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教育还是过度就业

谈到人力资本和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问题是中国现在究竟是教育过度，还是就业过度？这篇文章最后尝试给出结论，或者不给结论。 结构性的就业困难

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大部分是农民工，求人倍率在继续上涨；大学生求人倍率比例也在改善，总的来说是在1或1以下，意味着的确存在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见表3）。换句话说，农民工招工难和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存在

先从背景说起，中国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过去，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最大的特点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现在还是不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呢？我们看两个转折点（见表1）。

第一，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第一次出现“民工荒”，后来证明“民工荒”不是临时性或周期性的，而是持续至今，今天叫“招工难”。从2004年以后，普通劳动者工资就在上涨。

第二个转折点是2010年。当年中国进行了人口普查，恰恰也是这一年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从2011年开始减少，2012年一下子减少很多，引起了官方的注意。

把这两个转折点合在一起，假设它是一个转折区间：刘易斯转折时期。从2004年到2010年也就转完了。中国现在已经在后刘易斯转折时期，是刚刚转完的阶段。

恰恰在这个时期，我们面临很多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就业继续增长，但是增长的结构已经不一样。过去劳动人口年年都在往上涨的同时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所以有两种方式扩大就业：一是真正的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增长，二是把存量即过去就业不足的人调整到经济扩张的部门来，吸纳就业。但是当劳动年龄人口不增长、净增长为负的时候，就业的扩大主要就是结构的调整，存量的重新配置。

所以，虽然官方统计去年有1000多万新增城镇就业，但实际上很难设想真是城镇自己产生的新增就业。因为城镇的人口转变即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还早于2010年。同时，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到4.1%，这也是城镇自然失业率――这部分人很难就业，它是长期稳定的，它的稳定意味着不可能从自然失业人口中产生过多的再就业。所以在统计上，新增城镇就业很大程度是加入农民工就业数字支撑起来的。

国内的统计数据，第一块主要以城镇居民的家庭调查来确定有多少人就业，第二块是以监测农民工的数量来看有多少农民工每年进入到城里。这两个部分加起来是城镇就业，目前这两个部分有交叉重复的部分，也就是黄色部分（见表2）。如果说城镇就业继续扩大，主要是靠农民工，靠数据的重新归类而已。

这样，可以很自然看到在城镇劳动力市场“招工难”现象长期存在。多年以来，就业岗位和求职人数的比率一直是在上涨，其间2009年有一次变化，随后比率都在1以上，这意味着岗位多于求职人数。

不过，结构的确不一样。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大部分是农民工，求人倍率在继续上涨；大学生求人倍率比例也在改善，总的来说是在1或1以下，意味着的确存在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见表3）。换句话说，农民工招工难和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存在。

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分年龄组的调查失业率平均是4.8%。在不同的年龄之间失业率不一样，失业率比较高的部分集中在各类毕业生，包括更大的一部分群体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难度和失业分布都显示了目前是结构性的就业困难。 人力资本的需求和回报

人力资本更高的和人力资本较低的工资上涨速度不一样，就意味着工资的趋同。这个词演变成老百姓的观念，就是“读书无用”。用经济学家语言来说，就是人力资本回报的下降

既然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工资自然持续上涨。这主要显现在2004年以后，非技能、半技能的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速度更快一些。不仅从吸纳普通劳动者的制造业、建筑业来看，把农民工的工资单独挑出来看，甚至包括农业中那些拿工资的工人，他们的工资都在持续上涨――在过去十年来呈两位数增长（见表4）。

和工资持续上涨相关的是，我们发现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无论是劳动力不足还是劳动力过剩的国家，都有技能不足的现象――对技能的需求、更高人力资本的需求永远很高。经历了刘易斯转折点，这个需求没变化。

但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这个转折点：过去对非技能型的工人没有短缺，因为任何时候要都能雇到。现在的新变化是，对非技能工人的需求大幅度提高。供求关系在这部分人身上表现得最显著，因此他们的工资上涨速度明显快一些。

人力资本更高的和人力资本较低的工资上涨速度不一样，就意味着工资的趋同。这个词演变成老百姓的观念，就是“读书无用”。用经济学家语言来说，就是人力资本回报的下降。

我们对三个城市的劳动力进行了调查，把农民工的受教育回报率做了一个估计，拿2001年、2005年和2010年三年的数据，用初中作为参照组，看比它教育水平高的农民工相对回报率是多少，比它低的相对回报率是多少。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大学及以上相对回报率是下降的，高中相对回报率也在下降，低于初中组的这部分人的相对回报率还有所上升。很显然，这就是工资趋同背后体现的人力资本回报率的下降（见表5）。

回报率的下降很自然地产生了老百姓所说的读书无用，不利于家庭让孩子继续上学的激励。现在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农村家庭非常热心地鼓励孩子读高中、上大学。甚至有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初中就辍学了。这就是微观的负激励。它会转换成宏观上什么问题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因为现在很容易找到工作。 教育的社会回报

好的职业教育体系，目标不应只是让学生在十八九岁时学到一种特定技能，而要让他们掌握不断学习的能力。因此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比技能的作用更持续。受教育年限不是那么快能够积累的，中国人说“百年树人”，这不是一句空话

2008年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最初是周期性问题，大家都失业了。随后即使经济有所恢复，就业也得不到恢复，原因是什么呢？是周期性的问题转换成了结构性的问题。

好多年前劳动力市场非常活跃，大家不读书，都去急急忙忙找工作。最后发现经济不行了，真正需要技能才能找到工作，否则得不到工作。在欧洲，现在西班牙是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地方，大概50%，就是这种情况（见表6）。

我们开始尝试找一些政策的出路，中国的劳动就业群体大约10%有大学以上文凭，看就业分布图，基本上全部在公共管理、教育卫生、信息业、金融业这些高端的服务领域，其他的基本上没有。

对比别的国家经验，大学生为什么不能像美国人一样？美国有40%以上的人受过大学教育，他们有相当高的比例在农业、制造业、交通、商贸等领域（见表7）。

由此产生一种说法，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到农业、制造业等领域去就业，但是不要让大学生去，因为大学生不想去。所以我们不要再办大学了，而是办职业教育，让他们填补这些就业空白。但是，职业教育的问题在哪呢？有两个错位的可能性。

第一，现在职业教育的体系和能力能不能够培养出适合于这些行业就业的技能，值得怀疑。大家都会引用一些数据，职业培训学校就业非常好，学生刚一入校门就被预定，换句话说他们一进门就毕业，也有人要，因为劳动力短缺。职业学校利用它的规模经济，实际上执行了职业中介人的功能，但是并不知道学生真学到什么技能。

第二个错配，由于产业结构调整非常快，不知道哪个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最近在一个会上，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奥斯坦・古斯比说，现在社会需要的某项职业技能的岗位在30年前根本就不存在。好的职业教育体系，目标不应只是让学生在十八九岁时学到一种特定技能，而要让他们掌握不断学习的能力。因此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比技能的作用更持续。受教育年限不是那么快能够积累的，中国人说“百年树人”，这不是一句空话。

过去20年内，中国的教育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在这么快的发展过程中，成年人受教育年限才增加2.7年。这个速度难以想象，其实很慢。

但是，从今天的静态产业结构来看，未来对技能的需求，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可以分为四类岗位：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我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但是我们猜想未来的需求一定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更高（见表8）。

今天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更好地和二产、三产劳动密集型相匹配。但是，在最好的年龄段，农民工不上高中、大学，他们的受教育年限距离二产和三产的产业升级后对教育的需求有巨大的差距――这个差别20年解决不了，20年才能增加2.7年，而这个人力资本缺口可以达到三四年。

因此，我们不要盲目接受市场错误的信号，没有市场万万不能，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劳动力市场也是如此。

日本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日本遇到过高校扩招，也遇到大家批评扩招太快、就业难，教育质量下降。政府就屈从这个压力，有意减慢了高校的增长速度。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的高等教育增长速度就和美国差距拉大。起初并没有什么问题：把他们具有初中等教育的工人投入到制造业中，创造出廉价的产品。这部分比较优势没有以后，他们需要创新、需要生产率提高的时候，人才不够了。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日本“失去的20年”的假说，这是神门善久教授的一种说法，我非常认同这个说法。

教育有两种回报，一是私人回报：在劳动力市场上可以得到这个回报。这个回报有时候会有市场失灵，有错误的信号。二是社会回报，要更长久，体现在全社会中，个人可能体会不到。社会回报高的教育阶段和类型应该由政府买单。教育经济学告诉我们，真正社会回报最高的是学前教育，然后依次是义务教育、普通的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按照这样的“拇指规则”，第一，政府还要更多地投入教育，但是不要给那些私人回报率高的部分过多的钱，那些让市场去决定。在市场可能见不到的地方，政府应该多投入。第二，今天义务教育已经是100%的毛入学率，继续增加受教育年限，怎么办呢？必须往后延、往前延。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想激励家庭，消除市场失灵，应该把学前教育、高中教育纳入国家的义务教育里。

最后，我们是教育过度，还是就业过度呢？我想可能都还谈不上，但是，过度教育肯定是一个不恰当的概念。

如果说有一个过度教育，还有一个过度就业存在，我宁愿这个过度教育存在。因为过度的就业是短期的，是今天的，它可能伤害未来就业的可持续性；而教育永远不会过度，因为教育有很多外部性，我们是看不到的――从收益中看不到，甚至从表面也看不到，它会长期影响我们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