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投资的优点范文

量化投资的优点篇1

关键词：不可逆投资；不对称企业；战略均衡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7001909

一、引言

不可逆投资主要指的是，投资行动一旦做出，投资成本便是沉没成本。并且强调，投资者对不可逆投资工程做出最优投资行动后，便不再有进一步的行动。投资的不可逆性是生产性领域最显著的特征[1]。通过引入新的生产过程的投资通常都是不可逆的，这意味着领导者——追随者战略相互依赖可应用实物期权博弈方法进行分析[2]。 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固定资产投资往往都是以不可逆性为显著特征，而我国目前的快速经济增长大部分都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故本文对不可逆投资最优投资战略的研究具有较好的实用和指导意义。

一方面，在传统上，投资决策的分析依赖于净现值（NPV）模型，而该模型的确定性本质使它不能容纳市场的不确定性、投资的不可逆性以及拥有推迟投资的选择权——等待期权价值。当在做出最优投资决策时，实物期权方法能很好地包含和考虑到等待选择权的价值；另一方面，投资的真实世界是以竞争对手间的战略竞争为特征的，其中的每一个企业在做出投资决策时，都会理性考虑自己在竞争环境中的相对竞争优势以及自己和竞争对手间投资行为的相互战略影响。其中，产品、投资工程价值和收入流的波动率等市场条件以及投资沉没成本和收入的市场份额等企业特征，都会直接影响相互竞争战略的最终结果。所以，将实物期权与博弈论模型相结合，企业的投资决策不仅依赖于对外生不确定性的解决，并且还有赖于对竞争者之间的相互战略影响的理性考虑。

优先抢占行为指的是，当存在先动优势时，首先采取投资行动的投资者会获得较大的优势和收入，从而使得投资者为获得优先抢占领导权或害怕被对手抢占而提前采取投资行动的行为。优先抢占战略均衡是类似囚徒困境的纳什均衡，而非每个投资者利润最大化最优投资行为的结果。所以，因先动优势的存在而导致的投资者之间的相互抢占行为会导致帕累托无效率的投资决策，所以，优先抢占竞争也被称作是“双失”竞争（Lose—Lose Competition）。

Fudenberg 和Tirole[3]对理论连续时间优先抢占文献研究做出了创新贡献，他们所采用的租金相等化（Rent Equalization）准则对战略投资模型的分析做出了里程碑意义上的贡献。Smets[4]是最早将博弈论引入实物期权理论的，并在 Fudenberg 和 Tirole[3]的均衡思想基础上建立了实物期权博弈模型。他的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种均衡类型：优先抢占均衡与同时投资均衡。并且指出，对于不可逆且一次性的风险投资项目，推迟投资可被看做是等待期权，但竞争对手的执行策略（优先抢占战略）会降低等待期权的价值。Grenadier[5]运用对称企业间的竞争去试图解释房地产市场的兴衰周期，他的模型指出，拥有更长时期收入时滞（投资行动与投资收入的取得有较长时间间隔）的投资会更倾向于显示，在面临房产需求和价值下降时的楼市和建筑繁荣。Huisman 和 Kort[6]扩展了Fudenberg 和Tirole[3]的模型，主要是引入了可容纳不确定性特征的服从几何布朗运动随机过程的企业收入。他们的模型研究的是对称企业，提供了对如下状况的深度分析：即其中的企业已经在给定的市场上活动着，考虑投资—沉没成本以提高他们当前的利润流，这种模型即是所谓的存在市场模型[7]（Existing Market Model）。 Huisman[8]提供了两个成本不对称企业动态双寡头模型的详细研究，他的模型识别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均衡。Weeds[9]研究了关于研发工程竞争的不可逆投资。他指出，较早的（同时的）投资均衡，会导致企业过度（不足）投资，但同时投资均衡更接近社会最优结果。 Mason 和 Weeds[10]显示了两个相同企业的非合作竞争，为了保证获得领导者权利，其中之一的企业必须在比最优投资触发时点更早的时点进行投资。并且指出，优先抢占触发点在面临增加的市场不确定性时，有可能是下降的——这和经典实物期权理论的结论不一致。在双寡对称企业模型中，企业的投资时点受到两个相反方向作用力的影响：等待最优投资的愿望和优先抢占对手的渴求。Pawlina 和 Kort[11]考虑了双寡企业在固定投资成本方面的不对称对最优投资的影响。他们的模型指出，当企业间成本不对称较小和先动优势不显著时，足够同质化的企业没有可能获得先动优势，从而会出现以企业选择在社会最优的较后的时点进行同时投资为特征的“合作”战略均衡；当企业间的成本不对称较大时，会出现以租金相等化为特征的优先抢占均衡，此时，低成本企业将会优先抢占高成本企业；当企业间成本不对称变得足够大时，会出现以企业选择在分散的完全不同的触发时点进行投资为特征的序贯均衡。

Kong 和 Kwok[12]分析了双寡头实物期权博弈的两个企业对可产生不确定性收入流的不可逆投资工程的投资决策，他们的模型假设了两个企业同时在收入和投资成本上的不对称。

总结过去文献关于在实物期权与博弈论相结合的框架下对企业最优投资行为的研究成果，并同时对以前文献关于企业不对称或异质性对企业均衡战略影响的研究结果进行拓展，本出对企业在投资成本和收入方面同时存在不对称的假设，并通过引入投资回报率不对称的概念，以试图获得更丰富和更完整的有关企业均衡战略的投资结果。另外，本文关于对企业在投资成本和收入上同时存在不对称的假设与Kong 和 Kwok[11]较为接近，但本文在如下方面具有拓展和创新贡献：

（1）Kong 和 Kwok[11]采用的是新市场模型（New Market Model），而本文采用的是存在市场模型（Existing Market Model），即认为两个企业是面临一个收入提高机会的竞争，在投资竞争前，两个企业已经在市场上获得各自的收入。存在市场模型（Existing Market Model）放松了共同假定：企业初始时是不在市场上的。并且，在面对多个投资机会时，存在市场模型更是典型被采用的模型[12]，所以本文所采用的模型应更具有一般性和实用性。

（2）Kong 和 Kwok[11]假设两个企业各自只拥有Cournot和Stackelberg两种收入，而本文因模型的一般性则详细考虑到了两个企业投资前和投资后对竞争对手所造成的影响，这使得企业在投资前后各自拥有四种不同的收入，并且还内生涵盖了Cournot和Stackelberg竞争，故本文的理论模型应拥有更宽泛的适用性。

（3）在量化企业间的相对竞争优势时，Kong 和 Kwok[11]采用的是企业各自的领导者和追随者最优投资触发点的比率，而本文采用的是企业各自的先动投资回报率和后动投资回报率的比率。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体现了企业各自的投资能力和管理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讲，采用投资回报率的比率来量化企业间的相对竞争优势应更具有直观意义和操作性。

（4）Kong 和 Kwok[11]应用所采纳的解释变量仅得出了占优序贯均衡和优先抢占均衡的存在和相互转换的分析解条件，因没有得出同时投资战略均衡的存在条件和该均衡与其他两种均衡相互转换的分析解条件，他们的模型不能说明同时投资战略均衡与优先抢占均衡是怎样相互转换的，也不能说明同时投资战略均衡与占优序贯均衡是怎样相互转换的。特别的，他们的模型更不能说明，当外生解释变量发生变化时，三种不同的均衡是怎样相互转换的。而本文采用企业各自投资回报率的比率作为解释变量，完整得到了三种不同均衡的存在和相互转换的分析解条件，故而能充分说明三种不同均衡相互转换所依据的条件。所以，本文的研究成果能更完整地对三种不同均衡的特征做出系统阐述，从而对企业的投资活动能给出更细致和更完整的指导建议，对政府有关激励和管理企业投资活动的政策也能给出更全面和更有效率的参考建议。

二、双寡战略投资模型

这样的关于在收入中确定性部分的一般化假设，详细考虑到了两个企业之间的相互战略作用对竞争对手收入的影响，并且还内生涵盖了Cournot和Stackelberg竞争，故该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性和合理性。更进一步的，本文假定收入中不确定性部分服从几何布朗运动随机过程的收入流Xt在企业初始竞争时总是足够小的，这样，企业在初始竞争时选择立即进行投资将不会是利润最大化的最优投资行为，而只能选择等待各自的投资触发点的到来。

三、价值函数和最优投资触发点

本文将运用经典的贝尔曼方程来求解随机动态最优化问题，以得到任给的企业i的价值函数和最优投资触发点。假设投资决策是不可逆的且投资机会是长期持续存在的，从而投资者可以为了利润最大化的最优投资而有权选择长期持续等待。同时还假设，企业自完成投资支出后，在未来没有生产性成本支出。进一步的，不失一般性，假设企业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每个企业在选择自己的最优投资触发点时，可选择领导、追随或同时投资战略。本文考虑了三种不同均衡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四种价值函数及其最优投资触发点。

来自于不可逆投资工程上的收入是部分不确定的，而这种不确定性的随机过程使得最优投资时点是随机的。但因收入的不确定性是由一簇定义在（Ω，F，P）概率空间上而状态空间为R2+的强马尔科夫过程所构建，所以，最优投资决策依赖于当前的信息集Ftt≥0，这使得最优投资时点Ft是可测的，从而也就是停止时点。这样，面对所有可能的战略或停止时点，通过最大化企业期望的利润流，便可以得到本文所需的各种价值函数及相应的最优投资触发点。

正如求解动态博弈所采用的经典方法，本文应用逆推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第一步，给定领导者的战略（已经进行了投资），本文得出追随者的最优投资战略；第二步，领导者已经考虑到了追随者的最优投资行为，然后求解领导者的最优投资决策。

1追随者价值函数及其最优投资触发点

2优先抢占战略均衡

当两个企业之间都不拥有相对竞争对手的占优竞争优势时，便可导致所谓的“激烈竞争”情形。此时，若存在较明显的先动优势，两个企业都有动力去选择作为领导者，也就是在各自的优先抢占触发点采取投资行动去优先抢占对手。对于一定范围内取值的随机过程Xt，当某一企业的优先抢占领导者价值大于它自己的追随者价值时，这个企业便拥有了优先抢占对手企业的动力。在竞争初始时，因随机过程Xt总被假定是足够小的，立即的投资行为不是最优化投资行为，故两个企业都会选择等待，直到各自投资触发点的到来。优先抢占触发点是通过应用租金相等化原则[3]得到的，两个企业在各自的优先抢占触发点上，对于选择作为领导者或跟随者是无差异的。在优先抢占触发点上，优先抢占领导者并没有最大化自己的投资机会价值，而跟随者是可以在自己的跟随者最优投资触发点上最大化自己的投资机会价值的。当然，企业也可以不在自己的优先抢占触发点进行投资，而是选择等待直到自己的占优领导者触发点才进行投资的话，在先动优势的驱使下，对手企业的优先抢占行为会让自己在占优领导者触发点到来之前便失去领导者权力。故而，若两个企业都不具备相对占优竞争优势，在先动优势较明显条件下，两个企业都会实施优先抢占战略，即在各自的优先抢占触发点上进行投资去优先抢占对手。

3同时投资战略均衡

同时投资战略均衡指的是企业i和企业j同时在同一触发点进行最优化投资所产生的均衡，并非最优化同时投资均衡。比如当企业i和企业j的优先抢占触发点刚好相等时所形成的优先抢占同时投资均衡不是本文所指的同时投资战略均衡。同时投资战略均衡中的同时投资虽然是非合作结果，但经常被认为是心照不宣的联盟或合作，因其意味着一些潜在的协调机制在起作用，以提高它们在优先抢占水平上的租金[12]。

六、结论

本文的研究涵盖了投资研究领域两方面的内容，即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投资和竞争性条件下的投资。本文在实物期权和博弈论相结合的框架下，研究了两个企业在面对一个企业提高不可逆投资机会时的战略投资博弈。通过假设两个竞争企业同时在投资成本和收入上的不对称，本文详细考察了投资实物期权价值和投资决策的战略相互影响。通过构造一般化的存在市场理论模型，借助对领导者和跟随者最优投资触发点的分析，并首次创新引入投资回报率不对称这一关键解释变量，本文提供了完整的占优序贯战略均衡、优先抢占战略均衡和同时投资战略均衡的特征阐述。

本文有关在博弈论和实物期权相结合的框架下对企业间最优投资战略的研究结论有些与以前文献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本文的贡献在于，借助投资回报率不对称这一关键解释变量，用分析解的形式量化和界定了以前文献的结论，并同时还得出了一些创新结论。笔者将一些创新结论和可被视为创新贡献的内容总结如下：

第一，以前文献认为，只要企业i和企业j的优先抢占触发点都同时存在，所形成的均衡便是优先抢占战略均衡，但本文却将当满足：XiL≤XjP或XjL≤XiP时的情形看做占优序贯战略均衡，并且用分析解的形式（见推论）界定了这一条件，并指出，当企业的相对先动投资回报率小于对手企业的绝对先动投资回报率时，优先抢占战略均衡转换为以对手企业为占优领导者的占优序贯战略均衡。

第二，以前文献只说明了先动优势对于优先抢占动力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本文不仅明确指出优先抢占动力正比于企业自身的相对先动者优势，而且还创新指出，企业的优先抢占动力是与对手企业的后动力量成反比的，并对这一结论做出了合理化解释。

第三，本文不仅得到了以前文献未能得到的同时投资战略均衡存在的分析解条件，并且创新指明其存在的必要条件为企业间的要与对手企业同时最优化投资的投资回报率须相等，即要与对手同时行动的力量要相等。另外，还指出，企业要与对手企业同时最优化投资的动力反比于企业自身的绝对先动者优势，而与对手企业的后动力量是成正比的。

第四，两个相互竞争的企业同时在投资成本和收入上面临不对称是符合实际的，而以前文献关于只存在投资成本不对称或只存在收入不对称所得到的结论在本质上其实是因投资回报率不对称所导致的，于是，本文的研究成果包含和拓展了以前文献假设企业间只存在投资成本不对称或只存在收入上的不对称所得到的结论，从而，本文有关投资回报率不对称的研究结论应更有说服力和解释力。

第五，本文用投资回报率不对称这一概念量化了企业间的相对竞争优势，而投资回报率体现了企业的管理效率和投资能力，故企业的投资决策战略和政府对企业投资活动的管理和激励可重点依赖于本文有关投资回报率不对称的各种分析解结论。

第六，通过投资回报率不对称这一关键解释变量，本文得到了三种不同均衡的存在和相互转换的分析解条件。特别的是，借助企业间在后动投资回报率上的不对称，本文创新划分了在各种不同情形下的三种不同均衡的界限和区域，从而可以为企业给出更细致的指导建议，也能为政府在管理和激励企业投资活动上给出较全面的有效率的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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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投资的优点篇2

关键词：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地域结构；战略

二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科技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异军突起，成为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别是2O世纪8O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改变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也证明了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和动用全球资源、启用全球投资回报最高区位、获得国际经济竞争能力、控制能力的关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贸易性和非贸易性两种，其中非贸易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最主要的对外投资形式，也是企业大力推行R＆D、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驱动企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源泉。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第一次把发展对外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发展速度加快，但仍显不足。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遵循世界对外直接投资规律，适度发展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而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是企业投资阶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资成功的关键，加强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空间分布和变化趋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结构特点

1.地区集中性。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在区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亚洲等地区。截止1997年，累计在上述三洲的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22.08％、31.45％、18.05％，共计71.58％；而在拉美、非洲、欧洲分别仅为10％、11.07％和7.35％。从国别分布看，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国及少数石油、铁矿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如到1997年底，我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累计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的有19个，累计存量投资占到总投资的90％。

2.资源指向性。中国自然资源种类相对齐全，总量大；但人均量少，开发成本高，有些资源还比较短缺。因此，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导向性明显。1988年，中国17家最大的跨国经营企业中，有10家属资源开发型。1985年以来，中国一些企业在摩洛哥、尼日利亚、美国、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个海洋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渔业开发，已经运回数十万吨渔货；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区开发林业资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运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在泰国南部的合艾橡胶园附近开办合作公司，累计已向母公司运回1万多吨天然橡胶，满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国治金进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亚总投资2.8亿澳元开发铁矿，在以后30年内将运回2亿吨高质量的矿砂。

3.发达国家占主导。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占有主导地位。1979—1990年，其投资总额在发达国家占67.09％，在发展中国家占32.91％；其中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在发达国家为576.95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128.91万美元。当然，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趋于下降，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减小；而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趋于上升，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增大；但从总体存量投资看，发达国家依然占优势。如1979—1997年，上述两项指标在发达国家分别为51.61％和428.49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分别为48.39％和138.43万美元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资区。中国企业累计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形成三大核心区：（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1979—1990年，在这三个核心区的企业数和投资额比重分别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计分别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别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计分别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别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计分别占28.61％和58.01％。

5.投资重心呈阶段性转移。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1979—1984年为自发探索阶段。此阶段兴办企业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资1.27亿美元，年均2100万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发展中国家。（2）1985—1991年为起步阶段。1985年，对外贸易合作部制订了海外开办非贸易企业审批办法，1987年国务院批准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跨国经营试点，促进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仅1987年就兴办海外企业124家，投资4.1亿美元，为前8年的1.7倍，出现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次高潮。到1991年底，累计兴办企业1008家，投资13.95亿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苏联等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进入快速发展期。1992年国务院批准首钢扩大海外投资和经营权，标志着中国海外投资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2—1998年，开办企业1288家，投资12.02亿美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分别为25.56％、49.39％和74.44％、50.61％，呈现出发展中国家投资所占比例上升，发达国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资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发展态势。

6.投资行业和存量增长的空间分异日益明显，投资地区不断趋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多以专业贸易公司为主，地区多选择在出口市场集中的东南亚和少数发达国家，且主要投资餐饮、服务业。这是由投资主体的实力有限所决定的。80年代后期，投资主体从专业贸易公司发展到大中型工业企业，由邻近发展中国家向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欧美等发达国家辐射，投资结构转向资源开发、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等。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投资进一步向东欧和韩国等国家拓展，地区、行业亦更加多样化。在发达国家主要投资机电、高新技术研发；在发展中国家以资源开发和纺织、玩具、摩托车、自行车、电视机等行业为主。从投资增量上看，亚洲持续走强，非洲、拉美等投资日益加速，欧洲、北美缓慢提升，澳大利亚及若干国家近年则呈现存量投资递减的趋势。1979—1990年，在亚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欧洲的投资分别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亚洲、非洲、拉美、欧洲的累积投资分别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计投资分别增加4.91、10.60、8.22和3.03个百分点；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别减少4.08和23.60个百分点。1998年对亚洲和非洲的投资分别达0.68亿美元和0.9亿美元，占总投资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的存量投资比上年净减221.4亿美元。从国别分布看，1979年开始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到1990年投资国家和地区达106个，美国、加拿大、香港等8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存量投资比重为82.42％。到1997年扩展到146个，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前8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总投资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对投资影响很大。美、日、欧洲诸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选择地理上接近或历史文化联系密切的地区，中国亦不例外。港澳及东南亚在地域上与祖国大陆或我国毗邻，华人、华侨集聚，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认同感，历史上同中国的经济往来就十分频繁。因此，中国许多跨国经营企业对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投资环境较熟悉，在对外直接投资初级阶段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不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在此投资有利于回避风险、积累经验，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提高投资绩效。所以中国对外投资初始阶段的首选区位在该区。同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关系融洽，投资的制约因素较少。因此，对外投资最初多选择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2.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战略因素。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与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国并非资本剩余国，经济结构层次和技术水平不高，仅有少量的OIL优势，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投资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与调控等因素，呈现不平衡的集聚状态。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情况下，中国为实现赶超战略，开始注重向发达国家投资，来学习和借鉴国外技术，因此投向发达国家的资金大量增加；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而引发的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国外自然资源，强化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选择。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格局的形成。

3.目标国外资政策、市场及开发潜力。外资政策对外资的进人至关重要，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分布和与中国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一致，也说明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一般资源比较丰富，且资金、技术短缺，多处于卖方市场，外资政策宽松，欢迎有利于增加就业的资源开发等劳动密集型投资，这正符合我国的投资特点。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稳定，技术先进，市场广阔，对外资开放领域有严格限定，资金需求主要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因此，随着各国产业结构升级、市场需求转变、外资政策调整及中国投资实力增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断进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资欧美的产业，技术含量日益提高；劳动、资源密集型投资转向发展中国家，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增多，呈现地区多元化和布局趋向平衡的特点。这是适应全球一体化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举措。

三、区域战略分析

1.投资区位选择的战略目标取向。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在产品的成熟阶段，对外投资主要通过开拓市场，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应选择收入和消费水平接近的东道国；到标准化阶段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应选择劳力成本较低的东道国。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对外投资应选择边际产业，向具有比较优势和贸易带动优势的地区投资来促进出口和产业结构优化。折衷理论首次提出了区位优势是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关键因素，企业应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源、技术、资金、优惠政策，发挥比较优势，获取收益。上述理论从发挥和寻求比较优势的动因上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取向。因此，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布局亦应基于多重目标：（1）增加企业综合竞争能力。投资于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廉价、市场广阔的东道国，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效益，培育企业与世界跨国公司抗衡的能力。（2）带动出口。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今后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会继续增大，对外投资应选择能带动本国设备、半成品出口的国家，并绕过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3）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遵循“投旧引新”的原理，把轻纺、传统化工、机械等“边际产业”投向一些发展中国家，重新获得发展优势；同时，立足长远，向发达国家投资，学习、引进先进技术，突破各种限制获得资金和市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4）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许多矿产资源已经或者即将制约经济发展，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应投资于国外资源丰富区，以获取资源，减轻国内环境污染，赢得新的发展空间，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2.总体战略。对外投资按投资方向可分为向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和向发展中国家的下行投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在区位选择上应以下行投资为主，兼顾上行投资。这由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对生产和贸易的经济效果产生的影响所决定。发达国家有完备的市场体系，经济发展水平高，投资环境优越，投资于发达国家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管理、信息。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层次高，我国的相对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难以发挥，在市场上尚难同它们直接竞争。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我国有良好的政治关系，经济结构相似，文化环境接近。它们工业化水平较低，从生产原料、工具到成套设备都需要进口。我国拥有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与优惠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场。同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还可以旁敲侧击，利用东道国的配额和优惠政策主攻欧美市场。如通过投向一些非洲国家，利用它们享受西欧的特惠关税，主攻西欧市场；对拉美直接投资，可利用北美对该区的优惠政策，广泛利用北美的资金、技术和市场。

3.不同区域的投资战略。（1）稳定提高亚洲的投资。如前所述，中国在亚洲的对外投资具有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削弱了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但增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亚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如东南亚的森林资源，西亚、中亚的石油、铁、钾盐等对我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无论是中国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优势还是特色技术优势，如陶瓷、刺绣、园林、中医中药等都适合于在本区投资。同时在本区投资也易于推行“投旧引新”的战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突破因产业结构趋同导致的贸易壁垒和摩擦。本区的港澳台和东南亚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该区各国和地区为吸引外资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投资环境较好。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不断推进，澜沧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开发得到了沿河各国和联合国开发署的高度重视；中亚地区的经济开发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这都有利于中国拓宽对亚洲的投资领域。因此，亚洲不仅是中国过去和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阵地，还将是今后加强投资的重要地区。

（2）有重点的发展对欧美、大洋洲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欧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导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注重对欧美的投资，目的是追求美国高技术，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中国跨国公司更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市场容量大，资源丰富，投资环境优越，与我国经济联系强，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顺差的来源国，在本区投资有利于冲破贸易壁垒，广泛利用外资，学习先进技术、管理方式，获得丰富的信息，增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国民经济素质。目前，我国在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主要以开发资源、低水平加工业居多，无法发挥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今后应改善投资结构，以长远利益为主。由于中国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限制，对上述地区投资规模不大，因此必须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

（3）积极发展对拉美、非洲、中东欧国家的投资。这些地区不仅有我国紧缺的若干自然资源，而且我国产品和服务在这些地区也比较适销对路，市场前景较好。我国的家电、服装、纺织、皮鞋、丝绸等轻工产品和餐饮业在中东欧很受欢迎，而该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对我国企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秘鲁等国的石油、铁、铬、铜和森林资源丰富，投资基础良好，市场潜力大，易于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非洲总体上经济落后，工业化水平低，但利比亚、尼日利亚、南非、扎伊尔、赞比亚等石油、铜、铬、铁等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与我国的经济互补性强，前景广阔。当然，该区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经济混乱，但大部分国家投资环境较好，整体的潜力较大。

（4）加强对区域经济组织内部的投资。目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紧密性区域组织已经形成，它们的贸易活动以经济区域和经济实体内部循环为主，外部循环为辅，实行严格的有差别的内外政策：区域内实现了商品、资本、劳务自由流动，取消关税和贸易壁垒，统一工业和产品标准，而对区外进口则缺乏优惠条件。这些区域性组织的对华贸易保护日益加强，如1990年代以来，欧盟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欧盟对华反倾销达20多种，覆盖了从日用品到家电到工业品，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华反倾销也不断增多。因此，传统出口很难进入。但中国企业在欧、美仍有很大市场空间。应通过强化投资，绕过关税壁垒，将贸易摩擦变成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易，分享经济集团内部企业的优惠待遇，开发这一广阔的市场。另外，还要注意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对环太平洋国家投资，深化与本区的贸易、金融关系，继续以港澳为依托构建21世纪的对外直接投资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亚太圈外。

四、建议与对策

1.加强宏观调控。政府支持十分关键。首先，要制定优惠的税收、信贷政策，并加快人世为企业的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条件，还要通过制定海外直接投资法、产业引导法等，辅以有效的汇率、还贷能力管制，加强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战略管理，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行为；其次，实施技术情报支持政策，设立专门机构对重点投资目标的政治前景、市场潜力、制度、劳动力市场进行及时分析，引导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第三，制订区域和产业相协调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强化支持重点投资区的重点企业，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战略。对中小企业和“边际产业”主要强化信息支持和投资方向引导，使其发挥最大的比较优势，获得投资收益。

2.加快培育跨国公司和专门人才。大跨国公司多施行全球战略，力求区域和产业投资最优化。加快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形成一批强大的投资主体，是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重要举措。同时，人才是企业实行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关键，世界上许多一流的跨国公司都确定了以人为本的制胜战略，如英特尔、西门子、松下等。我国应加强人才战略，培育出更适应于不同地区发展创业的专门人才。这些人应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瞬息变化的市场、金融、政局，科学决策，及时规避风险，推动投资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华商网络的“窗口”优势。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类型的企业集团，选择最优的东道国。力求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协调，并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行业优势的转变，使投资重点向经济增长速度快、潜力大、综合投资环境好的地区转移。注重利用基于“亲、地、神、业、文”五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华商网络，发挥它熟知当地工商界状况、法律、经营习惯等“世界”优势，选择经济效益高、投资风险小的行业和国家，促进海外投资的地域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1]张纪康。国际直接投资[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33-57.

[2]魏后凯。区位决策[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143—165.

[3]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编委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79—1999.

量化投资的优点篇3

关键词：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地域结构；战略

二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科技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异军突起，成为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别是2O世纪8O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改变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也证明了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和动用全球资源、启用全球投资回报最高区位、获得国际经济竞争能力、控制能力的关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贸易性和非贸易性两种，其中非贸易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最主要的对外投资形式，也是企业大力推行R＆D、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驱动企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源泉。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第一次把发展对外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发展速度加快，但仍显不足。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遵循世界对外直接投资规律，适度发展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而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是企业投资阶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资成功的关键，加强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空间分布和变化趋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结构特点

1.地区集中性。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在区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亚洲等地区。截止1997年，累计在上述三洲的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22.08％、31.45％、18.05％，共计71.58％；而在拉美、非洲、欧洲分别仅为10％、11.07％和7.35％。从国别分布看，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国及少数石油、铁矿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如到1997年底，我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累计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的有19个，累计存量投资占到总投资的90％。

2.资源指向性。中国自然资源种类相对齐全，总量大；但人均量少，开发成本高，有些资源还比较短缺。因此，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导向性明显。1988年，中国17家最大的跨国经营企业中，有10家属资源开发型。1985年以来，中国一些企业在摩洛哥、尼日利亚、美国、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个海洋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渔业开发，已经运回数十万吨渔货；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区开发林业资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运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在泰国南部的合艾橡胶园附近开办合作公司，累计已向母公司运回1万多吨天然橡胶，满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国治金进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亚总投资2.8亿澳元开发铁矿，在以后30年内将运回2亿吨高质量的矿砂。

3.发达国家占主导。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占有主导地位。1979—1990年，其投资总额在发达国家占67.09％，在发展中国家占32.91％；其中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在发达国家为576.95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128.91万美元。当然，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趋于下降，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减小；而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趋于上升，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增大；但从总体存量投资看，发达国家依然占优势。如1979—1997年，上述两项指标在发达国家分别为51.61％和428.49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分别为48.39％和138.43万美元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资区。中国企业累计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形成三大核心区：（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1979—1990年，在这三个核心区的企业数和投资额比重分别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计分别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别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计分别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别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计分别占28.61％和58.01％。

5.投资重心呈阶段性转移。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1979—1984年为自发探索阶段。此阶段兴办企业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资1.27亿美元，年均2100万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发展中国家。（2）1985—1991年为起步阶段。1985年，对外贸易合作部制订了海外开办非贸易企业审批办法，1987年国务院批准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跨国经营试点，促进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仅1987年就兴办海外企业124家，投资4.1亿美元，为前8年的1.7倍，出现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次高潮。到1991年底，累计兴办企业1008家，投资13.95亿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苏联等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进入快速发展期。1992年国务院批准首钢扩大海外投资和经营权，标志着中国海外投资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2—1998年，开办企业1288家，投资12.02亿美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分别为25.56％、49.39％和74.44％、50.61％，呈现出发展中国家投资所占比例上升，发达国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资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发展态势。

6.投资行业和存量增长的空间分异日益明显，投资地区不断趋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多以专业贸易公司为主，地区多选择在出口市场集中的东南亚和少数发达国家，且主要投资餐饮、服务业。这是由投资主体的实力有限所决定的。80年代后期，投资主体从专业贸易公司发展到大中型工业企业，由邻近发展中国家向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欧美等发达国家辐射，投资结构转向资源开发、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等。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投资进一步向东欧和韩国等国家拓展，地区、行业亦更加多样化。在发达国家主要投资机电、高新技术研发；在发展中国家以资源开发和纺织、玩具、摩托车、自行车、电视机等行业为主。从投资增量上看，亚洲持续走强，非洲、拉美等投资日益加速，欧洲、北美缓慢提升，澳大利亚及若干国家近年则呈现存量投资递减的趋势。1979—1990年，在亚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欧洲的投资分别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亚洲、非洲、拉美、欧洲的累积投资分别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计投资分别增加4.91、10.60、8.22和3.03个百分点；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别减少4.08和23.60个百分点。1998年对亚洲和非洲的投资分别达0.68亿美元和0.9亿美元，占总投资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的存量投资比上年净减221.4亿美元。从国别分布看，1979年开始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到1990年投资国家和地区达106个，美国、加拿大、香港等8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存量投资比重为82.42％。到1997年扩展到146个，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前8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总投资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对投资影响很大。美、日、欧洲诸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选择地理上接近或历史文化联系密切的地区，中国亦不例外。港澳及东南亚在地域上与祖国大陆或我国毗邻，华人、华侨集聚，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认同感，历史上同中国的经济往来就十分频繁。因此，中国许多跨国经营企业对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投资环境较熟悉，在对外直接投资初级阶段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不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在此投资有利于回避风险、积累经验，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提高投资绩效。所以中国对外投资初始阶段的首选区位在该区。同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关系融洽，投资的制约因素较少。因此，对外投资最初多选择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2.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战略因素。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与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国并非资本剩余国，经济结构层次和技术水平不高，仅有少量的OIL优势，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投资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与调控等因素，呈现不平衡的集聚状态。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情况下，中国为实现赶超战略，开始注重向发达国家投资，来学习和借鉴国外技术，因此投向发达国家的资金大量增加；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而引发的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国外自然资源，强化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选择。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格局的形成。

3.目标国外资政策、市场及开发潜力。外资政策对外资的进人至关重要，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分布和与中国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一致，也说明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一般资源比较丰富，且资金、技术短缺，多处于卖方市场，外资政策宽松，欢迎有利于增加就业的资源开发等劳动密集型投资，这正符合我国的投资特点。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稳定，技术先进，市场广阔，对外资开放领域有严格限定，资金需求主要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因此，随着各国产业结构升级、市场需求转变、外资政策调整及中国投资实力增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断进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资欧美的产业，技术含量日益提高；劳动、资源密集型投资转向发展中国家，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增多，呈现地区多元化和布局趋向平衡的特点。这是适应全球一体化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举措。

三、区域战略分析

1.投资区位选择的战略目标取向。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在产品的成熟阶段，对外投资主要通过开拓市场，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应选择收入和消费水平接近的东道国；到标准化阶段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应选择劳力成本较低的东道国。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对外投资应选择边际产业，向具有比较优势和贸易带动优势的地区投资来促进出口和产业结构优化。折衷理论首次提出了区位优势是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关键因素，企业应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源、技术、资金、优惠政策，发挥比较优势，获取收益。上述理论从发挥和寻求比较优势的动因上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取向。因此，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布局亦应基于多重目标：（1）增加企业综合竞争能力。投资于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廉价、市场广阔的东道国，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效益，培育企业与世界跨国公司抗衡的能力。（2）带动出口。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今后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会继续增大，对外投资应选择能带动本国设备、半成品出口的国家，并绕过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3）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遵循“投旧引新”的原理，把轻纺、传统化工、机械等“边际产业”投向一些发展中国家，重新获得发展优势；同时，立足长远，向发达国家投资，学习、引进先进技术，突破各种限制获得资金和市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4）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许多矿产资源已经或者即将制约经济发展，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应投资于国外资源丰富区，以获取资源，减轻国内环境污染，赢得新的发展空间，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2.总体战略。对外投资按投资方向可分为向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和向发展中国家的下行投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在区位选择上应以下行投资为主，兼顾上行投资。这由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对生产和贸易的经济效果产生的影响所决定。发达国家有完备的市场体系，经济发展水平高，投资环境优越，投资于发达国家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管理、信息。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层次高，我国的相对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难以发挥，在市场上尚难同它们直接竞争。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我国有良好的政治关系，经济结构相似，文化环境接近。它们工业化水平较低，从生产原料、工具到成套设备都需要进口。我国拥有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与优惠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场。同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还可以旁敲侧击，利用东道国的配额和优惠政策主攻欧美市场。如通过投向一些非洲国家，利用它们享受西欧的特惠关税，主攻西欧市场；对拉美直接投资，可利用北美对该区的优惠政策，广泛利用北美的资金、技术和市场。

3.不同区域的投资战略。（1）稳定提高亚洲的投资。如前所述，中国在亚洲的对外投资具有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削弱了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但增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亚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如东南亚的森林资源，西亚、中亚的石油、铁、钾盐等对我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无论是中国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优势还是特色技术优势，如陶瓷、刺绣、园林、中医中药等都适合于在本区投资。同时在本区投资也易于推行“投旧引新”的战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突破因产业结构趋同导致的贸易壁垒和摩擦。本区的港澳台和东南亚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该区各国和地区为吸引外资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投资环境较好。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不断推进，澜沧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开发得到了沿河各国和联合国开发署的高度重视；中亚地区的经济开发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这都有利于中国拓宽对亚洲的投资领域。因此，亚洲不仅是中国过去和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阵地，还将是今后加强投资的重要地区。

（2）有重点的发展对欧美、大洋洲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欧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导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注重对欧美的投资，目的是追求美国高技术，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中国跨国公司更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市场容量大，资源丰富，投资环境优越，与我国经济联系强，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顺差的来源国，在本区投资有利于冲破贸易壁垒，广泛利用外资，学习先进技术、管理方式，获得丰富的信息，增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国民经济素质。目前，我国在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主要以开发资源、低水平加工业居多，无法发挥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今后应改善投资结构，以长远利益为主。由于中国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限制，对上述地区投资规模不大，因此必须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

（3）积极发展对拉美、非洲、中东欧国家的投资。这些地区不仅有我国紧缺的若干自然资源，而且我国产品和服务在这些地区也比较适销对路，市场前景较好。我国的家电、服装、纺织、皮鞋、丝绸等轻工产品和餐饮业在中东欧很受欢迎，而该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对我国企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秘鲁等国的石油、铁、铬、铜和森林资源丰富，投资基础良好，市场潜力大，易于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非洲总体上经济落后，工业化水平低，但利比亚、尼日利亚、南非、扎伊尔、赞比亚等石油、铜、铬、铁等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与我国的经济互补性强，前景广阔。当然，该区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经济混乱，但大部分国家投资环境较好，整体的潜力较大。

（4）加强对区域经济组织内部的投资。目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紧密性区域组织已经形成，它们的贸易活动以经济区域和经济实体内部循环为主，外部循环为辅，实行严格的有差别的内外政策：区域内实现了商品、资本、劳务自由流动，取消关税和贸易壁垒，统一工业和产品标准，而对区外进口则缺乏优惠条件。这些区域性组织的对华贸易保护日益加强，如1990年代以来，欧盟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欧盟对华反倾销达20多种，覆盖了从日用品到家电到工业品，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华反倾销也不断增多。因此，传统出口很难进入。但中国企业在欧、美仍有很大市场空间。应通过强化投资，绕过关税壁垒，将贸易摩擦变成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易，分享经济集团内部企业的优惠待遇，开发这一广阔的市场。另外，还要注意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对环太平洋国家投资，深化与本区的贸易、金融关系，继续以港澳为依托构建21世纪的对外直接投资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亚太圈外。

四、建议与对策

1.加强宏观调控。政府支持十分关键。首先，要制定优惠的税收、信贷政策，并加快人世为企业的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条件，还要通过制定海外直接投资法、产业引导法等，辅以有效的汇率、还贷能力管制，加强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战略管理，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行为；其次，实施技术情报支持政策，设立专门机构对重点投资目标的政治前景、市场潜力、制度、劳动力市场进行及时分析，引导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第三，制订区域和产业相协调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强化支持重点投资区的重点企业，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战略。对中小企业和“边际产业”主要强化信息支持和投资方向引导，使其发挥最大的比较优势，获得投资收益。

2.加快培育跨国公司和专门人才。大跨国公司多施行全球战略，力求区域和产业投资最优化。加快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形成一批强大的投资主体，是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重要举措。同时，人才是企业实行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关键，世界上许多一流的跨国公司都确定了以人为本的制胜战略，如英特尔、西门子、松下等。我国应加强人才战略，培育出更适应于不同地区发展创业的专门人才。这些人应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瞬息变化的市场、金融、政局，科学决策，及时规避风险，推动投资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华商网络的“窗口”优势。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类型的企业集团，选择最优的东道国。力求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协调，并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行业优势的转变，使投资重点向经济增长速度快、潜力大、综合投资环境好的地区转移。注重利用基于“亲、地、神、业、文”五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华商网络，发挥它熟知当地工商界状况、法律、经营习惯等“世界”优势，选择经济效益高、投资风险小的行业和国家，促进海外投资的地域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1]张纪康。国际直接投资[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33-57.

[2]魏后凯。区位决策[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143—165.

[3]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编委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79—1999.

量化投资的优点篇4

关键词：投资战略；投资形成战略；空间投资战略；产业投资战略

作者简介：黄磊，山东财政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济南250014）。

一、关于投资形成战略

面对新世纪的发展要求，培育和不断壮大投资形成能力无疑具有突出的意义。在未来的投资战略设计中，促进投资高水平形成是不可回避且必须着力解决的焦点问题之一。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妥善解决以下两大问题。

（一）投资形成总水平的合理确定

投资形成总水平的适度化取决于对这样几个因素的准确测度：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全社会潜在投资资源的存量；社会对潜在投资存量的实际动员能力。由于我国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仍将处于经济加速起飞阶段，增长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扩张几乎不存在动力抑制，即投资的客观需要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无限制的，因而合理确定投资形成的总水平，关键是把握住投资形成的条件和能力，即主要应建立在对后两个因素准确分析的基础上。

一般地说，要确定潜在投资资源总量的边界受哪些基本方面的制约并不困难，它大致等于国民收入中剔除消费等其他必要的非积累性分配内容后的余额、可运用的折旧基金数量、由消费延迟及沉淀后直接或间接向投资转化的数额，以及可从国外流入的投资之和。然而，如果缺少审慎和系统的测算依据，仍不可能找到潜在投资数量的准确界限。例如，确定投资从国民收入中可分离出来的数量，需要从动态的角度考虑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随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适度处理问题；确定折旧中的投资潜在形成量，既涉及到折旧存量的充分动用、逐期补偿保障问题，又涉及到对资本折旧加速趋势的准确把握问题；确定消费向投资转化的数量水平，则要考虑消费基金总规模、分配结构、边际消费倾向、储蓄动因与结构及其他各种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制约因素；而从境外形成投资，则需要对投资环境发展动态及对国外游资的变动状况进行准确分析。

潜在的社会投资资源量并不等于实际的投资形成量，很简单，社会对这一潜在存量的实际动员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是十分充分的。因此，在制定投资形成战略时，除了根据各种相关因素准确地测算出投资资源存量边界外，还必须着重分析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对这些潜在资源的实际动员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应着重分析这样几方面的条件：一是资金市场融资功能的强弱及其充分释放的保障程度；二是微观经济主体自其内部进行积累的主动性与能力；三是国家在社会投资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直接干预能力及组织调度能量的大小。

（二）投资形成的结构优化

投资可以形成于不同的渠道，而不同渠道形成的投资，在数量水平、流量稳定性及运用效应的优劣上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别，故投资形成结构的优化，是设计投资形成战略时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投资形成的渠道可以从两种涵义上理解：一是以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各构成部分包括国际资本流入部分为分析对象的投资价值源流；二是指能够使潜在投资资源真正得到动员、最终进入社会投资领域的、与一定的经济主体或融资系统相关联的原始供给渠道，亦即融资实现的渠道。鉴于从社会总产品价值中形成的投资数量水平实际上缺乏弹性，主要适于抽象的理论分析，而特定投资形成目标的实现保障更现实地取决于各种融资途径的状态，投资形成过程中的利益关系也主要体现在各种融资信用活动中，故这里的讨论主要是指后一种意义的投资形成渠道及其结构优化问题。其中，以下两点无疑应是战略设计者考虑的重点：

一是保证投资按预期战略目标形成的融通渠道完善问题。这属于投资形成结构要素优化的范畴。目前我国的投资融通渠道已多元化，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新渠道（如证券市场等）大多尚不够通畅或容量相当有限，其功能尚无法充分释放；同时还有一些在市场经济国家普遍运用的投资融通方式在我国尚未规模化、规范化地出现；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发展态势进行投资融通渠道的创新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此外，资金市场的开放程度及其准入水平也还相当低。这样一种存在诸多空白和缺陷的融资系统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改善，既有的投资潜量也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动员，这本身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实际投资要素供给能力不足的基本原因之一。要适应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要求，促进投资充分形成，首先就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形成尽可能全面、高效、有自身特色的融资渠道系统上。在未来的投资战略选择中，扩大我国投资融通渠道包括工具体系，形成功能强大的融资系统的目标，予以专门的规划，并设计出强有力的推进措施，无疑是投资形成战略中需要着重研究部署的问题。

二是不同融资渠道在社会投资形成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间比例关系的合理确定问题。面对新世纪发展需要的融资系统是建立在经济运行市场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其结构的优化在保证投资形成战略目标的同时，也必须能够全面适应市场经济高效、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显然，提供不同投融资服务的资金市场必须在投资形成渠道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资金市场本身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它们所提供的不同的服务对投资形成的意义显然不尽相同。同时，不同的市场部分在发展、培育的条件与难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这就需要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确定出应着重发展的市场类型。从促进投资形成的角度上说，证券市场等长期资金市场显然应是重点发展的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新世纪我们将面临大幅度的经济推进要求，而我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了某些必不可少的投资领域在经由市场导向时有可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政府可以直接动员的投资资源显然也必须保持相当的比重。但如果政府对社会财力的集中过度，或多或少都会对培育企业投资主体、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产生影响。因此，如何确立市场形成投资与政府直接动员投资之间的最优动态比例包括其实现的保障，就需要结合不同投资主体的分工范围、投资结构战略、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及市场机制发育的实际状况来慎重考虑。

二、关于空间投资战略

生产力布局状况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尺度，科学地制定长期的空间投资战略极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

（一）空间投资战略确定依据的合理设定

科学地制定空间投资战略，其前提是明确这一战略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可能的选择角度大致有三：其一，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发展的效益目标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经济发展的均衡化；其二，以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为主要基点，兼顾效益目标；其三，兼顾效益目标与地区均衡发展双重目标，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从理论上说，第三种选择角度似乎不偏不倚，最能体现出公平性，也是许多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教科书宣传的信条。但事实上，这种模棱两可、无所侧重的原则在实践中几乎等于无原则，既不能有效地促进效益目标实现，也不能真正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均衡化的实现。而前两个选择角度，本身并不排斥效益与均衡的结合，作为原则又是具有明确侧重点的，其操作过程也便于规范。由于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均有其特定的不均衡性，对应的战略选择也从来都是有所侧重的。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面向新世纪的空间投资战略设计的出发点，还是应当侧重于最大限度地实现比较效益目标，在此前提下兼顾地区经济均衡化目标。

（二）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对某些关系的合理处理

空间投资战略设计中更现实的问题，是明确地规划出投资的空间结构。这里我们并不企图勾勒出这一结构的框架，仅提出在这一结构确定过程中常被忽视而实际意义又十分突出的几个关系，以期引起设计者的重视。

其一，宏观角度的地区投资分工优化与实际宏观集成效益的非拟合性问题。由局部利益最大化动机导致的不同地区投资的雷同化，固然不符合整体的投资效益实现要求，而按照分工协作要求形成的理论上的区域投资专业化，也未必能保证宏观投资集成效益的最优化。如果目前实际存在的地区经济之间相互封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区域投资分工后形成的地区产业结构，显然就不能达到预期的宏观效益目标，甚至由于基于分工要求实现的各地区产业体系的相对单一化，还可能导致宏观与地区自身投资效益普遍的下降。因此，在设计地区投资分工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地区之间进行协作沟通的条件问题，即推进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须建立在区域经济联系渠道通畅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战略规划中只单一地强调地区优势的发挥和分工，而不考虑协作进行的条件，同样会造成严重的宏观效益损失。需要顺带指出的是，地区之间经济沟通、协作关系的强弱，既取决于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性，也取决于某些硬环境条件，如交通设施、信息通讯手段的健全、充分。有鉴于此，任何地区，无论其投资和发展的具体优势何在，都应当同时把现代交通、通讯、信息产业等作为投资的重点之一。

其二，地区投资分工与区域内经济体系相对完整化矛盾的处理问题。总体分工要求进行的区域投资战略设计，必然带来地区投资内容的相对集中化。与前一点相关，在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背景下，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区域经济互补来解决；但经济互补的实现，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充分的；至少，在满足各地区发展需要的及时性上就存在弱点；何况某些难以预料的经济异动，也完全可能导致相对单一的地区经济在某一时期陷入某种程度的萧条甚至瘫痪状态中。同时，由于价格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某些地区在宏观角度上确立的发展优势特别是资源优势所在，投资实施后短期内未必能为地区带来比较效益，因而它还可能影响到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均衡性。这样，地区内经济体系在各有侧重基础上的相对健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客观要求，而这与实现地区分工的战略无疑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强调地区投资分工的战略不能走极端，它并不意味着对地区经济体系化的忽视，只不过地区经济体系的健全，应当围绕着优势或主导产业而逐步拓展形成，不同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比重应有较大区别罢了。在投资形成总量有限的背景下，如何合理确定各地区优势、主导产业与一般性产业的比例关系，也是设计空间投资分布战略时必须认真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三，地区资源优势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资源优势利用的空间投资分布战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直接、突出且具有长期性的。鉴于经济增长过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质量的极为突出的因素，新世纪人类自身生存环境质量的优劣也将成为更重要的发展质量指标，生态环境保护和优化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因而在空间投资战略的设计过程中，处理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避免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虽然早已被人们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但在以往实际的投资战略规划中却常常被忽视。有鉴于此，在设计投资空间分布战略时，需要对此确定明晰的准则与规范，并作出系统而严格的处理与稽核规定。

（三）对投资滞后地区社会福利提高要求的合理满足

以追求比较效益为主要基点，兼顾地区均衡发展的空间投资战略，或多或少会带来某些地区发展速度的相对缓滞，甚至可能导致其难以自我满足区内社会福利提高的目标，乃至出现某种程度的马太效应，成为影响政治、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中央政府作为全社会经济运行的组织管理和利益协调者，必须承担满足投资滞后地区社会福利与其他地区同步提高要求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滞后地区通常也是过去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中央对其传统的扶持方法主要是增加财政补贴，实行转移支付政策，但仅此显然是不够的。可以考虑采取的其他政策是：降低中央对投资滞后地区收入的集中度，实行特殊的税收返还制度以确保这些地区的政府对其区内形成的税收保有高于一般地区的水平；对其优势资源实行流出保护政策（侧重于优势资源流出的高收益保障而非限制其流出）；实行重点发展地区部分投资收益向投资滞后地区直接进行转移流动的责任制度（在理论上，这实际上是对后者发展机遇损失的必要补偿，同时也是为了在国家财力集中量有限的背景下，满足必要的转移性支付需要）；允许产业政策确定的产业发展序列在这些地区执行时具有较大的弹性，以使其有限的投资集中用于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的产业领域；鼓励来自境外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性投资以更高的比例流入这类地区等。采取上述措施，可有效地缓解投资发展滞后地区社会福利增长目标实现的压力，体现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三、关于产业投资战略

投资战略设计过程中最为人们所重视的内容，是投资在产业领域之间的合理分布。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以下两个问题：

（一）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标准与基本目标的确立

制定产业投资战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以什么为产业投资优化的价值判断标准及在此基础上的产业投资优化目标的确定问题。面向新世纪的产业投资战略，可以有以下多重的优化标准和目标：一是实现既有产业体系相互间的发展均衡；二是追踪世界产业发展的新动态，适应国际潮流和现代化要求，进行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与重组，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推动高效益产业的快速发展；三是分析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技术发展趋势和我国经济、产业发展的优势所在，集中力量扶持发展某些创新的和可望在世界范围内居于领先地位的产业，以体现超前发展的战略意图；四是促进我国产业走向国际化经营，以实现对国际市场的高比例占领，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比较效益；五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注意发挥人力资源上的优势，保持对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六是产业投资分布格局的设计除应明确体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外，还应更加突出对社会发展质量的直接改善目标。

（二）产业投资连带效应的最优实现“”版权所有

量化投资的优点篇5

关键词:投资控制;EPC模式;DBB模式;履约管理;杨房沟水电站

1水电项目主要建设管理模式

对于具体工程建设项目而言，当前国际上通行的水电工程建设管理模式主要有:设计－招标－建造(DBB模式)、设计－采购－施工(EPC模式)、建造－运营－移交(BOT模式)、项目管理(PM模式)等［2］。水电工程EPC模式在国内单位承建的国际项目中应用较为广泛，而在2015年以前的国内水电工程建设中，主要以DBB模式为主，只有少数的中小型水电项目采用EPC模式，如湖南桃源水电站(装机180MW)、四川双河水电站(装机81MW)等。2016年随着杨房沟水电站这一首个国内百万千瓦级设计施工总承包水电项目的实施，标志着EPC模式在国内大型水电项目的推行。

1．1DBB模式主要特点

DBB模式下发包人自己组建项目机构，自行负责工程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先委托进行设计，设计完成并审查通过后，采取招标方式选择施工承包商、设备和主要材料供应商等参建单位。DBB模式优点:通用性强，可自由选择咨询、设计、监理方，各方均熟悉使用标准的合同文本，风险分散，有利于合同管理、安全、质量监管和投资控制。DBB模式缺点:设计、采购、施工之间无直接合同关系，各自按自身利益最大化来管理项目，相互间沟通难度较大，发包人管理跨度大，成本较高;设计对工程的施工便利性考虑相对较少;工程变更较多，容易引起较多索赔。

1．2EPC模式主要特点

EPC模式是指从事工程项目承包的企业受发包人委托，对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设备材料采购、土建施工、机电金结设备安装、工程试运行等任务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并按照合同对承包工程项目的质量、工期、造价、安全管理等向发包人负责。EPC模式优点:改变发包人投资、建设、监管、运行多位一体的状况，减小发包人投入项目管理的工作量;现场大量的协调工作由总承包人承担，发包人方面的管理工作量相对较小，可以适当精简管理机构;充分利用总承包人的技术、人才、管理等综合优势将参建单位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统筹考虑、合理安排工期等，保障项目的建设目标;项目总体投资稳定。EPC模式缺点:由于较多的工作由总承包人承担，与传统模式相比发包人对工程的控制较弱，所以总承包人的选择非常关键，总承包人综合实力直接影响项目的成败。

2合同风险及发包人投资控制侧重点差异

2．1合同主要风险条款差异

鉴于DBB、EPC模式上述的特点，二者合同所约定发包人与承包人承担的主要风险必然存在差异。

2．2发包人投资控制侧重点差异

相对于DBB模式，EPC模式下合同对于发包人、承包人的责任、义务以及承担的风险等均进行了重新定位。

2．2．1DBB模式下发包人投资控制侧重点

虽然DBB模式下发包人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招标设计阶段通过内部审查、竞争性招标等手段开展相关投资控制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水电项目的特点，在施工详图阶段由于设计变更等原因，致使合同实际实施的项目工程量较合同清单工程量一般情况下会发生较大变化，最终导致合同签订额度的可控性较差，增加了项目投资控制的难度。因此DBB模式下发包人投资控制的关键性工作主要还是在项目施工详图阶段。由于合同执行阶段的大部分风险由发包人承担，发包人在项目施工详图阶段对项目实施的投资控制管理是一种全方位的合同管理，包括合同执行的边界条件变化、物资供应的保障程度和及时性(存在甲供材料的条件下)、由于项目和工程量变化导致的工期调整以及由于设计深度或地质条件变化所致的设计变更等，均是可能使项目合同费用增加的因素，而从历史数据来看，设计变更是导致项目合同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故如何在确保项目的功能以及质量标准安全实现的前提下，合理控制设计变更成为了发包人投资控制的重点。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发包人对于施工图阶段设计成果，要求设计单位从技术方案的可行性和经济性进行综合对比、分析、论证，以期从源头做好投资控制管理工作，得到一个经济可行的设计成果。

2．2．2EPC模式下发包人投资控制侧重点

相对DBB模式，EPC模式下发包人对项目实施的投资控制管理更能体现为一种全过程管理。由于在EPC合同签订后，发包人对项目实施的合同投资控制管理手段相对弱化，促使发包人必须强化合同签订前的相关投资控制措施，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招标设计阶段开展投资控制相关定性、定量分析工作，为项目招标做好相关准备。以EPC项目合同签订为节点，EPC项目合同签订之前，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招标设计阶段发包人相关投资控制工作侧重点是确保项目概算的可行性、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EPC项目最高投标限价以及相应合同执行风险界定;EPC项目合同签订之后，项目施工详图阶段发包人相关投资控制工作侧重点是在项目安全实施的前提下，取得一个符合合同要求的合格产品，避免设计过度优化，从而影响工程全寿命周期成本。

3EPC模式发包人投资控制主要工作

3．1可行性研究阶段

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由于工程勘察以及设计单位深度设计优化的主观能动性相对不足等原因，导致可行性研究阶段设计成果存在较大的进一步优化的可能性，从而使项目经济指标偏高，为项目投资的有效合理控制带来了隐患。为减少此类风险，发包人在可行性研究阶段，需尽可能督促设计单位根据项目设计需要，提升工程勘察力度和深度，全力做好项目方案的技术经济论证、比选，充分保证可行性研究阶段相关设计成果的技术经济性。针对在招标设计、施工图设计阶段可能存在的重大设计变更和对项目投资存在较大影响的风险点进行重点关注(如大坝建基面、大坝体型结构等)，发包人甚至可视情况在可行性研究勘测设计合同中，预留相应费用作为相关设计变更主要风险点的考核基金，从技术上和合同上降低可研阶段项目经济指标虚高的风险。

3．2招标阶段

3．2．1确保招标文件满足项目对标管理需要

发包人根据国家及行业相关规范，在招标文件中对于直接影响永久运行安全和运行成本的主要项目的设计技术标准及要求进行逐项明确，确保在合同执行阶段发包人或监理能够清晰地对标管理，尽可能减少承包人在施工详图阶段由于合同对相关设计技术标准及要求的条款所具有的弹性操作空间造成的过度设计优化和发包人的工程全寿命周期成本。

3．2．2合理编制项目最高投标限价

在EPC项目最高投标限价编制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招标阶段的发包人主导优势，从技术角度减少相关风险。在EPC项目招标前做好设计优化工作以及施工组织设计复核梳理工作，对主要的施工布置以及主要项目的施工方案进行模拟分析，将设计工程量清单中相关阶段性系数以及预留量进行区分界定，为合理编制项目最高投标限价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在编制最高投标限价时，在相关投资满足项目建设需要的前提下，综合考虑项目上网电价竞争力对于投资指标的需求，充分体现发包人预期投资控制效果等。

3．2．3科学定位设计监理管理职责

发包人在设计管理方面，无论从资源配置的数量还是信息对称角度，较设计单位均存在一定的劣势。因此发包人在EPC合同中应充分考虑设计优化审查程序及标准，对相关条款进行合理设置的同时，在EPC项目监理合同中对于设计审查相关人员资质要求及资源配置的合理性进行科学规划，充分发挥设计监理的专业特长和作用，确保设计监理的投入能够满足项目设计管理相关需要［8］。

3．3施工详图阶段

3．3．1进一步严格履约管理

客观上说，EPC相对DBB而言，履约管理要求更高。发包人在高度重视合同相关条款编制质量，提升合同的严谨度的同时，需要从合同的严格履约管理方面下功夫，促使总承包人提高对于违约的重视程度，同时以全面提升合同的严肃性，树立行之有效的诚信履约体系为目标，从承包人角度有效承担由于市场合理竞争以及合同风险等原因导致的亏损，从发包人角度客观认同承包人在合同允许范围内通过提升管理以及合理设计优化而赢得的利润，促进合同履约意识的全面提升。

3．3．2树立正确的设计变更管理理念

设计单位是水电项目全寿命周期的设计质量责任单位，DBB模式下，设计作为工程建设相对独立的一方，对于投资控制的关注度相对较低，缺乏设计优化的积极性。EPC模式下，设计作为设计施工合同的承包方，在施工承包人期望通过设计优化降低成本的影响下，设计优化积极性较高，设计会力求在满足规范或合同的前提下寻求更高的利润。虽然设计也需考虑设计质量对其信誉的影响，但从水电项目全寿命周期来说时间较为久远，设计优化对于水电项目全寿命周期成本的影响在短期(特别是施工期)可能无法直接量化和体现，这就要求发包人必须理性对待设计优化，充分利用合同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

3．3．3全面提高合同风险意识

EPC合同虽然是总价承包合同，但其合同边界条件以及合同甲乙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决定了承包人索赔导致投资增加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甚至在其产生时的影响程度较DBB合同更大。EPC项目发包人以及监理必须更加“谨言慎行”，充分依据合同履行自身职责，在根据合同做出的相关变更决策前，需根据合同对相关变更可能导致的承包人费用诉求进行合理评估，牢固树立风险管理理念，以合同为标尺，及时评估和衡量自身的行为是否会导致承包人的索赔，尽可能地避免产生合同索赔［9－14］。

3．3．4建立行之有效的投资控制体系

首先，发包人须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及EPC合同的特点，通过完善和健全相关管理制度体系，明确和强化发包人各管理机构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相关环节的投资控制管理职责，进一步提升全过程化、全员化和日常化的投资控制理念。其次，加强过程管控，动态分析合同执行情况，对项目工程量变化以及其导致的投资变化进行分析，为数据化评价设计产品质量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另外，切实做好投资的事前控制工作，牢固树立投资控制预警理念，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做好应对承包人索赔以及发包人反索赔的相关准备，并及时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丰富投资控制手段，提升管理水平。

4结语

量化投资的优点篇6

关键词　江西；利用外资；优化产业结构

经过“十五”时期的发展，江西开放型经济体系和制度建设日益健全和完善，投资环境逐步优化，基础设施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产业配套能力日渐提高。2000－2005年，江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78.0亿美元，是1984－1999年累计之和的3.2倍。外商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3.4％上升到8.6％。外商投资领域已覆盖轻工业、纺织、机械、化工等传统行业和光纤、光学、计算机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业，外源动力已成为江西经济新的增长点。“十一五”时期，是江西实现中部崛起的关键时期。基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与外资吸收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本文就新时期江西利用外资优化产业结构的问题进行思考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一、外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

当今世界，一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与外国资本与技术的联系，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与国际投资和引进技术息息相关。可以说，利用外资是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有效途径，也是我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高技术化、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化、产业结构高开放度化的重要手段。从总体上看，外资主要通过投资形成和技术外溢来发挥对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

1、从投资形成的角度来讲，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提高资产存量的质量。一方面，外资通过对东道国企业的兼并与收购，可以将低质量的资产存量变成高质量的资产存量，从而达到加速企业技术改造、产品更新和产业升级的积极效果；另一方面，外资通过设立新企业，可以形成高质量的新增资产，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形成的物质基础，进而提高整个产业的资本和技术的密集度。

2、从技术外溢的角度来讲，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推动东道国产业的技术进步。首先，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国外先进技术。一方面，通过引入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扩散，可以实现技术的跳跃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结构的优化。而技术结构优化，又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技术知识的扩散、劳动力的训练、新生产技术的示范、组织和监督技能的加强等生产方法或结构方面的级差，对发展中的东道国产生一种外部经济效应。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先进管理技能和HR(人力资源)开发能力，也能通过提高工作效率、更新技术观念等方式间接促进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所有这些都会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发挥积极的作用，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东道国原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升级换代。

二、新时期江西利用外资情况

进入新世纪以来，江西把发展开放型经济作为在中部地区崛起的关键举措，招商引资成效显著，利用外资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进入“十一五”时期，随着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在国际、国内外部环境的推动下，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2006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数982个，合同金额40.3亿美元，增长4.0％。实际利用外资28.1亿美元，增长15.9％。利用外资总量继续保持中部六省领先地位。自2007年以来，国际间的直接投资继续扩大，沿海发达省份把传统的制造业和加工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为江西对外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了持续、稳定增长。

从总体上看，新时期江西利用外资的主要特点有：

1、利用外资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从2001年提出建设“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战略定位，到2003年“对接长珠闽，融入全球化”，江西大力实施大开放主战略，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利用外资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2004年新签合同引进1000万美元以上的工业项目53个。从省外引进单项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实际投资额383.5亿元，其中亿元以上的工业项目119个。2005年新批外资项目平均投资规模比2000年高286.65万美元，新批合同外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耳79个，5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实际利用省外资金472.4亿元，增长23.2％。2006年新批合同外资金额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81个，比2005年又增加2个。更为重要的是，新时期江西在吸引外资的招大引强方面取得了新突破。继2006年马士基有限公司南昌办事处、南昌ABB泰豪发电机有限公司、赣州江钨友泰新材料有限公司、2007年亚洲货运有限公司(香港)及中粮可口可乐顺利落户南昌后，世界500强企业又陆续人驻江西，有世界500强企业投资背景的外资项目现达到26个。

2、规模扩大的同时，质量争水平也得到不断的提升。近几年，随着江西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利用外资也开始跨越单纯追求经济总量、弥补建设资金缺口的初级阶段，进入注重改善结构、提高经济素质和综合效益的新阶段。在利用外资过程中，江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了符合经济长远发展规律的科学引资理念，坚持量质并重，注重招商选资，正确把握扩大规模和提高水平的关系，把握总体推进与突出重点的关系，把握招商引资和优化环境的关系，实现了在利用外资结构上产业从单一向产业多元化的转变，质量和水平有了新的提高。重大基础设施、工业、农业、旅游、科教文卫事业等领域对外开放也有了新的进展，尤其是高速公路建设在利用外资上取得重大性突破，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科技密集型等项目的外资不断增长。

3、制造业最受外商投资的青睐，居主导地位。2005年江西省新批外商投资企业940个，其中制造业占560个，实际利用外资15.18亿美元，投资额约占江西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成。2006年外商投资的行业仍然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制造业仍然充当引资龙头，全省制造业项目引进外资17亿美元，占全省利用外资比重的60.59％。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及其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是投资的重点领域。

4、工业园区利用外资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新时期，工业园区已成为江西引进外资的主要载体。2006年全省工业园区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915亿元，世界500强企业有20多家落户园区，国内500强企业达到49家。工业园区招商引资规模和质量提升，极大地推动了全省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步伐。2007年上半年，园区内招商引资实际到位项目2316个，资金562.66亿元，同比增长28.5％，其中：省外资金400.06亿元，增长27.5％。境外资金11.17亿美元，增长47.8％，“两外”资金占到全部到位资金的86％。

应当说，从规模和总量上，江西利用外资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水平，但也存在外商直接投资行业结构不尽合理的状况。以2006年分行业外商直接投资为例。

江西经济结构优先急需发展的农产品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及电信业、教育、科研及技术服务业外商投资份额偏低，外商投资产业分布存在不均衡，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结合江西产业结构的实际情况，以及江西在利用外商投资中存在的产业分布不均衡等情况，从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问题，根据外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机理，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几点解决思路。

三、新时期江西进一步利用外资优化产业结构的几点思路

1、加强政府对外资的引导作用

外资对一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积极与消极作用的两面性。因此，利用外资调整优化江西的产业结构，也需要在外商投资政策中加强外资的引导和管理，放大其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

首先应符合我国“十一五”期间利用外资的总体战略目标，即：进一步推动利用外资从“量”到“质”的根本转变，使利用外资的重点从弥补资金、外汇不足切实转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上来，更加注重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能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切实把利用外资同提升国内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

其次要加强对外资的结构引导。应制定行业准入标准，调整当前的一些外商投资优惠政策，注意外资在三次产业间以及产业内部的合理搭配。应根据江西省产业的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的趋势，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明确规定鼓励和禁止投资的项目，通过利用税收优惠、信贷优惠等鼓励性经济手段，引导外资投向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产业部门，如相应的第一、三产业，制止外资投向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行业，如第二产业的相关行业。

2、加大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资力度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江西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在利用外资方面，应当积极创造条件，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高新技术、先进技术，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高新技术、先进技术、新设备和新材料，以改进产品性能，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提高企业技术经济效益。在措施上，首先要继续对外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给予优惠政策，同时大力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提供外资企业所需要的高层次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做好商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创新工作，加快高科技工业园的建设步伐。其次是要重视利用高新技术去改造传统产业，以增强对资源性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能力，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推动产业升级与进步。

3、增加外商对农业的投资力度

量化投资的优点篇7

关键词:最优化;投资组合;Copula 函数;均值-方差模型

资产组合的风险管理本质上是一个资产组合的优化问题。在确定投资组合时,管理者的目标是在他们可能承受的风险水平既定的条件下,使预期收益最大,或者说在预期收益目标既定的条件下,使面临的风险最小。为了确定有效的资产组合,必须对投资行为作一些假设。第一个假设是,投资者是规避风险的risk averse。规避风险是指在确定资产组合时,在投资者愿意承受的风险水平条件下,若存在两项预期收益相同但风险不同的资产,投资者将选择风险小的资产。第二个假设是风险的度量方法是合理的。

Markowitz的最优化资产组合模型均值―方差模型假设方差或者标准差作为风险的度量是合理的,从而有:

minσ2x)

s.t

σ2=xΣx

Erp)=Σni=xiEri)≥μp

Σni=xi=其中xi≥0

其中,x=x,x2,…xn)是所持有资产的头寸,r=r,r2,…rn)是资产收益率,Σ=σij)是资产收益率的协方差矩阵假定是正定矩阵,μp是投资者要求的资产组合的期望收益率。

Markowitz的均值―方差模型中假设的合理性是有条件的,它要求资产收益率的分布服从正态分布,而资产组合收益率的分布服从联合正态分布。一旦资产组合收益率不服从假设分布,资产组合的方差σ2=xΣx将不成立,则会影响均值―方差模型产生的资产组合优化结果的精度。风险值VaR能够度量各种分布形式的金融风险,不需要限制资产的分布假设,因此用风险值VaR作为风险的度量是合理的。从而,基于风险值VaR的最优化资产组合模型均值―VaR模型为

min[DDX]xVaRx)

s.t[B{]

Erp)=Σni=xiEri)≥μp

Σni=xi=其中xi≥0

基于风险值VaR的最优化资产组合模型理论上是可行的。目前也有不少学者研究这种模型,但优化问题的实现过程非常复杂,为了简化优化问题,通常需要给模型加上一些额外的假设条件。因此,该模型的实践应用相对较少。在风险值VaR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条件风险值CVaR对于处理资产组合最优化问题有很大的优越性,它具有的优良的数学性质如凸性,次线性等使资产组合最优化问题变得容易处理。基于条件风险值CVaR的最优化资产组合模型均值―CVaR模型为

minxCVaRx)

s.t

Erp)=Σni=xiEri)≥μp

Σni=xi=其中xi≥0

本文以传统的投资组合理论为基础,将Copula理论引入到均值CvaR模型中来,用Copula函数来刻画风险资产的联合分布,求解CvaR最小的投资组合模型得到最优投资比例和投资组合的风险价值。用这种方法的优点使得模型更容易处理,又考虑了变量间的非线性相关关系。

条件风险价值CvaR是在一定置信水平下超过VaR的期望损失。它的计算方法同风险值VaR的计算方法一样,有两类: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在这里采用Monte Carlo模拟方法来计算条件风险值CvaR,实现资产组合优化问题。

首先生成单个资产i的损失情景ijj=,…,N),N为模拟的情景数。若资产组合的头寸为x=x,x2,…xn),则资产组合的损失情景为:

Pjx)=Σni=xiij,j=,2, …,N)

构造一个函数αx,ζ)=ζ+[X]+α[X]E{[fx,y)-ζ]+}。其中fx,y)为损失函数,y为资产的未来价值向量。在置信水平-α下,优化问题可转化为一个线性规划问题:

min[DDX]x,ζ)∈X×Rax,ζ)

s.t[B{]

Erp)=Σdi=xiEri)≥μp

Σdi=xi=其中xi≥0

因此,通过优化问题可以同时得到最优的CVaRαx)和对应的VaRαx)。这样,基于条件风险值CVaR的最优化资产组合模型就转化为一个典型的优化问题,使得计算更加简便可行。在置信水平-α)下,求解上面的优化问题,可以得到x*,ζ*),其中x*是使CVaRα)最小的资产组合的头寸,而ζ*是对应的VaRα)。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CVaR与VaR相比是更为谨慎的风险度量方法,从而可以更有效的管理金融风险。对于保险投资组合的风险管理,只要能够利用Copula函数生成资产组合的损失分布,就能得到投资组合的CVaR。

.基于 CVaR-Copula 的投资组合模型

运用 Copula 函数构建数学模型更能真实的反应本质问题。它的出现和应用为风险分析和多变量时间序列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探索方向。将Copula 引入风险估计中,可以将最基本的风险点的分布综合成一个整体,使得风险估计过程变得简便。Copula 函数对风险管理所关注的变量间尾部风险进行较好地刻画。选择合适的Copula 函数进行建模就可以得到收益率的联合分布函数,达到量化资产组合风险的目的。同时,由于Copula 理论在相关性分析方面的优势,此方法在组合风险预测方面相对于使用线性相关系数的大多数风险管理模型具有更高的精度。利用 Copula 函数建立的多元波动时间序列模型能灵活构造金融资产的联合分布函数,对未来收益率情景的模拟将更加准确,因此我们利用Copula-GARC 模型来描述它们的联合分布,利用t时刻前的信息,我们得到t +时刻基于CVaR-Copula 的投资组合优化模型如下:

假设在单一期限投资中,x=x,x2,x3,x4)′∈R4,其中x代表国债的投资比例, x2代表企业债券的投资比例, x3代表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比例,x4代表股票的投资比例。得到的基于Copula函数的保险投资组合均值-CVaR模型如下:

min[DDX]x,∞α+[X]m-β)[X]

Σmj=[fx,yj)-α]+

stΣ4i=E[yi]xi≥μ[X-]

xi≥0

fx,yi)=Σ4i=-yijxi-yx

yij+)=μij+)+εij+)i=,2,3,4

εij+)=h/2ij+)ξij+)

j=,2,…

hij+)=ω+αtε2ij+…+αtPε2i-P+)+βihij+…+βiqhij-q-)

ξj+),ξ2j+),ξ3j+),ξ4j+))|I-Ctξ),2ξ2),3ξ3),4ξ4)|I)

Ctu,u2,u3,u4;ρ,v)=ρ,vt-vu),t-vu2),t-vu3),t-vu4))

其中μ[X-]为投资组合的预期收益,选取t-Copula函数来描述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国债、企债收益率之间的相关结构,ξt),2ξ2t),3ξ3t)4ξ4t)分别为随机扰动项所服从的概率分布。

建立将保险资金投资到股票、基金、国债、企债和银行存款四类资产时的投资组合优化模型,为了得到下一天保险资金的最优投资策略,我们还需要给定投资组合的收益率。本文在这里给出一组投资组合的目标收益率,并考察投资组合的风险价值和投资比例的变化情况。

对我国保险投资组合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

由投资策略可知,当目标收益率较低时,保险资金大部分投资在国债和企业债券这两项风险较低的资产上。当投资收益率上升时,投资到国债的投资比例均下降,企业债券和基金的比例都有所提高。

2利用投资组合工具进行保险资产的投资运营,将有利于实现保险资产的保值增值。然而,由保险投资组合模型的最优投资策略可知,在目前的资本市场和技术条件约束下,股票投资率比例是不可能大幅增长的,所以保险资产利用投资组合工具必须循序渐进,不能盲目投资。保险资产短期可以考虑利用银行储蓄、国债、企业债、和股票的投资组合工具进行投资运营,但股票投资部分要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中长期根据资本市场的成熟度,逐步扩大股票的投资份额以获得更高的回报。国外有关研究表明,保险收益的 90%来源于投资组合的选择,只有0%取决于管理,过多的投资限制会降低保险资产的投资收益。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今后的改革和发展,保险公司可通过多元化投资来分散风险。

2.构建保险投资运营风险管理体系

收益和风险是任何投资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保险公司多元化投资的同时,必将面临更大的投资风险。保险公司除了面临通货膨胀风险、利率风险等系统性风险外,还将面临委托风险、多元化投资资产风险等。有效的风险管理是保险公司实现稳定收益的必要保证。我国保险投资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应贯穿于基金运营的全过程。风险分散机制可通过基金投资证券的多元化、投资国别的分散化、投资期限的分散化来实现。

我国的保险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是重视承保,轻视投资,根本谈不上形成完善的投资管理体系。而保险公司的组织结构设置也不利于保险公司投资,大部分公司只是在近年来才成立了投资部,而且专门的投资人才也比较缺乏,这样就导致了保险公司对资金安全控制没有把握,而选择投资风险较小的方式来投资,例如,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的风险较小,所以国债投资的实际比例比较接近理论比例,银行存款居高不下。

3.结论

本文在计算各种资产的收益率时使用了各类资产的综合指数收益率,所得到的只是初步的结果。在实际投资决策时,应该确定组合中具体的国债、企债、基金和股票,利用Copula函数建立投资组合风险度量和优化模型,得到各个资产具体的投资比例。此外,可尝试研究将保险资金投资于房地产或进行海外投资时的投资策略。要考虑各种不同种类资产间的相关特性,如何有效提高保险投资的收益率,以降低因收益不足所可能造成保险支付危机;要在上述考虑下,将资产适当的分配于风险、流动性高低不同的投资标的当中。

本文所提出的研究方法,仍有以下几个方面能够加以努力:

保费问题

在保险投资组合中,为维持基金资产价值,对于投资风险可忍受的程度必须加以考虑,希望能规避投资上的损失,确保未来支付得以兑现,本文将保险资金进行短期投资,并没有考虑保费的收取和支付,这在实际中将影响到保险资金投资工具的选择,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把本文建立的模型扩展成多阶段投资优化模型,根据保险资金提拨款收入和支出,结合保险资金的长期投资问题,建立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型。

2投资比例的限制

由于我国对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有严格的限制,在投资政策中

[CM27*8/9]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家有关的政策法规。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法规对某些投资品种有明确的数量比例限制,这在客观上为我们进行资产分配设定了最高限额。

我国目前对保险投资中的风险资产持有比例仍有较为严格的约束,在进行投资组合优化时还应当考虑对各种资产的比例限制。这些政策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投资难度,导致我国保险投资收益率低于发达国家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

3Copula 函数选择

在利用Copula函数刻画保险投资对象的相关结构时,除了考虑到各个金融市场之间的相关关系是非线性的,还可以考虑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波动,建立一种动态的非线性模型来描述事物之间这种非线性的动态相关结构。而目前对时变 Copula模型的研究还不多,其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完善或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本文重点在于建立较适合保险投资组合模型的方法及步骤,并得到了保险最优投资策略。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仅仅是初步的结果,本文在投资工具及投资比例限制、投资组合预期方面难免存在不足,还需要在保险投资管理领域,采用更大的样本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以此获得关于这种方法更多的经验与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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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湘豫, 夏宇.基于Copula方法的开放式基金投资组合的VaR研究[]系统工程,2008,2:40-44.

[4] Rockafeller, Uryasev . Optimization of condition value at risk[]. ournal of Risk,2000,23):2-24

[5] Mendes,B.V.M and M.R.ouza.2004).Measuring inancial Risks with Copula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ancial Analysis,3:27-45.

量化投资的优点篇8

西部FDI占全国的比重有走下坡趋势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全球投资前景评估机构”2004年发表的专题工作报告中，中国被列为全球对FDI最具吸引力国家。2003年中国吸引外资达570亿美元，创历史性最高，占亚太地区外资流入量的一半以上。然而，大量涌入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呈现出极度不平衡分布的特点。

历年来，东部一直都是中国吸引FDI的主要聚集区位，比重大多在85％以上，而中西部的比重仅7％一16％区间，尤其1990年起，西部的比重为最低，大约只占到4％左右。

尽管2000年以来，中央政府给予了西部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不均衡趋势并未得到有效转变，西部FDI占全国的比重有走下坡趋势，从1997年的5．58％到2003的3．25％。

为什么FDI不向西部集聚呢?有的学者认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北上”趋势有所加快，而“西进”的趋势则不明显；从长远看，外商对西部地区的转进不可能是“大跨越式”的。其原因是西部改革开放严重滞后，投资环境尤其是投资软环境更令人担忧，此外由于政府机构臃肿庞大，行政办事效率低，手续复杂繁锁，增加了交易成本。

有的学者则认为，外资“西进”趋势并不明显，原因是，西部地区观念落后，配套能力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专业人才供应不足，东部地区政府不愿意外资从本地转移出去。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外商对西部缺乏了解，害怕上当受骗和安全没有保障。尽管中央对投资西部有优惠政策，但他们有的不敢贸然进入西部投资，有的还没有投资的打算。

优惠政策效应趋弱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国家陆续在东部和中西部等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优惠政策对各地区的影响是不同的，这表现在下述两方面原因：一是东部先于中部、西部实行优惠政策；二是三大区域的第二轮优惠激励政策的时间不同步。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首先赋予东部地区一系列吸引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1992年起中部、西部地区也开始享受东部地区原先的优惠政策，而这时东部地区因更全面开放及累积效应进入第二轮优惠政策激励。但中国实施开发大西部重大战略，并赋予西部地区更优惠的政策，即西部地区进入第二轮优惠政策激励，却是从2000年起。

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的确比较明显。以中部地区为例，1992年以后，中部地区开始享受先前东部地区FDI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飞速增长，从1991年的16734万美元到1993年的234273万美元，仅仅两年的时间，增长了13倍。

不过，从长期效应看，这种政策效应已逐渐呈弱化趋势，如2000年起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在近几年对西部地区吸引FDI影响不显著。这可从2000年至2003年西部的FDI占比4．64％、4．15％、3．82％、3．25％等四个逐步下滑的比值中得到验证。这表明，在新的引资发展阶段中，各区域不应过度开展区域间优惠政策的竞争。

低劳动力成本不再是获得投资的优势

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似乎一直是中国各区域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东部引资的初期阶段，低成本优惠更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因素，但随着更多的跨国公司及高质量外资进入，在东部其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已不存在了，更多的高质量外资倾向于以较高成本留住高素质优秀人才。

通过研究发现，当前东部的低成本优势已逐步消失，而且职工平均工资还有了提高。比如在1986―1991年第一阶段，职工平均工资每降低1个百分点，FDI就增加0．409个百分点。然而，在第二阶段，也就是从1992年到2003年期间，职工平均工资每提高1个百分点，反而促进吸引FDI提高了0．39个百分点。

这一新的变化基于两个方面原因：一是东部地区的职工素质提高了，无法以原来的低成本获取足够的劳动力，这可以从该阶段后期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缺工”显著现象得到证实。如果不适当提高工资，这一地区的“缺工”现象将持续。二是东部地区FDI已从第一阶段的以低质量外资为主转向以高质量外资为主，即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等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陆续进入我国，他们更愿意通过高工资来吸引高素质人才。

而目前进入西部的还是低质量的FDI，对劳动力质量要求不高，更偏好于低成本的劳动力。但随着高质量FDI的进入，低成本劳动力对FDI的弹性影响存在弱化趋势。所以，西部今后若要提高FDI的质量，还需通过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加强人才教育与培训来提高劳动力质量，以吸引高质量外资的流入。

提高第三产业比重

东部吸引外资的初期，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还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正处于萌芽状态，市场很不成熟，因而外商直接投资更愿意选择GDP大的地区。而且，从东部地区在1986―1991期间的企业结构分析看，大批量的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为能享受到外资优惠政策，纷纷戴上“洋帽子”、“红帽子”，这部分企业也大多以国内市场为主。

但重要的是，在东部引进外资的初期，FDI主要集中在出口加工型产业，这与打造“中国制造”是吻合的。在东部1992年以前，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或第三产业比重的下降，均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东部。

然而，这个趋势在1992年后有了新的变化。1992年以来，中国的FDI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即随着大量高质量外资的进入，提高东部地区第三产业的比重，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东部。

不过，在西部，迄今为止第三产业比重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流人的反向影响仍然十分显著。统计显示，西部第一二产业的总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FDI流入量会增加2．509个百分点。这说明在西部引资的整个历程里，FDI更倾向于投资其第一或第二产业。

目前中国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潜存产能过剩的问题。比如铁合金行业，现有生产能力是2200多万吨，企业的开工率目前仅仅是40％左右；焦炭行业的产能也超过1亿吨，同时还有在建和拟建的各3000万吨。

从对外资的影响来看，一方面，外商对这些行业的投资必然会减少甚至逐渐淡出；另一方面，原本打算投入这些领域的国内资金，会改投其他领域，从而对其他领域的外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从长远来看，西部在通过信息化改造来提升第一、二产业的附加值的同时，还应重视研究如何能更好地通过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来推动更多外资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