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律体系范文

教育法律体系篇1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医学专业学生法律知识体系教育的意义在于，不仅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法律制度，还使之内化为一种素质、意识，从而指导他们的实践行为。因此，完善法律知识体系是做好医学专业学生教育工作的重要基础，其有关方面的研究备受关注。本文在对医学专业学生法律教育知识体系构建现状作出简要分析和论述的基础上，重点就医学专业学生法律教育知识体系完善策略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

医学专业；法律知识体系；构建现状；完善策略

引言：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全面推进法制中国建设成为了重头戏。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医疗卫生作为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相关法制建设也推上了新的日程。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其核心任务不仅仅是培养专业型人才，更重要的是培养一批批遵纪守法的公民。新时期，完善医学专业学生法律知识体系教育成为了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1医学专业学生法律教育知识体系的构建现状

知识教育在整个法律教育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行为。法律知识教育体系应法治社会建设需求，传导了一系列引导性思想信息，具有十分强烈的时代特性。但是，在现实医学专业学生法律教育知识体系构建当中存在不少问题，与预期效果相差甚远。具体而言，医学专业学生法律教育知识体系缺乏更新。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的日趋完善，法制建设逐步涉及到各个领域。然而，当前医学院校按照国家统一要求开设了基础课，却未开设与专业紧密相关的“卫生法学”、“医事法学”等课程，难以满足学生对医疗卫生领域法律知识的需求。此外，观念引导、能力培养等教育目标未能很好地体现到法律教育知识体系当中。法律知识体系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了解我国法制，同时还注重学生公民素质培养，以引导其自觉遵守法律规章制度。因此，重新规划布局医学专业学生法律教育知识体系至关重要。

2医学专业学生法律教育知识体系的完善策略

作者结合上文的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下几种完善医学专业学生法律教育知识体系的策略，以供参考和借鉴。

2.1宪法知识教育体系

宪法作为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与基础，是我国治国的根本大法。因此，宪法应作为基础性法律知识进行教育，从而培养医学专业学生基本的公民素质。在此过程中，医学院校应该普及宪法知识，让学生充分了解自己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教导他们善于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医学院校还应该注重意识教育，积极传播宪法精神，包括改革开发、国家统一、人人平等以及民族团结等，弘扬时代主旋律，保证学生健康积极向上的心态。同时，医学院校还需着重强调宪法意识培养，通过真实案例分析、讲解，形成学生对宪法正确的态度和认识，从而促进他们内化为一种行为本能，使之自发遵守，并成为社会监督的有力“武器”。对于一名医学专业学生而言，他们首先作为自然人生活在现代社会主义制度下，其一言一行都将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监督，只有成为一名合格公民，未来才可能在医学领域有所建树。

2.2医学知识教育体系

常规上讲，医疗卫生法律知识主要包括卫生法理论基础及卫生法律制度两个部分。其中，卫生法理论基础又包括卫生法概念、特征、对象以及原则等。医学专业教育过程中，相关教师应该在基本法律知识讲解与渗透的基础上，让学生理解相关法律制度对医务工作者义务与责任设定的原因，以培养其良好的卫生法制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生命健康是每一位公民最为宝贵的权利，同时也是医学服务的初衷和归宿。因此，医学专业学生应该深刻意识到未来从事职业的崇高性，并从法律的角度审视本职工作，进而督促自己严格遵守医疗管理制度，成为人们生命健康权利的有力维护者。此外，医学专业法律知识教育课堂，还应注重学生权利意识培养，既要教会他们正确行使权利，又要引导其自主维护患者权利。在权利与义务的转换中，医学专业学生的法制意识将得到有效提升，最终成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者。

2.3管理知识教育体系

除了上述宪法知识、医学知识体系教育之外，医学专业学生还需掌握一定的卫生行政管理能力，这也是其自觉遵守相关规章制度的重要基础。简单来讲，卫生行政管理法律知识主要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在内的法律制度。此类法律教育的目的，一方面要求学生学习基本法律规范，另一方面要求学生了解立法目的、原则等，潜移默化中形成他们正确的价值观、法治观，督导其发扬法制精神、捍卫公民权利。素质教育背景下，高校教育的主体是大学生，其根本目标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在有限的时间内，医学专业学生可能无法从课堂上完善汲取全面知识。这就需要高校充分发挥医学专业学生的主观能动力，为其提供自主学习的条件和环境，如建设图书馆、发展互联网等。这样既能保证学生学习实效，又能教育先进性。

结语：

总而言之，完善医学专业学生法律教育知识体系十分重要和必要。由于个人能力有限，本文对此作出的研究可能存在不足之处。因此，作者希望业界更多学者和专家持续关注此项事业，从不同角度、层面剖析当前医学专业学生法律教育知识体系存在的不足，有针对性地提出更多完善建议或意见，推动我国法制建设的同时，提高医学专业学生法制意识，从而促进和谐社会发展。

作者：李晨紫 单位：陕西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参考文献

[1]邢瑶,医学生法律知识教育探究[J].河南教育(中旬),2012(02):58-59.

[2]黄冠华,闫旭龙,王丛,王增帅,杨晓敏.临床医学生法律课程的教学研究[J].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16(03):362-365.

[3]郭霞,吴静,刘明.法律知识教育在医学生妇产科学临床实习中的意义[J].西北医学教育,2016(03):480-482.

教育法律体系篇2

 

全面认识、许可和鼓励高校诊所式法律教育及其衍生的法律援助学生组织的发展，有利于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也有助于提升法律专业人才能力。而在我国传统法学教育中实践教育环节缺乏、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亟待改进的背景下，探索出一套科学有效并能推广的教学方法至关重要，这一任务也显得尤为紧迫——诊所式法律教学方法为培养高水平、多领域、全方位的法律人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将为法律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内涵及发展现状

 

诊所式法律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法学教育模式，实施诊所式法律教学的机构称为法律诊所，诊所式法律教育是在教师的指导和监督下，通过学生积极地参与法律程序的不同方面来促进教学，在“法律诊所”中为符合援助条件的受援人提供法律咨询、诊断法律问题并提供解决措施。它是以法律咨询者为病患、以咨询者提出的法律疑问为病症，以法律疑问中包含的法律关系为病理，以高校教师或兼职律师为医师，以法学专业学生为实习医的实践性教学模式，因模仿医学临床教学而得名“诊所教育”。

 

在国外，学生参加法律诊所教育项目一般可以取得学分。传入中国后，先演变为在高校开设“法律诊所”选修课程;而逐步成熟之后开展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则是建立于课堂教学基础上的课内外实践，可以为法律教学提供第二课堂，也可以将法律诊所转变为法科学生的实践平台。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特点是教学资源来源于实践，即解决真实的案件并与之同时进行教学-学习活动，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教师往往在司法机关或律师单位中从事兼职工作，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寻找案件素材，或组建起法律援助的公益机构受理案件，教师带领学生参与案件办理的具体工作，根据真实案例为学生布置处置案件的教学和实践任务——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知识不是来源于书本而是来源于身边正在发生的真人真事。

 

中国的高等院校在接受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概念时就产生了本土化的理念，在诊所式法律教育移植到国内法学教育之过程中，各政法类院校、法律院系也不约而同地加以扬弃，产生了符合中国国情、解决国内实际问题、实现多方共赢的新生事物。

 

最早一批建立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高校中，西北政法大学从1985年起就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专注诊所式法律教育近三十年，形成了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课程体系，拥有一套系统化的诊所法律教育理论，以诊所式法律教育为载体的同时，也面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西南政法大学作为老牌政法类院校也一直将诊所式法律教育作为校内特色课程的招牌进行学科建设，大力投入资金加强诊所式法律教育实践教学地点的基础建设，例如建立诊所式法律教育实践基地、完善教室课堂接待室等的硬件设施建设，在重庆市范围内具有较高的社会认知度和较好的社会认可度。来自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信息网i的信息显示，截止2015年6月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的院校已近百所，实际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的学校数量多于统计数字且仍在持续增加。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本土化

 

总结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的发展，结合各政法类院校实例，我们不难看出由于国情的差异，中国的高等院校在采用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同时也加以了适应性的改造，使其更符合中国特色、更贴近中国的司法实践、更适应中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环境。需要指出的是，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发展愈发突出地具有以下两大趋势，即诊所式法律教育与高校法律援助社团之结合和高校法律援助社团与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之结合。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与高校法律援助社团的结合

 

因现实中我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存在现状和发展模式，讨论诊所式法律教育，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引入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概念、介绍高校法律援助活动。为了获取更多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实践素材、更务实地开展教学、最大限度地锻炼和培养学生，许多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的院校建立了本校的法律援助机构承载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并以之提高学生的实务能力。这些存在于高度院校内或挂靠在院校的法律援助机构，其性质是或由学校组织、或有教师指导、或为学生自发，抑或三者兼而有之的学生社团。

 

现实中，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教师、同时参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学生及学校校方以高校法律院系为依托、以“法律诊所”为平台成立了公益性法律援助学生组织，高校法律援助社团正逐步成为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外在表现形式，往往与诊所式法律教育同时存在、同步运行，高校的诊所式法律教育与其依托的法律援助机构有紧密关系，“法律诊所”也往往与学生的学习、实践存在密切联系，诊所式法律教育与高校法律援助的结合是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发展规律也是最大的特色。例如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法学院法律帮助中心是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法学院下设的公益性法律帮助机构，该中心由该校法学院教师指导，以无偿服务的学生为主体，邀请社会律师志愿参与，本着提高素质、发挥专业优势、服务社会的宗旨，为社会免费提供法律服务。

 

(二)高校法律援助社团与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结合

 

也正因为诊所式法律教育与高校法律援助社团的结合，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法律诊所”才能在中国发展成为仅次于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重要的法律帮扶途径，看似只是学习知识、直观的感受课本内容、提前了解司法实际中的操作流程，但这也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司法实践的大格局。

 

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尤其是法律服务不能覆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及社会中每一个个体时，高校中的法学专业教师和学生就可利用自身专业特长和所学知识弥补政府在法律援助方面的缺位，为接受不到公共法律服务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法律服务，而政府将设立专项资金在对高校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工作的审核完结后予以拨付。尽管从全国高校法律援助社团办理案件数量及所占总量的份额看，它不是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主力军，但因其弥补了政府提供法律服务之不足、将司法公平与正义的援手伸向其他法律援助渠道所不能触及之处，高校法律援助社团便在法律援助的大局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高校法律援助社团因案件来源、案卷资料等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资源共享，而往往与诊所式法律教育并存;高校法律援助属于法律援助工作，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是法律援助事业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回报社会、服务社会、奉献他人的宗旨体现了公益性。诊所式法律教育从理论上指导学生参与法律援助实践，因此两者就必然会走上协同发展的道路。社会结构调整、政府职能转变是现一阶段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政府的职能要求其应当为高校法律援助社团提供政策指引和帮扶;而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设立的出发点是为社会大众维权、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因此政府采取的购买公共法律服务方式与高校法律援助的公益性结合是必然结果。总体而言，诊所式法律援助融合了学校、社会、政府多方面的力量，做到实践性、学术性、知识性、公益性四者的有机结合。诊所式法律教育被引入中国已经经历并仍持续进行着本土化特色化的演变。

 

三、诊所式法律教育对高等院校的影响

 

我国的实情一定程度上变通了作为“舶来品”的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形式，诊所式法律教育也对我国开设该类课程的院校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改良高校法学教育方法

 

我国的法学教育存在一定的不足，其形成因素既有因盲目扩招增设专业而教学条件滞后等时代背景，也有思维陈旧、观念保守、闭塞障目带来的对诊所式法律教育认识上的误区、心理上的排斥和付诸实施上的畏难。而诊所式法律教育引入了“问诊式”的实践教学模式，学生可以亲身体验、收获知识和技能，来自学生的诉求和教师的反馈倒逼高校改进与时代相符和可以满足学生需求的法学教育方法。

 

如果将“法律诊所”比喻成一家工厂，那么它要生产的产品即是法律服务，原料来自于提出法律援助求助者的诉求，“法律诊所”对案情进行分析、研究即在展开初加工，“法律诊所”开展协商、谈判、调解、诉讼活动，可以看成是对半成品的精细加工，取得法律上最终的结果、完成法律援助活动才是将产品交付订购者。而就加工环节而言，完全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教师通过个案分析教授了知识;学生通过自己对案情的分析、对代理人或辩护人立场的把握进行带入性实践操作，变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探索知识、搜集信息、整理分析材料和真实的对方“过招”、“对抗”，学习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学习自主性大大提高也了解了应然与实然的差距、理论与实务的不同;学校通过诊所式法律教学的课堂、完成了教与学融合的职责。

 

诊所式法律教育用“对抗辩论”搞拉练，用“模拟法庭”搞演习，以“真刀真枪”的涉法纠纷避免了空想和空谈式的教学方法，尽可能地提高仿真度、务实化、实战化。这种教学方法，课堂们不在固定的教室里，教师扮演律师、法官等不同的角色，学生也不是坐而论道。接待来访的值班室有可能成为课堂、具有联络关系的检察院司法局可能成为课堂，审判庭更是诊所式法律教学最直接的课堂。高校诊所法律援助是一种得益于高校教学改革，实现集科研、教学、服务社会于一体的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而“法律诊所”对社会中特定群体进行救助的新兴的法律援助模式，更成为了一种特有的教学方法。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完善法律人才培养体系

 

对比国外先进经验，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分析国内客观情况，新时期下，法律队伍的建设需要法学教育予以配合，也就需要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新的教学方法。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法学教育只有充分关注法律职业的发展现状，满足法律职业对法学人才的需求，才能保证教育的针对性。法律行业则需要依靠充足的、合格的法律后续人才的培养，才能推动职业化、专业化进程。ii

 

诊所式法律教育是课内时间教师对学生的法学实践教育，虽目的在于通过现实案例完成教学任务、研究社会现象，但因其实质是建立在牢固的理论知识之上而具有学术性，所以它首先要求参与的教师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其次，教师通过对当事人的“望闻问切”传授诉讼、仲裁、调解、谈判、协商甚至是察言观色等相关方面的知识或经验，这也就是大部分开设诊所式法律教育的院校对这一课程设置门槛——学生具备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的原因;最后，由于是真实案件的办理，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当事人的利益得失，因此一项非硬性但极为重要的标准即是要求学生具有责任心和公益心。综合看来，一个制度完善可以维持运转的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的开展就必然会形成一套以服务实践为导向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

 

作为法学教育的接受者和法律职业的未来从业者，法学专业学生自发或在学校组织下参加高校法律援助组织、参与高校法律援助活动，其既是参与成员又是实践者的身份，贯穿于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各项活动中，融入参与者对法律援助活动的精力和感情投入之中。法学专业学生积极参与纳入政府公共法律服务的高校法律援助，一则接触了受理案件、办理案件、了解案件的实践经验;二来丰富了专业知识、提升了法学素养，为未来步入职业后迅速开展工作，缩短了“培训—教育—上岗”的磨合期;三是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在公权力号召的鼓励下、在法律法规的保障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履行社会使命，不怠于做嗷嗷待哺的弱势群体，转而作为具备专业技能的参与者成为提供公共法律服务、保障社会的一份子。

 

纵观诊所式法律教育对高等院校的影响，这种教育模式培养了法学学生职业道德及专业技能，深入调动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法律实务能力、加强了学生对理论性知识的研究和实践配套经验的学习。法学教育应当服务于法律职业，只有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保持一致，并积极回应法律职业的变化，甚至推动法制变动与进步，才能促进法制改革、为法制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四、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推广普及

 

诊所式法律教育带给学生最深切的法律实务体验，带给学生最直观的职业洗礼，一旦学生进入实际操作环节更会感受到强烈的使命感、紧迫感、危机感，不得不多学、勤学、好学。高校发展诊所式法律教育为输送技能扎实、业务精湛的法律人才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培养专业性、复合型、高素质法律人才做了良好的示范，这一条道路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的要求，应当得到推广和普及。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常态化和正规化

 

因“法律诊所”参与案件而具有的实务性，其建立起一套适合自己机构内部的理性化激励机制、调动内部积极性相当重要。办案结束后，由专门的评审组织(如法律服务业协会)对案件办理情况进行质量评估，验收合格后认可认定参与指导教师的课时量和参与学生的实践学分;必要时可向政府申请支持、授权法律援助组织或“法律诊所”所在高校，每年向指导教师和和优秀法律援助办案同学给予少量的补助和一定的奖励;出于相关诉讼法律对代理人资格的限制，在高校法律援助组织成员承办案件时，司法机关应当提供包括开具工作证明、确认身份证明等认会给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带来必要的便利。“法律诊所”、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作为法学教育机构和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为基础的服务型、知识型的公益事业单元，需要充足的活动经费的支持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只有政府的扶持，相关机构才可能不受到经费问题的制肘，在市场化背景下发挥其最大作用和效率，只有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诊所式法律教育方能有所依靠、长足运转、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二)法律援助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整合

 

从高校法学教育的角度来看，相较于公益性目的，高校以法律援助机构为教学平台、以法律援助案件为教学资源开展法学实践性教学的意义更为深远。基于高校应用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目的，法律援助与法律诊所结合的运行模式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一方面，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诊所式法律教育必须通过对大量真实案件的直接介入以达到训练并提高学生法律职业技能的目的;另一方面，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也需要大量富于社会责任感的优质法律人力资源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这种相互需求关系必然产生二者结合的结果。 (下转第147页)

 

(上接第145页)诊所式法律教育不仅是教学的工具，更是高校法律援助的活的灵魂。

 

(三)诊所式法律教育共同体的发展

 

2003年3月17日，北京7所高校签订了“高校法律援助共同体协议书”，成立了高校法律援助共同体。首都高校法律援助共同体的成立意味着将以整体化模式对外开展法律援助、对内进行实践教学等相关活动，迈出了高校法律援助区域协同的第一步。

 

由此看来整合地区甚至是全国范围内的诊所式法律教育资源将成为诊所式法律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整合资源后利于壮大自身实力、提高影响力，也利于进行学术交流、信息共享、案件分析，亦可以探索出更好的教学方法和更佳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在对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现状进行调研了解之基础上、对各高校法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科学全面的总结分析表明：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经验可以被借鉴以缩短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新兴地区、新开展院校的建设准备期，便于更快更好的服务教学，服务实践。

 

一方面，结合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及经验，孕育出了法律诊所的教学形式，伴随着高等院校法学教育的深入，出现的法律援助学生组织的形式，说明高校法律援助活动在不断进化。在高等院校专业人才及其专业知识产能相对过剩可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之时，诊所式法律援助活动应运而生。高校法学专业学生致力于贡献自己的业余时间、剩余精力和专业知识所学，在社会各界力量的帮助下将法律援助完成了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也反作用于自身知识的积累、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公民法律意识逐步增强， 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也急剧增大， 尤其是深化司法改革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后，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案件数量不断上升， 为弱势群体、贫困人口建立的法律援助制度需要为数庞大的法律人才和法制资源支撑，而目前政府法律援助行为还远远不能满足法律援助制度的需求，因而以诊所式法律援助的民间法律援助活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在服务于实践教学的教育目标下、诊所式法律教育不但为我国法学教育创设了一种新的教学理念，且也提供了一种法律援助模式，能同时弥补法学教育少的缺陷、解决法律援助中存在的部分问题;更重要的是诊所式法律教育探索着法学教育的改革，促进了法律人才的培养，它作为一个西方的舶来品已经被完全消化，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克服中国本身存在的各地区间的差异而不断地方化，在各院校缔根发芽、长出枝蔓、生出果实，因其广泛的借鉴意义和重要的推广价值实现了中国化的普及，更具有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教育法律体系篇3

1.三大利益主体的法律关系

1.1高校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

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的大背景下，高校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已出现了质的改变。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学校拥有着尤其有限的自主权，任命制下的教育行政法律关系是该时期高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对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政府对高校教育活动的管制呈逐渐放宽的趋势。于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中明确规定了学校应逐步实行聘任制，且学校与教师应在双方地位平等的前提下进行聘任工作。此项法规体现了高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在聘任制下是教育民事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中指出当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由于聘任的相关事宜产生纠纷或矛盾时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因此从该视角看这种聘任与被聘任的关系亦是劳动合同的关系，也是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

1.2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1.2.1特别权力关系

高校与学生之间形成的“特别权力关系”是依据大陆法系公法学说进行定义的。我国《高等教育法》中有规定明确指出高校是履行特定职能的公法主体，其依法享有特定职能范围内的特别权力。而这种特别权力包括自定规章、自主判断以及自主管理。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公法关系无论是强制形成的，还是由当事人选择的结果，权力主体拥有着概括的命令支配权力，相对方则有服从的义务。这种管理与服从关系，根据传统的法学理论，法律对该关系不进行调整和救济。

1.2.2平权型法律关系

平权型法律关系，亦称民事法律关系，在高校与学生之间也w现着该关系。高校与学生在此法律关系均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存在，双方的意志是自由的，没有强制与被强制的现象，双方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因此在此关系下学校失去了在“特别权力关系”中拥有的概括支配、命令的权力，学生也无接受、容忍、服从的义务，例如学校因住宿费及教材费的收取等事项而与学生之间构成的法律关系。

1.3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1.3.1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

《教师法》明确了教师和学生间的法律关系无疑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教师法》中有明确规定了教师的职业性质是进行教育教学的专业人员，教师的使命是教书育人，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该规定指出对于学生，教师担负着教育教学的职责和具有进行教育的义务。故教师的法定职责是在国家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开展教学活动，对学生进行教育。

1.3.2 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管理必不可少，科学的管理是教学活动不条不紊进行的保障，只有教学秩序正常才有可能实现教学的目的，保证教学的质量，达到教育的标准。如《教师法》中指出教师有责任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进行指导，并且对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进行评定。可见教师对学生的管理亦是教师的法定职责，同时也是教育教学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1.3.3 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担负着教书育人和科学管理学生的职责，同时还必须维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以及保护学生免受侵害。从而形成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又一法律关系，即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教育法》中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教育部门及学校应依法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教师法》第八条也指出教师有制止损害学生合法权益和有害学生健康成长的行为的义务。教师对学生的保护，不仅是教师应具备的职业道德，更是法律职责和义务。

1.3.4 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主要是“教”和“师”的身份，“尊师重教”是我国历来的传统美德，但这并不代表教师具有高人一等的姿态，相反，教师应该放下不该有的架子，明确自己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承担起尊重学生、平等对待学生的法律义务。无论是对学生的教育，还是管理与保护，都是基于对学生人格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教师法》第八条第四款作了明确阐释。彼此尊重、平等相待既是法律对教师义务的规定，更是师德的具体体现。这种关系的下的师生亦师亦友，能够让师生之间敞开心扉去沟通和交流，为教学活动营造一种良好的教与学的氛围，从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2.明确法律关系的必要性

模糊或者淡化法律关系直接导致法律关系中的三大利益主体高校、教师和学生难以认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忽视了各自所充当的角色和角色应当发挥的作用，进而引发教育教学活动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是目前高等教育领域切实存在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下降，学生超负荷，高校学生就业难，教风日下，学风不正等问题。因此三大利益主体明确法律关系迫在眉睫。

2.1厘清高校与教师的法律关系，组建高水平教师队伍

高校与教师之间既存在聘任与被聘任的横向法律关系，也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纵向法律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学校占主导地位，教师起关键作用。

2.1.1 高校应依法完善教师的权益保障机制

教育法律体系篇4

【关键词】学位申请人 申诉权 保障 教育法律体系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02－0047－01

1992年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和1998年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暴露了目前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一大漏洞，即学位申请人的合法权利――申诉权无法得到教育法律的保障。本文旨在以学位申请人申诉权保障为视角，谈谈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完善。

一 学位申请人的法律地位

首先应明确学位申请人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学生，其具有明确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学位申请人应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公民（第二条），具体包括：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第四条）；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或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人员（第五、六条）；非学位授予单位应届毕业的研究生，且原单位推荐者（第十二条）；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有重要著作、发明、发现或发展者，经有关专家推荐，学位授予单位同意者（第十三条）；国内外卓越的学者或著名社会活动家，经学位授予单位提名者（第十四条）；在我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和从事研究工作的外国学者（第十五条）。从中可以看出，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是学位申请人，而学位申请人也不都是学生。因此，学位申请人具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地位，其合法权利应受到教育法律的保护。

二 学位申请人的申诉权

从1992年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和1998年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可以看出，如果学位申请人自认为可以获得学位，而学位授予单位由于种种原因不授予其学位的话，就目前对学位申请人申诉权尚无规定的情况来看，其只能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然而，司法救济不仅费时、费力、费钱，也给现阶段本就繁忙的司法系统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烦，也难怪有的法院明知可以受理还是找各种理由驳回学生诉学校的这种诉讼请求。相比较而言，采用申诉的方式不仅能够节省人力、财力，也顺应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社会趋势和内部矛盾内部解决的中国人的传统处事风格。

从另一方面来讲，学位申请人的申诉权也能对我国的学位授予过程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有效地遏制学位授予单位权力的滥用，从而有效地保障我国学位质量。

最后，从法律上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学位申请人必是有权利申请的公民，而宪法规定了我国公民应具有申诉权，因此，《宪法》可以成为赋予学位申请人申诉权的法律来源。而且我国教育基本法《教育法》也规定受教育者有“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讼的权利”。由于《学位法》是教育法下的一个分支法，因此《教育法》当中关于申诉权的规定也可成为赋予学位申请人申诉权的法律来源。所以申诉权应是学位申请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三 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完善

虽然，我国的教育法律体系框架基本成型，但目前还处在以人治教向依法治教的转型期，还存在很多不足，使得权利保障和责任追究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很难实现。1980年制定的《学位条例》距今已有30年左右的历史，由于当时的国情限制，作为一部法律来说其可谓问题重重。“在《学位条例》中，受教育者或学位申请人，作为管理方只是违法或责任主体，不是权利主体”。这对于以保护为核心内容之一的法律而言是一种莫大的缺陷。因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日前公布的2011年的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推动《学位条例》修改为《学位法》的工作被列在了今年八项工作要点的第一位。《学位法》制定需考虑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学位法》的位阶。作为我国教育基本法《教育法》下的一个教育分支法律，《学位法》应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一部法律。其次，《学位法》的内容。这部针对我国学位制度制定的法律，对其中涉及的主要主体学位申请人权利的规定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其他权利尚且不论，申诉权作为学位申请人所应具有的保障和其他合法权利的程序性权利，笔者认为必须在《学位法》中有所体现。具体应规定，学位申请人享有“对国家机关及其国家工作人员或学校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向有关部门申诉”的权利。

在法律赋予学位申请人申诉权之后，由于申诉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因此对于申诉程序的规定也就成为教育法律体系中必不可少的补充部分了。

申诉权作为一种保障受教育者基本权利的程序性救济权利，应有一部层级足够高的申诉方面的法律来对申诉程序进行具体的指导性规定。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教育法律体系中，应补充一部专门规定申诉程序的《申诉条例》。《申诉条例》应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这样才能在层级上高于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内容方面应借鉴目前对申诉制度研究的各种学术成果，来对申诉权的定义、申诉主体、申诉范围、申诉的具体程序及救济途径进行详尽的规定。

参考文献

［1］秦惠民.从首例学位诉讼案看《学位条例》的修订［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0（2）：50～53

教育法律体系篇5

论文关键词：警察教育法学；研究范围；学科性质；学科地位

警察教育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在我国警察学体系中的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对警察教育法学研究任务、研究范围与学科性质等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巩固和提高其学科地位不仅是警察教育法学研究工作的当务之急，而且关系着该学科能否以其成果指导实践且得到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的探究，以期为构建完善的警察教育法学理论体系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警察教育法学的研究任务

警察教育法学通过对警察教育法律现象的研究，揭示警察教育法律规律，形成警察教育法律理论，以指导警察教育法律实践活动。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警察教育法学的研究任务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研究警察教育法律现象

警察教育法律现象是指警察教育法在产生、发展、实施过程中的存在形式和相互关系以及在警察教育活动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等。作为警察教育法律实践的表现物，警察教育法学所研究的警察教育法律现象具体表现在警察教育法律意识、警察教育法律关系、警察教育法律规范等方面。现实警察教育中存在的警察教育法律问题是警察教育法律现象的具体化，而教育法律问题的解决则是警察教育法律作用的体现。

2.探讨警察教育法律规律

警察教育法与其他法一样，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必须遵循警察教育规律的客观要求。警察教育法律规律作为警察教育法律现象同其他社会现象以及警察教育法律现象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内在的、必然的、本质性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警察教育规律是警察教育法制定的客观基础，警察教育法是警察教育规律的法定化体现。值得一提的是，警察教育法律虽然是警察教育规律的法定化体现，但绝不意味着可以用警察教育法律来替代警察教育法律规律，警察教育法律对警察教育法律规律的体现是有限的，两者对教育的规范特点以及对教育作用的方式等的阐述是不同的。

3.建构警察教育法律理论

作为警察教育客观规律法定化了的行为规范，警察教育法学就是在研究警察教育法律现象、探讨警察教育法律规律的基础上，对警察法律教育现象及警察教育法律规律进行抽象概括，形成警察教育法律理论。理论在本质上是超越具体事实和经验的，警察教育法律理论在内容上是以浓缩的形式来阐述警察教育法律现象和规律的。它不是对警察教育法律事实和现象的直接复制，而是间接地抽象反映。

4.指导警察教育法律实践

任何理论的目的都是与现实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其存在与发展最终要看它是否能够指导人们解决现实问题和未来问题。警察教育法律理论也不例外。警察教育法律理论是对警察教育法律现象进行解释与推理的重要工具。如果警察教育法律理论不能指导人们解决警察教育法律问题，这种理论就不能称之为有效理论。

二、警察教育法学的研究范围

警察教育法学的研究范围，也就是警察教育法学的研究内容，是指组成警察教育法学体系中各项基本知识的总和，是对研究任务的展开和具体化。具体而言，警察教育法学研究范围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1.警察教育法的基本原理

警察教育法的基本原理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法学、警察学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以警察教育法的概念与调整对象、警察教育法的本质特征与地位作用、警察教育法的基本原则、警察教育法的渊源以及警察教育法的体系等为内容的基本知识体系。

2.警察教育法的基本主体

警察教育法的基本主体，即警察教育法律关系的参与者。警察教育法学基本主体主要研究的是：警察教育行政机关的主体地位、职权、责任及与警察院校的关系，警察院校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及其内部管理体制，警察院校教师的法律地位、权利与义务、资格与任用、培养与考核、法律责任，警察院校学生等警察教育法律主体的地位、权利与义务等等。

3.警察教育法的运行研究

警察教育法的运行研究包括：警察教育法的制定，即警察教育立法的主体、立法的体制、立法的原则、立法的体系、立法的权限、立法的程序与立法的技术等；警察教育法的实施，即警察教育法的遵守、警察教育法的执行、警察教育法的适用等；警察教育法的监督，即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的教育法律监督与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社会舆论、人民群众等社会力量的教育法律监督等；警察教育法的救济，即警察教育行政申诉、警察教育行政复议与警察教育行政诉讼等。4.警察教育法学的基础理论

警察教育法学要巩固其独立的学科地位，必须加强自身的基础理论研究。警察教育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包括警察教育法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对象、警察教育法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警察教育法学的研究任务与研究范围、警察教育法学的学科特点与学科性质、警察教育法学的产生和发展、警察教育法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警察教育法学的学科体系与学科地位等方面的内容。

三、警察教育法学的学科性质

学科性质是在学科的基础上，对其本质特征和基本形态的界定。明确警察教育法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学科性质，有利于其学科研究方向的开拓与学科地位的确立。

1.警察教育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

警察教育法学来源于警察教育法制实践，是对警察教育法制实践经验的升华并可用于指导警察教育法制实践。警察教育法学要研究警察教育法的制定、实施、教育权利与义务等实际应用问题，对警察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警察教育法学的最大特点是直接应用于实践活动，指导警察教育法制实践。

2.警察教育法学是警察学的分支学科

警察教育法学作为研究警察教育法律现象、探讨警察教育法律规律、构建警察教育法律理论、指导警察教育法律实践的学科，以其独特的研究视野，独立的研究领域跻身于科学体系之中。警察学是研究警察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警察教育法学是研究警察教育法律现象及其规律的，从而决定了警察教育法学从属于警察学的根本属性。因此，警察教育法学理所当然是警察科学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学科。

3.警察教育法学是一门交叉的边缘学科

边缘学科是指一门学科同另一门学科或另几门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的学科。警察教育法学既是法学符合时代要求的客观需要，又是警察学学科发展的逻辑延伸，同时还是教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警察教育法学源自警察学又是对警察学的发展，源自教育学又不等于教育学，源自法学又区别于法学。警察教育法学一方面把警察法律现象列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也运用法学与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因此，警察教育法学是由警察学、法学与教育学交叉整合而形成的边缘学科。

四、警察教育法学的学科地位

一门学科只有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特有的概念与范畴、独立的理论体系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才能真正被称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依据这一标准，首先，警察教育法学已经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警察教育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其次，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警察教育法学学科体系；最后，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警察教育迫切需要警察教育法律理论的指导。因此，警察教育法学已经具备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要件，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定位警察教育法学的学科地位。

我国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颁布）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1998年颁布）中没有警察教育法学这一学科；而且，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2008颁布）中其连一个二级学科（学科、专业）都不是。这是与警察教育法学在实际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对称的。从上述对警察教育法学研究任务与研究范围的分析来看，警察教育法学属于一门应用科学；从其学科性质分析，警察教育法学属于警察学的分支学科。随着我国警察法制建设步伐的加快，警察教育法学独立成为警察学的分支学科，已成为我国警察学得以继续发展和繁荣的迫切需要。因此，笔者认为，虽然目前警察教育法学尚处于初创阶段，但警察教育法学可位于公安（警察）学之下，列入三级学科。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警察教育法律建设目前已取得了长足发展，有力地保障并促进了我国警察教育事业的发展，为警察教育法学学科构建提供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广阔空间。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警察教育法学学科的建设与完善，还有待于国家警察教育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有待于一个警察教育法学者群体的形成和壮大，有待于警察教育行政和司法实践等部门专家的完善和发展。与时俱进，大力加强警察教育理论研究与警察教育法制建设，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警察教育法学学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育法律体系篇6

关键词：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164-02

一、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

法律职业道德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总和。法律职业道德素养的形成是伴随着接受法律教育的过程而逐渐形成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不是单纯的让学生背诵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而是要揭示出法律职业的行业特点与法律职业道德行为之间的关联，把法律职业道德的思想融入学生的脑海中，使学生真正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并形成内在的道德确信，才有可能在将来的职业过程中基于内心的确信而表现出职业道德的自觉性。因此，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相比法律知识和技能教育，在师生关系、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均有所不同。

主体间性强调关系双方是双主体，均具有主体性，是一种消解主客体对立和主体中心的新主体性哲学。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主张师生之间在平等、友爱的交流与互动中，在贴近生活和感受法律道德的交往实践中，共同体验法律职业道德的真谛，实现理论的升华。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强调师生关系从单向走向双向交互，强调教育目标从“以知识为本”走向“以人为本”；强调教育方法从灌输走向对话；强调教育内容从理论走向实践。主体间性法律道德教育具有交互性、平等性、和谐性与共识性，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交往活动，双方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形成对法律职业道德所达成的相互理解，形成师生间的共同认识、共同价值和共同理想[1]。

二、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师生关系从单向走向双向交互

我国的法学教育，大多延续了传统主体哲学“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下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师生关系范式主要采取教师单主体式。在教师与学生的交往中，教师从总体上来说是控制大局的人，教师与学生的交往更多的是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学生对教师要绝对服从、遵从师教，无主体性可言。这种师生关系导致在教育实践中，一些教师把学生当成了被动接受法律职业道德知识和影响的对象，把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当作“主体――客体”关系来对待，道德教育过程等同于训练和控制过程[2]。这种教师单主体的教育模式容易扼杀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上，更不利于达到入耳入心的教育效果。

另一种教育模式，是学生单主体范式。它是作为“教师中心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尖锐地批判教师中心论无视学生的尊严与自由的做法，认为其形成的是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师生关系，并鲜明提出学生是中心，教育的措施是围绕学生而组织，把老师当作学生建构的“工具”[3]。“学生中心论”单纯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忽略了教师的引导作用，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崇尚物理利益，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物质利益面前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学生的思想难免受到外界不良思潮的影响和左右，这时教师的引领和导航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单纯地强调学生的中心和主体地位是片面的。而且，这种以学生为单方主体的职业道德教育理念，强调学生的自我建构，实际上学生并未真正取得主体地位，因为学生这种主体地位无法避免教师的干预和引导的，因而也就无法真正成为法律道德教育的单一主角。

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强调双主体，教师和学生都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过程的主体，教学资源作为教育中介，是他们共同的客体。这种模式下，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无条件的平等关系，双方相互尊重、共同学习，教师走进学生的内心实现法律职业道德知识的培养。由于师生之间是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师生在共同探讨和学习法律职业道德理念的时候会出现情感的交流、拉近彼此感情的距离，产生感情的共鸣和认同，这种共鸣和认同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对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实践活动的态度，使法律职业道德理念真正地深入学生的内心。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自身的素质和道德修养也得到提升，这样实现双方共同的进步，也达到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效果。

三、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目标从以知识为本转向以人为本

传统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看重对学生知识的培养，把道德规范化为知识点要求学生进行记忆和背诵。随着对学生能力和素质要求的提高，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也提升了对学生能力的考核，在考核中，将职业道德化为能力考核应用题，判断学生是否选择正确且应对自如。不论是传统法律道德教育还是加强对能力的考核都忽视了人的感情和意志在法律职业道德学习过程中的作用，仅仅单纯地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忽视了法律道德是作用于人才能真正起作用的，没有加强对学生内心的理解和确认，因此都是一种以“知识”为本的道德教育[4]。

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宗旨倡导一种以“人”为本的职业道德教育，强调法律道德教育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掌握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职业道德规范知识的过程，更是一个学生的心灵生成与成长的过程。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是一种针对学生心灵的教育，确认和培养其法律职业道德自觉性是教育的目标和宗旨。与形成法律人的道德品性相比，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是居于次要位置的，“人”才是这场教育中的主体和达成目标的首要方向。了解学生的感情和意志、激发学生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认同、使学生在教育过程中通过与教师和同学思想的碰撞与交流实现心灵的成长，这是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要实现的教育目标。

四、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方法从输入走向对话

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与其他法学课程一样，大多保持单方面说教、正面灌输的教学方法，结果是教师在讲台上大谈道德理论，可学生在下面却各行其是，久而久之形成了教师不愿讲学生不愿听的尴尬局面。教师和学生之间缺乏交流，他们只注重法律职业道德知识的传授或者道德理性的训练，忽视了思想的交互。教师和学生者之间缺乏感情的传递，也造成了彼此并不关心对方讲授多少和接受多少。从理论上看，道德教育想要深入学生的内心、让学生在情感或态度上认同，就必须使学生有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接触实践以获得切身感受。因此，在法律教学传统之上找寻、建立有效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教学方法体系更为关键，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独特性也决定了其必须寻求一种不同于法律知识和技能培养的传统的教学方法，要为学生提供情感体验的体会，并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认知，将来才能使学生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的推动力，并最终促进学生法律职业道德自觉性。

主体间性道德教育所体现出的是平等对话的方式。所谓的“对话”，是指在相互尊重、信任和平等的立场上，通过言谈和倾听而进行双向沟通。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一样都是学习者，是一个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相互提出问题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通过对话，建立起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平等关系，学生不再与教师有距离感，也愿意向教师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通过对话，教师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可以更好了解学生，可以根据学生的内心需要和职业道德认知水平选择最合适的教育资源与学生共享；学生在与教师平等对话的中，也会主动参与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并与教师积极的讨论，在共同的思想交锋中，也实现了教师的进步和理论的升华。主体间性道德教育的对话式教学方法，实现了教师与学生的共同进步。

五、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从理论走向现实

现行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内容并没有与实践紧密结合，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内容以所依托的法学基本知识为载体，把需掌握的道德内容知识点化，并划入不同的学科，以寻求知识体系化和学科的支持；学生也通常把法律职业道德概念、特点、当事人的职责、法律责任等道德准则和规范作为知识点进行背诵和记忆，但当考试结束后，往往深入内心的不多。二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内容大多是法官、检察官道德行为规范的内容，这些规范性条文往往漠视学生现实的学习及生活状况，甚至是对真实的职业道德生活全貌的肢解和疏离。

主体间性法律道德教育要创建贴近生活、更符合切身感受的课堂，要改变单纯重视知识的积累与考核，改变忽视对学生作为“人的个体”心灵的培育，要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法律职业道德的大部分内容与律师与当事人、证人，法官、检察官与当事人及案件参加人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大量的职业道德规范通过法律职业者亲身参与公诉、审判、辩护、会见当事人等法律案件而形成，不像在其他实体法领域更强调法学知识和技能的掌握。[5]这就要求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高度的职业敏感性，关注各种媒体，包括关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等集中播报和关注的与法律职业道德有关的重要新闻，关注司法体制改革，通过大量的正面先进人物的事迹和反面案例尤其是近期国家反对和打击的丑恶行径，提升学生切身体会和感受的能力，在充满实践氛围的课堂中，体验崇高法律职业道德人生的意义。

六、结论

主体间性法律道德教育是师生主体在充满生活气息的交往互动中探寻道德共识的过程。将主体间性引入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法律道德教育的内涵，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新时期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者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参考文献：

[1]蒙冰峰，廉永杰.主体性到主体间性：道德人格教育的应然转向[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7）.

[2]吴岳军.论主体间性哲学视域下的德育师生关系范式[J].教育学术月刊，2011（2）.

[3]顾红萍.主体间性道德教育及其模式的建构[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8.

[4]苏静.论主体间性道德教育对传统和现代道德教育的超越[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7）.

教育法律体系篇7

一、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体系

笔者认为，科学合理的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体系应是一个综合的范畴体，主要包括目标体系、计划体系、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

（一）以维护大学生权利，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为出发点，构建法律教育与咨询目标体系

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目标体系是指根据目前新形势发展需要，按照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结合大学生特点，制定的法律教育与咨询各个具体实施环节目标的集合体。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总的目标是通过开展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培育学生的法治观念、法律应用能力，使大学生的法律素质得到提升。具体而言，法治观念是指人们对法律的性质、地位、作用等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也就是依法治国的观念，法治观念的实质是法律至上、依法治国的理念、意识与精神。法律应用能力就是在了解熟悉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应用法律知识处理实际问题的各种能力集合体，主要表现为对实际法律问题具有较强的分析和判断能力等。高校在构建法律教育与咨询目标体系时，必须按照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要求，按照学生个体群体差异、专业差异、学习阶段性差异，以维护大学生权利，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为出发点，熟悉大学生应具备的法律素质要求而确定。

（二）制定和完善相关文件，构建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计划体系

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的开展必须要有计划地进行。高校应根据维护大学生权利、提升大学生法律素质实际需求，制定和完善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有序开展的各种计划性文件。例如相关法律课程的教学计划及课程教学大纲、学校课外法律实践活动规划及活动实施方案、法律咨询中心建设规划及活动开展计划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并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完善。

（三）以实施效果为抓手，构建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

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的效果好坏，需要严密的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高校应以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实施效果为抓手，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完善法律教育与咨询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健全由学校、教师、学生等共同参与的质量监控与评价机制，加强对法律教育与咨询运行过程的管理，切实抓好各个环节，保障法律教育与咨询运行的成效。通过实施法律教育与咨询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对活动质量进行全面考核，形成定性或定量评价，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及时整改，形成保证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质量不断提高的长效机制。

二、完善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方式、方法

（一）因境而异，选择合适的法律教育与咨询方式、方法

高校在开展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时应因境而异，即以学生的个体实际差异、专业的差异、课程的差异、阶段性目标差异等多种因素，选择合适的法律教育与咨询方式、方法。并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地开创新的方式方法。例如，可在不同的年级安排不同的法律教育目标任务和重点，对低年级学生侧重进行法律知识的传授，高年级学生选择适量的实践活动，侧重体现法律应用能力、法治观念的培育。

（二）深化改革，发挥课堂教学的最大功效

法律教育的方式可以分为课堂教学与课外法律实践活动两大模块。课堂教学是传授法律知识，提升法律素质的基础性环节。目前高校针对非法学专业学生设置的与法律教育相关的必修课主要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按照教学计划，其中法律基础部分的教学时数十分有限。此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主要安排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此时的大学生理性思考能力还不很成熟，若对之进行法治理念教育与法律应用能力培育，则可能会因对法律教育内容的不理解而影响实际的教育效果[1]。因此，在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法律教育功效的基础上，应充分利用学校资源，体现学生实际需要多开设一些法律类的校内公共选修课，并可与学生学分修习挂钩，以体现法律课堂教学的应有功能。同时，目前高校法律课程课堂教育普遍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法律教育在实践中被演化成了记笔记、背笔记、考笔记，缺乏法治理念教育与法律应用能力培育，从根本上来看对学生法律素质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因此，课堂教育方式方法必须进行深化改革，课堂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应以教学效果为根本依据，要综合考虑课程内容、学生发展水平、学校物质条件的实际等诸多因素。根据课程实际可采用案例式教学、情境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等多种体现学生参与性的教学方式，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参与教学的基础上能潜移默化地理解法律知识，提升法律运用能力。

（三）创造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法律实践活动

法律课堂教育方式由于课程设置、教学任务、时间保障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仅凭课堂教育平台提升学生法律素质显然是不够的。高校还必须利用自身及相关校外资源，创造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法律实践活动。主要包括社会调查、送法下乡、法律知识演讲或辩论赛、法律咨询、法庭庭审旁听、模拟法庭活动等多种形式。依据笔者所任职学校的践行经验及所取得的成效，高校可以利用法学专业的力量，定期举办法律文化节，依托法律文化节这一平台，面向全校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律实践活动。

（四）依托相关机构，扎实有效地开展法律咨询服务

高校应重视法律咨询机构设置的重要性。根据实际可设置与法律教育功能相结合的法律教育与咨询中心，还可利用法学专业力量开办法律援助机构。并在相关机构中设立专门针对在校学生法律咨询服务日常事务的办公室，专门负责学生的咨询预约接待工作；同时适当安排法学专业教师为学生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一方面，在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建议，为学生提供及时的法律咨询服务和正确引导；另一方面，通过解答学生关于法律法规等相关问题，提升大学生的法律素质[2]。

三、加强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相关平台载体及队伍建设

（一）加强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相关平台载体建设

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一定的平台载体，高校应创造条件加强相关平台载体建设。学校建立的模拟法庭、法律教育与咨询中心等是主要的校内平台载体。应加大投入力度，整合学校及相关院系资源，建立高标准的模拟法庭与法律教育与咨询中心，其中法律教育与咨询中心可以与学校团学工作紧密结合，作为学校的法律宣传载体进行建设。学校要设立专项资金，提供场所，用于法律教育与咨询中心开展法律普及教育、为学生提供法律咨询等活动。同时应寻求地方法律实务部门的帮助，加强校外平台载体建设。可与地方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地方法律实务部门实行平台载体共建，签订共建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双方平时应加强具体联系，以充分发挥地方法律实务部门对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的作用[3]。

（二）加强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队伍建设

教育法律体系篇8

受到传统教育模式和教学观念的影响，我国对法学实践教学的理论研究十分薄弱，对法学实践教学的内容、培养目标以及评价体系等缺乏科学、统一的认识，这就造成了法学实践的课程设置不科学、教学内容单一、质量控制缺失、教材建设落后和评价体系不健全等方面的缺陷。例如在实践课程设置方面，除了司法实习和毕业论文外，有很多学校还引进了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案例研讨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性课程，但是往往由于随意性强，缺乏统一、规范的安排，导致其在整个法学教学中的比重轻微，其作为法学本科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评价比重更显微不足道。再次，法学实践教学的实施困难重重，教学效果不佳。实践教学课程的设置固然重要，但是实践教学的实施也不应放松。纵观国内各主要高等学校法学实践教学课程的安排和实施，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师生对法学实践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参与程度不高，实践教学流于形式；其二，学校和实践、实习单位对实践教学疏于监督与管理，效果不佳；其三，教学资源的配置不健全，高质量的实践教学指导教师严重欠缺，实践教学经费、设施和基地建设无法满足实际需求。

我国法学本科实践教学模式的选择

（一）域内外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的比较分析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域外各国，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在法学教育的目标上存在差异，因而在法律人才培养上的做法也不完全一致，法学实践教学模式有其各自特点。

1.大陆法系国家法学实践教学模式。在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韩国乃至我国台湾等主要国家和地区，往往将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于通识教育，在法学本科教育中强调法学基本素质的培养和锻炼，教育的直接目标是造就大众化的法律人才。在这种通识教育目标指导下，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更加注重基础理论知识的讲授，学术气息浓厚；虽然从事法律职业需要经历大学法学教育，但是法律职业教育并非本科法学教育的基本甚至主要目的，毕业生多数从事的是法律之外的职业。德国法学家茨威格特•克茨指出：“法律并不纯粹是一种专业训练的对象，而是人们可以从中学习清晰地思维、透彻地表达以及练习修辞技巧的一个领域”。④虽然大陆法系各国普遍重视法学实践教学，但在大学法学本科教育阶段并未将法学实践教学放在主要层面上，法学实践教学被当成法学通识教育的一个部分，是理论教育的辅手段，法律实务训练更多地是在完成了本科学习后进行。例如，德国的大学法学院遵循的是“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既注重法律理论知识的学习，又注重学生法律实践能力的培养，有益于培养出专业的几综合的、高素质的法律人才，保障了法律职业的整体素质。

2.英美法系国家法学实践教学模式。在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美国，法学教育以市场为导向，致力于为社会输送符合其需要的法律职业人才，尤其是律师。因此，美国等英美法学国家的法学教育以实用为首选，法学教育是一种典型的职业教育模式。正因如此，法学院对课程的设置、课程的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强调理论知识与实践运用能力的结合，不仅着重于讲授法学基础知识来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更致力于培养学生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例如，美国的法学教育是本科后教育，其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和大量的课外实践活动，特别是采用的是案例教学法，培养学生的法律逻辑思维。总之，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以法律职业教育为目标，更加注重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的培养，法学实践教学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⑤

（二）我国法学本科实践教学模式的选择

比较分析世界各国法学教育的不同模式，不同的法学教育观往往具有不同的法学教育目的。⑥虽然目前我国学界对于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仍有争论⑦，但是总体来讲，主流观点将法学教育归为通识教育，并非将培养律师等实务人才作为法学本科教育的唯一选择。例如苏力教授认为，法学本科教育要完成培养“通用型、法律交叉学科型”人才，使本科法学教育成为入门教育；⑧霍宪丹认为，普通本科法学教育应定位于法学学科教育，而非职业教育，法学本科教育应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专业人才，而非培养法律职业人才。⑨就此而言，我国的法学教育目的与大陆法系国家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培养高素质的法律通才。然而，同样是坚持“通识”的教育培养理念，但是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中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远远落后于大陆法系主要国家，造成了前文所述的种种困境和问题。因此，选择何种法学实践教学模式就成为当前我国理论界的聚讼之一：是全盘接受西方的法学实践教学模式，还是在借鉴国外法学实践教学优势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特色的法学实践教学体系？是借鉴大陆法系的法学实践教学体系还是全面移植英美法系的教育理念及实践教学体系？受法学教育目标的定位不同所决定，笔者认为不能全面移植英美法系国家职业教育的实践教学体系，而应该根据我国国情，在充分重视法学实践教学价值的基础上，更新对法学实践教学的理念和认识，借鉴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有益经验，构建以“通识教育”为本体的法学实践教学新体系。⑩

我国法学本科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一）实践教学在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中的定位

一个国家的法学教育体系往往是适应该国不同的教育培养目标而组织构建的，可以明显体现一国法学教育的特点和定位。在我国，经过60多年特别是近30年的发展，高等学校的法学教育已经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多轨制的办学特点，即法学教育涵盖了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等各个学历教育层次。因此，“我国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应建立在区别对待基础上的分类型和层次型定位”。11在这种多层次、多轨制的法学教育体系中，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在每个办学层次的定位有所差别：在中专、大专层次，职业教育为基本培养目标；在本科教育中，通才教育是目前获得认可的目标定位，即培养出法律及其他专业知识丰富、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多方面需要的法律人才；在研究生教育中，精英教育成为必然要求。当然，在研究生教育中，精英培养目标也有所侧重，例如法律硕士偏重于职业精英群体的培育，而学术型硕士侧重于法学理论精英的培养。当前，我国高等学校法学院本科教育培养的是复合型、外向型、应用型的高素质“法律通才”，即树立的是“通识教育”目标。在这种教育目标之下，作为法学本科教育内容的法学理论教学和法学实践教学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也就是说，法学实践教学在法学本科教育中的地位如何确定？分析世界范围内主要国家法学教育模式的变迁后，我们可以看到，各国的法学教育在培养目标和途径上有日益融合的趋势：在大陆法学国家的法学院，在普通教育的基础上纷纷加强了职业教育的分量，有利于职业教育的实践教学在不断加强和革新；而在素以职业教育为目标的英美法系国家，也加强了理论法学的教育，讲授式教学也有所增加。可见，两大法系对法律人才的培养目标更是日益相互接近，即同时兼顾学术教育和职业训练两方面，在形式上也日趋一致。在我国，随着近些年来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法学本科毕业生就业环境的改变，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法学本科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意识到法学实践教学在法学本科教育中的积极作用，法学院、系也开始创新教育理念，改革和创新法学实践教学内容及方式，法学实践教学在法学本科教育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但是，对于法学实践教学在法学本科教育中的定位，仍没有一个较为清醒的界定。#p#分页标题#e#

笔者认为，法学实践性教学和理论教学是法学教学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二者在法学教育中具有不同的价值和功能。首先，从性质上讲，实践性教学与理论教学一样，属于教学而非实践，因此，法学实践教学应当遵循法学教学的总体规划，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按照教学标准和教学要求进行严格、系统的规划、设置，以满足教育目标的要求。其次，实践教学是法学本科教育的重要过程，学校的教学、教务部门应当像对理论教学一样对实践教学进行监督、监督，并及时给予教学效果的评价。再次，尽管我国传统的法学理论教学弊端较多，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理论教学为法学本科教育基本手段的基本定位，实践教学不能抛弃理论教学而孤立实现——理论教学注重学生法学理论知识的积累，实践教学注重学生理论知识的实践运用技能的培养，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二）我国法学本科实践教学的体系构建

在坚守法学理论教学本体性地位的基础上，应当正视我国当前法学实践教学的种种不足和弊端，不断更新实践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构建适应当前社会需要的法学本科实践教学体系。具体而言，应在实践教学课程的设置、实践教学的组织和运行、实践教学的质量评估和实践教学的保障等方面构建横向多元、纵向动态的法学实践教学体系。

1.更新法学本科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目前，我国法学本科实践性课程的设置多采用以专业实习和毕业论文为主要环节的“2+X”实践教学体系。其中“，2”指的是专业实习和毕业论文“，X”则指的是常见的见习、模拟审判，模拟法庭、法律咨询、法律援助、诊所教育等多种方式。在这种课程设置体系中，除了专业实习和毕业论文为法学本科的必修环节，占有一定学分，其他各种实践方式均不受学分限制，因而各高等学校对这些实践方案随意性较强，缺乏体系性、规范性安排和评价。同时，即使是计算学分的专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往往被集中安排到大学本科临近毕业的一个学期进行，其实施效果不佳就不难理解了。为了弥补上述缺陷，笔者建议构建多元、动态、全程的法学实践教学课程体系。首先，将法学本科实践教学课程按照功能的不同，设置为三个模块：课内实践模块、课外实践模块和职业技能训练模块。课内实践模块主要包括案例讨论教学、审判观摩、法学实验、毕业论文等；课外实践模块主要包括模拟法庭、社会实践、社会调查、法律咨询和服务、假期实习等；职业技能训练模块主要包括法律诊所、法律实践基地实习、专业实习等。其次，按照教学规律和就业情况，将上述三个模块的实践课程进行渐进地动态分配。即，在大学本科一、二年级主要以法学理论学习为主，在实践教学中宜采取案例讨论教学、审判观摩等课内实践模块，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对法律的感性认识；在大学本科二、三年级，逐渐增加课外实践模块的比重，将模拟法庭、法律咨询和服务、假期实习、社会调查与实践等作为常态化课程设计；在大学本科三、四年级特别是四年级，应逐渐减少法学理论教学的比重，适当增加法律职业技能训练模块，主要采取法律诊所、专业实习、毕业论文、法律实践基地实习等实践方法。再次，法学实践教学的三个模块应当贯穿于法学本科阶段，并进行科学设计，做到课内外相结合、长期短期相结合。最后，为了保证实践效果和全员参与，对上述主要实践课程应做规范化和灵活化分类，比如一二年级的案例讨论教学计入各专业课程的成绩，社会调查应计入适当学分；二三年级的模拟法庭应常态化设置，杜绝表演性，将其设置为固定实践课程并纳入学分管理；三四年级在已有学分课程专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应普遍引入法律诊所，强化职业意识。

2.构建法学本科实践教学的组织和运行机制。要有效地开展实践教学工作，还必须有组织机制和运行保证。我国目前各高等学校法学本科实践教学效果不佳、流于形式，组织和运行机制的欠缺也是重要的原因。笔者认为，各高等学校法学院系应结合自身条件完成以下工作：其一，建立一个专门的实践教学教研机构。和目前法学院系设立的各个专业教研室一样，法学实践教研机构由各个专业负责、有实践经验的老师组成，全面负责实践教学的具体指导和宏观管理，同时还担负起实践教学的理论研究、教学规划、督促检查、效果评估等责任。其二，建立完善若干不同类别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并聘任实务部门有一定理论知识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作为实践导师，负责指导学生实习，与学校实践教学教研机构沟通。其三，建立以学生为主体、以社会实践和法律服务为目的的法律服务中心，实现学生的自我管理。服务中心的建立有助于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普遍性和灵活性。

3．健全法学实践教学的质量评估体系。教学质量的高低，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的好坏，因而质量评估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在传统的法学本科教学评价体系中，通常注重的是理论教学质量的评估，忽视了实践教学环节教学效果的考量。“应充分认识实践教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的合理性与实用性、课程实践的社会效果、教学方式和技巧、学生掌握知识程度的考核等多方面制定一套科学、系统而切实可行的评价方案和操作细则，从而保证法律教育既履行‘育人’的教育功能，又履行法律援助的社会义务，真正实现高质量的教育价值和社会价值”。12虽然在具体评估机构的设置、评估方法的采用及实施等方面，需要在充分考量各高等学校的具体情况后予以组建和设置，但是在总体上应当做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评价指标、评价手段和评价目标的多样化、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