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失语”与“集体发作”

主流媒体有引导、纠正口头舆论场的职责，否则就会有丧失舆论影响力的危险。

“集体失语”与“集体发作”

2003年春天的“非典”由于其突发性、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成为社会重大突发事件的典型案例。而新闻媒体围绕“非典”的报道也经历从开始的集体沉默“失语”，到后来的集体出声“发作”的过程，从而成为研究媒体面对重大突发事件作为的绝好个案。

我们不应忽视对媒体表现的关注和思考,即: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媒体的集体缺位与沉默、事件过后媒体又往往集体发出声音甚至是大声喧哗,而且媒体的上述两种状态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共同经历突发事件的始末,而中间的缺失部分则由网络媒体来填充。

在具体考察两种媒体状态之前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之所以使用含有贬义的“发作”，是因为媒体事发后的集中发声是以不作为的沉默在先的，以区别于新闻媒体面对重大事件时正常的反应与报道。

集体失语

社会重大突发事件由于在突然之间爆发，信息的瞬间传递量十分巨大，容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因此蕴涵着珍贵的新闻价值。正因为如此，重大突发事件的公开程度、处理方式以及传播速度、途径，能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国家的形象和新闻信誉。而媒体的沉默失语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行为，因为在信息流通异常发达的时代，媒体的失语极少是因为不知晓消息造成的。

原因

当地政府部门的捂盖子、封嘴巴。部分地方政府往往要求新闻媒体“待原因查明后再做报道”，这就扼杀了报道时机，甚至可能造成不良后果。有些主管部门动辄以“容易引起恐慌”为由进行新闻限制和封锁，刻意回避政府工作中的失误。

媒体的脊梁软，禁不住利益集团的收买和影响。收买的结果往往有三种:一是有偿不闻，即真正的沉默失语;二是媒体心有余而力不足，转而拣“软柿子”捏，声音小而无力;再就是违背事实客观真相的有偿新闻、虚假新闻。

社会应急机制不健全，信息渠道不完善、不科学。多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政策范式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包括经济建设为中心原则、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以及内紧外松的策略手段和“政绩”导向的评估标准。当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职能部门往往习惯性地从一地、一己的角度,从“稳定大局”的立场出发，忽略公众的信息需求，对信息进行干预，使得信息渠道不够通畅。

主流媒体的角色不当。南振中认为:舆论分主流的媒体舆论场和民间的口头舆论场，尽管口头舆论场带有不同的感彩，有时难免会有片面性和夸大渲染的地方，但却有“无处不在，无处不及”的特点，在去伪存真后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口头舆论具有敏感性、及时性的特点，往往成为社会的“风向标”。而现在的问题是主流媒体对民间包括网络、手机短信营造的口头舆论重视不够，反应也较迟钝。实际上，两个舆论场都是公民知情的必然，存在交叉点。主流媒体有引导、纠正口头舆论场的职责，否则就会有丧失舆论影响力的危险。

危害

对公众知情权的不尊重。媒体的首要功能是:提供信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当媒体沉默失语时，公众就会失明。即使媒体“失语”确实能保持社会稳定，也是以公民的健康为代价，成本过于高昂了。实际上这种做法暗含“掩耳盗铃”的逻辑:新闻媒体不，公众便无从获知信息。2004年2月14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宣判:“皖豫鲁冀特大系列杀人案”罪犯杨新海被判死刑。消息传出，公众和舆论为之哗然:一个历时4年之久、60余条人命的案件在此之前竟不为媒体所报道。如果公安机关在凶犯杀了较少人、掌握其大体行径和手段规律后，就授权媒体公布相关信息，一方面可以减少更多不必要的伤亡，民众也会在知情的情况下给予配合、加快破案。

媒体丧失作为社会守望者的职能。回顾多年来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经验教训，只有因为不报道或延迟报道而造成被动局面的案例，至今还没有找到因为及时信息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例。从较早的1987年《工人日报》对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披露，到去年北大、清华餐厅爆炸事件的报道再到重庆氯气泄露事件的报道，无不说明:当媒体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给予及时的报道，就会抑制流言、谣言的传播和散布，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

媒体话语权、舆论引导权的丧失。受众心理学认为，人们都有先入为主的接受习惯，容易形成思维定势，如果媒体起初保持沉默，公众接受的就可能是民间或外国媒体片面、偏激甚至虚假的信息;而被歪曲的印象将会在头脑中保留相当长的时间，即使事后再花费几倍的工夫，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不良影响。

失去协助政府公关危机处理的关键一环。公共管理理论认为:从危机的生命周期角度看，最有效的危机应对和管理的时机是在初发期情况未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能够消弭危机于无形。而政府公关的要点在于主动通报事实真相，在做好常规的事务处理的同时，展示自信、积极应对的形象，这有助于平息民众不安情绪，配合政府的行动。

集体发作

如前文所说，媒体的集体、集中发声是不语后的爆发，是不正常的“马后炮”行为。突出表现就是事发后一段时间，跨地域、跨集团的众多媒体海量地事件的有关信息、评论。具体表现及危害如下:

成为社会的传声筒，声音大了则成为“扬声器”。而且容易异口同声，大打“顺风旗”，掩盖了不同声音，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媒体应有的平衡原则，背离独立、公正表达观点的原则。警官张金柱的一句“栽在了新闻记者的手上” 是不值得新闻媒体骄傲的。

不冷静的海量刊播信息，让民众承受信息压力，不知所措。这是由于在突发事件的新闻上，我们还缺乏专业、科学的体制、知识、策略和技巧，在事态严重程度与政府新闻的等级之间没有合理的层次匹配与过渡，让受众感到无所适从;缺少媒体互动的现念，不注意舆论的反馈。如对马加爵事件的报道，就出现过“走位”现象，即对“大学生杀人”这一点上的关注似乎超过了对于事件本身的反映和报道，超过了对悲剧的反思和总结。

产生传播的负效果。任何社会组织信息的研究、预测、公告都应经由政府渠道，如地震预报这样的科技含量高，不确定因素多的危机;如果由社会组织和团体或听任媒体进行，势必引起社会恐惧，其造成的社会损失甚至远比地震本身带来的损失更加严重，这也就是传播的负效果。而媒体如果为了迎合受众而突出细节与噱头、甚至是色情暴力内容，就会削弱对社会的警戒意义，产生传播的负效果。如报道杨新海杀人案中媒体把关、保密意识不够，一哄而上，把犯罪嫌疑人的详细作案手段、公安机关破案的策略也一股脑地公布于众，结果非但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反而给部分公众带来恐惧感，有的读者就反映“再不敢看了，更不敢出门了”，而且还可能会对触发社会犯罪起推波助澜的效果，客观上为其他的犯罪行为提供思路。

对媒体竞争的不利影响。独家新闻不可得就转而抓形式，以形式为王，喧宾夺主。例如媒体对柯受良上海猝死的报道就明显以版式的吸引程度、图片的大小、链接的多少重复刊播来争夺读者，对于公众更为关注的事实真相反而较少地追踪和报道。

互联网角色

之所以把网络单独列出来考察，是因为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大众媒体从集体失语到集体发作的过渡正是通过网络媒体。这里不说是“弥补”是因为，传统媒体失语所造成的缺位是不能完全弥补，只能是填充。第二方面，正因为网络的存在以及作用的发挥才使得传统媒体可以沉默一段时间后发出声音。这里着重考察网络媒体与传统大众媒体的关系:

代替发声，代替表态。

据权威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3年7月的统计报告，2003年6月我国上网用户数已达6800万;更为深刻的变化是，互联网已超越当初的聊天室、收发信件的功能，2500万台电脑组成的第四媒体为中国网民创造了一个空前自由的环境。中国人民大学彭兰教授说:互联网已经从单纯的技术平台变成一种媒体，变成一种社会。在当今信息社会，当突发事件发生而社会公众从传统大众媒体又得不到想要的信息时，他们一般的做法是转向新兴媒体--网络，因为他们相信面对重大事件时，网络媒体是不会沉默失语的。

2003年4月25日，当广东《南方都市报》刊发《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后，传统的媒体即被告知“不得继续报道”，一时间媒体集体失语。但是互联网的声音就代替了传统媒体。《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在当日中午以《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为题刊载了《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几小时内网民跟帖达到上万条;孙志刚纪念网站建立后的几天里有超过25万人次的浏览量，声音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蔓延。6月20日，国务院宣布废除实施20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媒体的呼声得到了回应。

回归与合作的过程。当传统媒体面对突发事件而又不能够及时准确信息时，网络则起到信息平台和舆论集合地的作用。在网民中产生舆论、形成影响后，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则会回到传统媒体，最终对当事方和政府部门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导致事件的处理方式和结果顺乎民意。当舆论充分调动起来时，网络也基本完成使命，把接力棒转交给传统媒体，接下来就到了集体发作的阶段。

问题释疑:网络信息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承认网络媒体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真实，但当大范围报道转入传统媒体时，事件的真相就会最大限度地被呈现于众，即新闻理论中的“在不断的报道中接近客观事实”;马克思也曾强调过媒体的“有机运动”原理:个别媒体报道可能失实，但整体来讲最后得到的是比较接近事实的报道，或者以越来越准确的事实来纠正之前的差错。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网络在填补媒体信息功用的作用上还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我们也不是认为作为“第四媒体”的网络可以完全替代传统媒体报道式微时的空档。网络匿名的虚假混乱信息、舆论的偏激、自我纠偏能力不够等都是它的缺憾之处，而这也正是传统媒体保持正常姿态，不失语、不发作的原因和必要所在。

建议与对策

充分利用好网络媒体的短期替代作用。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而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则要努力探寻“沉默”与“爆发”之外的模式与途径，即不极端的模式与途径。政府和传统媒体要不回避、不盲从，要积极介入、查证、迅速反映，尽量缩短和避免中间信息传播的空档。规范信息传播，尤其是主流网络媒体，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充分发挥其信息平台和舆论导向作用。

政府进一步健全和推进相关信息制度。比如新闻发言人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始于1983年，加入WTO后省一级也相继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SARS 之后推广到地方各级政府。新闻发言人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或获得第一手信息，进而综合、全面、准确地反映事实，预测形势。新闻发言人作为政府和部门的代言人，架起了两者与媒体和公众信息沟通的桥梁，更深层的意义还在于把知情权归还公众，把话语权归还给媒体，是避免媒体失语以及集体喧哗的关键所在。今年的禽流感和新发“非典”的每日疫情报告制度说明信息制度正在朝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

推行行政问责制度。总理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有权必有责，有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观点，长沙、南京等地也开始实施行政问责制。2004年4月14日到17日，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公司总经理因重庆开县天然气井喷事故、原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因春节期间灯展踩踏事故、原吉林市市长因中百商厦火灾而相继引咎辞职。可以预见的是:行政问责和官员问责制的推行将增加媒体对于突发事件报道的透明度和力度。

传统的大众媒体加强自律，坚守职业道德。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较强，记者在采访中要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有关规定，恪守新闻职业道德，不妨碍事件处理工作，不未经核实、没有根据的信息和传言，不泄露国家秘密，不妨害侦察机关的案件侦查工作。与此同时，还要适当控制突发事件报道的数量和规模，防止灾难、事故、案件等报道在一段时间内过于集中。要把握舆论引导权。运用媒体实施舆论调控就是控制信息的筛选与报道的议题设置，调动言论评价手段不断地对其施加影响，因势利导形成和发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有利的强大舆论。对于不能当时进行引导的事件，借鉴西方媒体报道中“不评论”的原则;对于政府明令禁止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事件，就要牢固把握话语权，配合好政府的行动，给不法分子以警示。

跨地域、跨集团、跨行业的媒体出版、播发的新闻报刊、节目，不受当地官员的不当管辖，敢于揭露当地媒体不敢揭露的问题，批评当地媒体所不敢批评的丑恶腐败现象,确实担当起党和人民喉舌的职责,降低传统媒体的风险。

在面对激流险滩、重大突发事件时，新闻媒体有义务和责任及时地、冷静地、准确地向身后的其他群体发出警示，而不是在各种可能存在的理由下“沉默不语”或者“事后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