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的因素范文

污染环境的因素篇1

关键词:大气污染;社会因素;经济因素

一、影响大气污染的社会因素

1．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包括人口规模与人口素质两个维度，以下对二者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机制进行详细分析。首先，从人口规模来看，当人口规模增大时，生产和消费的规模会随之增加，这会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渠道增加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因此，一般而言，人口规模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从人口素质方面来看，当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时，人口素质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改善要素禀赋结构大有裨益。而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有助于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降低产出的能源消费强度。由此可见，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助于抑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改善大气质量。2．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是影响大气污染物排放水平的内生因素。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影响大气污染的机制包括以下几个:第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强有助于培育与壮大绿色消费。如果消费者环境保护意识强烈，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则会注重绿色消费，积极消费绿色产品。显然，这有助于从需求侧抑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第二，消费者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有利于推动企业和产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围绕市场的主流消费需求开展研发和生产活动，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对企业的生产决策和研发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果消费者注重生态利益，注重绿色消费，则有利于培育和壮大绿色消费需求，引导企业生产绿色产品，开展绿色生产技术研发活动。显然，这有助于促进企业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向绿色化方向调整，进而有利于遏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反之，如果消费者不注重或漠视生态利益，则难以培育和壮大绿色消费，企业的生产活动和产业发展不利于大气质量的改善。第三，从供给角度来看，生产者的环保意识会影响其经营决策和环境治理决策。伴随着生产者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生产者会增加绿色生产技术的研发投入，不断提升污染治理的效率，推动产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最后，伴随着社会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社会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会逐步提高，对环境保护更为关注。这可以为环境规制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影响大气污染的经济因素

大气污染受众多经济因素的影响，明晰影响大气污染的经济因素对于改善大气污染的治理成效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环境经济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总体而言，影响大气污染的经济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1．经济增长

关于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观点当属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依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知，在经济增长水平较低时，经济增长会加剧环境污染，但是当经济增长水平跨越门槛值后，经济增长会降低环境污染的水平，也就是说，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成因，学界存在不同的解释，相关解释聚焦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所谓“规模效应”是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规模的扩大所引致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结构效应”是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生产结构的变化对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所谓“技术效应”是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变化对环境污染物排放规模的影响［6］。经验研究方面，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学界并未形成共识，对于不同地区和不同环境污染物而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情况往往并不相同。尽管如此，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影响环境污染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在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因素不容忽视，降低产出的能源消费强度，实施绿色增长战略是实现经济增长与大气质量改善双重战略目标的有效路径。

2．城市化

长期以来，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典型特征，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城市人口规模日益扩大，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也逐步向城市汇聚。城市化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既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城市化对大气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机制实现的:首先，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市化的加快会导致工业规模的扩张，从而会引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7］;其次，城市化导致城市面积不断扩大，通勤成本随之提高，居民的汽车保有量大量增加。这使得汽车尾气的排放量明显增加，从而加剧了大气污染［5］。当然，城市化也会通过特定的机制对大气质量产生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相关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第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会导致劳动力、资本、知识与技术等生产要素在特定区域的高度集中，促进产业集聚。依据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知，产业集聚会促进知识和技术在集群内的企业之间进行扩散，促进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以及管理创新，这有助于降低产出的能源消费强度，抑制大气污染;第二，城市化的加快会推动经济增长，提升人均收入水平，进而会提高社会公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层次［7］。这有助于培育和壮大绿色消费，引导企业开展绿色生产活动，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化方向调整，从而有助于遏制大气污染。

3．产业结构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的变动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其二为不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的演进。首先，诚如我们所知，第二产业是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来源，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变化会显著影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因此，伴随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单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会随之提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会增加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反之，伴随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单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会随之降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有助于降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其次，从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来看，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在第二产业中所占的比重越高，第二产业产出的能源消费强度越大，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会提高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反之，低能耗和清洁行业在第二产业中所占的比重越高，第二产业产出的能源消费强度越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将有助于降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规模。由此可见，降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优化第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有助于改善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

4．能源消费结构

能源消费结构是指各类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从能源消费的环境效应来看，能源可以分为清洁能源与非清洁能源。所谓清洁能源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不具有明显负面影响的能源，而非清洁能源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具有明显负面影响的能源。众所周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是典型的非清洁能源，其在消费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环境污染物，降低环境质量。风能、太阳能以及生物能等能源是典型的清洁能源，其消费不会引发环境质量的显著恶化。因此，当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提高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会下降。反之，当非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提高时，能源消费对大气质量的负面影响会加大。由此可见，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升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有助于抑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5．出口贸易

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出口贸易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出口贸易是影响环境质量的内生因素。Copeland和Taylor将出口贸易影响环境质量的机制归纳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所谓“规模效应”是指出口贸易引致的经济规模的变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构效应”是指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技术效应”是指出口贸易引致的技术变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出口贸易的发展会引致经济规模的扩大，从而会增加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即“规模效应”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为负;通过学习效应、竞争效应等机制，出口贸易会促进一国和地区的技术进步。因此，通常而言，“技术效应”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为正向;如果清洁产品在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贸易的发展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物的排放规模，反之，若污染型产品在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贸易的发展会增加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由此可见，“结构效应”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其取决于出口产品结构的具体变化情况［8］。总体而言，出口贸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是“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对一国和地区环境质量的净效应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过程中，应加强出口贸易环境效应的评估，积极推动出口贸易绿色转型，逐步改善出口贸易对大气质量的影响效应。

6．外商直接投资

伴随着全球投资规则的逐步完善以及各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国际资本流动日益加快，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和驱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依据国际经济理论可知，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不仅包括资本流动，还涉及技术、管理经验以及人力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利用外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等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会通过特定的机制对利用外资国家和地区的环境质量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借鉴盛斌和吕越的研究，将外商直接投资对利用外资国家和地区大气污染的影响机制亦归纳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所谓“规模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引致的经济规模的变化对大气质量的影响;“结构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引致的生产结构的调整对大气质量的影响;“技术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引致的技术变化对大气质量的影响［9］。通常来说，“规模效应”对大气质量的影响效应为负，“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大气质量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如果外商直接投资导致生产结构趋于绿色化，则“结构效应”为正，反之，“结构效应”为负。如果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改善了生产技术和治污技术，则“技术效应”为正，反之，则“技术效应”为负。显然，外商直接投资对利用外资国家和地区大气质量的净效应是“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

7．环境政策

环境政策是影响大气质量的外生变量，一国和地区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会影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环境政策对大气污染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第一，环境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当环境政策缺乏时，由于市场失灵，存在环境成本外部化的现象，其不利于环境污染的防治。当科学合理的环境政策被实施时，企业会将环境成本纳入产品的生产成本，环境成本内部化，这有助于降低单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费量，抑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第二，适度的环境规制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Poter和Linde认为，科学设计的环境规制政策措施的实施有助于促进产品创新和生产过程创新，提升资源生产率［10］。显然，这对于抑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大有裨益。

三、结论与启示

污染环境的因素篇2

关键词：大气污染；特征；污染成因；影响因素；控制措施

1 大气污染特征

我国大气污染的特点主要是由能源结构决定的，属于煤烟型污染。在我国有监测的343 个城市中， 60%城市环境空气颗粒物超标， 由于污染源本身的复杂性， 颗粒物成份多样且复杂。相关研究结果表明， 大气PM2.5 中主要成份为有机物占30%， 其次为SO42-、NO3-、NH4+等二次颗粒物占35%～40%， 矿物颗粒约占10%～20%， 还含有碳黑及其它微量元素。其中有机物中已经查明成份超过200 种， 包含对人体有害的多环芳烃。同时， 颗粒物是其它污染物的载体， 也是大气化学非均向反应床， 影响大气反应过程；气溶胶态颗粒物降低大气能见度， 也可通过直接吸收和反射太阳光影响地球辐射平衡， 影响气候变化。

2 大气污染的成因

大气污染一般可分为自然污染和人为污染。沙尘暴、火山爆发、森林火灾、海啸、岩土风化以及空气运动等产生的污染物进入大气环境形成的污染称为自然污染。这种污染通过大气运动波及到很广泛的区域，并且持续时间较长，但所占大气污染的比重较小。研究表明，我国城市空气质量首要污染物可吸入颗粒污染物超标情况严重；二氧化硫浓度依然维持在高水平，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2～4倍。随着城市机动车的快速增长，我国城市大气污染已由煤烟型污染向煤烟型-机动车复合型污染转变，增加了控制与治理的难度。

3 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

3.1 气象因素

气象条件是影响大气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如风向、风速、气温和湿度等，都直接增加污染物的危害程度。其中，风向问题是工厂配置中必须考虑的条件，污染严重的工厂应该放在居民区下风向。在气象条件中，逆温层被认为是必须十分重视的影响因素。

3.2 地理因素

由于地形、地物不同，大气污染物的危害程度会有很大差异。地面是一个凹凸不平的粗糙曲面，当气流沿地面流过时，必然要同各种地形地物发生摩擦作用，使风向风速同时发生变化，其影响程度与各障碍物的体积、形状、高低有密切关系。在窝风的丘陵和山谷盆地，污染物不能顺利扩散开去，可能形成一定范围的污染区。

3.3 污染源因素

（1）排入大气环境的废气通常由各种气体和微小颗粒物组成，污染源的化学成分不相同，造成的污染危害也不一致。

（2）污染源的几何形状、施放时间和高度的不同，污染物质进入大气环境的初始状态各不相同。通常将火电厂的烟囱当作高架连续点源，核爆炸当作瞬时点源，公路作为连续线源，露天储煤场与露天采煤坑作为连续面源等，大气污染则为这些污染源的复合。大气污染物的浓度与源强成正比，越靠近源强的地方，大气污染一般就越为严重。

4 大气污染的防治措施

3.1 环境管理措施

在环境管理过程中，先首要全面规划，合理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对污染严重的企业实行技术革新和改造，并迁出城市中心或人口稠密的区域，减轻对城市大气的污染。对于新建项目要严格审批，坚决杜绝新污染源的产生。首先要合理进行产业规划布局，工业入园，城市的工业区与商住区域等进行明显分区，并禁止设置在城市的主导风向上。其次，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违规排污企业进行经济处罚的同时，追究法律责任。近年来，我国先后颁布与修订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标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工业锅炉烟尘排放标准》、《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等，为城市大气环境管理与污染防治提供重要的法律手段。运用经济调节措施和政策、法律手段，促进产业布局调整与升级，加强生态防护建设，杜绝乱砍滥伐林木，鼓励绿化造林，减少城市大气环境污染，提高城市大气的清洁度。

3.2 工程技术措施

防治大气环境污染的工程技术措施主要包括清洁生产、集中供热（冷），使用清洁能源及其污染物的末端治理等措施。

（1）控制燃煤源点源和面源。燃煤产生的颗粒物和SO2及NOx对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较大影响。因此，强化燃煤控制是进行城市大气质量管理的重点。建议对大型锅炉的除尘与脱硫脱硝与除尘改造，减少并逐步替代没有烟气处理的中小锅炉，淘汰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的工业。进一步推行热电联供，煤气化工程等措施，推广使用清洁能源。

（2） 减缓机动车尾气排放。随着人们收入的逐步提高，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还将持续。对机动车尾气源的控制，需要通过加强道路的管理与建设来实现，建议严禁超标车辆的行驶，逐步淘汰较高污染的车辆。

（3）控制扬尘和区域生物质来源基于扬尘源是我国大部分地区PM10的最重要来源这一事实，治理扬尘是治理大气颗粒物污染的关键。在城市（尤其是北方城市）空气质量达标方案的制定中，要更多的考虑减少扬尘源的排放，制定针对本地土壤尘、道路扬尘以及建筑施工尘的相应措施。建议实施城市绿色生态工程，建设城市森林系统，加强建筑工地管理。

（4）调整产业结构，减少颗粒物排放不同城市工业结构不同，工业粉尘对颗粒物污染的贡献也有很大差异。重化行业是中国烟尘、工业粉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主要来源。调整产业结构是从源头解决污染排放最为有效的措施和手段，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不仅能够有效控制颗粒物排放，而且能够大幅度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量。

（5） 使用清洁能源。广泛发展与使用风能、太阳能，合理开发水电，尽量利用潮汐、火山与地热发电。加强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分选与升级，降低其烟尘、硫等有害物质的含量。特别是加强油品升级，减少机动车尾气的排放。机动车排放的尾气中包含CO、NOx、挥发性有机有毒物（VOCs）及含铅颗粒物等。其中，NOx 和VOCs 是生成O3 和形成光化学污染的主要前体物，而NOx经过一系列的光化学反应，生成硝酸盐气溶胶，严重影响大气环境质量。解决机动车尾气污染的最有效方法是开发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新型车辆动力源，以液化气、氢气等取代柴油和汽油，研制新型太阳能、电动汽车，积极发展城市地铁，这都有助于减轻机动车尾气排放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6）加强污染物的末端治理。这是污染物治理的最后阶段，对锅炉烟气进行除尘、脱硫、脱氮，对喷漆等工业废气进行吸附与催化燃烧等，加强煤层气的综合利用，避免瓦斯气体的直接排放等，污染物的终端治理是防治大气污染最直接的有效手段。

4 结语

综上所述，大气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因此，我们要严格约束与杜绝企业污染行为，以改善城市和区域大气环境质量为目标，以削减一次颗粒物排放量为主线，以控制PM10、PM2.5以及其他污染物为重点，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等综合措施，构建全国大气颗粒物污染控制政策措施体系。为实现环保“十二五”规划目标提供管理保障，进一步促进我国大气污染控制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参考文献

[1] 张庆丰，罗伯特・ 克鲁克斯.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国环境分析[M].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

污染环境的因素篇3

[关键词]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要素禀赋；“污染天堂”

一、引言

分析贸易对环境影响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三种效应。这种分解方法最初是由GrossmanandKrueger(1991)提出的，现已经被众多学者采用。

国际上关于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借鉴GrossmanandKrueger(1991)的思想，Antweiler等(2001)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将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为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并采用全球43个国家108个城市的二氧化硫浓度数据对这三种效应进行估计。在此基础上，ColeandElliott(2003)对模型加以改进，进而采用跨国污染物排放数据去检验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贸易对结构效应的影响因素。

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张连众、朱坦等(2003)采用Antweiler等(2001)的模型，基于中国2000年31个省市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加剧我国的环境污染程度，而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将降低我国的环境污染程度，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兰天(2004)采用同样的模型对中国贸易开放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且得到了与张连众、朱坦等(2003)基本一致的结论。李斌等(2006)对Antweiler等(2001)的模型加以改进，并用我国各省的二氧化硫数据进行检验，最终得出贸易有利于环境的结论。

国内相关研究采用的模型大多比较简单，且主要针对贸易对环境影响的三种效应的度量，并没有就每种效应具体展开分析。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1990-2005年29个省市面板数据，参考ColeandElliott(2003)的模型对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环境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同时对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的存在性进行验证。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一)模型

参考ColeandElliott(2003)的模型，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和本文实证目的，得到本文使用的模型：

其中，k、t分别表示地区、年份；Ekt表示污染指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表征(文中根据需要也采用污染密集度)；KLkt表示资本劳动比率；Ikt表示人均收入；Okt表示贸易开放度，用贸易依存度表征；D是一个时间趋势变量。RKLkt和RIkt分别表示相对资本劳动比率和相对人均收入。

对上述模型各变量含义加以说明：

(1)资本劳动比率KL代表结构效应。加入资本劳动比率的平方项KL2是考虑到资本积累对环境边际效应递减。如果β1>0且β2<0，则说明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环境污染排放以递减的速度增加。反之，如果β1<0且β2>0，环境污染排放随资本劳动比率增加而减少。理论上，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经济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化，即由清洁产业向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化，导致污染增加。

(2)人均收入I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人均收入项的系数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规模效应对环境影响为正，技术效应对环境的影响为负，因此当规模效应大于技术效应时，总效应为正，反之为负。另外，模型中人均收入的平方项表示人均收入对环境的递减效应，同时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含义也保持一致。

(3)贸易开放度O代表贸易对环境的总效应。ORKL是变量O和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的乘积，表示要素禀赋动因引起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ORI是变量O和相对收入RI的乘积，表示“污染天堂”动因引起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要素禀赋假说认为，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资本要素充裕的国家将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污染密集型产品)，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清洁产品)，因此，当相对资本劳动比率增加时，污染增加。“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如果各个国家除了环境标准之外，其他方面的条件都相同，那么污染企业会选择在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进行生产，这些国家就成为了“污染天堂”。因此，当β6<0时，表示要素禀赋假说存在，当β7>0时，表示“污染天堂”假说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当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时，解释变量人均收入项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但如果被解释变量采用污染密集度对上述模型重新估计，人均收入项对污染密集度的影响只体现技术效应。因此本文将人均污染排放和污染密集度分别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先对规模和技术效应进行估计后单独估计技术效应。

(二)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为1990-2005年(1996年和1997年除外)29个省市(除外，重庆市数据计入四川省)的数据，下面就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分别说明。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包括三种污染物的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参考Antweiler等(2001)的选取标准，本文选取的污染物分别是二氧化硫、废水和烟尘。

各省市污染物的人均排放量分别由各省市的污染物排放总量除以总人口数得到。由于1996年和1997年只有工业污染排放数据，缺乏生活污染排放数据，故本文选取的统计时段为除1996和1997年以外的1990-2005年，基础数据来自相应各年的《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污染物的污染密集度等于各省市污染物排放总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2)解释变量

需要说明的变量包括资本劳动比率KL、人均收入I、贸易开放度O、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相对人均收入RI和时间趋势变量D。

各省市的资本劳动比率KL等于各省市1952年不变价表示的资本存量与就业人员数之比。前者的数据采用张军等(2004)估算的数据，后者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市人均收入I的数据均采用剔除价格因素后的上一年人均GDP数据，即采用1990年不变价表示的1989-2004年各省市的人均GDP数据，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市的贸易开放度O等于当年价表示的各省市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进出口总额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6》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1-1992》，基础数据由美元表示，根据相应年份的美元兑人民币年平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

各省市的相对人均收入RI等于上面得出的各省市的人均收入I与当年全国的人均GDP之比。各省市的相对资本劳动比率RKL等于上面的各省市的KL与全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之比。

时间趋势变量1990年取值1，依次各年度分别取值2到14。

本文依据豪斯曼检验(Hausman-test)的检验结果来判断估计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根据检验结果，模型估计时全部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被解释变量分别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的估计结果依次见表1和表2。

(一)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分析

表1的估计结果是将人均污染排放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的，资本劳动比率KL表征贸易对环境的结构效应，人均收入I表征贸易对环境的规模和技术效应。

表1第1列和第2列分别是Antweiler等(2001)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为和本文的估计结果比较，先对其加以说明。Antweiler等(2001)估计结果显示，规模效应变量(GDP/km2)和结构效应变量(KL)都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效应(滞后三年的人均收入的移动平均值I)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资本积累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正，技术效应为负。与Antweiler等(2001)不同，ColeandElliott(2003)和本文的模型中，人均收入项I(前一年人均GDP)代表规模和技术总效应。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中，结构效应变量(KL)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增加，且速度递减。而人均收入(I)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负的技术效应已经超过了正的规模效应。

表1的第3-5列是本文模型的估计结果。

首先，二氧化硫的估计结果与ColeandElliott(2003)的结论是一致的，即结构效应为正，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为负。不同的是，表征规模和技术效应的人均收入项I统计不显著，说明正的规模效应和负的技术效应相互抵消后对环境的作用很小，则经济对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将主要取决于结构效应。

其次，废水的估计结果显示，资本劳动比率KL与人均废水排放之间显著正相关，即结构效应为正。人均收入项I的系数统计显著且为正，表明技术和规模效应为正，正的规模效应超过负的技术效应，其原因在于，废水包括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而国家对污水的治理主要集中在工业污染方面，生活污水的迅速增加和难以治理是导致规模效应超过技术效应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中国的环境统计数据也显示，生活污水排放量已经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成为水污染的主要来源。

最后，烟尘估计结果显示，结构效应不显著，且正的规模效应超过了负的技术效应，规模和技术总效应为正。同时，人均收入I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表明，针对烟尘，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没有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处于曲线的上升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烟尘排放量增加。

表2是将污染密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的估计结果，主要分析由人均收入I代表的技术效应。与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类似，本文所选的三种污染指标中，人均二氧化硫和废水排放分别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技术效应为负。人均烟尘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也是负相关，但不显著。表明人均收入的提高已经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减少污染。

(二)要素禀赋动因和“污染避难所”动因分析

表1和表2中，联合变量ORKL表征要素禀赋动因，联合变量ORI表征“污染天堂”动因。

表1中，同Antweiler等(2001)的估计结果一致，本文二氧化硫的估计结果也为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提供了实证支持。要素禀赋变量ORKL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相对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资本劳动比率相对较低，因而还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大大地减少了中国污染排放，这与要素禀赋假说的内容相符合，同时，“污染天堂”动因变量ORI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是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相对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的人均收入也比较低，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不大，因而导致了较弱的环境管制，增加了污染排放，这又符合了“污染天堂”假说的内容。废水和烟尘的估计结果也符合这两个假说，但是估计结果部分不显著。

另外，与Antweiler等(2001)贸易有利于环境改善的结论不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计结果显示贸易密集度(O)与二氧化硫浓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的结果，也就是说，贸易自由化导致环境污染增加。本文的估计结果中，依污染指标不同，贸易对环境的总体影响也发生变化，总体上，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减少人均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但增加了人均废水排放。表2中贸易变量的符号基本上与表1一致，其估计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上面的讨论。

最后，表1和表2的时间趋势变量(D)基本上都与污染指标呈现统计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的环保意识、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开发及其他的因素都促进了污染的减少。

为进一步阐明表1和表2的经济含义，本文在表1和表2的基础上计算了各污染指标对所有经济因素的弹性，自变量的值采用各省市所有年份的平均值。估计结果见表3和表4。

从表3可以看出，贸易开放度对环境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经济因素来说较小，具体地，贸易开放度提高1%，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减少0.15%，人均废水排放增加0.06%，人均烟尘排放减少0.16%。同时，对每个污染物来说，其“污染天堂”动因对环境的影响都大于要素禀赋动因带给环境的影响，比如对于二氧化硫，其“污染天堂”动因的弹性值为0.4，而要素禀赋动因的弹性值为-0.05，前者远远大于后者，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国大部分省市很有可能变为“污染天堂”。

表4的数据显示，三种污染物对技术效应的弹性都比较大，说明技术效应较大程度地降低了污染密集度，减少了污染排放，但是，较大的技术效应并不一定能够全部抵消规模效应，结合表3，对于二氧化硫，技术效应超过了规模效应，而对于废水和烟尘，规模效应仍大于技术效应，因此需要中国进一步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开发新技术，降低污染。

四、结论

1.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增加(结构效应)，都加大了我国的污染排放，但同时贸易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技术进步降低了国内的污染排放强度，贸易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环境改善依污染指标不同而不同。

2.贸易对环境总体影响相对较小，且正负因污染指标不同而不同。就本文所选的三种污染物，贸易自由化减少了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排放，却增加了废水的排放。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尽管近年来国家对主要污染物的管制已经加强，但是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大气的污染治理上，尤其是二氧化硫的治理，而忽视了废水的治理。

污染环境的因素篇4

关键词：BAT复杂性理论　多智能体Agent仿真　水污染污染排放限值　Starlogo

中图分类号：X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03-107-02

1 引言

环境限值是在生态、社会、经济等环境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能够排放污染物的最大量。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比较科学和成熟的制定限值的准则，也没有基于多智能体仿真技术在此方向上研究的相关内容，本文在此首创提出此种研究方法并结合一个简单的生态实例进行深入阐述。

20世纪90年代开始，基于主体（Agent）的仿真技术被广泛应用到的各个科学领域中。这种建模技术利用人工智能和计算机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微观层次上构造主体行为，进而由微观主体行为推到出宏观效应。它是一种自下而上（Bottom-up）面向对象的仿真方法，可直接模拟组成系统的主体，以及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研究系统的整体行为。

“多智能体系统”是多个智能体组成的集合，它的目标是将大而复杂的系统建设成小的、彼此互相通信和协调的，易于管理的系统。而区域水环境正是由各种互相影响，主动的、智能的主体构成的一个庞大和复杂的系统。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区域水环境系统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目前对复杂适应系统进行研究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基于Agent系统（Multi-Agent System，MAS）的建模仿真方法。因此利用多智能体仿真技术对区域水环境进行模拟是可行且可信的一种方法。

2 “多智能体技术”研究限值方法思路

利用“多智能体技术”和相关软件对区域水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地理环境）仿真，建立环境模型。建模的原则是基于复杂性理论，遵循客观环境并重点描述其中关键的影响因素。接着通过对污染物消减的研究，建立污染物消减模块。最后设计出污染物对环境影响过程。这样就构建了一个由污染物模块、污染物消减模块、污染物对环境影响模块三个模块组建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调控多智能体(Agent)动态仿真系统”，通过改变污染物限值等参数确定最佳生态、社会、经济时的环境限值。

2.1 仿真水域环境

建立环境模型是对现实环境中主要因素的一种简化仿真，因此仿真原则是在遵循着现实环境条件的前提对区域水环境抽丝剥茧模拟其主要因素的变化。区域水环境包括地理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对每个环境的描述也有一定的侧重点。通过对三种水域环境的仿真，综合考虑各种主要影响因素，最终将构建一个科学的、精炼的、遵循客观现实的区域水环境。

2.2 污染物消减

研究污染物在水域、河流中消减的技术有很多，本文采用DHI MIKE水环境软件对污染物消减进行计算和研究。MIKE是一种水环境模拟综合软件，能为河流及环境模拟提供强大的功能支持，涉及水环境的各个方面。MIKE水环境软件以河流为起点，模拟区域水文特征，对区域进行整体水环境管理、分析和计算，也可用于分析、计算和模拟河流悬移质、水质问题。通过DHI MIKE技术可以得到污染物得消减规律，在基层原理的基础上考虑污染物的消减速率、污染物运动规律等将其编辑成“污染物消减模块”。

2.3 对环境中主体的影响的模拟

相对于多智能体技术，如果人为计算环境主体受影响后的变化将是一项很复杂的任务。因为污染物对主体的影响不仅仅是对单个不变主体的影响，这个主体具有自主性且是不断变化着随时适应环境的，而且主体之间、主体与次级主体之间也会有影响关系，同时主体与环境其他因素也有一定关系。采用“多智能体技术”则可以解决这些在传统还原论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只要将单个污染物与单个环境主体的关系仿真模拟出来后，结合第一个环境模块（已经建立了主体的完整的智能体），便能利用计算机运算来仿真模拟出其对环境的影响。

因此通过深入研究污染物对环境主体因素的影响效应（如不同重金属浓度对生物造成的伤害程度，氮磷对藻类微生物的生殖的影响），清楚污染物与环境的关系后，便可以仿真出主体因素受影响的机理，构建出“污染物对主体影响模型”。构建好主体和污染物之间基本关系后，复杂的交互作用的问题便通过仿真技术模拟解决。

2.4 构建“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调控多智能体(Agent)动态仿真系统”

有机的将“环境模块”、“污染物消减模块”、“污染物对主体影响模块”结合一起便构建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调控多智能体（Agent）动态仿真系统”。这个系统反映了现实环境中重点因素在不同条件下的变化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污染物限值的改变会导致生态环境平衡的改变，生态环境最终结果则通过“多智能体技术”仿真模拟得出。

2.5 确定环境限值

构建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调控多智能体（Agent）动态仿真系统”后，改变污染物参数，仿真出区域水环境的变化。若环境在人类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自主调节得以恢复，便是可以接受的限值；若是超出水环境自主调节能力或是可以自主调节但是在人类不可接受范围内，则是不能接受的限值。通过大量的仿真实验，最终确定污染物的环境限值。

3 多智能体技术研究限值的优点

3.1 智能性

污染环境的因素篇5

关键词：政府规制；产能过剩；环境污染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10.06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6）10-0026-05

Abstract：This paper devid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to governmental regulations and excess capacity，establish static and dynamic panel model using provincial data from 1997 to 2012.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Increasing the strength of the formal regulation can not significantly reduce pollution. Secondly， improving informal reg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role to environment，informal regulation has significantly inhibitory action to pollution that produced by excess capacity. In the end， excess capacity is the cause of pollution，resolving excess capacity will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environmental quality.

Key words：governmental regulation；excess capacity；environmental pollution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采用粗放型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资源的日益枯竭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2016年3月10日，主席在参加两会青海团审议时强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现已到了改变“牺牲环境拉动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时刻。工业的过度扩张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行业多是高污染行业，地方政府大都以牺牲环境来鼓励投资，企业所承担的私人成本远小于社会成本，进而出现过度投资，最终导致资源与环境不堪重负的局面[1]。如何有效治理环境污染？产能过剩与环境污染是怎样的关系？一般认为，工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同时也是环境污染的最主要来源。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工业部门政府规制和产能过剩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是否显著、作用强度及影响机理，以期引导后续环境政策的调整与完善。

1文献综述

关于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陈兴鹏等[2]揭示了环境污染指数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增加。叶阿忠等[3]分析了经济增长、FDI与环境污染交互影响体系。Zeng等[4]认为制造业集聚可以减轻“污染天堂”效应。日益恶化的环境正是发达国家污染工业厂商规避本国严格环境标准选择进入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带来的后果，即Esty和Geradin[5]的污染避难假说。原毅军[6]认为技术创新对污染减排有显著的抑制作用。Magat等[7]以加拿大魁北克省纸浆行业为研究对象，检验环境规制对生物需氧量和固体悬浮物排放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能促使企业减少20%的排放量。Blackman等[8]研究证实墨西哥环保机构增加环境监察次数不能显著刺激企业采用先进的“净化”技术，正式环境规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关于产能过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产能过剩的原因研究。林毅夫[9]提出“潮涌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于新产业的发展前景具有良好的社会共识，引发投资的“潮涌”现象，导致产能过剩。陶然等[10]认为随着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及加入WTO以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导致大量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二是产能过剩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江飞涛等[11]认为在我国特定的管理体制下，中央政府难以向地方政府提供环境保护的激励合同，宽松的环境政策及对污染企业的纵容使得高能耗高污染排放的行业生产成本外部化，最终导致产能过剩。张平淡等[12]利用我国2001～2008年27个制造业行业细分数据检验产能过剩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结果显示产能利用率与环境污染负相关。

本文在以上研究基础上，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拓展：一是从研究视角上，现有研究主要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来探讨环境污染问题，鲜有从产能过剩视角来探讨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二是把我国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引入虚拟变量，分别讨论环境污染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提出差异化环境污染治理对策；三是解释中国环境污染的模型，必须要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的特征和背景，本文在解释变量上进行了拓展，引入了非正式规制。

2政府规制、产能过剩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

为了全面分析政府规制、产能过剩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构建如下理论分析框架，展现三者内在关联。按照“波特假说”，适度的环境规制有助于提升工业企业生产技术和创新水平，即同样的投入将增加更多产出，产品供给持续增加，引起产能过剩；环境规制有利于提升产品的竞争能力，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能过剩；非正式规制主要是指社会公众对污染企业的谈判和游说，对生产产生抑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能过剩；如果污染企业改进技术，增加产量，将加剧产能过剩。总之，政府规制会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而政府规制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同。为了从理论根源上了解政府规制和产能过剩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接下来将进行一系列实证检验。作用机理绘制如图1所示。

3指标及数据来源

本文考察我国28个省（市）（、海南、重庆等省市因数据缺失，不包含在内），样本期为1997～2012年。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31被解释变量：环境污染EP

选取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工业三废”）三个指标来度量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排除人口规模的影响，以上各排放总量均除以年末常住人口数。由于各指标量纲不同，在进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测算之前，按如下步骤处理：

首先，对三种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即Ht=Ht-HminHmax-Hmin，Ht代表第t年各污染物标准化后的赋值，Ht代表各污染物当年的排放值，Hmax代表各污染物排放量的最大值，Hmin代表各污染物排放量的最小值。其次，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三种污染物在综合指数中所占的比重。最后，计算各年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即EPi，t=∑3j=1WjHtj（t=1，2，…16；j=1，2，3），EPi，t表示第i省t年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j表示污染物种类，Htj表示第t年第j种污染物排放量标准化值，Wj表示第j种污染物所占权重。

32核心解释变量：政府规制强度和产能过剩程度

正式规制强度ER。借鉴Lanoie[13]采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该指标值越大，说明政府正式规制强度越大。

非正式规制强度ERN。傅京燕[14]认为公众通过谈判或游说的非正式规制产生的环保效应更加明显。一般认为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将更加关注环境质量。借鉴Barro和Lee[15]的研究方法，用各省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计算公式为ERNit=∑（Eduyk×Popuk）÷∑Popuk，其中Eduyk表示第k种学历受教育年限，Popuk表示第k种学历的受教育人数，各种学历的受教育年限为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16年，取自然对数。

产能过剩程度CU。遵循韩国高[1]的做法，用工业产能利用率作为评价产能过剩的指标，产能过剩=1-产能利用率，预期产能过剩与环境污染正相关。

33其他变量的选择

除政府规制强度和产能过剩程度外，还要考虑其他可能影响环境污染的因素。①经济增长GDP。选取各地区人均GDP来表示，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以1997年为基期，换算成实际人均GDP。为验证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之间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在模型中引入GDP及其平方项，如果GDP估计系数为正，平方项估计系数为负，则EKC假说成立，取自然对数。②技术创新水平Tech。采用各地区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③产业结构IS。选取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④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经过价格平减处理以后的外商投资金额来表示，取自然对数。

4实证分析

41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前面分析讨论的基础上，构建如下多元面板回归模型：

规制强度，ERNit表示非正式规制强度，CUit表示产能过剩程度，为了探究政府规制强度和产能过剩程度对环境污染的联合影响，加入交乘项ERit×CUit和ERNit×CUit，it为4个控制变量向量，ωi表示不可观测的省际效应，v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变量，εit是随机扰动项，α0～α5、γ为待估系数。

如果不考虑测量误差、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对式（1）进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将出现误差及不一致性。李铠[16]等认为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即当期的环境污染受前一期影响，因此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前一项EPit-1，设定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LnEPit=α0+ηLnEPit-1+α1ERit+α2LnERNit+α3CUit+α4ERit・CUit+α5LnERNit・CUit+γit+ωi+vt+εit（2）

模型（1）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方程①单独考证正式规制、非正式规制和产能过剩对环境污染的作用。结果显示正式规制强度、非正式规制强度和产能过剩程度均与环境污染显著正相关，说明政府规制强度的上升不能减少环境污染，产能过剩程度与环境污染正相关。方程②加入了正式规制和产能过剩的交乘项，回归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非正式规制与产能过剩的交乘项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产能过剩背景下，非正式规制对环境污染有抑制作用。加入控制变量得到方程③，GDP系数为正，其平方项系数为负，并且在10%水平上显著，验证了EKC假说的存在。技术创新的系数为负数，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产业结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越高，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越大。FDI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环境污染。这与宋马林等[17]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资源寻求型的FDI严重破坏了东道国的环境。

42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

根据各省所处地理位置，将北京、天津等10个省市划℃为东部地区；山西、吉林等8个省划为中部地区；内蒙古、广西等11个省划为西部地区。建立模型（3），D为虚拟变量：

东、中、西部地区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结果如表2③～⑤列所示。从回归结果看出，非正式规制强度对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最小，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大，所以西部地区应加大非正式规制的力度。产能过剩对各地区的环境污染均有促进作用，且在西部地区最明显，因为东部地区产能利用率本身较高，产能过剩地区大部分处于中西部地区，化解产能过剩将显著改善中西部地区环境质量。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最明显，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工业所占比重较高，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将显著改善东部环境质量。FDI对西部地区环境污染作用大于东中部地区，说明东中部地区的FDI多为市场寻求型，不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破坏，而投入到西部地区的FDI多为资源寻求型，容易导致环境危机。

43关于产能过剩视角的进一步分析

实证模型中加入了非正式规制与产能过剩的交乘项，结果显示产能过剩背景下，非正式规制对环境污染抑制作用较大，说明产能过剩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非正式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但这种逻辑关系是否存在，需要进一步检验。

以79%为分界点对各省产能过剩程度进行划分，产能利用率79%以下归为高度产能过剩区域，记为S区；79%以上归为低度产能过剩区域，记为W区。S区包括山西、湖南等13个省，W区包括北京、天津等16个省。在S区和W区分别建立环境污染的动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⑥～⑦列。S区非正式规制系数为-14691，W区为-10414。说明在产能过剩程度较高的区域，非正式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较大，非正式规制对产能过剩造成的环境污染有平抑作用，进一步说明交乘项的运用具有稳健性。

5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28个省市1997～2012年面板数据建立环境污染影响因素模型，检验政府规制和产能过剩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正式规制对我国环境污染影响较小，非正式规制对环境污染有抑制作用。产能过剩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化解产能过剩将显著改善中西部地区环境质量。非正式规制对产能过剩引起的环境污染有平抑作用。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越低，FDI越低，越能起到降污减排作用，加大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将显著改善东部环境质量。

基于上述结论得出如下启示：①制定适宜的政府正式规制强度。不能盲目提高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灵活运用排污费、污染许可证、环境税等规制手段，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产能过剩程度的现实特点，采用差异化的规制强度。②加大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树立协调、共享、绿色发展理念。政府首先应加大宣传力度，号召全社会共同保护环境、保护赖以生存的地球。其次应加大教育投资，只有教育水平上去了，环保意识才能再上新台阶。③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产能过剩。近年来多行业的产能过剩不仅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配置效率的低下，还加剧了环境污染，在经济新常态下不能再盲目扩大投资规模，应加强供给侧改革，强化技术创新、错峰生产及“一带一路”战略等，淘汰落后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④合理使用FDI，优化产业结构。事实证明，FDI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非常有限，反而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故不应该再盲目吸引和使用FDI。对东部地区来说，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降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是降污减排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韩国高，高铁梅，等.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波动及成因研究[J].经济研究，2011（12）：18-32.

[2]陈兴鹏，杨冕，等.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动态关系[J].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35-37.

[3]叶阿忠，郑万吉.经济增长、FDI与环境污染的时空传导效应研究[J].软科学，2016（1）：17-21.

[4]Zeng D Z，Zhao L X.Pollution Hanens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9（58）：141-153.

[5]Esty D C，Geradin D.Market Access，Competitiveness，and Harmonization：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J].Harvar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1997（2）：265-336.

[6]原毅军，谢蓉辉.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4（8）：57-67.

[7]Magat W， Viscusi W.Effectiveness of the EPAs Regulatory Enforcement：The Case of Industry Effluent Standards[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90（11）：331-360.

[8]Blackman A，Kildegaard A.Clea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Developing-country Industrial Clusters：Mexican Leather Tanning[J].Enviro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Studies，2010 （3）：115-132.

[9]林毅夫，等.“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J].经济研究，2010（10）：5-19.

[10]陶然，陆曦，等.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J].经济研究，2009（7）：21-33.

[11]江飞涛，耿强，等.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J].中国工业经济，2012（6）：44C56.

[12]张平淡，张心怡.产能过剩会恶化环境污染吗？[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1）：68-71.

[13]Lanoie P，Party M，Lajeunesse R.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ductivity：Testing the Porter Hypothesis[J].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2008（2）：121-128.

[14]傅京燕.产业特征、环境规制与大气污染排放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制造业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2）：73-77.

[15]Barro R J，Lee J W.International Data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Updates and Implications[J].Oxford Economic Papers，2001（3）：541-563.

[16]李铠，齐绍州.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J].经济研究，2011（11）：60-72.

污染环境的因素篇6

关键词：涉铅企业 环境风险 固有风险率 模糊综合评判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3）03（a）-000-02

涉铅企业已被我国环保部门列为重点整治的行业之一，涉铅企业引起的环境污染事故也频繁发生[1]。因此，对涉铅企业进行环境风险评估是很有必要的，既能确定涉铅企业的风险等级，有针对性地对企业采取有效的整改措施；又能提高环保部门的监督管理能力，对不达标的企业重点监控，力求避免铅污染事故的发生；同时还是保险公司制定保费额度的参考，为环境保护部门进行环境管理提供技术依据。

该文利用风险评价理论及模糊数学的知识，根据涉铅企业环境污染事故因子建立涉铅企业环境风险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环境风险分级标准，以便为国家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及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对涉铅企业环境风险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1 涉铅企业环境风险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1.1 风险评价理论介绍

1.2 模糊综合评价的数学模型

1.3 涉铅企业环境污染事故的主要因素

影响涉铅企业环境污染事故易发性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企业类型。铅的应用范围极其广泛，不仅在工业、农业等领域应用，在铅冶炼、铅蓄电池、废铅蓄电池回收、铅印刷等企业也广泛使用铅金属或含铅矿石，由于这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其生产要求、生产工艺等不同，也分属于不同的行业，所以其企业类型也不一样，其引发铅污染事故的可能性也不相同。

（2）企业规模。由于企业生产规模、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其在安全环保资金投入，安全管理的机构建立、人员配备、制度建设等方面的配套不一样，因此一般中小规模企业较大企业更易发生铅污染事故。

（3）生产工艺。不同的生产工艺导致铅污染事故的可能性也不一样。有的企业生产工艺先进，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铅烟、铅尘较少，其发生铅污染可能性不大；反之，生产工艺落后的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铅烟、铅尘较多，其发生铅污染可能性就较大，即涉铅企业发生铅污染事故的概率与其生产工艺密不可分。

（4）其他因素。涉铅企业发生铅污染事故的可能性还与其生产设备、生产条件及员工素养有关。生产设备、生产条件较好、员工素养较高的涉铅企业发生铅污染事故较小，反之则发生事故率较高。

以上6个因素与涉铅企业环境污染事故发生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要用数学函数精确描述它们之间关系是十分困难的，为此用模糊数学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1.4 涉铅企业环境污染事故后果的严重度确定

根据计算结果，再由表3不难看出，该涉铅企业环境污染事故的固有风险率为0.415，风险性等级为三级，即有显著风险，为了安全需要进行整治，从而降低其风险性。

2 结语

该文根据涉铅企业环境污染事故具有模糊性的特点，充分利用模糊数学工具，提出一种涉铅企业环境污染风险性的模糊综合评判方法，该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具有操作方便，过程具体、结果准确，做出的结论科学且符合实际情况，有利于行政主管部门对涉铅企业的分级监督管理，防止涉铅企业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但是，该方法中某些因素的选取、权重值的分配、一些关键数据临界值的确定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国家环境保护部.全国涉铅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

污染环境的因素篇7

关键词：秋冬季节；CO浓度；污染特征

近年来雾霾问题成为环境重污染问题研究的重点，北方地区雾霾问题高发时段为秋冬季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雾霾天气常现。重污染天气下环境空气中CO浓度维持高位，经常性超标，人们长期吸入CO，会对人体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因此加强重污染天气污染问题研究，具有现实的意义。

1 重污染天气概述

京津翼中部区域在秋冬季节极易发生严重雾霾天气，此区域处于高污染气团传输的主要区域，受到幅合带的影响，使得区域间污染物不断相互输送。据相关数据统计分析，2013年到2016年期间内，京津冀中部地区平均浓度，均超过了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标准，基于环境保护部所的有关2013年重点区域，以及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报告所示，京津冀中部区域的空气污染较为严重，在秋冬季节重污染问题尤为凸显，进入秋冬季后，京津翼区域的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度上涨，区域污染物排放量大是造成环境重污染问题的主要原因。京津翼区域中部在秋冬季，其空气CO浓度偏高问题较为常见，CO浓度严重超出我国空气质量标准。CO排放量超标是造成环境重污染的主要原因，因此要加强排放管理。

2 秋冬季重污染天气下CO浓度偏高原因分析

秋冬季节京津翼区域中部重污染问题，主要是由于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以及气象条件造成的。CO浓度偏高的主要原因如下：

（1）污染物排放强度大。京津翼区域产业发展，主要以火电与钢铁等为主，沿太行山布局，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区域交通运输以公路运输为主，进而使得污染物排放量较大，这些均是CO浓度偏高的原因。京津翼区域人口部分集中，而且人口数量多，煤炭消费量大，烟粉尘排放量高于全国水平，近3-4倍，在冬季采暖期间CO增加量较大。

（2）气象因素。极端气象条件因素，是造成京津翼区域中部环境中CO浓度偏高的主要原因。2015-2016年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使得京津翼区域气候明显异常，进而使得第四季度京津翼区域中部温度相对较高，不利于空气污染扩散，重污染问题频发。京津翼区域的重污染天气中，CO浓度偏高，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影响，民用散煤与小锅炉等是CO排放的主要源头，加之工业排放等，使得污染物在如此气象环境下极易超标。

（3）管理力度因素。虽然京津翼区域已经实行联防联控政策，来控制重污染问题，能够起到不错的效果，为区域联防联控克服秋冬季重污染问题，提供了治理方向，以及有效措施，但是对于CO浓度偏高问题，还需要加强管理力度，针对CO主要来源，加强控制，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控制CO排放量，做好清洁排放工作，从源头上抑制CO的排放[1]。

3 秋冬季重污染天气下CO浓度偏高问题应对建议

3.1 加强源头控制

空气中的CO主要来源于在碳物质燃烧不充分，直接排放到空气中，进而造成的重污染问题。同时汽车尾气中CO排放也是造成空气中CO浓度偏高的问题。基于此京津翼区域中部若想降低CO浓度，减少重污染天气的发生，则需要从燃煤方面、工业生产方面、居民生活方面等加强控制。对于此类问题，京津翼区域早已开展各方面控制，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重污染问题影响因素较多，难以实现有效控制，其工作量较大，对此则需要针对造成重污染问题的主要因素，明确污染控制与治理工作重心，加强各方面的管控。针对CO浓度偏高问题，则需要加强清洁能源的开发，使用新能源汽车，减少机动车CO排放量。对于工业生产所存在的CO排放问题，则需要加强企业管理，优化工艺，督促其加强技术创新，使用节能设备，做好污染物排放前处理工作，降低CO的排放[2]。

3.2 加强京津翼区域联防联控力度

对重污染环境中CO浓度偏高问题，需要相关人员提高重视程度，同时也需要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产生，并不是一时一日形成的，而污染治理工作也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够实现的。京津翼区域正处于后工业化发展时期，现燃煤与机动车等污染物排放量较大，使得CO排放控制任务依旧艰巨，而想要改善环境污染问题，降低CO排放，提高空气质量，还需要推进污染物减排工作。做好京津翼区域以及周边地区的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工作。重污染天形成的主要控制因素是气象，主要来源是CO，基于此改善气象条件，则极有可能结束重污染过程。京津翼区域消除环境重污染问题，则需要积极的调整能源利用方式，以及工业生产方式以及运输方式，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是长期过程，需要区域内各城市以及部门，共同做好协同合作工作，致力于解决问题，不推诿责任，加大本地污染治理力度，减少CO排放量，以减少重污染天气形成的几率，提高气象环境质量，则能够减少重污染天气的发生，为人们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4 结束语

秋冬季节是京津翼区域极易发生重污染天气的时节，重污染天气中，CO浓度偏高问题较为常见，对于此问题，则需要加强CO污染物来源分析，总结管理工作所存在的问题，做好大气污染治理工作，降低气象条件引发重污染问题的几率。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工作，并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需要区域内各城市加强合作，共同做好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参考文献

[1]张子曰，李艳，戴高菊，等.北京市朝阳区主要大气污染物浓度变化特征[J].气象与环境学报，2016（02）：44-51.

污染环境的因素篇8

【关键词】 缺勤;空气污染;对比研究;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339.35 X 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0)07-0820-02

Prevalence of Pupils' Illness-induced Absence in Air Pollution Area in Tangshan/AN Feng-mei, GAO Hong-xia, WANG Xi, et al. Department of Preventive Medicine, North China Coal College, Tangshan(063000), Hebei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the prevalence of pupils' illness-induced absence in air pollution area in Tangshan, and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taking pupils' illness-induced absence as a sensing index to public health of air pollution. Methods Totally 1 332 pupils, who reside in industrial area, clean area, sowntown and near traffic center respectively were chosen. The prevalence rate of pupils' illness-induced absence was investigated. ResultsAfter individual physiology factors and indoor air pollution being balanced, the illness-induced absence rates were 32.6%, 30.2%, 40.1% and 24.8%, respectively(P

【Key words】 Absenteeism; Air pollution; Comparative study; Students

空气污染是危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中国环境与健康领域的第1个纲领性文件《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年)》于2007年11月22日启动,其阶段目标是,2010-2015年我国将开展实时、系统的环境污染及其健康危害监测,建立国家环境污染及其健康危害的监测网络和预警体系,其中包括确定人群健康监测指标,建立空气污染与健康监测网络。

目前基于临床资料的研究大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指标主要是门诊量、入院率、死亡率[1-4] ,但混杂因素很难控制,如人口的流动性、病人的职业接触史、吸烟史、饮酒史、年龄等。该研究以敏感人群小学生为研究对象,在排除小学生的生理因素及其家庭室内污染因素干扰的条件下,了解不同大气污染区小学生因病缺课情况,探讨其作为反映大气污染影响人群健康的监测指标的可行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根据唐山市1993-2001年连续9 a的大气监测资料,分别在环境污染程度不同的工业区(重工业所在区域)、清洁区(远离重工业,以大规模住宅小区为主)、商业区(综合性经营、个体餐饮网点密集区),以及交通区各选取1所小学(学校距大气常年监测点1 000 m以内),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7～14岁的小学生共1 332名为研究对象,入选者均无胸肺疾患,且在该地区居住时间大于3 a。

1.2 方法 按统一拟定的调查表以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学生的一般情况、家庭生活环境及患病情况,近1 a的缺课情况,同时测量其身高、体重、胸围。其中因病缺课情况排除事假、外伤等伤害事故、食物中毒等意外原因发生的缺课。采用1次因病缺课为一病例(次数),另一种疾病或同疾病再发生1次则为又一病例(次数),小学生人均因病缺课率=小学生因病缺课人次/同期监测总人数×100%[5]。在研究大气污染的影响时,必须排除生理因素、家庭因素及室内污染因素的混杂作用[6-9],本次调查将室内污染因素中的有关变量经整理、分类、量化后合并成新变量[10],包括人均收入居住条件指数(LICD)、吸烟指数(PSMK)和室内空气污染指数(NAP),以得分绝对值衡量严重程度,得分越高,情况越差。

1.3 统计方法 用Excel建立数据库,采用SAS软件进行分析。均数比较用方差分析,百分率的比较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大气污染状况分析 工业区、商业区、交通区的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总悬浮颗粒物(TSP)均高于清洁区(P值均

2.2 各区小学生生理因素及家庭因素、室内污染因素比较 对各区小学生进行比较(表2,3)发现,各区小学生间的生理因素、家庭因素、室内污染因素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2.3 各区小学生因病缺课情况比较 表4显示,各区小学生因病缺课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07.05,P

3 讨论

因病缺课率是小学生体质的综合反映,是小学生健康受影响的一个重要指标[11-12]。调查结果表明,工业区、交通区小学生因病缺课率高于清洁区,表明大气污染可使小学生因病缺课率增加,其原因可能是污染物长期反复作用于机体,致使机体的防御机能下降,综合体质减弱,易患各种疾病[13-14],导致因病缺课率上升。表明小学生因病缺课率可以作为反映大气污染影响人群健康的监测指标,其特点有:(1)敏感性强: 小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期,户外活动时间长,易受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是大气污染的敏感人群,因此实用性和敏感性强。(2)有效避免混杂因素的干扰:在大气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的研究中,一般要求研究对象在所研究区域居住时间至少3 a[6],而原有指标入院率、急诊病人数、门诊量等易受流动人口与异地就诊、病人的职业接触史、吸烟史、饮酒史、年龄等多种混杂因素影响,且混杂因素很难控制;而用小学生因病缺课率这一指标,因小学生就近入学,居住地点相对稳定(其迁移情况学校可及时掌握),无职业接触史、吸烟史和饮酒史,因此有效避免了混杂因素的干扰。(3)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规范性强。现有指标门诊量、入院率、死亡率等,资料来源于医院,受医院管理水平的影响大,且病人构成复杂;而小学生因病缺课率情况,在国家统计局批准的学校卫生情况报表中[15],使因病缺课率这一指标的资料完整、规范。(4)反映情况及时、快捷,易于收集、管理和比较。学校卫生情况报表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逐级上报,使因病缺课率这一指标具有反映情况及时、方便、快捷,易于收集、管理和比较等优点。

综上所述,用小学生因病缺课率作为反映大气污染影响人群健康的监测指标应该是切实可行的,其应用中的有关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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