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的特征范文

辩论的特征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辩证本性

方法论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系统化、理论化学说或理论体系。在层次上由高到低可分为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三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中最为科学和正确的方法论体系。综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理论体系及其发展过程，尽管包括它的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继承者在方法论理论的表述上各具特色，但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唯物辩证法的辩证本性特征。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辩证本性特征是“四个统一”：实践性和理论性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无限性和有限性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实践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来源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哲学方法论作为真理，在源头上是产生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并在人们社会实践所形成的科学认识基础上进行高度的理论思维而达到系统化、理论化成果，包括后来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如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都是在他们所处的不同国家或不同时代，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客观存在与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必然前提，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经过严格证明和确凿证明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又服务于实践。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这一最基本哲学方法论同具体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服务于具体实践的历史。无论是经典作家还是他们的继承者，他们所创立的并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都是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服务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与以往的旧哲学方法论有着本质的区别，无论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还是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方法论，最终都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去解释世界，从而不可能真正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事实上，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离开这一目的的哲学方法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又是理论的，具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来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抽象，经过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加工制作过程，因而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说明的是“世界是什么”，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则解决的是“世界怎么样”。它们互为表里，共同说明和解释整个世界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以实践为基础，以服务于实践为目的，以理论为其表现形式。也正是由于其理论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才具有科学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然而，以往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这一辩证本性时，往往只重视理论性，而忽视了实践性，结果必然导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事实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不像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仅仅适用某些领域，它适用于生产实践、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所有领域。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像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邓小平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江泽民要求的与时俱进等，都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这种普遍性来源于它高度的理论抽象和科学概括。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特殊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总是来源于具体实践，总是用于指导具体实践问题，总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因而总是与具体现实相联系的，离开具体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与具体现实相联系的特殊性。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时代的产物，是唯物辩证法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没有这样的“时代”和“具体实践”，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产生，因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具有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发展阶段上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总是要运用于具体实践，才有它的价值，才能显示出其旺盛生命力，才能在现实中扎根发芽成长，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总是和具体实践联系在一起，才能有它的生命价值。

然而长期以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上，往往只重视普遍性，而忽视特殊性，从而导致为学习而学习，不是有针对性地为解决问题而学习，其结果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应运而生。事实上，毛泽东、邓小平一再强调不能用这种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历来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主张理论联系实际；邓小平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江泽民也强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正确态度是既要重视普遍性，又要重视特殊性，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绝对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客观性，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所包含的内容是客观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从实践而来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客观真理。在理解这一点时应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正确反映的这个“客观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产生前的“客观世界”，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产生后的“客观世界”?应该说，这个“客观世界”是我们生活所在的世界，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客观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反映的不仅仅是这个“客观世界”所包含的客观存在，更重要的是它提示了这个“客观世界”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而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贯穿于这个客观世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不仅适用于过去、现在的“客观世界”，而且也适用于将来的“客观世界”。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相对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主观性，即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形式具有主观性，比如对“唯物辩证法”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各自的表述就不同：马克思有时用“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有时用“自然辩证法”，列宁用“客观实在性”，毛泽东用“实事求是”，邓小平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江泽民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原因是，时代不同了，客观世界发生了变化。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绝对性来说，每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所反映的“客观世界”是相对的，即这个“客观世界”是具体的，因而反映那个“现实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形式也是特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我们过去割裂了它们之问的内在联系，只看到绝对性，而看不到相对性；或者相反。这是产生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主要原因。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绝对性，而看不到相对性，必然导致教条主义；相反，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相对性，而看不到其绝对性，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转贴于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这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连续性和间断性。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无限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发展的连续性或过程性。这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由于客观世界是无限发展的，而作为对客观世界正确反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其发展也是无限的；二是作为人类认识长河一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随着客观世界的无限发展，必然无限地向人类认识长河不断地增加其成分，这个过程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因而也就具有无限性。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具有无限性，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才会有对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共产主义社会远大理想矢志不移的追求。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有限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发展的间断性。这也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从认识的广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只是对客观世界大体方面的正确反映，但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已正确反映了。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建立的哲学方法论只是从某些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客观世界，并不能从所有方面都反映了整个客观世界，因而从广度来说都有待扩展。二是从认识的深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只是对客观世界的某些领域、某些方面的比较接近的正确反映，但并不是已经比较透彻地正确反映了。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建立的哲学方法论只是比较近似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客观世界，并不能都完全地正确反映了整个客观世界，因而从深度来说都有待深化。正因为如此，不可能要求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给出解决世界所有方面所有层次问题的答案，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辩证统一。割裂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只看到无限性，而看不到其有限性，或者相反。这是出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的主要原因。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无限性，而看不到其有限性，这必然导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因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已经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必将胜利，那就不如赶快实现它，而不必朝三暮四。相反，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有限性，而看不到其无限性，这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无用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者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无法解决将来的问题，那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用呢?既然如此，不如不要它了。这是由于不能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无限性和有限性辩证关系的缘故。

辩论的特征篇2

关键词：《孟子》；散文艺术；研究；述评

在思想史上，“孔孟”并称，孟子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闻名，其思想的犀利和性格的刚烈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孟子》文章议论风发，文辞华赡，气势磅礴，奔放不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是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散文。20世纪以来，传统经学瓦解，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研究，文学研究是其中之一。关于《孟子》一书，研究者认为，今存内七篇其体式虽不脱语录窠臼，但“所记对话，多于独白，对话复以往复辩论之辞为多”[1]（P316）；成书方式亦与《论语》出于弟子和后学众手“论纂”不同，而是由孟子“与万章、公孙丑等亲炙弟子一次纂成，故全书一致耳”[i2]；论说方式与《论语》等春秋之文重在“立意”和“见志”的“陈述”有异，而更多带有战国之文的“论辩”色彩。在先秦儒家之文中，《孟子》素以富于“文学”性而著称。郭沫若将其列为“战国散文四大家”之首[3]，刘大杰称扬：“当代的儒家作品以孟子最有文采，他的散文对后世很有影响。”[4]（P81）纵观20世纪的《孟子》文学研究，涉及面广泛，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看，主要是从语言艺术特色及其修辞技巧的运用、论辩艺术及其气势风格、文章的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等方面展开的，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本文着重就《孟子》散文艺术，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的《孟子》文学研究状况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前瞻，以期为未来的《孟子》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语言特色与技巧研究

关于《孟子》的语言特色，一般认为与《论语》基本相同，属语录体，而多由对话所组成，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但比《论语》更有文采和富于气势。柳存仁认为，《孟子》之“记言文字，极见流利丰畅。”[5]（P70）刘大杰认为：“孟子的文章不仅文采华赡，清畅流利，尤以气势胜。”[4]（P83）谭家健发表于50年代中期的《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一文[6]对孟文语言艺术特征作了细致而独到的分析，认为：孟文语言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明白晓畅”，这是因为它不事雕琢，不用生僻的词汇和蹩扭的句法，加之善于精工刻镂，精辟准确地使用词汇，平实浅近，干净利落，“有一种爽朗明快的风格，给人朴素自然的美感”。谭氏并由人物语言入手，分析了《孟子》的人物形象，认为孟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生动而复杂的孟子形象，他具有“豪爽直率、泼辣大胆的个性”，“锋芒毕露、痛快淋漓的风格”，“基本上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作为议论散文，既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无法描写繁复的活动，主要是利用个性化的人物语言，通过孟子自己说的话，“塑造一个栩栩如生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在50年代初中期人们大多只注重诸子散文思想内容的评判，而忽视其艺术特征探究的背景下，谭氏之论引人注目，而由人物语言入手?盐章鬯袋a href=//wenxue.7139.com/2914/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散文中的人物形象，亦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杨公骥认为，《孟子》的“语言严谨而流畅，委婉而犀利，雄恣而细致，在生动泼辣的语言中，流露着强烈而鲜明的感情”，使“孟子的性格活现在纸上”，从而充分地表现了孟子的个性特征[7]（P354）。一些研究者从修辞技巧运用的角度分析了《孟子》散文的语言艺术。罗星明撰文认为孟文大量地使用排偶句式、重复对比以及实词、虚词的交错搭配，使语言既简洁精炼又概括性强，“以准确、凝练的语言来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8]章沧授认为孟文通过书面语的口语化、引俗语入文、释古语通俗化等方法，形成了“平朴自然，开口见心”的语言艺术风格；加之“具有自如娴熟地驾驭语言的技巧和能力”，从而“准确凝练，辞简义丰”[9]。边家珍也指出《孟子》具有“高超的表达技巧”，其语言“晓畅明白，通俗易懂，确如泛舟中流，优游自如”[10]。贺友龄《漫话〈孟子〉的语言风格》[11]，联系具体作品分析了孟文“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认为《孟子》文章朴实通俗而不粗浅俚俗，是因为其极重视“文采”，从词语的锤炼，到句式的选择，以至篇章结构的安排，都是“极见功力的”。此文分析颇有深度，立论平实而新颖，在孟文语言艺术研究方?娼嫌刑厣档米⒁狻?/P>

孟子生当战国中期，激烈争辩的现实需要和策士纵横文风的沾染，使《孟子》与《论语》的“慎言”间拉开了距离，而呈现出雄辞激越和气势磅礴的风格。鲁迅精辟地指出：“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12]张振镛认为：“大抵孟文以闳肆胜。”[13]（P26）郑振铎认为，孟文“沾了战国辩士之风”，因而“辞意骏利而深切，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钱基博ii认为：“儒家之文，至《孟子》而极跌宕顿挫之妙。”[15]（P33）均含有对孟文由“繁辞”而形成的语言风格认识的意思，对此研究者多从修辞的角度作了探讨。谭家健认为，孟文喜欢运用排偶的句式和反复重叠的句型，“使文章的如长江大河，浪头一个接着一个，造成浑灏流转，滔滔不绝的壮观”[6]。李泽厚指出：“孟文以相当整齐的排比句法为形式，极力增强它的逻辑推理中的情感色彩和情感力量，从而使其说理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16]（P60）贺友龄具体地分析了《孟子》遣辞造句方面的特点，认为其“行文中那种铿锵顿挫的音节，排散结合的错落句式，使人读来朗朗上口，有一种鲜明的节奏性和优美的音乐感，使人感到作者笔端凝聚着的激情，使人受到感染，受到启迪，使人得到一种美的享受！”[11]章沧授把孟子散文的语言风格概括?捌瓢蹴纾劢∮辛Α保浔硐钟腥?、语句排比而起，连贯成篇，“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2、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列尽事理，千言不穷；3、居高临下，势如破竹，水到渠成，迎刃而解[9]。侯爱平、吕玉玲《论〈孟子〉和〈战国策〉说辞的共同特色》一文[17]通过二者的比较认为，战国时期以“辩”为特征的政治文化背景，形成了二者语言上的共同特色，一是善于揣情摹意，引人入彀，以利害打动人心，二是体现出文学性与逻辑性相统一的特色。文章着眼于二者之“同”，而忽略了光明正大的孟子之文与“逆探巧合”的纵横家言之“异”，而二者的貌合神离正是孟文语言艺术特色之所在。

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语言艺术的显著特色，对此研究者也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郑振铎认为，孟子“喜以比喻宣达他的意见”，“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刘大杰指出，《孟子》文章在说理论事时，“偶尔举例取譬，时时露出一种幽默”，如牵牛过堂、齐人妻妾诸段，“实在是巧妙，然而又是出色的比喻和讽刺”，“显示出散文的活泼和机智”[4]（P83）。谭家健认为，孟子的比喻“浅易而生动有有趣，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堪称比喻圣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设譬，运用灵活，精辟允当，一语中的，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为开风气者，这类“叙述则时特精妙”的长喻“曲折多姿，生动有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短喻则既平易又精练，正喻生动有趣，反喻夸张幽默。因此，《孟子》的比喻“既有高度的艺术性，又结合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充分表现了伟大散文家的艺术匠心”[6]。杨公骥认为,孟子尤为擅长以寓言故事作譬喻，从而使《孟子》更具文学性，虽然这些譬喻有时并不都能恰切地阐明其理论，然而却充分地表现了人物的感情，因而孟子使用譬喻“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而是情感联想的产物，因此它也是抒情的”[7]（P354）。徐立认为，《孟子》设喻取譬不仅数量多，而且丰富生动，“孟子设喻不拘一格，有的是眼前景物，有的是出于杜撰，有的是当时的故事；有的夸张，有的幽默；有的一语破的，有的妙喻成串。”[18]章沧授分析了《孟子》用喻的具体情况，认为孟文或以物喻理，深入浅出，或以事喻理，情理显豁；或以寓言喻理，入木三分，从而化抽象为具体可感，化深奥为浅近通达，因此，作者认为：“孟文用喻，自如娴熟，摇曳多姿。”[9]管仁福《孟、荀散文艺术比较》[19]iii，通过比较论析认为，孟文用喻不仅多而广，而且比喻手法富于创造性，作者往往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内容设喻，既有针对性，又妙趣横生，同时孟子的比喻富于想象力，并且通过与对比手法结合，以一些超乎常理的比喻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从上述可知，对孟文擅长的譬喻手法的研究比较深入，实际上无论是单纯的比喻，还是故事性的长喻，为先秦诸子散文所共有，而孟文为人所称道，是因为有其独特的“个性”，从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风格，管文提供的思路当有某种方法论意义。

二、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诸子，好辩、善辩为时尚，而孟子尤以知言善辩著称。孟子在中国文学史、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气”这一概念，并把“养气”和“知言”结合起来，“他所谓知言的本领植根于养气，而养气就是对自己本性中的善端，循乎自然地加以扩充，不断地进行道义的积累”[20]（P112），具体运用于在对话和论辩中，形成了孟文刚柔相济而析义极精的论辩艺术，充分表现了《孟子》散文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与风格。在对孟子论辩艺术的研究中，又大致集中在论辩方法技巧与论辩风格两方面。

钱基博认为孟子论辩“开辟抑扬，高谈雄辩，曲尽其妙……一纵一横，论者莫挡。”[15]（P33）段凌辰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孟子〉之辩论术》一文[21]，对孟子的论辩技巧方法作了条分缕析的分析概括，奠定了孟文论辩艺术研究的基础。另外，杨寿昌《孟子文学之管见》[22]、李长之《论孟子文章的特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23]等一批早期论文，对孟文的论辩技巧也时有论及。而从文学散文的角度对孟子论辩艺术进行理论研究，当是50年代中后期以后。谭家健从文章结构入手分析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其特征是：（一）抓住要害，突出中心，在论辩中“有如老吏断狱”，一下子就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作集中分析论证以服人；（二）脉络分明，有条不紊，次序极为清楚，“简直是块天成的织锦”；同时（三）又极富于腾挪跌荡，摇曳多姿，在一问一答中逐步深入问题，穿插变幻章法，富于戏剧因素，“真是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6]。李竹君《〈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一文[24]，对孟子的论辩风格和论辩方法作了综合研究，认为：孟子其人“堪称一位雄辩家”，“《孟子》几乎是一部辩论集”，作为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孟子“嬉笑怒骂，感情毕露，豪爽直率，痛快淋漓，心地正大光明，议论开口见心”，其论辩具有“若决江河”、势不可挡的“气势”和锋芒毕露、万物披靡的“词锋”；行文以畅达详尽取胜，运用了“逐层疏解，不怕反复，多用排语，重言申明”的铺排手法，“具有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气概”；“不得己”而辩的现实所迫，促使孟子“十分讲究辩论技巧”，论辩中往往采取诱敌深入因势利导的欲擒故纵方法，形成咄咄逼人的气势，加之严密的逻辑推理，引导对方，使其渐入彀中，陷论敌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使其无可置辩，甘心折服。徐立《孟子论说文的特色》一文[18]称孟子在论辩中“表现了自己的论辩技巧，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雄辩滔滔的辩论家”，“有纵横家的特点”，指出：“他擅长纵横家那套‘捭阖’、‘转丸’、‘揣情’、‘摩意’之术，”加上他的长于“知言”，辩论起来“很会揣情摩意，把对方心理摸得很透，使人完全听从他的摆布”，又重视第一手材料，论辩多以事实作基础，所以有理有据，论辩滔滔，有的放矢，言必有中。洪波《孟子散文中的论辩方法》一文[25]认为，孟子散文中所用的论辩方法，形式多种，变化万千，往往因所论辩之事不同而异其方法，“无不理充词沛，说服力强”。章沧授着力分析归纳了孟子“不同凡俗的论辩技巧”：一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针锋相对地辩驳答难，二是引出话题，抓住要?Γ讲浇舯疲迫绶缋祝嵌员嚷郾纾馊裆羁蹋芾焱纯欤佣纬闪庶a href=//guoxue.7139.com/2722/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孟子“锋芒毕露、剜心入骨”的气势与风格[9]iv。郭预衡通过与《论语》的比较，对孟文的论辩艺术作了阐述，指出：二者虽然都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体，但《论语》是坐而论道的“谈论”，《孟子》却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而且结构更加完整、富于辞采、极有气势和感情色彩[26]（P135—139）]。管仁福认为：“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主要是在人物对话中表现出来”，从论辩主体和读者接受两方面看，对话体的论辩不同于文章论证式的论辩，它是在一定的情景下进行，因而论辩者必须在短时间内对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对答，在这种情境下，由于思想的直接碰撞和语言的激烈交锋，最容易激发起论辩者的智慧和灵感，从而使论辩呈现出灵活、机智、生动的特点，发为文章极具活泼性和可读性，读者阅读时会有亲临现场之感，从中很容易体会到强烈的情感和充沛的 “文气”[19]。杨福生认为，孟子论辩，服膺于自我精神高度，论辩过程呈现一种向心式回归过程，其论辩艺术依托于自己强有力的完善的儒家理论体系，将论辩焦点归结到自设前提上来驳倒对方，既挥洒自如，又能牢牢控制论辩局面，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从而形成了“理懿而辞雅”的论辩风格[27]。

三、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我国逻辑思辨的发轫时期，《孟子》散文的逻辑性也为人所注目。研究者认识到，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严密的逻辑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谭家健认为孟子虽然不像墨子那样有比较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但是“却能普遍而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其文章都有着严格的逻辑”，在论辩过程中，孟子成功地运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从而“无论和谁辩论，孟子都从没有输过”[6]。洪波认为，《孟子》“文章的组织与逻辑推理的规则极相吻合”，作者把孟子论辩中所运用的逻辑方法归结为：（一）逐层推论法，在具体的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纵，开合自如，引人入胜；（二）破斥两端法，针对论敌用假言推理与选言推理的综合方法进行的责难，孟子从容应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予以有力的破解；（三）提出新论点法，即当论敌用假言和选言推理进行论辩时，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论点，以击破对方隐含的错误观点；（四）例证法，即把例证作为一个前提，使逻辑推理更加严密。文章还认为，与“名辩逻辑学”和“墨辩逻辑学”重在立论不同，“孟辩逻辑”重在驳论，因此作者认为：“辩难体散文，当自孟子始”。[18]

显然研究者已从《孟子》文章的逻辑特征进而到对其文体特性的认识。关于辩难体，50年代中期，罗根泽认为是韩非子所“独创”[28]。到了80年代有研究者认为其“独创”者应为《孟子》。张惠仁《孟子——我国古代辩对文的开元者》[29]，从文体的角度考察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孟子》的论辩篇什，“把辞章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形成了“以反驳艺术见长的辩对散文”，孟子以他“量多质高的辩对散文驰名一时”，而“辩对散文，是一种反映人们逻辑思维成果的文体，它以证明、反证明、推理的逻辑方法，阐明基本观点”，主要是“以问对、答辩的方式展开文章，它的针对性较其他‘论’、‘说’体，要求更高，它以驳论为主要的或突出的论证方法。”辩对散文的产生有赖于逻辑学的形成和发展，孟子的“知言”说，提出和解决了“墨辩逻辑学”中所未提出和解决的驳论问题和方法，“自孟子的‘知言’说出现后，不仅使先秦时代我国朴素逻辑学体系从概念、判断到证明、反证明、推理臻于系统化，而且在我国的文章史与逻辑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把文章学与逻辑学合为一体”；在实践上，“他认真地把我国古代逻辑学的成果运用到自己的辩对中来，使用多种逻辑方法，驳论有力，立论有据，从而使文章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那种高屋建瓴，势不可挡，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赖志明《从孟子“好辩”看其逻辑观》一文[30v]认为：孟子“给儒家的‘正名’学说中注入实际的逻辑内容，把‘正名’主张从政治、伦理领域逐渐地引向思维领域，从而使儒家的‘正名’与论辩这一思维逻辑的领域有了更多的联系”，论辩中“很讲究立论与驳论的论辩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他善于抓住论辩的契机和对方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把反驳的重点放在论敌的‘所蔽’、‘所陷’、‘所离’、‘所穷’之处，在辩论中努力指责论敌的谬误”。

学者们在肯定孟文逻辑性的同时，对其不足亦时有论及。张惠仁认为，孟子对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自觉的，因此“在逻辑上必然有牵强附会之弊，有时甚至还使用一些诡辩法”[29]。徐立亦认为，孟文在逻辑方面“没有墨子、荀子那种‘隆正’、‘察类’、‘明故’的科学态度，而有时是一种‘无故’、‘乱类’的恣意推论。”[18]根据孟文的特点把逻辑学与文学作品结合起来研究，这类“跨学科”研究对拓展研究领域，深入理解作品内涵和把握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无疑是有意义的探索。但对孟子逻辑思想的评价，意见尚有较大分歧；对于《孟子》散文逻辑性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回顾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状况，有创获亦有缺憾。仅从以上所撮要列举的情况看，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从起步而蔚为大观，逐渐摆脱了各种束缚与偏见，走上了独立发展的学术道路，其文学价值与地位得到了认识与确立，其散文艺术得到了广泛的探讨。然而相对于哲学思想、社会政治主张的研究来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只能说是尚处于起步阶段，无疑尚有不少缺憾。揣度未来的研究趋向，笔者认为当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要对理论上存在一些失误作冷静的符合实际的分析。百年中对《孟子》散文艺术性的确认，所使用的评判标准和术语基本上是用欧美移植来的，并不完全符合其实际情况，因为《孟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有其独特的内部构成因素，在诸如文体品类、题材内容、形式构造、表现方法等方面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先验的理论模式和僵化的思维方法，将会阉割其丰富性，亦不足以揭示其真正成就。因而，真正从实际出发，不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从中提炼出相关的命题，探索出切合诸子散文自身特点的理论表述，以剖析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把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应成为新世纪诸子散文艺术研究者的当务之急；其次，由于《孟子》自身的特殊性，百年中对其散文艺术的研究过多地受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重思想轻艺术，既造成了众多的迷误，也造成了研究的浮浅和领域的狭隘，甚至有一些“空白”的领域需要去填补。这方面，徐华龙的《孟子对民间文艺的运用和认识》一文[31][4]或能给人以某种启发。徐文探讨了孟子与民间艺术的关系，指出孟子大量运用了民间故事、神话、寓言、谚语、传说等“劳动人民创造的丰富的民间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并联系孟子的政治哲学思想、美学观点和文章体式对此作了精到的分析，认为所以如此，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孟子有强烈的‘民’的观念”和“为了对话的需要”，这表明孟子“在自觉地肯定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其确有的科学价值。”事实上，在先秦诸子各家文章中都不难发现相同或相似的现象。按照流行的观点，一切文学活动和艺术形式均肇始于民间，因此探讨先秦其他诸子与民间文艺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因此，进一步拓展包括《孟子》在内的先秦诸子散文的研究领域，加强理论建设，开辟新的研究思路，推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实现新的跨越，将是新世纪《孟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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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顾易生、蒋凡.中国文学批评史（先秦两汉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辩论的特征篇3

专业

指导教师

职称

论文题目

论文完成日期　 2012年03月　 论文字数

申请答辩时间　 2011年05月　 申请答辩理由：

本文在比较广泛地搜索、整理并系统地归纳总结出英语动词主被动语态之间不对称现象的大量翔实、可靠的语言材料，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语言学理论展开严谨的科学分析和理论探索。

本文主要研究发现：首先，对英语主被动语态之间的不同选择根源于英语动词的行为本身包含的行为特征，对英语动词本身的语义特征及内涵的深入认识在英语主被动语态认知方面起重要的作用；其次，英语主动语态转换成被动语态时会导致部分句子成分的位置移动，这也有可能引起句子语义的变化;再次，英语中存在一些词类,比如,限定词，数量词和代词等肯能影响英语主被动语态的选择；最后，英语语态的选择与转换不仅仅涉及到句法结构，主要信息的变化，而且关系到语用、语义和人类认知心理诸多个方面。

此外，对英语主被动语态之间不对称现象的切入点在于英语动词这一词类本身，所以，以英语词类为切入点或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研究、认识英语语言乃至普遍语言的规律性的东西。

最后如何将英语主被动语态不对称现象的深层原因，比如动词的行为特征，英语句法，英汉思维差距等因素体现在英语动词语法习得和使用过程中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本人保证：所提交论文完全为个人工作成果，所用资料、实验结果及计算数。

（通过查阅文献和阅读相关资料，严格按照毕业论文的格式和要求，完成论文的撰写工作。经过指导教师审核检查、评阅教师审核，所写论文已经达到了本科生毕业论文要求，特申请进行毕业论文答辩。

经过长时间的充分准备，所有设计资料已经准备齐全，在第一草、二草、三草、征稿等阶段的不断推敲上，已全部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的要求内容。现已向答辩组提交的内容有：1、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2、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3、毕业论文，4、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记录表，5、

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中期检查表，7、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申请表。综上所述，本人已具备参加答辩能力，现向答辩组提出正式申请，望批准!（根据学校要求自己改一下）　 指导教师意见：该生认真系统的学习了时间序列的理论和方法，查阅大量文献，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虚心听取指导教师的意见。论文内容充实，层次结构合理科学，格式规范，语言表达清楚、流畅。达到本科生毕业论文水平。同意参加答辩。

签名：

年 月 日　 答辩委员会意见：

签名：

辩论的特征篇4

[论文摘要]论辩是鲁迅小说的重要因素，是鲁迅小说的重要艺术特征，论辩性不仅体现在鲁迅小说的叙述描写中，而且体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中，体现在主题构成与艺术构成中，体现在鲁迅小说的各个艺术层面。

论辩，或者辩论，是不同观点的双方，为了各抒己见，所进行的证明与反驳。论辩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历论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就在《文心雕龙·论说》中写到：“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一个人论辩的价值，比国宝九鼎还贵重；三寸之舌的力量，比百万雄师还强大。刘勰对论辩的评价，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论辩，特别是历史性的大论辩，往往是社会大变革的号角。

一、孟子的论辩技巧

孟子，名轲，战国时代首屈一指、技压群雄的论辩大师，一位天才的雄辩家·《孟子》的犀利、《庄子》的恣肆、《荀子》的浑厚和《韩非子》的峻峭，被称为先秦散文的“四大台柱”。孟子论辩文章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气象恢弘、博大壮观、刚柔相济、析义极精。

第一，形象说理。在《孟子》中则具体体现为善于巧喻。孟子“喜以比喻宣达他的意见”，“堪称比喻圣手”。综观《孟子》全书261章，其中93章总共使用比喻159种。《孟子》文中或以物喻理，深入浅出，或以事喻理，情理显豁；或以寓言喻理，入木三分，从而化抽象为具体可感，化深奥为浅近通达，从而增强孟子抽象论理的现实性，为孟文说理蓄势，使得孟子的论辩“开辟抑扬，高谈雄辩，曲尽其妙……一纵一横，论者莫挡。”

第二，欲擒故纵。“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舌战用兵本无二致，订谋施计必须审时度势。以擒为目的，以纵为手段，为了擒敌之目的，必须先付出纵的代价。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六章》，孟子先以“臣”“士”作喻，远离讨论话题，陷齐宣王于彀中，随即话锋一转，矛头直指宣王，擒之于话锋之下，使得宣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凭借“纵”字诀，使整个论辩过程迂回曲折，摇曳生姿。“一反墨文说理之艰涩”“真是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

第三，避虚就实。孟子的核心思想是“王道”“性善”，是实，其余皆属细枝末节。是虚。论辩的核心是不能变的，因此，对手的话题不在二者范围之内，对孟子来说便是“虚”。如何将虚过渡到实，孟子自有其语言上的太极推手，如《齐桓晋文之事》一章，齐宣王崇尚“霸道”，开头便问“齐桓晋文之事”，孟子则以“仲尼之徒无道齐桓之事……无以，则王乎?”这样一段立场鲜明的回答，不仅表明了对霸道的态度，又机智委婉的将谈话引向了王道。这种话题转换艺术使得孟子能够在论辩不利的情况下反守为攻，转败为胜。

二、鲁迅小说中的论辩技巧

首先，在鲁迅小说中，常常有一些句子意味深长，常常给人以深刻印象，显示着鲁迅特有的思致与笔调。达到形象说理的效果。例如，《孤独者》中魏连殳在绝望中折断傲骨，“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也包含了对“先前的我”与“现在的我”的思辩，而这一思辨式的描写对于小说中的人物，对于整篇小说的内容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那种对灵魂的拷问，那种包含着极度痛苦和忧愤的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总结，使人物性格得到了更深的表现，也使小说笼上了一层深深的人生之慨。而且体现着鲁迅对他的人生体验的论辩式的总结，体现着鲁迅式的思维。

其次，在鲁迅小说中，欲擒故纵跟避实就虚也随处可见。《祝福》小说中“我”与祥林嫂关于死的有无的对话之后，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这答话怕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别人在祝福的时候，感到自身寂寞了，然而会不会有别的意见呢?——或者是有了什么预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仔细推敲，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与我也毫无关系了。”这段话简直就是自己和自己的辩论。如果将其中的连词加点则不难看出这段沉痛中透着一丝幽默的推测与辩解，是曲尽思路翔回曲折之妙的，实在是议论文的运思和笔法；这种论中有辨，辩中有论的心理描写正体现着鲁迅的特色。

辩论的特征篇5

关键词：地域；特征；东北；秧歌；风格；形成；意义；关系

中图分类号：J722.2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4-0256-01

地域性特征与东北秧歌舞蹈风格的形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地域性特征指导着东北秧歌舞蹈风格的形成；另一方面，东北秧歌舞蹈风格又是地域性特征的最有力体现。二者的关系，是一种良性互动的最佳艺术辩证的关系。

研究探讨这二者的密切关系，无论是对于地域性特征，还是对于东北秧歌舞蹈的提升与深化、繁荣与发展，都具有理性思辨与艺术实践的双重价值。为此，本文专门研究探讨这一重要艺术命题，以期引起关注与讨论。

具体来说，这二者的辩证关系，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理论层面，进行“断层扫描”式的系统化解析与研究。

一、地域性特征的重要意义

研究地域性特征与东北秧歌舞蹈风格的形成的辩证统一关系的第一个层面，是全面认知地域性特征的重要意义。

地域性特征主要指的是地域性文化的特征，而地域性文化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特征愈鲜明，民族文化特色也就愈强烈。而民族文化又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与思想之基。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任何文化，都以民族为主流和主导。而一切文艺作品，也都以民族性作为生命与灵魂。19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赫尔岑明确地指出：“诗人和艺术家们在他们的真正的作品中总是充满民族性的。”[1]

对于地域文化的重要意义，鲁迅先生说得十分精准透辟：“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2]的确如此，地域文化常常是民族文化的亮点与支点，许多文艺经典之作，都得力于地域文化特征的魅力。“自有文艺始，便有文艺的地域性及相应的文化意蕴。《诗》三百篇，地道的黄河文化，北方风情；而‘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则属楚文化，南国韵致。考证家说，《金瓶梅》，山东味儿；《红楼梦》，京味儿。此外，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诸位大师的作品，又何尝不是文化内蕴丰厚的地域文学之作。”[3]同样，仅就秧歌而论，在我国就有陕北秧歌、山东秧歌、河北秧歌、东北秧歌等多种，也都以地域文化特征各尽其妙、各放其辉。

由此可见，地域性特征的确对文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说得更直接一些，地域性本来就是文艺的生命与灵魂，这是勿庸置疑的。

二、东北秧歌舞蹈的地域风格

在东北地域文化特征的制约、指导、影响下，东北秧歌舞蹈形成鲜明的东北地域风格。

首先，东北秧歌产生于东北，带有东北地域文化的先天性艺术基因，据清人杨宾所著《柳边纪略》一书所载，东北秧歌舞蹈的产生大致情况是：“上元夜，好事者辄扮秧歌。秧歌者，以童子扮三四妇女，又三四人扮参军。各持尺许两圆木戛击相对舞。而扮一持伞灯卖膏药者前导，傍以锣鼓和之。舞毕乃歌，歌毕更舞，达旦乃巳。”[4]从中可知，东北秧歌产生于关东（边外）的正月十五元宵节，有俊扮（妇女）与丑扮（参军）两种角色，而且载歌载舞，但以舞蹈为主。

后来，东北秧歌得以发展繁荣，并形成一整套表演程式与模式：秧歌队表演分“大场”与“小场”两种，“大场”是集体舞蹈，队形变换有“编蒜辫”、“卷白菜心”、“走剪子股”、“珍珠倒卷帘”等。“小场”表演歌舞小戏或演唱东北民歌中的小曲小调，如《瞧情郎》、《丢戒指》等。舞蹈基本动作是“秧歌步”。

由此可见，东北秧歌舞蹈的地域风格，与东北地域特征同步一体。

三、地域性特征与地域性舞蹈风格的关系

地域性特征与地域性舞蹈――东北秧歌舞蹈风格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一方面，东北地域文化特征中的“傻大黑粗”影响、制约、指导了东北秧歌舞蹈粗犷豪放、土野火爆、热烈自由的风格的形成与确立；另一方面，东北秧歌舞蹈的这种风格特色，又是整个东北地域文化特色的具体体现与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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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的特征篇6

关键词： 社会思潮 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

一般说来，社会思潮是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某种理论体系为导向，对社会大众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社会思想潮流或思想倾向。在西方学术界，学者们并没有把“社会思潮”这一词汇当成专业的学术用词。在我国，最早对社会思潮进行论述的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论时代思潮》一文中指出：“今之恒言， 曰‘时代思潮’ 。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 其国民于一时期中， 因环境之变迁， 与夫心理之感召， 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 如潮然。……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也。凡‘时代’非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1]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社会思潮在产生与社会变迁之中，具有时代性；社会思潮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即社会群众“心理之感召”，具有群众性；社会思想不一定能成为社会思潮，但能成为社会思潮的社会思想一定有价值，即价值性。梁启超和以后研究社会思潮的学者对社会思潮的认识都是从其单一特征与特点进行的，不同的学者对社会思潮的论述也是各有各的着重点。下面，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角度出发，对社会思潮的特征进行阐述。

一、理论性与群众性的辩证统一

社会思潮往往以某种理论或观点为基础，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理论性也是社会思潮区别于社会心理的基本标志之一，社会思潮的理论性具体表现为社会思潮的自觉性、稳定性与系统性，而自发、感染与不稳定的社会心理构成社会思潮的基础。社会思潮以某一理论体系为基础，往往体现出某种哲学观。哲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和看法，而又是社会思潮的思想观点和精神动力的来源。哲学往往体现出某一阶级或阶层利益与价值层面的诉求，哲学具有阶级性。指出：“各种哲学学说，都是隶属于一定社会阶级的人们所创造的。这些人们的意识，又是历史地被一定的社会生活所决定。所有的哲学学说，表现着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阶段。哲学的命运，看哲学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之程度如何而定。”[2]社会主义思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深刻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利益需求。而资产阶级思想确是以实证哲学为内核，为资产阶级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统治服务。

事实证明，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必然会发挥出强大的物质力量。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3]在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理论满足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利益需要，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广大劳动人民需求，在宣扬“自由”、“平等”、“民主”自由主义思潮的引领下，了封建专制，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同样，自共产主义学说诞生以来，社会主义思潮以其科学性和价值性的高度统一，实实在在地为无产阶级谋福祉，获得了千百万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蓬勃发展。

反之，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丧失群众基础的社会思潮必然暗淡无光、销声匿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盛行与德意日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反动分子虽然猖狂一时，但正义必然战胜邪恶，在轴心国被击败之后，独裁法西斯土崩瓦解，其思想也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二、主流性与非主流性的辩证统一

根据某种思想理论与观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可以分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意识与不占统治地位的非主流思想意识。同样，社会思潮作为社会意识的特殊表现形式，有主流思潮与非主流思潮之分。、

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在我国，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并不是对非主流社会思潮实施打压，而是应该具体分析，并且加以区别对待。非主流社会思潮中，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为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比如新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伪科学、新儒学等；另一类为对马克思主义无害的社会思潮。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必须通过法律与政策的途径加以取缔，抑制其产生的不良影响；而对于无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应该遵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其发展，进而促进交流与融合，繁荣文化。加深对社会思潮特征的认识，不但要理解名目繁多的各种“主义”、“思想”，更要认识到社会思潮的主流性特征，坚持主流性与非主流性的统一。

三、显性与隐形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而普遍联系的世界是运动、变化、发展的。社会思潮同样有一个产生、变化、发展的历程。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过程即为显性与隐形的辩证统一过程。“一般来说，一种理论观点的提出，在它能够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之前，它处于一种潜伏的状态，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浮出社会生活的表层，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社会思想趋势或思想潮流，对大众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一旦社会思潮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削弱，这种社会思潮也会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5]。

梁启超认为，社会思潮的传播都有一个周期性的过程，即产生、发展、衰落、消亡。他把社会思潮的周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启蒙期（生），第二阶段为会盛期（住），第三阶段为蜕分期（异），第四阶段为衰落期（灭）。按照梁启超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把第一阶段的启蒙期和第四阶段的衰落期看成社会思潮的隐形性特征，而把第二阶段的会盛期和第三阶段的蜕分期看成社会思潮的显性特征。社会思潮表现为显性特征时，波涛汹涌，激荡千里，对社会大众的思想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甚至能导致社会革命和政权更替。例如，自共产主义思潮诞生以来，以其科学的真理性与联系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实践性，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让世界劳动人民看到了光明的未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沉重打击了资产阶级的世界统治秩序。

而在社会思潮表现为隐形特征时，涓涓细流，不为人知。当然，表现为隐形特征的社会思潮，并不是从思想文化领域中消失了，而是以潜隐的方式或其他形式继续存在，一旦时局动荡，必然风云变幻，再次吸引大众的视线。苏联巨变、东欧解体之后，西方一些政要和右翼思想家迫不及待地放言“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宣称“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经走完”。这些论调既不符合事实，也不是西方学者的一致认识。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法国思想家德里达等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前苏联与东欧剧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致，它并没有给马克思主义本身带来伤筋动骨的损害，而是使其变得更加纯洁、更有吸引力，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另外，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坚持辩证统一的观点，认清社会思潮的显性与隐形特征，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引领，才能使无产阶级思想占据思想阵地。

四、复杂多样性与单一性的辩证统一

当今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与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地球村”。各种社会思潮在世界思想文化舞台上纷纷登场，在各个领域表达不同的观点与价值倾向，争夺话语权，社会思潮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

社会思潮的复杂多样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各种社会思潮之间的争论。主要表现为各个理论、学说、主张对同一的社会热点与重大问题发表观点，提出解决办法。例如，在人类社会发展前途与未来的重大问题上，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之路，社会主义已经终结。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虽然社会主义运动暂时陷入低潮，但社会主义暂时的挫折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的光明未来。第二，同一社会思潮内部的争论。主要表现为在对同一重大理论问题认识统一的前提下，对其细节与子问题的争论。如新自由主义虽然坚持自由化与市场化，但根据对传统自由放任原则的恢复力度和提出的政策主张看，大体可以分为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温和的新自由主义、创新的新自由主义三类。除了一致对外，这三派之间也存在不同的争论与见解。第三，社会思潮的范围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政治社会思潮、经济社会思潮、伦理社会思潮等，从而对大众产生广泛的影响。

与社会思潮的复杂多样性相比，其单一性尤为特殊。一方面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比如万花丛中一点绿，特殊的地位使其不得不思考如何面对其他多样性的社会思潮。在我国，就体现为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其他社会思潮的引领？另一方面，虽然当今世界各种社会思潮异彩纷呈，但还是表现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斗争。在西方社会中的一些政要和右翼学者看来，是如何抑制社会主义这个单一社会思潮；而在我国看来，是如何防止单一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渗透，坚持与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

对社会思潮的内涵与特征的研究是社会思潮研究的重要内容。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原理，才能对社会思潮特征进行深入的辨析。深入认识当今社会思潮的基本特征，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多样性社会思潮的引领，加强社会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的思政政治教育，探索社会思潮的发生发展规律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卷）.中华书局.

[2]著作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7.

[3]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2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98页.

辩论的特征篇7

关键词：娱乐谈话节目；《奇葩说》；话题；特征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3-0100-02

《奇葩说》聚集“奇葩”选手，以辩论为谈话形式，以娱乐为内容导向，成为各大视频网站发力纯网综艺以来的佼佼者。前三季《奇葩说》在爱奇艺播放平台上已累计超过16亿的播放量，#奇葩说#话题在新浪微博阅读数达到32.3亿。突出的话题设计和实现能力，成为《奇葩说》取胜的关键要素。

一、广泛的涉猎：话题类型的多样选择

《奇葩说》辩题是在社交平台上通过投票和节目组进行论证来产生，大都是年轻一代当下正在面临的问题或是即将要面临的问题，涵盖了人文、社会、生活、情感、就业等各个方面。通过对节目中的辩题进行归纳，大致分为婚恋爱情类、社会现象类、友情类、科技幻想类、职场规则类以及亲情类等六种类型。表1中对《奇葩说》前三季69期节目共计71个选题（决赛节目会出现两个辩题）进行了统计和分类。

从表中可以看出，婚恋爱情类共计25个，占到总量的35%；社会现象类25个，占比35%。因此，在《奇葩说》中关于爱情、婚姻的话题，以及关于社会热点、社会现象的话题占三分之二强，成为话题选择的主要方向。新兴的科技幻想类话题表现抢眼，6个话题占到了8%的比例。而讨论朋友关系的友情类话题8个、讨论工作关系的职场类话题4个、讨论亲属关系的亲情类话题3个，分别占到12%、6%和4%。

婚恋话题兼具私密话题公开化、可讨论性强等特征。在节目中，既有关于婚恋价值观层面的内容，如“结婚选择你爱的还是爱你的”、“应不应该变成恋人想要的样子”等话题，在这些话题中，无论旁征博引还是多维切入，都呈现的是当代人尤其年轻人的价值倾向，包括“是否接受开放式婚姻”、“爱上人工智能算不算爱情”等，探讨关于婚恋的前沿话题；同时，还有关于在婚恋中面临的具体问题而形成的话题，如“该不该看伴侣的手机”、“伴侣的钱是不是我的钱”、“前任的婚礼要不要去”等，从现实生活的某个小场景切入，在讨论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同样体现多元观念。

社会现象类话题是大众媒介关照社会现实的表现。关注社会热点话题、现象，如“整容会帮你成为人生赢家吗”、“为了成功潜规则该不该用”、“女性专属停车位是不是歧视”等；面向主体受众80后、90后群体所开辟的“成长系列”话题，如“选择大城床还是小城房”、“人到30是做稳定工作还是追求梦想”、“为了成功潜规则该不该用”等。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受众会因媒介提供的议程改变态度并采取行动。不同于传统电视在受众“态度”层面会给予媒介既有倾向，《奇葩说》呈现的是对某个现象的多元观点，从而引发受众的思考。

第三季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话题类型――科技幻想类。包括“人类该不该发明时光机”、“消灭谎言的科技该支持吗”、“世界需不需要超级英雄”等，被称作“脑洞题”。这些话题成为节目的一大亮点，借由幻想进行思辨，给观众带来与众不同的新鲜感。

友情类、亲情类、职场类话题虽然探讨的是与朋友、家人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但大部分话题带有明显的“爱情”倾向，如：“好朋友可不可以约”、“异性闺蜜是不是谎言”、“催婚是爱还是变态”、“该不该向父母出柜”、“上司该不该列为发展对象”等。从根本上讲，依然需要借势“爱情”这个万能话题，逃离不了“婚恋爱情类”话题的窠臼。

二、思辨的狂欢：话题的多重特征

从类型分析中可以得出节目话题的基本范畴，而无论何种类型的话题，从内在意蕴上有着共通之处。

（一）以年轻化聚焦热门话题

在分众理论的影响下，当下的大众文化产品不再试图以满足“大众”来进行生产和设计。百度指数显示《奇葩说》的受众当中，20～39岁的观众占到了86%。因此从第一季节目开始，就以“40岁以上观众在陪同下观看”为“警示”。明确其受众定位的基础上，也就确定了话题内容选择和风格定位的倾向。

在话题选择上，一方面满足青年人“求新”的特点。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年轻受众会在媒介平台上探索新事物、新观念、新意识的表达，在媒介内容接受的过程中或产生共鸣、达成共识，成为一种重要的认识方式。另一方面满足了其“求异”的特点，80后、90后在极具革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他们在接受部分传统价值观念教育的同时，更受到了新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他们会寻求一种不同于上一辈的对世界的认识和表达。《奇葩说》的话题留下了这种表达的空间。如“该不该向父母出柜”“是否接受开放式婚姻”等，这些话题具有年轻化的取向，是有讨论的必要性的。

选题以年轻受众话题为基础，但仍不够全面，诸如职场类、社会现象类、历史事实类也是年轻人所关注的话题，而作为媒体本身也应当在此类话题中有所引导。

（二）以小切口关照现象本质

一个深刻主题往往需要一个具体的切入口来表现。在辩题设计过程中首先要找到话题的边界，如果辩题过于宏观，不可能在一小时的节目时间内进行较为充分的论证，也不适于大众媒介平台的通俗化表达。例如“该不该看伴侣的手机”这一话题就是对“伴侣之间隐私保护”这一主题的具体化，“你选择大城床还是小城房”是对“人生发展的地域选择”的具体化，如果以后者为辩题，会造成话题边界过于宽泛而不易聚焦，失去话题辩论的向心力。

因此，在话题选择过程中，两个要素的配置是最为合理的，如：“高学历女性做全职太太是不是浪费”中有“高学历”“全职太太”两个要素，“交朋友要不要门当户对”中有“朋友”“门当户对”两个要素；如果只有一个要素，如“早恋该不该支持”只有“早恋”一个要素，“这是不是一个看脸的社会”仅有“看脸”一个要素，在讨论过程中观点散乱、难以集中；如果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要素，就会显得绕口，如“准婆婆有太后病要不要悔婚”有“准婆婆”“太后病”和“悔婚”三个要素、“老婆的工资是老公的三倍要不要离婚”有“老婆、老公的工资”“三倍”和“离婚”三个要素，选手会在辨析辩题上浪费过多时间而导致无法深入对话题进行讨论。

明确而直接的话题易于展开和讨论，以小切口的事实现象作为辩题，来反映和挖掘深刻本质是话题类节目创作的基本原则，以小见大，达到“门脸小小、庭院深深”之境。

（三）以娱乐性打造视听狂欢

辩论作为一种特殊的话形式是具有较强的可看性的，但一直以来在大众媒介平台上鲜有具有影响力的辩论节目，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央视财经频道的《对手》，包括《国际大专辩论赛》等，从节目质量上而言均属上乘，但收效甚微。原因在于媒体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媒介平台，通俗化、娱乐性是其本质特点，过于专业的、精深的内容和平台属性是背离的。对于《奇葩说》这样一档“网生”娱乐谈话节目而言，话题的娱乐性特征是毋庸置疑的。

制作过程中，不同于专业辩论赛的政治、经济、生态、医学、公平正义等问题，《奇葩说》选题正如上文所总结到的，关注的是情感、人生选择、职业发展等世俗化、娱乐化倾向的问题。同时，在辩题讨论过程中，会有大量娱乐化要素的渗透，如“大尺度”的话语表达、日常化场景的呈现、戏谑的模仿等。

（四）以思辨性包容多元价值

辩论类节目是以双方针锋相对的形式来聚集观点，展示对某一现象或问题的多重视角。在选题选择的过程中，具有可辩论性、包容度高是重要指标。同时，辩手为了更大限度的“赢得”比赛，会积极寻求不同的视角去解释问题，让受众拥有较为全面的看待问题的视角。如“有后代的东博士和没有后代的米博士该选择谁去核电站”“伴侣是找恋爱经验多的还是经验少的”等话题，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任何一个持方都有合理的论据来支撑观点。在一个节目中出现多种观点的交锋，并且对话题适时纠偏、深刻阐释，成为价值观念的“输出源头”。同时，不会把观点强加在某个话题上，而将选择和辨析的权利交于受众。媒介本应成为“观点的公开市场”，促使受众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进行独立判断。

一个选题在观众首轮投票过程中呈现相对平均的状态说明话题可讨论性强，反之，这个话题有较为明确的倾向，辩论的意义就不够突出。如，“恋爱中要不要有备胎”“单身是贵族还是狗”“为了成功潜规则该不该用”等，会造成选手“诡辩”、牵强附会的现象，过于注重娱乐性和“话题度”。

三、结 语

娱乐谈话类节目在话题选择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其栏目定位和受众特征，作为目前绝大多数的此类节目，具有符合年轻受众喜好的前沿性、时尚性特征，以及运用多种娱乐化元素、打造视听奇观是节目的必然选择；而在话题设计层面，充分尊重话题本身的性质，找到适合的切入点，提升话题的深层意涵，是优质节目的基本取向。

参考文献：

[1] 胡智锋.电视节目策划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2] 杨新敏.新媒体时代的电视辩论节目批判[J].国际新闻界，2012（12）.

辩论的特征篇8

关键词：马尔科维奇；辩证法；自然辩证法

在过去，学术界对马尔科维奇的关注较多的是其实践观，比较少的人对他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专门的研究，或者只是笼统地认为马尔科维奇对传统辩证法的批判和对人道主义的建构只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重复了卢卡奇的老调。事实上，这是马尔科维奇的重大误解。马尔科维奇虽然深受卢卡奇的影响，但在理解和诠释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上，与卢卡奇相比，马尔科维奇又向前走了一步。

一、南斯拉夫“实践派”与“正统派”之争

在上世纪哲学界关于辩证法的争论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中——南斯拉夫“实践派”与南斯拉夫“正统派”(即辨证唯物主义派)的争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双方在辩证法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上：第一，辩证法是不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说?第二，有没有自然辩证法?在这两个问题上，实践派的基本倾向是从人的存在来重新理解辩证法的概念，并主张将辩证法人道主义化。

然而，在实践派内部，意见又有分歧，正如马尔科维奇所指出的，“实践派”同仁“在拒绝正统的辩证法概念”时，又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因而从根本上丧失对辩证法的兴趣，另一种人则仍然相信，“辩证法对批判哲学是恰当的方法，并一方面试图通过深入研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及马克思著作中的内在辩证法，另一方面通过对当代其他方法(分析方法、现象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批判考察来发展辩证法”。前一种人指的是以M.坎格尔等人为首的“激进派”，他们否认辩证法是关于客观现实的普遍规律的学说，同时也最坚决、最彻底地否定自然辩证法。而后一种人，显然是指以马尔科维奇本人为代表的“温和派”，他们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问题，而在一定范围上并不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存在。

二、人道主义化的辩证法

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当前对辩证法的定义存在诸多弊端，只有从人的角度来研究辩证法，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本质。

(一)辩证法的定义

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在当时无论在南斯拉夫还是在其他国家，辩证法的概念都存在着巨大的混乱。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定义及辩证法方法的著述上都是不尽人意的，尤其是当时的教科书，对辩证法的定义存在着种种弊端。他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1、对辩证法的一些重要范畴(如发展、进步、对立、质、量、必然性等等)的分析、解释或定义仍是含混不清的；2、把辩证法原则无批判地、教条地理解为绝对的独立于人及其经验的现实规律，这些规律所表达的观点则被认为是神圣的、普遍的、绝对正确的和已被证明的，这样一来，辩证法也就被当成了一种已经完成了的东西；3、建立和应用辩证法的方式极其有限，很少作用自然科学以外的其他领域(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的知识来丰富发展辩证法的尝试。

针对传统的辩证法定义——“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马尔科维奇认为，辩证法“既不是一种绝对的、抽象的精神结构(如黑格尔所说)，也不是自然界的一种一般结构(如恩格斯所说)，而是人类历史的实践及其本质方法的一种总体结构——批判思维”。而这种批判思维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批判思维的地方在于：前者的最终目标是“人在历史上的自我实现”，这也是辩证法的本质所在；而后者基本上都是从某种超人的价值(如上帝、逻各斯、世界精神等)出发来研究现实。因此，只有马克思的辩证法才是真正从一种人本身存在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现实，也只有这种批判思维才是人道主义的，即“它还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研究和解决人道主义问题的方法，归根到底，被理解为一种决定人类行动的目标与适当手段的方法”，其他的都是非人道主义的。

可以说，在辩证法的定义问题上，马尔科维奇的看法基本上与卢卡奇是一致的，都强调了辩证法的批判性及人在历史中的自我实现这一本质特征。不过，对于辩证法的特征，马尔科维奇作了更系统更深刻的分析。

(二)辩证法的特点

这种方法与其他方法的区别在于以下几个特点：1、总体性：现实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具体的总体，而不能被当作彼此孤立的各个部分的组合；2、具体性：划定严格的两分法，只是概念探究过程的最初摸索；只有更深入的分析才能揭示对立面之间的中介；3、历史性：对共时性、结构性关系的研究必须以对历时性、历时性关系的研究为补充。一切表面上静止的对象不过是其历史的一个阶段，只有根据其起源和未来可能，才能全面地理解它；4、矛盾性：一切事物的动力在于事物内部各种对立力量和倾向的冲突；思维的动力在于矛盾的发现；全部问题无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解决问题就意味着解决矛盾；5、自觉性：实践这一特殊的人类活动，同物质(以及被物化了的人类存在)世界之外部的、严格的规定性不同，是以自觉为特征的，即人自觉地、有目的地投身于实践之中，并通过实践去实现人之特殊的、自由选择的可能性；6、否定性(革命性)：使对象发生根本质变的原因，是对象突破了其内在本质的局限(否定之否定)。

三、人化自然的辩证法

过去，在辩证法的分类上，传统的辩证法观认为，辩证法可分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前者指的是与人的意识相区别的自然界、社会及人的活动过程的辩证法，是指以客观事物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形式出现的各种物质形态的辨证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后者则是指人类认识和思维运动的辩证法，是指以概念作为思维细胞的辩证法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规律。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而客观辩证法又可划分为客观事物自然界的辩证法和人类社会的辩证法。

然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恩格斯的辩证法观尤其是他的自然辩证法观提出异议。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一书中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观是违背马克思的本意的，因为马克思只是把辩证法限定在历史-社会范围内，而并没有把他扩大到自然界；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人们的误解和争议，“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在青年卢卡奇看来，辩证法只能是主体的历史的辩证法，它的核心内容是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关系。恩格斯的错误主要因之于试图在显然并不存在着自觉的主体的外部自然界中寻找所谓的“自然辩证法”，而没有主体的外部自然界是绝不可能自发产生革命功能的历史辩证法。

针对卢卡奇的这种批判，马尔科维奇认为，卢卡奇对恩格斯的质疑是合理的，但他在在抛弃自然辩证法时走得太远了。

第一，卢卡奇强调把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这是他的深刻之处，这也恰恰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但是卢卡奇把辩证法仅仅归结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这种观点过分狭窄地限制了辩证法的地位和作用范围，将导致他陷入困境：如果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仍停留在历史之外，或者说，如果我们对自然现象和人类实践变革的认识并不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那么人们究竟怎样才能思考和讨论自然呢?这样一来，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哲学，一方面要通过自然讨论总体性，另一方面这种总体性的某些部分又处于哲学以外，便是自相矛盾的了。

第二，卢卡奇笼统地批判自然辩证法，却没有对“自然”和“自然辩证法”范畴的内涵作出精确的限定。他指出，如果人们要谈论自然辩证法，首先要区分清楚三种不同的概念：1、自然界本身的过程(即自在自然的过程)；2、关于这一过程的理论；3、通过人改造和认识自然的过程而导致的理论形成及实践应用(即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变)。而卢卡奇的结论之所以引起很大的争论，就在于他在批判自然辩证法时，并没有区分开以上这三种不同的自然范畴。马尔科维奇认为，如果卢卡奇是在自在自然的辩证法的意义上讨论辩证法，那么，他的批判是合理的，“不言而喻，这里的确不存在什么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是，否定自在的自然过程中的辩证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谈论自然辩证法。他指出，卢卡奇的失误在于他没有将人对自然的改变和认识同自在自然进程区分开来，“卢卡奇不但没有批判这种自在自然的辩证法概念，反而把批判的目光转向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及辨证方法在自然界中的应用”，从而他也否定了人对自然的改变和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法问题。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否定自然辩证法并不意味着在“人化自然过程”中，即在人的认识与活动所改变了的自然过程中也不存在辩证法；相反，“在自然成为人的历史的组成部分的范围内，辩证方法不仅可以用于社会现象，也可以用于自然现象”。因为，如果说，卢卡奇认为自然界不存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那么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这一过程，正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相互统一，因此，辩证法同样使用于人化自然。

第三，马尔科维奇认为，卢卡奇把辩证法的特征概括为总体性、历史性、主体性及革命性本无可厚非，但他以此来作为否定自然辩证法的论据则有点站不住脚。对此，马尔科维奇批判地指出：1、关于总体性。卢卡奇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以孤立的事实或复杂的事实为特征的。然而，事实上，迄止卢卡奇那个时代，“自然科学在建构囊括了一个单一领域中各种现象之总体性的体系方面，已经充满了成功的尝试……自然科学已经发展了部分与整体、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法，这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所无法相比的——至今仍然如此”。2、关于历史性。卢卡奇认为自然科学忽视了其材料的历史特点，而且更主要的是，它不懂得讨论自然客体的质的发展。针对他的这个观点以及他所举的例子(一支矢和一条河)，马尔科维奇指出“一支矢就是一支矢，一条河就是一条河，质变在此并不象在生产过程中那样迅速。不过，奇怪的是，卢卡奇忘记了人首先创造矢，然后才停止这样做；正是人才使得河流成为交通动脉、农业灌具和人造湖泊。因此，河流、生物物种和化学元素都有其历史”。3、关于主体性。卢卡奇认为自然只是无主体的“纯客体”。然而，马尔科维奇认为“……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在建构一种自然理论时，人总是在场的。而且这个‘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存在于特定的时代、有其特殊的需要、受其研究目的和意识形态偏见及其价值驱使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成员”，因此，人就是人化自然的主体。4、关于革命性。在卢卡奇看来，如果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界便失去了其革命性。对此，马尔科维奇认为，如果“革命”的含义被极其过分狭隘地设想为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那么革命的辩证法在这种意义上就只能被理解为更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一种特例。

第四，马尔科维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方法是对动态的、具体的总体性的一种综合的、批判的考察和理解：因为这种批判的考察和理解能够确保实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就它能被理解为历史上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现代革命过程的一个要素而言，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以及发现和把握自然的一切活动，都获得了一种辨证的意义。这样一来，马尔科维奇就比卢卡奇更精确地界定和批判了自然辩证法，集中否认自在自然进程中的辩证法，而把人认识与改变自然的过程划归人的实践活动领域。

总之，马尔卡维奇所谓辩证法的人道主义化，实际上就是将辩证法从客观的和自在的自然过程的辩证法转变为人的历史活动本身的辩证法，即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的辩证法，换言之，要将人置于辩证法的核心。可以说，马尔科维奇对辩证法的概念和本质的见解并没有突破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的框架，都是从人存在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传统的辩证法定义，由此强调一种人道主义的辩证法，强调了人及其实践活动在辩证法中的主体作用。但在自然辩证法存在与否问题上，他并没有固守卢卡奇的看法，而是认为既不应该像M.坎加尔那样彻底地、激进地反对自然辩证法，也不应该像卢卡奇那样立场模棱两可，而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讨论辩证法在不同的自然范畴内适用的情况。他认为，自然辩证法在自在自然的角度上谈是没有意义的，而在人化自然的范畴上则是存在的。马尔科维奇的这种看法虽然仍存在一些问题，但与卢卡奇、坎加尔等人相比，在探讨自然辩证法的问题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总的来说，马尔科维奇的辩证法观难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他对卢卡奇的辩证法观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在自然辩证法问题上的分析与总结，对辩证法的完善和丰富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对我们建构当代哲学的工作具有巨大的启迪价值。

参考文献：

[1]马尔科维奇、彼德洛维奇(南).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M].曲跃厚、郑一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25(导论)，26(导论)，32，4，15，29，17，18

[2]马克思、恩格斯(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1965.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