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加入的法律依据范文

债务加入的法律依据篇1

「关键词税收债务；税收责任；他人责任

一、税收债务与税收责任

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是税收法律关系理论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对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全面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对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定性，主要集中在税收法律关系究竟是“权力关系”还是“债务关系”的问题上。这两种学说的对立，正式形成于1926年3月在明斯特召开的德国法学家协会上。权力关系说的代表人物是德国行政法学家奥特。麦雅，他认为应把税收法律关系理解为国民对国家课税权的服从关系；在其关系中，国家以优越的权力的意志主体出现，所以税收法律关系是以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债务关系说是以 1919年德国《租税通则法》的制定为契机，根据德国法学家阿尔巴特。亨塞尔的主张所形成的学说。亨塞尔把税收法律关系定性为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乃是法律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务关系。

这样的不同理解实际上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双重性质，这是由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双重身份决定的。国家征税权力源于国家所有制，而产生国家所有制的基础又是国家政治权力，以国家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国家所有制作为私有制的对立物，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产权差异，当国家通过法律将部分私有财产的占有关系确定下来后，就形成了产权有别的债权债务关系。国家作为经济主体，同时享受债权人资格，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本质上就是向国家履行偿债义务，与私法的债权债务关系相比，它属于公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当然不同的税收法规，其法律关系性质的重点有所不同，税收实体法规定着税收法律关系实质性权利义务，通过制定各种税制要素来确定税收职责，这种税收职责在性质上同民商法中的债权债务规定相近，区别在于税收债务是法定债务，而私法债务是承诺债务，所以税收实体法的核心是债权债务关系。而税收程序法是以规定税收实体法中所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履行程序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规范，它主要明确实现税收职责的程序和手续，因此税收程序法属于行政法规性质，核心是以国家行政权力为基础的权力关系。这样的具体差异正如金子宏所认识到的，由法的技术观点看待税收时，把税收法律关系界定为单一的权力关系性质或债务关系性质可能是不妥当的，还不如理解为它是性质各异的种种法律关系的集中，但其基本的和中心的关系仍是债务关系。

将税收法律关系在总体上确认具有债权债务性质，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型税收观念的形成，也有利于将其与私法中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适当的对比。因此在法律适用上，除有明文规定或虽无明文规定却有需要另行解释的合理理由之外，纳税义务可以使用私法中有关债务的规定。

在民事关系中，责任与债务概念是相互联系的，债务人负有给付义务（即债务），而当债务人不履行其义务时，债务人必须以自己的财物为债务履行作担保，此即为责任。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都将债务和责任在民事立法中进行了确认。如法国民法第1142条规定，一切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当债务人不履行时，则转变为赔偿损害的责任。我国民法通则也将侵权行为和合同债务的不履行一并列入“民事责任”一章。所以一般而言，两者是相伴而生的，负有债务也就负有了相应的偿债责任。如果税收法律关系总体上不能回避税收债务问题，那么税收债务必将会对纳税人带来税收偿债责任。

二、税收当事人的税收责任区分——自己责任和他人责任

税收债权债务关系是以国家和纳税人之间货币支付（货币税）、实物支付（实物税），以及相关联的附属支付项目（如滞纳金、罚款等）为具体内容的。当纳税人不履行其支付义务时，债权人（国家）可以对其财产予以强制方法进行执行，即纳税人应以自己财产作为其税收债务的担保，就其应负担的税收债务，承担相应的清偿责任，这是税收当事人的自己责任。例如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后简称《税收征管法》）中，赋予了税务机关可以对税收当事人的存款、财产、商品和货物进行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的权力，这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了税收当事人用自己的财产履行税收债务的义务。税法中强调自己责任，必须体现税收公平原则的量能负担，也就是说，税收在立法阶段必须考虑到纳税人（债务人）的负担能力，使得税收债务在不同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使其能够更加合理地被纳税人所接受，税收债务的清偿过程更加便利。

虽然税收债务与私法债务相比更加具有国家强制性，但其实质是一致的。所以，税收债务也采取了债务和责任同时认定的方法，负有税收公法债务的税收当事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且这种法律责任都是通过税收法定主义加以强制的。在倡导民主法治的国家中，都将税收法定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税收立法时都强调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的构成要素为依据，任何主体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均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例如，美国宪法规定，征税的法律必须由众议院提出。法国宪法第34条规定“征税必须以法律规定”。日本宪法第84条规定“征收新税或改变现行税收，必须以法律定之”。意大利宪法第23条规定，“不根据法律，不得规定任何个人税或财产税”。其中，纳税义务法定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重要内容，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法律确定的纳税义务必须履行，否则，纳税义务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是纳税人应当履行的纳税义务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没有法律的依据，公民和法人不应承担或有权拒绝承担缴纳税款的义务。从中可以看出，纳税人自己负担税收债务的法律责任都是确定的。

但是由于现代法制国家大都采用日益复杂的复税制体系，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伴随着整体税收负担的不断加重，纳税人通过各种方法规避税收债务的愿望与可能性也日益增强，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从而直接影响到国家债权的实现。为了回应纳税人对自己责任的逃避，在现代税收立法过程中，税法也开始强调税收债务的他人

责任，即为了保证税收债务的清偿，从而规定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某税收的纳税主体还应该为他人的税收债务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在我国的税收强制执行中就包括了纳税担保人的财产。 从税收当事人的自己责任到强调他人责任，无形之中扩大了税收债务人的范围，也扩大了税收债务受偿财产的范围，使得国家债权可以获得更多的财产担保。相对于自己责任，税收债务人不仅包括以自己全部财产为自己税收债务担保的纳税义务人，也包括以自己的财产为他人税收债务担保的其他负税人，如纳税担保人等。这种变化并未违背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因为，在进行征收税款之前，这些变化也应该是法定、确实的，但有可能会对税收公平原则的量能负担有所冲击。一般认为，税法中追究他人责任，并未违背税收公平的量能负担原则，原因在于根据私法的追偿权，这些负担税收债务的其他当事人，在国家向其履行税收债权后，可以依据有关法律向初始税收债务人进行追偿，因此，他人责任的履行也是以自己责任为基础的。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引入税收的他人责任，不应该加重“他人”的税收负担，而尽可能按照所依据的税收当事人的自己税收责任为基础来实施。

三、我国现行税法中他人责任的运用

1、扣缴义务人的责任

扣缴义务人是按照法律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他负有税款的代扣代缴义务，应当按照税法规定履行其职责，并在规定期限内足额缴库。扣缴义务人并非原始税收债务人，但为了加强税收源泉控管、防止税款流失、提高征税效率而由国家依法授予其扣缴权力的，并遵循法定主义原则予以确认。国家一般在收入分散、纳税人分散时，采用源泉控制的征收方法，在税法上明确规定扣缴义务人，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防止偷漏税，简化纳税手续。《税收征管法》第30条规定“扣缴义务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代扣、代收税款的义务。对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负有代扣、代收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税务机关不得要求其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收税款义务时，纳税人不得拒绝。纳税人拒绝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及时报告税务机关处理。”

扣缴义务人的设定，将原有的国家债权人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划分为两个环节，其一是国家和扣缴义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其二是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义务人之间的关系。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有一些具体规定值得商榷。

第一，《税收征管法》第30条规定第2款规定“税务机关按照规定付给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手续费”，《个人所得税法》第11条规定“对扣缴义务人按照所扣缴的税款，付给2%的手续费”。这样的规定很明显并未按照公法性质的债权债务关系来处理国家和扣缴义务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此时的扣缴义务属于公法性质的法定义务，而非选择义务，对于扣缴义务人履行自己的义务而支付手续费不仅混淆了公法和私法的义务差异，也不利于税收法律意识的树立。金子宏在《日本税法原理》中曾指出，对于法定纳税人之外的其他人设定税收义务而不给予经济补偿并不违宪。因此国家并无需要对扣缴义务人支付手续费。因此，从经济角度分析，由于扣缴义务人能够防止偷漏税，简化纳税手续，给予相应的部分报酬是应该的，但从税法债务角度，可能存在争议。

第二，《税收征管法》第69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究税款，对扣缴义务人处以应扣未扣、应收而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该规定与原征管法47条“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扣缴义务缴纳人应扣未扣、应收而未收税款”相比，明显取消了对扣缴义务人的赔缴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税收债务关系得到扩展，从而强调了税收自己责任，但又规定了对扣缴义务人未履约的法律责任。本来这种责任追究无可厚非，但考虑到税收债务关系有可能实际履行（税务机关向初始纳税人追缴），从他人责任应以所依据的自己责任负担为基础角度考虑，则最高达3倍的罚款有些不合情理。

2、纳税担保人的责任

担保制度可以提高债务人的信用，一旦债务人难以履行偿债义务，债权人可以向担保人请求履行担保责任或通过担保财产优先受偿。我国现行税收法规中所规定的担保具体分为一般保全和强制保全。一般保全规定以税收担保为主要形式，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61条规定，税收担保包括经税务机关认可的纳税保证人为纳税人提供的纳税保证，以及纳税人或者第三人以其未设置或者未全部设置担保物权的财产提供的担保。其具体形式是提供保证和保证金，保证是指纳税人之外的第三人向税务机关做出的履行纳税义务的承诺，属于人的担保，将第三人的财产作为履行税收债务的担保。由于保证中的保证人是税收债务人之外的其他人，自然构成税收债务的他人责任。保证金是指纳税人为保证履行纳税义务而支付一定数量货币的担保形式，它属于物的担保，它是以纳税人或第三人特定财产作为履行纳税义务的一种担保形式。当纳税人无力履行或不履行纳税义务时，税务机关可将其变价而优先受偿。很明显，提供保证金会形成自己责任或他人责任。强制保全包括抵押、质押、留置等，从法律形式分析，不同的形式之间还是略有差异的。留置由于是以自己的财产为担保，债务和责任负担主体相同，从而形成税收的自己责任。而抵押、质押则视不同情况而定，当抵押人、质押人是税收债务人自己时，形成自己责任；当由税收债务人之外的其他人提供抵押物或质押物时，则构成税收他人责任。

《税收征管法》中规定的关于纳税担保的具体条款包括：第38条规定税务机关在实施税收保全措施之前，如在限定的纳税期限内发现纳税人有明显转移、隐匿其应纳税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收入迹象的，税务机关可以责成纳税人提供担保；第44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他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应当在出境之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提供担保等。对于这些措施的运用，在《税收征管法》第44条、45条，《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第61条、62条等相关税收法规中均有详细规定。

3、连带关系人的责任

连带责任是民法中为了确保债权获的偿还而设定得到一种责任确定方法，即在多数债务人情况下，各自都负有全部债务的支付责任。这种私法的处理被税法所借鉴，可以更加有效地保证税收债务的履行，但与前两者相比，更加反映出与量能负担原则的矛盾，因此在运用中争议比较大。

在某些国家（例如德国、日本等）对税收连带责任持积极态度，如德国的《税收通则法》第44条规定如果发生数人共同实现某一税收要件、发生税收担保责任、发生合并征税等情况，则形成连带税收债务。在我国中在税法中对此并无直接规定，但在某些具体规定中，却可以找到一些处理思路。《税收征管法》第48条规定“纳税人有合并、分立情形的，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并依法缴清税款。纳税人合并时未缴清税款的，应当由合并后的纳税人继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纳税人分立时未缴清税款的，分立后的纳税人对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这是在我国税法建设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连带责任的处理，但该规定主要适用于税收程序法中，对于直接影响纳税人税收责任的实体法，还是更加倾向于划分税收责任，由不同纳税人各自负担债务，以合理平衡税收负担的做法，最为明显的就是《印花税暂行条例》中，对于应税凭证、合同是由纳税人就自己所持部分分开纳税。

相对于连带责任，采用债务划分方法分别纳税虽较为清楚，但税收债务的履行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就前文的企业分立而言，如果强调分开纳税，一方面加大了税务机关征税成本和确认难度，另一方面也为纳税人之间的相互推诿制造了机会，因此，确定连带责任是较为可行的操作。

在我国税法中，是否需要全面确认连带税收债务，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从理论上看，当发生数位纳税人共同实现某一税收要素时，如果税务机

关可以要求连带税收债务人全部纳税，也可以要求其中部分纳税，这种选择是有利于税收债务的高效履行。当然对于后者，还应明确最终纳税人对于其所负有其他纳税义务人的已纳税款具有请求权，有权向其他纳税人索回，当然这属于私法问题，可直接按照有关民法规则处理。但正如所认识到的，这种方法对于纳税人负担具有更加直接的影响，建议现阶段还是通过特例列举的方法实施较为妥当。 四、值得研究的其他税收他人责任

针对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和纳税人之间关系的日益复杂，借鉴其他法律中的若干处理方法，对于以下几种税收他人债务问题应该加强研究。

1、 税收责任的代偿

税收债务能否由不存在税收法律事实的第三人代为偿还，我国税法中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就国家债权的履行看，只要税收收入得以保证，在法律中似乎并不应该禁止这种代偿行为，其他国家（如日本）对此也持肯定态度。换个角度理解，如果纳税人通过其他债务方式向第三方融通资金，再用于偿还税收债务，税务机关也不应该进行干预，从某种角度上看，似乎还应该支持。

这种情况存在的最大争议在于，原有的税收负担确定原则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在实施中应该注意到第三人代替原纳税人纳税，并不能改变税收法律事实中原税收债务人既存的法律地位，换言之，原纳税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不能因此免责。这一论点类似于《海关法》第69条，“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不免除被担保人应当办理有关海关手续的义务”。也类似《税收征管法》第50条第2款的规定 “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的，不免除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所体现的观点。并且，如果第三人未能代为清偿或全部清偿税收债务，税务机关并不能强制第三人履行，即第三人对税收债权人不直接负有偿债责任，而只是依据税收代偿协议对原税收债务人负责。

2、 第二税收债务人的纳税责任

为确保税收债权的实现，当原纳税人不能缴纳或全部缴纳税款时，税法能否将与其存在人身或财产关系的其他人列为第二税收债务人，并由其履行纳税义务。这种他人责任是税款征收的防范手段之一，对于国家而言，这种税收债务仍是一次受偿，而并非重复征税。由于第二税收债务人是依法设定的候补纳税人，对于其应纳税款应负有完全纳税义务，同时由于它的履约是以原纳税人不履约为条件的，所以最终清偿的税款也可以向原纳税人追偿。伴随着我国企业合并、分立、破产、清算等经营行为的日趋复杂，应尽快对第二税收债务人进行确认。在现行的《税收征管法》中，对于上述责任人有相近的规定，例如，第50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这里的代位行使的对象（即次债务人）就具有一定的第二税收债务人的特征，当然，与严格意义上的第二债务人还存在差异，它并非一开始就确定其税收债务责任，而且也不是对主税收债务人的税收债务负全部责任。

3、 税收债务的继承

税收债务属于货币支付，按理可以继承，但纳税义务的法定性对于这种继承不以支持。虽然，在现行税法中对于税收债务的继承没有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34条规定“执行遗嘱不得妨碍清偿遗赠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见我国法律中是承认税收债务继承的，这也会形成税法的他人责任。借鉴其他法律规定，税法应对此尽快确认，同时对于被继承人的税收债务偿还，是限于继承人接受的财产还是扩大到继承人可以使用的全部财产，税法也应尽快确定。从他人责任应以所依据的原有的自己责任负担为基础角度考虑，笔者倾向于以被继承的财产为有限偿付。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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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加入的法律依据篇2

[关键词] 民事诉讼执行 参与分配制度 法律完善

一、重视民事诉讼执行的特征

民事诉讼执行是人民法院担负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依法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特征是行使民事执行权的是人民法院的执行组织。人民法院和其他机关解决的民事案件的执行权均由人民法院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强制执行权；人民法院进行民事执行工作，根据的是已生效的具有给付内容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和其他机关制作的生效的具有给付内容的法律文书，是当事人申请执行和人民法院据以采取执行的主要依据；民事执行以其明显的强制性为主要特征，它表现在人民法院凭借国家强制力量，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迫使执行义务人履行义务，使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得以实现；民事执行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所进行的活动。民事执行程序是由一系列具有程序性的法律规范所组成的，参加执行程序的各个主体的行为受到法定程序的约束，只有严格依法进行，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二、加强参与分配的制度

参与分配制度是指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申请执行后，其他债权人发现债务人不能清偿所有债权，从而申请参加到已启动的执行程序中，对债务人的财产公平受偿的强制执行制度。这一执行制度是我国破产法律制度不完善的产物，我国立法内容规定的较为原则，在许多问题规定上存有模糊冲突之处，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的困难，有必要加以完善。论参与分配制度在债务人是公民或其他组织，其财产又不能清偿所有债权时，有些国家采用一般的破产主义，其破产制度普遍使用于法人、公民和其他组织，债权人可利用破产制度对债务人的总财产进行一般的强制执行从而获得公平清偿；而我国采用有限破产主义，仅法人可使用破产制度，公民和其他组织则无适用的可能。因此就面临一个问题，公民或其他组织的资产不能清偿所有债务时，其资产如何分配？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建立了参与分配制度，旨在将无从以破产制度解决的问题放置个别执行程序中解决。可见，我国参与分配制度的宗旨在于弥补有限破产主义的缺陷，在公民或其他组织资不抵债时为各债权人提供一条公平受偿的途径。从而也维护了公平原则，债务人财产应供其所有债权人公平受偿。因此，加强参与分配制度会给司法实践开辟了一条宽阔康庄的道。

三、坚定破产法是程序法

破产法首先是程序法，换句话说，程序法是其核心。我国破产法篇幅有限，制度设置上也较薄弱，造成破产程序上存在不足。这不利于人民法院审理好破产案件。举例来说，比如案件的受理。案件的慎重受理在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全国法院破产案件审理座谈会上是一个重点，在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的关于破产案件审理的若干规定中也是重点。但依照我国现行破产法的规定，破产资格仅限于有法人资格的企业，自然人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均不能破产。这就限制了非法人主体的破产能力，使得非法人主体不能通过破产清算退出市场，与此同时，我国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情况复杂，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未投入注册资金或投入的注册资金未达到法定最低数额，被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也不能作破产申请人。企业开办时未投入注册资金或投入的注册资金未达到法定最低数额，申请破产前开办单位补足注册资金的，一般应认定该企业具备法人资格，可以作破产申请人。但不包括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用难以变现或变现后价值显著降低的实物代替货币补入注册资金的。这样就大大降低了破产法的社会效用。因此，应当从立法的角度扩大破产法的适用对象，使绝大多数的民事主体均能通过破产清算合法退出市场，以满足社会流转关系的需要。破产清算无论对债务人还是对债权人都是会起到保护作用的，这尤其对我国的破产清算观念的转换很有积极意义。

再如破产案件审理中的审判监督。由于破产案件的特殊性，破产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审判监督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破产法对此没有规定程序上的保障。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仅允许对破产案件审理中的驳回申请的裁定上诉，其他审判监督都是事后监督，因而，对破产案件的审判监督几乎是空白的。从破产案件的特点看，破产等于宣告企业的死亡，企业一旦被宣告破产，基本上就不可逆转，尤其在破产分配开始后，如果属于人民法院错误宣告，审判监督程序也难以发挥作用，事后监督也不能让企业起死回生。因此，应当完善我国的破产法，在破产案件审理中多几个监督程序，以利于审判监督的真正开展。

四、完善新破产法的法律

完善法律程序，应该从两个思路来考虑完善的对策。一是保持现有的立法格局，对现行的规定具体化，消除分歧。包括通过一定的参与程序将无执行依据、附条件附期限的执行依据以及已取得执行依据因客观原因未申请执行的他债权人纳入申请主体的范围；扩大可参与分配的客体；设置申请参与分配异议之诉和分配表异议等。二是打破现存的破产立法格局，把非法人民事主体纳入破产法调整的主体范围，同时重塑参与分配制度。在新破产法审议的最后阶段该思路是着重推荐的，这符合国际上破产立法由有限破产主义转向一般破产主义的趋势。参与分配制度的内涵和构成要件及立法目的与破产制度之间存在许多共通之处使之具有可行性。同时破产债权制度、申报债权的期限制度、破产财产制度、破产管理人制度、破产无效行为制度和撤消权制度等，破产法律制度以及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审判监督程序都能克服现行有关参与分配制度的弊端。对于个人破产后的继续清偿和法人破产免责的协调，我国新破产法应建立自然人破产免责时采取许可免责制度。将非法人民事主体纳入破产法调整后，参与分配的功能也将转变到责任财产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况下的债务清偿上来，褪尽破产清算的色彩。在新破产法审议酝酿的关键时刻考虑将自然人破产纳入其中，协调法律法规，重塑参与分配制度与国际接轨。

债务加入的法律依据篇3

一、有关财政危机问题的共识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已进入全面小康的发展轨道，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为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而在此新形势下，如何避免出现财政危机，以及财税法治改革应当何去何从，是我们在进行财税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应对的新课题。

我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财政危机的讨论一直未停。特别是近几年来，为了解决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等问题，国家曾一度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使财政支出大涨，赤字与国债规模激增。通常，评价一国财政运行状况的指标，主要有债务依存度、偿债率、国债负担率以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等等。通过这些指标的变化轨迹，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一国的财政运行是良性状态还是危机状态，以及这些状态的转化趋势。财政风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负债的多少和偿债能力的强弱。因此，如果政府的负债过多，就会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近几年来，我国的财政赤字规模一直很大，每年都有数千亿元①；与此相适应，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这几年，已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达9000亿元②，国债发行总额累计已经达到26000亿元。这只是最为直观的政府负担的国家公债的数额。有些学者正是以此作为计算债务依存度、国债负担率等指标的依据。除了上述以发行的国债数量作为衡量政府负债的依据以外，还有人提出了其他的测度方法，较为重要的是把政府负债分为四类，即显性负债、隐性负债、直接负债、或然负债。因此，上述的国债发行规模，只是一种显性的负债或直接的负债，如果从其他的角度去考虑政府的负债，则政府的债务负担应当更重。例如，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的负担、银行的不良资产、大量拖欠的工资、公共卫生等问题的解决，主要需要国家来承担经济责任，或者最终承担责任，这些“实质上的债务”，都是导致财政危机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财政危机比金融危机更值得关注，因为金融危机也会转化为财政危机，并最终由财政来“买单”。

由此看来，无论对影响财政风险或财政危机的指标如何确定，也不管对政府的负债如何量化，人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国家的债务负担已经相当沉重；大量债务负担的积聚，至少已构成发生财政危机的潜在可能性。由此产生一系列需要研究的经济社会和法律问题，如国家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增发国债的做法，是否会给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沉重压力，并影响到“代际公平”，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否合乎法治的要求和精神，等等。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则需要探讨产生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

二、财政危机的法律原因分析

由于专业分工等诸多原因，传统的法律界往往对财政问题少有问津，但财税领域恰恰是体现近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园地。从历史上看，如果没有财政危机，如果没有财税方面的分权及具体制度安排，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可见，财政危机作为财政运行的一种极端状态，作为一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危急情势，同宪法、宪政也有着紧密的关联。事实上，财政直接涉及到公共权力的行使，以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这本身就是一个宪政问题。与此同时，还应当在相关法律中对财政权和财产权做出具体的保护性规定，以有效地平衡和协调国家财政权与公民财产权的冲突。这些法律精神，应当贯穿于相关的财政法、税法、民法等领域的具体立法之中。上述的法律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法治精神，即通过有效的、具有合法性的分权，综合协调、平衡各类主体的利益以及实现其良性互动。如果不能有效地贯彻这种精神，就不仅可能侵害国民的财产权，也可能使财政权的行使受到损害，并最终导致财政危机。从现实情况来看，导致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具体法律原因，最为显见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预算法形同虚设

在预算法上，类似的问题还非常多，如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非法律化、国库收付制度的不严格执行、对预算收入征收的随意性所导致的收入流失等，都是无视预算法规定的重要现实问题，都是将预算法束之高阁，使其形同虚设的问题，也都是衍生财政危机的重要问题。

（二）国债法有待完善

（三）税法刚性不足

从总体上说，在与财政危机相关的各类法律规范中，税法规范的数量最多。在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下，我国虽然没有完全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但还是做到了最基本的“一税一法”原则，从而使现在开征的各类税收，基本上都能有至少相当于国务院行政法规级次的立法与之相对应。由于大量税收立法主要都采取了行政法规而非“法律”的形式，税收立法层次相对较为低下，在执行过程中有法不依的问题突出，因而税法的刚性明显不足，这也使得税法的执行弹性较大。其具体表现是既存在“征收过度”的现象，也存在“应征未征”的问题。而“应征未征”既可能是放弃国家的税收征收权，也可能是应征的税款无法征收或无力征收。“地下经济”、税收逃避现象的普遍存在，必然会导致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从而降低国家的财政支出能力，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税法的刚性不足，与我国税收优惠过多过滥有关。大量的税收优惠使得“税式支出”的规模十分巨大，从而人为地减少了应入库的财政收入，影响了对财政赤字的弥补，这同样会加大发生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不仅如此，税法的刚性不足，还与某些国家机关对法定课税要素的非法变动有关。总之，税法刚性不足的表现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缺少税收基本法、税收立法层次低、违反《立法法》的规定和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以及在实践中不依法办事，则是导致税法刚性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全面提高立法层次，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切实在执行中做到有“法”可依，对于防范财政危机尤为重要。

导致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法律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笔者只是选择了与财政危机的形成密切相关的几个领域来探讨，从中不难发现这些领域所存在的许多立法和执法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财政状况。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所涉及的制度内容并不限于市场制度本身，市场制度、财政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中国社会不可能在进入市场经济模式的同时，却排斥与之紧密相连的公共财政模式与政治模式（宪政制度）。因此，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财税法学而言，建立一种合理的财税法律体系和推动已经制定的财税法规范的准确实施同样重要；也就是说，完善财税法律体系是促进财税法治化进程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三、完善财税法律体系的思考

从根本上建立一套完善的财税法律体系，既能够从总体上体现宪法的精神，又能够在具体的分税制中，形成一种良好的宪政制度。这样就有利于更好地解决财政危机问题。对于我国来说，财政危机的主体承担者是政府，所以，政府承担规避财政危机的工作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建议修改现行宪法，建立财政法立法依据

目前，我国财政法表现为各自独立的单行法，尚无一个可供共同遵循的统一的财政法典。因此，建议在宪法中增加有关财政税收的规定，明确各财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和适用范围，界定各财税部门的职能、权限、义务和法律责任。各财税单行法都必须以财税基本法为依据，不得与其相抵触。这就要求在财税基本法的统领下，根据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职能的要求，对现行财税法律体系进行修订和完善，将财政税收等涉及国家和社会、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公民权利和利益的内容在宪法中做出规定，以推进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依法治税。

（二）建立健全国债法律环境

全面清理现有的国债法规，进而采取相应措施在全面清理现有法规的基础上，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对已经完全不适用和部分不适用的法规，该废止的废止，该部分失效的失效，该修改的修改。我国尽管多次颁布《国库券条例》和《特种国债条例》等，但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国债法》。即使是这些已颁布的法规中，也存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不相适应的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订。中国国债市场日益与国际接轨，今后境外资本也将进入国债市场，这将为国债市场带来更多的机遇。起草一部完整的《国债法》，规范国债市场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设定制约手段，规范国债的发行、流通、使用、管理和偿还全过程，是健全我国国债市场的迫切需要。

（三）加紧修改《预算法》，推进各类相关体制的改革，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

由于体制转轨时期利益调整的难度以及制度设计本身的一些问题，中国预算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一直都在低水平上徘徊。结合当前财政支出制度改革的现实需要和世界财政法治发展的潮流，以规范和保障政府财政行为为己任的预算法应当予以积极的回应。无论是预算编制、预算审批还是预算执行，都需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做出很大程度的调整和改革，这是从源头上防范财政危机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四）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税法

在完善税法时，要注意税法与其他相关的经济、社会立法的配套，特别是与相关财政立法的配套。否则，税法再完善，也可能会存在许多因制度不协调所造成的成本问题。税收是国家的主要财政基础，税法的制定和执行不仅影响同业竞争的纳税人在同一市场中的竞争力，还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支和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制定、变更税法不仅直接影响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款给付义务，而且当国家以征税行为介入市场运行以后，税法的制定和执行更会影响纳税人的预期和行为，从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

（五）尽快拟定和颁布《财政监督法》

从法律上确定财政监督的地位，增强财政监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执法监督体系中的地位。通过法律程序明确监督机构的职权、责任、监督程序、监督方法、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违反财政法规的法律责任等方面的问题，为财政部门行使财政监督职能、加强执法力度、坚持依法行政、提高财政监督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创造良好的法制条件，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执法的随意性。既抓立法，又抓执法，真正把财政活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健全比较系统和完整的财政监督法律体系。

总之，要建立健全一整套严密科学、协调有序的财税法律体系，使之既有分权，又有限权；既有自由，又有约束，从而在财税法制中，通过法律的全面制定和有效实施来体现宪政精神，形成宪政秩序，这样也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而只有在这种良性互动中，才能真正解决财政赤字、债务风险和财政危机等问题，才能形成良好的公共经济秩序，推进国家和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2]张守文 财政危机中的宪政问题[J] 法学，2003，（9）

[3]王子正 关于我国财税法制的两点思考[J] 财经问题研究，2001，（3）

债务加入的法律依据篇4

一、债权凭证简介

由于债权凭证是项新的规定，各地操作有所不同。在此有必要作些介绍。根据浙江高院的规定，债权凭证是指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现有财产经强制执行后仍不足清偿债务的，由执行法院向申请执行人发放的、用以证明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尚享有债权的权利证书。实践中基本操作程序是：在执行期限届满前后，执行法院认为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现有财产经强制执行仍不足清偿债务的，征求申请执行人意见后，制作、发放债权凭证，同时终结原判决的执行。在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时，权利人依据债权凭证向法院申请执行债权凭证中登记的权利。由此可以看出债权凭证具有如下特征：

1、债权凭证是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放的，它没有严格的审判程序。

2、债权凭证是在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现有财产经强制执行后仍不足清偿债务时发放的。

3、债权凭证是法院向当事人发放的法律文书，具有法律效力，在权利人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时，可以根据该债权凭证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

4、债权凭证的内容是债权人据以申请执行的法律依据。

从上可以看出债权凭证与执行中止极为相似，它的上述特征与执行中止的特征完全相同。但二者又有本质区别。主要区别如下：

1、适用范围不同。执行中止适用范围广，任何性质案件只要出现应当中止情形，都适用执行中止，而债权凭证仅适用于金钱给付案件。如涉及人身权执行案件均不能发放债权凭证。

2、发放期限不同。对执行中止只要出现应当中止的情形，在任何时间内均可中止执行，不受执行期限的限制。而债权凭证原则上要在法定执行期限届满后发放，期限未满不能发放。

3、结果不同。债权凭证发放后案件终结执行，原判决效力被废止。债权人的权利以债权凭证上登记的内容为准。而案件中止执行后，实体权利义务未发生变化，仍依原判决确定的权利义务执行

4、发放条件不同，债权凭证原则上须申请执行人自愿申领，而执行中止法院可依职权发放。

从上可以看出债权凭证是在执行中止制度基础上发展而来而又完全不同于执行中止的一项全新的法律制度。

二、债权凭证的弊端分析。

债权凭证制度的出台曾一度被认为是医治“执行难”的良方，但是由于它存在本质上的缺陷，它的弊端在实施不长时间内就暴露出来，主要体现在实体上、程序上和社会效果三方面上，具体如下：

1、实体上存在两项弊端。

（1）债权凭证制度缺乏法律和理论依据。根据“最高法院关于转发浙江高院的意见”指出，浙江高院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精神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而制定。但实际上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均无债权凭证的规定或有关精神。债权凭证制度是一种案件终结执行的制度。“民诉法”第235条规定 ，案件执行终结类型有：申请人撤销申请；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案件的权利人死亡；作为被执行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又丧失劳动能力的。这些规定都从责任自负原则出发，指明终结执行的基本条件是权利义务已经消灭。前两种类型是因权利被撤销消灭，第三、四种类型是因主体不存在而消灭。第五种是因为保护人道主义的需要而消灭。这些规定都以权利义务根本消灭为特征。而债权凭证是在权利义务尚存在的情况下、在被执行人暂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发放的，不符合权利义务根本消灭的特征。有一种观点认为民诉法还有“其它应当终结执行的情形”规定。但是从终结执行是权利义务根本消灭的精神的出发，法院虽然可以对“其它应当终结执行的情形”列出更加具体的类型，但是法院作出的规定也都必须符合权利义务根本消灭的特征，否则，就属越权的解释与做法，缺乏法律依据。

同样债权凭证亦缺乏理论依据。我国民诉法关于法律文书的称谓有着严格的界定，各种法律文书都有特定的含义。判决书解决实体问题，裁定书解决程序问题，决定书解决其它问题。债权凭证的出现从理论上打乱了法律文书的体系，使法律文书的内涵出现混乱。有一种意见认为债权凭证的性质属公证文书，但法院作为公证文书的发放主体更是值得怀疑。因此债权凭证亦没有理论根据。

（2）、债权凭证剥夺了当事人依法享有主张利息的权利。根据我国《合同法》等实体法的规定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的应当支付双倍利息，最高人民法院为此制定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该意见第293、294条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或迟延履行金自判决、裁定和其它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计算；加倍支付迟延的债务利息按同期贷款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而一旦法院发放了债权凭证，原已生效判决被法院终结执行，一方当事人据以要求对方履行的依据被撤销，申请执行人就不能依据上述规定要求对方当事人支付利息。由于法院发放债权凭证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侵害了申请执行人原本享有主张利息的权利。实践中为了对当事人原本享有的权利进行救济采取了一种做法是在债权凭证中直接注明利息依法计算或按双倍计算。对于依法计算，基于一方当事人据以要求对方履行的依据被撤销的同样道理，依法计算的结果是利息为零。而对债权凭证可直接赋予双倍计息的做法，又缺乏理论与法律上的依据。有一种观点认为，实践中是先发债权凭证后终结执行，因此依据未被撤销，仍可按民诉法双倍计息。这种观点表面上看似有道理，但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从理论说，哪怕债权凭证允许发放，债权凭证与终结执行也必须同时进行。道理很简单，如果先发债权凭证后终结执行，在终结执行前发放债权凭证之后这个期间内，申请执行人就享有双份权利，既享有依债权凭证的权利，同时也享有依判决确定的权利；如果先终结执行后发债权凭证，在终结执行后发债权凭证前这一时间内就彻底剥夺了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因此，债权凭证剥夺了当事人依法享有主张利息的权利，侵犯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2、程序上存在两项缺陷。

（1）债权凭证的发放缺乏应有的程序。在此应该指出的是债权凭证的发放不仅是将原判决的内容照抄到债权凭证中的简单行为。它还要对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进行确认，将原来判决的金额扣除履行金额，最后在债权凭证中记载尚未履行金额，债权凭证的发放实属审判行为。但是由于债权凭证的发放是法院单方的行为，因此未经审判程序所作的审判行为，难以确保其公正性。也就是说债权凭证由执行人员合议或个人决定，常常造成记载金额的出错。这里并非说执行人员主观上是马虎或是不公正的，而是指哪怕执行人员主观上非常公正，但由于客观上缺乏产生公正的必要程序，也会产生不公正的结果。因为债权凭证的发放从制度上说不需要当事人参加，因此从理论上说对被执行人可能已经部份或全部履行义务的情况、对申请执行人可能部份或全部放弃权利的情况就不可能查明。实践中很多法官为了查清当事人的履行情况，都通知申请执行人来询问执行情况，但由于没有另一方当事人的有利制衡，不能确保申请执行人陈述与举证的真实性。哪怕法院同时通知被执行人询问，由于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着重强调的是申请执行人权利的实现 ，以及发放债权凭证本身程序的非规范性，也常产生认定的错误。由此司法实践常产生这样一种针对债对记载错误的凭证债权是否要承认其效力的“两难”情况：一方面，如果承认原债权凭证具有法律效力，那么它就违悖了有错必纠原则，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如果不承认债权凭证的效力，更侵犯了当事人的权益，从根本上动摇了债权凭证制度。

（2）执行期限自相矛盾。首先，实行债权凭证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提高执行效率，但债权凭证制度规定债权凭证的发放条件之一是执行期限届满，人为降低执行效率。其次，我国执行法律要求执行案件必须在执行期限届满前执行完毕，而债权凭证却要求等到执行期限届满后再行发放。债权凭证制度的实施严重违反执行期限。

3、债权凭证制度的实施产生了不良的社会效果，表现在三方面：

（1）债权凭证没有改变人们对法院出具“法律白条”的认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广大民众甚至许多法官都认为法院对执行案件中止执行是法院向当事人开具“法律白条”。现在各地法院逐渐以债权凭证代替执行中止，案件大量终结执行。法院系统内部特别是法院领导逐步形成债权凭证是解决“执行难”良方的意识。但反观广大民众，由于人们注重的是执行结果，而非执行措施，不管法律文书名称叫债权凭证还是执行中止裁定书，人们都不会改变法院依然在开具“法律白条”的看法。同时由于法律文书名称的随意变化，更给当事人一种法院在糊弄人的感觉。影响法院形象和司法权威。

（2）债权凭证的实施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根据民诉法第234条的规定中止执行必须查明的事实是如下之一：申请执行人表示同意延期执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有理由的异议；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继受权义；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法官查清该事实之一后进行合议、制作中止合议笔录和中止执行裁定书，最后归档。在权利人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时再向法院登记或立案手续。与此相比较，债权凭证的办理一点也不简便。执行中止上述手续在办理债权凭证时一样也不能少，同时发放债权凭证还要做笔录、制作终结裁定、填写内容繁杂的债权凭证。在制作债权凭证前又常要通知申请执行人核对债权数额。工作量比执行中止大大增加。

（3）债权凭证的实施增加诉讼成本。首先法院发放的债权凭证要便于携带、保存，由此增加法院制作债权凭证的工本费。有些法院以该工本费系执行的实际费用向当事人收取，将费用转嫁给申请执行人承担，在权利未实现时又增加一项费用，对申请执行人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其次，由于债权凭证只能发一份由权利人自己保管，这无疑增加当事人保管债权凭证的精力与负担。第三，如果债权凭证遗失或毁损，权利人又要申请公告注销，增加当事人的公告费用与时间。甚至可能使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丧失。影响当事人权益的实现。

从上可以看出债权凭证弊端繁多，但主张并积极鼓吹债权凭证的人认为，债权凭证虽然存在弊端，但优点亦明显，主要表现在四点：第一、债权凭证的实施对执行案件可以裁定终结执行，减少法院积案，减轻法院的社会压力。第二、债权凭证的实施可以使债权人承担风险，是责任的回归。第三、债权凭证的实施可以避免债务人逃避执行，迫使债务人尽早主动履行。第四、当事人依债权凭证申请执行时无需办理立案手续，方便当事人。对上述四个“优点”，笔者无一苟同，在此笔者予以一一分析辩驳：

1、对减少法院积案，减轻法院的社会压力问题。首先笔者认为执行积案的多少不是衡量法院与法官工作优劣的重要标准，甚至不是标准。对案件实际全额执行了多少除了跟法院的努力程度有关外，最根本的是受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制约，一个社会经济基础良好，其案件相对也少，在进入司法程序案件的结案率必然也高；反之结案率必然也低。其次债权凭证没有改变法院实际的执行案件数量。也就是说，不管发债权凭证还是中止执行裁定，在客观上实际全额与部份执结的案件数量是相对固定不变的。只是法院内部自行统计问题。如法院将发债权凭证的案件视为未结案，结果与执行中止一致；反之如将中止执行案件视为结案，则执行中止与发债权凭证的结果一致。因此债权凭证也好，执行中止也好，都没有改变执行的客观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法院自认为执行案件数量大大降低而社会压力依然如故的原因。

2、债权凭证可使责任回归当事人、再次立案时无需办理立案手续方便当事人问题。这两项功能笔者无意否认，但问题是采用这样一种实体弊端繁多、总体程序复杂 又缺乏理性的制度，无异是舍本求末，既不经济也不公正。由一斑而盖全貌的做法实难可取。

3、债权凭证可以避免债务人逃避执行问题。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更无从谈起，纯系信口雌黄。法院发放债权凭证后，案件已被法院推回当事人，法院已无执行职责。一方面，法院在权利人再次申请执行前，对当事人权利的实现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哪怕法院发现被执行人人已有财产，也无权主动再予执行，因为原判决已被终结执行。权利人的依据是债权凭证，对债权凭证，依法理也遵循不告不理原则。也就是说发债权凭证的结果不仅不能避免债务人逃避债务，相反，债权凭证常使被执行人逍遥法外。等权利人再次申请执行时，丧失执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三、执行中止制度的重树

1、执行中止的优点

与债权凭证相比较，执行中止优点明显，主要体现如下：

（1）执行中止制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民诉法”已经列举了执行中止的几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根据这个原则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2条对此作了更加可操作性的解释与补充。执行中止依据明确。

（2）执行中止不会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执行中止只是暂时停止对案件的执行，只是一个程序性问题，对案件的实体权利义务未作实体性变更，利息依原判决照算。

（3）执行中止不会出现金额错误。对当事人放弃的权利或已经履行的义务都可以在执行中体现，若金额有出入均可在执行完毕前得以纠正。

（4）执行中止不会增加诉讼成本。执行中止无须制作精美凭证，只须制作普通的裁定书，当事人无须特意保管。如遗失，当事人可凭复印件申请恢复执行。

2、影响执行中止制度重树的原因与对策分析

综上所述，执行中止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债权凭证有百弊而无一利，但各级法院均置执行中止不用而另起炉灶，这就让人深思：法院有部门利益？法官素质差？答案都是否定的。法官经过多年来的政治和业务培训，整体素质已相对较高；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本身就不含有经济利益，同时在法院实行收支两条线的情况下，法院与法官更无利益可言。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二：

（1）执行中止本质不明确。我国广大民众、法官甚至许多法院领导都有这样一种思想：案件进法院，法院应全额执行。否则执行员要么“无能”，要么“腐败”。“中止执行裁定书”成了“执行不力”、“法律白条”的标志。这种看法是我国要根除中止执行的思想根源。但是这种传统观念又是极其错误的。笔者认为执行中止不仅不是法官“无能”、“腐败”的标志，相反执行中止反映了社会的发展规律，它实质是商业风险在执行中的反映。理由是：

第一、商业有风险。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水平低，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相对有限，特别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 下，商业风险大量存在，这就决定了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的不全，这个履行能力不因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改变而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执行案件不可能全部全额执行完毕。

第二、诉讼有风险。也就是说法院不可能查清被执行人的全部客观情况。一方面我国法律尚未也不可能赋予法官完全查清客观情况的权力。另一方面，因各种原因被执行人可能逃避或规避债务，有关机关也可能找出各种原因不协助法院的执行，法院也可能因自身人力、物力、财力的不足，无法查清被执行人的所有财产、债权、债务情况。要求法院做到案件执行结果与被执行人的客观情况相一致是不现实的。

第三、人道主义风险。最大程度实现债权人合法权益是法律的基本精神。但是各国法律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也都体现了保障被执行人人道主义的精神。对造成低于最低基本生活标准的任何执行措施。不得采取。为此，不可避免出现被执行人尚可生活，但案件不能执行的法律后果。

为此，树立部分案件甚至很多案件不能执行是正常的社会规律这种法律意识，极其重要。债权凭证虽然反映了停止执行必然性的社会规律，但它却割裂了法律的内在联系。如上述的实体、程序等存在的种种弊端，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执行中止就是这种风险在法律上的最佳体现。由此法院应理直气壮、堂而皇之地坚持：凡符合法律不能执行的，就坚决中止执行。而非回避问题、躲躲闪闪、做着实质停止执行而拒不承认执行不能的客观现实。

（2）执行中止曾一度被滥用。按照民诉法规定只有出现了程序上的阻却或实体上暂无财产执行的原因，案件才可中止执行。但是由于传统上考核法院与法官的标准是案件数。由此法院与法官不能不追求结案数。又由于执行中止曾一度被统计为结案，由此当案件未能全部执结又不符合执行中止条件时，以中止执行来结案成了法官及法院无奈的选择。一大批不符合中止执行的案件被中止，由此广大民众对执行中止极其仇恨也就不难想象。

但是执行中止被滥用不能成为否认执行中止优越性的理由。因为权利被滥用属执法环境范畴，再好的法律如果没有好的法制环境，其效力都会大打折扣。为此法官不是另辟奚径，而是要加强司法监督，对不符合中止条件而中止的按违法行为予以追究，同时改变对法院工作的衡量标准。以此促进执法环境的改善。但无论一个制度的效力 实现了多少，该制度本身的优越性与其价值是不容置疑的。只要坚持好的制度，它的优越性就能不断表现出来。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说执行中止具有优越性，并非指其能够保证债权人权利的及时实现，而是说它是对客观现状的真实评价，该评价不会侵害权利人本该享有权利的最终实现。

债务加入的法律依据篇5

第三人在欠条上签字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民间借贷解释》)第21条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规定对指导案件裁判，乃至引导公民日常的经济行为，均具有一定价值，但实务中行为人在债权凭证上签字或盖章之行为，问题十分复杂，值得探讨。

一、典型案例

原告张某诉称，20xx年3月起，被告李某的哥哥各其借款，截止20xx年10月，尚欠10万元未还，李某哥哥为此向其出具一张欠条;此后，李某哥哥按约向其支付利息，直至20xx年4月病逝;在李某哥哥去世后，被告李某自愿作为债务人承担还款义务，并在欠条上签字确认;原告因多次向被告催要欠款未果，故诉请要求被告归还欠款并支付利息。

被告辩称，原告张某所述与事实不符，其在欠条上签名并非为了替哥哥还钱，签字的原因是当时哥哥公司的会计在现场让其在欠条上签名证明李某的哥哥确实欠原告张某这笔钱，其就签名做了证明人。其对原告主张还款责任不予认可，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请。

二、原告的观点

1、被告在其哥哥去世后自原承担其债务，构成民法上的债务加入，应承担还款付息的责任。

依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十七条“债务加入”的规定：“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可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被告哥哥于20xx年4月左右去世后，被告自愿承担其债务，并在欠条上签字。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被告行为符合民事活动的自愿原则，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构成民事上的“债务加入”，理应承担还款付息的法律责任。

2、被告的签字行为，不构成是欠款的“证明人”。

本案所涉的欠条证据，从法律性质上而言是债权凭证，且欠条是被告哥哥于20xx年10月出具的，此时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确立。而被告在欠条上签字的时间，是在其哥哥去世后的20xx年4月份左右，此时欠条的债权凭证早已形成，无需被告证明欠款事实的存在。

在原债务人去世的情况下，债务人的主体资格即灭失，理论上此债权只能在原债务人有遗产的情况下，向其继承人主张，但被告自愿承担债务，并在欠条上签字。当时的客观情况，原债务人已死亡，被告在原债务人的公司主持工作，原告上门来讨要欠款，不存在也没有必要，要求被告证明欠款的事实。

如果被告认为其签字只是起证明的作用，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应当明知在欠条上签字所承担的法律义务，若其主观上只是作为证明人，理应在签字时注明“证明人：某某某”，此举才符合生活常理。

3、本案应当依据证据规则，并利用经验法则作出裁判，判令被告承担还款付息的责任。

本案被告与原债务人之间，存在特殊的身份(兄弟)关系，而原债务人生前与原告也曾是朋友关系。在被告哥哥的后事处理完毕之后，原告找到被告，要求处理该欠款，被告当场表示“不能让哥哥丢人”自愿承担债务并当场签字确认。尽管被告现否认该事实，但依据日常生活的经验法则来判断，原告的说辞更符合情理。

另从举证责任分配有角度而言，被告未拿出证据证明其是“证明人”;从证据的形式来看，被告在欠条上签字，也未注明系“证明人”;证人的证言，也只是“我认为他是作为证明人签字”，证言明显是主观的判断，而非客观的描述，故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此外，正是因为有被告的签字承诺，使得原告在可以采取“自助”措施，来实现债权的机会丧失。正如原告所述，如果被告不承诺还款，他完全可以从原债务人的公司拖走部分钢材，来抵冲欠款。正是被告的承诺，使得原告丧失私力自救的机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与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

根据上述规定，结合省高院的司法意见，本案被告在欠条的欠款人处签字，依法应认定为一种单方承诺的“债务加入”行为，其自愿作为债务人履行还款的义务。原告的主张，在证据上得以印证，在情理上符合生活实际，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司法原则出发，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

三、一审的裁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提交载有被告签名的欠条及其与实际借款人的银行往来明细，证明本案诉争债务的真实存在及被告签字行为构成债务加入，完成了其提出本案诉讼的初步举证责任。

但通过案件审理，查明原告在要求被告签字的过程中，既没有向被告提出要其承担还款责任的要求，亦没有明示签字后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在该事实基础上，被告的陈述与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结合被告及其妻子俩人月收入不足三千元这一客观情形，原告所述被告为主动承担债务而签名的行为有违日常行为逻辑、客观发生的可能性较小;被告所作“在证人的劝说下，以证明人的身份签字”的抗辩则获得前述查明的事实及证据支撑，其行为的发生符合日常行为逻辑，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形成了被告签名系以证明人身份签字这一合理怀疑。

针对该合理怀疑，原告依法负有进一步举证证明被告系自愿承担债务以排除合理怀疑的举证责任。但原告未能就此继续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一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案因原告息诉，未进行二审，判决已生效。作为一则确有争议、值得深究之案例，笔者颇有遗憾。

四、对《民间借贷解释》第21条的评析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清楚地得出，在债权凭证上签字盖章的情况，在实务中非常复杂，可以是共同的借款人、担保人、见证人或证明人等多种身份，准确定性签名者的身份性质，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签名前有身份的限定词，比如保证人、证明人等。在未表明签名人身份的情况下，法院应当通过其他案件事实进行推定，查明案件事实，仍无法得出签名人身份性质的，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如前所述，如出借人请求签字人承担借款人的责任、构成债务加入等情形，是否也应当不予支持呢?

故笔者的意见是，《民间借贷解释》第21条应当明确在签名盖章人身份性质不明、且通过其他案件事实法院也无法推定得出明确结论时，对出借人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不予支持。作如下调整，是否妥当，各位可以探讨：“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盖章，但未表明其身份性质或承担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身份性质，出借人请求其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债务加入的法律依据篇6

【摘 要】 判决生效后，债权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了债务人的财产。债务人不服判决并申请再审，再审法院裁定撤销生效判决，同时裁定发回重审，原债务人立即向法院申请执行回转，法院认为再审法院的裁定并无要求原债权人返还财产的给付内容，拒不受理。后经原审法院重审，裁定该案按撤诉处理，原债务人申请执行回转后，发现原债权人已歇业多时，其给工商局的注销申请中承诺由其中的一个股东承担债务清理责任，另查明该股东已死亡，因此法院作出了终结执行的裁定。

本案引发二个问题：一是申请执行回转的时间；二是清算责任的承担主体。为此，笔者发表了自已的观点，与各位探讨。

【关键词】 歇 业；执行回转； 清算主体； 清算责任；

案 情：

1994年9月上海生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定作方，以下称“上海公司”）因加工承揽合同纠纷向法院杭州爱康生物公司（承揽方，以下称“杭州公司），经区法院一审、市中院二审，均判决杭州公司支付上海公司加工费50万元。二审判决后，上海公司即申请法院从杭州公司处执行了50万元人民币，于95年11月执行完毕。

杭州公司不服判决，向原二审法院申请再审。后原二审法院于97年1月作出裁定：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同年2月作出裁定：撤销原生效判决，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杭州公司随即向原执行法院申请执行回转，提交了“执行回转申请书”，法院告知：该案仅是裁定发回重审，最终结果尚未确定，在重审结果未出来前，不受理执行回转申请。

一审法院经重审，于99年9月作出了（1997）*经重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本院审理原上海公司诉被告杭州公司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中，因原上海公司经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于1997年9月歇业。该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有吴伟等20人，其中清算责任人为吴伟等15人。因清算责任人不能全部当庭参加诉讼，又不能自行推选诉讼代表，故本院依法指定吴伟、吴甲、吴乙、吴丙、吴丁等五名清算责任人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代表参加诉讼。上述原告诉讼代表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参加诉讼。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本案按撤诉处理。

至此，该案经一审、二审、强制执行、再审程序后，以原告原上海公司经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按撤诉处理而告终。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同时，因原上海公司经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于96年9月歇业，根椐法律规定，由其清算责任人负责清偿债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客观情况，杭州公司依法向法院提交了“执行回转申请书”，被申请人为原上海公司清算责任人吴伟等20位股东。同时向法院提交了相关的上海公司工商材料，材料表明：上海公司于97年3月经股东会决议申请歇业，97年8月审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反映出该公司截止97年7月所有者权益为187222.96元、应收帐款84940元、预收帐款51984.67元；97年9月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

法院受理执行回转申请后，查明，上海公司已于97年9月办理了工商注销登记，该公司在申请注销登记时，向工商局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公司债权债务处理的情况及保证”，内容为：我公司于97年3月经公司股东会决定申请歇业，即进行了债权债务的清理工作，截止8月底已基本清理完毕，尚余应收帐款二笔合计84940元及应付帐款一笔51984.67元，经股东会决定，此款由股东徐虎同志负责回收及处理。因徐虎同志负责销售及经营工作，故除帐户处理中的债权债务外，如发生任何帐外的债权债务也均由徐虎同志负责清理。该文件有徐虎的签名及盖章。另查明，徐虎已于98年5月死亡。

据此，法院认为：上海公司已于97年9月歇业（办理了注销登记），申请工商注销时已向工商局提交了债权债务处理保证即由股东徐虎负责清理债权债务，其歇业注销手续合法；另查明徐虎已于98年5月死亡，故本案无执行人也无财产可 供执行，依法裁定：终结执行。

问题的提出：

该案在处理过程中有二个问题值得思考：

问题一：申请执行回转的时间。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后，如果取得财产的人不返还，是否立即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回转；还是要等到重审或再审结果出来后，只有在对原生效判决内容全部或部分撤销后才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执行回转的根据是什么？何时才可申请执行回转？

问题二：有限责任公司歇业（注销登记）后，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

个人意见：

问题一：申请执行回转的时间和根据。

执行回转是指已全部或部分执行完毕后，因原执行根据被依法撤销，由执行员根据新的法律文书采取措施将被执行的财产返还给被执行人，恢复到原执行程序前的状态。执行根据被依法撤销后，依此执行根据而进行的执行行为无效。原债权人在执行程序中所取得的财产属不当得利。为弥补基于错误的执行根据进行的执行行为给原债务人带来的损失，就要以执行回转进行补救。

执行回转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执行回转发生在原执行程序结束后。如果是在执行程序进行中，只是解除已实施的行为，对存款解除冻结，对财产解除查封等是执行撤销，而不适用执行回转。

2、执行回转以执行根据被依法撤销为前提。《民事诉讼法》第214条对此有明确的规定。

3、执行回转的根据是执行回转裁定。执行法院要责成原债权人返还财产，应根据执行回转裁定进行。原执行根据由人民法院或其他机关依法撤销，只是表明原执行根据失效，并不具有要求原债权人返还所得财产的给付内容。所以，已执行的原生效文书被撤销的，人民法院应裁定执行回转，并依此裁定作为执行根据，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财产和强制执行。

综上所述，本案完全符合执行回转的条件。经杭州公司申请再审，受理再审申请的中院依法裁定撤销原生效判决书，虽然该裁定书中无要求原债权人即上海公司返还所得财产的给付内容，但并不代表不可以申请执行回转。法院应受理执行回转申请，并应裁定执行回转，依此裁定作为执行根据，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财产和强制执行。而不必等到再审终结作出最终判决后，在原被执行人胜诉的情况下，再进行执行回转，而且此时再执行也极可能因原债权人的经济状况等原因而导致执行困难，执行回转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所以，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后，如果取得财产的人不返还，申请人立即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回转。在裁定撤销原生效法律文书时，同时裁定发回重审或再审的，因最终结果尚未出来，造成缺少执行依据，但仍可申请执行回转，法院应受理并裁定执行回转。实践中，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不立即执行，但应立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避免财产的灭失，以确保以后执行的顺利实施。

问题二：企业法人歇业（注销登记）后的责任承担。

1、清算主体。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歇业，负有清算责任的主体应负责清理债权债务。

《民法通则》第40条规定“法人终止，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停止清算范围外的一切活动”；《公司法》第19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东是清算主体”。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清算主体。

2、注销登记后未清理债权债务的清理责任。

清算主体申请公司歇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手续，在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的歇业的申请中，承诺公司的债权债务已经清理完毕而实际上未清理完毕时，清算主体应当承担对公司债务的清偿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可判令清算主体承担清偿责任是依据清算主体出具给工商部门的申请中的承诺，即清算主体向工商部门承诺企业的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该承诺对有对公承诺的效力，而非仅为个人的债务承担性质。同时，由于任何人均可承诺承担任何人的债务，法律并不限制第三人主动加入到债务承担中，因此只要清算主体的承诺具有对公承诺的性质，依其承诺，人民法院可以判令清算主体承担对企业债务的清偿责任。

所以本案中，上海公司的股东是清算主体，企业虽已被注销（主体资格灭失），但清算主体对于企业的未结债权债务仍负有清理责任。同时，因为法律不禁止第三人主动加入到债务承担中，本案中，清算主体之一股东徐虎出具保证书，承诺由其对未了结的债权债务承担清理责任，也不能免除其余清算主体的清算责任，而应该是由徐虎和其他清算主体共同承担清算责任。更何况，徐虎对工商局所作的有关由其负责清理债权债务的承诺（即由其个人来承担其他清算主体的清算责任），并未得到债权人的同意或追认，不能因此而免除其他清算主体的清算责任。否则对债权人极为不利。

以上是笔者的个人观点，诚望各位朋友、专家能够发表自已的见解。

盛 军 华 email:

债务加入的法律依据篇7

一、被执行人离婚逃债的几种情况

1、涉及被执行人离婚逃债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1）债务产生后，未进入诉讼程序，债务人便和其配偶离婚，以逃避债务；（2）诉讼过程中债务人和其配偶离婚逃避债务；（3）法律文书生效后未进入执行程序，债务人离婚逃债；（4）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离婚逃避债务。

2、离婚逃债途径主要有：（1）通过法院（本院或其它法院）调解离婚，双方达成和解协议。（2）通过婚姻登记机关离婚。（3）通过公证机关分割财产后，再通过婚姻登记机关离婚逃债等。

3、离婚逃债行为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几点：1被执行人必须有离婚逃债的行为存在，即被执行人实施了旨在逃债的违法行为。2、该行为发生在债务产生后，包括（1）债务产生后诉讼前。（2）诉讼过程中。（3）法律文书生效后。3、该行为必须是被执行人故意所为。（1）在离婚时向有关机关隐瞒债务。（2）分割债务未征得债权人的同意，是在暗中对可供被执行财产进行处分的。（3）财产分割明显不公平。有的将被执行人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分给被执行人配偶，有的被执行人配偶分得全部夫妻共同财产，被执行人仅分得少量随身物品，债务都由被执行人承担，以此逃避债务。4、行为人必须是实施离婚逃债行为的人。5、其处分财产尚未被明确为执行标的，即不是法律文书中指定交付的财物、票证，也不是已被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是将来可能成为执行对象的财产。

二、离婚逃债强制执行制度的现状

2002年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该解释列举了拒不执行的五种情形，第一为“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执行工作是确保债权人的债权能够真正得到实现的重要法律保障，人民法院要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及时执行各类案件，特别是对恶意逃债的典型案件进行曝光。但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对接收逃债财产的人或恶意串通协助逃债的人，能否追加其为被执行人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13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1条至第27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等追加、变更被执行主体的条款，对此类问题都没有涉及，在执行程序中未明文规定对接收逃债财产人或恶意串通协助逃债的人的强制手段，对被执行人躲避执行，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各种情况在法律规范方面缺乏相应的对策，只是有关实体法规定了逃债行为的无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第2款规定，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约定（财产分割约定）其约定无效。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第四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第七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如合同纠纷，债务人通过离婚逃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损害，可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在离婚逃债问题的处理上，从我国离婚逃债强制执行制度现状看，被执行人通过与其配偶离婚逃债后，造成债权人的财产损失，现还不能通过执行程序迅速解决。因法律还未明确规定在执行程序中裁定追加被执行人原配偶或接收逃债人财产的人为被执行人，如果适用《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条款，通过诉讼行使撤消权，不但给债权人造成了很多不便，易造成债权人财产损失，使逃债的人越来越多，不利于形成良好的信用环境。

三、被执行人离婚逃债的处理

在执行程序中，发现被执行人离婚逃债的情况，笔者认为，如果被执行人是在执行法律文书诉讼过程中或执行法律文书生效后与其配偶离婚逃债的，应直接追加被执行人原配偶为被执行人，体现执行工作“效率优先”的特点，体现公平原则。具体处理可分两种情况：一是通过婚姻登记机关或通过公证机关分割财产后再通过婚姻机关离婚逃债的，应根据有关实体法认定被执行人与其配偶分割财产的行为无效，再裁定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二是利用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离婚逃债的，不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而是按审判监督程序先撤销被执行人有关财产分割协议后，再裁定追加被执行人原配偶为被执行人。

在执行程序中，虽然目前有关强制执行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离婚逃债的情况下可根据实体法裁定追加被执行人原配偶为被执行人，但离婚逃债实属一种无效民事行为，其行为应始终无效。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1条已明确规定：如果依有关实体法的规定有权利义务承受人的，可以裁定权利义务承受人为被执行人。从以上法律规定可看出，现有关强制执行法已规定了某些方面可依据实体法裁定追加被执行人。依据实体法行使裁判权，法学理论界原争议很大，现观点基本趋于一致，承认在执行程序行使裁判权时，可根据实体法作出裁判，在目前情况下，在执行程序中，可根据实体法认定（离婚逃债）被执行人与其配偶财产分割协议无效，裁定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此做法已在执行实践中得到一致赞同，也得到法学理论界的支持。在执行程序中，裁判权可由执行局裁判庭行使（未设裁判庭的由综合科行使），应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实行听证制度，在目前法律未规定的情况下，救济手段为允许当事人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体现“公正、效率”主题。对债权人起诉前，债务人便离婚逃债的，笔者认为，不能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被执行人原配偶为被执行人，应根据不同情况，由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则根据不同的案件适用不同的实体法，保护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例如，我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就规定了，债权人行使撤销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无效。

四、对离婚逃债处理的立法完善

在现行法律制度下，被执行人通过离婚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缺乏相应的对策，被执行人离婚逃债后，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债权人依照有关实体法通过诉讼形式行使撤销权，其结果是债务人要么达到了逃避债务的目的，要么赢得了时间，债务人“讨了好”，债权人要么失去了债权，要么耽误时间，债权人“吃了亏”。要使这一局面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必须从立法上加以完善。

债务加入的法律依据篇8

论文摘要：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司法机关应当以家维护经济秩序、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目标，从中央政策精神的目的出发，以民商事法律、法规的基本精神为依托，本着规范金融市场、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保障经济安全的宗旨，调整金融类纠纷的审理思路，依法公正妥善地审理金融类纠纷案件，确保金融环境高效、依法、健康地发展。 论文关键词：金融案件 审理思路 循环发展 依法发展 健康发展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金融市场亦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银行贷款规模急剧缩减，一些中小企业由于资金链的断裂，导致难以维持正常运作。银行不良债权的比例呈上升趋势，由此而引发的金融诉讼案件大幅度上升，金融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健全正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我国的司法机关而言，此时正是发现问题、积累经验、完善机制的重要时期，通过调整金融案件的审理思路，完善金融体系法制环境的建设，从而促进金融体系的有序发展。 一、通过调整审理思路，促进金融体系循环发展 案例1：某商业银行与被告签订借款合同，后被告未履行还本付息义务，该笔借款成为金融不良资产。在金融不良资产剥离的过程中，该商业银行将该笔不良资产债权出售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后该公司又将该不良资产债权转让给其他受让人（自然人或其他企业法人）。受让人将债务人诉至法院，请求被告偿付借款本金，并支付原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含逾期罚息)。争议焦点：对于被告是否应当支付原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含逾期罚息)。 有观点认为，利息只能由金融机构依法收取，受让人不是金融机构，受让人(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外)不能主张利息求偿权。商业银行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并按约拨付借款后，即依法享有对借款人的借款利息求偿权。利息求偿权的取得，一是须经依法"授权"，而并非自然派生，二是主体特殊，只能是国家依法成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范围不得扩大。本案不良债权受让人主体不合格。受让人既不是金融机构，也不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其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其次，债权已消灭。商业银行将不良债权转让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后，银行与原债务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已消灭，对于银行而言，该笔不良债权已经得到处置或说债权已经得到实现，利息的计算也已经终结。 我们认为，不良债权受让人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购买取得不良债权的行为，系债权移转，原债权中权利义务的内容应当不发生变化，仅其所指向的主体发生变更，故不良债权在转让时无另外约定，则不良债权受让人应当拥有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求偿权。银行与其他主体因借贷关系而产生的利息是法定之债，尚无法律明确一般的不良债权受让人可以取得该利息，但在合法性层面，由于不良债权出售人没有实现债权，而不良债权受让人有没有利息求偿权，势必造成债务人在没有任何合法根据的情况下，免除了履行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及延迟履行违约金的义务，其实质即是债务人的不当得利。 二、通过调整审理思路，保障金融体系依法发展 案例2：金融纠纷案件审理阶段（法庭辩论已终结），案外第三人向原告出具承诺书，称自愿以其自有房产作抵押，担保案中被告（该案外第三人之父），履行偿还借款义务。原告当即持该承诺书申请法院追加该案外第三人为被告。争议焦点：该案外第三人是否可以作为被告加入诉讼。 对于第二个案例，有观点认为，可以将该第三人追加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共同被告。理由：原告的申请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7条之规定。又因该第三人是自愿承担责任，且没有约定承担何种责任，目前法律对当事人的申请也没有禁止性规定法院应予支持。 我们认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争议中的诉讼的虽然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因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从而参加到已开始的诉讼中来的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他的地位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而是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权了解原告起诉、被告答辩的事实和理由，并向人民法院递交陈述意见书，陈述自己对该争议的意见。在庭审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权陈述意见、提供证据、参加法庭辩论。首先，该案外人纯粹系出于道义义务为担保被告履行义务而出具承诺书，其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主体不适格。其次，由于本案法庭辩论业已终结，该案外人若加入诉讼，则可能导致其无法举证质证和参加法庭辩论，从而导致其诉讼权利的 丧失。结合本案事实情况，对原告的追加申请进行实质性审查后，可以认定该第三人不是本案"必须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因此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要求案外人加入诉讼的请求。程序正义的对等性原则要求裁判者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应给予各方参与者以平等参与的机会，对各方的证据、主张、意见予以同等的对待，对各方的利益予以同等的尊重和关注。 三、通过调整审理思路，维护金融体系健康发展 案例3：王某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银行按约定向王某提供个人消费贷款。该借款到期后，王某未向银行偿还借款本息，银行遂诉至法院。王某在答辩中称，该借款是替某公司所借，且公司已向银行承诺还本付息，故应列公司为本案的被告，并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争议焦点：公司与王某之间是否存有法律关系，公司是否可以成为本案被告。 有观点认为，本案应判决王某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并由公司对上述偿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由如下：第一、王某与公司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第二、王某应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第三、公司应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第四、公司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我们认为，首先，虽然王某借款后将钱款用于公司，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公司与王某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其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为银行及王某，与公司无关。合同相对性是合同规则和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历来都是各国合同立法和司法所必须依据的一项重要规则。合同仅于缔约人之间发生效力，对合同外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合同缔约人不得以合同约定涉及第三人利益的事项，任何一方缔约人不与第三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否则合同无效。因此，通过认定王某与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进而追加公司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思路显然有悖于现有法律精神。此时，我们有必要运用"债务加入"的原理来审理该案。债务加入主要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原债务人完全脱离债的关系，而又第三人承担全部债务的债务承担；二是债务人并不脱离债的关系，而由第三人加入到债务中来，与原债务人共同承担对债权人的债务。本案债权人银行并未明确同意王某脱离债的关系，因此应当适用第二种情形，即王某与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共同承担债务。债务加入须以合同为成立条件，但并不限于书面合同的形式。债务加入的协议可由债权人与第三人签订，亦可由债务人与第三人签订。本案中公司向银行承诺还本付息的意思表示，即可认为是债务加入的合同。由于银行加入债务对王某有利，因此不需取得王某同意，合同即已成立。 四、结语 金融法制建设与金融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在保持金融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和动态平衡发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金融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司法人员应当转变金融案件的审理思路，研究分析金融案件背后的法学理论，准确地找到案件切入点，并作出恰当的裁判，从而共同推动金融法制建设的发展。 参考文献： 王艳萍.论法制建设与金融生态环境[J].金融改革，2007（5）：23. 宋继贤.以正义的方式实现正义--对诉讼程序公正的理性思考[J].法学与实践，2005（2）：15. 杨振山.民商法实务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