推进。但相对而言，广谱联络论、广谱阴阳论较弱。原因是：其一，量子力学的发展给广谱联络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例如，如何理解拉兹洛在《微漪之塘-宇宙进化的新图景》一书中关于ψ场（宇宙量子真空零点能与全息场）的学说？量子通讯背后隐藏的事物机理与普遍联系学说是什么关系？其二，在数学上，对偶同构、自对偶同构抑或对偶同态、自对偶同态能否确切地描述对立统一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认真思考。

第二，应用研究。广谱哲学尽管有了十余个领域的应用，但还不够深入具体，还不够广泛全面。所谓不够深入具体，是指在已应用的学科，还只是浅尝辄止。例如，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还只是对劳动价值论做了数学描述，其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还没有涉及。又如，在法学领域，也只是在自由裁量权和国家机构设置上做了一定的结构分析，其余的法学问题还远未涉及。所谓不够广泛全面，其一是说，在所涉及的学科领域诸多专题上不够广泛，如上所述。其二是说，还有许多学科尚未涉及。例如，军事谋略学、理论历史学、生态学和语言学等等。特别是还没有形成广谱哲学应用的优势学科。这里所谓的优势学科，是指广谱哲学在某些学科的应用，使该学科获得了不同于传统理论和方法的新成果。这些新成果是靠传统的理论和方法得不到的。例如，在系统科学领域，广谱哲学主要在一般系统论上做了一些工作，但在系统科学的自组织理论上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在广谱哲学的应用研究上，需要广谱哲学工作者与各领域的专业工作者联盟，互相配合、互相学习，才能结出更多的硕果。

第三，宣传推广。通过十余年的、学术交流等工作，广谱哲学在河南省哲学界特别是河南省自然辩证法界有较大的知名度。通过两次全国性学术会议――2006年广谱哲学10周年研讨会和2011年广谱哲学15周年研讨会，广谱哲学在国内哲学界和自然辩证法界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外，通过参加国际系统科学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在国外系统科学界也有较好的反应。但总的来说，宣传和推广工作还远远不够。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广谱哲学一直处在继续深入研究中，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不宜急于宣传。其次是由于广谱哲学是追求公理化、模型化、数学化和程序化的新型学科，对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囿于理论背景和知识结构的限制，理解起来有很大的难度，难于被人接受。即使对从事数理自然科学的人而言，也很难理解没有数量特征的哲学为何能够数学化，很难理解一个覆盖面极宽的哲学思想能够公理化、模型化，等等。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篇4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因而也成为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普遍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然而，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这一概念的理解上，还是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上，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为此，本文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就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实践基础和现实条件及其路径方法等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首先涉及到我们所要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标和任务，即我们所要建构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广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狭义的，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其主流的趋向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新的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建构，否则就会因为远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个中心，而偏离正确的方向，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220这是哲学发展的道路，也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46-249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联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胡锦涛在2004年会见出席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会议全体代表时也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我国改革和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我们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既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基本内涵，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高理论形态，是我们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正确反映了中国国情及其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因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面对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也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供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巨大功能，就必须掌握群众；而要掌握群众，就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科学，都是与自己的时代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如果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囿于“意识哲学”、“教科书哲学”和“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范围，势必就会因远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远离大众的现实实践和现实生活而成为“空中楼阁”，要为大众所接受、所认同，并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才能真正建构起富于时代性和创造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才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奠定坚实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也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创新的必然要求。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和现实条件

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必然孕育新的哲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不仅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孕育了作为这一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升华，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以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加以提炼和升华，使之真正成为以“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为基础，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为一体，构建既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又能够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唯物主义”，又称“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本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个人”，其思想主题和本真精神就是“以现实的人为本”，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其中心话语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条件。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哲学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本质。而之所以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就是因为它是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之所以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则不仅是因为它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面，从根本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实质性内容，而且更是因为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切实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乃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新阶段上的新成果，既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崭新理论形态，也是以时代中的现实问题为中心，以现实实践中的反思思维为特征，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等在内的系统开放的科学体系。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活的灵魂，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才能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鲜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从实践层面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创新实践，我们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无疑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形态，已经创立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标志性的成果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最为直接和最为丰厚的思想资源。

尽管，从目前来看它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特有的哲学的形式或哲学化的叙述方式，但却并不缺乏作为哲学所必须具有的思想内容。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有着自己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这就是“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唯物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和谐为特征的辩证法”、“以统筹兼顾为根本的方法论”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唯物史观”。[4]目前来看，人们在对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以及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关系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不否认其中所蕴含的哲学内容。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深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建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新形态，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质言之，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哲学思想和哲学内容的问题，更不是有没有必要和可能的问题，而是应当如何建构的问题。

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站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当代人类价值重建的历史高度，从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努力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思想主题和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既是我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的必然选择。

哲学范式的转换是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实现形式。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来看，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对当前流行的哲学范式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思，以便能够使我们真正从各种各样的“意识哲学范式”和“教科书哲学范式”，以及“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向“实践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其次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进行纠偏。所谓“纠偏”，就是要在强调“中国化”的同时，充分凸显“时代化”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看来，所谓“中国化”，在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与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当前的实际）相结合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概念。所以只有将“中国化”和“时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强调“中国化”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从“中国化”到“时代化”，乃至“具体化”的根本转变，才能从根本上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再次还必须处理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问题。所谓“返本”，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上，并将其作为“开新”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开新”的出发点。“返本”是“开新”的前提和要求，“开新”才是“返本”的目的和归宿。离开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和本真精神，必然会失去意义的历史前提和理论根基，但必须明确“返本”并不是终极的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正确处理好“返本”与“开新”，即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辩证关系，才能为真正建构起反映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相对于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言，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无疑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以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哲学观为指导，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必须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从“革命”到“建设”、从“意识哲学”的本体建构到“实践哲学”的理论创新的根本转换。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既是哲学话语言说方式转换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哲学对话（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以及中、西、马哲学内部的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要求我们必须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只有在解决和回答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言说方式，才能为不同哲学之间的对话创造可能的前提和条件，否则所谓的“对话”、“交流”、“交锋”和“融通”，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或者说只能是一句空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实现哲学思想主题的历史转换，才能为造就真正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充分必要的前提，并开拓出无限的生机和可能。惟其如此，也才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乃至西方哲学研究真正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使之真正成为或转化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思想资源，也才能使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更富于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从而能够真正为当代人类的价值重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16.

[3]胡锦涛.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N].光明日报，2004-04-29.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篇5

【关键词】研究型教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方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宝鸡文理学院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ZK0923。

对于研究型教学的含义，可谓是见仁见智，论述颇多。而笔者在研究、总结目前学术界流行的30多种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对研究型教学作了新的概括：“研究”即探究事物真相、性质、规律，“型”即类型，“教学”即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统一。因此，所谓研究型教学就是指在教学过程中，作为顾问、咨询者与合作伙伴的教师，应结合课程实际、学生实际及培养目标与要求的实际，引导学生自主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探究某学科真相、性质和规律，教会学生“用教材”而非对教材中既定知识简单地接受和记忆，以训练和培养学生具有自主研究意识、研究气质和研究能力为目标的一种学习方法。

研究型教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主干课之一，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生的必修课。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创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被我们的未来接班人——大学生所理解、所掌握的确是件难事。原因主要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与教学理念不合时宜，具体体现在：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时间的跨度上来说，横贯两个世纪，上下近百年（具体来说是从上个世纪的1919年的开始，直至21世纪的2013年）。这么长的历史进程，这么复杂的探索，单靠传统的讲授式的教学方法是无法满足学生学习的深度与广度的。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等内容，且所解决的实践主题既相互联系又互相区别，这就对教育教学方法提出更高的要求。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解读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事关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及理论功底。然而单纯讲授式教学不能科学解决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真正理解与掌握。

研究型教学可以解决上述提及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一是研究型教学在强调学生的技能训练的同时，也强调在妙趣横生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进行开放的、创造的、自主的、综合的训练，这对于从实践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而言意义重大；二是研究型教学要求教师尽量减少对学生的限制，并适时适度地给学生以指导和帮助，鼓励学生不拘泥于书本，不迷信权威，不墨守成规，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形成喜爱质疑、乐于探究、努力求知的心理倾向，这对于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中国化来说无疑是打下扎实的基础；三是研究型教学的实施往往是围绕某一主题或课题进行，其中更多的是采用自主研究模式，这有助于学生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以至于难以深入的、广度的学习与研究等难题；四是研究型教学主张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达此目的，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学会利用多种有效手段，通过多种途径，激活已有的知识储存，这对于学生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实践、解决实践问题大有好处。

研究型教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课程中的具体运用

1.变革传授模式，树立研究型教学理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课程体系具有理论性强、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等特点，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无法帮助学生准确而又科学地理解和接受其核心内容和知识体系。而研究型教学是对中国传统教学方法重演绎、推理、严谨、认真、基础扎实但缺乏创新意识和西方教学方法重归纳、分析、综合、合作、创新但基础不够扎实的教学模式辨证综合，是从传统的单向知识传授模式向知识传授与探索和研究相结合模式转变。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学与学习中，要求教师和学生共同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学观念，树立研究型教学理念，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学生自主研究为魂，积极创设良好的教育教学问题情景，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吸引并维持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问题意识、研究意识和创新意识。

2.改革教学方法，实施研究型课堂讲授法

研究型教学的重点在于引导学生把握该学科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学中，教师要改革教学方法，实施研究型课堂讲授法：一是教师讲授应由传统的对学生的单向灌输转变为引导学生自主或合作研讨，教学重心由教师的单独“教”转向学生的参与“学”，教师职责由“教授”学生学习转向“引导”学生学习。二是教师讲授的内容应是该课程最核心的知识点、重点、难点、疑点，而对事实性、叙述性或者大家熟悉的知识点则少讲或不讲，留有足够的学习时间和思维空间让学生自主研究。三是要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民主、自由和谐的课堂环境，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和体验知识的发生过程，创造性地运用知识主动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鼓励质疑批判和发表独立见解。

3.更新教学内容，建设研究型教材体系

研究型教学要求教学内容不限于书本、课堂，根据教学的需要适时调整内容和结构。为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学中要求教师：一是要更新教学内容、增加知识含量、拓宽知识面，介绍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研究动态和前沿研究成果，启发学生主动把握学术发展动态。二是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教学，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疏理调整，拓展专业基础领域，凝练基础理论内容，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自己去探究。三是要建设与研究型教学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型教材，把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最新、最前沿的成果融入到教学中，使教学内容源于教材，但高于教材、精于教材、新于教材，使教材内容反映学科前沿和当前研究的热点。

4.加强科学研究，建立一支研究型教师队伍

研究型教学的实施需要建立一支与之相适应的研究型教师队伍。这就要求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学任务的教师：一是必须参加科研，以科研促教学，实现科研与教学二者的密切结合，以教师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学术底蕴支撑高质量的课程教学。二是需根据学科发展将科研的最新成果转化为教学的资源，指导学生进行文献调研和专题研究，设计综合性和研究型习题和问题，引导学生养成质疑、探究的思维与能力。三是要进一步完善师资培训，深化教师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师的理论修养、科学素养和业务素质。四是不断优化教师队伍的结构，努力打造一支有较高学术含量、有丰厚的学术底蕴、有新颖的学术创见、有独特的学术个性、有较大的学术魅力和掌握前沿学术信息的研究型教师队伍。

5.建立适应研究型教学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是检验教师教学水平与教学效果的标准。在研究型教学中，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推进者和辅导者，其主要工作是设计“问题”，激发学生去独立思考、分析、总结和解决问题。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学中，评价教师教学质量：一要看教师在教学中课程组织、信息传递、师生互动、课堂气氛是否良好、科学，是否注重展示学科发展前沿，是否引入自己的最新科研成果等指标。二要看对学生的考核是否是“一考定全局”的传统终结性评价模式，是否重视对学生研究型学习各个阶段的考查：即在课题设定阶段，主要考查学生设定课题的能力高低与好坏；在收集相关资料、调整研究方案阶段，主要考查学生的信息收集能力和调整研究方案的水平；在开展课题研究阶段，主要考查学生的课题探究能力；在自我评价阶段，主要考查学生的自我评价能力；在总结、汇报、交流阶段，考查学生的综合表达能力等。

总之，研究型教学是对现行的传统的讲授式课堂教学模式的突破。这一教学类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学中的实施与推广，虽有一定的难度，但也有实施的机遇与空间，它的推行对于提高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乃至打造社会急需的创新型、研究型人才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陶德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美]杜威著.傅统先译.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3]赵洪.研究性教学与大学教学方法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2006，2.

[4]王艳霞.研究性教学初探[J].新课程研究（上旬刊），2012，2.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篇6

主持人：李文君

投稿邮箱：liwenjun163@163.com

顾也力：当前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因素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

我认为当前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全社会对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还有待提高。目前，一部分人仅仅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认识或处理繁荣计划，其实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一门学问，有它所遵循的科学规律。当前，在这个问题上要突破一些条条框框，打破诸多陈旧观念。

第二，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现实需求相比，国家及有关部门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投入仍显不足。受经费限制，很多高校在尖端人才引进、教学设备更新等方面，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我相信，随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启动实施，这个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到那时可能是“不差钱”，而是能否拿出“好项目”。

第三，亟待建立科学规范的科研评价机制。建立新的评价机制必须成为繁荣计划的一个突破点，评价机制关键是要能培育和激励创新。

要想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就要有所突破，突破可能意味着风险。要创新就不能怕犯错误，要有先行先试的胆量。说实话，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现在能改的基本都改了，如今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必须下定决心攻坚克难。

具体到每个高校或科研机构，可能情况有所不同，但在某个“点”或某个环节的突破，对推动整体改革也许有很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除了国家在宏观政策上给予支持外，关键是每个哲学社会科学主体机构要抱有改革创新的决心和勇气。

赵德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任重道远

西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高校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主阵地，肩负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任。近年来，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欣欣向荣，但与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相比，还需深入推进。我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需要强化协同创新，探索建立校校协同、校所协同、校企（行）协同、校地（区域）协同、国际合作协同等“开放、集成、高效”的新模式；二是需要强化问题意识，尤其是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在研究和解决重大问题的过程中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三是需要强化实践取向，改变过去研究中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现象，从“象牙塔”走向田野，从一般性理论建构走向政策咨询与对策研究；四是需要强化科学评价，注重探索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采取多种方式将创新和质量置入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的核心；五是需要强化“走出去”，通过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内涵发展、品牌建设，增强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学术对话能力和话语权。

高校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一定是建立在高校自身特有优势的基础上。一是推动学科发展。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研究，大力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二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通过深化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改革，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全面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三是提升科研创新和服务社会能力。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综合研究、转化应用研究和提高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实现突破。四是改革和创新体制机制。发挥高校作为学术组织的优势，在科研组织形式、评价机制、经费投入和使用机制等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上作出探索。五是着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挥高校人才“群聚效应”，加大教师队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完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培训机制，树立良好的教风和学风。

朱崇实：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用

厦门大学校长

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哲学社会科学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高校作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力量和载体，必须把文化传承创新作为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

提升国际话语权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核心问题在于学术话语权的创新。加快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步伐，对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增进世界对我国的认知，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高校要在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形成国家水准、世界影响的一流成果，形成有说服力、感染力、影响力的中国话语体系。要实现教师和学生走出去、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走出去、研究机构和研究团队走出去，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哲学社会科学教师的国际化程度。要努力在国（境）外高校设立研究机构，或者与国（境）外高校互设研究机构，实现研究人员互聘和开展科研项目合作。要加快建设孔子学院，借由孔子学院的平台，通过多种合作形式有目的地推动中华文化在国外的传播。

李维安：激发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活力

东北财经大学校长

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为切实激发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活力，加速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必须正确处理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核心价值引领和学术自由探究的关系。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特征。深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贡献。同时，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多数学科显然又具有一般的科学属性，而科学的发展，只有在允许自由探究的条件下，才能真正打开创新之门。因此，要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对哲学社会科学中具有明显科学属性的学科，给予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以更充分的学术自由，允许科学研究不受政治因素和主流意识的局限，鼓励学术观点的多样性，鼓励批判和争鸣，真正让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敢于并乐于揭示真理和坚持真理，保护并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二是正确处理自主创新和学习借鉴的关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学习和借鉴。繁荣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在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的前提下，在主要依靠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最新态势，密切关注国外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脉络和最新进展，与时俱进，认真学习借鉴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并吸收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推进创新。同时，要积极借鉴和吸收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深刻认识技术进步对社会文化和人的思维的重大影响，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融合。

三是正确处理理论研究和理论为实践服务的关系。实践是创新的源泉。高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协调发展，一方面，要为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贡献，另一方面，更要高度关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紧紧围绕实现科学发展这一主题，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做出理论概括，推出有理论性、前瞻性、指导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王寒松：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

兰州大学党委书记

党的十八大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也明确提出，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扎根实践、勇于创新、治学严谨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队伍，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提供人才保证。

加强队伍建设要不断增强队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伟大的革命先驱和文化先哲李大钊讲，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当今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地将“铁肩”和“妙手”统一起来，承担起时代的重任。中华民族曾以辉煌的文明贡献于人类。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是民族的复兴，从历史长河来观照，任何一次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必然是伴随着经济振兴的文化复兴。

加强队伍建设要不断增强队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素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高校的育人功能和意识形态属性、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特色，都要求我们不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素养。要使我们的队伍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指导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积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善于运用古今中外法则，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积极地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在文化传承创新上有所作为。

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篇7

研究方法是旅游研究者顺利开展旅游研究的必备工具,具体的研究方法又受到特定的研究范式的制约,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在努力掌握各种研究方法时,往往对其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限制了研究水平的提高。本文认为,中国旅游研究者要想提高研究水平,必须首先系统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思潮和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采用本土化和跨文化的研究策略。

关键词：

研究方法; 研究范式; 本土化旅游研究; 跨文化旅游研究

收稿日期： 2011-05-01; 修订日期： 2011-08-31

基金项目：

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皖南国际旅游区品牌权益的评价与管理:基于顾客视角的研究》(AHSK09-10D90);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科研资助计划项目“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跨文化比较研究”(160-751056)

作者简介：

张宏梅(1969-),女,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消费行为、旅游目的地营销、跨文化管理。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旅游研究已走过30年。30年来,旅游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加,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水平有所提升,旅游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研究成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1) 很多研究是对国外研究的简单模仿和复制,这些研究借用国外的理论模式,将国外的测量工具翻译成中文,然后以中国旅游目的地作为案例地,以中国的旅游者、居民或旅游企业员工作为调查对象,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复制,而很少能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推进旅游知识的积累;(2) 很少有研究在借用国外理论和方法时能考问这些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应用时的适用性问题;(3) 尽管解释性研究数量在增加,但旅游研究仍以描述性研究偏多,很多研究满足于对现象的定性或定量描述,而缺少对现象背后原因的分析,或只是想当然地列出一些解释;(4) 很多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只是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和堆砌,而这些分析结果很难放置在一定的理论脉络中加以解释;(5) 缺乏理论构建意识,很多研究满足于对案例地或调查样本特征的具体描述,而对理论概括和抽象无所涉及。

以上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旅游研究的发展,使中国旅游研究的整体水平无法提高,旅游学的学科地位无法确立。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研究者在参考国外旅游研究文献时,多依葫芦画瓢。虽然在具体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上容易模仿,但存在于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却很难直接从文献中看出并被理解,而研究范式及相应的科学哲学是构建知识和理论的基础。由于对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导致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只能在理论和方法上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借用和模仿,而很少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构建上有所贡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强调西方的科学研究范式在旅游研究中的哲学基础作用,并探讨如何进行中国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以期引起中国旅游研究者对研究范式和本土化研究的关注。

2 对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反省

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有句名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者做研究工作同样如此。研究者要想把研究工作做好,取得好的研究成果,必须首先掌握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同,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研究工作,研究方法简单粗糙会限制研究者的研究工作,进而限制理论和学科的发展。

国内早期的旅游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和描述为主,陆林(1997)对国内旅游地理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内旅游地理研究描述性工作多,低水平重复工作多,缺乏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谢彦君(2003)认为旅游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应具有的特殊的研究方法体系还没有成型,理论范式单一,研究方法不够系统。张宏梅和陆林(2004)对《旅游学刊》1999~2003年刊出文献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发现,约80%的文章运用传统定性方法,即主要以文字作为表现手法,对所研究内容进行理性的分析,属于科学研究的传统思辨阶段;运用现代定性方法的文章约占文章总数的8.8%,这些文章主要运用定性资料、统计数据、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对各种定性数据进行频数和频率的统计分析;运用定量方法的文献只占总数的11%,且大部分使用基础统计方法(均数、频数等),比如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多元复杂统计方法使用较少。

近些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观。定性研究中,个体深度访谈和焦点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青睐;定量研究中,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规范性在不断提高,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多元分析方法被广泛使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研究者来说也不再陌生。旅游研究方法的改进促进了旅游研究质量的提升,让我们对旅游研究的未来充满期待。但当撇开这些成绩的光环,将旅游研究与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成就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旅游学科和上述学科的差距还很大,这固然与旅游学科的复杂性有关,但更与国内的旅游研究者缺乏科学哲学、研究范式、方法论、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的系统理解和训练有关。旅游学科可以说是旅游业快速发展背景下催生的一门新兴学科,从其产生之初就存在很大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加上旅游现象涉及面极广,具有高度复杂性,这都给旅游学科树立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出了挑战。目前,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旅游学科的学科地位仍然没有得到学界认可。作为旅游研究者,当然首先应该对旅游学科的发展前途持乐观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反省目前的研究现状,思考如何跳出盲目模仿、简单重复、多零散的案例描述、缺乏理论建树的怪圈,还旅游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本质,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摒弃过度的实用主义倾向,处理好旅游科学研究与科学知识应用之间的关系。虽然建立独立学科的路很艰难,也很漫长,但有志于旅游学科发展的仁人志士应当勇于挑战这种艰难。不过光有勇气和决心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寻找克服这种艰难的有效途径。我觉得这种有效途径至少有以下两条:一是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二是进行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

3 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

在西方国家中,科学哲学和各门学科之发展存有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各门学科的发展,变成科学哲学反思的题材;科学哲学的发展又能回过头来,促进各门学科的发展(黄光国,1999)。与各种科学哲学思潮相对应的研究范式更是西方学者进入研究工作的敲门砖,方法论课程是西方高校研究生入学第一学年必修的基础课程。反观国内的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我们会发现,很多高校没有开设方法论课程,甚至一些高校连研究方法课程都尚未开设,研究生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结果只能是盲目模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错误地使用研究方法,更难有自觉的理论建树。

目前,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多在自己摸索和尝试使用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各种数据分析方法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状况仍令人担忧。一方面,硕士生甚至博士生们,对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盲目使用;另一方面,国内旅游学界虽然已经开始重视研究方法使用的规范性,但很多人会满足于对具体研究方法的正确理解和使用,很少有人关注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问题。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是科学研究和建构知识的基础,要进行高质量的旅游研究,研究者们不仅要掌握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更要理解各种研究范式,在范式的指导下从事旅游研究工作。

3.1 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脉络

西方科学哲学的快速发展始于20世纪初期,在整个20 世纪,科学哲学出现了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混沌理论、建构实在论等多种思潮或范式,这些范式为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

最先提出、持续时间最久的科学哲学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它排斥神学和形而上学,认为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由普遍规律和真理支配的。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和揭示真理,其路径为科学观察和逻辑归纳,“科学始于无偏见的观察”,遵循“观察-归纳-理论-证实-新的观察”的真理累积增长模式。实证主义采取一种极端经验论的立场,认为:人类知识应当仅限于收集事实并找寻其间关系,借以对世界做出正确描述;超出主观经验的知识是不可靠,也是不可知的。这种极端经验主义的立场致使实证主义在20世纪初就遭遇了危机和挑战,对实证主义思想的批判推动了后实证主义、诠释学等哲学思潮和流派的涌现。

以波普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以其“否证论”哲学最先对实证主义提出挑战。波普在《科学发现的逻辑》(1932)一书中,提出科学方法应当是以理性批判为基础的演绎推理:科学家先针对特定问题提出假说和猜想,再依据事实对假设进行检验,并在检验过程中不断修改原来的假设和猜想。他否定科学理论是由归纳过程发现的,主张演绎才是经验科学正当的方法,并始终认为“一切观察都渗透着理论”,“理论先于观察”,提出科学发展的证伪模式:“问题-猜想(理论)-批判(反驳或证伪)-新问题”。波普认为,以经验观察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必须坚持否证原则,我们可以证明一种理论为假而予以摒弃,或者因为还不能证明它为假而暂时予以保留,但不论多少经验事实,都不能证实一种理论。

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主要源于自然科学领域,但在科学和理性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它们也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被很多社会学科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如管理学中的实证研究,心理学中的实验心理学和行为学派,并成为20 世纪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主要采取客观主义的研究立场,认为在主体(研究者)之外存在一个客观、独立的客体(研究对象),研究的任务是发现和解释客观规律和真理,寻找现象间的因果联系。这种立场遭到现象学、诠释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持主观主义立场的哲学流派的批判。这些哲学流派反对“自伽利略和笛卡尔以来一直统治着欧洲思想的无所不在的客观主义”,认为:在每一个地方生活的人们都可以构建出他们所特有的“实在”,即世界是由多重事实组成的,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等待研究者去认识的世界;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互为主体的关系,在互为主体的交互作用中,双方共同构建知识,这种知识是主观的、创造性的,因而也是不可重复的。

西方各种哲学流派之间互相批判和论战,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许多科学哲学家在与他人的论战中也不断发展着自己的思想,以至于有时很难将一些科学哲学家划归哪个流派,如皮亚杰的思想中就既有结构主义成分,也有建构主义成分。一个哲学流派内部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也存在很大差异,以致要概括某一科学哲学流派的基本思想变得非常困难。

各种哲学思潮和相应的研究范式都存在一些优势和不足,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建构实在论试图整合客观和主观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为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知识融合提供哲学基础。建构实在论在本体论层面上主张存在两种“实在”,一种是“实在自身”(actuality),另一种是“建构之实在”(constructed reality)。“实在自身”是我们生存于其间的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感官之外而不为人的感官所掌握的既定世界,这个世界或许有某些结构,这些结构或许是以距离、空间、因果性或时间作为其运作的基础,但我们无从获悉;我们对其特性所提出的都只是预设,我们只能理解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构建出来的世界,除此之外,我们不能理解其他任何东西。这个构建的世界,我们称之为“建构的实在”(黄光国,2010)。

3.2 研究范式对研究方法的制约

范式(paradigm),又被翻译成范型、典范,是美国物理学家库恩(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意指组织观察和推理的基本模式和参考框架,是指导行动的一套基本理念,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知识共同体(科学社群)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科学哲学思想决定了相应的研究范式,如后实证主义哲学决定了遵从该哲学流派思想的研究者必然采用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差异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加以比较。

范式是研究者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是知识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指南,研究者要进入某一科学社群,从事研究工作,必须首先从理解范式开始(黄光国,2010),只有理解了各种范式的基本观点,“才能确保研究者在设计自己的研究方案时,保持资料的收集方法与此后的基于资料的知识建构之间的一致性”( 詹宁斯,2007)。

每一种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如果研究者采取客观主义的立场,即认为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存在,那么,他必然采取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并采用客观的研究方法,不管是质性的还是量化的方法,都不能带有研究者的任何主观因素。反过来,如果研究者使用了客观的研究方法,那么他必须同时接受“客观实在”的本体论和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他建构的知识就是客观的知识,即客观规律或真理。

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受制于研究范式,一般来说,研究者采取某种研究范式,就需要相应地采用某些研究方法。如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多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法、观察法等方法收集数据,并主要采用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检验理论和假设。但后实证主义也不排斥质性方法,如他们通常会通过个体访谈或焦点组访谈等质性方法收集被访者对研究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作为设计问卷和量表的基础。解释学研究范式多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和非参与观察、焦点组访谈、案例研究、文本(如旅游日志、照片等)等方式收集数据,采用内容分析、主位(或局内人)视角、三角互证等方法分析数据,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扎根理论。虽然解释学研究范式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但它也不完全排斥量化方法,如内容分析方法就会用到频数和百分比等定量描述指标。

因此,研究范式对具体研究方法的制约是有限度的,同一种研究方法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研究范式,但不同范式对同一方法的使用方式有所不同。比如,同是访谈法,后实证主义和狄尔泰的历史主义解释学都主张客观主义,认为需要摆脱研究者个人偏见对访谈过程及其结果分析的影响,而伽达默尔的辩证诠释学则强调解释者的“偏见”或“视域”在理解中的积极作用,将研究者的偏见合法化,认为访谈是双方共同建构知识的过程,在访谈结果的分析中明确研究者的个人偏见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需的。在Denzin和Lincoin(1994)的质性研究五阶段框架中,他们认为质性研究在第四个阶段,即陈述的转折时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研究者将自我融入到认识的整体过程中,并将自己写进文章,使野外研究和解释过程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征。Denzin和Lincoin的第四阶段质性研究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哲学观点是相一致的。

每一种研究范式和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适用自己的研究情境,因而国外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争论已趋于平息,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不过,不同的学术期刊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会有所偏好,作为主流的研究范式,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和定量研究方法仍受到更多青睐。国内的旅游学者由于对各种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加上有些研究方法被一些研究者错误地使用,导致有些人完全否定一些研究方法,这种认识不利于提升中国旅游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3.3 旅游研究范式选择

研究范式是研究者进入某一科学社群进行研究工作的起点。当一个研究者想进入旅游研究领域,进行科学研究时,他必须首先理解各种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问题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国外旅游领域对研究方法的关注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加强,此阶段出现了一批方法论专著和关于研究方法的论文,经过近30年的争论,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旅游研究同时需要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应将两者结合起来或根据研究情境适当地取舍。

旅游现象非常复杂,既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如旅游的生态环境影响),又涉及社会科学领域(旅游学科的性质是社会科学);既涉及心理学领域,也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所以,旅游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是一门典型的跨学科性质的复杂学科,对旅游现象的研究不能采用单一的研究范式,而必然需要采取多元范式的研究取向,多元研究范式的立场最适合旅游学科的性质。

由于旅游现象的复杂性和广域性，所以对旅游现象的不同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即使是同一研究问题,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范式和方法,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达到对研究问题较深入的认识。如旅游体验研究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旅游行为预测可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旅游影响研究则既可采用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也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无论采取何种研究范式,研究者都应对该范式的优势和不足有较清晰的认识,避免过于美化某种范式,而完全否定另一种范式。

旅游学科具有跨学科性质,但目前,旅游学科的发展还不够成熟,这种跨学科性还没有真正实现,而仍然处于多学科阶段。多学科的特点是相关学科分别从各自兴趣和角度介入旅游研究,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和整合,在旅游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只能用来充实原有学科的知识体系,而对统一的旅游学科的形成无太多帮助。跨学科则要求介入旅游领域的各相关学科以某个统一的内核为基点,实现知识的整合,谢彦君认为这个统一的内核就是旅游的本质,即“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获得的一次休闲体验”(谢彦君,2010) 。

旅游学科在由多学科向跨学科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的障碍和困难,但我们可以在西方研究范式的发展中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哲学基础,以帮助我们在哲学层面上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依据和方法,这个科学哲学流派就是建构实在论。建构实在论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不同学科的跨学科、跨文化整合,在哲学上提出一套知识论的策略,让不同学科所构建出来的知识体系整合在一起。旅游领域的不同分支学科、不同范式下的旅游研究成果需要互相理解和整合,以改变目前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这也是旅游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

4 中国旅游研究的本土化

4.1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必要性

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学者对各种哲学思潮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在科学研究中自觉地遵循一定的研究范式,因此西方学者在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屡有建树。我们熟悉的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都是产生于西方,我们自己很少提出有影响力的理论。李炳全在其所著《文化心理学》一书中指出,中国心理学比较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是在西方已有深厚积淀的领域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心理学框架内进行研究”( 李炳全,2007) 。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科学哲学缺乏深入的理解和系统的认识,这可能是导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因而,中国学者要想在由西方制定游戏规则的科学研究领域有所作为,必须对西方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有一种“相应的理解”,不过,这种理解只是进入学术这一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黄光国,2010)。

虽然中国旅游研究与西方旅游研究在起步时间上相距不像其他学科那么久,但与其他社会学科一样,中国的旅游研究也主要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进行。西方的旅游研究在各种哲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多元化的范式,中国的旅游研究者要想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有所建树,也必须去熟悉这些框架或范式。但是,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在中国的研究情境中采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工具,来验证西方研究得到的知识。改变这种状况的一种途径是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环境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那么中国人的旅游行为、旅游业发展模式和旅游企业的运营管理必然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仅靠简单借用西方理论和模仿西方的研究方法,很难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可以使我们着眼于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构建本土化的旅游理论,改变总是步西方研究后尘的局面,为全面理解旅游现象做出贡献。但提倡本土化研究并非认为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已不重要,为了提高研究水平,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必须首先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本土化研究,才有可能对建立和完善旅游学科的理论体系有所贡献。

4.2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方法和策略

本土化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后风靡全球,港台的一些心理学者在80年代初期开始致力于本土心理学研究,并发起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心理学领域的本土化运动给旅游研究以很大启示,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与其盲目地复制西方的研究,倒不如在我们熟悉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

“本土化”旨在突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色或特征。根据李炳全对心理学本土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旅游研究的本土化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西方旅游研究中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具进行改造和处理,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研究,如在西方旅游动机的“推-拉”理论框架下修订旅游动机的测量量表,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者。其基本步骤一般为:学习和接纳外国研究范式改造或转换本土化后的研究范式。这种本土化本质上仍是国外的理论,又被称为“外源性本土化”,但因为操作比较简单,适用于刚进入旅游研究领域的学者。第二个层次是以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为研究根源或素材,通过对中国语境下旅游现象的研究,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旅游学理论体系,这种本土化可称为“内源性本土化”。

本土化旅游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和策略:(1) 主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在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时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采取被研究者的观点,为此,研究者需要参与到研究对象中,如在某个景区停留较长时间,观察旅游者的行为,与旅游者进行交谈或访谈。(2) 客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更多从自己的视角,而不是从被研究者的视角来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这种策略下,研究者可以完全独立于被研究者之外,如请学生或市场调查机构进行的问卷调查,旅游本土化研究并不排斥西方主流的实证方法和方法论。(3) 同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有同样的文化背景,这样更容易达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心灵的相通,研究者会更容易理解被研究对象,更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如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对中国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更容易理解。(4) 异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分属不同的文化背景,如西方学者对中国旅游现象的研究、中国学者对西方入境旅游者的研究,异文化研究可避免“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状况(李炳全,2007)。以上四种方法和策略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可以同时采用几种研究策略。

4.3 本土化旅游研究与旅游跨文化研究

本土化研究与跨文化研究是相互联系但又互相不同的两种研究方式。本土化研究强调对本土(特定语境下,主要是不同于西方的语境下)的旅游现象进行研究,以突出本土旅游现象不同于西方旅游现象的独特性。不过,本土化研究并不反对普遍性或普适性的旅游知识和理论,中国旅游研究者在中国语境下得到的旅游知识和理论如果能在别的语境下重现,就有可能发展成普遍性的知识和理论,从而为世界范围内的旅游学科发展做出贡献。跨文化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的研究方法或策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旅游现象的差异,目的在于验证知识和理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普适性,关注文化对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旅游跨文化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国外已有大量的旅游跨文化心理和行为、主客跨文化交往方面的研究成果。国内跨文化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也较少(张宏梅,陆林,2008;张宏梅,陆林,2009;马耀峰,等,2008),但跨文化旅游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王健,2010)。旅游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的交往是一种跨文化交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的心理和行为会深深打上文化的烙印,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者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如都是作为旅游者的人,因而,他们也会存在一些共性的旅游心理和行为。跨文化旅游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识别这些差异和共性,加深对旅游现象的理解,避免盲目使用西方的理论和知识解释中国旅游现象时出现的困惑。

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都可以说是一种研究策略,且都重视文化的影响。通过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中国旅游研究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熟悉本土文化的优势,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有所作为。不过,与本土化研究侧重单一文化下旅游现象的研究不同,跨文化研究需要同时考察和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这给跨文化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和挑战,有兴趣进行跨文化研究的学者必须首先搞清楚跨文化研究的含义,以及跨文化研究在方法论、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特点和要求,以免使用不当的方法和技术进行跨文化研究,结果是付出了精力和成本,却得不到可靠的知识(张宏梅,陆林,2009)。

5 结语

旅游学科作为一门新兴而又异常复杂的学科,其研究水平与其他学科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的旅游研究与国外的旅游研究相比也还比较落后,表现在我们总是步西方的后尘,从研究选题到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上都是对西方研究的简单模仿,而没有去深度理解指导西方学者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虽然我们提倡通过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策略来改变中国旅游研究整体水平不高的局面,但无论是采取哪种研究策略,对西方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和演变路径的理解是希望对旅游知识积累有所贡献的旅游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对于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系统性掌握不能仅靠研究生们零散、盲目地去摸索,而需要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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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研究的哲学基础篇8

关键词：高等教育哲学；方法论；逻辑起点；理论构建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02-0193-03

自美国教育哲学家、教育史学家、高等教育家布鲁贝克（John・S・Brubacher，又译布鲁巴克、布鲁巴赫）的代表作之一《高等教育哲学》（以下简称《哲学》）的中译版在中国发行以来，深受高等教育学界的推崇，已经成为国内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权威读本和争相研究的范本。布鲁贝克基于对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写就《哲学》一书，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建构的学术著作？书中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呢？这两个问题涉及对该书的基本认识，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比较突出，本文试图对该书的性质和方法进行简析，以及该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启示做出讨论。

一、关于《哲学》的性质的讨论

关于高等教育的思考和探索相比关于教育的思考和探索晚得多，一般来说，西方的教育思想必然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希腊先哲们，东方教育思想溯源可至孔孟、老庄等先秦诸子。但是，关于高等教育的系统性思考却是伴随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而出现的，这肇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和哈勒大学的改革，以及柏林大学的建立，这是高等教育和大学在大多数语境中互相代称的历史根源。自那时起，哲学的一般原理和高等教育的关系便日益紧密起来，在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中都能找寻到相关的哲学理论基础。20世纪40年代美国教育哲学学会（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in United States）成立，曾任执行委员和会长的布鲁贝克不仅研究教育哲学，更将目光投向了高等教育哲学，该书即是他试图用哲学理论解释美国高等教育现象的代表作。

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呢？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理论构建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一项研究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研究需要考察三个基本要素，即基本概念、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概念的提出对于理论的重要性相当于一栋大厦的基石，它是理论研究的始点，概念不清将会导致理论建构的致命问题。思维方式是研究者在研究中对命题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演绎的抽象的、创造性的过程，应自始至终具有连贯性。理论体系是经由概念扩展后，运用链条原理把概念、范畴、原理体系化。一般来说，理论构建的路径是先界定基本概念，再运用一定的思维方式创建理论体系。因此，讨论《哲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关键看它的三个要素是否完备。

书中，布鲁贝克创设了“高深知识”、“认识论”、“政治论”，并把“高深知识”视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并作为解决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的基本概念和全部研究的切入点。他还认为“认识论”是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是以高深知识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在书中的各个章节，布鲁贝克始终围绕“高深知识”，用“认识论”和“政治论”平行地分析各类问题和各种关系，既是对以上基本概念的延伸，又体现了其思维方式的连贯性。

除了基本概念和思维方式，还需考察该理论是否完成了对某一现象的观察与描述，是否厘清了事物与相关关系，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是否构建了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哲学》中实现了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把握和描述，它对高深学问、学术自治、学术自由、高等教育为谁服务、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学、治学的道德、作为教会的大学等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对高等院校、教师（教授）、学生、社会、教会、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在此基础上，作者表达了认识论和政治论互相融合，但要保持高深学问的相对独立和自由。正因为如此，布鲁贝克大量引用和批判他人的观点和看法，使得该书绝不同于教科书，也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建构著作。加之该书的英文版书名为《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而不是《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以至于有学者把该书归为历史批判性著作，而不是建构性著作。

二、关于《哲学》的研究方法的讨论

《哲学》第一章中提出的“认识论”和“政治论”一直被视为该书的逻辑起点，甚至被视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根据书中内容，认识论是指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论；政治论则是把高等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强调高等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布鲁贝克梳理了二者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影响力此消彼长的历史，认为它们从建国时期到19世纪末及以后“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如果仅以此就断定认识论和政治论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是否可取？

布鲁贝克在指出认知论和政治论之间矛盾的时候说：“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设法摆脱价值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在这里，尤其注意“认识论方法”和“政治论方法”的表述方式，可见，布鲁贝克将二者视为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的可能性较大。其次，第一章中指出“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也就是说，二者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是作者对美国高等教育现象做出的规律性总结，既不是教育活动，也不是从原始教育形式开始的教育现象，不能简单视为“教育存在”，如赵军所说“需知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不过是布鲁贝克对美国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内部矛盾和冲突的一种归纳”。再次，这句话还指向了价值关联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进而指出了隐含在关于高深学问纷争背后的哲学流派，分别是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这才是布鲁贝克关于高等教育的真正哲学思考。所以，不宜把认识论和政治论作为该书的逻辑起点，更不能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

回到书中导言，布鲁贝克指出该书“围绕着这些问题的主旋律‘E’调[E代表专门知识（expertise）――即深奥的探求――它构成了高深的学问]展开论述”，又指出“精深的专门知识本身就是问题和答案两方面的特殊部分”，就此可以大胆推断“高深学问”作为逻辑起点更为恰当。因为，高深学问是被抽象化了的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连接着教师与学生，连接着社会与高校；学术自由、学术自治、高等教育的功能等都由高深学问推论而得，它们可以相互规定；认识论和政治论不过是高深学问在社会中的演化。因此，布鲁贝克寻求的“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实际上是寻求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就是“高深学问”。

三、关于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启示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无不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教育概莫能外。仅就高等教育而言，来自西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二是，西方政治思想中民主、自由等观念的传播催生了近现代高等教育的诞生；三是，教会大学推动了科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四是曾留学欧美的学生中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如蔡元培、胡适等；五是，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西方高等教育教育名著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发行，扩大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

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书名体现了作者的创新和魄力，无论是英文版的《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还是中文版的《高等教育哲学》，在高等教育的学术专著中都是罕见的；二是，译者王承绪的学术影响力，作为国内比较教育学的泰斗，王先生的每一部译著都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哲学》也不例外；三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第一本《高等教育学》（上册）于1984年才得以出版发行，对国内学者而言，尚缺乏对高等教育的一般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把哲学的一般原理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结合起来还存在诸多困难。基于此，布鲁贝克的《哲学》激发了国内众人对高等教育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该书的诠释和解读。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则明显不同，概括如下：近代初期中国政治社会的急剧变革对高等教育的亟需，建国后意识形态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复苏和发展，20世纪末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和学生人数激增，21世纪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与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需求凸显。如果按照布鲁贝克的哲学基础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与社会需要联系紧密，即占统治地位的是政治论。实际上，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稳定发展只能从恢复高考后算起，距今不到40年的时间，与美国200余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史相比，犹如一个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孩童和一个成熟的中年人的区别。而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起步更晚，2004年才出现了第一本《高等教育哲学》（张楚廷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专著，学科建设还远远落后于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实难和美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繁荣相比。这其中，布鲁贝克的《哲学》恐怕“难辞其咎”，因为它占据中国学者头脑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难怪有人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出“读经30年，自醒才3年”的感慨。所以，在对西方名著的研读中如何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化”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为，《哲学》一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方法启示远多于内容启示。

第一，在研究目的方面，当时，布鲁贝克创作《哲学》一书的意图非常明确，即“普遍性”、“根本性”、“整体性”，也就是说，布鲁贝克一开始抱有努力透视现象去研究问题的本质的明确目的，这本身就值得借鉴。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已经引发了研究者的广泛思考，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学术自治、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学的功能等，本文认为，这些问题与美国高等教育中曾出现的矛盾只是“形似”。与上个世纪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大相径庭的是，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现代与后现代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背景。因此，在高等教育哲学理论构建中，必须明确研究目的，即旨在解决高等教育中的根本问题，澄清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引导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同时促进教育哲学的发展。

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布鲁贝克直指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并展开一系列讨论。在国内，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较多关注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缺乏战略性思考。“由于教育哲学需要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这种目标要求教育哲学不能以直接描述事物某一细小特征的数据为处理对象”，只对其中的特殊、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只能提出局部的、短期的、具体的解决方案，不能实现整体性的、普遍性的、长期性、系统性的理论构建。这种研究的缺憾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不是过于抽象，就是过于具体，不能把“一般”与“特殊”、“根本”与“具体”结合起来，以至于既不能指导具体的教育实践，又没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不能从根本上革新高等教育理论。

第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布鲁贝克在每一章中都沿用了对高深知识、教师（教授）、学生等基本要素逐个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中，从分析事物基本要素入手比从分析事物外部环境更重要，归纳和演绎比问卷调查和实验法更重要。如果仅徘徊在对外部因素或环境（外因）的分析和梳理中，例如，国内研究者较多重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高等教育影响的研究，结论也都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与有高等教育关系紧密、相互作用，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独立存在，高等教育改革需要一系列社会改革配合等观点上，这样的研究虽然对全面分析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却始终无法得出清晰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理论。

第四，在研究主体方面，布鲁贝克拥有哲学博士学位，长期讲授教育哲学的课程，终生致力于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和教育史的研究，其著作在美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所以，哲学与高等教育的结合不仅需要研究者的壮志雄心，更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教育理论基础和较高的哲学素养。中国教育哲学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其间曾中断30年）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国外高等教育哲学历史久远，成果丰硕；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相关专业稳定发展，相关学会活动频繁，这些都是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有利条件。研究者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努力总结教育实践经验，综合教育理论与哲学理论，提升学术研究水平。

当然，《哲学》所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并非完美。布鲁贝克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比较隐晦，通篇夹杂着的其他学者的观点也给读者设置了不少障碍，使得其“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结论若隐若现。再加上译本与原著总有一定差异，对一些核心概念（如认识论、政治论、学术自治论）的解读总会受到语境的干扰，影响了对该书思想的正确解读。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困难重重、矛盾纵横交错，如果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模糊的、隐晦的方式表达，不但对促进教育实践发展无益，还可能会扩大问题的复杂性，不利于学术研究积极作用的发挥。

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还有赖于其他学科的成熟，尤其是居于上位的哲学的发展。近年来，鉴于文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已有学者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思考对高等教育展开研究，如衣俊卿、王冀生、董云川等，希望他们的共同努力能翻开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史新的一页。综上，从根本上说，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亟须高等教育方法论的建构和发展，亟须跳出《高等教育哲学》看中国的高等教育哲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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