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贸易经济范文

出口贸易经济篇1

【关键词】经济增长 一般贸易出口 加工贸易出口

一、引言

经济增长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经济增长不仅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中所处的地位，同时也关乎着国民生活水平的高低。研究经济增长的理论十分充分，建立的经济增长的模型也有很多种：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呈正比，与该国的资本-产出比呈反比，他们提出的经济增长路径是很难实现的，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实际经济增长率=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自然增长率，这是难以实现的“刃峰状态”；新古典学派的Solow-Swan经济增长理论通过否定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产出比不变和劳动资本不能相互替代的假设，得出的结论认为，稳态下人均资本可以通过储蓄率的上升，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技术进步而增加，从而实现更高水平上的经济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国家可以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事实，揭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我国的国际贸易发展迅速，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以更开放的心态和政策措施应对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对外贸易进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到2009年，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本文将开放经济背景下的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结合，研究经济增长与不同贸易方式出口的互动关系，比较加工贸易还是一般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更大。

二、文献综述

关于经济增长与不同贸易方式进出口的关系，杜运苏（2014）研究结果表明，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主要是通过一般贸易出口实现，并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证实了经济增长与出口技术复杂度间存在互相增强的效应。董彦龙（2011）通过建立广东省一般贸易出口、加工贸易出口与经济增长间的协整关系得出广东省加工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于一般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赵丽佳，冯中朝（2008）研究了加工贸易进口、一般贸易进口与经济增长间的协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加工贸易进口与经济增长间存在较为紧密的关系，主要的传导机制是制度变革，而我国一般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迟缓，主要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易行健（2006）对我国出口、进口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出口、进口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同时，出口增长和进口增长都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以上的实证结果由于样本选择不同和模型处理方式不同，没有得到完全一致的结果，对于究竟是加工贸易还是一般贸易对经济增长发挥更为持久有力的影响这个问题，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但他们一致认为不管是一般贸易进出口还是加工贸易进出口都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正向关系。

三、基础数据

（一）数据来源

本文进行实证分析的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从《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了从1981～2012年的一般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出口额、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以1978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二）数据处理

考虑到我国物价水平在1981～2012年波动较为剧烈，为了剔除价格因素对上述相关变量产生的影响，用1978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一般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出口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进行了调整，调整方式为分别将一般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出口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除以了以1978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记为aexyt，aexjt，agdp。由于经物价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性仍波动比较大，所以对物价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取对数并记为。在模型的设计中，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为经差分并取对数的国内生产总值。

四、经济计量分析

分析时间序列数据间的关系首先要对这些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间才能建立因果关系，否则会产生伪回归的问题。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额，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进行ADF检验，结果表明它们均为I（1）序列。

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经济增长、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均为同阶单整，满足建立VAR模型和协整方程的要求。为选择最优的滞后阶数，在AC和SIC值最小的情况下，选择滞后1阶，建立模型。该模型的各阶系数均高度显著，且残差不存在自相关，所有的特征值均在单位圆之内，此VAR系统是稳定的。

根据所建立的模型可以建立脉冲响应函数。一般贸易出口的一个正向冲击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刺激作用十分显著，并且这种影响会一直持续很长时间，这就表明，在中长期内，一般贸易出口额的上升会刺激经济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增长。相应的，加工贸易出口的一个正向冲击对经济增长也表现为积极作用，但其影响力度比一般贸易出口小，并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间要短于加工贸易出口。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提供的结果，分析得出，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低，生产处于价值链的底端，其出口增值率明显较低。加工贸易具有两头在外的特征，其收益仅仅依赖于加工费的获取，因此，其收益的增值空间比较小。而相对而言，一般贸易涉及的生产环节比较复杂，并且参与一般贸易出口的企业都是生产率水平比较高、盈利能力比较好的企业，从研发到生产销售环节，一般贸易出口企业都亲身参与，它们处于生产价值链的高端，因此，一般贸易出口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明显。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长期来看，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都会促进经济增长，脉冲响应函数表明，一般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强于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因为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低，生产处于价值链的底端，一般贸易涉及的生产环节比较复杂，并且参与一般贸易出口的企业都是生产率水平比较高、盈利能力比较好的企业，因此，一般贸易出口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明显。

因此，我国要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鼓励自主创新，推动一般贸易的更好更快发展，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放在价值链更高的一般贸易出口上，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逐渐摆脱低层次的世界工厂的国际形象。同时，提高加工贸易生产的产业链，提高加工贸易的利润水平。

参考文献

[1]杜运苏.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不同贸易方式和企业性质[J].国际贸易问题.2014（9）.

[2]董彦龙.广东省一般贸易出口、加工贸易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J].特区经济.2011（2）.

[3]赵丽佳，冯中朝.加工贸易进口、一般贸易进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个协整和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8（8）.

[4]章安平.贸易方式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江浙两省贸易模式的对比[J].国际贸易问题.2010（9）.

出口贸易经济篇2

[关键词]低碳经济 出口贸易 外贸出口模式 碳关税 碳交易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8-0136-05

一、低碳经济概述

（一）低碳经济内涵

“低碳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的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和清洁能源开发。“低碳经济”的核心是通过新型清洁能源技术、能效提高技术、降耗减排等能效创新技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行业的广泛推广和大规模运用，建立清洁能源利用机制，由此促进现代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降低社会生活耗能，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即摒弃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建立新型可持续循环发展的无污染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二）各国低碳经济举措

“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产生严重威胁的背景下兴起的，随之“低碳贸易”“低碳社会”“碳关税”等概念也被相继提出，同时各国各种低碳经济措施应运而生。

2003年，英国政府在能源白皮书中提出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计划到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建立成低碳社会。2007年6月，英国公布了《气候变化法案》草案，明确承诺到2020年，削减26%-32%的温室气体排放，到2050年，实现降低温室气体排量60%的长远目标。

2007年12月，联合国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制订了世人关注的“巴厘岛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40%，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无具体要求。

2008年1月欧盟委员会提出《气候变化行动与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旨在带动欧盟经济向高能效、低排放的方向转型，并以此引领全球进入“后工业革命”时代。根据该计划，欧盟承诺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提高到20%，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的消耗量减少20%，将生物燃料在交通能耗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10%。

2009年3月，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表示，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措施，美国将征收碳关税。同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除提出美国未来几十年碳减排的框架目标，还规定从2020年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实施碳排放限额的国家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二、我国传统的外贸出口模式——“高碳经济”

低碳经济的兴起促使国际贸易的低碳化趋势，与之相对的却是我国以“高碳经济”为特征的传统外贸出口模式。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得到了飞速发展。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中国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占全球出口产品比例接近10%。对外贸易的持续快速发展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具有“高碳”的特征，随着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高碳”出口模式暴露出自身存在的严重缺陷。

（一）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

我国传统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型，出口商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如表1），具有“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特点。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出口的高能耗产品的能源消耗占国内能源消耗总量的1/5左右，我国出口产品的单位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出25%，机电、化工、有色金属等出口贸易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高出世界先进平均水平40%以上。

随着对外经贸的不断发展，生产出口商品依赖传统能源支撑所引起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在国内和国际节能减排的双重压力下，为谋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积极促进能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迫在眉睫。

（二）出口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低技术、高能耗、高污染”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所占比例高达50%左右。表2显示我国从2007年开始，加工贸易占年度出口贸易总额比例虽然逐年下降，但总体上降幅不大，2012年加工贸易比例仍然高达42.11%。

由于我国长期积极引进外资，实行优惠的外资政策，这使得大量高耗能、高污染的外资项目被引进国内东部和中部地区。这些项目在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同时，也以跨国投资形式将大量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环境污染密集型、能源耗费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这些产业都是发达国家的夕阳产业或高技术产业的低端加工环节，不仅使得我国目前能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低技术、高能耗、高污染”的加工产品也使得我国处在国际贸易链条的低端位置，产品附加值低，并经常遭遇各种绿色贸易壁垒。

（三）出口贸易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总体水平不高

与飞速发展的货物贸易相比，我国服务贸易仍然处于发展初期。从表3可以看到，2003年至2010年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与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对比悬殊。2010年，我国货物输出达到15779.3亿美元，而服务输出仅为1702亿美元，相差14077.3亿美元；在2005年与2006年间，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的比例更是分别达到10.60：1和10.01：1。同时，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相比较，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份额都是相当低的。2007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3.29万亿美元的比例仅为3.65%，相当于美国的24.5%，德国的48.4%。①

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长短脚”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短板”，不仅制约了商品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还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低碳化发展的阻碍因素之一。

三、低碳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国“低碳经济”措施的施行，对我国出口贸易来说，势必产生重大影响。征收“碳关税”，施行“碳标准”等措施，对于具有“高碳经济”特征的我国对外经济来说，都将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但是，不可否认，“低碳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将为我国低碳产业发展，实行出口贸易绿色化从而实现我国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一）低碳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

1.碳关税成为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

2009年6月22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限量及交易法案》和《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授权了美国政府从2020年开始，可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惩罚性的碳关税，即对进口排放密集型产品如电解铝、钢铁、水泥、化工产品和机电产品等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而实际上，这是一种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

所谓“碳关税”（Carbon Tariffs），是指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税，主要针对进口产品中的碳排放密集型产品而进行的关税税收。

高耗能产品在我国出口总额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其中包括电解铝、电解铜、各类机电产品、化工产品、钢铁产品、家电产品等各类产品。以中美贸易产品中的机电产品为例：2008年我国对美国出口机电产品1528.6亿美元，约占我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60.6%。而机电产品恰恰是“碳关税”中所指的主要“高碳产品”之一。由此，可以预见，一旦碳关税开征，我国的对外贸易将受到巨大的冲击。

其次，我国当前的出口企业大部分仍然以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而这些出口企业中不少是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因此，一旦开征碳关税，环境成本就会抵消劳动力成本优势，从而使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大大减弱，国际市场份额不断减少，出口企业整体受到打击的同时，也会使对外依赖度较大的我国整体经济受到重创。

然而，尽管“碳关税”看起来那么冠冕堂皇，却无法掩饰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性。

首先，征收“碳关税”违背了WTO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WTO的宗旨在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实现贸易自由化。自由贸易的本质在于在WTO规则框架下，尽可能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扩大成员之间的货物、服务和知识产权贸易。而“碳关税”则是采取了关税手段限制他国产品进入本国，与WTO提倡的“自由贸易”原则相背离。同时，“碳关税”也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即一成员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给予任何其他国家（不论是否是WTO成员国）的优惠待遇（包括利益、特权、豁免等），应立即和无条件给予其他各成员国。而征收“碳关税”，各国环境政策和环保措施都不同，对各国产品征收额度也必然存在很大差异，这就会直接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必然造成国际贸易秩序混乱，导致各种国际贸易战。

其次，征收“碳关税”违反了《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中国家暂不承担排放额度。在历史和现实上，发达国家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应该承当更大的责任。而征收“碳关税”则意味着实施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以相同的减排标准，这违背了《京都议定书》中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区别责任”原则。在全球经济贸易发展中，让发展中国家背负“污染环境”的责任，给发展中国家增加压力是显失公平的。

2.低碳主义可能滋生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由于各个不同国家的产品标准、法规及合格评定程序对国际贸易造成的阻碍，或者一国有针对性的指定某种标准和法规，将国外竞争者置于成本劣势。技术性贸易壁垒作为非关税壁垒，具有隐蔽性、可操作性和针对性的特点，因此常常被发达国家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WTO反对非关税贸易壁垒，并为减少和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性壁垒，制订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然而，协议同时规定为实现“维护国家基本安全，保护人类生命、健康或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保证出口产品质量，防止欺诈行为等”合法目标，可以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这就为某些打着“保护环境”口号的低碳主义者实施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找到了“合理”的理由。

“低碳经济”的兴起和“金融海啸”过后的经济复苏可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契机。以欧盟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一旦开始设置市场准入的“碳标准”认证，我国的大部分“高碳”产品可能因达不到标准而被排除在市场之外。此外，为使出口产品达到相关技术标准，必然会牵涉到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的监督与检验从而建立更为严格的管理体系，同时生产商必须将大量的资金人力投入到西方标准的认证工作，因此大大增加了产品成本，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低碳经济将导致世界政治的博弈和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

历史实践证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改善，能够促进两国国际贸易；而两国政治经济关系恶化，则会阻碍两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作为国际贸易的晴雨表和指向标，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将影响着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

而低碳经济下，全球气候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演变成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议题之一。欧盟将气候变化问题作为重大的外交政策，并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施压者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改原布什政府的政策，高调宣布要加入世界气候谈判并成为领导清洁能源发展的国家；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则既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又由于经济发展必将增加能源消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对这场激烈的国际政治博弈，各国争论最多的是，谁应该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

实际上，低碳经济是一个关于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重组争夺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在其世界主导地位遭受新兴国家挑战后，试图利用科技话语和法律话语来继续领导世界的新方式，是约束新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

然而，中国的崛起和“高碳经济”与之形成了对应关系。由于中国在最近的30年里是以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不断崛起的，并且伴随着能源的高消耗，使得中国成为“低碳经济”中西方各国争论的指向矛头。

中国如不积极参与到全球气候问题的协商谈判中，在这场政治博弈中取得有利于我国的一席地位，我们将面临的不仅是碳关税和其他碳壁垒，还可能面临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恶化，进而给我国的出口贸易造成严重阻碍。

（二）低碳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正面影响

1.推动我国出口贸易绿色化，减轻环境和能源压力

“低碳经济”的兴起将引起国际社会向“低碳消费文化”发展，以及各国积极实施各种“碳关税”“碳准入”等措施。这将会使众多“高碳”出口企业为保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生产适销对路的“低碳产品”而更加注重节能减排问题，将其作为其经营工作中重要的一环，并努力使企业向低碳企业发展。也就是说“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外力也会反过来促使国内企业不断进行转型升级，节能减排。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减少我国煤炭资源利用、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碳排放的作用，从而推动我国出口贸易绿色化，减轻国内的能源和环境压力。

2.推动我国低碳产业的发展，增强出口竞争力

“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有着较大的冲击，但同时，它也对我国低碳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国际消费者环保节能意识的提高和各进口国对碳排放要求的日益严格，我国一些“低碳”出口产品开始在国际上走俏。以中国制造的电动自行车为例，由于符合环保节能的时尚，近年来中国制造的电动自行车在欧美市场上广受欢迎。而随着中国政府践行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的“碳减排”承诺和中国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支持，中国汽车产业将不仅在劳动力成本上拥有后发优势，而且也能够在节能环保技术上拥有占先优势。“低碳经济”的兴起给我国低碳产业出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应该对这些产业给予更多力度支持，促使出口产品低碳化，增强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

3.碳交易或成为我国国际贸易的新领域

所谓“碳交易”，是指碳排放权交易，即在量化了各个国家碳排放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体系，买卖碳排放量配额，企业减少碳排放量，其减排指标可在国际市场出售，其他企业则可以买进碳排放量配额。而实质是，一方面让生产企业为了将本企业得到的碳排放配额出售获利，从而采取更清洁的技术和生产能源；另一方面，碳排放量较大的企业在保证正常生产的情况下，为了节省购买碳排放配额的资金，而选择其他可替代的清洁能源，从而使社会总的碳排放量降低。目前，碳交易有三种主要形式：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 ET）。

碳交易是低碳经济下，世界各国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取的市场机制。历史经验证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导和介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者强制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而碳交易则能够将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碳交易本质上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成为国际贸易的新领域，是未来低碳经济的“制高点”，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通过碳交易取得了显著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如美国堪萨斯州的农民通过农田碳交易，获得了新的农业收入来源；日本则把碳排放权交易看做是“21世纪第一个巨大商机”，近年来通过在世界各地大量购买和销售碳排放权，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入。

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资源国，中国被认为是最有潜力的碳交易市场。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正积极参与碳交易。例如，2005年10月，中国最大的氟利昂制造公司山东省东岳化工集团与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新日铁和三菱商事合作，展开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业务，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项目。

随着国际社会积极倡导“低碳经济”，碳交易的大力兴起，碳交易将成为我国国际贸易的新领域，为我国带来环境与经济的双重效益。

四、我国出口贸易应对低碳经济的措施

（一）创造有利的贸易环境

1.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中有利于我国的机制

WTO应该成为低碳经济下我国防止和抵制西方国家“碳关税”和其他碳壁垒的机制。中国要始终坚持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和“最惠国待遇”原则，通过加强与国际社会在“碳关税”和碳排放问题上的沟通、协商和谈判，反对各种碳壁垒，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将气候问题和“碳关税”作为不同领域的问题分别加以解决，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争取更为有利的发展时机和发展空间，使我国在国际经济规则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此外，面对其他国家强行实施的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措施，我国可以参照美国、英国、日本、丹麦、瑞典等国的措施，在国内开征“碳税”，即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收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因为从WTO框架来看，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的“碳关税”是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歧视性做法。但在气候变化协议框架下，又是可采用的。如果中国自己先征收“碳税”，就可以通过WTO禁止双重征税原则阻断西方经济大国的碳壁垒意图。故而，我国可尽快开征碳税以防范中国产品出口将面临的全球性惩罚性碳关税的要挟，减少我国与其他贸易国的贸易摩擦。

2.实施积极的“环境外交”战略

低碳经济下，中国应该进行外交战略的转变，即变被动的“环境外交”为主动的“环境外交”。

首先，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要积极参与到国际多边及双边合作，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国家利益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从而为我国出口贸易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我国政府要积极主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如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中，中国向世界提出碳自主减排的承诺，为我国低碳之路的发展争取了主动权。

其次，由于目前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碳排放量参照标准，给某些企图通过“碳壁垒”进行贸易保护的进口国以可乘之机，因此，中国应当积极联合各个国家，推动和参与制定合理的国际碳排放量参照标准，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

再者，我国应与国际社会积极协作，加强同各国的技术合作和技术贸易，致力于发展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的全面合作，为国际社会低碳化、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保护人类的共同利益作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我国要认真研究和分析国际气候变化形成的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识别和分析新的利益集团及其相互的博弈和制衡关系，以及其对中国整体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定位的影响，从而识别并应对低碳经济给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

3.企业自身加强国际贸易规则的学习，抵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

在国际社会低碳化的进程中，出口企业要提防某些打着“绿色主义”口号的国家通过制定各种“碳壁垒”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就要加强自身的学习，了解各国法律法规，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熟知国际贸易法规，变被动为主动，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二）积极响应“低碳经济”，推行绿色贸易

1.出口企业自主创新，节能减排，促进产业低碳化

从企业自身来说，出口企业应当树立良好的绿色环保意识和长远的发展目光，积极参与到企业生产经营的转型与升级。企业应当重视技术改造与技术革新，加大研发的投入，开发拥有自主产权、具特征化和品牌化的产品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

从国家层面上，政府应该制定相关产业政策，给予较大的力度支持和引导，鼓励和支持发展先进技术，限制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逐步改变我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的现状，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通过开展低碳产品认证制度，限制高碳产品的出口，促使企业节能减排，增强出口竞争力。

2.调整出口贸易结构，创造服务贸易新增长点

一方面，由于我国出口产业中，“高碳”产业居多，比如加工产业、造纸业、化工业和钢铁业等，为了应对碳关税等贸易壁垒，我国应加大对低碳产业的扶持力度，使竞争优势向低碳产业集中，增加低碳产品在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另一方面，低碳经济下，服务贸易将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因此要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为服务贸易注入更多的高科技含量，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使我国的对外服务贸易从规模到水平上都得到根本的提升。

3.积极响应国际低碳化号召，推行出口行业能源结构改革

“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这就加重了我国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的出口产品的“高碳”特征。因此，我国要推动出口产业低碳化，就要推动以再生能源为核心的能源革命，大力发展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和核电等新能源，改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加强能源技术领域的研发力度与国际合作。这不仅符合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根本转变的需要，而且有利于降低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成为我国积极响应国际低碳化号召，实行“绿色贸易”最有效的低碳路径。

（三）建立拥有话语权的碳交易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碳交易

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资源国，我国是最有潜力的碳交易市场。但是，由于国际碳交易规则基本上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我国缺乏话语权。例如，CDM项目是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形式。2008年中国CDM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的成交量，占世界总成交量的84%。但是，由于我国缺乏与国际碳市场二级市场直接交易的平台，我国这些核证减排量只能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发达国家，从而使国外的交易机构获得暴利，而我国沦为发达国家廉价减排的工具。

因此，低碳经济下，我国要建立拥有中国话语权的碳市场体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交易市场中，通过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调动全社会发展和利用清洁能源的积极性，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节能减排，以最低的成本降低我国碳排放量，推动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我国以高附加值的清洁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最终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重效益。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参考文献】

[1]杨志龙，李奇璘.对我国出口贸易模式的分析和思考[J].北方经济，2009（5）：60-62.

[2]张向晨.碳关税是否符合WTO规则？[J].WTO经济导刊，2009（12）：87-88.

[3]王双.“低碳经济”——开启绿色增长新时代[J].时代经贸，2009（153）：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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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贸易经济篇3

关键词：出口贸易；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一、出口贸易与新疆经济增长的关系现状

目前，新疆与世界上的14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17个，二类口岸11个。拥有部级开发区3个。口岸过货能力明显增强，边境贸易得到长足发展，是继黑龙江省之后我国第二大边境贸易区，出口贸易长足发展为新疆地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新疆出口贸易额从1993年的28.53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578.34亿元人民币，是1993年的20.27倍，年均增长33%（几何平均）。新疆的gdp总额从1993年的506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3063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10.9%（几何平均）。新疆的出口贸易年均增长超过新疆gdp的年均增长，是新疆gdp增长的2.8倍。出口依存度从1993年的5.6%上升到2007年的18.88%，是1996年的3.36倍。出口贡献率由1993年的3.4%到2007年的36.29%。出口增长速度加快，从1993年的14%到2006年的41.7%，出口拉动新疆gdp增长百分点从1996年的0.35个百分点，上升到2006的3.24个百分点。1993—2007年出口贸易的显著增加为新疆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税收收入，拉动gdp增长，带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二、出口贸易对新疆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一）从相关指标看出口贸易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影响及贡献

1994年以来，新疆外贸长足发展，进出口总额一年上一个台阶。1994年出口依存度、出口贡献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分别为5.6%，3.4%和0.35%，近年来，在积极推进西部国际商贸中心建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努力拓展周边市场方针的引导下，新疆外贸市场多元化取得了新进展，2007年上述三个指标分别为18.88%，36.29%和3.24%。虽然和全国水平比较，各项指标仍然比较落后，但进步还是比较大的。

1.出口依存度分析

出口依存度表明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是反映出口对经济总量的影响程度的指标，即用出口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来表示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出口对经济总量的影响越大。

1994年以来，新疆的出口贸易稳步上升，出口额由1994的28.53亿元人民币升至2007年的578.34亿元人民币，13年间年均增长达到17%。由于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大于gdp的增长速度。因此，出口依存度总体呈递增趋势，新疆经济对出口依赖程度加并且出口对经济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但是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新疆出口依存度较低，1994年全国为15.3%，而新疆5.6%，两者相差百分点9.7% ；2007年全国为37.95%，而新疆18.88%，两者相差19.07百分点，两者之间差距呈扩大趋势，这说明新疆的出口依存度远不及全国平均水平，新疆出口贸易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因此，新疆必须充分挖掘出口贸易的潜力，积极利用西部大开发有利的政策，有效地提高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2.出口贡献率分析

与出口依存度不同，出口贡献率可以反映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影响程度。该指标越大，说明出口增长额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越大。通过计算新疆1994—2007各年的出口贡献率可以发现新疆外贸出口贡献率总体大于零，1994—2007年出口贡献率平均值18.48%。特别是2001年以后，周边国家经济恢复，工业生产和市场消费需求增加。在这期间,新疆的边境贸易国也采取了政府投入，扩大内需等宏观调控政策,使工业生产和市场消费所需物资大量进口,从而使新疆的出口贸易又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2002年外贸出口的贡献率又回升到了47%。2005年至今。受国家宏观调控及地方政府的影响，2005年新疆对外贸易保持大幅度增长,相当于“十五”初期的2001年贸易规模的4.4倍,比上年增长41%。外贸进出口总值位居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首位,增速位居全国之首。新疆利用外经贸发展扶持资金；加大对地产品出口、出口加工基地建设、自主出口品牌建设；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的扶持力度，政策效应十分明显。出口增长额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大。

3．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分析

与出口依存度、出口贡献率相比，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是在计算出口贡献率和gdp增长率的基础上经运算得出的，这项指标侧重于反映出口增长相对于经济总量增长的变化关系，说明出口增长额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出口拉动新疆经济增长百分点在年度间波动幅度较大，波动的频率快于全国的水平。1994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为1.37，1996年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降为-1.36，而2001年为由于受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影响也出现了负值为-2.97。

总体看来，新疆的这一曲线位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之下，并且近几年两者的差距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12年间新疆这一指标的平均数为1.48%，而全国的平均数却为5.03%，是新疆的3.4倍之多，这说明新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远远不够。这也跟新疆的工业基础薄，未完全实现产业升级有关。因此，为了更好的拉动经济增长的百分点，新疆应利用自己的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增强出口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使出口贸易成为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亮点。

（二）从出口商品的构成出发看出口贸易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

出口商品的构成指不同类型的商品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出口商品的构成不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亦有所不同。1990—2005年间，新疆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不断升高，初级产品的比重明显下降。工业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由1993年的35.1%迅速上升到1995年的49.7%。自1996年起，出口商品结构以初级产品为主发展到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特别是2004年、2005年机械运输及运输设备的比重明显增加，进出口结构得到很大改善。这与中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机械运输，电器设备等需求增加，促进新疆出口有关。但据统计，2007年新疆主要的出口产品为棉花（原棉）、棉纱、棉坯布、肠衣、食糖、番茄酱、电视机、地毯、药材、鞋类等，出口商品多是农副产品、轻工、食品等一般性产品，自主品牌、高附加值、品质优良的产品不多。

总体上，新疆出口商品结构已逐步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发展到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进出口商品结构已趋于合理。从2000年以来出口商品的构成来看,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尽管逐年攀升,但其质量不但未能提高,反而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新疆进出口商品结构还处于较低层次的粗放式经营阶段，还没有完全达到出口商品结构从出口粗加工产品向出口精加工产品的转变，外贸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疆经济增长。

（三）从行业看不同行业出口增长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

1998—2007年，新疆各行业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在0.1%以上的共四个，农业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居第一位，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经过计算，全行业合计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045％。但分析各年份的数值，其数值波动之大也居于各行业之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新疆各年份农业产品出口受到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其出口量在有的年份大起大落，从而导致了该行业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有正有负，且波动极大。

值得注意的是纺织业，这个行业的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0.441%，是所有出口行业中最低的，分析各年份的数值，该行业从2001年开始起出现负值，虽然这两年该行业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有所回升，但其数值仍然是负的。这主要是由于新疆纺织业出口量的不断萎缩造成的。说明纺织业出口增长对新疆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下降。但是纺织业的出口增长对gdp的平均贡献仅次于农业，说明该行业出口增长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还是比较大的。

三、发展出口贸易，带动新疆经济增长的政策及建议

（一）依托优势资源发展战略,调整并优化我区出口商品结构

新疆自然资源丰富，待开发的宜农荒地有7 300万亩，占全国可垦荒地的13.9%；矿产资源种类多，蕴藏量大，全国已发现的162种矿产中，新疆有122种，其中石油、煤炭资源储量相当可观。因此，新疆应发挥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着力支持特色农矿产品出口。当前，新疆林果业已具有一定规模，形成以环塔里木盆地为重点的特色林果基地。为支持林果业发展，外经贸各项扶持资金将向农产品、林果产品出口及特色资源深加工项目倾斜，同时安排西部促进资金支持农产品、林果产品加工出口，利用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和出口品牌发展资金鼓励农产品、林果产品出口企业到境外考察, 参加国际知名展会、境外广告宣传和商标注册、认证等。

（二）改善传统产业，扶持优势产业，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

新疆农业产品、食品制造、烟草工业、纺织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和化学工业的出口份额对新疆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高。从整体来看，新疆产品出口主要是传统产业的产品，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的出口比例小，拉动经济的作用不大。因此，一方面，对于农轻纺产品等传统产业应该运用农轻纺产品贸易促进资金支持企业和中介组织建立为出口服务的行业公共技术平台和出口农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大力支持企业在哈萨克斯坦东哈洲建立果蔬保鲜库,稳定和扩大对周边国家林果产品出口，支持塔城、阿勒泰、伊犁、喀什、阿克苏等地州拓展周边国家肉类产品市场，支持特色畜产品、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家具、石化产品、矿产品、有色金属等的深加工,做好各类扶持资金的项目征集工作，支持一批利于技术改造、农业产业化的项目以及扩大地产品出口的项目。开展有机农产品认证、质量体系认证培训工作，积极推动有实力、有潜力的生产企业提升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新疆应该加大力度生产具有高附加值、质量高、经济效益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重视特变电工等新签的一批境外大型成套工程承包项目，发展移动通讯，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进一步发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引进大企业的名牌产品，提升自主品牌的知名度

运用“出口品牌发展资金”，支持企业开展境外商标注册、质量认证，设立境外营销服务机构，在目标市场投放广告，在国内“广交会”、“乌洽会”等重点展会和国际知名展会上展示企业和品牌形象。鼓励自主出口品牌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引进研发人才，配置必要资源，积极研究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品种，不断提高自主出口品牌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引进大企业的知名品牌,提升产品的档次和经营规模。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营销活动,开发市场,做好售后服务,改善和提高产品的形象，改变目前中国产品在中亚、西亚国家无序竞争的现状。

（四）把握“新丝绸之路”历史机遇，加强东西交流，增强国际交往

新疆企业可以通过在新疆承办和举办各种形式的年会、协会、论坛、文化艺术节，如全国科协年会、跨国集团公司高峰论坛、中西亚区域经济合作高层论坛等形式，将四方宾朋请进来亲身感受、实地考察，为新疆发展对外经济，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创造机会，牵线搭桥。借全国、全世界的智力资源共谋新疆发展大计，并就新疆能源开发与优势互补；陆桥经济带的发展与创新、中国与中亚新的投资贸易合作通道、与南亚、西亚等国家的合作热点与方式等内容进行交流与沟通，借此增强社会各界对新疆的关注和认知。举全国、世界之力为新疆开展广泛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打造良好的机遇和平台，从而为出口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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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贸易经济篇4

本文采用出口总额(EX)、进口总额(IM)来反映对外贸易状况，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经济增长。本文依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从1985年至2005年的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以1985年为基期的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折算出1985年为基期的国内实际生产总值。为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分别对上述三个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其对应序列记为LEX、LIM和LGDP。

图2：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出口额和进口额对数差分的变化趋势

贸易,经济增长-[飞诺网]

1.单位根检验

从图1可以判断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共同趋势性，为消除共同趋势的影响，本文对变量采取差分处理(见图2)。从图2中可以看出GDP、进口和出口的差分序列呈现出平稳的特征，笔者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

注：1．对GDP、出口和进口对数序列的ADF检验中，包含了位移项（intercept）和趋势顶(trend)，因为从图1中可以看出，这二个序列都包含一定的位移和趋势，如果不考虑位移和趋势就可能产生错误的单位根判断；而对差分序列的ADF检验中，则既不包含移位顶，也不包含趋势顶，因为图2显示这二个序列都不包含位移和趋势。

2.*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GDP、出口和进口的对数序列ADF统计量的绝对值均小于在10%显著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不能通过ADF检验，这三个序列都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而这三个差分序列的ADF统计量绝对值均大于在5%显著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序列。GDP、出口和进口的对数序列是一阶平稳序列，因此可以进一步检验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性。

2.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ECM

本文采用使用Johansen极大拟然估计法检验经差分修正后的平稳序列LEX、LIM和LGDP。Johansen方法建立的VAR模型对滞后期的选择比较敏感，所以采用AIC准则来确定最佳滞后期。在滞后期数确定之后，再对协整中是否具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进行验证，然后再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12]。结果见表2。

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由表2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出口、进口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根据Granger定理，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一定存在误差修正模型(ECM)。因此，可以使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第一步，先建立长期关系模型，即对水平变量(ordinaryvariable)进行OLS估计，其方程如下：

LGDP=4.526845+0.623032LEX-0.049701LIM(1)

(13.53709)(4.293514)(0.291202)

=0.967508S.E.=0.096935

从进出口总额与GDP之间的长期关系来看，GDP对出口的弹性为0.623，而对进口的弹性为0.0497，出口比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影响，而且进口项的系数未能通过t检验，即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

第二步，建立短期动态关系，即误差修正模型。将长期关系模型中的各变量以1阶差分的形式重新构造，井将长期关系模型所产生的残差序列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在一个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中，对短期动态关系逐个进行检验，不显著的项逐渐剔除掉，直到找出最适当的表达式。笔者用EC表示长期关系方程(1)中的残差，通过试验，得到两个比较适当的表示短期动态关系的误差修正方程方程(2)和方程(3)。

DLGDP=0.0797+0.0246DLEX+0.04695DLIM-0.22869EC(-1)(2)

(13.1998)(0.6363)(1.1951)(-4.5138)

=0.62412S.E.=0.017467DW=1.16937

DLGDP=0.0813+0.06274DLIM-0.217152EC(-1)(3)

(15.0472)(2.1034)(-4.683832)

=0.61325S.E.=0.01712DW=1.2987

这两个方程中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方程(2)说明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我国的GDP和出口、进口序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进口比出口对GDP的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进口项和出口项系数的大小上，而且也表现在进口项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而出口项的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才通过检验。由于DLGDP、DLEX和DLIM本身就是增长率的含义，因此，进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47%，出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25%，而上年度GDP、出口和进口的非均衡误差以0.229的比率对本年的GDP增长率做出修正。

方程(3)是在进一步剔除了不太显著的出口项后得到的误差修正模型。它表示在短期内不考虑出口对GDP的影响时，进口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进口项的系数说明进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63%，而上年度GDP、出口和进口的非均衡误差以0.217的比率对本年的GDP增长率做出修正。

3.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

Granger(1987)[13]指出，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则这些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方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要么滞后差分项的系数联合检验(一般用F检验)显著，因而存在短期因果关系，或者误差纠正项系数显著而存在长期因果关系。因此，在确定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后，就可以构造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确定它们之间的相互调整速率及短期互动影响井观察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表3为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对表3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根据表3第一列数据分析各变量对GDP增长的短期影响及长期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进口对GDP的影响仅在两个时滞后在10﹪的水平上对GDP有正向影响，可能是因为进口相对减少了内需。另一方面进口的增加将会淘汰落后厂商，所以起初进口的增加对产出增长有负向作用，但两个时滞后，进口的机械设备或原料会提高生产效率或加工后的产品销往国外赚取附加值，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4]。我国长期以来所实施的进口政策是鼓励生产性资本品的进口而限制消费品的进口，在我国的进口中包括了大量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以及我国短缺的原材料，这无疑也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各变量均通过长期均衡关系来影响GDP的增长，每年LGDP的实际值与均衡值的偏差的约6.6﹪被纠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黄国祥(1999)[15]和贾金思(1998)[16]的观点。

(2)总产出对进出口影响不显著，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战略仍处于外延式、粗放型增长阶段[17]，出口以价格竞争为主，未能有效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增加值，从而影响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现阶段我国实行的不断提高制成品出口比例的出口导向贸易战略仍然是停留在粗放型、数量型的增长上，还未能实现有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及附加值的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变[2]。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t检验统计量，EC为反映短期对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纠正项。

4.格兰杰因果检验

对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如表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10﹪显著水平上，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经济增长不是出口的原因；经济增长与进口之间以及出口与进口之间都不存在因果关系。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协整检验分析，得出的结果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要比出口的促进作用小得多，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说相吻合。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一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从短期贡献和长期贡献两个角度来分析。从短期来看，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三个因素。但是，如果从长期供给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两大类。要素供给投入的增加包括资本和劳动供给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包括产业结构优化、规模经济、制度创新、知识进展等等，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反映了一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一，经济增长集约化的程度.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而这些因素都与进口和利用外资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出口和进口都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进口小得多，而且出口项系数不能通过5%显著水平的统计检验。这说明就短期动态关系而言，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进口来实现的。就当前情况而言，扩大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但要在扩大出口的同时尽可能的保持进口的同步增长，要尽量保持进出口平衡，因为我国现阶段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出口导向型，进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仍然相当大。

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我国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较弱，主要是因为传统上我国出口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依赖对闲置资源的利用。我国正逐步放弃传统出口增长的贸易战略，我国的初级产品出口基本上是符合市场调节机制的。我国的出口增长是可以获得贸易利益，并可为剩余资源找出路，故而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的制成品出口主要还集中于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以便发挥我国劳力和资源的优势，在国际上，这必然会面临劳动力和资源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国家的有力的竞争，致使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根据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出口迅速发展和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同时能够扩大就业，缓解就业压力。

从中长期来看，为了发挥出口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应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加强附加值高的产品的出口，是贸易出口尽快实现从劳动力和资源为主的粗放型向质量和技术为主的集约型的出口方式的转变，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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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协整检验分析，我国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要比出口的促进作用小得多；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出口和进口都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进口小得多，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我国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较弱。

出口贸易经济篇5

[关键词] 规模经济；国际贸易；出口；政府补贴；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 F71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0-0061-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高我国石油工业控制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研究》(05BJY050)。

一、引 言

经济学中传统的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等贸易理论都假定市场竞争是完全竞争，产品的规模报酬不变，即产品产量增加的比例等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实际上，当前的市场多数并非完全竞争，而是不完全竞争，主要包括垄断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三种类型，而且在当今的现代化大生产中产品产量增加的比例要大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即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这正是克鲁格曼提出的规模经济的特征所在[1]。

在规模经济下，国际贸易出现了两个主要倾向[2]：一是发达的工业国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二是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本文尝试运用博弈论这一分析工具对其中的第二个倾向进行分析，由此获得现今国际贸易中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并因此而形成双边贸易和多边贸易的理论依据。

二、模型假设

根据经济学及博弈理论的基本假设，本模型特作以下假设[3]：

(1)人是理性的。企业总是以追逐个体私利为目标，国家总是以政府所得或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表现出的是一种个体理性。

(2)人与人之间是非合作的，由于在一国内，企业之间是利益根本冲突的，一企业的市场占有份额的增长必然导致另一企业市场份额的减少，利润下降。所以博弈是非合作博弈。

(3)人与人之间是信息共知的。各自的博弈结构(包括策略集、所出策略或行动、在各种策略组合下的支付等)均为双方所共知，属于完全信息博弈[4][5]。

(4)双方同时给出策略，属于静态博弈。

(5)符合规模经济特征的两个市场主体，即两个企业分别为各自所在国的某一同种产品垄断企业，生产能力、生产技术完全相同，是同一层次、同一水平的两个企业。而且各国的国内生产函数也相同，产品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

三、出口模型

在满足上述基本假设的前提下，我们设有两国S、T，分别有一垄断企业A、B，生产边际成本均为c，国内生产函数分别为：

PS=a-QS，PT=a-QT，

其中，PS、PT和QS、QT分别为S、T两国产品的市场售价和实际消费量。

1.“自给自足”模型

设A、B均在各自国内生产和销售，而不向别国出口，即自产自销，“自给自足”，则两家企业的利润分别为：

fA=PS×QS-c×QS，fB=PT×QT-c×QT。

则各自的反应函数为：fA/QS=a-2QS-c=0，fB/QT=a-2QT-c=0，

解得：Q=Q=(a-c)/2，P=P=(a+c)/2， f=f=(a-c)2/4，

此时得到两国的消费者剩余为：g=g=(a-c)2/8

假定两国的社会福利均为本国消费者剩余与本国企业利润的加权期望，权系数分别为(1-β)、β，则两国的社会福利均为：F=F=(1-β)×(a-c)2/8+β×(a-c)2/4=(1+β)×(a-c)2/8.

2.单一出口模型

假设两国中只有S国企业A向T国出口，企业B未向S国出口，且出口需要花费(1-k)倍装船商品的运输成本(0≤k≤1)，即实质上只有k倍的商品到达别国市场，此时两国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PS=a-Q， PT=a-Q-kQ

其中Q、Q、Q分别表示A企业在S国(本国)、B企业在T国(本国)、A企业运至T国(别国)的商品量，有A、B两企业的利润分别为： fA=( a-Q)×Q-c×Q+(a-Q-kQ)×kQ-c×Q， fB=( a-Q-kQ)×Q-c×Q。

A企业在S国的反应函数为：

fA/Q= a-2Q-c=0，有Q=(a-c)/2；

A企业在T国的反应函数为：

fA/Q= ak-kQ-2k2Q-c =0，

B企业在T国的反应函数为：

fB/Q= a-2Q-c-kQ =0，

有Q=(ak+ck-2c)/3k2， Q=(ak+c-2ck)/3k；

得到S、T两国产品均衡价格分别为：

P=(a+c)/2，P=(ak+ck +c)/3k；

两企业的利润分别为： f=(a-c)2/4+(ak+ck-2c)2/9k2，f=(ak+c-2ck)2/9k2；

此时S、T两国的消费者剩余分别为：

g= (a-c)2/8，g= (2ak-c-ck)2/18k2；

两国的社会福利为

F=(1+β)×(a-c)2/8+β×(ak+ck-2c)/9k2，

F=(1-β)×(2ak-c-ck)2/18k2+β×(ak+c-2ck)2/9k2。

3.相互出口模型

如果企业A、B互相向对方国出口，则生产函数和企业利润分别为：

PS=a-QkQ，PT=a-Q-kQ；

fA=( a-Q-kQ)×Q-c×Q+(a-Q-kQ)×kQ-c×Q，

fB=( a-Q-kQ)×Q-c×Q+(a-Q-kQ)×kQ-c×Q。

实际上变为双寡头的古诺(Cournot)竞争模型，企业A、B在S国的反应函数为：

fA/Q= a-2Q-c-kQ=0，

fB/Q= ak-kQ-2k2Q-c =0，

得到Q=(ak+c-2ck)/3k，Q=(ak+ck-2c)/3k2。

同理，在T国的均衡消费量分别为：

Q=(ak+ck-2c)/3k2，Q=(ak+c-2ck)/3k。

则P=P=(ak+ck +c)/3k；f=f=(ak+ck-2c)2/9k2+(ak+c-2ck)2/9k2；

F=F=(1-β)×(2ak-c-ck)2/18k2 +β×[(ak+ck-2c)2/9k2+(ak+c-2ck)2/9k2]。

在给出了上述三个模型后，得到四种情形(包括仅有B向S国出口而A不向T国出口的情形)的企业利润支付矩阵(见表1)。表1. 企业利润支付矩阵

由表1可以看出，企业存在纯策略Nash均衡(出口，出口)。实际上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动态的均衡，即当别国企业向本国出口时，通常有本国的均衡价格低于别国的均衡价格(或者本国被“扰动”前的价格)，此时导致本国企业利润下降，出于个体理性，本国企业将针锋相对的也采取出口策略，最终达到Nash均衡。同时得到四种情形对应的两国的社会福利支付矩阵(见表2)，同样国家之间也存在惟一的纯策略Nash均衡(出口，出口)，这也可理解为是一种动态均衡。表2. 社会福利支付矩阵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从企业盈利的角度还是国家的社会福利角度，都应采取扩大出口、鼓励出口的策略以维持自己的根本利益，这也是作为防范和抵御外国商品“入侵”的必要手段，具有时序动态性。

四、补贴模型

先行出口意味着利润和福利的净增长，具有明显的“先动优势”。为了争取这种利益，各国政府都纷纷采用鼓励出口的国际贸易政策――对出口企业实施出口补贴。下面针对出口补贴政策分两种情形进行讨论：一是单一补贴，即两国中仅有一国对本国企业出口的商品进行出口补贴，另外一国并不实行补贴；二是双方均实行出口补贴。其中在第二种情形中，我们仅讨论补贴等同的情形，即两个同一层次、同一水平的国家实施同一单位出口补贴额。

1.单一补贴模型

假设只有S国政府对本国企业A出口商品到T国进行补贴，单位补贴额设为u，有：

fA= (a-Q- kQ)× Q -c× Q+( a- Q- kQ) × kQ- c×Q+ uQ，

fB不发生变化，可以求得此时：

f=(ak+c-2ck)2/9k2+(ak+ ck -2c+2u)2/9k2

f=(ak+c-2ck -u)2/9k2+(ak+ ck -2c)2/9k2

f=(1-β)×(2ak-c-ck)2/18k2+β×[(ak+ck-2c+2u)2/9k2+(ak+c-2ck)2/9k2-u×(ak+ck-2c+2u)/3 k2]

f=(1-β)×(2ak-c-ck+u)2/18k2+β×[(ak+ck-2c)2/9k2+(ak+c-2ck-u)2/9k2]

2.同等补贴模型

双方均实行补贴时，对应各项有：

f=f=(ak+c-2ck -u)2/9k2+(ak+ ck -2c+2u)2/9k2

f=f=(1-β)×(2ak-c-ck+u)2/18k2+β×[(ak+ck-2c+2u)2/9k2+(ak+c-2ck)2/9k2-u×(ak+ck-2c+2u)/3 k2]

可见，当a+c>2(c+u)/k时，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出口补贴，出口补贴)；当a+c

不难得到，当 (4c+u)/k5c-a时，纯策略纳什均衡(出口补贴，出口补贴)的均衡支付却小于(不出口补贴，不出口补贴)的均衡支付，并未达到帕雷托最优。实际上，政府决定实行出口补贴，总是追求自己所得利润最大化，以此决定最优单位补贴额。记：

F= t×[(ak+ck-2c+2u)2/9k2+(ak+c-2ck)2/9k2-u×(ak+ck-2c+2u)/3 k2]，

有：dF/du=-t/9k×[a-c+2c/k+4u/k]，d2F/du2=-4t/9k2

因为二阶导数小于0，所以对应u*=(ak+ck-2c)/4，F*为最大值。同时u*满足a+c>2(c+ u*)/k，即此时(出口补贴，出口补贴)是纯策略纳什均衡。代入帕雷托最优分界条件，有：

(4c+ u*)/k-(5c-a)=1/4・(5a-19c+14c/k)，

则：当5a-19c+14c/k

实际中，国际贸易间多为a>c，u2(c+u)/k，但5a-19c+14c/k>0，是纳什均衡但不是帕雷托最优。这实质上陷入了“囚犯困境”，即对政府或企业不合作(均进行补贴)的确是一种理性策略，但这种理性只是个体理性，不是整体理性，导致最终的结果并不是最优结果。而要实现帕雷托改善，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双方约定的形式建立合作联盟，实行合作的策略组合(均不实行出口补贴)，这也正是世界贸易组织要求其成员国加入前与已经加入的各国签订双边、多边旨在减少出口补贴和关税的协定的用意所在。

考虑到该博弈的重复性、多次性，根据KMRW“声誉”模型定理，如果将该博弈无限重复下去或重复次数足够多，也会在博弈中出现合作行为，而合作解的取得依赖于博弈的次数和人数。一般认为，在人数较少、次数无限多时，合作解是该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而人数较多、次数有限时，则易出现个别人搭便车的不合作行为。因此，只要博弈各方均采取“以牙还牙、针锋相对”的策略，且能从合作博弈开始，则会实现帕雷托改善。而要从合作博弈开始，就有必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约束机制，且要使该约束为可信承诺约束，使每一个国家如果都能从这种合作中得到好处。

五、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1)在规模经济下，出口有利于企业利润和社会福利的增加，政府应该鼓励出口，一方面可以积极的应对外企的“入侵”，弥补带来的利润损失；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外汇收入，促进就业，提高整个国家的社会福利。

(2)各国实行出口补贴虽然有利于增加消费者剩余，扩大出口，但是实际上并不利于政府收益的增加，相反会减少各国政府实得收益，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可信约束机制(如WTO规则)，使大家共同遵守，合作取得最优值。

(3)必须确保WTO规则的可信性，否则将会带来更大的损失。可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成员国必须承担义务，积极合作、减少出口补贴、降低关税、消除贸易壁垒、公平交易等等；二是使每一个成员国都能享受入世后带来的利益，拥有平等的权利。

[参考文献]

[1]J.卡布尔著， 于立， 张 ， 王小兰译.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 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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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杰鲲， 张宇.集团公司财务会计的博弈论分析[J].山东经济， 2004， (2)： 1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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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维迎.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An Analysis of Game Theory for Exportation in Scale Economy

Song Jiekun1，Zhang Yu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Dongying 257061， China；2.Financial Assets Center of Dongxin Production Unit of Shengli Oilfield， Dongying 257091， China)

Abstract： Scale economy has two principal characters： incomplet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scale reward increase. In scale economy， international trade of the similar products is mutual exportatio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s analyzed through utilizing game theory so as to establish a game model， by which the theory basis of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trade is pursued.

Key words： scale economy； international trade； game theory； non-cooperative

出口贸易经济篇6

关键词：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752.8;F06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9.0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9-08-03

一、引言

近年来，四川省的GDP以令人瞩目的速度不断增长，2010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898.6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增幅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创下历史新高。一直以来，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进出口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有些学者认为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甚至还有些学者认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那么四川省的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呢？本文结合四川省的省情和实际情况，利用四川省的GDP和进出口数据，运用Eviews软件，建立相关模型，分析四川省的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国外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引起了经济学家和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重商主义者在15世纪就提出了出口贸易可以增加社会财富并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亚当・斯密1776年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也提出了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1937年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逊和R・纳克斯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日本学者陶和泽斯托斯对日本和韩国的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出口的增长拉动经济增长；1970年欧文・克拉维斯通过对很多国家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后提出对外贸易只是经济增长的侍女；Karunaratne对澳大利亚1959-1992年的数据，运用双变量Granger检验方法分析时认为出口促进经济增长，但运用脉冲效应函数法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分析时，结论却不一样；Dhawan和Biswal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及协整分析了印度1961-1993年GDP与出口的关系，发现在短期内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但在长期内这种关系并不明显。

1981年以来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大量的统计资料，这为我国学者对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量分析准备了一些必要的数据。他们的研究在方法和数据选择上各有不同，因此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孙敬水对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杜江研究显示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唐志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都存在正的影响；黄庆波、范厚明通过对“亚洲四小龙”的研究认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有的国家出口的作用较强（如中国、印度、新加坡、韩国），有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的作用较强（如台湾地区），有的国家、地区进出口地作用都比较强（如香港）”

国内学者大多数对中国整体或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进行实证分析，但对具体地区和我国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就比较少了，鉴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和贸易发展水平的不同，本文利用四川省1981-2010年相关数据，以计量分析方法定量分析对外贸易对四川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

三、四川经济发展及对外贸易现状

四川省位于我国西部地区，是典型的内陆大省，代表了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较高水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我国加入WTO，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加深和世界经济全球化，四川经济和对外贸易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其国民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3928.20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6898.60亿元，在西部率先突破了万亿大关；与此同时，四川省对外贸易发展也上了一个新台阶，2006年是四川对外贸易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并创造了110.2亿美元的新纪录，同比增长39.5%，进出口总额居西部第一位，全国第14位。其中，出口66.2亿美元，同比增长40.9%；进口44亿美元，同比增长37.4%。进出口总额、出口、进口额比全国平均增幅分别高出15.7、13.7、17.4个百分点。2010年四川省累计实现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3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5.6%。其中，出口总值为188.5亿美元，同比增长33%；进口总值为139.3亿美元，同比增长39.3%。 其外贸进出口总值、出口总值、进口总值均列全国第11位，稳居中、西部之首。

四、四川省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为了测度对外贸易对四川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使用的样本取自于四川省1981-2010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及四川统计信息网。

表1反映了1981-2010年四川的GDP总量、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四川的GDP总量由1981年的242.32亿元增加到16898.60亿元，这一数据增加了60多倍，四川的进口、出口总额由1981年的0.32亿美元、0.78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39.3亿美元、188.5亿美元。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在 1998年有所下降，这是由于四川的对外贸易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然后又扶摇直上。

（二）模型建立及回归检验及结果分析

用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和进出口总额来反映对外贸易情况，用国内生产总值来反映经济增长。对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用Ln(IM)、Ln(EX)和Ln(GDP)表示自然对数的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以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并使其趋势线性化。

1.四川省出口对GDP的影响

根据四川省1981-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与出口总额的数据资料（见表1）建立一元线性回归函数，设模型的函数形式为：

Ln(GDP)=1+1Ln(EX)+1

Ln(GDP)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对数值；1为截距项，Ln(EX)为出口总额的对数值，?滋1为随机扰动项，1O为待估计系数。

应用Eviews3.1软件，采用OLS进行参数估计，回归结果见表2。

得回归方程如下：

Ln(GDP)=5.475174+0.849606Ln(EX)

(0.126564) (0.043538)

t=(43.26011) (19.51392)

R2=0.931506R2=0.929059F=380.7932df=28

从经济意义检验上看，1=0.849606，说明四川省进口每增加1亿美元，GDP就增长0.849606亿元人民币；从R2和F统计量看，方程整体回归拟合程度比较好；在?琢=0.05，当n=30,k=2时，19.51392t(28)=2.048,43.26011t(28) =2.048，可知?茁1=0.849606通过了t检验，?琢1=5.475174也通过了t检验，说明四川省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显著，即四川省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

2.四川省进口对GDP的影响

根据四川省1981-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与进口总额的数据资料（见表1）建立一元线性回归函数，设模型的函数形式为：

Ln(GDP)=2+Ln(IM)+2

Ln(GDP)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对数值；2为截距项，Ln(IM)为出口总额的对数值，?滋2为随机扰动项，2为待估计系数。

应用Eviews3.1软件，采用OLS进行参数估计，回归结果见表3。

得回归方程如下：

Ln(GDP)=6.246915+0.725520lLn(IM)

（0.057286）（0.022362）

t=（109.0482） （32.44415）

R2=0.974089 R2=0.973164F=1052.623df=28

从经济意义检验上看，2=0.725520，说明四川省进口每增加1亿美元，GDP就增长0.725520亿元人民币；从R2和F统计量看，方程整体回归拟合程度比较好；在R2=0.05，当n=30,k=2时，32.44415t(28)=2.048, 109.0482t(28) =2.048可知?茁2=0.725520通过了t检验，2=6.246915也通过了t检验，说明四川省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比较显著，即四川省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这似乎与传统理论相悖，传统理论认为，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依赖出口或净出口。实际上，对生产设备、原材料和相关技术进口，又大量运用于生产，必然会增加产出，因而进口最终能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可见，进口与国民经济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与出口相比，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大些。

五、四川省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出台，我国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也将做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促使对外贸易转型，促使进出口结构转型升级，针对四川对外贸易现状，结合四川省情，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外贸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1.优化四川对外贸易结构。首先改善外贸商品结构，提升产业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加大技术更新改造力度。其次要优化市场结构，提高对外贸易地位，实现市场多元化，充分发挥同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的比较优势。

2.积极应对贸易摩擦，走品牌发展之路。尽快建立和完善快速、高效的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加强对重点出口产品的检测和预警，开拓多元化的贸易方式和出口目的地。

3.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和商会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为企业提供更多、更新、更快的市场信息，帮助企业积极应对各种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争端，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

4.培养各层次的外贸人才，提升四川外贸队伍的素质，加大相关部门与高校的联合，为四川外贸培养和储备各种各样的高素质人才。 （责任编辑：方涵）

参考文献：

[1]尹奇志、王家明.四川对外贸易创历史新高[J].四川省情，2007,(02).

[2] 任浩、罗洁.浅析影响四川省出口业务的主要因素[J].职业圈，2007,(12).

[3] 蒲仕党.四川外贸出口战略与发展对策[J]，决策咨询通讯，2003,(01).

出口贸易经济篇7

关键词:后经济危机;广东;出口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0-0127-02

一、广东出口贸易策略调整的经济背景

(一)国际背景:世界经济进入“后经济危机时期”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引发了一场导致多国经济走向衰退的经济危机。2009年世界经济总体趋势逐步向好,从经济指标GDP看,主要国家的经济在危机过后开始缓慢增长,各国处于应对经济危机的关键时期。具体数据见图1。

从上图2009年世界主要国家GDP增长看,各国经济已趋于好转,并已实现了经济的正增长,金融危机在世界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已经被控制住了。但增长率比经济危机爆发前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全球还有可能出现再次的经济衰退。由于固有的危机并没有,或是不可能完全解决,而使全球经济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很多。经济危机被控制住和经济恢复实现稳定增长之间还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和距离。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开始步入“后经济危机时期”。

(二)国内背景:国民经济总体向好

2008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缓解了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使得2009年中国经济恢复了较快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预警指数显示,2009年宏观经济景气指数逐步提升,12月已达到120.7。具体数据见图2。

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及我国宏观经济的整体向好,广东省的出口贸易将出现反弹。但金融危机前广东省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存在严重问题,导致相当部分的广东外贸出口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甚至被无情淘汰。仅依靠向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加工产品短期内不足以使广东省出口贸易返回至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的状态。因此,调整广东出口贸易策略将成为广东出口贸易今后数年保持增长的关键。

二、广东出口贸易在后经济危机时期存在的问题分析

2009年广东进出口总额6 111.1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0.8%。其中,出口3 589.56亿美元,下降11.5%。广东出口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首次下降,除了受到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欧美发达国家需求不足的影响,同时还有自身出口商品结构有待优化、出口地理方向不合理的原因。

(一)广东出口贸易商品结构有待优化

出口商品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者地区出口贸易中各种商品的构成,即某大类或某种商品出口贸易与整个出口贸易额之比,以百分比表示。

从上表数据看,2009年广东出口贸易主要商品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出口金额名列第一,占总出口额的9.48%;手持或车载无线电话排名第三,占比5.18%,比上年增长29.50%,是2009年广东主要出口商品中唯一实现出口正增长的商品。从出口前十位商品分布特征来看,2009年广东出口前十位商品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较低。比如,服装及衣着附件、鞋类、家具及零件、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的出口份额所占的比重依然较高。跟2008年经济危机前相比,这些商品的出口额都呈现出了较大幅度的负增长,特别是钢材这一类高耗能、高污染商品的出口,降幅接近50%。而非劳动密集型产品缺少自主品牌,主要从事贴牌生产,以价格竞争为主要销售手段,贸易摩擦频发,尤其纺织服装、鞋类、家具等产品领域在金融危机后频繁遭受反倾销。这说明,2008年经济危机对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要远远大于高新技术行业。同时,广东出口商品结构中,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产品附加值低,处于国际垂直分工的阶段,参与国际水平分工的层次和水平较低。在后经济危机时期,国际贸易壁垒的增加和贸易摩擦的增多就迫切要求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转型。因此,在后经济危机时期,如何进一步提升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等创新技术商品的出口比例,是广东出口贸易走出困境的关键所在。

(二)广东出口贸易地理方向过度集中

出口贸易地理方向,是指一定时期内各个国家或者地区集团在一国或地区出口贸易中所占有的地位,通常以它们在该国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来表示,反映一国或者地区与其他国家或者区域集团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的程度。出口贸易地理方向反映了一国或地区与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程度,分析出口贸易方向有助于了解该国或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阶段性外部经济环境,并加深对该国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等问题的认识。

由图3可以看到,2009年广东省主要出口贸易对象是香港、美国、欧盟、东盟、日本、韩国和俄罗斯。80%的产品出口都集中在这几个国家或者地区。出口贸易地理方向过度集中于在欧美等少数几个国家或者地区,是2009年以来广东出口贸易频频遭受反倾销的主要原因。从上面广东出口商品结构分析中,可以看到,广东一直致力于产业结构调整,出口商品结构由服装、鞋类、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升级到现在的以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液晶显示板等电子产品为主。但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并不能解决贸易摩擦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广东新增的电子类产品出口是欧美发达国家传统的出口品,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形成竞争力。特别是当广东出口对象国或地区都过度集中在欧美少数几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贸易摩擦的增多。因此,在优化广东出口商品结构的同时,还应该调整广东出口贸易地理方向。

三、后经济危机时期广东出口贸易策略调整取向

如前所述,广东出口贸易目前存在出口商品结构有待优化及出口地理方向过度集中的问题,结合当前的经济环境,建议在出口贸易策略上作以下调整。

(一)在出口商品结构上

广东政府部门和出口企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逐步改善并优化:第一,广东政府部门应加强高科技出口企业工业区的建设,并在税收、贷款等政策上给予科技创新出口企业优惠。第二,对于科技创新类产品的出口,广东政府部门可以实行导向贴息或者提高其出口退税率,鼓励高科技、附加值高产品的出口,逐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第三,广东出口企业要注重研发新产品,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及附加值,彻底改变过去以价格取胜的竞争方式。第四,对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鞋类等,要力争实现从低档次、低价位向中高档次、中高价位的转变,增强传统产品的出口优势。也就是要通过对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工人技能,并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知识含量等,以降耗增效来增强这一类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二)调整广东出口贸易地理方向

在逐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基础上,调整广东出口贸易对象国,实现由过度集中向欧美亚出口转为全球化出口贸易。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出口贸易大省。如果广东仍保持原有的贸易策略,固守传统的出口市场,在当前世界经济尚未完全复苏的背景下,必然引起进口国更加有力的贸易保护,贸易摩擦将会愈演愈烈。广东80%的产品出口都集中在香港、美国、欧盟、东盟、日本、韩国和俄罗斯,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仅占20%。欧美等国尚未恢复经济危机前的繁荣,广东出口产品在这些国家缺乏需求,因此,把出口贸易对象国转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拉美地区,将有助于改变目前的出口困境。因此,调整广东出口贸易地理方向显得非常必要。

参考文献:

出口贸易经济篇8

[关键词]进口贸易　出口贸易　经济货币化

[中图分类号]F752.9 F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2－0068－05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货币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的客观经济现象，一般来讲，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货币化程度也必然越高，而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其货币化程度也越低，因此，经济货币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程度。近代中国经济处于由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化的历史时期，是货币化程度不断深化的时期，笔者发现，在该历史时期内，近代中国经济货币化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从静态的角度来看，进出口贸易本身离不开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基础；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进出口贸易增长是推动经济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进出口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推动了经济货币化，而经济货币化的不断深入又刺激了进出口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近代中国是极不情愿地、被动地卷入到国际市场中，被动地参与国际分工，被动地参与着国际贸易，自此，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模式被被动地国际贸易打破了，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附庸。列强需求什么，那么中国就会被卷到供给方――出口商的行列；而列强要倾销什么，中国就被迫卷入需求方――进口商的行列，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而正是进出口贸易的扩大直接推动了经济货币化的过程。

本文以近代中国的经济货币化作为研究核心，结合近代中国经济运行的背景，将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与经济货币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努力探寻进出口贸易对经济货币化的作用机制及作用效果，为解释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寻找一个新的视角。

一、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与经济货币化的逻辑分析

近代中国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一方面由于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势力非常强大，另一方面中国丰富的资源作为一种客观条件助长了闭关自守的对外贸易思想。正如郝延平先生所说：“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被仅仅看作是地区间贸易的一种特殊的和不重要的形式，它的发展包容在传统的社会秩序之中。而且，它的数额同中国的国土、人口和物产相比是微小的。更重要的是，对外贸易所促进的新的经济成长只是微弱地渗透到传统经济中去；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在条约口岸内，这些条约口岸在许多方面成为由外人左右的‘国中之国’。因此，中国经济的近代成分是孤立的，处于传统经济的边缘――或者用陶尼的话来说，犹如古老的长袍镶上的一条新式花边。”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狭小的、零散的，与当时国内狭小的和分散的商品市场是相适应的，社会分工仅发挥着拾遗补缺的作用，并没有出现现代意义的行业和产业分工，进出口贸易对当时的经济增长的作用是较微弱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没有经历国内分工演进的过程，直接参与了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地位决定了其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而其半殖民地的特征，又要求其进出口商品结构要服从于世界市场体系的需要，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开始了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分解，中国被动地开始了商品化和货币化的演进过程。

对于进出口贸易的变动对近代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的演进，我们可以从供求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从供给角度看，进出口贸易扩展了要素供给的范围，从而使得专业化生产和行业的技术进步成为可能。国际分工通过国际贸易的传导延伸至国内，促进国内分工的演进。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在进出口贸易的冲击下，第一层次的社会分工开始出现，即手工业与农业开始逐渐地分离，城市出现了专门进行手工业生产的小生产者；伴随着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张，在行业内部出现了第二层次的分工，即行业内部分工逐渐显现，如棉纺织业中纺纱和织布分离。这两个层次的分工相互促进，交互作用，共同缓慢地推动着近代中国分工演进，专业化生产的规模逐渐扩大，提高了劳动熟练程度，节约了工作转化时间、促进了技术的创新，这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品的供给数量，扩大产品的供给范围。从需求角度来看，进口贸易的扩张本身扩展了国内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引起的专业化生产，使人们对市场的依赖性增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地解体，除了自身生产的生活必需品仍然自给以外，其他生活用品开始通过市场获得，市场需求随之逐渐地扩大。供求作用的结果是一方面全社会的总产出在增加，而另一方面商品市场的规模也在扩大。与此同时，实物部门为满足其生活或生产的需求，对市场的依赖性也逐渐地增加，货币收入经常性需求被引入到经济中来，这刺激了实物部门中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面向货币经济生产，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货币化的产出持续增加，如果这一过程持续进行，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实物经济逐渐地货币化，经济中的货币化程度逐渐提高。

显然，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正向地影响国内市场商品量的增加，国内市场商品量的增加正向地影响着近代中国货币化的进程。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是因，国内市场商品量变动是果；国内市场商品量变动是货币化率变动的原因。

进一步地，进口与出口哪个变量对近代中国货币化的影响更大呢?20世纪以后，随着近代中国工业化起步，生产资料的进口有所上升，进口货物中的生产资料从1910年的17.6％上升至1936年的44.5％，与此同时，消费资料进口规模虽然也在增加，但是消费资料的进口比重由82.4％降至55.5％。从进口的生产资料品来看，1913年从国外进口的各种机器总值仅为800万关两，占该年进口总值的1.4％；但到了1936年，已增至3850万关两，占进口总值的6.4％。其中来自英、日、美、德的纺织机械和电力设备名列前茅。生铁、钢和其他建筑五金、化学产品、工业用染料和颜料等商品的进口值及其在进口总额中的比重均大为增长。1913年这些商品仅占总额的11％，到1936年已增至24％。我们知道，消费资料属于最终产品，其进口能直接扩大市场供给的规模，但是不能对全社会的产出产生直接的影响：生产资料属于中间产品，是投资品，其进口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经济产出效率的提高，一般来说，生产者是否投资购买生产资料取决于他对未来经济的预期。近代中国在1914－1936年间是旧中国经济增长最快，也是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45％，在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生产者对未来的预期看好，进而投资规模随之扩张，相应地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的进口规模随之扩张，对于一个以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为特征的国家，进口贸易规模的扩张不仅逐步在分解近代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同时也给近代中国带来了现代经济产生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品和相应的技术及信息，促进了手 工业和现代工业产出效率的提高，从而对GDP的增加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

从近代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来看，农产品和初级加工农产品及原材料出口在整个出口商品中占比重很高，这些产品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典型的粗放式的特点，其增加主要依赖价格和数量的推动，产品的加工程度低、附加值小，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进而出现创汇不创利的现象，这些特点决定了出口扩大就不能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需要特别讨论的是，我们考察的是中国现代化起步阶段，是千年传统经济大国被迫转型的时期，经济结构的原有惯性依然强大。因此，从逻辑角度来看，进出口引领传统经济货币化的过程必然是缓慢的，传统的一元经济缓慢向二元经济过渡就是历史的颈部，不应过高估计其影响力。表现在数量关系上，货币化程度对进出口的弹性也应该是较弱的。

如果我们对近代中国货币化过程的逻辑分析是正确的，那么近代中国实证检验的结果就会支持这一结论，接下来我们要对这种逻辑关系进行检验。

二、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与经济货币化的实证分析

从上述的逻辑分析过程来看，实证分析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对国内市场商品量与近代进口与出口贸易之间相关性进行检验。二是近代中国的货币化率与国内市场商品量进行相关性检验，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市场商品量缺乏时间序列数据，我们现在仅有的商品量的数据是吴承明先生估计的若干年份的离散数据。而数据匮乏是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软肋，因此我们只能做些技术处理，利用可获得的数据资料，首先分别对国内市场商品量与进口和出口贸易、国内市场商品量与货币化率计算相关系数：从而初步判断这两个层面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如果上述相关关系成立，我们再进一步地对进口、出口贸易与货币化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

(一)国内市场商品量与进、出口贸易以及货币化率之间的相关性检验

受数据来源的限制，1920年和1936年的数据相对比较完整，因此，我们利用这两年的数据分别计算进口、出口贸易与国内市场商品量相关系数，以及国内市场商品量与不同层次货币化率的相关系数，相关数据如表1：

1、出口贸易、进口贸易与国内市场商品量的相关性。

根据所获得的数据资料，我们分别计算了主要年份出口、进口与国内市场商品量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1869－1920年出口贸易与国内市场商品量、进口贸易与国内市场商品量均呈现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均大于95％；引入1936年的数据之后，相关系数明显下降，出口贸易与国内市场商品量、进口贸易与国内市场商品量的相关系数分别降至81.47％和78.45％，尽管相关程度有所下降，但仍然呈现为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两组相关系数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东北三省的贸易没有纳入统计，30年代以后进口和出口贸易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吴先生在估计国内市场商品量的时候，对东北三省的市场纳入分析的范围之内，所以出现这两组变量相关程度减弱的情况。如果我们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两组的相关系数必然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2、国内市场商品量与货币化比率的相关性。

从宏观角度来测度一国货币化程度较为公认的指标是货币供应量与实际总产出之比，该指标用来反映一国国民经济中用货币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占其全部产出的比重。一般来讲，该指标值越高，经济货币化程度也就越高。为能较为全面地反映经济货币化的变动趋势，我们采用货币化比率指标从不同的层面测度近代中国货币化程度，货币化比率用各层次货币量与GDP之比来表示，分别为通货货币化比率、狭义货币化比率和广义货币化比率。我们分别将1920年和1936年的国内市场商品量、通货货币化比率、狭义货币化比率和广义货币化比率指数化，取1920年为100，我们发现，1936年国内市场商品量相对于1920年上升了76％，与此同时，狭义货币化比率和广义货币化比率分别上升了58.3％和81％，货币化程度均有不同层次的上升；国内市场商品量与狭义货币化比率、广义货币化比率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们也发现，与1920年相比，1936年通货货币化比率下降了8.2％，两者并没有呈现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所造成的：一是按照发达国家货币化的历史，伴随着货币进程的不断演进，在交易性质的货币中利用活期存款进行转帐交易的比重相对增加；通货交易比重相对下降，进而通货货币化比率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到一定程度后趋于稳定，因此该指标的变化并不表明货币化程度降低，却进一步证明了交易性货币结构的变化。二是1934年美国白银法案所带来的白银大量流出对国内产生紧缩性影响，产生通货存量的较大幅度的下降，1934年和1935年通货货币化比率都有非常明显的下降，1936年方有所回升。

由此我们可初步判断上述的逻辑关系是成立的，接下来，我们利用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各层次货币化的时间序列数据，对近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与货币化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

(二)进出口贸易与经济货币化的实证分析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选取的样本空间是1913－1936年。分别对出口净值(EX)、进口净值(IM)、广义货币化比率(λ1)、狭义货币化比率(λ2)和通货货币化比率(λ3)。对数以消除异方差，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变量。

1、各层次货币化比率与出口贸易的长期关系。

首先用ADL模型检验各层次货币化比率与近代中国出口净值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如果上述各模型中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各模型的残差项应当具有平稳性，因此对残差项采用EG检验法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模型的残差序列EG检验统计量5％显著水平上小于临界值，因此残差序列项是平稳序列。即上述模型中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见表2)。

2、各层次货币化比率与进口贸易的长期关系。

建模方法同前，各层次货币化比率与进口净值的长期关系见表3。

三、结论

近代中国的各层次的货币化比率分别与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证明了我们前面的逻辑分析，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如表2和表3所示。

第一，从长期来看，就货币化程度与出口贸易关系而言，广义货币化比率、狭义货币化比率以及通货货币化比率与出口净值均呈现正相关关系；模型结果表明，广义货币化比率、狭义货币化比率和通货货币化比率的出口弹性均呈现弱弹性，但是，广义货币化比率对出口贸易的变动最为敏感，狭义货币化比率次之，通货货币化比率最小。

第二，从长期来看，就货币化程度与进口贸易关系而言，各层次货币化比率均与进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广义货币化比率、狭义货币化比率以及通货货币化比率与进口净值均呈现正相关关系。模型结果表明，广义货币化比率、狭义货币化比率和通货货币化比率的进口弹性均呈现弱弹性，但是，广义货币化比率对进口贸易的变动最为敏感，并远高于狭义货币化比率的进口弹性和通货货币化比率的进口弹性。

第三，近代中国的货币化比率对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变动均表现为弱弹性，这一结论和近代中国经济货币化的程度是密切相关的，到1936年广义货币化比率仅为27.7％。1914－1936年期间，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即使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从1914年的41.22元，增加至1936年的51.51元，22年间人均收入仅增加了25％，年均仅增长1.02％，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人们收入的低水平，在经济总产出中，农业产出依然占据垄断地位，而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没有完全分解，1936年农产品比重最高的粮食作物的商品率仅为31.4％。这表明近代中国仅处于货币化的起步阶段，进出口贸易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依然较低，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依然较低，1931年仅为12.05％，因此经济货币化比率的变动对进口和出口贸易的变动呈现弱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