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解决方案范文

经济纠纷解决方案篇1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纠纷必要性司法解决机制

一、对经济法纠纷的理解

1.经济法的概念。经济法就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的、系统的、全面的、综合的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我国的现阶段，它的主要功能是调整我国社会生产及再生产过程中所出现的，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二，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三，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我国的经济法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部门法，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经济关系可以由民法来调整，而国家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社会公务性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

2.经济法纠纷的涵义。经济法纠纷就是在我国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出现的需要国家政府司法部门出面来调节的经济法律纠纷，这些纠纷的处理部门即政府的职能部门是由国家赋予其权力的。经济法纠纷的范围很广，它包括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与经济有关的权利和义务等的争议，这些争议妥善、有效的解决是我国经济秩序和谐、稳定运行的保证，可以说运用经济法来解决各种经济纠纷也是关系到我国长治久安的前提保障。

3.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的区别。经济纠纷是由利益主体权利及义务方面所产生的矛盾而导致经济主体之间的纠纷，它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大，可以是机关单位间的纠纷、平等主体间的纠纷等等。而经济法纠纷则有所不同，它所指的是在进行经济调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权利及义务间的争议。也就是说经济法纠纷不同于经济纠纷，它不是在进行商品交换等一些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纠纷，也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所能引起的，而是与纠纷双方的经济实力或社会地位等等情况相关，它也不是普通的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与经济纠纷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它未构成犯罪，是不能用刑事手段来处理的。

二、通过司法解决的必要性

1.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我国一直都在实行着宏观调控的政策，但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近几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所以在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和再配置过程中，即使应用了宏观调控，也难免会受到资源的有限性及稀缺性等等条件的限制，而出现分配不合理及不平衡等现象，这样因为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的情况，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经济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利益之争，再加上国家的调节主体如果在这个时候出现的现象，就会更加加速经济法纠纷的产生，使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组织、个人利益同时受损，当这种经济法纠纷出现时，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与稳定，影响经济法的有效实施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2.是解决所有纠纷最有效的途径。在我国，解决纠纷的方法不外乎四种：仲裁、协商、行政、司法，而司法则是被认为是解决所有纠纷最有效的办法和途径，当经济法纠纷涉及到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以后，因为仲裁机构只是一种社会组织，它没有权力对国家的行政机关行使仲裁权，而且有的经济法纠纷的当事人也不信服仲裁机构，这时就必须要进入司法程序，交予法院进行处理。

3.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机关。经济法纠纷与民事纠纷、刑事案件等等不同，它虽然也具有可诉性，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进行解决，但就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经济法纠纷大多都终止于行政解决，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一般情况下都不愿意诉求于法院，走法律的路子去解决矛盾，而这种经济法纠纷只有通过司法的途径去解决才能得到公平、公正的答案，也才能有效的制约和限制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行为，从而让国家权力机构的经济调节权得到监督，防止一些腐败现象的产生，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三、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方案分析

1.把经济法案件归类于刑事诉讼案，只要违反经济法的规定，达到犯罪的程度，就要按照规定去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再属于经济法诉讼的范畴。

2.如果现行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能解决经济法纠纷，就按原法律规定去执行，因为只要能使经济法纠纷中当事人的权利能得到维护，纠纷最终得到解决，当事人是不去追究用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手段的。

3.如果现行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等等不能解决经济法纠纷，就要建立和健全全新的补充制度，不管何种形式立法，其目的都是使经济法纠纷得到彻底解决。

四、司法解决的机制探讨

经济法纠纷不仅包括合法的经济组织在进行各类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经济法纠纷，还包括国家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中所产生的经济纠纷和进行经济秩序的整顿时所产生的经济纠纷等等，如果要建立一种适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首先就要对产生纠纷时需要进行调解的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和分析，再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现状、政治形势以及各地不同的文化环境、风俗习惯，去寻求一种合理、合法、有效的解决途径，并建立和完善经济法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

1.可以用民事诉讼来解决的经济法纠纷。民事诉讼包括特别民事诉讼和普通民事诉讼，它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发生纠纷时的一种解决办法。这里的平等主体就对经济法纠纷有了一定的限制，因为大多数的经济法纠纷主体之间在权力、能力、地位等等方面都不存在平等的关系，这时要用普通的民事诉讼就很难解决，所以要对民事诉讼的一些制度进行优化、补充、完善和革新。通常情况下可以对弱势的一方提供一些无偿的帮助，比如说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简化一些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等等，以此来纠正当事双方的不平等的关系，保证司法解决的公平性、公正性和有效性。

2.可以用行政诉讼解决的经济纠纷。行政诉讼解决纠纷的方法要比民事诉讼的效率高，它主要适用于纠纷当事人为国家行政机关单位或者是一些有法律法规行使权力的组织或个人，它也包括特别行政诉讼和普通行政诉讼两种，所针对的行为主要是行政行为，因为国家行政机关是拥有国家法律法规所赋予的特别权利的，它可以行使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因此他们之间的纠纷需要由行政诉讼来解决，除了这些纠纷之外，还会产生一些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受影响的另一方之间的纠纷，这样的纠纷也只能由行政诉讼来处理。总之，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的经济法纠纷，它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纠纷案件，必须要在行政诉讼的种类、所有证据的搜集及调节等各个方面做好各种优化及调解工作，避免使任何一方产生极端，影响国家的经济调控，产生经济秩序的紊乱，要使经济法纠纷的双方在和平、和谐、积极、有效的环境中得到解决。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的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与其它的法律有着本质区别的法律部门，它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商品经济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它是以社会利益为基点，以处理和协调国家行政权力机关与社会组织或个人之间的关系为目的的一种法律，是一部综合性、调整性的法律，只有解决和处理好经济法纠纷，才能使经济建设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才能促进我国经济体制的平稳发展，才能进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的公平竞争，营造一个团结、稳定、健康的社会大环境，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金明.经济法诉讼模式的理性构建——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研究》[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47-49.

[2]张姣.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研究[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4,07:112+111.

[3]程明月.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探讨[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04:192.

[4]赵龙.经济法司法实施理论问题四论[J].理论界,2007,02:157-158.

[5]孟雁北,万欣.环境侵权纠纷解决机制的经济法解读—以乌油污染案为例[J].法学家,2007,02:137-142.

经济纠纷解决方案篇2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彝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F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157-03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当前的新课题，而将社会管理创新与西部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融为一体的课题研究，在我国则是首次。目前，在纠纷解决机制上，国外有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特别是美国的“司法ADR机制”以及日本学者棚濑孝雄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等研究成果对我国法学理论与实务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内对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方兴未艾，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不同的利益群体大量出现，导致矛盾纠纷的多元化和复杂化，社会矛盾纠纷在利益纠纷下往往转化为或者包含着民族、宗教等问题，最严重时，在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影响和控制下，利益纠纷转化为影响国家安全、国家关系等社会纠纷。面对西部民族地区日益纷繁复杂的纠纷解决需求和纠纷处理机制的缺失以及司法资源的相对有限，各基层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倍感构筑一个适合民族地区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基于此，我们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选择了西部民族地区的一个县（越西县）为样本，来探讨西部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一、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越西县地处偏远的四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隶属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邻美姑县，南接昭觉县、喜德县，西界冕宁，北连甘洛县、石棉。幅员2 256.47平方公里，辖9个地区工委、5镇、36个乡、288个村、908个村民小组、2个街道居委会。现在有汉族、彝族、藏族、羌族、苗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傈僳族、满族、瑶族、侗族、纳西族、布依族、白族、壮族、傣族等民族分布，总人口23.45万人。

过去在国家解纷解决机制尚未建立之前，越西县有着彝族特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即“德古”领导下的民间调解。但国家建立了正式纠纷解决机制之后，彝族传统的“德古” 民间调解渐渐被取而代之。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大量出现，越西县也逐渐建立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大调解工作体系，拥有调解、诉讼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2012年，我们调研了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开展的情况，发现该县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后，解决社会矛盾纠纷问题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通过非诉讼方式处理纠纷的案件大幅上升

2009年，越西县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560起，结案556起，结案率为99.3%；2010年，法院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480起，结案477起，结案率为99.4%；2011年，法院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共571起，结案570起，结案率为99.9%。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结案率呈上升趋势。然而，通过非诉讼方式处理的案件也在逐年增加，2009年全县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案件1493起，结案1412起，结案率为94.5%；2010年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案件1275起，结案1176起，结案率为92.2%；2011年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案件1 811起，结案1 056起，结案率为90%。这些数据反映出该县法院诉讼压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案件越来越多。

（二）人民法院面对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案件，产生了诸多不足

由于该县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较多，出现了办案人员短缺的窘境。同时，由于在民族地区，民族案件逐渐增多，由于部分案件当事人不会说汉语，而法院中会讲彝语的工作人员较少，从而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另外，该县人民法院中法官年龄结构偏大加之业务能力不强，在不断增多的案件压力下，办案质量得不到极大的提升。

（三）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施过程中，传统的调解方式在民间重新出现

由于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案件数量逐渐增多，各纠纷解决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完全及时地解决各类纠纷，这就导致了越西县过去被代替的彝族特有的民间调解方式“德古”再次出现。在彝语中，“德”是“瘠”、“瘦”的意思，即病态的象征，而“古”是“治”的意思，故“德古”指“治理人间的病态，惩罚非正义的行为”。在彝族地区，人们把熟知习惯法及其他社会规范，遇到纠纷能明析事理、仗义执言、以理服人的头人，尊称为“德古”。过去，在我国彝族地区，彝族人遇到重大、疑难纠纷或者案情复杂、矛盾尖锐或涉案人数较多时，则会请“德古”等民间权威来进行调解，从而迅速有效地平息纠纷。虽然越西县又出现了“德古”民间调解，但由于“德古”属于至今并未纳入正式制度的民间调解，未成为多元化解纷解决机制的一种解决方式，所以当地诸多彝族群众虽然内心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处理纠纷，但迫于司法途径的权威性，仍选择花高成本，走司法程序。

（四）越西当地群众对非诉讼解决机制认同感不高

从调查问卷的信息来看，我们发出调查问卷310份，其中有213份（占问卷总数的68%）的问卷一般群众反映：他们对于矛盾纠纷的解决仍倾向于人民法院。他们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具有强制力，通过司法程序更有利于保障自身权益；而调解仅仅作为一种尽力让双方达成共识的一种方式，不具有强制力，同时也不能很好地保障权益，与其浪费时间在调解上，不如直接走诉讼程序。从调查问卷反馈的信息来看，当地群众对非诉讼解决机制认同感不高，更认同人民法院的诉讼解决机制。

上述四个方面反映出：越西县非诉讼方式解决案件比例在上升，法院诉讼压力在增大，群众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认识不够，这些问题充分说明在该县宣传、推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健全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

越西县随着经济的日渐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利益关系也不断变化，各种矛盾纠纷也随之出现。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体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我国市场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另一方面，人民的权利意识、法制意识和维权意识在觉醒和增强，各种形形的矛盾纠纷日益增多，各种利益关系此消彼涨，各种价值观念交互碰撞，矛盾错综复杂。所以在社会管理创新下完善彝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

（一）有利于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

在建设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中，努力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纠纷机制，整合一套功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价值相互渗透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有效预防、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大事。在“社会管理创新”这一时代背景下，引导凉山州越西县彝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发展，进而推广到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对于维护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有利于尊重纠纷主体的多样选择，有效地化解各种矛盾纠纷

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体现了纠纷主体对各种解决纠纷方式有不同偏好，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就能很好地尊重纠纷主体的各种选择，让纠纷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自身利益选择解纷方式。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性而言的，其意义在于避免把纠纷的解决单纯寄予某一种程序，并将其绝对化。它以人类社会价值和手段的多元化为基本理念，重视民间和社会各种自发的或组织的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为当事人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以实现不同的价值。

面对越来越突出的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多发性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司法能力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必须发挥多元优势，针对各类纠纷的不同特点，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在于：程序简便灵活，效率较高；化解纠纷的成本低廉；能够妥善解决情与法、情与理、法与乡规民俗的冲突；能够拉近纠纷处理者与当事人之间的距离，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优化配置司法资源，减轻法院的压力

司法的过高期待和传统纠纷解决途径的单一化会直接导致法院压力加大，追求效率的动机使得法院不得不向增加法官人数、简化诉讼程序寻找出路，这必然会妨碍程序的正规化，影响司法的权威性。在司法资源短缺、诉讼成本不断攀升、法律援助使用不当的情况下，司法资源利用上的不平等会不断扩大。而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向当事人提供便捷、及时、经济和符合情理的非诉讼服务，扩大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达到司法资源的优化利用，最终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三、完善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内部的完善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涵括了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和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两类。

1.诉讼解决纠纷机制的完善。越西县人民法院目前正以构建和谐社会和服务经济建设为目标，强化诉讼调解。在规范层面上，该院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越西县人民法院规范诉讼调解规则》及越西县人民法院、越西县司法局《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以此来规范调解工作。在原则上，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坚持走调解多判决少的路子。在目标考核上，将调解结案率纳入目标考核，作为评优评先的依据。目前该院创新调解方式，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做好调解工作。将庭前调解与庭中调解相结合，庭内调解与庭外调解相结合，同时，采取委托单位（组织）调解和人民调解员及亲戚朋友调解的方式，把民事调解工作贯穿于整个诉讼调解过程，努力提高案件调解率。

2.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的完善。目前，该县已有几个乡构建起了“大调解”工作体系，如南箐乡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该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严格将社会矛盾化解作为综治维稳的重要工作狠抓落实，把矛盾纠纷工作放在首位，并形成了相应的机制。具体做法为：一是建立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党委书记为组长，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为副组长，具体负责“大调解”的日常工作，全面加强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二是建立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主要负责研究部署相关工作、排查矛盾纠纷、收集掌握工作信息、整合调解力量、协调处理重大矛盾纠纷、培训调解员、建立健全工作台账。三是扩大调解网络覆盖面。建立健全纵向覆盖镇、村（居）、社三级，横向覆盖各单位（部门）的调解网络，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员工作”。

总之，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下，越西县自2011年以来，坚持“一手抓预防，一手抓调处”，严格落实县、乡一月一排查，村、社半月一排查的矛盾纠纷滚动排查调处工作制，切实做到抓早、抓小、抓苗头。同时，以乡（镇）、单位综治办为载体，深化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形成了上下联动、左右互动、运作高效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网络，充分发挥各级组织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着力强化矛盾纠纷疏导能力。通过实行联合接访、上门接访、内部调解等方式，进一步畅通民意表达和诉求渠道，矛盾纠纷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得到及时有效化解。在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指引下，工作成效显著。如2011年第一季度，全县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215件，调处矛盾纠纷183件，调处率为85.1%，实现了矛盾纠纷“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的目标。

（二）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机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仅由多个纠纷解决机制共同组成，更重要的是这些机制在独立运作的同时，强化衔接，互相配合，实现功能互补。首先，应重视调解的重要性，将其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加强人民法院对调解工作的指导，建立相关协调指导机构，并定期了解人民调解的工作进展，从而研究相应对策，解决问题，不断推进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其次，可以建立司法联席会议制度、情况通报制度、庭审观摩和联合培训制度，使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人民调解等组织密切联系，强化工作配合，达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真正意义上的功能互补。最后，应强化宣传引导，推广好的经验，使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发挥更大的优势，进而在全县形成健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三）严格规范各类纠纷解决机构

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所以不健全，部分原因来自纠纷处理机构的过于松散，这使得机构内部工作人员办案效率低、缺乏足够的工作热情，同时在办案过程中出现了有失公平、公正的现象。由此可见，严格规范各纠纷解决机构，对于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应在各纠纷解决机构建立严格的工作规章制度，规范各类运行机制，实行当事人监督制度，确保纠纷处理的公正。

（四）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

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应将越西县彝族特有的民间调解纳入正式的民间调解制度，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解纷方式。“德古”调解在越西县彝族同胞中具有很高的威望，所以将“德古”调解纳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定会从源头上解决诸多尖锐的民族矛盾纠纷，确保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当前可将“德古”调解逐步实现规范化，将其职责范围定位在民事纠纷中，至于刑事纠纷必须通过刑事诉讼解决，促进“德古”与人民调解逐步融合。广泛吸收民间有威望的“德古”进入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培训增进其对国家法律、政策的理解，促进两种调解方式不断融合，功能互补。在当事人权限范围内，调解活动的方式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可以以“德古”调解方式进行。

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越西县矛盾纠纷的特点和规律，实现各类纠纷解决机制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从而增强解决矛盾纠纷的有效性，促进彝区和谐稳定，正是当前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我们相信越西县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将走上科学化、程序化、制度化的轨道，有效地促进彝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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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解决方案篇3

摘 要 由于诉讼解决机制在制度上的一些不足，难以应对食品安全纠纷这种具有特殊性的要求，必然带来在解决食品安全纠纷方面仅依靠诉讼一种方式所出现的尴尬困境。本文针对我国食品安全纠纷的现状及解决机制存在的诸多弊端，结合我国现有制度和体制，论证了在我国解决食品安全纠纷中应用ADR的必要性，并提出了ADR在食品安全纠纷领域中完善的一些建议：强调调解的效力，建立食品行业的仲裁机构，实施诉讼机制与非诉机制的对接机制。

 

关键词 食品安全 ADR 解决机制

基金项目：该文为2011年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对非诉解决机制（ADR）在食品安全纠纷领域中的应用及完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武军，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经济法。

中图分类号：D92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9-114-03

一、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的价值

（一）非诉纠纷解决方式的起源

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缩写为ADR），其概念源于美国，是对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ADR观念的广泛传播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在实践方面主要见于西方国家，以英美居多。如美国接受ADR始于1925年《联邦仲裁法案》的颁布，其蓬勃发展之势始于70年代中期后。198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决定：若当事人对争议是否可由仲裁解决存在争议，则法院应判决由仲裁解决争议。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现行《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建议在联邦地区法院中把ADR作为案件管理的六种程序之一，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ADR的运用。最新的ADR立法实践是，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10月30日签署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法》。该法要求每个联邦地区法院应该允许所有民事案件中使用ADR，建立各自的ADR计划并制定相应的保障程序，从而使1990年《民事司法改革法》中提出的ADR行动计划更加具体化。现代ADR的兴起与发展逐步改变了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的结构，促使人们对司法理念以及某些法律观念进行重新思考。 

 

（二）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的价值

ADR不仅具有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简易性和灵活性），而且从从纠纷解决主体角度，ADR具有非职业化特征，可以使纠纷解决脱离职业法律家的垄断。它所彰显的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被称之为更彻底的新当事人主义。

 

由此可见，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具有解决纠纷的独特价值。其一，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是以妥协、而不是对抗等相对平和的方式解决纠纷，这是最独特的价值。其二，该机制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约社会和当事人在纠纷解决中的成本。受“程序主义”影响的现代司法程序更为复杂、严格以及繁琐，导致诉讼活动耗时、费力、成本较大。相对而言，ADR比较灵活自由，强调并尊重纠纷当事人的自主性，因而可以最大程度地省时、省钱、省事，成本代价比较低。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经济社会各类纠纷处理中，ADR不仅可以体现节约纠纷当事人的“个人成本”，也同样体现降低整个“社会成本”的价值。其三，现代ADR的发展，不但可以大大缓解“诉讼爆炸”给法院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现代的司法改革不谋而合，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据统计，2011年我国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民事案件488.7万件，同比上升10%。 庞大的案件数量势必给各级法院带来了巨大的司法压力，法院负担严重超载。而在国外司法实践中，ADR机制不但被成功地引入了民事诉讼，而且在某些刑事案件的审理中也已有不少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可以预见，在日益推进的司法改革浪潮中，ADR与诉讼程序的改革相互衔接，必将促成一种更加充满协商、民土、人性、高效与和谐价值的司法模式。

 

二、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处理食品安全纠纷的必要性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维权意识也不断增强，造成法院面临大量的民事纠纷，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唯利是图的商家为了追逐利润不断制造、生产和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侵害着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所频繁引发的食品安全纠纷越来越多。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纠纷不仅是法院面临的难题，更是政府需要面对的难题。“缓解诉讼爆炸的最佳选择是分流案件，分流案件的最好方式是鼓励可选择争议解决方法的运用。现代社会复杂纷繁，传统司法难以完全适应，有必要探索更快捷、低廉、简单、更接近需要、更适应不同当事人要求的纠纷解决机制。”这就需要非诉解决机制（ADR）的介入。

 

（一）食品安全纠纷隐含的社会不安定性需要多元化途径来化解

1.主体上的群体性在食品安全纠纷案件中，由于很多人处于同一事件背景，同一地区或单位，因此形成共同的利益圈，涉及的人员和范围比较广泛，案涉人员可以达到成千上万人，明显具有群体性的特点。

 

2.食品安全纠纷呈现社会公益性随着商品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食品这一类商品的消费对象是整个消费者群体，导致食品安全纠纷的影响范围十分广泛。比如1998年震惊全国的山西朔州假酒案，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等案件，不仅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等合法权益，而且也危及了公共利益，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对于这类纠纷的解决，如果处理不善，往往会纵容不乏经营者的侥幸心理，放纵其追求不法利益、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同时也会让消费者由于投诉无门，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导致对企业和市场经济失去信心，不利于维护社会正义和市场秩序。

 

3.食品安全纠纷的多发性多发性是近年来食品安全纠纷案件的一个突出特点。因为唯利是图是一部分食品生产厂家追求的唯一目的，尽管国家采取了大量措施严厉打击食品安全领域的不法行为，如201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但仍有一些商家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这就导致食品安全纠纷的多发。以2011年为例，该年是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一年，“染色馒头”、“瘦肉精”、“牛肉膏”、“塑化剂”等诸多名词涌现，食品安全问题也由原来的单一性事件演变为各行业内的“群体性事件”，众多行业内的知名企业纷纷“沦陷”。

4.食品安全案件处理的“多米诺”效应食品安全案件由于涉案人员众多，件往往涉及当事人的身体健康权等切身利益，因而矛盾比较尖锐，加之人数众多、相互影响，容易产生过激行为。一方面需要尽快的惩治不法经营者，对于已经触犯刑事犯罪的经营者要予以刑罚处罚，另一方面，要对民事赔偿这块尽可能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合理公平的弥补其受到的侵害。这必然给政府和法院带来了巨大压力。

 

（二）单一的诉讼机制在解决食品安全纠纷中的困境

经济纠纷解决方案篇4

论文关键词 食品安全 ADR 解决机制

一、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的价值

（一）非诉纠纷解决方式的起源

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即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缩写为ADR），其概念源于美国，是对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ADR观念的广泛传播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在实践方面主要见于西方国家，以英美居多。如美国接受ADR始于1925年《联邦仲裁法案》的颁布，其蓬勃发展之势始于70年代中期后。198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决定：若当事人对争议是否可由仲裁解决存在争议，则法院应判决由仲裁解决争议。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现行《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建议在联邦地区法院中把ADR作为案件管理的六种程序之一，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ADR的运用。最新的ADR立法实践是，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10月30日签署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法》。该法要求每个联邦地区法院应该允许所有民事案件中使用ADR，建立各自的ADR计划并制定相应的保障程序，从而使1990年《民事司法改革法》中提出的ADR行动计划更加具体化。现代ADR的兴起与发展逐步改变了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的结构，促使人们对司法理念以及某些法律观念进行重新思考。

（二）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的价值

ADR不仅具有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简易性和灵活性），而且从从纠纷解决主体角度，ADR具有非职业化特征，可以使纠纷解决脱离职业法律家的垄断。它所彰显的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被称之为更彻底的新当事人主义。

由此可见，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具有解决纠纷的独特价值。其一，非诉纠纷解决方式（ADR）是以妥协、而不是对抗等相对平和的方式解决纠纷，这是最独特的价值。其二，该机制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约社会和当事人在纠纷解决中的成本。受“程序主义”影响的现代司法程序更为复杂、严格以及繁琐，导致诉讼活动耗时、费力、成本较大。相对而言，ADR比较灵活自由，强调并尊重纠纷当事人的自主性，因而可以最大程度地省时、省钱、省事，成本代价比较低。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经济社会各类纠纷处理中，ADR不仅可以体现节约纠纷当事人的“个人成本”，也同样体现降低整个“社会成本”的价值。其三，现代ADR的发展，不但可以大大缓解“诉讼爆炸”给法院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现代的司法改革不谋而合，成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据统计，2011年我国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民事案件488.7万件，同比上升10%。 庞大的案件数量势必给各级法院带来了巨大的司法压力，法院负担严重超载。而在国外司法实践中，ADR机制不但被成功地引入了民事诉讼，而且在某些刑事案件的审理中也已有不少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可以预见，在日益推进的司法改革浪潮中，ADR与诉讼程序的改革相互衔接，必将促成一种更加充满协商、民土、人性、高效与和谐价值的司法模式。

二、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处理食品安全纠纷的必要性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维权意识也不断增强，造成法院面临大量的民事纠纷，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唯利是图的商家为了追逐利润不断制造、生产和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侵害着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所频繁引发的食品安全纠纷越来越多。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纠纷不仅是法院面临的难题，更是政府需要面对的难题。“缓解诉讼爆炸的最佳选择是分流案件，分流案件的最好方式是鼓励可选择争议解决方法的运用。现代社会复杂纷繁，传统司法难以完全适应，有必要探索更快捷、低廉、简单、更接近需要、更适应不同当事人要求的纠纷解决机制。”这就需要非诉解决机制（ADR）的介入。

（一）食品安全纠纷隐含的社会不安定性需要多元化途径来化解

1.主体上的群体性在食品安全纠纷案件中，由于很多人处于同一事件背景，同一地区或单位，因此形成共同的利益圈，涉及的人员和范围比较广泛，案涉人员可以达到成千上万人，明显具有群体性的特点。

2.食品安全纠纷呈现社会公益性随着商品生产社会化的发展，食品这一类商品的消费对象是整个消费者群体，导致食品安全纠纷的影响范围十分广泛。比如1998年震惊全国的山西朔州假酒案，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等案件，不仅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等合法权益，而且也危及了公共利益，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对于这类纠纷的解决，如果处理不善，往往会纵容不乏经营者的侥幸心理，放纵其追求不法利益、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同时也会让消费者由于投诉无门，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导致对企业和市场经济失去信心，不利于维护社会正义和市场秩序。

3.食品安全纠纷的多发性多发性是近年来食品安全纠纷案件的一个突出特点。因为唯利是图是一部分食品生产厂家追求的唯一目的，尽管国家采取了大量措施严厉打击食品安全领域的不法行为，如201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但仍有一些商家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这就导致食品安全纠纷的多发。以2011年为例，该年是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一年，“染色馒头”、“瘦肉精”、“牛肉膏”、“塑化剂”等诸多名词涌现，食品安全问题也由原来的单一性事件演变为各行业内的“群体性事件”，众多行业内的知名企业纷纷“沦陷”。

4.食品安全案件处理的“多米诺”效应食品安全案件由于涉案人员众多，件往往涉及当事人的身体健康权等切身利益，因而矛盾比较尖锐，加之人数众多、相互影响，容易产生过激行为。一方面需要尽快的惩治不法经营者，对于已经触犯刑事犯罪的经营者要予以刑罚处罚，另一方面，要对民事赔偿这块尽可能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合理公平的弥补其受到的侵害。这必然给政府和法院带来了巨大压力。

（二）单一的诉讼机制在解决食品安全纠纷中的困境

“缓解诉讼爆炸的最佳选择是分流案件，分流案件的最好方式是鼓励可选择争议解决方法的运用。现代社会复杂纷繁，传统司法难以完全适应，有必要探索更快捷、低廉、简单、更接近需要、更适应不同当事人要求的纠纷解决机制。” 而面对食品安全纠纷这一类特殊的案件，诉讼机制的困境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

1.有限的司法资源与超负荷案件数量的矛盾。从经济学角度看，司法运行需要成本作为代价，因为需要耗费一定的社会资源，而司法成本本身总是有限的，一旦大量案件走进法院大门寻求司法程序解决，就会超出司法成本的限度。导致司法的正义往往很难在社会得到实现，如果法官为了维持裁判的品质而不增加办案量，则案件审理必然拖延，当事人只能得到“迟到的正义”；如果法官加快办案速度，办案质量必然有所下降，当事人只能得到“粗糙的正义”。 事实上，法院受理的各类民事诉讼案件呈大幅上升的趋势将在我国今后较长时期内普遍存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统计，2011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488.7万件，同比上升10%，；2010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理民事一审案件6090622件，与2001年的4615017件（包含经济纠纷）相比，10年之间增长了32%。2009年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的民商事法官人均办案355件，是全国平均数的7倍。 由此可见，面对案件数量的激增，司法资源更显不足，两者的张力十分尖锐。而处理食品安全纠纷，又需要法官要在查明事实、法律适用问题和社会稳定效果两方面寻求解决方案，其工作难度更高，这无疑使法院本已捉襟见肘的司法资源雪上加霜。

2.司法程序的局限难以及时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目前食品安全纠纷在法院诉讼中仍然作为一般的民事纠纷处理。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迫使消费者就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对其身体健康造成了损害因果关系等提供证明。而食品安全纠纷所涉及的各种复杂的专业检测和认证决定了势单力薄的消费者举证的难度。比如，当消费者提出食品不符合基本安全标准的主张时，生产经营者可以轻易地以其他同类消费者没有发现问题而予以否认，因此，消费者个人很难提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这使这对消费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过重的负担。另外，食品安全纠纷表现最突出的诉求就是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利益，而漫长的诉讼时间对消费者而言不仅是医药费难以获得及时赔偿，也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

3.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制度中的缺陷。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所存在的制度性缺失也使得消费者维权之路存在诸多困难。食品安全纠纷多数是规模性的群体纠纷。虽然在我国现有的立法框架下可以采取的诉讼形式有一对一的诉讼、共同诉讼、第三人参加的诉讼和代表人诉讼等，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些诉讼形式都有一些现实障碍。首先，大规模单个诉讼，影响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对于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件的解决并非最合适的法律模式。其次，我国修改后的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发生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诉讼。将“公益诉讼”写进法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具体的实施意见以及程序还没有细化，还不具有实际上的操作性，这有待于进一步的规定，至少对消费者在消费维权方式的选择上的困难还不能立即解决。

4.司法有限的能动性难以满足群体诉求目的扩张。由于司法的能动性总是有限的，尤其在我国社会经济正在发展、体制正在不断改革和完善的情况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还难以实施到位。我国司法机关的权力、功能和作用都是有限的。因为司法要严守法律规范的界限，不能随意造法，更不能侵夺立法机关的权力；同时司法的中立性、被动性必然要求人民法院的功能是事后调整社会关系；此外，司法的特质也决定了法院很难创造和调动新的利益资源来解决双方的纠纷。因此，无论是从司法权的地位、司法的被动性，还是从目前人民法院所能调动、整合资源的能力来看，其处理纠纷的权力和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在食品安全纠纷案件中，受侵害的消费者一方的诉请甚至会超出法院的司法职能，如果法院不能满足消费者诉请之时或者超越权限之时，都有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

三、ADR在食品安全纠纷领域中的建立和完善

前文已述，在解决食品安全纠纷的领域中引用ADR十分必要，但针对我国目前解决纠纷机制的现状，尤其是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上，还需要构建和完善一个有效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力完善：

（一）完善民间调解的主体制度

根据2002年9月26日司法部的《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民间调解主要是以人民调解委员为主体。但在食品安全领域中，食品安全的界定往往涉及到一些食品的专业性问题，而如何对专业性问题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或者判断，正是做好调解工作的基础，显然，现行一般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有专业性的缺陷。因此，需要将现有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成员格局，扩大到在行业性机构中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从而使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成成员更具有灵活性。事实上，在调解组织的建构上，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以利益、价值和观念共同为特征的新型共同体也在逐步形成。近年来，我国新型的民间组织发展迅速，社会组织化程度正在增强。如果根据食品安全领域的特点，在一些有熟悉食品安全行业情况、与成员联系紧密的民间组织中培育调解机构，以扩大人民调解的主体，来调解食品安全领域的相关纠纷，会发挥行业优势，提高调解的效果。

（二）确认行政调解的法律效力

我国的行政机关历来担负着处理公民纠纷和各种申诉的职能，各类行政主管机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一般都有通过行政调解或行政裁决的方式处理该领域公民的申诉和其他纠纷的职责。因此我们认为，既然行政机关如食品安全领域的政府主管机关或部门具有一定的监管职责，在当事人申请进行调解或或依据其职能附带进行调解的情况下，只要尊重自愿原则，遵守法定程序，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就应该具有法律效力。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已经将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确定为民事合同，在法理上承认了其合同法上的效力。而行政机关调解下的调解协议，在法理上同样是纠纷当事人之间所达成的契约，应具有合同法上的效力，从而按照合同法的原则、方法及程序处理。”

（三）建立食品行业的仲裁机构

我国仲裁机构大多设在地市以上的大中城市，造成实践层面上仲裁的案件数量极少。反观英国，设置有40多个专业机构、商会和贸易组织内设有行业性的仲裁机构。因为仲裁的权威性来自于民间性、自治性、专业性。因此，就食品安全领域而言，培育和扶植食品安全专业的行业性纠纷解决机构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像食品安全领域的纠纷涉及的大多是新类型问题，而纠纷的当事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往往不平衡，同时这些纠纷由于专业性强，其处理结果往往取决于技术鉴定和业内的行业标准，在此角度上更适合建立行业性的纠纷解决机构，才可以合理处理相应的纠纷。因此我们可借鉴英、美等国ADR的经验，通过食品监管的引导，完全可以让一些食品领域的行业协会及其相关组织根据行业特点组建多元化的仲裁机构。例如可以在各地的消费者协会中增设食品仲裁机构，也可以在食品行业协会中设立仲裁机构，利用行业的优势，合理、妥善的解决食品安全纠纷。

（四）健全诉讼和ADR的对接制度

经济纠纷解决方案篇5

关键词：非诉讼纠纷解决；法经济学；效率

作者简介：潘乾（1976- ），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中图分类号：D9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2-0054-04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是本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诉讼制度以外的解决纠纷的机制或程序的总称。它指发生纠纷的双方在解决纠纷时无需经过法院或正式的法律程序，而就有关争议的事项进行自我协商或协调解决的一种方式。现已引申为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ADR）的称谓。ADR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并已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日益成为与诉讼制度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重要机制。作为一种能够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行为选择方式，ADR越来越受到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重视。这体现了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与法律两种现象互动共生、高度统一的新趋势。在我国建设法治政府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ADR既反映了整个社会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多元化趋向，同时也体现了我国法制进程中经济学思想的融入。尤其是法经济学思想，它更加关注于法律背后的经济逻辑以及人们的法律生活本身，为理解和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制提供了一种极好的分析工具。在纠纷解决这一问题上，法经济学研究范式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缜密的理论分析框架。

法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而且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或称微观经济学)，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法经济学以个人理性和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方法的基础，以效率作为其核心的衡量标准，以成本――收益及效益最大化作为基本分析工具。

一、法经济学视角下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合理性

纠纷的解决是通过诉讼还是非诉讼，取决于人们的行为选择。从法经济学视角分析，法律人被假定成具有理性人

特性的个体，他们在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中，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成本和收益的核算，法律收益越大，他们就越有动力获取他们的权利，并积极争取享受更多的权利以摆脱法律规定的义务。理性人通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作出有利于实现自己利益的选择。法经济学研究范式应该是研究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有利工具。

（一）符合效率原则，实现利益最大化

通过诉讼程序和法院判决解决纠纷是实现社会正义不可或缺的，然而，诉讼是一种成本高昂的活动，不仅当事人要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而且整个社会也要损耗大量的资源。在法院诉讼积压、程序迟延、费用高昂的情况下，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以趋利避害，相对快速、低廉、便捷地解决纠纷，从而符合当事人对利益最大化的需求。这也是当事人基于法律成本比较做出的选择。①基于对法律成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非诉讼程序符合效率原则之所在。

首先，货币成本的比较。波斯纳认为，当事人通过诉讼程序请求法院解决纠纷，需要投入两类成本，一类是错误的司法判决成本，另一类是诉讼制度的运行成本。错误成本是指由于法院的错误判决所带来的损失。从法经济学角度讲，错判是指法官的行为对社会具有的不良影响。错判会导致案件的上诉、再审甚至重审等法定程序的启动，从而大大增加当事人的交易成本。显然，用非诉讼程序代替诉讼无疑是一种经济的选择。诉讼的运行成本包括：（1）案件受理费或其他申请费；（2）由当事人负担的其他诉讼费用，具体包括：勘验、鉴定、公告、翻译费；（3）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出庭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等费用；（4）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实际支出的费用；（5）执行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所实际支出的费用等。因此，诉讼制度的运行需要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保证，对于当事人而言，一旦选择了诉讼程序，便强制性地接受了成本负担的风险。与之不同，非诉讼程序的费用及成本负担通常根据不同的解纷方式、性质及功能而采取不同的原则和做法。目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多种领域得以广泛应用。如，人民调解制度、行政调解制度、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制度等。这些纠纷处理机构一般具有社会公益性质，能够免收或少收手续费或费，并且多为地方性组织，国家可以承担一部分费用，因此当事人的差旅费和其它费用等支出就比较低。这样，选择非诉讼的成本显然低于诉讼程序。“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相比较而言，诉讼永远是一种成本最高的救济方式，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费用高的问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它是诉讼制度无法治愈的病疾。”因此，非诉讼纠纷解决被认为是最廉价的解纷方式。

其次，机会成本的比较。将货币最大化的条件拓宽成利益最大化，还要考虑一些非货币性的因素，即机会成本的比较。机会成本是法律成本理论的核心，它指不同的法律方案所能实现人们既定目标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在特定的时空领域人们又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在此情况下，对某种社会关系是否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调整、选择何种法律规范进行调整以及对所选法律制度的比较收益等相关利弊进行的衡量。在个人或组织的经济活动中，货币成本是必不可少的支出，能够记账、核算，而机会成本无法进行计量、记录和考核，它不是一种支出或费用，而是可能失去的潜在收益。机会成本产生的原因之一即是存在选择的可替代性，若只有一种方案，没有其他选择存在，就不会存在机会成本。对于诉讼而言，它所产生的机会成本就是当事人未选择其他解纷方式而损失的潜在收益。显然，从潜在收益角度，选择诉讼较之于非诉讼方式的损失相对较大，因此，理性的当事人更倾向于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

再次，风险成本的比较。诉讼具有严格的程序，一旦选择了诉讼，便意味着承担了败诉的风险。风险成本是当事人对判决结果和预期结果的比率。假如当事人面临两种方案：方案一是诉讼（I），在胜诉的情况下获得200元，在败诉的情况下获得100元收入，而胜诉和败诉的概率均为0.5；方案二是非诉讼(Ⅱ)，和解的收入是151元，概率是0.99，和解不成的收入是51元，概率是0.01。则两种方案的均值或期望都为150元，但我们如果用方差大小来表示风险的大小，则这两种方案的风险分别为2500和99。我们可以看到，方案Ⅰ的风险远大于方案Ⅱ。当然，此例并非说明选择诉讼的风险就一定大于非诉讼风险，当事人解纷方式的选择还取决于不同的纠纷类型和标的，以及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程序的偏好等多种因素。

最后，时间成本的比较。如果将时间视为一种稀缺资源，那么有效率的时间配置应当是将其配置到更有价值的方向。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5、146条规定了民事诉讼审判的时限，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在3个月内审结；适用普通程序的，应当在6个月内审结；特殊案件需要延长的，时间将超过6个月。由此可见，诉讼审理的时间越长，当事人双方消耗的时间、精力就越多，他的成本就越大，效率就越低。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程序灵活性和便捷性的特点，当事人可以尽早调解结案，减少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节省更多的时间用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二）具有交易可能，实现意思自治

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具有自主性、灵活性、平等性和互利性等特点，这使得当事人能够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协商和谈判，进而解决纠纷，可以实现当事人的交易可能。法律与市场一样，都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法律作为一种资源配置，与市场有着同源性与同构性。合乎一般市场规律的“等价交换”也是法律市场的最基本原则，恢复原状、同等补偿、同罪同罚的法制均衡观念深入人心。诉讼程序如同市场过程一样，形形的法律消费者，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当事人双方，为争取将资源配置给自己，以承担诉讼费和其他费用的代价选择了诉讼程序――这种能替代市场自愿谈判的最佳解纷方式。在实行司法对抗制的诉讼中，“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与法官的无私公正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法官任职（独立任命）和取得报酬的方法（国家拨付经费和支付高薪）和各种司法伦理规范都旨在保证法官与其审理的案件不具有经济或其他利害关系，法官只对判定当事人提出的问题负有责任，法官只了解双方当事人在竞争过程中使其得知的案件事实。陪审员也受到了同样的约束。败诉的诉讼当事人没有任何理由迁怒于法庭，这正如一个没有发现一件与其愿意支付的价格相吻合的产品的消费者不会迁怒于销售商一样。”而非诉讼纠纷程序的存在，为双方提供了谈判和对话的可能，在自愿的原则下将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权力和法律责任进行协商和平等交易，实现各自的利益主张和诉求，更容易实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时也提高了法律效率。

（三）节约司法资源，促进法律均衡

根据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法律的边际效益同样是递减的。法律在最初实施时，由于立法和司法的针对性强，会产生规模效应，法律效益比较高，但久而久之，当边际收益达到与边际成本相等的点时，法律的效益就会转而减少，以至到后来，虽然法律存在，但其效益微乎其微，而产生法律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在法律实践中，当事人对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是以诉讼作为最后底线形成的理性选择。因此，选择非诉讼程序并非是对法律资源的浪费，而是实现法律效益的有效途径之一，这不仅可以降低法律成本、节约司法资源，而且可以促进法律的均衡。

从法经济学观点来看，国家为解决纠纷对立法和司法的投入是一种沉没成本（Sunk Costs）②，不管当事人选择以诉讼的正式法律程序来解决纠纷，还是选择非诉讼程序，都不会收回这部分成本。在投入的前期成本无法收回的前提下，后期的行为选择就只取决于后期不同决策之间的成本比较。当选择非诉讼的成本小于诉讼的成本时，不能因避免前期成本投入的浪费，而强制当事人选择诉讼的方式，进而导致法律资源的浪费和法律效益的低效。相反，正因为有立法和司法成本的投入，才使当事人能够预期到可以依法获得的利益补偿，以及其财产权利的再现，同时将诉讼作为维护权利的最终保障，并在此基础上选择能够获得最大效益的方式，这也是人们作出理性选择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一非诉讼救济机制的存在，争议和实体财产权益，将永远无法得到实际执行，同时还会使经济秩序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人财物被阻滞于正常流转秩序之外。”从而，这种对于纠纷解决的立法及司法投入有其存在的必要，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对法律的有益补充，而并非是对法律资源的浪费。

从法律实际看，适用非诉讼程序的案件多属于当事人之间利益纠纷，具有标的额小、事实简单清楚、社会影响范围不大等特点，也适用简易程序来处理。因此，除了能够节约司法资源外，在法经济学视角上，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对“帕累托效率”的改进。采取非诉讼程序能够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达到双赢的结果，在充分保障当事人利益的同时，也不会损害他人的利益。也就是说，非诉讼程序能达到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的结果，即同样的资源供给能产生总福利更大的局部均衡，而强制使用诉讼程序的结果，则会使效率的水平降到“卡尔多――希克斯”，甚至更低。

二、法经济学视角下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完善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特征决定了它具有与诉讼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是在法律实践中，学者们对这一机制也存在各种质疑和批判，认为它过于追求高效率和低成本，会造成人们对法律的漠视，不利于人们权利的保障。然而，公平与效率是非诉讼纠纷机制所需权衡的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当代非诉讼纠纷机制的发展是基于对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考虑，而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不仅是为了维护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也符合社会的根本利益和个人的实际利益。为了使非诉讼纠纷机制达到效益最大化，避免由于非诉讼程序的非正式性而导致的不公平，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一）培育当事人的理性意识

在现代法治社会，应当尽可能地保证社会主体的不同需求在不妨碍社会公益的前提下得到实现。由于利益和价值的多元化，以及当事人实际利益的考虑和偏好，应当使那些厌恶、不热衷于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人们找到适合他们需求的纠纷解决途径，每一个社会主体在纠纷发生后都应该有可供选择的办法。这样，一方面，不致使人们因为“厌讼”而放弃权利，忍气吞声；另一方面，也不致因为解决某一个纠纷而必须在唇枪舌战的法庭上失去更多的价值。因此，在保证诉讼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核心和最高地位的前提下，保证当事人都有并能够行使平等的诉讼权利。同时，借鉴非诉讼程序的优势，改变人们对诉讼的偏好，以减轻司法的压力，使当事人对非诉讼程序的选择不是迫不得已，而是一种真正的、自愿的选择。在当事人一方受到来自自治性规范或民间纠纷解决方式的不公正对待时，应当保证他们能够不受到阻碍地求助于司法救济。

（二）优化非诉讼解纷机构

我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存在例如行政调解等行业性的官方机构，或人民调解的民间自治性组织，以及仲裁机构等并存的多元化解纷机构，但这些机构的建设及人员的培训还存在不足，不利于法治的发展，同时也难以满足社会对多元化解纷机制的需求。只有在法律专业知识方面对中立第三方人员进行培训或提高，在解纷机构的建设等方面予以法律规范，并培育当事人对于解纷途径选择的理，才能提高调解或和解的成功率，才能有效地保证和解过程的公平和公正。

（三）充分保障程序利益

非诉讼程序保障是以程序利益为基础的，因此，应当使当事人双方平等地享有程序的便利、快捷和解纷结果的灵活性所带来的利益。程序保障也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是保证其公正性和正当性的必要条件。加强对非诉讼程序的程序保障，使其与当事人的自和处分权相互协调，也可以减少其对法治的负面影响。程序保障的内容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必须保障当事人参与的平等和自愿。从程序的启动以致和解协议的达成、当事人的证据交换和平等陈述等方面都应当完善具体的程序规则。当事人选择何种纠纷解决方式，取决于自愿，绝不能让他们接受强制性的和解、决定或以判决形式强加于当事人。平等性保障了当事人选择放弃一部分权利或诉权也不会产生不公平。并且，对于不遵守程序的当事人应当有一些制裁措施。

其次，严格规范中立第三方的行为方式。对于第三方的性质、地位和权力等应当作出具体规定，并赋予当事人对第三方的选择权。

最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选择非诉讼解决纠纷是基于双方合意作出的选择，如果一方因滥用处分权而使另一方遭受成本损失，应当由其作出赔偿或承担责任。另外，除非有损社会公益或有悖公序良俗的情形存在，否则中立第三方应当不加干涉或变更，因为当事人的和解是基于双方的自治和自律做出的选择，这不仅能够有效地保证协议的履行，也符合社会的根本利益。

在非诉讼程序中，法律赋予当事人更大的自，使他们在坚持自己的基本权利的同时，也可以根据实际的利益进行权衡，放弃或抵消一部分权利，或以权利换取更大的利益。比如，当事人可能会基于对方实际支付能力、平衡双方关系的价值以及节约成本等方面的考虑，适时作出妥协。无论基于何种选择都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

（四）保留司法审查权

司法审查应当作为避免不公正结果的最终保障。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下，法院应有权对非诉讼纠纷的和解协议或调解书等处理结果进行审查并可以依法申请撤销或宣布无效。同时，司法审查应当限制在法定限度之内，避免因轻易撤销处理结果而破坏非诉讼程序的权威。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非诉讼解纷的错误成本，提高纠纷解决机制的整体效益；另一方面，在自治性规范和国家法律体系发生根本性冲突时，能够保证国家通过司法审查或立法、行政等途径加以协调。司法审查的存在，可以使非诉讼程序不从根本上背离法治轨道，可以保证纠纷解决的合法性，同时也符合效率原则。

注释：

① 法律成本包括当事人为实现权利、履行义务及承担责任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资源。

② 沉没成本是指一项开支已经付出并不管做出何种选择都不能收回。这与败诉的诉讼费支出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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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9］ [美]理查德・ 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经济纠纷解决方案篇6

【摘要】文章认为西部民族地区纠纷解决的方式及其衔接是民族地区法治实践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了解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方式的现实运作状态及其衔接，主张在健全诉讼机制的同时，充分理解和强化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合法性及价值，以探讨建构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合适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纠纷；解决；调解

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纠纷的特点，是纠纷解决机制形成的前提。由于西部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各地不仅在自然条件、经济形态、社会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在社会经济关系方面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由此决定了西部民族地区应该有以下纠纷解决形式。

一、西部民族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

1、民间习惯法权威的调解

由于基层民族地区“习惯法”小传统的现实存在和巨大影响，大部分的民事纠纷及部分其他纠纷，在民间基本由民间习惯法的权威通过习惯法予以解决了，比如壮族的“寨老”、苗族的“榔头”、瑶族的“瑶老”、彝族的“德古”等等。这些习惯法权威即深黯习惯法，又懂得一定的国家法律政策，在当事人自愿的条件下，他们运用说服教育劝导排解的方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法，妥善解决纠纷，而且还不存在“执行难”问题。因此，和诉讼程序相比，这种调解有很多优势：如具有主动性，有利于民族纠纷及时解决；具有低耗性，有利于节约费用；具有广泛性，有利于方便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具有自愿性，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和睦相处。

当然，这种习惯法权威的调解也有较难克服的缺陷。比如第一就是规范性较差。在实体上所依据的习惯法是诸法合体，在处理案件时，往往刑民不分。在程序上纠纷解决的运作完全操纵在习惯法权威手中，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非规范性，导致纠纷解决结果缺乏可预测性；其二是纠纷解决结果的妥协性和不稳定性，容易以损害一方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其三是无时效限制，也易导致权利的消极行驶和社会关系的不稳定。因此，必须加强国家的法治化归引。

2、人民调解

目前，民族地区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村（居）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三级联络已基本健全。一批有文化、懂法律政策、熟悉社情民意、道德素养较高的人员进入了人民调解队伍，调解组织机构和人员组织得到了加强。调解工作的领域也逐步拓展，基本覆盖整个民族地区。

但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在各种纠纷大量增加的情况下，相对于民间习惯法权威每年调解大量的纠纷而言民族地区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能力还比较低，案件数的增长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可能一是“熟人社会”逐渐向“生人社会”转化，使得纠纷主体呈现流动性和陌生性，主动请求人民调解的趋势明显减少；二是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调解的难度不断加大，使得调解的成功率下降；三是民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得到国家法律的强化，通过诉讼解决的当事人在增多，可能也使得人民调解有边缘化的迹象。

3、行政裁决

笔者认为，在民族地区对一些综合性、全局性的重大社会纠纷，单一部门难以解决的“疑难纠纷”以及争议不大、金额较小、专业性强、与行政管理关系密切的“普通纠纷”，应由政府和有关行政机关参与纠纷解决。行政机关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能充分结合实际情况，利用自己管理方面的优势，提出能使双方容易接受的解决方案。总之，社会转型期中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社会纠纷，迫切需要调解机制具有综合性、权威性，形势呼唤“综合治理型”的政府介入社会纠纷的处理，以创新社会管理方式。

我们认为行政指导是预防和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方式。至于当事人是否听从行政指导，完全由其自主选择决定；行政司法是行政机关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方式。行政司法作为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政府参与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它的存在和发展，对解决纠纷、抑制矛盾具有重大意义，行政调解是行政司法行为的主要方式之一。目前在民族地区，基层派出所的行政调解和交通事故中交警部门的行政调解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4、仲裁

目前，仲裁在民族地区所发挥的实际效用与立法时的预期相距甚远。最明显的表现是仲裁机构受案数极少。我们认为影响仲裁工作开展主要有这样一些障碍：社会障碍，表现为部分企业、经济组织和公民对仲裁根本不了解，特别是对“一裁终局”规则不够认同；司法障碍表现为法院消极对待仲裁和积极对抗仲裁，可能有认为仲裁是在跟法院争地盘；自身障碍，表现为具有明显的行政烙印，仲裁的民间性受到损害。

5、诉讼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血缘、地缘关系的变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总体而言，诉讼与司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通过法律和诉讼实现自身权利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法治社会的不断发展也要求诉讼审判制度在现代纠纷解决机制或系统中应当处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这也是一个法治社会的象征。

与其它解决机制相比，诉讼具有很多的优势，特别是目前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在近几年民族地区贯彻“能动司法、构建民族地区大调解格局”以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基层人民法院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将司法调解贯穿于审判全过程和各个不同诉讼阶段，司法调解工作不断得到加强，调解和撤诉已成为法院处理民商事案件的主要结案方式，调解的案件也逐年上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比如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人民法院2006民事案件收案数89件，结案数85件，调解结案数70件，调解率80%；2007民事案件收案数88件，结案数87件，调解结案数70件，调解率80%；2008年民事案件收案数124件，结案数123件，调解结案数120件，调解率96%。[1]但法院调解中还存在调解意识不到位，调解主体单一。调解启动滞后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法官在庭审中主持调解兼具调解和判决的双重身份，有强制调解之嫌。

二、各种解纷机制之间的衔接

在现阶段，民族地区纠纷主要通过以上方式来解决。但这些纠纷解决方式间缺乏关联性，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系统。因此，要建构适合于未来民族社会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必须注意各种解纷机制之间的衔接关系。

1、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呈现一种递进的衔接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独立性

由于贯彻司法最终解决的原则，从成本和利益的角度来考虑，民族地区纠纷的解决基本上是贯彻了先习惯法权威调解，如果调解不了或是纠纷过于复杂，才会是人民调解或行政调解，最后是诉讼。在诉讼中对于群体性的纠纷，可能还会吸收民族习惯法权威作为陪审员参与法院调解，呈现出纠纷解决的递进上升关系。但实际上每一种解纷机制都有各自的优势，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它们之间是并行关系，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选择，对纠纷的妥善解决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反之可能会适得其反。

2、民间习惯法权威的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法院调解可以在“大调解”的框架下形成一个有机的解纷系统

这几个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也最能体现解决纠纷的东方特色与经验。因此运用衔接的好，必能促进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真正实现“案结事了”。因此我们有必要在2011年1月1日新颁布的《人民调解法》以及《民事诉讼法》和相关规则体系的指导下，进一步研究实现人民调解与民间习惯法权威调解相融合的具体路径，并通过建立“诉调对接”的平台等措施来推进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有效衔接。[2]通过这样一个大调解系统的构建，进一步促成民间习惯法权威向国家法律人的转变，以促进民族地区法治建设。同时通过法院于司法局共同建立调解室等措施，及时解决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3、诉讼与仲裁的协调与衔接

诉讼与仲裁是解决民事纠纷的两种重要机制，且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需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民族地区民商事的仲裁起步较晚，还是一个较新的事物，特别需要民族地方政府和相关司法机关的大力支持。比如在地方仲裁委员会成立之初，地方政府在财政的支持上应当扶上马、送一程，让其有一个哺乳期，以利于其发展壮大，并给予税收优惠等措施。同时地方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应当支持仲裁的工作，特别是支持仲裁裁决的即裁效力，同时抛弃认为仲裁是与法院争地盘的意识，建立起良好的诉讼仲裁协调机制，共同维护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为建设和谐的民族地区做出应有的贡献。

总之，民族地区纠纷的解决主要有以上的一些方式，这些方式之间应当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仲裁工作的支持和宣传力度，做好仲裁与诉讼的分工与协作。同时加大协调力度，整合“四种调解”资源，使四种调解机制有机结合，及时有效的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阿牛阿吉.金阳县人民法院民间调解与人民调解、诉讼调解调研报告[R].凉山审判，2009（2）.

[2]巫洪才.凉山彝族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及其流变与法治化归引[J].云南社会科学，2012（3）.

【作者简介】

巫洪才（1970.8-）男，四川冕宁县人，民商法学硕士，副教授，凉山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从事民族法学与法律史研究.

经济纠纷解决方案篇7

关键词：土地补偿费分配；成员资格；村民自治；救济

一、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的制度构成分析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与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不同的是，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并在内部进行分配。土地补偿费分配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因此《物权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土地补偿费分配进行了规定，包括分配规则、分配程序和救济三大内容。

（一）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的分配规则

土地补偿费分配规则具体包括由谁决定分配、分给谁以及怎么分等内容。1.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分配2005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承包地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提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而2007年的《物权法》将决定分配补偿费的主体表述为“村集体内部成员”。“村集体内部成员”通过何种形式作出决定，2010年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此进行了完善，规定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和分配交由村民大会讨论办理，该法还规定，一些人口较多或居住分散的村，可以设立村民代表大会对村民大会授权事宜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村民代表大会是否有权分配征地补偿费取决于村民大会的授权。2.分配给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2004年国土资源部的《关于完善征地补偿费安置制度指导意见》规定，按照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土地补偿费应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合理分配。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一步明确为“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需要注意的是该司法解释特别强调了获得土地补偿费主体资格的时间节点，即“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3.由征收补偿费分配方案具体确定分配方法农村土地属于村集体所有，征收后的土地补偿费属于共有财产。依据《物权法》第59条“由本集体成员决定费用的分配方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分配方案应该经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等规定，可以看出土地补偿费分配实行村民自治，分配方法需要经过集体成员民主议定，强调集体成员共同参与。

（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的分配程序

《物权法》规定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法依法定程序，这里的“法定程序”应结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如何分配征地补偿款”规定进行理解。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决策的主旨是少数服从多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2条对此做了详细规定，即除法律另有规定以外，应当有村民过半数或本村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参加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并经到会人员过半数同意才能通过分配征地补偿款的决议。

（三）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的救济途径

依据法律规定，土地补偿费分配发生纠纷后，不仅有司法救济，还有行政救济与村内救济。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的救济主体和救济方式可谓多样。行政救济见诸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7条和第36条2款规定，“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自治章程、乡规民约等相关决议与宪法、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相抵触时”，由乡、镇政府责令其改正。其中的自治章程、乡规民约往往涉及土地补偿费的分配，特别是出嫁女、离婚女、外来户能否分得土地补偿费的问题上，在缺乏集体成员资格法定标准的情况下，自治章程、乡规民约拥有较大的决定权。村内救济不是规范的法律表达，它是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3条规定的“村民大会有权撤销或变更村民代表大会以及村委会的不当决定”，该规定体现了村民行使涵盖“撤销”在内的自治权，虽然该条所称“不适当决定”并不明确，但应当涉及“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情形。另外该法第23条与第36条1款存在交叉，二者的区分在于前者是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体现，而后者是在行使诉权。司法救济是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的最后屏障和主要救济措施。《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39项设置了“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该案由的适用范围包括广义上“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集体成员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土地补偿费的分配、集体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受益、集体收益分配权等都是集体所有权的受益权能之体现，以及狭义上农民集体成员撤销权诉讼。

二、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一）缺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土地补偿费主要依据集体成员权，因而认定成员资格就成了分配中的关键问题。司法实践中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分配纠纷中，一些当事人提出请求法院判令集体经济组织向其支付土地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法院首先须查明其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尚未制定出认定集体成员资格的法定标准，现实纠纷又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已经出台了指导司法活动的意见，如《海南省高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等。但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和认定原则，严重影响着此类案件的判决。

（二）村民自治在土地补偿费分配中的权力缺乏规制

村民会议、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特别是村规民约，是村民会议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结合本村实际共同商议制定，并要求全体村民共同遵守的综合性行为规范。其内容包括确定分配土地补偿费的方案，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尽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但由于缺乏对相关决定的审查监督机制，村规民约排斥外嫁女、离婚女、外来户等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情况严重，借多数人“合法性决定”损害少数人利益、特别是农村妇女利益，并成为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的主要内在原因。

（三）土地补偿费纠纷的救济机制未能有效运作

土地补偿费纠纷存在司法救济不完善、其他救济未发挥作用的问题。司法救济不完善表现在：第一，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分配纠纷的受案范围不明确。由于此类案件往往涉及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问题，一些法院以“我国尚未对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做出明确规定，此类争议不属于民事纠纷”等为由拒绝受理，使原告丧失了通过司法途径救济自己权益的机会；第二，法院对分配方案、特别是受村规民约影响大的分配方案审查权限与处置不明。例如司法实践中有法院在判决中直接调整了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确定原告应享有的份额，也有法院撤销原分配决定，要求相关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依法定程序重新决定分配方案。村内救济是村民对集体决议实施民主监督的重要手段，但由于法律规定“村民大会有权撤销或变更村民代表大会以及村委会的不当决定”，意味着需要大多数人达成一致以便撤销多数人的决定，这一规定在涉及外嫁女、离婚女、外来户等利益的问题上很难得到适用。由于乡、镇人民政府被赋予对不当决定责令改正的权力，因此行政救济相较于村内救济在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尤其是涉及少数人成员权益的问题上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行政救济的局限性在于乡、镇人民政府所作决定不具有终局性，容易引发反复。

三、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的建议

（一）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原则与因素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分配纠纷中，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极为关键的一环。司法实践中用于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标准包含户籍因素、是否将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因素等，学界也提出了权利义务说、生活保障说等学说：或以户籍，或以在本村长期生活，或综合户籍、长期居住事实等多种因素确定集体成员资格。2016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确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原则和参考因素，即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原则，统筹考虑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等因素，协调平衡各方利益，科学确认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并强调成员身份的确认既要得到多数人认可，又要防止多数人侵犯少数人权益，切实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由此可见，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契合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目标。

（二）加强村民自治涉及成员资格认定的规制与审查监督

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有规则可循的前提下，仍然需要通过自治章程、乡规民约等对本集体经济组织的一些特殊情况进行决议。因此对决议中涉及排除集体成员资格的内容要特别审慎，因为这极有可能是通过“多数决”程序确定的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规则，可能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应加强对村民决议中排除集体成员资格内容的规制。此外乡镇政府应当加强对乡规民约和与村民自治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备案审查，对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及时予以纠正。

（三）完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分配纠纷多元救济途径

经济纠纷解决方案篇8

关键词：诉讼；构建；纠纷解决方式；调解；仲裁

经过十余年的法律宣传，中国已经进入了“诉讼万能”的时代。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民事纠纷层出不穷。面对不断增长的民事纠纷，法院的人财物现状对“诉讼爆炸”无法应对；另一方面，传统的非诉讼解纷机制则逐渐边缘化，丧失纠纷主体的信任。一些民事纷争难以及时解决，民众涉法涉诉不断上升，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然而世界上众多国家法院之外的各种非诉讼解决方式被广泛探索应用，并与民事诉讼相得益彰，形成多种纠纷解决机制协调互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替代性解决纠纷机制（ADR）已经成为各国法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中国现时域下，面对国家唯诉讼论的宣传、法院案多人少的局面以及法律资源有限与人民期待较高的矛盾，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有机结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经成为缓解司法压力、更好地解决纠纷的必然路径。

一、形成“唯诉讼论”的原因

当前，从国家的宣传到百姓的实践，似乎只有通过诉讼才能解决纠纷。诸多因素导致群众形成了“唯诉讼论”观念，把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首选之策。在案多人少的局面下，大量矛盾聚集在法院，很多矛盾得不到彻底解决。

（一）经济、社会及观念因素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体制变革不断深化、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我国经济及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利益主体多样化、利益冲突复杂化、价值判断标准多元化的局面已经形成，社会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当今社会由传统的重血缘、重人际的人情社会，逐渐向以经济利益为重要纽带的利益社会转变。传统的“和为贵”、“耻讼”的观念渐渐变淡，加之媒体宣传的“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权利”的观念登峰造极，使得人们传统的价值评判失效，用法律的是非逻辑代替了传统的辩证逻辑，用是与非的一元评价思维，代替了多种元素考量与权衡的传统纠纷解决思路。另外，社会心理日益浮躁，传统的评价方式已经鲜能影响当事人的行为模式。

（二）媒体宣传因素

当前一些媒体只片面地宣传“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权利”，没有弘扬传统的调解、撮合、容忍等矛盾解决及排解方法。片面宣传诉讼是解决纠纷的方法，没有宣传诉讼是纠纷的最终解决途径。片面的宣传直接导致纠纷主体把诉讼作为定纷止争的首选或唯一手段。在很多当事人容忍度降低的心态下，直接将对方当事人诉至法院，使得矛盾升级，有些案件使诉讼由最终解决途径变为“上访的前奏”，把有限的司法资源投入到无限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浪费了国家司法资源，使公权力被迫介入市民社会后受到市民社会的反弹。

（四）制度及效力因素

很多矛盾本来可以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等途径得到解决，但是在血缘社会渐渐打破、人与人信任度和容忍度降低、公权力权威性降低的情况下，很多纠纷解决机关不愿给自己惹麻烦，将矛盾往外推。还有的机关做出调解后，当事人不服，继续。法院对原处理机关的处理结果未给予必要的认可，使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性及执行力受到质疑。这些做法导致当事人不愿意选择除法院以外的其他解决方式，使得本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变成了“唯诉讼”解决。

二、构建多元性纠纷解决制度的必要性

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有效互动、有机衔接，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在改革过程中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式，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有效分离的途径，是党和国家尊重人权、重视民意、保护公民自治权利的重要方式。

（一）有利于应对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出现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矛盾凸显期，矛盾表现的形式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基于物质利益产生的矛盾增多，婚姻家庭矛盾增多，群体性纠纷特别是由土地承包与流转、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等问题引发的矛盾增多。这些问题或是用法律规范解决情理问题，或者法律方法解决政策问题，一旦处理不当，极易激化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乃至导致矛盾激化，引发冲突，发生或恶性事件。因此，实现对纠纷的法律调控与非法律调控、诉讼解决与诉讼外调解的联动与协调, 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纠纷，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二）有利于克服诉讼固有的局限性

法律具有局限性。法律以固化的条文处理动态的世事，有时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同时现实社会变化及价值判断标准多元，以一维的视角难免面临多维评价的尴尬。同时，选择诉讼还面临着周期长、执行难、稳定性差等风险，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的张力，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龃龉，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矛盾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手段的功能和效果。特别是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难以达到案结事了的和谐状态。判决结果有时与当事人的预期相距甚远，有时会与当事人朴素的情理观念相矛盾，也彻底可能摧毁了纠纷主体之间维系彼此关系的纽带和互谅互让的美德。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纠纷不能得到彻底解决，有时还会加剧当事人之间的摩擦和不和，也增加了国家的维稳成本。

（三）有利于公民树立荣辱观念，加强内心自律

社会规范是我国传统上有效而权威的评价方式。人与人之间的评价、生活和工作环境对人的认可、信仰施加的自律以及道德在众多价值中的至高性，这些因素对人民遇到矛盾自行调节和外力调解起到重要作用。然而，现时域下，一些人没有信仰，缺乏内心畏惧和自律，在面对法律规范要么合法要么非法的一元判断下，对社会规范漠然轻视。对法律规范的“赔礼道歉”、“返还原物”等责任承担方式，甚至对司法机关出具的“司法意见”等手段没有羞耻感和畏惧感，难以促使其履行自身义务，形成荣辱观念，也难以阻却其再次成为诉讼争端主体。构建多元性纠纷解决制度，可以借助全社会各种力量对社会矛盾调、控、疏、化，使全社会资源联动，对违法行为进行多角度否定评价，引导公民树立荣辱观念，使公民内心形成行为尺度，营造诚信自律的社会环境。

三、加快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在这个权利纷争明显增多、物流人流速度加快，人与人容忍度日渐降低、纠纷种类五花八门的时代，法院和法官面临空间压力，难以满足民众的司法需求，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效率和质量难以保证。另外，很多情况法院不能解决，但其他机关和当事人却期待法院来解决。在法院用法律不能彻底解决纠纷时，当情理和法律相龃龉时，百姓埋怨增多，涉法队伍不断膨胀，影响社会和谐。另一方面，人民调解无人信赖，调解、仲裁等机构无人选择，行政机关的居间调解得不到执行，社会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在这种情况下，加快构建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有机结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诉讼与非诉讼方式有机结合，有效衔接，显得尤为重要。

（一）制度构建

目前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虽已经形成框架，但该框架非常松散。各部门配合不紧密，执行力衔接性不强。原来立法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打补丁，各规定不能有机结合，不能形成合力，使得纠纷直接涌向纠纷解决的最后途径——法院。因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须予以重构，加大人民调解力度，邻里—单位—街道—社区—司法所，层层消化，积极化解，让矛盾从群众中来，消灭在群众中；建立适当的诉讼前置程序，充分利用行政资源和仲裁资源，利用法律、道德、利益等多元准则对矛盾进行化解；支持民间仲裁组织，形成市民社会纠纷自治，为解决纠纷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途径，形成对诉讼的有力补充；重视法院调解，调审分离、实行立案前调解、立案调解、庭前调解、庭中调解、庭后调解、执行调解等多种调解；诉讼过程中邀请民间组织、人大政协代表、陪审员等多种主体参与调解，整合社会资源，共同解决矛盾；适当设置效力承认制度，有些机关已经处理过的矛盾，可以适当认可，授予执行力，节约纠纷解决资源；各部门联动，相互配合，设立奖惩机制，充实调解机构和力量，国家予以支持和鼓励。通过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使纠纷解决资源更加紧密结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合力，共化矛盾。

（二）宣传指引

随着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传统非讼思想受到批判，媒体、法学界不断向民众灌输诉讼万能，一味宣传诉讼才是解决纠纷的首选之策和不二之选，诉讼全能主义已悄然形成，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被赋以否定性的评价。“一元钱”官司被广泛宣传，恶意购买假货索赔被贴上正义的标签。把法律视为终极的判定标准极易导致对情感、责任、道义等价值的漠视。当得知通过法律解决，比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获利更多，当得知通过法律解决所尽义务更少，当得知可以通过毁灭或伪造证据，歪曲客观事实可以影响公权力对其行为的判断，很多人往往滥用诉讼来解决矛盾，利用诉讼本身的有限性来实现私利。其结果经常导致纠纷主体矛盾骤然升级，并将这种不良情绪带到裁判的作出和执行中。笔者在审理案件时，经常有当事人说“他没有必要把事情闹这么打，我又不是不履行义务”、“他也没和我商量啊”等等怨言。诉讼万能的宣传已将社会矛盾由多种途径解决引导为唯诉讼途径解决，将情理问题转变为法律问题，有小纠纷变成大矛盾。大量案件涌向法院导致司法资源被无端浪费。在大量案件面前，在效率与公平的张力之间，法院和法官面临极大困境。由于精力财力有限，审限程序要求严格，法律对道义、情感的判断标准的不自觉排斥，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的抵牾，法官难免挂一漏万，从而导致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最后一道防线遭到质疑，使矛盾得不到彻底解决，国家公权力威信降低。

因此，法律的良心—法学家，法律的从业者—法律家等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媒体应当进行正确的指引和宣传，不但要宣传法律作为解决纠纷手段的价值，还要明示法律的局限性和有限性，法院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途径，对于家庭、婚姻、政策等领域的案件，法院也不是最佳解决途径，仅仅是解决途径的一种。唯此，才能给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提供更多的生存及发挥空间，也为法院和法官腾出更多的精力成为法律的专家，正义的最终守卫者，而不是疲于奔命的工具。

（三）利益引导

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从身份到契约”，从以情感为核心到以利益为纽带。在这种情况下，用法经济学派学说，通过对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引导纠纷主体通过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纠纷，从而对纠纷进行分流。从成本上，人民调解的成本最低。通过基层组织（纠纷主体单位、居委会、司法所、妇联、消协等）耐心工作，可以将矛盾化解，收获最大的利益。仲裁的费用可以适当提升，但是快捷便利等优势使当事人综合各种因素，进行选择。行政调解可以利用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在具体事件中促成纠纷主体和解，通过公权力和私权利的互动和分配，使当事人自愿衡量成本，达成和解。诉讼的成本应当提高，提高诉讼费用，使当事人适当承担诉讼风险，在裁判过程中再将诉讼成本根据胜负情况分配给当事人。通过提高诉讼成本，分配诉讼费用，既能保证公民的合法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又能使法院真正成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

（四）效力衔接

纠纷主体不愿选择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没有强制力和执行力。首先，人民调解的结果完全是依靠双方当事人意愿接受，完全没有强制力和执行力。其次，行政调解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甚至连民事协议的效力也得不到确认。再次，劳动仲裁的仲裁员的业务素质有待提高，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可能导致责任心不强，最后导致仲裁结果稳定性不高。另外，商事仲裁的结果有时得不到法院的执行，执行力变弱。这些情况导致纠纷主体直接将纠纷诉至法院。

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各种方式目的一致，都是想将纠纷稳妥化解。不能“个人自扫门前雪”，推出矛盾，结案了事。因此各部门、各程序应有机衔接，形成通畅的纠纷解决路径。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