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规划的区别范文

策划规划的区别篇1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规划；地方政府；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9—0020—04

近年来，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方案陆续成形、，不过涉及地方政府层面对主体功能区的认识与实践的研究并不多。即便是在2010年底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国第一个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性、基础性、约束性的规划，以及十二五规划将实施主体功能区列为国家战略之后，在其实施进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对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理解与落实仍有诸多问题。本文以笔者近期在西部某省区的实地调研为基础，结合区域经济和经济地理学理论及前人研究成果，对地方政府当前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进程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探讨，以深化相关理论研究，并为国家和地方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提供政策启示。

一、对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理论认识有失偏颇

（一）功能区与主体功能区及其类别等语义混乱

主体功能区概念自“十五”初期提出到2010年《规划》的出台，其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但时至今日，学术界和各级政府对于功能区与主体功能区及其类别等仍然存在语义上的混乱。在“九五”与“十五”时期，以强调人地和谐关系的经济地理学者为主体的专题研究团队，建议按都市经济区、人口——产业集聚区、能源——资源重点开发区、农业综合开发区以及需要进行重点保护和综合治理的生态类型区等功能区进行区划，但在规划过程中却演化成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四类带着理想主义和“计划”色彩的分类。主体功能区的基本目标导向是经济社会发展要符合当地主体功能定位，而当前四类主体功能区并未按此导向依照地域的主体功能命名，特别是对于限制开发与禁止开发等保护类区域，并没有从保护的角度对其主体功能进行命名，而是沿用了开发系列的分类。当前对主体功能区的命名语义不利于地域主体功能内涵的理解，并造成不必要的混乱。近年来，不少地区将主体功能区简称或简化为功能区，但这一借鉴国外划分功能区的方法来划分主体功能区的做法并不科学。由于许多国家在进行功能区划分时，主要依据的是相互作用指标，而这种识别方法不适用于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并且主体功能区这个概念在国外并没有可供参考的成功例子。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看，功能区重视的不是同质性，而是各组成部分的功能联系，而主体功能区主要是指类型区，这两个概念大相径庭，不能混为一谈。功能区是由各组成部分协同完成或实现特定功能的一个完整区域，区划的核心工作是找出这样的区域并划定边界，其空间尺度不会太大；主体功能区则指不同的区域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不同的功能，区划的核心工作是识别区域的功能。

我国目前主体功能区的规划方案很不完善，特别是带有强烈计划性的四大类主体功能区的命名，没有直接表达“主体功能”的含义，分类体系与地区功能的多样性不符。真正的主体功能区应该是“地理空间+职能空间+政策空间”的复合体。一些地区用静态观念理解主体功能区，认为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后便不会再调整了。事实上，地域功能本身也会经历从发育到生长的演变过程。如，城市发育成具备一定控制力和影响力的都市集聚区时，其地域功能就应从重点开发、以数量增长为主导的类型，转换为优化开发、以质量提高为主导的类型。伴随着制度的变革、技术进步和自然条件变化，区域资源的发展条件、环境承载能力等均有可能发生变化，各区域的主体功能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甚至发生根本转换。因此，必须以动态的观念看待主体功能区规划。

（二）“限制开发”与“限制发展”含义相混淆

主体功能区规划并不是限制区域经济发展的途径和方式，更不意味着各方利益之间的博弈。从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个角度对主体功能区进行分类，只是表明了这些主体功能区的建设方式和手段，而非主体功能区的含义。在主体功能区的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从字面意义上将限制开发理解为限制发展。事实上，限制开发并非限制发展，而是指发展要有限度、开发的强度要有限制，而且要坚持优先保护、开发适度、点状开发，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因地制宜地在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基础上发展特色产业。禁止开发并不意味着禁止发展，而是指依法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提供优势生态产品，发展生态产业，在承担生态功能的基础上发展区域经济。由于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等分类不恰当，导致很多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推进面临重重阻力。无论何种类型的主体功能区都有发展的需要，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只是发展的途径和侧重不同而已，并非是限制发展和禁止发展。如果限制开发更改为适度开发或有限开发，则能更好地表达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加快主体功能区在全国的推广。2012年11月的《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就将“限制开发区”一词换成了“生态发展区”，其生态发展区所包括的仍然是原来限制开发区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这两种类型，但生态发展所表达的发展意义和引导作用已与限制开发完全不同。

（三）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其他国土规划的关系相混淆

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已经制定了不少国土规划，如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总体规划、城市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区域规划等。独立地看这些规划都是合理的，但由于出发点不同、强调的重点也不同，如果将这些规划综合起来并落实到具体的空间，就可能存在互相重叠甚至互相冲突的现象。由于当前我国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及其政绩考核是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位进行的，加上各种国土规划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而且目前还没有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相关立法，这导致地方政府很容易产生多重规划关系混淆的问题。因此，应在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过程中，对各类规划进行明确界定，并在每一规划期内明确主体功能区的空间边界。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其他空间规划是统和分、综和专的关系。一般而言，主体功能区规划不是各个空间规划的简单叠加，而是对它们的整合提升，应贯彻主体功能区的发展原则，坚持注重区域的整体发展。应当确立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统领地位，适时调整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于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其他规划的协调问题，从理论上说，主体功能区的范围不可能与行政区重合。应当认识到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与传统的市（州）及县（市）行政区概念有着本质不同，它是有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的空间单元。从行政区的内部看，几种类型的功能区有可能包含在一个行政区之中。同时，一个主体功能区也有可能包括几个行政区的局部甚至全部。因此，需要处理好跨行政区的主体功能区中由谁提供公共服务，以及生态建设如何管理和协调等问题。总之，虽然从科学性和现实作用方面看，主体功能区规划至关重要，但各类规划在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合理位次与关系，也是主体功能区建设进程中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从历史规律看，任何区域规划政策都是为解决所处时代的特定区域的问题而制定。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从理论高度认识到，主体功能区规划是空间规划体系中表达总体布局的一种形式，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空间组织结构问题，同层级的空间规划也不可能被主体功能区所替代。

二、主体功能区建设面临的两大现实阻力

从调研的结果看，目前西部主体功能区只是制定了规划，尚未到全面实施阶段，相关政策不仅没有实现具体化和细化，且缺乏可操作性。总体来看，主体功能区建设实践中主要面临两大现实阻力：一是主体功能区规划政策体系不完备。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是对我国部门利益、区域利益进行的一次深刻而重大的调整，而政策的配套性是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关键问题。《规划》从宏观层面提出了财政、投资、产业、土地、农业、人口、民族、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政策以及绩效评价体系。这些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是政府引导市场形成主体功能区的关键所在。配套政策的合理分工、相互促进体系的形成，是高效实施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要保障。要落实《规划》中提出的比较宏观的政策体系，还需要制定出台一系列的实施细则、具体政策和配套措施。如目前西部地区的生态林补偿金标准过低，而国家在短期内大幅提高并不现实，这就需要细化到省市层面来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以弥补国家补偿的不足，真正实现让农户自觉地保护生态林。又如，《规划》在“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原则下提出“保障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的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与全区平均水平大体相当”，这个目标对于当前的财政分配格局而言，是一次十分重大的改革，但在执行层面上遇到一系列实际问题，诸如如何了解“大体相当”的含义？如果以数量或比重来描述，控制在怎样的区间才算是“大体相当”？我国各县（区、市）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转移支付后的财政开支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如果要达到上述“大体相当”的目标，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实现？在财政各方面开支的比重已经有较强刚性、各项开支均有同步增长的要求、要减少或降低某一方面的比重都面临较大压力的情况下，如何聚集财力支持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以实现“大体相当”的目标？由于未能明确相关配套政策的关系和各部门之间的沟通、配合机制，导致目前主体功能区规划很难形成合理分工、彼此协调、相互促进的完备的政策体系。二是现行绩效考核制度不科学。现阶段地区的绩效考核仍然偏重于财政税收、地区生产总值（GDP）、招商引资等经济指标，有些地区甚至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这与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要求的区域发展绩效考核标准存在矛盾。事实上，国家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主要目标是解决一些地区盲目追求GDP增长的问题，所以试图将生态功能等作为可交换的产品纳入考核指标。而限制开发也只是基于环境承载能力，对特定区域中生态脆弱性的评价，是以生态保护为基础进行开发，避免盲目工业化。所以，当务之急是转变以经济考核为主的发展绩效考核体系，建立多层次的考核指标，将地方政府从“GDP枷锁”或“GDP崇拜”中解放出来，自觉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

三、结语及政策启示

主体功能区这一全新的理论概念给《规划》的实施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其理论探索与实践均任重道远。有必要在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厘清和丰富相关理论认识，不断推进区划战略的落实与创新。

首先，应健全相关配套法律体系，为主体功能区建设提供保障。由于短期内出台主体功能区专门的法律比较困难，所以可考虑优先颁布主体功能区专门条例，以专门的政策法规来确保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稳步实施。重点协调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其他规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法律手段减少甚至消除不同利益部门在主体功能区建设进程中的利益冲突。此外，国家层面的主体功能区建设相关部门应当积极引导与督促地方政府依照主体功能定位，加快出台地方性行政法规，并最终形成不同类型与层次的法制体系，为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其次，促进不同类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合作互助。主体功能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因此，各类型主体功能区应从区域协调发展的大局出发，按照自愿、互利、共赢的原则，开展多形式、多部门的交流合作。

策划规划的区别篇2

在实行计划生育的30年间，虽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资源紧张的情况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等问题上则逐渐凸显出严峻的态势。随着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显著下降，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至，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由于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衡等问题的突出，加上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一系列和计划生育政策初衷违背的问题正越来越明显地困扰着我国社会。

1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人口性别比

11出生性别比合理区间

人口结构的重要指标就是出生性别比，这一数值通常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合理区间内上下波动。如果人口性别比长期超出这个范围（无论高低），就很容易因性别比失衡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对于社会稳定和国家繁荣造成相当大的阻碍。[1]

关于出生性别比，最早提出这一理论并给出合理数值的人是格朗特，他于17世纪提出这一理念。格朗特认为，人力性别比的合理范围在14∶13左右，也就是10769。但是出生性别比不可能一成不变，并且不同地区的出生性别比也会有差异。当时格朗特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区间，而在20世纪，联合国正式划定出生性别比的标准值区间，也就是最低102，最高107。

12我国出生性别比现状

我国目前具有性别失衡问题，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情况。但相比于其他也具有类似困扰的国家来说，我国的问题尤为严重，无论是经历的时间还是问题的严重性来说，我国都极为突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的出生性别比相对来说还能够基本维持在合理范围内，但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就开始持续升高。在2010年的调查中，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达到了11806。即使相比2005年的调查结果有所缓解，但依然严重超出正常范围。

13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失衡

一方面观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或者说至少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我国强行推动计划生育政策，大量女性新生儿被无端“消灭”，导致我国出现出生比失衡的情况。因我国对生育的控制较为严苛，人们一般不能自由选择生育的空间，不能通过选择子女数量的方式满足自身对性别的需求，流产情况就开始大量出现，最终人们会选择新生儿的性别。[2]

另一方面观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关键因素。有学者指出，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当中，也有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情况，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他们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只是降低了新生儿的出生率，但这和出生性别比并没有直接联系。他们坚持认为，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需要注意的是，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很少的案例是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的。由于反例数量太少，因此以此证明计划生育对于出生性别比没有影响，会显得有些不合逻辑。对此，有关学者通过统计分析的方式，得出以下结果：生育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出生性别比就会升高025。计划生育政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出生性别比偏高，至少是一个关键因素。

2计划生育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

21分析方法

此次研究主要采取数据分析方法，研究所用全部模型分别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具体步骤如下：第一，首先以出生率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变量，在进行回归分析时运用规定的效应模型。第二，在模型中加入代表计划生育政策的虚拟变量PO1、PO2和PO3，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第三，当计算模型出现异方差或序列相关问题时，应运用FGLS将错误数据纠正，消除界面出现的各项异常数据，以免对计算结果产生影响。

22分析结果

据研究结果来看，在开展计划生育政策的地区，由于计划生育而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偏效应基本呈现一直下降的趋势。如果是在市场化还未健全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不会加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反而会一直减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机制的健全，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对缩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表现出消极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扩大城乡收入的差距。也就是说，在市场化制度还不健全的阶段，计划生育政策会显著缩小家庭的规模，尤其在农村地区，由于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男性在成年之后能够为家庭获取更多财富，创造更多价值，因此相比于城市来说就具有收入增长的优势。[3]但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农村地区男性比例上升的情况下，人口结构会发生严重失衡，对于农村的长期发展又非常不利。另外，为了避免高额返款，通过流产的方式选择性别就成为很重要的手段。

农村地区更偏好男孩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方面。由于男孩拥有更好的体力，能够更好地完成体力活，因此经济回报会远高于女孩。此外当家庭规模较大时，由于乡村地区经济较落后，家庭整体的受教育水平就会明显落后于城市地区，但如果家庭规模逐渐缩小，那么这样的差距也会随之缩小。如此一来，在家庭的幼儿成年后，进入到工作岗位就会因受教育程度的差别而导致的收入差距就不会非常明显。再者，由于家庭规模变小，门当户对的思维理念就会被一定程度破坏。通过婚姻家庭重组的方式，财富能够被更合理地转移配置，这也有助于减小城乡差距。另外，由于家庭规模在缩小的初期，农村家庭规模缩小的程度对比城市居民来说更大，因此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共同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计划生育政策能够有效减小城乡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政府预见，而是无意引发的。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计划生育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正在逐渐淡化。[4]随着市场化的继?m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城乡收入的差距偏效应开始转为正数，也就是说，计划生育在这一阶段，已经起不到积极作用，而是在往消极的方向发展。计划生育政策最大的作用就是限制子女的生育数量，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再需要政府的强制措施，甚至很多家庭根本没有兴趣生育。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计划生育政策正在成为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3结论

策划规划的区别篇3

1 养老社区的内涵和发展

社区是指一定地域内人们相互间的一种亲密的社会关系和团体的总称。从老年人这个特殊社会群体角度考虑，养老社区应该是一个配备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具备完整的服务及管理体系，满足老年人居住、健康、照护、社区参与和公平共享等多方面需求的，并同时具有一般社区基本功能和特征的社会共同体。

老年保障体系的建立，促成了我国早期两类主要老年居住类型——城市社会福利院和农村敬老院。随着我国以养老保险为中心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老年群体的居住模式逐渐走向多样化、多元化，出现了养老院、疗养院等类型。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老年居住问题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政府出台了《城镇老年人设施规划规范》、《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等相关规范标准，地方政府也积极配合，多渠道多手段地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投身养老产业，使得城市建设和建筑的适老化成为热点。

从养老模式上看，由于传统赡养老人观念的深入人心，家庭养老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的养老模式。但随着思想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提升，多种养老模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异地养老等等，我国的养老正处于多种模式共存发展的时期。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历程来看，最终走向社会养老是必然的趋势。

结合国内养老模式，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老年居住方式，其中较为理想的便是“原居安老”。老年人在身体机能衰退，健康状况恶化后，不用再由于子女照护或看病就医等原因脱离原有熟悉的居住环境，同时又有专业医疗和照护机构及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提供各种服务。这种融合住宅产业和养老服务的新型居住模式——养老社区已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目前出现的养老社区由于原有基础、投资主体等因素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种是存在于大型居住区中的养老组团或养老住宅群；一种是以老年人为客户群而专门建设的综合性强且配套完善的养老型社区；一种是旧区改建而成的转型养老社区；此外，还有根据旅游产品而兴建的度假型养老社区[2]。

随着时代进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养老社区必将向智能化、医养全程化、亲情化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高品质化发展（图1），以满足老年人不断提高的多层次化需求。

2 养老社区的规划体系

2.1 养老社区的要素和特征

一个优秀的老年社区应由三个要素构成：空间的营造——空间包括物质、社会、经济等，如建（构）筑物围合的室内外空间、人际交往空间、老龄产业空间等，要形成各种优质空间，利用良好的空间环境体现对老年人的关怀；社会关系的和谐——社区应具备和谐的邻里交往和社区场所精神，改善和提升不同年龄层次间人与人和谐的沟通交往环境和氛围；政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应完善现有法律体系并出台激励政策在住房、医疗、公平共享等方面满足相对属于弱势群体的老年人的多方面需求，想方设法促进养老社会福利事业和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养老社区的品质取决于这三个要素的相互合作和补充，缺一不可。

此外，养老社区应具备六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可承受性，住宅等产品和相关服务所需费用是否在老年人的支付能力范围内；二是可及性，养老社区应为老年人到达各种场所创造便利性和良好的可及性；三是可参与性，即老年人参与社区建设与管理的程度；四是安全性，包括室内外空间安全、食品安全、卫生安全、财产安全、出行安全等，是养老社区最基本的属性；五是健康性，要塑造健康的物质环境系统，加强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和健康促进体系；六是可识别性，主要指社区环境的整体和细部均应可识别且特征明显，可以通过设计专属社区的标识系统、建造风格独立的公共服务设施等实体来增强老年人对本社区及社区内部的识别能力。

2.2 养老社区支持体系

在人与环境理论的指导下，要实现原居安老的居住方式，首先应从外部环境上增强老年人的自我生活能力，也就是要主动营造多方支持的社区居住生活环境。

如图2所示，该支持体系由物质支持、社会支持、政策支持和技术支持四个部分组成，从优秀老年社区的三个要素出发提升居住品质。该支持体系已经能较为全面地为老年人提供多方面多层次的生活服务，减少了生活障碍，为实现原居安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3 养老社区规划体系

养老社区规划不同于普通社区规划，见表1所列，其面向的规划对象是有针对性的，以老年人为关注主体，并将社会及经济发展规划变为社会服务规划，强调社会服务与被服务对象的主客关系，老年人为服务客体，其需求则构成社会服务的主要内容。

养老社区规划主要由社会服务、物质环境和整合调控三部分组成，如图3所示。通过住房、健康、土地等15个方面的规划措施，为老年人创造良好的物质、社会环境，实现老年群体与其他群体守望相互的和谐家园。

3 养老社区的规划策略

3.1 社会服务规划策略

社会服务规划共涉及住房规划、健康规划、安全规划、文化规划、年龄融合（社会关系协调）和服务体系规划等6个方面。

1.进行老年住房规划时，应对住房需求进行预测，通过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等途径和激励性政策措施，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研究和开发，尽可能全面地提供满足老年人不同需求的住房类型；同时通过建设一定比例的可支付住房，制定针对老年人的住房保障政策来保障中低收入老年群体的住房需求。

2.健康除了身体健康外，还应包括社区居住、交通环境的健康。健康规划策略应通过建立健全老年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强化老年健康教育和心理关怀，采用健康土地利用模式，提供健康住房及交通环境等方式营造健康环境。

3.为了有效预防或减少老年伤害事故发生的机率，从规划角度来看，应构建可防卫的邻里空间，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强化安全教育，形成面对弱势老人的社区干预，建立全方位的安全保障体系。

4.老年文化建设是在增强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基础上，提升他们的文化素质，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使其自愿主动参与文化活动，消除孤独感和自卑感，保持自身活力和精神的满足，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

5.要达到不同年龄层次特别是老年人和其他年龄层次人的和谐共处，可采取公平共享前提下的共同参与和互助、引导志愿者或义工活动、多世代规划等多种途径，避免和消除年龄差异所造成的隔阂和分离，营造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和谐交往氛围，促进代际和谐。

6.服务体系规划策略则应通过构建多层次老年服务体系，发展多元化服务主体，提供类别化的服务内容。建立网络化的服务平台，引导老年服务产业的发展，提升服务支持技术等途径，为社区老人提供多元化、动态化的，包含有偿、低偿、无偿等不同类型的社区服务。

社会服务规划策略并不能完全解决原居安老模式下的老年居住问题，仍需要与实行空间资源配置的物质环境规划策略相协调。

3.2 物质环境规划策略

物质环境规划同样也涉及土地规划、住宅规划、空间规划、交通规划、设施规划和旧区适老改造规划等6个方面。

1.土地是一切物质空间环境的载体，土地使用规划就是通过规模适宜的混合选址和综合布局，促进社会和谐及人群交融；在以良好步行系统设计为主导的交通设计的基础上进行用地规模的控制，满足老年人对安全和交往的需求；通过混合土地使用满足老年人对活力和社区意识的需求；通过分散化的紧凑填充式开发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可支付住房及满足不同需求的老年服务设施。

2.为了满足老年人从自理、介助到介护变化全程的不同住房需求，居住单元规划策略应在社区配建多代居或独立居住的普通居住建筑，完善社区老年专用居住建筑分级体系及设置要求，在社区内配置不同健康状态老年人所需求的专用居住建筑，满足长期照护要求。

3.开放空间规划策略则应通过提供可选择性安全健身空间，塑造康复性绿地景观空间，创造社会交往性活动空间来满足老年人健康、精神和社会交往需求，营造代际融合的场所精神。

4.老年人的出行行为特征不同于其他年龄群体，交通环境规划应通过不同层级的社区交通设施规划与控制，连续性交通环境的建立，公共交通设施及服务的完善，安全的慢行交通环境的构建，使不同出行能力的老年人能够独立完成基本出行活动。

5.社区老年服务有对应的服务设施空间，老年服务设施规划策略应在完善设施配置标准的基础上，根据人口分布、步行距离、使用频率和设施共享等因素，对生活、文娱体育、教育、医疗保健、交通、安保等设施进行合理布局，满足老年人多层次服务需求。

6.为使老年人可以独立安全生活在现有居住环境，应鼓励住宅套型、内部空间设施、交通设施等普通住宅适老改造，加快户外空间环境适老改造，对现有闲置空间进行改造整合；通过物质手段延续或重构社区和谐的邻里关系，给予老年人精神上的安抚慰藉，使他们愿意留下并继续在社区生活，这也是倡导原居安老的初衷和目标。

物质环境规划可以促进社会服务目标在物质空间上的实现，社会服务规划可以更好地为物质环境规划奠定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3.3规划的整合与调控

为了促进规划从社会目标到空间资源配置的全过程落实，需将社会服务规划和物质环境规划进行融合和协调，进行规划整合和统一调控。

社会到空间的规划整合，需要加强规划、建设、国土、房管、民政等不同部门的协调合作；推进养老社区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其他规划的协调对接；引导规划内部的协调融合。同时，需要对规划过程中的主体利益进行调控，构建以老年人为核心，包含政府、企事业单位、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合作模式，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参与，最大程度满足老年人的利益诉求。此外，政府应制定老年居住及服务设施的用地保障和财政扶持政策，加强对老年居住及服务设施的监管，完善经济、住房、照护、法律等保障内容的居住福利政策。

4 结语

策划规划的区别篇4

一、中央批出各种区域规划的现状

中央政府大致分三个批次推出了不同级别的区域发展规划。

2006 年后,中央已经批准了几个高级别综合开发试验区,包括: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渝城乡统筹试验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

2009年至今,国务院批复了13个区域规划:《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

2010 年1 月,中央召开第五次工作座谈会,部署推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同年3 月,国务院召开“新疆经济发展专项会议”研讨扶植新疆发展的新政。可见,新疆和两个区域发展的系列新政即将出台。

按以上数据分析:从地理区位上看,分布广泛。从东南部沿海、中部地区直到东北地区、西部内陆。从类型上看,注重产业结构调整。涉猎综合改革、城乡统筹、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旅游经济等几大类。可以深刻的感受到,这些区域规划都是围绕经济建设与发展这一核心,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特殊的政策环境,中国进入了一个搞区域发展规划的新高潮。

二、区域规划是中央与地方平衡利益的重要政策

区域规划的频推,既有地方积极推动的作用,也有中央从区域发展大局的全局性考量,很大程度上是中央与地方合力的结果。有利于发挥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从区域发展出现的趋势来看,客观上存在着六个因素:

(一)地方政府通过区域规划获得资金支持。自分税制后,中央与地方在财政资源分配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地方财政吃紧。而国家4 万亿投资和“保增长”的政策,对于各地方政府是志在必得的,通过区域规划拿到资源配置权,就可以吸引各种资源、资金,就有更多的机会去“花国家的钱,办自己的事,赚自己的钱”。

(二)区域规划要比单一的招商引资项目更划算。在过去的开发区和招商引资模式中,引入的投资项目都是单一项目,获得的资金是有限的。而争取到区域规划后,可以大范围的动用土地、利用特殊政策,这就给了地方政府更大资源配置权,很多综合性的开发项目,都可以在新的区域规划内进行。

(三)区域规划是地方基于发掘地区优势,实现地区特色发展的愿景。在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推动新的分工格局在更大范围内形成。“诸侯经济”小而全的内部循环状态已经被市场经济深化的分工力量所打破。在许多地区,城市之间的障碍逐渐破除,甚至在医疗、社保等方面都出现同城化服务的态势。

三、区域规划中首推调整区划

在新区域规划的资源配置上,各地也有十分诱人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土地利用规划方面。以上海为例:2009 年5 月,国务院批复上海市《关于撤销南汇区建制将原南汇区行政区域划入浦东新区的请示》。浦东新区的特殊政策将扩大到近千平方公里。为什么上海会如此调整区划?其核心目的是为经济发展“腾空间、挪资源”。空间不仅包括城市规划和建设所需的物理空间,还包括行政体制下的政策空间和操作空间;资源不仅包括土地、资金等资源,还包括各种优惠政策、特殊政策。尤其是在特大型城市,这种行政区划调整是有含金量的,光重组出来改变用途的土地,就会立刻带来极大的利益。

四、对区域规划大扩容的思考

如此多的区域规划的出炉,覆盖范围之广,时间之密集,史上罕见。这种排山倒海式的规划出台实质上是政策上的浮躁。可以预见:

(一)在时间上而言,国家层面的战略性规划,从出台到实现大致常规需要10 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短期内推出众多区域规划方案,一时让各个区域难以获得中央的财政支持,区域竞争力更是无法显现,只是给股票市场提供了一连串炒作的题材。此前,国家出台过三大成功的区域规划:从深圳在70年代末设立特区,到90年代初的浦东开放,以及到21世纪之后的天津滨海新区。这三大区域规划在空间上跨度十分之广,在时间上跨度十分之长,从而保证了中央财政的有力支持,并落实到位,这也是造就了我国沿海地区长期繁荣的原因。如各地匆忙上马区域规划,肯定缺乏科学性和长远考虑,在可持续发展上难免有失误的地方。

(二)在空间上而言,此次区域规划基本上覆盖全国各地,这与“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方针在战略上是不同的。众多的区域规划上升到国际战略的层面,便失去了政策实施的重点,难以获得特殊的政策照顾,反而使各个区域的优势抵消,失去本地的核心的差异竞争力。

(三)区域规划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规划在具体实施时,有些细节政策相背离。从汇总的区域规划来看,有不少顶着生态帽子,规划的重点却在经济,而不在生态。又比如国家对于农田保护的政策,肯定会在各种区域规划后的被重新修订和突破。而这些区域规划有可能会形成先斩后奏、生米煮成熟饭的结果。

(四)区域规划一拥而上,会导致局部投资过热、资产价格猛涨。各房地产业紧跟区域规划,乘机挖中央政策的墙脚,靠着地方资源“蹲点吃透”,成为应对行业变局的突破口。使房价在一线城市出现的负面效应向二三线城市延伸。

规划是一种手段,目的都是促进科学发展。 此次天女散花般的区域规划出台,是需要降降温的。

参考文献:

[1]林善伟.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策划规划的区别篇5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区域走势分化。要提高区域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就要加强地区形势分析研判。

“未来，应将地区经济形势研判更紧密地纳入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框架。”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司长刘苏社表示，要推动形成国内外联动、东中西统筹、南北方协调的发展新格局，地区经济工作思路正从注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协同和共同发展的新思维。而这也成为地区经济司“推进机关定位转型”的重要内容和载体。

定位转型符合中央要求、地方期盼

“地区经济司承担着贯彻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职责，工作职能宽泛，任务十分繁重。”刘苏社介绍说，具体工作包括：研判区域经济发展趋势，组织拟订区域政策和区域规划，协调区域发展重大问题，统筹指导全国区域合作和组织协调国际区域合作，协调国土开发整治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扶持老少边穷和特殊类型地区发展，统筹推进全国对口支援工作等。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央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特别是推动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进一步提升了区域经济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新形势下，如何更加深入贯彻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协调推动重大国家战略实施，加快培育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增长带和增长点；如何更好地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各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为当前稳增长、调结构作出更大贡献；如何更好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入思考事关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重大政策、重大规划和重点工作，进一步发挥区域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上下更大功夫，提高工作主动性，增强工作执行力，这些是地区司在深入推进机关定位转型学习讨论活动中重点思考的问题。

“开展‘推进机关定位转型’学习讨论活动，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结合中央要求、地方期盼、部门转型对比情况及我委自身需要做出的重大部署，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提升发展改革工作水平的必然选择。”刘苏社说。

加强形势研判，做好政策储备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统一安排，结合地区经济工作实际需要，日前，地区司有关负责人陪同委领导赴江苏、江西调研经济形势，组织有关部门赴藏区调研中央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赴安徽调研长三角城市协调发展情况，赴云南调研地震应急落实情况等等。

据了解，调研过程中，地区司有关同志除了深入工矿园区、项目建设点实地以外，还召开了多场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需要重点支持的政策措施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定位转型等问题，听取了地方和企业的意见与建议。

刘苏社介绍，各项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如何落到实处，全国发展改革系统如何上下联动，项目和资金安排如何体现缩小区域差距的政策导向，这3个方面的问题受到地方普遍关注。

2014年，地区司委托第三方，对12个部级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开展实施评估。刘苏社表示，就是要推动区域规划制定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从重规划编制向重规划实施转变，从重一般性、常规性规划向重事关全局性、根本性规划转变。

“新常态下，区域间的分化比较明显，如何把握地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针对新常态、新要求创造性地做工作，特别是加强各地形势研判，做好政策预研储备，至关重要。”刘苏社认为，当前，在做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时，既要有行业分析，也要有区域分析。例如，面对区域走势分化，地区经济工作应该怎么做；又如，“四大板块”与“三大战略”之间有什么关系，地区司应该做哪些工作，这些都需要创新。

为贯彻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深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重大问题和政策研究，今年3月份，地区司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15年度研究课题。课题研究方向大致分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区域发展新变化，培育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极、增长带和增长点，“十三五”时期区域发展空间格局和主要思路，提高区域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部地区增长潜力和发展趋势，“十三五”时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的主要问题与对策等6个方面。特别是，要研究在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前提下如何加强区域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投资、消费、产业、土地、价格等政策工具的相互衔接、配合，提高区域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更好地服务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大战略”组合。

多做原创性工作，多提创新性建议

“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创新，敢于和善于自我革新，自觉破除思维定式、行为习惯和路径依赖，多做原创性工作，多提创新性建议。”刘苏社指出，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要主动调适工作状态，始终以改革创新精神统领地区经济工作。

“继续把推动区域战略和规划实施作为突破口，加强区域规划后评估工作，查找规划实施中的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推动规划真正落地、取得实效。”刘苏社介绍说，地区司不断完善创新发展思路、政策工具和推进机制，把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重大国家战略摆在工作中心位置。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完善差别化经济政策，推动东部地区率先转型升级，促进中部地区全面崛起，做好支持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相关工作。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促进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引领带动“三北”地区发展，辐射东北亚发展。以建设“一带一路”为契机，落实好相关重大区域规划，统筹好国内区域合作和与周边国家区域、次区域合作，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合作新格局。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与长江经济带重大战略衔接，加快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产业园区建设。推动统筹实施“四大板块”与“三大战略”，处理好编制跨区域、次区域规划与缩小区域政策单元的关系。

刘苏社表示，要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积极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着力抓好潜力地区和薄弱地区，促进各区域共同发展。

一方面，大力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极、增长带和增长点，继续发展壮大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增长引擎作用，依托城市群发展培育长江中游、珠江-西江经济带等一批对全局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区域经济增长极。积极谋划区域发展新棋局，推动构建沿大江大河、沿边沿海和陆路交通干线的一批重要经济增长带。统筹推动部级新区、临空（空港）经济区、产业转移示范区（产城融合示范区）等特殊功能区建设，加快培育新的区域增长点。

另一方面，继续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支持力度，做好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相关工作，坚持精准扶贫和集中连片开发相结合，做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工作。继续推动落实支持新疆、和四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关政策，统筹做好对口支援工作。

策划规划的区别篇6

关键词：水资源规划 宏观经济 多目标群决策

水资源是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资源，它们相互制约相互矛盾；通过合理的规划，又可以做到共生共荣、互相促进，达到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1］。

大连市是全国发展最快和最严重的缺水城市之一，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全国人均的四分之一，严重缺水的紧张局面多次出现；干旱和对地下水的不合理开采，造成了大面积下降漏斗区、海水倒灌等严重的环境问题。水资源已经而且还将成为大连市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本文以国家科委全国地方科技攻关项目“大连市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研究”为背景，以满足大连市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环境质量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总目的，将大连市的水资

源系统、社会经济和环境3个子系统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大系统，建立了大连市宏观经济水资源发展规划多目标决策模型，并提出了模糊切比雪夫多目标群决策方法，以生成和选择水资源供需调控策略，为大连市政府在制定该市发展规划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决策时提供科学依据。

1 大连市宏观经济水资源发展规划多目标决策模型

根据大连市宏观经济水资源发展规划的总目的，其所要求的结果可用多种目标来描述。由于区域宏观经济水资源系统是一多目标、多效益、多矛盾的复杂系统，与其相关的部门和团体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要求和目标，而这些要求和目标通常都是相互冲突、不可公度的。考虑到不使决策模型规模过份宠大，在充分调查研究与参考其它地区研究的基础上［2-4］，我们选择了国民生产总值(GNP)、生物化学需氧量(BOD)、粮食总产量(FOOD)3个目标。

1.1 经济目标与约束条件? 选择各规划水平年各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之和(GNP)最大为主要经济目标，即：

式中：j=1,2,…，10为地区序号，分别为中山、西岗、沙河口、甘井子、旅顺、金州、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海；s=1,2分别代表规划水平年2010和2020年；α(j,s)是各水平年各地区的附加值率。GNP(j,s)是地区j在水平年s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经济结构约束为

??(I-A)X(j,s,k)=BHO(j,s,k)XHO(j,s)+BSO(j,s,k)XSO(j,s)+

BFI(j,s,k)XFI(j,s)+BST(j,s,k)XST(j,s)+XEP(j,s,k)-XIM(j,s,k)??

式中：I是单位矩阵；A是投入产出系数矩阵；k=1,2,…，7分别代表农、轻工、重工、建筑、运输邮电、商业和非物质部门；XHO(·)、XSO(·)、XFI(·)、XST(·)分别表示居民消费、社会消费、固定资产积累、流动资金积累；BHO(·)、BSO(·)、BFI(·)、BST(·)分别为相应变量的分配系数；XEP(·)、XIM(·)为各水平年各地区各部门的进出口变量；X(·)为各水平年各地区各部门的产值变量，它们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为：

式中：IOC(·)是各水平年各地区各部门的附加值率。各地区固定资产积累与投资关系为：

KT(j,s)+IW(j,s)=K1(s)KT(j,s-1)+K2(s)GNP(j,s)+K3(s)GNP(j,s-1)

式中：KT(·)是各水平年各地区总资产存量；K1(·)是前一时段总资产存量在本时段的剩余系数；K2(·)是本时段国民生产总值对固定资产存量的贡献；K3(·)是前一时段国民生产总值对本时段固定资产存量的贡献；IW(·)是各规划水平年各地区分担的水投资。

1.2 社会目标与约束条件 根据大连市农业的实际，选择各规划水平年各地区粮食产量与其目标期望偏差之和最小：

式中：TFOOD(·)、FOOD(·)分别是各地区各规划水平年的粮食消耗量期望目标和实际粮食生产总量。粮食生产目标方程由下式确定

TFOOD(j,s)=KFO(j,s)PLO(j,s)

其中，KFO(·)、PLO(·)是各规划水平年各地区的人均粮食消耗量和人口总数。粮食产量方程为

其中YD1(·)、AR1(·)分别是各地区规划年旱地作物单产和播种面积；YD2(·)、AR2(·)分别是灌溉作物单产和播种面积；l=1,2,3是作物种类，代表水稻、小麦和玉米。农业产值方程为：

式中：PR1(·)、PR2(·)分别是各地区各规划年旱地单位面积产值和灌溉地单位面积产值；LM F(·)为各地区的林、牧、副、渔总产值，a=1，2，3，4；l=4，5，分别代表蔬菜和经济作物。

1.3 环境目标与约束条件? 考虑到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增加等环境压力，选择各规划水平年各地区城镇生物需氧量(BOD)负荷排放量最小作为环境目标，即

式中，BOD(·)是各规划水平年各地区的BOD负荷排放总量，可由下列方程确定：

式中：B(·)是各地区单位产值的BOD排放量；UP(·)是城镇人均生活BOD排放量；PU(·)是城镇人口总数；KSE?(·)是各地区污水处理百分率；BSE(·)是城镇污水处理后BOD的剩余量。污水排放量关系式为：

?

式中：M(·)、DB分别是各地区标准污水处理厂个数和每个厂的污水处理能力；WX(·)是单位产值的污水排放量；WPU(·)是城镇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

1.4 水供需平衡关系方程 上述3个目标除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外，还同时都受水资源系统的控制与制约。城镇水供需平衡方程为：

式中：WP(·)是城镇人均年供水量；WEA(·)是每亩蔬菜灌溉定额；WG(·)为各地区可利用水量；WE(j,s)各地区水平年环境用水量。

农村水供需平衡方程为：

式中：WPV(·)是农村人均年供水量；PV(·)是地区农村总人口；WL(·)(a=1,2,3,4)分别是林、牧、副、渔业单位产值耗水量；WAG(·)是地区农村可利用水资源量。

2 模糊切比雪夫多目标群决策方法

根据大连的实际，可将决策者分为市政府与地区二层次。前者的地位与决策权显然高于地区类决策者，其作出的决策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地区类决策者为大连所辖的10个区县市。因此，上节建立的模型是半结构化、风险型、多层次和多目标的群决策问题。

2.1 模糊多目标切比雪夫模型 交互式切比雪夫决策方法由美国?Steuer?教授首先提出［5］，是一种通过与决策者交互逐步缩小决策空间，最终达到满意解的决策方法，也是求解单决策者多目标决策问题较理想的方法。

为叙述方便，将上节的宏观经济水资源发展规划多目标决策模型简述为：

(1)

其中，f1(X)=TGNP,f2(X)=TFOOD,f3(X)=M-TBOD,X是所有变量组成的向量，M是一个适当大的正数，S是上节中所有约束条件所组成的集合。

分别求解单目标规划(i=1,2,3)：

maxfi(X)

(2)

可得最优解与最大值。再分别求解单目标规划：

minfi(X)

maxfi(X)

(3)

可得最小值fi*。这样，可构造出目标函数fi(X)的相对隶属度［6］为

(4)

显然，μ*=(1，1，1)是相对隶属度的理想点值。为在应用切比雪夫方法时不易丢失满意解，在相对隶属度空间中将移动一个很小的距离εi≥0，可得到一个“更好的理想点”。由于，从而已不再有相对隶属度的意义。我们把称为超理想点。εi一般取0.01～0.1之间的任意值。

结合传统切比雪夫方法，并按使所有达到最小值进行求解满意方案，其中λ=(λ1，λ2，λ3)是切比雪夫权重向量，也即目标权重向量，满足。但为使所得的解总是有效解，避免模型可行域的局部病态给求解带来的不良影响，在模型中增加光滑项。于是，可建立如下的决策优化模型：

?

其中ρ为一综合比例系数，一般取较小的值。根据实际经验，通常取0.001～0.01之间的某个值为宜［2］。为了求解方便，令，于是可将上述决策优化模型转化成下列决策模型

?

2.2 模糊切比雪夫多目标群决策方法 多目标切比雪夫决策方法是一种交互式算法，能充分体现决策者的偏好和判断。首先，根据随机产生的权重空间和权重向量，计算并抽取若干个模型解，并将其提供给决策者挑选出“满意解”；然后以该解为核心进行离散和抽样［7］，计算缩小了的权重空间，并随机产生相应的权重向量和模型解，供决策者选择。交互过程是在不断缩小的满意解搜索空间中反复进行的，直至求出决策者的满意解或不可能产生的新解。但我们的决策问题是多层次多决策者的群决策，各决策者对切比雪夫过程提供的备选方案的选择不一定完全一致。因此各决策者在选取各自满意决策方案时必须进行协商，以形成群的最满意方案，才能继续下一轮切比雪夫过程。为此，通过引入“不满意度”概念，将两层决策转化为单层决策问题。最后利用广义加权切比雪夫模型式(5)将多目标问题式(1)转化为单目标问题求解。我们称这种决策方法为模糊切比雪夫多目标群决策方法。现结合决策模型式(5)，将该决策方法的具体过程和步骤简述如下：

第1步：确定迭代次数n0，每次迭代后抽取的决策方案个数n，权重空间缩小因子r。令W为由权重区间［li,ui］组成的权重空间域，即W=［l1,u1］×［l2,u2］×［l3,u3］。当t=0时，一般取。

第2步：由式(2)～(4)将式(1)转化为广义加权切比雪夫模型式(5)。

第3步：令t=t+1，形成权重向量空间，即。

第4步：利用随机抽样理论，产生50×3组权重向量，并从中筛选出2×11组差异最大、最不相同的权重向量。

第5步：将选出的2×11组权重向量逐一输入决策模型式(5)求解，可求得2×11组决策方案；

从中选出11个差别最大的方案，并将它们提供给决策者组成的决策群体。

第6步：群中各决策者经过协商，从11个方案中选择出具有最小群不满意度的方案作为群的最满意方案，记作μt，如何计算群不满意度将在下一小节里介绍；

第7步：若决策者想提前结束迭代，则转入第11步；否则，计算与μt相应的权重向量(记作λt)的分量：

第8步：由λt构造新的权重向量λt+1的权重空间，即

??

其中，

第9步：如果t<n0，返回第3步；否则，转入下一步；

第10步：若决策群对所选方案不满意想继续迭代，则退回第3步；否则，转入下一步；

第11步：与μt相应的方案(解)Xt即为群的最满意解。

2.3 群最满意方案的产生方法 在多目标决策问题式(1)中，上层决策者为市政府，相应的决策称为上层决策，他作出决策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作为普通决策者从切比雪夫备选方案中挑选最满意方案；二是直接给出理想值，称之为政策理想点。此时每个备选方案相对于最满意方案或政策理想点都有一个不满意度。相对于上层决策的不满意度称

为政策偏离度或上层不满意度。地区类决策者的决策称为下层决策，备选方案相对于其所选的最优方案的不满意度称为下层不满意度。

设模糊切比雪夫多目标群决策过程第5步产生的11个方案的相对隶属度矩阵为

下层决策者j可在上述备选方案中直接挑选自己的最满意方案；如果事先知道其关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目标的偏好信息，则可用相对隶属度原理确定其关于目标的权重，并利用陈守煜提出的模糊优选模型［8］确定其最满意方案：

于是，相对于最满意方案μtlj，决策者j关于其它备选方案各指标的不满意度为

(6)

这里i=1,2,3;l=1,2,…,11;j=1,2,…，10。于是，决策者j对方案l的不满意度定义为：

(7)

这里p为距离参数，并记。综合所有下层决策者对备选方案的不满意度，可得到每个方案l的下层群不满意度，即

(8)

其中Dωj是地区决策者j的权重，显然影响大的地区权重应更大一些。

对于政策理想点，可用式(4)求得其各目标的“虚拟”相对隶属度向量，并得第l个备选方案对于政策理想点的偏离度pul，并记pu=(pu1,pu2,…，pu11)。

??? 综合上下两层的不满意度可得决策群体的综合不满意度。记第l个方案的综合不满意度为

(9)

其中ωU和ωL分别是上、下层决策者的权重，ωU+ωL=1。显然，最小的就是群最满意方案，即模糊切比雪夫多目标群决策过程中第6步的方案μt。

由于用相对隶属度函数统一了切比雪夫决策方法中不同量纲的目标函数，模糊切比雪夫多目标群决策模型(5)物理概念更加清晰，表述也更加清楚；同时，本方法对于解决多层次多决策者的群决策问题也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

3 应用

在第t轮迭代中，模糊切比雪夫过程产生了11个备选方案，其相对隶属度矩阵如下：

各下层决策者关于目标的权重向量分别为：(0?8，0，0?2)，(0?7，0?1，0?2)，(0?7，0，0?3)，(0?6，0，0?4)，(0?6，0?2，0?2)，(0?6，0?3，0?1)，(0?5，0?3，0?2)，(0?5，0?4，0?1)，(0?5，0?4，0?1)，(0?8，0?1，0?1)。用模糊优选模型可计算得10个下层决策者的满意方案分别为：8、1、8、8、3、1、3、3、3和1。由式(6)和式(7)可求得他们各自对各方案的不满意度向量分别为：

Lu1=(0.043，0.013，0，0，0，0，0，0，0，0，0)

Lu2=(0，0.111，0.034，0.056，0.013，0.027，0.061，0.049，0.009，0.014，0.02)

Lu3=(0.038，0.01，0.008，0，0，0，0，0，0，0，0)

Lu4=(0.032，0.012，0.007，0，0，0，0，0，0，0，0，)

Lu5=(0.026，0.009，0，0.032，0.02，0.031，0.04，0.022，0.005，0.035，0.035)

Lu6=(0，0.076，0.102，0.051，0.04，0.06，0.062，0.24，0.019，0.043，0.064)

Lu7=(0.022，0.015，0，0.038，0.03，0.047，0.049，0.022，0.007，0.053，0.052)

Lu8=(0.022，0.019，0，0.033，0.004，0.062，0.047，0.011，0.01，0.07，0.07)

Lu9=(0.022，0.019，0，0.033，0.004，0.062，0.047，0.011，0.01，0.07，0.07)

Lu10=(0，0.093，0.049，0.033，0.013，0.023，0.037，0.024，0.007，0.014，0.020)

设市政府的政策理想点为，其关于目标的权重为：(0.4，0.3，0.3)。则政策偏离度为：pu=(0.385，0.371，0.36，0.364，0.432，0.429，0.373，0.404，0.416，0.46，0.472)。其中参数p取为1。

设下层决策者权重为：Dω=(0.12，0.12，0.12，0.12，0.12，0.08，0.08，0.08，0.08，0.08)。则下层群不满意度为：GLu=(0.022，0.036，0.018，0.022，0.011，0.027，0.031，0.033，0.006，0.026，0.029)。

设上下层权重为(ωu,ωL)=(0.4，0.6)，则可得综合不满意度向量为：

GTu=(0.167，0.17，0.155，0.159，0.179，0.188，0.168，0.181，0.17，0.2，0.206)。可见第3个方案具有最小不满意度，故群的最满意方案即为方案3，而方案11是群最不满意方案。

4 结束语

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合理调整大连市的产业结构，积极进行开源节流，才能有效地缩小水资源需求的缺口，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耗水型的重工业应积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工业电子、信息等高新产业和港口、金融和旅游等第三产业，增加服装、面料、医药、饮料和食品行业的比重。新规划方案所需的水量比原规划水量要少，但国民生产总值得到了增加，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通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通过对决策模型的运行结果分析，本文提出的宏观经济水资源发展规划多目标决策模型能较好地反映大连市的实际情况，所提出的模糊切比雪夫多目标群决策方法有效地解决了该决策问题多目标多层次多决策者的复杂性，从而为大连市水资源开发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提供了一种多目标群决策分析方法，由此开发出来的水资源综合利用决策支持系统将为大连市政府作决策时提供科学依据。

参 考 文 献：

［1］ 陈守煜，等.大连市水资源、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J］. 水 科学进展，2001，19(3)：52-54.

［2］ 翁文斌，等.宏观经济水资源规划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研究及应用［J］. 水 利学报，1995，(2)：1-10

［3］ 陈家琦，王浩.水资源学概论［M］.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

［4］ 李登峰.复杂模糊系统多层次多目标多人决策理论模型方法与应用研究［D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1995.

［5］ R E Steuer,E Choo.An interaetive weighted Tchebycheff procedure? for multiple objective programming［J］.Mathematical programming,1983,26:326-344 .

［6］ R E Steuer.Multiple Criteria Optimization:Theory Computation and Application［M］.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86.

［7］ 陈守煜.工程模糊集理论及应用［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8.

策划规划的区别篇7

一、准确把握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升为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意义

主体功能区从规划提升到战略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主体功能区的理念将长期存在和延续。《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主体功能区布局，但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区域差异巨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而又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国家来说，主体功能区的形成、布局、保护和调整将贯穿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始终，并非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结束后这一理念和工作就结束了。二是主体功能区的地位得到提升和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确定，表明主体功能区不单是一项空间规划或专项规划，而是基于我国基本国情，为实现高效、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确立的一个基本方针和策略，它与科教兴国、人才强国、自由贸易区、知识产权保护等战略一样，共同组成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体系。三是主体功能区的领域得到拓展和深化。主体功能区从理论上看主要是对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战略调整，一旦上升到战略层面，意味着主体功能区的理念将体现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各个领域，渗透到省、市、县和乡镇等各级政府和开发区、保护区等各类区域，扩展到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以及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各个产业，将成为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和各领域科学发展的重要依据和手段。

二、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在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中占有优先地位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有关数据，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主的限制开发区域总面积38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40.2%；国家各类禁止开发区域共1443处，总面积约12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12.5%。两类区域考虑相互重叠的因素，大致总面积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50%左右，如果考虑各省的省级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这两类区域的面积更大。我国的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大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未来的发展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政府主要发挥规划、政策、法制等方面的引导和约束作用。但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主要位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不仅承担着全国重要的生态功能，而且存在区位和开放条件不利、资金和人才短缺、市场机制尚未健全等突出问题。单纯靠市场的力量难以解决其发展问题，政府除了同样加强规划、政策和法制引导约束之外，必须加大在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税收和信贷优惠、对口支援等各领域的扶持和倾斜力度，妥善解决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面临的保护和发展的矛盾问题，这对于保障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三、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关键在于政策的设计、落实和调整

主体功能区战略作为一种理念，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社会各界已经形成共识。但在目前财政分成体制、干部政绩考核体制没有实质性改革调整的背景下，要保证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关键是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分类政策，确保分类政策的落实，并且随着实施的情况变化保持对分类政策的及时调整。政策的设计尽可能针对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分类设计，避免“一刀切”。同时，尽可能依托整合现有的各部门与主体功能区相关的各类政策，避免大幅度的“重整炉灶”和“推倒重来”所带来的利益格局调整，保护政策设计和执行部门的积极性。政策制定后关键在落实，要进一步细化政策的实施细则和适用范围，明确政策实施的主体和责任，加强政策实施的监管和考核，及时发现和解决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确保政策的合理可行。另外，随着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推进以及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及时对政策的实施成效进行评估，不断地设计推出新的分类政策，分批分阶段淘汰退出不适应要求的分类政策，保持对政策体系的动态调整，切实有效地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持续实施。

四、加强相关规划的协调和衔接是确保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的重要手段

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规划，在各类空间规划中居总控性地位，也是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抓手和依据。加强各级各类相关规划之间的协调和衔接，对于顺利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战略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加强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区域规划等空间性规划的衔接，逐步通过修编调整在各类空间性规划中体现主体功能区的战略理念和目标要求。

其次，加强主体功能区规划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各领域专项规划之间的协调，依据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战略要求来调整和编制各类专项规划，实现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各类专项规划的协调统一。

第三，加强全国与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衔接，既要求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严格服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基本原则和方向，同时允许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一定的创新和探索，体现各省的特色和优势。主体功能区战略确定并逐步得到认可后，必然需要一个过程来逐步理顺和调整现有的规划体系，在对已有相关规划修编和新规划编制时，逐步增加体现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内容和要素，加快形成与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相适应和配套的规划体系。

五、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需要构建一套简明通用的指标及其动态阈值体系作为支撑

主体功能区的划分、规划目标、监管和考评体系，都需要明确定量可比的各类指标以及相应的标准，否则就难以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顺利实施。主体功能区划分的指标体系涉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未来发展潜力，内容和层次比较齐全，为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主体功能区战略确定后，应重点围绕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目标、监管、考评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不要过多追求指标体系的全面、科学和精准，应更多注重指标体系的简明和通用，强调指标体系的导向性和可比性，确保便于获得连续性、稳定性的统计数据。同时，随着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的不同阶段，提出对应不同指标的动态调整阈值或标准，保持对四类主体功能区生态功能、资源禀赋、环境容量、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监管和考评。适用于部级主体功能区的指标体系应该更加强调统一，阈值标准也要尽可能保持一致或在个别指标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切实维护部级主体功能区的全局意义和权威性。省级主体功能区的指标体系应该尽可能符合部级主体功能区的指标体系，但是由于各省四类主体功能区的比重、特征和分布各不相同，允许省级主体功能区选择建立适应本省实际的指标体系及其阈值标准。另外，积极促进主体功能区指标体系及其阈值标准纳入各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加快实现电子化和信息化，为国内外各类投资者提供基本信息和参考，同时也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六、建立合理配套的绩效考核和评价体系对于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建立科学开发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分别明确了针对四类主体功能区的考核评价重点和方向，并要求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把推进主体功能区主要目标的完成情况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干部的综合考核评价结果，作为今后选拔任用、培训教育、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由于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战略目标以及目前实行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成体制，使得多数地区的绩效考核仍然偏重于GDP、财政税收、招商引资等方面指标，这与主体功能区战略要求的区域发展绩效考核体系存在尖锐的矛盾冲突。尤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国土面积辽阔、区域差异巨大的国家而言，迫切需要妥善处理好加快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加快建立适应不同区域实际的发展绩效考评体系。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优化开发区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机制环境比较领先，调整建立科学发展的绩效考评体系具备一定条件和内在需求。但是对于中西部大量限制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而言，既要求加快发展摆脱落后，又面临保护生态和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调整建立科学发展的绩效考评体系存在很大的难度。因此，在明确四类主体功能区的绩效考评重点和方向的基础上，尽快研究制定简明可行、可获得性和可应用性较强的指标体系，不追求全面和完美，但要突出重点和导向。更重要的是尽快制定与绩效考评体系配套的政策措施和体制机制，加大对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的扶持，建立规范持续的利益补偿机制；加强对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的规划、制度、法律、技术标准等方面的指导和监管，保障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些都是主体功能区差异化发展绩效考评体系能够得以落实的重要配套保障。

七、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长远根本保障在于逐步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等作为支撑，实施《城市总体规划》有《城乡规划法》为依据，但是实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却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这不利于主体功能区规划和战略的稳定持续推进。“十二五”期间，利用主体功能区从规划提升到战略层面的有利时机，加快研究制定事关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的法律法规，促进相关立法进程。在短期内难以制定出台主体功能区专门法律的情况下，可考虑先制定出台主体功能区专门的条例，从专门法律层面保障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稳步实施。同时，应推动国务院有关部门率先制定出台相关的行政法规，针对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中急需明确和重点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与原有部门行政法规的存在的矛盾冲突进行衔接和调整，理顺国务院各部门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任务的法制障碍。另外，积极引导和督促地方政府根据自身主体功能定位，加快制定出台一系列地方性行政法规，保障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顺利实施。随着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推进，及时修订调整有关法律法规，形成包括专门法律、国务院部门行政法规、地方性行政法规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法制体系，为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有效的法治保障。

策划规划的区别篇8

[关键词]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区别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城市无论在规模、发展速度、发展方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有更为复杂多样的意义与内涵，对城市空间也提出更为多样化的要求。在此我们应把探讨问题的出发点放在如何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上，这就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到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区别与关系，以及两者在我国现行体制下的局限性和作用所在，所以研究它们两者的区别也就是成了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话题。

1.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关系

1.1从城市的发展史看

在现代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出现以前，两者的关系很难区分，基本上停留在城市的布局形态或形制建设的层面上。随着现代建筑运动的兴起，城市朝着强调功能与秩序的方向发展，以应对加速发展的城市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现代城市规划的概念与制度迅速建立起来，

城市规划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城市建设管理的制度从原先混沌的格局中分离出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业革命后这一时期的城市环境实质性改善乏善可陈，而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诸如城市中心衰退、环境恶化、城市文化遗产频遭破坏等负面影响突显出来。在这种背景下城市设计被人们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时的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成为一脉相承而又界线模糊的两门学科，是解决城市问题相辅相成的两种“工具”。

1.2从现代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看

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关系是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类看法：一类观点可以总结为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互为补充，两者涉及领域与对象虽有部分重合，但侧重点明显不同；另一类观点认为城市设计是城市规划的组成部分，城市设计贯穿于城市规划的始终，在城市规划的各个阶段都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城市设计的延续性研究；第三类观点可以总结为城市设计作为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的中间领域。

现阶段，国内外理论界对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关系的研究尚无定论。从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互为补充的观点来看，使作为独立学科的城市设计自身发展拓展了空间，但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结合的方式又成为一个难题，要明确两者的关系关键要看两门学科在理论与实践运用中如何发展，但也使我们更为清晰的得到两者之间的区别。

1.3从我国城市规划体系看

我国的城市规划体系是在《城市规划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各类规划都具有法律效力，只是审批的主体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管理实施的主体与方式各不相同。在各个层次和类型的规划中，城市总体规划具有包罗万象和无上权力的特点，通过城市总体规划的向上和向下延伸来统一协调。而具有实施操作主体的规划就是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其他类型和层次仅具有战略意义或者协调意义。

可见，在我国的城市规划体制下，城市设计是依附于城市规划之下的，这至少在短期下是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的。在这一前提下，城市设计作为城市规划的补充，不但为城市规划提供了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技术支持，同时也为城市规划的深化和落实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和实施手段。因此，在城市规划中如何运用城市设计的手段研究规划问题，如何将城市设计的研究成果体现在城市规划之中，如何为城市设计的深化运作提供体制保障、技术支持和实施空间，成为两者结合，共同作用以保证城市健康发展的关键。

2.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区别

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而在学术上的争论和两者在城市建设管理体系中地位的确定都应以此为目标，也让我们更好的认识它们之间的区别，为城市建设发挥价值，其区别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2.1历史发展阶段

从历史发展阶段来说，城市规划已经拥有很长的历史发展史，它拥有相对完善的规划技术体系和城市规划及建设管理体系，制度化程度较高，也较完善；而对于城市设计来说发展历史相对较短，还正处于探索、争论、发展中，其技术还不完善，没有完整的体系，制度化程度也相对较低。但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它们都是在工业化发生过程中改善人们生活环境的活动。

2.2属性

城市规划是一种政府行为，是具有社会改良意义的运动，需要通过多方来调节和评价，在这个过程中其社会性很强；而城市设计作为对城市规划的补充，有一部分是政府行为，还有一部分不是政府行为，但它们两者目前往往局限于城市美化和环境改善运动，在社会性方面还相对较弱，并没有真正的达到。

2.3学科专业特性

城市环境改善是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在学科专业特性上共同关注的城市主题，都是通过使用综合分析的工作方法来进行研究。

随着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它也成为一种发展逐步成熟的职业，是基于与城市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地理、人文等学科的边缘学科，工作的综合性很强，政策性也很强。城市设计还不是一种职业，它在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等学科基础上还具有边缘特征，但城市设计工作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统率性，但在政府政策性的管制上不如城市规划强。

2.4目标与途径

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都是通过有计划地进行资源配置，从而达到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目标，在这个实现过程中都需要多重途径才可以达到，实现它们之间的平衡。

在达到城市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目标过程中，城市规划面向区域、城市、社区目标与途径较为长期的发展计划，成果本身体现为政策，采取较宏观的土地使用、财政、税收、法律手段达到目标。

城市设计则是针对局部的、务实的、短期的发展计划，有一部分成果成为城市规划政策或者空间组织的指导纲领，所采取的土地使用、财政、税收、法律手段还相对比较局限、微观。

2.5技术要点

在技术要点上都是对土地使用做出合理的规划，采取的技术手段都是先调查和分析问题，然后再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城市规划将土地使用作为其技术要点工作要点，更加关注的是对城市生活和生产功能的宏观层面的组织分配，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的需求，同时需要城市设计的观念和技术来充实。

城市设计则关注的土地使用和功能组织常常是微观的、局部的，更关注的是环境的感受、美学和视觉艺术的创造，以此达到整体上要符合城市规划的既定目标和要求，进一步深化到城市形象的设计中来。

2.6实施过程

在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实施过程中最后都是落实到土地和空间层面，都需要考虑微观的经济社会以及建筑和设施的相关内容。

城市规划则主要通过控制和引导土地，使实施过程用及其变化来实施城市规划的政策。规划的实施管理包含着城市设计意象，规划只介入城市建设的部分环节，但不进入具体建设、经营和维护过程。而城市设计本身可以看作是对城市规划政策的一种实施。城市设计通过具体项目的策划、设计组织、运作经营、维护管理等更具体、更直接的对城市规划起到指导和实施作业。

3.从北京市城市建设看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区别

北京是我国首都，又是著名的古都。北京的城市规划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世界城市设计实例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北京的古城其“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格局更加突出，城市轴线也延伸到外城，形成了长达8公里的雄伟庄严的南北中轴线。北京城市的整体布局和城市设计，无论在功能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充分满足体现了封建帝王至高无上、君临天下的气势与威严这一城市设计主题。

北京城由于经过整体设计，全城空间布局井然有序，更可贵的是有六海园林水系与之相陪衬，使规整中见自然，严肃中有活泼，这是历代都城中少见的。198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重要批复中指出：“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规划和建设，要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独特风貌。对珍贵的革命史迹、历史文物、古建筑和具有重要意义的古建筑遗址，要妥善保护。在其周围地区内，建筑物的体量、风格必须与之相协调”。这使得我们在后期的城市建设方面都应该很好地继承并发展北京城市规划与设计的优秀传统。

在城市规划方面，北京城一次又一次的规划，一次又一次突破北京市长期以来以旧城为单一中心，以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生长模式，被建筑学界形象地称为“摊大饼”。而现在的北京的新总体规划是从适宜人居的角度出发，以传统的南北中轴线和长安街东西延长线的“两轴“为历史的延续；在“西部生态带”和“东部发展带”建新城，将南城纳入城市中心区，旧城尽量保持原貌。

4.总结

综观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城市设计的其本身已从空间物质形态的处理向多学科领域拓展，而传统的空间研究也不断丰富，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对城市规划在空间形态方面的补充，其作用也越来越重要。通过对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之间区别的分析，因此在城市设计今后的实践中也应从更高的视点，宏观把握各方面的因素，在城市建设的各个阶段突出城市设计的目标和城市规划的作用，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理论，从而更有效地服务于城市建设。

参考文献：

[1] 凯文.林奇. 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2] 扬盖尔，拉尔斯吉姆松. 新城市空间，何人可等.北京：中国建筑工业版

社，2003；

[3] 《城市规划》编辑部. 城市设计论文集. 北京：《城市规划》编辑部, 1998；

[4] 王建国. 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

[5] 邹德慈，有关城市设计的几个问题.北京规划建设.1998，1

[6] 郝娟.西欧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