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治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3 12:42:20
污染治理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英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城市河流污染，主要因为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化水平和社会认识尚不能承载工业化带来的全面影响，加之国家治污力度多受掣肘及科技水平的制约，河流污染的状况在19世纪没能得到显著改善，引发生态环境恶化及流行病侵害等不良后果。后发国家应以英国工业化的得失为镜，实现工业化的科学发展。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为不列颠最早叩开了现代化的大门。然而，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与经济:荣和城市发展相伴的还有遭受污染的生态环境，其中，城IIJ河流污染尤为严重。英国，在摘取了一个工业化先行者JPG该摘取的最优惠成果的同时，也尝到了工业化及城了化造成的水污染苦果。对尚未实现工业化及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规避和整治“迈达斯的灾祸”有所裨益2=16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故本文不揣浅陋，愿就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防治及其特点等问题予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状况
城市水污染自古有之。人类早期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大都被排人大气或弃置于水中，古时的城市居民已有用法令和规章控制污染的尝试。在古希腊，只有获得特殊允许才能设立制革厂;古罗马也有规章规定，制革、榨油和洗衣作坊只能设立在没有居民点的台伯河对岸。但是，早期的污染仅限于十分狭窄的范围。
上百年来，英国的毛纺业等传统工业无疑也降低了河流水质，但是，严重的水污染直到19世纪工业化时期才真正发生。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不断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使英国的许多河流受到了污染，在19世纪，城市河流污染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恩格斯对当时河流污染的描述颇为详尽。例如，流经利兹的艾尔河，“这条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人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流经曼彻斯特的两条小河—艾尔克河与梅德洛克河的污染状况亦十分严重，“停滞的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梅德洛克河的“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滞的，而且发出臭味。
此外，流经西赖丁约克的卡尔德河，在1852年以前始终是鱼类喜爱的栖息地，至1867年，皇家委员会已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流经西赖丁约克的，与其说是河水，不如说是墨汁。艾尔克河的支流布拉德福河，曾是男孩们捕鱼的乐园，也被工业化的浪潮熏染得通体黝黑，以致“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以将它点燃”，俨然是一条随时喷发的黑龙。
泰晤士河曾是一条美丽的河流，英国人习惯地称之为“老父亲泰晤士”。19世纪以前，泰晤士河河水碧波荡漾，鱼虾成群，是举世闻名的鱿鱼产地，诗人蒲柏在1728年将其描绘为“银色的洪流”。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沿途城市居民的剧增以及大量工厂的建立，各种污染物源源不断地进人泰晤士河，牛津以下河段的水质急剧恶化，泰晤士河成为一条污浊不堪的“臭河”。1855年，化学家法拉第致信《泰晤士报》:“整条河变成了一种晦暗不明的淡褐色液体……气味很臭……整条河实际上就是一道阴沟。可见，英国城市的水污染在19世纪中期已经相当严重。
二、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
那么，究竟为何诸多河流在一个世纪里都变了色、变了味，这么严重的污染是怎样产生的呢?无疑，工业废水和公共废水是城市水污染的主要来源，其中，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布局和工业类型又是产生大量工业污水的直接原因。
工业化初期，主要的机械动力是水力，“由于使用水力机，工厂不得不设在大流量的急流旁边”。因此，英国的第一批近代工厂自然傍河而建，在英国工业的发源地和中心—曼彻斯特，“几乎所有的厂房都是沿着贯穿全城的三条河流和各种运河建立起来的。这既解决了动力问题，又方便了废水处理，河流也成了废水排放的理想场所。蒸汽机发明后，以前依靠水力机械、依河而建的工厂逐渐转移到城市中，但工厂对那些流经城市的河流的依赖并没有减轻。因为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多数工业生产部门的主要需求，都是比较洁净的水。水作为冷却剂是蒸汽机不可或缺的，一些工业部门如毛纺业、印染业、造纸业的生产过程也离不开水，还有酿酒、洗煤，没有水更寸步难行。同时，水路为工业主提供了廉价的运输途径。因此，一条河流附近往往分布多家工厂，例如艾尔克河，“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这些废水中往往含有铅、碱、硫等污染物，而且大多是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使水质大大降低，造成严重的河流污染。
造成城市水污染的另一主要来源是公共废水。公共废水主要包括人畜的排泄物、生活垃圾和洗涤剂。公共废水的存在本不可避免，但在英国工业化时期，因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增长过速，加上市政建设滞后，遂使水污染加剧。
一方面，与工业化相伴的是，英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城镇人口增长急剧。势如潮涌的人口，被压缩到很小的拥挤不堪的中心点上。从增长数量上看，大约在1800年，英国只有一个大城市—伦敦，人口约100万，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如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布里斯托尔等(这些城市的人口大多只在5到10万之间)。1850年伦敦人口增至2,360,000人，另有9个城市在10万人以上，18个城市在5万到10万之间。1910年英国有46个城市超过10万，伦敦人口更是猛增至450万。从增长率看，兰开夏在1700年至1801年间人口差不多增加两倍，曼彻斯特的人口在1773年至1801年间也增加了两倍。到185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已首次超过农村。城市的扩展和人口的集中大大增加了水资源的消耗，也使城市的公共卫生日益恶化，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构成了那时英国许多城市的基本外貌。
另一方面，英国城市化虽快，但城市化水平较低，市政建设滞后。“所有的市镇，不论是新的还是老的，都面临着公共卫生的严峻问题,工业化早期，英国的城市尚未建立清扫垃圾的制度，垃圾粪便随意堆放，人们甚至因厕所太少不得不随地大小便。特别是贫民窟，成了疾病流行的孽生地，被人们称为“霍乱国王的巢穴”。在利兹，最不卫生的地区是工人住的狭窄的房屋区，这类建筑物里不具备任何一种排水设施，厕所少且前后无遮无盖。到1831年，即使是已拥有14万以上居民的曼彻斯特市区仍没有铺砌街道和修建下水道的条例。非但如此在曼彻斯特新城(又叫爱尔兰城，theIrishtown),“街道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可是这里却有无数的猪群”。大量垃圾、粪便、洗涤用水还有从街道屠宰场排出的水染上深红色的兽血，经过公用阴沟和露天排水沟通往小河、水坞，加重了城市河流的污染。
综上所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副产品”是造成城市河流污染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工业化时期英国的社会思想是污染得以加剧的促因。
首先，英国人将“自由放任”思想奉为圭泉，对工业革命造成的工业中心人口膨胀、城市污染和公共卫生等问题尽量不干预;其次，社会以追逐财富为价值取向，对“污染”则漠不关心。英国贵族通过经营追求财富早已成为惯例，社会中下层又有着一股“向上看”的风气，于是上行下效，社会形成了以谋求利润为荣的风气。
难怪连外国观光者都不禁要惊呼:“英国的城市纯粹是工作和挣钱的地方，而绝非休息和享受的乐园，那种具有更高尚品格的人还没有出现。
三、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及其特点
随着河流污染状况的不断加剧，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危害，人们开始意识到有必要采取措施对污染予以遏制，但长期似来，社会的反应并不积极。直到19世纪中期，随着流行病的多发，城市才开始实行系统的卫生改革，如下水管道、清水供应和道路清洁等。同时，社会对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也愈加重视，各项治理措施逐渐建立，整治渠道逐步完善。下面将结合英国在这一时期的防治措施，对城市河流污染的治理特点进行探讨。
(一)各群体和多渠道的广泛参与。生态学家和卫生学家最先向社会发出正视污染的呼声，他们是治污的先行者。部分生产者组成志愿协会，呼吁减少废物排放、倡议革新生产技术，为政府的积极治理建言献策。议会和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全面领导水污染的治理。这样，河流污染的防治得到了议会、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各群体的参与和支持。
(二)议会立法和政府作为是治理污染的主导力量。一方面，从议会来说。1848年霍乱发生后，议会通过了第一部“公共卫生法”，并成立卫生部，虽不是专为治理水污染而设，但它规定在传染流行区域设立地方性卫生委员会，负责处理当地污水问题。由于习惯法提供的防御河流污染的措施起不到明显效果，1855年，议会颁布了《有害物质去除法》，试图对那些以工业废水污染河道的制造商处以罚款1865年和1868年，议会又先后两次委任皇家委员会，负责调查河流污染的状况并寻求行之有效的治理途径叫即。在第一届委员会提交初次报告后十年，议会通过了《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国家立法，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水环境防治法规。法案不仅对禁止排放的各类污水和违法行为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工业废液、颗状和悬浮状污染物、下水道污水排放等)，还任命专家担任审查官，向工作部门提供实施建议，并通过监督技术改进以控制河流污染。这是一部具有“框架性”意义的法案，它关于防治河流污染的基本原则一直沿用至1951年。
另一方面，从政府作为来看，主要是加强市政的排污系统建设。例如，1858年伦敦市政当局修建的“伦敦下水干道”，以及1863年秋动工的泰晤士河河堤，就是政府治污的工程举措，通过建立下水道网络将工业污水和生活垃圾转移到下游地区，为减少伦敦水生疾病的发病率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应该说，在19世纪，尤其是下半叶，英国议会和政府在治理河流污染方面确实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效果。
(三)专家治理充当重要角色，发挥积极作用。1842年查德威克的《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发表，揭示出糟糕的公共卫生状况，尤其是“飘着恶臭的厕所、污水沟和被污染的饮用水”是引发霍乱的根源。麻醉医师约翰·斯诺也提出同样的观点，1849年，他发表《论霍乱的传染方式》一文，指出被病菌污染的水源是霍乱传播的主要渠道”。他的这些结论有力地说明了治理水污染的必要性，也坚定了全社会的治水决心。1848年，约翰·西蒙医生被任命为伦敦城区的保健医官，“这一职务不仅在争取城市制定供水、排水、贫民窟的清洁规划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确保有关建筑和人口过分拥挤的规章的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议会在第一部河流污染防治法制定之前委任了两届皇家委员会，委员会全都由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如第二届皇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皇家工程院德尼森爵士、化学家弗兰克兰德和农学专家默顿等人。他们通过调查取证，亲自实验，向议会递交调查报告，同时，专家们还对肆意向河流排放废水的行业进行严厉谴责，同时建议政府设立限制废水排放的详细标准，为国家制定水污染防治法案提供了理论依据。
碍于诸多阻挠因素，《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19世纪末，英国主要河流受污染的糟糕状况没有显著改善。1898年，英国又一次委任多名专家组成皇家委员会，调查污染来源和督查河流防治的进度。与德尼森爵士等前辈不同的是，此次委员会的专家们更加务实。他们注意综合考虑多方利益，设法调动工厂主的治污积极性，待之以宽，不求速变，先制定适度可行的治污标准，再随污染状况的改善而逐年将标准提高。在这种务实精神的倡导和促进下，产生了一系列减轻水污染的新方法。首先，也是最简捷的方法—一些滨海城市(如利物浦、霍恩、布里斯托尔等)将部分污水注入大海，通过污水转移以缓解河流的吸纳压力。其次，建立“污水农场”，将污水引到离城镇不远的农场用以灌溉作物，既廉价、无害，又不影响丰产，到19世纪末，像伦敦、曼彻斯特和诺丁汉等地附近已有不少这类农场。此外，多种净化剂得以应用，如动物骨灰、焦炭和页岩等，都能起到过滤和净化污水的效果。可以说，这些成效凝聚着诸多专家的汗水和智慧。
治污成效虽不显著，但仍在困境中渐进19世纪特别是下半叶，英国人治理河流污染的努力有目共睹，可惜收效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在河流污染的防治过程中尚存在诸多阻力。
其一，政府治污不坚决。一方面，英国在19世纪面临国内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等诸多紧迫问题，相形之下，河流的防治事宜尚不够急切;另一方面，对工业与贸易利益的关切使行政当局不愿对工矿企业的污染行径和搪塞应付过于苛责，这势必影响政策法规的贯彻力度。其二，工厂主和矿主不诚心。革新生产技术、减少污水排放意味着投入的必然增加，显而易见，这种增加成本和损耗利润的要求是无法让各行业的污染大户欣然接受的。其三，民众不觉悟。“一条受污染的河流对健康的实际影响，在19世纪70年代还不为公众所认识。168公众对皇家委员会提出的防治措施或一无所知，或漠不关心，更有甚者对一些协会付出的反污染的努力嗤之以鼻，将其讥为理论家的空谈。其四，科技不过关。19世纪中后期的科学对水污染特征、水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以及水的净化问题上缺乏明确认识，科学家不能准确找到河流中有毒物质的来源，而关于污染治理的技术开发又不够成熟，要改善大规模的污染状况自然是力不从心。因此，有人总结道:“河流污染的治理必定被看成是维多利亚时代公共卫生史中令人最不满意的一章。尽管如此，英国人在防治河流污染过程中取得的积极成效还是不能抹煞的。超级秘书网
四、关于英国城市河流污染及治理的几点启示
作为第一个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国家，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经历和治理得失值得后发国家借鉴。
第一，正确认识河流污染的危害，重视水污染的防治。河流污染不仅破坏生态环境，而且直接威胁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生命安全。鱿鱼是深受英国人喜爱的食物，可在1836年，泰晤士河的鲤鱼已几乎绝迹，而在塞文河、特伦特河与埃文河，也变得越来越稀少。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不得不向加拿大和挪威大量进口蛙鱼，以稳定在比灵斯门鱼市的价格1858年，奇臭的泰晤士河令在河畔开会的议员们不堪忍受，被迫将会议延后一周举行19世纪霍乱频发，仅1832年一次，就“大约使3100英国人丧生”。放眼全球，因河流污染而引发生态恶化和危害人们健康的事例不胜枚举，有的触目惊心，所以污染防治关系重大，不容轻视。
第二，治理河流污染既要持之以恒，又要讲求方法。从英国的河流的污染史中我们可以看出，污染治理的成效有赖于制度完善、科技发展和社会协作等诸多因素，英国城市河流的污染状况直到20世纪中期才开始明显改善。可见，污染易，治理难。
污染治理论文范文第2篇
作者：刘广兵 刘伟京 李小路 徐明 单位：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工业生产的水资源消耗和污水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压力，工业经济仍未摆脱“高污染、高消耗”的发展模式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纺织业等传统的高污染、高消耗行业产值分别排在第4，5，6，7位，4个行业工业产值占一级保护区工业总产值的25.0%。一级保护区内产值最高的前100个企业中，37%属于高污染、高消耗行业。一级保护区内有纺织企业637家，占企业总数的6.5%，但纺织行业COD排放量居各行业之首，占排放总量的37.21%。无锡市区、宜兴市和吴江市主要工业污染源均为纺织业，纺织业COD排放量分别占各地工业排放总量的29.5%，54.7%和83.1%。一级保护区工业经济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高污染、高消耗的发展模式。（3）外来人口多，人口密度大一级保护区人口为207.7万人，陆域范围平均人口密度约为1600人/km2，是江苏省平均人口密度（748人/km2，2008年）的2.14倍。一级保护区内有6个工业园区，产业定位包含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人口的聚集，外来人口占一级保护区人口总数的33.6%。其中吴江市外来人口比重最大，达到45.1%，其次是无锡市区，外来人口占39.0%，2地区外来人口所占比重均在一级保护区平均水平以上，一级保护区人口及外来人口分布见图1。外来人口的大量聚集虽然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但给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污染物排放强度大根据统计，太湖一级保护区COD排放量为17816t/a、氨氮排放量为1781t/a、总磷排放量为346t/a、总氮排放量为3424t/a。一级保护区面积占整个太湖流域的3.7％，COD、氨氮、总氮、总磷排放量分别占流域总量的3.1％，2.8％，3.5％，6.0％。一级保护区工业用水66.58万t/km2（江苏省为3.44万t/km2），工业废水排放量3.13万t/km2（江苏省为2.53万t/km2），生活污水排放量6.62万t/km2（江苏省为2.71万t/km2）。可见，一级保护区污染物排放水平接近太湖流域整体水平，总磷排放强度甚至超过了整个流域；用水及排水强度已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污染物的高强度排放和水资源的高消耗对太湖生态环境产生直接影响。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严格控制居民点工矿用地规模，一级保护区内凡新建工业企业（项目）必须进入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发区，改、扩建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和省地方政策法规且在经过有权部门的严格审批后方可施行。一级保护区内的开发区数量及规模维持现状水平，近5年不再批准新建和扩区的开发区。新建居民点必须在城镇总体规划区内，近5年一级保护区内城镇规划区维持现状水平，不再批准新建和扩区的城镇总体规划[5]。调整工业结构（1）清理整顿重污染企业一级保护区范围内严禁新建、改（扩）建包括纺织染整、化工、电镀、造纸、钢铁和食品（啤酒、味精）等重污染行业的项目。对区域内164家六大重污染行业企业实施提标改造，按照清洁生产二级标准重新核发排污许可证，达不到排污许可证要求的一律依法关闭。区域内尚没有接管的重污染企业必须接管。按照《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办（2004）47号）要求，对产生危险废物的搬迁单位必须按照要求制定土壤功能修复实施方案。（2）提高产业集约化水平，鼓励发展第三产业发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能力，积极发展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采取关停、转移、转型和转化等方式，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依法推进的工作机制，坚决限制和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危险、低效益的企业、生产工艺和产品，提高整个区域产业资源的集约化程度[6-7]。大力发展“低消耗、低排放、高科技、高产出”产业，加快形成节约、环保、高效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产业结构向“三、二、一”的转变，加快形成区域内服务内容丰富、服务对象配套、服务功能协调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制定行业规划和完善市场机制，促进以生活服务为主体的传统第三产业改造、提升、转型，大力发展以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生态旅游、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咨询服务、国际服务外包等为重点的生产业，逐步形成一级保护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新格局，创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新模式。优化城乡布局，调整人口结构（1）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控制外来人口增长限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处于低端的高消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科技改造，提高技术含量，淘汰旧产品，培训提高工人技能，尽可能地减少用工人员。（2）限制一级保护区内城镇规模优化太湖一级保护区城乡布局，发展紧凑型都市圈，科学合理地限制城镇用地规模，不得扩大城市规划区范围，城市规划区以外不得新建住宅小区，严格控制建设用地面积。
通过对太湖一级保护区进行调研，得到了以下的结论。（1）一级保护区土地开发强度为17.2%，已超过苏中苏北地区，并直逼苏州市开发平均水平，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必将带来高强度的污染物排放。今后一段时间内必须限制城镇发展规模，并严格控制居民点工矿用地规模。（2）一级保护区产业积聚度高，企业密度是江苏省企业密度的4.2倍，且未摆脱高污染、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必须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清理整顿重污染企业，提高产业集约化水平，鼓励发展第三产业。（3）一级保护区人口密度大，是江苏省平均人口密度的2.14倍；外来人口多，占总人口的比例达33.6%，加剧了一级保护区的环境压力。必须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控制外来人口增长。
污染治理论文范文第3篇
1.1微量成分
铜、锌、铅、铬的特点是除铜外，其它检出率皆超过50%，检出率较高;但除11号点下邪村(参见图1)铅检出超标(国家饮用水标准，下同)外，其它皆未超标(表l)，整个市区所取样点没有检出汞和镐。
酚的检出率较低，但超标率较高达24%。其检出最高值为0.29mg/l(赖山新河纸厂)，超标1朽倍。氰普遍检出，但含量一般在标准的一、二个数量级以下。调查中发现，一些距工业区甚远的地区水井中酚、氰含量较高(潘集西北部农村)，表明其不完全来自工业污染，很可能是长期引用水灌溉日渐累积造成的。区内化学耗氧量最高达9.smg/1，超标近4倍，反映出局部有机污染较重。
1.2常蟹组分
(l)硬度和硫化度75个水样点统计表明，矿化度最大值为1.859/1，超标率为6.6肠;硬度最大值为49.7H“，超标率为8%。两者超标率相当，且分布规律一致，于区内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分布面积(图1)。
(2)州值统计表明，1987年市区浅层地下水PH平均值为7.578，其中淮河以南为7.567，淮河以北为7.619;1990年PH平均值为7.171，其中淮河以南为7.129，淮河以北为7.340。可见，pH值变化呈下降趋势，下降速率淮河以南大于淮河以北。由此可见市区地下水污染源大多属酸性。1982年市区曾测得弱酸性酸雨说明地下水从补给源开始已遭到了酸的污染。
(3)三氮三氮含量较低。硝酸根含量最高为14.97mg/1，远低于45mg/1.但NH+及NO3-离子普遍检出，且局部超标，进一步说明了区内存在有机污染。
1.3地下水化学类型
市区地下水化学类型较为复杂。按舒氏分类法有11种类型，其中多数是以HCO3为主要阴离子类型(图2).局部地带如位于山前地带的山王镇工农村3号点，HCO3却降为次要阴离子，而Cl一成了主要阴离子，显然是污染所致。
上述可见，市区浅层地下水微量成分含量表明，个别点或局部地段已严重超标;常量组分大都具明显的异常表现。浅层地下水污染已具一定规模，局部已相当严重。
2浅层地下水污染现状评价
2.1评价方法及原理
地下水质量评价方法很多，在评价模式、评价标准和质量分级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的认识。本文在认真分析了区域地下水污染特征的基础上，采用了模糊集理论与综合水质指数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1)模糊集理论法首先建立各评价参数相对于不同水质级别的隶属函数关系，构成模糊矩阵，并对诸评价参数配以适当权重，通过复合运算，求出不同水质级别的隶属度，然后根据隶属度大小确定水质级别。
(2)综合水质指数法该法是通过计算出每个监测点单个指标的污染指数和权重大小，考虑多个指标复合而得到综合水质指数(PI)，然后据水质分指数的检出和超标情况确定PI的分级界线来进行评价的。
2.2参数及地下水分级
淮南市城市特点，决定了市区浅层地下水污染是以工业、煤矿生产影响为主，兼有农业生产、居民生活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考虑区内所取的分布较为均匀的97个水样点所检的37个水化学成分的检出及超标情况，选取了酚、氰、氟、COD、三氮、氯、硬度、矿化度等8个评价参数。
分级考虑的基本原则是地下水饮用卫生标准和区域本底浓度。通常国家饮水标准考虑了各指标对人体健康危害的限量，是正常生理活动的卫生标准，只要参数含量接近或超过饮水准，便可认为地下水已明显受到污染，并以此作为三级水。而把区域本底浓度作为地下水开始受到污染的起始浓度(据区域检测数据计算)确定为一级水标准。据此限制条件并参照前人评价标准，把本区浅层地下水水质分为5个级别(见表2)。
2.3权重的选取
权重选取的合理性，直接关系到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采用国家饮水标准与主观分析判断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根据水质指数Ci/Si(Ci为实测值，Si为国家饮水标准)的大小确定权重。Ci/Si大权重亦大，反之就小。因为国家饮水标准已考虑了各参数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限量，含有一定的权重因素，另一方面，考虑各参数本身地球化学特性及对环境的危害程度，人为地对各参数赋予权重大小。考虑上述两方面因素将所得的两种权重(ai.bi)进行代数积并归一化，得到修正后的权重Ai，即
2.4综合评价
(l)模糊集法综合评价是通过复合运算实现的。鉴于本次评价的8项参数主因素控制并非突出的特点，选用了一次型作为隶属函数模型。用Q表示综合评价结果(1x5)阶行模糊矩阵，则Q=A·R。式中A为经归一化得到的一个(lx8)阶行权重模糊矩阵;R为由单个评价因子行矩阵组成的一个(8x5)阶模糊关系矩阵。最后通过复合运算得出综合评价结果.
(2)综合水质指数法综合水质法指数(月)是通过下式计算得到，即
式中俄为评价参数权重(同上)，Ii为水质分指数，C为实测值，C0为评价标准值。评价的水质质量分级方法是将水样点的计算值PI依大小顺序排列，列出表格，并写明各水样点的水质分指数，据各样点的乙检出和超标情况确定PI分级界线。据上述原则将该区地下水水质分为5级(表3)并与表1的水质级别相对应。由此可得出每个水样点的综合评价结果
3评价结果分析
3.1两种评价方法比较
(l)两种评价方法所得结果进行比较发现，所得出的水质级别都具有中间多两头少的特点(见表4、表5)。说明评价结果是可信的。
(2)“模法”是一种主因素突出型的评价方法。“模法”评价的分辨率比综合水质指数法高，能较准确地反映客观实际。本次评价按水质指数法没有划出一级水质，不太合理，如69、70号样点(图5)，其评价参数水质分指数没有一个超过0.5，指数法定为I级水，显然不合实际。此外水质指数法评价中往往掩盖了较大值的存在，从而使地下水恶化程度降低，造成评价上的错误，如87、33号等样点的评价参数中有两项超标，水质指数法却定为I级水，显然有误，而“模法”定为I级水较为有据。
由于“模法”能较好地处理这类不确定间题，因而本次评价主要采用该法的评价结果。只是在“模法”评价中出现了确定级别较为困难的4个样点时，采用了指数法评价的结果。如80号点(0.45、0.45、0、0、0)、73号点(0.46、0.46、0、0、0)等，考虑到指数法评价出水质级别偏低而上述4个水样均处于I、l级水准，故4个水样点均取l级。
3.2评价结果分析
据综合评价结果(图6)，淮南市区浅层地下水水质状况具有如下特点。
(l)在92个评价水样点中，从I至v级皆有分布，其中1级水最少(4个)。说明本区地下水大多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污染。总体看，I、l级水点居多，占65.2%，W、v级水点较少，占30.4%;从分布面积看，l、，级水点占面积的72.74%，IV、v级水点约占24.5%。可见本地下水大都处轻污染状态，重及严重污染的水分布较为局限，但已具一定比例(表4)。
(2)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的水质级别统计资料表明，两区域I至v级水皆有分布，但污染程度和规模有明显差别(表6)。淮河以北l、l级水质点27个，占71.79%;重及严重污染点9个，占23.08%。而淮河以南l、皿级水质点32个，占60.38%;N、v级水质点19个，占35.85%。明显淮河南面较北面污染严重。这与南面厂矿企业集中(建有矿井九对，工业企业800多家)、北面厂矿企业少且分散(三对矿井，乡镇企业为主)以农村环境为主的城市功能分区有关。
(3)淮北南质变好该严与此区块长期引用北面的茨淮新河劣质水灌溉有关。靠近淮河因受淮河污水(全市工业企业排放废水的90%以上进入淮河)影响，水质渐差。特别于河道弯曲地带，因地势低洼，水质明显变差。如段湾、祁集两地(图5)。泥河两岸的地下水质受泥河污水影响不甚明显，仅在下游有所反映，可能与该河上游切割不深，下游水位较低河道开阔有关。
(4)淮河以南总体看，受厂矿企业布局的控制，水质分布较北面复杂的多。西部地区为淮南市主要煤炭开采区，建有大小矿井七对，大量工矿企业废水的排放使得该区块浅层地下水不仅污染重而且水质分布复杂。其中西南面山前地带和东南面李一、李二矿附近水质严重污染，前者与寿县化肥厂及淮南矿务局化工厂排污有关，后者与附近矿区的矿井水排放有关。中部地区，从泉山至田家庵一线，主要为机关、学校及居民生活区，地势较高，受污水影响小，水质较好。但在淮河的弯曲地段，如安成镇陆塘村，地势低洼，水质变差。东部地区，出现了水质严重下降的两个区块，一是窑河至大通一线，一是本区东南角。经调查，两者都与长期引用窑河及高塘湖劣质污水灌溉有关，前者还与九龙岗、大通矿(已报废)长期开。
论文关键词：地下水污染评价淮南
污染治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水污染治理 环境审计 理论结构
国际间绿色贸易壁垒的存在、触目惊心的环境事故使得环境审计成为国家审计的一项重要内容迅速发展起来。环境审计是审计学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一个延伸，不同主体、不同对象、不同情况下环境审计的侧重点不同。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水污染挑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每一次关于水污染的报道都伴随着沸腾的民意，人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正在用健康和生存给环境污染买单，群众环保意识逐渐加强。针对我国基本国情，对水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已刻不容缓。水污染治理审计是环境审计领域的一个分支，两者的形成动因从根本上来说是相同的，都源于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从审计内容分析，水污染治理审计是对水污染治理工作的审计。
我国环境审计研究起步较晚，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环境审计的开展都显得不足，其范围有待拓展，质量有待提高。水污染治理中尚存在着审计体制不合理、审计内容单一、审计证据难获得、审计人员技能不相称等问题，为贯彻科学发展观，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环境审计在水污染治理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必须先确定严谨的审计理论结构。
一、我国水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基本理论要素
1.环境审计的本质。高方露和吴俊峰（2000）认为，环境审计本质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即检查论、评价鉴证论和经济监督论。检查论认为，环境审计本质是对各类环境信息的检查；评价鉴证论认为，环境审计是传统审计的一种延伸，与传统审计一样，本质是种鉴证活动；经济监督论更侧重于环境审计的监督作用，认为其是对环境责任受托履行情况的监督。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贺敬燕（2009）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环境审计本质是一种共同治理活动。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检查论过于侧重审计的过程、经济监督论又过于强调审计的作用。从环境审计与审计的关系中就可看出，环境审计是审计在新领域的应用，因而环境审计和审计同宗同源，其本质应该是一致的。因此，鉴于环境审计本质的指导与制约作用，环境审计在我国水污染治理中的本质是通过对水污染治理活动的监控，对受托流域水污染治理责任履行情况的一种鉴证。
2.环境审计的主体。目前我国的审计体系包括审计机关、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三个部分，因而在我国水污染治理中需要考虑的审计主体还是传统审计的三个主体。蒋玮（2006）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政府审计在环境审计中应占主导地位：在我国环保资金来源及用途方面，环保项目作为公益性项目，其资金的最大投入者为国家，国家最有需求且最有责任对其进行审计；在审计的权威性方面，国家审计机关的权威性最高；在审计主体力量方面，国家审计机关有足够的能力吸纳相关技术人才实施环境审计。企业内部审计是企业水污染审计的内部动力，最了解本企业的水污染治理情况，最具能力发现水污染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注册会计师作为独立审计的第三方，相对目前的政府环境审计与企业自发开展的内部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最强，其发表的环境审计报告公信力最强（ 蒋玮，2006）。由于我国环境审计的开展起步较晚，因此目前在我国水污染治理中开展环境审计应以政府审计为主，并逐步推行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
3.环境审计的客体。水污染治理环境审计客体的选择上应依据具体的审计目标和相关标准规定进行分析，具体可从环境治理项目审计和生态恢复效果审计两个方面进行审计（李芳，2011）。另外由于环保政策对于环境保护效果起到重要的作用，环保政策主要包括环境管理措施、绿色信贷等金融政策、环保技术创新政策和环境会计政策等，因而环保政策的实施情况也应作为审计客体的重要部分。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我国水污染治理中环境审计客体的选择应主要包括水污染治理项目、生态恢复效果及环保政策的实施情况。
4.环境审计的目标。刘旭红（2009）认为，政府环境审计的具体目标应包括确保现行政策的执行并揭示违规行为，促进完善环境保护管理监督体系和落实环保措施，从有效性和充分性两个层面评价环境管理系统，促进环保资金的有效合理使用；内部审计的具体目标主要是监督和评价企业的受托环境责任及其履行状况的公允性、合规性和效益性；民间环境审计的具体目标主要包括评价环境报告的合规性，企业环境管理系统的效率，环境活动的效果并对被审单位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发表意见。目前环境审计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审计部门，全国范围内针对环境审计的民间审计尚未发展起来，企业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并非适用所有的审计对象，因而现阶段应首先对政府审计目标进行界定。因此水污染治理审计中政府审计的具体目标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制定：反映流域的环境治理状况；揭示企业水污染治理责任的履行情况，特别是重污染企业的治理责任履行情况；水污染治理相关资金收取、运用情况及水污染治理项目实施效果；政府水污染监管体系和政策的有效性和落实情况。
二、我国水污染治理中环境审计的程序和方式
1.环境审计的程序。在我国水污染治理中开展环境审计，其审计程序基本上可以遵循传统的审计程序，其过程主要分为审计计划、审计实施和审计报告这三个阶段（唐洋、周小云，2012）。在环境审计程序的设计上应该特别注意环境审计小组成员的组成和审计对象的确定，在出具审计报告之前审计小组还应对企业前次审计的整改情况开展的后续审计进行复核，这有利于促进相关部门履行水污染治理责任。
2.环境审计的方式。基于水污染的区域性、复杂性和累积性等特点，水污染治理项目中环境审计方式的选择应结合审计客体的不同特点采取周期性审计或者周期内跟踪审计，也可以将这两种审计方式相结合。周期性审计就是根据我国各流域水污染治理计划的具体执行周期，对水污染治理工程的完成情况开展事后审计。周期内跟踪审计即在前一审计的基础上，跟踪审计水污染治理情况，评估生态功能的恢复情况，对水污染治理的经济活动进行事中审计，以发挥环境审计免疫功能在水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三、我国水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报告内容及形式
环境审计报告是环境审计的阶段性成果，在有效披露环境审计结果的同时也接受着来自社会公众的监督。对水污染治理情况进行审计而得到的环境审计报告应重点披露如下内容：在政府环境审计层面，环境审计报告内容应包括：环境管理措施执行情况、污染治理项目工程管理、污染治理项目资金管理、污水处理费和排污费、污染治理效果；在企业内部环境审计层面，环境审计报告内容应包括：水环境相关指标、企业法律执行力度、水污染治理制度的制定实施情况等。在水污染治理环境审计报告形式方面，水污染治理信息完整性要求全文披露，不得对环境风险和问责信息进行过滤，信息的可理解性则要求区分不同层次的使用者，分别采用适合他们需求的报告语言与格式，满足民众多元化的信息需求（黄溶冰，2012）。考虑到环境审计在政府审计工作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水污染治理的环境审计报告也应积极探索创新模式。从宏观角度来看，实行水污染治理环境审计专报制度，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以专报的形式上报相关政府部门，从微观角度来看，通过审计发现水污染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建议，有助于改善水资源的保护和治理（李成艾等，2011）。
环境审计理论结构主要解决的是环境审计理论体系研究的逻辑起点、组成要素及相互关系等问题。由于环境审计本质在整个环境审计理论结构中具有导向作用，因此我们以我国水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本质为起点，探讨环境审计的主体和客体，确定水污染治理中环境审计的目标，同时根据环境审计目标，明确环境审计内容、环境审计程序和方法，这对以后我国水污染治理中环境审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作者唐洋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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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治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大气污染；地方政府；责任
本文为湖南省情与决策咨询研究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5ZZ037）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1月4日
大气污染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活动排放的废气超出了大气环境接纳污染物的最高限度，无法被净化的废气在大气环境中不断叠加、复合致使了大气污染日趋严重。燃煤、工业、机动车船、扬尘等皆是加剧大气污染的重要因素，不合理的国家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公民生活方式等皆严重影大气污染的治理进程。大气污染形成原因以及责任主体的多元化，使得治理大气污染成为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具有强大的资源优势和动员能力，其在大气污染治理责任担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一、大气污染治理中政府承担责任的理论基础
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大气（空气）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特征，本质上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大气的公共物品属性表现在每一个人呼吸空气的同时并不影响其他人对空气的消费，呼吸空气人数的变化也不会影响消费成本的增加或减少，且任何人在免费享受空气所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不能排除其他人享受空气所带来的效益。每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节制地消耗公共物品。微观主体为了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只注重私人收益，从而放任负外部效应的出现，当大气环境超过了自身的承载，就出现了哈丁所说的“公地悲剧”的后果。然而，大气污染的治理又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理性”的人都具有“搭便车”的心理，即只希望免费享受他人治理环境的成果，而不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大气的公共物品属性而导致市场失灵的问题，非微观主体所能解决，需要依靠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的政府主动承担起保护、治理的责任，纠正市场的失灵，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公共信托理论认为，大气、森林、水等自然资源系全民“共享的资源”，亦是全体国民的共有财产，只要一人实施污染空气的行为，则是对全社会共同利益的侵犯。为了更好地合理保护、利用这一“共有财产”，共有人将其委托给国家来进行管理。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则负责具体的委托管理事项，即承担管理、保护大气的义务。在委托过程中，政府需谨慎使用自己的权，必须对全体共有人负责。如因政府的不当行为，导致委托人利益受损等情况，则政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具有防止损害扩大的义务。由此可见，公共信托理论是政府在环境保护中承担相应责任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公民有权监督政府行为提供了依据和保障。
公民环境权理论认为，公民享有在安全、健康、良好的环境内生存的权利，政府有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义务，因此应当对环境负责。环境污染最终将侵害公民的健康权、生命权，可以说，公民的环境权派生于公民的基本人权――生存权，应该被视作公民的基本权利予以同等保护。公民的环境权应该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公民的环境使用权则包括公民呼吸清洁空气的权利；知情权是公民享有获取、知悉环境状况以及政府环境管理状况的权利；参与权是指公民享有参与政府环境管理决策、环境保护实施等过程的权利；请求权是指政府违法履行或不履行环境治理义务，公民对政府的行政行为有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对侵犯公民环境权利的行为有提起损害赔偿的权利。公民的环境权理论为公民获取大气污染状况信息、参与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以及政府承担环境责任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
二、大气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责任的角色定位
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具有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特征，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必然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责任。地方政府既接受中央政府领导又是地方最高行政机关，地方政府的双重身份决定其既要符合中央政府利益又要保障地方利益的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自逐渐扩大，逐渐使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与地方经济发展直接挂钩，因此地方政府逐渐演变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利益主体。地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成为地方政府的两难选择，地方政府既要完成一定的经济目标，又要保护大气环境。然而，发展经济的成本远低于保护环境的成本，发展经济远比保护环境能带来更大的效益。地方政府作为具有逐利性的一类特殊“经济人”，往往会选择牺牲环境而发展经济，易滋生地方保护主义。为防止地方政府过度追求地方利益而忽视社会整体利益，必须坚持中央政府的宏观把控，全面平衡中央与各地区的利益，充分发挥地方政府治理大气污染的积极性、创造性。
同时，大气污染治理的具体工作只能由地方政府落实，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中承担主要责任。大气污染成因复杂，与地区的地理自然因素、地方性产业结构、能源消耗习惯等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大气污染的地区差异性决定中央政府只能从宏观上把控大气污染治理的总进程、总目标，而具体任务的落实与开展则由地方政府承担。对大气污染治理需因地制宜，即需要各地方政府根据各地产业结构布局、能源消耗情况以及各省经济发展情况等采取差异性治理措施。地方政府作为地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积极运用经济、政治、法律等手段治理大气污染、保护大气环境。政府的环境责任主要包括保证居民生活的大气质量；严格执行相关环境法律法规及政策，并逐步建立或完善地方环境立法体系；鼓励、促进公众积极参与大气保护活动以及监督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行政行为；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不作为或乱作为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三、地方政府治理大气污染失责的表现
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并未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存在诸多失责的情况，严重影响大气污染的治理进程，具体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方政府重经济轻环保的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的确使中国的经济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然而，这种高速发展是建立在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走上了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三十几年来，我国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于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中，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通过多部有关环境保护的立法文件，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但这条路充满了荆棘与坎坷，部分地方政府仍存在“唯经济论”的思想，将经济建设看作是重中之重，其他各项事业都要为经济建设让步，经济建设以外的其他各项事业逐渐变得无关紧要。其导致的结果是经济指标达到了，但却产生了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理念的偏差导致了政府治理决策的失误，主要表现为政府强制将重污染企业迁出城市中心或迁往周边地区。这样的e措对迁出地的大气污染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却会加重迁入地的大气污染，且由于大气的流动性特征，造成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现状。事实证明，将重污染企业外迁的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气污染问题。
（二）地方政府行政执法疲软。行政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行使行政管理权，贯彻实施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的活动。在环保领域中，行政执法主要是指政府、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等其他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方针、决定等其他规范性文件执行命令和处理行政事务。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行政执法是法律实施的一个重要环节。严密的法律体系是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是治理我国大气污染的重要法律依据，规定了我国治理大气污染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和总体目标。因这两部法律皆为最近颁布生效的，各地方政府不能因地制宜及时制定各地方大气污染防治规定或细则，地方环境保护法制体系不够完善。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执法的力度不够，存在消极执法的现象，即不主动去履行环境监管责任，往往是新闻媒体曝光或者造成人员伤亡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环境事件后才会引起地方政府的关注。地方政府考虑到重污染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往往采取纵容的态度，不依法追究重污染企业的违法行为，导致法律的威信力大大折损，大气污染问题依然严峻。
（三）地方政府问责机制难以落实。问责机制是指问责主体对负有公共责任的组织或个人不履行或违法履行职责和义务的情况进行责任追究的一种制度，是地方各级政府切实履行大气污染治理义务的重要保障。在我国，对地方政府不履行大气污染治理义务进行问责的明确法律依据为《环境保护法》第67条、68条、69条。环保问责主要是指上级行政机关或专门机关依法对下级行政机关进行监督，对下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问责。行政机关问责属于一种内部性问责，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往往采取容忍的态度，只有出现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时才能引起上级行政机关的重视。此外，在上下级行政机关需对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中的违法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时，仅依靠行政机关的问责无法保证问责结果的公正性。
四、强化大气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责任的建议
（一）转变地方政府发展理念，促进地方发展方式转变。理念乃行为之先导，地方政府应当从根本上改变“唯经济论”的发展理念和传统的政绩观，树立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和绿色的政绩观。高能耗、重污染的不合理产业结构和严重依赖于煤炭的能源消费结构，是我国大气污染越发严重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引导本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降低重工业比例，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严格控制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国家对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并逐步推行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在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排放量的前提下，允许各大气污染物排放企业之间通过货币交易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污量，有利于鼓励排污企业发展清洁技术，将可排污量转让给其他需要的企业，在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同时还能获得经济效益。地方政府要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逐步推行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建立完善的大气污染排放机制，充分运用市场经济的原理严格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排污企业的保障其平稳运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积极发挥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正确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充分发运用财政、税费等手段，如对环境友好型企业进行政府补贴，提高环境友好型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相对地削减重污染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此外，要增加环境治理财政支出，进一步加大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资金投入，主要用于大气污染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治污项目的开展以及环境技术的研发等方面。
（二）完善地方环保法律体系，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执法效率。大气污染区域差异性的特征，导致环境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往往仅规定一些原则、要求或目标，为不同区域分而治之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使得各地方政府能够根据各地大气污染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提高环境保护执法能力。地方政府要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细化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因地制宜，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如经济发展状况、污染物排放比例以及治理技术水平等等，制定合理的排污标准。在大气污染情况严重的地区，地方政府应该征求环境保护机构以及其他专业学者的意见，依法制定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严格控制地方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完备的法律还不足以起作用。完善的法规还必须得到地方政府严格执行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必须严格执法，严惩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环保法律的效益。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取消了公安、交通、铁道、渔业管理部门依职责对机动车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的规定，但仍保留了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防治大气污染中监督管理职责。因而在执法过程中，既要切实保证环境主管部门在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又要使其他有关部门积极协助环境主管部门履行监督管理的职责，从而提高政府的行政执法效率；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必须提高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提供先进的环境技术装备，对污染环境的行为及时发现并做出反映，遏制大气污染的进一步蔓延。
（三）扩大地方问责主体范围，健全地方多元问责机制。近年来，环保领域的权力滥用现象越来越严重，环保违法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健全环保问责机制已经刻不容缓。环保问责机制的主体，除了行政机关，还应包括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公众。权力机关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按照宪法的规定，可以通过质询、罢免等方式对政府是否履行治理大气污染的责任进行监督问责。司法机关的问责是指法院通过受理行政诉讼案件，检察院通过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大气污染治理中涉嫌犯罪的行为提起公诉的方式进行问责。社公众的问责是指社会组织、公众等对地方各级政府是否履行大气污染治理职责所实施的监督和追究。按照萨克斯教授的公共信托理论，大气是公众委托给政府管理的公共资源，在政府没有履行保护、治理大气的职责时，公众当然有权对政府问责。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公众可以通过批评、建议、检举、揭发、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式对政府的失职行为进行问责。社会公众监督是一种非权力性监督，不具备国家权力性质和法律约束力，不能直接使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承担责任，只能引发权力性问责。然而，社会公众作为大气污染最直接的利害关系人，相较于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以及行政机关，对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的问责具有更高的自觉性、主动性，因而要高度重视社会公众问责的作用。在社会公众监督的方式中，只有行政诉讼能够最直接、有效地引起权利性问责，即通过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从而引发司法机关的问责。行政行为分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仅受理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然而，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实施的抽象行政行为，如制定环保规划、地方政府规章、经济政策或环保决策等等，皆对治理大气污染具有重要影响，严重影响大气污染治理。因此，应将政府在大气治污过程中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令人欣喜的是，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虽然还是将行政规章以及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范围之外，但它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将扩大行政诉讼受案的范围，也为将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留下了法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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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治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共同前沿； 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 F205；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11-0075-04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目前，从我国环境治理投资的总体情况看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总量还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运行效率持续低下。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资金的需求量都非常大，环境治理投资资金受到制约是无法避免的，如何在有限的资金约束下提高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更好地实现污染治理，是目前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而这需要科学地测度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二、文献综述
众多国内外学者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国外，研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主要使用均匀污染法和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 1 ]。均匀污染法在确定环境保护投资最优规模时的重点和基础是找到环境保护投资的边际治理成本和环境污染的边际损害成本，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找到这两种成本相等，限制了均衡污染法在现实中的应用。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是对经济―环境在结构上的相互关系、活动状态进行明确分析，结合社会有限选择和扩大了的消耗可能性，确定综合平衡调整中环境保护投资的最优规模。艾里斯―尼斯模型建立在质量守恒定理应用基础上，其将经济系统物资应用引起的环境问题划分为一个重要类别方面作出了首创性研究[ 2 ]。维克托对艾里斯―尼斯的理论研究作了许多改进，为了计算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划，建立了加拿大经济的经验模型。在国内，研究重点集中在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环境治理投资进行定性分析并主要使用DEA模型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定量分析。如冯健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供给角度剖析了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缺陷的存在，而导致农村环境污染及治理不足的成因[ 3 ]。杨艳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村环境治理不足并提出对策建议[ 4 ]。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定量分析研究中，从研究对象上主要分为两类：产业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和区域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多使用CCR、BCC以及超效率等DEA模型进行运行效率、相对效率、静态与动态效率和影响因素分析。如袁华萍通过构建DEA-CCR模型对中国2005―2010年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DEA视窗分析[ 5 ]。兰明慧使用环保投资优先增长模型及DEA―CCR模型，分别对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运行效率及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相对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6 ]。陈雯采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来研究华东地区各省市工业环境治理投资的静态和动态效率[ 7 ]。戴红昆利用DEA-C2R模型、BC2模型以及C2R超效率模型对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评价[ 8 ]。王兵、罗佑军运用基于RAM的网络DEA模型对2001―2010年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对影响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9 ]。王俊霞、王荣采用DEA-TOBIL两阶段模型法，对西部地区的环境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10 ]。刘冰熙等借助修正后的三阶段Bootstrapped DEA方法，对我国29个省份2007―2013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去除外生变量和随机变量的影响后，我国各地市环境治理效率普遍呈现波浪形发展规律，但出现日趋恶化的趋势[ 11 ]。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学者采用多种DEA模型来分析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但研究思路大都将所有省（市）基于统一的前沿面进行效率测度，并没有考虑区域发展基础、区位特点等个性因素，即忽略了区域之间的异质性。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区域异质性特点，构建基于共同前沿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模型，并对2012―2014年间我国31个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共同前沿模型
在传统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DEA测度中，并未考虑各区域的地域限制、资源禀赋、政策导向等因素，认为不同区域是同质的，从而将各区域作为相同的决策单元，应用统一前沿面进行效率测算。但是，众所周知，各省（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政策倾斜程度等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严重依赖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先天要素，从而导致效率测度结果不真实。
由此，借鉴Battes，O'Donnell对共同前沿模型的界定，将N个待评价区域划分为K（K≥1）个不同类型的组，X=（x1，x2，…，xm）为投入要素，Y=（y1，y2，…，ys）为产出要素，则第K个组的投入产出关系可以表示为Pk（x）={y：（x，y）∈Tk}。Tk为第K组决策单元构成的生产可能集，而Pk（x）形成的前沿面可以称之为区域前沿面，所有Pk（x）共同构成的前沿面称为共同前沿面。
令Xij表示第j个省（市）环境治理的第i种资源投入（i=1，2，…，m；j=1，2，…，n），Yrj表示第j个省市环境治理的第r种产出（r=1，2，…，s），则在假定规模效率不变的前提下，决策单元DMU0在共同前沿面下的效率可由下式计算获得：
（二）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以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当前完成环保验收项目投资作为投入指标，以工业废水处理量、城市污水处理量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作为产出指标，构建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国31个省（市）为研究样本，所取数据主要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4）》、《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2014）》等整理获得。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将31个省（市）根据经济带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群组，并分别在区域前沿面下和共同前沿面下测算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测度结果统计描述如表2、表3所示。
根据对表2的分析可得，2012―2014年我国整体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偏低，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0，年度效率值变化趋于稳定，极差仅为0.04。从三大地带来看，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除2012年低于全国均值外，其余年份都高于全国均值，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由0.68上升至0.74。在东部11个省（市）中，北京、河北、广东三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处于有效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效率值大部分在0.5到0.9之间，只有山东、天津两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一直低于0.5。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虽然在2013年出现了下降，但是都高于全国均值，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是三大地带中最优的。其中，湖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7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大于0.7。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普遍较高，且省（市）之间差异较小。与东、中部地区省（市）相比，西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低，且一直低于全国均值，仅为0.61。其中，青海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广西、云南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始终大于0.9，其他省（市）的效率值低于0.5，占西部总数的40%。由此可见，提升西部地区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对于全国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具有直观作用。
据对表3的分析可得，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80，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且年度效率值变化趋势平稳，但各省（市）之间差距较大。北京、河北、辽宁、广东四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最高，效率值始终为1，上海和福建的效率值也达到0.9以上，除天津外，其余省（市）的效率值都在0.5以上。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达到0.96，最小值也有0.91。其中山西、吉林等5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也都大于0.8。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的环境效率水平普遍很高且各省（市）之间差距不大。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6。其中，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青海5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贵州、陕西、宁夏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高，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在0.5以下。可见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但各省（市）之间差距很大。
综上，在共同前沿面和区域前沿面下，我国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差异显著。总体来看，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表现差异明显，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表现差异巨大。以河南省为例，在共同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只有0.77，效率水平较高，但在区域前沿面下河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均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而东部地区个别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在两个前沿面下的表现差异也很巨大，例如辽宁省、福建省、山东省。这说明我国三大地带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都不高，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我国用于环境治理的投资虽然逐年增多但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环保支出方面存在明显过度投资现象，合理有效配置环保支出的能力不足；我国政府与其他各方面的配合力度不够；我国环境保护与治理专项资金效率评价监管长效机制的构建不完善等。
五、结论
本文应用共同前沿模型定量评估了2012―2014年我国31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主要结论为：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看，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最高，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水平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水平最低；从整体来看，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仅为0.70，且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表现差异明显，说明我国整体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偏低。
【参考文献】
[1] 谭志雄.我国环境保护投资运行效率评价研究[D].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2] AYRES R U， GUTMAINS T. Technological change，pollution and treatment cost coefficients in input-output analysis[M].R.G.Ridkerlet.Washington D.C：U.S.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Future，Population，Resource and the Environment，1972.
[3] 冯健.农村环境治理的经济学分析[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4] 杨艳.农村环境治理不足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建议[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4）：29-31.
[5] 袁华萍.基于DEA视窗分析的中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研究[J].生态经济，2016，32（4）：154-157.
[6] 兰明慧.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7] 陈雯.华东地区工业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静动态评价[J].北方经贸，2012（7）：43-44，48.
[8] 戴红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的综合评价研究[D].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9] 王兵，罗佑军.中国区域工I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与综合效率实证研究：基于RAM网络DEA模型的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2015（1）：99-119.
[10] 王俊霞，王荣.中国西部地区环境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环境污染与防治，2015，37（8）：100-105.
污染治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土壤重金属；污染；文献计量
中图分类号 X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16-0346-02
土壤是陆地表层具有一定肥力能够生长植物的疏松土层，作为一种有限的自然资源，对地球上多种生命的形成和生息繁衍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深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1]。现今世界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等问题，均与土壤有着密切的关系，但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土壤受到的影响也日益加重，土壤重金属污染是其中广为学者关注的领域[2-3]。该文拟以文献计量的方法，对国内土壤重金属污染研究进行统计分析，总结研究特点，归纳研究规律，为该领域研究提供理论借鉴意义。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论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电子文献数据库（CNKI），它是目前国内广泛使用的文献检索平台之一[4-6]。研究方法是先基于CNKI进行相应检索，然后再应用其自带的分析功能及Excel软件进行相关统计分析，从而总结归纳国内土壤重金属污染研究特点与规律。
2 结果分析
打开CNKI首页，基于“文献”选择项，选取“高级检索”方式，内容检索条件选择“关键词”，输入“土壤重金属”并含“污染”，选择“精确”模式，搜索结果78条（截至2013年5月31日），论文研究基础数据立足于该78条搜索结果。
2.1 各年度文献数量分析
年度文献数量直观反映学者对该研究领域的关注度。通过搜索发现，国内有关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研究最早始于1993年（1条记录），在其后的1995年有1条记录。1996—2001年无文献记录，但在2002年之后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并在2012年达到历史最高值（因2013年尚未结束，在作图时以1993—2012年度77篇文献数量为基础，去掉了2013年的1条记录）。体现出国内学者对该研究领域初始关注后，因其影响面不广一度搁置，但在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后重新重视，并开展了大量研究[7-8]。各年度文献数量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
2.2 文献来源数据库分析
进行文献来源数据库分析，是为了研究针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成果通过哪些形式来体现。分析方法是利用CNKI自带的“来源数据库”结果直接进行，如表1所示。从篇数或所占百分比可以看出，“学术期刊”居于各文献来源数据库之首，共有59篇，占总量的75.64%，说明有关土壤重金属污染研究大多数成果以期刊论文的形式体现。其次是硕士学位论文，共有12篇，比例为15.38%，体现出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才培养方向中重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研究。居于第3位的是会议论文，共有5篇，比例为6.41%，这也说明学者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研究的重视程度，因为会议论文的作用之一就是现场交流，引起参会人员对相关问题的集中重视。
2.3 文献作者分析
文献作者分析主要是统计文献的完成人员数量分布，从而推知相关文献的合作和独立完成情况。将搜索到的78条文献作者一一摘录于Excel表格中，按作者数量进行逐一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作者人数为1人即独立完成的有23篇文献，占总文献量的29.49%，说明有关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研究独立学者占据一定比重。文献中55篇为合作完成，在合作完成中2～4人的有40篇文献，占总文献量的51.27%，说明该领域的研究以少数人的合作方式占据相当大的比重；5～8人的有15篇，占总文献量的近乎20%，在3种情况中的百分比是最低的，反映集体人数或团队人数过多的现象在该研究领域表现不鲜明。
2.4 研究机构分析
研究机构分析是为了探究国内土壤重金属污染研究的所在机构及集中区域。通过CNKI自带的“机构”分析，直接获得相应数据。因搜索结果中大部分机构为1条记录，因此本项选取排名前10位机构作为分析对象，结果如表3所示。排名前10位的研究机构所在地域集中分布于北京、南京和沈阳，其次为杨凌、杭州和合肥，反应出国内有关土壤重金属研究区域在华北、东北、西北和东南沿海均有分布，说明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影响范围广泛，并引起学者的普遍关注。
2.5 文献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分析
经过对78篇文献的逐一分析，归纳出的研究方法及对应文献数量如表4所示。研究方法中第1种可认为是定性分析，其余为定量分析方法，各自所占比例分别为47.44%和52.56%。从中可以看出有关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研究，虽然定性方法占有一定比例，但总体的研究趋势是朝定量方向前进，这符合现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发展趋势。
关于文献研究内容，经过对78篇文献的逐一分析，归纳出的研究内容及对应文献数量如表5所示。综述类12篇，所占比例为15.38%，主要涉及土壤现状调查、土壤重金属污染研究进展及展望等，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土壤污染评价15篇，所占比例为19.23%，主要是对污染现状进行原因分析，部分采用了定量指标的方法；土壤污染修复（包括植物修复在内）11篇，所占比例为14.10%，主要是针对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修复技术进行探讨，大多数采取试验方式和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土壤污染防治（包括综合类、单一重金属、多种重金属及特定区域土壤四项在内）共40篇，所占比例为51.28%，主要通过试验或数学方法对土壤污染进行原因、过程和机理分析，从而提出相应的化学、工程和生物等方式的防治措施。若将上述研究内容进一步归类，即修复和防治都是为了治理已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从而可得出有关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研究重点最终落脚于如何治理方面。
3 结论
该文选取中国知网作为数据来源，就国内土壤重金属污染研究进行了文献计量探究。结果表明：有关研究始于1993年，一度搁置后重新重视，反映在文献数量方面自2002年后逐年波动上升；该领域研究成果大多以期刊论文的形式表现；研究人员之间相对独立，2～4人合作度所占比重高；研究区域在华北、东北、西北和东南沿海均有分布；研究方法上，虽然定性方法占有一定比例，但总体趋势朝定量方向前进；研究内容侧重于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
4 参考文献
[1] 伍光和，王乃昂，胡双熙，等.自然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311.
[2] 赵庆龄，路文如.土壤重金属污染研究回顾与展望——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J].环境科学与技术，2010，33（6）：105-111.
[3] 刘刊，王波，权俊娇，等.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研究进展[J].北方园艺，2012（22）：189-194.
[4] 刘素华.2000—2009年我国重金属污染治理领域科技文献分析[J].企业技术开发，2010，29（13）：104-107.
[5] 林单，任妲妮，杨奇贤，等.近10年我国植物对重金属Cd耐性研究文献分析[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0，22（6）：13-17.
[6] 张玉秀，刘金光，金铃，等.近10年我国植物对重金属耐性/积累的文献研究分析[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0，22（12）：27-30.
[7] 刘赛红.东莞市某菜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研究[J].广州化工，2013（10）：172-174.
污染治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共同前沿；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区域差异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目前，从我国环境治理投资的总体情况看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总量还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运行效率持续低下。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资金的需求量都非常大，环境治理投资资金受到制约是无法避免的，如何在有限的资金约束下提高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更好地实现污染治理，是目前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而这需要科学地测度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二、文献综述
众多国内外学者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国外，研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主要使用均匀污染法和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1]。均匀污染法在确定环境保护投资最优规模时的重点和基础是找到环境保护投资的边际治理成本和环境污染的边际损害成本，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找到这两种成本相等，限制了均衡污染法在现实中的应用。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是对经济—环境在结构上的相互关系、活动状态进行明确分析，结合社会有限选择和扩大了的消耗可能性，确定综合平衡调整中环境保护投资的最优规模。艾里斯—尼斯模型建立在质量守恒定理应用基础上，其将经济系统物资应用引起的环境问题划分为一个重要类别方面作出了首创性研究[2]。维克托对艾里斯—尼斯的理论研究作了许多改进，为了计算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划，建立了加拿大经济的经验模型。在国内，研究重点集中在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环境治理投资进行定性分析并主要使用DEA模型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定量分析。如冯健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供给角度剖析了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缺陷的存在，而导致农村环境污染及治理不足的成因[3]。杨艳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村环境治理不足并提出对策建议[4]。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定量分析研究中，从研究对象上主要分为两类：产业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和区域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多使用CCR、BCC以及超效率等DEA模型进行运行效率、相对效率、静态与动态效率和影响因素分析。如袁华萍通过构建DEA-CCR模型对中国2005—2010年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DEA视窗分析[5]。兰明慧使用环保投资优先增长模型及DEA—CCR模型，分别对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运行效率及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相对效率进行实证分析[6]。陈雯采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来研究华东地区各省市工业环境治理投资的静态和动态效率[7]。戴红昆利用DEA-C2R模型、BC2模型以及C2R超效率模型对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评价[8]。王兵、罗佑军运用基于RAM的网络DEA模型对2001—2010年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对影响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9]。王俊霞、王荣采用DEA-TOBIL两阶段模型法，对西部地区的环境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10]。刘冰熙等借助修正后的三阶段BootstrappedDEA方法，对我国29个省份2007—2013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去除外生变量和随机变量的影响后，我国各地市环境治理效率普遍呈现波浪形发展规律，但出现日趋恶化的趋势[11]。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学者采用多种DEA模型来分析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但研究思路大都将所有省（市）基于统一的前沿面进行效率测度，并没有考虑区域发展基础、区位特点等个性因素，即忽略了区域之间的异质性。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区域异质性特点，构建基于共同前沿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模型，并对2012—2014年间我国31个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共同前沿模型
在传统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DEA测度中，并未考虑各区域的地域限制、资源禀赋、政策导向等因素，认为不同区域是同质的，从而将各区域作为相同的决策单元，应用统一前沿面进行效率测算。但是，众所周知，各省（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政策倾斜程度等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严重依赖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先天要素，从而导致效率测度结果不真实。由此，借鉴Battes，O'Donnell对共同前沿模型的界定，将N个待评价区域划分为K（K≥1）个不同类型的组，X=（x1，x2，…，xm）为投入要素，Y=（y1，y2，…，ys）为产出要素，则第K个组的投入产出关系可以表示为Pk（x）=｛y：（x，y）∈Tk｝。Tk为第K组决策单元构成的生产可能集，而Pk（x）形成的前沿面可以称之为区域前沿面，所有Pk（x）共同构成的前沿面称为共同前沿面。
（二）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以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当前完成环保验收项目投资作为投入指标，以工业废水处理量、城市污水处理量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作为产出指标，构建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国31个省（市）为研究样本，所取数据主要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4）》、《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2014）》等整理获得。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将31个省（市）根据经济带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群组，并分别在区域前沿面下和共同前沿面下测算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根据对表2的分析可得，2012—2014年我国整体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偏低，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0，年度效率值变化趋于稳定，极差仅为0.04。从三大地带来看，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除2012年低于全国均值外，其余年份都高于全国均值，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由0.68上升至0.74。在东部11个省（市）中，北京、河北、广东三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处于有效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效率值大部分在0.5到0.9之间，只有山东、天津两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一直低于0.5。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虽然在2013年出现了下降，但是都高于全国均值，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是三大地带中最优的。其中，湖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7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大于0.7。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普遍较高，且省（市）之间差异较小。与东、中部地区省（市）相比，西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低，且一直低于全国均值，仅为0.61。其中，青海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广西、云南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始终大于0.9，其他省（市）的效率值低于0.5，占西部总数的40%。由此可见，提升西部地区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对于全国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具有直观作用。据对表3的分析可得，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80，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且年度效率值变化趋势平稳，但各省（市）之间差距较大。北京、河北、辽宁、广东四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最高，效率值始终为1，上海和福建的效率值也达到0.9以上，除天津外，其余省（市）的效率值都在0.5以上。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达到0.96，最小值也有0.91。其中山西、吉林等5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也都大于0.8。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的环境效率水平普遍很高且各省（市）之间差距不大。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6。其中，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青海5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贵州、陕西、宁夏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高，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在0.5以下。可见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但各省（市）之间差距很大。综上，在共同前沿面和区域前沿面下，我国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差异显著。总体来看，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表现差异明显，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表现差异巨大。以河南省为例，在共同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只有0.77，效率水平较高，但在区域前沿面下河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均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而东部地区个别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在两个前沿面下的表现差异也很巨大，例如辽宁省、福建省、山东省。这说明我国三大地带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都不高，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我国用于环境治理的投资虽然逐年增多但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环保支出方面存在明显过度投资现象，合理有效配置环保支出的能力不足；我国政府与其他各方面的配合力度不够；我国环境保护与治理专项资金效率评价监管长效机制的构建不完善等。
五、结论
本文应用共同前沿模型定量评估了2012—2014年我国31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主要结论为：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看，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最高，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水平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水平最低；从整体来看，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仅为0.70，且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表现差异明显，说明我国整体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偏低。荫
【参考文献】
［1］谭志雄.我国环境保护投资运行效率评价研究［D］.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2］冯健.农村环境治理的经济学分析［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污染治理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城市水污染；现状分析；治理建议
中图分类号：X131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水污染一直是困扰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人员的主要问题，各级部门也在水污染治理方面不遗余力，希望能真正解决水污染问题。实践证明，只依靠行政命令来控制和缓解水污染问题是绝对不够的，要实现水资源的持续利用，提高水体质量，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我们应用新理论和新方法，开展全民、全面的水污染治理计划。
一、城市水污染概况及其危害
城市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过度膨胀导致我国水资源严重紧张，据环保部门调查显示，我国城镇每天至少有1 亿吨污水在没有处理的情况下随意排放。目前，我国90%的城市水域受到了严重污染，50%的水源已经不符合饮用水的标准，40%的水源不能饮用。
城市水污染主要有两个源头，首先是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废水;其次是城市污水排放和处理设施落后，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导致大量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进入水体，造成环境污染。我国各城市中有用的污水处理厂数量甚少，且主要集中在大型城市，这导致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率低，全国的污水处理率仅为20%。城市中排水管道网络建设落实，开展实行雨、污分流制的排水系统只占全部排水管网的44.5%，大量污水直接流入河流，成为城市主要的水体污染源。在居民住宅区，没有统一完善的粪便、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很多都是以栋为单位，经化粪池初步处理后直接排入沟渠，然后进入河流湖泊，使水质富营养化，水体丧失自净功能。
伴随着水污染的加剧，很多安全事故也不断涌现。2007 年5 月，太湖蓝藻爆发造成江西无锡市数百万群众饮水危机；2008 年，南方雪灾过后，广州白云区白沙村的居民饮用受污染水而中毒。一系列的水污染事故都表明，解决水污染依然任重而道远。
水污染不仅影响工业，农业，还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一方面，城市污水会腐蚀工业设备和器材，影响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还直接危害人体健康，给我国经济造成较大损失，所以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二、主要污染源及其特点
城市的生活污水主要来源于生活用水和工业发展排放的工业废水。在生活污水中，洗涤用水和厨房污水占很大部分。而且在城市中，生活区、商业区和办公区都错综复杂，特别是餐饮洗浴行业更是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些污水都在没有经过处理的情况下排入水环境，所以我国城市污水呈现出数量大、范围广的特点。每当遇到雨水天气，特别是特大暴雨或洪水到来之时，大量的污染物被冲进河流，一些有毒物质以及居民的生活垃圾等都会造成地表水的严重污染。
三、水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
良好的水环境对工业发展和人们生活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在水污染防治方面，虽然我国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也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3.1 城市水污染治理技术有待提升
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在污水处理技术和污水处理意识方面还不够强，很多城市甚至还没有污水处理厂，即使有的在污水处理技术方面也不够完善，效率和质量都十分低下。而且，不同的城市，污水处理技术也不一样，在发达城市，他们采用了十分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比如北京和上海等地区，污水处理工艺十分先进，包括AB、改进的A2/O、CAST 以及其他形式的SBR 等，这些地方的污水处理技术甚至比一些发达国家还要领先。而一些相对落后的城市在污水处理技术方面则也表现的十分落后。
3.2 城市水污染治理的政策亟需完善
污水治理必须有相关政策的支持，而政策的制定也必须从我国城市水污染的现状出发。目前，单一的污水集中处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不仅会造成成本的大幅度增加，更会使整个处理过程复杂化。集中处理将消耗更多的电力，造成资金的严重浪费。而且我国的污水排放标准和水环境质量标准存在严重脱节的现象，加上目前的污水收费制度已经不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了，所以完善城市水污染治理的相关政策显得越来越必要。
3.3 城市水污染和安全事故呈现逐年加剧的趋势
据统计，我国城市买年有200 亿立方米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到江河湖海中。如果这些数据加上农村地区的污水排放量，那将是更加庞大的数字。随着农村地区城中村改造的不断推进，很多农村逐渐向城市转变，这就造成城市水污染的不断加剧。而且，一些大型的工业靠近居民区，工业废水给人们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水污染事故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四、城市水污染的防治措施
4.1 因地制宜，建立行之有效的污水治理模式
城市污水治理的重要思路就是要做到因地制宜，结合城市发展现状。所以，针对城市水环境的污染源，需要坚持集中控制和分散治理相结合的原则。对于生活污水就需要集中治理，而要促进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就需要采取分散处理的方式。
4.2 完善制度，促进水污染治理科学规范运行
美国的《水污染法》对水环境和污水排放标准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我国在制度建设方面也亟需加强。首先，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法律，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对我国水环境加以保护；其次，需要建立水污染惩罚机制，对企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水污染制定严格的标准，如有违法按照标准进行惩罚；再次，需要完善监督制度，鼓励广大市民共同参与到水污染处理工作的监督中去，促进工作的有效推进。
4.3 加强宣传，提高全民节约用水意识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所以在水污染治理方面，需要采取多种途径，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市民的节水意识，并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到水污染治理中去。在一些小城市中，各级政府也要注意开源节流，严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促进水资源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4.4 运用经济手段，促进水污染治理的市场化
现阶段，我国排污收费制度还不是特别成熟，收费过高会引起企业的不满，收费过低则达不到有效的防治作用。所以，在污水处理收费方面，需要加大改革步伐，不仅要界定污水处理企业成本核算的范围，而且要形成有效的经营机制。努力做到专款专用，通过有效措施推动城市污水处理的正常运行。在生活污水方面，则需要遵循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合理收费。
4.5 大力开发污水处理技术，完善城市排水系统
传统的污水处理技术不仅运行复杂，而且成本较大。所以，必须加大科技投入，研发高效低耗的污水处理技术。在污水处理厂建设方面，必须控制数量，提高质量，在节约成本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提高城市污水的处理效率，并做到有效防治。此外，在城市排水系统方面，市政建设需要采取合流制和分流制相结合的方法，在居民集中区采用分流制排水系统，确保城市污水的合理排放。
五、结束语
在积极的宣传和教育引导下，我国居民对环境保护，节约使用水资源，控制污染方面有了很大进步，而保护城市水环境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因此，只要我们不断努力，将会看到我国水环境的改善，社会环境的改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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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治理论文范文第10篇
排污收费制度创新型建设思考
排污收费制度是国家环保法律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新《条例》的颁布实施，表明现行排污费在征收、使用和管理等方面已迈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如何建设创新型排污收费制度，切实有效地开展好排污收费工作，成为摆在广大环保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创新排污收费制度
我国排污收费制度的发展，要求必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创新型排污收费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中确立动态的制度体系，把运用经济和行政手段调整规范排污者排污行为作为有效目标，建设科学创新的排污收费模式。其主要内容包括：（1）具备与时俱进的环境管理制度，适时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形势，满足国家经济与财政体制改革需要以及国家总体工作的重大战略调整。（2）科学地制定和规范标准，以经济和行政手段相结合，实现控制和改善环境、总量减排目标。（3）建立科学准确的排污核算、效能评查体系，动态体现排污收费制度状况。（4）开展收费执法效果评查，加大责任追究力度，逐步消除执法不严、执法不公问题，保障收费制度环境的严肃性和社会公正性。
二、建设创新型排污收费制度的对策
1、创新改革排污收费理论。首先应明确排污收费是政府管理手段的延伸，征收排污费主要目标是促进排污单位加强经营管理和技术革新，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积极治理污染，减少污染物排放。必须科学把握其经济调整职能和监管职能的协调统一。从经济学理论来说，环保投入应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排污收费的管理属性在本质上决定收费应呈相对下降趋势。在排污收费制度改革中只有充分体现上述思路，创新才能取得成功，排污收费制度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管理作用。与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相比，排污收费制度具有更加灵活、更具针对性、管理成本更低的特点。
2、进一步完善环保法律法规规定
应提高对污水超标排放和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处罚力度，解决因收费标准较低，事实上造成部分违法者承担的违法责任较小的现象。《条例》对缴费主体、污染因子、法律责任规定界定等还有待补充完善。应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对部分未收费情况作出收费规定。而违反排污收费行为的罚款自由裁量权范围很大，容易造成处罚不公正等现象的出现，建议《条例》进一步明确罚款范围。此外查出应征收而未征收的情况，县级环保部门只需改正即可，而不用付出法律代价，缺乏相应的责任机制，建议应对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环保资金原则上应有偿使用，制定优惠政策激励排污者进行污染治理，既能保证环保补助资金的合理支配，又提高企业治污积极性，预防截流资金，不合理支配，甚至挤占、挪用，以致发生贪污等现象，提高环保补助资金使用效益和科学管理水平。
3、全面提高排污申报质量，加大力度落实排污许可制度
继续加强排污申报数据信息审核，加大核查和稽查工作力度，杜绝为收费而申报，而无法对污染排放总量起到控制的作用。通过排污申报，获得有关污染源的性质、数量、强度、空间分布和变化动态等方面的大量信息，为强化环境监督管理、推行环保其他各项制度和措施（如排污总量控制、排污收费等）奠定基础，也对污染源信息的采集予以及时准确的反映。全面实施排污许可制度，才能有效执行排污收费制度。
4、科学制定排污收费标准，全面贯彻“污染者付费原则”
通过排污收费，使企业污染环境的外部不经济性内在化，排污单位必须付费以补偿环境的损失。从市场理论和价值规律来考虑，排污单位支付的排污费必须能反映污染造成的边际成本。排污收费的经济刺激效果与排污收费标准密切相关。
排污收费标准不是永不变动的常数，应与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科学技术水平相适应，不断摸索科学决策，建立适应市场机制适应治理成本的排污费征收标准。通过对各类主要污染物的治理进行成本调查，确定排污收费的费率，并兼顾地区差异，根据环境容量和管理效果及企业的承受能力逐步实施到位，实现排污收费从静态收费向动态收费的转变。要以减排量为约束性目标，实行污染总量控制、限额排放和配额交易，引入排放绩效指标，实现对环境容量资源的有效配置。调整现行企业会计制度关于排污费会计处理的规定，因超量超标而形成的排污费和罚款支出不得进入定价成本，引导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公平竞争。
5、加强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
一是要扩大排污费实际征收面，在继续重视废水、废气排污费征收的同时，加强对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排污费、噪声超标排污费的征收；二是要突出重点，加强对排污大户的重点监测，向社会定期公布监测结果，发挥对污染治理的舆论监督作用；三是要健全排污费征收稽查制度，坚决杜绝重复收费，堵塞在排污申报、核定、收缴过程中的征收漏洞，确保排污费及时足额征收；四是要规范和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确保排污费专款用于污染治理。
6、治理污染优惠原则
为鼓励企业治理污染，西方发达国家对环保产业和主动治理污染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主要有税收优惠、经济补偿、财政资助等。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优化设计中，对于主动治理污染的企事业单位，应加大在税收、信贷、财政补贴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以进一步激励企业主动开展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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