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美学范文
时间：2023-10-09 17:06:58
集体主义美学篇1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呢？方法很多，现具体列举两点：
一、充分发挥语文教学的思想教育功能，高扬共产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旗帜，激发学生爱国热情
学生的语文素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语言素质、文学素质、思想道德文化素质。而二者对学生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乃至社会意识形态的树立影响至深。这主要根源于语文教材中相当一部分课文本身具有强烈的思想性、政治性、教育性，而且是政治教材无法替代、比拟的。语文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语文教育特有的形象性、情感性、生动性，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达到提高学生人格思想素质的目的。
守卫本土是动物的本能，这成了有思想的人类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渊源。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满江红》），“还我河山”的呐喊；文天祥《过零丁洋》“留取丹心照汗青”，高尚的民族气节溢彩流芳；陆游“僵卧孤村”“尚思卫国成轮台”（《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感人泪下；《冯宛贞》率众痛击英法联军，激起民族万丈豪情；《最后一课》像一只警钟唤醒学生学好祖国语言文字，洋溢着浓郁的爱国情……
教材中礼赞对党、对革命事业、对共产主义忠贞不渝的内容也不少。“无名战士”不惜牺牲宝贵生命珍藏七根火柴，因为红军大部队正遭遇着恶劣环境的挑战，党更需要保存火种（《七根火柴》）。学生切身感受到：在党的利益、人民利益、集体利益面前，个人利益是何等的微不足道。《生命的意义》则更激发青少年学生确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握青春，去探求生命的永恒实在意义。
文学是人学，文风体现着作者的思想情操和道德风尚。教师授课时不要只从文学的意义上去讲授作家作品，而是要联系学生实际树立人格榜样。比如，讲朱自清时，势必要讲朱自清反对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宁可饿死也不领“救济粮”的坚贞民族气节和炽烈的爱国之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少作家的良好性格和伟大的人格渗透到学生的潜意识中，成为他们自觉不自觉仿效的楷模。
二、引导学生在对美的追求中渗透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学生对美是追求的，教师则要引导他们寻求真正的美――人性美。大量的写人记事文章正是很好的美育教材。《一件小事》里车夫勇于负责，正直无私；《窗》中临窗病友忍痛给他人带来快慰和享受；《散步》中“我”作为中年人扶老携幼，表现出承前启后的庄严的使命感；《魂》中小姑娘牺牲自己利益制止了一场野蛮的冲突，让人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教师引导学生对这些人物事迹进行审美注意，在获得美感享受的同时，净化心灵，汲取塑造健康人格的有益养料，渗透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
此外，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学生对美进行再创造，有益于塑造健康人格。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将自己的审美经验与审美客体融而为一，在创造美的同时也创造自身。学习《晋祠》，学生深深陶醉于祖国优美的自然风景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中，自然而然的产生对祖国的热爱。
集体主义美学篇2
然而，他如此熟谙的黑格尔哲学却没有在前期美学中留下痕迹。《文艺心理学》和《谈美》都没有讲到黑格尔，两篇介绍黑格尔哲学的文章也没有讲美学。决不能说他轻视黑格尔美学，《悲剧心理学》承认“黑格尔对于近代美学思想影响极大。”（2）1936年他在《美学的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籍》中就有黑格尔的《美学》，并要求参考斯退斯的《黑格尔哲学》。
现代中国美学的先驱者王国维和蔡元培，都是康德的信徒，直到49年以前，康德影响都远远超过黑格尔。这种选择性的接受，除他们个人兴趣外，特别与康德、黑格尔美学的不同性格相关。黑格尔美学主要是艺术哲学，以其特有的辩证法与历史感，他把几乎是全人类的艺术都逻辑地叙述成一个运动着的整体系统，令人叹为观止。康德美学则是纯粹的审美哲学，他以“审美无利害关系”为基点，划定了审美和艺术在理性结构和人类生活中的自律性位置，描述了审美经验所特有的一种知觉方式，规范了现代美学的方向。“审美无利害关系已在许多人的美学理论中、在逻辑序列上处于首位，成了审美经验的核心。不仅可以适用于艺术鉴赏，而且也可以适用于自然物的鉴赏。它已经渗透到艺术批评和对艺术及自然的鉴赏中去了。它成了一种观察和判断的习惯，而在这一概念获得这样的地位之前，艺术的价值是因袭的。艺术有认识的价值、道德的价值、社会的价值，但就是唯独没有艺术自己的价值。”（3）康德从哲学彻底论证了这一理论，成为现代美学的正宗。19世纪晚期盛行而又为朱向中国频频引进的克罗齐的“直觉论”、布洛的“距离说”、闵斯特堡的“孤立说”、立普斯的“移情论”等等无不是康德理论的继续和变种。
朱的第二类著作是大量评析中外文艺，这一类著述完全可以从黑格尔那里得到资源，但朱没有这样做。其原因，首先是他对黑格尔过分的唯理主义不喜欢，比如其悲剧论就“采用一种很不好的方法，即从一个预想的玄学体系中先验地推演出一套悲剧理论来，而不是把悲剧理论建立在仔细分析古代和近代悲剧杰作的基础上。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只是他那关于绝对理念的范围广阔的学说中一个小小项目而已。”（7）朱指出它有五个弱点，第一个就是“它是先验地推演出来的，并不符合我们的情感经验。”（8）事实上，整个黑格美学都有这个弱点，而朱本人总是以对具体作品的欣赏经验为基础，他的文艺批评与其美学是一致的。其次，这也与他对唯心论哲学的认识有关。他认为：“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最后起，他可以说是唯崐心派或形式派美学的集大成者。在现代一般美学家中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重要，无论是就影响还是就实际贡献说。”（9）所以有了克罗齐，黑格尔就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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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不过这些赞扬是相对柏拉图和康德而言的。在《克罗齐哲学述评》中，与美学上肯定克罗齐一致，朱又接受克罗齐对黑格尔的批评。“克罗齐是新唯心论的代表。就欧洲近代哲学说，主要的成就是康德、黑格尔那一线相承的唯心派哲学。克罗齐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14）“克罗齐的哲学系统大部分就是从发挥和纠正康德与黑格尔的学说得来。”（15）在他的心目中，唯心论的传统即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后来者不断克服前者的缺点。克罗齐的方法是区分“相反者”和“相异者”，“相反者”相互冲突，在合中调和，合之前是抽象的、不真实的；“相异者”有高低等差，却都是具体的、真实的，它自身就是具体的共相，是相反者的同一。黑格尔混淆“相反者”和“相异者”，第一个结果是误认错误的相反者为真实的相异者，他说错误中含真理，相反者可以克服而综合到较高概念中以至绝对，但错误的何以能转化为真实的？一大堆错误何以能成就一个真实的“绝对”？辩证法综合正与反，并非化反为正，没有看到错误仍为错误的。第二个结果是误认相异者为相反者，导致一大串错误，比如在其宗教─艺术─哲学的精神发展序列中，艺术与宗教正反相对，相对于哲学而言都是抽象的，要“合”为哲学才是真实。因此，艺术没有独立性，只是一种未完成的哲学。同理，历史可以根据理性先验地推演出来，而不是根据史实，自然科学也是不完善的“自然哲学”等等。总之，依克罗齐看来，“黑格尔哲学在表面上虽是绝对唯心主义，而骨子里仍没有克服心物的二元。‘自然’与‘心灵’在他心眼中不是两相反概念而是两相异概念，不是两个抽象的对立的东西而是两种性质有别的真实体。为了要避免这显然的二元主义，他应用只能用于相反概念的辩证法来处理‘自然’与‘心灵’这两上相异概念，以为它们综合于‘逻葛司’。”（16）
朱肯定克罗齐对黑格尔的批评，“他集合了康德先验综合说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组成心灵活动两度四阶段说，以及美、真、益、善四种价值内含相反者说，想因此打消康德和黑格尔都未能打消的二元主义与外越主义，建立一种彻底的唯心主义与内在主义。”（17）但他仍然秉克罗齐对黑格尔的批评精神，揭呈克罗齐哲学的十大问题。就本文的范围来说，重要的是朱借批评克罗齐的机会，总结了唯心主义的主要毛病：“思想常是在杂多中求整一，历史哲学的企图都在找出一个统辖全体宇宙的整一的原则，其实全体宇宙有一个整一的原则去统辖，这也只是一个信念，一个希望，并不是一个逻辑的结论。”（18）黑格尔那种总括一切事物的“理念”只有全知的上帝知道，而人类的知解总的有限的，据有限的知识形成的哲学也不是普遍的、具体的。所以整体主义既不符合经验知识，也没有逻辑根据。“唯心主义打破心物二元的企图算是一个惨败。”（19）
基于此，朱敏锐地看到黑格尔整体主义的政治后果，“唯心哲学把全体看得比部分重要，所以在政治思想方面绝对反对个人主义。从这一点看，我们就可以明白何以近代德国的国家主义和俄国的共产主义都与唯心哲学的关。”（20）政治思想不是朱的专业，他对此没有申论，但结合他评克罗齐时说的“历史的情境成为所谓的‘大我’。这‘大我’是普遍性或共相，它是决定‘小我’的意志行动的，所以你不能说是你或我或任何人的创造。……‘小我’反映着历史情境的真实界的那个‘大我’。他受历史情境的决定，所以只是那情境中一个节目，一个被动的工具。”（21）可见朱已经提出了反黑格尔的见解，不自觉地充当了90年代清理黑格尔主义的先驱。朱的社会政治立场的背景是英国的自由主义，这一传统不但批判各种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对哲学唯心论也很反感，从霍布豪斯到波普尔，都把希特勒和黑格尔联系起来。
朱在唯心论传统中摸索了几十年，发现其问题之后，“心理深深感觉到惋惜与怅惘，犹如发现一位多年的好友终于不可靠一样。”（22）那么，这一失望会把他带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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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朱通过《手稿》形成了实践观点的美学，黑格尔正进入他的美学。其意义是辞旧迎新：告别克罗齐，走向马克思。
从辞旧的意义上说，朱借此清算自己的克罗齐影响，改造过去的自我，在《西方美学史》中，他这样评价：“在美学本身，黑格尔继承康德而对康德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判。康德在《美的分析》里把审美活动看成只是感性活动，认为纯美只关形式，涉及内容意义便破坏了纯美。这种形式主义和感性主义在当时的美学界以至在现在的资产阶级美学界都是占优势的。黑格尔的全部美学思想就是要驳斥这种风糜一时的形式主义和感性主义，强调艺术与人生重大问题的密切联系和理性的内容对于艺术的重要性。美学从康德到黑格尔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到了黑格尔，美学的天地开阔了。”（26）而朱过去的老师则一无可取，尼采等人“把艺术最后归结到孤立的个人的情感和幻想，放弃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的改变人类社会的热情和理想，甚至堕落到维护反动的社会秩序。”（27）而克罗齐“从康德和黑格尔所达到的地方倒退了一大步”，“他对于艺术进行了逐层剥夺的工作”，剥去了艺术的一切理性内容及其与社会生活、实践活动的全部联系，最后“艺术内容等于个人的 时的情感，艺术形式等于表现这情感的意象。”（28）只有康德有注重内容的一面，在对崇高的分析中，提出“美是道德精神的表现”，“理想美”是依存于道德内容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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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朱对黑格尔态度的变化，客观上是由于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但随着对黑格尔美学了解的加深，朱对它的服膺也愈益加深。如同许多同时代学者一样，黑格尔成为晚年朱光潜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联系的唯一桥梁。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特别重视黑格尔，也表明朱将更看重青年马克思。因为在马克思身后发表的青年时期的著作，显示了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起源，黑格尔为马克思提供了他解释社会的方法所需的逻辑工具。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崛起，正是根据黑格尔─青年马克思的思路来重新设计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把马克思主义与整个西方人道传统联系起来的取向。正如西方有人说的：“告诉我你是怎样确定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的，我就能告诉你选择了哪一种马克思主义。”（30）朱后期的著述之所以具有当时背景下较高的学术性，在于他尽可能把马克思解释为西方学术思想的系统之中，而不是仅仅把它作为政治信仰。同时，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也规定了朱把实践和辩证法置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无论是对黑格尔来说还是对马克思来说，人都是一种实现他自己潜力、用他自己的活动把自己变为人的存在物。这种自我实现在黑格尔那里也就是‘精神化’，它在这两位思想家看来都是通过劳动达到的。只有通过劳动，人才能达到意识和人性的自我意识。只有在他把自己对象化于劳动产品之后，他才能通过考察这一产品达到对他人的特性（马克思所说的他的特殊的自然忧越性和自由）或他的精神性（在黑格尔的意义上）的认识。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马克思），即在能够成为自己、完全认识到自己以前必须先使自己对象化。”（31）朱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主客体通过实践达到辩证统一的思想。他认为黑格尔的的局限在其唯心主义的外壳，重视劳动的思想在《美学》中只偶露萌芽，其基本思想还是把人的自我实现看成是“理念”的自生发展或“外化”，马克思把这一外壳粉碎之后，实践观点才得以全面发展。朱后期著作的千言万语，都是这一中心论点的展开。
注释：
（2）《全集》第二卷第323页
（3）朱狄《当代西方美学》第27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4）《全集》第一卷第205页。
（5）（6）《全集》第二卷第227、230页
（7）（8）《全集》第二卷329、342页
（9）《全集》第一卷第353页 （14）（15）（16）（17）（18）（19）《全集》第四卷第305、317、323、376、401、402页
（20）《全集》第八卷第339页 （23）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第3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24）（25）《全集》第五卷第137、146页
（26）《全集》第七卷第169─170页
（27）（28）《全集》第七卷第320、320─321页
（29）《全集》第十卷第224─225页 （31）费切尔《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关系》，《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年第5卷第181─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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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美学篇3
【关键词】家庭教育；文化价值观；差异
本文探讨了中国和美国家庭教育的教育目标和期望，家庭教育内容、家庭教育方法的差异。通过分析，找到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与中美家庭教育差的关联，以便探索更好的家庭教育方式。本文第一部分探讨了研究的理论，其中包含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理论框架。第二部分对比分析美国和中国家庭教育之间的差异，包括家庭教育目标和期望，家庭教育内容以及家庭教育的方法。第三部分是探究文化价值观差异对家庭教育的影响。最后一部分是本文探索的总结，包括研究结果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理论
（一）比较分析
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找出他们的异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比较分析法。本文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看中美国家庭教育的异同，所以不可避免地应用到比较分析的方法。
（二）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1.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是一种主张个人服从社会，个人利益服从集体、民族和国家利益。集体主义的最高标准，一切言行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也是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内容。其科学含义是，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个人要服从集体。一切行动和言论以集体为重个人为轻。
2.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一种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哲学，认为个人利益应是决定行为的最主要因素，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以及“自我独立的美德”、“个人独立”。在个人主义的社会，强调个人成就和个人权利。人们更强调独立和自力更生。“鼓励竞争而不是合作，个人目标优先于组织目标”在很早的时候就鼓励孩子独立和自力更生。
二、中美家庭教育之间的差异
（一）家庭教育目标和期望的差异
1.学术上的期望
中国父母在学术上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优秀的精英。[1]因为中国是应试教育，成绩已经成为中国父母最重视的东西，甚至会认为成绩就是一切。如果孩子想做其他的事情，必须先完成学校作业。美国父母在孩子学业上不会给其太多的压力，希望孩子享受学习。父母让孩子尝试不一样的东西，鼓励孩子们运动、游戏、做家务或出去和朋友们玩，而不是做作业。
2.社会成就上的期望
在社会成就上，中国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社会精英并努力培养自己的孩子。他们认为只有社会精英会受到其他人的尊重，不会遭到不公平对待。当孩子在某方面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如绘画、书法等，父母会说：“也许你以后会成为一个画家、书法家。”美国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享受学习与生活的普通人即可。只要能独立，照顾好自己，成为一个平凡的人并不是一个坏主意。
（二）家庭教育内容的差异
1.中国的家庭教育内容
中国家庭教育的内涵分为德、智、体、美、劳五个部分，但是父母经常把知识教育当做首要内容。[2]在体育运动中，中国的父母更喜欢防守，静态和被动的保护方式，比如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关心孩子的安全，注意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知识教育上，父母在孩子进入学校前，通常会买很多书籍，培养孩子的读写、计算能力，为学校学业奠定基础。关于艺术的培养，父母通常会帮自己的孩子报各种各样的兴趣班，但真正坚持下来的却为数不多。
2.美国家庭教育内容
美国家庭教育的内容关注孩子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身体、情感等。在身体方面，美国父母重视孩子的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比如在院子里活动，徒步旅行等。在认知方面，注重发展孩子的文化观和审美观，关注孩子的学习兴趣，并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引导孩子欣赏音乐、舞蹈，带孩子们去美术馆和博物馆去看各种展览，鼓励孩子们亲身接触和体验大自然的神秘。
（三）家庭教育方法的差异
1.赞美和奖励
赞美和奖励是指父认同孩子的良好行为和美德。它包括三个具体方面：事实恭维，称赞人和奖励。事实恭维指父母对孩子的良好行为表示赞同，认同。中国父母经常使用事实恭维，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他们赞美你。事实上，他们赞美的事情本身。称赞人是指由于孩子的善行和美德对孩子本身进行赞美。美国父母通常将注意力集中在孩子身上，而不是孩子做的事情本身的好坏。
2.批评
批评是指父母的否定孩子的错误思想，性格和行为。父母通过批评或惩罚他们错误的行为指出和纠正孩子们的错误。这里将批评分为错误陈述和斥责。
错误陈述指父母使用温和的声音叙事般地指出孩子的错误。美国父母总是使用这个方法，因为他们尊重他们的孩子，他们不想伤害孩子的自尊。
三、文化价值观对家庭教育的影响
（一）集体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在中国这样受集体主义文化影响的国家。当一个人成功时，荣誉不仅属于自己，还属于整个家庭或团体。当一个孩子得到很高的社会成就，不仅孩子会赞扬，而且父母会被称赞。这也被称为孝顺。如果一个孩子失败或缺乏成就，人们通常会认为是他/她的父母没有教育好。更甚的会怀疑这个家庭内部的问题。所以中国父母会更严格，对孩子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
（二）个人主义对美国的影响
美国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重要性。因此美国父母的主要目标是让他们的孩子变得独立。鼓励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观点。父母不为孩子计划未来的生活，如告诉他们必须去上大学。学习并不是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唯一，社会生活也很重要。
总结
本文从文化价值的角度分析中美家庭教育的差异。从中美家庭教育目标和期望，家庭教育内容以及家庭教育方法的差异分析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中美家庭教育的影响。
作者简介：王真坪（1995-），女，民族：汉，籍贯：四川，学历：本科，职称：学生，就读于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经贸英语。
参考文献：
[1]《论建立合理性教育预期》闫拓时 王旭平《北京教育（高教版）》2010年2期
集体主义美学篇4
关键词:超验个人主义 自由 自助 自我
沃尔特·惠特曼是美国文坛中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他对自己的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打破了英国传统的诗歌旧例,并创造了自由体,取得了巨大成功。惠特曼的文学创作与超验主义有着紧密联系,并对美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爱默生的自然哲学和艺术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惠特曼,也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草叶集》第一版出版的时候,爱默生将其誉为“贡献给美国的一笔才思和智慧”。爱默生以及超验个人主义对惠特曼的影响在《草叶集》中得到全面而深刻的表达。作为一个真正美国化的诗人,惠特曼通过对诗歌内容和形式的改革,在美国历史上占有永久地一席之地,并对美国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个人主义是超验主义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再加上超验主义色彩,它就是超验个人主义了。爱默生在他的文章中首次提及超验个人主义,并在他的作品《论自然》,《美国学者》和《论自助》中加以全面阐释。超验个人主义建立在超验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之上,它强调个体的重要性,注重个性,促进个人独立并主张自力更生。
首先,超验个人主义强调个体的重要性。超验主义学家认为,每个人都有高尚的灵魂和神圣的精神及思想,人就是神的体现。这一点在爱默生的作品《美国学者》中得到充分阐释,“新时代的标志……是给予每一个人足够的重视。所有试图隔离个体的东西——比如个人的尊严,如果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尊重,这样一来人们就会觉得世界就是自己的,因而每个人都将像对待最高统治者那样对待其他人——都将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团结。” (P1028)从爱默生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因人类个体的存在而存在,人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元素。
其次,超验个人主义强调个性。在超验主义学家看来,个性是个人价值的体现。这种个人主义强烈反对模仿和随波逐流。在爱默生的作品《论自助》中,他写道,“每个人在接受教育时,都有一个嫉妒是无知,模仿是自杀的有罪时期,这时候,他必须明白,不论是好是坏,那都是他自己的一部分。”(P41)很明显,爱默生将模仿视为个性的一个敌人。至于随波逐流,爱默生则更为蔑视,《论自助》中的这些语句是他态度的最好体现:“随波逐流没有用,那只能分散你的力量,虚度你的光阴,最终彻底毁掉对性格的理解。”(P45)在爱默生看来,人不应该随顺任何传统和习俗。
接下来,超验个人主义促进个人的独立。根据超验主义学家的理论,一个理想的人,应该忠实的根据自己的理想和欲望采取行动。在《论自助》中,爱默生写道,“跟随世界的大潮生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找个地方孤独的生活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伟人能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依旧品尝孤独生活的独立性的所有甜美。”(P45)爱默生呼吁每个人都应摆脱外界对自身的一切影响,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
最后,超验个人主义主张自力更生。超验主义学家深信人的神圣。下面便是爱默生在《论自助》中的观点:“相信自己,每颗心的跳动都与那铁一般的意志紧紧相系。”(p42)超验主义学家相信,人可以完美发掘自己的潜力,并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精神上的完满。
爱默生的超验个人主义将个人的权利置于万物之首,并给人以尊严,它帮助人们建立了自信,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超验个人主义呼吁摆脱传统和习俗的束缚,时至今日,它已深入人心,使个人主义发展成为美国的核心价值观。
惠特曼从爱默生那里接过个人主义信念的火种,并在自己的诗作中充分体现出来。《草叶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反映出它贯穿了超验个人主义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颂扬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由,推崇自力更生。
颂扬自我是惠特曼诗歌的主题。《自我之歌》中体现了《草叶集》的所有思想精华。在《自我之歌》的第一部分中,他写道“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P2048)同爱默生一样,惠特曼强调个人的价值。《自我之歌》的第24小节中的“我里外都是神圣的,我使我所接触的或及所触过我的一切都变得圣洁,这些腋窝里的气味是比祈祷更美的芳香,这个头比教堂,圣经,以及所有的教条更美。”(P2046)这些诗句充分表明惠特曼坚决维护个人价值而且强调个人的重要性。惠特曼坚信个体是组成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元素。
爱默生呼吁人们打破传统和习惯的枷锁从而树立自己的个性。惠特曼积极回应了爱默生的口号并且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个性。他的个性集中体现在他对于诗歌形式和内容上的革新。首先,我们将讨论他在诗歌形式上的革新。惠特曼开创了没有固定节拍和韵律的新形式——自由体,并被誉为“自由体诗之父”。《草叶集》中《我听见美洲在唱歌》一诗,成功将其独特的诗歌风格具体化。这种全新的诗歌形式也是对自我和个性的张扬。其次,他在诗歌内容上的革新。不同于以往的叙事诗,惠特曼以普通人为歌颂对象。惠特曼对性也做出了描写,比如,《自我之歌》,《我歌唱带电的肉体》和《一个女人等着我》。对于非裔美国人的悲惨生活惠特曼也做了描述,在《自我之歌》中的第10小节,他讲述了自己在家中照顾一个逃亡奴隶的故事,在第33小节也有对100个奴隶悲剧命运的描写。他揭露和批判了奴隶贸易的血腥并且明确提出了对奴隶制度的抵制;惠特曼还将其所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融入到诗歌创作中,这在《向印度航行》一诗中都得到体现。
惠特曼所追求的自由与爱默生强调的个人独立相一致。他将自由视为一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自我之歌》中,惠特曼表达了想打开束缚在人们身上的枷锁的强烈愿望。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在24小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把门上的锁拆下来,把门也从门框上撬下来!……透过我内心深处的声音,性与欲的呼唤,我轻轻揭开面纱,呈现狂野的内心。”(P2064)读者也可以从《大路之歌》中感受惠特曼对自由的追求。在第5小节里,他写道,“从这一刻,自由!从这一刻开始,注定放开约束与假想的诗句,按照自己的计划,完完全全地,做自己的主人。”[10](P2049)这些诗句表达了诗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美好愿望。同时也暗示出惠特曼对个性独立的强烈要求。
惠特曼维护爱默生所坚持的自力更生。他相信人性本善,并有自我完善的潜质。在《自我之歌》的第2小节中,他这样坚定地建议人们,“你将不会再第二手、第三手起接受事物,也不会借死人的眼睛去观察,或从书本中的幽灵那里汲取营养,你也不会借我的眼睛观察,不会通过我而接受事物,你将听取各个方面,由你自己过滤一切。”[11](P2049)惠特曼相信通过自力更生,人们可以不断地提高自我。在《大路之歌》的13小节中他写道,“走啊,向着那无始无终的地方走去,白天行走,夜里休息,要备尝艰苦,将一切都融汇在你们所走过的旅程之中,融汇在你们所度过的白天和黑夜里,更将它们融汇在将要开始的更崇高的途程中,”[12](P2114) 这反映了诗人对于自我完善的坚定信仰,并坚信通过自力更生人类的精神可以达到新的高度。
尽管惠特曼支持爱默生个人主义的许多信条,但《草叶集》中的个人主义体现出了两个区别性特征:一个是对人类肉体与精神和谐结合的着重突出,另一个则是对博爱的强调。首先,惠特曼表明了对个人价值的完全肯定。尽管爱默生也坚持个人价值,但他更注重精神。在惠特曼看来,人类的肉体同精神一样重要,并相信二者在诗歌中都值得歌颂,二者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在《自我之歌》的第48小节中他的这种观点得以充分的体现:“我曾说过,灵魂不高于肉体,我也说过肉体不高于灵魂,没有什么,甚至是上帝会比自己的肉体更加强大”。[13](P2088)惠特曼在诗中赞美的肉体往往与灵魂结合在一起,打破了爱默生超验主义中腐朽传统的价值观念。其次,惠特曼的个人主义伴随着博爱精神。在《歌唱自身》的开头部分,他就强调了个体与集体同等重要的理念:“我歌唱一个人的自身,一个单一的个别的人,不过要用民主、全体这两个词的声音。”[14](P2034)关于博爱意识,他在《自我之歌》的第5小节他写到:“世间所有的男子都是我的兄弟,所有的女子都是我的姊妹或爱人。”[15](P2051)他把别人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关心爱护他们,这是一种博爱。在15小节中他提到了不同阶级、民族和职业的人,不论地位高低,他都同样尊敬和爱护他们,由此也可以看出惠特曼博爱的思想。总之,在《草叶集》中,惠特曼不仅提出了个人主义,还提到了能够化解个人主义中邪恶因素的博爱。
惠特曼的《草叶集》中充分洋溢着超验个人主义并在《自我之歌》中充分体现出来。其中以“我”为中心表达情感,讲述经历。他个性化的信仰通过自身的体验表达出来。惠特曼积极响应爱默生建立个性化的号召,并逐步形成自己的特点。他的《草叶集》继承并发展了超验个人主义的核心。同时,打破其限制,丰富了其内涵。
(本文为2010年度大连民族学院“太阳鸟”学生科研立项项目“超验主义对惠特曼诗歌创作的影响研究”(2010121)成果)
注释:
草叶集的出版历史和起源.引自en.wikipedia.org/wiki/Leaves_of_Grass
尼娜·班姆:《诺顿美国文学选集》(第一卷),纽约:美国诺顿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
何木英,杜平:《美国文学简史与作品选读》,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11][12][13][14][15]尼娜·班姆:《诺顿美国文学选集》(第一卷)纽约:美国诺顿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
集体主义美学篇5
关键词：数学；德育教育
德育教育在新课程标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德育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教育学生，使之成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并拥护社会主义、遵守国家法律及社会公德、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青年知识分子。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向学生渗透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并引导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德育教育关系到使学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核心问题，是整个教育的重中之重。德育教育不应该只是简单枯燥的说教，更应该结合教学实际，如“润物细无声”般缓缓渗透到学生的心灵之中。数学教学中怎样将德育教育落到实处呢？笔者简单总结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供教育工作者参考。
1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数学知识在很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课堂教学中向学生讲述数学知识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重要成就，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激发他们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和积极向上的健康情感。我国自古在数学研究应用方面就有辉煌的成就，如南北朝时期刘徽的《九章算术》；北宋时期贾宪研究的增乘开方法，即求高次幂的正根法，这个方法的提出比欧洲数学家霍纳的结论早七百多年；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不仅是一位数学家，同时还通晓天文历法、机械制造等领域，并且他最早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的后七位，比外国早了一千年。我国古代数学取得的光辉成就，是人类对数学的认识过程中迈出的重要步伐，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扩大了数学的领域，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在近代数学方面的成果也同样令人骄傲，如数学家华罗庚关于完整有理三角和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华氏定理”，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提出的命题被国际数学界誉为“陈氏定理”等等。课堂上把这些真实的数学史讲给学生听，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兴趣和注意力，而且还可以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2利用数学的美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
美学是研究人与世界审美关系的一门学科，既是哲学学科，又是思辨学科。良好的美学素养可以提高一个人的道德情操，使其脱离低级趣味。美学的对象大于美，包含科学艺术的各个方面，也包括数学。开普勒也说“数学是这个世界之美的原型”。数学对美学的体现，是各个部分之间的和谐、对称、恰到好处的平衡，著名的黄金分割就是数学美的完美体现，在很多设计上都应用到了黄金分割率，小到我们日常用的打印纸、火柴盒，大到我们的国旗，长宽比例都恪守0.618比值。数学对象以形式上的对称、和谐、简洁，总给人带来舒适、愉悦的感受。再比如r=a(1-sinθ)方程曲线是著名的“心形线”，这个方程式背后还有著名数学家笛卡尔和瑞典公主克里斯汀的爱情故事。在数学教育中讲述这种经典、难忘的例子，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更能使学生感受美，提高自己的审美情操。因为数学的美表现在对称、和谐、规律、秩序、统一等多个方面，所以可以利用数学的美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比如圆就完美的体现了集体主义精神。圆是平面图形中最完美的图形，它的完美不仅在于它是轴对称、中心对称图形，而且在于它外形上的完美、和谐、统一，这是因为圆就是把无数多个散点有秩序地、对称地、和谐地、按到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规律排列而成的封闭图形，这些散点组成圆后就像组成一个和美的大家庭，虽然每个成员都受到集体纪律的束缚，但也都拥有自己的位置和作用，体现自己的价值。由此笔者借用圆来教导学生：每一个学生原本是一个个孤立的点，班集体就好像是一个圆，把这些学生聚集在以班主任为圆心、班级规章制度为半径的圆周上，学生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集体的形象、荣誉与每个学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若个人不遵守集体的纪律，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就会像不在圆上的点一样，游离于集体之外，既破坏了集体，也得不到集体的温暖和帮助，得不到成长的机会。这样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将集体主义教育自然地渗透到学生的心田。
3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所谓团队协作，是指建立在团队基础之上，发挥团队精神、互补互助以达到团队最大工作效率的能力。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能力、精力非常有限，凭个人的努力是很难取得成就的，因此组成团队共同协作才有可能取得突破。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还要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针对解决某个问题或证明某个定理，让学生分组讨论，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本小组认为最优的解决方案，再通过讨论甚至辩论来比较各个方案的优缺点。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也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在这种学习情景中，学生会意识到个人目标与小组目标之间是相互依赖关系，个人必须与团队其他成员真诚无间的合作才能取得成功，同时还可以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他人的学习成绩的习惯，一定程度上消除嫉妒心理。
4通过数学教育培养学生优秀品质
优秀品质有很多内涵，比如谦虚、自律、严谨、吃苦耐劳等。这些品质并不是一个人生来具有的，而是后天在学习生活中逐渐培养的。数学这一门学科本身有很强的严谨性，在公式运用、数据采集及计算过程中要求一丝不苟。教师一定要从自身做起，做好严谨认真的带头作用，在课堂上讲解数学概念时，要尽量运用专业的数学语言进行准确描述；对公式的具体作用要进行确切的讲解；板书的书写要有一定的条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做舟。”吃苦是成功的基石，在学习工作中想有所成就必须经过不懈的奋斗和努力。数学学习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因为数学高度的系统性、抽象性决定了它有枯燥的一面，学习数学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支撑；同时数学也是一个很值得付出一生去学习的学科。数学除了能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培养严谨自律的品质，还会让他们收获知识和战胜困难的勇气，这对学生的个人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德育教育在教学内容中既是重点，又是难点，传统的德育教育往往流于说教，很难触及学生的灵魂。新世纪的学生个性自由、知识面广，既有热情善良的一面，又有骄傲任性的一面，以往的德育教育方式越来越不适用于当代青少年，因此探讨新的德育教育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在数学教育中浸入德育教育是一种有益的德育教育研究。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强，每一名教师都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为青少年的未来、为祖国更美好的明天而做出贡献。
集体主义美学篇6
【关键词】 中美商务协商 文化差异 协商方式
1 引言
中美双方是很重要的经济贸易大国，在随着合作规模的不断扩大，两国的经济不断互补，相互依存。但有时却不能很好的进行合作，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原因与动力是协商中的文化。
今天，中美经贸紧系是两个国家之间真正的贸易增长水平的平台。从两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协商者来看，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所以会有不同的协商风格。那么就需要协商者很好的了解中美文化和彼此企业的差异，了解自身的文化渊源，从对方的角度客观思考，尽量避免由文化差异引起的冲突，促进双边贸易，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商务协商中的协商策略不同
中美商务协商中，由于两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反映出双方的决策不同。美国注重线性思维，而中国注重综合性思维。
2.1 中国在谈判协商中的策略
中国的协商代表一直坚持，总的原则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出发点。只有当总的原则确定下来，才能就合同的具体细节进行协商谈判。“先谈原则，后谈细节”战略是中国谈判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
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是重视综合思维方式。早在西周书中就有提出有机整体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综合基础。春秋时期，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到了汉代以后，又有新道家理论加入，隋唐时期佛学的本体论与理学系统的结合，综合性思维已逐渐成为中国人思维的特点。在此影响下，中国人在观察事情趋势后，从整体作出定论。在中国人看来习以为常的事情中，都可将其分为两个对立点，但二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2.2 美国在谈判协商中的策略
美国人认为世界是由事实而不是某些概念观念构成的。谈判的过程中，他们着眼于全局，从整体出发直接谈论问题，讨论具体的金额。
美国人倾向于一种线性的思考方式。西方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是密不可分的。由于西方哲学的起源因素不同导致他们对待问题也有不同的观点。他们仍然停留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的提出层面。原子理论体现了古希腊哲学的内容、结构和形式，是所有关于线性思维汇总。因此，个人的学习和分析的思维方式已经成为美国的思维特征。针对线性的思维方式，重视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美国人往往重视细节，所以一开始就对具体的资金进行讨论。
3 在谈判协商中的决策方式不同
3.1 中国的决策方式
中国的决策通常是集体谈判最后由个人决策。中国的谈判小组谈判协商之前，谈判要反复交换意见以协调整个团队行动。需要向上一级请示时需要上一级领导作出决定。中国文化是高权力聚集的文化，这是因为，在中国自古有着上下级之间的纵向关系。基于中国道德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加注重人的身份地位的差异，上下级关系的垂直影响个人的行为举止。总的来说，中国人一直接受着这种文化的影响，包括商务谈判，都是最终由总负责人来决定。
3.2 美国人的决策方式
在美国文化中，平等观念是非常强的，人际关系之间是平等的。企业间谈判协商之间也是平等的。在美国，美国派出的谈判代表通常有足够的权威，在授权范围内，可以直接做协商决策的主体。1776，美国政府颁布了《独立宣言》，确定了自由、生存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加上有各种各样法律保护，创造了美国人的的强大的和卓越的个体意识，崇尚自由、平等、竞争。谈判协商，美国强调个人的作用，往往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协商。
4 中美商务协商中的目标差异
中国的文化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的文化取向是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商务谈判中，中国人培养关系是自然的。然而，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文化。
4.1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解释预定义
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价值取向：美国文化崇尚个人主义；中国文化崇尚集体主义。因此，美国人的价值观是自由、法治、人权，而中国重视伦理规范、道德原则和人际关系。
4.2 美国的个人主义的解释和定义
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基督教，其核心是个人主义。美国的个人主义，它是指个体对集体生存的基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在他身上除了个人利益就是公共利益。美国人不喜欢口头合同，他们经常诉诸于法律手段来处理一些事务。这是非常常见的在美国找律师来解决问题。尽管显得呆板、缺乏弹性，但我们若了解这一点，那我们就很容易和美国人进行商务协商了。
4.3 中国的集体主义的解释与定义
东方文化的基础是儒学思想。中国文化的三大来源是儒家、道教和佛教。儒家追求世俗的等级、名利和儒学的价值目标是集体的利益。中国的集体主义，它是指集体是个人存在的基础。公共利益就是个人利益，公共价值就是个人价值，公众意愿就是个人意愿。
5 结语
其实每个国家在客观上都是存在差异的。中美两国也不例外，也有着不同的文化的影响，并表现出非常不同的谈判风格。商务谈判成功的必经之路首先是中国代表应该学会观察美国文化，良好的与自己的文化对比，学会识别、理解、接受和尊重对方的文化，并随时准备与之文化之间的交流，逐步提高自身的跨文化意识。其次，我们应该抛弃种族中心主义，更尊重外国文化与传统文化。再有，我们应该熟悉不同国家和地区商人的谈判风格，以达到目的，成功的进行商务协商交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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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比尔·斯科特著《贸易技巧谈判》.中国外贸出版社出版.
集体主义美学篇7
关键词：美国贸易政策 国际体系 国内社会 国家（政府）
自建国以来，美国贸易政策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立国之初，美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后期维持高关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步开始了贸易自由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公平贸易”，直到最近美国国内要求贸易保护的声音不断。为什么美国贸易政策变化不定，决定美国贸易政策变化的因素是什么？在学术界存在三种不同分析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理论，即国际体系模型、国内社会模型和国家（政府）模型。本文试图简要介绍三种不同分析模型，并分析其优缺点，以便进一步理解美国贸易政策并预测其未来走向。
国际体系模型
国际体系模型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和进程两个方面解释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认为体系压力塑造了国家贸易政策。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分析模型主要由新现实主义发展而来，肯尼斯·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首次区分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分析方法（还原主义方法），他认为建构国际政治理论需要体系分析法，把国家视为黑箱子，不关注国内政治。在现实主义学者看来，国际结构是一种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社会是不安全的世界，国家有寻求权力和增进相对强于其他国家能力的动机。无政府状态对国家的意义在于：
第一，国家需要在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中提取权力维护自己的安全，这需要国家关注经济增长和财富的积累，重商主义是最为符合这一战略的贸易思想；第二，在不安全的无政府状态中，国家极为关注在世界经济中的独立性，防止经济过于依赖其他国家；第三，国家关注相对获益。国家对于权力和财富的渴望导致它们在合作之时关注获益的多少，因为这关系到国家之间权力的消长。现实主义认为每个国家将实行民族主义贸易政策，国际贸易合作仅是权宜之计，国家间贸易冲突是必然的，国家间贸易合作需要霸权国存在。霸权国偏好自由贸易政策以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
利用这一层次分析的美国学者主要有金德尔伯格、罗伯特·吉尔平、史蒂芬·克莱斯纳等。克莱斯纳分析了1945-1960年间美国贸易政策，认为这一阶段美国建立了政治和经济上无可争议的霸权地位，这导致美国积极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并在GATT中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削减关税和规范非关税壁垒，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秩序的建立美国甚至愿意采取对其不利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大卫·莱克研究了1887年到1934年霸权和自由贸易政策之间的关系，认为在1887-1897年国际结构处于英国霸主地位下，美国采取搭便车，在国内维持高关税政策。在1897-1929年，英国开始衰落，但继续维持自由贸易政策，美国也开始逐渐转变贸易政策，支持自由贸易。1930-1934年经济危机爆发彻底破坏了自由贸易在各国的施行。
国际体系进程模型认为国际制度具有制约国家贸易政策的能力，可以称之为国际制度理论。该理论是在批判霸权稳定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认为霸权衰落后国际制度仍能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国际制度具有一定的功能，可以降低国家之间的交易成本、提供信息和减少国家间意图的不确定性。因此，国际制度可以独立于权力之外，不受权力制约，国际制度一旦建立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国际机制本身是自变量，是独立存在的，不需要依附于强权，国际机制自身可以促进国家相互合作。”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影响表现在一旦国家加入国际制度便受到制度制约，国际制度指引国家制定与它相符合的对外政策。具体在国际贸易领域，一个国家加入WTO需要受到它的制约，致力于推动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规避非关税壁垒，遵守WTO的规定。
国际体系模型分析了世界经济环境对国家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当世界经济环境恶化或者国家经济不景气时容易导致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这种模型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忽视了一个国家国内社会和政府在决定贸易政策中的作用。“这种理论忽视了国内利益集团的实力变动、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中政策的多变性，以及不同国家在面临相同的国际环境时采取不同的工业化和贸易政策。”例如戈根斯坦分析了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贸易政策，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尽管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相应地下降，但是美国仍然维持自由贸易政策，这是因为美国国内自由贸易观念占主导地位。
国内社会模型
国内社会模型分析社会力量对国家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认为国内政治决定了贸易政策制定，这表现为利益集团模型和政党模型两种。
（一）利益集团模型
根据戴维·杜鲁门的定义，利益集团是任何建立在享有一个或更多看法基础上，并且向社会其他集团或者组织提出某种要求的组织。该理论认为在代议制民主国家中，选民利益的多样性导致潜在的交换收益，也就是说贸易政策作为一种有其内在的特性的政治商品，在行政官员、国会议员与特定利益集团之间进行政治交易，贸易政策的最终决定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政府是利益集团活动的平台。同时，由于每一个选民和企业的偏好是多元和变动的，这就决定了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的暂时性和多样性。利益集团的流动变化意味着各利益集团在紧要关头依据特定贸易或者相关议题而结成临时性同盟。当议题发生变化时，原来的利益集团也趋于瓦解，并在新的议题指导下形成新的联盟。
利用利益集团模型研究著名的著作当属于美国政治学家沙特施耐德的《政治、压力和关税》，他通过研究发现在国会统治贸易政策制订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国会议员受到利益集团左右。杰弗里·弗莱登（Jeffrey Firden）认为美国一战之后经济实力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但美国的贸易政策仍然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徘徊。这是因为美国国内存在两股政治力量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后者坚持孤立主义。在这两股势力背后都有着强大利益集团的影响，前者的背后是华尔街的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这些部门经济已经国际化，后者的背后是传统的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中小制造业和农业。因此，他认为美国国内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和联盟对解释美国的贸易政策具有关键性作用。但也有学者批评利益集团模型，认为它缺乏严谨的理论和预测价值，因为它缺乏衡量利益集团力量的手段，无法指明最终哪一个利益集团在竞争中会获取胜利。对利益集团模型分析最主要的批评来自新制度主义，其认为制度为利益集团提供了竞争的舞台，制度约束了利益集团的能力，它规定了哪些利益集团可以，哪些利益不可以在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因此，制度决定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
（二）政党模型
该模型认为政党与一定的贸易政策相联系，一旦支持某种贸易政策的政党上台执政，将推行这种贸易政策。政党贸易政策偏好的决定因素来自于政党所代表的部门利益和意识形态偏好。认为政党的贸易政策偏好受到了选区利益制约的学者认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例如民主党偏好贸易保护主义是因为它主要代表了劳工阶级的利益，共和党偏好自由贸易是因为它代表了工商业利益集团的利益。但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内都有支持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利益集团，仅依赖于选区利益集团不能解释政党贸易政策偏好。意识形态论认为党内成员共享的规范和因果信念决定了政党贸易政策偏好，共和党支持自由贸易是因为它信奉自由贸易可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民主党反对自由贸易是因为自由贸易带来了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收入不公。
政党模型认为政党在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贸易政策的历史可以通过政党政治进行解释。19世纪后半期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和共和党联系在一起。共和党代表了北方进口竞争的制造业利益。在意识形态上，共和党认为政府需要积极行动以促进国家工业化和提高工人工资，提倡高关税政策。民主党代表了南方农业出口利益集团利益，意识形态上支持有限政府，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要求政府实行低关税政策。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McKinley Tariff）是在共和党总统哈里森政府时期，并且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两院的情况下制定的，平均关税水平维持在48.9%。1892年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上台，1894年民主党控制了国会，通过了《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Wilson-Gorman Act），使得平均关税下降到40%以下。但政党政治在美国历史不同时期所起作用并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方面是美国政党势力的削弱，另一方面是贸易问题不是政党争论的焦点，这削弱了政党政治在贸易问题上的解释力。“对外贸易不是党派之争的一个主要焦点。民主党和共和党争取的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支持，但两党都没有把贸易政策作为区分彼此分歧的主要方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两党在贸易政策上的分歧加大，又加强了政党政治对于贸易政策偏好的解释力。
国内社会模型把国家作为利益集团和政党控制贸易政策的被动反映，是国内政治，而不是外部力量，决定了政策决定，这遭到国家主义学者的质疑，认为无论是利益集团还是政党必须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活动。“多元主义认为选区压力导致了贸易政策，出现保护主义的法案和修正案，然而一系列研究证明贸易政治和20世纪30年前不一样，当代的贸易政策结果基本上不是由选区压力导致，而是在《史慕特—哈利关税法》后，制度设计保护国会为行政机构开辟了制定政策的渠道。尽管国会活动显示是对选区利益的反映，但贸易政策最终是被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的精英决策者决定。”
国家（政府）模型
国家（政府）模型存在两种不同路径。
（一）官僚政治模型
该模型认为行政部门之间的互动决定了对外贸易政策，各个行政机构具有自身利益，例如商业部追求国家商业利益、农业部追求农业利益，各个部门之间不同利益博弈决定了国家对外贸易政策，部门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该分析模型是随着各国文官制度的建立，官僚政治凸显，官僚本身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而出现的。这一分析模型最早来源于马克思·韦伯对官僚体制的研究。“官僚政治理论认为外交部和其他官僚单元至多是追求它们自己版本的国家利益，至少也是关注自身狭隘的部门利益，因此，对外政策的制定成了一场内部表现的战场，在这里，决策是由讨价还价而不是依据逻辑产生的。”该模型认为一个机构背景能够将其职员社会化，使其符合该部门的一套特定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凌驾于更高的价值体系如“国家利益”之上。因此，外交部人员所关心的方面和国防部官员完全不同，这很明显夸大了官僚集团的作用。“对外政策制订中涉及许多关键变量，而官僚政治理论只不过具有单一因素的解释性，不能以偏概全。”正如霍尔批评道：“这种方法替代了原来的理性行为理论，结果变得模糊不清，在解释和预测政策方向时也变得基本上不可确定了……然而，没有任何办法来预测各个政策参与者的立场，也没有任何方法来评估连续不断的政治斗争中各个参与者的相对权力，决策过程仍然是一场相对不确定的战争。”官僚政治模型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强化整个国内政治分析方法，反对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视国家为黑匣子的分析。同时，他将国内政治分析模型带入了国际关系学的议程，推翻了决策者总是明智地或代表公众利益而行动的论断。
（二）新制度主义模型
该模型认为美国国家制度结构决定了美国贸易政策。制度结构包含不同的层次：政府制度的特定特点、构成整个国家的结构以及整合这些制度结构的观念。首先，制度结构可以指行政、立法规则，它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对他们之间的冲突起着调控的作用；其次，制度结构也可指国家内部权力的集中和分散，这主要是行政和国会之间的权力平衡；最后，制度结构还可指制约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制度分析模型最为突出的学者是I.M.戴斯勒，他在《美国贸易政治》一书中强调保护国会的贸易政策制度设计是美国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根本：国会立法者把自己排除出具体特定产品贸易立法之外，国会议员认为贸易立法太过于复杂和太过于繁琐，因此把具体关税削减的权力让渡给总统，国会起着监督的作用。罗伯特·帕斯特（Robert Pastor）提出了府会政治的解释模型，他集中分析了美国的两大权力结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制度特征，考察了他们从1926-1976年的关系演变，认为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从国会逐渐向行政机关转移，从而在美国出现了自由贸易政策。制度模型的缺陷在于制度是行为体进行活动的平台，仅仅强调活动的平台而忽视活动的主体是不完整的。
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综合分析
体系、社会和国家构成了分析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三种路径，任何一种分析路径都存在缺陷，因此需要结合三者综合分析。这表现在不同时间段，三种路径的适用性不一样。当国家遭遇重大危机时，国家的力量得到加强，政府在贸易政策制定中作用上升。如20世纪30年大危机加强了罗斯福政府的权力，实现了贸易政策的制定权从国会向行政机关的转移，从而开启了美国贸易自由化之路。同样，“9·11”事件加强了美国行政部门的权力，抑制了美国国内社会的贸易保护主义力量，从而为多哈部长会议拉开新一轮多边谈判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其次，在不同时间段里，三者之间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在这三者之间，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国际力量和社会力量都是通过它来发挥作用，国家对哪一个层次的力量感受最为迫切，政策决定就会向哪一方面倾斜。例如在西雅图会议期间，美国国内社会强烈地反对导致了这次会议的失败。当国际力量强烈反对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时，美国则不得不有所收敛。如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国会通过了购买美国货的议案，但遭到其他国家强烈反对，美国政府不得不作出澄清这不是歧视其他国家产品。
因此，分析美国对外贸易政策需要结合三种分析模型。第一，国际体系给美国对外贸易决策提供了大的背景舞台，国际体系的力量通过对国内社会的影响表现出来。当美国经济强盛时，美国国内维持开放的贸易政策呼声加大，当美国国内经济衰退时，美国国内要求贸易保护的压力上升。第二，社会力量通过影响国会来实现其目标。首先，选民的需求通过选举博弈来对立法人员施加压力，决定立法人员在贸易决策上的立场和行动方向。议员选区的利益分配格局、经济强劲程度以及该选区的利益集团对保护需求的程度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自由贸易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其次，在选民压力的约束下，立法人员在政党斗争的博弈中权衡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可取性，贸易伙伴报复的可能性、贸易伙伴是否进行不公平的贸易竞争等因素对贸易决策的影响。国会的权力越集中，多数党通过委员的任命和资源的分配等手段控制国会的议程就越多；权力分散增加了跨党联合和妥协的需求，也增加了各种利益集团影响政策的渠道。第三，总统和国会力量之间的博弈决定了贸易政策决策的制度环境，这一环境决定了是采取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政策。在经济学理论下，人们倾向于认为自由贸易符合国家长远利益，总统较少受到国内社会力量影响，遵守国际承诺的需要，比较容易制定自由贸易的政策。当贸易政策制定权为国会掌握时，由于国会受到国内社会影响较大，容易出台贸易保护政策。在国会和总统权力之间的较量中，国会和总统之间权力的分享导致了美国管理贸易政策的出现。
最近美国越来越表现出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是这三种模型的综合结果。在国际体系方面，世界经济不稳定，美国经济低迷，多边贸易体系受到削弱，这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出台提供了宏观背景；在国内社会方面，全球化飞速发展导致了美国民众关于贸易问题的两极分化，贸易问题和广泛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更加剧了这一趋势，美国国内很难形成一致的贸易政策，两党一致支持贸易自由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国家（政府）方面，由于美国总统权力的削弱，国会逐渐开始主导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美国政府不同部门利益诉求不一，导致了美国行政部门不再能够主导制定偏向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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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美学篇8
多边安全机制与亚太安全合作
对地区多边安全机制进行分类是探讨亚太地区多边合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根据约翰·鲁杰(John Ruggie)的定义，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指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在普遍的行为原则基础上协调相互关系的制度形式。多边安全机制是以多边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安全制度。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多边主义只反映安全合作的形式，并不反映安全合作的性质。(注：对多边主义概念的理论分析，参见John Gerard Ruggie,“Multilateralism:the Anat omy of an Institu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3,1992,pp.561—598。)例如，北约和欧安组织都是多边安全机制，但它们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多边机制。建立不同的多边安全机制需要具备不同的前提条件，一个地区能够建立何种类型的多边机制，取决于该地区安全结构的具体条件。此外，有效的安全机制是地区安全秩序的基础，性质不同的多边安全机制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地区安全秩序也各不相同。由此可见，对性质和功能各不相同的多边安全机制进行区分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按照安全合作的性质和功能差别，把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分为四类，即军事同盟、大国协调、合作安全和集体安全。(注：关于安全机制的分类问题存在很多争议，参见王杰主编：《国际机制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240页。国内不少学者把多边安全机制等同于合作安全或集体安全机制，没有区分不同性质的安全多边主义之间的差别，尤其是没有区分多边同盟和集体安全的差别。参见楚树龙：《亚太地区安全观、安全结构和安全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5期，第2～3页；黄永光：《多边机制与东亚安全秩序》，载《太平洋学报》，2001年第3期，第90页；朱锋、朱宰佑：《多边机制与东亚安全》，载《当代亚太》，1997年第5期，第50～51页；俞晓秋：《欧亚多边安全机制之比较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6期，第11页；陈峰君：《两种不同的安全概念与安全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11期，第26页。把不同性质的多边安全机制区别开来的观点，参见阎学通等著：《中国与亚太安全》，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270；董惠康：《国际法上的集体安全制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6～390页；门洪华：《集体安全辨析》，载《欧洲》，2002年第5期，第10～12页。)对比这种四种多边安全机制，从合作的目的、性质和合作范围来看，多边同盟和其他三种合作机制的区别最大。和双边同盟一样，多边同盟是传统均势政治的产物，没有摆脱由均势对抗求安全的传统模式，它的思想基础在本质上仍然是个体安全。大国协调开始摆脱均势政治的影响，但它把多边主义局限于大国之间，不能充分体现中小国家的安全利益，因此属于传统安全合作和新型安全合作之间的过渡形式。合作安全和集体安全从建立国际规范和制度出发来保障所有国家的安全，其思想基础是共同安全、综合安全，体现了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趋势。从合作机制的功能来看，大国协调和合作安全强调非正式合作，制度化程度最低，缺乏强制机制，所以冲突预防能力强而危机管理能力弱。多边同盟和集体安全的制度化程度高，具有强制机制，所以具有较强的危机管理能力。多边同盟的性质决定了它难以有效地降低安全困境的影响，因此冲突预防能力最低。相较而言，集体安全无疑是最理想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这四种多边安全机制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多边同盟提供集体防御，就其内部而言是一种集体安全。当地区集体安全机制针对地区以外的威胁，就转变为多边同盟。如果把大国多边主义扩散到更多的中小国家，就能够建立以大国协调为基础的集体安全。合作安全和集体安全的最大差别是制度化程度，一旦建立起有效的强制机制，合作安全就可以转变为集体安全。
表1 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分类和比较
多边同盟
大国协调
合作安全
集体安全
合作性质
以均势对
以大国合
以普遍的国际规
以普遍的国际规
抗求安全
作求安全
范和制度求安全
范和制度求安全
合作目的
抵御和战胜
控制内部
控制内部
控制内部
外部威胁
潜在威胁
潜在威胁
潜在威胁
合作范围
排他性同盟
排他性大国
非排他性地区
非排他性地区
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
冲突预防能力
弱
强
强
强
危机管理能力
强
弱
弱
强
观察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可以发现：冷战时期，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基本模式是以美国为中心和以苏联为中心的双边军事同盟，缺乏多边主义一直是亚太或东亚地区的主要特征。(注：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in Michael T.Klare and Yogesh Chandrani,eds,World Security:Challenges for a New Century,3rd ed.,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p.106.)冷战的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权力分配和安全关系的性质，在新型安全机制的基础上建构新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成为亚太各国面临的主要任务。虽然双边合作仍然是亚太安全合作的主导模式，但是包括美、日、中、俄在内的大多数亚太国家都开始积极倡导建立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多边主义逐渐成为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一个新的原则和规范。但是亚太地区应该以及能够建立什么样的多边安全机制?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在亚太建立什么样的地区安全秩序。不少国家的政府和学者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和看法，最后得到普遍认可的是合作安全。冷战结束以来的十多年里，亚太地区没有建立多边同盟、大国协调以及集体安全，只是发展了合作安全。这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在多边安全合作方面的一个重要区别。
亚太地区建立多边同盟的困难
多边同盟(multilateral alliance)指三个以上国家按照多边主义原则，针对共同的外部威胁而建立的军事同盟，因此可称其为“同盟多边主义”。多边同盟是一种排他性组织，仅在其内部实行多边主义原则，针对的是具体的外部威胁。(注：Brain L.Job,“Matters of Multilateralism: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Conflict Management,”in 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Morgan,eds.,Regional Order:Building Securityin a New
World,University Park,P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71—172.)建立多边同盟的前提条件主要有三条：存在共同的外部威胁；内部成员互不构成威胁；同盟中的主导国家对多边主义的偏好。(注：关于多边同盟的前提条件，参见阎学通在“清华—环球论坛”上的发言，载《环球时报》，2001年8月31日第4版，以及Steve Web,“Shaping the Postwar Balance of Power:Multilateralism in NAT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3,1992,pp.633—680。)
美国是推动亚太多边同盟的主导力量。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都是美国在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并一直延续到冷战之后。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谋求建立多边同盟的政策并不成功，美国和亚太盟国的安全合作以双边主义为基础，形成了所谓的“辐辏”(hub-and-spokes)模式。(注：关于冷战时期亚太地区没有形成多边主义合作的原因的探讨，参见Donald Crone,“Does Hegemony Matter?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Pacific Political Economy,”World Politics,Vol.45,No.4,1993,pp.501—525.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Katzenstein,“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Collective Identity,Regionalism,and the Origin of Multilateral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56,No.3,2002,pp.575—603。)
冷战结束以后，双边同盟仍然是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支柱。但是美国并不满足于维持这种单一的安全合作模式，而是试图借鉴欧洲多边同盟和地区多边主义的成功经验，在亚太地区探索多层次的合作机制。
多边主义合作的特点是适应变化的能力强，多边军事同盟也不例外。(注：JohnGerald Ruggie,“Multilateralism: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3,1992,pp.593—597.)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同盟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共同的敌人或对手，一旦达到目的，同盟将会解散。(注：JamesE.Dougherty and Robert L.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ies 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Addison Wesley Longman,Inc.2001,5th Edi,p.532.)冷战结束后，现实主义理论家们预言北约将很快走向解体。例如，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就认为，“从历史和均势理论我们得知，赢得战争胜利后的同盟很快便会解体，越是决定性的胜利便越是如此……北约(的解体)还没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注：Kenneth 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Michael B.Brownetal,eds.,The Perils of Anarchy:Contemporary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5,pp.73—74.转引自于铁军：《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载《欧洲》，1995年第5期，第15页。)但北约经过自身的战略调整，已经适应了国际体系变化之后的新形势，仍然在欧洲地区安全秩序中承担主导作用。(注：关于冷战后北约的战略调整，参见朱立群：《欧洲安全组织与安全结构》，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67～112页。)北约在冷战期间和冷战后的成功经验证明了多边军事同盟的价值，成为美国推动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多边合作的动力。
从冷战后美国政府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来看，寻求同盟间的多边合作是美国亚太多边政策的一个特点。美国国防部1998年《东亚战略报告》提出“安全多元主义”(security pluralism)概念，根据这个概念，美国希望建立以双边同盟为主，以“同盟间合作”(intra-alliance cooperation)和地区多边合作为补充的安全框架。(注：Matthew Augustine,“Multilateral Approaches to Regional Security:Prospectsfor Cooperation in North
Korea,”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Autumn 2001,pp.295—317.)2000年美国政府还曾经主张建立覆盖全区的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ies)，准备借鉴欧洲经验，在亚太地区建立多种多样、活动方式灵活但却是有形的多边安全合作架构。(注：宋以敏：《亚太地区的几个新发展趋势》，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9期，第12～13页。)美国谋求建立亚太多边同盟的具体表现，首先是推动“同盟间的协调”(intra-alliance coordination)，加强双边同盟之间的合作。冷战后，美国一直谋求构筑“美日韩大战略联盟”，极力推动日韩军事合作。(注：王传剑：《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美韩军事同盟》，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5期，第14～19页。)为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1995年美、日、韩三国成立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KEDO)；1999年8月日韩举行了二战以后的第一次联合军事演习；当年，美、日、韩三国又组成三边协调与监督小组(TCOG)，就半岛问题进行合作。这是美、日、韩同盟合作加强的标志。2001年上台的布什政府也没有放弃多边同盟构想。例如，2001年7月在美澳部长级会议上，受美国的支持，澳大利亚外长唐纳提出建立一个包括美、澳、日、韩在内的“四国安全磋商机制”的构想，舆论评为“小北约”。
但是美国谋求同盟多边合作的努力遇到很大阻力。除了外部力量的反对，这种阻力还来自“辐辏”模式本身。多边同盟的条件之一是存在共同的外来威胁，二是内部互相不构成威胁。“小北约”难以成功，一是因为“中国威胁”不现实，二是因为日韩矛盾。(注：参见阎学通在“清华—环球论坛”上的发言，载《环球时报》，2001年8月31日第4版。)例如，美国把中国看做亚太安全的最大威胁，“中国威胁”是它推动多边同盟的主要依据。但是和中国保持密切经贸关系的韩国很难认同“中国威胁论”。对于韩国来说，朝鲜才是美韩同盟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注：王帆：《美韩同盟及未来走向》，载《外交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62～66页。)此外，自冷战结束以来，韩国一方面加强和维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但是也开始推行多边外交政策，加强与周边大国的关系，避免对美一边倒，增强韩国外交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韩国认为，中国是与朝鲜半岛有着特殊关系的周边大国，发展韩中关系有益于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很快。1998年11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华，中韩两国一致同意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由此可见，韩国不会支持建立一个针对中国的多边同盟，破坏它的多边外交战略。日韩矛盾是美国推动同盟多边合作一个主要障碍。1998年以来日韩合作之所以有较大发展，是因为它们同时面临朝鲜的导弹威胁。即使是新成立的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也只是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进行“特别合作”(ad hoccooperation)，在更为普遍的安全问题上，这种“同盟间”多边主义仍然难以实现。例如，美国把中国看做亚太地区最大的挑战者，对华政策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和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但是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却从未与日、韩、澳三个重要盟国进行过磋商。(注：孙晖明：《美国的亚洲同盟(介评)》，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期，第63页。)总的来看，冷战后美国的同盟多边合作政策最成功之处，就是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形成了美、日、韩三国协调机制。但要在亚太地区真正组成一个类似北约那样的多边同盟组织，仍然是不现实的。
亚太地区缺乏建立大国协调和集体安全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