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理论范文

时间:2023-06-14 11:12:54

辩论理论

辩论理论范文第1篇

有关语言的美丽童话

什么是语言?让我们首先参考《辞海》对语言的定义: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同思维有密切的联系,是思维的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把语言定义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工具,这是无可厚非的。同样道理,语言也是辩论、甚至赢得辩论比赛的工具。可是,一旦语言被定义成人类的文明或文化水平的标志,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结论,即语言是中性的、客观的、自然的、不含任何偏向性的。无独有偶的是,《现代汉语词典》注明语言"一视同仁地为各个阶级服务"。

按照以上定义,语言对人类具有两种不可或缺的作用:1)语言作为思想载体的工具性作用;2)语言作为文明标志的中立性客观标志性作用。从这两个作用可以推论出两个引伸意义,即: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语言,以及谁的语言说得更好谁就更文明更高级更伟大。在历届国际汉语大专辩论赛上,汉语做为攻城拔寨、克敌致胜的刀枪,其工具作用自然不可低估。与此同时,汉语作为思想水平和文化文明水平的标志也得到无微不至的彰显。

随着国际汉语大专辩论赛历史的延伸,语言的引伸意义,即作为思想文化水平的标志,远远超越其工具性作用。而且,语言本身越来越异化成艺术,而不是思想表达、沟通和交锋的工具。资深辩论教练和评委张霭珠女士曾撰文指出,汉语已"达到至善至美的艺术境界。汉语不仅有丰富的词汇、灵活多变的语法结构;历代积累的典故成语、诗词、警句、谚语、箴言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使汉语在世界各种语言之中出类拔萃、魅力无穷"。语言的艺术化,表现在汉语大专辩论赛上的结果是,辩论不再是思想观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交锋,而是语言艺术的展览。据张霭珠女士称,"华语既是辩论的工具,对华语掌握运用的水平又是评判的标准……"。汉语大专辩论赛展示的可能就是上面罗列的种种语言美妙之处吧。

对语言有什么样的定义,对辩论就会设制什么样的标准,最终必然会造就什么样的辩论风格和辩手。由于我们把语言理解成思想、艺术和美的结晶,导致辩论成为语言秀,导致辩手成为语言的表演者或者--说得难听点--成为语言的卖弄者。我们反省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历届汉语大专辩论赛确实是一出不断自我重复的语言秀。虽然每位辩手的发言时间通常只有3分钟,但他们通常都会表现出如下的几种语言秀色。

首先,历届辩手大都喜欢使用散文诗歌型语言表达方式,陈词中既少不了比喻、成语和排比式修辞,也不缺易于煽情的诗词或哲理,但缺乏朴实的语言和朴实的道理,没有自己的鲜明的观点,根本就不象是青年人在讲话。正如李霞所说的,"辩论稿的语言有越来越华丽的倾向,(因为大家以为)华丽的语言气势如虹、富有感染力"。1995和1999汉语大专辩论赛的总导演潘跃(1998)也曾抱怨,如今的辩论过分依靠积累堆砌华丽的名词和煽情性的形容词。

其次,辩论稿里古文和旧体诗词,特别是带有某些肤浅哲理的警句或语录泛滥成灾。据刘春观察,"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历届辩手百用不厌的诗句。除此之外,屡被引用的诗词多的是,包括一、两百年前西方古典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诗词、中国古代诗词和现代主义朦胧诗。1999年西安交大队的四位辩手就在决赛中反反覆覆地朗诵诗词。1997年加拿大队的四辩在初赛的结辩时曾引用一段古文,连在座的主办人员都听得"一头雾水,幸亏他背诵完之后解释一句:''''''''也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拔苗助长'''''''',(主办人员)才明白其意"。

再其次,很多辩手尤其热衷于引用伟人圣贤的语录为自己撑腰壮胆,最经常被抬出来示众的包括中国的孔子、孟子、鲁迅、金庸和西方的布拉图、培根等人。1995大赛的台湾辅仁大学代表队一辩在半决赛陈词时,3分钟之内先后引用了孔子四段话,王阳明、亚里士多德、马克斯韦伯和邓小平各一段话。除此之外,他还提到马克思伦理学,并引述了一段当代中国流行的一段顺口溜。别人的话林林总总加在一起,远远比他自己的话要多。更有甚者,有时候,一方刚朗诵出某位古今中外圣贤的一句话说明己方的观点,另一方马上背出同一位圣贤的另一句话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其实,早几年老边(1995)等人就批评了言必孔子老子的辩风,可时至今日,辩论一如既往仍然是名副其实的比赛背诵语录哲理和诗词警句。

另一种语言秀是李霞所抨击的"妙语翻版"现象。即对某些家喻户晓的语录哲理诗词警句格言稍加处理,加减或替换一两个词以后再洋洋自得地抛出来博取掌声。比如:把屡屡被人引用的"梅花香自苦寒来"稍加改动变成"梅花香自温饱来"。这种耍小聪明的伎俩,可能是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也可能是为了避免过多旁征博引暴露出自己缺乏思考力、想象力不足、应变能力差,反正许多辩手乐此不疲,蔚然成风,使"妙语翻版"成为汉语大专辩论赛的唯一御用出彩手段。我注意到,俞吾金(1993)在总结如何用幽默感人的语言取代贫乏枯燥的陈述时,举的三个例子都属于"妙语翻版"的范畴,其中包括对裴多菲和柳宗元的诗的翻版。

辩论理论范文第2篇

一、政治课需要有讨论

传统的教育是教学生“学会”,而不是教学生“会学”,这样就势必造成“先生讲,学生听”的局面,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造思维受到了抑制。而我们正在推行的素质教育是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核心的教育。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使素质教育继续深化和提高,在课堂教学中,就必须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讨论,学生和老师进行讨论,让师生之间充盈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教育情境和精神氛围。对学生而言,讨论交流意味着心态的开放,主体性的凸现,个性的张扬,创造性的解放;对教师而言,交流意味着上课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一起分享理解,是生命活动、专业成长、自我实现的过程。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要做学生的促进者,在促进学生知识、能力、思想道德提高的同时,提高自己。例如学习“商品的产生”这个内容时,在大体讲解了商品的产生过程后,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学生对商品产生过程中几个要素先后顺序的讨论上。可以设问“商品、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与商品经济的产生其先后顺序是怎样的?”如果没有真正理解商品的产生过程,那么就会得出先有商品生产后有商品交换的结论。按照正常思维,产品没有生产出来就没有可交换的对象。但是通过学习上不同层次和认识水平的学生相互之间的讨论和交流,学生就会逐渐认识到自然生产和商品生产的区别,领悟到商品产生的过程应该是先出现了为满足自己消费要求的自然生产在产品有了剩余之后,出现了偶然的物物交换、商品交换,最后才出现了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这种讨论就把学生多方面、多层次的思维水平和特点展现出来。通过各种思想的交锋和交流后最终获得正确的认识,澄清了思想上的模糊和混乱。

二、政治课也需要争论或辩论

高中学生在生理上已步入青年期,在心理上处于不成熟向成熟的过渡期,这一时期,学生独立意识急剧发展,逐步摆脱对师长的依赖心理,增强了独立思考能力和考察社会能力,能运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思想政治课上的理论教育要经过独立思考后才会得到自觉接受。辩论中,辩论的双方都需要具备明确的观点、充足的论据来说服对方。如讲到“价值”时,我们可以组织学生围绕“胡健舍己救人”一事展开讨论:安徽省桐城市新渡镇永久村人胡健,2010年8月4日面对求救声,他毅然决然地舍弃了一切,救落水儿童,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他这样做值得吗?有的同学提出“儿童也是人,是人就有命,在这点上命的价值是等值的”, 通过讨论,学生认识到了胡建人格的伟大,对自己进行了一次价值观的教育。这实际上已触入到了“生命价值”这一人类最基本的价值的问题。讨论下来的效果比教师灌输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的效果要好。

三、政治课更需要论理

课堂讨论也好,辩论也好,都要力求论理透彻,论据充足,语言逻辑严密。如果说讨论、辩论让学生张开了嘴巴,那么论理则让学生开始运转他们的大脑,开始利用储存在他们大脑各类信息。应提倡学生“不惟书、不惟上、不惟权、只惟实”的思想,敢于怀疑、敢于质问、敢于批评,以正确的理论知识为主线,展开论证。如怎样正确地认识近几年来我国银行利息下调的问题和目前人民币汇率的升降趋势问题。需学生从宏观角度,再到微观角度,从政治角度再到经济角度去思考,详细收集资料,加深学生对事件原因的理解,培养学生对未来的预见能力。

四、政治课还需要论述

我们必须给予学生以陈述自己观点的机会,让他们有发表自己见解的“舞台”。学生在课前课后的准备,通过在课堂上叙述和分析,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对知识的理解能力。如看过热播电视剧《大宅门》,我们可以让学生们对里面的各个人物的行为进行角色分析,并找出经济规律的痕迹。由各个学生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以商人、地主、买办等等各种角色论述其“经济行为”。这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虚拟的情境去理解经济,去理解市场规律,并尝试用语言表达。独立完成对知识的理解,就是吸收知识的最好办法。

五、政治课讨论中还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处理好“论”与教材知识体系的关系。有时,学生会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所讨论的问题本身“就事论事”,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对知识体系的把握不足,课堂效果也无法体现出来。所以,既要讨论问题,又要注意基础知识的掌握,二者不可偏废。

2.进行“论”的主体是学生,教师始终都是指导者。教师首先要注意,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使学生觉得没有“论”的必要;其次还要加强方法的指导,不能使讨论偏离核心议题;再次,要切合学生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水平,在这个原则下,尽可能展示学生的观点。、

辩论理论范文第3篇

一王延直(1872-1947),字穆若,号仲肃,又号剑秋,贵州贵阳人,留日学者,清末庚子辛丑并科举人,中国近代引进和传播西方逻辑科学的先驱之一,其逻辑学代表著作《普通应用论理学》[1](以下简称“王著”)突出地代表了西方逻辑系统输入成熟阶段所达到的水平,在中国近代逻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王著”写于1905-1912年,历时七载,于中华民国元年七月(1912年7月)由云南印刷局印刷,贵阳论理学社发行。1981年由云南逻辑学者黄恒蛟先生在旧书摊上发现,随即被带到当时正在昆明召开的云南省逻辑学会成立大会上。应邀参加大会的贵州省哲学学会逻辑组副组长张同生先生(后曾任贵州大学副校长、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将该书借回贵阳复印了几份,之后,贵阳师院政教系(现贵州师范大学政经系)按原样制作成油印本数百份供研究参考,即今之所见《普通应用论理学》。

二“王著”重现受到了学术关注,其学术价值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首先是对于“王著”的学术地位的关注。有学者认为,“王著”是“云贵地区近代逻辑教学和研究的一个缩影”,“对研究我国近代逻辑史及逻辑学在云贵地区的介绍和传播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和研究价值”[2]43-49;也有学者认为,“王延直是一位热心宣传、推进逻辑科学在我国传播发展的实干家”[3]15-20,“王著”等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对西方逻辑的系统输入已进入成熟阶段”[4]81-82;还有学者指出,“王著”是“中国最早的国人自己纂著的几部逻辑著作之一”[5]14-21;“象《普通应用论理学》这样从1905年就由中国人自己纂著的逻辑著作,在那个时期,不仅在云贵地区罕见,就是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6]42-43;王延直等学者“亲自动手写作逻辑著作,这标志着中国逻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7]6-9;国家“六五”计划重点项目《中国逻辑史·近代卷》对“王著”作了长达4页,近3000字的评价,提出:“特别是《普通应用论理学》,突出地代表了西方逻辑系统输入成熟阶段所达到的水平。”[8]

1999年底,北京隆重出版《中国学术百年》丛书,其中的《逻辑学百年》一书多次提及并高度评价“王著”,特别指出:“严复等人译著的问世及严复、王国维、王延直等亲自讲演或授课,受到学界、思想界热烈欢迎,‘一时风靡,学者闻所未闻,吾国政治之根柢名学理论者,自此始也’”[9]。因此有学者提出,“王著”是“继《穆勒名学》出版之后,可以跟严复翻译的《名学浅说》、王国维翻译的《辨学》相提并论的逻辑学著作”[10]58-60。其次是对于“王著”纂著的时代背景的讨论。

有学者认为,“王延直先生是受强烈的民族使命和社会责任感的驱使,来完成这部书的”[11]16-20;也有学者指出,“王著”的写作目的是“开发民智,促进中国的革新自强”[6]42-43;还有学者认为,“王著”所体现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当时“科学救国”或者“教育救国”一类的基本思想[2]43-49。

再次是关于“王著”内容的研究。《中国逻辑史·近代卷》特别提出:“王著”一是“内容丰富,演绎归纳并重”;二是“注重历史沿革,明确肯定中国名辩、印度因明、希腊亚氏逻辑为世界三大源流”;三是“逻辑术语好记易懂,已趋稳定”;四是“理论系统,强调应用”[8]。也有学者认为,“王著”“内容全面、融贯中西”[12]75-78,“简明扼要、眉目清楚、行文流畅、好读易懂”[4]81-82,更为重要的是,她“包含了深邃的逻辑思想”[12]75-78。

综观已有研究,“王著”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其史料价值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学界同行的真知灼见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启迪,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在研究视角上,已有研究大多局限于逻辑基本理论的分析,缺乏从逻辑哲学层面的考察;其二,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研究均没有关于王延直逻辑源流思想、逻辑客体思想、逻辑归纳思想以及逻辑演绎思想等重要的逻辑问题的系统研究。因此,立足于逻辑哲学的视角,深入挖掘“王著”所包含的深刻的逻辑思想及其理论体系,仍然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全新课题。

笔者认为,“王著”不仅具有学界所认同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她包含了深刻的逻辑哲学思想,许多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学术启迪。

三就内容而言,“王著”并未涉及现代逻辑理论,这似乎意味着该书未涉及逻辑哲学问题。因为,一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哲学是一门新兴的哲学学科,它是现代逻辑与现代哲学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产物。它的产生有两个历史前提:一是数理逻辑的创立以及后来多种逻辑分支、多个逻辑系统的同时并存,一是现代西方哲学所发生的‘语言学转向’。因此,逻辑哲学的历史并不长。”[13]1

若按此理解,当然也不存在“王著”所包含的逻辑哲学思想。然而,对“逻辑哲学”也可以广义地理解,即不论现代逻辑还是传统逻辑,都存在由逻辑本身所包含或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以哲学的眼界来探讨、解释和回答这些问题的理论,就属于广义的逻辑哲学的范围。

尽管“王著”未曾涉及现代逻辑的内容,但其讨论的大大小小诸多问题,在而后数十年间一直是逻辑哲学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大多都是在现代逻辑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才引起人们关注的,如逻辑的源流及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问题、逻辑的研究对象问题、逻辑科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以及归纳与演绎问题,等等。

关于逻辑源流问题,涉及到中国古代有无逻辑这一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王著”明确肯定世界逻辑的三大源流:“古代文明诸国,莫不有论理学之萌芽。其中最著名者三:曰中国,曰印度,曰希腊是也。”[1]9

从而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学者所谓“中国古代无逻辑”论。但是,“王著”并非完全认可中国古代各家各派的逻辑理论,认为孔子、荀子而后无人继起;至于惠施、邓析、尹文、公孙龙等,无非诡辩派耳;韩墨诸家之文章、苏张诸家之辩论,纯属偶合,决非由逻辑法则得出。“王著”指出:“孔子首创正名之说”,“荀子蹱之”,“于是有大共之说。即今之所谓归纳也。有大别之说,即今之所谓演绎也。”“惜乎荀子而后无人继起而光大之。”“若夫惠施邓析尹文公孙龙辈,无非徒逞诡辩,取快一时。”“韩墨诸家之文章,苏张诸家之辨(辩)论,证以论理法则,合者也颇多,然此不过偶然之符合,决非皆由论理法则而出者。”[1]9-10这种认为孔子、荀子而外无逻辑的观点,难免是对古代一大批逻辑家的逻辑学说及其贡献的抹杀,恐难为今之逻辑史研究家们所接受。至于惠施、邓析、尹文、公孙龙之理论是否诡辩,迄今仍在争论。

关于逻辑的研究对象,逻辑学界给出不同的回答,至今仍未达成一致。但归结起来,逻辑的研究对象大致可分为三类:思维(自弗雷格[G.Fre-ge]以降,改称推理或推理形式有效性)、语言和客观世界。“王著”开篇指出:“论理学者说明思考之法则之科学也。”“语云:有物有则。宇宙间现象,虽千变万化,然皆必循一定之规律,此一定之规律,即法则也。”法则有二:“天然的”和“人为的”。“天然的法则,凡属实物,皆不能不遵循;至人为的法则,不过行于知识发达之人类间而已。例如伦理法、文典、美学的规范等,皆人为的法则也。思考之法则,亦人为法则之一种。”“思考之法则虽属人为之法则,然与任意所设定之规律不同,必以天然的法则为其基础。”[1]7-8显然,“王著”所谓“思考之法则”乃“以天然法则为基础的人为法则”。因此,关于逻辑研究对象,“王著”具有明显的逻辑客观世界说倾向;在认识论上,“王著”纂著者属于唯物主义反映论者。

关于逻辑科学的学科地位问题,“王著”赞同西方学者所倡“论理学为科学中之科学”之观点,指出这“足以表示论理学范围之广大”。值得一提的是,“王著”从语源学的角度,论证了逻辑学与各科学之间的关系。如生物学:西语称为生物论理学Biology;动物学:西语称为动物论理学Zoology;昆虫学:西语称为昆虫论理学Entomology;生理学:西语称为生理论理学Physiology;地质学:西语称为地质论理学Geology;植物学:西语称为植物论理学Phytology;矿物学:西语称为矿物论理学Miner-alogy;心理学:西语称为精神论理学Phychology,等等。“可知,多种科学皆不能离乎论理学”,“欲深究各科学,自不可不先究论理学”[1]12-13。从语源学角度考察逻辑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使人们在理解上更加直观清晰。

关于归纳问题,在逻辑哲学上主要探讨归纳推理是否能得出必然性结论,如果不能,其合理性何在?如果归纳推理的合理性不能得到辩护,将影响归纳逻辑的合理性;如果归纳逻辑的合理性不能得到辩护,“归纳逻辑就没有牢靠的哲学基础,这样的话,归纳逻辑学家就一刻也不得安宁”[14]12。关于归纳推理的合理性问题,“王著”不得不寻求哲学上的假定,指出:“归纳推理之基础不外二大原理,一曰因果律,一曰自然齐一律。”[1]99“王著”认为,一切现象必有原因,一切原因必有结果。此原理谓之因果律。“此律系吾人当思考时自然不能不发生之假定也:例如由果推因,因虽未见,在吾人不以为无因,此时之所谓因自是假定的”,故“因果律又称为先天的原理”。因此,“必有因果律而后归纳法始能应用于实际也。”关于“自然齐一律”,“王著”曰:“时无论古今,地无论东西,一切生灭起伏于自然界之现象,其性质其活动有不期其同而同者。此原理谓之自然齐一律。”“王著”关于自然齐一律的论述,已相当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了,在“五·四”之前能够认同这些观念,是很不容易的。由于此律“系吾人由经验视察之结果所得之原理”,故其“又称后天的原理”。此律具有“举一反三之妙用”。因此,“必有自然齐一律而后归纳法始能应用于实际也”。

可见,“王著”认为,因果律和自然齐一律共同构成了归纳推理的基础。不仅如此,“王著”还在“附识”中指出:“因果律”比之演绎法中之原理正与充足理由律之原理相同;“自然齐一律”不但为归纳推理之基础,且为“演绎推理之根本原理,盖此律即演绎论理中所谓同一律之变相也”。尽管“王著”对“因果律”和“自然齐一律”寄予厚望,但此二律终究只是哲学上的假定,因此,归纳推理的合理性仍待辩护。

演绎问题,是指演绎推理是否能够出新知的问题。推理的中心任务是从已知获取新知。演绎推理的结论被认为是包含在前提中的,何以给人以新知?若不出新知,又何以为推理?这一问题的哲学意义,事实上不亚于著名的归纳问题,因此,我们称之为“演绎问题”。关于“演绎问题”,“王著”一方面坚持逻辑之要处在能推知事物之真理,使人知识扩充,另一方面又认为演绎推理不能够使人知识扩充。“王著”指出:“论理学之所以可贵者,其要处即在能推知种种事物所含之真理,使吾人知识愈加扩充”[1]7;“演绎的推理,其断案当包含于前提中,决不许及于前提上。”[1]99“王著”因此认同了演绎推理不出新知的观点。归纳问题和演绎问题,不仅是“王著”面临的问题,也是逻辑学家们共同面临的逻辑哲学问题。因为,逻辑的任务本身要求能推知事物之真理,使人知识扩充,但如果归纳推理不具有保真性,那么其真理性无法保证;如果演绎推理不出新知,那么就无法使人扩充知识。这势必导致的结论是:无论归纳推理还是演绎推理,均不能独立完成逻辑的使命。因此,寻求归纳与演绎的统一是逻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辩论理论范文第4篇

一、加强法学理论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工作繁忙,我们对法学理论研究,局限于就案论案,遇到有关问题现找资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忽略了案与案之间的融会贯通,对涉及的法律问题,缺乏抽象性的理论思维。因此,需要对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法律论证时,就不能对所运用的法学理论深入展开,不能全方位、深层次的分析论证问题,缺乏严谨的系统性和逻辑性。要改变这种状况,实现法学理论的综合提高,一是加强法学理论学习,鼓励法学学历再教育;二是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要在机关的司法实践中,加强可行性论证,又要把出现的问题和经验进行及时的预见和总结,实现理论与实践互动,做到边学边用,学以致用。

二、细化公诉实务

1.制作阅卷笔录,要求把预审卷宗重大涉及定罪量刑的所有事实和证据全面反映出来,对于同类证据要特别注意将矛盾和不一致的细节记录下来。

2.案件审结报告,不仅要提出论证意见,还应当将对全案审查工作作出总结,对需要说明的问题作出解释,不仅要列明定案的证据,还要对这些证据的证明力进行系统分析,对单一证据可采取程序,做到心中有数,并最终确定向法院移送的主要证据。

3.书制作要求格式规范,必备要素齐全,符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文书格式(样本)》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2条规定指控事实准确、完整、表述要求精练,线索要求清晰。在事实部分之后,准确写明证据的名称、种类;理由概括、精练、定性准确,运用法律条款必须全部列明,特别注意总则条款的适用和犯罪要件的体现。

4.法庭讯问提纲,要求明确讯问的目的,且围绕构成要件;讯问应注意重点突出;还要注意对出现被告人翻供、沉默、答非所问等情况设计问题。讯问语言规范,问话力求简练。

5.法庭举证提纲的制作要求围绕构成要件,选择科学的示证方式,举证不求全,但突出重点,应按照明确的线索进行举证。语言规范简练,举证应对讯问的重点内容有所呼应,并指出可能需要质证的内容。有时还需要说明列举证目的取证过程。

6.公诉意见书要求格式规范,内容全面,结合事实、充分论证,得出结论,分析要有理有据,尤其注意对证据之间的关系做证论,适当加入法治教育内容,文字表达力精练,突出感染力。

7.答辩提纲,包括两部分,辩点预测和答辩论述。第一部分尤为重要,要求预测全面,该预测的辩点预测不出,庭上难以应对充分,必然陷入被动。常见的辩点通常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预测:一是法律运用,包括重罪与轻罪、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二是事实证据方面,一般在质证时就会有所体现;三是法定从重、从轻情节方面;四是在一些酌定情节方面。

三、突破平面辩论模式

过去我们在法庭上辩论,只是就法论法,既停留在“平面”层次上,缺乏系统性,已不能适应新的更高公诉辩论要求。

1.论理。包括“法理”和“情理”的论述。“法理”主要是指对法律规定、法律依据和相关法学理论的论述;“情理”则是从情理上分析,要求公诉人在论法的同时学会从感情出发,从人们普遍认可的价值取向出发去展开论述,力争从情理上也能打动、说服法官做出裁判。

2.叙由。即在辩论中在对事实做出适当的论述。要追求客观事实的情景化和过程事实细节化,叙述应尽可能形象、生动、突出重点、突出冲突,可以用戏剧化的手法再现事与非、利与害、德与法。

3.陈情。语言是公诉中最基木的要素,平淡的语言背后往往可以蕴涵丰富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内容给听者的感觉却有所不同的原因,这里除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外,就是一个情感问题。公诉人在法庭上,应正义凛然,应适度地融入应有的感情,但要把握好度,要放下公诉人的架子,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从人性、道德和感情去展开论辩,从而使公诉人在法庭上的形象更加丰富可信。

辩论理论范文第5篇

一、你有什么新发现?孩子对新鲜的事物都感到好奇,如何利用孩子们的这种好奇心,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培养他们识字的兴趣,让他们一开始就能主动地认识汉字,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课题。孩子们好观察、爱表达,我就引导他们从“看字”和“说字”做起。

在学习“人、大、个”这三个字时,我用红粉笔写这三个字中的“人”字,不等我提问,已有小朋友高高地举起了手要求发言。他们的发现让我欣喜万分:

“这三个字里都有‘人’。” “‘大’和‘个’的‘人’不一样,‘大‘的撇变长了,‘个’的撇变短了。”

“老师,‘个’的‘人’跑到上半格去了。” “‘大’的撇变成了竖撇。”

真没想到一年级的孩子会观察得这么细致,我决心要多提供这样的机会、让孩子们自主地、愉快地识字。

学习“多”这个字时,我问:“你有什么新发现?”

“‘多’是由两个一样的字拼起来的。”

“那个字是‘夕阳红’的‘夕’。”

这时,我一边小结一边提问:“这两个‘夕’组成‘多’,有点像双胞胎。再看看这一对双胞胎就是长得一模一样呢?”

“不,下面一个‘夕’第二条腿横撇长一点。”

“对呀,不然它怎么有力气顶着头顶上的兄弟呢?”

孩子们听了都会心地笑了。在接下来的学习中,大家又认识了“朋、双、比、回”,还发现了双胞胎之间的差别。课间,有些孩子说还有三胞胎,我请他们说一说,黑板上一下子出现

了“品、晶、森、鑫、磊”等字。我趁机请认识这些字的学生教大家认识了这些新朋友。这一天的学习使大家都很快乐。孩子们的扩散思维这么快,看来只要我们做有心人,把握好机会,就能引导他们在“看字”和“说字”的过程中得到乐趣,发现规律,举一反三。

一个复杂汉字中往往包含着好几个汉字。教材把“树”和“对”安排在同一课,确是别有一番用心。初学课文时,就有孩子发现“树”中有个“对”,我及时地表扬了他;重点识字时,个别孩子又发现’树”里有个“又”,“树”中有个“寸”,“树”中还有“村”,竟然有孩子发现“树”去掉“寸”后剩下的“权”也是一个字……最后,我们集体认读了这七个字;木、又、寸、权、对、村。树,还结合口头组词帮助孩子理解了字、词的意思。这样的学习既轻松又充实,何乐而不为呢?

它们有什么异同?

二年级是识字量最多的年段,其中形声字较多。我首先鼓励孩子们结合字的意思认识字的形旁,读准字的读音再读声旁,形象地了解什么是“形旁”和“声旁”,逐步渗透“声旁表音”和“形旁表义”的功能。这样的字很多,如:园(四周都有栅栏的花园)、披(用手披)等。

第三、第四册教材都安排了两个单元的集中识字,其中有形声字归类。例如,辩、辨、辫、瓣是一组形声字。我首先请小朋友观察并朗读,说说它们有什么异同。孩子们大致能归纳出这样几点:(1)都是左中右结构;(2)前三个字读音完全一样,字形相近;(3)声旁相同,形旁不同。识字时,我们结合词语“辩论、分辨、辫子、花瓣”的认读,帮助小朋友理解字义。其中“辩”“辨”和“辫”这几个字,通过朗读儿歌结合形旁来区别和理解它们的字义一辩:辩论、争论;辨:区别、判断;辫:头发交织。

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孩子们区别许多形声字组:挺(手插腰,挺直腰)艇(超级大船就是艇)蜓(蜻蜒是昆虫),优(这个人很优秀),忧(心中忧伤);跟(脚后跟,足后跟),很(这两个人很要好),狠(像狼一样狠),恨(心中悔恨);转(车轮转转转),砖(石头也可以当砖用),传(动人的传说),炮(炮火冲天),泡(在水中泡一泡),跑(足球运动员积极跑动)抱(用手抱),饱(饱食一顿)等等。

编个口诀记住它!

在一二年级的识字教学中我发现,“编口诀”能帮助孩子们轻松地掌握一些难教的生字。比如:

朋:两个月亮交朋友。

种:禾苗种在水田中。

回:小口回家大口关。松:公公站在松树旁。

树:村子里的树木对对齐。

峡:山和山夹着峡谷。

艳:色彩丰富多鲜艳。

辣:束老师说不能常吃辛辣的食品。

默:一只黑犬默默地呆在那儿。

琴:今天,王晶和王品一起弹琴。

竖:小瘦和大瘦又立在一起。

景:红日东升,南京的景色更美丽。

念:今天要用心念书

肯:月亮不肯止步。

颜:这页纸产生了三种颜色。

飘:起风了,邮票飘落到地上。

挖:他提手挖走了究的长撇。

解:用刀砍牛的角,解决了问题。

孩子们不仅喜欢这些“口诀”,轻松地记住了这些生字,而且对编口诀也产生了兴趣。只要调动起孩子们的积极性、并且尊重他们的劳动,他们就会给你带来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吼:孔雀张开嘴吼叫了一声。

剪:你在前面用刀剪。

棍:他从昆明带回了一根木棍。

爬:用爪子巴着墙往上爬。

努:奴隶必须努力地干活。

翩:孔雀展开扁扁的尾羽翩翩起舞。

梦:夕阳在林中落下,一切进入梦乡。

喇:束老师立在那儿用嘴吹喇叭。

狼:狼狠一点。

这样,在孩子的眼中,汉字不再是单调的笔画组合,而是一个个生动活泼的个体,里边还有各不相同的故事。在这种情况下,识字不再是死记硬背的枯燥过程,而是充满情趣的游戏。孩子们真切地感受到学习汉字的乐趣。

【评析】

这是一篇很好的教学经验总结。 你有什么新发现?它们有什么异同?编个口诀记住它!”这样的趣味识字法,是作者从自己教学实践的典型材料中科学地概括出来的。在写作的时候,作者很注意这么几点:

1.用事实说话

作者能运用具体的教学个案来阐述经验,以课堂教学的 事实为出发点边叙边议。这些教学个案的选择非常注意真实性,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活泼的课堂教学气氛跃然纸上,令人信服。

2.举例很典型

作者在举例的时候,没有堆砌材料、罗列现象,所用来说 明经验的教学个案,绝不是从个别的事例中挑出来的,而是从普遍存在的事实中进行选取;在引导学生发现时,对“多”字的教学详写,对“朋、双、回、品、晶、森、急磊”等字的教学略 写,有详有略,详略得当。

3.概括较科学

经验总结,是由对个别事物特性的认识,概括为对它所属 的同类事物的认识。作者在概括“引导学生比较异同”这一方法时,能以公认的“形声字”的原理为依据,使概括出来的经验 既得到典型材料的支持,又符合科学原理,并以教育科学理论 作为衡量这个经验是否有推广价值的标尺。

4.能就事论理

总结经验必须用典型的事实材料来说明由实践得来的新 认识。这里的“事实材料”就是“亨”,“由实践得来的新认识”就是“理”。总结经验,既不能就事论事,也不能就理论理,而应该就事论理。通过就事论理,提高认识水平。

辩论理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高职院校;能力本位;思政课教学;改革探索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2)10-0019-02

当前,各高职院校在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方面,都非常注重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以技能立身,靠素质发展”已成为高职院校培养学生的主流方向。思政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经过多年的教学改革探索,各院校整体状况已经大有改善,但在与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相结合方面还很不够。增强思政课教学的吸引力与实效性,为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服务,已成为各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探索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亟待改革

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亟待改革的理由或依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学生对思政课兴趣欠浓 高职院校思政课普遍存在学生学习兴趣欠浓、积极性不高的问题。笔者在我院在校生中随机抽取了400人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387份,有效回收率为96.8%。调查中发现,学生选择高职院校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学好专业技能,将来有一技之长,但对专业课以外的基础课程普遍兴趣不大。从调查情况看,对思政课不大感兴趣的学生人数多达128名,占调查总数的33.1%,位列不感兴趣课程的第二位。学生有“思政课太枯燥”、“学这个没啥用”、“大道理从小讲到大”、“政治关我什么事”、“都是考记忆力的,没意思”等想法。思政课得不到学生重视,最主要的原因是学生认为这门课程对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没有多大的帮助。可见,高职院校的思政课应具有高职特色,从培养职业能力出发,才能对学生有吸引力,引起学生重视。

企业更注重高职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企业在招聘毕业生时,更看重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此外,他们还比较注重哪些因素?笔者在学院毕业生招聘会上,对前来招聘的470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70份,回收455份,有效回收率为96.8%。调查显示,企业在招聘员工时,除综合职业能力外,还比较注重学生政治理论理解能力的有87家,占调查总数的19.1%;比较注重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力的有98家,占调查总数的21.5%;比较注重团队协作能力的有145家,占调查总数的31.8%,比较重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有125家,占调查总数的27.5%。通过对企业老总的进一步访谈得知,选择注重政治理论理解能力的企业认为,企业的发展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招聘的高职学生与普通的操作工人要有区别,他们今后多数将成为企业的骨干,除了掌握技能外,还应关心国家时事政治,懂得学习国家的政策,因此需要政治理论理解能力;选择注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力的企业认为,一名大学生员工,人品很重要,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应比一般员工要强;选择注重团队协作能力的企业认为,具有良好团队协作能力的员工才能成为企业的骨干;选择注重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企业认为,如果要成长为一名骨干员工,必须有良好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遇到问题能独立分析并解决。从这次调查情况看,企业认为高职学生除了应具备本专业技术职业能力外,还不可或缺的前四项能力分别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政治理论理解能力。因此,如何提升这四项能力应成为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的重点。

思政课教学应树立能力本位职业教育理念 能力本位职业教育理念是指以重视获得岗位操作能力为目标,倡导以能力为基础的职业教育体系,主张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受教育者的从业能力,在发展职业教育的手段上更强调企业的参与。能力本位教育以全面分析职业角色活动为出发点,以提业界和社会对培训对象履行岗位职责所需能力为基本原则,是以从事某一具体职业所必备的能力为出发点确定培养目标,设计教学内容、方法和过程,评估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思想与实践模式。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是为企业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输送大量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能力本位教育强调以能力作为教学基础,以岗位群所需的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专业课主要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但专业技能以外的能力就需要其他课程共同辅助培养。因此,高职思政课教学应树立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理念,结合自身特点,按照企业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重视培养和提高除专业技术能力之外的综合职业能力。

以能力为本位的高职

思政课教学改革探索

每周一次时事评论,提升学生政治觉悟 要提升学生对政治理论的理解能力,传统的教学方式提高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厌学现象严重。笔者针对专业特点,每周在思政课前10分钟进行一次热点时事回顾与评论,评论既有广泛性,又有针对性。例如,针对建筑、房地产等专业,就国家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进行分析评论;针对计算机专业,就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的精神进行分析学习;针对服务类专业,就国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进行学习。这样的政治理论学习与学生将来从事的工作有密切的联系,不仅能引起学生的重视,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性,而且还能提升学生的政治理论理解能力。

辩论理论范文第7篇

网络的普及,真是让学生欢喜家长愁。的确,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不少有识之士担忧:不少青少年沉溺网络不能自拔,影响身心健康,一些青少年甚至走向犯罪。请你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以“网络利弊谈”为话题,写一篇作文。题材不限,题目自拟,字数600字左右。

【写作引导】

的确,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就在于人们如何利用它。辩论双方可以就这一话题展开辩论:只要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有力,就可以展示精彩。

一、开门见山,提出论点。辩论,一般情况下,要开门见山,亮明观点:既可以直接表明观点――我认为青少年上网,利大于弊;也可以通过一定事实和名言道理,直接证明自己观点正确。当然,也可以通过一些事实和道理,批驳对方错误观点,然后引出自己的观点;还可边“破”边“立”、破立结合。辩论一般采用这种方法,既树立自己的正确观点,又要批驳对方的错误观点。

当然,还可巧用比喻,引出论点,巧借比喻亮出论点,借助形象说理,增强吸引力;还可通过对比来凸显论点,引人注目;可通过自问自答,引出观点或引出论题;还可以在叙述完故事后,以设问形式引起读者的深思,然后引出论点。

二、选用论据,翻新出奇。不管是写辩论稿还是议论文,要证明论点,就要善于选择论据,而论据的选择,要根据论点做辐射状思维和多向的选择,力求让论据新颖出奇,耳目一新。

要注意避俗取新。选择论据要避俗取新,要“与时俱进”,选择新近出现的人和事,力避“地球人都知道”的陈旧“经典”。要想论据新颖不俗,要建立以新悦人的意识,广开源头活水,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写作时,多思考,多比较,论据就能常写常新。

要咬住避平取巧。在论据选择上,中国的耳熟能详,写起来驾轻就熟;倘若改用不常见的外国事例、外国名人名言作论据,会让人觉得新颖巧妙。在选择外国事例或名言时,也要注意避俗避熟――尽可能不选为人们所熟悉的、用俗了的,尽可能地选择新颖的例子,就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且,论据的使用中西合璧,古为今用,“放之四海而皆准”,更有说服力。

三、运用论据,分析论证。论据的作用是证明论点,无论是事例论证还是道理论证,不能摆事例,摆出名言,就一了百了。围绕论点摆出论据后,一定要围绕论点对论据从理论上加以分析,或就事论理,分析论据与论点之间的关系;或联系实际,深入开掘;而对于深奥或不易理解的文言文,还可以用通俗的语言,进行诠释。分析是联系论点和论据的桥梁,是丰富文章内容、开掘议论文深度的关键。有了分析,事例和论点才能成为有机的统一体;只有通过理性的分析,揭示出事例与论点之间的关系,才能使文章令人信服。

下面的构思,你不妨参考:

思路1:以《有限的自制力,无限的吸引力》为题,开门见山,提出观点:“青少年缺少自我管理、控制的能力,一旦上网成瘾,会给家庭、给社会带来很多不利影响。”先用事例证明,现身说法,增强说服力;后反面切入,指出网吧老板不道德行为和青少年缺乏自制力是青少年上网成瘾的客观、主观原因;最后用对比手法总结归纳,结论鲜明突出,给人们以警示。

思路2:以《互联网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为题。大量的事实证明互联网对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构成潜在威胁;互联网使许多青少年沉溺于虚拟世界,荒废了学业;互联网中不良信息和网络犯罪对其身心健康和安全构成危害和威胁。

辩论理论范文第8篇

我是大二年级的学生YJBYS,自进大学以来,一直在系部学生会工作。从原来的办公室干事被提升到生活部部长,并同时担任班级考勤副班长。现任化学工程系学生会副主席。在学习方面也从不放松,并取得优良的成绩。在工作方面,我也会认真的做好每一步,争取各项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因为我在工作方面有耐心、细心、责任心和信心。所以在此我申请优秀学生会干部的光荣称号!

思想方面:本人在2013年光荣的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拥护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平日的生活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三保一弘扬等。[,!]重要我党的指导理论思想。并且将这些理论理解与平日实践结合。作为当代大学生,我将正确对待这次金融危机,努力学习各方面的知识,提高自己的就业能力。

工作方面:我服从领导,团结同学,从大一开始担任学生会干部至今,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上要做到认真、负责、细心、对自己有信心。院部、系部里所搞的活动我都会积极主动的参与。比如,我积极的参与“辩论赛”、“篮球赛”、“无机化学大赛”、“抢答赛”等等。同时本人亲自举办了“文明就餐”、“二届宿舍文化节”、“宿舍评比”等等。在开学之季进行宿舍人员调查、宿舍人员安排。同时我也在学生会工作,作为生活部的部长。我积极的团结部门成员,积极配合主席团的领导。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以突击检查宿舍卫生以及晚上未归者等。以此来维持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的宿舍学习工作和纪律,配合领导老师开展宿舍卫生检查工作,提高部门的协作能力。在08年,为了迎接50年校庆,生活部在团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展了以“创文明、树新风、宿舍卫生的大检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优秀系部、班级的评比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数据。积极的工作也多次获得上级领导的肯定。并在08年获得“优秀学生干部”的光荣称号。在此称号的监督下,我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认真工作,努力学习,为同学们服务。

生活方面:我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包括辩论赛、篮球赛、美食一条街、无机化学大赛、风筝设计大赛等等。我虽然没取得理想的成绩,但我认为参加活动的目的就是锻炼自己。

学习方面:这两年来在做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也从不放松对自己的学习。在这段时间里,我参加了各种考级考证考试,考试虽然很难,但至少我努力了,经历了,我相信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并且获得13年“三好学生”的光荣称号,我会在以后的学习生涯中,我会刻苦学习、不负众望,争取取得更大的进步!因为我深信有梦想就有希望,有心就能够飞翔。

未来设想目标:作为新世纪的我们,是社会中最有生气的一部份,是祖国未来的中坚力量,我们应当树立远大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为祖国的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团员、团干的我们对于校园的学风建设,我们要在同学中树立楷模形象起带头作用。我知道以上的成绩只能代表过去,我也深知自己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经后我将继续以积极的态度、饱满的热情去工作,做个名副其实的优秀学生干部。

以上是我各方面的简述。在此,我诚恳的提出申请,望批准!

感谢院团委一直以来对我工作亲切关怀和指导!

此致敬礼!

申请人:

辩论理论范文第9篇

学生在写作实践当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论点和论据都有了,却不知道怎样用语言去组织材料、叙述材料。有的学生为图省力,三言两语,一笔带过。仔细一读却发现所写论据不能证明论点,或者论据和论点之间的联系不是很紧,甚至严重脱离。有的学生则是洋洋洒洒几百字,从事情的起因一直到结束都“搬”了进去。读其文,不禁会想,写的是议论文还是记叙文?待稍加分析,便发现论据和论点之间关系已经模糊,作文已是严重跑题。

据统计显示,在学生议论文的作文当中,存在上述现象的学生占40%―50%。可见,不会正确叙述论据已成为制约学生议论文写作的一大障碍,已成为学生写作当中的“拦路虎”。分析一下学生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过分地追求“简洁明快”,忘记了还要“详略得当”

在平时的学习当中,有一部分学生因没有认真听课,自己又不会分析课文当中的论据是如何行文的,只是笼统地牢记教师所说的议论文中的叙述要简洁明快。于是,在自己写作文时,便错误地认为只要字数少就行了,不管有没有将论据交代明确。从而导致需要详细叙述的因没有表达出来,致使行文平淡如水,叙事不明。相应地,论据和论点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很紧密,论据自然不能有力地证明所要论证的论点。

二、“眉毛胡子一把抓”,错误地认为写得越细越好

在作文当中,一些学生分不清记叙文中的记叙和议论文中的记叙有怎样实质性的区别,一味地追求叙事生动,写人详细。便将记叙文中的写人叙事全盘吸收,把论据叙述得妙趣横生、文采飞扬。虽然,让读者过了一把欣赏美文的瘾。可是,其做法却已违背了议论文的写作规律,使作文变的记叙文不像记叙文,议论文不像议论文。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在叙述论据时理不清哪些地方对论证论点有利还是无利,不懂得删掉和论点无关的细节,自然也不会写出高质量的议论文。

三、自身写作功底不扎实,“词不达意、语不通顺”,导致行文模糊不清

在作文写作当中,总有一小部分学生,畏惧作文、害怕作文,加上写作水平不高,文字功底不扎实,连最基本的几句话,不是言辞不清、句义不明,就是存在着严重的语法错误。因而,在运用论据论证论点的过程当中,就不懂得怎样用基本的语言将论据表达清楚,致使论据叙述得模棱两可,意思模糊,产生了严重的歧义现象。从而使作文读起来不是颠三倒四,就是自相矛盾。因此,在论证论点时,就会错误百出,导致论点和论据严重脱离。

由此可见,切实加强学生正确叙述论据的能力,进一步理清论据和论点之间的关系也即事与理的关系,已是当务之急。那么如何去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呢?笔者以为,应当从论事析理的角度入手,通过对事情简洁明了的叙述,让读者了解借以立论的事物的面貌和来龙去脉,从而为立论提供论据。基于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尝试。

一是通过“记事”而“说理”。记,是指记载,事,是指客观的事实。通过对论据当中人物的经历,事迹的记叙和议论来讲明一个道理。这里既可将叙事概括得简单明了,又可将叙事描写得生动、完整,但详略要得当。如《司马错论伐蜀》这篇文章,作者记叙的是司马错与张仪针对秦惠王在伐蜀还是伐韩问题上的一场辩论。文章用一句话就概括了要记叙的事:“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紧接着,司马错与张仪就各陈其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文章的重点不是记事而是在论辩上,因此,对他们各自的辩论也就写得很详细。

再如张志光的文章――《功名难夺报国心》,作者分别叙述了我国近代科学史上三位科学先驱詹天佑、冯如、谭根的事迹,通过叙述事实归纳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他们都是有“功名难夺报国心”的品格。文章先提出三位科学家的名字,未说先张其本。接下来,围绕他们的才能以及献身科学的精神而叙述其主要事迹。因而在叙述时,就比较生动、完整。如作者介绍詹天佑时写道:“1903年,清政府决定修筑京张铁路时,俄、英两国工程师声称,如果没有他们,这条铁路就不可能建成。詹天佑挺身而出,勇挑重担,当他决定京张铁路要通过尽是悬崖峭壁的关沟地区时,洋工程师们惊奇得议论纷纷:‘中国工程师决不可能修筑这样艰巨的工程。’‘中国能修筑关沟段铁路的工程师还没出生呢!’詹天佑听了这些冷嘲热讽后,毫不气馁,他迎难而上,终于在我国铁路发展史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我国最早的杰出的铁道工程师。”可见,事实的叙述是提出问题的依托,又是论点必须的论据。

二是通过“论事”而“析理”。和上文论事说理不同的是,此类方法侧重于对人物和事实的评论为主,通过评论文章当中的事或人物来说明道理,进而证明论点。如坡的《贾谊论》,文章就梁王坠马死,贾谊自伤哭泣以至夭绝一事而发表议论,文章写道:“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紧接着着重分析了汉文帝未能重用贾谊实行削诸侯之策的客观原因,认为贾谊志大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然后又对历史人物苻坚和王猛进行了简短的评论,从而再次证明自己的观点。由此可见,文章是在评论历史人物的基础上再进行了深刻的议论。

辩论理论范文第10篇

关健词:逻辑认知范式;形成;检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B810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5833(201)0301009

作者简介:李承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23)

这里所谓“逻辑”,主要是指19~20世纪之交中国学者从西方介绍、引进的逻辑学原理、规律、思维方法等,它包括名称的界定、归纳、演绎、概念、判断、推理、逻辑分析等。中国学者在翻译、介绍、引进西方逻辑学理论的同时,也自觉地将其应用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并且表现为主体上的广泛性、时间上的持续性,以致成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

一、 “逻辑”之为学术研究方法意识的形成

逻辑之为学术研究方法,似乎在中国学者翻译、介绍的同时,便有了非常清晰的自觉意识。在中国学者的观念中,逻辑天生就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而且是非常有效的研究方法。那么,逻辑之为研究方法意识究竟有怎样的表现呢?如下陈述足以显示其清晰的图像。

严复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翻译、介绍西方逻辑学的代表性人物,他先后翻译了《穆勒名学》(1905年出版)、《名学浅学》(1909年出版)两部逻辑学著作,在这两部名著中,严复介绍的内容有:“名”的界定、归纳法、演绎法、推理、推理的前提或基础、“名”的类型、界说方法与规则、演绎推理及其用处、归纳基础及类型、公理、因果关系等。而在他早期发表的论文中,就已涉及诸多逻辑学内容,如在《原强》中就提到:“非为名学,则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①为什么“名学”如此重要呢?我们可从严复介绍归纳、演绎的用意中看出:“格物穷理之用,其涂术不过两端。一曰内导;二曰外导。……内导者,合异事而观其同,而得其公例。……学

至外导,则可据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就是说,作为“格物穷理”的方法,归纳是从杂多中找其共性,演绎则是根据已经把握的知识推演出未知的知识。如下这段话将归纳、演绎的方法论意义表述得更清楚:“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在严复看来,归纳演绎就是格物穷理的途术或方法,而且是方法中的方法。严复说:“本学之所以称逻辑者,以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明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则变逻各斯为逻辑以名之。学者可以知其学之精深之广大矣。”而在严复看来,中国古代学术弊端正由于欠缺归纳方法。他说:“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学问向来偏于外籀而内籀能事极微,而且传统思维方式中虽有演绎推理但缺乏演绎推理的大前提――逻辑归纳得来的“公例”。可见,归纳、演绎在严复观念中就是学术研究方法。这种归纳、演绎之为学术方法意识在陈显文这里表述的更为清晰、更为直白:“我认为名学就是论思想方法的学问,所以无论那一家的名学,其内容所讲,都是归纳演绎等方法。”

针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逻辑三段论,梁启超曾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他说:“盖(亚理斯多德)三句法者,不过语言文字之法耳,既寻得真理而叙述之,而大适于用,若欲此考察真理之所存,未见其当也。”就是说,三段论不过是用语言文字将获得的真理进行表述的方法而已,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实验法、归纳法才能获得真理。相比梁启超对演绎法的“歧视”,其他学者的认识与判断似乎更为准确、更为公正。田吴翻译的《论理学纲要》(1902年商务印书馆),内容包括思维基本规律、概念和判断、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等。田氏对他翻译《论理学纲要》的动机做了这样的描述:“人无论理学之学识,则不知推断事理,于讲论一切学问,即不能畅所欲言,即使能言之,或语多刺谬。”也就是说,没有逻辑学的规范,一切学问都不能展开,即便免强展开,也多有谬误。可见,在田吴的观念中,逻辑学自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王国维翻译的《辨学》(1908年),内容包括名辞、命题、推理式、虚妄论、方法论、归纳法、归纳法之附件等。王国维对逻辑学的性质做了这样的定义:“吾人得谓辨学者,一切科学中最普遍者也。吾人之待辨学之助,较待他科学之助为多,以一切特别科学,但研究事物之一部分,以构成知识一分支,而辨学则研究一切知识中所应用之思想之原理及形式故也。”就是说,逻辑学不仅是一门学术研究方法,而且是具有特殊作用的方法,即它可以研究所有知识中所应用的思想原理与形式及其原因。屠孝实著有《名学纲要》,其中内容既有思维原则,也有同异原则、理由原则,前者包括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后者包括充足理由律或因果律、分析与综合、概念及其种类、判断及种类、推理及种类、归纳与演绎、演绎的谬误、意义含糊、假设及其不当等是对逻辑学方法的系统介绍。在屠孝实看来,逻辑之为逻辑,就在于它的学术方法性质,他说:“科学中有专究思维之体用,推其变化,考其符验,以明为为学之途术。示禁防之常例者,是为名学。”

张申府特别推崇逻辑学,在他看来逻辑是最有用、最有价值的方法,他说:“哲学解析乃是理性的极致,在根本上,是与科学一致的。都在认问题可以分着解决,分开而得的解决,就是真解决。反对解析的,便以为问题不纯分解决。或则总解决,或则不解决。分着解决而得到答案也都是部分的,并不完全对。但是现代的逻辑,实是近代科学的自觉。除非科学自己完全圆满,逻辑解析总是会有其需要的。”特别是对罗素数理逻辑的介绍,张申府不遗余力,他说:“逻辑对于哲学最伟大创辟的成就贡献,造时代而且千古不磨的成就贡献,也就在他的新方法,……具体言之,就是在他的数理逻辑,逻辑解析,以构代推;与夫也是由弄算数与逻辑而得的摩状论,尤其是类型论,以及他总在利用的一件利器‘欧坎剃导’(奥康的剃刀)。”此外,张申府还对西方界说的历史和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他说:“第一类是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以为界说是规定事物自性的,也可名为‘事物说明’。第二类是康德与其徒弗里思的学说,以为界说是规定概念的,并分为概念构成暨概念分解两种,即康德之综合解说与分析界说。第三类以为界说是说明一个符号已有的意谓或用发的,也名为‘记号说明’。……第四类是近代巴斯噶以及弗雷格等成立的新说,以为界说是确定一个新引用的记号的意谓或当有的用法。”这就是西方逻辑学史上先后出现过的四种代表性的界说。无疑,对张申府而言,普通逻辑、数理逻辑都是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有价值的工具和方法。

郭湛波长于19、20世纪之交中国学术史的梳理,逻辑学的传播及其影响是其梳理工作的一部分。在他的观念中,逻辑学之为一种学术方法是无可置疑的,他说:“自严先生译此二书(《穆勒名学》、《名学浅说》),论理学始风行国内:一方学校设为课程,一方学者用为致学方法。”被用为“致学方法”的就是逻辑学:“形名学是什么?就是中国的逻辑学。……中国的治学的方法,就是中国的逻辑学――形名学。”而作为学术研究方法的逻辑学,已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积极而深远影响:“自从西洋论理学来到中国以后,同时影响到中国的思想方法,注意到先秦的惠施公孙龙,墨辩之学,以章太炎、章行严、胡适、梁启超、冯友兰成绩为最佳,胡适著英文《先秦名学史》、墨子《小取篇新诂》,梁启超的《墨子学案》、《墨经校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里头的《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墨经》,邓秉钧的《墨经新释》,钱穆的《惠施公孙龙》,王馆的《公孙龙悬解》。……此外,就是我前年出版的《先秦辩学史》,作了一个整的论述。”不难看出,郭湛波所列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大家,他们的学术成就无不与逻辑方法的应用有关,逻辑之为学术研究方法意识也就昭然若揭了。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关于不同逻辑方法之间应该互为补充的观念,正是逻辑之为学术研究方法的特殊反映。梁启超说:“盖人欲求得一现象之原因,不可不先悬一推测之说于胸中,而自审曰:此原因果如我之所推测,则必当有某种现象起焉。若其现象屡起而不误,则我之所推测者是也。若其不相应,则更立他之推测以求之。……故实验与推测常相随,弃其一而取其一,无有是处。吾知当培根自从事于试验之顷,固不能悬测,但其不以此教人,则论理之缺点也。”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载《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87―88页。这是强调归纳法与演绎法各有所长,不可偏废。胡适认为逻辑方法要在学术研究中发挥最佳作用,就必须统筹兼顾之。他说:“弥勒和培根都把演绎法看得太轻了,以为只有归纳法是科学方法,近来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渐渐董得假设和证验都是科学方法所不可少的主要分子,渐渐明白科学方法不单是归纳法,是演绎法和归纳法相互为用的,忽而归纳,忽而演绎,忽而又归纳;时而由个体事物到全称的通则,时而由全称的假设到个体的事实,都是不可少的。”在胡适的观念中,归纳法与演绎法都是学术研究必需的方法,但与严复偏爱归纳法不同,他强调二者的作用同样重要。张申府对逻辑分析哲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进行了比较,他指出:“解析的目的在把思想,把言辞弄清楚,藉以见出客观的实在。唯物在承认有客观的实在,而由科学的方法,革命的实践,本着活的态度,以渐渐表现之。”《张申府学术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66页。显然,他认为逻辑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方法都承认客观的实在,但它们的差别在于:“逻辑解析不免要有所分,照例是根据原子论的观点;而辩证唯物则侧重于前,于变,于事象的相关关联。”《张申府学术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66页。因此,二者可以在方法上取长补短:“解析而辩证唯物,可以不至于茫无归宿。辩证唯物而兼解析,也庶几免掉粗略或神秘。”学者将逻辑方法的功能与价值不仅在逻辑学内部进行比较,还将其与逻辑学之外的方法进行比较,由此可见逻辑之为学术研究方法意识已经深入人心了。

将逻辑作为学术研究方法,还可以从应用实践去考察。中国学者在介绍逻辑学的同时,将逻辑学方法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归纳法是严复最崇拜的方法,因而他用归纳法来思考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问题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研究国家、政治的学术实践中就有逻辑方法:“吾人考求此学,所用者是天演术,是历史术,是比较术,是内籀术。”而其得出的四条政治学“公例”,就是归纳法应用的结果:“今夫人相合为群,此群群之中,所相同而可论者众矣,乃今悉置不论,单举政治一门,而为之公例曰:凡是人群,莫不有治人、治于人之伦理;治人者君,治于人者臣;君臣之相维以政府;有政府者,谓之国家。”梁启超则将归纳法用于历史研究,他说:“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常见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状况可以跳活表现。此如治庭园者孤植草花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炫目矣。……吾之搜集史料,正有类于是。”王国维则对归纳法的内涵与价值有明晰的了解,他说:“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这使他应用归纳法与演绎法不仅游刃有余而且效果极佳。王国维说:“文无古今,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能解之。《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如果说王国维的这种考证属于学术成就的话,那么归纳法与演绎法居功至伟。

可见,无论是严复对归纳、演绎的引入,还是梁启超、王国维对逻辑学的综合介绍;无论是张申府对罗素数理逻辑的推崇,还是郭湛波对逻辑应用所取得学术成就的说明;无论是严复、胡适、张申府将逻辑方法与其他方法的比较,还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将逻辑方法应用实践,这一切告诉我们的都是一个简单而有价值的信息:逻辑之为学术研究方法的意识已然形成,正如顾惕生所说:“今世学者称逻辑为一切学之学者,正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切皆有籍于逻辑之思维,为推进器也。于是争远崇希腊亚里斯氏多德受著逻辑专书、兼及印度之因明学。余谓我国自有其逻辑之墨子辩经,足为推进器。”

二、 “逻辑”方法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应用

不难发现,中国学者在介绍、引进逻辑学方法的同时,常常会联系到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相关内容,他们发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体系中有类似内容,就会加以引申;发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体系中没有类似内容,就会探讨究竟;如此,逻辑学的传播便从单纯的介绍、引进层面转入应用、实践层面。那么,中国学者是怎样将逻辑方法应用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呢?

中国古代哲学中有无逻辑思想,在引进逻辑学的早期就已有争论,但多数学者还是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是有逻辑思想的。如章士钊说:“寻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其谓欧洲有逻辑,中国无逻辑,言也。其谓人不重逻辑之名,而即未解逻辑之理者,尤妄说也。”严复是比较早发掘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学者,在他的论著和译著中,随处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古代思想中“逻辑元素”的评论。比如,他认为《易》中“本隐之显”与演绎法、《春秋》中“推显至隐”与归纳法具有相通性。严复说:“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再如,他认为《道德经》中“曲则全”、《中庸》中“致曲”、朱熹所谓“大处不行终由小处不理”等与西方分析方法具有一致性。他说:“曲,一部分也;举一部分,则全体见矣。故《中庸》曰,其次致曲。天下惟知曲之为全者,乃可以得。故西人重分析之学,朱晦庵亦言大处不行,终由小处不理也。”正是严复的这种开掘与比较,才使《易》、《春秋》、《道德经》、《中庸》、朱熹思想中的逻辑元素被认识。而对于不符合逻辑方法的命题或思想,学者们则会给予批评。比如,针对二程所说:“格物穷理,非是要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它可以类推。……所以能穷者,只为万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虽小,皆有是理。”陈显文就进行了讽刺:“看了鸢飞鱼跃的理便推到人事上的理,见了酿酒便推到人的德行上,这样说来,真是善于会悟了。但是,鸢鱼和人有几点相同处呢?酿酒与人又有几点相同处呢?这样类推,世间什么事都可以拟,这如何能得到明确的理呢?”在不同性质事物间进行类推是中国古代思维方法的通病。

梁启超认为《墨子》中含有丰富的逻辑思想。他说:“墨子全书,殆无一处不用论理学之法则。至专言其法则之所以成立者,则惟《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非命》诸篇为特祥。今引而释之,与泰西治学者相印证焉。”那么,他是怎样印证这个论点的呢?比如,对于《小取》,梁启超说:“论理学家谓,‘思惟作用’有三种形式,一曰概念,二曰判断,三阅推论。《小取篇》所说,正与相同。(一)概念=以名举实,(二)判断=以辞抒意,(三)推论=以说出故。” “名”即西方逻辑所谓名词(概念);“辞”即西方逻辑所谓命题;“说”即西方逻辑所谓前提。梁启超进一步解释说:“‘以名举实’三句,是演绎法要件,‘以类取’二句,是归纳法要件。”而对“亲知”与“说知”,梁启超也给予了逻辑思维的认定,他说:“亲知是归纳的论理学,说知是演绎的论理学。”梁启超:《墨子学案》,载《中国逻辑资料史》,第页。这样,透过梁启超的发掘与分析,《墨子》中相关概念、命题的“逻辑内容与特质”便呈现出来。胡适的《先秦名学史》是逻辑学应用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他对先秦哲学中的逻辑思想进行了较系统的发掘。比如,他说:“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第三、第五‘也’字皆当作他,说见上文第四段下。此所谓‘推’,即今名学书所谓归纳法。归纳之通则曰:‘已观察若干个体事物,知其如此,遂以为凡与所观察之诸例同类者,亦必如此。’其所观察之诸例即是‘其所取者’,其所未观察之同类事物即是‘其所未取者’。取即是举例,予即是判断。今谓‘其所未取’之事物乃与‘其所已取者’相同,由此便下一判断,说‘凡类此者皆如此’。此即是‘推’。” “推”的逻辑内涵与作用在胡适的这段话里被阐述的十分透彻。而对于《小取》,胡适有这样的评论:“第一节讲了逻辑的一般性质及其作用。第二节为推论的五种方法下定义。这五种方法是效、譬、侔、援、推。第三节讨论了后四种方法运用中的危险和谬误。第四节讲到形式逻辑的五种困难。其中多数的困难是汉语的特点造成的。汉语既不为复数名词提供符号,也不区分名词总称和分称的用法。其余五节分别详细地说明了这种困难。”胡适不仅将《小取》中的逻辑学内涵做了细致的整理,而且指出了汉语表述所导致的逻辑学问题。再看章士钊用逻辑方法对“旨不至”与“至不绝”的分析:“盖我国名家,有‘旨不至’,‘至不绝’一义,……试以逻辑之道推之,旨者,皎然与共相为一事。旨不至,即共相不至,……《大取篇》曰:‘小圜之圜,与大圜之圜同不至。’以一中同长为圜,圜之共相,固绝大小,而以规为圜,非大即小,故大小之圜,同一旨不至也。”通过章士钊的解释,我们得以欣赏到“旨不至”与“至不绝”所蕴涵的深刻的逻辑学智慧。王认为《墨经》与《公孙龙子》都有逻辑三段论:“《墨经》之逻辑方式,间如西洋之三支,合大前提、小前提、断案三者而成。如《经说下》:大前提=‘假,必非也而后加。’小前提=‘狗,假虎也。’断案=‘狗非虎也。’公孙书中,亦时有用此格者。如‘白马非马’一义,订其式为:大前提=‘命色者,非命形也。’小前提=‘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断案=‘故白马非马。’”王的分析说明,《墨子》并不仅仅是经验论哲学,而公孙龙子也非诡辩家所能概括,它们都蕴涵着逻辑学思维与法则。

王国维认为,荀子不仅探讨了“制名”的原因和目的,也探讨了“名”何以同、何以异的原因,甚至认为荀子有些逻辑思想类似西方近代哲学家的逻辑思想。比如,他认为荀子提出的共名与别名即是西方逻辑学上的类概念与种概念,而荀子提出的“宜名”、“实名”、“善名”则等同于培根“市场之偶像”和康德“先天之幻影”。他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则(按,此字当衍)谓之善名。’此分名为‘宜名’‘实名’‘善名’三者,谓名本无宜不宜之别,唯合于古今沿用之习惯者谓之宜名,不合者谓之不宜名。又本无实不实之别,唯指外界实在之事物,而有事物以为之内容者,谓之实名。若有名而无实当之外界之事物,或不尽与事物相副,则不过一空虚之概念而已。柏庚(Bacon)所谓‘市场之偶像’,汗德所谓‘先天之幻影’,皆指此也。而实名之呼其名而晓其意者,又谓之善名。此名之价值之分也。”对于荀子的逻辑学理论,王国维十分推崇,他说:“名学之发达,不在墨家,而在儒家之荀子。荀子之《正名》篇虽于推理论一方面不能发展墨子之说,然由常识经验之立脚地,以建设其概念论,其说之稳健精确,实我国名学上空前绝后之作也。岂唯我国,即在西洋古代,除雅里大德勒之奥尔额诺恩(理则学)外,孰与之比肩者乎?”可见,荀子的逻辑学思想似乎给了王国维极大的自信,令其相当自豪。冯友兰则利用逻辑方法对《公孙龙子》中的命题进行了分析:“指与物不同。所谓物者,《名实论》云:‘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则物为占空间时间中之位置者,即现在哲学中所谓具体的个体也。如此马、彼马,此白物、彼白物,是也。指者,名之所指也。就一方面说,名之所指为个体,所谓‘名者,实谓也’。就又一方面说,名之所指为共相,如此马彼马之外,尚有‘有马如是而已耳’之马。此白物彼白物之外,尚有一‘白者不定所白’之白。此‘马’与‘白’即现在哲学中所谓‘共相’或‘要素’。此亦名之所指也。公孙龙以指物对举,可知其所谓指,即名之所指之共相也。”在这里,冯友兰分析了“指”与“物”的不同,继而分辨了“马”与“白马”的区别,认为“指”、“马”都属“共相”,而“物”、“白马”属“殊相”,它们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

中国学者在发掘古代哲学中逻辑思想资源的同时,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特点、缺点也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严复所发现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主要缺点是重演绎轻归纳,他说:“盖籀之为言绎,从公例而得所决,由原得委,若之向外,散及万事者然,故曰外籀。……欲其无差,必精外籀之术,庶不至所据者是,而所断者非也。然而外籀术重矣,而内籀之术乃更重。内籀西名Inductive。其所以称此者,因将散见之实,统为一例,如以壶吸气,引之向里者然。惟能此术,而后新理日出,而人伦乃有进步之期。吾国向来为学,偏于外籀,而内籀能事极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思想方法不注重归纳、演绎的平衡发展,归纳几无人留意,至于枯竭;演绎过于昌盛,成为玄谈。由于不是建立在实验、归纳法之上的,因而中国思想文化中许多结论都经不起推敲,严复说:“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所以按照逻辑学的标准,中国穷理之术根本不配称为学术,严复说:“汝曹须知,若以名学法例,绳吾国九流之学,则十八九皆丐问眢词。而谬学相传,犹自以为微妙。此中国穷理之术,所以无可言也。”应该说,严复这种基于逻辑学理论的批评,是入木三分并切中要害的,尽管让中国学者在面子上有些难堪。与严复一样,王国维对中国古代哲学中有违逻辑规则的现象也提出了严厉批评。《荀子》中有关于“共名”与“别名”的讨论:“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颛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理,至于无别然后止。”但王国维批评其在概念归类上不符逻辑――“共名与别名即西洋名学上类概念(Genus)与种概念(Species)之区别。然以‘鸟兽’为别名,实其疏漏之处,吾人亦不能为之讳饰也。”而陈启天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特点所做的概括出奇精到:“A、重人事,不重自然;B、重玄理不重事实;C、重辩论,不重实验;D、重达观,不重分析。”

西方逻辑思想绵延流长,从未中断,而且常有新的学说兴起。相比之下,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状况及其发展就有些相形见绌了。严复认为,名理之学,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较为完整的逻辑学体系,但仍有相关的名辩内容。他说:“夫名学为术,吾国先秦,必已有之。不然,则所谓坚白同异、短长捭阖之学说,未由立也。孟子七篇,虽间有不坚不破之谈,顾其自谓知言,自白好辩,吾知其于此事深矣。至于战国说士,脱非老于此学,将必无以售其技。盖惟精于名学者,能为明辩以晰,亦惟精于名学者,乃知所以顺非而泽也。若夫欧洲,则其学为希腊古贤所最重。二千余年以往,亚里士多德为连珠创立准绳,以定辩言之攻窳。”耶方斯:《名学浅说》(夹注),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页。在严复的观念中,中国先秦时期与西方古希腊时期,其逻辑思维不相上下。但王国维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与西方逻辑学比较,还是落于下风。他说:“墨子之名学实自其欲攻儒家之说以伸己说始,与希腊哀列亚派之芝诺,欲证明物之不变化不运动,而发明辩论证者相同。然希腊之名学自芝诺以后,经诡辩学者之手,至雅里大德勒,而遂成一完全之科学。而墨子之后,如惠施、公孙龙等,徒弛骋诡辩,而不能发挥其理论,遂使名学史上殆我中国人可占之位置,是则可惜者也。”这是说,墨子逻辑思想的产生与古希腊哲学家芝诺逻辑思想的产生具有同样的原因,即都为了辩论问题;但不同的是,自芝诺以后西方逻辑思想发展成为系统的科学,而中国逻辑思想自公孙龙以后却转向诡辩,从而走向式微。

不难看出,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逻辑元素的认知、理解与评论,基本上是以西方逻辑思想为参照系而展开的,他们的认知使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逻辑元素及其特点、缺点和价值得以较充分地呈现出来。这进一步说明,一方面逻辑之为学术研究方法的自觉意识已完全建立,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在开掘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元素的同时,也丰富了中国逻辑思想内容,推动了中国逻辑思想的现代化进程。

三、 “逻辑”之为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之检讨

如上梳理与分析,大体上可以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印象:逻辑学之为学术研究方法的意识,以及逻辑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应用,表明逻辑学的确成了一种认知、理解、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视角,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中的一种范式,那么,这种范式的应用,有哪些地方富有启发?又有哪些地方值得反思呢?

第一,开掘了中国古代思想中逻辑学的资源,促进了逻辑学史学科的建立。中国学者介绍、引进、应用逻辑方法,目的之一就是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逻辑学元素发掘出来,以建立中国逻辑思想史学科。那么,这一目的是否达到了呢?《墨经》中的逻辑学理论与方法,名家公孙龙、惠施的逻辑学理论与方法,荀子的逻辑学理论与方法,孔子、孟子思想中的逻辑思想与方法,老子、庄子思想中的逻辑思想与方法,以及先秦以后中国哲学史上各家各派的逻辑学理论与方法,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开掘与整理,再经由学者们的编撰、分析与研究,进而形成了中国逻辑思想史这门学科,因此说,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中逻辑方法的应用,不仅开采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资源,而且促进了中国逻辑思想史学科的建立。

第二,揭示了中国古代逻辑思维的特点与缺点,把握了修正和发展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方向。中国学者介绍、引进、应用逻辑方法的目的之二就是揭示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存在的问题。那么,这一目的是否如愿了呢?严复不仅批评中国古代所谓学术如堪舆、医药、星卜等都是立根于臆造,而不是通过实测所得的结果,也批评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概念定义不清,无从把握,他说:“盖西学自亚里大德勒以来,常教学人先为界说,故其人非甚不学,尚不至规畔矩而为破坏文字之事也。独中国不然。其训诂非界说也,同名互训,以见古今之异言而已。且科学弗治,则不能尽物之性,用名虽误,无由自知。”钱穆批评名家学说破坏义理,他说:“统观辩论特论,不出三点:(一)万物毕异,则使宇宙无物;(二)名属意象,则使名言不实;(三)名不可推,则使知无所用;虽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义归破坏,物所建立,又不堪扩广运用,则宜其不能服人之心也。”王国维批评《荀子》中“鸟兽为别名”在概念上的混乱,指出《荀子》对于“别名”确定不当。陈显文批评二程的“格物非欲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穷尽,其它可以类推”是缺乏逻辑的胡思乱想。无疑,这些批评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古代逻辑思维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吸收应用了西方逻辑思维方法,推动了中国哲学思维的变革。中国学者介绍、引进、应用逻辑方法,目的之三就是改善、提升中国哲学思维,正如胡适所说:“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而中国哲学思维的改善约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归纳思维,强调哲学的实证精神;二是注重理性思维,强调逻辑分析;三是注重概念内涵确定,强调表述清晰;综合起来可称为科学逻辑思维方法。冯友兰赞其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他说:“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佛家和道家都用负的方法。逻辑方法正和这种负的方法相反,所以可以叫做正的方法。负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则试图作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对于中国人来说,传入佛家的负的方法,并无关紧要,因为道家早已有负的方法,当然佛家的确加强了它。可是,正的方法的传入,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因此,逻辑方法的引入,对中国哲学而言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

Abstract: As a research method, logic shows in Chinese scholars not only in the way of introduction, but also on the practice With the character of universality and continuity, it has formed a kind of research paradigm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And it has many positive influences: first,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istory for logic; second, revealing the features of ancient Chinese logic thinking and shortcomings; third, absorbing western logical thinking method, thus providing an impetus for the change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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