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

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篇1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许多思想流派的基础已经形成。儒家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两座文化高峰之一，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亦称儒学。它是中国古代影响最深远的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的兴起、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而且在各个朝代的地位也各不相同。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演变一、创立――春秋时期孔子，出生在春秋时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仁”与“礼”的学说，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在政治上强调统治者要实行仁政，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主张“以德治国”。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裂割据，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而且当时各诸侯国热衷于兼并战争和改革古制，以图自强；因此，孔子恢复周礼和仁政爱民的主张不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受重视，遭受冷落。二、发展――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学派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孟子主张实行“仁政”，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孟子主张“性本善”，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重要思想，提出“君舟民水”的学说。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的学说，孔子思想的目的是维护奴隶主的贵族统治，孟子和荀子思想的目的是缓和阶级矛盾，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统治。三、遭压制――秦朝随着秦朝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文化也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文化氛围由生动活跃转而死气沉沉。为了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秦始皇采用了有利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的法家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焚书坑儒”，这是对先秦思想文化的粗暴否定。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以场浩劫。儒学的发展因此进入低潮。儒家宣扬的仁政思想不适应中央集权和国家大一统的需要，因此秦始皇实行文化专制，排斥、打击儒家思想。四、独尊――西汉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古代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建议皇帝倡导儒学，实践德政，推行教化，主张文化体制改革。他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确定儒学独尊的地位。他提出了“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儒学新思想。新儒学以儒学为基础，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具有神学色彩，给统治者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把儒家思想神学化了，但是又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学思想，因此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重视，迅速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处于独尊的地位，汉代儒学也就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兴起。五、陷入困境――魏晋南北朝后汉代末年，儒学的权威性被严重削弱。魏晋时期新思潮流行，道教的兴起、尤其是佛教的传播，更是直接冲击着儒家思想作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地位。隋朝时期，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末五代之后，已沦为笺注之学的官方儒学不断受到质疑，其统治地位被进一步削弱了。六、儒学新发展――宋明时期唐代中后期，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成为北宋儒学复兴和理学创立的先声。在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的鼓励下，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他们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了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理学在宋朝形成，代表是北宋的二程，南宋的朱熹，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的突出发展是陆王心学的出现，它标志着重建儒家信仰的理论任务已经完成。南宋的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者，提出了“心即理也”的核心命题，主张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明代建立了系统的心学理论，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学以至圣的修养关键在于“致良知”，强调“知行合一”。明朝中期以后，陆王心学得到广泛传播，它们都属于宋明理学范畴，都把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宋朝的程朱理学在产生初期不为统治者重视，但是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道德规范和修养方法，有利于封建统治者巩固其统治秩序。因此从南宋以后成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七、继承、批判――明清明清之际商品经济发展，君主专制强化，此时出现反专制蒙昧、倡经世致用的早期启蒙思潮。（1）李贽批判挑战正统思想以及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批判道学家的虚伪，抨击封建社会的一些传统观念，强调个性发展。（2）黄宗羲从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角度，批判理学视君臣之义为天理的伦常观（3）顾炎武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提倡“经世致用”，批判理学的空谈（4）王夫之通过论述气和理的关系批判理学的唯心论；提倡运动绝对、静止相对的辩证关系，批判理学主静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明清之际，思想家从其思想主张表面上看似乎是对儒家学说的全面否定，但实际上他们的这些观点是对传统儒学中消极思想的否定，是在对这些方面否定的过程中，使儒家思想增加了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内容。因而其实质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批判和发展，从而使传统的儒学重新焕发生机。八、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洪秀全为了宣传拜上帝教，把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和农民的平均主义结合起来，从事宗教理论建设。九、出“新意”――维新变法时期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宣称孔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其目的是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思想制造历史根据，减少变法的阻力。十、辛亥革命时期19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传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辛亥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儒家正统地位受到猛烈冲击。十一、遭受抨击――新文化运动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宣扬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道德。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宣扬了民主与科学，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十二、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居主导地位、儒家思想被彻底，“”中再次遭到猛烈批判，成为无产阶级的对象之一。 1.时期：批林批孔运动，矛头直指。2.儒家思想地位上升――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儒家思想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儒家思想主要作为民族文化遗产被人们认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新文化建设结合，成为了进行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的思想要素。可见，儒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通过对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的分析，可以高度概括出思想的演变规律，即思想自身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和扶植。

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篇2

关键词：先秦儒家 人本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 B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09)5-0091-02

经过两千多年的社会国家教育实践，先秦儒家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具有鲜明的人本色彩。

1 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人性光辉萦绕着先秦儒家

1.1人性是先秦儒家建构其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与依据

为了对别人进行教育，先秦儒家对人的本性进行假设，从而为自己的育人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首先，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人无有不善……。”（《孟子・尽心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并且孟子认为一个人对于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所以他主张施行仁政，对老百姓进行道德教化。而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所以他主张“礼为用”，对老百姓进行正确引导和教化，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注重人的道德是儒家思想的突出特点，正如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指出：“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这种思想源于儒家传统。”先秦儒家的这一人性观，为统治者所接受，成为教育者进行教育与管理的理论依据。因而，要充分认识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对人性观的探讨就成为认识其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

1.2以人为中心来建构并阐述其天人合一思想

先秦儒家一开始就把人作为万事万物的中心，并以此来观照、建构并阐述其天人合一的思想。他们认为，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人是万物之灵，所以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在先秦儒家看来，人不仅是万物之灵，更是宇宙的中心。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就旗帜鲜明地把人作为宇宙的中心来阐述其天人合一的思想：“唯有天下最诚心的人，才能过成认识到和实践自己的本性；能尽自己的本性，就能认识人有共有的本性；能认识到人的本性，就能认识到万物有本性；能认识到万物的本性，就能帮助天地间万物的变化发育；能帮助天地间万物的变化发育”，就“可以与天地参”了。儒家代表人物认为，正是人具有的这种中心地位，决定了人还能借此“知性、知命、知天”。孔子曾说：“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规律。这说明，先秦儒家把“智”作为人的一种内在规定性，借助它来认识人类自身与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内在规律；人具有的智慧，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价值性的体现，也是体现人外在价值的一种表征。

1.3对群体人性的完善是先秦儒家思想的追求

先秦儒家教育思想一向重视认为“修己”、“治人”，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非常关注修己，并通过修己实现自身人性的完善。他们把修己分为三个等级：最低等级是“修己以敬”，也就是说做一个普通的有道德的人，做到见贤思齐，不断反省自身；第二等级是“修己以安人”，这就是说不仅自身要有道德修养，而且在与人交往时，能使周围的人得到实惠，并且受到道德教化，即“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 《荀子・修身》）；第三等级是“修己以安百姓”，这就是说个人道德修养好了，能使所管理的百姓相安，使他们安居乐业，并都在道德上受到教化，即“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礼记・大学》）。儒家教育思想尽管强调修己、正己，但是这种强调与推崇是以群体的完善作为目标的，也就是说，先秦儒家崇尚人性的自身修炼，并推己及人，从而实现整个群体的修炼，进行达到育人治国的目的。

2 “人为邦本”“君轻民贵”的核心价值理念表征着先秦儒家

先秦儒家之所以为统治阶级所接受，能够用来教育社会，一个根本与核心的价值思想就是他们提出“君轻民贵”、“人为邦本”的价值理念，并借这一核心价值思想向世人表征着其价值追寻。众所周知，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是仁道教育，认为道德教化首先施仁，行仁。“治国”就是“治人”，这是先秦儒家“治国之道”的立论基础。治人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儒家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国绕着治人展开的。儒家教育思想“治人”中的“人”既包括教育者以外的别人，又包括教育者自身。所以，先秦儒家认为得国的关键在于得民心，而育人的关键在于育人心。因而，先秦儒家的整个教育体系最终来源于“人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其中“爱民”“爱人”当为这一教育体系的核心思想，是先秦儒家的价值体现。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民贵是统治人民的出发点。与此同时，孔子重视“民、食、丧、祭”，比较鲜明地提出了富民、教民的思想。从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出，无论孟子，还是孔子，都非常关注人，关注老百姓，认为政在为民，只有治理好了民，才能算是为好了政，同样的，育在为人，只能育好了人，才能促进社会发展。

3 “正己正人”，自强不息的整体发展体系彰显着先秦儒家

先秦儒家一开始就把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教育理想，并通过自身的修身养性与不懈追求去努力实现这一价值追求。

3.1“修己”“正己”“正人”的内在教育体系

先秦儒家思想认为，治人是目的，正人是目标，正己是手段，而修己则是基础。因此，他们认为“正人”即人性的改造非常重要。而人性的改造主要通过自身的修养――正己来解决。正己，是儒家教育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亦是儒家教育思想实施的主要途径。正如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雍也》）但这种“正己”决不是凭主观愿望就能轻而易举实现的，而是以身作则地去实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可见教育者表率作用的重要。教育者的行为准则就是以身作则，只有这样，受教育者才会认同与接受教育者的权威。同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也是每一个普通百姓的责任和人生目标。

“正己”的前提基础是“修己”。儒家对修身的论述笔墨之多、思想之深极大的丰富了传统教育思想对教育对象研究的范畴。《大学》规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格物”。这句话表明了修身与治国的关系以及一个人修身的方法与途径。可见，修身是儒家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也是儒家实现自身价值，展现个人光辉的重要性所在。正因如此，儒家把修身作为教育自己、教育国家、教育社会的逻辑起点。

3.2发愤忘食，自强不息的内在发展品质

先秦儒家为了实现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不仅强调自身的内在修身养性的发展体系，更强调个体的发愤忘食，自强不息的学习精神。孔子就曾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论语・述而》）。并把这作为正人的基础。孟子也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而要达到这种正人的目的，只有正己；面对上天所降的各种困难，只有借助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克服。

4 以仁为核心，任举贤才的人才标准表现着先秦儒家

仁是儒家教育思想的中心观念，基本行为准则，同时也是儒家主张的教育伦理。“仁”的概念，古已有之。到了孔子，把“仁”发展成为他的思想核心，也是他道德教育的根本。孔子认为，仁是道德的最高标准，他鼓励人们努力去实践仁。《论语》中关于仁的论述不少，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了105次。其中重要的有下面几条。当孔子的学生子贡、樊迟、子张分别询问什么是仁德以及怎么样实行仁德时，孔子回答：“……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方可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爱人”（《论语・颜渊》）又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可见，以仁为核心，就是强调用一种道德伦理、道德准则来教化、指导人的言行。为什么要强调道德教化呢？理由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孟子也谈过：“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教化是“禁于将然之前”，刑罚是“禁于已然之后”。教化的目的和功能是“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可见，儒家“仁治”的教育思想是：用伦理道德来维护社会的安定与秩序，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把推广伦理道德作为为教之道，同时教育者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使人感化，心悦诚服的归附。而且，其道德教化治本，刑罚只能治标。因此，治国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消极的惩罚上，而应该努力积极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

正是在这种道德教化的影响下，先秦儒家极力维护尊卑贵贱等级。但同时在用人方面总的来看尽管是主张论资排辈，但也强调“举贤才”、“以道事君”。表现着先秦儒家用人制度的民主性。“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孔子认为，真正有才能的人即使出身微贱，也可以推举任官。而且在君臣关系方面也强调“以道事君”“勿欺也，而犯之”。而且“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参考文献：

[1]刘玉嫦,林玉俭译注.孟子[M].广州：广东出版社，2000.

[2]荀子简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黄朴民等.白话四书・大学[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4]张以文译注.论语原注[M].广西：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

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篇3

[关键词]丧葬思想 节葬 厚葬

[中图分类号]B222；B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0-0032-01

“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丧葬——作为人生大事，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积淀。作为中国丧葬文化主流思想争斗两千年从未停歇。本文将从儒墨两家核心思想说起，深度剖析导致儒家厚葬观和墨家节葬论巨大差异的理论根源。

一、儒墨核心思想差别

儒墨核心思想的三个主要差别。

对“义利”的不同解读。儒家“罕言利”而墨家“交相利”，儒家“重义轻利”墨家“贵利兴义”，二者对利截然不同的态度，源自于对义利概念界定的不同。儒家的利常指的是私利，义是君父之义，是儒家伦理框架下与血缘亲情、宗法秩序相一致的道义。墨家的利是公利和私利的结合体，期望用私利调动人们行动积极性成就公利，这样就成就了义，墨子认为天下之利就是最大的义。义就是利，利就是义，相互统一，墨家追求的天下之利，恰恰否定了儒家倡导的血缘亲情、宗法秩序。

奢与俭的对立。不能说儒家提倡奢侈浪费，但是儒家重礼重乐的思想确实是导致后世一些奢侈习惯的重要原因。繁复的礼仪、贵族奢靡的生活、厚葬之风，为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这正是墨子坚决反对的。他节约社会财富，把是否促进社会生产作为衡量行为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志。

名实观的对立，“正名”与“取实于名”。儒家主张“正名”，是要按照周礼的等级名分来确立“名”“实”关系，其着重点是“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强调名实相符；墨家则主张“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认为如果只会念诵事物的名称而对于实际事物不能正确选取，那是没有价值的，“取实为名”，其着重点是“实”。

二、儒墨核心思想影响下的丧葬观

儒墨基本观点的对立直接导致了两家丧葬文化的截然不同。

丧葬观的不同。儒家的丧葬文化是厚葬，提倡“厚葬久丧”，其原因有二。首先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以孝为本，父子之孝是撑起整个儒家伦理框架下血缘亲情、宗法秩序的基础。那么孝道是如何体现以及评判的呢？儒家把目光投向了丧葬。“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下》）。很明显，在最能体现孝道的两个方面中，选择了“送死”。其次，儒家重礼重乐的思想，导致丧葬仪式的隆重与繁复，花费不菲，劳民伤财。

墨家反对厚葬，主张节葬。厚葬之风为人民的生活带来沉重的负担。墨子从国家民生的角度出发，提倡节葬，并指出厚葬久丧的危害：“使面目陷陬，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强劲，不可用也。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

隐藏在薄厚葬思想差异的背后，最根本的还是儒墨义利观和名实观的不同。从义利观看，风光的葬礼成全了孝悌的名，在儒家看来孝就是义的核心部分。而墨家的节葬节约了人力物力，成就了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之大义。从名实观看，与儒家通过外在的“厚葬久丧”表达孝义的，而墨子提倡“心丧”，名是形式，实时内核，墨家不在乎形式，更注重发自内心的孝义之情。

鬼神观的不同。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攀迟问什么是聪明，孔子说：“务必使百姓趋向于义，敬奉鬼神而远离他们，这样做就可以说是聪明了。”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并不是鬼神论的倡导者，但也没有明确否定鬼神的存在，而是模糊立场，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然而，虽然模糊，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孔子反对有神论的本质态度。孔子这种对鬼神“敬而远之”的态度，其原因笔者认为，儒家理论统治社会的工具是以孝为核心的一套宗法秩序，与鬼神之说无关，所以没有必要和有神论这者正面交锋，给自己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

与孔子回避态度相反，墨子是绝对的有神论者，并专门创作大量篇幅来竭力证明鬼神的存在。墨子用三表法论鬼神的存在：“以昔者三代圣王为法”“先王之书为证”“以众之耳目之实”来证明鬼神的存在。墨子之所以坚持有神论，是因为他认为鬼神可以监督着世人，替天赏善罚恶，希望利用人们对鬼神的敬畏之心，来约束自身行为，从而达到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目的。

三、丧葬仪式的具体要求

儒墨两家对丧葬仪式的具体要求是儒墨奢俭思想的直接体现。这种死仪式，儒家典籍中更是有详细的礼仪规定。“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簋而哀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孝经·丧章亲》墨家提倡薄葬短丧，“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亦。死则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

四、结语

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篇4

“儒家八派”形成因緣考

孫盛史作與《春秋》經傳

萬斯大“經解”二種提要

董仲舒對宋伯姬的評論及其影響

陸世儀的社會治理思想

孔廟孔府碑刻瑣議

從儒學的困境看儒釋之合流

王安石新學派的《禮記》研究

论儒家“成物”思想杨胜良

先秦儒家的道義論與參與式政治理念

儒佛合流視域下的智旭易學之形上學發微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优先观徐克谦

鄂爾泰《丁祭教》與清初儒學在西南地區的傳播

“民之萰”與“民之表”:先秦儒家政治理念的一個變化

孔子弟子年齡問題匯考——以《史記》、《孔子家語》爲考察中心

傳抄與傳承,辨僞與存真——從《孔子家語》“三序”説起

《孔子家語》與《説苑》關係考論

論儒學是中華民族與生俱來的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觀

孔子文化的二重性:“區域性”與“世界性”

天下爲公:中、西、馬政治哲學會通對話的一種可能性

曲阜漢碑視野下的經學與社會

孔子塑像服飾考——《尼山孔子象記》碑解析

回歸傳統開拓新境——林安梧先生訪談録

孔子、儒學、儒家經籍再思考——葛志毅先生訪談録

楊倞及其行實綜考——兼論《荀子注》的時代背景

據曲阜漢碑刻論漢儒《春秋》學之得失——以獲麟、制作與禪讓爲中心

民國初年孔教運動的縮影——“重修尼山聖廟之碑”研究

儒家倫理視野下的人性、普世性及本體學——成中英先生訪談

德政、民本、容隱制及其他——俞榮根先生筆談錄

新儒家研究與儒學發展之思考——胡治洪先生訪談錄

古文《尚書》真僞與病態學術——與房德鄰、姜廣輝、錢宗武三位先生商榷

問題、方法與經典——《論六家之要指》的啟示之二

順陰陽明教化——《漢志》儒家小序引述《堯典》發微

四庫提要總敘劄記——兼讀《四庫提要敘講疏》

“以禮爲宗”的《經解》思想分析——與傳世文獻及戰國簡文相驗證

儒家的大中至正之道及其結構規模——《中庸》與《大學》合論

德性與知識的融通——孔子“君子不器”思想辨析

從《毛詩》風教看中國研究的範式危機

宦学事师：战国时代儒家私学团体的社会角色张循

从“德以事神”至“尽心成德”——两周祭祀观念之嬗变曹建墩

此山之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英美孔子研究何恬

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对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阐释姜燕

《论语》成书“层累论”及西方汉学界相关评论金学勤

孔子思想的内在体系——徐复观《论语》研究的解释进路刘毅青

道德与政治的分与合——《论语》的思想启示郑臣

仁義詮釋的一條獨特進路——以董仲舒仁義學説爲中心

權者反經、有善乃爲——宋代《春秋》經解中的經權關係

明初朱元璋的尊孔崇儒及其政治原因——以曲阜現存洪武初年的碑文爲考察中心

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篇5

儒家 五常思想 理想人格

一、引言

儒家思想中的“五常”思想即“仁”、 “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其精辟的思想精髓和优秀的传统道德内涵就是儒家思想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理想人格即圣贤人格。儒家思想强调在内圣基础上的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在儒家文化里的理想人格建构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在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下，儒家对理想人格特别关注。因此，儒家“五常”思想就构建立理想人格提供了可以值得鉴赏的思想资源和现实启迪。

二、儒家的“五常”思想对塑造理想人格的具体体现

1. 以“五常”思想中的“仁”来培养个人的爱心

“仁爱”思想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儒家“仁爱”思想对构建理想人格重要的启示。“仁”是“五常”思想的核心，“仁”是孔子确定的最高道德原则，是孔子终身追求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目标。“仁”的核心是爱人，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其本质规定是“崇尚仁道，追求博爱”；外延归结起来由四个层次所构成，即“爱身”、“亲亲”、“仁民”、 “爱物”，不但有人类的爱，也有自然的爱。论语中孔子对“仁”作了几种诠释。首先，孝悌者也，是为仁之本质也。父母亲而又尊，要先之又先，必须孝敬。兄长同胞，又先我生，必尽悌道。其次，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有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将“仁”视为做人的根本，孟子将“仁爱”之心归于人之天性，“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侧隐之心，非人也。”两位圣人的主张为人们自觉行“仁爱”，自觉维护“礼”提供了最根本、最有力的理论基础。再次，克己复己为仁。克制自己，一切都照着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一切就都归于仁了。

2. 以“五常”思想中的“义”来增强个人的正义感

儒家所说的“义”主要指道义、正义和公利。“义”作为“五常”思想中的德目，是孔孟等人在继承和发展先秦以前正义、公平、无私等思想的基础上概括提升出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标准。

在价值观方面，儒家文化一方面承认人有道德和物质利益的双重需要，不否定利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儒家形成了明显的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价值模式。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强调在“义”和“利”发生矛盾时，应当“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主张“义然后取”。 孔子在义利观上抬高义而贬低利，具有轻功利的道德决定论倾向。

其次，在利益关系上，主张“先公后私”，认为公利大于私利、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善群则善生”（《苟子·王制》），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主张“兴天下之同利”（《苟子·正论》）；孔子主张富国富民，要求权贵“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日》），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为社会谋福利。 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要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集体就像是大海，个人就是其中的一朵浪花。有了大海的宽广，才有浪花的多姿多彩；也正是因为有了壮美的千万朵浪花，才为大海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最后，在构建理想人格上，要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以天下为己任”，注重人的尊严和气节。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人更加需要雕琢、修养，才能构建出理想的人格，才能成为大器。在实践中不断的磨炼出自己的意志和道德品质，千锤百炼，才能造就一个有作为的人。

3. 以“五常”思想中的“礼”来培养人的文明感。

“礼”指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和道德规范。从广义上来看，“礼” 泛指典章制度。“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苟子·劝学》） “礼”是社会稳定有序的必要保证。小到从人际交往，大到治国，都需要我们各自规范自己的行为，遵循一定的规则，以形成一种有序化的状态。在“礼”的规范要求下，我们每个人都在严格的等级序列中明确好自己的位置，各就其位、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充当好自己的社会角色。通过“礼以定分”而达到一种“和”的状态。“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高度概括了礼的核心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和”。“礼”强调在不同个体之间要彼此尊重，要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的和谐氛围。这种和谐是一位总揽全局的决策者，让万事万物各就其位，让他们演绎真实的自己，成就真正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人和和谐的社会，就是“礼”的终极目的。狭义的“礼”是指最高的道德规范。首先，明“敬让”之礼。谦虚礼让，尊老爱幼。第二，明“和谐”之礼。和谐是一种合力。踮起脚尖往果皮箱里扔糖纸的孩子；采血车中无常献血的小伙子……这是一幅幅和谐之美的图画。我们一直在宣传“构建和谐社会”。什么是和谐 我想这就是和谐。和谐不一定非要是行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时候仅仅是流过心灵的涓涓细流，于细微处给人以温暖。第三，明“约束”之礼物。要遵纪守法，也要严格要求自己。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凡事有个度，不做违法犯纪的事情。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要行“小”礼，恪守尊老爱幼，谦虚礼让之礼；还要行好为人处事、遵纪守法的“大”礼。

4、以 “五常”思想中的“智”来培养人的聪慧感

在儒家思想中，“智”的核心作用是明辨是非善恶，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是故夫智，仁资以知爱之真，礼资以知敬之节，义资以知制之宜，信资以知诚之实。故行乎四德之中，而彻乎六位之终始。”说明了仁的实质、礼的节文、义的适度、信的诚否，都必须由智来认识、理解，只有通过智才能使它们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观念。智慧有先天的遗传，更有后天的努力。努力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更需要巧，要动脑筋。这就需要发挥智慧，而不是做无用功，盲目、盲从、盲干，要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要认真学习，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增长智慧，扩充自己的知识面，将知识活学活用。经过动脑思考，将所学的知识从“学会”变成“会学”。智慧是维系机遇和努力，获得成功的纽带

5、 以 “五常”思想中的“信”来培养人的诚实感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道德遗产中的瑰宝。诚信思想对修身养性、塑造理想性格和追求高尚道德情操起到了积极作用。“诚信”之礼，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美德。诚信，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道德品质，要求我们言行和内心所想的一致统一，不虚假，它也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无形的但又最具有说服力的“通行证”。 塑造诚信要从小事着手，不仅包括做错事情要勇于承认，还包括不欺骗人，还有就是在荣誉面前不把人家的功劳揽作自己的等等。让诚信发挥其必要的现实意义。 远离尔虞我诈，远离圆滑世故，多一份真诚的感情和信任的目光，脚踏一方诚信的净土，就可以浇灌出人生最娇艳的鲜花，夯筑起人生坚不可摧的铁壁铜墙。

参考文献

[1]康宇.儒家“五常”的道德优势及其当代意蕴[J].求实学刊，2007，（3）.

[2]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儒学十三经[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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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篇6

1. 儒家学说是对“礼”文化的传承、损益和创新、发展

孔子深刻认识到“礼”文化的重大价值和作用，也洞察到历史与万物之运行变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论语•子罕》）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因此，孔子传承古代礼文化不是照搬，而是有所选择和损益。他是见变知变且主张变化的。周代崇奉鬼神，孔子却“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在对古文化作漫长而深入地思考中，酝酿形成并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终于完成了巨大的历史担当——传承了“礼”，创新了“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并提出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敬，和、宽、道、立、敏等一套道德范畴。于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思想文化形态——儒家思想诞生了。礼文化和儒文化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两种形态。礼是母体，儒是新孩；礼是基础，儒是前进。从夏商周礼文化到春秋儒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大步，是中国文化的提升与飞跃。马一浮先生认为：“六经”为中国文化之源头，亦是儒家道德学说直接的理论源头。（《马一浮全集》序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即是说，孔子儒学是中华上古经典之流之传。

2. 礼文化和儒文化的本质属性是道德

孔子儒家思想的其直接来源是“礼”。但根本上说“礼”是流而不是源。从伦理属性上看，“礼”与“仁”都属于道德范畴，都属于道德文化，而五千年中华道德文化之滥觞在中华人文始祖轩辕氏。轩辕黄帝身处茹毛饮血蛮荒时代，却心怀“修德振兵”之志。我们以为，“修德振兵”这四个字意义深远，乃是搭建了中华历史文化发展大框架。“振德”在“修兵”前，源头重德，起点很高。其后，《尚书》尧典推崇“克明俊德，光被四表”（《尚书•尧典》），《易经》主张“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周易•乾》），儒家提出“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中华道德文化由三皇五帝起步而浩浩荡荡出发了。有“饱学之士”云：孔子是代表奴隶主阶级的没落，而非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创新。我们以为，这是片面而武断的。礼文化尊神、仁文化重仁。从殷周之礼到春秋之仁，就是从“神文化”转型到“仁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发展提升与前进。孔子既为周人，却创造出其后二千年漫长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为什么不是伟大的创新者？孔子不仅是新思想的创立者，而且是春秋时期新文化的旗手和巨擘，这是孔子儒学的主流和本质，而守成是他欲要流传周礼周文化，即被“春秋无义战”破坏的上古文明和邦国统一的局面。正像恩格斯对诗人但丁的评价“他是旧世纪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那样，我们以为，孔子是旧时代最后一位思想家，也是新世纪最初一位思想家。

3. 儒家学说的历史价值和社会功用

西周的主流意识是“礼”，而西汉后主流意识是“仁”。礼是帝王之仪的社会延展，而仁是草根观念向主流擢升。礼是贵族血统，而仁是卑贱出身。礼是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仁”一降生即表明新生士人地主阶级有了自己的精神武器。礼主要用于统治阶级内部，“礼不下庶人”。而仁是新兴阶级争取利益、地位和权力的政治宣言。从礼到仁，是文化的拓展，是思想的跨步，是道德的升华，是权力的移迁，是平等意识的呐喊，是人的解放与价值发现。但是新生事物出现必有考验。孔子儒家思想创立后到秦朝即遭灭顶之灾。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典籍被烧毁了，全国460个主要儒士被埋毙了。呜呼，儒家思想文化殆矣。然而历史又来了一次否定之否定，汉武帝反秦而行之，废强秦刑法之学而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意识。孔子儒家思想从民间草根思想蓦然擢升到汉王朝的国家正统意识地位后，儒学这种当时的先进思想文化一下子显示出经天纬地、治国安邦的巨大威力，西汉帝国空前强大起来，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中国成为世界版图大国、政治军事大国、文化科技大国。中国统治者视野大为扩展，眼睛开始向外，环视世界。实行开放国策，派使臣出使西域，主动接触和了解世界。到盛唐时，中国首都长安城是世界政治中心、外交中心和文化之都。各国使者学人，前来朝拜、取经、留学之者，摩肩擦踵，络绎于途。实践证明，孔子儒家思想是那个时代世界最先进最优秀的文明思想，是人类思想的高峰。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评价说，孔子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导师。

二、儒释道融合并存局面的形成

道家为老子所创，创立时间与儒家相近。一般认为，自创立之时起，道家影响即不及儒墨二家。但是，虽然老子无传上古文化之自觉，却有承《易经》辩证之无意。“道”是老子的基本概念，意即世界万事万物产生的规律和法则。道也是深邃幽远不可捉摸的世界本原，是万物之源，万术之术。老子之释道似有若无：“道可道，非常道。”老庄之道虽主张“无为”“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记事”，幻想回复到古朴的社会原始，但这种思想确也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对官场黑暗和社会不公的愤懑。虽然道家不及儒学师徒众列，但至庄子时那种逍遥自在做派，使后世文人往往身染道家遗风，故老子之后二千年，道家传衍未穷，成为汉后与儒佛并列之显学。但我们以为，从根本上说，道教是中国文化的变节者。佛教在西元前6世纪产生于印度。佛是觉悟之意，佛教就是教人如何脱离痛苦进而抵达“极乐世界”之说。据《三国志•魏书》记载，佛教大约在西元前二年，即汉哀帝元寿三年，由商贾之人借丝茶之路进入中国。开始人们并不崇奉佛教，汉代没有一个男子愿剃发当和尚。后来封建帝王有心向佛，才香火缭绕兴盛起来。佛教在中国之所以盛大发展，我们以为，原因有二：一是儒学主流意识形态的宽广胸怀和包容态度；二是中国本土神文化发育不充分所致。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因科技不发达而未能认识诸多自然现象的本质，以及因生产力低下致人们生活穷困无望而产生盲目臆想，无法理解和屈服自然力导致各种神仙从想象中生成。图腾崇拜是世界各氏族普遍的精神生活需要，信神是各民族文明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文化心理阶段。人类崇神的一般路径是：从多神信仰开始而逐渐走向一神（或独神）信仰的。中国夏代就有天神、地神、山神、水神、火神、日神、龙神、祖宗神等多神崇拜。夏代商代到周代，敬神成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至春秋时期，孔子对神敬而远之，影响和改变了社会对神的态度，中国文化走上了非神的路径。神文化在中国未能发展到一神（或独神）信仰，而始终停留在多神阶段，因而华夏民族人们崇神信仰心理未得到充分满足、释放和寄托。这就为后来印度佛教在中国传入落地提供了极大空间和基础条件。

三、儒释道并存的是与非

汉代独尊儒术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决策和重要的文化选择。两汉后儒释道并存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三者虽然并存，但对其异同要加以厘清。中国古代文化儒释道长期并存，但三者并不同质。孔子儒学以人为本，道教是半神主义，佛教是唯神为大。儒家思想从本质上是高于即先进于道教、佛教的。老庄之道后出现道教，道教成为中国本土唯一的宗教。虽然道学不等于道教，但道教是中国本土文化向外来佛教文化的仿效、靠拢、妥协、转型和同质化，是道学文化自信力不足和不坚定的表现和结果，是老庄消极生活哲学463期2013•9思潮影响、演进之必然。从文化先进性、革命性来说，道学到道教，这是一次倒退和变节。而在其后的演化中，道教又没有彻底神化、仪式化、系列化为成熟宗教，终于成了“三不像”。孔子儒学始终是中国上古文化的坚定守望者，是中国本土文化质量的唯一传续者。春秋诸子百家之中，中国上古文化谁继谁扬？轩辕黄帝人文始祖文脉，尧舜王道正统，谁承谁续？真正自觉传承担当，唯孔子儒家。今日中国不称霸、不建海外军事基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皆源于那个尧舜孔孟道德文化。诸位先贤为后人开辟了千年文化大方向。尤其是孔子接棒礼文化予以损益弘扬，疏神远鬼，重德重人。创立了以人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把中国古代文明文化推向一个新时代，新高峰，功高至伟。放眼全球，在世界诸民族诸国家诸文化中，作出这一正确选择的，唯有中华古代文化。却有“当代公知”讦之曰：不敬帝神，中国人没有信仰！这真是莫大憾事，怪不得中国人不善黩武称霸。四大文明古国三个是宗教文化，三个皆传承中断。唯有中华人文道德文化文明，五千年传承不绝。这难道不是铁的事实和发人深省的吗？

儒家学说具有思想理论的历史先进性，也具有社会实践（治理功效）的时代先进性。事实是，西元134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后，中国社会随之出现“汉唐盛世”繁荣景象。而在西元四世纪，基督教在取得“一教独大”地位后，欧洲立即出现千年“中世纪黑暗”，形成鲜明对照。必须指出的是，孔子逝后儒分八派，汉代董仲舒又将“天人感应”说加入儒学。到宋明时期，儒学又被异化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终于彻底唯心主义化和形而上学化。生气勃勃的原初儒学，成为虚幻僵死的玄学，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大伤害大倒退，终于导致社会发展封闭凝滞，导致鸦片战争落后挨打。故此，我们以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居世界前列、中国在二千年中居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长期被誉为世界最繁荣发达国家，是儒家思想之功；而近300年中国保守落后，乃是程朱理学之过。这一点从理论上实践上厘清，在当前，尤其必要。

当代世界的先进文化何在？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中西文化是交相追赶向前的，儒家思想曾经是人类文明的领跑者，自欧洲文艺复兴开始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人类文化长征途中，西方文化第一次在理论深度上超越东方。然而，中化文化以其一贯朴实开放的胸襟，吸收“拿来”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展开波澜壮阔的变革、革命和改革、建设实践，创新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英勇奋斗，并创造着当代世界先进文化。这包括先进理论、道德、教育、网络等文化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其核心。中国人民将再次引领世界文化潮流。这就是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有之生命力、发展力之所在、之必然。

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篇7

【关键词】：儒学核心价值 价值观教育 大众文化

一、关于对儒学核心价值的讨论

近年来，随着儒学热的兴起，儒学的核心价值观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概括起来关于儒学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一下一个方面。

（一）以“仁、义、礼、忠恕、道”为代表的道德价值观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把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称为经典儒学，把宋明时期以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心学成为新儒学，其核心价值归纳为“道（积极入世、经世致用）、仁、义、礼、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杜维明教授在回答什么是儒学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儒家的核心价值和学术传统向来都是指向经世致用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也是儒家的一贯立场。2010年6月在台北召开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汇集了两岸百余名学者共同讨论儒学的核心价值，并认同“仁”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仁”的范畴贯穿儒学的全部价值体系，仁的本质是“以己推人”的忠恕之道，用于人际是推己及人、仁者爱人，用于政治是仁政德治、协和万邦，用于自然是仁民爱物、万物一体，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是约礼入仁、敬而远之。国际儒学联合会宣传出版委员会主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于建福认为，“道”是儒学的终极价值。在儒家学说中，反映终极关怀的终极价值可以用“道”来概括。

（二）以“德”、“文”为代表的生命核心价值观

“德”与“文”是孔子的生命核心价值。台湾大学齐益寿教授认为，从孔子最赞赏一生并无事功的颜渊，从孔子在与众弟子言志时惟独赞同许曾点的“沂水春风”之志，从孔子于匡、宋、蔡三遭危难而能坦然无惧，从孔子所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话语，均不难看出“仁德”与“文德”是孔子的生命核心价值。

（三）重视人格尊严教化

“人格尊严”是孟子突出强调的基本价值。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于建福教授指出，人格何以尊严，如何赢得和保持人格尊严，历来是儒学关注和探究的重大问题；孟子基于人性本善、人格平等、人格独立，特别注重人格尊严，鄙夷“自侮”、“自贱”人格，倡导“爱人”、“敬人”，主张持“君子之守”，养“浩然之气”，修得人格尊严，为当代人格尊严教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四）以“和谐”为代表的政治理念

“和谐”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无论是其礼乐文化观，还是其仁孝修身观，这两个联系密切的基本理论，都可归结为“和谐”二字。南京大学杨明教授提出，以“中”、“和”为表征的和谐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核心理念，儒家“中和”理念具有天与地、天与人、人与人、人与己之间的普遍和谐的丰富内涵和实现普遍和谐的基本原则。儒家核心的政治理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和谐”是其基本精神和理想目标，即以个体身心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最终达到国家乃至天下和谐的目标，认为儒家这种修齐治平的治国模式、追求和谐的历史传统及其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大众文化对当代价值观的影响

袁贵仁教授曾撰文指出，价值是指事物的意义，价值观是关于什么样的事物是有意义的看法、观点、态度。研究价值观，不能不研究文化，各种文化的最深层次都是要指向价值观。一切文化的不同，最根本的是价值观的不同。因此，只有把对价值观的研究放在文化的视野中去才具有研究的价值性和思想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即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体系。而关于儒学的核心价值，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仁、义、礼、智、信”。传统的儒学核心价值作为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在当下却遭遇了大众文化的挑战，多种价值观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价值观多元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行价值观教育逐渐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一）对大众文化的批评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当前国内外的学者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样几点：

首先，以商业电影、流行音乐、小说、广告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被受教育程度低的公众普遍消费，而真正的文化却日益式微。这种以技术性、标准性为代表的文化形式强迫公众在闲暇时被迫接受流行文化元素，并限制了公众的想象力。

其次，大众文化消解了高级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区别，扭曲了人们的审美观。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例，文化不再以经典为标准，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最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消费主义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价值观。消费主义的兴起促使人类告别了节俭生活和按需消费的时代，使人们认为自我价值实现程度的根本标志就是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和所消费的商品档次的高低。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评价商品是否具有价值不是看其使用价值而是看它是否符合“时尚”，最终使人沦为“物”的奴隶，从而造成现代人精神上的焦虑、痛苦和压抑。人的需要是无穷尽的，这种无穷尽的需要不可能在消费主义所提倡的物质享受中得到满足，只能在精神的王国中才能实现，在消费主义价值观指导下追求幸福无疑是南辕北辙。

（二）对传统价值观的诉求

大众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求我们必须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有效的价值观教育，而从儒学价值传统中吸取精华更是意义重大。一个民族存在的依据说到底取决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自然肩负着保持、改造、发展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念，不断向前发展的特殊使命。无论时代对儒学加以利用还是彻底否定，儒学传统都自觉地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孜孜进取的入世精神参与到时代价值确立和变革的过程中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儒学核心价值中研究当代价值观教育也是历史使然。从而国民特别是在校生能够在价值观多元化，甚至是价值观混乱的时代背景中能够利用儒学精髓，摆脱价值追求的困惑、疑虑、徘徊，确立“真、善、美”的普世价值观。

三、当代价值观对儒学核心价值的扬弃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价值观教育，任何成熟的民族也都需要成熟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价值观。面对西方大众文化对我国价值观的影响和渗透，我们已经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把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然而，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不是就一定要抛弃中华传统文化构建新的文化？如果连儒家积极入世的核心价值也遭到否定我们还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叩问自己：是否儒学核心价值就能够担当拯救价值体系重建的重任？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这样一个科学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际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结合我国民族精神以及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构建新的价值体系。

（一）儒学核心价值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的核心价值确实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内容。但任何带有时代烙印的价值观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阶级性，儒学核心价值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流传千年，一直体现了封建阶级的文化诉求，这种诉求面对当今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科学、和谐的时代氛围显示出一定的被动性和局限性。比如儒学核心价值中的以“义”为代表的重义轻利思想，使中国人用处理兄弟关系的准则来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规范，使“人治”大于法治；“仁”强调的忍让、宽恕、克制、谦和的道德标准约束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约束或限制了人生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儒家强调和谐、平衡、中庸，因而缺乏竞争的传统；儒家重“道”轻“器”，重人文轻理工，即“君子不器”；儒家所重视的“智”主要侧重人文知识，把对于万物的探究都看作“无用之辩，不急之察”（荀子《天论》）而缺乏科学精神。这些思想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大相径庭。因此，在本质上儒学的核心价值无法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儒学核心价值为当代价值观确立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持

首先，儒学核心价值体现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传统。儒家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崇尚“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主张“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操守，提倡晓大义，知情理，讲“诚”、“信”，重礼节，嫉恶如仇，从善如流，忧国忧民的美德，都为中华民旅的精神传统补充了源源不断的养料。

其次，儒学核心价值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越来越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历代的儒家学者始终以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神圣使命，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学者始终自觉传播、提供、强调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使得这些价值观念渗透在一切文化形式之中，从而影响到全体民众的文化心理。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牺牲精神，这种道德情操和济世情怀，是中国人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朽精神支柱。

最后，当代价值观的确立也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前提、以儒学核心价值为基础。合理面对儒学核心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社会、家庭、学校、制度、政策、思想宣传等多种途径进行宣传和教育实践，使之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科学民主精神相协调，实现当代价值观同儒学核心价值的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2]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 王国轩编.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篇8

关键词： 儒家思想 ； 仁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的大党，领导着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面临着经济、信息全球化和剧烈的国际竞争；面临着科教、文化国际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面临着社会发展多样、多变的复杂局面。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低潮时期，在改革发展所凸显的冲突与矛盾面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是值得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触及到了精神生活的价值层面，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金钱观念得到强化，人们的享乐观念也得到了强化，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滋长。一些理论家推波助澜，崇尚西方国家的政治，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贬低共产主义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淡化，政治信仰和精神信仰的消退，使得精神生活本身日益世俗化、表面化，精神生活中核心的神圣性价值被掩盖和侵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的同时，社会问题也日益突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的突出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广泛的认同。有效整合多元化的社会，将理想与信念落到实处，是应对挑战、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途径。儒家仁学思想强调传统道德文明，人文价值的弘扬和重建，对于克服片面发展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盛行所造成的人生意义的失落和危机，自有补偏救弊之功。

一、 孔孟的仁学主张

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落，五霸迭兴，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习语有“周文疲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等语，儒学便是对于社会政治上下失序所作的回应。孔子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和礼乐教化思想，另一方面创造性地从人事体悟天命，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哲学命题。

《论语》载：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对曰：“人道政为大。古之为政，爱人为大。”[1]

哀公问政，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礼者，人道之极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

“仁”的本义就是“人”，“仁道”也就是“人道”。“人道”不是相对于人类社会内部各阶层之间利益的一个概念，而是相对于天道、自然的一个概念，是面对天地自然而将人看待作人。

仁爱从本质上看，是血缘亲情的显发和推广，由爱父母兄弟推而及于社会其他人，在儒家看来，血缘亲情自原始时代以来就有，是符合人性的，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亲人都不爱，就很难谈得上爱别人，具有爱自己父母亲人的真挚感情，才能把这种爱推广于社会。“仁”即“爱人”。按照程颢、程颐的说法，“仁”是“全体”，它“涵义、礼、智、信”，他称为“四支”，即它是一切美好德行的总概括。“恕”即“推己及人”，把自己内在的爱心推及于爱众人。所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所谓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银律。在孔子看来，实施仁的推及要建立在两个原则和前提之上，一是人道的原则，即把别人看成和自己一样的人，尊重别人的人格，二是理性的原则，也就是说，要建立在人类共同的是非、善恶、美丑这样的基础之上。

仁者爱人的思想要通过具体问题而体现出来。这就是儒家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所要阐述的内容。在经济上孔子主张：养民，惠民，富民。孔子提倡“富民惠民”的政策，强调“因民之利而利之”，是德政的重要内容。荀子从所欲与之出发，主张“以政裕民”，他认为只要实行了“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这样的政策，民众就可以富裕了。他还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帮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

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孟子的大力发展。孟子明确指出“仁者，人也”。所谓仁，是人之所以为仁的本质，因为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12]，差别在于人有道德。告诫人们如果人不保存这点差别，很容易丧失道德。在此基础上，孟子又明确指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同样，孟子的仁学思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所表现。在经济上，孟子指出制民之产的主张，因为在孟子看来，人有恒产，方有恒心，而人无恒产，则无恒心，无恒心，则放僻邪纵。在政治上，孟子在孔子德政的基础上又提出仁政的主张，具体言之，首先要注重民心的向背，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13]。与此同时，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4]这就是孟子着名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思想。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5]。孟子不仅强调君民之间正确关系，还论述了君臣之间的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6]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关系而非绝对的关系。这才是儒家以人为本的真正内涵。《尚书·无逸》要求为政者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进而“则知小人之依”，“依者，隐也”，下层的普通民众心中的隐痛和难以言说的疾苦，为政者要从爱民的立场出发，实行祥和的政治，要导之以德，教化民众，让他们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要使民有恒产，要有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生产资料，要使民众安居乐业，衣食饱暖，不饥不寒；要薄其赋敛，少派徭役，减轻民众的负担，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二、 儒家仁学对伦理价值的补偏救弊

从儒家的视野看，在现代文化当中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人的价值、自我意识、想象力屈从于资本主义市场原理和技术以及产业秩序而被歪曲。因而现代文化失去了人的自我实现这一根据而日趋枯竭。孔子早已认识到文化的人性本质。《论语》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也，未尽善也。”儒家强调传统道德文明，人文价值的弘扬和重建，对于克服片面发展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盛行所造成的人生意义的失落和危机，自有补偏救弊之功。

儒家重视以德为本的人和关系。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机械的合理性渗透到人格关系，因而造成了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异化。儒家强调指出，德作为人格要素是经济关系的根本。《论语》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17]尽管这是在农业经济条件下适合“人口＝劳动力＝生产力”逻辑的理论，但也对资本主义经济有许多启示意义。经济活动乃是人际活动，故应以人为本；而经济分配体现社会平等与否，故均分才能民安。实际上，君与民之间存在着对等的、相互不可分离的关系，因而孟子曰：“无君子，莫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18]孟子又认为，当百姓无忧于生计时，才能恒下心来修身养性。若君子只顾自己的富贵而不为百姓创造经济条件使他们过道德生活，那么这就等于把百姓推向罪恶的深渊。同样，在现代社会里，劳资之间也存在互相依赖、相生、相成的关系，企业家或资本家有义务为劳动者创造能够过道德生活的经济条件。

西方资本主义的伦理是以财富的积累为目的和价值的。而儒家的经济伦理观则认为，财富的积累不过是实现道德生活的手段。在孔子看来，富贵不得离道而求，贫贱不得合道而弃。而且儒家的经济伦理比财富的积累更加关注它的平均分配。《论语》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化，无寡；安，无倾。”孔子把经济活动的目的理解为财富之均享和生活之安定。由此观之，孔子重视的是平等、安定等社会福祉问题。

孔子在表述其财富观念时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9]。“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0]。孔子首先肯定人们厌恶贫贱追求富贵的欲望和行为，是符合人性的，是正当的。这是他立论的前提。然而他要求人们弃贫贱求富贵，应该遵循一条符合普遍化理想的正道，也就是必须以合乎道德的方法取得。对那些因行不义而取得的富与贵，就像对待天空飘过的浮云一样，无动于中，不应有丝毫的歆羡。在这里，孔子不仅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富贵不可取，什么样的富贵应取，而且告诉我们谋取财富和荣耀的方法与途径。伦理规范在孔子那里不再是对人们取利行为的消极防范，而是已经具有了激励人们如何进取的积极的意义。他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21]在一个多行不义，社会秩序严重失范的国度里，发财作官是可耻的。因为那意味着不是同流合污便是趁火打劫，当然是不道德的。而在一个广行仁义，井然有序的国度里，却不能摆脱贫贱，同样是可耻的。因为那说明若非缺乏向善的进取心，便是不够勤勉努力。即是说在政治良好的国度里自甘贫贱，也被孔子视为非道德，因之也是一种耻辱。这就给人们对富贵的追求，设立了一个正反面的价值尺度。富贵虽是人之所欲，但非唯一的追求，还有更高的价值在，这就是仁义、礼义或称善。并以此为基础，培养出一种植于心灵深处的耻感意识，合而执持之，便是人的尊严。

三、 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体系

人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人对无限的追求就表现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世俗化，反映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就是更加重视个人的物质利益的追求，重视物质生活的改善。这当然无可厚非。人不能脱离物质生活而存在，也不能不对更好的物质生活有所追求。在人类原始的利益机制中，一切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个体物欲满足及生存需要。马斯洛的需求层级论认为，人类皆有五种基本需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及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但是，如果人们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变成了唯一的动力，就会使人们失去精神追求，特别是理想信念，而人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本质上是一种精神追求，是对当下物质生活的超越。

共产主义者也有自己的一种利益机制，这就是在理想信念的催化下，形成了更加高尚的利益机制，除了部分为个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以外，更大程度上追求贡献社会，为大众谋利益，从而为个人获得组织归属、社会尊重和自身价值需要。人只有把理想和信念追求当作人的终极意义时，人才会受“最好的动力”所驱策。这就是我们所要信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复杂的时代。在国际上，我们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占优势，对我进行文化思想等意识形态渗透的压力。从国内来说，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社会情况出现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导致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改革中利益分配不公、社会不平衡等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出来。所有这些必然会给思想政治领域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一个民族不可能自尊自立自强，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民族同样不可能自尊自立自强。当今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治国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远保持旺盛生机和充满活力的源泉。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自然离不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儒家仁学所强调的传统道德,人文价值的弘扬,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丰富的滋养。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传统文化都有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儒家文化也不是永远普适于任何时代的。宗法社会和小农经济是儒家文化产生的基础。今天，儒家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和经济基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社会文明与进步发展到全球一体化的当今时代，儒家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充分吸取现代文明的滋养。纵观儒学发展史，儒家思想正是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取了道家、佛家的思想而得到不断的发展，而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精神支柱。儒家仁学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对于克服片面发展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盛行所造成的人生意义的失落和危机，自有补偏救蔽之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中，儒家仁学思想无疑能够提供丰富的滋养。

我们的祖先以无止境的追求和百折不屈的精神克服了当时的危机,而从未丧失自身的文化。特别是北宋儒者张载把一生为学的宗旨概括成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一生信念,走完了探索和实践的全过程。《诗经·大雅·文王》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这里以“旧邦”喻指古老的儒家传统思想，以“新命”喻指当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旧邦新命”，亦可表示我们古老的儒家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重放光芒。

参考文献：

[1]崔高维校点：《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梁海明译注：《礼记·中庸》，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14]杨伯峻注释：《孟子·尽心下》，岳麓书社2000年版。

谢丹译注：《荀子·礼论》，书海出版社2001年版。

[汉] 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心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杨伯峻注释：《论语·雍也》，岳麓书社2000年版。

谢丹译注：《荀子·富国》，书海出版社2001年版。

[18]杨伯峻注释：《孟子·滕文公上》，岳麓书社2000年版。

[10]李全华标点，[西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岳麓书社1988年版。

[11]杨伯峻注释：《论语·为政》，岳麓书社2000年版。

[12][16]杨伯峻注释：《孟子·离娄下》，岳麓书社2000年版。

[13]杨伯峻注释：《孟子·离娄上》，岳麓书社2000年版。

[15]谢丹译注：《荀子·哀公》，书海出版社2001年版。

[17]梁海明译注：《礼记·大学》，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19]杨伯峻注释：《论语·里仁》，岳麓书社2000年版。

[20]杨伯峻注释：《论语·述而》，岳麓书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