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范文

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篇1

[关键词] 国学热；中国传统文化；学习

在2006年《教育科学论坛》第11期上，我发表了《如何看待“国学热”？》一文，简略地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粗浅意见。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争议，引起我对如何看待“国学热”的再思考，略陈所愚，以就教于方家。

一、“国学热”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重要意义

“国学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国际方面，由于科技的发展出现了某些消极的作用，为了解决科技发展出现的负面影响，人文主义思想大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孔子学院的创建，正是适应了这种思潮的要求。在国内方面，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民族意识勃兴，同时又遇到了在青少年一代的道德修养中出现的问题，于是便思考着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求解决的内容和方法。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修养与教育，就成为传承的重点。所以“国学热”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

为此，“国学热”的兴起，是好事；在“国学热”兴起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见解和争议，也是好事。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不可能有古代文化的繁荣。 如果今天能在科学思想指导下，开展国学的争鸣，毫无疑问对我国文化的新发展，一定会起到推进作用。

但是，在“国学热”的发展过程中，要防止“发高烧”，要掌握一个“度”；更要对症下药，不要乱开药方，避免误导。就是说，学习古代文化，要做到实事求是，不要随意解说，简单从事；也不要搞形式主义，更不能搞迷信和复古。因而对学习什么和如何学习？都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

二、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应当学习些什么？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应以儒家为主，兼顾他家。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虽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是一个大家。韩非子在《显学》篇中即已经指出：“世之显学儒墨也。”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在以后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便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汉代刘歆在《诸子略》中，将诸子百家概括为：“儒、道、墨、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及小说‘十家’”，如将小说家除外，即“九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九流、十家”称谓的来源。在这十家中，对宇宙、人生、政治、军事、伦理、道德、哲学、逻辑等各方面，无不涉及，形成了一个多元的精辟的文化宝库。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高度评价了古代希腊在哲学思想方面的伟大贡献，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多种观点的胚胎和萌芽。以此来评价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繁荣，以及对后世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极为恰当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和骄傲！

现以儒、道、墨、法四家作为代表，作些简介：

先说道家：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伯阳），其主要继承者是庄子（名周），世称“老庄”。

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的宇宙观，是对殷周以来具有无上权威和人格特征的天命观的极大冲击，是对宇宙本体论的新探索。

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清静淡泊、归真反朴”（同上第28章）的人生哲学。为后世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理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政治上，老子提出“无为而治”和使民“自化”（同上第57章）的重要思想。为统治者所采用，以求得修养生息，社会稳定的功效。除此之外，还提出一整套的治国安邦的策略和方法。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道德经》所包含的丰富的辩证思维方法，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同上第2章）“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同上第58章）等等，具体说明了事物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转化的道理，即所谓“反者道之动”（同上第40章）。老子对弱能胜强，柔能克刚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所有这些，都是道家在哲学上的重大贡献。

庄子是老子的主要继承者，他将老子的“无为而治”发展为绝对的“无为”，将老子的辩证法发展为极端的相对论，作出了《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重要篇章，启发人们去追求“无己”“无功”“无名”与“无待”的最高境界，以求得人彻底解脱私欲的羁绊。庄子这些思想，无论是在积极方面，还是在消极方面，都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观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在中国的道教产生后，老子成为道教的教主，《道德经》也被奉为道教的《道德真经》；庄子在唐代也被封为“南华真人”，《庄子》一书被尊为《南华真经》。当然道教与道家，虽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一个问题。

再说墨家：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名翟），为接近“农与工肆之人”的士。初学儒术，后来由于不满儒家的繁文缛节，从儒家分离出来，独立成为一个学派，即墨家。他广招弟子，大部分来自社会下层，组成一个有严格组织纪律的社团，“虽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有平民意识，有游侠作风。成为当时与儒家并列的“世之显学”。（《韩非子·显学篇》）

墨子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等多种主张，其中包含有许多宝贵的思想，如在《兼爱》中提出要“兼相爱，交相利”，反对“别相恶，交相贼”；在《尚贤》中，不但对选贤任能做了系列的规定，而且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平权思想。他提出的“三表法”，至今还闪烁着思想光辉。

墨家倡导兼爱、非攻，不但有言，而且有行，如《公输》篇中，墨子与公输盘有关“止楚攻宋”的论辩与表演，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且表现出墨家重科技的实践活动。

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以《墨辩》、也称《墨经》留传后世。

墨子从儒家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学派，既有与儒家不同的方面，也不是绝对无关，不再赘述。

再谈法家：

讲到法家，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法家包括管子、子产、李悝、吴起等，李悝著《法经》，是法家最早的一部经典。但使法成为完整的理论，而且在实际中发挥其巨大作用的，是后期法家商鞅、韩非、李斯等人。

在法家中，也存在有不同的派别和主张，如商鞅重法，根据统治者的意志制定法规；申不害重术，加强法治中的手段和策略；慎到重势，提高君主在执法中的权力和地位。韩非分析了三家的缺失，把法、术、势三者统一起来。指出：商鞅重法，“然而无求以知奸”（《韩非子·定法》）；申不害重术，但“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韩非子·定法》）；慎到重势，但要势与法结合，“抱法处势则治”（《韩非子·难势》）。只有把三者统一起来，才能体现出法治的巨大作用。在法家的思想指导下，秦国实现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奖励耕战，历行赏罚，使秦国很快富强起来，最终消灭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君主有无上权威的大帝国，并为后世统治者所采用。

韩非子在社会历史观上也是比较进步的，他将社会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几个发展阶段，认为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的历史发展观和社会改革论。这些思想为后世的改革家所采用，比如王安石就在变法中，提出用“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来代替“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就是明证。 法家在秦亡之后，表面上被批判和被遗弃，但在后世的改革家中，经常是以“外儒内法”在发挥着作用。

最后，较为详细地来讲讲儒家：

儒家，创始于孔子，继承发展于孟子，所以世称“孔孟”，孟子也被尊称为“亚圣”。儒家在当时即被称为“世之显学”。到汉代，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即处于一尊的地位，成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的正统思想。虽然在儒家中也有不同的派别，最主要的如孟、荀之分；在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的变化着，如汉代的神学，宋明的理学，明末清初的实学等等；但作为儒家的基本思想，如“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始终是儒家的主要思想。在伦理道德上，实行以仁为本和忠恕之道；在政治上，实行仁政和德治，充分体现出人本思想。

现仅以孔子和《论语》为主，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贡献作些简介与评析：

孔子除了很少时间从政而外（但在政治方面的言论还是很多的，从略），几乎全部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因而他在教育上的贡献是最大的，为了以“六艺”教弟子，他对“六经”进行了编纂和注解，为我国留下一部系统的文化典籍。因此，孔子对我国古代文化的伟大贡献，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整编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使《六经》更为系统和完整；二是广招弟子，推进文化下移，总结出一套系统的教育理论和经验，树立了“万世师表”的伟大教师形象。下面就这两个方面，略陈所识：

关于孔子整编《六经》的贡献：

孔子在周游列国，道不行之后，退而整编《六经》，以教弟子。删《诗》《书》，注“六经”，建立“春秋笔法”，对保存和解读我国古代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现以删《诗经》、作《春秋》为例，做些简述：

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篇2

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是整个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包括孔教，儒学、儒官、儒商、儒将、儒医在内的六类儒家，遵照孔夫子及历代各位贤者的教导，按照仁、义、礼、智、信五常去参与社会活动，手中掌握着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的精神武器，以孔子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积极推动者。儒学阐释孔子儒家文化，孔教以多种途径向广大群众传播孔子儒家信仰，从而建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培养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同意识，形成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儒商则是以儒家理念推动中华经济圈的形成，建立连接海峡两岸的经济纽带。儒官、儒将在儒家仁爱、和平理念的指导下，推动两岸关系向着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

祭孔作为一种崇敬思想先贤和传统文化的仪式，在古代被称做“国之大典”。自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后，祭孔活动开始升格。

宋代后祭祀制度扶摇直上，明代已帝王规格。至清代，祭孔更至巅峰。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学已成旧思想，不再受到尊崇，公祭典礼便随之终止。发展至“”的“批林批孔”运动，孔子更遭遇前所未有的践踏，这段惨痛的民族记忆，不仅毁灭了不计其数的文物古籍，更对当代的文化生态造成了致命的破坏。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一历史恶果开始显现：如今的年轻学子大多可以历数出各国明星的星座、血型、化妆品名，甚至早餐食谱，惟独对中国浩瀚的文化古籍、精深的思想遗产了无兴趣;就连号称国之瑰宝的唐诗宋词，现在被国人传诵的，也多半只剩下收录到中学课本里有限的几首;至于汉语表达和汉语写作的能力，更是今非昔比了……

一个有着自己伟大“文统”和“道统”的国度，一个向世界贡献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李白、杜甫、曹雪芹等无数杰出人士的国度，会出现今天这种自身文化贫瘠的局面，个中原因自然是出在我们缺乏对自己的历史和传统的尊奉。

历史的遗祸，当由今人理性面对历史的方式来清理和纠正;文明的中兴，则该以尊重传统为重新出发的起点——而在中国，尊重传统的核心之一即是尊孔，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已有2500年以上的积累，孔子集其大成;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有2500年以上的演进，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因此，新中国首次公祭孔子，表面上看，只是一种传统仪式的重现，但在这种仪式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民族内部正在悄然复活的对思想先贤、古代文明的那分感情和热望。

中国以尊奉外来思想为时髦，已达一个多世纪，这给中国带来了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日益使中国失去思想个性和精神创造力。如果连一些新生国家都不忘在自己的教 育课程中宣扬本国的文化和哲学，那么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为何就不能在自己的 大学、中学课堂开设一门《中国思想》或《中国哲学》的基础课程，以尽早培养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感情?

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篇3

历时3天的文博会，济南和济宁两个会场参观人数达158万人次，参加签约仪式的36个文化项目投资总额276.33亿元，成功搭建起文化产品展示、文化项目交易、文化信息交流的良好平台，在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增强了齐鲁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文博会逐渐成为了一个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文化盛会。

万人雨中祭孔子

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59年，东方圣城曲阜为诞生于此的这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来自海内外的近2万人参加了包括祭孔大典的第25届孔子文化节。文化节期间，走在曲阜，处处可闻礼乐之声、《论语》之言，整个城市浸弥在博大的儒家文化中。不经意间，仿佛看见一个智慧而和善的老人，穿过2500多年的时空，缓缓向我们走来，给我们诉说着人生的箴言。

28日的曲阜秋雨蒙蒙，凭空让人增添了几许怀古之意。上午9时许，海内外孔子后裔、宗亲及各界人士组成的祭祀队伍在孔庙外的神道上开始缓缓向孔庙行进，他们人人佩戴黄色鲁锦，神情肃穆，举止虔诚。

9时15分，曲阜祭祀队伍沿着神道行至孔庙万仞宫墙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为公祭孔子大典主题铭文揭幕。铭文写道：“人之为人，贵有仁心。天生之德，发平己身……天行健，启众生。君不见，老骥虽迟暮，趋趋向前行。大鸟虽负箭，垂垂怒翅飞。”概括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仁者爱人、自强不息”，是今年曲阜祭孔的主题。

铭文揭幕结束后，在悠扬的雅乐中，祭祀队伍穿过明故城，走过棂星门、圣时门、弘道门、大中门、同文门、奎文阁、大成门，绕过杏坛，来到孔庙大成殿前。身着“六艺”服的学生在甬道两侧肃立，大声恭诵《论语》。随后，祭祀代表向孔子敬献花篮后，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姜大明宣读了著名作家金庸先生撰写的祭文，文曰：“清风送爽，海晏河清。国泰民安，举世欢腾。北京奥运，万邦风从。五洲四海，睹我雄风。世界同运，人类一梦。”诵读完毕，身着汉服的舞者，峨冠博带，手持羽和龠，在悠扬的古乐中跳起公祭乐舞《天下大同》。

祭孔大典是为纪念孔子对人类文化的杰出贡献而举办的大型纪念活动。祭孔大典乐舞继承了上古时代汉民族祭祀天地和庆祝丰收与战功的原始舞蹈形式，集礼、乐、舞于一体，是惟一保留下来的汉民族舞蹈。祭孔大典已成为国际孔子文化节中最富有特色、最具文化品位、最具感染力和影响力的主题活动之一，2005年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84年曲阜孔庙恢复了民间祭孔，2004年起曲阜市开始公祭孔子。从中华文化源头走未的祭孔大典，带着2000多年的文化积淀，已经成为展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舞台和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的盛典。

在27日晚的孔子文化节开幕式上，由著名导演王荣启先生执导的大型原创剧目《孔圣・九章》精彩亮相。该剧以“六艺”为主线，古装乐舞与现代歌舞交相辉映，中间穿插以《论语》诵读，体现了孔子文化与现代艺术的完美结合，让儒学以一种更加大众化、亲和力的方式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据透露，该剧分两个版本推出，孔子文化节开幕式上演该剧目的庆典版，孔子文化节后打造剧场版，作为曲阜固定演出项目，常年为游客演出。

孔子文化节期间，“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颁奖典礼、“第九届中国专利高新技术产品博览会”等也在曲阜举行。同时，还有缤彩纷呈的地方特色文化、旅游及科技、经贸等系列活动，使得本届孔子文化节内容丰富。

“有教无类”惠及世界

27日晚的孔子文化节开幕式上，“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隆重颁发。

今年孔子教育奖的主题是“扫盲与卫生保健”，有28个国家的32个组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评奖申请，经过严格的评奖程序，分别授予埃塞俄比亚的成人和非正规教育组织(ANFEAE)、南非活动升级的“科瓦尼贝拉项目”。

埃塞俄比亚的成人教育和非正规教育组织(ANFEAE)开展的“识字与更多”项目，其目标已经超出农村女性扫盲的范围。该项目在当地采取的教授行动管理、解决冲突和预防疾病的方法、以及针对脱盲人群开办的写作讲习班，使其成为个人革新和自立的典范。

南非活动升级的“科瓦尼贝拉项目”40年来重点向农村女性宣传艾滋病、家庭营养和收入方面的知识，取得的优秀成果和创新举措使其成为其他国家的楷模。

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不仅仅是他创立了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儒学，还因为他在2500多年前就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将当时官府垄断教育的历史陈规打破，使教育走向平民。他在教育实践中总结创立了一整套对后世教育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和理念，至今让世界上的许多教育机构沿用和借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是首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国际奖项，从2006年起开始实施，主要用于表彰在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和扫盲领域、妇女儿童教育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具有杰出贡献的个人。孔子教育奖的设立，体现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在世界上地位的确立，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和热烈响应。

圣城论儒学

27日下午，首届世界儒学大会在曲阜孔子研究院开幕。在3天的会议期间，来自海内外的172名专家学者围绕儒学的历史研究、现代阐释、当代价值、世界传播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与广泛对话。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孔子热”、“汉语热”，国外已有200多所孔子学院，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100多个国家的2000多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每年有大批的外国留学生报名参加中国设立的汉语等级考试。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与推崇。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无疑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个核心内容，构筑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文化基因，并在历史的发展中对东南亚国家、欧美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形成了今日世界上有鲜明特色又生机勃勃的“孔子文化圈”。

前来参加2008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儒学大学会上指出，儒学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思想宝库的珍贵精神财富。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学既保持着其仁爱、和谐的精神特质，又带有不同时代的文化烙印，它以开放的姿态生发扩展，为世界文明形态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研究儒学，有利于当今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有利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流和会通。当

今世界又一次处于剧烈的历史变革之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在相应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不断更生的儒学，应当对这一次历史剧变做出自己的回应。

一些前来参加首届世界儒学大会的外国儒学研究专家也纷纷表示，儒学在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和繁荣、世界和谐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邦德大学的瑞格・利特尔认为，随着广为宣传的世界新秩序面临着愈来愈多的经济紧张现象，建立一个以半个世纪以来改变东亚状况的价值观为主导的和谐的全球社会的呼声亦越来越高。儒学世界观已开始在全球市场运作上施加实质性影响。可以说，它们正在重塑全球社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刘梦溪教授认为，今天讲国学的重要一点是回归“六经”，把中华文化的源头经典、固有的文化传统、民族的精神义理、古贤往圣的道德血脉和当代国人的精神世界连接起来。这样，无异于找到了一条既连接古今又能沟通中西的途径，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建构全球精神伦理的需要。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孔子诞于中国，儒学属于世界。大会宣布，作为世界儒学大会常设机构的世界儒学大会秘书处设在孔子研究院。

根据《世界儒学大会章程》和《世界儒学宣言》，每年将在孔子文化节期间召开的世界儒学大会，将把世界范围内从事儒学研究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请到曲阜来讲学和进行各种文化交流活动，把曲阜变成文化交流之都，以此来主导世界儒学研究的风向标。世界儒学大会的举办增加了孔子文化节的文化含量，也提供了一个全球儒家文化交流的新平台，为推动儒家文化走向世界以及世界吸收儒家文化提供了展示和融合的国际化大舞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

2003年，山东省政府和济宁市政府多次与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协商，提出了设立“孔子教育奖”的设想 而这一年，联合国大会决定将2003年到2012年的十年定为“联合国扫盲十年”，并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扫盲十年的协调员。这与孔子所一直倡导的“有教无类”的思想不谋而合。

2005年9月29日，国际孔子文化节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2次执行局会议讨论，同年10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批准，正式决定从2006年起，由山东省和济宁市政府每年出资15万美元，以中国政府的名义设立“孔子教育奖”，首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国际奖项，名称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 每年评选一次，首期为5年，每年在孔子文化节期间，在孔子故里――曲阜颁奖。主要用于表彰在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和扫盲领域、妇女儿童教育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具有杰出贡献的个人。

2006年9月23日，首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颁奖盛典在山东曲阜隆重举行，摩洛哥教育部、印度拉贾斯担邦识字和继续教育部荣获首届“孔子教育奖”。

2007年9月27日第二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在山东曲阜颁给了美国“幼儿阅读推广计划”组织主席科拉斯女士和尼日利亚“帮助家庭恢复正常生活和提高能力教育”组织发起人阿莱贝女士，以表彰她们在全民教育和扫盲教育领域所作出的突出成就。

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篇4

【关键词】先秦儒家 仁 道 践行

一、先秦儒家对于“仁”“道”的把握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以上引文出自《论语?里仁》篇。我们在对这里的文字进行解读的时候,可能会关注到“道”的内涵的问题。

在先秦儒者那里,仁是个人修养。仁作为身、心的双重维度,专属于个体的人。因此孔子的仁是完全在乎个人修养的,甚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关怀。“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致矣。”,当子如是曰的时候,表明了人的内在追求才是求仁的永恒的主题词,客观原因在这一品质中则是不能够站到主导的火车头上的。而道则不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道的实行需要能力、机遇。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的达遇之意。道这一命题蕴涵了儒家的入世情怀,即道不是所谓孤立的个体,它试图展示给我们的实质上是人对于群体的意义。“道”是儒家的功利观,或者说成是功业观,是人对天下应当担负的积极责任,同时作为个体的人自我实现、自我认同的最高手段而存在。我们一般可认为道是儒家在社会层面上的最高理想。

《易》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于是某些学者很喜欢用形而上来表达道。其实,道形而上的一面的提法,本身是值得思索的。“形而上”被用来翻译遥远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to philosophy to meta”的时候,已经自觉或非自觉中披上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的外衣。换言之,中国人所谓的“形而上学”在指代这一实质之时,已经是彻彻底底意义上的哲学,爱智慧之学,而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道”。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传统意义上的“道”究竟是什么?很显然这个道跟我们现在所说的道是有些差异的,而惟有关注差异的部分,才能够对先秦儒者做出真正贴切的解读。因为这样的历史文本才是最具备真实性的儒家的思想,而非二手材料。

让我们往上追溯,这里,存在着这样一个划分,“形而下”的是器,包括“鼎”“爵”“尊”“彝”,是用来做“礼”的器物。“礼”最初作为是一种仪式,代表的是上层贵族的特权,举行仪式和收藏礼器的行为,象征着浓厚的宗教和世俗权力。这即是所谓“形而上”所拥有的“道”。道乃是根本的关键性存在,所谓的三代之道,具体地说来,是那一套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虽然三代更替,但这个共同的道,还是大差不差的。所做的局部或微观的调整,则体现在夏、商、周“礼”的损益上面。孔子所说的合于一,这个一,就是道。就是第一性的存在,然后衍出一整套的体系。由这一套体系维护着整个社会的有序运作。

于是我们注意到,子贡成“器”——瑚琏。子贡很高兴,但在孔子那里,还是君子不器的。一方面,君子在孔子的心境中,是高度理想化的人格特征的载体,是全面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石。另一面,孔子心目中的道不在此间的社会现实中,他的理想目标是恢复、找回这个“三代之道”。孔子自负承担这种责任,理想的人格的载体在于“弘道”,因而安于器的子贡的思想状况是不能让孔子十分认可的。

二、儒者的价值取向和其成人气质

儒家的价值追求最终指向理想的人格境界,正是“成人——人格的完善”这一路线。它构成了儒家的价值目标:自在的人走向自为的人,使本然的我转化为理想的我。儒家的人格理想在总体上表现为普遍“仁”、“道”的具体化,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最后统一于人格境界。它既以诚为内在特征,又外化于道德实践的过程。

三、先秦儒家仁道思想的阐发与衍变

笔者观点认为《伪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提法是有错误的,我们手头的先秦儒家史料中并没有提到“道心”这一范畴。其命题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将儒家的“道”主体化,容易陷入思维的深泥潭中。“道心”这一概念实际上直接引导了后来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这一形而上倾向明显的提法,使得后人在阐发先秦儒者精义时,过于进入到人的精神实在中提出要求,从而陷入纯粹的建构理论的欲望中,玩起了精致的理论游戏,忽略了儒者人生实践的一面。人生实践,恰恰是儒家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

对于孟子和荀子思想的差异性。也可以从这一侧面予以阐发。孟子吸收更多的是儒家的成人气质,强调个人修养的方法,涵养浩然之气,使得儒家在精神上树立了道德意义和终极关怀。从此,儒家不用再以“知其不可而为之”而困惑,因为有了理想人格的追求可以当作目标。关于此点,程颐说甚是有许多趣味:“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而荀子则接受了儒家中人的作为和人格外发的一面,大加推崇。所谓人定胜天,所表达的不光是一个单纯的命题,实则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自觉和肯定。人在荀子那里被赋予了“超人”的力量,成为第一信仰。从这一角度来看,荀子简直是个人本主义者。

仁的核心是爱人,这似乎成为后儒及其它学派都认可的不刊之至论,但我们同时注意到有学者关注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里的仁后面的文字,仍然不能算做(视做)下定义,而只能当成先验事实的诠释。我们对它的解读应当是“仁者是怎样”而非“什么是仁”。倘若只是爱人,尚不足以彰显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言行准则。于是有孔子有“子路受人以劝德,子贡谦让而止善”的道德评价标准。孔子认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这里牵涉到一个实行的问题——在孔子那里,注重言论的同时,更关注人生践行。

参考文献:

[1]候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7.

[2]张岱年.中国哲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篇5

关键词：子贡；孔子；儒商；从政；启迪

端木赐，字子贡。春秋末期卫国人(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人，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

一、子贡其人

(一)聪明好学，见解独特

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是最爱向孔子提问题，而且能活学活用，当他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时，孔子却提出来更高的要求，他便引出《诗经》中《卫风・淇澳》的句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孔子听了便赞道：“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能够如此触类旁通，可见子贡的聪明与领悟力。

另外，他对待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不拘泥于孔子的定论和传统的看法。在春秋之前祭祀受到普遍的重视，当时的鲁国国君不重视“告朔”之礼，每月初一，不但不亲临祖庙，而且也不听政，只是杀一只活羊“虚应故事”罢了。子贡就把那只活羊去而不用，既然祭祀已经名存实亡，杀羊也就没有必要了。从中可见，孔予虽然提倡礼，但并不妨碍子贡在“礼”与实际中的判断，这就说明了子贡思想活跃，对待问题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二)能言善辩，敢于直言

《史记》中记载道：“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论语》中记载：“言语：宰我，子贡。”《韩诗外传》中；“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言其愿。丘将启汝。’”其中子贡说道：“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涨天。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孔子便说：“辩士哉!”从这些都可以看出子贡的能言善辩和他的绝妙口才。

子贡还敢于说真话。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在历史上，商纣王本是一个不凡的人，《史记》中记载他：“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因为亡国身死，在历史上便成了大坏蛋，是儒家所集中打击的对象。难得的是，子贡说出了真话，他认为纣没有世人说的那么坏，还得出了一个“是以君子恶居下流”的结论。子贡敢于说真话的特点就表现了出来。

二、子贡经商

(一)善于经商

《论语》中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说明子贡非常会做生意，很能把握市场的需要，能准确预测物价的变动。《史记》的《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把他列入了先秦的著名商人之中，只次于陶朱公范蠡，他说子贡：“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从这段话可知，孔子的弟子大部分都很穷，唯独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转货赀”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即子贡能够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从贱买贵卖中获利，以致成为了巨富。

(二)富而不骄

当子贡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他富而不骄，继续向上进入更高的境界，即富而好礼。他曾问过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怎么样，孔子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因此子贡便一直向富而好礼靠近。在孔子周游列国时，他常常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周济孔子及其门人，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14年，所有费用基本上是子贡负担提供的。后来，当富有的子贡骑着大马去探望住在荒郊野村的原宪时，被原宪的恬淡寡欲的精神所打动，《庄子・让王》中说：“子贡逡巡而有愧色。”由此观之，子贡富而不骄，在遭到原宪的拒绝时，他并没有因此生气，这些都很具体的体现了子贡的儒商形象。后世有对经商的美称，就叫作“端木遗风”。

三、子贡从政

(一)参与政治活动

根据《史记》的记载，子贡在孔予的弟子当中，是参与政治活动最多的一个人，在诸侯国中的影响最大。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子贡救鲁是其中的精彩段落。当时的情况是“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拒绝了子路等的请求，将救鲁的使命给了子贡，足以见得孔子对子贡的口才与能力的赏识和信任。“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另外就是孔予在陈蔡被困，这个时候孔子就派子贡去楚国求救，“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上述这些都展示了子贡的从政能力。

(二)子贡的政治观

在《庄子・天运》中，子贡评价三皇五帝时说：“‘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声名一也。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进!子何以谓不同?’对曰：‘尧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汤用兵，文王顺纣而不敢逆，武王逆纣而不肯顺，故曰不同。’”子贡认为处理政事，无论是平息战乱还是文治，只要最后能成就大业，就可以称作圣人。于是《史记》中所记载的事情，他的行为就跟《庄子》中子贡论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他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保全了自己的国家，以“存鲁”为目的。也是因为这一次的外交活动一将子贡的雄才大略显现了出来。

(三)在政治活动中维护了儒家学说

子贡的从政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儒家学说。《史记》中提到：“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这就是说，在传播儒家理论和政治主张方面贡献最大的，当为子贡。这在《论语》《说苑》等典籍中都有记述。在《说苑疏证・善说》中记载的有：

赵简子问子贡曰：“孔子为人何如?”子贡对曰：“赐不能识也。”简子不说曰：“夫子事孔子数十年，终业而去之，寡人问子，子曰，不能识，何也?”子贡曰：“赐譬渴者之饮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犹江海也，赐则奚足以识之。”简子曰：“善哉，子贡之言也。”

从上述的材料可知，子贡见到各国公卿，所言都是说孔子为人为道境界的崇高，并对比自己远远不如。赵简子是春秋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执政晋国十七年之久，是春秋后期晋国卿大夫。子贡在他面前大力宣传孔子的观点，这些对维护儒家学说起了一定的作用。

四、子贡形象的现代意义

(一)启示现代人以诚信为本

子贡是儒商始祖，奠定了中华儒商文化基础。在《论语》中，多处记载着孔子讨论“信”的问题。子贡受其影响，知道诚信乃经商之本，立足之本，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诫信都是最重要的。从子贡身上我们现代人可以学到讲诚信，以诚信为先。

(二)启示现代人要谦虚

在《论语》当中，有许多地方体现了子贡的谦虚谨慎，如孔子问子贡，认为自己和颜回比，谁更强一些，子贡的回答是：“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其实子贡的能力比颜回强很多，但是子贡却谦虚地认为自己不能和颜回比。这种谦虚的品质都是现代人应该学习的。

(三)启示现代人做人要外圆内方

子贡是孔子的高徒，他的行事以儒家学说为原则，平时处世圆滑，能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让各国君子都信服他的策略，可以看出他的口才和圆滑，但是他成为富商后，常常周济穷人，帮助孔子周游列国，这些也看出他品质的淳朴。虽然过着入世的生活，但却有出世的思想，他的这番行为准则对现代人有很大的启示，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注释：

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9页.

2.司马迁《史记》，第1742页.

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109页.

4.韩婴撰，晨风，刘永平编译《韩诗外传选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9页.

5.司马迁《史记》，第76页.

6.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114页.

7.司马迁《史记》，第2464页.

8.司马迁《史记》，第1746页.

9.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令译》(下)，第807页.

10.司马迁《史记》，第1743页.

11.司马迁《史记》，第1745页.

12.司马迁《史记》，第1555页.

13.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第412页.

14.刘向撰，赵善诒疏证《说苑疏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18页.

15.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44页.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0.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晨风，刘永平.韩诗外传选译[M].秦皇岛：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5]赵善诒.说苑疏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

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篇6

【关键词】儒家思想；人力资源管理；发展

一、儒家思想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相关性

人际关系是一个人在工作中能够游刃有余的重要技能。孔子创立了以“仁”为主的道德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确立的最高行为准则，他阐释了我们企业在进行HR课程培训时所必不可少的一项课程。另外，孔子阐述的君子品行是告诉世人怎样去受人尊重，是我们在管理人才时，所必须重视和运用的。一个有修养有品德的员工必然可以给一个企业带来好的形象，对企业的发展百利无一害。孔子讲“文质彬彬”就是认为一个人应该做到“文”与“质”的完满统一，其言谈举止应该与内在的品德达到统一。这也是儒家思想一直受到不同时期思想家的重视并不断获得新的阐述和弘扬，与新时代有更多的契合的原因。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的是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为当时的社会服务。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因此他的教育方法也是我们在管理员工时值得学习和加以运用的。

学习十，在推进人才创新中，要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开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现如今，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着，如一只翱翔的雄鹰。将儒家思想运用到企业人才管理中，对企业的发展会有着超凡的价值。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儒家思想中的重道、明德、信义、崇礼，与现代企业精神是相通的，与现代企业管理是相融的。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儒家思想相结合，是中国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宝贵财富和重要资源。

二、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消极影响

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部分，但是应加以辩证地分析和扬弃。建国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党和政府对一些企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不仅引进前苏联的管理模式还结合我国当时的国情，创新的探索出我们更适合我国发展的管理思想方法。但是，沉积在企业管理中的顽固思想依然存在着。

首先，政府过多的干预。企业的价值取向，经营理念都或多或少的受到政府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企业随之依附政府，而忽略了自身的企业运营管理，在很多方面上政企不分，组织机构和编制效仿国家行政机构，管理规章制度参照国家行政机构标准，企业行为中政治任务压倒一切，因此没有很好地自我实现。

然后，儒家的管理思想的发展，表现在企业管理机制上，经常与人类的伦理道德相关联，在人情管理上往往就不得不给熟人开绿灯，这样企业的一些规章管理制度就不能有效的执行。这样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和谐，但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

总之，缺少个性化，企业便缺少创新。长期以来这种“求和去异”的儒家管理思想，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顽固地保护着人们的心理。以往在企业职工个性上，个人需要绝对服从集体的利益，排斥任何做法的“个人主义”，其结果，使一些企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三、儒家思想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应用

众所周知，孔子的“仁治”就是我们今天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我们HRD在进行人才培训的过程中，要从职员的本性出发，正视长处优点，同时不包容缺点，从根本上了解员工的心理状态，关爱尊重员工。要使企业时时刻刻的做到“以人为本”，是要坚决贯彻到行动中，要时时刻刻体现出这种精神的。孔子的“礼治”，就是各司其职，讲究建立起有序的组织结构，使得企业运行畅通，有流程有制度。当员工都明白自己的职责，自己的利益也完全得到保障的时候，组织管理就自然而然清晰简单。孔子“德治”思想，就是使员工充分理解企业制度的意义，只有有了认同感才能更好的在岗位上做出贡献。在“人治”方面，孔子说必须重视人，因人而异，主张宣传教育应有针对性，讲究方式方法与具体策略，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子上，在企业中，做到“人尽其用”，组织效率才可保障，企业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四、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展望

首先，必须坚定不移的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机制。人才兴国，人力资源管理早已成为企业在舞台上能否站稳的决定条件，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招聘、甄选、培训、报酬等管理形式对组织内外相关人力资源进行有效运用，满足组织当前及未来发展的需要，保证组织目标实现与成员发展的最大化。其次，激励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手段，它可以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最后，要与法律体系相结合，强调法治高于人治的道理。无规矩不成方圆，除了企业内部统一的意志以外，集中指挥，协调部门运转都是保证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

五、结语

有着两千多年文化底蕴的中国，儒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利与弊延续至今，要站在辩证法的角度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细，吸取精华，要我们坚定地以实践为根，理论联系实际，吸取儒家文化，为我国的人才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唐任伍，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管理[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12-01

2 吴洪刚，企业管理中的“儒家”文化之我见[J]，价值中国，2007-10-09

3 张震，论儒家管理思想及其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J]，经济经纬，2000年06期

4 李钟铭，观《孔子》，感受儒圣真精神[J]，聘周刊

5 杨亚莉，儒家管理思想及其对现代经营管理的价值[J]，商场现代化，2011年05期

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篇7

关键词：儒家文化；文化建设；综合国力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279-02

一、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当今时代，文化已经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的竞争。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需要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对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均有促进作用，文化是软实力，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需要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文化建设对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其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体，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不仅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有很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广泛的影响。因此，文化建设既需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也需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所以当代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吸收借鉴儒家文化的理论精华。

二、儒家文化的理论精华

1.仁。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春秋时期，人们把仁作为美德，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对仁的解说是爱人。仁，就是爱人。如何爱人？孔子提出两条原则：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说：自己想成功首先使别人也能成功，自己想被人理解首先要理解别人；自己不希望的他人对待自己的言行，自己也不要以那种言行对待他人。凡事都要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这是爱别人的重要思路。现在的说法，叫做换位思考，不为别人考虑的人，就不会产生仁的观念，有了仁才爱之心，才会有社会责任感，才能完成其社会责任和义务，仁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2.义。义者宜也。宜是适宜的意思，就是合理的意思。儒家在讲义利关系时，主张重义轻利。重义轻利，并不是不要利，只是强调要拿合理的利，不合理的不应该拿。儒家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见利思义”，出自《论语·宪问》，是说见到财利，要以“义”为标准，去衡量取舍：合乎义则取，不合乎义则不取。其宗旨在于，强调“以义制利”，引导人们正确处理道德与金钱的关系。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讲，在利益面前是否严格按义去做，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对待义利的态度不同，就表现出了道德的高低。因此，义利之辩，成为后代判别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准。

3.礼。礼是五常之一，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实际上，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际交往的形式与规范。我国古代一贯重视“礼仪”教育。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是说，恭敬而无相应的礼节，则会导致徒劳；谨慎而无相应的礼节，则会显得拘谨；勇敢而无相应的礼貌，则会造成动乱；直言而无相应的礼貌，则会出语伤人。可见，“礼”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孔子的学生子贡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子贡看来，“礼”是处理好人与人关系的关键一环，主体一旦能做到对人“敬而无失，恭而有礼”，那就可让四海之内的人都成为自己的“兄弟”。孔子将“礼”从宗教范畴推广到人与人交往之间，成为人行为规范的准则。

4.智。智者，知道日常的东西也。把平时生活中的东西琢磨透了，就叫智。在儒家伦理思想中，智，主要是指道德认识和道德理性，正确的道德认识是正确的道德行为的前提与保证，子曰：“知（同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意思是说，聪明人不会迷惑，有仁德的人不会忧愁，勇敢的人不会畏惧。智是实现仁的重要条件，因此他多次以仁智并举，并将智、仁、勇三者统一起来，作为志士仁人的基本品德。智者，处事果断周密，能够细心观察，无时无刻不用理智与智慧指引自己的行动。观一叶而知秋，道不远即为此。孟子把智看成是判别是非善恶的一种能力和观念，提出“是非之心，智也”的命题。智在“五常”之中有着非常特别的地位。作为道德认识，智的基本功能就是明辨是非善恶，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

5.信。诚实守信是儒家大力倡导的传统美德。诚者，真实无欺之谓也；信者，守信而不食其言之谓也。“诚信”合起来，就是要求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做到真诚实在，不失信誉。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荀子曰：“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中庸》曰：“君子诚之为贵。”《大学》更明确指出“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把“诚”作为修身的起点。“诚信者，天下之结。” 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讲信用都是最起码的道德品质，这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基本道德准则。

三、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价值

1.有利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过无比巨大的深远影响，值得我们大力发掘，好好继承。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大潮的到来，人类文明正向世界范围推进，儒学正处于复兴的黄金时代，我们应当通过继承与弘扬儒家优秀成果，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其走向世界，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贡献。

2.有利于提升公民道德修养。儒家经典历来是中国人文教育和素质教育最好的教材。特别是儒家学者所大力倡导的一些优秀道德精神，如“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厚包容精神、“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仁者爱人”的博爱大众精神、“以义制利”的取之有道精神等等，都集中表达了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精神追求。对于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培育国民的美好品行，具有重要意义。

3.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在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念里，人与人、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和谐的资源最为丰富。儒家的社会和谐理念尤其注重人际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儒家的社会理想在《礼记·礼运》中作了描绘，那是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儒家认为，每个人都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遵循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社会便能够安定和谐。

参考文献：

[1] 毕京京.十七届六中全会[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2] 周贵钿.中国儒学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 钊.儒家德育学说论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3.

[4] 孙钦善.论语注译[M].成都：巴蜀书社，1991：1.

[5] 邵龙宝，李晓菲.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教育体系的构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8.

The value of the Confucian culture essence i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struction.

DU Juan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of Jiamusi University，Heilongjiang Jiamusi 154007，China）

Abstract：The Confucian culture is the co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takes its essence to appl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advanced culture，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citizen's moral accomplishment，promote overall social progress and human development，promote socialist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lifting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孔子对儒家思想的贡献篇8

[关键词]责任伦理；权；时；信念伦理

[作者简介]张桂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研究生部讲师，哲学硕士，山东济南250021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2-0011-03

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相对，是由马克斯·韦伯于1919年在一次演说中同时提出的。表面看来，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极其对立的，因为前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者的意图，而后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的后果。但如果进一步去探索二者背后的深层动因，就会发现二者又是统一的，因为它们都根源于行为者内心所秉持的信念。所以，信念伦理是只关注信念而不关心后果，责任伦理则是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此来看儒家伦理，也是信念与责任并重，所以儒家伦理也是一种责任伦理。当然在儒家伦理中，我们也可以同时发现信念伦理这种取向，但儒家伦理所追求的，则是信念与责任的和谐统一。儒家哲人尽管在言行中有诸多的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责任伦理精神，这源于他们内心强烈的道义感和责任心，这在孔子的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以往我们常认为，孔子是个迂腐的迂夫子，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既不是只知道因循守旧、不知道顺应时势的人，也不是只知道固守原则、不知道灵活变通的人。《论语·子罕》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其他人看来，孔子杜绝了四种不好的倾向：凭空猜测，绝对肯定，拘泥固执，唯我独是。可见孔子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更不是钻牛角尖的人。他既有崇高的理想，又能够面对现实，能够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了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精神，这主要表现在“权”与“时”的思想当中。

孔子非常重视“权”的思想，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在孔子这里是最高的处世原则，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在孔子看来，古代的圣贤虽然在道德上令人景仰，却往往是固执一端而不知权变。不过孔子非常自信，他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不同于古代圣贤的地方，就在于他懂得权变。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权变呢?这就要掌握“时”。时即合乎时宜，就是要符合时势发展和变化的要求。首先要审时度势，认清时势发展的趋向；其次要随时变通，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顺应时势的变化。孟子对此十分景仰，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懂得“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道理。

通权达变，应时而动，并不意味着可以离经叛道，放弃自己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更不是说可以毫无原则，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为所欲为，而是在坚持道德理想的前提之下，顺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将原则的坚守与方法的灵活运用统一起来。孔子曾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即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是无所谓可也无所谓不可的，但一定要符合道义的原则。生当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对于孔子来说最大的义，莫过于匡正这个元道的、混乱的社会。这是他的崇高理想，也是他终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在他看来是必须坚持的。至于具体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是可以变通的。与道义的原则相比，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有时为了实现这一原则，某些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可以暂时违反的。只知道一味坚守道德规范而不知道随时变通的，是浅陋固执的小人，正如孔子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在这样的见解之下，孔子作出了一些不符合当时的士君子道德规范的举动，结果招致了弟子的非议。在卫国期间，为了求得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去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此人名声极坏)，引起了子路的不满，以至孔子不得不对天发誓，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合乎礼的。更有甚者，当一些叛臣来礼聘时，孔子也想去一试身手，这更加让子路不满，对此他进行了辩解：“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又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在孔子看来，他不是白去，而是去弘道的，如果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就可以让周礼在东方复兴起来；他深信以自己的德行，决不会与乱臣同流合污，但如果身怀治国安民之才而不去施展，想为国为民做事却又屡次丢掉机会，这样是不对的。可见，孔子并非认可那些叛臣们的做法，他一向是反对犯上作乱的，他真正关心的是能否遇到有志于治国安民的为政者，能否给予他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之所以“欲往”，因为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当然，如果为政者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他也会毅然决然地离开，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事实上，孔子并没有真的去应召，他也从未真正得到这样的机会，但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伦理精神，不能不让人钦佩。

孔子不仅自身如此，对别人的评价也表现出这种精神，其中尤其以对管仲的评价最为典型。管仲在道德方面的修养确实不高，孔子曾经对其大加批评，说他不节俭、不知礼、不忠，确实有悖于儒家的道德标准；但另一方面，孔子却极力称赞他的仁德，因为他所成就的事功，非常符合儒家的仁道原则。可见在对一个人的评价中，孔子是将事功与道德分开来看的。管仲成就事功的手段可能有问题，但其结果与其初衷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的安定有序与人民的安居乐业。在一个道德上并不完美的世界中，在目的、手段和结果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坚守自己的信念，并在责任的驱使下，通过道德上成问题的手段，达到了目的与结果的统一，这就是责任伦理精神的体现。孔子看到了这种伦理的合理性与现实性，所以他能容忍管仲道德上的污点，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孔子确实富有责任伦理思想，不过他也有着信念伦理倾向。比如，面对“有道”与“无道”两种不同的境遇，君子究竟应该如何抉择，对此孔子曾经多次加以讨论，其典型表述是：“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不同的场合下，孔子作出的是基本相同的选择：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君子应该积极入仕，如果甘于贫贱而出世，是可耻的；在国家政治昏暗时，君子可以消极出世，如果入仕以求富贵，也是可耻的。“有道则见”体现的是一种基于信念的责任意识，可以说是一种责任伦理精神；“无道则隐”则是为了坚持信念而放弃了责任，表现的是信念伦理倾向。这种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并存的现象，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理想与现实、信念与责任的矛盾和冲突。

孔子思想中的矛盾和冲突，也体现在他的弟子们身上。孔门弟子众多，其思想也各异，在责任与

信念的问题上也有争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时，问弟子说：“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对此问题，子贡与颜回分别给出了不同回答。子贡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而颜回则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子贡认为老师的主张确实伟大，但太理想主义了，所以不能为世所用，最好能把标准稍微降低一点，这样才具有现实上的可行性。颜回也认为老师的主张伟大，但不能为世所用，这不是自己的错，而是有国者的耻辱，正显出老师理想主义的崇高。孔子听后，批评子贡志向不高远，对颜回则大加赞赏。不过最终，还是子贡到楚国搬来救兵，孔子及其弟子一行才得以脱离险境。

孔门弟子不仅在思想上有争论，在实践中的表现更不相同。仍以子贡和颜回为例。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颜回则没建立什么功业，这当然和其早死有关，但即使不如此，恐怕也没法和子贡相比，这是他们不同的人生哲学所决定的。基本上可以说，子贡遵循的是责任伦理，颜回坚守的是信念伦理。孔门弟子的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孔子思想中的矛盾冲突在其弟子身上的一种展现。

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弟子，而且影响了后来的儒家哲人；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当前仍然有着巨大的价值。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迅速，但问题也不断显现，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的责任感的缺失和相应伦理观的混乱。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旧的价值观念已经动摇，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但还未普遍确立。价值观念缺位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责任感的缺失，造成了当前社会中不负责任的现象大量出现。所以，责任伦理建设在当前中国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西方文化中的责任伦理思想值得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中丰富的责任伦理思想，同样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韦伯是从政治伦理的立场来提出责任伦理概念的，而儒家伦理最终也要归结为一种政治伦理，所以以下仅从信念与责任并重的角度，来看一下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对当前政治责任伦理建设的积极作用。

责任伦理是信念与责任的有机结合，而且信念是责任的源泉，任何负责任的行为都是在信念的引导下实施的。所以政治家一定要在内心充满崇高的信念，否则就很难保证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担负起真正的责任。韦伯指出，政治家是为了某种事业而去追求和运用权力的，至于这项事业是什么则属于信仰问题。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来说，现实政治生活的意义在于他为之献身的崇高信念，而不在于责任本身。如果没有崇高的信念做后盾，怎么能保证现实的责任不流于权力政治的工具?

孔子坚守着崇高的道德信念，那就是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这在《礼记·礼运》篇中借孔子之口所描述的大同世界里有着鲜明的体现。这种道德情怀是推动儒家哲人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奋斗的精神资源，它从伦理的角度说明了权力的根源、归属问题。现代的政治家必须了解，公共权力在根源上是属于公民大众的，只有对这一理念具有深切的了解，才不会把自己手中执掌的权力视为私人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为公作为政治家的道德情怀，它对现代民主制度的运作仍能起到一种支援作用。如果现代的政治家都富有这种道德情怀，这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促进力量。

孔子不仅具有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而且有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儒家的忧患意识，是对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的关切，对个体生存和人类命运的关怀，以及对未来发展变化的关注。孔子密切注视着社会和人生，渴望在现实中建功立业，这种积极人世的品格和内心强烈的道德责任感相结合，激发起无限的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孔子曾说：“君子忧道不忧贫。”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周游列国，虽到处碰壁，仍坚持不懈。虽然孔子自己不忧贫贱，但对百姓的疾苦却非常关心，他要求统治者轻徭薄赋、节省民力，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反对不顾百姓的死活而一味索取。这些言行，反映了孔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不仅在当时有意义，而且在当前仍然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