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的本质范文
时间：2023-09-19 09:01:32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1
一、财经类高校“理性人假设”的课程建设背景
(一)财经类高校经济学类学科教育现状
财经类高校是以财经类专业为主的院校，学校绝大部分本科专业都以经济学为必修课程，同时，学校会根据自身的财经特色面向其他非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开设财经类课程的系列选修课，可以说，在财经类高校，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覆盖面非常广。例如，南京某高校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就明确指出，其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双语)、宏观经济学(双语)等。在实际教学中，学校也提供了大量与经济学知识相关的选修课程，供非财经类专业学生学习。例如，南京某高校通识教育选修课课表中就包含着大量经济学相关的课程，如经济学入门、经济统计学和中国经济专题等［1］。财经类高校以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关课程为课程设计的重心，在人才培养方面也以具备一定的经济专业知识为教育目标。因此，财经类高校的学生，不只是专业较为对口的经济管理相关专业，其他专业的学生也会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有通识化认识。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充分利用财经类高校丰富的教师和教学资源，对在校学生进行恰当的财经类相关知识的教育，掌握基本的财经观点;另一方面，这样的教学安排也使得一些学生对“理性人假设”的相关知识一知半解，仅仅理解“理性人假设”作为西方经济学核心观点的积极性一面，而忽视其存在的固有弊端，使得学生在试图理解经济知识和经济现象的过程中陷入迷惑的境地［2］。
(二)“理性人假设”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
同时，“理性人假设”在经济学相关课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方经济学注重由假设前提出发，经过逻辑推理得出结论，“理性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前提，也是西方经济学立论的原点。自希腊哲学时代，西方先哲就以“理性”来彰显人的本质属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种生命物就存在于它所特有的种属活动之中，也构成它同其他生命物种的界限。”而“理性”就是人所特有的本质的活动。因袭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将“理性”与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逐利”本性结合起来，甚至将“理性”的内涵直接限制在“逐利性”之内，从而推导出“理性人”这一假设［3］。“理性人假设”的基本内涵包括:“理性人”是指在经济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般性抽象，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都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不仅以“理性人”作为进一步推理的假设前提，更将其视作经济活动中本质的“人”的属性，即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限制在对“理性人”的研究之中，也即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理性人”的经济活动，非理性人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不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中。因而，财经类高校在开展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首先就是让受教育群体接受西方经济学中“理性人”这一假设，只有在接受这一假设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进行后续的授课。
二、财经类高校“理性人假设”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一)“理性人假设”的形成逻辑
“理性人假设”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发展的。亚当·斯密作为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同样认为人作为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首要目标就是满足自身的私利，只有满足人私利的活动才有可能激发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热情，自利活动所形成的“看不见的手”最终形成了完备的市场机制。在伦理学领域，穆勒将追逐利益的活动同人的本质属性结合起来，并以“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作为基本的道理伦理追求。行为的对错，与它们增进幸福或造成不幸的倾向成正比，这就将“理性人假设”从单一的行为描述上升到道德行为的高度，在伦理道德的领域为“逐利”的“理性”行为建构正向的道德评价标准。
(二)“理性人假设”的内在合理性
首先，“理性人假设”是符合人在从事经济活动过程中采取逐利行为的合理抽象。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是人的本性，在“理性人假设”中，通过对从事经济活动中人的最本质属性的抽象，使得经济学后续的推理过程具备了充分的内在动因和目标导向。生产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最重要目标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其在经营活动中的一切策略和调整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其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其在经济活动中采取的种种措施都是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其次，“理性人假设”使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为聚焦，这便于西方经济学后续的推理和研究。在日常的经济社会活动中主体千差万别，有不同性质的政府、企业、居民等要素，如果不能将其本质进行合理的抽象，就会使理论研究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因此，“理性人假设”为西方经济学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假设前提，不逐利的行为不在西方经济学传统的研究范围之内，即无论是何种政府、企业、居民都将其视作理性的经济主体，抽象出其逐利的本质属性，在这个统一的层面上进行理论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西方，“理性人假设”仍然受到了诸多批判，但是“理性人假设”始终是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主流。其根源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经济活动中人的“利己”行为进行合理性论证，并以此为原点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和压迫提供理论依据。
(三)“理性人假设”的理论缺陷
虽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据实践的发展对“理性人假设”做出了诸多合理性论证，但这并不能掩盖该假设中存在的种种内生缺陷。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的，“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劳动者，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它把这件事交给刑事法院、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监督去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理性人”这一抽象概念作为考察对象，就必然“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劳动者作为“利己”的经济环境下绝对的弱势群体，必然被排斥在“对等”的交易关系之外，这正是“理性人假设”内在缺陷的根源。“理性人假设”对人的本质的定义是异化的。“理性人假设”的逻辑内涵是这样表现的，其前提:一是根据西方哲学的历史传统，人的本质是理性的;二是人在经济活动中理性的表现就是“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因而推导出结论:人的“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的“逐利”行为就是人的本质，这样的人就被定义为“理性人”，而不这样进行经济活动的人不在经济学的考查范围［4］。一旦将“逐利”行为等同于“人的本质”，那么凡是“不理性”的行为就是对人的本质的剥夺，这不仅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所不允许的，也是道德伦理的评价所不允许的，资产积极经济学家也因此站在了现实和道德的制高点上。这也就是“理性人假设”在西方社会的经济学研究中始终长盛不衰的根源，通过这一套逻辑的论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成功地将“逐利”这一经济意义上的人的特性同人的理性本质联系起来，将人在经济活动中展现的特殊性与人的本质的普遍性混为一谈。这无疑是对人的本质的异化，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有过多次论证，马克思认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只有在这一层面对人的本质进行考察，才是真正科学的认识。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属性就在于人作为类的、能动的、创造性的活动，这一活动真正区别了动物与人，也真正地表彰了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而“理性人假设”正是恰好忽略了这一层能动性的因素，仅仅将从事经济活动中的人看作是“逐利”的、缺失特殊性的主体，更深一层的批判则在于，“理性人假设”将人的本质限定在“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这单一的“逐利”目的之中，就看不见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真正可以表彰人的本质的创造性活动，看不见经济社会运行中从事创造性活动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理性人假设”仅就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逐利”进行规定，而不考察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所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会将追求利益作为最重要的动力，这种追求利益的行为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约束，就会造成社会道德的滑坡，不受道德和伦理约束的经济行为必然纵容人的自私与贪念，给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恶果。
三、课程思政视域下财经类高校“理性人假设”课程建设的举措
(一)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批判
“理性人假设”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而造就“理性人假设”的西方世界，其核心价值观则是个人主义。“理性人假设”的逻辑内核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不统一，而“理性人假设”的内核实际上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是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在社会意识上的反应，是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领域人的价值判断。诚然，“理性人假设”能够进一步激发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上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理性人假设”在一定程度上也鼓励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追求个人私利为唯一出发点，这就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忽视了社会弱势群体在追求群体利益中的差距，就必然会导致资本家对无产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与阶级之间的压迫和剥削［5］。
(二)把握“理性人假设”课程的意识形态导向
课程思政以专业课为核心，将意识形态工作深入到专业课教学的方方面面，其目的是实现学科教育与思政政治教育的结合。在教学方法上，课程思政教学在专业知识学习的基础上，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是刻板地说教会适得其反。这就要求教学过程中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把思政元素融入到专业知识教学中，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讲授法、分组教学、案例教学法，启发互动式教学、角色模拟教学法，运用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大力开发课程资源，将复杂问题具体化、简单化，提高教学效果，突出课堂的专业性及德育育人功能。
(三)加强“理性人假设”授课教师理论能力和教学能力建设
财经类高校的教学活动仍然以讲授型教育为主，教师是课程的主导力量。教师对思政建设的重要作用不言自明。教师作为课程思政的主要建设者和授课的主要执行者，对改进课程内容、优化课程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理性人假设”的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要着力培养财经类高校教师的工作责任感和育人信念感，充分发挥教师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提升育人实效，培养有担当、有信念、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结束语“理性人假设”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以追求个人私利为唯一出发点，这就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原则和伦理要求，忽视了社会弱势群体在追求群体利益中的差距。因此，在“理性人假设”的课程开发过程中要突出丰富的思政元素，结合“理性人假设”的种种弊端进行批判教育，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赵海月．“大思政”育人为本意涵研究———以管理学门类“课程思政”的建构为例［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40(2):47—53．
［3］王印红，吴金鹏．对理性人假设批判的批判［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6):193—199．
［4］水丽淑．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后现代困境［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0(3):122—127．
［5］吴克明，孙琪娜．大学毕业生“蚁族”现象的成因及对策:理性人假设的视角［J］．复旦教育论坛，2012，10(1):28—31+44．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2
关键词：地质勘查； 经济规律； 社会经济效益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logical exploration work as the foundation, looking for associated with the economic law, and from six aspects to carry on the analysis, finally concluded.
Keywords: geological exploration; Economic law;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中图分类号：F407.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地质勘查工作是一项生产活动，它同任何其它经济活动一样都受经济规律的影响和调节。经济规律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经济现象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决定经济现象发展变化的客观必然性，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能创造，改造和消灭经济规律，但可以通过实践来认识，遵循和利用经济规律，来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服务。
地质勘查工作经济规律按其性质和作用范围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调节社会经济活动具有一般特征的经济规律。它存在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并反映其共同性质和特征的经济规律，它贯穿于包括地质勘查工作在内的各个不同产业或部门的经济活动中，只要有经济活动它就必然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另一类就是反映地质勘查工作自身特点的特殊经济规律。它是由地质勘查工作对象和活动方式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调节着地质勘查工作的主要过程和主要方面，并以其特有的形式和内容，反映地质勘查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可见，正确认识和利用地质勘查工作特有的经济规律，对地质勘查工作具有特殊而又重要的意义。
地质勘查工作的特有经济规律，是由地质勘查工作的特殊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及作用决定的。它以其特有的本质特征来调节地质勘查活动。在地质勘查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有经济规律：
1．地质勘查工作高风险性
这是指获取地质勘查成果的极不确定性，即所投入的地质勘查劳动，有相当部分不能直接获得有工业价值矿床的客观必然性。地质勘查工作高风险，是指风险程度通常高于其它经济活动。地质勘查工作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经营风险)。与其它一般经济活动相比较，它更突出地表现为自然风险，这是由工作对象的隐蔽性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决定的。构成地质勘查工作高风险，有人的主观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如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管理水平、技术装备条件、技术方法以及经济建设布局和重大政策的调整变化等等；也有工作对象的客观自然因素影响，即超出人们驾驭能力而产生风险的因素，只要地质找矿活动存在就一定有自然风险，而且不同矿种风险大小不同，不同矿种区域分布不同找矿风险大小也不同等等。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共同影响着地质勘查工作的风险程度。
2．地质勘查工作阶段性
是指地质勘查工作按其工作过程的不同阶段依次开展工作的客观必然性。每个矿床各个不同阶段的工作只能依次进行，不能跨越和颠倒。地质勘查工作阶段性规律，是由地质勘查工作对象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规律所决定的。对一个具体事物的认识，往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对复杂的地质情况的认识，反复尤其不可避免。地质勘查工作全过程可大致分为两个大的工作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础地质调查，它为地质找矿提供方向，是地质勘查工作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二个层次是矿产地质勘查工作，即矿产的普查，详查，勘探三个阶段的工作。地质勘查工作阶段性，要求必须按照阶段来组织和开展工作。
3，地质勘查工作长周期性
是指寻找和探明有工业价值矿床需要经历较长工作时间的客观规律。它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地质勘查工作周期，即从普查开始到矿产勘查工作结束，需要经历较长的工作时间；二是指地质勘查工作相对于后续产业的时间跨度需要较长时期。地质勘查工作长周期，一方面表现在寻找矿床阶段，即找到有工业价值的矿床，往往是要对多个矿点或异常开展地质勘查工作才能确定；另一方面是矿产勘查的详查、勘探阶段，需要消耗较多的人财物，并按要求达到一定的工作量控制，才能完成探明矿床储量的任务。地质勘查工作相对后续产业需要较长的周期，是从国民经济角度考察的，自地质勘查工作开始到形成矿产品生产能力需要较长时间。它以地质勘查工作周期为基础，包含矿床规划设计，矿山基本建设直到形成生产能力全过程的时间。它对于指导地质勘查工作合理超前有重要意义。缩短地质勘查工作周期，是经济规律对地质勘查工作的客观要求。
4．地质勘查工作超前性
是指地质勘查工作要领先于相关的国民经济其它产业和部门经济活动的客观必然性。地质勘查工作超前性是由地质勘查工作性质和国民经济建设发展需要所决定的。只要存在地质勘查工作，它就必须先于其他产业和部门做好基础地质工作和准备矿产资源及地质资料。地质勘查工作超前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国民经济客观布局提供矿产资源和地质资料；二是先于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地质勘查工作；三是先于矿山建设探明矿产储量。地质勘查工作超前要有合理的量，超前过多，会造成地质勘查工作费用积压浪费，超前过少或滞后，就会影响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地质勘查工作要根据不同矿种、不同地区的需要合理超前，才能保证建设需要，提高地质勘查工作社会经济效益。
5．地质勘查工作难度递增性
是指寻找和探明矿产资源的地质勘查活动，随时间推移工作难度日趋加大的客观必然性。矿产资源有限和不可再生的特点以及矿床的复杂性，决定地质勘查工作在时间序列上难度递增。埋藏浅、地质条件简单、施工条件较好、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矿产资源不断被发现和开发利用，迫使地质勘查工作逐步转向埋藏深、地质条件复杂、施工条件差、经济较不发达地区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工作。地质勘查工作难度增大，—方面表现为获取一定勘查成果的投入增大，即探明单位矿产储量的费用增加和投入工程量呈增大趋势；另一方面表现为工作环境恶化和施工条艰难。它们都包含有劳动数量的绝对增加和采用先进地质理论和技术方法的劳动质量的提高。地质勘查工作难度增大，客观上要求相应增加地质勘查工作费用投入，最根本的是依靠科技进步，它是提高地质找矿效果的根本途径。
6．地质勘查工作效益后续性
是指地质勘查工作劳动的效果在后续产业的劳动成果中得到体现和反映。是由地质勘查工作的超前性和信息产品的特点所决定的。地质勘查工作后续效益直接地表现为矿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由此而引起劳动就业、工业生产、财政、社会基础设施、国际收支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益。以社会经济效益来评价和衡量地质勘查工作，是国民经济的基本要求。
由此可见，地质勘查工作不仅要遵循一般的经济规律，以社会经济活动的共同要求来调节地质勘查工作，更要充分利用自身特有的经济规律，以地质勘查工作本质特征的规律性，来组织好地质勘查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中国地质矿产经济》 、《地质技术经济管理》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3
我们回顾整个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从亚当·斯密开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先河到西斯蒙第高举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旗帜再到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可以说将人本主义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至。也正是基于对人的深切关怀，哲学与经济之间才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哲学的观察方法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于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下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马克思全部经济学遗产，从最早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其顶峰著作《资本论》，无不蕴涵着对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执着追求，无不渗透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它们不仅对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来说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对一般的经济学、哲学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的学生、后仰者们通过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继承、运用和发展，使得其日臻完善与成熟。那么，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作以具体的探讨。
1 人本主义和经济学的统一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始于他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科学的人本主义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系列重要科学发现和社会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透过人本身来观察、理解和洞悉人类社会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这些成就所具有科学性的观点和方法，称之为“人本主义”。他批判地继承历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史上的人本主义，形成以“实践”和“劳动”为人的主体活动和本质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人本主义。他一方面从人本身及其劳动来理解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及其本质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并据此来阐明实际的经济运动；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经济关系来认识人的丰富的现实性，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并以此来衡量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切进步。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和经济学的统一，使他对经济关系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达到了完全的统一。也正是基于这种统一性，马克思在探讨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同时，更深入探讨了人。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本性论抑或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工具主义，基本上都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与此相对立，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从“经济关系人格化”出发，强调对人的动机和行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解释。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4]鉴于方法论的不同，对人的动机、行为及其经济现象的解释自然也就产生了根本的差别。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作为社会的个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5]因此，历史地具体地分析经济活动中的人及其动机和行为，便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反，西方经济学则排斥对经济活动中的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研究，导致了其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动机和行为只能由这些经济范畴所涵盖的经济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的客观内容便成了经济主体的主观动机。
此外，马克思从社会的个人出发来考察经济问题，则必然要考虑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与之相悖，西方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把自利性和理性作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万能钥匙，又势必排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把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马克思认定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但，他更侧重于研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来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实现的社会形式，揭示特定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2 “异化劳动”与经济学中的人本性质
马克思并不否定古典经济学对劳动、资本、地产互相分离以及私有制和物化社会的交换、分工、商品价值等所作的客观描述，而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了经济学以劳动为根据的人本学性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地阐述了此观点。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虽然确立了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但它只关心劳动的某种经济意义，不考虑劳动的属人性质。它的无批判的前提和非历史观的形而上学性质，使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并通过对“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从而肯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掩盖其非人化后果。因而，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劳动并不是真实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它实质上是在劳动的概念上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
“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成为马克思批判地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它既分析和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又着眼于把人摆在首位和对现存社会进行价值评判。因而，自古典经济学之后，与西方经济学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降低劳动范畴在揭示人的本质、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所处的基础地位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化了劳动范畴在其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强化了其经济学的人本性质。
这种批判首先使反映经验事实的经济学范畴得以从人的劳动及其本质来揭示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马克思将经济学的客观范畴直接回归至人的本质活动的根源，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通过异化劳动来解析私有财产及其经济范畴的本质和起源，并把其理解为发展着的历史本身产生出来而又加以扬弃的历史暂时现象，使这些范畴得到合乎历史主义原则的解释。马克思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6]这条线索开辟了直到《资本论》的全部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同时，这种批判还使经济学得以全面展开关于经济异化和人的发展的研究。在异化劳动概念上，马克思深刻分析了劳动产品同劳动者异化、劳动本身同劳动者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人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等客观的经济异化现象，提出了工人的解放至人类的解放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而这种扬弃只能是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结果。这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财富的积累和劳动者的非人化发展的矛盾，也为当代人思考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和基本结构。
3 马克思经济思想人本主义的现实意义
哲学思维的最大特点在于反思，其本身即融合于对（下转第6页）（上接第40页）人类生存问题的深切思考，是对人性在生活领域的深刻反省，是人的生存活动面向理性的逐步展开过程。大自然肯于把自交给人类，信赖的也主要是奠基于人性根基的这个理性自我反省的能力。于此，我们应看到经济活动本身又蕴涵有许多“非人性”的因素，会自然产生一种趋势——导致人性的扭曲或者说人的异化。功利原则和效率原则是经济活动的两条基本原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两条原则的结合，表现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讲功利和效率，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然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物本主义，容易使人变得自私和贪婪，这两者的结合便是人的罪恶之源。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及《道德情操论》中所总结的那样，人性中既有“野兽”又有“天使”的一面。前者，人是利己的；后者，则强调人的同情心。如此利己与利他、私欲与道德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人的利己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本身的发展还处于“物的依赖性”的社会背景下表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特征，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就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物质文明是经济发展的硕果，人间罪恶也有其经济根源。”[7]在私有财产存在的条件下，只要有经济活动，就会有自发产生恶的趋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活动是把双刃剑。
21世纪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是逐步从物本主义经济转向人本主义经济。当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新的经济伦理已成为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关键，“以人为本”、“以德治商”的普遍推行，传递着经济发展的人性化趋势的信息。这一趋势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道德理性因素日益内化在生产力中，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杠杆，良好的道德和法制环境越来越成为投资和消费信心的基石，信誉和品牌越来越成为市场的占有和开拓的凭证；其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促使现代经济观念孕育着重大突破，人道的原则日益成为生产关系调整的首要原则，和谐与互信关系取代物质激励成为主要整合方式，共生互利取代无情竞争成为市场主动力。而无论着眼于哪一方面，长远的、整体的利益高于眼前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这已是历史显现的大趋势，唯利是图、认钱不认人的市场理念，正在成为过去。事实表明，在今天，建立在满意基础上的顾客忠诚度已成为企业赢利的首要保障，而企业能否作到这一点取决于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和忠诚。正是基于这一事实的确认，当代经济学家们才纷纷指认“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现代大企业才努力塑造“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4
关键词: 地下经济 犯罪成本 惩罚成本 犯罪收益
一、“地下经济”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之所以极其猖獗、影响力、破坏力极大，是有其违法犯罪活动经济基础的，其经济基础就是“地下经济”。那么何谓“地下经济”？ “地下经济”一般是指逃避政府的管制、税收和监察，未向政府申报和纳税，其产值和收入未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活动。“地下经济”活动涉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经济环节，可谓无所不在，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经济黑洞”。地下经济在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其生存状态不尽相同。关于“地下经济”的称谓很多，各国对这种经济的名称饶有趣味他说明了它在各国的经济构成和伦理地位：德国称之为“影子经济”，法国名之为“秘密经济”，意大利冠以“潜在经济”之名，英国和印度则呼为“黑色经济”。一直到70年代后期，意大利经济学家杰尔吉·弗阿（giorgiofua)提出“地下经济”这一概念，国际上才算是统一了这个称呼。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经济与管理大辞典》概括得比较全面：“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它一般可以分为以下类型：1.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毒品买卖、非法卖淫等等，这类经济活动可以称之为黑色经济活动。2.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经营等等。这类地下经济一般只向税务部门申报一项经营活动，对其它经营所得少申报或者不申报，从而获取非法收入。”地下经济的存在是全球性的现象，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体制和不同的政策下，地下经济的生存状态各不相同而已。
那么为什么会有地下经济呢？首先，一般来讲，转型国家的法治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节奏，经济往往处于由过去的高度计划，由国家掌控经济资源到逐步市场化的过程中，法治没有建立起来，就给地下经济留下了空间。过去，由政府全权掌控经济资源，没有民间社会力量控制资源的空间，但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逐渐淡出以前掌控的部分资源领域，留给市场，但是市场没有同时建立起相关的防控制度，就相应给别的产业留下机会。所以，转型国家在完成转型之前，往往也会给地下经济留下发展的空间。
其次是转型国家税收制度不健全。国家本身不产出物质，是要靠税收作为经济活动基础，总是要征税的，但征收体制不健全，征收难易度不同，层次差异就显现出来。就在收得到的地方，比如在规模相对大的民营企业或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征收的力度大一些，为了保持国家有一定的税收，能够收得到的税，税率就偏高，这就导致很多经济做不起来，不是很赚钱的中小企业就会面临很大的税收压力，为了逃避税收，为了生存，就会加入到地下经济里面去。从博弈论的角度，这就叫做逆向选择。税收体制的某些不合理之处，迫使部分经济形态不得不转向地下发展。
再次，经济选择的差异性。我们知道，国家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组成的。在一个国家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心理契约”抑或“社会契约”：被统治者为统治者提供税收和劳役，而统治者则为被统治者提供安全方面的保护，包括组织抵抗外来的入侵和实施国内的法律稳定社会秩序等。在一个国家或社会里，可能有一些人不愿意与统治者或者人“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无论是“心理契约”还是“社会契约”。当然，这样的人就得不到国家或统治者的保护，得不到法律保护。在这个文明社会之外，游离着这些不愿意与统治者“签立”契约的人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小范围的社会群体就是我们所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什么会有人不愿意与统治者或人之间“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呢?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契约中，通常会有若干规定被统治者行为范围的准则。也就是说，统治者为了能够进行有效的统治，或者为了兼顾广大被统治者的共同利益，不得不对被统治者（或者说愿意与其“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的人民）的行为
范围进行约束、规范，这就是法律的形成。我们知道，法律有一个特点就是普适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有一些人觉得契约约束了他们的行为范围，使得他们的利益没有不被约束情况下那么大，他们就可能放弃与统治者“签约”，选择不加入文明社会，而进入黑社会。同时，当这些人进行了这样的选择时，统治者或文明社会也就不对黑社会中的人提供法律保护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在竞争高额利润机会的过程中不能够选择暴力手段的约束不满意。黑社会在与文明社会中的企业进行产业资源竞争时，它的竞争手段可以比其对手有更多的选择，或者说可以更加不择手段。它在选择非公平竞争手段时，就比对手更有可能取胜。因此，如果他们不参加文明社会，不接受文明社会的游戏规则，认为“霍布斯丛林”中的“狼群法则”更加可取，他们就会选择进入黑社会。贩毒、色情行业等。在许多国家，由于受社会价值和伦理观念的影响，文明社会一般不接受公开的贩毒和色情行业，但是，由于很难完全杜绝这些现象，打击的后果是使得这些行业成为高度垄断的行业，因为对于吸毒和色情消费的需求总是存在的，不因为打击而减少，打击的唯一后果是减少了对于这些行业的供给。经济学的供求分析告诉我们，政府打击的一个重大消极后果就是提高了这些行业的垄断性，从而提高了垄断利润。高额的垄断利润使得从事这些行业的投资回报提高，因而一些人不惜冒着掉脑袋的风险而铤而走险。
二、经济微观分析
微观层面，犯罪人为什么选择黑社会性质组织来犯罪，这就要从另外一个视角即成本-收益来具体的探究。犯罪经济学由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首创，他第一次系统规范地对犯罪行为作了经济学上的分析，将犯罪行为与经济行为如消费、生产等等同起来，认为“犯罪”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重要活动或产业，也存在成本与收益及最优状态等典型的经济学问题，因此对于犯罪的预防也应考虑到社会的成本与收益，以“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假设来考察违法犯罪人, 存在一个假设，理论上，犯罪人与普通人一样, 都是有理性的, 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预算既定的限制下, 犯罪人也会选择最适宜的谋利方式来追求最大的效用和最大的利益,或者在固定的效用或利润下追求最小的成本投入或支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追求效益最大化而去谋划犯罪组织形式上的变化发展的。犯罪效益表示为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之比, 即犯罪效益同犯罪收益成正比, 犯罪效益同犯罪成本成反比。犯罪收益指犯罪人从犯罪活动中所获得的收益, 其中包括经济、政治、生理满足等犯罪收益。犯罪成本是指行为人因实施犯罪或将要实施犯罪所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代价。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为完成犯罪所付出的代价、机会成本、刑罚惩罚以及由此直接或间接造成的生命、自由、名誉、财产、权利的损失。其中主要包括现实的犯罪成本和预期的惩罚成本。现实的犯罪成本包括: 行为性成本、机会成本、物质性成本和心理惩处成本；惩罚成本包括: 法律惩处、社会惩处以及定罪概率。因此, 犯罪人为提高犯罪效益, 通常由以下途径实现: 其一, 在犯罪收益不变的情况下, 降低犯罪成本。其二, 在犯罪成本不变的情况下, 犯罪收益增加。其三, 犯罪收益和犯罪成本呈同向变化的情况下, 犯罪收益增加的幅度大于犯罪成本增加的幅度, 或犯罪收益下降的幅度小于犯罪成本下降的幅度。其四, 在犯罪收益和成本反向变化的情况下, 犯罪收益提高而犯罪成本下降。
（一)现实的犯罪成本
现实的犯罪成本包括行为性成本、机会成本、物质性成本和心理惩处成本四个方面。1. 行为性成本。行为性成本, 是指犯罪人为实施犯罪所必须作出的行为支出。不同的犯罪行为, 其行为性成本是不同的。一般而言, 抢劫者的行为性成本高于盗窃者的行为性成本,抢劫的犯罪客体相同时, 犯罪对象的强弱决定了行为性成本的大小。黑社会性质组织由于人数较多, 有明确的组织者、而且领导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其行为性成本一般来说往往高于其他犯罪形式,而行为性成本的加大反过来会进一步促使犯罪向更高水平和更大规模发展, 以实现“规模效应”来降低其成本投入消耗。 2.时间机会成本是指由于一个人地一部分时间用于犯罪，那么通过合法活动谋利的时间就会减少，因此自动放弃的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纯收益既为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3.物质性成本。物质性成本是指犯罪人用于做犯罪预备、实施犯罪、逃避侦查等所支出的费用。单个人及一般的共同犯罪由于资金能力限制,无法从事需要较高投入的犯罪活动, 其犯罪规模也停留在较低层次上。黑社会性质组织则凭借较强的经济实力, 通过加大物质性成本的投入, 扩大组织规模, 购买先进的通讯和交通工具, 甚至......, 使犯罪规模不断扩大, 犯罪水平不断提高, 以获取巨额犯罪收益。4. 心理惩处成本。心理惩处成本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前后所经历的恐惧、惶惑、悔恨等消极情绪
的成本。黑社会性质组织使犯罪人摆脱了单独作案时的势单力孤和易受打击的心理。一般说来, 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同主流文化相对立的犯罪价值观, 组织成员之间意气相投, 相互强化了反社会的心理, 降低了责罪感。同时, 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分工协作、共同犯罪, 又通过各种方式编织保护网, 提高了犯罪的成功率, 降低了受法律惩处的风险, 因此,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往往有恃无恐。由此,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心理惩处成本大大降低。
(二)预期惩罚成本
惩罚成本是指犯罪人因犯罪受到可能受到惩罚而遭受的损失。惩罚成本，这是一种或然性成本，即犯罪被司法机关侦破并判处刑罚对犯罪人所造成的生命、自由、财产的损失。惩罚成本是预期成本, 因为犯罪人因犯罪而受惩处只是一种可能性, 即其可能遭受惩处也可能逃脱制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同其他的犯罪形式相比, 具有较强的自我防护能力, 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能够采取反侦查手段以及在案发后具备较强的逃跑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通过金钱、物质、女色等手段腐蚀贿赂拉拢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 编制保护伞, 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通风报信, 开脱说情, 为查处黑社会性质组织设置障碍, 或不依法履行职责而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继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使其能够逃脱打击, 在较长时间内, 为非作歹, 称霸一方, 极大地降低了惩罚成本。
二、犯罪收益
犯罪的收益是指犯罪人从犯罪中所得到的利益。犯罪人作为理性人情况下，当犯罪收益 >（犯罪成本）×被判罪处罚的概率，此人就可能会从事犯罪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对犯罪收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从广度和深度上大规模拓展犯罪市场。单个人和普通共同犯罪由于自身犯罪能力的局限性, 其犯罪市场是局限的。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方面: 犯罪地域的限制和犯罪行业的限制。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凭借其内部成员的分工协作, 较强的资金和先进的装备能力, 则能突破这些界限。从地域看, 黑社会性质组织可以实现跨地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从事犯罪活动； 从犯罪行业看, 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可以从事走私、贩毒、、欺行霸市等非法活动, 同时还以合法名义开办各种企业, 大规模介入工商活动。(二)垄断犯罪市场, 获取巨额垄断利润有市场就有竞争, 同样, 在犯罪市场上也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可以分为合法力量与非法势力的竞争和非法势力与非法势力之间的竞争。前者如公安机关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打击, 后者如不同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的冲突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的内讧。黑社会性质组织同一般的共同犯罪、犯罪团伙或者犯罪集团相比处于有利地位, 往往在竞争中获取进而控制一定地域或垄断某些行业, 获取巨额垄断利润。同时, 在竞争中, 不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为了自身利益也可能达成协议, 划分势力范围进行合作。从经济理论上讲, 只要有犯罪效益, 犯罪就有可能存在，我们可以看到, 黑社会性质组织基于其自身的特点, 通过加大对行为性成本和物质性成本的投入、大幅度削减心理惩处成本和惩罚成本, 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展和垄断犯罪市场, 使之几何级倍数增加犯罪收益, 从而有可能使犯罪收益最大化。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动因复杂多样。黑社会与文明社会的共存看来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残留着的动物性与成长着的理性在进化过程中的长期较量。同样，要根本的消除犯罪，我想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预防控制，抑制其嚣张气焰。要解决诱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各种社会因素，而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依靠良好的社会体制。构建这种社会体制，目标不是仅仅局限于控制犯罪，而在于整个社会的改良和完善，在于调整、润滑社会关系，所以科学的理性的社会体制会带来更为丰富的社会收益。在构建这种社会体制时，如果从犯罪成本效益最大化角度来及早计划，以经济学视角来分析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寻找和创新控制、预防犯罪的手段，有可能以最小的社会防控成本，取得最大的控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收益，进而将这种犯罪抑制到最低限度，促进社会和谐健康文明。
注释:
[ 1 ] 詹姆斯•s•科尔曼. 黑社会理论的基础[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1999.
[ 2 ] 汉斯•海因里希r26;耶塞克, 托马斯•魏根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
(总论) [m ].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3 ] 张 穹. 关于“严打”整治斗争中的法律适用问题[n ]. 检查日
报, 2001, (3).
[ 4 ] 赵秉志, 于志刚. 论我国新刑法典对有组织犯罪的惩治[j ]. 法商
研究, 1999, (6).
[ 5 ] 黄京平, 石磊.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性质和特征刍议[j ]. 法
学家, 2001, (5).
[ 6 ] 徐品飞，魏佳.法律经济分析：可能性及其限度[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3).
[ 7 ] 李鹏展,余敬怀.对犯罪的经济和长效分析[j].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4).
[ 8 ]蒲勇健.黑社会的经济学分析[n].2009-9-14,东方早报.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5
关键词: 地下经济 犯罪成本 惩罚成本 犯罪收益
一、“地下经济”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之所以极其猖獗、影响力、破坏力极大，是有其违法犯罪活动经济基础的，其经济基础就是“地下经济”。那么何谓“地下经济”？ “地下经济”一般是指逃避政府的管制、税收和监察，未向政府申报和纳税，其产值和收入未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活动。“地下经济”活动涉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经济环节，可谓无所不在，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经济黑洞”。地下经济在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其生存状态不尽相同。关于“地下经济”的称谓很多，各国对这种经济的名称饶有趣味他说明了它在各国的经济构成和伦理地位：德国称之为“影子经济”，法国名之为“秘密经济”，意大利冠以“潜在经济”之名，英国和印度则呼为“黑色经济”。一直到70年代后期，意大利经济学家杰尔吉·弗阿（giorgiofua)提出“地下经济”这一概念，国际上才算是统一了这个称呼。Www.133229.cOM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经济与管理大辞典》概括得比较全面：“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它一般可以分为以下类型：1.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毒品买卖、非法卖淫等等，这类经济活动可以称之为黑色经济活动。2.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经营等等。这类地下经济一般只向税务部门申报一项经营活动，对其它经营所得少申报或者不申报，从而获取非法收入。”地下经济的存在是全球性的现象，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体制和不同的政策下，地下经济的生存状态各不相同而已。
那么为什么会有地下经济呢？首先，一般来讲，转型国家的法治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节奏，经济往往处于由过去的高度计划，由国家掌控经济资源到逐步市场化的过程中，法治没有建立起来，就给地下经济留下了空间。过去，由政府全权掌控经济资源，没有民间社会力量控制资源的空间，但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逐渐淡出以前掌控的部分资源领域，留给市场，但是市场没有同时建立起相关的防控制度，就相应给别的产业留下机会。所以，转型国家在完成转型之前，往往也会给地下经济留下发展的空间。
其次是转型国家税收制度不健全。国家本身不产出物质，是要靠税收作为经济活动基础，总是要征税的，但征收体制不健全，征收难易度不同，层次差异就显现出来。就在收得到的地方，比如在规模相对大的民营企业或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征收的力度大一些，为了保持国家有一定的税收，能够收得到的税，税率就偏高，这就导致很多经济做不起来，不是很赚钱的中小企业就会面临很大的税收压力，为了逃避税收，为了生存，就会加入到地下经济里面去。从博弈论的角度，这就叫做逆向选择。税收体制的某些不合理之处，迫使部分经济形态不得不转向地下发展。
再次，经济选择的差异性。我们知道，国家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组成的。在一个国家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心理契约”抑或“社会契约”：被统治者为统治者提供税收和劳役，而统治者则为被统治者提供安全方面的保护，包括组织抵抗外来的入侵和实施国内的法律稳定社会秩序等。在一个国家或社会里，可能有一些人不愿意与统治者或者人“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无论是“心理契约”还是“社会契约”。当然，这样的人就得不到国家或统治者的保护，得不到法律保护。在这个文明社会之外，游离着这些不愿意与统治者“签立”契约的人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小范围的社会群体就是我们所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什么会有人不愿意与统治者或人之间“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呢?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契约中，通常会有若干规定被统治者行为范围的准则。也就是说，统治者为了能够进行有效的统治，或者为了兼顾广大被统治者的共同利益，不得不对被统治者（或者说愿意与其“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的人民）的行为
范围进行约束、规范，这就是法律的形成。我们知道，法律有一个特点就是普适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有一些人觉得契约约束了他们的行为范围，使得他们的利益没有不被约束情况下那么大，他们就可能放弃与统治者“签约”，选择不加入文明社会，而进入黑社会。同时，当这些人进行了这样的选择时，统治者或文明社会也就不对黑社会中的人提供法律保护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在竞争高额利润机会的过程中不能够选择暴力手段的约束不满意。黑社会在与文明社会中的企业进行产业资源竞争时，它的竞争手段可以比其对手有更多的选择，或者说可以更加不择手段。它在选择非公平竞争手段时，就比对手更有可能取胜。因此，如果他们不参加文明社会，不接受文明社会的游戏规则，认为“霍布斯丛林”中的“狼群法则”更加可取，他们就会选择进入黑社会。贩毒、色情行业等。在许多国家，由于受社会价值和伦理观念的影响，文明社会一般不接受公开的贩毒和色情行业，但是，由于很难完全杜绝这些现象，打击的后果是使得这些行业成为高度垄断的行业，因为对于吸毒和色情消费的需求总是存在的，不因为打击而减少，打击的唯一后果是减少了对于这些行业的供给。经济学的供求分析告诉我们，政府打击的一个重大消极后果就是提高了这些行业的垄断性，从而提高了垄断利润。高额的垄断利润使得从事这些行业的投资回报提高，因而一些人不惜冒着掉脑袋的风险而铤而走险。
二、经济微观分析
微观层面，犯罪人为什么选择黑社会性质组织来犯罪，这就要从另外一个视角即成本-收益来具体的探究。犯罪经济学由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首创，他第一次系统规范地对犯罪行为作了经济学上的分析，将犯罪行为与经济行为如消费、生产等等同起来，认为“犯罪”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重要活动或产业，也存在成本与收益及最优状态等典型的经济学问题，因此对于犯罪的预防也应考虑到社会的成本与收益，以“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假设来考察违法犯罪人, 存在一个假设，理论上，犯罪人与普通人一样, 都是有理性的, 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预算既定的限制下, 犯罪人也会选择最适宜的谋利方式来追求最大的效用和最大的利益,或者在固定的效用或利润下追求最小的成本投入或支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追求效益最大化而去谋划犯罪组织形式上的变化发展的。犯罪效益表示为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之比, 即犯罪效益同犯罪收益成正比, 犯罪效益同犯罪成本成反比。犯罪收益指犯罪人从犯罪活动中所获得的收益, 其中包括经济、政治、生理满足等犯罪收益。犯罪成本是指行为人因实施犯罪或将要实施犯罪所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代价。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为完成犯罪所付出的代价、机会成本、刑罚惩罚以及由此直接或间接造成的生命、自由、名誉、财产、权利的损失。其中主要包括现实的犯罪成本和预期的惩罚成本。现实的犯罪成本包括: 行为性成本、机会成本、物质性成本和心理惩处成本；惩罚成本包括: 法律惩处、社会惩处以及定罪概率。因此, 犯罪人为提高犯罪效益, 通常由以下途径实现: 其一, 在犯罪收益不变的情况下, 降低犯罪成本。其二, 在犯罪成本不变的情况下, 犯罪收益增加。其三, 犯罪收益和犯罪成本呈同向变化的情况下, 犯罪收益增加的幅度大于犯罪成本增加的幅度, 或犯罪收益下降的幅度小于犯罪成本下降的幅度。其四, 在犯罪收益和成本反向变化的情况下, 犯罪收益提高而犯罪成本下降。
（一)现实的犯罪成本
现实的犯罪成本包括行为性成本、机会成本、物质性成本和心理惩处成本四个方面。1. 行为性成本。行为性成本, 是指犯罪人为实施犯罪所必须作出的行为支出。不同的犯罪行为, 其行为性成本是不同的。一般而言, 抢劫者的行为性成本高于盗窃者的行为性成本,抢劫的犯罪客体相同时, 犯罪对象的强弱决定了行为性成本的大小。黑社会性质组织由于人数较多, 有明确的组织者、而且领导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其行为性成本一般来说往往高于其他犯罪形式,而行为性成本的加大反过来会进一步促使犯罪向更高水平和更大规模发展, 以实现“规模效应”来降低其成本投入消耗。 2.时间机会成本是指由于一个人地一部分时间用于犯罪，那么通过合法活动谋利的时间就会减少，因此自动放弃的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纯收益既为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3.物质性成本。物质性成本是指犯罪人用于做犯罪预备、实施犯罪、逃避侦查等所支出的费用。单个人及一般的共同犯罪由于资金能力限制,无法从事需要较高投入的犯罪活动, 其犯罪规模也停留在较低层次上。黑社会性质组织则凭借较强的经济实力, 通过加大物质性成本的投入, 扩大组织规模, 购买先进的通讯和交通工具, 甚至......, 使犯罪规模不断扩大, 犯罪水平不断提高, 以获取巨额犯罪收益。4. 心理惩处成本。心理惩处成本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前后所经历的恐惧、惶惑、悔恨等消极情绪
的成本。黑社会性质组织使犯罪人摆脱了单独作案时的势单力孤和易受打击的心理。一般说来, 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同主流文化相对立的犯罪价值观, 组织成员之间意气相投, 相互强化了反社会的心理, 降低了责罪感。同时, 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分工协作、共同犯罪, 又通过各种方式编织保护网, 提高了犯罪的成功率, 降低了受法律惩处的风险, 因此,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往往有恃无恐。由此,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心理惩处成本大大降低。
(二)预期惩罚成本
惩罚成本是指犯罪人因犯罪受到可能受到惩罚而遭受的损失。惩罚成本，这是一种或然性成本，即犯罪被司法机关侦破并判处刑罚对犯罪人所造成的生命、自由、财产的损失。惩罚成本是预期成本, 因为犯罪人因犯罪而受惩处只是一种可能性, 即其可能遭受惩处也可能逃脱制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同其他的犯罪形式相比, 具有较强的自我防护能力, 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能够采取反侦查手段以及在案发后具备较强的逃跑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通过金钱、物质、女色等手段腐蚀贿赂拉拢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 编制保护伞, 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通风报信, 开脱说情, 为查处黑社会性质组织设置障碍, 或不依法履行职责而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继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使其能够逃脱打击, 在较长时间内, 为非作歹, 称霸一方, 极大地降低了惩罚成本。
二、犯罪收益
犯罪的收益是指犯罪人从犯罪中所得到的利益。犯罪人作为理性人情况下，当犯罪收益 >（犯罪成本）×被判罪处罚的概率，此人就可能会从事犯罪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对犯罪收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从广度和深度上大规模拓展犯罪市场。单个人和普通共同犯罪由于自身犯罪能力的局限性, 其犯罪市场是局限的。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方面: 犯罪地域的限制和犯罪行业的限制。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凭借其内部成员的分工协作, 较强的资金和先进的装备能力, 则能突破这些界限。从地域看, 黑社会性质组织可以实现跨地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从事犯罪活动； 从犯罪行业看, 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可以从事走私、贩毒、、欺行霸市等非法活动, 同时还以合法名义开办各种企业, 大规模介入工商活动。(二)垄断犯罪市场, 获取巨额垄断利润有市场就有竞争, 同样, 在犯罪市场上也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可以分为合法力量与非法势力的竞争和非法势力与非法势力之间的竞争。前者如公安机关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打击, 后者如不同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的冲突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的内讧。黑社会性质组织同一般的共同犯罪、犯罪团伙或者犯罪集团相比处于有利地位, 往往在竞争中获取进而控制一定地域或垄断某些行业, 获取巨额垄断利润。同时, 在竞争中, 不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为了自身利益也可能达成协议, 划分势力范围进行合作。从经济理论上讲, 只要有犯罪效益, 犯罪就有可能存在，我们可以看到, 黑社会性质组织基于其自身的特点, 通过加大对行为性成本和物质性成本的投入、大幅度削减心理惩处成本和惩罚成本, 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展和垄断犯罪市场, 使之几何级倍数增加犯罪收益, 从而有可能使犯罪收益最大化。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动因复杂多样。黑社会与文明社会的共存看来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残留着的动物性与成长着的理性在进化过程中的长期较量。同样，要根本的消除犯罪，我想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预防控制，抑制其嚣张气焰。要解决诱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各种社会因素，而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依靠良好的社会体制。构建这种社会体制，目标不是仅仅局限于控制犯罪，而在于整个社会的改良和完善，在于调整、润滑社会关系，所以科学的理性的社会体制会带来更为丰富的社会收益。在构建这种社会体制时，如果从犯罪成本效益最大化角度来及早计划，以经济学视角来分析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寻找和创新控制、预防犯罪的手段，有可能以最小的社会防控成本，取得最大的控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收益，进而将这种犯罪抑制到最低限度，促进社会和谐健康文明。
注释:
[ 1 ] 詹姆斯•s•科尔曼. 黑社会理论的基础[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1999.
[ 2 ] 汉斯•海因里希r26;耶塞克, 托马斯•魏根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
(总论) [m ].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3 ] 张 穹. 关于“严打”整治斗争中的法律适用问题[n ]. 检查日
报, 2001, (3).
[ 4 ] 赵秉志, 于志刚. 论我国新刑法典对有组织犯罪的惩治[j ]. 法商
研究, 1999, (6).
[ 5 ] 黄京平, 石磊.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性质和特征刍议[j ]. 法
学家, 2001, (5).
[ 6 ] 徐品飞，魏佳.法律经济分析：可能性及其限度[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3).
[ 7 ] 李鹏展,余敬怀.对犯罪的经济和长效分析[j].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4).
[ 8 ]蒲勇健.黑社会的经济学分析[n].2009-9-14,东方早报.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6
关键词：保密；经济；本质联系
一、经济利益的对立与竞争是保密活动的深层本质与根源
保密实践作为主体求生存、保安全、谋发展的社会运动和特殊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主体追求自身物质经济利益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构成了保密的深层本质和基础，而保密服务于经济，并为经济的有序发展提供有效保证和内在动力。
（一）经济利益的对立与竞争构成保密实践的深层本质
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地位不同，经济利益也不同，他们之间往往是对立与竞争的关系。除此以外的其它社会集团，如企业、国家等利益主体之间同样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对立与竞争。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各利益主体一方面积极争夺各种经济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另一方面也想法设法获得对方的经济秘密。这样，利益主体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竞争就表现为对自己经济秘密的保护和对竞争主体经济秘密的窃取之间的斗争。
在商品经济中，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被商品化，各利益主体的经济秘密等都成为不宜为外人所知的商业秘密。利益主体的商业秘密包括具有经济价值的技术知识（如制造某种产品或者应用某项工艺以及产品设计、工艺流程、配方、质量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知识）和经营信息（如企业的发展规划、营销方式、货源客户、谈判底盘等信息），它们是利益主体的无形资产，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对利益主体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说，利益主体保住了自己的经济、商业秘密，也就保住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保住了自己生存、发展并长久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反之，利益主体就丧失了核心竞争力，就会给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隐患。所以，利益主体保守住自己的经济、商业秘密，是在与其他利益主体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并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的关键。
由此可见，经济秘密源于资源稀缺，保密活动源于经济活动，各利益主体经济利益的对立和竞争构成了保密实践的深层本质。
（二）经济利益的对立与竞争决定保密实践的发生发展
保密的前提是有秘密存在，而秘密是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在原始社会中，为了维持氏族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氏族部落的成员总是把满足全体成员生存需要之外的剩余产品和稀缺资源隐藏起来，不让外人发现，从而萌发了最早的保密意识，产生了最早的秘密事项和保密活动。保密意识的萌发、秘密事项和秘密信息的出现和保密活动的产生，表明了原始社会不同氏族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和竞争。
到了奴隶社会，随着金属工具的发明和运用，农业和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发生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手工业者的产品也开始变为商品。这又导致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商人。为了防止同行的竞争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商人们往往把自己的商业定价与成本等视为秘而不宣的商业秘密，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同时，手工业者在长期的工作中掌握了一定的生产技能和技术诀窍，他们视这些技能和诀窍为自己生存的根本事项。为了在与同行的竞争中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手工业者把自己掌握的生产技能和技术诀窍作为不可外传的商业秘密，进行严密保护和严格控制，只允许它们在很小的范围内传播，并逐渐形成了父传子承的保密方式和传统。在这一时期，作为商业秘密的成本信息和技能诀窍只是在父子之间、师徒之间等很小的范围内传承，商业秘密处于静态阶段。尽管如此，与原始社会相比，这一时期的保密实践，无论是保密意识还是保密方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些发展同样根源于利益主体（商人、手工业者）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竞争。
在封建社会晚期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商业秘密进入动态阶段，开始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被秘密持有人在有限范围内有偿地转给他人使用。到了近代和现代社会，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及国际经济技术贸易的空前发展和高技术的大量涌现，技术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商业秘密的范围与内容不断扩大，逐渐由技术秘密扩展到管理秘密、商务秘密、经营秘密等。同时，商品由早期的社会供应量不足，到供应相对丰裕，整个社会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过渡，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商业秘密在竞争中的价值日见凸显，因商业秘密被窃取或者商业秘密泄露等引起的商业纠纷日益增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这种情况一方面促进了各利益主体保密措施和手段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也促成了保密理论体系的完善和保密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健全。
从原始社会保密意识的萌发到现代社会保密理论体系的建立，从单纯的物品隐藏技术到综合的保密防范措施，从对稀缺资源和商业秘密的武力争夺到保密法律体系的建立完善，人类的保密实践不断丰富发展，而推动保密实践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和竞争。
二、一定的经济条件构成保密实践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
（一）保密实践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经济物质条件
保密以秘密的存在为前提条件，最先的秘密是稀缺的自然资源或者剩余产品，稀缺产品是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有价值而数量又十分稀少的自然物质，剩余产品是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无论是稀缺资源还是剩余产品，都是与人们的生产活动或经济活动分不开的，没有人类的生产活动或经济活动，就没有稀缺资源和剩余产品，有了生产活动，稀缺资源才显示出它的存在价值，生产水平得到提高之后，才有剩余产品的出现。有了稀缺资源和剩余产品，才有保密意识的萌发，也才有秘密事项的形成和保密实践的产生。由此可见，保密实践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经济物质条件。
保密实践的发展过程同样离不开一定的经济物质条件。推动保密实践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利益主体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和竞争，不断革新的保密技术本身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在保密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保密理论和法律体系作为社会意识形式，更是离不开由以产生的经济物质条件。综观人类生产发展的历史和人类保密实践发展的全过程可以看出，保密实践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和水平有多高，人类的保密实践能力和水平也就有多高，人类物质生产的速度、广度和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类保密实践的速度、广度和程度。
（二）保密实践的运行和发展离不开物力财力的持续支持
保密活动的进行离不开一定的条件，需要物力和财力的支持。一是安全保卫工作。保密离不开安全保卫工作的有效保障，如对要害部门、部位，会议以及重要国防保密工程、设施的保护，重要产品的制作、运输、使用、存放等运行环节，都离不开安全保卫。在对保密的安全保卫中，安全保卫人员的雇佣、安全设备设施的购买等都需要一定的财力投入。二是保密技术应用。随着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密码通信应用的领域增多，密码更加复杂，使用密码通信，防窃听、防窃照等技术产品，不断增加了保密的成本。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保密技术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更新换代越来越频繁。对新产品进行保密技术分析，增加新产品中的保密技术含量，以及开发新的保密技术等，也都需要物力财力的支持。三是组织管理工作。主要包括设立专门的保密管理机构和组织以及对保密工作人员进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费用。四是必要的经济手段。人是保密的主体，在秘密信息的开发及传递过程中，都有人参与其中。人员负有保密的义务。然而，人员不可能一直被限定在保密部门，他们总有一天要离开保密岗位。要让这些曾经接触秘密的人在离开秘密岗位之后，继续甚至终生负起保守秘密的义务，就必需使用一定的经济手段对其进行补偿。
三、保密实践是经济持续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内在动力
（一）保密是经济持续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
经济的持续有序发展，是企业和国家的共同追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企业与企业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各利益主体总是想方设法获得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以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在市场竞争中，保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企业来说，保密就是保生存、保市场、保地位，只有保住自己的商业秘密，才能在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推动经济持续有序发展；对于民族和国家来说，保密就是保尊严、保、保安全，只有保住了自己的经济秘密，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保持主动、抢占先机，才能推动本国、本民族经济社会的持续有序发展。
（二）保密是经济持续有序发展的重要动力
保密是经济持续有序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主要表现在：规范化、体系化的保密法规与制度，包括国家安全法、国家保密法、物权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法等，它们作为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是经济社会长期稳定、持续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体系化、信息化、高效化的保密工作网络，是经济建设持续有序进行的重要情报支持和信息平台；广泛深入的保密宣传教育，是增强国民保密意识、促进国家经济实力提升、激发企业经济能力增长的精神动力；普及保密技术知识，推广运用先进的保密技术，可以为经济建设提供保密防范手段；保密督促检查和查处失泄密事件，及时堵塞泄密漏洞，可以为经济建设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因此，保密工作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必然推动经济建设持续有序地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保密对经济的发展也有负作用。保密活动的广泛开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科研、生产和工作的程序，降低了工作效率，耗费了人力物力资源，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技术垄断和高利润产业的经济壁垒，常常迫使人们重复研发、重复生产，而从整个社会和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看，这无疑是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与此同时，由于人们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的限制，保密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偏激行为，出现多种失误甚至错误，如定密主体宽泛、责任不清；定密标准不清，宽严失当；保密范围模糊，任意夸大；重定密轻解密，一密定终身现象比较严重；定密程序失范；等等，所有这些不仅给保密工作带来巨大困难，而且直接干扰、影响和阻碍了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怀彦，巨乃岐.军队保密文化建设[M].金城出版社，2011（99）.
2.巨乃岐，王恒桓，田华丽，欧仕金. 军队保密文化研究的价值探析[J]. 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2（1）.
3.宋海龙，巨乃岐，田华丽.当前我军保密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J].保密工作2011（11）.
本文系国家保密局保密科研项目“保密哲学问题研究”，项目编号：BMKY2011A02。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7
【关键词】经济转型 动力主体 转型动力 制度保障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转型或发展是指从古代农业社会向现代市场、工业、民主社会的变革、发展过程。如何认识当代中国转型发展中的主体和动力，中国转型动力的实现途径和制度保障是什么？对于动力这一众口流传、耳熟能详的概念内涵，对于中国转型动力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存在着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界定和分析，似乎并没有清晰、准确的认识。文章主要从经济转型的角度，尝试探讨中国转型的动力主体、实现途径和制度保障等相关问题。
中国经济转型的动力及其主体
动力即行动的力量、原因、动机、目标，是指刺激、推动、保持物质运动、人类活动的因素和力量。人类活动的动力大致可以划分为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物质力量又称为经济力量，是指通过各种物质资源，主要是经过人类劳动的社会性的物质资料，使人们得到物质消费上的满足，从而调动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精神力量是指激励约束人类活动的信仰、习俗、道德、哲学、文艺、科学等主观性、知识性的因素。那么，如何具体、准确认识当代中国转型的动力及其主体问题？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经济转型的动力主体是什么？最广大的公民个体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主体和动力主体。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包括个体、企业、政府等组织形式，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是个体为主、个体行动的结果，还是集体行动、整体演进的必然？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于人类的个体和整体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大致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这两种理论认识。作为公民或居民的个体又称个人，一般指人类社会中的一个人或是一个群体中的特定主体。从现代社会之初，诸如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英国的斯密等欧美学者就采取了以人为本、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认为独立的个人或个体是社会真实的主体和基础，个体是其利益进而也是他人、人类利益的基本判断者，个体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基础和主要的动力，个体的利益之和就是社会、国家和人类利益，社会活动以个体为主体、以个体活动基础。相对地，研究人类活动也可以从社会组织、结构、制度等整体角度出发，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总量分析、结构分析。然而，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和目的。企业、政府、国家只是个体为了增进、保障个体的权利或利益而组成的，习俗、法律等只不过是个体之间强制性或自愿性达成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个体利益、市场竞争应当先于政府利益和政府干预，公共利益只是一种特殊的、集合的个体利益，集体的、共同的人类活动只不过是众多个体从众性或有组织的共同活动，只是对个体、市场失灵的补救。
以人为本，人民主体，公民权利和利益至上，这是我国宪法和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关于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新中国60多年曲折发展的基本经验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主人翁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个人逐渐从历史、国家长期形成的经济、政治、思想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成为独立自主、刚健有为的个体，成为既具有充分、平等的权利，又自我约束、尊重他人的公民，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个人能够在一个相对自由平等的环境中寻求个人的发展路径，这是中国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也造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奇迹。
第二，经济转型的基本动力是什么？经济利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的、主要的动力。为人类能动的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的社会实践，物质的、经济的决定性表现在从实践的主体和目的、实践的中介和过程到实践的对象和结果的性质和形式上。经济活动所生产提供的各种物质性的产品和服务都是为了真实有效地满足人的各种物质性的消费需要，推动人类发展的内在的、基础的动力还是人类的生存、发展和繁衍对物质资料、经济利益的全面持久追求。
从社会实践上看，中国转型之所以取得了伟大成果，归根结底是全面恢复了充分尊重、维护人民利益的动力原则，是基于我国的一系列既适应国情、又顺乎民意的经济改革，许多改革措施不约而同地与现代经济的发展原则若合符节。比如，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外资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广大人民穷则思变，勤劳致富，从而推动了农业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相反，由于政府干预色彩依然浓厚，金融、交通、能源、教育、研究、出版、媒体等领域体制改革缓慢，资本和生产要素配置远未市场化，知识创新能力相当缺乏，中国发展的硬动力、软实力都严重不足。
第三，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什么，人们如何分配、占有、消费经济活动的物质成果？这主要是通过物质利益的分配制度而形成和保障的。分配虽然只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或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不是独立的经济活动，但收入分配犹如人类社会经济这个有机体的神经末梢，对它的任何细微的触动或改变都会牵动居民神经，企业伤神，政府头痛，分配制度和分配状况直接影响着居民的消费、储蓄水平和经济增长质量。我国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尽管并未改变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制度，但仅仅实行了“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分配制度改革，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就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揭开了中国转型发展的序幕。相反，由于在城乡、地区、行业、单位或企业等方面还存在着分配制度不合理、收入差距悬殊等问题，至今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四，经济动力主要表现为全体居民个体从社会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和积累的财产。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居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性消费需要，经济活动就是人类解决物质性消费需要和物质资料供给之间的基本矛盾的社会实践。居民在经济活动中创造的物质成果，通过分配制度而形成的经济利益，主要表现为居民获得的收入和积累的财产，表现为数量不断增长、质量不断提高、内容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表现为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转型动力的实现途径
人类为了满足其生存、发展和繁衍的消费需要，除了依靠一定的自然资源，主要依靠不断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包括物质资料生产的经济活动，以及人类的政治、知识等方面的活动。广大居民对物质资料、经济利益的全面持久追求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动力，这种动力的实现途径最终只能是产品生产和服务提供，是居民、企业等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过去30多年中，我国竞争性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初步完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全面发展，基于对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比较优势，逐步奠定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加工业大国的地位，国民经济取得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这是广大居民“分蛋糕”、“分不断做大的蛋糕”的物质条件和实现途径。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转型面临着自然资源、生产技术、产业结构、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和挑战，面临着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收入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上的种种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例如，科技创新能力不强，80%以上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不足却还要大量进口国内短缺产品，农业基础依然薄弱，第三产业发展缓慢，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生产经营的社会化、专业化程度较低，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老龄人口日趋增多，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社会经济发展上还保持着城乡分割、二元结构的特征，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和出口红利逐渐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引擎开始减速，经济进入“七上八下”的增长困境。如果没有创新驱动和结构升级，我国将极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诚如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
从居民收入分配上看，尽管以汇率计算的我国2010年GDP世界第二，2013年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进入中高收入水平国家之列，但居民收入增长率常常低于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增长率，农村居民、城乡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渐增加，总体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而达到了0.5左右的危险高度，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领域问题严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分配不均等，居民动力、企业能力、发展活力相对不足，这些都严重限制着转型发展的顺利实现。从“十二五”规划和未来我国发展前景看，只有在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进出口等方面全面改革开放，经济转型的动力结构有效调整，经济转型才能够顺利实现。
第一，社会经济转型的动力体现在收入分配上，落实在居民消费上，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应当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普遍在70%以上，发展中国家大多在60%左右，而我国一直徘徊在50%左右。从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出口的三要素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2013年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2.5%、37.3%、51.6%、51.8%、50%。显然，由于居民收入绝对水平不高，政府通过税收和非税手段对居民财富汲取过多，财产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居民对就业、收入、财产、社会保障等方面难以形成稳定预期，居民消费需求还难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的、有效的动力因素，我国必须不断扩大居民消费和投资水平，从消费弱国向消费大国转变。
第二，在固定资产投资、技术创新和产业调整上，无论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固定资产投资，传统产业的技术更新和结构调整，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从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转变，根本出路不在于政府管制、公共投资和超国民待遇的国有企业，而是通过放权让利的全面改革，广大居民和企业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研究开发、创新发展的主体，全社会的智慧和财力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同样在2009～2013年，我国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92.3%、54.8%、54.2%、50.4%、54.4%，但投资增长中相当一部分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种形式的投资，政府的许多投资项目效益不高。
在经济转型的动力结构中，工业化后的城市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动力的重要途径。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达到6.8亿人，城市化率从1978年19%左右突破了50%大关。然而，我国城市化是在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户籍、教育、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分割条件下进行的，50%以上的城市化率是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按照户籍人口统计只有34.7%。而且，与发达国家80%以上的城市化率相比，我国的城市化无论在数量还是内容上都还存在改进之处，新型城市化进程还将持续几十年甚至更长。随着城市人口增加、人口老龄化和城市生活的改变，规模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将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来源，将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在进出口上，我国得益于对外开放的发展红利也开始大幅度衰减。由于我国主要靠劳动、资源密集型加工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技术含量少，品牌影响小，附加价值低，贸易依存度高，而全球竞争激烈，供给过剩，价格趋于下降，加上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收支趋于平衡等因素，特别是2009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下降。尽管出口贡献度下降有一定的阶段性，但我国产品、企业的竞争能力普遍不强，出口导向型的加工业体系已经难以支撑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必须要从加工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转型动力的制度保障
过去以来，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国际化竞争，建立在大规模、低成本的劳动和资源投入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的动力非常强大，经济转型比较成功，但这种转型方式是一种可持续、一般化的模式吗？显然，劳动、资源和制度的红利毕竟有限，积存的体制弊端和增长问题逐渐暴露和加剧，中国在享受经济高速增长成果之时，也日益遭遇了经济、政治、知识等方面的一系列严重问题，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衰减，而成本和劣势不断推高，经济增长的方向不明，路径不稳，这些新旧问题构成了中国转型的限制性因素。相反，拉美的经济停滞、苏联的国家解体等则提供了国家转型的深刻教训。那么，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赋予经济转型以强大而恒久的动力？显然，我们难以改变既定的资源、人口等要素禀赋和国际环境，但我们能够通过改革开放来解决经济、政治、知识等方面的转型障碍，建立健全经济转型动力的制度保障体系。
第一，保障和落实广大居民充分、平等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权利，使他们真正成为经济转型的社会主体。为此，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适时恢复公民的居住和迁徙权、罢工权等权利，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
第二，经济转型的动力问题集中体现在财产制度上，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第三，形成并畅通知识创新、企业竞争、产业发展的动力实现途径。通过建立权利平等、机会公平、规则统一的发展体制，全面激励社会民众特别是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的创新精神，积极保障观念、知识、产品、市场的创新和法律、组织的变革。
第四，公共管理和公共财政是强化、完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制度安排。为此，通过全面改革政府的权力结构和决策、实施、监督体制，改革政绩考核和官员升迁的激励体制，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规范政府对居民收入、财产的征收和使用，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的再分配功能，完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体系，通过公共管理和财政体制而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当前，只有敢于冲破僵化思想观念，全面凝聚并充分发挥改革的大智慧，全面坚持以人为本、公民主体、平等权利、市场竞争、创新发展、全面开放的发展原则，把每个人的健康、安全、幸福置于首位和目标，坚定而稳妥地全面推进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系统性、整体性改革开放，如此，中国转型发展的可持续性以至中国发展模式的涌现才能可以预期，才能成功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8
二、 人本思想的本质
三、 人本思想与经济社会发展
四、 人本思想在贫困地区的现状
五、 扶贫开发中的人本思想
六、 以人为本搞好扶贫开发
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关键是贫困人口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意识的提高，树立脱贫致富的信心和信念，以积极的心态获取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和技能。政府在引导、教育和扶持中，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的自主意识，加大人文关怀，帮助贫困群众从封闭落后等靠要的传统思想中走出来，在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生活中增长信心，提高能力，开阔眼界，自主发展，走上经济社会和人全面发展的脱贫致富奔小康之路。
人本思想的来源
人本思想强调以人为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活动中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权利、关心人的需要，强调人权和人的社会平等地位。人本思想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华。以人为本的思想大致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宣扬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是古已有之的成语，孟子说过：“民为贵，君为亲，社稷次之”。《左传》有云：善人，国之主也。《礼记》中也有“如保赤子”的说法。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提倡以“人”为中心，而不再以“神”和“来世”为中心的人文精神，成为冲破黑暗时代的伟大曙光。马克思把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当做他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强调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未来的理想目标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他极其重视人的自由活动与实践的重大意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最为强调人的能动性和实践性，从而最为强调人的自由和价值的哲学。这也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的基本内核。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全会发表的《公报》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有"五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人本思想的本质
人本思想是相对于物本思想而言的，如果相对于政治形态而言，则称之为民本思想。人是所有经济社会活动的制定者、参与者和享有者；在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人是真正的“主角”，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经济关系，是人与人在经济生活中的相互联系，经济学所揭示的所有规律无不有人的因素加入其中。离开了人的经济活动是不可思议的。既然经济活动的主角是人，而人的行为又受先天素质(如智力与体力状况）和后天受教育状况的制约。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道德品质、气质与气量、心理状态、文化背景、生活方式、思想感情、行为举止、家庭情况乃至个人嗜好，在经济活动中反映出差别来。对一个社会，无论是行政的、经济的还是法律的，都是人们意志的贯彻。一项经济政策或法律条款的制定是人的活动，要使其贯彻下去同样是人的活动。进一步讲，政策法规制订的依据本身就是人。人本思想的本质应该是：人本原则。即以“人”为经济生活的中心，国家是民本人道、仁爱互助、公平共富的幸福的“人民之家”；人性原则。即提倡人性解放，万类平等，个性自由，尊重人权，发挥人的灵性、本性和创造力；和谐原则。即从天人合一、物我和谐的宇宙观出发，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以及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非异化原则。反对物质、技术、权力对人的异化，反对人的大众化、功利化和标准化，反对技术、网络对人的压抑，反对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人的摧残，建立人道经济、公平社会、无压抑文明。
人本思想与经济社会发展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需求，同时为满足需求产生了经济活动。经济活动不仅因人始，且以人展开。在生产要素中，劳动者是能动的、主观的要素；在生活过程中，劳动者始终加入其中，并按人的意志使再生产过程有目的地进行下去；流通过程，更是人的杰作，他们因而创造了市场；生产劳动的产品，是围绕人们的需求进行的，所谓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环节，展示了人们经济活动全过程。在这里，作为经济活动参加者，人是主体。人是劳动者、管理者、计划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人类又是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地发展自身、完善自身的。正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类的生产活动，一方面发展了人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又丰富了人的社会属性。
从社会发展的本性上看，经济社会的兴奋点在追求利润、追求剩余价值，从客观上限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现代经济的固有趋势，又要求社会提供全面发展的人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本性上应以人为尺度、以人为目标。由于以人为目标，社会生产的目的与其经济运动的必然归宿点消费相重合。在以人为目标的社会里，对社会经济发展衡量的指标体系、对财富增长与人生活的环境(生态环境）的关系、对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对人的自我完善等等，都应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以人为本。
人本思想在贫困地区的现状
贫困地区贫困的原因不仅是各种经济要素不足，还包括与社会发展之相关的政治、文化和争取自主自我权利的"贫困"。所以治理与消除贫困的治本之道，是强化社会权利的平等和保障社会权利的公正的同时，提高贫困者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觉醒。社会民主及自我发展意识贫困是指获取社会发展机会和渠道不足。机会和渠道的存在是一回事，而能否得到获取这些机会和渠道又是一回事。如果弱势群体只要求政府解决经济贫困而不是社会意识和文化信息以及自我发展能力"贫困"的话，那幺，政府的行政干预和权力的空间越大，各种救济政策和措施的实施越多，贫困将随着政府的扶持使"无力者更加无力"。所以，强调特困群体的自我觉醒和积极参与以及自主发展是弱势团体改善自身地位和处境的根本之道。物质救济只能释放没有保障的金钱，而自我发展能力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则能赋予穷人一种永恒的力量。力量比金钱更具长远性和根本性的保证。得到觉醒和发展能力的过程和机会需要公平，尤其是维护权利的法律，更要能保证人人平等。
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穷人，按照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理念生活，他们自暴自弃、不思进取，这种状态世代延续，代代相传，永远走不出贫困的窠臼，如马太效应，贫者逾贫，富者逾富。在靠天吃饭的严酷的大自然面前，他们的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为之奋斗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环境，不但如此，而且随着人口增长，环境越来越不能给人提供日常的生活所需。落后的自然经济使贫困地区的人文环境也与现代社会存在巨大的差距，人们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觉醒意识还处在“贫困”之中。
扶贫开发中的人本思想
要根治这种贫困状态，就要施之于教育。教人以真，教人为善，做到善待自己和他人；教人以美，可以使他们懂得欣赏生命的意义，用科学、人文、人本的思想来填充内心的空白和愚昧。上世纪早期的中国在外受列强宰割、内有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之际，面对国人麻木的灵魂，鲁迅先生弃医从文，认为救国救民首先要救人心。在西方，有一种职业是专门救助社会上有困难的人、有问题的人，从事这一职业的人被称为“社会工作者”，他们在助人的时候的核心价值观是“助人自助”，具体的说就是帮助这些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社工助人不是单纯的提供物质的帮助，而是致力于受助者自信的恢复，帮助他们走向现代社会，社工助人的过程实质上是对受助者心灵支持的过程。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在物质上帮助贫困者人群的时候，也别忘了辅以教育的手段，或者说从长远来看，教育才是根本目的。要把拄着拐杖走路的人变成去掉双拐大步前行的人，教育任重而道远。从人本观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人本市场经济、或曰劳本市场经济。正是重视人的价值，弘扬人的个性，从而最终促进人的自主发展，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提高全民素质的关键。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泰勒为代表的学派把人看作只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率，但没有从根本上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心理学家梅奥依据霍桑实验，把人看作“社会人”，创建了行为科学理论，在经济管理历史上第一次体现了人本思想。近几年来兴起的各种文化、观点都是具有人本思想的理论。国外实行的依靠群众创新、“学习组织”、“团队精神”等活动都体现了人本思想。我国近年来也一直在应用人本思想。现代社会必然要以人为本，实施先进经济模式，应确立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中心地位，选择与人的个性相适应的技术，通过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创造对人有凝聚力的工作环境，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智能和创造力，达到提高生产的有效性，同时又实现人自身价值的目的。以人为主体、为本位定位新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