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08:55:01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君于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君子易事而难说（悦），说（悦）之不以道，不说（悦）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子谓于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放于利而行，多怨。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
(“撰”去提手)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见善无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士而怀居，不足为士矣！
做人格言
不学礼，无以立。
己所不欲，匆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下信乎？传不习乎？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
不迁怒，不二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巧言乱德。
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
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
听其言而观其行。
君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
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礼之用，和为贵。
放于利而行，多怨。
孔子论学习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盖有不知而作者，我无是也。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矣。
不学诗，无以言。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有教无类。
自行束侑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政治格言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君子之行也，度于礼。
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
君于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
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子路问事君。子日：“勿欺也，而犯之。”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
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
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名句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语录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语录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
·小不忍则乱大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名言
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人能宏道，非道宏人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名言
·巧言令色，鲜矣仁！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名句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不迁怒，不贰过——孔子名言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行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辟佞，损矣。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名句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名句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君于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孔子名句
·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
·君子易事而难说（悦)，说（悦）之不以道，不说（悦）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子谓于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名言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放于利而行，多怨。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子语录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提手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不学礼，无以立。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孔子名句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孔子名句
·不迁怒，不二过。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孔子语录
·听其言而观其行。
·君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子名句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礼之用，和为贵。
·盖有不知而作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名句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矣。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孔子名言
·有教无类。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孔子名句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语录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孔子语录
·君于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子路问事君。子日：“勿欺也，而犯之。”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孔子名句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之至亲也。——孔子名言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孔子语录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孔子语录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道不同，不相为谋
·“君子无所争”者，言君子之人，谦卑自牧，无所竞争也
·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
·能发明我意者，是子夏也——孔子名言
·夏礼，吾能言之，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知其说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也
·言事死如事生
·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语录
·“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为之说，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战栗
·反坫，反爵之坫，在两楹之间。人君别内外於门，树屏以蔽之。若与邻国为好会，其献酢之礼更酌，酌毕则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为之，如是，是不知礼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孔曰：“《韶》，舜乐名，谓以圣德受禅，故尽善。”）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曰：“《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尽善。——孔子语录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恶乎成名者，不得成名为君子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孔子名言
·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孔子名言
·见父母志有不从已谏之色，则又当恭敬，不敢违父母意而遂已之谏也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孔子名句
·可妻也，虽在纟累纟曳之中，非其罪也
·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於刑戮。
·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孔子名句
·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亏也
·改是，听言信行，更察言观行，发於宰我之昼寝
·前所闻未及行，故恐後有闻不得并行也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孔子语录
·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皆齐大夫。崔杼作乱，陈文子恶之，捐其四十匹马，违而去之
·文子辟恶逆，去无道，求有道。当春秋时，臣陵其君，皆如崔子，无有可止者
·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名句
·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乞之四邻，以应求者，用意委曲，非为直人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名句
·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赤之?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犁牛之子も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孔子名言
·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不有祝?它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於今之世矣
·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後君子——孔子名句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先劳苦而後得功，此所以为仁
·齐一变至於鲁，鲁一变至於道
·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视之耳，不肯自投从之——孔子名句
·君子博学於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何事於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
·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名言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人能宏道，非道宏人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名言
·巧言令色，鲜矣仁！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名句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不迁怒，不贰过——孔子名言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行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辟佞，损矣。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名句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名句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君于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孔子名句
·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
·君子易事而难说（悦)，说（悦）之不以道，不说（悦）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子谓于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名言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放于利而行，多怨。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子语录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提手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不学礼，无以立。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孔子名句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孔子名句
·不迁怒，不二过。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孔子语录
·听其言而观其行。
·君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子名句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礼之用，和为贵。
·盖有不知而作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
·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名句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矣。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孔子名言
·有教无类。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孔子名句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语录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孔子语录
·君于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子路问事君。子日：“勿欺也，而犯之。”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孔子名句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之至亲也。——孔子名言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孔子语录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孔子语录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道不同，不相为谋
·“君子无所争”者，言君子之人，谦卑自牧，无所竞争也
·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
·能发明我意者，是子夏也——孔子名言
·夏礼，吾能言之，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知其说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也
·言事死如事生
·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语录
·“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为之说，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战栗
·反坫，反爵之坫，在两楹之间。人君别内外於门，树屏以蔽之。若与邻国为好会，其献酢之礼更酌，酌毕则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为之，如是，是不知礼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孔曰：“《韶》，舜乐名，谓以圣德受禅，故尽善。”）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曰：“《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尽善。——孔子语录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恶乎成名者，不得成名为君子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孔子名言
·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孔子名言
·见父母志有不从已谏之色，则又当恭敬，不敢违父母意而遂已之谏也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孔子名句
·可妻也，虽在纟累纟曳之中，非其罪也
·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於刑戮。
·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孔子名句
·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亏也
·改是，听言信行，更察言观行，发於宰我之昼寝
·前所闻未及行，故恐後有闻不得并行也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孔子语录
·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皆齐大夫。崔杼作乱，陈文子恶之，捐其四十匹马，违而去之
·文子辟恶逆，去无道，求有道。当春秋时，臣陵其君，皆如崔子，无有可止者
·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名句
·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乞之四邻，以应求者，用意委曲，非为直人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名句
·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赤之?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犁牛之子も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孔子名言
·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不有祝?它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於今之世矣
·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後君子——孔子名句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先劳苦而後得功，此所以为仁
·齐一变至於鲁，鲁一变至於道
·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视之耳，不肯自投从之——孔子名句
·君子博学於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何事於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
·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名言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一进门便可见到欹器，一排铜罐悬着，有水汩汩而下，不停注入罐内，罐的腰眼有轴，水浅时四平八稳，一旦水满则倾覆而泻。这陈设据说是古人灌溉农田时用的器具，但孔子却从中悟到了奥妙的哲理：满招损，谦受益。分布在每个楼层的“圣迹图”，是中国最为古老的石刻连环画，用图文并茂的方式，鲜活逼真地再现了孔子传道授业的光辉历程。
儒宴的菜，以文入味，以文入名，以文入形。择仁安里、和而不同、白露伊人、孔融雪梨、阳关三叠、宽仁聚首、修身齐家，这些菜名，个个都充满了诗情画意……如果有的菜你一时间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儒宴的服务生马上会给你详细解读菜名和菜名背后的故事。
择仁安里：又称碧绿桃仁。因核桃仁拌在芥菜里，而引出孔子的一句名言：选择仁德安身立命才是至高无上的。（孔子名言解释：不仁的人不能够长久地处在贫困的境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在安乐的境地。以仁德仁爱正身处事，才是至高无上的选择。）
和而不同：将菠菜和肉皮冻两种不同的原料混合在一起，产生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质感；所配食的小料中芥末与芝麻酱混合在一起，产生不同的口感，相得益彰。此菜还有客人戏称之为“水立方”。（孔子名言解释：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所谓“同而不和”则是指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 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
白露伊人：是一道很好的开胃佳肴。此菜山药如白露，果胶更拟人。诗经有言可用来描述它的美：白露伊人，在水一方。（孔子名言解释：初生芦苇颜色青绿茂盛，白色露珠凝结成霜，听到那个女孩在水的那一方）
阳关三叠：是孔府名菜。红、白、绿三种原料，形成三条界线；寓意孔子名言：君子三戒，即：少年戒之色，中年戒之斗，老年戒之贪。（孔子名言解释：年少的时候，身体尚未发育成熟，要警惕不可迷恋女色；到了成年，血气旺盛刚烈，要警惕不可争强好胜；等到了老年，血气已经衰落，要警惕不可贪得无厌）
宽仁聚首：此菜儒宴创新菜；又称雀巢贝仁，是选用鲜贝仁、虾仁、松仁等众多的“仁”聚在一起。（此菜出自于：子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孔子名言解释：君子通过博学以积累知识，有了疑问时，要及时向人请教，以求辨明事理。用宽厚的态度待人处世，以仁爱之心指导行为。）
吾忧四味：此菜有四味寓意一句孔子名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此菜有四味，孔夫子吃了就没忧愁了，今天您吃了就更没有烦恼了。（孔子名言解释：“在道德上不加以修养，在学问上不去讲习，听到合乎义理的事情不能跟上去做，有过错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们感到忧虑的呀。”）
修身齐家：孔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山东习俗，海参是宴请宾客的必选菜肴，寓意大家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孔子名言解释： 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态才能端正；心态端正后才能提升品性的修养；提升品性的修养后才能照顾好家庭；照顾好家庭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就太平了。）
诗律和声：子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形容燕菜如诗，豆蓉为律，燕子衔泥，相配知己，演绎心声。（孔子名言解释：诗是表达思想情感的，吟唱是表达它的语言，音调要合乎音律，多种乐器的音调能够调和，不失去相互间的顺序，听到后感到十分和谐。）
圣书香：自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名言，所以《论语》又叫圣书，也被称之为“精神食粮”。此菜取名为“圣书香”，是纪念先师孔子杏坛讲学而研发的一道孔府文化菜，美味可口。
此外，儒宴结合相关历史资料而研发推出的具有古式气息的孔府宴，采用古式条案式餐桌椅，每位宾客“一桌一位、一客一分，一菜一式的分餐形式。
孔府宴是历代衍圣公接待贵宾，袭爵上任、朝拜、寿辰、嫁娶时特备的高级宴席，流传至今孔府宴集全国各地之精华，成为鲁菜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府宴共分为五大宴：寿宴、花宴（即婚宴）、喜宴（即升迁或得子）、迎宾宴、家常宴。
名言是我们生命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名言，这些名言可以在我们失落的时候鼓励我们，成功的时候警告我们不要骄傲。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不可缺少名言。我从小就喜欢一则名言，这就是孔子说的：“永不言败”。
孔子是我们的先师，他备受我们尊敬，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曾经说过：“永不言败。”我便根据这句话来做事，这句话使我不断在成长的道路上克服困难，勇往直前。
有一次，我去图书馆看书，我看到了一本书，叫做:《孔子的名言》，这本书引起我的注意力，因为我听过老师会说:“孔子是我们的先师，他写的名言很多，你们要好好的读读这些名言。”因此我拿起了这本书看了起来。这本书中有一个词引起我注意，那就是：“永不言败。”我把这个词语记下来，让它久久的躺在我的笔记本里。
有一次，我考试考得不好，我很失落，当我看到这句名言时，我领会到了，我不应该这么快就认输，我不能这么快就泄气，我不能这么快就说自己失败，正所谓：“永不言败”，就是:无论是多少次失败，你也不能认输，说自己失败了，因为在人生的路上有很多机会，你不可能永远的失败的。我想到这里，我便振作起来，向下一个目标前进……
关键词 孔子 语言哲学 教化 对话 意义 名言 道
语言是哲学之思的重要对象。从先秦到近代，语言问题与哲学思维总是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孔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哲学家，但长期以来，孔子哲学的语言之维似乎尚未引起论者的足够重视，正名的要求与“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等命题的理论内涵似未得到合理的阐释。有见于此，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证在孔子哲学中存在着一个语言哲学的向度：①通过整理古代文献并应用于教学实践，孔子对语言之为文化载体及其教化功能有所意识，他不仅②揭示了主体间对话的有效性条件，③提出了操作论的意义理论即“正名”论，而且④在中国哲学史上对名言与道的关系问题作了最初的探讨。
一
相对于老子对人化过程及其产物（文化）的疏远与否定，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下引此书仅注篇名），所谓古，首先就与周礼相联系：“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周礼凝聚了完美的文化成果，周代代表着理想的社会形态。在孔子缅怀旧制的保守心态背后蕴含着一种更为深层的价值取向：周礼不仅是往古的陈迹，同时也是广义的文明象征。于是，“从周”就意味着确认人类文化创造的历史意义。
与肯定文明的价值相应，出于对文化成果之历史延续的关注，孔子对古代文献加以自觉整理和传述，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伟大的古代文献整理家和传述者。从历史上看，“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尚书·多誓》），在商朝时已有史官掌管典册。继殷而起的周代及各诸侯国均有史官记言记事，积累了大量文化典籍。孔子其时，周室衰微，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导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这种混乱局面使得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残缺不全，散失很多。在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终不见用之后，孔子晚年回到鲁国，专力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出于教学的需要，他着力收集散落民间的鲁、周、宋、杞等故国的文献，或作，或述，或删，或定，整理出《诗》、《书》、《礼》、《乐》、《易》和《春秋》等作为教材。除去后来散失的《乐》，其余五种典籍被后世尊为“五经”。在中国文化史上，这些典籍不同程度地保存了夏、商和周，尤其是春秋时期社会史、思想史的原始资料，既有氏族时代原始民主及原始思维的遗存，又有文明时代早期的社会风俗、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和观念形态。作为儒家的经典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元典，此五经代代相传，为中国文化的承传与开新作出了重大贡献，对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政治社会史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
一般来说，语言具有两种现实的存在形式：书写下来的语言（文字）和口头讲述的语言（言语），二者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地位。从主体间的交往与沟通看，言语要优于文字；就文化的历史积累与延续说，文字要优于言语。这种区分也就是中国传统语言观所主张的“言为心声”（《法言·问神》）和“文以载道”（《通书·文辞》）。可以说，正是注意到文字的如上作用，伽达默尔才认为“传统在本质上是文字的。这一事实的全部解释学内蕴在书写下来的传统中变得清晰了。语言所具有的与言说的可分离性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前者可以被书写。在书写形式中，一切传统与任何当下都是同时的。而且，就当下意识具有自由通达于一切在书写中被传递下来的东西的能力而言，传统卷入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与过去和当下的共在。”[2]
就此而言，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六经的自觉整理和传述，表明孔子已经对语言（文字）之为文化的载体有了初步的意识。《论语》中记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此所谓“文”，朱熹释作“道之显者”，即“礼乐制度之谓”（《四书章句集注》）。程树德《论语集释》引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云：“所谓文者，正指典章文物之显然可见者。盖当周之末，文王、周公之礼乐悉已崩坏，纪纲文章亦皆荡然无有，夫子收入散亡，序《诗》《书》，正礼乐，集群圣之大成，以昭来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所谓得与斯文者也。”无论是道之显者，还是典章文物之显然可见者，都说明孔子所言之“文”更多地是指记载着文王、周公所创制的礼乐典章制度的文献。这就是说，文化传统必须形诸文字，借助典籍文献的形式才能得以保存和流传。
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文字）凝结着一个民族的族类记忆和集体经验，积淀着人们在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知识结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以至于洪堡认为“每一语言里都包含一种独特的世界观”[3]。反过来看，掌握一种语言，也就相应地意味着接受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和文化传统。因此，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具有教化（Bildung）的功能：“唯有语言才使人成为人性的”[4]。语言的教化不仅是主体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同时展开为文化传统通过语言来塑造和教化主体的过程。孔子十分注重教化，教化的主要手段是学习，而学习的内容首先就指向古代的典籍。无论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还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这里的“文”均是指作为“六艺”教材的《诗》、《书》等文本（texts），其中蕴含着由书写固定和传递下来的文化创造的历史成果。那么，孔子为何要选用六经作为学习的教材呢？《礼记·经解》引孔子之言作了很好的解释：“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六经之教有益于为人，质言之，对于六经文本的学习，有助于培养德性、完善品格和教化人性。
在六经当中，孔子非常重视《诗》。春秋时期，人们在交往辞令中往往好借赋诗以言志，仅《左传》上记载的各国君臣赋诗引诗就达251次之多 [5]。当孔子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季氏》）时，似已有见于学《诗》可以锻炼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从而有助于从政、出使等交往性活动。又如“《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作为凝结着先民所创造的文化成果的文本，《诗》所具有的教化功能不仅表现为对语言表达能力的锻炼，更重要的在于能给人以知识，陶冶人的性情，提升人格境界，使其自觉地承担好某种社会角色。在论及理想人格的培养时，孔子曾把学《诗》作为成人之道的一个重要环节，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这实际上又从另一侧面突出了他对于《诗》之教化作用的自觉。
要言之，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如果说对古代文献的整理折射出孔子对于语言之为文化载体的初步意识，那么，把六经应用于教学实践则说明他对语言的教化功能已有了相当的自觉。
二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主体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同时，语言也在塑造和教化着主体，就此而言，语言可以被视为存在的社会本体。语言的这种社会性决定了它在本质上是公共的，与之相应，以语言为社会本体的主体，其在世的过程本质上不仅是独白（monologue），而且是与其他主体的不断对话（dialogue）。
孔子在教授弟子、门人时，设有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科”，其中“言语”序其二（《先进》）。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作为工具，它也是主体间交往得以实现的中介：“不知言，无以知人”（《尧曰》）。那么，如何确保主体间对话的有效性呢？或者说，主体间对话有效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是什么？相异于庄子因语言的遮蔽性而否认主体间对话的有效性 [6]，孔子在此问题上展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致思路向。
按孔子之见，主体间的对话首先要求参与对话的双方应诚实笃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为政》）以车之??喻言之有信，言语的诚信要求似乎被提到了主体间对话应当遵守的首要准则的高度。进一步看，言语的诚信准则大致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是言而有征：“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八佾》）所谓文献足，则能征之言之，强调的正是言语必须有证据，不可凭空捏造。其二是言必可行：“言必信，行必果”（《子路》），说到做到是诚实可信的表现；如果言过其实，说而不做，那就违背了言语的诚信准则，故君子当“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在社会生活中，主体间的彼此理解、沟通以及行动的协调必须借助一定的规范、制度等形式化的程序才能实现，因此，与言语的诚信相联系，对话双方的言语还应合乎社会规范。如果说“言思忠”（《季氏》）是从正面强调言语应该合乎礼，那么，“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颜渊》）则是从反面重申了这一要求。这里，作为仁道的外化，礼所代表的正是一种广义的交往形式和规范。从言语的合规范性出发，孔子对违仁背礼的言语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花言巧语，虚颜假色，那是很少有仁德的。“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公冶长》），若一个人强嘴利舌而不顾情实地去辩驳他人，就会因违仁背礼而常常被人讨厌。由此，孔子强调言语应以达意为目标，反对过分的文饰和修辞对达意的遮蔽与扭曲：“辞达而已矣。”（《季氏》）
以言语的合规范性为前提，孔子进而主张在对话过程中言语应该恰当，应该重视言语的内容与方式同语境（context）的协调性。所谓言语同语境的协调，似可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对话中应因人而异，采取不同的言说方式：“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只有注意到言说对象的不同，才可能既不失言又不失人。就传道授业而言，教师应根据对象接受能力的不同，采取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的言说方式，“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
其二，在主体间的交往与对话中，应注意言语的时机，适时而言，见机而语。《论语》中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时人流传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孔子对此不大相信，就向公明贾询问，后者回答说：“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宪问》）公叔文子并非不言，不笑，不取，而是言、笑、取均能审时度势，故为人所不厌。对于“时然后言”的言语原则，孔子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既然与君子对话容易犯急躁、隐瞒、瞎说三种过失，那么，为了保证与君子对话的有效进行，就应注意言语的时机。可以说，言之不躁、不隐、不瞽，正是对“时然后言”这一准则的最好注释。
其三，言语与语境的协调还表现在言语应区分不同的场合。一个有效的主体间对话，总是要求根据不同的场合，使言语符合身份，适合对象，切合当时的言谈背景和环境气氛。在这方面，孔子可算得上是一个行家里手。据载，孔子在教学、仪礼等庄重场合均使用“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又如，“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偏偏言，唯谨尔。”（《乡党》）处父兄宗族之所在，不可浮夸虚诞，故言语应恭信肃穆，有所收敛，尽量做到“似不能言”；而在礼法政事之处，由于场景威仪庄重，既需严肃认真地明辨问题，又应小心谨慎地言谈处事。
总起来看，要确保主体间对话的有效性就要求言语必须诚信，合礼，恰当。孔子的这一思想无疑有其值得注意之点。哈贝马斯曾对主体间交往的有效性做过相当细致、深入的考察。所谓言语行为的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包括表达的可领会性、陈述内容的真实性、言说主体的真诚性以及行为成分的正确性（或合规范性）。依哈贝马斯之见，只有对话双方满足了这四条有效性要求，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标并通过理解而协调彼此行动的交往行动才可能顺利地进行。因此，“一个交往性的、成功的言语行为除了语言学表达的可领会性以外，还要求交往过程的参与者准备达到理解，要求它们高扬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等有效性要求，并且相互地予以满足。”[7]
孔子所揭示的对话的有效性条件与哈贝马斯所说的言语的有效性基础在内涵上当然并不重合，不过，他主张一个有效的言语交往应该满足诚信、合礼和恰当的要求，无疑又表现了与后者相近的思维趋向，即对主体间对话的普遍的有效性基础作规范性的分析。需要指出的是，与哈贝马斯普遍的语用学立场不同，孔子的分析更多地带有某种实质性的色彩：主体间的交往固然离不开语言层面的对话，但同时又表现为个体存在价值的相互确认。单纯的言语交流往往只能使人明其意义（meaning）并彼此理解，而一个完整的主体间交往还要求借助得其意味（significance）的相互沟通，建立主体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关系。无论是以“爱人”规定“仁”（《颜渊》），还是要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周而不比”（《为政》），“尊贤而容众”（《子张》），均表明了这一点。从一般理论层面看，尊重和确认每一主体的内在价值，既肯定主体自我实现的意愿，又要求主体间真诚地承认彼此的存在意义，正是仁道原则的基本精神。因此，主体间的有效交往与对话，就不再仅仅表现为言语的诚信、合礼和恰当，它同时要求把仁道原则作为交往的基本原则。
三
言语的诚信、合礼和恰当，都是为了保证语言表达的意义明确，从而有助于对话双方的相互理解和彼此沟通。因此，与对对话之有效性条件的分析相联系，意义理论同样构成了孔子语言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肯定言语的交际功能的同时，孔子非常注重言语的成事功能。《论语·子路》中记载鲁定公问孔子：一句话便可以振兴或丧失国家的情况是否存在？孔子认为尽管不可以这样简单地下断言，但是，在一定意义上的确存在“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的情况。正是注意到人们借助言语表达能够完成某种行为，造成某种社会后果，他认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孔子对言语之成事功能的肯定，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现代哲学家的某些思考。奥斯汀曾把语言的使用分为完成行为式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和记述式话语（constative utterance），并认为与后者被用来描述事态、报告情况不同，完成行为式话语是用来做某件事情，实现某种意图 [8]。孔子所说的言语的成事功能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当然具有不同的内涵：前者是在事实层面上对人们可以借助言语来完成某种行为的认知，而后者则是在理论层面上对语言的用法进行归类整理，并由此构成探讨语言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孔子从言语之成事功能出发，进而突出言语的语用学向度，提出了“正名”论的意义理论，就此而言，与奥斯汀通过研究言语行为去研究语言的意义问题，似乎确有某些相近之处。
孔子“正名”论的系统表述见于《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根据历代的解释，此所谓“名”具有两重含义：一曰名位，二曰字词。与此相应，“正名”就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是正名分，即纠正当时社会政治伦理生活中名分等级混乱的现象，明贵贱，别善恶，治纲纪。例如，鲁国大夫孟孙、季孙和叔孙三家在祭祀时使用《雍》就反映了名分等级的混乱。《雍》本是天子祭祀祖先完毕后撤席时所唱的诗篇，但三家身为大夫竟尊卑部分，违背周礼的规定，故孔子质问：这如何能用在三家的庙堂之上呢？（《八佾》）其二指正名实，即针对具体器物在名实关系上的混乱，要求别同异，辨真伪，明是非。如觚本是古时盛酒的礼器，上圆下方，腹部与足部亦作四条棱角。孔子其时，这种酒器的名虽未变，但其形已变。有见于名实不相符合，“觚”之名无法把不具备上述特征的酒器排除在其外延之外，他感叹道：“觚不觚，觚哉！觚哉！”（《雍也》）按孔子之见，无论是正名分还是正名实，正名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君子于其言，无所苟”（《子路》），措辞说话要意义明确，不可随便马虎。
正名既以意义的明确为其基本要求，那么，“正名”论与意义理论之间的联系也就显而易见了。在“名实”之辩方面，公孙龙认为“夫名，实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名是对实的称谓。后期墨家亦主张“以名举实”（《墨辩·小取》），“举，拟实也”（《经上》），名是用来指称、摹拟实的。从意义理论的角度看，公孙龙和后期墨家的上述言论实质上都把一个语词的意义理解为它所指称的外部对象，因而是一种指示论的意义理论（denotative theory of meaning）。孔子的“正名”论在内涵上与它们不尽相同。借助对关乎名分等级与具体器物的名称言语之意义的澄清，孔子一方面希望能够纠正礼崩乐坏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秩序，作到名正、言顺、礼乐兴、刑罚中、手足措；另一方面则希望纠正器物在名实关系上的混乱，通过明确名称所代表的等级名分来实现名实相符。
显然，无论是正名分还是正名实，孔子强调的都是言语的成事功能，突出的是语言的语用向度（pragmatic dimension），由此，“正名”论主要就不是一种指示论的意义理论，而是一种操作论的意义理论（performative theory of meaning）：一个语词的意义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它所指称的外部对象，更重要的还在于能够有效地指导人的行动；理解一个语词的意义，也就是掌握某种规整正当行为的原则，并根据这种原则来范导人的行动。于是，相异于公孙龙、后期墨家对名称与对象之关系的讨论，孔子则更多地把名称与行为、言语与行为方式的关系纳入了自己的关注范围：“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只要语词意义明确，言语就一定顺畅通达，而顺畅通达的言语必定能行得通。就此而言，下面这段文字似已注意到孔子“正名”论在讨论意义问题时的如上特点：“在古代中国的文献中，占主导地位的关注之点不是名称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是名称与行为，一个人的所言与其如何为之间的关系。”[9]
语词与概念总是彼此联系，互为表里。如果从操作论的角度去理解语词的意义，那么往往就会对概念规范现实的作用给予更多的关注。孔子十分强调概念规范现实的作用，不过他所提及的概念主要涉及伦理道德的领域。由于这些概念具有调节人际关系、范导主体行为的重要功能，因此他多次批评了与这些概念相关的名实不符的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行为失范。例如，八佾本是天子才能享用的一种礼乐，大夫只能用四佾，而季氏身为大夫竟越君僭礼，“八佾舞于庭”，所以，针对“八佾”之名不能有效地规范现实及其所导致的贵贱不分、等级混乱，孔子指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作为有关伦理道德的概念，“八佾”反映着特定的礼制规范与等级名分，而孔子对名实不符的抱怨以及概念不能有效规范现实的批评，正说明“当名称因其有助于表现和区分社会—政治差别而被孔子视作非常重要时，它们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此：它们能够被用来规范（prescribe）而不仅仅是描述（describe）那些差别。名能够而且应该被用来规范实——这一观念构成了孔子正名计划的核心。”[10]
在概念的双重作用中，以指示论的意义理论为前提，公孙龙更多地强调了概念对现实的摹写作用：“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概念必须与对象相符合，并随对象而改变。对于名实不符的纠正，孔子的做法并不是象公孙龙那样以实正名，把概念规范现实的作用建立在正确摹写现实的基础上，而是以名正实，把周礼作为正名的基本标准。“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依孔子之见，“政”的意义就在于周礼所规定的为政之道：君按为君之道行事，臣按为臣之道行事，父按为父之道行事，子按为子之道行事。否则，君不能称为“君”，臣不能称为“臣”， 父不能称为“父”，子不能称为“子”。用体现旧制的周礼去衡量业已发展变化了的现实，并要求后者符合“名”的旧有规定，否则就不承认其实或者称为实之不正，这种把概念规范现实的作用绝对化、凝固化的做法，表明概念对现实的摹写及其与规范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基本上还处于孔子的视野之外，如何把意义的指示论与操作论统一起来，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或许就是孔子对正名的强调被子路视作“子之迂也”（《子路》）的原因所在。
四
无论是作为主体间对话与沟通的中介，还是要求意义明确从而能以言行事，此层意义上的言语更多地与日常世界和知识经验领域相联系，而与此相对的则是名言与道的关系问题，后者作为中国传统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并没有越出孔子的哲思视野。
先秦时期，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对于形上之道的把握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按老子所见，作为存在的终极根据，道并不构成言说的对象，无论是“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一章》），还是“道常无名”（《三十二章》）都表明了这一点。以此为前提，老子进而主张“为道日损”（《四十八章》），要求悬置和解构已有的经验领域的知识体系、名言系统，并以此作为把握道的前提。事实上，在孔子哲学体系中同样蕴含着一个形上关怀的维度：“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尽管“不语”、“罕言”以至“不可得而闻”，但是孔门弟子仍然特别强调这一事实，这就说明在当时人们对于“性”、“天道”、“天命”等超越日常经验之域的终极性问题有着普遍的关心与议论。而孔子之罕言天道，当然不是指缺乏形而上的关怀，它所表明的勿宁是：天道首先不是一种可以用名言来言说和思辩的对象。
就名言与道的关系看，日常语言是名言的本然形式和原始形态。一般地说，知识经验所指向的是存在于特定时空中的对象，它总是分别地把握具体事物或事物的某一方面，并以确定的名言概括认识的内容。就此而言，日常名言与知识经验之间无疑有着一致之处。但是，在把握普遍之道方面，日常名言却有其自身的限度：与知识经验不同，道的智慧所指向的是世界的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它的目标是求穷通，也就是把握宇宙万物的第一因和人生的最高境界，揭示贯通于宇宙人生中无不通、无不由的统一原理，并进而会通天人，达到与天地合其德的自由境界。由此，道的智慧所涉及的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无限的东西。显然，以特定时空中的具体存在为对象的日常名言，往往难以完全把握道的这种无条件性、绝对性和无限性。显然，无论是老子还是孔子，他们强调普遍之道对于日常名言的超越性，无疑是有所见的。
从强调道与日常名言的距离出发，老子对名言如何表达形上之道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他提出“正言若反”（《老子·七十八章》）的表达方式，主张通过以否定形式表现出来的名言来概述有关道的智慧。从理论上看，尽管名言与道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但二者之间并非截然隔绝。宇宙的第一因和人生的最高境界诚然具有超越日常名言的一面，但亦并非完全隔绝于名言之外：在认识的历史展开过程中，通过概念的辩证运动，人们能够不断地在有限中切入无限，在相对中把握绝对；而辩证概念在拒斥静态形式的同时，本身也包含着确定性的要求。就此而言，老子在对辩证的思维形式有所注意的同时，似乎尚未全面把握名言与道的关系以及名言自身的确定性。
同样是有见于道对日常名言的超越，孔子哲思的重点似乎不在于提出一种表达道的智慧的独特的言说方式，而是强调对道的把握并不是一个离开人的自身存在的玄思过程。孔子曾把“好学”解释为“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此所谓事，也就是人的日用常行，而学则包括对于性与天道的把握。于是，为学主要就不是表现为言语的辨析，而是在日用常行中体认形上之道。又如，“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李中孚《四书反身录》云：“夫子惧学者徒以言语文字求道，故欲无言，使人知真正学道，以心而不以辩，以行而不以言。”言语文字的辨析首先指向言语所说的对象及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它往往以成就知识为特点。就其与道的智慧之关系而言，言语文字的辨析将后者视作理解的对象，从而使二者的关系呈现为能知与所知二元对峙的格局。如果执着于知识层面的理解，那么，以言语文字求道势必流于炫人以文辞，道的智慧也就将始终处于言说者之外，无法成为实有诸己的真实存在。因此，只有实现从言语文字求道向身体力行、心上自悟的转化，才可能真正把握道。由是，孔子所谓的“予欲无言”，就既不同于消极意义上的沉默，也不同于外在的语义辨析，它实质上要求从对象性的认识转向内在的自悟，并由此而将对形上之道的体认，融入主体的意识结构之中，使之与人自身的存在合一。
一般地说，道作为统一原理或最一般的存在（being），总是具有超越于人的一面，但是，对于道的追问与把握，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辨析言说的抽象玄思，它总是与人自身的“在”（existence）联系在一起，并通过人自身的“在”来获得确证 [11]。从内容上看，道的智慧不仅是对本体世界的知，同时也是主体自身精神的提升；世界的存在与人的存在，对第一因的追问与人自身境界的转换，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把握世界的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也就是在有限中切入无限，在相对中体认绝对，而人自身也由此逐渐达到“内不觉其一身，外不察乎宇宙”的物我、主客统一的境界。得道的智慧之境虽可用名言来描述，使他人在抽象义理的层面上知其境界，但这种境界对于主体所具有的内在意义确实又有不可言说的一面：它已凝化为主体的一种内在的精神结构，渗入人的整个存在之中。
就名言与道、言说与体认的关系说，无论是“敏于事而慎于言”的要求，还是“予欲无言”的警示，都表明孔子在认同道对于日常名言之超越性的同时，又把道的这种超名言维度具体理解为普遍之道与个体存在的统一。正是以上述认识为前提，当二三弟子以为孔子在传道授业方面有所保留时，他才说：“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所谓“无隐”，《四书反身录》解作：“夫子以行示范，而门人惟言是求，故自明其无隐之实以警之，与‘天何言哉’之意同。”质言之，性与天道之学是以主体的存在而不仅仅是名言知识来彰现的。
注释：
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从30岁开始一直从事教育。相传，孔子有三千名弟子其中有七十二个出名的人，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
孔子是一位品学兼优、虚心好学的人，他从小就十分崇尚礼制，读书也十分勤奋、谦虚，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孔子提出要不懂多问。
孔子是一位思想家创立了儒家学派，他劝君主要以“仁”治国，要爱护老百姓还要讲礼仪，孔子说“国君要像个国君，臣子要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
孔子一生有远大的抱负，但他却不得志。孔子在二十岁就立志想成为大官，但是由于敌国的诋毁，使得他在50岁时才做了一个小官，叫大司寇。
孔子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人。经过多年的研究整理，完成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部著作，这些经典一直流传至今。孔子的一生中有许多名言警句，这些名言警句经过他的弟子和次弟子的整理，编成了《论语》。
[论文摘要]先秦儒家语言哲学肇始于孔子，他开创性地围绕“名实”、“言意”关系两大语言哲学重要问题，以正名理论为基础，展开对语言哲学的探索。其“名实之辩”的内容包括：保证名实相符的方法是“正名”；名实关系是互动的辩证关系；检验名实是否相符的标准为“礼”。其“言意之辩”的主要内容包括言既可尽意又不可尽意以及通过“隐喻”的方式言道两个方面。孔子语言哲学凸显语言的规范功能，本质上是以道德行为实用主义为取向，以语用学为圭臬的。
本文使用“语言哲学”一词来分析孔子的哲学语言观，是在广义的意义上来使用“语言哲学”这一范畴的——对语言的哲学思考皆可以看作是语言哲学思想。孔子的语言哲学是孔子对语言的根本规律所进行探讨的理论成果。一般来说，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1)语言和世界的关系；(2)语言或语同的意义问题。在先秦哲学的哲学语域下，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是通过名实关系来呈现的；而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是通过言意关系来阐释的。因此可以说：孔子的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名实关系问题和言意关系问题，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是通过“名实之辩”和“言意之辩”展开的。本文选择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为考察对象，探讨孔子的语言哲学讨论的主要话题及其对中国语言哲学的影响，对孔子哲学中较为突出的语言哲学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梳理，清晰地凸显孔子对语言、意义、思想和形上，之道的哲学思考，揭示中国哲学中语言哲学问题的独特架构和视野。
一、孔子的“名实之辩”及其语言哲学意义
名实关系，即语言与存在或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先秦哲学家首要关注的语言哲学问题。冯友兰先生曾经特别强调名实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对此问题的探索容易进入哲学的心脏。早在儒家的开山鼻祖孔子那里，名实关系就已得到深入的探讨，虽然孔子没有从名实对举的角度提出问题，但他明确地区分了名称和名称所指称的对象，认为名本身具有固定的意义。下面具体分析孔子“名实之辩”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名实相符的方法是“正名”
孔丘提出：“政者，正也。”认为社会稳定，政治有序的前提是“正政”，而正政的核心是“正名”。“正名”思想是孔子在回答子路问政时提出的。《论语》记载：“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日：‘必也正名乎!’”在孔子看来，正名问题事关重大，几乎是一切社会问题中最为首当其冲的事情，这恰似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分析”。孔子的出发点虽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颇为不同，但在重视语言这一点上则实无二致。
孔子在回答齐景公问政时，强调了“正名”的基本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围绕着这一“正名”内容，论述了“礼”对不同的名分下的不同社会角色的要求，以此来衡量是否“名正”。他从维护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针对他所亲见目睹的名实混乱的社会时弊，以周礼为核心，以君臣父子为内容，从名实关系角度详细地论述了“正名”的基本要求。可见孔子的“正名”思想强调的是“名”的伦理政治旨趣，而小是形上逻辑旨趣，或者说强调的是“名”的规范功能，而不只是“名”的描述功能，正如梅·约翰所说的那样：“当名称因其有助于表现和区分社会政治差别而被孔子视作非常重要时，它们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此：它们能够被用来规范(prescribe)而不仅仅是描述(describe)那些差别。名能够而且应该被用来规范实——这一观念构成了孔子正名计划的核心。”
(二)名实关系是互动的辩证关系
子路显然术能明白孔子正名理论之深意，反而批评老师此论为“迂腐之见”，孔子于是苦心孤诣地对自己的爱徒说了一段被后人广为引用的话：“野战，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从这段发人深省的话可知，孔子的推论是从一否定式的断言(名不正)出发，由名推及言－事－礼乐－刑罚，最终落脚在“行为”上(民无所措手足)，其逻辑顺序为“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对孔子的上述主张，学术界许多人认为这是对名实关系的本末倒置，由此孔子就成r极端保守主义者。郝大维、安乐哲对此评价说：“‘正名’的这一流行诠释部分是正确的，但它高度强调孔子思想中与传统的一致性，与此同时，却忽视了孔子真正看重的文化多样性、原创性和丰富性，则损害了对孔子思想的理解。”的确如此，在理解孔子正名理论时，不必死死纠缠在孔子看来名实之间到底谁决定准的问题，我们往往因为孔子强调名的作用就断定孔子持有“名决定实”的先验论，因而全盘否定其“正名”思想的理论价值。我们更多的应该注意到孔子“名实之辩”思想的深刻性。显然，孔子这里所用的“君、臣、父、子”之名，无疑是对以往“君、臣、父、子”之实的反映，尽管那种意义上的名还包含有理想化的成分，但它们在指称以往的“君、臣、父、子”之实时已被人们所认可，具有了确定性。因此，从名实关系着眼，孔子的这一主张实际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名一经形成，就必须保持应有的确定性。“任何民族总是在用语言范畴化地认识世界和人生。当他们对自己的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进行确定性追问的时候，他们就进入了纯语言性操作的模式，理论上说都是能够产生出分析理性思想的。”毋席讳言，孔子的这种主张正是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名的使用规范所提出的必然要求，是先秦分析理性思想初露端倪的表征。不仅如此，孔子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语言哲学的另一可贵思想：虽然从根本上说名依赖于实，但名在反映或指称实的过程中，并不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所谓“《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名对于实还有其积极能动的一面。孔子的这一见解，对于确切、完整地把握名实互动的辩证关系是非常有帮助的。
(三)检验名实是否相符的标准——“礼”
从孔子提出“正名”的目的来看是为了“正政”，而“为政”却是由人来完成和实现的，这就要求为政者要“正其身”，要“先之劳之”，以“礼”作为“正身”的途径，作为“正名”的标准。因此，孔子大力提倡“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更相信，“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具体说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必须以“礼”为标准，以“能近取譬”为方法来检验名实是否相符，至于这个理想的意义标准到底是什么，孔子并没有从语义的角度去定义，而是认定“先王”的礼仪制度，即社会变革发生前的那种状态就应该是名应有的意义。从这一角度看，孔子的“正名”理论其实是以托古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政治理想。陈汉生认为：“如果把语言划分成语形(语言实体的相互关系)、语义(语言和语言之外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和语用(语言跟使用者的目的之间的关系)三部分。我们认为中国思想集中于语用的研究，因为中国思想很少关心语义的真假，而较多地关心语用上的可接受性。”这一对中国语言哲学定性的断语，如果用来分析孔子的语言思想，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通过对孔子“名实之辩”内容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是以道德行为实用主义为取向，以语用学为圭臬的。
二、孔子的“言意之辩”及其语言哲学意义
“言意之辩”这个问题虽古老而恒新。就中国哲学而言，它关乎超名言之域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它又是打通中西文化深层结构的关键。它主要回答这样两个层次的问题是：(1)语言能否把我们的心意(即意之所识、所把握的东西)说清楚、说完全?什么能说清楚?什么不能?(2)对于语言说不清、道不尽的东西(尤其是“道”)，怎样把它们表示出来，为人们所理解?换言之，对“道”的理解和把握是否必须借助语言?能否另辟蹊径?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言能否尽意”的问题；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语言能否把握形上之道”的问题，下文将按这两个层次分别对孔子的“言意之辩”展开论述。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朱熹注曰：“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从子贡所言可以发现，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有了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的分野，“文章”属于“名言之域”，对于“名言之域”，“言”是能够尽意的，所以是“可得而闻”的，也是“学者所共闻”的；“性与天道”属于“超名言之域”，对于“超名言之域”，言是难以尽意的，所以“夫子罕言之”，也是“不可得而闻”的。孔子解决“言意之辩”的方法是通过划分名言之域和超名言之域，认为在名言之域，言是能够尽意的；但是在超名言之域，言是难以尽意的。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将“命”、“礼”、“言”三者并立，置于人生的至高地位上，足见孔子对语言的重视。关于“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正义》日：“言者心声，言有是非，故听而别之，则人之是非也知也。”可见“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是以否定句式肯定了“知言”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也即肯定了通过言能知意进而“知人”，正如朱熹所言：“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这是一种充分依赖语言的表意功能与交流功能，肯定言意一致性的态度。这是孔子对“言意之辩”的基本态度。关于这一点，可用孔子的一个著名观点——“辞达而已矣”。对于“辞达而已”，孔安国注曰：“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要求表达者要努力把“辞”——语言信息最清楚明白地传输出去，并在客观上产生出接受者能最明白地接收到信息——“达”的效果。也就是说，“辞”以“达”为目的，“达”为“辞”的标准。辞不贵多，也不贵少，但贵辞达则足矣。所谓“文胜质则史。”文采多于朴实，便难免虚浮。这种语言交流功效至上的主张，实质上就是对语言交际功能的早期认识。孔子提出的“辞达而已”的主张，在中国语言哲学发展史上最早揭示了语言的交际功能，确立了语言交际功能得以最佳发挥的语用原则。尽管“辞达而已”还只是对语言运用的朴素要求，还称不上是理论剖析，与现代语言转向将语言作为哲学的基本课题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它毕竟与斯大林有关语言的基本功能是“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现论，在义理上有相通之处。
对于言能尽意，另外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孔子对“以言取效”观点的自觉意识。孔子断言“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说明孔子注意到人们借助语言表达能够完成某种行为，造成某种社会后果，可以说这是中国思想家中最早对“以言取效”功能的描述。中国古代哲人这种对言语之成效功能的洞察，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现代哲学家的某些思考。奥斯汀曾把话语分为施行式(performative)和记述式(constative)，并认为与后者被用来描述事态、报告情况不同，施行式话语是用来做某件事情，实现某种意图。在孔子那里，言行之间从来就是相即不离的，所谓“言必信，行必果”、“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很多情况下，说出一句话即是在做某件事情，实现某种意图，所以才有“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这句警世哲言。所谓“行不及言，可耻之甚”，古者之所以“言之不出”，是因为语言与行动相关，特别是在社会政治与道德领域，如果自己无力实现某一目标，还是先不要夸口、许诺为妙。由此可见，孔子的语言哲学中似乎也蕴涵了后来为大家熟知的“所有语言都是行为”的思想精义。
孔子在肯定言能尽意的前提下，对于如何保证语言表达的意义明确，对于言尽意如何可能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将“言”区别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他认为，语音必须构成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区别这个词和那个词，概念也必须坐落在一个概念系统之中，他称之为“语言系统”或“由形式构成的系统”。和语言(系统)相对的，则是言语。言语足语占的体现，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总称为language。索绪尔用多种方式来描述言语和语言这组对偶：言语是个人的、从属的，语言是社会的、主要的。……概括言之，语言是语言共同体成员心中的语法体系，言语则是人们平时所说的那些话，是依赖于语法系统的说话行为。孔子虽然未能明确区分“语言”和“言语”，但是按照索绪尔的理论，我们还是可以将孔子之“言”区分为“语言”和“言语”两部分。通过对《论语》的细致分疏，发现作为大思想家的孔子显然更加重视处于社会性的主要地位的“语言”，《论语》一书有大量的论述“语言”规律的思想，可将这些探讨语言规律之“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意义的“言”、社会的“言”，如：“言必信，行必果”、“非礼勿言”、“人不言，言必有中”等；另一类是某一特定的语言共同体的“言”，如：“君子之言”、“仁者之言”、“有德者之言”等。这两类显然都属于索绪尔所说之“语言”之列，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这些论述之中。通过对孔子社会语言的归纳，可以抽绎出言之所以能尽意的三个有效性条件：“言必信”、“非礼勿言”、“言必有中”。(1)“言必信”属于减信的要求。《说文解字》：“信，诚也。从人言。”段玉裁注曰：“人言则无不信，故从人言。”伊泽拉·庞德(EzraPound)继承了导师欧内斯特·弗诺罗撒(ErnestFenollosa)的观点，将“信”释作“遵守诺言之人”。但真正揭示“信”之丰富内蕴的倒是安乐哲的解释，他标新立异，发前人所未发：“在理解‘信’的时候，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其先决条件。也就是说，‘信’字从两个方向描述了人们信守诺言的情况：既有施恩者承担的守信的责任，也有受益者心怀的信任。‘信’字阐述了一种双向的完美的信任关系。”的确，“言必信”表达的不仅仅是言说者单方面的遵守诺言，也有听者心怀的信任这样一种双向的完美的信任关系。孔子非常重视建立这样一种“言必信”的双的完美的信任关系，他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民无信不立”，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呵也”。孔子的这些话无不表明他对于建立一种体现双向的完美的信任关系的人际社会的希冀和渴望。(2)“非礼勿言”反映了“合礼”的要求。“礼”就是被赋予了种种隐喻的角色、关系和制度。“礼”的范围相当广泛：它包括了所有礼仪——从宴饮酬唱到问候、告别、加冠和婚丧嫁娶；从表示敬服的肢体语言到庄严的祖先祭祀，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均是“礼”。“礼”是对人之为人的本质追求的保证，所指向的是一种极高的道德约束力，“非礼勿言”指向的则是对人们言说内容的刚性的道德约束；(3)“言必有中”反映了“恰当”的要求。所谓“言必有中”就是“言不妄发，发必当理”。首先，说话要针对对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其次，说话时要考虑到对象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不然，“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最后，注意说话的时机与火候，尽量克服“躁”、“隐”、“瞽”这三大毛病。
当然，孔子也并没有忽视作为个人的、处于从属地位的“言语”的作用，在他看来，从个人的言语现象中也可抽象出社会语言的一般规律，因而，孔子在从事其个人的言语活动的过程中能够自觉地遵循社会语言的一般规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启示世人如何正确地遵循语言实践的一般规律。如《论语》记载：“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庭，便便言，唯谨尔”，揭示了语言交际受到语言环境的制约的规律；“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如也”，揭示了语言交际受到交际对象的制约的规律；“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揭示了必须从言行一致的层面考察人的语言活动的规律；“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揭示了主体在交往和对话中应注意言语时机的规律等等。显然，《论语》试图表达的正是通过对个人特殊的言语实践的真实记录，而给人类普遍的语言实践以某些规律性的启示。毫无疑问，孔子的语言哲学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只有掌握了这些社会“语言”和个人“言语”的一般性规律，主体问的对话才能达到“言尽意”的效果。
孔子对言意关系的理解是辩证的，他在肯定言能尽意的同时，也承认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言是难以尽意的。孔子对于形上领域、超名言领域，持有言难以尽意的观点。什么是超名言领域呢?冯契认为：“理性直觉的所得就是超名言之域，超出知识经验的领域当然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哪些足超名言之域呢?冯契认为：“无不通也，无不由也的道，天人合一的境界，会通天人的德行，都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无限的，所以，这就是难以言传的超名言之域了。”总体上说，孔子埘于尢不通也、无不由电的道，天人合一的境界，会通天人的德行等超名言领域，采取的是“存而不论”的“悬置”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这种“悬置”态度的反映，因为“神”是“造化之迹，然非穷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孔子不轻以语人也”。孔子承认名理知性范围内的语言在表达传达形而上思想时的局限性。孔子虽然不足很自觉地理解这一点，但却有所感觉，表现出某种困惑。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孔子本人对于会通天人的德行如“仁”，表现出难以言说的窘迫。“司马牛问仁。子日：‘仁者，其言也切。’曰：‘其言也切，斯谓之仁已乎?’子日：‘为之难，言之得无切乎?’”在此，孔子表现出对“仁”的复杂、丰富、深刻意义难以言说和表达的窘迫。至于孔子对于“无不通也，无不由也”的道以及天人合一的境界的态度，将在下面“言与道”的关系时再作探讨。三、“言与道”：孔子语言哲学的形上学追求
以上就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即“语言能否清楚完整地表达思想”的问题或“言能否尽意”的问题对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进行了分析。但哲学之思并不仅仅局限在“言能否尽意”，哲学家在关注语言的日常运用的同时也关注语言对形而上的把握问题。如果人具有清楚表达的能力，对形上之道如何表达，这就涉及“言意之辩”中“言、意能否把握道”的问题。许多研究中国语言哲学的学者对此问题未能涉及，不能不说是研究的重大失误。
语言如何把握形上之道?这是中西哲学普遍遇到的问题。西方哲学试图用概念语言或者“名言”去把握与言说形上之道，事实证明，这是难以言说宇宙之“大道”的。道是隐身在语言最深处、最为扑朔迷离的难言之“隐”。通过语言明道，就意味着让思维潜回到语言之所以为语言的最根本处。在语言的最根本处人们所能观察到的是逻辑。因此，古希腊的“逻各斯”一同，既指言说，同时又指逻辑。言说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它符合逻辑。当语言违背了逻辑的最基本的要求而成为思维的碎片，存在的统一性也就残破了、消失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破碎处，无物存在”。但是，道不仅是逻辑的，更是直觉的、意境的，在逻辑的背后还存在着逻辑所不能穷尽、不可企及的东西。道的这种直觉性和意境性决定了中国哲人把握“道”更多的是运用的意象语言而不是传统两方哲学的概念语言。窃以为，意象语言言说形上之道的主要方式为“隐喻”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儒家言道以“隐喻”的方法为主；道家与禅宗言道以“负的方法”为主。
就孔子而言，他主要用“隐喻”的方法言道。这种言道方式，颇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诗”。哲学除了精深的分析和严密的推理之外，其更重要的意义往往在于给人的生活提供形上基础。哲学如何才能给人的生活提供形上基础呢?严格来说，凡是逻辑上尚需前提的东西都不能被认为是最根本的。这就使得凡是逻辑上可以推论出来的东西都不是哲学要用以充当根本基础的东西，因此，对形上基础的哲学寻求就超出了推理能够探究和辩护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隐喻”就成了哲学由以展开其形上追求的重要方式。
《论语》中“道”的“隐喻”特质表现为它既是获得的遗产又作为个人贡献的双面性。“得道”被认为是为求道之人提供方向的门户：“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孔安国注曰：“言人立身成功当由道，譬犹出入，要当从户。”道是一个由文化环境构造的门户，个体就此走出他自己的路。它是一个起点，一个路标，而非最终的目的地。社会好比一个我们锻炼技艺的工作车间，过去的经验是创造性获得已之“道”的预备阶段：“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包成注曰：“言百工处其肆则事成，犹君子学以致其道。”可见，在孔子那哩，道是一种境界、一种意境。道作为意象性和意境性的概念，它们的内涵并非体现于概念关系，而是体现于人的思想、行为和面对的具体事物之中。把握这样的慨念，不能靠定义，必须从人的身体力行中去领悟、体认。在孔子看米，道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因此“予欲无言”，子贞不解其心，心生疑问：“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毛《传》：“述，循也。”言弟子无所遵循也。郝大维、安乐哲认为将“述”译为“tofollowtheproperway”，将帮助我们掌握“道”的精髓。由此可见，中西方对“述”的理解是-----致的，都将“述”与对“道”的把握联系起来，“小子何述”表明孔门弟子对于如何遵循“道”的困惑。子贡困惑的是如果不是通过语言，那又如何才能把握“道”呢?孔子回答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刘宝楠对此评论说：“圣人法天，其教人也，亦以身作则。故有威可畏，有仅可象，亦如天道之自然循行，望之而可知，仅之而可得，固不必谆淳然有话言也。”这种评论是深得孔子教化思想之精髓的。“天小言而四季运行，万物化生。”在孔子看来，天之四时运行，本身孕育着生命的力量，随着四时流转运行，万物生焉，人以不言而尽人之道成天之德，天不是用语言而是用“不已”的行动在诠释着“道”的精髓。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李中孚《四书反身录》云：“人子惧学者徒以占语文字求道，故欲无言，使人知真真学道，以心而不以辩，以行而不以言。”诚然，“道”更多的时候不是通过语言去了解、认识，而是通过行动去体认、体悟。
由此可见，“言意之辩”中“语言能否把握道”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思辨哲学问题，更是一个实践哲学问题，孔子对“语言能否把握道”的问题的处理是一种化认识沦为实践哲学的解决方法，这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认知理性不甚发达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孔子语言哲学的历史定位
人类对语言问题的哲学思考，或者说人类的语言哲学思想，本身是人类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对人类整个文比的发展具有某种本源性或基础性的意义。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在文化发展的早期就产生了有关语言问题的哲理思考，并且这些思考对于中西思想文化的定向、特征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又据说，前些年新加坡“亚洲大学生辩论会”上，这句话究竟该如何断句，成为复旦大学与台湾大学两方争论的题目。（其内容与结果如何，笔者无所知，想来很有意义。）
显然，这不仅是句读问题了。韩愈著《师说》一文，在紧接“习其句读者也”的话之后有道：“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一代文章大家万万没有料到他千年以后，人们对这孔子名言竟然句读难知、惑之难解。可见，孔子政治思想的解读，对他这句话之本意作何理解及如何断句起关键作用。话说回来，笔者细读《论语》，怎么也看不出孔子有愚民政策的主张、有轻视人民的落后保守言行，却看出应当正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然对这句话的圈点、解读至今仍有分歧，而论者或论据不足或语焉不详，那么今天继续讨论思考也是应该的。
一
所见当代版，《论语·泰伯篇》该句句读为：“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当代专家学者颇为认同。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写道：“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可以使由（服从）之，不可使知之，这又说明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保守的。”[1]这里，把关键词“由”作“服从”解，加上前面“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当然更能说明孔子“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保守的”了。
我以为，这结论值得商榷。
杰出学者、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在其《孔子与今文学》一文中有句很中肯的问话：“孔子在生时，‘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语），可见在当时反对孔子的正是旧的统治者，难道孔子专门拥护当时的旧势力，而他们反不要孔子拥护吗？”[2]
可以说，此话正说到保守性问题。正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不保守甚至反保守才引起当权者的不满、排斥。
我们应该知道，统治者旧势力本是垂青保守而厌恶革新的。孔子在鲁国不能实现政治理想、周游列国不受欢迎乃至遭遇困厄（参见《史记·孔子世家》）的主要原因，无疑是他的儒家主张不如法家那样切合统治者役使人民、扩张势力的迫切需要。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博施于民”的长治久安计，这种仁政礼治绝非保守。至于秦用商鞅变法而强、而为“尚首功之国”而一统天下——这段沉重的历史篇章，反倒说明了孔子主张的进步性。否则，短短秦后的汉代儒学勃兴、继灿烂先秦文明之后的汉代辉煌就无法得到说明。或有论者说，儒家学说、孔子思想在汉初并不受欢迎，“马背上得天下”的刘邦对儒士不就非常轻侮？其实，这只能说明皇权意识对进步政治思想的抵触，并不能说明继承孔子政治思想的汉初儒学是落后的。“盖至秦汉之间，而儒学之宏深莫可与为伦也。唯晚周之学重于议政，多与君权不相容”[3]。历史证明，君权需要智术之行，难容仁政之议。而此后儒学得以“独尊”，实因董仲舒为儒学之否定专制的进步性披上了“天人感应”的“合法”外衣。这是董仲舒伟大处，也是皇权之下孔子儒学之呼吁仁政的优良传统蹒跚前行的悲哀处。
然而，如《史记·孔子世家》言：“天下君王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历史潮流，除了短暂洄逆，总是向前行进的。孔子学说的中心理念是前进的，其政治主张是进步的。西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云：“仲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这遵遗制（并非照搬）“以明将来”不可谓“保守”；继遗制之优良传统以利将来不可谓“落后”。说以上这些，似乎可以用来澄请一些如对孔子“克己复礼为仁”（《颜渊篇》）、“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篇》）等主张作误解的言论。
当代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试论孔子》有云：“孔子的政治主张，尽管难免有些保守处，如‘兴灭国，继绝世’；但基本倾向是进步的，和时代的步伐合拍的”[4]。我以为此话虽较为公允，但仍有可商榷处，即所谓“保守处”的“兴灭国，继绝世”。该条见于《论语·尧曰篇》：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以上两方面措施，前者说统一度量衡，裁冗整饬、肃清吏治以行四方之政，应该没有问题。后者希望“天下之民归心焉”也正确，问题在“兴”“继”“举”。我们清楚：当时在华夏大地，诸侯小国甚多，《史记·殷本纪》：“周武王之东伐至明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比如此前纣封三公之一的西伯昌之西岐领域，也只是若干小国中之佼佼者而已。往后，仅管“周辙东、王纲坠”，这些自然形成的小国还不少，然而“春秋无义战”，仅管其中那善理国政的，也难免于危亡，以致其宗庙社稷坍毁，祭祀不存。我以为，此即所谓“灭国”“绝世”。至孔子时，这现象也常发生。对此，如《论语·季氏篇》“季氏将伐颛臾”事件，孔子就责备当官的学生冉有不称职，不能谏阻季氏的征伐行为。子曰：“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城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可见，这鲁国辖内的附庸小国，纵有贤良当政也不免有灭国绝世之危，而季氏之伐绝无正义，更无进步可言。由此可知，孔子提出的“兴灭国”、“继绝世”，实为正义呼吁而非落后保守的政治主张。再说“举逸民”，在孔子心目中的“逸民”例如“伯夷、叔齐……柳下惠”诸人，这是些志行高洁而被遗落的人材，能让“天下之民归心焉”（《微子篇》）的人。历来，抒发自己怀抱者不少，而主张“选贤与能”者不多。孔子之“举逸民”乃为百姓邦家之计。如以上所说正确的话，则孔子政治主张之重民生的进步性在这里也体现出来了，而不能归在“有些保守处”里。
如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体现了孔子重民生的政治主张，不能成说是落后保守、视民为“愚昧无知”了。所以此句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才合情理。
二
据出土的文物看，秦汉（或先秦）简牍的“原来样子”是文辞无句读符号。关于“民可使”句，不妨再结合事实来对上文进行分析。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5]列出时人对孔子这句名言的争议，这里摘要于后。
故大戴礼记言其事云，说之以义而视诸体也。此则可使知之者也，自七十二人之外，凡未能通六艺者，夫子亦以诗书礼乐教之。
对此，《正义》之注未置评，但我们可以看出《大戴礼记》之言“可使知之者”所指为孔子学生，却非本文所言之“民”，似不必讨论。但“未能”者“亦以教之”却值得注意。此外，针对其他说者的言论，《正义》有云：
说者以民为群下之通称，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先王教民之法，其说似是而非。
可见《正义》不赞同此种（愚民论）说法，并举例论述：“《韩诗外传》诗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则道不迷而心不惑矣。诗曰，示我显德行。故道义不易，民不由也……据《外传》之文，则先王教民，非概不使知者，故家立之塾，党立之序。”是说先王教民使知，则设立私塾、庠序，君子引导百姓使民心晰。否则道义不明，民众难以行进。先王设立教育机构，君子引导民众，皆在使民众不愚昧（“道不迷而心不惑”）。意即孔子重教系圣人君子所为，其“民可使”这句话，是说能明白道义而行之者，由之；未能者，（则教以）知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孔子称先王之教民、赞君子之导民，而“民可使”句本意正是这样。其句读自然应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清代人已有此解读，至今不算遥远；今天的解读还应商榷。
当代解读之特别值得重视的，见于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泰伯篇》：
[注释]子曰……知之——这两句与“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史记·滑稽列传补》所载西门豹之言，《商君列传》作“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意思大致相同，不必深求。后来有些人……别生解释……反失孔子本意。[6]
上文“意思大致相同，不必深求”之言恐误。我以为，纵然不必深求，也明白孔子所说与西门豹所指了不相类，更与商君之论隔如云泥——
孔子逝世半个世纪之后，西门豹治鄴兴水利而任民劳，未有引用孔子之言的意思；至于卫鞅引“语曰”（论时代，鞅在豹后，或为引鞅语）“民不可”云云更与孔子“民可使”的话不相关。且说“民不可与虑始”是卫鞅在秦孝公面前力争变法时所说，正合孝公主攻伐而霸诸侯的野心，于是“卒定变法之令”。商君对儒家理论仇视而鄙夷，断不会引用孔子那句名言（何况孔子主仁爱倡礼乐）。商鞅主张施行愚民之术，说“民愚则力有馀而知不足”（《商君书·开塞第七》），“力生强”，才更能“为利祿之故战”（《靳令第十三》），斩首多则利祿大。这样，西秦这“首功之国”当然就急遽强大了。
以上这些，意在说明，就政治主张言，商君说“民不可”与孔子曰“民可使”这两句话不可类比，决难说是“意思大致相同”。
当代，对“民可使由之”解读之值得重视的，还见于南怀瑾先生著述《论语别裁》“愚民政策”条。南先生结论是“不必要另外圈点，就是原来那个样子”；又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也是一句名言，不必另外去圈点了”[7]。
对此，南先生的例证是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固然可备参考；其言辞豁达和易，说今天是这样的看法，也许明天再改变也说不定。拙文引述这条，亦意在说明孔子这句名言至今乃至以后都很重要，人们还会继续研读，仁智各见。然而说这句名言的“原来那个样子”，就不确切了。
三
当代，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无疑对《论语》研读爱好者很有裨益，其注解翔实，深入浅出，能给人以讨论空间，影响颇大。兹照录“民可使由之”条后的译文：
孔子说：“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8]
显然，问题的关节点仍然是把“由”作“服从”解（把民可使由之作一句读），使民“照作”走，因为不可以使他们知道为什么。然而照着走去的“我们的道路”是什么，必然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希望知道的，孔子能说不让他们知道吗？（岂非孔子在向统治者献策，而这策论又给录入《论语》了？）
我们知道，孔子的伟大处，正在希望民众能知、能行其提倡的儒家之“道”（可谓孔子心目中的“我们的道路”），故而大力提倡仁民重教。
孔子“有教无类”（《卫灵公篇》）是中华教育史上的率先作为；他教学生以君子之道，“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篇》）；深知仁爱之于民众需要的重要性，“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卫灵公篇》）。可以说，一部《论语》，还找不出“不可使知之”的违心言论。
再说希望民“由之”的“道”，就是孔子毕生的信念与追求：大到政治理想，小至人生作为，几乎没有无关民生的。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民鲜久矣”（《雍也篇》），是在呼吁人民需要和美的生活，一如“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篇》）。可以说，孔子之道的最高理想，也是人民至今向往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以这种理念所规划的人生走向就正是希望“民可使”而“由之”的，即所谓“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礼记·礼器》），这是孔子之本意所在；当然也就是孟子所言：“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这些“由”显然当训义为行，比如上例“由仁义行”意即“行仁义之行”。孔子之言民可使之“使”，其义亦实为“行”；复词“行使”，现代汉语犹用之。可见“民可使，由之”义即“民之可行者，其自行之”。
至于有“不可使”，则“知之”。孟子曰：“天之生此民，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孟子·万章上》）其意即“不可使，知之”。“不可使”者即后知后觉者，当然需要让他们明白，即“知之”以道。至于“可使”与“不可使”之使动义，义同“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篇》）中之“使”，“易使”义为“可使”；又如《礼记·表记》所谓“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中之“使”。就这些对民的“使”而言，也并非“役使”之义。在孔子这句名言中当然是“行”义，“不可使，知之”，义即“其不可行者，教以行之”。至于孔子所主张社会当“行”者，总离不开他的政治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云云。
总之，我以为，孔子这句（本无句读符号的）名言应有不同于几成定论的圈点，应当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本意所在，已如上述。如能见教不同的意见，我以增益知识为幸，还望读者指正。
注释：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20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4版。
[2][3]蒙文通：《经史抉原·孔子和今文学》，第158页；《经史抉原·论经学遗稿三篇·甲篇》第146页，巴蜀书社1995年9月第1版
[4][6][8]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5页，第81页，第81页，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
[5]国学整理社整理《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第1版。
[7]《南怀瑾选集》第一卷，第34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作者：四川省巴蜀诗书画研究会（成都）会员
陈汗编过《赤壁》,如今又捣鼓出了《孔子》,跟古典文化铆上了劲,然而关于这部电影,他一直声称的是,自己只是个素材提供者,左右不了电影的走向。
第一问
为何还是高大全的形象
南都娱乐:电影中孔子感觉还是挺完美?而没有还原成人?
陈汗:首先,某程度上,他政治上其实是失败的,他其实什么都做不了,不成功,他的完美是道德上的。在真实人生中,他自己也会食言,只是我们的篇幅没办法写那么多。你现在都觉得他挺完美了,如果我们要从完美的角度拍,那不是更恐怖,他明明失败了,我们都写得他很威风⋯⋯明明死了,都说他好像成功一样。
南都娱乐:电影从孔子从政开始写起,给人的感觉他已经不太像公众熟知的教育家哲学家了?
陈汗:电影观众基本都是15岁到35岁,这个题材一听,年轻人有没有兴趣?我觉得是兴趣不大,所以我们提高到20岁以上。我们拍《孔子》不一定迎合了你的口味,但我们吸引你们进去,让年轻人容易接受,所以有战争,还有南子,我们已经做到极限了。
第二问
电影中全是名言警句
南都娱乐:电影台词有很多是孔子的名言,编剧是不是在给名言填空?
陈汗:这样是很笨的编剧的做法,用名言来编,难度也很高。孔子的事件80%都是真的,所以如果我们写对白写得太白也不舒服,而且孔子的思想有那么多好的句子,如果有情节有场合,刚好能用,为什么不用上呢?比如看到人杀那些孩子很惨,就“仁者爱人”啦。
第三问
既是春秋,却未怎么表现时代
南都娱乐:电影里似乎对那个“礼崩乐坏”大时代展现不多?
陈汗:没错,孔子是最好礼的,但对现代观众来讲这是感受不到的,包括以前见了父母不拜都是犯罪的,还有怎么见君王,君侯怎么走,这些都有礼仪的,可观众现在怎么懂呢?你要花很大的努力,而且这部分好看吗?所以重礼方面我们只是用了很简洁的手法,像电影里他拜都拜了三次,回国的时候是大拜,我们就把礼透过几个点编成可以表达的形式,这方面不能不照顾,但停在这里就够了。因为它很丰富的内容,要是把恢复古礼这部分拍出来,前十分钟就跑掉了。
第四问
把塑造成知己
南都娱乐:“子见南子”的戏是不是出于商业考虑?
陈汗:我也有一些别的素材,比如历史上有一个十大恶人之首,杨虎,他跟孔子很像,后来孔子因为被人误会为杨虎,把他拘留了5天,还坐牢,我也提供了,但导演没用。关于南子这段,我只能说这是我们编剧提供的素材之一,我当然希望老板找我写剧本是知道我写的剧本是会赚钱的,闷不闷,吸引不吸引这是我最先考虑的,一些理念是之后再放进去的,我尽量提供一些视觉性的东西。
南都娱乐:看完电影有个观感,最是孔子知音的其实是南子?
陈汗:对!当然,这跟历史可能有一点不符。但编剧看来,也是有这个可能的,因为这一段历史上是空白的,让女人去了解孔子⋯⋯如果完全配合历史,就可以去看论语了,不用看电影了。
《孔子》现象观察
去世2500年后
对世人的束缚
在2009年无数华语闹剧片狂轰滥炸之后,《孔子》是2010年华语电影首秀,且肩负着狙击《阿凡达》的重任,不过周润发的肩膀尽管还是那么坚挺,依然是扛不起。即使发哥是当前唯一能够诠释孔子的演员,也无法规避电影本身难以承受的现实之重。《孔子》是超级无敌地糅合了各个有关部门的意见,四平八稳,却没有更多属于自己的声音,达不到厚德载物的儒家大师的气场。
就好像《天下无贼》在电影局的指导下,最终加上了张涵予那条警察线索,与《孔子》有关的有关部门更是牵涉文化、教育、宣传等有司。《孔子》当然是合乎主旋律标准的电影,中规中矩的故事,超级无敌的面面俱到,美中不足的是价值观不深刻。孔子在活着的时候,是个失败的君子,观众想看到悲剧的诞生和根源、他的光荣和梦想缘何成为后世中华文化的基石,却是但见他隳三都、游列国、返家乡,欲穷千里目但电影未能更上一层楼。
孔子本是一个很有情怀很具高度的人,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是《孔子》里更像是个不断奔跑的人,步履不停却承载不起文化的判断,观众也只好跟着孔子去旅行。春秋之末,礼崩乐坏,孔夫子怅然,意欲克己复礼,以复古精神拯救物质世界,令人遗憾的是文明的冲突表现出来太多的是政治和阴谋,孔子在这个浊世中并无从体现出他高人一等的伟岸精神力量,他的上位与被逐,太过于电视剧范儿。
既然拍孔子,南子是不能付诸阙如的,正如《梅兰芳》里绝不能缺了孟小冬,没有才更显得刻意做作。从章子怡到周迅,对这两个具有争议的女人演绎起来都有些吃力,她们本不是纯净水,当然也未必是砒霜,周润发和黎明一样,只能用非礼勿视止乎礼的态度应对。陈凯歌见孟小冬是切磋京剧,子见南子也是为了诗歌和国政,至于那些画外音和银幕下的旁白最多是不相干的噪音。
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学习孔子的一些名言名句，通过学习这些言论，我明白了很多深刻的道理。
上小学时，我当上了值日生小组长，可是我从来不做值日，只是吩咐组员去干，自己却在教室内玩耍。就在我学习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名言之后，我理解到了，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要随便的施加在别人的身上，就像扫地一样，自己不愿意干的，难道别人就愿意做吗？之后我就开始自己觉得带头做值日。
还有一次，我们在上自习课，数学老师来教师说：“给大家出几道题，看看大家会还是不会。”说着，试卷就到了个人的手中了，我一看题目简直是太简单了，我的心中不免的窃喜，不费吹灰之力就全部做完了。待到老师公布答案时，一看，跟我做的一模一样！老师说：“做对的请举手。”我想了一想反正是没有事，就不举了吧。老师又说：“这些人下午去参加数学竞赛。”啊！我一听就后悔了，为什么不举手呢？让我吃了一个大亏。从这件事上我明白了一孔子的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意思是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智慧的。如果不诚实，就会吃大亏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还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在探讨一个问题，见几个小孩子走过来在我们的旁边看，其中一个说：“这个问题我会。”我们听罢，连忙问他，他就问题的解题过程和答案详细地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都恍然大悟，不要小看了别人，几个人在一起行走必定有一个是我们的老师的。要时刻保持着一种谦虚好学的态度，好学，好问，必能成大器。孔子让我明白了：做人要有一颗宽容之心，要有事实求是的态度，要有谦虚好学的品质。
孔子，你是我最崇敬的人。
毫无疑问，孔子是伟大的。从没有一个人能以言行如此深地影响着中国，影响着世界。而孔子的求知精神也深深令我折服。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他看来，求知的过程是充满乐趣的，从“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里充满了求知之乐。而乐知，正是我所远未达到的。孔子在乐知的同时，又极力主张“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做到了“学”与“思”的有机结合，才能“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直至仁在其中。
除了求知，修身也是《论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如儒家所讲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相契合。无论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自我反思，还是“言必信，行必果”的讲求诚信，“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的相处之道，无不饱含着人生的智慧和修身的妙法。其中最深刻者，当推那句可以终身行之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所不喜欢的，就不要强加他人，孔子这句话，也警醒着我们，因为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有时过于“自我”，而忽视了他人的感受，以至于对别人造成了伤害。而孔子的这句话，难道不值得我们终身行之吗？
修身之外，齐家又是《论语》中一个重要主题。中国是礼仪之邦，而百善孝为先，孝亲敬长是《论语》乃至中华文化中最具价值的部分。孔子在《论语》中言道：“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由此可见，塑造一个人的品德要比传授他知识更为重要，试问，如果一个人不敬父母，兄弟不和，那他怎么会为他人着想，更别提为他人谋利了。所以孔子又言：“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但孝敬父母，如何孝敬？在《论语》中，孔子就鲜明地提出：孝敬父母不只是“能养”，而最需要“敬”。子曰：“今曰孝也，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孔子之道的核心是“仁”，即“爱人”，但孔子之“仁”却并不是无原则的，记得有一次他的弟子曾问他：“以德报怨，何如？”孔子却出人意料的回答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多么睿智的回答！或许有些时候，对于有些人，正直才是最好的化解“怨”的方法吧。
一本书，让人认识了一个人――孔子;一本书，让我了解了一种精神――仁。读《论语》，真正令我“温故而知新”。西方有一句名言：有良友为伴，路遥不知远。我想说：有《论语》为伴，路遥不觉远。
我和《论语》有个约会，相约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