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罪范文

时间:2023-02-27 10:59:37

污染环境罪

污染环境罪范文第1篇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责任人员

一、案例简介

2014年2月至7月,张某、蒋某娟伙同他人,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从他人处非法收购废旧铅酸蓄电池(属于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危险废物),并拆解炼铅,炼制成品铅锭1600余吨。具体分工为:赵某彪在明知蒋某娟无证收购且可能非法炼铅的情况下,向蒋某娟出售60余吨废旧铅酸蓄电池,郑某影协助蒋某娟称重记录;郑某刚、郑某普、蔡某星、赵某东负责收集并倾倒废旧铅酸蓄电池中的电解液(重金属超标3倍以上);罗某阳、胡某英、杨某荣、罗某军、罗某莲、郭某进、徐某凯负责拆解废旧铅酸蓄电池(均达3吨以上),取出铅片,郑某刚在拆解点负责管理,夏某美负责称重记录,曹某甲、曹某乙协助记录;陈某棋从蒋某娟处承包炼铅工序,并纠集陈某耀、吴某高协助管理;陈某家、郭某武、翁某丁负责烧炉炼铅;曹某乙还负责在收购点、拆解点、炼铅点之间运送废旧铅酸蓄电池、经拆解的铅片及炼制好的铅锭;金某良负责设备维修、水电维护。

二、争议焦点

本案涉案人员共有25人,根据其各自行为及作用可以分为五类:(1)主要负责人,包括张某、蒋某娟和陈某棋;(2)有监督、管理作用的人员,包括郑某刚、陈某耀、吴某高;(3)直接处置人员,包括赵某东、郑某普、蔡某星、罗某阳、胡某英、杨某荣、罗某军、罗某莲、徐某凯、郭某进、翁某丁、郭某武、陈某家;(4)其他操作人员,包括郑某影、曹某甲、曹某乙、金某良、夏某美;(5)上游贩卖人员,即赵某彪。

上述人员中,为首的张某、蒋某娟和陈某棋系组织者、主要获利者,构成污染环境罪应无异议;上游贩卖人员赵国彪,明知他人无经营许可证而收集、贩卖作为危险废物的废旧铅酸蓄电池,根据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构成污染环境罪的共犯亦无太大争议。本案的争议主要在于其他人员是否均构成污染环境罪?若全部处罚,是否打击范围过大?

三、分析论证

首先,从罪名及司法解释的演变来看,污染环境罪的前身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系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六条修订。从罪状表述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要求“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系结果犯。而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严重污染环境”解释为十四项,其中前五项均不要求造成特定后果,仅根据污染物排放地点、排放量、超标程度、排放方式以及行为人的前科等,作为认定“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故污染环境罪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结果犯,而包含符合特定情节的行为犯。

结合本案来看,赵某东、郑某普、蔡某星随意倾倒未经处理的、重金属超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电解液,其行为已符合《解释》第一条第(三)项中“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规定;罗某阳、胡某英、杨某荣、罗某军、罗某莲、徐某凯、郭某进非法拆解废旧铅酸蓄电池均在三吨以上,翁某丁、郭某武、陈某家非法烧炉炼铅三吨以上,符合《解释》第一条第(二)项中“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规定,上述十三人的行为均应当认定“严重污染环境”。

其次,从共同犯罪理论上讲,负责称重记录、开车运输、水电设备维修的人员均对本案非法收购废旧铅酸蓄电池并拆解炼铅的行为提供帮助,应构成共犯,但如果定罪处罚,是否存在打击范围过大的嫌疑。对于单位或者团伙犯污染环境罪,刑法条文本身并没有明确规定处刑范围,而在《解释》第六条明确限定为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定罪处罚”。但是如何区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则需要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具体把握。对此,我们可以浙江省的相关规定作为参考。2014年5月1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环境保护厅联合《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其中第二条明确了污染环境罪的打击重点,即“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对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毒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个体经营户等,要将主要获利者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对于在生产经营中起到监督、管理作用的工作人员和直接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物的工作人员,可以按照‘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对于其他操作人员或普通执行人员等,要分清责任,除情节恶劣外,一般不予定罪处罚。”该意见体现了我国刑法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参考上述处刑范围的意见,本案第二类人员,即在生产经营者起到监督、管理作用的人员以及第三类人员,即直接倾倒电解液、拆解废旧铅酸蓄电池以及烧炉炼铅的人员,应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而第四类人员,即称重记录、开车运输、水电设备维修的人员,因未直接处置污染物,应作为“其他操作人员或普通执行人员”,不宜定罪处罚。

四、结语

污染环境罪系《刑法修正案(八)》设立,而两高司法解释亦新近,司法实践中除倾倒污水、废液的案例外,其他类型的污染环境司法判例极少。本案非法收购废旧铅酸蓄电池拆解炼铅即新类型污染环境案例,在是否定罪、应否处刑等方面均存在较大争议,希望本案案例能对理解适用污染环境罪及相关司法解释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 周加海,喻海松.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2013(15).

污染环境罪范文第2篇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财产法益;人身法益;环境法益

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就把保护环境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但在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规定关于污染环境方面的犯罪。1997年《刑法》第338条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并以“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构成要件要素;而且,学界一般把该罪解释为过失犯罪。2011年5月25日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状进行了修改,不仅把原来条文中的“危险废物”改为“有害废物”,删除了“向土地、水体、大气”的修饰语,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随后,最高司法机关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修改为“污染环境罪”。2013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污染解释》),对《刑法》第338条中的“严重污染环境”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解释。从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对污染环境罪的修改和解释来看,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在不断扩大。那么,污染环境罪的法益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应当如何解释污染环境罪的法益才有利于惩治环境污染犯罪?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应当坚持什么样的发展方向?这些问题均值得认真分析研究。本文以实质解释为立场,以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变化为线索,对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刑法》第338条修改前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

1997年《刑法》颁布之前,我国《刑法》分则中没有污染环境方面的犯罪,因而无所谓该类犯罪的法益问题。1997年《刑法》到《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之前,环境污染犯罪在我国《刑法》上被类型化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对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刑法理论认为包括国家环境管理制度、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①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解释,理由如下:一方面,《刑法》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规定在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而这里所说的“社会管理秩序”是指狭义的社会秩序,即国家对社会日常生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有条不紊的秩序,因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首先应当是作为社会管理秩序的国家环境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刑法》第338条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结果表述为“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其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表述为把该罪的法益解释为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提供了依据,而“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把该罪的法益解释为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提供了依据。而且,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首先侵犯的是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其次才是公私财产权和人身权。但问题是,侵犯了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就一定成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吗?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又是如何被度量的呢?修改前的我国《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这一规定来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属于侵害犯,即只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才成立本罪。从法条的表述来看,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并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二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并致使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如果仅仅是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而没有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则不成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如果坚持仅仅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没有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就可以成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那么“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就没有实质内容。2008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了《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的追诉标准做出了详尽的解释。从该条的基本内容来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追诉标准仅限于对公私财产造成损失的程度和对人身的伤亡程度。②可见,“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本身没有实际内容,必须通过“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来表现。换言之,“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与“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之间实质上并不存在并列关系,后者是对前者解释,即“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就是“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以此来看,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包括国家环境管理制度、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的观点是不符合逻辑的。如果对修改前的《刑法》第338条进行文义解释,并参考相关司法解释,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权或者公民健康、生命安全。二者之间是选择关系,不是非此即彼关系。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解释为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进而通过公私财产权或者公民健康、生命安全来具体化,显然反映了以人为本的法益观。自近代以来,以人为本是西方各国确立刑法法益的出发点和归宿。对此,德国学者罗克辛指出:“法益是在以个人及其自由发展为目标进行建设的社会整体制度范围之内,有益于个人及其自由发展的,或者是有益于这个制度本身功能的一种现实或目标设定。”③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刑法理论在把法益划分为个人法益和超个人法益的同时,对超个人法益又做了“必须能够还原为个人法益”的限制。④也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立法者和司法者往往把公私财产权或者公民健康、生命安全设置或者解释为是否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关键要素。显然,在这种法益观指导下,衡量环境是否受到损害的关键在于人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环境本身不是法益,因而仅仅对环境的损害不被认为是犯罪。

二、《刑法》第338条修改后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的罪状部分进行了三个方面的修改:一是删除了“向土地、水体、大气”的修饰语;二是把原来的“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三是把原来的“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其中,删除“向土地、水体、大气”的修饰语,从逻辑上看是扩大了环境要素的范围,但实质上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因为所谓排放、倾倒或处置无非就是“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把“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显然扩大了行为对象的范围,因为危险废物的范围必须依据环境保护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8年6月6日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来确定,但在确定有害物质的范围时,就不受《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限制。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显然是扩大了行为和结果的范围。一方面,一些不属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具有积累性的污染行为被纳入了处罚范围;另一方面,一些虽然没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危害严重的结果被纳入了处罚范围。⑤可见,立法者修改《刑法》第338条的目的主要在于扩大环境污染犯罪的处罚范围。从实质上看,这一修改的背后正是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变化。根据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的规定,污染环境罪的成立不再以“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条件,而是以“严重污染环境”为条件。“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只是严重污染环境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此,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已经指出,“严重污染环境”,既包括发生了造成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环境事故,也包括虽然还未造成环境污染事故,但长期违反国家规定,超标准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已使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或者破坏的情形。⑥换言之,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除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可能侵害的法益之外,还包括其他严重污染环境行为可能侵害的法益。如前所述,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就是指“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而在此之后,“严重污染环境”包括“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不限于此。所以,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保护的法益包括两种:一是可能被污染环境行为侵害而且遭受侵害后对公私财产或公民的健康与生命权造成现实侵害(如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环境利益;⑦二是可能被污染环境行为侵害但遭受侵害后并未对公私财产或公民的健康与生命权造成现实侵害的环境利益。⑧在《刑法》第338条被修改之后,有学者认为,应当依据《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的规定来解释“严重污染环境”。⑨但问题是,《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是对“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解释,在“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被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之后,依据《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来解释“严重污染环境”,就意味着尚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已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无法受到处罚,相应地,可能被污染环境行为侵害但遭受侵害后并未对公私财产或公民的健康与生命权造成现实侵害的环境利益得不到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的保护。所以,坚持以《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的规定来解释“严重污染环境”的观点,不当缩小了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范围是不妥当的。还有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包括秩序法益、人的生态法益和非人类的其他主体的生态法益。其中,秩序法益是指国家对生态环境的管理秩序。从逻辑上讲,在污染环境罪的判定中,秩序法益的侵害是必要条件,却非为充分条件,即污染行为虽侵害了秩序法益,但没有侵害到生态法益或侵害生态法益的程度不足以达到犯罪边界时,仍不能判定其为污染环境罪。瑏瑠问题是,既然单纯侵害秩序法益的行为不能够成立污染环境罪,那么秩序法益又怎能是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呢?可见,根据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的规定,应当把污染环境罪的法益理解为环境利益,表现为严重污染环境行为所侵害的利益。其中,“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只是“严重污染环境”的具体表现形式;相应地,可能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之严重后果的行为所侵害的法益只是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一种。瑏瑡除此之外,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还包括严重污染环境但尚未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之严重后果的行为可能侵犯的环境利益。

三、《环境污染解释》颁布后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

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虽然扩大了处罚范围,但近年来的环境污染犯罪并未因此而有所下降,依然呈高发态势。过去的环境污染主要集中在水资源污染和土壤污染上,近年来大气也被严重污染,形成了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和土壤污染齐头并进的态势,国家整体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危害。这种态势的形成原因,一方面在于部分地方政府的政绩观、价值取向存在严重偏差,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而任由企业污染环境,企业纠正违法行为的成本远低于其获得的高额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在于法律保护不完善,环境保护部门执法能力较差,公众监督力量弱小。瑏瑢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6月17日联合了前述《环境污染解释》。《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对《刑法》第338条中的“严重污染环境”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释。其中,根据《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第5项的规定,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有实施前列行为的,属于“严重污染环境”。我国有学者对此项规定提出了质疑,认为仅有“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并不直接构成污染环境罪,只有当这种行为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时才能以犯罪论处。然而,《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将受过两次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相同行为的情形直接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不仅没有区分行为与结果,而且直接取消了结果要素,这显然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瑏瑣事实上,除了《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第5项属于这种情况之外,该条前4项规定均属于这种情况。这四项内容是:(1)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2)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3)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3倍以上的;(4)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其中,第一项和第五项只把排放、倾倒、处置行为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第二项和第三项虽然规定了排放、倾倒、处置的危险物质的数量,但达到这一数量的并不必然导致严重污染环境结果的发生。由此来看,《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前五项规定均超出了《刑法》第338条“严重污染环境”这一用语的含义范围,不符合文义解释的基本要求。瑏瑤然而,就当前环境污染犯罪的基本形势来看,《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的规定无疑顺应了人们普遍要求严惩环境污染犯罪的潮流。既然属于超出刑法用语之含义范围的解释,那么就意味着扩大了处罚范围,相应地,也拓展了污染环境罪的法益保护范围。从类型化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前五项规定的处罚情形进一步类型化为两类:一是只处罚排放、倾倒、处置行为;二是处罚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达到一定数量的情形。瑏瑥这两种情形都不必然导致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但均有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危险。换言之,《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承认了污染环境罪是危险犯,而且其中的危险是对环境的危险。瑏瑦可见,《环境污染解释》虽然未增加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种类,但实现了对环境利益的提前保护,加强了刑法对环境利益保护的力度。而且,《环境污染解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在“严重污染环境”的判断标准上实现了多元化。详言之,《环境污染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判断不再仅以是否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为参照,而同时以是否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环境要素的功能是否受到损害或者丧失,是否实施排放、倾倒或处置行为为参照,挣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羁绊,迈向了生态整体主义。

四、结语

到目前为止,我国关于环境污染犯罪的刑事立法还不到20年的时间,但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变化却比较迅速。自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至《刑法修正案(八)》颁布,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实质上是财产法益或人身法益,体现了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法益观。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至《环境污染解释》颁布期间,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除了财产法益或人身法益之外,逻辑上也包括环境法益。然而,由于刑法理论习惯于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时代的思考方式和司法解释继续解释污染环境罪,致使环境法益未能在污染环境罪侵害的法益中得以彰显。2013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的《环境污染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刑法》第338条的文义,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但明显突出了环境法益的地位,彰显了国家治理环境污染犯罪的决心。然而,与环境刑法较为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在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上还显得较为滞后。例如,现行《德国刑法典》第325条第1款规定:“违背行政义务,在设备、尤其是工场或机器的运转过程中,造成空气的改变,足以危害设备范围之外的人、动物、植物健康或其他贵重物品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犯本罪未遂的,亦应处罚。”瑏瑧据此,人之外的自然之物也是空气污染罪的行为对象,即使未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也应当受到处罚。再如,根据1989年《奥地利刑法典》第180条第1款的规定,违反法规或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污染或侵害水,或污染土壤或空气,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60日净额收入以下罚金:(1)致多数人生命、身体之危险;(2)致广大区域动物、植物生存之危险。瑏瑨可见,在环境刑法比较发达的国家,刑法不仅处罚单纯侵害环境利益的行为,而且处罚对环境的危险犯,彰显了环境法益的重要性。在国家整体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极大危害的我国,环境刑法较为发达之国家的环境刑法立法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应当成为我国解释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重要参照。

污染环境罪范文第3篇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危险犯;间接故意;环境

中图分类号:D922.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1

2011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其中第四十六条对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做了修正,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发生了变化,罪名也变成了“污染环境罪”。

对比先前的犯罪构成,其中有一点显著变化值得我们注意:把“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的”,其积极之处在于将危害结果的范围扩大,不再局限于“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从而成立污染环境罪,就不要求必须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具备重大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使得实践中一些没有造成重大事故的、累积性的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也能得到刑事处罚。但是无疑该罪的既遂形态仍然是结果犯,这不能适应环境保护的紧迫需求。

以上主要的变化可以说是在犯罪客观方面做出的修正,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笔者认为此处对该罪的修改仍然存在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应将危险犯引入“污染环境罪”既遂形态

在刑法的基本犯罪构成中主要分为结果犯、危险犯、行为犯、举动犯,由前至后针对不同种类的犯罪的既遂认定时间逐渐提前,这充分反映了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逐渐变大,刑法对不同危害行为的非难程度也依次升高,这有利于协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的平衡,是罪刑相当原则的客观要求。通说认为,所谓的“结果犯”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才能构成既遂的犯罪,此处犯罪结果要求造成的损害是物质性的、是可以测量确定的。由于我国法律和司法实务中通常把环境犯罪作为过失犯罪对待,属于结果犯,而这样做最大的益处在于实际可操作性强,便于犯罪事实的认定。但在环境污染呈现全球化和日趋严重化的趋势下,随着环境科学水平和刑法立法技术的提高,这种传统的结果犯理论和立法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第一,污染环境罪不仅对人身财产都有严重损害,而且对环境本身也具有单向的、不可逆转的损害,并且囿于事发当时人们的认识程度和科技发达程度的限制以及环境污染的长期性、隐蔽性、潜伏性等特征,因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而被污染的环境对在其中生存的人类的身体健康会造成多大程度的实质损害是不得而知的,是否会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显现出来亦不可知,但均存在可能性,这丝毫不亚于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犯。第二,刑法规范一方面对于司法裁判者来说是一种裁判规范,另一方面对于行为者来说是一种行为规范,通过禁止性或者命令性的规范约束行为人,把污染环境罪作为结果犯,无疑一定程度上丧失法的预防功能,削弱行为人对污染环境危害的认识。以上的情况,如果按照传统结果犯的理论和立法去解释和执行,那么通过刑罚来惩治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保护环境资源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基于此笔者建议,可以考虑将“污染环境罪”的既遂形态设定为危险犯,这是符合当今环境保护的趋势的。所谓“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危险犯的成立,从理论上看,虽不需要有法益的实际损害发生,只要对法益侵害有紧迫的危险性就成立危险犯。针对污染环境罪,成立危险犯理由如下:首先,设立危险犯说明这种犯罪已经对法益的侵害程度已经相当严重,并且刑法所保护的利益是重大的公共的利益抑或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这也正是环境犯罪特征的客观要求。其次,把“污染环境罪”由结果犯变为为危险犯,可以在犯罪人刚刚造成严重环境危险状态时予以遏制,避免造成严重的不可逆转的污染破坏和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损失。再次,针对污染坏境的犯罪行为,危险犯可以弥补行为犯的不足,避免将社会危害性不大的一般环境违法行为纳入刑法调整,发挥好刑法作为最后一道保障的作用,还可以防止结果犯的滞后,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不可挽回的环境损失和潜在的危害。至于“危险状态”的界定可以参考环境学、生态学标准进行认定。

二、增加犯罪故意(间接故意)作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之一

结合司法实践,并根据刑法学界的通说可知,污染环境罪是过失犯罪。成立过失犯罪,要求有法定危害结果的产生,但是如此规定并不能很好的应对当今环境保护的要求。何谓“过失”?刑法典第十五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危害结果的” 那么又何谓“故意”?刑法典第十四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对比二者的概念,可以看出,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均是针对危害结果而言。从“污染环境罪”的罪状表述可以看出,“严重污染环境的”作为构成本罪的危害结果,不排除行为人对此存在“明知自己的污染行为会发生危害环境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的可能,即成立间接故意犯罪,当然,由于直接故意犯罪在污染环境领域并不常见,很难是说对危害结果是积极追求,为防止打击面过大而暂不述及,但同时并不否认一些突发的环境污染事故中行为人存在明知而放任的罪过心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污染企业在受到数次污染行政处罚后仍然乐此不疲地从事排污行为,原因在于行政处罚的成本低于企业污染环境获得的经济利益,出于逐利本性,在此种情况下,行为人明显对于危害结果“明知”并且持“放任”的态度,如果依过失心理认定,于法于理不通。放眼世界范围内,德国、日本、奥地利、瑞典等国环境刑法中均规定:行为人构成环境犯罪主观上必须具备故意或者过失,美国刑事立法将“故意原则”适用于各种环境犯罪。在美国一些附属刑法中规定明知为污染危害环境罪的主观方面之一。

所以,笔者认为,在污染环境罪中增加间接故意的主观内容,这样可以避免放纵犯罪,严密刑事法网,使得犯罪构成更加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1]李希慧,主编.刑法分论(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13.

[2]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59.

[3]吴献平,著.环境犯罪与环境刑法[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54.

污染环境罪范文第4篇

关键词:污染环境;主客观形态;归责理论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加速,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环境污染问题也越加严重。革开放以后,国家各方面迅速发展,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环境问题,出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观念,导致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环境问题反过来对人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97《刑法》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对保护环境、完善刑事立法、惩治相应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罪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诸多争议,例如,主观上应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主体到底应该是单位还是个人等。历时十几载的研讨,《修八》将此罪名改为污染环境罪,且将法条内容进行了修改。降低了入罪门槛,有利于保护环境,但其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

一、污染环境罪法条简析

《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处……”对于“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特别严重”等量化字句,两高司法解释有了说明和列举,但这些解释仅仅是停留在浅层次面:

第一,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的“土地、水体、大气”删除。这一修订说明立法者有扩大该罪名适用范围的意向,污染环境已不局限于向土地、水体和大气中排放、倾倒易致环境污染的物质。这样的规定扩大了环境保护的范围,更具有科学性,有利于更好地遏制污染环境的行为。

第二,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保护的法益侧重于人类自身的利益,即以保护公私财产和人身为要点,对该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后果便成立该罪。而污染环境罪要求的是“严重污染环境”,未提及公私财产与人身概念,其实立法者在此已经将该罪的法益转变成了环境本身。说到底,“自然本位主义从根本上来看,也只不过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人类利益”,①这存在合理之处。

该法条的修改具有进步性,对于保护当今社会急速发展中的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其仍然存在问题。例如,修订以前该法条是典型的结果犯,改过的污染环境罪中虽然定义为“严重污染环境”,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结果犯的“阴影”,仍然要求造成重大损失、污染严重才给予归罪处罚。

二、污染环境罪主观罪过形态

过失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通说,“行为人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②很多学者均采用这一观点。对于污染环境罪,同样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应该是故意特别是间接故意。行为人对于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等行为是否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是有所认识的,但对于严重危害结果的发生往往是不希望的,因为结果严重、危害了社会很可能要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但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追求,通常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另一观点则认为是过失,认为污染环境罪在罪名的结构上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无本质区别,只是在用词上有一定区别,所以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要件特征应该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相同,也为过失。③有人认为应视情况而定,修订后将“事故”一词去掉,该罪的主观方面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

在理论界的研究中,污染环境罪作为类罪的角度来说,也存在以上类似不同观点,例如,赵秉志教授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付立忠教授则认为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故意。那么,作为具体的个罪,有如上观念的争议也理在其中。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第一,从认识因素来说,赞成故意罪过观点的学者主要指的是间接故意,所以我们需要区分间接故意和过失的界线。不难想到,如果说既然明知可能发生结果还放任其发生,那么就是一种故意的心态,但是,没有人是愿意犯罪的,行为人向环境倾倒、排放污染物质时是有预见危害结果的义务或可能的,但是他更可能多的是侥幸地相信可以避免,而且,“过失犯罪一般只有在造成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后果时才能构成”。④“修八”之所以将原条文改为“严重污染环境”,颇有不要求结果一定要发生才处以刑法之嫌。第二,从意志因素来说,行为人污染环境通常是建立在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基础上的,获取利益也成了最主要的原因。行为人实施污染环境客观上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有可能是建立在明知或者故意的基础上,但是对于严重危害结果的发生必是持否定态度的。如果适用故意,即便是间接故意,在现有的刑法框架下,大可按照相应法条规定的罪名给予定罪惩处,而不再是污染环境罪。所以笔者认为采用过失的主观心理态度更为适宜。

三、污染环境罪的归责理论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都进行了长久而宽泛的研究,但是当前污染环境罪的归责上任然有分歧。例如,赵秉志教授认为,根据当前发展现状,仅以过错为依据已经不足以严格控制由于现代化生产高速发展所引起的对环境空前加剧的严重危害;相反观点则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容易造成刑事责任扩大化的趋势,不利于司法人员在审理危害环境罪案件时准确划分罪与非罪”。笔者认为,在污染环境罪中适用严格责任至少存在以下弊端:

1.我国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采用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原则,而严格责任更多的是一种考虑结果而不过问行为人主观态度的归责原则,这显然与当前的刑法体系是相背离的。2.刑法具有惩罚和预防犯罪的功效,要达此作用,其必然要具有人权保障性、社会道德性等内涵,如果采用严格责任,是否太过于严苛,阻碍了刑法功能的发挥。3.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行为人的权利保障具有重要作用,犯多大的罪承担多大的责任、承担相应的刑罚。之前,我们提及环境污染危害的滞后性,所以危害很可能是长期或者多个行为累积的结果,短期内未得以凸显。所以,在污染环境犯罪中采用严格责任很可能导致罪责不相匹配的状况,这显然是与刑法的原则相背离的。

总之,当前中国现代城镇工业、科技、经济、化工等都处于高速发展期,污染环境的现象日趋严重,其从城市到农村的蔓延加剧,跨区域污染的情况不在少数,不管是从立法、行政监督、还是企事业发展理念上都应该引起重视,切勿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否则环境对人类的报复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⑤着实在所经历过的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得到了很多血与泪的深刻教训。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了人类自身能生活在一个健康的自然环境中,我们必然要对环境污染方面的犯罪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切勿重蹈“自毁前程”的覆辙。(作者单位: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2013J067)

注解:

① 何宏福:《污染环境罪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05年,第6页。

② 付卓:《污染环境罪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1年。

③ 同②。

④ 余欣容:《我国污染环境罪研究》,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3年,第13页。

污染环境罪范文第5篇

一、《刑法修正案(八)》与原《刑法》第338条之比较

1997年《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刑法修正案(八)》将其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一,《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原338条中的“向土地、水体、大气”这一限定性的前缀,即删除具体的环境资源类别,取消了原来的限制,将应受本条规定所保护的环境资源范围进行了扩张,也相应扩大了应受《刑法》保护的环境资源范围。

第二,《刑法修正案(八)》将原法条中的“危险废物”改为“有害物质”。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1-2007)中术语部分的规定,危险废物是指具有腐蚀性、急性病性、浸出性、反应性、传染性、放射性等一种及几种以上危害物性的废物。而“有害物质”是在其生产、使用或者处置的任何阶段,都具有会对人、其他生物或者环境带来潜在危害特性的物质。由此显见后者的范围要远远大于前者,并且,原《刑法》规定,排放、倾倒或处置的危害物质是“废物”才能构成此罪,换言之,若排放、倾倒的不是废物,即使具有危害性也不能构成此罪。但新《刑法》却纠正了这一弊端。因此,新《刑法》对此的扩张规定无疑扩大了应受打击和惩罚的不法行为范围。这种扩张既满足了司法实践的需要,对于更好地保护环境法益也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第三,新修改后的《刑法》338条用“严重污染环境”替代“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降低了该罪入罪的门槛。只要是严重污染环境就有可能构成本罪,在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危害后果等方面并无过多的要求。同时“两高”出台的《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中,也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污染环境罪。总之,这次修改大大降低了本罪的入罪门槛,增强了司法可操作性,对于惩治污染环境犯罪行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比起之前刑法关于环境保护混乱的局面有很大进步,但仍有不足之处。

二、污染环境罪的立法缺陷

首先,修改后的338条仍有一些法律概念界定不明确。“有害物质”的界定不明。单从“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中无法对“有害物质”进行界定。顾名思义,“有害物质”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凡是可能对人的身体和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的物质都可以是“有害物质”。那么,违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可能对人的身体和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的物质,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行为都应当纳入刑法规定的范围。但是,根据现行环境立法,“有害物质”的立法尚不统一,“有害物质”的范围也不明确。现行环境立法中既有“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也有“有毒有害物质名录”,还有部分行业协会规定。由此可见,本条规定的“有害物质”的认定并不明确。“后果特别严重”情形的界定标准不明。后果特别严重的前提是已经构成污染环境罪,但其污染环境的强度,破坏环境的程度,造成人身伤亡的人数、公私财产损失的数额等后果要大于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比如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多人伤亡,污染环境特别严重,致使环境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影响特别恶劣等情形。具体量刑标准应在参照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的基础上,由司法解释作出统一明确的规定。

其次,量刑设计不合理,刑罚力度畸轻。

虽然新《刑法》对338条进行了修改,但是仍然保留了原来的刑罚规定。笔者认为,这种规定及不合理,不利于切实保护环境资源法益。违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具有极大的弹性,即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所造成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和环境危害具有极大的弹性,因此,构成本罪的不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就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而法定最高刑及规定为7年,实难体现对本罪中严重污染环境,造成极其严重后果的不法行为的惩罚,也与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相背离。

《刑法修正案(八)》对本罪危险犯的相关规定模糊不清。就法条而言,本罪既可以是结果犯也可以是危险犯。环境作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污染后较难恢复,即便可以恢复也将付出时间、金钱等巨大的成本,同时也使人的生命、财产在一段时间内遭受一种不确定性的危害,可以说污染环境的后果极其严重,所以应该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作一种更加前置化的保护。然而,《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本罪的相关规定对于危险犯并没有明确规定,而是以“严重污染环境”笼统表述,对于相应的刑罚也没有明确进行具体规定,而是将结果犯和危险犯都处以同一刑罚,这显然有失公平。

最后,法定刑种单一,责任承担方式具有缺陷。在科学发展观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关系到国家乃至整个地球的命运,摒弃或修改滞后的法律法规,建立新的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环境法律法规是立法的当务之急。我国承担环境犯罪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自由刑和罚金,行政法规中有“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应该说这三种方式是不全面的。一些环境法学者建议在环境犯罪中应广泛采取资格刑和非刑罚处罚方法,例如针对近几年来频繁出现的矿难事件,可以采取责令关闭、吊销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吊销直接责任人的上岗资格证、取消相关企业和责任人的荣誉称号等。非刑罚处罚方法可以单纯宣告有罪、予以训诫、责令赔偿损失、具结悔过、限制营业范围、禁止发行债券、股票、逐出公共市场等,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还可借鉴西方刑法规定的“保安处分”或“教养处分”(类似于我国的劳动教养) 。

2011年4月某日,顾某某于将废油残液通过下水道排入公司旁的河流内,造成河流污染、某水厂紧急停运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经鉴定,该次事故共造成公私财产损失计人民币38万余元。顾某某因有自首情节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上述案例中,法院仅能以现有法律为依据对行为人处以这两种刑罚,皆由于我国现行行范中只规定了罚金刑和自由刑,刑种过于单一。

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规定虽然也对打击、遏制污染环境犯罪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于环境本身而言,这样的刑罚处罚体系显得过于单一切缺乏针对性,不能对环境进行恢复和补偿,不利于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

此外,实践中环境污染犯罪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仅会导致环境的破坏、经济利益的巨大损失,严重的还会危及人类的健康,如1931年日本富山平原神道川河附近工厂排放含镉废水,造成居民患骨骼疼痛病,重者全身多处骨折,甚至在痛苦中死亡。如此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我国刑法中的法定最高刑仅为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惩治行为人难以发挥刑罚的威慑力,达到预想的效果,对于环境的保护,也会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污染环境罪范文第6篇

(一)、污染环境罪立案难困境的原因探究

根据前文关于环境污染纠纷的数据,我国目前关于污染环境罪的判例很少,行政处罚居多。之所以产生该情况,是否因为若干环境违法行为尚未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危害程度呢?笔者认为不妨从本罪的结果要件分析,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只要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或者一人以上死亡、三人以上重伤或十人以上轻伤的,都可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罪名修改后,如今污染环境罪入罪门槛降低,在环境污染纠纷总量依然庞大的前提下,按照逻辑,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理应增多,如今立案的数量不增反减。分析造成污染环境罪立案难困境的原因,一方面,环境监管失职罪的设立加强了对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约束。另一方面,环境污染企业也确实对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就业机会作出了贡献。

(二)污染环境罪定罪难困境的原因探究

1.结果犯加重因果关系证明难度

结果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1]。污染环境罪要求“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必须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属于结果犯的范畴。但刑法将本罪定性为结果犯存在较大的弊端:加大了因果关系的证明难度和使数人事前无通谋的犯罪刑事责任划分困难。首先,环境污染犯罪通常具有污染物积累时间长和后果难以控制的特点,除突发性环境污染犯罪较容易证明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外,积累性环境污染犯罪因果链条复杂,危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如果从正面直接准确地认定污染行为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行为,将会使很多环境犯罪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2]。其次,在积累性环境污染犯罪中,对数人事前无通谋的违法行为,因为污染物的多样性,因果关系过于复杂,导致司法机关很难判断谁应负责事故的主要责任或次要责任。

2.刑法未明确规定本罪主观责任引发学界争议,使共同犯罪的处理陷入困境

刑法修正案(八)对本罪主观责任未作明确规定,学界共有过失说,故意说和混合说三种观点,这直接影响着对共同犯罪的处理。持过失说观点的学者认为本罪法定刑的立法例与其他过失类犯罪的法定刑设置并没有区别[3]。若本罪主观方面采纳过失说的观点,则污染环境罪无法构成共同犯罪。对一人故意地教唆或帮助他人实施污染环境犯罪则不构成本罪的共犯,只能根据各人的罪过形式和行为形态,依照刑法规定分别处理。持故意说观点的学者则表示,从论理解释的角度,污染环境罪的结果要件是行为的危险性和严重的损害结果,过失说已经承认行为人对行为的危险性是明知的,那么实害后果作为客观的超过要素,根据张明楷教授“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即使行为人对此并无认识,也可成立故意。[4]按照故意说的观点,对一人故意地教唆或帮助他人实施污染环境犯罪,则可以成立污染环境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混合说主张本罪采用双重罪过,不区分行为人主观犯意而适用相同的法定刑[5],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持该观点的学者也难以自圆其说,在此不再详述。

二、解决污染环境罪司法困境的若干建议

(一)改革旧的环保行政体制,实现上下级环保部门的垂直管理

司法实践中污染环境犯罪之所以立案少、立案难,在于身负监管职责的基层环保部门并未依法立案,及时立案,上级环保部门不能对下级采取直接有效的处罚措施,这是我国现有环保行政体制的沉疴痼疾。从体制结构的角度看,我国的环保行政体制结构呈现出地方分权,中央与地方各自为政的局面,即在权责关系上呈现分级结构,地方政府对地方环境质量负责,直接管理地方环保部门;上下级环保部门之间没有垂直领导关系,上级环保部门对下级环保部门只进行业务上的指导,不能对下级违法行为直接处罚,这种体制极易产生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本地的环境保护。针对该问题,从行政方面,推动环保部门行政体制改革,提高上级机关对下级的领导和干预能力势在必行。在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环保事权、基层环保部门主要行使环保职能执行权的基础上,通过对人事管理、财政经费等体制要素的重新配置,将人员编制、财物经费归于上级环保部门管理,环境执法监管的权威在基层单独归于市级环保部门[6]。

(二)适当提高污染环境罪刑罚刑期

适当提高污染环境罪刑罚刑期并非主张重刑化,而正是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体现。目前污染环境罪短期自由刑与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结果相比有过轻之嫌,适当提高刑期后,重大环境污染案件就可以本罪而不是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处罚,利于有效发挥出刑法对环境犯罪的震慑作用。

(三)针对积累性环境污染犯罪,采用多种因果关系证明方法

积累性环境污染犯罪因果链条复杂,危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难以从正面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使很多环境犯罪逃脱刑事制裁。建议控方采用间接反证法,疫学因果关系推定法等新型证明方法,合理分配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使各类环境污染犯罪得到法律的严惩。[7]

(四)尽早出台关于污染环境罪主观责任的司法解释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修改后,污染环境罪争议最大的就是该罪的主观责任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司法解释迟迟未出使法官审理案件主观随意性较大,同类案件易产生不同审判结果,因此呼吁最高人民检察院 和最高人民法院尽早出台关于污染环境罪主观责任的司法解释统一标准。

(五)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单列一章,按照污染物的种类分别设置具体环境污染罪名

污染环境罪范文第7篇

该案中胡某在明知在生产氯代醚酮过程中所产生的钾盐废水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情况下,仍然将大量钾盐废水排入河内,污染市区两个自来水厂取水口,导致市区20多万居民饮用水停止达66小时,造成了巨大损失。该法院认为,胡某在该起特大环境污染事件中,故意排放污水的意图明显,符合投放毒害性物质罪的构成要件,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115条之规定,构成投放毒害性物质罪。遂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这样一个“首次”判决,让许多人感到很痛快和解气。道理是明摆着的:相比于专门的“污染环境罪(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投放毒害性物质罪”是一个罚则更严厉的罪名。以更严厉的罪名追究污染环境者的刑责,以提升环保力度,公众当然乐观其成,但是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笔者认为, 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判处污染环境者不妥。

第一,两罪犯罪主体上的不同。污染环境罪(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犯罪的主体,一般是实施了危害环境,致使公私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并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从我国环境管理和司法实践中看,本罪绝大多数主体是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的企、事业单位中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主观上具有牟利性,只顾发展生产,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造成严重环境污染事故的直接负责人员和直接相关人员。而投放毒害性物质罪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到达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能成立为本罪主体,本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应当在14周岁以上。在破坏环境保护的犯罪中,绝大部分是单位所为,以往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都是单位和个人一起处罚的,对单位要处以罚金,第346条规定:单位犯本罪的实行“两罚制”,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照第338规定处罚。而该法院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来判处刑罚,只能追究自然人的责任,不能追究单位的责任,让单位逃避了法律的追究。

第二,两罪名归属刑法分则不同章节,保护的客体不同。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属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污染环境罪(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属第六章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两罪中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均有明确的规定。污染环境罪(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导致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而投放毒害性物质罪,是指故意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此前,中国在对类似的污染事件追究刑事责任时,均以污染环境罪(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如2005年发生的四川沱江特大水污染案等,被告人都是以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的罪名被判刑。而该次特大水污染事件,以新的罪名来追究污染环境者的刑事责任,其罪名更重,求处刑期也更长,不甚妥当。

第三,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同。污染环境罪(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主体实施重大环境污染的危害行为,致使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心理状态而言。从行为主体上看,绝大多数出于过失,一种属过于自信的过失,即行为人对染环境,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严重后果应当预见到,但轻信能够避免污染事故的发生。如向水体排放有毒废水,以为水体稀释能力大,自信不会造成污染事故,而结果使大面积养鱼死亡及人畜中毒。另一种属疏忽大意的过失,即行为人对于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及后果应当有所预见,由于疏忽大意而未能预见。如由于实践经验或技术业务上疏忽大意,将未经处理的大量有毒废水直接误排入水体,造成生活饮水水源受到严重污染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而投放毒害性物质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犯罪,多表现为直接故意,但不排除间接故意地实施此类犯罪的情况。

第四,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污染环境罪(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的客观方面表述为严重污染环境的危害行为,并导致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及严重后果;投放毒害性物质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故意实施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前罪的客观方面描述更为具体对应。

第五,“投放毒害性物质罪”比 “污染环境罪(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处罚更严厉。依据《刑法》,后者最高处罚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前者严重的话则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此,有法律专业人士也给予了肯定和赞赏,认为“中国法院开始以新的罪名来追究污染环境者的刑事责任,其罪名更重,刑期也更长,显示了中国对严重污染环境事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加大。”而“借道”“投放毒害性物质罪”而非现成的“污染环境罪(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来追究类似本案的特大环境污染事件被告人,与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来追究醉驾者刑责,并判处死刑的做法,无疑有相当程度上的类似性。虽然污染环境罪(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罪名力度偏软、严厉性不足,但是无论从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还是司法应有的严肃性看,这种“借道”新罪名以求个案严判的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绝非长远治本之策。据统计,到 2005年年底,全国以破坏环境罪定案的只有3起,也就是说,自1997年《刑法》修订,增设“污染环境罪(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十多年来,该罪名被实际适用的次数屈指可数。而环境违法事件却日益猖獗,后果更是影响深远,每年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损失不断扩大。这意味着,多年来,环境犯罪被追究的概率非常低,并非是追究的罪名不够严厉,而是执法不够严厉。假设设置在第六章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污染环境罪(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能被更好的运用,发挥它的现实效力,远远比用另一个更严厉的罪名来处罚效果好得多,司法的负面效应也会降低至最低化。此前,中国在对类似的污染事件追究刑事责任时,均以污染环境罪(重大环境事故污染罪)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而现在不同法院又以不同的罪名判决,不利于司法的统一,也有损司法的严肃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判处污染环境者不甚妥当。

污染环境罪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 个案 污染环境罪 立法缺陷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2007年11月底至2009年2月16日期间,原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某、生产厂长兼车间主任丁某,在明知标新化工有限公司为环保部门规定的废水不外排企业,明知在生产氯代醚酮过程中所产生的钾盐废水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情况下,仍然将大量钾盐废水排入到公司北侧的五支河内,污染市区自来水厂取水口,并致使该市20多万居民饮用水停水达66小时40分,直接造成经济损失543.21万元。后人民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被告人胡某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同时合并其他罪行,决定对胡某执行有期徒刑11年;以同罪判处被告人丁某有期徒刑6年。

案例二:2009年6月,曹某谎称自己为上海某环保有限公司的业务员,通过他人与上海某香料厂法定代表人黄某联系为该厂处理工业废水。之后曹某又将废水处理事宜转给无工业废水处理资质的陈某,让其自行处理该厂工业废水。6月某日和6月某日,陈某将该厂工业废水倾倒在某区一泥浆塘内,致使刺激性气体蔓延,周边土地污染,200多人紧急疏散,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达71万余元。事故发生后,香料厂承担了受污染土地修复费用等全部经济损失。最终曹某被判有期徒刑一年6个月,罚金15万,陈某被判有期徒刑10个月,罚金10万元,黄某因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而未被。

案例三:2011年4月某日,顾某某于将废油残液通过下水道排入公司旁的河流内,造成河流污染、某水厂紧急停运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经鉴定,该次事故共造成公私财产损失计人民币38万余元。顾某某因有自首情节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这样的刑罚处罚显然无法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

二、污染环境罪的立法缺陷

(一)罚金刑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在污染环境的行为中,国家和人民财产的损失往往是巨大的。罚金刑作为财产刑,在污染环境罪中不仅可以惩治犯罪,还能对尚未作出违法犯罪行为的行为人产生威慑,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然而实践中,由于刑法未对罚金的数额进行明确的规定,罚金刑的判决具有随意性且处罚数额普遍偏低,如案例一“投放危险物质罪”中无法通过罚金刑对受利益驱使的企业或者个人进行经济上的制裁。案例二、三中罚金数额仅为损失的三分之一,违法成本的过于低廉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污染环境行为的泛滥。

(二)法定刑种类过于单一,罪责刑不相适应

由于我国立法中只规定了罚金刑和自由刑,案例二、三中,法院仅能以现有法律为依据对行为人处以这两种刑罚,不免显得单一。此外,实践中环境污染犯罪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仅会导致环境的破坏、经济利益的巨大损失,严重的还会危及人类的健康,如1931年日本富山平原神道川河附近工厂排放含镉废水,造成居民患骨骼疼痛病,重者全身多处骨折,甚至在痛苦中死亡。如此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我国刑法中的法定最高刑仅为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惩治行为人难以发挥刑罚的威慑力,达到预想的效果,对于环境的保护,也会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不利于有针对性地惩治不同环境犯罪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第338条已经删去了“向土地、水体、大气”这一限定性的前缀,并将“危险废物”改为“有害物质”,扩大了适用范围,但是却忽略了不同的犯罪对象会带来不同的环境风险,如海洋污染具有扩散范围广、持续性强,对鸟类、鱼类危害严重等特点,我国却将海洋污染的治理等同于内水污染,不利于有针对性地惩治此类犯罪。

(四)事后惩治的不足

将犯罪结果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罪的入罪门槛,但不能否认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针对的仍是客观方面的行为犯、结果犯。而我们知道,环境污染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往往具有潜伏性和滞后性(日本的镉污染从最初的病状出现到最后判明是工厂废液中的镉中毒所致,前后经过了20年的时间)。刑法的这种事后惩治不利于发挥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预防和保护作用。

三、污染环境罪的立法完善

(一)转变立法理念,确立污染环境罪独立的犯罪客体

污染环境犯罪在刑法中位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中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从其所属章节就可看出,我国在立法时更加注重的不是环境法益本身,而是国家的监管秩序、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安全,即关注的重点是人本主义而非生态环境法益。在这样的立法理念驱使下,必然无法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足够重视。时至今日,环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越来越多的学者亦认为污染环境罪应有自己独立的犯罪客体,即环境法益。只有立法理念的彻底转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污染环境的现状,凸显环境生态的重要性。

(二)细化罪名,进一步降低入罪门槛

如前所述,不同的污染物质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是不一样的。完善污染环境罪的立法,就应在污染环境罪的基础上析离出如水污染罪、土地污染罪、海洋污染罪等罪名。同时对于我国已有的环境保护单行法规,如噪声污染、光污染等也应有相应地刑法予以规制,罪名的进一步细化,能够使刑法对环境保护更具针对性。

此外,还应将故意犯和危险犯纳入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构成中。实践中,行为人往往被高额利益所惑,置大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以及环境的破坏于不顾,在这种直接或者间接故意的驱使下去污染环境。因此,有必要明确规定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包括故意和过失。根据过错大小,故意犯本罪的,应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按法定刑定罪处罚;而过失犯,则可在法定刑的基础上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增设“危险犯”,学界中历来呼声很高,主张行为人的污染行为一旦具有造成严重损害的危险,若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即可成立污染环境罪,进一步降低了入罪门槛。虽然这样更有利于打击污染环境犯罪,但应注意不能盲目扩大该罪的认定范围。只有当污染行为导致危害结果或者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具有高度盖然性时,才可认定该行为与损害结果或者危险的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从而认定为污染环境罪。

(三)适度引入严格责任原则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激化,有学者提出引入英美刑法的严格责任来增强刑罚的威慑力,然而有些学者却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不问过错,一概认定污染环境行为即构成犯罪,会使企业因惧怕犯罪而缩手缩脚,不敢大规模的发展生产,同时也会有客观归罪之嫌,并且现阶段我国刑法并不承认严格责任原则,盲目引入可能会适得其反。对此,笔者认为,严格责任在本质上是免除举证方证明被告人过错的举证责任,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实际具有过错无关。持反对观点的学者显然是将严格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绝对责任相混淆。同时,为保障严格责任适用的准确性,建议适度引入严格责任。即适用严格责任时,控诉方仍要搜集足够的证据,提供该污染行为必然会导致环境严重污染的科学证据,避免仅凭犯罪人的一家之言;也要允许行为人以自己无过错或该污染行为系第三人所谓为由进行申辩,防止无辜的人遭受刑罚处罚。

(四)加大污染环境罪的刑罚处罚力度

刑罚的目的在于报应和预防的统一。在污染环境罪刑罚方面的完善中,首先要做的应是提高量刑标准,按照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大小,可将最高法定刑提高至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死刑,以使罪责刑相适应。另外,明确规定该罪的罚金量刑幅度,具体应使犯罪人所受的刑罚与其对环境的损害程度相当,并超过其因此而获得的利益,这样才会使犯罪人因预见到自己行为后果的无利可图性,而降低其犯罪的可能性。

污染环境罪范文第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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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罪范文第10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进行了大幅修改。这次修改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入罪门槛,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增强了刑法在惩治环境污染行为方面的威慑力。但是,本次修改仍有不少疏漏之处。例如,《刑法修正案(八)并未给出“严重污染环境”的判断标准,也未明确“有害物质”的范围,其量刑设计也沿用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规定,并未结合实践需要进行适当调整。“两高”应采用司法解释的方式,对本次修改存在的诸多疏漏予以补救,以回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更好地发挥刑法在打击环境犯罪,保护环境法益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立法缺失;司法解释

中图分类号:D924.3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4013304

近年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频繁发生,但肇事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却屈指可数。2011年2月,《刑法修正案(八)》颁布,该修正案第46条对《刑法》第338条进行了修改。为配合《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两高”于2011年4月出台了《关于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的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规定以“污染环境罪”替代《刑法》第338条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罪名。上述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司法实务部门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补救了原有规定的不足,使“污染环境罪”的法律规定更为合理。但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对“污染环境罪”的修改尚有疏漏,导致《刑法》第338条的规定也不尽完备,因此,还需要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补救。

一、《刑法修正案(八)》对原《刑法》第338条的修改及其评析

原《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刑法修正案(八)》将其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法律是对社会生活的回应。《刑法(修正案八)》对原《刑法》第338条的改动对于遏制频发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打击环境资源犯罪,更好地保护环境资源法益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相较原来的规定,《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刑法第338条的规定进步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新《刑法》第338条的规定扩大了刑法保护的环境资源范围。原《刑法》338条用列举的方式,将“土地、水体、大气”明确为刑法保护的环境资源,而《刑法(修正案八)》则通过删除具体的环境资源类别的方式,取消了原来的限制,将应受本条规定所保护的环境资源范围进行了扩张,也相应地扩大了应受《刑法》保护的环境资源范围。

另一方面,新《刑法》第338条的规定扩大了应受惩罚的不法行为范围。按照原来的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具有危害物性的“废物”的行为才有可能构成本罪。换言之,如果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具有危害物性,但不是“废物”物质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中将“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1―2007)中术语部分的规定,危险废物是指具有腐蚀性、急性毒性、浸出性、反应性、传染性、放射性等一种及一种以上危害物性的废物。而“有害物质”是在其生产、使用或处置的任何阶段,都具有会对人、其他生物或环境带来潜在危害特性的物质。由于后者的范围要远远大于前者,因此,新《刑法》第338条的规定无疑扩大了应受打击和惩罚的不法行为范围。这种扩张既满足了司法实践的需要,又有利于更好地打击和惩罚污染环境的犯罪,对于更好地保护环境法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1]。

此外,新《刑法》第338条的规定还降低了本罪的入罪门槛。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用“严重污染环境”替代“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按照新的规定,就本罪的构成要件而言,只要是严重污染环境就有可能构成本罪,在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危害后果等方面并无过多要求。因此,新《刑法》第338条规定的入罪条件要比之原来的条件低。

二、本次修改的缺失及其危害

上述修改呼应了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响应了司法实务部门和环保实践部门的需求,但《刑法修正案(八)》对原《刑法》第338条规定的修改尚有不足,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之规定也还有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

首先,“严重污染环境”行为的认定标准不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 年出台了《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通过列举的方式,对《刑法》原338条中规定的“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和“后果特别严重”进行了解释。该解释第1条规定,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均属于“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两高”通过这种定量化解释的方式,明确了“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认定标准,从而为司法实践中认定罪与非罪,以及罪行的社会危害程度提供了明确的判断依据和标准。但是,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用“严重污染环境”替换了原“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和“后果特别严重”的规定。也就是说,《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解释的法条已发生重大变化,如果继续沿用原来的标准认定“严重环境污染”已明显不妥。事实上,违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都有可能对环境资源造成污染,而这种污染严重到何种程度始为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并未给出具体的规定,“两高”《关于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的司法解释也未涉及这个问题,这种情况违背了立法者改善本罪的可实施性的初衷,也易导致司法实务中判定“罪”与“非罪”的困难,严重影响本罪的可实施性,实为本次修改的一大缺失,亟需补救。

其次,“严重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被排除在本罪之外。违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不但可能造成环境污染,还有可能破坏自然资源。事实上,很多自然资源与其依附的生态环境之间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因此,既应将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不法行为纳入本罪的打击和惩治范围,也应将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从而导致自然资源被严重破坏的不法行为也纳入本罪的打击和惩治范围。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仍然没有充分考虑到环境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生态联系,从而将“严重破坏自然资源”排除在本罪的保护范围之外,实为本次修订的又一缺憾。

再次,“有害物质”的认定标准不明确。原《刑法》第338条在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对象时,采用了列举加“兜底条款”的方式,用“其他危险废物”的表述,对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对象的范围进行了扩张。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沿用了列举加“兜底条款”的方式,在保留“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基础上,用“其他有害物质”替换了原来的“其他危险废物”。但从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和“两高”的司法解释看,本罪中“有害物质”的认定标准仍不明确。“有害物质”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字面意思看,凡是可能对人的身体和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的物质都是“有害物质”。那么,违法排放、倾倒或处置有可能对人的身体和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的物质,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行为都应当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但是,根据现行环境立法,“有害物质”的立法尚不统一,“有害物质”的范围也并不明确[2]。现行环境立法中既有“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也有“有毒有害物质名录”,还有部分行业协会制定的行业内部的“有毒有害物质一览表”。而且,现行环境立法也往往用“有毒有害物质”来统领“有毒物质”和“有害物质”。事实上,“有害物质”和“有毒有害物质”也并非完全重合。由此可见,本条规定中“有害物质”的认定标准尚不明确。

最后,本罪量刑设计不合理。从《刑法修正案(八)》对本罪的修改和“两高”做出的司法解释看,加大对污染环境行为的惩治力度是本次《刑法》338条修改的本意。但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却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刑罚规定。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极不合理,不利于切实保护环境资源法益。违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具有极大的弹性,即严重环境污染可能造成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和环境危害具有极大的弹性,因此,构成本罪的不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就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而法定最高刑仅规定为7年,实难体现对本罪中严重污染环境,造成极其严重后果的不法行为的惩罚,也与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相背离。

三、对《刑法》第338条的司法解释补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的修订并不尽如人意。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司法解释在法律具体适用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刑法》第338条的立法缺失完全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补救。

首先,明确“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标准。《刑法》第338条中“严重污染环境”的表述内含着定性和定量的双重要求。在定性上,本罪的不法行为需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在定量上,本罪的不法行为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需达到“严重”的程度。而该用何种标准判断环境是否被严重污染也就成为了司法实践的难题。为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困难,“两高”应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事实上,“严重污染环境”最直接的后果是环境质量的下降,而现行环境立法中,中国已制定了国家环保标准、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等一系列立法。特别是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立法,更是将环境质量标准细分为空气质量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等十一项子标准。应该说,从立法层面看,中国的环境质量标准体系立法已基本齐备;从环保实践层面看,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执法中也早已依据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对排污行为进行认定,对环境质量进行判断。综合上述分析,笔者建议,应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规定依据现行环境质量标准作为判定“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和依据。

此外,在本罪中,不法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后果具有较强的迟滞性。实践中,污染环境的行为既可以表现为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也可以表现为继发性或渐进性的环境污染,对于第二种情形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造成严重后果[3]。也就是说,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所导致环境污染的后果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司法解释需充分考虑环境污染所致损害后果的迟滞性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切实解决当下污染环境行为“定罪难”的问题,保证本条规定的实施。

其次,以适当的方式将“严重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纳入本罪。非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可能直接或间接地破坏自然资源,而这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现行刑法未予以明确。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之间存在非常紧密、复杂的联系。事实上,上述行为既可能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有可能对自然资源造成严重破坏。考虑到法律的稳定性,暂时不宜对《刑法》第338条做大的修改。综合以上考虑,笔者建议,可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严重污染环境”做扩大化解释,将其外延拓展为既包括“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包括“重大的自然资源破坏”。通过对“严重污染环境”的扩大化解释,既可使现行法律规定更加周延和科学,又能将非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也纳入本罪惩罚对象的范围,还能在保证法律稳定性的前提下,补救现行法律规定的缺失。

再次,对“有害物质”的认定标准予以明确。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将“其他危险废物”改为“其他危险物质”,扩大了该罪的适用范围,有利于改善当下严重污染环境的现状,但是,对于本罪的适用,司法解释应当对于“有害物质”的确定标准列出比照名目,以保障本罪的可实施性,同时还需要注意与刑法339条等相关法条的协调性。事实上,卫生部在2003年就制定了《医疗废物分类目录》,此外,环保部和国家发改委在2008年联合制定了《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其中,《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第4条还规定:“未列入本名录和《医疗废物分类目录》的固体废物和液态废物,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根据国家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具有危险特性的,属于危险废物,适时增补进本名录。”此外,《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第8条还对危险废物的危险特性进行了具体规定,即危险特性是指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和感染性。需要指出的是,危险物质并不等同于危险废物,因此,不能完全按照现有的规定对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物质进行认定。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应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和《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作为判断《刑法》第339条中“其他危险物质”的依据,同时还应规定,如果根据国家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具有危险特性的物质,均属于“危险物质”的范畴。

最后,重新设计环境刑事法律责任的规定。就现行规定看,最高刑仅为7年已经既难以适应环保实践的现实需要,更难以遏制严重环境污染犯罪频繁发生的趋势。污染环境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其社会危害性也具有很强的弹性,但现行刑罚的量刑幅度却较小。因此,应本着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适当拓宽本罪的刑罚范围,加大环境刑事法律责任的弹性。笔者认为,应当充分考虑本罪中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巨大弹性,在遵循“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适当拓宽本罪的量刑幅度,上提法定最高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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