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存在的意义范文

辩论存在的意义篇1

关键词:马尔科维奇;辩证法;自然辩证法

在过去,学术界对马尔科维奇的关注较多的是其实践观,比较少的人对他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专门的研究,或者只是笼统地认为马尔科维奇对传统辩证法的批判和对人道主义的建构只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重复了卢卡奇的老调。事实上,这是马尔科维奇的重大误解。马尔科维奇虽然深受卢卡奇的影响,但在理解和诠释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上,与卢卡奇相比,马尔科维奇又向前走了一步。

一、南斯拉夫“实践派”与“正统派”之争

在上世纪 哲学 界关于辩证法的争论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中——南斯拉夫“实践派”与南斯拉夫“正统派”(即辨证唯物主义派)的争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双方在辩证法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上:第一,辩证法是不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和 发展 的最一般 规律 的学说?第二,有没有自然辩证法?在这两个问题上,实践派的基本倾向是从人的存在来重新理解辩证法的概念,并主张将辩证法人道主义化。

然而,在实践派内部,意见又有分歧,正如马尔科维奇所指出的,“实践派”同仁“在拒绝正统的辩证法概念”时,又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因而从根本上丧失对辩证法的兴趣,另一种人则仍然相信,“辩证法对批判哲学是恰当的方法,并一方面试图通过深入研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及马克思著作中的内在辩证法,另一方面通过对当代其他方法(分析方法、现象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批判考察来发展辩证法” [1]。前一种人指的是以m.坎格尔等人为首的“激进派”,他们否认辩证法是关于客观现实的普遍规律的学说,同时也最坚决、最彻底地否定自然辩证法。而后一种人,显然是指以马尔科维奇本人为代表的“温和派”,他们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问题,而在一定范围上并不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存在。

二、人道主义化的辩证法

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当前对辩证法的定义存在诸多弊端,只有从人的角度来研究辩证法,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本质。

(一)辩证法的定义

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在当时无论在南斯拉夫还是在其他国家,辩证法的概念都存在着巨大的混乱。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定义及辩证法方法的著述上都是不尽人意的,尤其是当时的教科书,对辩证法的定义存在着种种弊端。他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1、对辩证法的一些重要范畴(如发展、进步、对立、质、量、必然性等等)的分析、解释或定义仍是含混不清的;2、把辩证法原则无批判地、教条地理解为绝对的独立于人及其经验的现实规律,这些规律所表达的观点则被认为是神圣的、普遍的、绝对正确的和已被证明的,这样一来,辩证法也就被当成了一种已经完成了的东西;3、建立和应用辩证法的方式极其有限,很少作用自然 科学 以外的其他领域(如心 理学 、社会学、 经济 学等)的知识来丰富发展辩证法的尝试。

针对传统的辩证法定义——“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2],马尔科维奇认为,辩证法“既不是一种绝对的、抽象的精神结构(如黑格尔所说),也不是自然界的一种一般结构(如恩格斯所说),而是人类历史的实践及其本质方法的一种总体结构——批判思维” [3]。而这种批判思维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批判思维的地方在于:前者的最终目标是“人在历史上的自我实现” [4],这也是辩证法的本质所在;而后者基本上都是从某种超人的价值(如上帝、逻各斯、世界精神等)出发来研究现实。因此,只有马克思的辩证法才是真正从一种人本身存在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现实,也只有这种批判思维才是人道主义的,即“它还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研究和解决人道主义问题的方法,归根到底,被理解为一种决定人类行动的目标与适当手段的方法” [5],其他的都是非人道主义的。

可以说,在辩证法的定义问题上,马尔科维奇的看法基本上与卢卡奇是一致的,都强调了辩证法的批判性及人在历史中的自我实现这一本质特征。不过,对于辩证法的特征,马尔科维奇作了更系统更深刻的分析。

(二)辩证法的特点

这种方法与其他方法的区别在于以下几个特点:1、总体性:现实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具体的总体,而不能被当作彼此孤立的各个部分的组合;2、具体性:划定严格的两分法,只是概念探究过程的最初摸索;只有更深入的分析才能揭示对立面之间的中介;3、历史性:对共时性、结构性关系的研究必须以对历时性、历时性关系的研究为补充。一切表面上静止的对象不过是其历史的一个阶段,只有根据其起源和未来可能,才能全面地理解它;4、矛盾性:一切事物的动力在于事物内部各种对立力量和倾向的冲突;思维的动力在于矛盾的发现;全部问题无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解决问题就意味着解决矛盾;5、自觉性:实践这一特殊的人类活动,同物质(以及被物化了的人类存在)世界之外部的、严格的规定性不同,是以自觉为特征的,即人自觉地、有目的地投身于实践之中,并通过实践去实现人之特殊的、自由选择的可能性;6、否定性(革命性):使对象发生根本质变的原因,是对象突破了其内在本质的局限(否定之否定)。

三、人化自然的辩证法

过去,在辩证法的分类上,传统的辩证法观认为,辩证法可分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前者指的是与人的意识相区别的自然界、社会及人的活动过程的辩证法,是指以客观事物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形式出现的各种物质形态的辨证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后者则是指人类认识和思维运动的辩证法,是指以概念作为思维细胞的辩证法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规律。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而客观辩证法又可划分为客观事物自然界的辩证法和人类社会的辩证法。

然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恩格斯的辩证法观尤其是他的自然辩证法观提出异议。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一书中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观是违背马克思的本意的,因为马克思只是把辩证法限定在历史-社会范围内,而并没有把他扩大到自然界;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人们的误解和争议,“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 [6]。在青年卢卡奇看来,辩证法只能是主体的历史的辩证法,它的核心内容是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关系。恩格斯的错误主要因之于试图在显然并不存在着自觉的主体的外部自然界中寻找所谓的“自然辩证法”,而没有主体的外部自然界是绝不可能自发产生革命功能的历史辩证法。

针对卢卡奇的这种批判,马尔科维奇认为,卢卡奇对恩格斯的质疑是合理的,但他在在抛弃自然辩证法时走得太远了。

第一,卢卡奇强调把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这是他的深刻之处,这也恰恰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但是卢卡奇把辩证法仅仅归结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这种观点过分狭窄地限制了辩证法的地位和作用范围,将导致他陷入困境:如果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仍停留在历史之外,或者说,如果我们对自然现象和人类实践变革的认识并不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那么人们究竟怎样才能思考和讨论自然呢?这样一来,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哲学,一方面要通过自然讨论总体性,另一方面这种总体性的某些部分又处于哲学以外,便是自相矛盾的了。

第二,卢卡奇笼统地批判 自然 辩证法,却没有对“自然”和“自然辩证法”范畴的内涵作出精确的限定。他指出,如果人们要谈论自然辩证法,首先要区分清楚三种不同的概念:1、自然界本身的过程(即自在自然的过程);2、关于这一过程的理论;3、通过人改造和认识自然的过程而导致的理论形成及实践应用(即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变)。而卢卡奇的结论之所以引起很大的争论,就在于他在批判自然辩证法时,并没有区分开以上这三种不同的自然范畴。马尔科维奇认为,如果卢卡奇是在自在自然的辩证法的意义上讨论辩证法,那么,他的批判是合理的,“不言而喻,这里的确不存在什么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7]。但是,否定自在的自然过程中的辩证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谈论自然辩证法。他指出,卢卡奇的失误在于他没有将人对自然的改变和认识同自在自然进程区分开来,“卢卡奇不但没有批判这种自在自然的辩证法概念,反而把批判的目光转向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及辨证方法在自然界中的应用” [8],从而他也否定了人对自然的改变和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法问题。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否定自然辩证法并不意味着在“人化自然过程”中,即在人的认识与活动所改变了的自然过程中也不存在辩证法;相反,“在自然成为人的 历史 的组成部分的范围内,辩证方法不仅可以用于社会现象,也可以用于自然现象” [9]。因为,如果说,卢卡奇认为自然界不存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那么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这一过程,正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相互统一,因此,辩证法同样使用于人化自然。

第三,马尔科维奇认为,卢卡奇把辩证法的特征概括为总体性、历史性、主体性及革命性本无可厚非,但他以此来作为否定自然辩证法的论据则有点站不住脚。对此,马尔科维奇批判地指出:1、关于总体性。卢卡奇认为自然 科学 的方法是以孤立的事实或复杂的事实为特征的。然而,事实上,迄止卢卡奇那个时代,“自然科学在建构囊括了一个单一领域中各种现象之总体性的体系方面,已经充满了成功的尝试……自然科学已经 发展 了部分与整体、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法,这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所无法相比的——至今仍然如此” [10]。2、关于历史性。卢卡奇认为自然科学忽视了其材料的历史特点,而且更主要的是,它不懂得讨论自然客体的质的发展。针对他的这个观点以及他所举的例子(一支矢和一条河),马尔科维奇指出“一支矢就是一支矢,一条河就是一条河,质变在此并不象在生产过程中那样迅速。不过,奇怪的是,卢卡奇忘记了人首先创造矢,然后才停止这样做;正是人才使得河流成为 交通 动脉、农业灌具和人造湖泊。因此,河流、生物物种和化学元素都有其历史” [11]。3、关于主体性。卢卡奇认为自然只是无主体的“纯客体”。然而,马尔科维奇认为“……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在建构一种自然理论时,人总是在场的。而且这个‘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存在于特定的时代、有其特殊的需要、受其研究目的和意识形态偏见及其价值驱使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成员” [12],因此,人就是人化自然的主体。4、关于革命性。在卢卡奇看来,如果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界便失去了其革命性。对此,马尔科维奇认为,如果“革命”的含义被极其过分狭隘地设想为无产阶级的 政治 革命,那么革命的辩证法在这种意义上就只能被理解为更一般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 方法的一种特例。

第四,马尔科维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方法是对动态的、具体的总体性的一种综合的、批判的考察和理解:因为这种批判的考察和理解能够确保实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就它能被理解为历史上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 现代 革命过程的一个要素而言,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以及发现和把握自然的一切活动,都获得了一种辨证的意义。这样一来, 马尔科维奇就比卢卡奇更精确地界定和批判了自然辩证法,集中否认自在自然进程中的辩证法,而把人认识与改变自然的过程划归人的实践活动领域。

总之,马尔卡维奇所谓辩证法的人道主义化,实际上就是将辩证法从客观的和自在的自然过程的辩证法转变为人的历史活动本身的辩证法,即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的辩证法,换言之,要将人置于辩证法的核心。可以说,马尔科维奇对辩证法的概念和本质的见解并没有突破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的框架,都是从人存在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传统的辩证法定义,由此强调一种人道主义的辩证法,强调了人及其实践活动在辩证法中的主体作用。但在自然辩证法存在与否问题上,他并没有固守卢卡奇的看法,而是认为既不应该像m.坎加尔那样彻底地、激进地反对自然辩证法,也不应该像卢卡奇那样立场模棱两可,而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讨论辩证法在不同的自然范畴内适用的情况。他认为,自然辩证法在自在自然的角度上谈是没有意义的,而在人化自然的范畴上则是存在的。马尔科维奇的这种看法虽然仍存在一些问题,但与卢卡奇、坎加尔等人相比,在探讨自然辩证法的问题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总的来说,马尔科维奇的辩证法观难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他对卢卡奇的辩证法观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在自然辩证法问题上的分析与 总结 ,对辩证法的完善和丰富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对我们建构当代哲学的工作具有巨大的启迪价值。

参考 文献 :

[1]、[3]、[4]、[5]、[7][8][12]、[9]、[10]、[11]、马尔科维奇、彼德洛维奇(南).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m]. 曲跃厚、郑一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25(导论), 26(导论),32,4,15,29,17,18

[2]马克思、恩格斯(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1965.757

辩论存在的意义篇2

长期以来，流俗见解对于《资本论》一书中辩证法的理解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即只是将《资本论》的辩证法看作从抽象到具体、分析与综合、对立统一等思维“技术”的应用，而不是将之看作新世界观本身；只是从辩证法的批判“功能”层面来看待《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而不是从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层面来看待《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古典哲学乃至一切旧世界观理论形式的扬弃。因此，我们的分析就从《资本论》辩证法的真实意义辨析开始。《资本论》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因为它围绕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也就是关于现实存在的世界观批判而展开，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达到了内在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方式，既不是《反杜林论》的对应论战结构（分别批判杜林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理论），也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的线性演绎结构（其根本目的是为苏共执政作自然客观性的形而上学论证），而是由辩证法的彻底批判性出发，从哲学批判走向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必然逻辑。关于这种统一逻辑，《资本论》跋语给出了总的说明：“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其要义在于，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的批判锋芒不只针对哲学理性，而是针对“任何东西”“现存事物”——整个旧世界及与之相应的旧世界观。所以，辩证法“按其本质”就必须指向对旧世界的思想堡垒（哲学、经济学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全部批判。显然，这是与对辩证法的“思维技术式”定位大不相同的。“思维技术式”理解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将辩证法看作“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直观方法论。例如有这样的说法：辩证法在革命战争年代应该重斗争，轻和谐；在和平年代应该重和谐，轻斗争，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我们毫不讳言对这种见解的批评，因为它是对辩证法的严重曲解，把辩证法降低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常有理”，其实践后果就是让人民群众摸不着头脑，形成讽刺意义上的“不怕唯物论，就怕辩证法”。这种庸俗辩证法自以为是超越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但其思维水平与黑格尔相距万里。当黑格尔说“现实的即是合理的，合理的即是现实的”[4]时，他的主旨是要表达一种历史不可遏制地向前运动的世界观，而不是所谓的可以脱离具体内容而盲目运行的“对立统一规律”。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隐含着冲破旧世界的革命怒火，但这种怒火囿于纯粹的哲学概念批判而遭到窒息，它不过是在与现实的影子作战。马克思从黑格尔主义出发而最终超越黑格尔主义的真正意义正在于此：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世界观批判性质而扬弃黑格尔辩证法的纯批判性质，铸成一种以否定性为根本武器、以现实世界为真实对象的新辩证法。没有这种辩证法作为整体世界观，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无一能够自立。葛兰西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洞察。他写道：“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这三种活动领域是同一个世界观的必要组成要素，按照它们的理论原则，一种要素可以变为其他两种要素。”[5]我们认为，葛氏所谓“一种要素可以变为其他两种要素”，实质说的就是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成为贯穿三大批判的灵魂、红线；葛氏所谓“同一个世界观的必要组成要素”，则指出了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与合理形态辩证法的一致性。从原则上看，马克思的合理形态辩证法与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同一理念。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不能在辩证法以外剥离出历史唯物主义，或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以外剥离出辩证法；辩证法作为能动的、否定性的方法，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自我展开。当然，如果从思想演进角度看，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又有着复杂微妙的相互生成关系。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理解这一关系的钥匙。该《序言》回顾了马克思从哲学研究走向经济学研究的经过：“1842—1843年间……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6]表面看来，马克思从哲学到经济学的“转行”似乎是由“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一偶然因素导致，但如果深入理论内部，就会发现这一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马克思从纯粹哲学研究走向经济学研究，在根本上是由现实世界的客观结构（而非思想家的主观偏好）所决定的。马克思初因研究物质利益的直接需要而进入黑格尔法哲学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却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人们迄今对现实世界结构的理解是颠倒的、是反客为主的。在真实的世界结构中，法的关系不能从它本身或从人类精神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就意味着，黑格尔辩证法作为世界观，是一种颠倒了的神秘形式；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则应当是从现实副本（以法哲学—意识形态为理论载体）批判到现实本身（以经济学—史科学为理论载体）批判的革命性跃迁。进一步看，现实世界不是由宗教、哲学、政治、自然等罗列组成的总和，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社会有机体。《资本论》手稿对此写道：“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7]显然，资本就是现实世界的“普照光”，是支配一切的权力。这种哲学“之外”的发现，却成为变革哲学的杠杆，因为它揭示了传统哲学一直想揭示但始终未能彻底揭示的“存在”之谜。谜底既不是康德的物自体，也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是掩藏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资本及其所造成的人类异化。换言之，传统哲学所要追问的存在等问题，在其颠倒的世界观框架内是无法得以破解的。要真正解开哲学谜题，必须由哲学走向研究世俗物质生活的政治经济学。在这种转向里，纯粹的哲学批判被扬弃在经济学批判当中，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承载起了新世界观的使命[8]。这种转向的重大意义，在费尔巴哈、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等“纯哲学家”那里甚至是没有自觉的；蒲鲁东和拉萨尔也试图借鉴黑格尔的辩证法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但他们的招数只是用“正反合”的僵化公式去硬套经济原理而已，结果是使政治经济学变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9]，一步也未超出旧世界观的地基。总之，马克思认为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只能是对全部旧世界的总体批判，而由于全部旧世界的统御逻辑是资本逻辑，因此必须最终诉之于对资本逻辑及其理论形态——古典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点，同样在于揭示国民经济学从世界观到具体范畴的永恒性质，在于揭示国民经济学承认前资本主义社会有发展而资本主义社会已然终结历史的“半截子”辩证法——“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3]。如果抽掉剧变、冷战结束这些具体史实而只看基本原则，福山在20世纪炮制的“历史终结论”算不上什么新见解，它一直就存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典型代表如巴斯夏的学说[10]）的本性之中。如果说上文所引的葛兰西语，是从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间的要素转化角度来揭示这一点，那么卢卡奇则直接从三大组成部分的重心（经济学）出发而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马克思不把他的著作命名为经济学，而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这一批判中同时还含有对任何一种事实、对任何一种关系、对任何一种具有规定性联系的，这里所强调的是内在本体论的批判”[11]。贯穿马克思理论活动的辩证法乃是批判“任何一种事实”的思想武器，即世界观批判武器。由于空想社会主义是批判现存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既有理论形态，因此马克思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又必然延伸到其批判之中。

二、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看马克思走向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必然性

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走向经济学批判的根本理论动因，在于纯粹哲学批判当中辩证法的不彻底性、非批判性（其典型形式有黑格尔、费尔巴哈、鲍威尔兄弟、大卫•施特劳斯、施蒂纳的哲学）；同样，空想社会主义者（以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为代表）用以批判现实世界的辩证法亦不够彻底、不够合理，这就构成了马克思必然要走向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根本理论动因。柏格森曾断言，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一生只思考一个问题；我国学者赵汀阳对于哲学家的研究对象还有一个非常醒目的概括叫“一个与所有问题”。借用他们的提法，我们可以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或辩证法的彻底批判，称为马克思全部思想活动中的“一个与所有问题”。且回到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关系的经典论述。恩格斯在阐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时指出：“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剩余价值学说则使“困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是社会主义者”的“劳动价值论与资本剥削的相容性问题”获得解决，二者使“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真相大白”，所以，“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1]。在这里，恩格斯是从理论意义的角度来揭示三大组成部分的关系的；如果从理论逻辑的角度来看，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持辩证法的非批判性（批判的不彻底性）则构成了马克思从哲学、经济学研究而走向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建构的内在动因。下文的分析将表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知识建构意义，是奠基在辩证法的彻底批判性这一灵魂、主线之中的。首先来分析空想社会主义者辩证法思想的不彻底性、非批判性，这构成了马克思走向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问题牵引。恩格斯指出：“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1]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辩证法思想，既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活动的重大理论资源，又是主要针对目标：在其否定性地看待现实世界方面构成重大理论资源，在其抽象性地对待现实世界方面构成主要针对目标。空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良知基础上的抽象人道主义，存在着道德批判尖锐性与实践变革软弱性的双重特点。就前者而言，空想社会主义者率先揭开了资产阶级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面纱，因此充满着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例如，傅立叶紧紧抓住资产阶级的天堂许诺来反讽，以血淋淋的现实反衬“理性世界”的食人本质。傅立叶写道，资本主义所谓的“文明制度”带来了野蛮，它“不能保证给予人民劳动和面包”；“在文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12]。这里闪烁的辩证法思想被恩格斯所深深赞叹。但是，傅立叶只是在浅层触及了私有制、生产过剩等问题，总体上看，他是以（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为辩证法形式，这种辩证法形式有如弃妇骂街，极尽历数陈世美恶劣品行之能事，对于改变真实命运而言乃是自暴自弃。圣西门也是如此，他开出的药方也是所谓的善良意志，“道德感的力量将会促成变革”以及“博爱之心将迫使贵族和神学家服从这个原则引导出来的结论”[13]。这种乞讨式变革，这种对资本家苦口婆心的道德劝诫、向试验工厂劳动者所进行的良知教化等，更多地只是提供了反面教材，它不仅无法改变工人的奴隶命运，而且容易滑向消极接受现实的歧路。事实证明，无论欧文的“新和谐城”、傅立叶的“法郎吉”抑或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尽管取得了重要的实践探索经验，但均不能真正改变无产阶级的苦难命运。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等人从反对资本主义的出发点，走向了维护资本主义的落脚点。这就牵引出对空想社会主义者辩证法形态的超越任务。空想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工人阶级发展状况的产物，随着工人力量的增强，无产阶级向自己的理论家提出了扬弃空想社会主义的要求。马克思正是这一使命的承担者，他揭示了傅立叶等人辩证法思想的非批判性，即停留于抽象理性批判，而躲避物质现实批判的根本弊病。与这种空洞的辩证法形式相反的，就是马克思的“合理形态”辩证法。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以批判社会存在的方式展开活动，从而揭示奴役工人的真正根源，寻找获得解放的真正途径。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这种合理形态，因为它把历史猜测为一个“有规律”但“无人身”的发展过程，因此是神秘形态的辩证法；傅立叶的辩证法也不是这种合理形态，因为它没有把否定性力量规定为实践着的无产阶级，因此是空洞形态的辩证法。相反，马克思从生产力这个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中找到了最现实的批判力量，以历史实践的辩证法取代了抽象理性的辩证法。在这一基点之上，他才有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形态、改良主体、实施道路等方面的系统批判。在历史观上，圣西门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动因在于人的天性，资本主义前景道路在于实验示范，资本主义解放主体在于作为天才的慈善家。一言以蔽之，理性的辩证法乃是救世的根本。所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与旧哲学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立场实质相同，同属唯心史观——非批判形态辩证法的思想阵营，从而才成为被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一网打尽的批判对象。与空想社会主义者针锋相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动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资本主义前景道路在于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解放主体在于无产阶级本身。历史的辩证法才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真实武器。总之，随着阶级条件的成熟，马克思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从上面”怜悯工人阶级、诉诸天才人物“理性”的辩证法，而是“从下面”唤醒工人阶级、诉诸奴隶自己的抗争。因此，说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才是贯穿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灵魂，这不仅不与恩格斯的经典论述相冲突，反而是真正深入到了人类解放总体学说的内在逻辑。可见，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统一性逻辑，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所要扬弃的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三大理论形态的统一性逻辑之中，而并非存在于从普适世界观（哲学）到具体科学域（政治经济学）再到实践政策域（科学社会主义）的线性演绎之中。马克思主义的特质在于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于以破为立，而不在于模仿传统形而上学假定一套终极原理并以之诠释具体实在。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的同一性——辩证法的非批判性（即：唯心主义哲学与影子作战的概念辩证法；古典经济学只承认前资本主义社会有历史发展而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终结人类历史的半截子辩证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用理性来谴责和拯救现实的软弱的辩证法），是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整合逻辑的根本前提。

三、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反思滞后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时空倒错现象

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中，科学社会主义曾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他们理论的“核心”。这是因为，无论是哲学批判还是经济学批判，最终的旨趣都在于现存世界（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从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共产主义社会）。在此意义上，空想社会主义批判也就是辩证法批判活动的核心。而值得反省的一个现象恰恰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人们对马克思从事过的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之研究持续开展，而关于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研究则寥寥无几。相当数量的人都持有一种幻想，即认为空想社会主义早已经是博物馆中的文物，我们当代人的社会主义观比之高明许多。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误区。现当代许多人对资本的理解水平远低于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这尤其表现在对资本“两面性”非此即彼的独断中。恩格斯曾指出，傅立叶对于资本的看法充满着辩证法的光辉。傅立叶将全部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即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文明阶段相当于资产阶级社会）。但他又指出，“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文明时代的发展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乃是《资本论》基本思想的天才先声。在《资本论》当中，马克思对资本的进步性与野蛮性进行了精辟的双重分析，在“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辩证法的“对立统一”以理论的方式表达了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活动本质。正是在对资本——生产力的辩证理解这一根本点上，许多当代人远不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因此，探讨这种与空想社会主义者时空倒错的现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第一个方面，包括社会身份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内，许多当代人并没有真正理解资本所带给人类的革命性意义。他们在认可资本的文明作用方面，尚不及空想社会主义者。典型表现是将资本文明、市场经济完全理解为生产物质资料的单纯工具设计，而没有领会到它所具有的变革人的生存形态的功能；当市场经济提出变革文明形态的要求时，往往遭到极左力量的武断反对。商品、货币和资本，是构成市场经济的基本范畴，也是推动封建传统强大的民族迈向现代化的有力杠杆。在商品的等价交换中，人的平等意识得以培育；在货币持有的生存依赖当中，个人的独立性得以确立；在资本的增值活动当中，全社会的普遍致富欲创造性得以激发。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机制，并没有进入许多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的视野，相反，他们仅仅将市场经济、资本文明的作用定位于物质资料生产，而回避市场经济对人的素质的重新塑造，甚至以“集体主义”之名遏制人的主体性成长。这样的看法及其所支配的社会主义观，显然是滞后于圣西门、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我们之所以拿空想社会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的思想作为比照对象，不单单是本文主题的论证兴趣使然，更重要的是想用这种巨大的时空倒错，来揭示长期教条主义支配下的思想解放之难。第二个方面，在毫不妥协地与资本的片面性进行博弈斗争上，同样包括社会身份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内，许多当代人的良知更是远不及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情怀不仅是解放学说的价值前提，它还在相当多的场合构成了科学发现的动力[14]。全部社会主义学说的目的，都在于探索人类从资本奴役中解放出来的道路。如果说空想社会主义非现实的弱点为科学社会主义所扬弃，那么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则为科学社会主义所继承。《资本论》不仅揭示了资本所形成的异化状态，更承诺了与人的异化处境进行不屈斗争的革命意志。在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理解当中，并不应排斥根据时代特点突出某一维度的做法。在19世纪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所标识的，重点在于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维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学性是引导无产阶级开展实践斗争的首要前提。而在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以及市场经济一统天下和经济全球化使得“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的时代背景下，侧重挖掘、发挥社会主义学说的革命性一面、价值批判一面，又显示出了更加重要的现实针对性。资本主义社会有健忘症，即使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瞬间粉碎了“历史终结”的陈词滥调，但复苏周期还是会让人们好了伤疤忘了疼。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绊脚石，在于资本对立面的日渐萎缩，社会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没有反对派的单向度社会”[15]。所以，回溯圣西门、傅立叶以来社会主义学说的普遍性价值批判维度，从而为否定资本主义积蓄革命力量，就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总之，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思想灵魂，是马克思合理形态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形态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它将黑格尔囿于纯粹思维的概念辩证法、国民经济学虎头蛇尾的历史辩证法、空想社会主义诉诸理性的软弱辩证法共同归结为非批判的旧世界观，并与之两军对垒。合理形态辩证法是对全部旧世界与旧世界观的彻底批判，是人类解放学说的一以贯之之道。

辩论存在的意义篇3

[关键词]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大陆法系；辩论权

一、民事诉讼中的辩论原则概述

（一） 辩论原则的基本定义

通常认为，辩论就是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有权就案件所争议的焦点事实和法律问题，在人民法院的主持和引导下进行辩论，各自陈述自己的主张和根据，互相进行反驳与答辩，从而查明案件事实，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事实，就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法院不主动调查，即使调查了而不经当事人提出仍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这即是通常意义之上我们所说的辩论主义。辩论主义是由德国普通法的法学家肯纳首创，英美法系国家也普遍的接纳以及采用了辩论主义的精神实质内涵。但因文化和意识上的差异，并没有使用辩论主义这一概念。但辩论主义广泛的空间应用确是不争的事实。

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第12条如此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一般认为，该法条在立法上确立了辩论原则在民事诉讼中重要的基本原则地位。此外，辩论原则也是宪法赋予公民完整的民主权利在民事诉讼领域中的具体的体现。

正如孟德斯鸠所曾经谈到的：“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辩论原则其根本实质亦是对人权和自由最大限度的尊崇。其必须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是社会主义平等原则在司法领域的重要表现形式。

而在大陆法系的其他国家，关于该原则的定义又与我们稍有差别。如日本学者所概括，辩论原则最根本的含义是：“以什么样的事实来为请求的根据，又以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存在或不在，都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在这一领域的自由。”按照德国学者的概括，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只有当事人才能够把争议的事项导入程序并判断是否有必要对此作出决定；作为程序规范，法院自身则不得考虑当事双方都未提出的事实，且不得根据自己的判断主动收集或审查任何证据。”

（二） 辩论原则的主要内容

1. 辩论原则应该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的过程之中

这其中有两层含义。其一辩论原则应该贯穿于一审，二审及再审整个阶段诉讼过程之中。只要当事人提出了自己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请求，不论是在哪一个阶段，就都有权收集、提供证据，陈述事实，说明理由，论证自己提出的请求的正当性，同时反驳对方请求。

其二，在实体的程序之中，辩论原则不能仅仅体现在法庭辩论阶段。在整个案件的处理程序体系中，辩论原则应该是完整的贯穿的，法庭辩论只应该是其体现的最明显的阶段。但是当事人之间的辩论绝不仅仅局限于这一阶段。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和过程中，当事人双方都可以通过法定的形式展开辩论。如提交起诉状，答辩状，法庭调查环节中的举证质证等等

2. 辩论原则的表现形式不应是单一的

辩论原则的表现形式不是绝对的单一的。它不仅有口头表达的方式，也可以用书面表达的形式来体现。例如，在辩论原则中体现最明显的法庭辩论阶段，双方人和当事人主要采取口头的言辞辩论。原告的起诉状，被告的答辩状则是书面行使辩论权的最好体现。

3. 辩论权是当事人享有的一项重要的民事诉讼权利

即当事人也包括第三人对诉讼请求有陈述事实和理由的权利，有对对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诉讼请求进行反驳和答辩的权利。辩论权的实施，其主观思维上的出发点是基于当事人及第三人对自我权益的保护意识基础之上的。尊重当事人及第三人的辩论权有很大的积极意义。更是对宪法和人权自由的最大尊崇，也可以说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之中必经的过程和环节。

4. 辩论的内容具有二元性。既可以是实体上的问题也可以是程序上的问题

辩论的内容主要应该是围绕双方争议的实体问题，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本身。如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主张能否成立，基于某一事实主张的民事权利请求有无法律上的根据，某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材料是否真实合法，是否存在免责事由等。

辩论的内容也可以是双方所争议的程序问题。如当事人是否符合条件，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有无管辖权以及审级是否正确等等。

总而言之，不论双方的辩论内容是什么，辩论都应该紧紧围绕双方之间有争议和分歧的并对案件的处理有积极意义的问题。这就需要切实提高法官队伍的工作素质，增强法官的业务能力，在整个辩论的过程之中能够正确地引导双方开展辩论，行使权力。

5. 人民法院应充分的保障当事人辩论权的行使

简而言之，就是人民法院最后所做出的终局判决必须是经过并且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辩论权行使之后所产生的一个应然结果。从诉讼的终端目的角度出发，只有这样，当事人才能达到自己证明自我主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标。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法院切实了解事实真相及保证判决的公正性。人民法官应最大限度的发挥自身的高度专业性，引导和敦促当事人行使好自身的辩论权，正确而又充分的讲清事实，提出主张。

二、我国民诉中辩论原则的现状

1. 辩论原则实施的不完整性。

在我国的一些基层法院，存在片面追求裁判的效率性，并没有完整的履行法定的审判程序，甚至会限制庭审的时间。如任意打断当事人发言，压缩辩论时间，不传唤必要的证人以及鉴定人员的出庭发言等等。

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之下，辩论原则存在并发挥的空间逐步被压缩且减少，完整性大大受到破坏，实施基础的残缺也导致辩论原则的现状令人堪忧。

2. 辩判分离，辩论原则的功能性没有得到充足的发挥。

在司法实务之中，常常有让法庭辩论流于形式化的现象存在。即“你辩你的，我判我的”，辩论权对最后的判决结果影响甚微。同时也助长了大量的庭前非正常化的私人活动，导致当事人以多样化的非正常手段影响整个司法裁判的正确走向。

另外，在辩论权行使的整个内在过程之中，也存在其不合理性。法庭庭审阶段中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环节最为重要。在法庭辩论阶段，当事人只能就事实进行一定的阐述。既不能加入自身的主观性比较强的意见，更不能对对方当事人的言辞提出反驳和质疑。而在法庭辩论环节，当事人则需根据自身提出的主张结合证据和法条规定进行分析论证，同时反驳对方的辩论意见。

可以看到，两个原应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环节脱节较为严重，这必然影响辩论原则积极效果的完整实现。

3. 存在着大量的“代位辩论”现象。

在基层的民事案件处理之中，越来越多的当事人开始委托律师或者法律工作者进行工作。限于自身有限的专业知识以及综合素养，很多当事人往往只简略地陈述案件的事实情况，便由人进行“代位辩论”。

泛滥的“代位辩论”现象往往出现两个极端。当事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如个人私密性过强，配合度不高等，造成陈述给人的事实不清楚不完整，使得人在庭审之中常陷入困境，无法有利而又高效率地处理工作。也给整个民事诉讼过程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诉累，以及拖缓了裁判的速度。

另外，也可能因当事人法律素养过低，放弃向法庭表达自我意思表示的机会。人在辩论环节过分的越俎代庖，更多的在案件处理过程之中加入自我的意思表示，使得整个辩论权行使的主体界限趋于模糊，当事人对案件的参与度不高，了解度较低，这并不符合辩论原则的立法原意。

4.在审理过程之中的阶段性残缺。

前文已经提到，辩论原则作为民事诉讼中的基础性原则，应完整的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之中，包括一审，二审，以及再审阶段。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我国的民诉法中还规定了在二审阶段，包括适用二审程序的再审，允许运用书面审理的方式。这就使得辩论原则在二审之中无法得到彻底的体现和应用。

三、对完善民诉辩论原则的一些意见

1. 吸收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的理念精髓，构建一个架构完整的辩论原则体系。

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所普遍适用的“约束性辩论原则”，我国现行的辩论权的范围和内容都稍显得空洞，当事人辩论的内容对法院也缺乏相应的约束性，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角色定位时常模糊不清。笔者建议可以吸收英美对抗式的辩论中的交叉问询制度以及大陆法系的当事人主导制度。

我国现行的“非约束性辩论原则”必须向“约束性辩论原则”逐步过渡，才能使整个民事诉讼的程序设计和运作更符合客观规律性。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无论是从诉讼的政治民主性，还是从诉讼的技术科学性的角度来看，辩论原则都有必要加以改造即借鉴辩论主义的精神实质，在现有辩论原则的内容中加入当事人辩论对法院和法官的制约关系。”

可以说，中心体系的架构是辩论原则完善的先中之先，重中之重。

2. 进一步加强法官的释明权，正确把握辩论的导向。

结合我国公民法律素养偏低的切实国情来看，法官的正确引导和释明概括必不可少。

在当事人陈述事实不清楚不明确或者偏离争议的焦点，举证材料不足，诉求不当之时，法官应该严格地站在自己的中立角度进行正确的引导。这样做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法官的适时发言完全可以使当事人的辩论效率性以及针对性更强。在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和辩论权的基础之上，又有效地保证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正当性。也非常有利于约束性的辩论原则架构的完成和发展。

3.规范司法审判的程序环节。

任何一个民事主体行使其辩论权都必须依托一个平台。在民事裁判之中，庭审程序正是这个平台。从我国的现实出发，司法审判的程序规范切不可失。在努力提高裁判效率的同时，更应注重裁判的质量。

任何一个程序存在的客观意义都在于可以有效的对本位主义强烈的主观意识性进行有效地控制引导，程序的严肃性不容许任何主观意识来进行挑战。如果说引入卓越的法律理念是整个体系架构的中心大脑的话，这个程序，就是整个体系的全身骨骼，它支撑着整个辩论原则的发展和完善。

建议应从人民法院内部入手，严格规范整个诉讼程序规范而又完整地终结，使这个行使辩论权的平台更加牢固和坚实。

4.完善现有民诉法中关于判决法条的漏洞。

在一个司法公信力较高的法治国家之中，作为所有民事纠纷和争议的终局司法裁判，理应具有不可抗拒性以及极强的公众信服力。在最终的判决文书中，应该有理有据，在事实、法条、法理和社会实践经验之中综合分析，从而力争做到四平八稳，公众信服力极强，

但是现实的司法裁判却存在着令人不可预料的现象，裁判的文书时常较为简洁，内容上只有事实和引用的法条，信服力相对来说比较弱。造成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因为现阶段我国法官队伍素质的参差不齐，还因为民诉法在判决立法上存在着一定的实质漏洞。我国现行的民诉法只规定了判决的形式，并未对如何规范判决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进行过深入的探究。建议应对相关的民诉法条进行相应的改进

与完善，从立法上充实简陋的判决法条。

5.对现行的民事诉讼程序结构进行一定的改动。

(1)建立开庭前的准备程序。根据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德规定，庭前的准备活动排除了当事人的积极参与，更多的是以法院为主导的审判职能的履行。这样既不有利于案件审理的公开性，也与大陆法系一般所尊崇的当事人主导制度相悖。开庭前的准备程序，应在法院的引导和主持之下，组织当事人相互交换证据及信息，使得原、被告双方的辩论权都受到尊重。另外，准备程序同样应该根据案情的复杂程度，标的额度，当事人人数等因素设立多样化选择，尽最大的可能保障司法工作效率。

（2）增强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的关联性。前文笔者已经谈到，在现行的制度之下，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环节脱节严重，关联性不强，应该予以调整，将更多的发言辩论机会和空间自由度赋予当事人。

[参考文献]

[1]张卫平.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重述[j ].法学研究， 2002.

辩论存在的意义篇4

[关键词]自然的报复 自然辨证法 历史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0一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7-013―07

在一般意义上，以《资本论》第二跋作为依据来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将之定位在“革命”和“批判”上，一直受到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的偏爱。西方马克思主义便藉此路径强调主客体辩证法，并贬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因为，在表面上，恩格斯似乎强调了与人的主体活动无涉的自然规律。本文试图通过“自然的报复”这个在今天尤为切近的问题来阐明恩格斯在辩证法理解上与马克思的关系及其当代意义。这是恩格斯多次提到并在“自然辩证法”计划中加以理论化的一个问题，该问题在一般意义上表明恩格斯与马克思在辩证法规律理解上的一致性，在特殊意义上则以比马克思更清晰的理论化方式深化了辩证法视野，阐明了自然随着人类实践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大这个辩证法原理。在实践上，该原理在今天以最强烈的形式(全面的生态危机)表明了主体性思路(无论是否供助于“实践”逻辑)的界限和荒谬之处。在理论上，如果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那么恰恰是恩格斯深化了所谓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从而提出了一种以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为核心的自然视角。在这种视角中，“自然”具有双重的意味：作为优先于人类主体活动的条件和对象，以及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这正是历史视野中的“世界”概念。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是一种辩证关系，这种自然永远构成人类的基本条件，并随着人类活动的深化而不断放大。在这里，存在着一个传统辩证法视角没有真正触及的辩证法：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不仅表现为“自然的退缩”，而且同时就是“自然的进攻”。正是由于这种辩证法的存在，人类每取得一点进步，都不仅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自然界限的存在，而且使我们更加直接地承担自身活动的后果，如果不以这种辩证法作为历史的基础，我们对自由的追求就是荒谬的主体唯物主义狂暴。

一、“自然的报复”问题

“自然的报复”是恩格斯1872年在一个不经意的文本中便开始使用的比喻说法。’在讨论纯粹社会问题的《论权威》中，恩格斯说：

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雇用工人的任何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就工作时间而言，可以在

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

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

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

车在这里，他通过工业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的客观要求，说明了劳动组织形式如何因为科学对自然力的征服义同时服从自然力的。在这里，自然力显然不是自然界的规律，而是作为一般运动规律的辩证法。这正是恩格斯晚年讨论辩证法的基调。因此，恩格斯指出的只是人类活动之中超出主体预期的界限问题。

在其“自然辩证法”计划中，在历史地叙述人类改造自然界并使之服从自身需要的特征之后，恩格斯笔锋一转，强调：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

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

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

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

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

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他列举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破坏耕林及欧洲栽种马铃薯的例子 今天，这些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灾难，因此让我们惊异于恩格斯的先见。通过这种讨论。恩格斯要达到的目标很清晰，警告人们辩证法规律的客观性。在这种规律面前，人们的主体性存在着界限，，

我们不必纠缠恩格斯相关论述所称“辩证法规律”的确实性。因为，我们在今天无疑比他更加直接和强烈地感受到这类问题的存在。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恩格斯在强调自然辩证法的时候，他的目的仅仅在于证明自然规律的存在并因此把整个历史的发展都置于这个规律之上吗?或者更进一步说，他试图通过自然规律来说明历史，以致于反对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吗?

二、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理解及其与马克思的关系

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史上，卢卡奇第一次在理论上指出恩格斯在辩证法的理解上的缺失。以《反杜林论》为依据，卢卡奇强调恩格斯“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未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以主客体同一性这个黑格尔命题作为中心来解释马克思的辩证法，由此打开了“自然辩证法”反对“历史辩证法”的解读思路。在今天，尽管由此产生了一些复杂的变体，但问题结构和逻辑仍然没有超出卢卡奇。卢卡奇的这个批评意见是否准确呢?我们提出如下三个方面的论证。

第一，就《反杜林论》来说，无论第二国际时代对其科学性质做出了何种解释，我们也能够发现：尽管恩格斯在其哲学部分以辩证法为中心展开对杜林的批判，刻意强调了世界的客观性和物质性，也尽管在论战过程中因为跟随杜林进入一个个领域并因此在主题上受到了种种限制，但这种强调也不应该仅仅被理解成排除了主体的纯粹自然规律。最重要的证据便是关于“道德和法。自然和必然”那一节的讨论，在那里，首先恩格斯在理论上指出：“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尽管这一陈述非常典型地代表了恩格斯那种往往把历史问题认识论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容易产生唯科学主义的问题)，但含义却是十分清晰的。在这里，“历史发展”绝对不是指纯粹的自然过程，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自由的角度强调人对自然的“支配”，而在《论权威》和“自然辩证法”计划中强调的则是自然对人的“报复”，这两种关系不是相互作用又是什么呢?接下来的论述中，恩格斯举了摩擦生火和蒸汽机的发明，当他强调前者对人类的意义远大于后者的时候，正 是因为前者是人对自然的胜利的最初标志。在此，如果按照卢卡奇的路径，把自由理解为历史的内在目标，那么在恩格斯的讨论中，究竟有没有历史辩证法的思想，情况便一清二楚了。实际上，卢卡奇是在特定条件下把第二国际理论上的失误归咎于恩格斯的，恩格斯就此成了整个马克思主义败坏的“替罪羊”。

第二，在“自然辩证法”计划中，恩格斯在谈到“自然的报复”后，仍然像《反杜林论》那样把焦点转移到自由问题上。在他看来，历史发展表明，人类“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也渐渐地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也就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不过，在他看来，“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自然的报复”问题存在，已经清晰地表明了人类遭遇的是自身活动的后果。如果将之作为纯粹的自然规律，那么人类就无从提及自由问题，因为这意味着这些后果是无法克服的。在全部的讨论中，恩格斯并没有完整地论述相关问题，例如，这一规律本身是在何种条件下发生作用的。这是该文本的不足之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草稿)。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引文中，恩格斯提出驾驭自然规律所需要的条件，即对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社会制度进行革命。它同样清楚地表明，在恩格斯的认识中，“自然的报复”作为一个自然规律的存在是有其条件的，即它是由“生产关系”这个术语描述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在这一点上，恩格斯立即补充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论证。这个论证与马克思关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只是它的史前史，与其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等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自然的报复”在恩格斯这里仍然是特定社会的规律，是人类活动还没有摆脱盲目必然性支配的标志，表现为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规律。但就其是在人类特定条件下遭遇的规律这一点来说，它同样是历史规律。

第三。通过对照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的解释，我们可以肯定，恩格斯误解或歪曲马克思之说是没有证据的。在谈到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恩格斯强调，在这些文中，马克思“表现出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最后是因为我们在德国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在谈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问题时，提一下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判断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在恩格斯的讨论中，无论是否用了“自然辩证法”这个术语，他对辩证法的理解始终是一致的。恩格斯说这句话的直接目标是证明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是正确的。联系到他整个后期都在强调，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摆脱盲目必然性的支配，其表现即如上述引文指出的不能对人类活动的后果进行自觉的调节(这也是马克思的观点)这些相关论述，我们就能够强调恩格斯正是与马克思相同的辩证法视角来透视人类社会的。在1868年致库格曼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强调了如下思想：资产阶级社会的规律是一种自然规律，而“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如《资本论》阐明的那样，马克思之所以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看作自然规律，是因为这些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而且“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同时，另一个层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肓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在恩格斯的晚年，他对自己和马克思早期乐观地估计革命形势的错误进行了探讨，再度强调了经济必然性的作用，恩格斯强调上述关于“在德国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事实，正是在这一背景中来强调历史辩证法的。

如果进一步考察恩格斯在不同地方多次强调的“合力”思想，这一思想的焦点便于在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人类行动是有预期目的的，但实际后果却表现为盲目的平均数，即偶然性。“、这一思想与马克思的相关表述完全一致。这构成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由其建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看法。也正是在这意义上，马克思才将资本主义社会称为“必然王国”。因此，尽管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把马克思在《资本论》1872年第二版跋中强调的(理论上的) “批判”和(实践上的) “革命”作为辩证法的核心(正是由此转换成主客体相互作用)，但并不能就此简单地断言马克思否认自己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具有“自然性质”，并转而虚构一个高于“自然辩证法”的“历史辩证法”。我们现在就回到那个著名的论述：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

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

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

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

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

头脑里去。

这段话，我们一般引用第一自然段，它表明马克思强调的“辩证法”是一种主观辩证法，即思维规律。值得强调的是，一般引述忽略的第二自然段在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它清晰地表明马克思同时把辩证法看作是客观规律，并且正是由于其存在，人们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站到辩证法立场上来。同然，马克思并没有留下对主、客辩证法的专门讨论。但是，在恩格斯的“辩证法”计划中，他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不正是马克思一贯强调的唯物主义立场吗?

综上所述，以“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二分来强调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辩证法上的理解差异和对立，是缺乏充分证据的。实际上，尽管他们两个人都会在不同时候使用自然或历史例子来谈论辩证法，但对辩证法理解的焦点始终是客观的运动规律，无论自然、社会和思维，都服从这种规律。让我再一次回顾恩格斯那个首次不经意地使用的比喻，“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这里，“真正的专制”是什么呢?如果它不是以自然形式出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客观的相互作川，那么“自然的报复”又有什么意义呢?

三、作为人类活动界限的自然及其扩大：超越历史和自然的对立

论述恩格斯与马克思在辩证法理解上的一致性，并不是本文的全部目标。因为这个目标太小气了，实际上，对于今天的研究来说，无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解读，还是对辩证法问题进行研究，最 重要的都是能够从中获得理解当代社会历史的有用工具。就此而论，我们可以提出两个要点：一是作为客观运动规律的一般辩证法；二是由恩格斯“自然的报复”所引申出的“自然的边界”及其放大问题，这可视为一般辩证法的特殊结论。这两者都涉及辩证法理解的一个基础问题，即自然与历史的二分。

在马克思主义解读中从什么时候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自然与历史二分视角，可能需要进一步深究。在一般意义上，我们都会把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作为重要参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1913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便提出下述后来实际影响全部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论断：“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这是后来发生的原理教科书“推广说”原型，而它与前提上自然／历史的二分有关。在这之前，拉法格、梅林、考茨基等人在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时，主要侧重于其对社会历史的解释，而很少专门提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问题，也没有将其放在对自然的认识上。但是，他们多数都肯定马克思主义在自然观和历史观上采取了不同的科学立场，并且都突出后者。例如，梅林在其有关历史唯物主义解说中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唯物主义混淆起来，但他在1910年时还认为机械唯物主义是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科学原则，并因此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否认它在自然科学中的意义，而只是否定它在历史科学中的意义。在这里，实际上就把自然与历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立起来。如果进一步考虑19世纪60年代之后崛起的新康德主义，自然与历史的一致和区别问题确实是一个难题。但问题本身并不简单地归于第二国际的某个领导人。正因为此，柯尔施和卢卡奇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这个问题，并将之与主客体辩证法联系在一起，虽然把起点定在恩格斯那里，但实际上都是含蓄地批评列宁的。

必须肯定，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曾提到社会发展史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即人类行动自觉意图和预期目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引文中也引用维科的话表达过相同的意思，即“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从这一点看，马克思、恩格斯似乎都主张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区分。也因此，多数偏爱“历史辩证法”的研究者都喜欢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被删掉的那句话：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

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

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

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

不过，由此把自然史与人类史截然对立起来，恐怕有点困难。因为，其前提条件是，马克思、恩格斯只肯定“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也就是说，必须以统一的“历史科学”作为前提。我们看到，正是由于这一前提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是旧历史观的结果，因为在旧有历史观中，“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在这里，证据似乎支持卢卡奇关于“历史辩证法”的解读，并进一步加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反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印象。

然而，情况恰恰相反。让我们首先回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关于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区分，在这种区分之后，恩格斯做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补充，说：“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在这里，恩格斯显然试图在作为一般运动规律的辩证法意义上强调了自然与历史的一致性。问题正是在这里，在恩格斯的讨论中，从其1859年《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开始把辩证法作为新科学的核心，他主要强调的便是这个历史科学视角。至于“自然辩证法”，我们将清晰地看到，恩格斯讨论的自然科学，显然是《德意志意识彤态》那个被删掉的段落中所称的“自然史”，在确定的意义上，如果辩证法是马克思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那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历史观”进行辩护和宣传的时候，正是以历史科学的另一个方面(即作为自然史的自然科学)来阐明它的方法论及其科学性质，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自然辩证法”计划中出现下列论断：

(1)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

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因此，自然主义

的历吏观，如德雷帕和其他一些自然研究家或多或少持有的这种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

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

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2)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

我们姑且不论在整个“自然辩证法”计划中经常强调的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以及作为最终目标的自南问题 上述两个段落，第一段表明恩格斯把思维也看作是人的活动的成果，并且其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批评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的批评也完全一致。第二段表明，恩格斯从来无意把狭义的自然界的规律运用于人类社会。我奇怪，所有这些明显的证据，为什么反恩格斯的论证会漠视它们的存在 然而，所有这些都表明，正如恩格斯自己强调的，在他的研究中，“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各个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正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的规律是对自然、历史和思维三大领域的“最一股的规律” 《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计划都是在这一意义上来讨论辩证法的，尽管它都同时倾向于以自然科学(即自然史)作为论据。当然，存《反杜林论》等公开文献中，因为具体论战的需要，恩格斯在一些问题上的表述确实也容易引起歧义性理解。

简单地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自然辩证法”计划只是试图以自然科学(自然史)来阐明客观运动规律的一般辩证法。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由此而来，这种一般辩证法在何种意义上又是“自然”性质的?前面已经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谈论迄今为止的社会发展时，都一致地把其称为自然规律或必然性王国，而与自由相对在这里，主张科学的人十或许会强调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价值倾向。然而，无须重新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的论述，只要观察一下当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我们就知道这种论述的含义。恩格斯所称的工业社会对自然力的解放所引起的“自然的报复”以及社会危机，在今天到底是减轻了还是加深了，每一 个有理智的人都会正确地判断出来。在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中的那个警告再度具有时代的意义：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在此，我希望以恩格斯为依据提出一个比马克思这一警告更具基础意义的问题，耶将可能真正是自然辩证法的起点：这个问题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计划有关对黑格尔的“恶无限性”讨论的札记中提出的。他强调：

真无限性已经被黑格尔正确地设置在被充满了的空间和时间中，设置在自然过程和历史中，现

在整个自然界也融解在历史中了，而历史和自然史所以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

发展过程 自然界和历史的这种无限的多样性，在自身中包含了时间的和空间的无限性――恶无限

性，但只是作为被扬弃了的、虽然是本质的但不是主导的因素。我们的自然科学的极限，直到今天

仍然是我们的宇宙，而在我们的宇宙以外的无限多的宇宙，是我们认识自然界所用不着的在这里，恩格斯指出由人类活动给自己的划出来的自然界的极限与在本质上无限的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在《德崽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倾向于否定讨论人诞生之前的自然界的意义，因为在人类社会中，由于生产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人直接生活其中的自然界当然由于生产活动的改造从而表现为历史的一个部分。正是从这点出发，人们偏爱卢卡奇定义的历史辩证法路线。在这种路线中，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自然界限的退缩”的描述，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将是“自然的终结”。尽管恩格斯在总体上对辩证法的理解与马克思是一致的，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恩格斯为急于与黑格尔区别开来而试图压抑的作为“本质的但不是主导的因素”的“恶的无限性”，它真的不会重新成为“主导因素”且构成“真的无限性”吗?在“真的无限性”中，自然不断地成为历史的一个部分，但它会就此消失在历史阴影之中吗?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的报复”到底是怎样的问题呢?

恩格斯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在逻辑上，我们可以替他回答：“自然界限的退缩”同样意味着自然范围的扩大。这不是玩弄辩证法的技巧。至少，从整个人类认识史来看，在今天，我们对宇宙无限性的认识的加深，不是减少了问题，而是扩大了问题。当自然科学的界限的每一次扩大，我们便发现作为它的界限的宇宙也就扩大一次。在确切的意义上，恩格斯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

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

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

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

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在这里，恩格斯用一种自然辩证法的坚决反对者绝不会接受的方式描述了一种“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类必然遭到仍然处于自然科学界极限上的自然规律的束缚。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类社会是自然过程的一个部分，而非相反。关于这一点，孙伯揆教授曾经强调过如下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自然界就其本质来说，不只是给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场所，而且是一个整体，它要求内部的平衡和协调，人类社会是这个有机整体中能动的、发挥着巨大作用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来说，自然辩证法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的哲学课题，并且是恩格斯首先开启了它。

辩论存在的意义篇5

内容提要: 侵权法中的抗辩事由是被告在侵权诉讼中据以抗辩的实体法依据，与作为被告防御方式之一种的抗辩完全不同。抗辩事由是阻却法律效果发生的消极构成要件要素。侵权法中的抗辩事由具有独立性、派生性与例外性。如果狭义构成要件涉及复杂的权衡过程，则无法从中派生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抗辩事由。由此决定，外来原因虽在无过错责任中存在较为广泛的适用空间，但在过错责任中不构成独立的抗辩事由。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章规定了“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从立法过程来看，就是通常所称的抗辩事由。《侵权责任法》通过后，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和最高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都出版了解释侵权责任法条文的较为权威的专著，以利于新法的理解与适用。[1][2]但是，囿于其体例，条文解释书重在对各抗辩事由分别加以解释和说明，而对于侵权法中抗辩事由的基本原理，包括抗辩事由在侵权法体系中如何界定，具有哪些特性，其设定是否以及受到何种条件的约束，哪些宜作为抗辩事由处理，哪些不宜作为抗辩事由处理，条文解释书或者没有涉及，或者虽有所涉及但道理上并不十分清楚，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从我国学理上看，自《民法通则》规定了具体的抗辩事由以来（《民法通则》第107条规定了不可抗力，第128条规定了正当防卫，第129条规定了紧急避险，并在第123－127条的特殊侵权中规定了各特殊侵权的抗辩事由。），教科书就多将抗辩事由作为单独的主题予以讨论。《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一书已将抗辩事由作为单独一节，在“一般侵权行为”章中予以讨论。[3]491司法部“九五”规划教材的《侵权行为法》一书中，抗辩事由作为单独的一章，被安排在总论部分，[4]76这一体例安排亦为后来的多数侵权法教科书所沿用。从内容上看，除了对各具体抗辩事由加以阐释之外，在抗辩事由的概述部分，教科书大多涉及抗辩事由的涵义、特征、分类等内容。但是，关于抗辩事由的涵义和特征，多数侵权法教科书只有聊聊数语。更为严重的是，多数学者从诉讼的立场理解抗辩事由，并且学说上对抗辩事由特征的归纳(对抗性和客观性)也都来自于程序法意义上的抗辩。对于侵权法中抗辩事由的此种界定严重混淆了实体与程序，显然无法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在抗辩权从程序法上的抗辩中分离出来被纳入实体法的范畴之后，如何区分程序法上的抗辩与侵权法上的抗辩事由，已经成为摆在实体法尤其是侵权法研究人员面前的课题。

在我国学理上，对于侵权法中抗辩事由的范围，有着一定程度的共识。通常认为，侵权法中的抗辩事由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依法执行职务、受害人同意、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受害人过错、第三人行为等。前五种抗辩事由一般被称为“正当理由”，后四种抗辩事由一般被称为“外来原因”。但是，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的过程中，对于究竟应规定哪些抗辩事由，存在不小的争论，集中在自助、受害人同意、不可抗力与意外事件的区分、受害人过错、第三人行为等方面。[5]27，61，131，172，224，543从各家争论的理由来看，并没有深入的理论分析为其依据，大多停留在观点表达的层面，最多是借鉴比较法上的经验材料。但比较法上关于侵权法中抗辩事由的界定与范围，亦没有定论。欧洲侵权法小组很晚才将抗辩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加以规定，而他们承认，使用这一术语带有普通法的意味。[6]172－173在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抗辩事由的范围差别很大。比较法上的经验材料如何上升到理论层面，亦需要理论工作者的努力。

除此之外，我国侵权责任法和侵权法教科书的体例安排还潜藏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依据我国学者的普遍看法，《侵权责任法》第一、二、三章属于“总则性”规定。[7]318这种认识与我国学理上将抗辩事由安排在总论部分讲授的传统一脉相承。但是，侵权责任法对过错推定和无过错责任采列举原则(第6条第2款、第7条)，因而侵权责任法所确立的“一般条款+具体类型”的立法模式，实际上暗含着两条主线：一是过错责任领域中的“一般与具体”的关系，二是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和无过错责任之间的“一般与例外”的关系。[8]7这就要求考虑各抗辩事由在不同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下的不同适用情况。虽然教科书在阐述各具体抗辩事由时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其适用范围问题，但这一内容却未在立法上得到反映。条文解释书虽力图弥补这一缺陷，但由于我国的条文解释书并不是有权机关的官方解释，故其作用亦甚有限。并且，教科书与条文解释书所给出的各抗辩事由之适用范围的观点及其理由构成，尚有斟酌和讨论的余地，须待理论上的批判与检证。

本文拟在这些方面作出努力。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从程序法上的抗辩出发，将视角转换到实体法尤其是侵权法中的抗辩事由上来，摆脱实体与程序不分的窘境；其二，在作为实体法的侵权法层面上，着眼于抗辩事由与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归纳总结抗辩事由的特性，探明设定抗辩事由的各约束条件；其三，以外来原因为例，以抗辩事由的特性及其与构成要件之间的关系为依据，讨论抗辩事由在不同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下的适用情况。这些努力对于构建侵权法中抗辩事由的一般原理而言，显然是不够的，并且还可能存在很多疏漏和谬误之处，权作抛砖之意。

二、从程序法上的抗辩到实体法上的抗辩事由

界定侵权法中的抗辩事由，首先要将其与程序法中的抗辩区分开来。

(一)作为防御方式之一种的程序法上的抗辩

所谓抗辩事由，顾名思义，就是据以抗辩的事实与理由。从历史上看，人们是在诉讼过程中逐步认识和理解抗辩的，抗辩的意义首先在程序法上得以展现。诉讼作为法律适用的典型过程，依法学方法论，就是相关事实充分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从而产生相应法律后果的过程。因此，诉讼既离不开事实的认定，又离不开对法律规范的理解与适用。原告或者被告的法律主张和请求，只有同时具备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与认可。这一点通过原告起诉状或被告答辩状中均存在的“事实与理由”部分而自明。

按照民事诉讼法理，抗辩是被告的一种防御方式，即被告对原告的事实陈述完全或部分不争辩或者自认，并提出虽然与原告陈述一致但却能阻止原告从陈述中得出法律后果的新的事实。[9]232这样的抗辩如果成立，案件将被实体驳回，也就是对诉讼请求的驳回。因而此处讨论的抗辩是依据实体法而享有的一种防御方法，不包括单纯依据程序上的理由来防御或对抗原告的情况(如诉讼系属之抗辩、既判力之抗辩等)。

从法学方法论来看，被告的事实主张是在一定的法律观点的指引下进行的。在抗辩的情况下，被告之所以陈述新的事实，是为了满足“相反规范”(或称“对立规范”)的事实构成。相反规范是能够抵抗创设权利的基础规范的对立规范，它导致原告所主张的权利无成效。这种相反规范的适用能够阻却(如某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处于精神障碍状态的主张或合同缺少法定形式的主张、合同违反法定禁令或公序良俗的主张)、消灭(如已清偿的抗辩、抵销抗辩、免除抗辩、撤销或解约抗辩)或者阻碍(时效抗辩、同时履行抗辩等)基础规范创设的权利效果。相反规范与基础规范的事实构成相同，但除此之外有一个或者几个引起反作用的要件。[10]745相应地，相反规范可以区分为权利消灭的规范(依此规范，某个已经产生的权利又被事后消灭)、权利阻碍的规范(依此规范，某个已经存在的权利被持续性地或者暂时性地阻碍，即民法中的抗辩权规范)和权利阻却的规范(该规范阻止权利产生并且作为该权利存在的否定性前提要件发挥作用)。[11]241按照民事诉讼法理论，基于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利阻却规范而提出的抗辩乃“无需主张的抗辩”；基于权利阻碍规范而提出的抗辩为“需主张的抗辩”，对于该抗辩，我国民法学理上一般径称为“抗辩权”。[12]95[13]75

就抗辩而言，诉讼法关注的着眼点落于被告提出的据以适用相反规范的新的事实上。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辩论主义原则，法官仅在事实上受限于当事人，而哪些法律条文属于考虑之列、应当怎样理解它们以及具体的事实情况是否满足法条抽象的事实构成，是专属于法院的事务，并不受当事人法律观点的约束。[9]123这也是所谓“无需主张的抗辩”的意义所在：法官应当注意从当事人的事实陈述中产生的无需主张的抗辩，而无需权利人明确引证。而所谓“需主张的抗辩”，即依据民法中的抗辩权规范而作出的抗辩，则存在一项额外的要求，即要求权利人行使了该抗辩权；除此之外，如果创设该抗辩权的事实和主张该抗辩权的事实被引入诉讼，即使是原告引入的，法官也应当加以考虑。

新的事实指明了抗辩与其他实体防御方式的不同。一方面，如果被告主张其他的、与诉讼请求不一致的法律关系，例如针对借贷之诉主张赠与，或者针对支付价金之诉主张订立了行纪业务，则只是对诉讼理由的否认，而不是在提出抗辩。[10]74另一方面，新的事实也表明其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不存在否定或反对关系，由此抗辩与否认被区分开来。美国学者认为：“从逻辑角度来看，仅仅需要判断特定事实是否对原告的一项主张予以反对，或者判断该事实是否涉及全新的事项并且原告诉求是否真实与该事项毫无关系，人们就可以将必须通过积极答辩提出的事项与可否认原告主张之事实加以区分。”[14]这种区分的意义体现在证明责任的分担方面。原告对为被告所否认的事实负证明责任，而被告则对抗辩据以成立的事实负证明责任。[15]84

(二)作为抗辩之实体法依据的抗辩事由

与诉讼法对新的事实的关注不同，作为被告抗辩之法律依据的相反规范，应该是实体法关注的内容。实体法不仅要规定已经产生的权利在什么情况下消灭，也要规定什么情况会阻却权利的产生，还要规定已经产生的权利在什么情况下被持续性地或者暂时性地阻碍。因此，将抗辩的实体法依据称为“抗辩理由”似乎更为合适。但是，考虑到法律规范总是要与具体的事实情况符合才能在个案中产生法律效果，并且中文的“抗辩事由”这一表达方式已经在民事责任法(尤其是侵权法)领域广为接受，故本文沿用这一称谓。到目前为止，暂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至少可以从相反规范的方向来定位侵权法中的抗辩事由。

依据到目前为止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学者关于侵权法(或民事责任法)中抗辩事由的界定多混淆了诉讼中的抗辩与实体法中的抗辩事由。例如，“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是指被请求承担民事责任的当事人在承认加害事实存在的前提下，据以主张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的某种相反事实”。[3]492“抗辩事由是指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提出的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的事实。”[4]76[16]549显然，前者相当于民事诉讼中的抗辩，而后者的范围更广，甚至亦涵括否认这一防御方式。

但也有学者意识到了两者的不同。张新宝教授将责任抗辩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责任抗辩是指在侵权案件中，被告针对原告的指控和请求，提出的一切有关免除或者减轻其民事责任的主张。而狭义的责任抗辩，仅指被告针对原告的指控和请求，通过提出抗辩事由而免除或减轻其民事责任的主张。广义的抗辩包括狭义的抗辩，并且侵权法上研究的责任抗辩是狭义上的，即讨论由法律专门规定的在构成要件之外的影响(免除或者减轻)赔偿义务人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17]75张新宝教授所谓广义的责任抗辩，大体相当于民事诉讼中被告可以采取的一切实体防御方式；而其所谓狭义的责任抗辩，则将讨论的视域局限于实体法中的抗辩事由。只是其界定明显存在循环，虽然意识到抗辩与抗辩事由的不同，但没有对侵权法中的抗辩事由作出界定。

事实上，对抗辩事由的进一步认识可以从法律规范的基本结构中得到启发。法律规范的基本形式即是一定的法律后果与一个抽象的事实构成相联系。法律规范通常规定，在特定条件下(当存在特定事实构成之时)会有特定的义务(法律后果)发生、变更或消灭。例如，《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谁若故意或过失违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应对该他人负补偿其因此所生损害的义务。”据此，在特定条件下，如一人故意或过失违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等，该人应为某种行为(损害补偿)。事实构成与规范性法律后果的这种结合是一种特别重要的法律规范类型。[18]39相对于原告主张而被告防御的法律后果而言，抗辩事由显然属于事实构成的范畴。

法律规范的事实构成往往是由一系列个别的事实构成要素所组成的。可以从观念上将这些事实构成要素分为基本事实构成与补充性规定。基本事实构成由规定当事人所欲求的法律后果的法条确定。而补充性规定与基本事实构成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的关联：其一，补充性规定可能是对基本事实构成中某一要素的界定。例如，《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中涉及的“过失”由另一法律规定(《德国民法典》第276条第2款)所定义。其二，补充性规定的“法律后果”成为基本事实构成的要素，从而补充性规定的构成要件也间接成为基本事实构成的要件。例如，《德国民法典》第823条涉及“所有权”，但是人们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取得对无主动产的所有权，须依《德国民法典》第958条第1款确定。其三，补充性规定成为基本事实构成的例外事实构成。最明显者如《德国民法典》第227条以下各条以及第904条(正当防卫、防御性紧急状态、自助以及攻击性紧急状态)，这些情况构成正当化理由，能够排除第823条第1款涉及的“不法”这一事实构成要素，因而它们被作为“消极事实构成要素”纳入第823条第1款之中。[18]43－51据此，德国学者认为，阻却相关法律效果发生的构成要件要素，即被称为抗辩事由。[19]163

在此需要区分抗辩事由与(实体民法意义上的)抗辩权。与抗辩事由一样，抗辩权也是对使请求权受到阻碍的前提条件的描述。但是与抗辩事由相反，抗辩权并不阻却请求权的产生；更确切地说，它给予请求权相对人以拒绝给付的权利。这样，从程序意义上的抗辩出发，当人们将视角转移到实体法上时，不仅产生了抗辩权的概念，也产生了抗辩事由的概念，两者分别成为诉讼法中权利阻碍抗辩与权利阻却抗辩的实体法依据。

三、侵权法中抗辩事由的特征：以与构成要件的关系为中心

根据上述分析，抗辩事由属于广义的构成要件的范畴，应无疑义。但是，我国学者对于抗辩事由属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范畴还是属于构成要件之外的特别规则，一直存有争议。例如，张新宝教授认为，侵权法上研究的责任抗辩是狭义上的，即讨论由法律专门规定的在构成要件之外影响赔偿义务人民事责任的抗辩事由。因此构成要件的理论不能完全吸收抗辩事由的理论，二者也不能相互取代。[17]75但学界也有人认为，抗辩事由之存在，实际上为责任的构成要件之欠缺（新宝教授在《侵权责任法》一书中(第75页)提及存在此种观点，但没有具体指出何人在何文献中提出这种观点。）。

这首先取决于如何理解构成要件。如果将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仅理解为侵权行为的积极或肯定性构成要件要素(狭义上的构成要件)，那么抗辩事由自然在构成要件之外。但从法律规范的基本结构来看，这样界定的构成要件只能是相关法律后果的初步构成要件。普通法的侵权构成即为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普通法的侵权构成包含双层要求，即侵权表面成立和不存在抗辩事由，两者共同形塑了侵权的构成要件。在阐述过失侵权的抗辩时，道布斯指出，前面几章阐述了过失侵权的初步(prima facie)构成要素。原告未能证明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就会败诉。但是即使原告证明了所有要素，也不意味着必然胜诉。如果被告主张了诸如与有过失、自担风险或时效等积极抗辩，被告也可能胜诉。[20]493德国的危险责任也有类似于普通法的双层要求。例如，当可以肯定存在《德国赔偿义务法》第1条第1款规定的事实要件时，仍然要考察是否可能根据《德国赔偿义务法》第1条第2款而免除责任。[21]280因此，在存在抗辩事由的情况下，狭义上的构成要件不具有终局意义，只能称为责任的初步构成要件。我国侵权责任法也应作同样理解。只有将第二章关于责任构成的规定与第三章关于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结合起来，才能最终判断某一具体行为是否须承担侵权责任。

因而，真正的困难在于，为何要将广义的构成要件区分为狭义上的构成要件与抗辩事由两个部分？狭义构成要件与抗辩事由之间是什么关系？抗辩事由是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具有单独规定的必要？

(一)抗辩事由的特征

1．抗辩事由的独立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与个案中的具体事实并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多”的关系。适用法律往往是将待处理的“案件”(即特定的事实)涵摄入解释所得的法定事实构成要件之下。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法律人并没有，也不可能把这些法定的事实构成要素彻底分解为指称事实的法律概念，而通常是不加说明地将这些概念与属于其意义范围内的事实联系在一起。[18]132这说明，某个构成要件是否被满足，可能是对众多事实进行综合判断的结果。

由此，在实体法上是否需要通过设定某构成要件将特定的事实纳入实体考量范围(就此而言，规范是从具体个案的公正裁决中提炼、抽象出来的)，以及如何设定构成要件以考量该特定事实，都存在斟酌的空间。例如，甲在骑自行车下班的途中，碰巧乙和丙在路边斗殴，乙突然把丙推向非机动车道，甲躲闪不及，将丙撞伤。[1]115在丙对甲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丙作为原告，须证明甲有过失，或许撞伤丙的事实表面上已经表明甲有过失。此时甲作为被告，可能主张是乙把丙推到其自行车前的。即甲提出了新的事实，采取了抗辩这种防御方式。在甲抗辩后，丙可能再抗辩，如提出甲骑车的位置过于靠近人行道，加大了损害发生的机率，或者甲早就发现了乙、丙在路边斗殴，应该提前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说明甲还是有过失。这是程序法上主张与抗辩的过程。那么在实体法上，这些事实是统一在“过失”要件之下予以考虑，还是应像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那样，分别在“过失”(构成要件)与“第三人过错”(抗辩事由)两个构成要件要素下予以考虑呢？

实体法上构成要件的恰当设计，当有助于法律适用(法律三段论、涵摄过程)的明晰与简化。这就要求各种需要纳入实体考量范围的事实可以被恰当地涵摄，或者属于狭义构成要件涵摄的范围，或者属于抗辩事由涵摄的范围，但无须同时为二者所涵摄。反过来，也必须存在某些事实，其无法为狭义构成要件所涵摄，必须另设抗辩事由涵摄之，从而为抗辩事由提供存在的理由。据此，抗辩事由首先应当具有独立的事实涵摄范围，亦即具有独立性。

进一步而言，抗辩事由的独立性还来源于它具有独立的规范功能。也就是说，某个抗辩事由的必要性，来源于它对于规范功能实现的不可替代性，即其规范功能无法被其他构成要件要素所包含和取代。以德国法上的正当化事由为例，它具有独立的规范功能，它作为抗辩事由即用于否定由结果征引的不法。绝对法益侵害和正当化事由构成“一正一反”的关系，正当化事由限制了依结果征引不法的适用范围，具有不可替代的规范功能。可以看到，在这里，理论上的不法性这一构成要件在规范的表达上被进一步区分为绝对法益侵害和不存在正当化事由两个方面。

抗辩事由的独立性实际上已为多数侵权法学者所感知。例如，德国学者冯·巴尔甚至不将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作为独立的抗辩事由加以论述，因为它们所涉及的要么是非行为责任、要么是无本人不当行为责任，或者简单地说，仅涉及被告无过失的情形。[22]601在英国法中，过失侵权中自愿承担风险的本质和范围也存在争议。在一些案件中，虽然原告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风险，但是不必援引该抗辩来解释被告为何无须承担责任。被告不承担责任或者是对原告不负有义务，或者是没有过失，或者原告自己的行为是造成其损害结果的唯一有效原因。[23]851在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最需要风险自负抗辩的体育比赛领域，撇开并不经常发生的严重犯规不谈，此类比赛中通常很难认定存在侵权法上的过错。[22]642而《美国侵权法第三次重述》已经不将自担风险作为一项积极抗辩（Restatement Third，Torts：Apportionment of Liability§2，Com-ment i．）。

2．抗辩事由的派生性

另一方面，抗辩事由与狭义构成要件又服从于统一的规范功能。事实上，抗辩事由与其他肯定性构成要件要素同属广义构成要件的范畴，与其他要素之间必然存在否定、限制或者补充的关系。由经验观察可知，侵权法中的抗辩事由与其他肯定性构成要件要素之间主要是否定或者限制的关系。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正当化事由是对由结果征引之不法性的否定，而外来原因是对因果关系和过错的否定。这种否定或限制功能的发挥是以抗辩事由的独立性为前提的，即抗辩事由所涵摄的事实补充了狭义构成要件所涵摄事实的不足。

进一步而言，抗辩事由对狭义构成要件的否定，主要存在于规范的表述层面，服务于规范的具体适用，尤其是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涵摄关系。不法、过错、因果关系都是抽象的规范概念，它们所涵摄的事实范围依赖于相关理论学说的构建。例如，如果采客观过失说，有关行为人自身能力的事实即不在过失要件的涵摄范围内，如果需要考虑这些事实，则不得不在过失要件之外设立新的要件以涵摄之。理论学说作为对现实生活的抽象与简化，必然无法与鲜活的事实完全对应，因而总是存在其固有的缺陷，需要该理论体系外的其他学说的修正与完善。抗辩事由即服务于此项目的，涵摄被理论所抽象或者省略了的、但又有必要纳入实体考量范围的事实。抗辩事由与其所分离出来的某个狭义构成要件存在一正一反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单纯地对于同一事实的肯定与否定，而是各自有着不同的事实涵摄范围。正是抗辩事由的存在，简化了狭义构成要件是否为事实所充分的判断，由此，抗辩事由服务于思维的明晰与简化。

从上述意义上说，侵权法中的抗辩事由是从狭义构成要件中派生出来的，即具有派生性。就此而言，抗辩事由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抗辩事由的派生性和独立性在正当化事由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德国法上，正当化事由是不法性要件的内容，由不法性要件所派生，但即使如此，正当化事由仍具有独立性，否则，欧洲侵权法小组就不可能将本属于“不法性”项目内容之一的第7：101条置于“抗辩”编中。[6]173

抗辩事由的派生性意味着，一定的抗辩事由总是以一定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为前提的。正是因为抗辩事由是由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所派生出来的，所以特定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总是要求特定的抗辩事由。

3．抗辩事由的例外性

诚如德国学者施瓦布所言，之所以选择用否定的方式表达某个构成要件要素，原因并不在于拟定法律之人的语言风格鉴赏力。毋宁说，使用把构成要件要素分为导致请求权成立和阻却请求权成立的表述方式，是要表达一种惯例与例外的关系。导致请求权成立的要素所要表达的是，在什么前提之下，请求权通常便已存在；而阻却请求权成立的要素所要表达的则是，在什么前提之下，请求权例外地不(还不、不再)存在。[19]160按照普通法的观点，抗辩事由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即如果被告不提出抗辩，原告请求被告承担责任的主张就成立。[22]601按照道布斯的说法，只有当原告表面上已经表明被告从事了侵权行为时，作为积极抗辩的特权（“特权”是美国法中故意侵权的抗辩事由之一。）问题才产生。[20]156

这种惯例与例外的关系首先对应于实体法上的价值预设。这里不得不一再地举不法性与正当化事由的例子。按照结果不法说，对于绝对法益的侵害本身即征引不法。原则上，只要存在绝对法益被侵害的事实，不法性要件就已经满足。这种判断的简单性正是得益于作为例外构成要件要素的正当化事由的存在。属于各正当化事由所涵摄范围内的事实在不法性要件中无须虑及，但是一旦相关事实满足了正当化事由的要求，则可以推翻由绝对法益侵害所征引的不法性。不法性与正当化事由之间的这种惯例与例外的关系，对应于并反映了实体法上的价值体系。由于绝对法益在民法中较高的价值位阶，因而行为一旦侵害绝对法益，原则上就违反了法秩序的要求，具有不法性；只有在例外情况下，即存在正当化事由时，才能否定此种不法性。

在危险责任领域也存在这种惯例与例外的关系。从危险责任的归责事由来看，责任人的责任仅仅取决于由责任人掌控的危险是否变成了现实。基于这样的归责事由，危险责任的构成要件具有一个独特的基本构造：侵害法益或损害表现为特殊的危险成为现实的后果。在判断损害是否为责任人所掌控的特殊危险的实现时，亦存在类似于不法性判断的惯例与例外的关系。原则上，只要是动物致损，动物饲养人的责任即在表面上成立；只要是高度危险物致损，危险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的责任在表面上也成立。若要反驳对于危险范围的这种表面认定，被告就需要主张和证明存在例外事实，如损害实际上是由不可抗力所引发的，不可抗力引发损害就构成危险范围判断的一种例外。这就是说，变为现实的危险是否处于危险责任事实要件所涉及的、法律意图保护当事人免受的危险范围内，是危险责任的一个要件，在考虑这一要件是否充分的时候，在思维上也同样区分出了惯例与例外的关系。危险责任领域的此种惯例与例外的关系，也呼应了实体法扩大侵权责任基础，增大受害人受偿可能性的价值取向。

狭义构成要件与抗辩事由之间的这种惯例与例外的关系对于民事诉讼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民事诉讼中，总的来说适用如下原则，即原告对导致请求权成立的构成要件要素所涵摄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被告则对阻却请求权成立的构成要件要素所涵摄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19]161普通法甚至单独依据举证责任的分配来描述何谓抗辩（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受害人同意是否是侵害人身(trespasssto the person)的抗辩事由上。在英美法中，抗辩须由被告主张和证明，但是在“侵害人身”中，则须由原告证明不存在同意：因为攻击必须违背被攻击者的意志，否则不可能存在攻击。由此，受害人同意并非侵害人身的抗辩事由。），虽然这种做法反映了其不严格区分实体与程序的一面，但也只有当被告须对据以适用相反规范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时，相关的实体法依据才可能成为抗辩事由。

并且，把构成要件区分为导致请求权成立和阻却请求权成立的要素，不仅只是对证明责任的分配有意义，而且在此之前就已对如下问题具有意义，即为了胜诉，当事人必须把哪些事实材料引入诉讼(主张责任的分配)。也就是说，原告应当陈述导致请求权成立的构成要件要素范围内的事实；倘若他不作此种陈述，诉讼就没有理由，就要被驳回。而被告则应陈述阻却请求权成立的构成要件要素范围内的事实；倘若他不作此种陈述，相关的构成要件要素就不会得到考虑。当然，如果一方当事人已经把这种事实引入诉讼，那么另一方当事人对于该事实就不再承担主张责任。[19]162

因此，实体法在设计构成要件时，必须考虑到诉讼中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安排。这种设计与辩论主义诉讼模式有关。在当事人主导的诉讼程序中，法官在裁判中处于消极中立的地位，当事人的主张和证据约束和决定着法官审理的范围，原被告双方为了自己的诉讼利益必须提出主张和进行证明。

在此应该将抗辩事由与由推定所导致的举证责任倒置区分开来。作为特殊侵权的过错推定责任，虽然存在着对于过错要件的推定，但仅是单纯地将对于过错这一要件的证明责任加诸被告的身上，以减轻原告的证明负担，增大原告受偿的可能性。在过错推定责任中，虽然被告必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才能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通常并不从抗辩事由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法现象。原因在于，这里并不存在抗辩事由与狭义构成要件之间的派生与例外关系。由此，我国《侵权责任法》第85条、第88条、第90条中所提及的“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甚至第91条所规定的“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以及“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涉及的都是推定的法技术，而非抗辩事由。而《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的环境污染责任中的因果关系推定，亦同此理。

(二)抗辩事由与权衡

抗辩事由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如果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涉及复杂的权衡过程，那么通常不从该要件中分离出相对独立的抗辩事由，因为此处的“权衡”已经对该构成要件意义范围内的事实进行了综合考虑与判断。就此，仍可通过德国法上不法性与正当化理由的关系来阐述：在直接侵犯第823条第1款所称的经典法益的情形下，不法性的征引可以受到辩驳，正当化理由即为此目的服务。而对于非直接的违反交往安全义务(行为)的不法性，则通常不再额外考虑正当化事由，因为确认交往安全义务存在本身即已是一个复杂的权衡，在这一过程中，已对正当化理由是否存在等事项进行了考量。[24]625类似地，在德国法上处理侵犯一般人格权的案件时，确定权利存在本身也须经历同样的权衡过程，因而也不必再额外讨论正当化理由是否存在。[25]

涉及权衡过程的构成要件的最主要特征在于，在考虑这样的要件是否已被特定事实所充分符合的时候，该要件本身也需要借助于该特定的事实状态加以衡量，并使之精确化。因此，具体状态下的事实及其可涵摄性问题提供了对规范的意义范围加以衡量的精确化的契机。这是一个法律规范面对当前的生活现实“具体化”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需要在规范与该规范有关的事实之间进行“眼光的往返流转”。规范的适用范围在对具体案件作出正义解决的追求的指引下被进一步界定。[18]142在要求具体事实是否充分符合了这些涉及权衡过程的构成要件方面，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会特别困难（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的性质决定着：判断具体案件事实是否满足法条抽象的事实构成究竟是原告应该负担的说服责任还是法官应该担负的裁判任务。）。

因果关系要件正是如此。正如哈特和霍诺里所指出的，人们关于因果关系的疑惑较少地来源于事实的疏漏，较多地来源于人们所使用的因果关系概念本身的含混不清。[26]24他们还指出，并非所有的因果关系问题都可以用证据解决。在事件顺序十分明确的案件中，根据因果关系原则确定责任的界限并不依赖于举出更多的证据，而在于如何使用诸如“自愿行为”或“巧合”这类必然含糊的术语描述结果。他们认为，这正是将因果关系问题区分为事实原因和法律原因这种过于粗糙的现代两分法背后的真理要素。[26]407在损害发生的事实经过已经得到揭明的案件中，对于因果关系要件而言，判断的实质是“权衡”而非“证明”。例如，受害人死亡虽然是抢劫者直接造成的，但是被告没有安排保安和其他安全设施是否亦是受害人死亡的原因，则依赖于因果关系概念本身。

正是由于涉及权衡过程的构成要件本身需要面向特定事实而具体化，因而就无法像能够区分出惯例与例外情况的构成要件那样，确定在什么事实情况下构成要件原则上被充分，但又在什么事实情况下例外地被反驳，也即无法从这样的构成要件中派生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抗辩事由。

但即使如此，受辩论主义原则的约束，此类涉及权衡过程的构成要件意义范围内的事实仍须由当事人引入诉讼之中，才能成为法官据以裁判的事实基础。因此，仍然不可避免的情况是，原告所陈述的相关事实不清楚或不完整，被告为了在诉讼中进行防御，不得不对原告的陈述加以补充或完善，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陈述了新的事实。由于陈述了新的事实，被告的此种防御方式仍然构成诉讼中的抗辩。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被告据以抗辩的实体法依据并非基本事实构成的补充性规定，而是原告所主张的请求权据以成立的基本事实构成本身。可见，判断涉及权衡过程的构成要件是否充分的问题，在法学方法论、实体法和程序法上都存在特殊困难之处。

这样的观点可能让人感到困惑。例如，普遍认为，外来原因是从过错与因果关系的角度进行的抗辩。但很明显，过错和因果关系涉及复杂的理论学说，本身就需要面向具体的案件事实加以衡量并精确化，是典型的涉及权衡过程的构成要件。若上文的分析不谬，那么外来原因究竟是否宜成为抗辩事由呢？

四、抗辩事由的适用范围：以外来原因为例

对于侵权法上抗辩事由的分类，我国学者有着较为一致的观点，一般将其分为两类：正当理由和外来原因。正当理由着眼于加害行为本身的合法性或合理性进行抗辩，常见的正当理由有依法执行职务、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外来原因是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进行抗辩的，换言之，行为人将损害的发生全部或部分地归因于某种外部事件或者他人行为，从而主张其行为不构成或者不单独构成法律上应对该损害负责的原因，常见的外来原因有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受害人的过错和第三人的行为。[3]492[4]76[17]75[27]22

正如冯·巴尔所言，在德国、希腊、荷兰、奥地利和葡萄牙法中，正当理由的功能仅在于排除行为的不法性。因此，正当理由的范畴是不法性概念的当然结果，在那些责任要件中无不法性要件的法律制度中(如普通法)也就没有正当理由的精确类属。它们通常会成为negligence、culpa、faute(过失)认定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或者它们(如在意大利)和“不法的损害”(danno ingiusto)概念同时出现。[22]604我国侵权责任法虽然没有确立不法性这一要件，但在学理上，德国法下用于否定结果征引之不法的抗辩事由，如自助、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仍然被归于正当理由的类属之下。

比利时及法国法上的外因可以成为外来原因这类抗辩事由在比较法上值得参考。就法国法而言，“不可归因于被告的外在原因”这一术语来源于《法国民法典》第1147条。该条规定，凡债务人不能证明其债务不履行系由于不应归其个人负责的外来原因时，即使在其个人方面并无恶意，债务人对于其不履行或迟延履行债务的行为，在必要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条规定原本仅适用于契约领域，但是亦被法国民法学说加以拓展而适用到侵权领域。具体而言，人们将不可抗力、受害人的过错和第三人的行为等免责原因适用到侵权责任领域。在这三种外来原因中，不可抗力的适用范围得到最大程度的拓展，而其他两个外来原因则仅在它们本身是不可抵挡和无法预见时始能成为完全的免责原因。从理论上讲，即便被告的行为在事故的发生中起了因果作用，如果原告的损害是被告的行为以外的事件造成的，则此种外在的原因具有全部或部分免除被告责任的效力。[28]141

由此看来，我国学理上将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受害人的过错和第三人的行为归于外来原因的类属之下，亦能得到比较法上的支持。但这样的分析未免过于简单，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外来原因的适用范围上，我国学理和立法与比较法存在较大差异。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基本架构来看，由于过错推定责任(第6条第2款)和无过错责任(第7条)需由法律明确规定，因而《侵权责任法》仍以过错责任为一般原则，第三章规定的抗辩事由也应该主要适用于过错责任领域。这似乎也是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立场：《侵权责任法》第27条(受害人故意)、第28条(第三人行为)、第29条(不可抗力)主要适用于过错责任，是否适用于无过错责任，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限。[1]113，114，119这一立场也得到了我国学者的支持，甚至本就来源于我国学者较为一致的看法，如张新宝教授认为，第三人过错抗辩主要适用于过错责任领域，于无过错责任领域尚须讨论。[17]93

但是，国外大多数立法只是在无过错责任领域规定了外来原因的抗辩。《欧洲侵权法原则》第7：102条规定的具有不可抗力性质的自然力和第三人行为，就是严格责任的抗辩。[6]173《德国民法典》虽没有规定不可抗力为抗辩事由，但不可抗力是德国众多特别法规定的危险责任的抗辩事由。在大量危险责任的构成要件当中，不可抗力会导致责任的免除(《德国水务法》第22条第2款、《德国赔偿义务法》第1条第2款第1句和第2条第3款第3项、《德国环境责任法》第4条以及《德国道路交通法》第7条第2款)。[21]260在法国，外来原因的证明在其民法典第1384条第1款中的重要性要比在第1382条中的重要性更大，因为在后一种情形涉及过错的问题，而在前一种情形则不涉及过错问题，它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抗辩办法。[28]147不可抗力、受害人或第三人的行为也是英国赖兰茨责任的抗辩事由。[23]561

对于作为抗辩事由的外来原因之适用范围上的此种差异，需要从理论上给出说明、作出评价。正如抗辩事由的派生性所表明的，特定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具有特定的抗辩事由，因此，外来原因之于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的可适用性，宜分别加以讨论。但在具体讨论之前，尚须排除以下两端对于讨论的可能影响：

其一，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受害人过错、第三人行为和不可抗力三种外来原因的抗辩。其中，不可抗力之抗辩在《民法通则》第107条即有规定。与我国强调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民法通则》第153条)不同，国外立法例普遍认为，第三人行为也可能具有不可抗力的特征，从而也可能构成不可抗力。并且，受害人和第三人的行为仅在它们本身是不可抵挡和无法预见(即须具有不可抗力的性质)时始能成为完全的免责原因。在法国，不可抗力是指不可预见和不可抗拒的外来原因，[29]1102－1104第三人的行为仅在被告不能预见、也不能阻止其产生后果时，才具有偶然事件或不可抗力之特征(法国最高法院诉状审理庭裁判词，1927年3月2日)。[29]874－877《欧洲侵权法原则》虽然对不可抗力采取了与我国类似的立场，将不可抗力限于“有重大影响的自然事件”，并且认为战争和恐怖活动不属于不可抗力，而是第三人行为，[6]182但是从第7：102条的规定来看，不可预见和不可抗拒的第三人行为与不可抗力具有同样的法律效果。并且，从第8：101条评注23来看，受害人的故意也有类似效果。这样，可以说外来原因的抗辩主要就是不可抗力。巴尔甚至指出，把受害人的完全过错和无法控制的第三人行为认定为不可抗力还是作为独立的抗辩事由，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22]421因此，本文统一把握具有不可抗力性质的自然事件、社会事件、受害人和第三人的行为。

其二，宜区分第三人和受害人的行为构成损害的全部原因与部分原因两种情况。诚然，在原因竞合和过失相抵的情况下，还存在其他致害原因的事实一般由被告引入诉讼之中。被告引入相关事实的目的，显然是适用实体法上关于责任分担的相关规范，从而减轻自己的责任。从此意义上说，被告的此种防御显然构成抗辩，而其据以抗辩的实体法依据，包括原因竞合和过失相抵，也可以作为抗辩事由来看待。但是，从实体法的体系构造来看，通常不作此种安排。按我国《侵权责任法》，原因竞合规定于第12条，过失相抵规定于第26条。后者虽被规定于抗辩事由一章，但比较法上亦有在损害赔偿部分加以规定者。笔者以为，原因竞合和过失相抵更适合规定于责任分担部分，故以下的讨论仅限于第三人和受害人的行为构成损害的全部原因这种情况。

(一)外来原因抗辩在过错责任领域的适用

在过错责任领域，外来原因对过错和因果关系要件的认定都有影响，这可以从以下例子中得到说明：甲将爆竹扔进市场，接到爆竹的乙出于自卫将爆竹扔到别处，爆竹爆炸导致丙的眼睛失明（这个例子来源于发生在英国的经典案例：Scott v．Shepherd(1773)2 W．Bl．892。）。如果丙要求乙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则乙可依据甲的行为主张自己系出于自卫而没有过错。此时，甲的行为作为第三个因素，起到了否定乙之行为的过错的作用。在此种情况下，丙只能要求甲赔偿损害，此时乙的行为成为案件中的第三个因素，而判断的焦点变为乙的行为是否中断了甲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很显然，在这个例子中，乙的行为只是甲之行为的合理反应，并非自愿行为，因而并未中断因果关系。可见，当第三个因素是第三人的行为时，其究竟作用于因果关系还是过错的认定，取决于原告(丙)的诉讼策略!但无疑，第三个因素可能对被告(乙或甲)的过错或因果关系的认定产生影响。

如果对这个例子作些许变动，如将甲或乙的行为用自然事件所取代，那么原告(丙)就失去了选择诉讼相对人的可能，而只能请求乙或甲赔偿损害。此时，该自然事件的存在可能影响甲之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或者影响乙之行为是否有过错的认定。当涉及受害人给自己造成损害的情况时，问题则主要在于被告是否有义务防止受害人加损害于自身，以及受害人的行为是否中断了加害人的不作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这两个问题已经无可回避地相互缠绕在一起了。

但是，即使外来原因能够表明损害的发生应归于某种外部事件或者他人行为，或者外来原因否定了被告具有过错，也不构成独立的抗辩事由。从必要性上讲，外来原因所否定之因果关系与过错要件，本来就涉及复杂的权衡过程，可以涵摄正反两方面的诸多具体事实，因而没有必要设置新的要件以涵摄这些事实。或许有人会提出，将外来原因作为抗辩事由，可以提醒人们注意外来原因对于加害人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以及加害人之过错判断的可能影响，从而拓宽了因果关系和过错问题的范围。但是，不可抗力在概念上(不可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即否定了过错的存在，其涵摄的事实可在过错要件的意义范围内加以考虑。例如，虽然船舶失事的原因是由于自然灾害，但仍然要考虑船舶公司是否能够预见灾害或者避免出航，因而仍然有过错的考量余地。同样，当存在第三个因素时，原告的损害是否产生于被告的行为，是各国都面临的因果关系难题，在我国也不例外（参见“王利毅、张丽霞诉上海银河宾馆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2期；“李萍、龚念诉五月花公司人身伤害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2期；“李彬诉陆仙芹、陆选凤、朱海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4期。）。在没有作为抗辩事由的情况下，外来原因对于因果关系和过错的可能影响早已进入各国理论与司法实务界的视域，并且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过错和因果关系要件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容纳空间以考虑相关事实。

从可行性上讲，也没有办法将过错和因果关系意义范围内的事实加以有效地分类，既没有哪些事实一般性地肯定过错和因果关系要件的成就，也没有哪些事实例外地否定其成就。也就是说，理论上的过错与因果关系要件，在规范的表达上无法区分出“一般情况”与“例外”，并将外来原因作为“例外”来对待。这一点亦为我国侵权法教科书、[4]87[17]87《侵权责任法草案学者建议稿》(起草人在“第三人过错”条中分析了第三人的过错行为与加害人之间关系的多种形态，并且承认“正是基于这种构成上的复杂性，多数国家民法典并不对第三人过错行为作为被告的抗辩事由作出概括性的规定”)[27]31和侵权责任法条文解释书[1]114，119所认同。即使在认同这一缺陷的情况下人为地将外来原因作为抗辩事由对待，正如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那样，相关事实是否能够否定过错或因果关系要件的成就，仍然要结合过错和因果关系意义范围内的其他事实来加以判断，尤其是需要考虑加害人是否能够预见和避免外来原因的影响。比如，第三人的行为介入并不一定会中断因果关系，第三人行为在何种情况下会中断因果关系，在何种情况下又不中断因果关系，只能在因果关系要件中求解，将其作为抗辩事由对此问题的解决毫无意义。同样，即使是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还需要考虑被告是否负有特别义务防止受害人自己损害自己，如某人被警察逮捕或被送到医院后自残或自杀之类的情况。

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看，将外来原因作为抗辩事由处理，加重了被告在诉讼中的负担。在过错责任领域，由于过错首先取决于被告能否采取措施避免损害的发生（在被告能够采取措施避免损害发生的情况下，被告是否具有过失取决于要求他采取这样的避险措施是否合理。即需要权衡风险的大小(即事故发生的盖然性及预计后果的严重性)与采取特定预防措施的难度、花费以及其他困难。这种认定过失的方法在比较法上采用得较为广泛。），所以对于损害的发生经过，原告一般会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当然，“事物自道其缘”和经验法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原告在这些方面的举证负担。），据此才能指出被告理应采取的避险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原告通常无法在不提及直接造成损害的外来原因的情况下主张因果关系要件的满足，存在外来原因这样的情况已经是单一的因果关系问题的组成部分。即使原告在陈述损害发生经过时确实没有提及外来原因(尤其是在被告的行为直接造成损害的情况下)，从而可能须由被告将存在外来因素这一事实引入诉讼之中，但外来因素是否可以预见、避免或克服，乃原告须举证证明之事，并且说服责任亦由原告承担。若将外来原因作为抗辩事由处理，则须由被告证明外来因素不可预见并不可抗拒，且须承担此项说服责任，这样就加重了被告在诉讼中的负担。

(二)外来原因抗辩在无过错责任领域的适用

那么为什么外来原因作为抗辩事由在无过错责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以至于成为欧洲国家普遍的法律实践呢？

首先，这种抗辩与危险范围的观念有一定的联系。欧洲侵权法小组遵循这样的格言：“风险越大，抗辩的可能越小，其效力也越弱。”[6]181危险范围并不是一种抗辩事由，而是构成危险责任的一个要件。按照福克斯的解释，在危险责任中，不可抗力否定的是变为现实的危险与危险责任事实要件所涉及的、法律意图保护当事人免受的危险之间的联系。例如依《德国赔偿义务法》第1条第2款，在出现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变为现实损害的危险与轨道的运营无关，并且，在进行法律评判时，危险的发生也不能归咎于轨道的运营，而仅能归咎于其他原因的事件。[21]280道布斯也认为，对于第三人行为能否成为异常危险活动的抗辩事由，问题的关键在于使得法院适用严格责任的风险是否包括第三人参与或者触发损害。《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事实上持有这样的观点，即他人的介入是异常危险活动的风险之一，至少当介入的行为人并非故意致害时如此。[20]960在英国，第三人行为虽然是赖兰茨责任的抗辩事由，但在危险动物致害引发严格责任的情形中，第三人行为不是有效的抗辩，因为饲养危险动物的人已经接受了这一风险。[23]561鉴于核设施内在的巨大危险，很多法域实质性地缩小甚至排除了核责任中的抗辩，我国同样如此。

因此，在危险责任中，问题首先并非在于外来原因所涵摄的事实应该置于哪个要件下来考虑，而是这些事实究竟应否纳入实体考量的范围。这个问题显然与危险范围有关。但是，对于“危险范围”这样一个一般性的概念，人们还没有投入与过失类似的精力来研究和澄清。已经变为现实的危险是否是法律意图保护当事人免受的危险，其判断依据尚未发展成熟完善。甚至可以说，危险责任的构成要件本身就处于未臻完成的状态（当然，在下述情形中，危险范围要件已经较为明确：损害是由特别危险的客体造成的，但却并不是由于客体内在的风险造成的，如损害仅仅是由一盒炸药的重量引起的，而不是因为炸药内在的爆炸风险引发的。此时只可能承担过错责任。）。由此，外来原因在各种具体的危险责任中能否成为抗辩事由，首先发挥了确定相关事实是否应纳入各种危险责任实体考量范围的功能。可以想见，随着危险责任构成要件理论的完善，外来原因作为抗辩事由的必要性会被削弱。

在此，无过错责任的列举原则强化了在各类无过错责任中明晰危险范围(是否包括由外来原因触发损害)的必要性。无过错责任尚未形成统一的归责原理，各种无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无法统一，因而需要明确规定外来原因是否构成各种无过错责任的抗辩事由。从比较法和学理上看，危险归责虽然已与过失并立而呈二元归责之势，但无法解释所有的无过错损害赔偿责任。在比较法上，有所谓多元并立说，认为无过错之损害赔偿，或为危险、或为报偿、或为衡平或为其他，不一而足，须视其类型之归责着重点，个别加以决定。[30]266并且，即使危险归责原理已成为无过错损害赔偿上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各种危险责任所欲防范的侵害样态、危险种类和程度也是千差万别，难以实现构成要件的统一化。因此，外来原因触发损害是否在各危险责任旨在防范的风险范围内，需要个别地明确规定。

其次，正如前文所言，危险责任的构成要件具有一个独特的基本构造：侵害法益或损害表现为特殊的危险成为现实的后果。由此，危险责任放弃了过错要件，也简化了归因。按照笔者的基本分类，法律中的因果关系一般可以区分为三类问题。[31]其一，解释性原因问题，即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如狗咬了人、核泄露造成放射性损害。其二，假设性原因问题，即如果被告采取了避险措施，损害是否还会发生。此类问题与过错相关，放弃过错要件的同时就放弃了对此问题的考虑。其三，归因性原因问题，即在事实发生经过得到揭明之后，能否将损害结果归于某人。在危险责任领域，归因问题得以简化，即将因果关系视为危险物、营运等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关系，然后通过所有、占有、管理等关系将致害物、设施或活动与特定的人相结合。按照拉伦茨的看法，被告须对其动物的行为、建筑物的倒塌或危险物品的逃逸负责，但如果把因果关系视为物件和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则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就比较简单了。[4]61例如，按照《法国民法典》第1384条第1款的规定，对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无生命物负有照管义务的人应承担责任。依此逻辑，可以发现我国《侵权责任法》关于危险责任的规定中多涉及这种联系，如机动车、动物、危险物品、污染物等（《侵权责任法》第49、50、52条规定了在租赁、借用、买卖、盗窃、抢劫、抢夺机动车的情况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责任主体；第78条规定了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是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的责任主体；第72条、第74条、第75条规定了高度危险物致人损害的责任主体；第70条、第71条、第73条规定了高度危险活动致人损害的责任主体；第11章各条则都规定了物件损害责任的责任主体。）。可见，决定责任的因果关系并不永远存在于人的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在前文所举的爆竹案中，如果将爆竹作为危险物品处理，那么受害人丙可以要求爆竹的实际管领人承担危险责任，其能否以第三人行为作为抗辩，则取决于法律课以危险责任的目的。

危险范围要件尚未澄清，加之危险责任中过错要件的放弃和因果关系要件的放松，当确实需要将相关事实纳入实体考量范围时，外来原因获得了独立的事实涵摄范围，具有独立性，具备成为抗辩事由的可行条件。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在解释第28条时，给出的正是这样一个例子：某甲驾车缓慢通过行人较多的路口，某乙驾车高速驶来，刹车不及，撞上某甲车辆，导致某甲车辆突然向前冲出，撞伤前面正常穿越马路的行人某丙。[2]213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第2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据此，某丙可以要求某甲承担无过错责任(当然，根据该项，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此时，如果要将某乙的行为纳入实体考量范围，则只能为外来原因所涵摄。但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在机动车事故责任中均未规定第三人行为这一抗辩事由，即未将某乙的行为纳入实体考量范围。囿于无过错责任的列举原则，外来原因能否成为各无过错责任的抗辩事由，须分别加以明确规定，因此与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的立场相反，某甲不能以某乙的行为提出抗辩。

再次，用外来原因涵摄相关事实，可以简化危险范围这一要件的判断，减轻原告的证明负担，增大其受偿的可能性。原则上，只要责任人掌握的危险变为现实，其就需承担责任，是否由不可预见、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或第三人行为触发则不在危险责任狭义构成要件的考虑范围内。这就相当于要求危险物的保管人和危险事业的营运人承担一项担保责任，即一旦危险转变为现实，他们就应该承担责任。《法国民法典》第1384条第1款关于物的责任，就存在一项这样的“责任推定”，无生命物致生损害于他人者，其保管人应负“责任推定”之责任，并且只有以偶然事变或者不可抗力，或者不能归咎(于照管人)的外来原因之证据，始能推翻。[29]1102－1104由此，危险范围与外来原因之间也存在一种惯例与例外的关系。

最后，外来原因抗辩的存在，还在无过错责任中迂回地引入了过错的考量因素。一个典型例子是英国的赖兰茨责任（该责任源于Rylands v．Fletcher(1868)L．R．3 H．L．330案。）。该责任旨在对一种特殊危险活动苛以严格责任，而这种特殊危险活动是指，作为一种对土地的非自然使用，将某种一旦逃逸即会造成损害的物品带到或堆积在被告的土地上。如果此物品确实发生了逃逸并造成了损害，被告就要承担责任。但是，被告可以逃逸是由不可预见的第三人行为引起的作为抗辩。因此，如果被告成功地证明了逃逸是由第三人行为引起的，该诉讼就转变为过失诉讼，原告必须证明被告本应预见到该风险并防止该风险。不可抗力引起的逃逸同样如此。正如斯特里(Street)所言，除非人们能够想象某物的堆积不构成土地的通常使用，一旦其逃逸可能会造成损害，并且在并非由于第三人行为或不可抗力的情况下确实逃逸了，赖兰茨责任下的这些要点使被告同样构成过失。[23]566冯·巴尔也指出，外来原因是连结侵权行为法两翼——不当行为责任和自己无不当行为之责任——的纽带。[22]420

也就是说，在有外来原因抗辩的情况下，危险责任的严格性得以缓和。为了主张该抗辩事由，被告必须证明自己对经由自然力或第三人行为实现的损害既无法预见，又无法抗拒，事实上具有过错的影子。由此，外来原因抗辩“中和”了危险责任的严格意味。因此，一般原则是，危险程度越高，责任越严格，主张此抗辩的可能性就越小。虽然是外来因素触发了风险的实现，但某种物质、设施或活动的内在危险发挥了更为显著的影响的(如核泄露事件)，仍然不能主张该抗辩。

五、结论

侵权法中的抗辩事由是被告在侵权诉讼中据以抗辩的实体法依据，与作为被告防御方式之一种的抗辩完全不同。从法律规范的基本结构来看，抗辩事由显然属于事实构成的范畴，且是阻却法律效果发生的消极构成要件要素。

根据法学方法论所揭示的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涵摄关系，侵权法中的抗辩事由应当具有独立的事实涵摄范围，亦即具有独立性。另一方面，抗辩事由又是从狭义构成要件中派生出来的，具有派生性。并且，狭义构成要件与抗辩事由之间存在一种惯例与例外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对应于实体法上的价值体系，而且对于民事诉讼中主张与证明责任的分配具有重要意义。抗辩事由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如果狭义构成要件涉及复杂的权衡过程，则无法从中派生出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作为例外构成要件要素的抗辩事由。

抗辩事由与构成要件的上述关系，直接挑战了外来原因抗辩在过错责任领域的适用。从必要性上讲，外来原因所否定之因果关系与过错要件，本来就涉及复杂的权衡过程，可以涵摄正反两方面的诸多事实，因而没有必要设置新的要件以涵摄这些事实。从可行性上讲，既没有办法将过错与因果关系意义范围内的事实加以有效地分类，存在第三个因素这一事实，也不能一般性地否定过错与因果关系要件的成就，而是仍须结合过错和因果关系意义范围内的其他事实才能作出判断。从程序法来看，将外来原因作为抗辩事由处理，还加重了被告在诉讼中的证明负担。

但是，在无过长生不死错责任领域，外来原因抗辩在各无过错责任中能否成为抗辩事由，首先发挥了确定相关事实是否应纳入实体考量范围的功能，且无过错责任的列举原则强化了这种必要性。同时，危险范围要件尚未澄清，加之过错要件的放弃和因果关系要件的放松，使外来原因抗辩虽派生于危险范围要件，却拥有独立的事实涵摄范围，具有独立性。并且，用外来原因涵摄相关事实，还能简化危险范围这一要件的判断，减轻原告的证明负担，并与实体法的价值预设相合。此外，外来原因抗辩还在无过错责任中迂回地引入了过错的考量因素，成为连结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纽带。由此，外来原因抗辩在无过错责任中存在较为广泛的适用空间。但是，囿于无过错责任的列举原则，外来原因能否成为各种无过错责任的抗辩事由，须法律明确加以规定。

注释:

[1]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解释与立法背景[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2]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3]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4]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侵权责任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6]欧洲侵权法小组．欧洲侵权法原则：文本与评注[M]．于敏，谢鸿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7]梁慧星．中国民事立法评说：民法典、物权法、侵权责任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8]孙宪忠，冯珏．需要什么样的侵权责任法[N]．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04－07．

[9][德]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M]．周翠，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0][德]罗森贝克，等．德国民事诉讼法[M]．李大雪，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11][德]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M]．周翠，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12]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3]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4][美]杰克H弗兰德泰尔，等．民事诉讼法[M]．夏登峻，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6]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7]张新宝．侵权责任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8][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M]．金振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9][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M]．郑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0]Dan B．Dobbs．The Law of Torts[M]．St．Paul，Minn．：West Group，2000．

[21][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权行为法[M]．齐晓琨，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2][德]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M]．焦美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3]W．V．H．Rogers．Winfield＆Jolowicz on Tort(16th ed．)[M].London：Sweet＆Maxwell，2002．

[24][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M]．杜景林，卢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5]Dieter Medicus，Stephan Lorenz．SchuldrechtⅡ，Besonderer Teil[M]．15．Aufl．Muenchen：Verlag C．H．Beck，2010，p.430．

[26]Hart＆Honoré．Causation in the Law(2nd ed)[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27]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承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8]张民安．现代法国侵权责任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9]法国民法典[Z]．罗结珍，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30]邱聪智．从侵权行为归责原理之变动论危险责任之构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辩论存在的意义篇6

 

关键词：商业银行；传统管理观；辩证管理观

1 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探析

1.1 发掘“辩证”一词的含意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辩证”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作动词，意为“辨析考证”：如反复辩证。也作“辨证”。第二层意思是：作形容词，表示“合乎辩证法的”：如辩证关系、辩证的统一。在理解这两层意思时，我们应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辩证”作“辨析考证”理解时，“辩证”同“辩证”。从哲学角度分析，“辩证”所指的“辨析考证”，是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的精神三大领域的人或事物自身进行直接地或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进行间接地反复辨别、分析和研究以探求事实的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又见之于主观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可见，“辩证”一词背后隐含的是在可知论基础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其次，“辩证”是直接与辩证法相联系的。“辩证法”是希腊语“dialego”的汉语译文，原意为谈话、论战的技艺。后指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专门研究世界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的哲学学说。辩证法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古代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三种基本历史形式。其中，只有唯物辩证法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和认识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 

1.2 透视辩证管理观

当前学术界对管理的研究大多是沿着美英等国的管理思路进行的，而对辩证管理方面的研究很少。总体来说，关于辩证管理现有的论述主要可概括为三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是从管理实践中挑出几个诸如“疏”与“堵”、“宽”与“严”、“刚”与“柔”等具有辩证关系的词并加以简略分析，于是便称之为辩证管理。如果这能够称为辩证管理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管子·正世》篇中所言“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反映出的“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也可称为辩证管理。实际上，管理过程中偶然闪现出的辩证管理思想火花并不等于辩证管理。

第二类观点是从中国传统中医学“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理论延伸出辩证管理，并认为“医人医国”，“其道一也”。按传统中医学观点，“证”通“症”，“辩证”的意思就是根据中医学理论，运用四诊、八纲等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以做出正确的诊断。“施治”或“论治”，即根据辨证的结果，针对病情，确定治疗原则，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可见，辨证施治在诊断和治疗上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上文所分析出的“辩证”的两层含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辨证论治本身并不是辩证法和认识论，更不是辩证管理的思想源头与方法论基础。

第三类观点是从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和管理二重性原理出发，认为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管理二重性原理是辩证管理学的思想渊源，并且辩证管理学是以管理过程中的一般性（自然技术关系）和特殊性（社会关系）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管理学。仔细推敲后，很容易发现这种观点有两点不足需要指证。

首先，该观点所提出的“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的论断具有一定片面性。因为唯物主义是研究世界物质本性的，而辩证法是研究世界的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才会形成科学、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方式可以形成侧重点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另一个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前者在承认世界普遍联系、运动和变化、发展条件下研究世界的客观物质本性，后者在坚持世界客观物质本性基础上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管理所应该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主体、客体及管理中介的普遍联系、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以实现既定目标，而不是在普遍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研究管理主体、客体与管理中介的本性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还不如说唯物辩证法是辩证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基石。这是其一。其二是，该理论虽然以辩证唯物论为方法论基础，但没有意识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是构成辩证管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的另外两块重要基石。因为管理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必须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用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及相关范畴对管理二重性，即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辩证分析和研究，从而才有可能使管理走出令管理学界千夫所指的管理理论的“丛林”、摆脱管理中的困惑。

其次，该观点仅仅是对创建辩证管理学的一种理论构想，并未涉及如何建立辩证管理学、如何把辩证管理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管理实践等内容，所以，其对具体管理实践的指导性和实用性较差。

商业银行欲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首先要改变原有观念，并树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即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基础上，以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基础，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与生产力相联系的自然技术属性方面的规律、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属性方面的规律，以及管理与上述两大规律之间的辩证规律，从管理二重性的辩证关系角度研究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方法，以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2 商业银行传统管理因缺乏辩证管理的优势而陷入双重困境

客观地说，无论是对一般企业进行管理，还是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都具有对生产力进行管理和对生产关系进行管理的二重性。若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坚持辩证管理观，即在兼顾对自然技术属性进行管理的同时，兼顾对社会关系属性进行管理，并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则这种管理才是科学的。否则，管理在理论或实践方面很容易陷入这样或那样的困境。

2.1 商业银行管理思想的三次革命没有使银行真正摆脱理论方面的困境

辩论存在的意义篇7

一、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科学发展规律

一开始，马克思主要在本体论以及世界观的现实意义层面上来对辩证法展开分析和理解，这使其促进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向本体论高度的提升，将辩证法当作客观世界当中的最普遍、最基础规律的推动原则。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增强高程度辩证法的原则，同时也是在本体论以及世界观的意义方面来理解和分析辩证法的，以至于合理高效的运用辩证法。马克思认为辩证法是内蕴于哲学当中的而非附加于哲学外蕴的东西，它是创建思想大厦最基础的准则。正如恩格斯所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唯有借助于辩证法才能有可能。”

第一，马克思理解和分析辩证法的途径是经过分析理解本体论和世界观的现实意义。黑格尔将辩证法增强至本体论的高度。与之前的唯心主义不同的是，黑格尔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带到了非常高的境界，并且黑格尔认为意识的建构促成了整个世界。这样来说，马克思在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确会有一些笼罩于黑格尔思想的阴影。马克思并未抛弃主观能动性，而是将辩证法有机地融合到了全新的哲学当中。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感性活动”与“现实的人”这两个新概念被马克思找到了，由此来代替旧唯物主义抽象物质与唯心主义的绝对观念。新哲学将辩证法作为其主要的建构原则，这绝不是摆脱人的唯心主义或者是敌视人的抽象唯物主义，这也绝不是两者的简单折衷，而是将两者进行了全新改造的一个结果。

第二，马克思把事物的持续发展和关联确认为辩证法的重要原则，把辩证法理解分析成事物的规律。古希腊思想家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完全被黑格尔继承了，对于事物与世界的看待是以联系、变化以及发展的观点为出发点的，并将矛盾理解分析成事物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潜在动力。马克思秉承了黑格尔辩证法当中的重要特性，并且将该特性应用于分析和理解社会的历史发展当中，这样不仅能取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还可以通过历史辩证法来分析人的主体性的关系。

第三，马克思秉承了黑格尔将历史认为是发展过程当中的辩证法理论。黑格尔将事物以及世界的发展当成是历史发展当中的一个过程。世界是过程的，而非现象的。所以，黑格尔辩证法成了历史性的辩证法。马克思非常重视黑格尔思想，也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充分的发挥。马克思认为历史观便是世界观的根本所在。马克思这样写道：“我们只了解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我们可以通过人类史和自然史来分析历史。但还有另外两方面是不可以分割的，只要是有人的存在，人类史以及自然史之间具有制约性。”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很重视历史观。

二、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总结

第一，唯物史观的前提条件是现实的个人。历史的活动作为生产物质资料的本体所在，除了这个，它的“首个历史的活动”还包括 “全新生产需要”“人口的生产”“社会关系生产”。那么，这样一些历史活动，共同构成了一个不断生长与繁殖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构成了现实的人的生活、生产以及他们共同享有的社会关系以及复杂的又不断变化的社会体系。

第二，社会的存在才会有社会意识。大家都知道青年的黑格尔派哲学家，思辨、观念、意识是他们的出发点，从意识出发去构建这个现实，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用了一句非常简明的话总结了他们的观点，即“不是意识决定了生活，而是生活决定了意识”。那么，现如今这个社会的存在就决定了社会意识的观念是对所有青年黑格尔派的这个思想热潮根本性的颠倒，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他们所说的意识，现实的个人与现实的社会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而青年黑格尔的出发点是虚无的个人。

第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源是生产力，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力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当时运用了一个词汇叫作是“交往形式”，其实它涵盖的意思就是生产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形式”这个专业术语含义有很多种。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都包含在内，所以说个人与国家都是交往的主题。交往的形式有物质往也有精神往。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人类生产过程中的交往就是物质的交往，交往的基础来自这里。

三、马克思主义是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阐述

第一，对于哲学当中的基础性问题以及哲学当中的两大阵营的本质对立理论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尤其是近代哲学当中存在的极为关键的基础问题，这也是思维以及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们还为了怎样解答和处理这样的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即唯物主义的阵营、唯心主义的阵营。

第二，在对黑格尔唯心主x的哲学研究过程当中，对其哲学阶级的实质和性质也进行了非常精确的分析和阐述，全方位地阐述出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并且非常明确地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以及革命的性质，换言之，就是黑格尔哲学终结了以人的思维和行动的结果作为最终性质的这一看法。但是黑格尔哲学包含着“无可救药的内在的矛盾”，在此矛盾当中，他的方法并不具有主导性，占主导地位的是其体系。这就确切地说明了黑格尔辩证法无法做出明晰的革命性结论，著作中已经分析了产生这一矛盾的阶级性根源。

第三，在对费尔巴哈的哲学的议论中，这是对于费尔巴哈在哲学基础问题上肯定了的唯物主义的现实地位。并指出：费尔巴哈已经承认物质并非精神的产物，但是精神一定是物质最高的产物。这自然就是最纯粹的唯物主义。另外，还对从前的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局限性以及不通透性等特点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进而将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伦理学等唯心主义观念展开了分析和批判；对费尔巴哈将抽象人性的理论作为思想中心的唯心主义和其理论思想的社会根源展开了分析和揭示。

第四，对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的来源与自然科学的基础做出了详细的阐明，以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作为代表的德国哲学与19世纪中期在自然科学当中出现的三个发现；显示出了社会在历史发展当中的客观规律、历史的缔造者是人类、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的决定因素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就明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也阐述了哲学发展史的变革源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立。

国际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学说包含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中，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在19世纪的时候由恩格斯、马克思基于继承、批判以及吸纳了人类在自然、思维、社会等方面的科学成果上创立的，并且在社会实践当中持续发展、丰富以及完善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科学体系。

辩论存在的意义篇8

理解自然辩证法，需要摆脱主体、客体的思维定势，彻底告别把世界二元化的做法。然而，我国这几年来关于主体、客体问题的讨论是比较热烈的，其实，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一种向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倒退，它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不具有任何积极意义。本文不想对主体、客体问题的讨论发表意见，仅想探讨一下，卢卡奇为什么因为自然辩证法而对恩格斯提出批评。

卢卡奇指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了自然辩证法的思想，认为，在恩格斯那里，由于主张“片面的和僵化的因果关系必定为相互作用所取代”而“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 (终归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0页,以下引文均出此书)

卢卡奇不愿考虑自然界的原生状态及其本性，他要求把辩证法严格限制在历史领域。卢卡奇认为，马克思是在历史本身中发现了辩证法的，“辩证法不是被带到历史中去的，或是依靠历史来解释的…… 辩证法是来自历史本身，是在历史的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的必然的表现形式，并被人们所认识。”(第264页)“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 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第85页)而总体的基础是人，“本身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基础的同一的主体-客体， 是以决定性的方式参与辩证规律的。”(第279页)这样一来，在卢卡奇的眼中， 辩证法的唯一形式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否认自然辩证法，或者说从辩证法学说中剔除自然是有着逻辑的合理性的。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辩证法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的人学基础，可以从人的总体性，从人这个主体-客体的统一体出发来阐发辩证的总体观。 而一旦涉足自然就会使辩证的总体观要么陷入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要么退回到旧的自然哲学的独断主义。而且对于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来说，自然辩证法的提出，总有推广辩证法的存在范围和为辩证法的理论提供自然方面的证据之嫌。所以，卢卡奇为了总体的可理解性不得不牺牲“自然”。

其实，这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发展，人的一切现实活动都是与自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离开自然，单纯从社会历史内部寻找理解历史的根据是很难建立起科学的历史观的。在研究历史时，恰恰不能放弃自然，而是应把对自然的思考作为全部理论建构的起点。

卢卡奇攻击自然辩证法，是由于传统思维方式影响的结果。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激烈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的“科学的”思维方式，但他并未真正摆脱这种思维方式，所以，他觉得自然界中的辩证法是不可思议的。传统科学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分析、分解的方法上，这种思维方式对一切都首先加以“分”，然后才开始真正的研究。对于传统的思维方式来说，在哲学的层面上，首先应该加以区分的是自然与社会；其次，在社会中看到人与社会、我与他、整体与个体等等，重新对这些方面作以概括，得到主体与客体这对范畴，这个时候再去看自然界，自然界就被纳入到了客体的范畴中来了，因而也就成了社会范畴。

实际上，传统的思维方式把世界二元化了，由于这种二元化，社会历史中的人就独立于自然界之外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将自然界视作纯粹必然性（或纯粹偶然性）支配的领域，是完全被动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则发现了完全不同的情景，看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处处都显现着人的活动，洋溢着人的能动性，人在这个范围内，改造和重塑着属人的“自然”，把这个“自然”看作社会存在的一部分。

根据传统的思维方式，社会历史领域是属人的领域，是辩证法唯一能够发生和存在的领域。因为，辩证法可以简化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存互长等等规定，而自然界是不存在这些规定的，或者说，在自然界中，由于没有人、没有自觉的主体，因而不存在自觉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存互长等等。只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才具有这些规定。因此，所谓辩证法就被最终归结为主体－客体的辩证法，辩证法的一切具体规定和具体存在方式都成了主体－客体辩证法的分殊，他的外部边界就是社会历史，超出这个领域，辩证法就被视作是神秘主义的因素。所以，卢卡奇要攻击自然辩证法。

卢卡奇对自然辩证法的攻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事情，而是与整个西方的传统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是20世纪西方哲学人本主义自然观的一个必然表现，如果哲学不走出所谓主体、客体的思维定势，不仅会否定自然辩证法，而且会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更进一步地说，整个哲学学科都会感到无路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