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基本知识范文

辩论基本知识篇1

一、什么是毕业论文答辩

毕业论文答辩是答辩委员会成员(以下简称答辩老师)和撰写毕业论文的学员面对面的，由答辩老师就论文提出有关问题，让学生当面回答。它有“问”有“答”，还可以有“辩”。

答辩是辩论的一种形式，辩论按进行形式不同，分为竞赛式辩论，对话式辩论和问答式辩论。答辩就是问答式辩论的简称。与竞赛式辩论相比，论文答辩有以下几个特点：

1．答辩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首先，人数不对等。毕业论文答辩组成的双方人数是不平等，参加答辩会的一方是撰写论文的作者，只有一个人。另一方是由教师或有关专家组成的答辩小组或答辩委员会，人数有3人或3人以上。一般地说，答辩小组或答辩委员会始终是处在主动的、审查的地位上，而论文作者则始终处在被动的、被审查的地位上，并且双方的知识、阅历、资历、经验都方面都相差悬殊。

2．答辩委员会具有双重身份。竞赛式辩论除了参加辩论的双方外，还设有专门的裁判，即有个“第三者”对辩论双方的高下是非作出评判。而论文答辩虽然也要作出评判，但它不是由特设的裁判员来评判，而是由参加答辩会的一方——答辩小组或答辩委员会对另一方即论文作者的论文和答辩情况作出评价。可见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答辩老师是具有双重身份的：既是辩论员，又是裁判员。

3．毕业论文作者的答辩准备，范围广泛。为了顺利通过答辩，毕业论文作者在答辩前先需要作好充分准备。然而，毕业论文答辩会上的题目是由参加答辩会的一方——答辩老师根据另一方提供的论文拟就的，所要答辩的题目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一般是三个或三个以上，并且答辩小组拟就的题目对另一方——论文的作者事先是保密的，到答辩会上才亮出来。答辩老师提出问题后，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让学员即论文作者独立准备一段时间(一般是半小时以内)后再当场回答；另一种情况是不给学员准备时间，答辩老师提出问题后，学员就要当即作出回答。因此，虽然在举行论文答辩会以前，学员．也要为参加答辩会作准备，但难以针对答辩会上提出的问题(因为事先不知道)作准备，只能就自己所写的论文及有关的问题作广泛的思考和准备。(这个问题将在本章第二节详细讨论)

4．表达方式以问答为主，以辩论为辅。论文答辩一般是以问答的形式进行，由答辩委员会成员提出问题，论文作者作出回答。在一问一答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出现作者与答辩委员会成员的观点相左的情况，这时也会而且也应该辩论。但从总体上说，论文答辩是以问答的形式为主，以不同观点的辩论为辅。

二、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

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对于组织者——校方，和答辩者——毕业论文作者是不同的。

校方组织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简单说是为了进一步审查论文，即进一步考查和验证毕业论文作者对所著论文论述到的论题的认识程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进一步考察毕业论文作者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审查毕业论文是否学员自己独立完成等情况。

第一，进一步考查和验证毕业论文作者对所著论文的认识程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是高等学校组织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之一。一般说来，从学员所提交的论文中，已能大致反映出各个学员对自己所写论文的认识程度和论证论题的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些问题没有充分展开细说，有的可能是限于全局结构不便展开，有的可能是受篇幅所限不能展开，有的可能是作者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或者以为没有必要展开详细说明的；有的很可能是作者深不下去或者说不清楚而故意回避了的薄弱环节，有的还可能是作者自己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的不足之处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提问和答辩就可以进一步弄清作者是由于哪种情况而没有展开深入分析的，从而了解学员对自己所写的论文的认识程度、理解深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

第二，进一步考察毕业论文作者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是组织毕业论文答辩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二。通过论文，虽然也可以看出学员已掌握知识面的深度和广度。但是，撰写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不是考查学员掌握知识的深广度，而是考查学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和锻炼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学员在写作论文中所运用的知识有的已确实掌握，能融会贯通的运用；有的可能是一知半解，并没有转化为自己的知识；还有的可能是从别人的文章中生搬硬套过来，其基本涵义都没搞清楚。在答辩会上，答辩小组成员把论文中有阐述不清楚、不祥细、不完备、不确切、不完善之处提出来，让作者当场作出回答，从而就可以检查出作者对所论述的问题是否有深广的知识基础、创造性见解和充分扎实的理由。

第三，审查毕业论文是否学员独立完成即检验毕业论文的真实性是进行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之三。撰写毕业论文，要求学员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但它不像考试、考查那样，在老师严格监视下完成，而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一般为一个学期)内完成，难免会有少数不自觉的学生会投机取巧，采取各种手段作弊。尤其是像电大、函大等开放性大学，学员面广、量大、人多、组织松散、素质参差不齐，很难消除捉刀、抄袭剽窃等不正之风的出现。指导教师固然要严格把关，可是在一个教师要指导多个学员的不同题目，不同范围论文的情况下对作假舞弊，很难做到没有疏漏。而答辩小组或答辩委员会有三名以上教师组成，鉴别论文真的能力就更强些，而且在答辩会上还可通过提问与答辩来暴露作弊者，从而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

对于答辩者(毕业论文作者)来说，答辩的目的是通过，按时毕业，取得毕业证书。学员要顺利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就必须了解上述学校组织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然后有针对性的作好准备，继续对论文中的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究，把论文中提到的基本树料搞准确，把有关的基本理论和文章的基本观点彻底弄懂弄通。

三、毕业论文答辩的意义

通过答辩固然是大学毕业生参加毕业论文答辩所要追求的目的。但如果大学毕业生们对答辩的认识只是局限在这一点上，其态度就会是消极、应付性的。只有充分认识毕业论文答辩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才会以积极的姿态，满腔热忱地投入列毕业论文答辩的准备工作中去，满怀信心地出现在答辩会上，以最佳的心境和状态参与答辩，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水平。

第一，毕业论文答辩是一个增长知识，交流信息的过程。为了参加答辩，学员在答辩前就要积极准备，对自己所写文章的所有部分，尤其是本论部分和结论部分作进一步的推敲，仔细审查文章对基本观点的论证是否充分、有无疑点、谬误、片面或模韧不清的地方。如果发现一些问题，就要继续收集与此有关的各种资料，作好弥补和解说的准备。这种准备的过程本身就是积累知识、增长知识的过程。再说，在答辩中，答辩小组成员也会就论文中的某些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或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这样，学员又可以从答辩教师中获得新的知识。当然，如果学员的论文有独创性见解或在答辩中提供最新的新鲜材料，也会使答辩老师得到启迪。这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的：“如果我们彼此交换想法，本来各自只有一个想法，而现在大家都有几个想法，因此一加一就等于四了。”

第二，毕业论文答辩是大学生全面展示自己的勇气、雄心、才能、智慧、风度和口才的最佳时机之一。毕业论文答辩会是众多大学生——包括已走上工作岗位的电大、函大学生——从未经历过的场面，不少人因此而胆怯，缺乏自信心。其实毕业论文答辩将是大学生们在即将跨出校门、走向社会的关键时刻全面展示自己的素质和才能的良好时机。而且毕业论文答辩情况的好坏，对于国民教育的大学生来说，影响的不仅仅是毕业论文的成绩，而且还很可能影响工作分配的去向。人生能有几回搏?毕业论文答辩就是大学生们的一次重要拼搏。大学生们应该用自己的拼搏，为今后自己的发展奠定基础，为组织上合理分配自己的工作提供依据。对于在职学习的函大、电大毕业生来说，虽然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来改变工作岗位的机会较少，但它也是人生中二次难得的经历，一次最宝贵的体验。所以，大学毕业生们对毕业论文答辩不能敷衍塞责、马虎从事，更不可轻易放弃。

第三，毕业论文答辩是大学生们向答辩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学习、请求指导的好机会。毕业论文尤其是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般是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专业水平的教师和专家组成，它们在答辩会上提出的问题一般是本论文中涉及的本学科学术问题范围内带有基本性质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论文作者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却又是论文中没有阐述周全、论述清楚、分析详尽的问题，也就是文章中的薄弱环节和作者没有认识到的不足之处。通过提问和指点，就可以了解自己撰写毕业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为今后研究其他问题时的参考。对于自己还没有搞清楚的问题，还可以直接请求指点。总之，答辩会上提出的问题，不论作者是否能当场作出正确、系统的回答，都是对作者一次很好的帮助和指导。

第四，毕业论文答辩是大学毕业生们学习、锻炼辩论艺术的一次良机。在当今社会，人们愈来愈认识到，能言善辩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重要素质。一个人如果掌握了高超的辩论技巧，具有雄辩的口才，他在事业上，在人际交往中就会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逢凶化吉、遇难呈样。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那些胸怀大志的人，都非常重视辩论素质的训练和培养，把拥有精湛的辩论艺术视为其事业成功的得力臂膀。

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能言善辩更是竞争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在学校擅长交际、善言能辩的学生要比一个成绩优秀但性格孤僻内向的学生被聘用的机会多，在社会上成就事业的可能性更大。

既然善于辩论，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里这么重要，我们的大学生就应抓住每一个学习辩论的机会。毕业论文答辩就是大学毕业生学习、提高辩论技巧和辩论艺术的重要机会。

毕业论文答辩虽然以回答问题为主，但答辩，除了“答”以外，也会有“辩”。因此，论文答辩并不等于宣读论文，而是要抓住自己论文的要点予以概括性的、简明扼要的、生动的说明，对答辩小组成员的提问作出全面正确地回答，当自己的观点与主答辩老师观点相左时，既要尊重答辩老师，又要让答辩老师接受自己的观点，就得学会运用各类辩论的技巧。如果在论文答辩中学习运用论辩技巧获得成功，就会提高自己参与各类辩论的自信心，就会把它运用到寻找职业或工作的实践中去，并取得成功。

辩论基本知识篇2

【关键词】教学方法；教育，医学；辩论；综合能力

现代医学教育的目标和挑战是培养在扎实、深厚的理论基础之上，具有较强临床执行能力的医学人才。由于医学专业的特殊性，仅靠课堂传授-学生背诵记忆的教学方法成效不佳。一方面，学生面对众多知识点和单调的理论难以牢固记忆；另一方面，学生也无法拥有解决问题的实际体验。《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医学教学中要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强化基本技能训练，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因此，现代医学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让医学生获得医学知识，更要引导其在以后现实的执业生涯中成为有效的问题解决者和善于沟通、善于创造的人才。其中提高团队合作、解决专业化的问题和沟通能力的方法之一即学术辩论。本文将作者在医学教育中引入辩论式教学法的过程和意义总结如下。

1辩论式教学的定义和适用性

辩论赛的核心即“辩”字，比赛时根据对辩题的立场和看法分为对立的两方，双方的观点都不能主观地判断谁对谁错，辩手凭借自己的思维能力和相关知识，凭借自己的反应能力和语言能力，争取最后的胜利[2]。赛后评委依据辩论赛的评分标准决定胜负。辩论式教学即是通过辩论赛的形式，以学生为主体，以反向思维和发散性思维为特征，由小组或全班成员围绕特定的论题辩驳，各抒己见、互相学习，在辩论中主动获取知识、提高素养的一种教学方式[3]。其能调动学生积极性、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

2辩论式教学的运用

2.1辩论前

组织医学知识的课堂辩论时，教师首先须在相关理论教学的基础之上提出与课程相关的辩题，使学生能够有目的地在课后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并分组。选择辩题时，要着重把握三点：第一，辩题具有现实意义，能否对学生产生较强的吸引力；第二，辩题的可辨性。如果辩题规定的一方观点明显是正确的，另一方观点明显是错误的，最终会使双方难于深入地展开辩论，影响辩论效果；第三，辩题的对立性：双方观点是对立的，或是或非，这样才有辩论的可能，否则就是谈判[4]。此外，还应给予学生较充分的课后准备时间，按正规的辩论赛规则自行分组并设立正反双方中各自辩论角色；辩论时间可选择见习或课余，场地以小教室为宜，桌椅摆放以体现、方便小组合作为主。

2.2辩论时

课堂辩论时应以学生为主体[5]，双方辩者位于相对两侧，按辩论赛的标准程序一般设立每队4位辩手，采取团体赛形式，分为主辩、一辩、二辩、三辩手[6]。辩手在赛前根据自愿报名和同学推荐等方式产生。其中，一辩首先开门见山地阐述本方观点，把观众带入一种深入探究的氛围中；二、三辩主要是与对方辩手展开激烈角逐，要求他们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反应能力，抓住对方纰漏，加以揭露并反为己用，并同时带动场上气氛；四辩在最后总结本方观点，并能加以发挥和升华。后援团各坐一方，以小组为单位围坐，分合有致，适合学生交流，并可以在自由发言时间做出反击。教师必要时适当加以引导，避免出现无意义辩论现象。

2.3辩论后

辩论结束后，教师应对辩论双方做适当点评，并要求学生做自我报告，总结观点，描述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书面总结此次辩论的收获。

3辩论式教学的意义

3.1道德涵养

在辩论赛的过程中，随着论辩双方辩、驳的持续展开，在获胜心理的支配下，学生的情绪往往更容易激动。作者在辩论式教学实施过程中发现，此时，往往不急不躁、以慢制怒、以冷对热的一方反而容易获胜。因为在论辩中唇枪舌剑、自控力较差的人很容易激动，难以集中注意力进行观察和逻辑思考。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服过分激动的人，只有稳定和冷静的一方，用慢动作、慢语调来应付，才能使对方心平气和，顺利接受所陈述的道理。所谓“以理服人”，而非“以怒服人”即如此。这个心平气和的道德修养过程对医学生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和患者及家属的良好沟通，并培养自己面对变化病情冷静思考处理的能力。

3.2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巩固

由于获胜的压力及对辩论的热情，学生不再是被动、机械地接受知识，而是主动、积极地去获取知识，由于双方观点的对立，要想获取更多的论据及取胜的把握，就必须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观察、阅读、记忆并感悟了解客观事物之间的逻辑联系，扩大知识面[7]。这种学习过程带有积极主动的热情，因此不再是枯燥无味的反复机械背诵，更加深了对医学知识的掌握。此外，通过比赛双方在整个过程中来回反复的辩驳、理论知识的不断暴露和列举，学生对辩论的主题问题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看法，不断增强追求真理的信心和决心。作者在临床本科医学生的相关课程中应用辩论式教学后，不但促进了学生主动性和探究性学习，增强了学生对课程相关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从辩论现场及学科成绩测试均反映出较好的教学效果。

3.3语言表达艺术

辩论赛既是作为研究性学习的形式之一，又是医学生人际交流训练的有效手段，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对医学生口头表达和交际能力的提高有很大影响。在辩论过程中，除了口头语言的表达能力以外，医学生首先学会的就是认真倾听对方说话，通过认真仔细地倾听和筛选，获取对己方有利的辩论信息，并迅速做出回应和反驳[8]。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培养了医学生的倾听-分析-说服能力，平时比较内向的学生在辩论中可以借此锻炼自己的勇气，在大众面前发言。这些对提高临床获取患者的病情相关信息的能力具有直接的提高和帮助。

3.4逻辑思维和心理素质

首先，论证本身即需要思维严密性，只有合乎逻辑并建立在客观基础医学知识上的辩论，才可能获胜，否则只能是诡辩。此外，在驳论的过程中，反驳对方的观点既需要策略，也需要实际操作能力：必须全神贯注地仔细跟踪事态发展，至少提前一步思考，并迅速找出尚未提出的问题答案。正反辩论双方迅速进入他们对立观点的知识范围内，通过融会己方论据，逐渐形成强有力的发展方向并最终得出结论。Freeley等[9]认为，辩论可提高分析、批判的能力，并通过支持论点，进一步推理归纳或演绎，以达到基于健全的事实或判断的合理推论。同理，这个过程允许学生选择一个话题的正方或反方展开思考，使学生不仅学习说话、倾听和说服，同时还要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力、对命题进行合理判断的能力。这种获取-处理-批判-反馈信息的处理过程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医学生的临床独立思维能力。

3.5团队协作能力

所谓团队协作能力，是指建立在团队的基础之上，发挥团队精神、互补互助以达到团队最大工作效率的能力。对于团队的成员来说，不仅要有个人能力，更需要有在不同位置上各尽所能、与其他成员协调合作的能力[10]。在辩论教学活动中，主辩，一、二、三四辩和后援团成员各司其职，辩论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和遵守辩论规则，取团队其他成员的长处来补自己的短处，也把自己的长处优点分享给大家，及时贡献、共同进步，其共同目标是通过辩驳对方观点，树立己方观点为正确。如果大家把辩论团队里面每一份子的优点长处都变为自己的长处优点，灵活运用，不仅团队的力量日益强大，自己的能力、潜力也慢慢得到升华。此外，通过辩论活动，学生可以提高自己解决对立双方之间冲突和不可调和状况的能力。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经过这样激烈的比赛过程，可以加强辩论团体内部的默契、团结协助能力，增加同学之间的友情。毫无疑问，这些能力对培养未来的临床工作执行能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总之，在医学临床教育中引入辩论式教学，可以从道德涵养、文化积累、知识结构、逻辑思辨、心理素质、语言艺术、整体默契、仪表仪态等方面入手，提高医学生综合素质水平，是医学课堂教学的有益延伸和补充。在未来的相关教学探索中，应相应地增加客观评价体系，不断完善辩论式教学的应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J].中国医学教育，2001（5）：1-6.

[2]于富业.辩论赛进课堂”教学模式设计与应用研究[J].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17（1）：78-80.

[3]任玲玉.培养学生主体意识的市场营销课堂辩论设计[J].现代经济信息，2016（1）：444.

[4]闫薇，芶大明，张红，等.辩论赛在理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J].基础医学教育，2016，18（5）：374-376.

[6]黄建红."辩论赛"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实践应用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为例[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版，2016（5）：9-11.

[10]孙红永.论辩论赛对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作用[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17）：85-86.

辩论基本知识篇3

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自先秦以来,中国古代辩证法就有了儒家辩证法、道家辩证法、兵家辩证法三大传统流派,而它们的经典代表作分别是《周易》和《论语》、《道德经》和《庄子》、《孙子兵法》。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都留下了中国古代辩证法对其影响的痕迹:改造“求实”的学风,进而形成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改造传统的知、行学说,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改造阴阳学说,形成了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本文主要阐述儒道两家辩证法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特点

早在三千多年前殷周时期,即在欧洲最早的古希腊哲学出现前半个世纪,就产生了哲学思想的萌芽,我国的哲学约与古希腊哲学同时进入它的繁盛时期,哲学各领域中的主要命题和基本概念大部分已被提出,产生了许多光辉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思想,而当时产生的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特点,是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在殷周之际《周易》这部充满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著作问世,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论语》中关于名与事、文与至、言与行的关系的辩证法观点;《老子》书中关于“反者道之动”、“大成若缺”、“福祸相倚”的学说;战国的《易传》中阴阳刚柔的思想;荀况的“天人相分”和王与霸、礼与法的思想;韩非子的矛与盾,君臣以计相合的思想;宋代张载关于“两一”的学说;王夫之关于对立两端的统一关系的学说,等等,形成了一个辩证法思想的优良传统。[1]

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比较起来,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和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一样,是在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形成的,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其次,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用整体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它把客观事物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事物各个部分和整体之间以及事物的各个部分彼此之间,都有密切联系;牵动一部分,就要带动和影响其余各个部分及整体。从这点出发,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要求用联系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看待事物的内部包含着的矛盾,既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这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即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推动事物的发展。这是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另一个长处和优点。综上所述三个方面的优点与长处,使得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有着内在本质的联系,有许多共同点,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2]由此看来,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某些概念、范畴和命题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在表述的形式上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把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起来,使两者融为一体,就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具有了中华民族气息,做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就是在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影响下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产物。

二、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思想内容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其根本的理论内容和世界观体系来说,不是从继承与改造中国自身的哲学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学习而来的,它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经验的最一般的理论概括。但是,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存在和发展可以离开中国自身固有的哲学传统。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民族形式才能实现。”[3]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在中国土壤上产生和形成的科学的哲学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它不可能离开中国固有的哲学传统,不能不带有中国的民族色彩。

(一)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与毛泽东的矛盾论

毛泽东从小接受儒学的熏陶,《周易》则是儒学典籍“四书五经”中的“五经”之一,是国学教育的必读书,因而《周易》不能不对毛泽东产生影响。事实上,直到毛泽东成为我党的领导人之后,他还经常引用《周易》中《易传》的语句,如:“乾坤或几乎息矣”、“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的核心范畴正是阴阳,因此,毛泽东也熟谙“阴阳变化之道”。《道德经》对毛泽东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引用“相反相成”来说明矛盾双方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的道理。在《哲学批注集》中,他引用“反者道之动”来说明军队运动战中的以退为进;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来说明矛盾双方的相互依赖、相互转换。[4]

《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意思是说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就构成了形而上之道或宇宙的根本规律。毛泽东受其启发,抓住阴阳之间的对立关系,将上述命题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他说:“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明确把阴阳关系规定为两点论,阴阳就是矛盾双方,缺一不可,少了一方就不再成为矛盾,也就没有世界。由此看来《易传》中这个古代辩证法的命题,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两点论的现代哲学命题的形成影响深远。

“一分为二”是中国辩证法中的一个基本命题。《老子》讲的“道生一、一生二”[5]和《易传》“太极生两仪”都蕴含了“一分为二”的基本思想,道或太极分解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由此生成万物。朱熹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归结为“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一分为二”因而成为对立面无往而不在的代称。[6]老子集前人的思想资料和他本人对社会实践的观察,还提出了诸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美丑、损益、刚柔、强弱、福祸、荣辱、轻重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概念。《老子》通过这些客观存在的对立现象,提出矛盾的普遍性,认识到这些

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事物的变化,即所谓:“反者道之动。”受其影响,毛泽东根据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讲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的论述,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地表述“一分为二”,他说:“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7]

(二)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与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

《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认识论的代表作,他在文章中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观。”他从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检验标准的各个角度,全面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画龙点睛地指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观。”[8]这很明显地说明中国传统知行观的辩证思想对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1950年《实践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在完成《实践论》之前,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过全面的总结,特别是王夫之的“行先知后”的理论。因此,他在《实践论》的大标题下,加上“辨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关系”作为副标题,指明了《实践论》与传统知行观的直接的联系。《实践论》中的知行观深受中国古代传统知行观的影响,但它高于以往任何知行学说,包括王夫之的“行先知后”说在内。正如《实践论》开头所强调的:“马克思以前的唯物,离开人为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这就是对传统知行观的真实写照。

中国哲学史上较早就在探讨知和行的问题。春秋时期,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但同时又强调,少数上等智慧的人是“生而知之者”。不难看出,在孔子那里,知和行的关系是矛盾的。一方面,孔子肯定自己是“非生而知之者”,另一方面,又说有人是“生而知之”,不需要行动、实践就能够获得知识。这说明孔子没有也无法解决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他能做的就是在知和行的两极上不停地摇摆,并最终因为他肯定“生而知之”而倒向唯心主义。孟子发挥了“生而知之”的观点,提出:“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以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9]人天生就有良知、良能,不需要实践,就可以认识某些事物。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孟子所谓的“不学而能”的知行观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知行观。荀子较早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10]很明显,在知和行的关系上荀子是赞同先行后知的。通过阐述只有通过实践,人才能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荀子肯定了行或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后来的王夫之也有相似的行先知后的认识。王夫之说:“由行而行则知之。”概括起来说,这些先辈们论述知和行时,要么是趋向唯心主义,要么在坚持唯物主义时,没有把知和行作为对立统一的范畴,辩证地论述在实践基础上知和行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另外,他们对实践的理解也没有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毛泽东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这就使他能在唯物辩证地理解实践的基础上批判继承前人的观点。首先,毛泽东接受了荀子等人的观点,认为:“一切知识,离开了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人只能先行而后知,很好地坚持了唯物主义观点。其次,他又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1]这又体现了他在知行观上具有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因而突破了前人,表现了知和行关系的真谛。

三、结语

辩论基本知识篇4

作为哲学系的教师，我自然对逻辑、修辞学和雄辩术怀有一定的兴趣。据说，古希腊的德谟斯忒斯原先患有口吃的毛病，后来发愤苦练，竟至于把石块含在嘴里练习发音，结果成了古希腊的第一雄辩家；也据说，当时智者派哲学家的代表人物普鲁泰哥拉和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居然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辩论：究竟是标枪，还是扔标枪的运动员，还是主持竞技会的人应该对不幸被标枪刺死的人负责。古希腊人的这种论辩的热情尤其表现在苏格拉底的身上，这位自诩为“雅典的牛虻”的哲学家整天蓬头赤足，到处找人辩论，柏拉图的三十余篇脍炙人口的对话记录了苏格拉底辉煌的辩论业绩。这些夹杂着滔滔雄辩和奇妙神话的记录就是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辩论术中卓越的范本，更何况，正是在唇枪舌剑的辩论中，才产生并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传统形成经久不衰影响的辩证法精神！

然而，哲学上的关注和实践中的参与毕竟是两回事。当我成为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复旦代表队的领队和教练；当我搁下正在研究的数个科研项目，全身心地卷入辩论队队员的选拔、训练，并带领他们赴新加坡参加辩论会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辩论中的种种酸甜苦辣，在华丽动人的辩论词背后，发现了准备辩论必然会付出的艰辛的劳动。

换言之，我在实践中获得了一些辩论经验，虽然是一孔之见，也未经过认真的提炼和总结，但对类似的辩论说来，或许会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可能是出于专业的限制吧，我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力图从哲学上来理解并阐明这些实证的经验，于是便有了这篇文章。下面，让我们逐一讨论在辩论中必然会遭遇到的这十大关系。

人格形象与辩论员形象的关系

由双方各组织四名队员，确定题目进行辩论，无疑地具有游戏的性质。道理是明摆着的：双方都不是为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而辩论，他们只是给听众这样一种感觉，即他们都在为真理而辩论，实际上，双方的立场都是由抽签决定的。比如，“金钱是万能的”这样的辩题，不管哪一个队只要抽到了正方，就得为它辩护，哪怕每个队员都不认为金钱是万能的，也不得不维护这一辩题。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斯多葛派哲学家克利西浦斯的名言：“给我一个学说，我将为它找到论证。”所以，在辩论中获胜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哪一方坚持了真理，而在于哪一方能够在理论上自圆其说，能够表现出高超的辩论技巧，尤其当一个辩论队抽到很不利于立论和发挥的辩题方向时，它的队员不得不采用种种诡辩的手法进行辩论。因此，作为比赛的辩论和历史上已发生的、为探求真理而进行的辩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也正因为这种差别，不少人把参加辩论比赛仅仅看作是一种游戏。

既肯定辩论比赛从根本上具有游戏的性质，又反对人们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游戏，这是否是一种逻辑矛盾呢？不，一点也不。这是因为，辩论比赛不光是一种智力上的游戏，从更深沉的思想层面上来看，也是辩论队与辩论队之间的文化交流；辩论队员在辩论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不光是他的卓越的辩论技巧，更应该是他的光采夺目的人格形象，而后者正是一种蕴涵于辩论之中，但又超越于辩论之上的具有巨大魅力的东西，也是最难能可贵的东西。

无论是训练的实践，还是这次参加首届国际大专华语辩论的实践都告诉我们，如果以”玩辩论”的态度来对待辩论，难免会“走火入魔”，最后成为辩论的输家。

首先，“玩辩论”必然导致对对方人格的蔑视乃至否定。众所周知，一个人的人格要得到他人的尊重，他首先必须尊重他人的人格，“玩辩论”的人由于把自己和对方都仅仅理解为辩论员而不是理解为独立的人格，就容易在辩论中说出一些有辱对方人格的话来。在这次新加坡辩论中有一个辩题是：“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辩论的双方是香港大学队（正方）和台湾大学队（反方）。在自由辩论的过程中，台大队指责对方关于“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观点是像哈巴狗一样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港大队在反驳中说出了“天下的男人都是好色的”这样的句子，虽然孔子在《论语》中也有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说法，但不管如何，在辩论中出现“哈巴狗”、“好色”这样的词，而且明显地是指向对方的，总是在人格上不尊重对方的表现。

其次，“玩辩论”必然会导致在辩论中的胡搅蛮缠。如前所述，由于辩题的限制，在辩论中进行某种诡辩是难免的。比如，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但如果辩题要你证明“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你就不得不采取一定的诡辩的手法进行论证，但这样的诡辩不等于胡搅蛮缠，后者的涵义是：当一方把问题阐述得清清楚楚时，另一方仍然听而不闻，继续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对方的身上。在台大队与我队辩论人性问题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我方已再三阐明：“恶”就是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无节制的扩展，然而台大队却硬说我们的观点是把恶和人的本能、欲望等同起来。他们先是制造了一辆“风车”，然后就像唐·吉诃德一样拚命地与这辆“风车”作战，这样的胡搅蛮缠在高水平的评委面前，不但不会得逞，反而会大大地失分。

最后，“玩辩论”必然会导致辩词的庸俗化、贫乏化，使之失去理论上和知识上的丰富内涵。凡是把辩论看作是技巧游戏的人都不会花力气认真地去阅读有关资料，认真地从理论上去解剖分析辩题，而是借助一些庸俗不堪的实例和趣味低劣的噱头进行辩论，甚至以感情取论，故作姿态地煽动听众的同情心。偶尔，这种低劣的辩论手法也会得逞于一时，但从根本上看，它已步入误区，如不幡然醒悟，必将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窘境。

按照我们的观点，辩论队员犹如一棵树，如果他的人格力量是树干的话，他的辩论技巧不过是枝叶。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只有具有光采照人的人格力量，其辩论技巧才能臻于游刃有余的上乘境界。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在训练队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如下的原则：先学会做人，然后才学会做辩论员；先学会尊重他人的人格，才学会遵守辩论的规则。这里的“先”不是时间在先的“先”，而是逻辑在先的“先”。也就是说，不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不论是在何时何地参加何种辩论赛，尊重他人人格，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都是先决条件或绝对命令。

在训练中，当有的队员使用一些品位不高的实例和语句时，我们就马上进行纠正，我们甚至不允许队员指责对方“篡改辩题”，觉得“篡改”这个词用得太重，有损对方的人格，我们主张用“改变”这个中性词，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也只能用“偷换命题”的说法；我们也不允许队员用“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样的说法去批评对方；在新加坡参赛的过程中，队员们在台上台下都显得彬彬有礼，不失大家风范，给听众和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轮比赛获胜，我们都告诫队员不要骄傲，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参赛队的队员。

在平时的许多生活琐事上，我们也努力要求队员们尊重他人，学会做人。

赛事结束后，好几位队员都有这样的体会，即在选拔、训练和整个参赛的过程中，不光学会了如何辩论，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做人，而后面这一点是终生享用不尽的。所以，辩论比赛虽然具有游戏的性质，但是我们却不能用纯然游戏的态度去对待它，只有确立起良好的人格形象，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有魅力的辩论员。

自我表现与听众接受的关系

我很同意王沪宁教授打过的一个形象的比喻：辩论好比是捧在两只手中间的一汪水，如果每个队员的表现都很出色，水是不会漏掉的；反之，如果每个队员的表现都很差的话，捧在手中的水就一点点漏掉了。从这个比喻中可以看出，每个队员表现得是否出色，关系到辩论的胜负。

那么，一个辩论队员表现得是否出色，又以什么衡量呢？众所周知，在辩论过程中，在台上表现的是双方八个队员，而在台下观看的则是评委和听众，评委当然也是听众，但是特殊的听众，他们的评分将决定对垒的哪个辩论队取胜。评委主要根据双方队员的表现，如立论是否严密，陈述是否条理清楚，语言是否形象、幽默，姿态是否大方、潇洒等来打分；但事实上，评委在对辩论气氛和双方队员表现的感受和理解中，常常受到听众情绪的影响。听众好比“无冕的评委”，他们虽然无权给队员打分，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左右评委的打分。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队员的自我表现是否出色，并不依据于他自己的感觉，而是依据于评委和听众是否接受并认可了他的表现。正如人们不会根据某个人发表的宣言去评价这个人一样，评委也不会根据辩论队员自己的感觉去评价他们。

当然，在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困难，但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在一个辩论经验尚不丰富的队员身上，最易见到的是以下两种冲动：一是自我表现的冲动。

队员在上场前已经准备好一套辩词，他上场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把辩词统统倾倒出来，特别是对辩词中他自认为是比较精彩的部分，总是希望能在场上说出来。打个比方，这种心情就像一辆装满了黄沙的翻斗车，一开到目的地，就迫不及待地把车上的黄沙全部卸下来，卸完之后，十分轻松，便觉得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不妨把这种心理称之为“自我表现中心主义”；二是说服对方的冲动。既然是辩论，每个队员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试图说服对方的意向。殊不知，对方队员是不可说服的，他们既然来辩论，就一定会把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即使他们的观点已陷入矛盾之中，也会千方百计地进行辩护，甚至进行诡辩。所以，在辩论过程中虽然对对方的基本立论要进行有力的打击，但要说服对方放弃自己的立论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把这种冲动称之为“说服对方中心主义”。无论是“自我表现中心主义”还是“说服对方中心主义”，其共同的错误都是以自己在辩论中的主观意向去取代评委和听众的评价意向，这常常会导致场上的失误。

这两种中心主义有点类似于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把自己置于中心的位置上，把评委和听众看作是围绕自己旋转的行星，事实上，我们应当像哥白尼的“日心说”一样把这种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即放弃“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确立“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新思路。

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十分注重引导队员们完成这一观念上的“哥白尼转变”，从自我表现的立足点转向评委和听众接受的立足点，从我想说什么转向评委和听众希望我说什么。”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的解构既能使队员们迅速适应场上的气氛，对自己的陈词作出切合评委和听众理论取向的改变，又能达到相互之间的密切配合，使团队精神达到最佳的发挥。

在与台湾大学队的决赛中，我方的立论是“人性本恶”。在国内准备这一辩题时，我们已撰写了陈述词的初稿。这一初稿主要从我方立论的主观意向出发，片面地强调人性中的恶根，比如，在分析历史中的恶行时，辩词中有这样的话：“纵观历史，又有哪一页是用玫瑰色写成的？”辩词初稿给人的印象是，我们对人性本恶的论证是有力的，但似乎把人性看得漆黑一团，有一种强烈的悲观主义情调，这显然不利于听众和评委的接受。在新加坡决赛的前一天，我们拟出了“人性本恶”辩词的第二稿，这一稿较多地加入了人性通过教化可以后天地向善的内容，虽然冲淡了初稿的悲观主义的味道，但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性本恶的主题反倒显得语焉不详了，这当然也不利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最后，从评委和听众的最广泛的接受性出发，我们斟酌出第三稿，即把辩题分成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事实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主要讲事实，讲真理，理直气壮地把人性本恶阐释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二是价值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主要讲价值，讲理想，大声疾呼要通过好的教化来使人性向善的方向发展。把这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突出了人性本恶这一鲜明的主题，又表达了我方抑恶扬善的主张，从而使评委和听众觉得，我方的立论是合情合理的，更易于接受的。相反，台大队在立论时，只是一味地颂扬孟子的人性本善说，对荀子的人性本恶说则予以简单的否定，这就使评委在接受他们的立论时，心理上产生了阻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摆脱“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的影响，确立“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视角，乃是辩论取胜的重要前提。

知己与知彼的关系确立了“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思路，并不等于可以完全撇开对方，我行我素。辩论不同于唱歌之类纯表演艺术，它毕竟是两个队的对垒，要是在场上回答不出对方提出的问题，在理论水平和气势上压不住对方，怎能赢得辩论的胜利？如前所述，要说服对方是不可能的，但使对方理屈词穷，明显地处于劣势却是可能的。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军事上是如此，辩论上也是如此。然而，要在辩论前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先说“知己”。这里的“己”当然不仅是指每个辩手自己，而且是指整个辩论队本身。毋庸讳言，每个队员都弄清楚自己在辩论过程中说什么是很重要的，然而，每个队员作为”小我”更重要的是把自己融入辩论队之“大我”之中，是对“大我”的一切意图都了如指掌；同时，每个“小我”对其他“小我”的意图也要有充分的了解。

为了达到“知己”这一境界，我们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训练。一是角色流动和定位训练。四个辩手就是四个不同的角色，从理论上看，一、二、三、四辩要起到起、承、转、合的作用；但从实践上看，当四个队员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要马上确定哪个队员充当哪个角色显然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让每个队员都有机会去充当一、二、三、四辩手，“角色流动”有一个好处，即让每个队员对一、二、三、四辩的角色的地位和作用都有充分的了解和体验。在“流动”的基础上再来“角色定位”，已定下来的角色（如第二辩手）就不光知道自己这一“小我”，而且对第一、三、四辩手之“小我”也能了如指掌，这样，相互配合也就比较容易了，而每个辩手在有利于自己担当的角色位置上，又能更好地把自己的辩论技巧和才华表现出来。

二是整体配合训练。这里说的“知己”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第一，对辩题的基本概念获得一致的理解，如“人性本恶”这一辩题的基本概念有“人”、“性”、“人性”、“本”、“恶”五个，每个辩手对每个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都应有确定的、一致的认识；第二，对辩题立论和思想境界的一致认识，如“人性本恶”的立论是：人性先天地、与生俱来地是恶的；思想境界则是：人性本恶是一个事实，但我们并不鼓励恶，我们主张抑恶扬善；第三，对自由辩论中的主要战场的一致认识：如我们设计哪几个战场？这些战场的次序如何？由哪位辩手开辟哪个战场？等等。为了使队员们做到透彻地“知己”，每次辩论前，我们都要求每个队员把我方立论、思想境界、基本概念涵义、自由辩论的战场等独立地表述一遍，凡有模糊不清之处，马上进行纠正。由于每个队员对我队在辩论中的总体意图都有明确的、一致的认识，真正做到了“知己”，因而团队精神发挥得比较好，队员们在场上能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比如，在与台大队辩论“人性本善”时，台大一辩引证了一段康德的语录，这段语录对康德的人性理论作了断章取义的理解。我方二辩和三辩几乎同时把自己做下的关于康德人性理论的另一段语录卡片递给我方一辩，供其反驳时使用。更有趣的是，为了论证“人性本恶”这一辩题，熟读金庸小说的我方二辩引证了《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而这一点，未能赴新加坡辩论的一名候补队员居然也想到了。可见，由于我们在“知己”上下了较大的功夫，四个队员都配合得十分密切，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只要听到一位辩手说什么，就马上知道他（她）的意图和下文是什么了。”

总之，“知己”是十分重要的。一般说来，训练有素的队伍在这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刚组成的队伍则明显地比较差，有的队员只关心自己的陈词，对其他辩手的陈词漠不关心，他们在陈词中出了错也不马上去弥补，这就很容易给对方队抓住矛盾，各个击破。当然，光是“知己”还是不够的，还得“知彼”，方是真正的取胜之道。如果只对自己的情况了如指掌，一片光明，对对方的情况则一无所知，漆黑一团，那对方只要提出一个新概念，使出一个新招，我方就会招架不住。

在场上最忌讳、最令人难堪的情况是：对方提出的问题、概念或资料，我方压根儿没有考虑过。碰到这样的情况，不仅失分，而且会失大分。

与“知己”一样，“知彼”的难度也是很高的。在“知彼”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要了解：对方可能采用怎样的思路来立论？如我们和剑桥大学队辩的题目是：“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剑桥队是正方，我们分析它可能以下面三条不同的思路来立论。第一条思路是”欲望理性说”。这条思路认定，在前温饱阶段，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主要是欲望，也就是说，欲望压倒了理性，所以在这样的阶段不可能谈道德；等到温饱实现了，基本的生存问题解决了，这时谈道德才变得可能，因为在这一阶段，人的理性已压倒欲望，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道德作为自觉的理性意识才可能真正地确立起来。这一条思路的前提是：当人们为生计所迫而谋求温饱时，谈道德是不现实的；其弱点是：在前温饱阶段，如果欲望支配着一切，人人都能心想事成的话，恐怕连人类社会都已不存在了，又何言温饱状态的来临。第二条思路是“道德认同论”。这条思路主张，在前温饱状态，每个人面对的直接问题是生存问题，当时不可能形成具有整体社会性的道德学说，于是，谈道德也无从谈起。达到温饱状态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出现了分工，这时，才可能出现真正的道德学说和观念，在这种情况下，谈道德才是真正可能的。这一思路的前提是：真正的道德学说是在温饱的前提下形成的，所以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前提；其弱点是：“谈道德”的“道德”并不一定是系统的道德学说，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道德”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但作为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观念，却是人类一诞生就已有了的。把这一点澄清，对方的立论就不攻自破了。第三条思路是“习惯——人格——道德论”。根据这一思路，道德是主体的自觉意识，在普遍的独立人格形成之前，换言之，在独立的主体确立之前，是不可能存在真正的道德的；在前温饱阶段，维系人际关系的是外在的风俗习惯，因而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只有在达到温饱，确立普遍的人格后才能谈。这一思路的前提是风俗习惯不等于道德；其弱点是：把道德概念窄化了，用一种比较高级的道德学说（如受主体良心制约的康德的道德学说）取代了一般的道德概念，其实，道德同时也是受外在社会舆论制约的，所以，虽然风俗习惯不等于道德，可是，在它之中却包含种种道德观念，所以在前温饱状态我们仍然可以谈道德。

由于我方充分地设想了对方可能采取的三条思路，因而在辩论过程中能够从容应对，不为对方所乱。“知彼”还不止于了解对方的基本思路，还要了解对方对辩题基本概念的认识。在“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的辩题中，涉及到“温饱”、“谈”、“道德”、“必要条件”这些基本概念，出于论题的需要，对方会把“温饱”的概念无限扩大，特别是把“温饱”和“生存”等同起来，而我方则要确定“贫困”（相当于“生存”）、“温饱”、“富裕”三大生活状态，尽量把“温饱”限制在确定的意义上；同时，对方又必然会把“道德”的概念无限窄化，从而为“谈道德”设置种种障碍，而我方的目的则是把“道德”概念尽量宽泛化，从而为我方之立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谈道德创造条件。

最后，“知彼”还要分析清楚对方在自由辩论中可能采用的战术。第一，“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比较接近于唯物主义和经验论的立场，对方可能用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来驳难我们，于是，我们在这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主要是肯定马克思也强调道德对经济状况的反作用；第二，对方力图把辩论纳入到“温饱”的前提下，我方则竭力把讨论扩大到“前温饱”和“走向温饱”状态，从而扩大自由辩论的空间；第三，对方可能引入“禁忌”、“风俗习惯”、“自然法”、“自然宗教”、“人权”、“伦理”等新概念，与“道德”对应起来，而我方则要强调，所有这些概念都蕴涵道德，谈这些东西，也就是谈道德。

我们还全面地分析了剑桥队队员的年龄和知识结构。他们的年龄总和比我方大22岁，因而擅长说理，但说多了，很容易把自由辩论的时间早早用完；另外，年龄大了，学历高了，相互之间又不易统一，相互之间会出现矛盾，反应也不一定会很敏锐。钟对这些情况，我们采用了相应的战术，比赛的结果自然是比较理想的。

一言以蔽之，“知己知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有对双方的情况都了然于心，才能真正地确立获胜的信心。

知识积累与辩论技巧的关系

如前所述，从根本上看，辩论赛是一种游戏，因而辩论技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即使有丰富的知识积累，但如果不善于表述，不熟悉辩论技巧，在场上是不可能表现得很出色的。反之，一个人如果光有辩论技巧，但其知识底蕴很差，可供调动的东西很少，那就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纵有最高超的辩论技巧也无法展示出来。所以，把知识积累与辩论技巧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

先讲知识积累问题。在选拔辩论队员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队员在知识结构上都比较弱，他们可能对本专业的问题比较熟悉一些，但一走出专业的范围，就有邯郸学步，寸步难行的味道。一个人如果知识很弱，去参加辩论，就像一个没有钱的人去做生意一样，是很难成功的。如何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解决好知识积累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训练阶段中考虑较多的问题。我们主要采取如下的措施：

第一，通过专家讲座的形式增加背景知识。人们常常把文科的知识比喻为一座金字塔，不了解宽泛的知识背景，想在某一专业领域里做出出类拔萃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想在辩论中运用自如、应答如流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作为知识背景的学科非常之多，如哲学、历史、伦理、政治、经济、宗教、艺术、逻辑、修辞、生态、社会学、医学、文学等等，如何才能迅速地完成知识积累工作呢？光是一门学科，就可以讲上几个学期，通过一、二次讲座，队员们能把握住吗？“知识快餐”可能吗？实践证明是可能的。在每次讲座中，我们要求专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来讲：1．本学科的基本概念；2．本学科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3．本学科研究在当代的热点问题。把这三个问题用简明扼要的话讲清楚了，队员们就能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者的结合中迅速地了解一门学科的概况和问题之所在。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关于这门学科的背景知识。采用这种方式，我校的三十多位专家为队员做了五十多次讲座，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知识视野。

第二，分析有可能入选为辩题的当代热点问题，重点理清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在当今世界上，热点问题是不少的，如民族冲突与战争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东西方文化融合与发展的问题、世界政治新格局问题、南北和南南关系问题、当代新儒家问题、亚太经济圈问题、艾滋病问题、安乐死问题、联合国作用问题、人口问题、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市民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就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组织一些专家讲座，有针对性地讲；另一方面，也借阅了一批图书和刊物，供队员们阅读，使他们对这些问题尽快获得感性认识。

第三，精读《四书》。考虑到辩论赛作为华语推广活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是比较重视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理应多做些准备。我们除布置队员熟读《四书》外，还要求他们熟读《孙子兵法》、《道德经》等重要著作。

辩论基本知识篇5

【关键词】知识产权刑事诉讼 事实认定 特别程序

2011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继2004年及2007年联合两项《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后，与公安部联合出台的又一专门针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该解释对知识产权犯罪的管辖、证据收集、鉴定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一改以往的司法解释仅涉及知识产权犯罪实体法内容的情形，反映了我国对知识产权犯罪在司法程序上的重视。这既是我国对程序法日益关注和重视的体现，更是司法实践的迫切要求。作为特殊的犯罪类型，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追诉仅依靠法律的一般规定已难以实现，必须有特殊的制度设计才能满足打击知识产权犯罪、保护被害人的艰巨任务。《意见》从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追诉程序的特殊，但规定的内容较为简单，虽然对司法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但与追诉犯罪的现实需要仍有相当的差距。

同时，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现象的严重性与各地法院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追诉率之低呈现严重的反差，以2010年为例，全国地方法院审结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判决共1254件，其中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决的案件585件，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决的案件345件，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决的案件182件，以假冒专利罪判决的案件2件，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决的案件85件，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决的案件5件，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决的案件50件。而同期各地法院新收和审结的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分别为42931件和41718件。制约刑事追诉功能实现的主要障碍在于，通过现有的诉讼程序对知识产权犯罪事实的认定困难，而没有犯罪基本事实的确认就不可能完成追诉犯罪的任务。台湾《智慧财产案件审理法》从2008年7月1日正式实施至今，其制度设计上的创新之处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结合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审判程序的现状，唯有在追诉程序上进行特别的制度设计，才能应对日益增长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追责的需要。

一 明确直接言词原则，严格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

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来源于证据，作为最古老的证据材料――证人证言在诉讼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几乎每一个案件都离不开证人证言的证明作用。但由于职权色彩的浓厚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仍是不争的事实，法庭审判时的证人出庭率极低，而鉴定人不出庭更成为常态，导致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要依赖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而立法规定上的缺陷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我国刑诉法虽然也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控辩双方的询问、质证，但是又同时规定对不到庭的证人证言可以当庭宣读。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解释虽也补充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对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的情形进行了明确，但是，该规定不但未起到促使证人出庭作证的功效，反而因法定情形中“有其他原因的”的模糊规定而导致证人不出庭成为合法的借口。这也说明我国立法对刑事书面证言庭审适用的范围几乎没有限制。如此一来，立法上的不完善助长了司法的惰性和随意性，证人不出庭而直接引用书面证言既方便诉讼，又可避免产生意外，成为刑事司法中对证人证言运用的首选模式。同样，鉴定人作为对专业知识进行分析判断的人，其鉴定结果不仅对查明案件事实起到辅助作用，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起到关键作用，特别是知识产权诉讼中的鉴定人，其鉴定结果会直接决定侵害行为的成立与否，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可谓影响极大。但是，相同的问题是，刑诉法对鉴定人不出庭仍然采取高度认可的态度，对鉴定人不出庭的情形仅由最高法的解释规定为“经法院准许”，具体理由都未列举，实践中鉴定人出庭自然也就成为例外了。

由此，证人、鉴定人不出庭而使用书面证言在我国就成为罕见的普遍性，“特别是控方书面证言的使用在公诉案件的审判中几乎达到95%以上”，建立在这些书面证言基础上的判决产生的弊端显而易见：（1）控辩双方特别是辩护方无法对证人、鉴定人进行询问、质证，在没有直接听取证人、鉴定人作证的情况下，该证言、鉴定结论反而成为对被告人最后定罪的依据显然既悖常理又违程序公正；（2）法官没有亲自听取证人的证言，不能直接感知证人作证时的心理、表情、语句等变化，对证言真实性的判断在失去现实基础的前提下，显然就只能来自控方的先入为主，也有违司法中立的要求。

要改变我国当前书面证言极度使用的不合理性，使案件事实的认定更加透明、准确和公正，应从以下方面完善：

首先，明确直接言词原则是关键。作为现代诉讼的基本原则，直接言词要求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必须参加诉讼，以言词方式提出证据、陈述案件事实；同时也要求法官亲自听取证人、鉴定人的陈述。在该原则的规范下，证人、鉴定人出庭参加诉讼才能成为常态。

其次，法律应明确规定不能出庭作证的具体情形，杜绝随意性的模糊条款成为规避法律实施的漏洞。

再次，在特殊情况下可采取作证方式的灵活性，从实质上实现出庭作证的可能。例如，台湾《智慧财产案件审理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代表人、人、辩护人、辅佐人、证人、鉴定人或其它诉讼关系人之所在处所与法院间有声音及影像相互传送之科技设备而得直接审理者，法院得依声请或依职权以该设备为之”。根据此规定，在证人、鉴定人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庭时，可利用现代科技设备的音像传输功能实现证人、鉴定人亲自参加的直接审理。

二 强化当事人的辩论权，完善被害人出庭制度

辩论权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就案件的事实、证据材料及法律问题向法院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并通过反驳、答辩以影响法院的审判程序及其结果的权利。提及辩论权，往往被认为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享有的权利而不涉及刑事诉讼，其实就其本质而言，辩论权的对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案件事实、证据材料、法律适用；辩论权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有权就上述辩论权的对象进行辩驳、指证，发表辩论意见；二是当事人发表的辩论意见有获得法院尊重、认可的权利。因此，法院有义务给予当事人充分的辩论机会，听取当事人的辩论意见，因为法院的原因导致当事人未就裁判的基础事实、证据材料和法律问题进行辩论，法院不得进行裁判，即未经当事人辩论的事实主张、证据材料，法院不得将其作为裁判的基础。

无论是英美法系关于正当程序的规定，还是大陆法系关于辩论主义的要求，实际上都蕴含了一个最基本的内容：法院在对一个人的权利、义务、责任进行判定的时候，该人有权就案件的事实、证据材料及法律问题向法院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即辩论权的行使是法院判决的前提和基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关于“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对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的规定使得辩论原则成为民事诉讼中的重要内容，也因国家专门机关对刑事案件的主动追诉使得辩论在刑事诉讼中被湮没在辩护的背后。其实，辩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存在也不容置疑：（1）审理是判决的前提，审理对当事人的公开及当事人的参与是审理能够正常进行的基础，刑事诉讼法的多项规定诸如审判公开、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等同样明确了当事人等有参加诉讼的基本权利；（2）刑事诉讼法也规定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必须在法庭上经过控辩双方的询问、质证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实际上表现的是当事人对证据材料的发表意见权；（3）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在刑事审判中控辩双方辩论的重要性。

刑事案件的特殊性使得从立法到司法对辩护的关注远远高于辩论，甚至只见辩护而不见辩论，其原因主要在于：

首先，刑事案件绝大多数为公诉案件，经验丰富又代表国家的公诉人出庭使得公众的注意力聚焦在相对弱势的被告人身上，被告人的辩护权成为首要保护的对象。

其次，我国对被害人的重视历来不够，虽然1997年修正后的刑诉法将被害人列为当事人，但对被害人的权利规定明显不足，以为公诉人能够代替被害人的观念依然浓厚，司法中漠视被害人的辩论，认为被害人出不出庭无关紧要的思想顽固存在。

再次，多数案件中的被害人对自己能够享有的权利不清楚，有的案件被害人不愿再回顾被犯罪侵害带来的伤害，加之司法机关的消极，实践中被害人不出庭现象严重，当事人之间的辩论自然就不存在了。

但是，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当事人辩论权的缺失带来的危害是极为严重的：（1）知识产权的专业性强，每个知识产权案件涉及的专业知识都是独特的，特别是科技的发展使知识产权更新迅速，作为法律知识丰富的公诉人对知识产权专业性了解不足的现状也越来越明显，在不能苛求公诉人明了所有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公诉人的法庭活动存在瑕疵甚至错误的可能也难以回避；（2）法官的判决来自审理后认定的案件事实，同样，在不能苛求法官精通所有知识产权的同时，法官对案件事实的了解和判定只能来自法庭的质证和辩论，而对知识产权最为了解的莫过于当事人自己，公诉人的指控并不能完全代替被害人的想法，只有通过当事人双方的充分辩论，法官才能对是否构成知识产权侵害作出判断。否则，法官的判决可能会失之偏颇，不但难以对案件事实作出清楚的认定，更影响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3）由于对知识产权缺乏清晰的判断，法院的裁判文书也因此常常出现认定事实不准确、断定理由不充分、说理性不强的缺憾，进而也常常导致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怀疑，结果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影响了法院的公信力，使得上诉、申诉现象增加，造成讼累。

台湾《智慧财产案件审理法》第8条就明确规定：“法院已知之特殊专业知识，应予当事人有辩论之机会，始得采为裁判之基础。”所以，在知识产权刑事诉讼中，应当坚持被害人出庭制度，并进一步强化当事人的辩论权，通过辩论使得知识产权法律关系更加明晰，法院才有可能在查清的事实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判决。

三 设立知识产权专业审查人员制度，完善质证程序

在刑事诉讼中涉及诸多专业性知识，因此，鉴定人参加诉讼通过对死者尸体、有关痕迹等的鉴定协助办案人员查明相关的案件事实，并对最终案件的处理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国根据诉讼需要对鉴定进行了不同种类的划分，主要包括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类鉴定及其他鉴定，鉴定人需按照自己的专业知识隶属某一类鉴定结构，在必要时经指派或者聘请参加诉讼进行鉴定活动。这种划分建立在刑事诉讼的基本需要之上，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大多刑事案件通过普通刑事鉴定都可完成对专业知识查证的需求，鉴定人也在长期的鉴定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的鉴定风格与技能。

知识产权诉讼更涉及大量的专业知识，但是，我国的这种鉴定制度未能与知识产权诉讼的需求相吻合，反而会造成知识产权诉讼的延迟与阻碍。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没有专业的知识产权鉴定机构与鉴定人，普通的鉴定人不能完全胜任知识产权鉴定的要求，司法机关不得已时往往求助于国家商标管理部门等，但这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要么该部门以无鉴定权而予拒绝，要么其因不属于法定的鉴定机构被质疑鉴定资格而导致鉴定无效。

其次，知识产权秘密程度高，鉴定标准难以把握和统一，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又不能选择鉴定人，更不能了解鉴定的过程，这样必然导致鉴定拖延的时间较长，当事人对鉴定的结果满意度不高。

再次，鉴定人在刑事诉讼中一般不出庭，当事人无法经过法庭辩论、质证让司法机关接受自己的意见，法官对有关知识产权问题的认定基本就来自于鉴定人的鉴定结论，这样，鉴定的弊端既制约了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认定，又可能因诉讼拖延错过了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最佳时机。

为解决该问题，台湾《智慧财产案件审理法》第4条规定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命技术审查官参加诉讼，并执行下列职务：就事实上及法律上之事项，基于专业知识对当事人说明或发问；对证人或鉴定人直接发问；就本案向法官为意见之陈述；于证据保全时协助调查证据等。为此，我国刑事诉讼应借鉴台湾的相关规定，设立知识产权专业审查人员，在必要时邀请知识产权局、商标管理局、专利管理局等人员作为专家参加诉讼，就案件中涉及的专业问题进行说明、发表意见，以弥补鉴定人和检察人员、法官专业知识与技术的局限，避免控辩双方在某些专业技术问题上争论不休，直接影响了案件的审理。

其实，我国民事诉讼的有关证据规则中已规定了专家作为诉讼辅助人参加诉讼的内容，辅助人可以向法庭阐述有关专门性问题的意见，并辅助当事人双方进行质证，这也为刑事诉讼中知识产权专业审查人员的设立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国当前正在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方式进行尝试与改革，但无论是三审合一还是分别审理的模式，都离不开具体的制度设置与完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任务的实现，程序健全需要优先考虑。

参考文献

［1］邵建东.论知识产权刑事自诉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J］.河北法学，2007（11）

［2］郭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诉讼程序的缺陷及完善［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0（6）

［3］杨雄文.台湾智慧财产法院运作两周年述评――兼论对我国大陆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改革的启示［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1（5）

［4］贺志军.我国知识产权刑事政策初探［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4）

辩论基本知识篇6

关键词：高校；辩论；教育；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9-0012-05

辩论，是发生于个体内部或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对于意义的协商和建构的过程。[1]它自正式诞生以来，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和启迪智慧的手段。我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辩论热”兴起以来，广大教师也在教学中不断思索如何将这一教学手段与自己的教学任务有机结合，提升教学效果。通过辩论教育，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拓展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引导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建立和提高。所以，在实践素质教育，提倡创新精神的今天，研究如何在高校中开展辩论教育活动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大学中辩论的功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辩论能够提升大学生个人素养，促进大学生职业发展

辩论能拓宽大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大学生的自主创新精神；能锻炼大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能培育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大学生之间的竞争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研究表明，有丰富辩论活动经历的大学生，其素质在很多方面要优于没有辩论活动经历的大学生。例如，大学生优秀辩手的非形式推理能力就显著优于普通大学生。[2]

辩论在提升学生个人素质的同时，无疑也为他们未来的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统计，参加过美国顶级辩论联赛的学生中，30%的学生最终成为大学教育工作者，15%最终成为公司高管，10%最终成为政府行政高层或司法部门高层，而超过80%的美国国会议员都曾参加过学校的辩论队。

（二）辩论是重要的大学教育手段，能够辅助教师教学，促进学生学业进步

辩论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能够将“教”、“学”与“用”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教”、“学”高度互动。学生在其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因而这种手段能够提高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和学习效率。这一过程不仅拓宽了学生们的知识面，也加深了他们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当前，很多专业都将辩论作为本专业重要的教学手段。例如我国高校中的法学专业开设的模拟法庭、模拟联合国（模联）等；英语相关专业开设的“英语演讲与辩论”等课程。

可见，在大学里，无论是对于学生这个教育的受众，还是对于教学这个教育的主要手段，辩论的教育都应该受到重视。但是如何将辩论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和安排，却是很多高校所忽视的。具体表现在：各专业辩论教学相互之间没有衔接；课堂内辩论教育与课堂外辩论教育脱节；现有的高校辩论教育资源没有有效的规划和整合。从学生的需求出发，探讨普通院校的辩论教育体系的合理构架以及该体系如何运行，将是本文的主要内容。

一、调查取样

为了解学生对于高校辩论教育的需求，探索高校辩论教育的理想体系模式，笔者于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进行了相关调查。调查对象分为普通学生组和熟练辩手组。普通学生组以武汉市某二本院校的低年级学生为主。调查采用委托的方式，共调查来自15个不同的专业的9904人。为回避专业对学生兴趣趋向的影响，没有调查法律专业学生。扣除回馈数据不可靠的605人，实际采纳样本数9299人。主要调查这些学生参与辩论教育的意愿和他们愿意采用的教育方式。

熟练辩手组调查对象为有辩论经历的湖北省普通高校的辩论选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共调查来自湖北省9所不同大学的26人。其中包括“IDEA”华中地区赛一等奖获得者三人，二等奖获得者两人，“藏龙杯”金牌辩手两人，“文华杯”八校联赛冠军两人，“文华杯”八校联赛最佳辩手一人，“捭阖杯”湖北赛区亚军一人（含重复获得以上奖励者）。主要调查这些学生对辩论教育实践的相关建议。问卷中的多x项按照被调查对象认为的重要程度填列，统计时取前两项进行统计。

二、调查结果

在高校，除了在课堂上接受专业辩论实践课程教育，偶尔接受媒体的相关宣传和自己自学以外，普通学生能够接受辩论教育的方式主要有加入辩论社团组织，听取辩论知识讲座和开设专门的辩论课程这样三种。加入辩论社团的学生又可以被划分为愿意参加辩论比赛的参赛选手或潜在参赛选手，愿意进行大密度训练的积极活动份子和不太愿意进行大密度训练的普通成员三个层次。

调查显示：普通组9299名学生中，对辩论有兴趣的学生人数1532人，占16.47%。愿意参加相关组织，进行辩论培训的学生人数847人，占9.11%；愿意进行较大密度训练的学生245人，占2.63%；愿意代表所在集体对外进行比赛的193人，占2.08%；愿意听取辩论知识讲座的483人，占5.19%，愿意上正式的辩论教育课程的319人，占3.43%。在表1中，表示有部分学生愿意同时接受多种方式的辩论教育。（表1）

排除体育专业学生507人后，其余学生按照文科和理工科分别统计，文科院系组A、B项均大于理科院系组，表明文科类专业学生对于辩论教育的兴趣更浓。例如文科类院系学生对辩论感兴趣的学生人数比例约为理科类学生的两倍（25.86%对12.13%）。我们还可以看到，表2文科组中1111A2，；而表3理工科组中

从以上三表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对于“加入辩论社团组织进行训练和比赛”、“听取辩论知识讲座”、“开设专门的面对全校学生的辩论课程”这样三种辩论教育方式都有需求。如果取表3理工类学生参加辩论教育的意愿比率为下限，取表1学生参加辩论教育的意愿比率为上限进行保守的估计，一个大一、大二学生总数为一万人的高校，希望参加以上三种辩论教育的学生人数区间分别为：474-911人、177-519人、144-343人。这一数字区间，可以作为我们规划高校的辩论教育体系的出发点。

1.愿意加入辩论社团组织进行训练和比赛的学生数量最多。这种教育形式较为灵活，限制较少，学生本身自主性较强。几乎所有的熟练辩手都认为，进行真正的辩论比赛活动，是对普通大学生传授辩论知识的最佳方式（见表4）。比赛带有明显的竞争性，对选手的自主性要求最高，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达到最佳的综合教育效果。所以在辩论社团的日常训练中，大部分活动时间也应该用来进行练习和比赛。

目前这种辩论教育方式面临着众多学生参与的热情和有限的训练、比赛（含练习赛）资源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能够提供的训练和比赛数量较少，难以满足每位学生的需求。我们熟知的典型辩论方式有：新加坡华语辩论（华辩）、政策辩论（Policy Debate）、林肯-道格拉斯辩论（Lincoln-Douglas Debate）、公开论坛式辩论（Public Forum Debate）、议会制式辩论（BP）等。以典型的2005国际大专辩论赛的规则为例，一次完整的比赛就需要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指导老师还需要进行点评，选手和观众还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总结。可见，辩论比赛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一般来讲，一次集合训练最多只能安排两场16人参加。

在比赛中，不同的位置对选手素质的锻炼各不相同。例如在BP比赛中，“首相”注重表述的严密性；“副首相”注重逻辑思维能力；“下院领袖”要善于创新；“党鞭”要展现总结、对比的能力。所以，理想的训练方式是让每个成员都能够尝试所有的辩论位置，这样才有利于每位选手素质的全面发展。按照这种理想的状态，一个8名成员的辩论社团，要让每名成员都在一种辩论形式中的每个位置上至少锻炼一次，就需要8次训练。若取上文中愿意采用这种社团训练比赛辩论教育方式的学生数下限474人的话，他们参加的辩论社团要达到上述目标（每人在各个不同的辩位都至少参赛一次，合计每人参加8次比赛），就需要进行480次比赛。即使只考虑表1中愿意参加辩论比赛的参赛选手或潜在参赛选手，也有208人的基数，需要进行208场比赛。现实中，武汉大学的秦幕席同学一年一个人就打了50场比赛。[3]如果前面数百名愿意进行社团辩论教育的同学都按照这个标准来培养的话，这个学校的辩论社团举办的比赛数量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在现实中会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从学生负担的角度上来看，要达到提升自我素质的效果，辩论的准备阶段就要查阅大量的资料，进行认真的思考。很多熟练辩手认为准备一场辩论赛的任务量不亚于撰写毕业论文。带着几公斤的打印资料外出参赛在辩论选手看来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学生平时还有重要的学习任务，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自己的兴趣投入这么多的资源。表1中N4项和N5项之间巨大的差距也是普通学生理性的选择表现。

从社F指导教师的角度上来看，目前各高校的辩论指导老师都是兼职。他们的指导活动绝大部分属于免费的“义务劳动”。调查表明，对大部分指导教师来说，每月能够参加一次辩论社团集体活动就很不错了。笔者连续几年坚持参加学生每周的训练活动，消耗了大量的时间，结果引起了家庭的矛盾。所以，面对数量巨大的训练比赛，指导教师的指导只能“少而精”，有所取舍。

社团中的辩论，无论是台上的选手还是台下的点评者、讨论者，都是一个整体，一个团队。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来说，团队人数如果太多，交流时就会有障碍，难以顺利开展工作，难以形成凝聚力、忠诚度和相互信赖感。理想团队的人数是5至15人。所以每次集中活动都变成太多人参与“大聚会”，是不便于有效管理的。

所以在社团中进行训练、比赛的教育方式只适合针对特定群体的学生在小范围开展。训练量巨大，学生的投入程度有差异，指导老师又不可能全部顾及，更不能搞“大会堂”式的训练方式，要满足广大学生在这个方面的需求，就必须做好社团结构和任务的设计工作。

2.绝大部分有经验的辩论选手认为，普通学生对辩论的了解非常肤浅。而辩论知识讲座的优点在于可以针对于普通学生的认识状况，用辩证的方式，更系统、充分地深入阐述某个社会问题。这种方式有利于提高学生对辩论认识的深度，纠正他们的误解。在讲座中，可以采用现场模拟比赛或者视频展示的方式，给广大学生以感性认识。精心安排的讲座趣味性较强，如果和学校媒体紧密合作，就能够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所以说，开展面对全校学生的辩论教育讲座，将成为在普通学生中普及辩论知识，提升他们兴趣的合理方式。

但是，讲座的次数不可能很多，在辩论知识介绍的系统性上不如辩论课程，在强度上不如社团训练比赛。讲座也不可能给听众多少辩论实践的机会。如果讲座的设计不合理，不但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反而会导致更多的误解甚至不满。

3.熟练选手们认为，辩论的历史、类别、规则等是最难以通过非辩论专门教育获得的知识。这类知识庞杂而枯燥。把它们放在讲座里介绍不一定合适；全放在辩论社团活动中介绍又太占用时间。我们可以开设辩论教育课程来满足学生的需要。我们所说的辩论课程教育，不同于前面所提到如“英语演讲与辩论”这样的各专业自己的辩论课程。它应该是面向全校学生的公共课程。目前，只有在极少数学校开设了辩论的相关公共课。例如，在武汉长江工商学院，就曾经有龚培老师主讲的“辩论术”课程，一学期大概18个学时，1个学分。这类课程，根据开设者的意愿，有的旨在选拔辩论人才，让学生积累辩论实战经验；有的旨在探索辩论理论，传播辩论文化；还有的是为校内外辩论赛提供一个平台，主要目的各不相同。所以我们应该在体系中对其性质和任务进行准确的定位。

上文中144-343人的学生估计数量表明，将辩论教育设为一门公共选修课是合适的。从教育内容上看，辩论课既是一门“理论――技能”课，也应该是一门“工具”课。这门课程应该介绍辩论的历史、类别、规则等相关知识；也应该展现典型辩论流程；还应该提供学生进行实践的机会。所以，它是一门结合了理论知识和技能的课程。另一方面，它应该和本学校的其他专业教学对于辩论的需求结合起来，让辩论成为学生能够掌握的学习工具，为以后的专业学习打好基础。

例如英语专业的“英语演讲与辩论”课程，因为需要学生具有较高的英语能力，只能安排在大三或者大四进行。授课教师每年都要面对在辩论方面几乎一无所知的新学生。他们要年复一年的重新讲授相关的规则、注意要点，甚至还要跟学生补充基本的逻辑常识。而学校的公共辩论课程至少能提供部分对辩论有所了解，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种子”学员，无论是对于“英语演讲与辩论”课程上理论知识的掌握还是顺利安排学生进行演示，都能有所帮助。这样有利于授课老师将有限的教学时间更多的用于学生的实践锻炼环节，增强教学效果。

三、对建立合理的高校辩论教育体系的建议

依据我们上面的分析，我认为应该在高校中构建包含“社团训练比赛”、“辩论知识讲座”、“公共辩论课程”三种方式的三级辩论教育的体系。这里的“等级”划分并不是依据其所涵盖的受教育者人数，而是依据其教育内容的专业深度。学校指导教师指导下的社团训练比赛专业性最强；辩论知识讲座次之；公共辩论课程教育内容专业程度较浅。

（一）“公共辩论课程”是这个教育体系的基础

该课程推荐作为公共选修课安排，其主要任务是帮助对辩论感兴趣的学生初步了解辩论，并为其他课程运用辩论教学方法提供支持。选修该课程的应该是大学低年级学生，最好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在内容上除了一般性的辩论知识以外，一定要结合本学校情况，介绍学生在未来专业学习中会遇到的辩论教学类型。课程应该以讲授为主，但是也应该尽力为每位学生安排至少一次以上的实践机会。考虑到实践环节所要消耗的时间，这门课程应该采用小班教学的模式。

（二）“辩论知识讲座”是在高校中面对普通学生宣传、推广辩论知识的有力方式

理想的讲座应该系列化、常态化。讲座的内容应该由学校辩论指导教师认真规划。根据以往比赛经验，一个辩手除了对于辩论的历史、种类、规则等方面的了解以外，还应该涉猎的知识有：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史学、美学、物理学、人类学、法学、文学等等。讲座应力求将上述知识与某一专题结合起来，论述通彻、全面，启发听者兴趣，引导学生自己在课余去大量阅读、整理和融会贯通相关知识。讲座应该由辩论指导老师或者邀请相关专业的顾问老师来宣讲。每次v座都应该安排现场的辩论展示和互动环节，还要做好和校级媒体的沟通合作。

（三）“社团训练比赛”是高校辩论教育中专业性最强的部分

较大的学校都应该考虑采用校和院系两级辩论社团体制。愿意参与高密度辩论训练的学生应该成为各院系社团的骨干，对辩论感兴趣但是暂时没有进行大密度训练意愿的学生构成各院系社团的。各院系社团在校总社团的指导和规划下开展活动。院系社团教育偏重于对成员进行包括口头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在内的辩论基本素质的培养和提高，还应该指导社团成员进行广泛阅读。日常应该积极开展院系内辩论活动和院系间比赛交流，优先保证骨干成员能够全面、广泛的参与辩论比赛实践。通过比赛，院系社团应该尽早帮助潜在参赛选手确立最适合其素质发展的辨位并固定下来，这有利于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减少训练比赛数量。

校社团成员人数总数不宜超过15人，成员来自在院系社团中表现优异的学生。校社团应该重点锻炼成员的自我学习能力，使之能够快速搜集、整理、重构信息；帮助他们构架严密的世界观、价值观。对内，校社团成员应该指导院系社团开展工作，在校辩论指导老师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大密度的辩论训练，研究和训练辩论技巧，使辩论在成员身上达到艺术化的境地；对外组成校队参与对外比赛交流。只有在指导老师领导下采用这样的统一分层教育方式，一年数百场次的训练比赛任务才能够分散到各院系完成，学生的不同层次的需求才能够基本满足。

以上三级体制在实际中的运用并不是机械的，而是应该根据所在高校的具体情况来施行。千人以下的小学院和万人以上的巨型大学在体系构架上当然应该有所区别。可以参考表6来设置各自学校的辩论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1]杨玉芹，阮全友.辩论干预应用于科学素养培养的综述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2012，（1）：52-61.

[2]张奇.大学生优秀辩手与非辩手的非形式推理能力比较[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9，（4）：50-56

[3]秦幕席.名校辩论队是如何训练的[EB＼OL].[2014-11-5].

辩论基本知识篇7

【关键词】英语听力;教学启示

近年来，随着英语教学与应用实践相结合的逐步深入，英语应用能力的培养逐渐为各个高校所重视，为了提高学习者的跨专业素养和思辨能力，许多高校成立了辩论协会，外研社每年都会举行英语辩论赛，截止到2016年已经举行了。辩论赛采用英国议会制辩论的赛制，简称BP英文辩论，是仿照英国议会开会议事模式而设计的一系列辩论赛规则的总称，是全世界范围内使用最广泛的辩论规则。笔者近三年一直负责我校的演讲和辩论竞赛的指导和带队工作，通过对英语专业学生的辅导和培训，发现了各种问题，本文将从英语听力作为切入点，探讨英国议会制辩论赛对英语听力能力提高和启示。

一、英国议会制辩论

1.赛制介绍

英国议会制辩论又称BP英文辩论，是四队议会制辩论，每场比赛分正反双方，设“正方上院”、“正方下院”、“反方上院”、“反方下院”四队，每队两人，故可概括为“两方、四队、八人”。英国议会制辩论赛制程序可简单描述为“角色扮演”和“交替演讲”，每位辩手均拥有一个议员角色，均拥有7分钟左右（不同赛事时长不一）发言时长，正反方从上到下交替发言，没有自由辩论等任何快速交替发言环节。

2.对辩手的要求

BP英文辩论需要辩手在七分钟内对辩题进行立论，论证和结论，同时还要反驳对方的观点，这对辩手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因此思辨能力是辩手所应具备的核心素质;除此之外，口语表达也是辩手应具备的重要素质;再者，辩论除了论之外还需要辩，因此，英语听力能力是辩手因具备的基本素质。此外，一位成功的辩手需要丰富的知识特别是跨学科知识积累和良好的心理素质。综上所述，一位成功的辩手需要具备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流畅准确的口语表达能力，快速敏锐的听力能力，丰富的知识积累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英语听力在BP英文辩论中的作用

BP辩论过程中英语听力是了解对方理论和攻击对方理论的基础。在辩论过程中需要辩手强化英语听力的以下能力：

1.理解能力

理解是听力的基本能力，这需要扎实的语言功底，即辩手需要具备一定的词汇量和句法知识，这样才不会出现理解的偏差。辩手间展开的辩论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在辩论的过程中，一旦出现生单词或者句法理解错误，将会使辩论进入到一种莫名的混乱中，也会让裁判陷入到迷茫的境地。

2.归纳能力

由于辩论是输入和输出相结合的互动活动，因此辩手需要在短时间内构建自己的论证体系，同时还需要结合对方的观点做攻击或防御，这需要辩手能在短时间内提炼对方的观点并加以反驳，如果不能归纳对方的观点则不能有效的进行辩论，也会让辩论变成了自说自话的局面。

3.语音适应能力

尽管很多在进行选拔的过程中强调了语音语调，但由于辩手来自不同的省份和地区，多少会带有地方口音，这对辩手的理解也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很多高校的英语听力练习材料都是以标准英语作为模板，因此也造成了很多学生过度依赖标准语音，一旦遇到了真是语境中各种各样的英语语音就会不知所措。

三、英国议会制英文辩论对英语听力教学的启示

1.夯实语言基础

英语听力能力是建立在扎实的语言能力和多元化的学科背景知识之上的。因此，教学过程中，学生需要在低年级强化语言能力，加强词汇和句法的训练，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多接触经济学，哲学，自然科学，文艺学等方面的知识，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通过这些训练让学生能够在听的过程中更加从容，并且不会出现理解上的错误。

2.训练学生的概括总结能力

英语听力教学应将口译的速记法渗透到教学过程中，很多学校在口语课上才训练学生的速记，殊不知速记是需要时间的积累和不断的练习才能够为学习者熟练的掌握的，听力教学中植入速记教学能够打通听力课和口译课的壁垒，让学生能尽快的进入到语言应用阶段，而不是到了高年级才开始这方面的训练，同时通过这些能力的训练，使学生能够在已有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有效地概括总结。

3.提高语音适应能力

这对听力课的内容上提出了新的思路，即需要让学生适应各种语音，以便当学生在工作岗位上遇到与课堂上练习的标准语音相差较大的语音变体是不会茫然不知所措。这需要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不拘泥于教材，需要寻找各个国家英语表达的样本，让学生练习，并且通过讲解让学生了解不同地区英语发音的特点，比如印度英语，泰国英语，新加坡英语等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的英语语音特征。

四、结语

英语听力是英语学习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困扰很多英语专业学生的难题，因此需要让学生学会在应用中提高英语听力能力，从而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李红浅议英语辩论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运用[J].海外英语，2011.10.

作者简介：

章国建（1977.6～），湖北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课题来源：湖北理工学院2016年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重大项目）。

项目名称：英语专业竞赛与课程融合精英式应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辩论基本知识篇8

【关键词】： 辩论赛 大学生 综合素质

【分类号】H15

引言：

有“汉语奥运会”之称的华语国际大专辩论赛正式启动以来，几经发展变化，不仅大力弘扬和传播了汉语言文化，且已经逐渐演变为集思想、文化、语言的综合盛宴，展示着一代代大学辩手的缜密思维和滔滔辩才。在辩论赛的参与以及筹备过程中，从知识的积累，能力的提升到习惯的养成，每个人的综合素质都会得到极大提升，可以成为高校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工具之一。

一、当代社会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

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道德素质

首先，应该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其次，应该具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包括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人生价值、人生责任这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此外，还应对一些亘古不变的价值问题给予正确的辩证理解，以便于更好的生活，例如：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顺境和逆境对人的成长都不可缺少等问题。

最后，作为当代的大学生，还应具备一些基本的精神素质。例如强烈的责任心、吃苦耐劳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等，这些最根本的素质的确不容忽视。

2、专业素质

大学生专业素质是指大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开展课堂教学之外延伸实践的能力和素养。信息时代要求大学生具有过硬的专业知识、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

3、人文素养

人文素养和形象思维，有助于一个人良好精神风貌的形成，更有助于科学研究过程的逻辑思考和办事社交过程中的稳妥恰当。首先，市场经济社会要大学生学会自我推销，起码的要求就是把话讲明白，其次是要求准确，更高一点的就是要精练、雅致；另外，人文素养还要求大学生撰写实验报告、学术论文的准确性、条理性、逻辑性和科学性。

4、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主要指大学生应具有的健康心理状态，如受挫折失败的能力、积极乐观的态度，健全的人格等。

5、 综合能力

首先是缜密的思维能力。包括价值判断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大学生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价值片段和逻辑推理。其次是较强的适应能力。当然，还要有是敏锐的感知能力。生活在现代这个信息爆炸的社会中，信息就是机遇。因此大学生必须能够及时准确地感觉到身边的信息。较强的社交能力也是比不可少。目前社会成员之间因其承担的社会角色不断增加，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逐渐趋向多元化和复杂化。大学生处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离不开纷繁复杂的人际交往。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大学生心理健康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大学生获得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因此，拥有良好的社交能力成为大学生立足社会的基础性能力。

最后，还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较强的团队合作能力不仅能让自己在人际交往中的得心应手，更会提高工作效率，达到用人单位的要求。

二、辩论赛的起源和发展

我国古代思想家墨子曾说过：“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明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也就是说，辩论的作用就在于划清是非的界限，探察世道治乱的标准，判断区别事物同异的根据，权衡利害得失，解决存在的疑惑。墨子的话，对辩论的作用作了一个粗略的概括，同时也说明，在我国，辩论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其实，不仅是在中国，在远古时代的古希腊政治文明中，同样闪耀着辩论的光芒。古希腊作家留下众多有关公民大会开会情况的记录，其中洋溢着热烈、公开、有序、文明的辩论和表决气息。雄辩的演说有赖于丰厚的学养，因此激烈的辩论促进了对知识的崇高与演说术的发展，雅典成为语惊四座的大演说家辈出的古代国家。

几千年来，随着辩沦广泛进入各个领域，其对于人类的认识和政治、文化、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所具有的深刻影响和重要作用也愈加清楚地显现出来。以美国大选为典型代表的国家元首选举方式就是以候选人辩论的方式进行，在这里，辩论对于候选人而言是展现个人才华以及政治理想和治国措施的机会和舞台，是将自己推荐给国民，进而赢取国民支持的的有效途径；对于国民而言，听取候选人的竞选演讲是他们了解候选人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有时候甚至决定了他们的投票取向，美国总统奥巴马竞选时和麦凯恩仅在大选前的11月就进行了3场辩论。在过去的美国竞选活动中，总统候选人辩论通常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辩论赛本身而言，大专辩论会最早于1986年在新加坡首创，因为参赛者都是大学和专科院校的学生，所以称为“亚洲大专辩论会”，两年举办一次。1993年中央电视台正式成为辩论会的主办方之一，辩论会也更名为“国际大专辩论会”，仍两年一次，双方轮流承办。2007年，由中国中央电视台主办国际大专辩论会。由于“大专”一词在中国有特殊含义，故2007年的国际大专辩论会更名为“2007年国际大学群英辩论会”。加上“群英”二字，是为了凸显大学的高层次高水平。

现在，官方媒体组织的比赛已经慢慢演变成为每年多层次、大面积覆盖、多主题、多组织单位的民间组织赛事，规模较大的比如南京审计学院主办的“捭阖杯”全国二人制辩论赛，以探讨社会热点话题为主、覆盖全国；最近的有教育部思政司主办的“网络文明、你我同行”高校主题辩论赛，参与高校达32所，覆盖全国三分之二的省市自治区。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氛围下，全各省市、各大高校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辩论体系和比赛制度。以笔者所在的湖南大学为例，湖大每年秋季都会举行规模浩大、时间持续一个多月的校级辩论赛――湖南大学大学生辩论赛，每年春季还会针对文科院系举行湖南大学财经辩论赛，以及各种学生社团内部的交流比赛，一名大学生辩手每年深度参与辩论赛的时长短则一周两周，长达三四个月。据笔者的不完全调查和了解，不管是近看湖南省还是放眼全国的高等院校，拥有湖大这样的辩论体系的大学不是仅此一家。正是由于当代大学生对于辩论的爱好和各高校对于辩论赛的重视，使我国高校逐渐形成一个由国际大专辩论会和全国大学生群英辩论赛为主线，贯穿以各高校以及各院系组织的辩论赛的体系。目前这一体系正在逐渐的稳固中。

三、辩论赛对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

辩论的载体是辩题，而辩题或为时代热点的集中关注，例如：“网络水军应该严打还是宽容”，或是人类普遍原则的终极追问，例如：“人性本善/人性本恶”，都是将真理本身一分为二并拉到理性的极限，站在针锋相对的立场说服对方或证明自己。辩论是在捍卫一部分真理，又存在着从局部借助经验感知和形式逻辑推论出真理的可能，也可以说是在朝着真理本身努力，在思维中前进，一步步的逼迫真理。俗说，“真理是越辩越明”，在科学领域，在人民内部，不同学说、不同观点之间的辩论，尽管双方观点不一，看法相异，但并不会排斥双方采用平心静气、毫无敌意的方式来进行辩论。因为在辩论中，胜者与败者同样受益，真理以及各方面能力和素质的提升是辩论双方共同的战利品。

那么，针对当代大学生而言，辩论赛又是怎样提升其综合素质的呢？

1、 对大学生政治思想发面的提升

首先，辩论赛有助于大学生对国家相关政策和时事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例如：学生辩手在筹备“网络安全比网络自由更重要”这一辩题中，我们充分了解到国家进入互联网元年的时代背景，充分认识到网络安全的严峻现状和重要性，同时，对网络自由的内涵和外延也有了深刻理解：同时我们也确立，网络自由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一种动态的相对平衡，而实现这种动态平衡的基础条件就是网络安全。在准备辩题“保障食品安全主要依靠政府＼企业”这一辩题中，虽然我们持“主要靠政府”一方，我们却真正了解，“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先”， 只有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企业实现“自我管制”，加大技术部门科研投入，规范媒体宣传监督，提高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等各方面形成合力，万众一心，才是保障食品安全更本质、更持久、更有效的途径。

其次，参加辩论赛有助于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培养。例如，通过对辩题“顺境/逆境更有利于人的成长”的深入探讨，我们逐渐认识到，真正的强者，是外界环境的掌舵者，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会以自身坚强的意志和理性的选择将其变为最佳的前进环境，正所谓“顺境中全力释放，逆境中绝不气馁”。而在辩题“爱与被爱哪个更幸福”的辩论中，我们认识到，通过被爱感到快乐时，人类尝到幸福；因为爱感到满足时，人类读懂了幸福。只有既懂得爱还有被爱，才是完整的幸福。

最后，参与辩论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队员的责任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的意志。虽说一场辩论赛场上只有短短的半小时，但是在筹备的过程中工作量却相当大，大家会为一个基本定义进行长久争论，会为几个立论稿框架难以取舍，更会为准备一场关键性比赛彻夜通宵。在大家共同奋战的日子里，在深度辅导员中、潜移默化中，提高各种素质。

1、 对大学生知识积淀方面的提升

这主要体现在筹赛过程中对知识的大量摄取和消化上。

首先，参加辩论赛有利于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一场辩论赛的成功要求队员大量阅读相关书目，主动查找相关信息和资料，结合现实深入思考，提出问题；这无疑是一个获取知识，拓展视野，锻炼口才和胆识的有效过程；辩论所需要的总结能力可以让大学生进一步理清学习知识的思路，整理论证要点，归纳结论，积累经验。由于辩论涉及的深度和广度，会让知识量大量增加，对人文素养的提高大有裨益，对于理工科的学生尤为重要。

其次，在专业素质方面。通过辩题的形式可以用一种崭新的方式加深我们对专业知识的理解。针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组织学生参加财经知识辩论赛，设置诸如“黄金周热门景区应该/不应该涨价”、“电子商务会/不会改变传统营销模式”、“提倡买国货有利于/不利于经济发展”等辩题，既提高学生口才，更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

2、 对大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在辩论活动中，锻炼思维是第一位的，因为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是辩论取得成功的“基石”。

辩论锻炼思维可以从这样四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锻炼思维的辩证性。筹赛过程中，为了知己知彼，不仅需要掌握己方观点更要掌握对方材料，能够相互补充，丰富思想，使得对问题的认识比较全面，思考也比较完整。二是锻炼思维的准确性。法国作家福楼拜曾精辟地指出：“思想准确是表达准确的先决条件。”辩论就是要求双方在乎时就对所辩论的问题有比较深人的思考，这种思考越是能接近于问题比本质，就越是能准确地把握它的本质属性，辩论时才能以你的“棋高一着”而克敌制胜。三是锻炼思维的条理性。想得不清楚的东西也就说得不清楚，言词的不准确和混乱只能证明思想的混乱。在辩论过程中要求双方以明白无误、有条不紊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而这是以思路清晰地、有层次地展开为前提的。四是锻炼思维的敏捷性。凡擅长辩论者，都与平时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思维敏捷有关，惟有如此才能在辩论时面对咄咄逼人的进攻和一连串的提问，成竹在胸，反应敏捷，迅速调动日常的知识积累，―一予以回答和辩驳。

其次，辩论还能提高队员在短时间内高效的理解能力，

第三，准确的语言组织能力和流畅的表达能力。

第四，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辩论是辨手智慧火花的惊叹，对辩论本身美感的折服。辩论可以扫除以往的众多偏见，可以增强青年学生对不同观点包容的力度和广度。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学生辩手在“一对一”的短平快的交锋中，充分锻炼出在极短的时间内的理解和消化能力，又在极短的时间内想出应答方式，并用得体的语言进行表达，这也恰是时代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

以上所说的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高效的理解能力，准确的语言组织能力和流畅的表达能力为学生将来面对社会和市场提供了最有效的筹码。而这一系列能力的提升加总起来又构成一种自信，这种自信可以让学生对未来的挑战从容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