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富量化提案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使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带有被动性。虽然是被动性改革，如果能够有明确的改革思路，也可以把被动性改革转变为主动性改革。要把被动性改革转变为主动性改革，应将中国收入分配改革落到具体量化指标上。

确定产业工人及绝大多数劳动者工资倍增的改革思路

工资倍增既不是经济理论问题，更不是中国学者的独创，应该是政策问题及政策导向。日本国会在1960年通过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东亚国家工资倍增的典范。中国产业工人及绝大多数劳动者工资倍增，不需要照搬当年日本的做法，需要的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按照工资增长3倍、劳动效率提高4倍、劳动强度提高1倍的基本思路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目前中国产业工人及绝大多数劳动者从就业区域的平均月工资基数看，东部、中部、西部约为2100元、1800元、1400元，在一段时间内比如3～5年内平均月工资基数应至少增长3倍。即使工资增长3倍，中国产业工人及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仍在全世界及东亚地区仍属低工资之列。当然，确定工资至少增长3倍的基本要求，是为劳动效率提高打开空间。

中国产业工人及绝大多数劳动者工资至少增长3倍的基本要求，是以劳动效率提高4倍的管理目标为保证。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必须要先消除工资增长将导致劳动力价格提高的恐惧心理及错误观念，如果劳动效率与工资增长同步，劳动力价格不会提高。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提高工资是为了提升企业及产业竞争力，因此，劳动效率提高的倍数必须大于同期工资增长的倍数。

中国产业工人及绝大多数劳动者工资至少增长3倍，除了以劳动效率提高4倍为保证，还要以劳动强度提高1倍为支持条件。通过培训与劳动文化培育改善精神状态，并依法缩短以加班名义延长的劳动工时而提高体能，足以支持中国产业工人及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强度提高1倍。

两个“五年”发展规划阶段可以量化的工资增长幅度

从2011年开始的未来10年，是中国“十二五”与“十三五”的两个“五年”发展规划阶段。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否取得成效，关键在于两个“五年”规划中能否把工资增长幅度落到实处，并明确收入增长的参照指标。工资增长幅度、劳动报酬占比、居民收入增长比率3个可以量化的指标，应该相互支持并相互约束。

10年内工资增长5至6倍的具体标准。在一段时间内比如3～5年，中国产业工人及绝大多数劳动者工资至少增长3倍，那么，按照这一要求，“十二五”发展规划阶段与“十三五”发展规划阶段的这10年关键期，应确定工资增长5～6倍的具体标准。如果两个“五年”发展规划阶段工资能够达到这一增长幅度，不仅可以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而且能够根本化解中国社会动荡的潜在风险。

国民收入首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每年提高1%的参考系数。在“十二五”与“十三五”发展规划阶段的未来10年，要力争并保证每年使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首次分配中占比提高一个百分点。按此推算，到“十三五”发展规划结束的2020年，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首次分配中的占比约为56%～58%。如果以GDP为国民收入的主要参数，假定未来10年中国GDP保持7%的年平均增长，2020年中国GDP约为73万亿人民币，那么，在2020年国民收入首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将接近40万亿人民币，中国可以基本实现“民富”。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的比率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尤其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过慢，与中国经济较快增长和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形成巨大反差。在“十二五”与“十三五”的两个“五年”发展规划阶段，应该加快居民收入增长，提高每年的居民收入增长比率；同时，放慢财政收入增长，降低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长比率。如果未来10年能够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的比率同步，就基本可以保证劳动报酬占比的提高、全社会所有就业者工资的大幅度增长。

两种收入分配改革同步推进而实现突破

在目前中国现有收入分配体系中，劳动收入不合理与财产性收入不公平的问题并存。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既要解决劳动收入不合理的问题，又要解决财产性收入不公平的问题。

政策与法律手段并举而依法推动劳动收入大幅提高。雇主及企业不会自动与自觉地提高工资，劳动收入增长依赖政策与法律的推动。财政税收政策对劳动收入提高的作用最直接，手段有三个：一是分类提高并明确可税前计入成本的月工资标准，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大幅度提高标准；二是对低收入员工的月(人)工资基数达到规定标准及剔除高管人员以外的工资总额达到企业收入规定百分比的中小企业实行减税奖励，减税既可以按年度营业税额的一定百分比返还，也可以对企业所得税实现更优惠的税率(如15%～5%)；三是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实行员工社保的财政补贴，社保补贴主要是补员工缴纳的部分。

让中低收入阶层劳动收入能够率先较快增长而实现“民富”目标。中低收入阶层的劳动收入率先较快增长，须多种措施同步推进。一是较大幅度提高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提高比率应高于经济增长比率与财政收入增长比率，要改变一些地区连续多年GDP增长两位数以上而最低工资标准几年不提高的现状；二是加大中低收入阶层的培训补贴。对中低收入阶层劳动技能及劳动素质培训实行奖励补贴；三是加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补贴。在CPI大幅上涨的条件下，中低收入阶层及家庭的消费应得到政府补贴，补贴应尽可能以现金方式并直接划入中低收入阶层个人或家庭账户；四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社保水平。只有不断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社保水平，才能保证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随着劳动收入提高而不断提高。

改革上市发行制度与土地产权制度而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相对公平。中国证券市场目前的上市发行制度不允许员工持股企业上市， 从而把企业上市变成政府获取超额收益、少数人获取巨大财产性收入的专属通道，导致了财产性收入的不公平。因此，中国证券市场应该尽快修改上市规则，改革上市发行的审批办法，允许并支持员工持股企业上市。

在某种意义上，财产性收入的不公平比劳动收入的不公平要高一千倍甚至一万倍。中国未来10年，如果不改变财产性收入的分配方法，仅仅是在劳动收入的分配方法上下大工夫，既不会改变目前贫富分化的现状，也不会抑制贫富收入差距的继续拉大。改革上市发行制度与土地产权制度而实现财产性收入的相对公平，不仅可以缩小贫富收入差距，而且可以奠定消费需求拉动的财产性基础。中国今后10年拉动消费需求，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奠定社会公众财产性收入稳步增长的基础，强化社会公众的“消费底气”。

当然，如果要实施上述收入分配改革量化任务，必须具备应有的政策保障。这就要求不逐步修改并改变以GDP增长为主要参数的政绩评价标准，并将居民收入增长及收入分配改革的量化标准纳入政绩考核体系。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