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的解决措施范文

过度医疗的解决措施篇1

关键词：社会保障；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现状；政策与措施.

近年来，“三农”问题一直是人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对于农民来说，“看病难”的问题成了他们主要担忧的问题。它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各地区安定和谐的氛围，成为了引发各类社会问题的“导火线”。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而不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也是更好的解决“看病难”问题的必要手段。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是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保证，也是国家现代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更好的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的前提，是了解我国目前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只有充分了解它“缺”在哪里，我们才能有针对性的提出完善措施，以推动该制度不断向前发展。那么，目前我国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究竟存在哪些缺陷和问题呢？.一、.农村医疗保障立法滞后；二、农村医疗保障法律监督与实施机制薄弱；三、农村医疗保障资金缺乏；四、农村医疗保障认识上的偏差；五、农村医疗保障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

针对上述发现的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问题，特在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与措施：

1.加快关于农村医疗保障的立法工作，完善相关专门性法律的规定。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一部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与此相关的其他专门性法规的立法也比较落后。立法机关应当积极完善相关法律，综合多方面因素制定《社会保障法》，做到有法可依，才能够真正解决“看病难”的问题，才能够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此外，针对医疗保障问题的特殊性问题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增强其强制性与适用性。通过法律、政策与行政手段来共同规范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推行，更好的为广大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2.完善农村医疗保障法律监督与实施机制，努力做到透明化、法制化。加大对于医疗保障基金筹措和运作的监督，防止出现资金管理混乱，个别地方违规投资和违法使用资金的现象发生，制定惩治措施，严厉打击各种突出的挪用、挤占、截留、或浪费医疗保险基金的行为。

3.加大对农村医疗保障资金的投入。政府应当将恢复与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决心化为实际行动，加大国家财政对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资金投入，使该制度有足够的财力去实施推行。

4.加大关于农村医疗保障的宣传力度。建立专门的农村医疗保障信息普及站点，通过发放宣传册等途径使农民跟多的了解到该制度，提高他们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风险意识，对国家的政策建立十足的信心。

过度医疗的解决措施篇2

【关键词】强制医疗；司法实践

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中专设一章，增加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职能分工，先后出台了对新刑诉法的司法解释文本，分别对强制医疗程序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以指导司法实践。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然对强制医疗的法律适用程序有了较为细致、丰满的内容，但作为一项新制度，相应的配套机制或措施未建立完善，强制医疗程序在司法实践运作中仍存在不少问题，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困难。本文结合实际的案例，具体探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强制医疗程序。

一、强制医疗的实际案例

王强于2010年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后多次发病，均送医治疗并长期服药。2013年3月28日12时许，王强因父亲孙从云对自己进行说教，遂持菜刀对孙从云头面部、颈部等处连砍数刀，致孙从云左颈外动脉离断失血性休克死亡。经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王强系精神分裂症，无刑事责任能力。案件诉讼过程中，王强仍处于发病期，且发病突然，需要药物控制，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其亲属对其亦不具备看管和配合医疗能力。

二、强制医疗程序的特点

（1）主体的特定性。强制医疗程序是对精神病人进行的强制医疗程序，而不包括对诸如性病患者的强制医疗程序。（2）适用的必须性。强制医疗程序是“必要”时采取的措施，也就是说没有其他的可选项，强制医疗程序是最后的选择，而若有不必须限制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的手段和措施可取时，就无采取强制医疗必要。（3）程序的特殊性。强制医疗程序不是为了解决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的问题，而是为了决定是否对该精神病人适用强制医疗措施，以避免其再次实施危害行为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且保障精神病人得到医疗救助，尽快回归社会恢复正常生活。凡是被决定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均需进入医疗机构治疗，治疗期间不被允许离开，直至其人身危险性消除，体现了以入院治疗为中心的特点。（4）裁判的司法性。强制医疗程序虽然不是解决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的问题，但是由于该程序是强制性的，涉及到人身自由的限制，必须通过司法程序来决定。

三、强制医疗司法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强制医疗首次司法化的用意无外乎是通过对已经危害社会，并可能再次危害社会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从而维护社会安定，并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使其能够尽早回归社会。强制医疗司法化之后，相关的法律规定还不完善，有关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规定较少，在办理该案时遇到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是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执行主体问题。该类案件的被申请人往往都带有现实的人身危险性，对其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显然是必要的。新刑诉法规定临时性约束措施的执行主体是公安机关，但问题是由谁具体执行。是公安机关专门派人员24小时监管还是雇佣具有一定医学护理经验的人看管，又或者以公安机关监管为主家属监管为辅？如此关乎具体操作的问题法律均没有规定。本案中，暂时由被申请人王强的母亲作为法定人在精神病医院进行24小时监管，但监管人年事已高，监管场所为公共场所，监管措施明显缺乏约束力和有效性。

二是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费用负担问题。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需要辅以场所、人员、医疗手段等一系列保障工作，新刑诉法第284条至289条规定了强制医疗的法律执行程序，但是在法条中并没有规定精神病人被强制医疗后，由哪方来支付治疗费用，而前置于强制医疗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费用负担更是没有规定。本案的诉讼过程中均由王强的家人先行支付医疗救治费用，由于费用较高，其家中已无力继续承担，且已经多次向司法机关提出该费用如何解决的问题。据一位医院的专业人士介绍，对于精神病患者的收费问题，医院主要是依据综合性疾病来区分费用的高低，各患者费用有所差别，但总体算下来，一个精神病人每月平均需要五六千元的费用，如是老年患者则花费更大，费用不到位也是目前很多医疗机构不愿接受这种患者的主要原因。

三是缺乏执行临时性约束措施的专门医疗机构。被申请人在法院决定强制医疗之前，往往处于自由状态或在公安机关控制之下。从有利于执行的角度来说，应当由公安机关负责移送到指定的接收医院，检察机关负责监督。但是作为刑事新兴程序，强制医疗执行机关的确定目前还没有解决，具体由哪些医疗机构负责接收法律也没有规定。本案中，王强先是在综合医院接受临时强制性约束，后转入精神病医院，但是院方表示不能长期对王强进行医疗监管。

四、强制医疗在实践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在相关的法律规定还不完善的情况下，需要相关部门及时出台相应的规定和细则，做好衔接，确保强制医疗的效果落到实处。通过分析认为，要解决此类案件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明确和细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执行主体

既然目前新刑诉法将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实施主体限定为公安机关，就应当由公安机关全面负责执行，而非由被申请人的家属继续监管，毕竟被申请人具有现实的人身危险性，家属自身也有恐惧心理。本案中王强的母亲在临时监管过程中，天天晚上不敢睡觉，就怕王强趁其不备再起杀意。至于公安机关是派遣专人看管还是雇佣专业人士监管可以视自身的人员配置和专业程度自行安排。

（二）明确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费用承担问题

费用究竟由哪方来埋单呢？强制医疗费的问题目前确实是个尴尬和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治疗费用得不到保障，那么这一法律规定的权威性将大打折扣。在办理王强案中，公安机关多次反映没有专项资金，又不知向谁以及通过何种渠道申请拨付，因此暂时由王强的家属负担，但是王强的家属对此也提出异议，毕竟家中十几年来为负担郭成领的医疗费用已经债台高筑。强制医疗作为国家防卫社会的一种手段，是刑法特殊预防功能的体现，费用理应由其受益者国家或者社会来承担。并且被强制医疗的人，是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属社会弱势群体，绝大部分没有经济来源，其家庭为支付高昂的精神病治疗费用已生活在贫困线上，这类人理应在民政部门救助的对象范围之内。对此，民政部门可以设立专项资金，在法院作出对被申请人的强制医疗决定之后，按照其在医院的治疗费用，分批拨付。对于临时保护约束措施的费用，也应由公安机关向民政部门申请支付。

（三）明确标准，选择一批具备强制医疗资质的医院作为专门医疗机构

如果没有专门的接收医院，被强制医疗的患者就可能遭遇如郭成领般数次转院的尴尬，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就得不到有效保障，强制医疗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对于此类医院的挑选，应当由卫生部门出台具体的医疗专业标准，其中最核心的应是专业的医生、护理人员以及隔离病区。每个地区此类医疗机构的数量，至少应不少于两家，从而避免出现医疗价格和服务上的垄断。

（四）建立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救助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障权益落实

办案中注重把对当事人权利保障的监督贯穿于办案全过程。首先保障当事人知情权。针对新刑诉法及相关配套规定对当事人在强制医疗过程中的权利义务明确规定较少，为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使当事人知悉应有权利。其次保障程序参与及救济权。在办案过程中参照普通刑事案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地位，认真听取并及时采纳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合理诉求，保障其依法参与诉讼活动。对被申请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提出的强制医疗申请异议，及时了解情况。同时，对求偿受阻且家庭确有困难的被害人及其家属，主动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启动救助机制，借以化解社会矛盾并体现人文关怀。第三保障法律援助权。强制医疗案件涉及法律和精神医学等内容，专业要求高，对被申请人没有委托诉讼人的，监督法院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 史渭华.论强制医疗程序[J].陕西经贸学院学报，1999（5）.

[2] 刘东亮.被精神病事件的预防程序与精神卫生立法[J].法商研究，2011（5）.

[3] 李娜玲.我国刑事强制医疗措施之现状分析[J].探索与争鸣，2010（2）.

过度医疗的解决措施篇3

【关键词】 痛苦指数 医疗服务费用 控制措施

接受医疗服务毕竟不是一种让人愉快的过程，形成的往往是一种痛苦感知，尽管医疗服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但不同就诊人员对诊疗方案还是会产生自己的感知和判断，当诊疗方案低于患者期望的标准时，患者便产生一种痛苦的感知。患者对诊疗方案的痛苦感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会同时对诊疗方案的选择进行干预，进而影响到医疗费用的变化。

一、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定义与意义分析

1、医疗服务利用痛苦的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对痛苦的解释有五种：一是指身体或精神感到非常难受的一种心理状态；二是指使身体或精神感到非常难受的事；三是指疼痛苦楚；四是指使疼痛苦楚；五是沉痛、深刻。在医疗服务利用中，既有因期望未得到满足的精神痛苦，也有因诊疗方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疼痛和伤害的身体痛苦，因而可以将卫生服务利用痛苦定义为：患者在就诊过程中，因诊疗方案的措施未达到预期标准而使患者产生的某种心理不适，或者损伤性诊疗措施对患者造成身体的器官损伤超过期待水平造成的疼痛苦楚。从此定义可以看出，只要是诊疗方案措施使患者在精神上或肉体上产生的负面感知超过预期，就会产生痛苦现象。

2、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定义

由于痛苦属于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感知，在诊疗服务过程中针对相同的诊疗方案，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痛苦感知。造成对诊疗方案的痛苦感知与患者的经济压力、对诊疗方案的认同程度、文化感知、生理损害对生存质量的影响等相关。以上影响因素之间又存在相互矛盾的现象，如疗效越好的药品产生的副作用比较小，但价格也就越高，高端诊疗技术对生理损害的程度较小，但相对医疗费用支出也越大，同样对中医与西医的诊疗措施、药品的感知也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形成较大的差异。

如果将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程度和影响关系综合成一个指标，反映在一次诊疗过程中患者对诊疗方案措施的痛苦感知，就是卫生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痛苦指数的构建，首先是要明确影响患者对诊疗方案措施感知的要素，如经济承受力、诊疗方案的认同程度、社会文化习俗的认同、预后生存质量损失、就诊过程满意度和心理期待要求等等。然后根据要素的影响作用，确定不同要素的感知方向，如医疗费用支出越高经济承受力越低，其痛苦程度越大；诊疗方案和文化习俗的认同越高，痛苦程度越低。最后利用有关的统计学指标量化方法确定影响要素的权重，并对其进行加权综合获得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

3、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意义

任何一位患者总期待在就诊过程中获得较理想的救治效果，尽力避免在诊疗过程中不期望事件的产生，这种就诊心理会影响到患者最终的就诊评价。从表象上看，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影响患者就诊的满意度，如果患者不得不接受痛苦指数较高的诊疗方案，那么患者预后的满意度就会偏低，进而会导致医患纠纷的产生；二是影响患者对就诊方案的选择或者是诊疗方案的修改，对诊疗方案的选择或修改会导致两种结果，要么重新选择诊疗机构，要么对诊疗方案的措施进行调整，其最终走向是医疗服务成本的多元化走向；三是导致延伸性的医疗服务问题，如基本医疗保险对诊疗项目和药品处方过于基本化，经济条件较好的患者会增加自费项目比例，或者医患之间达成某种利益协议，对诊疗项目和药品进行分解、替换；四是因经济和社会文化习俗等因素造成的，还会导致未就诊率和自我治疗比例增加，影响患者医疗服务利用。

因而，通过分析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可以分析患者未就诊率问题、医疗纠纷的产生问题、医疗成本变化问题、患者就诊机构选择倾向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缓解患者的痛苦指数，涉及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问题。另外，与痛苦指数对应的是幸福指数，即患者参与医疗服务利用以后的某种满足感，这对于研究改善和提高群众的健康保健水平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二、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对医疗费用控制的影响

通过对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定义和意义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痛苦指数可能会影响到医疗纠纷、医疗成本和就诊机构选择等问题，以上这些问题的最终结果就是对医疗费用的影响，也就是说，要改善患者痛苦指数，最终的结果是医疗费用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会推动医疗服务费用的增加。

1、痛苦指数诱导的医疗纠纷会导致医务人员服从患者意志

从医学专业性角度来看，患者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正常的医疗服务行为假设下，医生所给予的诊疗方案具有较科学的针对性。但由于患者经常从自身的痛苦感知情况，对医生的诊疗方案进行干预，在缺乏有效的医疗纠纷化解机制的情况下，医生为了规避医患纠纷，就会根据患者的意志和要求对诊疗方案进行调整。医生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会造成医生主动控制医疗费用的难度增加，这在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现象比较普遍，而随着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社会医疗保险机构期望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首诊制度，使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担负起首要责任，这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2、痛苦指数感知的群体差异性导致诊疗方案的多元化

由于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影响要素构成的复杂性，使得患者对诊疗方案的感知存在较大的差异。感知差异的多样性，使得不同患者对诊疗方案的评价也不尽相同，进而使患者最终可接受的诊疗方案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诊疗方案多元化为医疗费用控制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也使得单病种限价措施的实施有一定的阻力，增加了统一规范医生的诊疗行为和对医生诊疗方案合理性的评估难度。在一切从患者利益出发和一切为了患者的医疗服务宗旨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医生与患者之间对医疗方案的可接受问题，无疑对医院的服务规范化管理战略形成了较大的挑战。

3、痛苦指数的双向调整破坏医疗服务资源利用的均等化

为了改善痛苦指数，诊疗方案往往会在医患之间进行博弈，诊疗方案的调整无非是使医疗费用向两个方向变化，对于经济承受力较低的患者，可能会要求更为保守的诊疗方案，尽管这种调整可能会增加患者的生理痛苦，甚至是预后的生存质量，这对于农村贫困人口的情况比较常见；对于经济承受力较强的患者，多数会强调疗效更好、诊疗手段更先进和对身体生理损害更小的诊疗措施，这种现象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越来越成为主流趋势，其结果就会造成医疗资源过度利用，推动医疗费用大幅度增加。医疗服务费用的两极化发展，与我国当前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方向是相背离的。

三、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缓解机制与医疗费用控制措施

从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及其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可以看出，患者对痛苦指数的感知会影响到诊疗方案的正常实施，不仅影响到自身医疗服务的利用，也可能会影响实际的治疗效果，因而要减少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就必须采取有效的缓解机制，合理控制医疗费用。

1、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建设，解决群众基本医疗需求

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上近年来基尼系数不断提高，对于大部分的群众来讲，造成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感知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因而要缓解低收入群体的痛苦指数，就必须提供廉价高效的医疗服务，这就需要做好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建设。我国近年来一直在加大社区卫生服务建设，通过将医疗、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康复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六项功能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集中，有效地缓解了当前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今后应该进一步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做好基本药品目录实施工作，加大政府保障力度，不仅能够有效缓解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也能够有效解决医疗费用过快增长问题。

另外，强调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建设，不仅仅是指医疗基础条件的完善，还应该随着医学技术进步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步调整基本医疗服务项目、扩大基本药品目录范围，将更为舒适性的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支出范围，特别是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项目要逐步扩大。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医疗主要解决的是经济因素造成的痛苦感知，逐步提高社区卫生服务项目则是改善因就医不适、生理性损害造成的痛苦感知。

2、完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发挥医疗保险的二次分配调节机制

社会医疗保障属于二次分配范畴，完善社会医疗保障不仅能够增强群众疾病风险抵御能力，而且也通过医疗保险基金的调节平衡医疗资源的利用。当前我国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和公务员医疗保险等多种保险制度，还有民政部门实施的医疗救助制度。尽管我国医疗保险的多样化有助于满足不同人群的医疗保险需求，但是在不同的医疗保险制度之间，保险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公务员医疗保险和附加补充医疗保险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明显高于居民医疗保险，这对于提高医疗服务利用的均等化是不利的，今后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实现城乡统筹和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过程中，对保险制度之间的保障水平进行适度调整。

3、改善医疗服务质量，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协调

除经济因素以外，对诊疗方案的感知差异，特别是带有身体损伤性的诊疗方案的怀疑，也与近年来医患双方缺乏信任有关。另外，医生的服务质量和态度，以及患者在服务过程中的排队等候等问题，也是导致患者形成痛苦感知的重要因素。因而，医疗服务提供方首先要改进医疗服务的质量，使患者在一个充满信任的和谐就医环境中完成诊疗过程，在此基础上，才有助于医患之间的真诚沟通，使患者能够从内心接受医生的诊疗方案。改善医疗服务质量是前提，加强与患者的沟通是寻求理解并降低患者痛苦指数的重要手段，良好的沟通使患者即使面临有身体损伤性的诊疗方案，也不会造成医患纠纷，控制医疗费用的目标也就最终得以实现。

4、建立医疗纠纷化解机制，提高医生对诊疗方案的主控权

医生之所以不愿意与患者之间就诊疗方案产生冲突，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医疗纠纷问题，在没有医疗费用控制硬性标准，并不会对诊疗效果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时，除首诊制度进行特殊的转诊规定以外，高级别医疗机构的医生往往会采纳患者降低痛苦指数的要求，尤其是那些患者要求提高诊疗待遇的方案更容易被医生采纳，医生对诊疗方案的主控权受到一定的抑制。患者单纯追求降低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对诊疗方案的干预，往往会增加合理控制医疗费用的难度，加上医疗机构本身对经济收入的追求，医疗费用过快增长问题也就缺失了医生这一道控制阀门。建立医疗纠纷化解机制，可以缓解医生在诊疗过程中的被动性，使医生能够更好地坚持更为合理的诊疗方案，达到合理控制医疗费用的主动权。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医患纠纷的产生也是医患双方对诊疗方案的一个博弈过程，即双方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建立医疗纠纷化解机制，也有助于实现医患双方的博弈均衡，使双方最终受益实现相对平衡。

5、建立先进诊疗设备价格监管机制和共享机制

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形成，也与先进诊疗设备的使用有着密切关系，除了前面提到的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推广基本药品目录，可能会使患者产生轻微的痛苦感知以外，具有微创伤和较小生理损害的先进诊疗设备，也是患者降低痛苦感知程度的一条重要途径。大部分无痛苦诊疗设备也往往是伴随着高额医疗费用的，无论是从医疗保险机构控制保险基金支出，还是国家宏观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需要，都在相关文件政策中对高端先进诊疗设备的使用进行了严格的规定，避免因大检查、大处方造成医疗资源过度利用。要在患者的痛苦感知与医疗费用控制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则需要建立一种先进诊疗设备的价格监管机制，并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的需求建立设备共享机制，一方面防止医疗机构垄断性高额收费，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提高先进诊疗设备的利用率，降低其单次服务的收费额度。

总之，由于患者的个体差异，使得患者在诊疗过程中产生对痛苦程度的感知不尽相同，通过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构建分析，可以对患者的就诊心理进行深入分析，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医疗费用的控制措施。但是，痛苦指数毕竟是一个负面指数，也不能期望利用痛苦指数实现全方位的医疗费用控制，还必须同时配套其他相关的控制措施，切实解决我国当前出现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和部分人群医疗服务可及性差的问题。

（注：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编号：20100480733；东莞市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10Y20。）

【参考文献】

[1] 刘牧、潘益兴：痛苦对于经济学的意义[J].江汉论坛，2010（7）.

[2] 王鉴岗：医疗费用世界难题最优解的博弈论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10（1）.

[3] 阎玉霞、徐勇勇：超高消费住院病例的费用分布及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06，25（2）.

过度医疗的解决措施篇4

一、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义

茂南区目前还是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以减轻广大农民看病的经济负担，而且对于平衡城乡社会保障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稳定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些年，群众就医费用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幅度，导致农村出现了大量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就医成为农村居民的重要负担。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考虑综合国力、农民群众的需要和当前存在的突出矛盾等多方面的因素作出的决定，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各级政府拿大头，发挥政府、社会的力量来降低农民因病造成的风险，解决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进一步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因此，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需要。

（二）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迫切需要。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没有农民的健康，也就没有全面的小康。不建立农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农民就难以真正脱贫致富。从目前我县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来看，还不具备把农民医疗保障纳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条件，还难以实现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上，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通过互助共济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和看病难问题，是改善我县广大农民生活条件，稳定农村、关爱农民的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因此，我们必须加大行政推动力度，让这项惠民利民政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惠及全县每一个农民。

（三）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是建设和谐茂南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通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区城乡经济社会事业都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农村发展明显慢于城镇，一产业增幅明显低于二三产业增幅，农民不仅收入低，生活条件也差。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农村居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体现了政府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构建和谐茂南的一项重要举措，大家务必要引起高度重视。

二、茂南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现状

为缓解农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和看病难问题，茂南区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及构建“和谐茂南”的需要出发，结合实际，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2009年，全区8个镇1个（开发试验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为25.4万人，占全区37.3万农业人口的68.1%。

（一）主要做法

茂南区委、区政府非常重视农民群众的医疗保障问题，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认识统一，要求明确，措施到位，积极稳妥推进，力求出成效。为推进这项工作，区委、区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要把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构建“和谐茂南”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民心工程来抓，并以此统一全区各级的思想认识。

为落实省人大议案，茂南区从2002年起开始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2009年区委、区政府在关于实施十项民心工程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实施全民安康工程，把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列入全民安康工程之中，并把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构建“和谐茂南”一个重要举措来抓。2009年区委、区政府决定用于3—5年时间解决农村“一保五难”问题（包括看病难问题），提出2009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覆盖农村居民。最近，区委、区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见，也要求积极稳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

在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过程中，茂南区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适合茂南实情的制度形式。从2009年起，茂南区农村合作医疗实行区级统筹，合作医疗时间统一调整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筹资时间安排在每年第四季度，2009年，人均大病统筹资金45元，参合农民在区内医院（卫生院）住院，住院费用在200元以上的部分报销50%，在区外医院（卫生院）住院，住院费用在500元以上的部分报销30%，住院补偿封顶6000元。

在建立合作制度的同时，建立了区级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救助基金作为合作医疗的补充形式，资助困难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对患大病重病的特困群众给予一定的医疗救助，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救助基金并用于调剂合作医疗基金运作风险。救助基金由各级财政安排，可以吸收社会捐款。省财政每年安排20多万元扶持茂南区建立和完善对特困群众的医疗救助制度。区农村合作医疗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医疗救助实施办法，为解决特困群众看病难进一步发挥了作用。民政部门出资扶持农村低保户参加合作医疗。2009年，全区五保户、低保户全都得到扶持参加合作医疗，其中五保户参加合作医疗人数为3000多人，低保户参加合作医疗1.2万人。为扩大参合农民的受惠面，2009年，茂南区试行了门诊医药费用以户为单位定额补偿，每人每年限补偿5元，这一措施，很好解决参合农民受惠面的问题，提高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

（二）成效与问题

2009年，茂南区农村合作医疗有了显著发展。一是合作医疗覆盖率提高。2009年度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人数25.4万人，覆盖率为68.1%，比2009年来的增加10万人，覆盖率增27%。全区8个镇1个开发试验区140个村（居）委都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二是受益而扩大。2009年全区享受大病住院补助人数2409人，补助资金247万元，227人获特困医疗救助，救助金额28万元。2009年1—10月份全区有5697人享受大病住院补助，补助金额599万元，有317人得到医疗救助，救助金额30万元。三是保障水平提高。2009年我区各镇（开发试验区）合作医疗报销封顶线普遍为1000元（个别镇只有500元），2009年封顶线2000元，2009年为3000元，2009年报销封顶线达6000元，是2009年封顶线的6倍。

虽然茂南区农村合作医疗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仍存在不少困难与问题。

（1）宣传发动工作有待加强。个别干部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工作认识不足，存在畏难情绪；一些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仍心存疑虑，担心不能及时得到补助；一些农民仍不知道参加合作医疗缴费时限，要求中途参加合作医疗。这些都说明了我们宣传工作仍然不够深入细致。

（2）各镇（开发试验区）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人员业务素质有待提高。目前，全区各镇（开发试验区）合作医疗管理机构的管理人员大部分是兼职，业务素质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制约着服务质量的提高。

（3）合作医疗缺乏工作经费。镇（开发试验区）级合作医疗经办机构办公业务经费未能纳入财政预算，由于缺乏工作经费投入，个别的镇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管理网络都无法开通，制约了合作医疗管理工作的开展。

（4）个别制度未够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些制度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如医疗救助制度、即时赔付制度、门诊补偿制度等。

三、对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思考和建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形势下我国正在探索的新型农村保障体系，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视和关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总体上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同，如何让这一制度步入常规化、长期化，让社会保障更为完善，是试点工作的一大重点。对目前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要研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加以改进。从几年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实践，我有几点体会：

（一）做好农村合作医疗工作，领导重视是关键。各级领导已经逐步把这项工作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将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解决农村因病致贫的一项重要措施。实践证明，领导越重视，农村合作医疗发展就越好；一些地方由于缺乏认识，措施不力，工作就较落后。

（二）农村合作医疗持续发展，有效的资金管理是基础。合作医疗基金是农民的救命钱，决不能出问题。要防止资金被挪作它用，在群众中树立政府的诚信形象。农村合作医疗已经深得人心，关键是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真正发挥了作用，得到了群众信任；相反，如果资金存在问题，就会影响了群众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

（三）农村合作医疗要取信于民，加强监督是保证。要注意发挥领导监督、人大监督、部门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的作用。把对农村合作医疗监督列入经常工作，建立监督机构，加强监管。这些措施的推行，才能有效保证农村合作医疗健康发展。

（四）完善制度建设，典型引路是导向。在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工作中，要建立一些工作试点，通过各种方式及时交流经验，推广典型，逐步统一规范和完善合作医疗制度。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交流平台，加强农村合作医疗宣传和信息交流工作。

茂南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加大投入，加大工作力度。为此，我们建议：

（一）正确树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指导思想。要充分认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各级应正确理解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的意义，把农村合作医疗的工作质量和实际效果摆在第一位，把对农村合作医疗工作重视贯穿于整个工作的全过程。基本工作要求是：巩固和提高覆盖率，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统筹层次，提高保障水平。

（二）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要在建立风险基金的基础上，坚持以保大病为主、适当兼顾受益面的原则，把农村合作医疗资金最大限度用在农民群众身上，使群众真正得到实惠。一是住院补偿封顶线要确保6000元以上，并逐步提高；二是要进一步扩大合作医疗受惠面，要将部分大额慢性病门诊费用纳入大病统筹范围；三是要建立合作医疗门诊补偿制度，按一定标准预算门诊资金，以户为单位结算支付，门诊费用可在区内医疗机构就诊使用，或用于体检；四是积极探索区内医院（卫生院）实行即时赔付的办法，进一步方便群众办理住院报销补偿。

（三）加强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监管。管好、用好农村医疗基金，是政府的责任，是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的责任。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是农民群众治病救命的保命钱，必须专款专用，全部用于农民治病的需要上。为此，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使用管理的有关规定，从制度上规范合作医疗基金的预算、筹集、支付，加强监督和检查，实行帐目公开，民主理财。同时接受审计和合作医疗监督组织的监督检查，防止截留、挤占、挪用、贪污基金现象的出现。

（四）加强经办机构的能力建设。目前，镇（开发试验区）级没有专职合作医疗管理人员、办公场所、办公电话、办公经费等，要采取积极措施，在现有的镇（开发试验区）编制内，必须调整2名以上责任心强、综合素质好的人员，从事合作医疗管理工作。安排一定业务经费给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保证做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要规范农村合作医疗各方面工作，加强和改进基础工作，增强工作手段，加快农村合作医疗信息化建设。

（五）解决好贫困农民的看病就医问题。农村医疗救助是一项惠及农村特困群众的新工作、新任务，要解决农村贫困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和医疗机构的密切协作。为此，要采取措施，解决农村困难群众参加合作医疗问题，民政部门要从农村医疗救助金中安排部分资金帮扶农村五保户、低保户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享受相应的医疗报销待遇。对因患大病经合作医疗补助后个人负担医疗费用过高，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特困群众，再给予适当的医疗救助，最大程度缓解农村困难群众就医难的问题。

过度医疗的解决措施篇5

新刑诉法实施后，随着强制医疗程序的实行，强制医疗执行监督工作也全面推开，很多地方在构建和完善监督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制定了更为细化和便于操作的规范性文件《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受市检察院委托已设立全国首家派驻强制医疗机构检察室，积极稳妥的开展法律监督工作。从目前的工作开展情况来看，强制医疗执行监督主要存在两个大方面的问题：一是法律规定比较笼统，强制医疗程序在执行过程中还有很多内容需要进一步明确，有些现在尚没有操作细则，在执行过程中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与此相对应，强制医疗执行的法律监督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梳理、总结、明确执行中的具体问题，以便规范的开展监督。二是强制医疗的执行监督涉及很多专业性问题，例如治疗手段是否合理、对精神状况的诊断评估等，由于检察人员缺乏司法精神病学等专门知识，很难发现其中的实质性问题，对上述环节的实体监督困难较大。因此，强制医疗的执行监督需要有相关领域的专业机构或人员参与，才能实现对鉴定、诊断评估等环节的有效监督，而与其他机构如何开展协作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重点内容

（一）交付执行环节的监督重点

交付是整个执行程序的入口，涉及到几个程序之间的衔接。《刑事诉讼法》第285条第3款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以下简称“临保措施”）是在人民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之前采取的临时性措施，以防止行为人继续危害社会。因此强制医疗的交付执行，包括将涉案精神病人交付临保和从临保交付强制医疗两个阶段。而交付执行环节的监督重点，就在于与这两个阶段相对应的两个衔接点上，具体包括：一是交付临保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及程序，相关手续和文书是否完备。虽然临时性保护约束措施并非正式的强制医疗，但作为带有强制性的措施，对适用条件也应严格把握，不能随意采用。刑诉法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有些地方则在此基础上作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例如，北京市的《实施办法》中就规定，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对涉案精神病人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由北京市安康医院负责执行。在这一规定中严格限定了临保措施的条件，即采取临保措施需要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而且明确了其执行机构与强制医疗的执行机构相同。二是交付强制医疗程序是否合法，包括是否及时送达法律文书；是否应当收治而拒绝收治；交付的法律文书及其他手续是否完备，比如是否有法院的强制医疗决定书、强制医疗案件的法医精神病意见书以及强制医疗案件的有关案卷材料等。

（二）执行环节的监督重点

执行环节是对涉案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的实质阶段。这一环节具有显著的专业性、封闭性、强制性等特点，会对被强制医疗者的人身自由权、健康权等人身权利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因此该环节的监督重点就在于治疗过程中的行为是否侵犯被强制医疗者的合法权利，包括：治疗措施是否必要、合法；是否以治疗为目的使用药物、实施手术；采取强制性手段是否必要；是否有利用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惩罚被强制医疗者的情况；是否为治疗以外的目的强迫被强制医疗者从事生产劳动；是否如实记录治疗情况并依法保存；是否按规定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治疗过程中是否有体罚、虐待或违反规定对被强制医疗的人使用械具、约束措施等情况；是否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外科手术或者实验性临床医疗；是否有侵犯被强制医疗者隐私权、通讯及会见探访者等权利的情况；是否有其他侵犯被强制医疗者合法权利的情况等等。

（三）解除环节的监督重点

解除环节是强制医疗执行程序的出口，直接关系到被强制医疗者的人身自由权。该环节的监督重点在于，解除程序的提起、执行是否依法及时进行，主要包括：是否按照规定定期诊断评估；对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人是否及时提出解除意见，并按规定报请人民法院批准；对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人提出的解除强制医疗的申请是否及时审查处理或及时转送人民法院，审查活动是否合法；人民法院作出驳回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后，是否及时解除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人民法院作出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后，是否立即办理解除手续并解除强制医疗；人民法院批准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有无不当等等。

从当前解除强制医疗的执行情况看，有一个问题应引起注意：虽然解除强制医疗意味着被强制医疗者经过治疗有所好转，不致再继续危害社会，但是他们毕竟有精神疾患，解除强制医疗后可能仍需要继续治疗，需要由他人进行照管，不能完全将他们放任给社会，这样再次发生社会危险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因此按照目前的规定，解除强制医疗应通知被强制医疗的人的近亲属将其接回。但是实践中有很多被解除强制医疗的人，亲属因家庭困难等原因拒绝将其接回，（强制医疗及相关费用一般由政府负担，个人不需承担费用）这些人应如何办理解除手续及如何安置成为一个难题。根据北京市的《实施办法》规定，“……无法通知或者其近亲属拒绝接回的，应当通知院送交执行的公安机关接回妥善处理。”对送交的公安机关接回后如何处理，需要进行后续的跟踪监督。

三、构建和完善强制医疗执行监督机制的具体设想

（一）发现与审查机制

发现与审查机制是执行监督机制的核心，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建立和完善信息沟通机制。在案件情况、执行程序等发生变化时，及时掌握信息是进行同步、有效监督的前提和基础。换句话说，如果连程序的进展和变动都不能及时掌握，又谈何监督？从以往的经验看，在执行监督方面，信息滞后是影响监督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强制医疗的执行监督上首先要建立和完善信息沟通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完善相关规范性文件，对信息通报制度加以规范。关于将案件进展情况告知检察机关或向检察机关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有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尚不够明确，例如，在交付执行环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535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的，应当在作出决定后五日内，向公安机关送达强制医疗决定书和强制医疗执行通知书，由公安机关将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送交强制医疗。”但对向检察机关送达却没有规定。在解除环节，相关人员向强制医疗执行机构或法院，或者强制医疗执行机构向法院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申请，何时应告知检察机关现行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再比如，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何时告知检察机关也没有明确规定。这些程序可能或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都应及时、规范的告知检察机关，以便及时对接下来的程序进行监督。实践中各地方可根据自身情况，出台强制医疗程序的实施细则，其中关于向检察机关的告知应作明确的规定，为法律监督工作的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第二，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建立网络信息平台，实现动态同步监督。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法院、强制医疗执行机构（安康医院等）可建立网络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即时沟通，推动强制医疗执行的动态化监督。一是检察机关可以通过网络信息共享系统及时、便捷的掌握强制医疗程序的变动情况，包括交付执行、诊断评估、解除等各个环节；随时查询被强制医疗者的全部信息；在第一时间掌握强制医疗活动的各项数据、情况，便于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把工作做在前面，进而使检察机关执行监督工作更具有针对性。二是可以通过网络监控系统对强制医疗的病区等执行场所进行全方位的实时监督，即时观察执行场所的情况，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采取措施。

2.将派驻检察与巡视检察相结合。传统的执行监督一般采取派驻检察的模式，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单一的派驻检察模式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派驻检察室在硬件方面依赖于看守所提供的便利条件，有些工作人员被“同化”，不愿监督；派驻检察室的级别低于监管场所，监督缺乏力度等等。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执行监督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近年来高检院逐步推行巡视检察制度，创新机制，改革监督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所谓巡视检察，是指地（市）级以上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对辖区内由下级检察院检察的监狱、看守所、劳教所的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是否合法进行检察，同时对派出、派驻该监管场所检察机构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情况进行检查。巡视检察整合了上下级检察机关的力量，有效弥补了派驻检察的不足。

在强制医疗的执行监督中引入巡视检察，实行派驻检察与巡视检察相结合，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强制医疗是刑诉法新规定的程序，很多规定还不完善，在法律适用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对该程序进行监督的经验也不多，与此同时，强制医疗又涉及很多专业性极强的领域，不易发现问题，这些都为监督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困难。仅靠传统的派驻检察方式一方面资源、力量有限，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现漏洞，而将派驻检察与巡视检察相结合，整合上下级检察机关的力量，实现两种监督方式的优势互补，将成为有效开展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可行之路。在强制医疗巡视检察的机制建设方面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针对强制医疗专业性强，而检察人员缺乏相关领域知识，难以对治疗过程开展有效监督的问题，在巡视检察的人员组成上，可以以检察机关为主导，邀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专业人员或聘请精神医学领域的专家、医生等参与，为强制医疗的法律监督提供专业性的支持。这样的机制设想是有法律和实践依据的。其一，根据法律规定，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有对本区域内精神医疗机构进行监督、检查的职责。根据《精神卫生法》第50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就下列事项对本行政区域内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相关人员、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本法要求；诊疗行为是否符合本法以及诊断标准、治疗规范的规定；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程序是否符合本法规定；是否依法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整合检察机关与卫生行政部门的资源优势与监管职能，将会使强制医疗的监督工作务实而高效。其二，聘请专家对强制医疗进行检查、评估的做法，国外已有成功经验，我们可以立足本国情况借鉴学习。例如，德国拜仁州《精神病人收容和护理法》规定：由独立的探视委员会对精神病人收容机构进行检查。委员会应至少每两年一次无事先通知地探视这些机构。每个委员会由一位具有法官资格或者高级行政人员资格的官员领导，由一位可以成为医疗官的神经科或者精神科医生、一位负责或负责过收容案件的法官、一位在照顾精神病人上有经验的社会工作者组成。上述人员在身份上应保持中立，既不能为拟探视机构的工作人员，也不能为拟探视机构范围内直接负责处理收容案件的人员。每个委员会应在探视后向内政部提交检查报告和结果，同时还应处理被收容人的建议和申诉，并提出符合目的的改善建议。在法国，各省建立由法官、精神病医生、知名人士和精神病人家属代表组成的精神病住院委员会，审查所有住院精神病人的状况，对精神病强制医疗的适用加以制约，借以维护被强制医疗者的人身自由及人格尊严。

第二，巡视检察可以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开展工作。例如，查阅有关案卷、档案材料，检查法律手续是否齐全、交付执行、解除强制医疗以及管理、治疗尤其是采用强制性治疗手段的程序是否合法；查阅检察日志、会议记录等；如已实现联网，可调看监控录像和联网监管信息；实地查看治疗场所、病区等被强制医疗的人的治疗、生活场所；现场开启检察官信箱，找被强制医疗人的亲属、主治医生谈话；接受被强制医疗人及其亲属的控告、举报或者申诉；听取派驻检察室的情况介绍，等等。

3.畅通救济渠道，建立公正高效的救济机制。建立公正高效的救济机制也是加强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的重要途径。可将以往执行监督的成功经验引入进来，比如设立检察官信箱、建立约见检察官制度等，接受被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法定的人申诉、控告、举报，听取他们的意见；还可以定期主动约谈上述人员，了解情况。一旦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或依法采取措施，保障被强制医疗人的合法权利。

（二）处理机制

过度医疗的解决措施篇6

论文关键词 《精神卫生法》 《刑事诉讼法》 强制医疗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其中设专章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精神卫生法》于2013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也对强制医疗问题进行了相关规定。下面就这两部法律关于强制医疗进行相关比较与衔接。

一、精神障碍的诊断

关于精神障碍患者的诊断程序，《精神卫生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而《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涉及。《精神卫生法》将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就诊时的情形分为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和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危险的行为。为了便于与下文讨论强制住院治疗的情形相统一，本文将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危险的行为称为危险犯，将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称为行为犯，下面分别讨论：

（一）危险犯

若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没有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则该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可以自行到医疗机构就诊，其近亲属也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只有当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为查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人员时，方可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如果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则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二）行为犯

依据《精神卫生法》，若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了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二、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

《精神卫生法》规定，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1）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2）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介于在这个问题上《精神卫生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尽相同，因此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一）危害行为尚未发生时

经过医院诊断，若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且有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这里的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危险不同于就诊前的“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危险”中的“危险”。因为在就诊前，即使小小的险情，比如行为人经常无端损坏生活日用品，造成自身或他人财产的损坏，则已经构成了标准中的“危险”，因为人们不能预测将来的行为，其造成的危险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因此应当强制其就诊。

而诊断后，被确诊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被强制住院治疗的前提是实施了“足以造成自身或他人安全危险”的行为，我们应该认为这里的“危险”险情要大于就诊前“危险”的险情。因为对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属于对其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是对其自由权的剥夺。根据法理，个人所为的行为与其所应承担的责任或所受的惩罚应当相适应。对精神障碍患者强制住院医疗应当与其所为的危害行为或所具有的危险性相适应。因此，在危害行为尚未发生时，只有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了严重的足以产生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危险的行为，才可以强制对其住院治疗。

（二）危害行为发生后

当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了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时，对于是否应对其强制住院治疗及强制住院治疗的决定主体，《精神卫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产生了冲突。

《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这里的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我们应该理解为不包括危害自身的行为，因为在《刑法》中，伤害自身是不构成犯罪的，更不会产生刑事责任。

第285条规定，根据本章规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由人民法院决定。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该法出台后，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很多强制医疗程序的案例，其中甘肃省红古区的张鹏（化名）强制医疗案较为典型。该案的主要案情是张鹏精神分裂症发作，在家中残忍杀死了其父母。警方对其逮捕后发现张鹏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于是向兰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鉴定所申请进行了鉴定。经该医院鉴定，张鹏患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处于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随后警方对张鹏采取了保护性约束措施，并写了一份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检察院。随后检察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向红古区法院提出了强制医疗申请。在检方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后，红古区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会见了被申请人张鹏。经其法定人申请，对该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最终，法院认为，张鹏的行为符合《刑事诉讼法》284、285条的规定，依法作出对被申请人张鹏强制医疗的决定。此案的处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假如在病人病情发作前就对其进行强制医疗，该案所造成的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而《精神卫生法》规定，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若实施了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在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伤害自身行为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实施住院治疗须经患者监护人同意。而在患者实施危害他人安全行为的情况下，患者或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不同意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再次诊断结论或者鉴定报告表明，精神障碍患者有危害他人安全行为的，其监护人应当同意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阻碍实施住院治疗或者患者擅自脱离住院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措施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

可见当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伤害自身行为时，两部法律的规定并不会发生竞合，此时就可以按照《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在患者监护人同意的前提下，由医疗机构决定对其强制住院治疗。

当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了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时，关于是否进行强制医疗及由谁来决定强制医疗，两部法律的规定发生了分歧。根据《精神卫生法》的规定，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一旦发生了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就需要进行强制住院治疗。并且该法把强制住院治疗的决定权交给了医疗机构或依法取得执业资质的鉴定机构。这是一种行政性的强制医疗决定程序。通过这种程序，能够使需要强制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及时得到医疗，与冗长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相比，能够提高效率，防止患者本人或者他人受到不应有的伤害。但是这样就等于赋予了非司法机关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其合宪性值得商榷。而且如果监管不严，极容易出现强制医疗的滥用问题。《刑事诉讼法》则针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定了司法强制医疗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了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才可予以强制医疗，并且有严格的决定程序，是否进行强制医疗最终要由人民法院经司法程序决定。这种司法强制医疗程序尽管程序严格，相对于行政强制医疗程序会耗费更多的时间，但是将强制医疗决定权力归属法院毕竟符合法理，符合宪法规定。但有一点，法院毕竟不是医疗机构，因此法院不可能准确的判断精神障碍患者的病情是不是达到了强制医疗的程度。有的学者提出了解决方式：由医疗机构运用专业的医学知识判断是否患有精神病，然后由法院按照法定程序经过审理，考量违法行为事实与社会危险性的严重程度，结合医疗机构的判断结论对是否需要强制医疗做出决定。

笔者认为这样协调有其可取之处，因为《刑事诉讼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通过的基本法律，《精神卫生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制定通过的法律，依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此种情况下应当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法院通过司法程序决定精神障碍患者是否进行强制医疗。但是法院并没有精神障碍的医学判定能力，先由医疗机构运用专业的医学知识判断是否患有精神疾病，能够减轻法院判定的压力，提高判定的准确度。

三、精神障碍患者的救济

《刑事诉讼法》和《精神卫生法》都规定了精神障碍患者强制医疗的救济程序。《刑事诉讼法》第287条规定：“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这是强制医疗决定的复议程序。《刑事诉讼法》第288条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该条文明确了强制医疗的解除的标准及提起解除程序的主体。但是问题在于，强制医疗机构仅能提出解除意见，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只能申请解除治疗，是否解除还要由法院作决定。如果出现错误送治或作出错误决定，《刑事诉讼法》却未规定任何救济措施。

《精神卫生法》是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实施后出台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刑事诉讼法》程序上的缺陷。首先，为了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因滥用强制医疗而受到伤害，防止出现错误送诊，设计了两种复诊、两次鉴定制度，以尽可能确保决定的正确性；其次，《精神卫生法》第44、45条规定了严格的监督和评估制度，保证无继续住院治疗需要的患者能及时出院，监督医疗机构的行为，防止出现违反规定做出住院医疗决定；再次，《精神卫生法》第六章规定了相关的法律责任，规定“因故意或者疏忽将非精神障碍患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的”以及“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的”应当追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这种全方位的责任体系具有强大的威慑力，能有效减少误诊及强制医疗等现象的发生。

过度医疗的解决措施篇7

转眼“新医改”的推出已经有一年了，在中央高度重视民生的大背景下，这次推出“新医改”的决心可谓坚定、声势可谓浩大、力度可谓空前、措施可谓繁杂。一年来从医德医风建设到公立医院改革，从新城镇居民医保到新农村合作医疗，从药品配送机制到单病种项目限费等等多个方面，新医改的各项举措的确让人耳目一新，也的的确确让广大人民群众受益不少。但笔者作为一名医疗体制内的新医改亲历者，却感到这一年的新医改依旧停留在比较肤浅的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新医改似乎还难以触及到当前医疗问题的根基。

因为多年来沉积下来的医疗问题的复杂性，新医改必然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立竿见影，新医改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推进，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笔者所看到的这一年来的新医改措施，却显露出不少急功近利的情绪，并且因为这种急功近利，好多很好的措施流于表面，难以发挥其效用，也难以持久。比如药价虚高这个问题，多年来已经采取了若干措施(如对药品限价、药品采购招标等等)，但最终的效果反倒是一方面药品“中标即死”、“限价即死”，一方面这些药品改头换面后以高价位重新包装上市，造成了药价不降反升、低价药逐渐被淘汰出市场的事实。今年新医改又采取了“限制公立医院对药品加价”、“统一公立医院药品配送”等方法以试图进一步压低药价，但这种做法效果如何呢?前一阵子曝出的“芦笋片”事件无疑就是一个鲜活的注解，医院的确是按规定加价15％，但药品从出厂到患者手中却早已经加上1300％的惊人利润了。另一方面，在“以药养医”的医院运营模式得到根本改变之前，即便是降低了医院从药品加价中获得的利润，那么医院必然会倾向于从增加化验、检查以及诊疗费用方面去得到补偿，其最终的结果依然是“看病贵”得不到有效解决。

所以，新医改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要知道新医改所要解决的核心矛盾在哪里。新医改的目的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所以新医改所要解决的核心矛盾，是面对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如何保证医疗资源高效供给的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健康的需求和总体供给不足且分布极不均衡的医疗资源的矛盾。

而目前我们的医疗现状相当吊诡。一方面是一线大城市的医疗资源趋于过剩，另一方面却是广大农村甚至小城市的医疗资源严重匮乏；一方面我们在一些领域的科研和临床水平世界领先，另一方面却是占了绝大多数的临床医生都难以得到规范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导致临床水平参差不齐；一方面对医疗安全的要求很高，各种笼统的行业规范不断出台，而另一方面却是医护／床位比过低，且缺乏普遍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临床诊疗指南来约束医疗行为和保障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导致了医疗差错事故频出和恶劣的“医闹”现象不断。所以，前述的核心矛盾不解决，仅仅靠弘扬职业道德、增加劳动强度、提高个人素质等舍本逐末的做法来试图取得新医改的成功，必将会浮于形式，而且会导致作为新医改“主力军”的广大医护人员的反感，虽然可以暂有改观，却难使新医改得到深入推进。

作为世界性难题的医改没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新医改必然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全新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不犯错误、不走弯路是不可能的，但是回顾一年来的“新医改”，虽然在各方面的多项措施推行的如行云流水一般，但总感觉难以触及根本，于是这行云流水也就渐渐变成“浮云流水”了。期望明年的新医改能再深入一些。

过度医疗的解决措施篇8

案例：2010年9月，李某突发冠心病被紧急送至医院抢救。经实施手术，李某转危为安，并康复出院。李某住院期间，共花费医疗费7.2万余元，已交纳4.4万元。出院后，医院方多次向李某催要医疗费2.8万元，均遭拒绝。医院因此而诉至法院。庭审中，李某辩称，在手术前，自己就手术费用问题曾咨询过主治医师，在得到“手术治疗费用最多需要4.4万元”的亲口承诺下，才决定实施手术治疗的。同时，医院实施手术时，在没有征求患者本人任何意见的情况下，用于心脏搭桥手术的支架直接使用了进口产品（国产支架与进口支架价格相差1万元），其行为侵害了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并造成了患者医疗费用的大幅增加。庭审中，原告未能向法庭提供其使用进口支架已征求李某意见的证据。被告李某亦未能提供其主治医师曾作过口头承诺的证据。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医院方与被告李某之间形成的是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该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李某接受了医院的医疗服务，就应该承担相应的医疗费用，拒不偿还所欠费用于法无据。但医院作为医疗服务单位，在为患者提供服务时，应该就其提供的较大服务费用支出向患者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患者对此享有知情权和选择权。原告在未征求被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使用进口支架，对患者医疗费用的大幅增加应承担一定责任。最后，法院判决被告李某给付原告医疗费用1.5万元，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

点评：近年来，随着公民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各种医疗纠纷案件也呈上升趋势。在这些案件中，患者的各项合法权益常常遭受侵害。知情权作为患者的一项基本权利，是指患者有知悉自己的病情、治疗措施、医疗风险、医疗费用和医方基本情况、技术水平及其他医疗信息的权利。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患者的知情权包括三项基本内容：一是真实病情了解权，即患者有权了解自身所患疾病的真实情况和发展趋势；二是治疗措施知悉权，即患者为了避免或降低就医风险，有权选择医方拟将采取的治疗方案和治疗措施；三是医疗费用知晓权，即患者有权掌握自己就医所应当承担的各种医疗费用的数额、用途和支出进度等。

毫无疑问，患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医方的告知。医方的告知义务应当包括四个方面：1.病情告知。如实告知患者所患疾病的名称、现状、程度、趋势和可能发生的危害健康的后果等诊断结论。但是，出于防止病情急剧恶化、避免对患者可能或必然造成不利后果的善意考虑，也可对患者本人延迟告知。2.治疗告知。如实告知患者对其所患疾病将采取的治疗方案和治疗措施，以及为避免危险所采取的预防措施。采取手术治疗时，应当由患者或其家属签字同意。3.风险告知。如实告知治疗措施可能或必然产生的危险，或因患者体质特异可能发生的过敏、排异、恶化和并发症等其他损害结果。4.费用告知。如实告知患者治疗疾病所应当承担的费用及其计费依据。根据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卫生部《医疗机构管理实施细则》等行政法规，院方的告知义务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告知。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等及时告知。在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时，应当向患者作必要的解释。二是迂回告知。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因实施保护性治疗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情况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患者家属。对未如实告知患者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和纪律处分。

本案中，原告医院在为患者李某实施手术治疗时，直接为其使用了进口支架。当然，也许原告的初衷是善意的，是为了更好地保证手术质量。但他们的行为却无形中侵犯了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双方发生争议时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本案也从另一方面给医疗服务单位一个启示：为了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为患者提供服务时，还应当尊重患者的相关权利，遵守服务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