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案例范文

债务危机案例篇1

"国家破产"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新思路

"国家破产"，实际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安尼・克鲁格在2001年11月的讲演中提出的"国家债务重组机制"，它是解决当前国际债务危机的一种新思路。这个新思路的特别之处在于，所有遭遇外债或债务危机的政府，在获得国际资助或进行债务重组之前首先进入一种"破产"状态；这种正式的"破产"的程序启动后，危机中的政府的海内外资产便处于冻结状态，其解冻情况根据债务重组的进程而确定。克鲁格认为，这种新方式有助于推动债务危机的快速解决，避免危机恶化，促使像阿根廷一类的国家免受为世人瞩目的社会动荡和政局风波，避免传统解决办法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促使新兴市场国和国际投资界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和债务问题的可持续性。

创建这么一种正式机制的基本目的，是促使债务人和债权人产生自愿达成协议的内在动力。然而在实践中真正启用这个机制的时候并不多。这个机制类似与诸如美国破产法庭那样的"国内"破产体制。

债务重组机制产生的国际背景

建立国家债务重组机制，主要是为了给动荡风险不断上升的国际金融体系提供一种稳定器，它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国际背景。

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日趋严重。其债务1980年为5257亿美元，1990年为13245亿美元，2000年为22040亿美元，占发展中国家GDP的35.5%。在高外债的背景下，一旦出现外国债权人从本国撤回资金，本国政府或公司机构不能如期还债，社会公众对本国货币和金融体系的信心发生动摇，金融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问题已经成为威胁国际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各种证券投资的增加，各种类型的证券投资者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外债的重要债权人，这使得80年代形成的外债解决方式遇到新挑战。

债务违约进入新的高发期。据标准普尔公司统计，在过去十年间，债务违约率高达19%，为1824年以来的第四个高峰期。2002年三季度，该公司确认的债务违约行为国有28个，违约金额为1326亿美元，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额，而本世纪头十年可能更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实际的最后贷款人可能不得不面对由此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私人债权人的介入，使得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20世纪80年代，债重组是一个进展缓慢而有序的过程，那时重要的债权人是商业银行，它们通常想与债务人保持良好关系，并且很少有获得额外利益的企图。随着大量债券持有人的介入，他们与债务人的合作难度也在上升，这些债券持有人参与债务重组的目的也是多样化的：一些债券持有人想要迅速而有序的重组，以维护债权的价值；另一些从二级市场上购买债务的人士宁愿重组过程出现紊乱，希望能够在诉讼中获利，比如像埃略特合伙人案例。

埃略特合伙人案例：外债解决方式的新挑战

埃略特合伙人是一家对冲基金，1996年以1100万美元从二级市场上买进面额为2000万美元的秘鲁政府发行的布雷迪债券。按原来的布雷迪债券解决方案，只能获得一点毛利。但该公司并不参与债务重组谈判，而是向法院提出债权追溯的申请。1999年，联帮上诉法院同意了其债权追溯的要求，秘鲁政府被迫接受了埃略特合伙人的全部偿债要求--2000万美元加上利滚利息3800万，埃略特合伙人从中获毛利4700万美元。

埃略特案例暴露出目前国际社会在债务重组的方法上存在缺陷。如果单个债权人可以依据国民法院及其判决对国外债务人的财产采取指控行为，这便等于同意"全体债权人一致同意"原则，此时，只要任何一个不同意重组计划的单个债权人都可以采取行动并获得优先偿付，其他所有债权人都会效法，以此增加自己债权的价值而减少损失。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债务重组无法进行。这种情形显然是一个两难悖论：如果债务国有能力全额偿还外债，就不会出现债务危机；一旦出现债务危机，就表明债务国无力偿还外债，外债就需要重组，而任何外债重组必然以非全额偿还为前提。如果埃略特合伙人案例流行开来，债务危机中的债务国在理论上不再可能有解决危机的希望。

国际货币组织建议债务重组的用意正在于避免出现埃略特合伙人事例，试图为债务重组建立起一个规范的程序。由于多数债权国是发达国家，其法律都有完备的债权追溯条款，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的核心内容就是要限定债权追溯范围。克鲁格认为，要有一个正式的启动程序，即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的债务国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债务重组申请，并得到审议和批准，一旦启动正式程序，该债务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官方资产便处于冻结状态，任何单个债权人不可对资产或其任何部分采取法律行动。这使得埃略特合伙人案例将失去法律依据，债务重组的国际安排得到法律保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试图发挥类似世贸组织的作用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思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的法律政策、法律关系必须进行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调整，而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前未涉及的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突破了其仅仅对短期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运行等传统领域进行关注的框架，反映出了当今国际经济关系出现的一些深层次的变化。在各国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公私部门都大量卷入国际经济活动的背景下，各国的债权债务法律也应该适时地加以变化或积极协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疑应该在这个领域发挥出作用，这同世界贸易组织所出现的变化与调整应该有类似之处。随着国际贸易的广泛开展，世贸组织更加突出了对各国贸易政策与体制的关注，从某种意义讲，各国贸易政策和体制已成为制约国际贸易发展的因素，可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债务重组的新建议也是为顺应时势发展做出的调整与变化。

改革债务重组的目标在于降低围绕重组的不确定性

美国负责国际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泰勒于今年4月2日在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讲话，表明了美国政府对此问题的立场以及采取行动解决债务问题的紧迫感："研究与讨论的时代正在过去，采取行动的时刻到来了。"他特别建议由国际货币基金出面，把债权国和债务国聚合在一起，达成一揽子国际条款，以求妥善解决这类问题。目前对债务重组过程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当某国债务不再可持续时，债务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何时采取？同债权人的谈判如何进行？私人部门如何做出反映？如果一种重组方案被选定，它将费时多久？重组是否发展成某种可持续的局面？债权人是否会受到公平与公正的对待？

上述不确定性使人们（私人部门、官方部门或政府）的决策变得复杂化了。对那些步入债务不可持续状态的国家而言，一个更加可预测的债务重组程式将有助于减弱这种不确定性，从而降低爆发危机的概率和缓解危机。改革债务重组程式的目标不是要减弱国家全部并按时偿还债务的激励，而是要降低围绕重组的不确定性。鉴于利益和观点不同，可操作性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新程式将如何运转以及为什么比旧有的要好。最现实和最可接受的改革是让债务国和债权国签订新的、详尽的、分散或市场导向的一揽子条款。条款的细节由借贷双方在发行新债券时加以确定。此时法律方面的基本原则为：

首先，要有一个多数行动条款，如75%债权人同意的条款。目前许多债券条款要求的是债券持有人100%同意（英国法律）原则，该条款应该改变，这不利于可预测性和效率。

其次，应该有一个对让债权人和债务人面对重组时走到一起来的过程加以描述的条款。该条款必须规定债权人如何被代表、以及债务人必须向债权人之代表提供何时的何种数据。应由债权人代表与债务人谈判或启动诉讼程序，而非某个债权人。

债务危机案例篇2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电影《无问道》里的这句经典台词今天用在迪拜的身上实在非常贴切。

奢华“派对”结束了

去年11月20日，正是金融危机急速恶化、全球股市连创新低的时候，位于阿联酋迪拜人造棕榈岛的亚特兰蒂斯豪华酒店却逆市斥资2000万美元举行盛大的开幕庆典。当地的传媒称之为“10年来最盛大的派对”，请来二千多个名人嘉宾，酒店甚至声称庆典的烟花汇演较北京奥运还盛大7倍……

但就在派对上，迪拜一位房地产商已嗅到危机，他边喝香槟边感叹地说：“悲剧正在酝酿，有很多人会受伤，很多美梦会破碎。”因为当时已有很多摩天大楼停工，境外劳动力都被遣返回国。波斯湾停满货轮，但船上的钢筋混凝土建材已没人要了。

一年后的今天，迪拜的奢华派对果然无法继续维持下去……

今年11月25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下辖的七个酋长国之一的迪拜酋长国向全球金融界宣布，负债累累的迪拜酋长国将重组其政府控股的投资公司迪拜世界(Dubai World)，并要求推迟6个月偿还迪拜世界及其陷入困境的棕榈岛集团(Nakheel)的所有债务。截至今年8月，迪拜总共拥有800亿美元债务，其中迪拜世界负债590亿美元，占迪拜政府全部债务的四分之三。

作为对这一政府公告的回应，穆迪投资和标准普尔都大幅下调了众多迪拜政府相关实体的债务评级，迪拜的赖债风险在全球政府中排名第六，高于冰岛。沙漠“发动机”熄火

迪拜是阿联酋第二大酋长国，已经创造了数不尽的沙漠神话：世界上第一家七星级酒店、全球最大的购物中心、世界最大的室内滑雪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工棕榈群岛和世界群岛，以及刚刚完工的高达818米的全球最高建筑物迪拜塔……在迪拜这片天天上演“天方夜谭”的金钱堆砌的神奇土地上，迪拜世界是其最大的国有集团，业务横跨港口运营、房地产开发、旅游休闲、经济自由区运营、私募基金、大型折扣店、航空项目、证券交易和金融服务领域，堪称迪拜经济发动机。如今发动机熄火，自然引发了投资者的强烈恐慌。

危机重创全球股市

据悉，由于迪拜世界有超过70个债权人，可能导致汇丰、渣打、ING等多家国际银行产生巨额损失，并且将在更大范围内影响全球对新兴市场的债券投资信心。而如果中东石油国家放弃迪拜世界，则将在亚洲引爆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使刚刚初露曙光的全球救市行动夭折。

在这种恐慌心理的支配下，全球股市都闻声下跌。11月26日和27日，沪深股市连续暴跌，至周五收盘跌破3100点，港股、日股、台股、韩股、澳股等各亚洲主要股市跌幅都超过3％。而欧洲三大股指也因迪拜债务危机而连续两天急挫超过4％。美国股市因感恩节休市躲过一劫。同时，非美元货币大跌，美元、日元上涨，国际原油和黄金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应声大跌。

受开斋节影响，阿联酋股市直到11月30日周一才首次开市。结果迪拜金融市场指数下挫7.3％，创2008年11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且成交量跌至5年低点。而阿联酋国内股市最重要的风向标――阿布扎比金融市场指数更是下挫8.3％，为2006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与去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多家中资银行因持有“两房”债券而遭受巨额损失不同，此次迪拜债务危机中，目前只有建行表示其个别海外机构在中东持有一定的风险敞口，但规模占全行总资产的比例很小，对建行资产质量和盈利状况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至于所涉具体数额以及具体机构，建行则并未披露。

债务重组方案出台

为了减轻投资者对迪拜债务危机的担忧，稳定市场情绪，阿联酋央行目前已出手干预(阿布扎比已经通过阿联酋中央银行及两家阿布扎比的私有银行间接向迪拜提供了150亿美元的资助)，力求避免银行承受压力，阻止任何潜在的资本外逃。阿联酋央行还声明说，阿联酋各银行和在阿设有分支机构的外国银行可以求助于“一个特别额外流动性工具”，此举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欢迎。

此外，迪拜世界正准备劝说债券持有人延展债券偿还期；迪拜政府则计划展开魅力攻势，修补暂停偿债公告造成的损害。

而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民报》报道，迪拜世界公司正在酝酿四项债务清偿方案。

根据第一项方案，迪拜世界公司将在12月14日如期偿还旗下“棕榈岛”综合项目开发商Nakheel公司35.2亿美元的债务。在此基础上，迪拜世界公司将寻求与债权人就其他债务偿还问题达成协议。

第二项方案是在各项债务偿还期限到来时，先向债权人支付相当于债务总额80％的资金。

如果以上两种方案均不可行，迪拜世界公司有可能按照其25日提出的建议，要求暂停偿还部分债务，至少将偿还期限推迟至明年5月30日，以便与债权人就整个债务重组问题进行磋商。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由资金雄厚的阿布扎比出台金融救援计划，有选择地为迪拜世界公司的优质资产提供支持。

美国环球通视有限公司的经济学家扬・伦道夫指出，迪拜有必要实施资产重组“把优质资产从不良资产中剥离出来”。他说，阿布扎比没有债务负担，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财富基金，因而可以轻易解决迪拜的问题，但问题在于解决的方式和价格。

分析人士判断，重组的重点将集中在房地产和外国投资领域，迪拜、阿布扎比和债权人等相关方面将围绕救援的条件和价格以及债务重组方案问题展开一番讨价还价，直到达成协议。

当然，迪拜世界公司还考虑到了最坏的一种情况，即债权人有可能就此提起法律诉讼。如果一旦被，迪拜世界公司将着手进行资产清理。但此举有可能导致迪拜世界公司资产被“贱卖”，对该公司和债权人都不利，因此执行这一方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事实上，据某位迪拜世界公司高管透露，正是由于迪拜世界过去数月“坚决拒绝贱卖一些优质资产和房产资产”，所以才会最终被迫选择延期还债，公司眼下也拒绝通过低价出售资产以抵债的做法。公司前景依然模糊

12月1日，在投资者的焦急等待下，迪拜世界终于公布了详细的债务重组计划，其中包括重组旗下Nakheel和Limitless公司的债务。迪拜世界在债务危机发生后的第一份声明中表示：“迪拜世界已经与银行展开‘建设性’的讨论。”

债务危机案例篇3

一、次贷危机对美国保险业的主要影响

(一)多数保险公司由于严格控制次贷相关债券的投资而受到较小的直接冲击，少数大保险公司则蒙受巨额亏损

近年来，投资收益在保险公司的利润结构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投资活动对保险行业而言变得越发重要。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创新活动的频繁，保险公司对于各种层出不穷的衍生工具投资也多有涉猎。但是，受到本身业务性质和监管法规的限制，大多数美国保险公司仍然遵循了非常谨慎和保守的投资策略，将投资资产主要分布于高等级债券上，严格控制对高风险证券的投资比例。2006年，美国寿险公司平均53％的资产投资于最高等级的债券，19％投资于次高等级的债券，股票投资只占到净认可资产的4.6％；非寿险公司投资于最高、次高等级债券以及股票的比例分别为67％、4％和16％。尽管许多保险公司持有次贷相关资产，但由于比例很小，投资风险处在可控范围内，因此受到此次次贷危机的直接冲击远远小于商业银行。

另一方面，少数大的保险公司由于采取了相对激进的投资策略，在次贷支持类债券上进行了大量投资，从而蒙受了巨额亏损。例如，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在住宅抵押市场的投资额占公司全部投资资产的11％，远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在次级房贷违约率上升的情况下，形成了巨额的投资亏损。2008年初，AIG宣布对次级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相关衍生品冲减111亿美元，从而使得2007年第四季度亏损高达52.9亿美元，创造了自1919年成立以来最大的季度亏损纪录。

(二)职业责任保险的赔付率预计将有显著上升，但迄今为止对市场的供给冲击有限

次贷危机使得许多牵涉其中的利益相关者遭受损失，从而引发了很多诉讼案件。例如，由于银行核销和冲减一次贷损失使得盈利大幅减少，甚至一些按揭贷款机构为此破产，引起许多投资者集体上诉，控告企业管理层误导、错误披露或者其他失当行为。类似的诉讼案件还包括借款人诉讼房贷经纪公司、借款人诉投资银行、监管机构诉商业银行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07年，就发生了278起与次贷危机有关的诉讼案件。这些案件许多属于职业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主要包括高管――董事责任险(D＆O)和错误――遗漏责任险(E&O)，在公司董事或者高管人员受到行为失当的时负责诉讼案件的法律费用以及部分法律赔偿金的支付。诉讼案件的增多意味着职业责任保险保单下的索赔数量将显著增加，从而影响责任险业务的盈利水平。有人预计相关的索赔费用将高达90亿美元。

尽管职业责任保险的赔付率肯定将随次贷诉讼案件的增加而有显著上升(许多财险公司的报表已有反映)，但迄今为止，却并没有对责任险的市场供给产生大的冲击。根据最新的一份调查报告，截至2008年2月，在美国投保高管/董事责任险和错误/遗漏责任险虽然审查更加严格，但仍然可以购实到，并且这两个险种的费率和保单条款也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看似较为反常的现象其实背后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在经历了石棉索赔、911危机、飓风等重大巨灾事故后，美国保险公司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管理机制普遍大为增强。例如丘博保险公司(Chubb)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提高了对高管/董事责任险的承保条件，甚至对一些风险较高的投资银行和次级贷款经纪公司停止销售此类保险，并相应调整再保险结构，从而将责任险的风险暴露限定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由此，次贷危机虽然使得责任险的赔付率有所升高，但由于风险管理措施的有效实施，提高了保险公司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对市场供给的冲击自然最大程度地得到了缓解。

(三)债券保险市场受到全面冲击，并成为影响次贷危机蔓延的关键环节之一

次贷危机中受到最直接全面冲击的保险领域为债券保险市场。所谓债券保险(bond insurance))是指保险公司承诺在发行人违约时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和本金。现代意义的债券保险1971年首先出现在美国的市政债券市场上，主要为各地方政府发行的市政债券提供担保。其后，债券保险公司出于扩展业务的需要，将营业范围从市政债券扩张到了各类高风险的资产担保证券。目前，美国50％左右的市政债券在发行时都有保险担保，相当数量的资产支持证券也购买了债券保险。据估计，受债券保险机构担保的债券规模高达2.4万亿美元。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次贷违约率的上升增加了债券保险公司的亏损，并使得信用评级机构下调了对这些保险公司的评级。如全球最大债券保险商MBIA公司2007年第四季度出现公司历史上最严重的单季亏损，AMBAC、FGIC等债券保险公司也未能保住原有的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并存在被进一步调低评级的可能。

债券保险是债券发行的最后一个环节，其主要作用有两点：一是增加债券的信用，有助于提高债券本身的信用等级；二是降低融资成本，特别是对于次贷支持债券这样高风险的债券而言，保险公司的介入大大增加了其安全性，因此，债券保险的存在对债券市场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由于债券保险实际上是以保险公司的信用为依托，保险公司的信用评级决定着其所担保债券的评级，因此高评级构成债券保险公司经营的基础。一旦债券保险公司的财务评级普遍下调，必然导致其承保的债券评级普遍下调，不仅将会使得持有这些债券的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将出现更大的资产损失，也会拖累那些本来风险较低的市政债券估值减少，给处于次贷危机中的债券市场带来更大压力。目前市政债券的2/3是由美国个人投资者直接或者通过共同基金的方式持有，总量高达1.6万亿，多数都有保险担保。如果债券保险公司失去了3A评级，投资者持有的市政债券价格就会下跌，原以为低风险的投资出现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此外，危机减少了债券保险的供给，会增加市政债券的发行成本，从而进一步影响政府对学校、公共设施的投资(事实上，许多新发行的市政债券因为缺乏保险担保，利率提高了几倍，影响了融资的使用效率)。正因为债券保险的极端重要性，那些资本充足率下降并不断受到降级威胁的债券保险公司成为影响次贷危机蔓延的关键环节之一，引起了美国各界广泛的关注。

二、政府和监管机构采取的救助方案

随着次贷危机不断加重，美联储先后采取了降息、向金融机构注资等多种救助措施。在保险领域，由于无论是次贷相关投资的风险暴露还是职业责任险的赔付率上升都属于对市场的局部冲击，惟有债券保险不仅自身受到了

全面冲击，还直接影响到了债券市场的安危，因此，救助方案主要针对债券保险市场进行。这些救助方案有的来自政府(主要是债券保险公司最集中的纽约州政府)，有的来自保险监管机构。

(一)帮助困难的公司补充资本，加快新公司的审批

补充资本有助于遭遇困难的债券保险公司稳定或者提高信用级别，而新设立的实力雄厚的债券保险公司有助于提高市场供给，确保债券发行的顺利。本着这一思想，一方面政府和监管机构积极与银行、私人股权基金以及一些亿万富翁接触，希望能对债券保险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并快速批准MBIA公司的融资计划；另二方面，加快新公司的审批，以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如快速批准巴菲特在纽约新成立一家债券保险公司，巴菲特已向最大3家债券保险商AMBAC、MBIA、FGIC提出愿为它们承保的市政债券提供再保险，但不包括其他复杂的高风险金融工具。

(二)拆分债券保险公司。将市政债券与高风险的资产支持证券隔离

政府救助债券保险市场的首要原则是要确保市政债券市场的安全。因为市政债券本身的偿债能力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只是受到次贷支持债券的拖累而造成了估值下降和新融资的困难。换句话说，债券保险公司评级的下降主要是因为其承保的高风险次贷支持债券，而不是因为其承保的市政债券。有鉴于此，无论政府、监管机构还是遭遇困境的保险公司本身，都在考虑将债券保险公司拆分成两部分，一个接管所有的市政债券保险业务，一个负责高风险的资产支持证券保险业务。将低风险与高风险业务有效隔离，有助于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

(三)修改债券保险的监管规则

以往，债券保险公司与其他普通的保险公司一样，由美国各州保险监管部门监管，监管手段也与普通保险公司类似。然而事实上，债券保险公司并不是普通的保险公司，它主要承担着信用风险的保险，需要特殊的、更加严格的监管。许多人将债券保险市场的风波归咎于现有保险监管的不够充分和不够严格是有一定道理的。为此，以纽约州为首，各州的保险监督协会正在积极酝酿修改债券保险的监管规则，以提高监管效率，并防止债券保险公司不恰当地承担风险。拟修改的监管规则主要包括：1　重新定义债券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2　提高债券保险公司的资本充足性要求；3　加强对债券保险公司信用评级的监管。此外，还有人建议将债券保险公司交由联邦监管，并且建立类似存款保险制度那样的债券保险担保制度。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始终坚持保险投资的稳健性原则

从保险的业务特点来说，投资的安全比投资的收益更为重要。大多数国家都对保险公司的投资活动实施较为严格的监管，例如对某一类资产设定具体的投资比例、对高风险投资施加很高的风险资本要求等。美国多数保险公司之所以免于受到次贷严重冲击，与坚持投资的安全原则密不可分。在我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日益拓宽的背景下，无论是保险公司制定自身投资策略还是监管机构制定相应投资法规，都应该以稳健投资为首要坚持原则，将投资风险限定在可控范围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保险投资活动的可持续顺畅发展。

(二)强化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

随着保险承保能力的扩大和经营环境日趋复杂，风险管理对保险公司的意义变得越来越重大。只有具备完善的风险管理和控制体系，才能顺利应对意外事件的冲击，减少行业发展不必要的波动。次贷危机之所以对美国职业责任险市场的冲击较小，充分说明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相反，我国保险公司目前对风险管理重视不够，应该向美国学习，提高对风险管理的认识深度，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强化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的风险管理能力。与此同时，监管机构在制定各类监管法规和实施现场、非现场检查时，也应该将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和控制能力列为重点的要素。

(三)建立反应灵活、覆盖全面的监管体系

美国债券保险市场受到次贷危机全面冲击这一事实，既反映出在资本市场链条上的各金融机构之间密切相关的联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时也反映出在金融创新活动频繁态势下要实现无缝隙的监管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很难做到。为此，监管机构不仅仅要尽可能地完善当前已有的监管体系，还应该使得这一体系反应更加灵活、覆盖更为全面。我国目前还没有债券保险，但有很多业务如责任保险、农业保险、银行保险都属于新业务范畴。监管机构必须针对这些新业务的特殊性制定特殊的监管规则，并时时跟踪和分析新业务市场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加以解决。只有这样，细小的问题才不会累积形成系统风险，保险市场才能健康发展。

债务危机案例篇4

关键词:资产管理公司 企业转机 破产重整 风险控制 

 

企业转机与破产重整的内涵

 

(一)企业转机 

企业转机是企业陷入衰退危机,尚未达到破产原因之前,对其实施危机干预,使其恢复生机和活力。同为企业的再生程序,企业转机不同于破产重整,破产重整是在司法干预下的重整程序。转机中的企业并未达到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条件,而是在企业进入衰退早期,由企业主动进行的一种自我挽救程序。 

转机管理的成功有赖于正确制定转机方案并有效实施。成功的企业转机需要转机管理专家,而非单纯的行业专家。转机负责人需扮演领导者和管理者多重角色,需要具有丰富危机处理经验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危机企业转机管理人市场才能完成危机企业转机管理。 

(二)破产重整 

破产重整又名 “司法康复”或“更生”, 是指对已具破产原因但有再生希望的债务人实施的旨在挽救其生存的程序,经利害关系人申请,在司法机关的主持和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下,对其进行整顿,以使其摆脱困境,重获经营能力。 

 

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企业转机及破产重整的内容 

 

(一)提供融资服务 

重整融资是重整能否成功的关键,重整融资需要寻求风险偏好型投资者,融资契约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比较复杂,涉及包括公司原债权人、股东、管理层、雇员等在内的多方当事人。重整融资的重要问题是定价,重整公司的风险高于正常经营的公司,而其收益又不确定,重整融资会要求高于市场价格的回报,给予融资人更多的权利保障,并要重整公司负担更多义务。资产管理公司提供重整融资具有优势,一方面,资产管理公司具有不良资产处置的经验与技巧,容易对重整企业估值及风险作出判断,另一方面,资产管理可以通过多种融资手段进行融资。 

(二)请求权交易 

1.重整模式的新发展与请求权交易。重整是在司法框架下重新组合困境公司的资本结构,使公司摆脱债务负担以恢复营运。重整的基本目标是挽救困境企业,挽救的方式包括法人人格存续和核心业务存续。后者是在恢复公司营运价值的前提下的灵活的重整模式,包括重整拍卖、重整并购、重整资产出售等。重整资产出售是债务人企业利用重整程序作为一个平台出售公司资产,这是一种司法程序下的吸收合并。重整出售已经成为美国公司重整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模式,据统计2002 年美国依据破产法第11章实施破产保护的大公司中,过半数采取了资产出售的方式,美国破产法第11章1123条明确规定重整方案中可以规定出售债务人的全部或任何资产。 

重整出售的重要特点是对重整中的公司的债权或股权等权益进行交易,这种交易被称为请求权交易,不同请求权人根据重整方案对这些资产拥有不同层级不同数量的请求权,美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重整制度,与其请求权交易活跃有着密切关系。美国法一般不会在破产条件下由于请求权的性质而限制其转让,其判例法形成一个基本原则:请求权或利益的收购者拥有和原始请求权人或股东同样的权利和限制。 

破产企业实质上就是一个财产集合,权利人对其拥有相应的请求权。破产法最基本的目标是保护这些请求权。重整制度的核心在于恢复那些有继续存在价值的企业营运,请求权交易并不阻碍破产重整的上述价值,而且可以使不愿意参与重整的权利人解脱出来,又为新的投资者提供机会。 

2.请求权交易方式与程序。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擅长投资困境公司,在长期的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实践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积累了经验和风险识别及管理能力,通过在破产重整框架下的投资活动实现增值。 

第一,确定收购方案。在确定收购方案前,应了解目标公司的债权人结构和状况,与债权人私下接触,了解债权人的风险偏好,掌握影响重整计划通过的关键表决组债权人的信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还应能运用自己对困境企业的专业能力准确判断目标公司的风险和价值,并能成功说服目标债权人。然后,在此基础上,确定债权收购方案。债权收购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收购价格以及付款方式。 

第二,收购谈判。不同请求权人具体需求不同,有些请求权人对流动性的需求大于对未来收益的需求,也愿意收到现金退出重整程序,也可以与其协商债权收购,或者进行债转股,交换重整公司新的股权,请求权清偿的清偿次序越低,收购价格也越低,实施债转股的可能性越高。 

第三,控制重整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收购请求权控制重整中的公司,进入并控制债权人委员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要达到上述目的,重整方案表决通过是重整中的重要环节,一般情况下,重整方案会把各利益主体分为若干组别对方案进行表决,请求权交易会使每个类别组的人数都可能减少,从而易于通过重整方案。投资人提出并通过自己的重整方案,或者阻挠通过对自己不利的重整方案,都可通过收购请求权获得投票权的方式实现。按照一般的重整法律规定,每一个类别组请求权人中只要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参加投票的请求权人数,且其持有请求权数额超过参加投票的请求权数额的三分之二的请求权人同意重整方案,就视为该类别组同意重整方案。收购关键组别,金额可以达到控制的目的。 

(三)提供专业服务 

资产管理公司在资产处置和管理实践中,以债务重组、资产重组和企业重组为工具,强化投资银行业务能力,逐步在金融体系中形成并确立了特色业务优势。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营运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积累了大量的资源。企业转机管理、重整与不良资产经营管理业务在市场环境、法律背景、定价机制、业务能力等方面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资产管理公司在企业转机及破产重整中可以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1.经营管理服务。对于企业转机而言,需要对企业所处的危机进行准确诊断,整个过程可能涉及稳定危机、获取利益相关方的支持、战略调整、组织变革、优化关键流程及财务重组,转机管理人要得到利益相关方的信任和支持,完成转机管理,需要具有较高的危机处理能力及经营管理能力。 

资产管理公司在破产重整中同样可以提供经营管理服务。债权人和股东在重整中会争夺破产控制权,债权人控制论从剩余所有权及企业价值最大化观点出发,认为重整企业中债权人才是真正的剩余所有权人,主张债权人拥有剩余控制权,并控制重整过程中公司的经营活动。重整制度改变了以往的契约式公司治理规则,代之以债权人参与及司法监督下的治理方式。管理层既向股东负信托义务,也向债权人负信托义务。股东控制论认为,重整中的公司其剩余所有权人是模糊的。股东和债权人都可能是剩余所有权人,其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剩余所有权理论不适用重整中的公司治理。重整制度是把不同的请求权人约束在同一个目标之下,实现重整中的公司价值最大化,立法出于对效率和公平的考虑,重整公司治理目标常常是公司价值最大化,为了降低成本和解决信息匮乏问题,确定了债务人企业主导的重整方式。但这种模式存在问题,因为管理层有拖延重整程序的激励,管理层不能从清算中受益,却能从重整程序中得到控制权收益。现行重整法律一般给管理层提供了过多的控制重整权力,造成滥用重整程序。

解决dip重整模式的方案是破产管理人模式,即由管理人主导重整程序。这需要破产管理人具有专业的经营管理能力,或者在经理人市场聘请专业管理人员。根据我国破产法规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破产清算事务所以及个人可以担任管理人,实际上这些机构和个人难以胜任上述工作,而具有丰富“问题企业拯救”经验的资产管理公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提供投资服务。破产重整是一个综合性的程序,涉及财务、管理、法律、金融等内容,债务人企业要进行融资,发行债券及实施债转股等活动,除了作为投资者之外,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发挥在资产管理及重组等方面的优势,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服务。 

3.担任管理人。在企业转机和破产重整中,管理人的作用至关重要。企业转机管理并非一个司法程序,转机管理可以由危机企业自行实施,也可以由危机企业专业处理机构来实施,但一般由后者来完成。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与危机企业谈判确定的转机方案来担任管理人。而在破产重整中,破产法规定了破产管理人制度,破产管理人的选任可以由债权人会议确定或由法院指定。我国破产法采取由法院在管理人名册中指定管理人的方式,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成为破产管理人。 

 

资产管理公司参与风险控制 

 

(一)重整融资风险控制 

重整融资的风险主要在于重整结果的不确定性,对融资的风险控制主要通过对融资的监督和提高收益率以及立法和司法保护。对融资的监督可以通过在融资协议中设定相应条款的方式。 

1.规定限制性条件。如规定在限定的日期出售公司资产或者重整方案得到法院批准;要求公司必须达到一定的现金流标准,规定资金使用范围和用途,只有债务人特定的营运费用和经营活动才能使用重整融资。通过循环贷款的模式控制债务人的经营活动。借款间隔一段时间到期一次。每一次到期时融资人对债务人进行评估,如果认为债务人符合贷款条件,贷款会继续循环一次。 

2.参与重整公司治理。可建议债务人管理层聘请首席重组官作为专业人士指导债务人重整。首席重组官协助管理层制定重整方案。资产管理公司有权提出首席重组官候选名单,或参与对首席重组官选任和解聘,甚至要求撤换债务人管理层。 

大部分国家的破产立法并未明确规定融资人参与重整中的公司治理的法定权力。美国破产法第364 条仅规定重整融资人可以享受到清偿优先权,并没有规定融资人可以行使撤换管理层或者参与经营决策等公司治理权。我国《企业破产法》对融资人的权利未具体规定,《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在重整期间,经债务人申请,人民法院批准,债务人可以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企业破产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管理人负责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可以聘任债务人的经营管理人员负责营业事务。《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九条规定,重整计划由债务人负责执行。可见《企业破产法》也没有赋予融资人参与重整中的公司治理的法定权力。但实践中重整融资人通过融资协议参与公司治理却在不断扩展,重整融资人利用重整融资协议控制重整中的公司的经营活动也是重整模式向市场化发展的结果,是对债务人及其管理层过度操纵重整程序的纠正。为控制风险,融资人应注意将融资协议作为重整方案的一部分通过法院批准而取得强制效力,重整融资条款就具有了强制力。融资人还可充分利用立法对重整融资的特别保护。 

3.完善法律制度和规则。降低重整融资风险吸引投资者,需要明确的法律规则。美国破产法给破产融资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364 条,该条(a)款规定,如果债务人企业在正常的业务经营过程中取得无担保信贷和承担无担保债务,则该融资可作为管理费用,享受第一优先受偿权;(b)款规定,对非属于正常业务范围,在法院批准的前提下,债权人同样可享受上述优先权;(c)款规定,如果债务人企业不能得到无担保贷款,法院可以批准融资人获得“超级优先”管理费用请求权,或者批准融资人获得针对没有担保负担的财产的担保权益,如果财产有担保负担,则获得从属性担保权益,即该担保权益的地位从属于既有的担保权;(d)款规定,如果债务人企业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贷款,法院可以授权重整融资人获得担保利益,这种担保利益优于或等同于现有的担保利益,但必须给予原来的担保债权人以充分的保护。 

发行证券是重整融资的重要方式。由于重整企业是困境企业,不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发行条件,需要特别进行规定,美国破产法规定了重整中公司发行证券的豁免制度。美国破产法第1145(a)(1)条规定,为交换对债务人的请求权或债务人破产申请前的股票而发行证券,债务人可根据重整方案发行证券而不必根据1933 年证券法的规定申请注册陈述。“与债务人联合制定重整方案的联营公司”或者“根据重整方案继承债务人的公司”发行证券也适用上述豁免程序。第1145(a)(3)条为投资人在公开证券市场交易请求权提供了立法支持。该款规定:根据本条(a)款(1)项指定的方式向本条(1)款规定的市场主体以外的市场主体要约出售或出售任何证券,该市场主体都不构成1933 年证券法2(11)条意义上的承销商。此外,重整中的公司的一些非证券性质请求权也可以通过非证券市场进行交易。因此,我国破产法也应做出相应安排。 

(二)请求权交易风险控制 

企业破产重整需要一个良好的请求权交易环境与机制。比如,在三鹿破产案中,河北国信资产运营公司以20%价格收购普通债权人债权成为国内首例破产债权收购,这是一例不成功的非完全市场行为的收购,收购过程凸现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则的缺位。 

立法应为请求权交易创造宽松的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行明确的规定。请求权交易更多属于市场行为,因此,破产法不应禁止该交易行为,并且不应过多限制受让人的权利,而是为交易创造条件。比如,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是受公司法限制的,以维护其人合性,但在重整状态下,这种限制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因为破产重整是公司一系列契约的再安排。破产法立法应关注继受者的权利问题,请求权或利益的收购者拥有和原始请求权人或股东同样的权利和限制。 

由于请求权交易会产生控制权的转换,受让者可能会滥用权力而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请求权受让人也可能有敌意的目的,如竞争对手出于阻碍重整而进行交易。因此,法律在鼓励交易的同时,必须进行必要的限制。交易程序公开、公正是基本的原则,需要规定信息披露制度;规定受让人的信托义务;禁止操纵和欺诈活动。法院可以对交易进行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审查和批准,推行交易备案制度,在交易达到一定比例时,借鉴上市公司收购的强制要约制度,以保护中小债权人及股东利益。 

 

参考文献: 

1.李曙光,王佐发.中国破产法实施的法律经济分析.政法论坛,2007(1) 

2.斯图尔特•斯莱特,大卫•洛维特. 涅槃:危机中的企业转机管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douglas g.baird,a world without bankruptcy,in corporate bankruptcy:economic and legal perspectives,edited by jagdeep s. bhandari and lawrence a.wei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4.david a.skeel,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 25 cardozo l.rev,1918(2003-2004) 

债务危机案例篇5

在这些国家，债务问题犹如痼疾，操之过急担心伤害本体，迟疑不决又怕病情蔓延。

发达国家减债路漫漫

对发达国家债务问题先要有几点基本认识：

首先，债务危机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延续和深化。在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前，许多发达经济体出现了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私人部门债务高速扩张势头。政府出面挽救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将私人部门债务转化为公共部门债务，为公共部门债务危机埋下种子。

另一些国家虽然没有出现私人部门债务大扩张的情况，但基础经济条件相对薄弱，公共支出一直居高不下。危机来临时，为缓和外部冲击，政府支出大幅度增加，原已债台高筑的政府眼睁睁地看着债务负担一步步膨胀。当前发达国家债务问题也反映了其经济体系中一些基本层面的不足。

其次，债务问题在当前以剧烈形式爆发在一些欧元区成员国，但其覆盖面已遍及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从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美国的水平一直高过欧元区；从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日本的水平一直是三大发达经济体中最高者。美国联邦政府债券的信用评级在2011年8月遭受一次下调，不排除今后还有可能被下调。日本的信用评级虽然一直稳定，但在未来也有可能受到调整。

再次，发达国家债务问题短期内难见根本好转。债务问题的解决相比于私人部门债务问题的解决有几个难点：一是前者的规模和所需要的救助数额通常大大高于后者；二是前者往往需要国际层面的支持，而这通常又会涉及到复杂多变的国际因素；三是从经济上看，债务问题的根本好转需要经济增长形势的好转，而在短期内任何紧缩性的财政调整措施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就希腊而言，人们已经看到，欧元区范围内原来出台的50%债务减记方案尚不足以扭转形势，那里正在推进70%债务减记方案。两个方案都涉及到上千亿欧元的资金。希腊是欧元区内最小的经济体之一，对那些较大的经济体，类似规模的减记计划显然难有现实性。

意大利则不是债务负担过大，而是在市场利率水平上升的背景下债务展期成本快速上涨的问题，而影响市场利率的关键因素通货膨胀在未来很难被控制在理想范围内。

总体上看，发达经济体在解决债务问题上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为“平衡”作贡献？

发达国家债务已成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环境中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会带来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一方面，面对债务调整的巨大压力，发达经济体国内宏观政策的作用空间相对缩小，未来数年中经济增长前景将会变得相对微弱，债务风险将成为拖累经济增长和复苏的新因素，不仅会成为本国本地区范围内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也会是世界经济范围内的一个显著不利因素。

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和就业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对外政策诉求客观上会增多。世界经济格局中，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其地位在不断上升和转变。发达经济体中越来越多的政策人士认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应当为“平衡型经济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承担更多的义务，为世界经济“再平衡”付出更多努力，国际层面上的政策交锋显然会因此而增多。

同时，发达经济体范围内为应对债务危机和风险所进行的调整，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体系资本金要求等，会引起国际范围的资金流动变动，也会在一些时候成为引发国际金融市场上利率行情和汇率行情变动的新因素。这些变动，有时会严重影响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将促使债务风险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市场经济体转移或扩散。新兴市场经济体显然应当对国际金融市场上新出现的不确定性有所警惕和防范。

债务危机案例篇6

银行税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大而不倒”问题，是因为“大而不倒”问题在此次危机中的体现及其强外部性。而这场危机的根源一定程度上在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委托问题，包括道德风险以及逆向选择。次贷危机的引发实际上和委托问题及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问题有极大的关系。抵押支持证券这种金融创新为次贷危机创造了条件，而次级抵押市场所谓的发起-分销模式及其引起的各种问题是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分散的个体，通常是抵押经纪人，是抵押贷款的发起人，之后抵押贷款作为证券的标的资产被分销给投资者。经纪人同时也是发起人，发起的贷款越多，其所赚取的佣金也越多，因而没有动力去评估借款人是否有能力偿还贷款。风险偏好型的投资者可以用贷款购买房子，如果房子价格上涨，他就有利可图，如果房子价格下跌，他只需走出房子即可。因而其你像选择问题非常严重。同时，由于抵押经纪人的目标与利益和抵押证券投资者并不一致，他会积极游说没有还款能力的人贷款购买住房，甚至在手续和程序上帮助造假。而在银行层面，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可以通过承销抵押支持证券与担保债务权益等结构化信用产品来赚取利益，因而没有动力去检查是否这些证券最终会得到偿付。事实上，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等都因为抵押类证券而遭受损失。

试以破产的雷曼兄弟来说明问题，雷曼兄弟过度将资产配置于住房抵押相关资产和商业地产抵押资产，从而在房地产价格下降时，受到巨大冲击。自2007年起，这两项资产就面临这巨额的减值损失，这导致雷曼的资产大幅缩水。2007财年雷曼兄弟上述两项资产的减值损失高达61亿美元，占其资产建议总损失的89.71%，是雷曼破产的重要原因。在地产价格上涨时期，将资金投资于住房市场，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因此，并不在意背后的借款人能否还得起房贷，也不在意当地产价格下降时受到的冲击。而当危机来临时，雷曼兄弟受到了惩罚。金融危机的背后，毫无疑问与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关。银行的高级管理层采取冒险的投资策略，依赖过高的投资杠杆比率来赚取高额利润，而资金来源更多依靠短期负债。投资于地产类抵押债券其相关衍生品，并没有监督和管理好风险。银行的高级管理层没有以股东的长远利益为重，更多的是在追求短期更好的业绩，从而获得高额薪金。短期和长期目标不一致，体现的委托人和人的根本利益不一致，而银行的董事会，没有能够有效监督银行高管的冒险行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内部的审计机构也没有能有效的估计其投资风险。

1.银行税的实施情况

银行税是针对大型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问题而设计的。在危机之前，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已经征收了金融交易税，而2010年各个国家和机构相继提出了各自的银行税计划或建议。IMF在2010年6月为G20提出了金融稳定贡献金、金融交易税和金融活动税方案。美国是最早提出征收银行税的国家。2010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征收金融危机责任费，此后众议院和财政部分别提出了不同的银行税征税方案，然而到了2010年6月29日，由于各种原因，美国的银行税方案没能在国会通过。而德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一个计划征收银行税的国家，其计划出台于2010年3月31日，议案规定每家银行年缴税总额不超过其当年利润的15%，年征税总额拟为10亿—12亿欧元，在2010年8月25日经德国内阁通过，易于2010年年底生效。英国、法国、匈牙利等国也开始征收银行税。英国是目前征收银行税比较完善的国家，也是银行税征收的代表。英国首先在2009年征收薪酬临时特别附加税，要求2009年12月9日起至2010年4月5日，凡在英国运营业务的银行（包括外国银行的英国分支机构）和房屋融资协会，向员工支付任何超过2.5万英镑的奖金时，不管什么形式，除需要缴纳的收入税和社会安全贡献金之外，均需一次纳50%的特别税，使得有效税率达到64%，并且还设置了反避税条款。虽然是个临时性的条款，但是英国成为第一个利用税收作为控制银行业薪酬及风险状况手段的国家。为了鼓励银行转变高风险经营模式，避免出现用纳税人的钱替金融危机埋单的情况，英国财政部于2010年12月9日公布了《2011金融法案》，明确规定开始征收“银行税（BankLevy）”，作为现行有效监管的补充，以加强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应对和处理能力。法案对征税对象、税率、税基等具体征收办法做了详细规定。银行税的课税对象为以资产负债表负债规模超过200亿英镑的大型银行、金融集团、抵押贷款协会(BuildingSocieties)以及外资银行在英国的分支机构，而资产负债表负债在200亿英镑以下或者银行业务占比低于50%的机构不纳入征收范围。虽然“银行税”的税基为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部分，但是并不包括加入存款保险计划的存款、负债中200亿英镑以下的部分以及用来购买英国国债的存款。

2.征收银行税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影响分析

不良的公司治理结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是导致众多金融机构流动性丧失的原因之一。而其不良公司治理结构表现在：第一，财务策略和投资策略主要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制定，而公司董事会没有能力、或来不及对其约束。公司业绩过于依靠首席执行官的个人能力是欧美企业的通病，虽然有完善的经理人市场，然而经理人并不总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来确保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造成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不一致。欧美公司靠完善的产权市场和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了经营权和管理权分离，使管理团队专业化，在市场竞争中，有不少的成功案例，例如史蒂夫•乔布斯之于苹果是最著名的例子，不少职业经理人带领公司走向成功，然而，或许他们在其职业生涯中的某次重大失误，会断送公司，例如这次危机中的富尔德，或许，只是依靠个人能力，并没有为公司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而遭受损失，使公司不能像吉姆•科林斯所著的书一样《基业长青》；第二，内、外部监督机制。内部监督实效指的是，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没能有效影响公司的前进方向，或者说，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自己没能准确判断公司状况和合理的长期目标，导致短期目标和长期利益不一致，或者是内部监视机构没能有效监控风险，在发现风险时不能有效影响公司管理层，或为时已晚。这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都有所表现，例如雷曼兄弟在2007年至2008年，对富尔德行为的约束失败，并且人员调整为时过晚，AIG的整个公司缺乏对其投资资产的风险敞口的了解。而外部监督机制失败表现在评级机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发挥了不好的作用，因为其收益要考所评级的对象关联，因而会受到主观利益的影响，并且，在评级下调的过程中，加剧了市场的恐慌；第三，公司的约束激励制度实效，这是导致经理人和股东及公司长远利益不一致的根本原因。经理人采用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策略，追求短期内的高额利润和股价上升，而部分股东则被短期利益蒙蔽。在金融危机中，危机企业的高管仍然获得高额薪酬，而为保护这种制度所发明的金色降落伞制度，使得某些高层在其冒险行为失败公司收到收购后仍然可以享受高额薪酬。

征收银行税可以说是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中外部治理机制的一种。征收银行税能影响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表现在：

第一，银行税是财政税收手段，财政税收手段能提高公司战略和操作的透明性，帮助股东和监管机构了解公司的投资策略和风险偏好,帮助利益相关者了解公司的运作行为是否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以便能够及时的作出反应。银行税作为财政税收手段能提高透明性表现在，税收申报本身要求公司就其被征对象作出详细披露，就Banklevy或金融稳定贡献金而言，要求金融机构其对不包括加入存款保险计划的存款、负债中200亿英镑以下的部分以及用来购买英国国债的存款的其他负债部分对税务机关作出详细说明，就金融交易税FTT而言，金融机构将会要求披露其每次短期融资交易，这不仅反映出资产负债表中的短期负债状况，更能反映不同时点的短期负债变化情况，从而冒险行为更易被监测，就金融活动税FAT而言，财政税收手段可以让公众及时了解公司高管的薪酬问题。

第二，银行税可以有效限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冒险行为。限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冒险行为一方面是由于增强了公司日常行为和投资及决策行为的透明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在银行税本身对高层管理人员的影响。英国的Banklevy方案和IMF的金融稳定贡献金计划都对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征税，德国的银行税计划甚至使用累进税率，而FTT对交易行为本身征税，这就加大了金融机构的短期借款融资成本，使其融资需求曲线改变，从而改变其融资行为本身。银行税方案更有建立基金来为危机时的金融机构进行救助，而羊毛出在羊身上，救助资金就是来自大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本身。而金融活动税FAT对公司高管和职员高额奖金征税，会迫使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主动或被动减少其不合理的高额薪酬，并使其更有责任感。

债务危机案例篇7

关键词：财务管理 危机管理

一、财务危机的定义

危机，顾名思义就是遇到的危险和机遇，在每个企业都在不遗余力的追求经济利益，争取经济发展的时候，当每个单位都在追求最紧凑的运作方式和最精致的产品服务的时候，可能会或多或少的忽视掉危机预测这项必要工作。而财务危机管理则是指组织或个人在财务运作过程中通过危机监督、危机预控、危机决策和危机处理等手段，达到避免和减少危机产生的危害，直至将危机转化为机会的过程。

二、企业财务危机产生的原因

危机本身就具有突发性、客观性、多样性、损失性的特点， 突发性的严重危机往往是对企业生死存亡的考验。面对危机，有的企业从容面对，绝处逢生；有的却不知所措，甚至损失惨重甚至顷刻倒塌。我国大多数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所出现的财务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亏损严重，资不抵债，资金周转困难以及营私舞弊行为。

1.企业财务管理的宏观环境复杂多变。

企业财务管理的宏观环境复杂多变是企业产生财务风险的外部原因。财务管理的宏观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市场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资源环境等因素。这些因素存在于企业之外，但对企业财务管理产生重大的影响。宏观环境的变化对企业来说，是难以准确预见和无法改变的。宏观环境的不利变化必然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例如世界原油价格上涨导致成品油价格上涨，使运输企业增加了营运成本，减少了利润，无法实现预期的财务收益。

2.企业资金结构不合理，负债资金比例过高。

在我国，资金结构主要是指企业全部资金来源中权益资金与负债资金的比例关系。由于筹资决策失误等原因，我国企业资金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普遍存在。具体表现在负债资金占全部资金的比例过高。很多企业资产负债率达到30%以上。资金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企业财务负担沉重，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由此产生财务风险。

3.风险意识淡薄。

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有财务活动，就必然存在着财务风险。在现实工作中，我国许多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对财务风险的客观性认识不足，缺乏风险意识，认为只要管好用好资金，就不会产生财务风险。显然，风险意识的淡薄是财务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4.财务决策缺乏严肃性

财务决策失误是产生财务风险的又一重要原因。 避免财务决策失误的前提是财务决策的科学化。目前，我国企业的财务决策普遍存在着经验决策及主观决策现象，由此而导致的决策失误经常发生，从而产生财务风险。如在固定资产投资决策过程中，有的企业由于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缺乏周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加之决策所依据的经济信息不全面、不真实以及决策者个人素质不高等原因，导致投资决策失误频繁发生。决策失误使投资项目不能获得预期的收益，投资无法按期收回，为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务风险。

5.企业存货库存结构不合理，存货周转率不高。

目前我国企业流动资产中，存货所占比重相对较大，且很多表现为超储积压存货、存货流动性差。一方面占用了企业大量资金，另一方面企业必须为保管这些存货支付大量的保管费用，导致企业费用上升，利润下降。长期库存存货，企业还要承担市价下跌所产生的存货跌价损失及保管不善造成的损失，由此产生财务风险。

三、危机应对策略

1.建立财务危机防范机制。

危机防范主要是在危机尚未发生之前，未雨绸缪，事前对企业的资本经营活动进行战略设计，制定一套乃至几套防范危机的方案，应用财务的预警指标，变被动为主动，防患于未然，对企业举债、用债、偿债过程中所涉及的各个环节、各种因素进行预测，定期检查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以便对危机进行预控，尽量避免危机发生。例如，可以制定一套现金保留方案，平时只进行一些必须的支付，而且那些必须的支付也要分清轻重急缓，还要认真对待公司的应收款项，对一些及时付款的提供现金折扣，通过这种途径，各种应收款项的有价证券组合就可以转换成现金。

2.加强内部管理，规范财务行为。

即理顺财务关系，以企业为主体，合理合法处理企业内外的财务关系。规范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主要应健全和完善以下一些内容：明确内部财务管理的方法、任务和目标，以及国家颁布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资本金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制度、成本费用管理制度、产品销售管理制度、投资管理制度、利润分配管理制度、财务分析和考核管理制度等等，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体制，保证财务的正常活动。

3.提高财务管理水平，做好财务管理工作。

要避免理财失误，预防财务危机的发生，就必须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做好财务管理工作。一是加强日常资金管理，保证资金合理运用；二是制定翔实的财务计划，通过计划将企业可能面临的不确定因素确定下来，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机制，以减少未来风险的影响，实现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三是重视融资管理，健全财务结构，维持资金来源的连续性，降低资金成本；四是规范投资行为，选择最佳投资方案，提高企业产品竞争能力、创利能力。

结论

危机虽然给很多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机遇，这就是构成财务风险的重要因素。因此，企业财务一定要有效的强化和化解财务危机，建立健全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牢固树立危机意识，充分认识不利因素，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制定多套防范危机的方案，尽量避免危机发生。

参考文献

[1]吕峻，财务危机公司的治理结构征兆.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1)

[2]刘静静，财务危机预警探析.会计之友.2008(5)       

[3]许梅英 任鄂湘，企业应如何防范和化解财务危机.商业研究.2010(18)

债务危机案例篇8

欧债危机起因

过度举债

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是造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如表1所示，除西班牙与葡萄牙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净储蓄盈余外，PIIGS五国在1980～2009年间均处于负债投资状态。长期的负债投资导致了巨额政府财政赤字。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政府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在危机形成与爆发初期的2007～2009年，政府赤字数额急剧增加。以希腊为例，从2001年加入欧元区到2008年危机爆发前夕，希腊年平均债务赤字达到了5%，而同期欧元区数据仅为2%；希腊的经常项目赤字年均为9%，同期欧元区数据仅为1%。2009年，希腊外债占GDP比例已高达115%，这个习惯于透支未来的国家已经逐渐失去了继续借贷的资本。这些问题在PIIGS五国中普遍存在。

随着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日渐深入，以希腊、葡萄牙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方面逐渐向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看齐，支出水平超出国内产出的部分越来越大。由于工资及各种社会福利在上涨之后难以向下调整，即存在所谓的“粘性”，导致政府与私人部门的负债比率节节攀升。

西班牙和爱尔兰债务问题的成因与希腊略有不同。这两个国家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房地产市场迅速萧条，国内银行体系出现大量坏账，最终形成银行业危机。而政府在救助银行业的过程中，举债与偿债的能力均出现了问题。

此时，已经背负巨额债务的五国政府，其进一步借贷的能力已大不如前，政府信用已经不能令投资者安心充当债权人的角色。投资者一般将6%作为债务危机的一个警戒值，一旦超过这一水平，该国将面临债务危机。意大利的债务问题在PIIGS五国中前景相对乐观，但目前其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水平已接近6%。除意大利之外，PIIGS五国2009年的政府赤字均已经数倍于3%的警戒值，如表2所示。当巨额的政府预算赤字不能用新发债务的方式进行弥补时，债务危机就会不可避免地爆发。

政府失职与制度缺陷

PIIGS五国经历如此严重的危机，动作迟缓、不作为或乱开“药方”的五国政府难辞其咎。虽然五国政府在危机前与危机中的表现不尽相同，但其失职行为是危机的重要助推因素。

首先，为了追逐短期利益，在大选与民意调查中取悦民众，政府采用“愚民政策”，采取了“饮鸩止渴”的行为。例如，希腊政府在2009年之前隐瞒了大量的财政亏空。

其次，一些政府试图通过各种途径逃避欧盟委员会与欧洲央行的监管处罚。德国、法国等经济发展“龙头”曾是这方面的负面典型，而其他国家也随之纷纷效仿。

再次，以爱尔兰、西班牙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政府放任国内经济泡沫膨胀，一旦泡沫破灭，又动用大量的纳税人财富去救助虚拟经济，导致经济结构人为扭曲。

最后，政府首脑过于畏首畏尾，不敢采取果断措施将危机扼杀于“萌芽状态”。例如，意大利政府在2009年赤字达到5.3%时没有采取果断行动，而是一味拖延，导致了目前危机升级的局面。

欧元区的制度缺陷在本次危机中也有所显现。首先，根据欧元区的制度设计，各成员国没有货币发行权，也不具备独立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负责整个区域的货币发行与货币政策实施。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统一的货币使区域内的国家享受到了很多好处，在经济景气阶段，这种安排促进了区域内外的贸易发展，降低了宏观交易成本。然而，在风暴来临时，陷入危机的国家无法因地制宜地执行货币政策，进而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来缩小债务规模和增加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能通过紧缩财政、提高税收等压缩总需求的办法增加偿债资金来源，这使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冰岛总统近日指出，冰岛之所以能够从破产的深渊中快速反弹，就是因为政府和央行能够以自己的货币贬值，来推动本国产品出口，这是任何欧元区国家无法享受的“政策福利”。而英国政府也多次重申不会加入欧元区。

欧债危机中的各国表现

PIIGS五国：债台高筑但境况不同

饱受危机困扰的PIIGS五国均处于很高的负债水平，如表3所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应超过60%，而除西班牙政府债务水平与该水平较为接近外，其他国家债务水平均大幅超标。

希腊与葡萄牙两国实体经济缺乏增长动力，但工资水平、社会福利、公共事业等方面支出巨大，政府对债务高度依赖，且在借新还旧的过程中，不断净增新的债务，利息支出已超出国家财政的支付能力。20世纪80年代，希腊公共负债相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1.6%，而2000年之后，这一比值在超过100%后仍不断攀升，预计2011年将达到152%。2012～2014年，希腊将有1920亿欧元的到期债务需要展期，另需发行450亿欧元新债以应对财政赤字。葡萄牙的境遇与希腊类似，虽然程度稍轻，但对外界的影响却更加令人猝不及防。2011年7月6日，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突然将葡萄牙的长期债务评级从Baa1下调至属于垃圾级的Ba2，并将评级展望定为“负面”，亦即在未来12～18个月内可能会进一步调降该国评级。此次下调对投资者的信心造成了很大打击。

爱尔兰与西班牙两国政府偿付能力问题并不突出，但国内银行业自次贷危机以来，饱受坏账困扰。在救助银行业的过程中，政府付出了巨大成本。以爱尔兰为例，该国在1995～2007年维持了5%以上的高速增长，随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国内房地产业景气度急速回落，最终在银行体系内形成了大量坏账。截至2011年5月，爱尔兰政府至少向金融机构注入了700亿欧元，这一数值已经超过了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据估计，继续注入300亿～500亿欧元资金后，可基本完成对该国银行业的救助。西班牙2010年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高达9.2%，其债务问题同样源于国内的房地产业，且饱受高失业率的困扰。2011年一季度，西班牙失业率为21.29%，而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40%。

意大利是PIIGS五国中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在欧元区17国中仅次于德国和法国而位列第三，经济总量在区域内的占比约17%。意大利国债余额高居欧元区榜首，占GDP的比例则仅次于希腊，排名欧元区第二。该国不但债务总量巨大，且到期偿还问题突出。根据穆迪评级公司的最新统计，2011年，意大利的利息支出将超过政府财政收入的10%，其中大部分债务将在未来五年内到期，相比之下，债务缠身的西班牙的利息支出也不过只占到本国财政收入的6%。

意大利的经济基本面在危机国家中相对优良，自身“造血”能力也相对较强，市场对该国的经济前景并不十分悲观。2011年7月中旬，意大利成功发行了67.5亿元一年期国债，虽然收益率较6月时高出了1.5个百分点，但投资者普遍认为此次发行是意大利债务危机走向缓和的乐观信号，当天意大利股市即上演了逆转行情。

欧元区：经济整体萎靡但强国仍有余力

受PIIGS五国债务危机影响，欧元区整体负债相对GDP的比率已经达到85%，无论从净态比率方面还是动态进展方面来看，该区域已经处于慢性债务危机之中。德国和法国作为欧元区经济总量前两位的国家，在本次危机中表现稳健，其中德国的经济复苏势头十分明显。

本文以2001年6月为基期，对德国与欧元区的工业增加值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并以美国工业增加值数据作为参照，结果如图1所示。在2007～2009年的次贷危机期间，德国经济深受影响，但2009年6月起，德国经济一直处于复苏过程之中。一方面，德国以汽车、机械为代表的核心部门保持着较强的领先优势；另一方面，欧洲债务危机导致的欧元贬值增加了德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对出口导向型的德国经济起到了提振作用。

2011年以来，德国出口强劲增长。2011年5月，德国出口同比增加19.9%，环比增加4.3%。今年初以来，德国股市DAX指数涨幅逾2%，说明投资者对欧元区不同经济体的未来前景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德国经济与危机四伏的欧元区形成了“跷跷板”效应，而这种效应在短期内能够起到区域内的“稳定器”作用。

欧债危机对其他主要国家的影响

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欧元区外的发达国家，在实体经济层面受危机影响较小。欧洲虽然是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出口仅占美国GDP的7%，整个欧洲出口对美国GDP的贡献仅有1%，因此美国经济对欧洲需求的依存度很低。但英美等国的金融机构持有大量的危机国家债券，偿付前景尚不明朗，一旦止付将可能引发新一轮连锁反映。

以日本、中国为代表的对出口依赖较大的国家可能会受累于欧盟经济景气下滑，进而影响本国经济。欧盟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需求，如果危机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必将在实体层面向中国传导。

欧债危机对金融业的影响

本次欧债危机中，以爱尔兰、西班牙为代表的“泡沫破灭”国家的债务问题始于银行业，通过政府的救助开始由银行体系向本国政府传导。而银行由于持有大量的政府债券，再度面临潜在资本损失。很多银行由政府持股或控制，政府在危机时刻对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也肯定会伸出援手。在此情形下，这种债务危机不断在政府与银行之间传导的模式一旦形成，必将对全球经济造成致命打击。在欧洲，银行持有政府债券的现象十分普遍。

希腊国家银行是希腊国内最大的银行，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前，该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1%的高水平，但该行持有180亿欧元的希腊国债，一旦希腊政府进行债务重组，这些债券将大幅贬值，该银行也必将遭受重创。希腊国外的一些大型金融机构也持有大量希腊国债，例如，巴黎百富勤集团和德国商业银行分别持有50亿欧元和30亿欧元的希腊国债。

希腊作为欧元区的小型经济体，其国债的减值对债券持有人已经具备了相当大的杀伤力。意大利、西班牙等大型经济体一旦发生国债减值，势必再度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英国巴克莱银行在西班牙拥有约439亿欧元的债权性资产，规模仅次于该行在英国、美国的资产数量。这些资产有一半以上与房地产业相关。

与上述机构相比，目前，由英国政府控股的苏格兰皇家银行处境更糟。该行持有高达640亿欧元的爱尔兰债务，其中120亿欧元的债务已经违约。该行总资本在2010年末为580亿欧元，虽已得到英国政府的救助，但如果爱尔兰债务问题继续恶化甚至全面违约，则该行必将面临破产的窘境。

意大利作为全球第三大国债发行人，其债权人遍及世界各地。欧洲银行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意大利债务高达9987亿欧元。美国金融业在欧元区也拥有巨大的风险敞口。根据巴克莱银行的统计，美国银行业持有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务分别高达2690亿美元和1790亿美元。一旦这些债务出现违约，处于温和复苏过程中的美国金融业必将再次遭受重创。

信用评级机构是在金融市场中处于相对独立地位，但又在某种程度上高度参与市场的特殊群体。在本次欧债危机中，三大评级机构试图摆脱在美国次贷危机时遭受的指责，希望通过事前预测各国危机程度的做法，挽回声誉。但评级公司在本次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与次贷危机时依然相似，区别在于大幅下调评级的对象由证券化资产变成了国家。这些机构往往在经济形势大好时，不断地上调评级；经济形势转差时，过分悲观地估计评级对象的信用状况。没有证据表明评级公司比市场其他参与者占有更多信息，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们的模型能够用于预测。可以预计，本次危机过后，这些评级机构将再度面临公众的指责。但目前为止，这些机构对媒体和公众的影响力仍然很大，依然是市场中的重要参与力量。

发展态势与救助模式展望

危机国家已经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解决自身的痼疾，周边国家、机构的援助方案与援助力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危机的进程。

德国作为欧元区内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其对危机国家的救助意愿与救助能力将成为左右危机发展态势的重要因素。如前文所述，德国经济与财政状况正在逐步恢复，前景较为乐观，因此德国有余力向危机国家提供帮助。从另一角度出发，稳定和谐的欧元区是德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德国自身已无法游离于欧元区之外而独善其身。一方面，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基本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这决定了德国难以退出欧元区；另一方面，德国也不可能坐视危机国家的问题恶化而“隔岸观火”，一体化的制度设计注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有共同发展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德国有救助危机国家的意愿。虽然此前德国国内在救助问题上纷争不断，但只有实实在在地向危机国家伸出救助之手，才真正符合德国自身利益。2011年7月中旬，经过国内的激烈争论，德国政府宣布将与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确定针对希腊的第二轮救助计划。法国国内形势虽没有德国乐观，但情况较为相似。如果德法能够在救助问题上进一步通力合作，则救助进程将可能大大缩短。

在针对本次危机的救助过程中，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纷纷向危机国家提出应对方案，伸出援助之手。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均先后向欧盟委员会申请救援，救助方案正处于制定之中或执行初期。这些组织对爱尔兰的救助是一个较为成功的案例。2010年末，爱尔兰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接受850亿欧元援助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的联合审查组将每季度对爱尔兰财政、金融、经济情况以及推进救助计划的成效进行审查。2011年7月中旬的审查结果显示，救助计划如期推进，资金运用状况良好，爱尔兰政府稳步实施了协议规定的相关举措，对行业工资进行了一些有益的调整，尤其重点调整了一些目前失业率较高行业的工资结构。这些调整对于宏观经济供给层面的复苏具有积极意义。此次审议后，爱尔兰将再度获得40亿欧元的救助资金。

从长期来看，危机的救助不仅取决于外部援助，更取决于危机国家自身的努力方向与努力程度。此前，这些危机国家过度透支的消费与投资模式导致了危机的上演，而政府不但没能在政策制度上进行正确的引导，甚至在错误的方向上“推波助澜”。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够“量入为出”，依然维持超出自身产出能力范围的消费支出，则即使暂时度过了这次危机，未来必定还会出现“入不敷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经过危机的洗礼，欧元区必定在制度建设、规则制定、政策实施等方面更加谨慎、严格与完善。此前，欧洲央行由于无法针对区域内特定国家的情况制定政策，在针对遏制通胀与保证经济增长等目标制定政策时，显得僵化而滞后。在欧债危机之前，欧洲央行不合时宜的政策被认为是危机爆发的催化剂。在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的2008年7月，欧洲央行不顾欧元区经济的脆弱性，将基准利率由4%提高到4.25%，使一些国家原本就不堪重负的财政和房地产行业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而房地产业的大面积坏账又势必波及金融业。另外，欧洲央行大量持有各成员国国债。对陷入危机的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三个小型经济体，欧洲央行持有的国债金额分别为470亿欧元、190亿欧元和210亿欧元。因此，成员国的偿债能力与央行自身亦息息相关。相信在本次危机过后，以欧洲央行为代表的核心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会进行较为深刻的自省，这将有利于整个欧元区的长远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