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3 11:47:27
擅长舞蹈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对舞蹈就表现出极强的兴趣。
读幼儿园时,由于不是舞蹈队的,其他小朋友在跳舞时,我只得眼巴巴地望着。但出于对舞蹈的热爱,我常会在后面跟着跳,而且故意把动作做得很夸张,想引起老师的注意。每当这时,我总会听见一阵夸奖我的声音:“这小女孩儿跳得真可爱!”听到这话,我心中总有一种满足感。后来,妈妈看我在舞蹈方面还行,便给我报了舞蹈班,从此,我就有机会专门培训舞蹈了。这样好的机会,我是一定要抓住的。终于,我的努力学习和老师的辛苦排练没有白费,我获得过“星光灿烂”“中华魂”等省级金奖,去年年底,我们在香港比赛的时候,一举夺得了“金紫荆花”最高奖。这时我就惊奇地发现,原来我拥有如此高的舞蹈天赋!
举止勇敢
我平时是很胆小的,但在经历这件事的时候,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那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少年在拉一个阿姨的挎包拉链。当时,我立即就反应过来是小偷。眼看拉链已快拉开,前面的阿姨还毫不知情。我想喊,却又不敢,于是向周围望去,希望有人制止这件事,却发现过往的行人们有的没看见,有的视而不见,根本没人管。这时小偷的手已经伸进阿姨的包里。我心里一急,大喊了一声:“抓小偷!”小偷听到喊声,瞪了我一眼,撒腿跑开了。前面那位阿姨这时才发现自己的挎包已被拉开,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回过头来对我一笑,说:“太感谢你了,你真勇敢!”过往的行人也纷纷向我投来了赞赏的目光,那一刻,我发现平时胆小怕事的我,居然也是这样勇敢。
跳远出色
以前我最害怕跳高、跳远之类的运动了,因为我的弹跳能力不好。但有一回的跳远让我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
那是一次运动会。在报名时,我居然给自己报了跳远!我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运动会正式开始后,我先站在沙坑外看其他人是怎样跳的,然后不断获取跳远的方法、吸取经验。直到裁判员念到我的名字,我才硬着头皮上场。我调整了一下心态,鼓足了劲儿,使尽全身力量向前跳去。我看了看自己所跳的距离,竟比别人远了好大一截,顿时信心大增,第二跳、第三跳也跳得非常出色。后来,经过反复筛选,名次出来了,我是女子组第三名!竟跳了2.08米,比第一名只少了0.21米!这可是我第一次正式跳远啊!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哟,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有跳远的天赋!
发现自己的长处,从不经意开始。啊,我原来还有这么多值得自豪的长处啊!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使自己这些长处能保持下去,那是很不容易的。我将尽量保持这些长处,并多在生活中发现自己,争当更优秀的人!
点评:
让我们倾听作者自信的宣言――“生命旅程中最美丽的风景就是自己”。是的,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发现自己,发现自己能歌善舞,发现自己勇于敢为,发现自己就是群星璀灿的夜空中最闪亮的那一颗星。其实,即使你不会跳舞,即使你有点胆怯,即使你不爱运动,即使你相貌平平,你都可以发现别样的自己,因为你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关键在于,你是否像本文作者一样乐观、自信、快乐地面对生活!
你一次发现自己的美的机会。
以前我觉得我很难看，对自己很没信心，但生活给了我一次机会，一次改变我的机会，一次给我新
的审美观点的机会。那天晨练，锻炼之后觉得又累又饿，于是就想马上回家吃饭。我一边跑一边觉得有
东西跟着我。一回头，发现是一只小狗。它好像是在跟着主人一样跟着我，见我停下来它也停下来，用
一种我从未看到过的眼神看着我。那是怎样的眼神啊，充满着希望与绝望。仿佛是灾民等待着救援队的
眼神，令人顿生怜悯之情。
于是我将它带回家中给它找了一些吃的。它看到食物后眼睛马上亮了起来，似乎看到了救星。看到它狼
吞虎咽的样子，我感觉很欣慰很快乐。再看看自己，我突然发现：原来我也很美，原来美还可以这样表
达……
生活中的美有不同的形式，草儿没有树的伟岸，但它有草原辽阔的美；月亮没有太阳的光芒能够照
耀大地，但它能够寄托人们的思念；小鸟没有鹰的凶猛，但它灵巧灵活。
也许你常常感叹自己缺少美：或长相不俊美，或身材不健美，或衣着不华美，或举止不够时尚美，
或言谈缺乏流畅美，或歌声没有旋律美……，然而，某一个事物、某一个人在那一瞬间给了你触动，让
你睁开了发现的眼睛，你发现：原来自己也是美的。
关键词:语文;教学;教育
很欣赏一个观点:语言不只是交流与思维的工具，更是人的生存空间、生存条件与存在方式。语文活动就是人的生命运动，语文的高度就是生命的高度，就是人的高度。很欣赏这样的教学理念:语文教学，它面对的是广泛而深邃的言语世界，担负的任务是通过对话构建学生立人的基础。很欣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给语文下的定义:“语文即人自身。”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仅仅就是为了谋生吗?甚或就是如2003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湖南省那位中学语文老师说的，读书就是为了赚大钱娶美女?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语文，人的回归
在教学中，我要求大家心中有语文。比如赏析文学作品，我们通过一个个孤立的文字，走近作者的心灵，走进时代的风雨之中，于“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中观照历史人生，体察社会万象，把握生命的律动;比如语基训练，我们体贴着母语情怀，张大古老文明的博大精深的双臂，在孤独无由的文字之中抚摩到历史的心跳，感受到母语无声胜有声的亲和力;比如写作指导，我们高扬“我手写我心”的旗帜，真诚为人，真诚为文。“人”“文”合一。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实际上，我们的语文，自古以来就是关于“人”的显学。当前语文界对“人”的发现与彰显，正是语文本真的回归。作为审美的、心灵的语文，从教与学两方面说，它是一种镜像，认真观照，它让我们发现自己。
人的回归，形而上地说，是以人为本;形而下地说，是学会交流，学会感动，学会悲悯，学会憧憬。英国塞缪尔·斯迈尔斯在其作品《品格的力量》中说:“性格的本真是人生最高超的境界。”我想，感动、悲悯、憧憬等就是此境界的具体表现。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敏感，是对生命的敏感，是对人生社会乃至宇宙的敏感。敏感而敏锐，敏感而聪睿，敏感而反省，敏感而建设。建设中成长，建设中成就，以至高蹈，以至超越。
二、语文，与梦想有关
在同学们的作文中，我看到了一份惊喜之情。我知道，在大家的文字背后，蕴藏着对乌托邦理想的一种蒙眬的期待。同学们的文字，除了忠于现实的部分，更多地是表现自己的梦想，借助人物来展现心灵;大家的文字，也会批评现实生活，而且力透纸背，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取悦群体的意味。思想的底蕴，除现实的关怀之外，还要有形而上的关怀，思想的翅膀还有待自由无羁，在更广阔的领域飞翔。乌托邦的浪漫情怀渗透在字里行间，乌托邦的语言作为寓所的方式存在。一切的现实以外的愿望，靠语言来运转，靠语言来承担，一切都在语言当中。而这样的语言，往往就是精神自由的所在。我相信，乌托邦的思想只有在少年的心灵里才会产生真实的价值，才会被描绘出更灿烂的彩色。而这些，都让我们的心灵里有一份可爱的幸福的栖息之地。
语文，作为心灵与审美的载体的母语的语文，从甲骨文的看图绘形发展到现代文字的点横撇捺，有些相似于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被写成一个个符号化的汉字，这个过程，与其说是丢失，毋宁说是加载:个体类聚成了万千，现象类聚成了思想。文字承担着，语文在文字之上和之外更大地承担着:现实的，未来的。语文是一座桥，一座接通现在与未来的桥。
三、语文，让我们发现自己
语文是无用的。每次给新同学上第一堂课，开堂锣鼓就是这句话。当然，紧接着还有第二句话: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我们许多人只知道第一句话，而且习惯于用“有用”“无用”来选择取舍，这是语文的无奈。我不主张为此而去开发语文的工具作用，寻找语文的功利价值。这样做，不仅无奈、无益，而且最终像药不对症那样会更大地伤害语文。我们必须承认语文的无用性。以前有种说法，语文是精神食粮，这还是实用主义思维。把语文比喻为食粮不如比喻为衣服，最初始的需求，衣服可能是遮体或御寒，超越了这种“工具化”或功利化的需求后，衣服就是身份表达的心灵需求和情怀表达的审美需求了。
随着老师手中那示意开始的秒表落下，一切都仿佛离我远去，只剩下眼前那条似乎永远也跑不完的红色跑道，在太阳光强烈照耀下的红色，是那么令人恐惧。我抽搐了一下，随后尽力调整自己，紧跟着前面一人的步伐。
测验前温柔和煦的微风顷刻便化作了调皮的孩童，它们嬉笑着，肆意在我脸上横冲直撞，有时甚至拉住我的裤脚、衣角，阻碍着我前进的步伐。我甩甩手，想要将那些顽皮的“孩子”赶走，可一切都是徒劳。
六百米已经过去，我正惊讶于自己的耐力竟有这么大幅度提高时，一直居于我身后的“死党”突然加速，赶超了我的步伐。我刚想追赶，嗓子突然火烧火燎地疼了起来，急需水的滋润。肺部一抽一抽的疼痛时刻提醒着我——我的身体已经到达极限，不能再加速。可是我不得不加速，因为如果不采取行动，我将会在精神和成绩两方面都被挫败。
1000米的终点越来越近，近得好似在与我招手，。前面的“死党”已经气喘吁吁地停止了脚步，在前方摇摇晃晃地走着。“加油！你一定行的！超过他们！”心中似乎有个声音在呐喊。我的心头好似被点着了的火苗一般，带给我极大的勇气和力量。我倏然向前冲去，带着太阳的光耀，右脚先于“死党”踏上了那条属于我的白线。
4分06秒，对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比上学期快了30多秒，引起了老师和同学的赞叹和惊讶。我露出了胜利的微笑，直到回家才发现我的双脚已经几乎没有了知觉。但我自豪，因为我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并且与“我不行”说了声再见！
其实，“我不行”只是个借口，可正是这小小的借口，使我们与“我能行”隔绝开来。没有尝试怎么能得到结果？
那一刻，我发现了自己，那个深藏于心中的自我，那个倔强不肯轻言放弃的自己。
那是一年前的事了。有一天，我在阳台下写作业，写了一会儿，手酸了，就放下笔抬头望了一下天空，只见天空一片蔚蓝，像一块洗净了的蓝宝石，使人见了心旷神怡，一下子消除了疲劳。我低下头，刚要继续写，忽然发现“小黑”（猫的名字）在花盆周围转来转去，好像在寻找什么。好奇心使我又一次放下了手中的笔。想看看“小黑”在搞什么名堂。
只见“小黑”伸出右爪，在一个长满了杂草的大花盆里乱拨着。我吃了一惊，不禁大声喊起来：“小黑，你在干什么？”
“小黑“好像没听见似的，一点儿也不理我。
过了一会儿，它的头伸向一丛草里。我仔细一看，这是一种叫“牛顿草”的草。据说，这种草可以治肚子疼。“小黑”用嘴咬住草，嚼着嚼着，没多久，整根草都被它吞进肚子肚里去了。
我想，猫喜欢吃的是鱼，怎么也会吃草呢？莫非，莫非它是在治病？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一闪，不由使我想起一个神话故事：一条蛇被打伤了，它挪到一块树底下有草的地方，翻了几翻，滚了几滚，伤口居然愈合了，而且一点儿也没有被打过的痕迹。
想到这里，我又看了一下“小黑”，只见它的肚子慢慢地蠕动着，发出“叽哩咕噜”的声音，我知道它要吐了（它要吐的时候总是这样的）。果然不出我所料，“哇”的一声，“小黑”把肚里的东西全吐了出来了。我一看，那些吐出的东西里面有一些呈暗绿色，这就是“小黑”刚才吃下去的“牛顿草”吧？“小黑”吐完了这些东西，好像卸掉了身上的一块大石头，一下子轻松多了，又跑到别处玩了。
我又想：“小黑”可是吃了变质的鱼，肚子疼，才去吃草的吧？而“牛顿草”正好是治肚子疼的，吃下后，把那些赃物吐掉，病才好的吧？
为了证实这一点，第二天，我拿了一些变质了的鱼，掺进好鱼里让猫吃，果然，到了下午，猫又跑去吃“牛顿草”了，吃完后又照样把肚里的赃物吐出来。
突然发现，最近自己在一种“很不要脸”的状态。昨天把自己的推文发送到一个群里，有人玩笑说，苏老师又来讲课了，三观真是无比端正啊。我回复道，我五官和三观一样端正。想起前些天同样是在转发自己的文章时，有朋友说，有道理。而我的回复是，当然，我长得这么好看，说什么都对。说完，觉得自己的脸真是越来越大了。虽然都是玩笑话，但我也欣慰于，自己终于成为了一个自信的姑娘。
曾几何时，我也是一个畏手畏脚、羞羞答答的小女孩。
说实话，我相貌普通，远远够不上“惊艳”二字。尤其学生时代，不懂得打理自己，简直是扔进人群就难以发现的那种普通女孩，似乎与“美丽”二字无缘。才学方面呢，因为阅读较多，自知斤两，认识得到自己的浅薄，也就从不觉得值得被称道。每每有人夸赞我什么，我都羞得涨红了脸，连连说着，哪里哪里，没有啦。觉得自己，配不上他人如此夸奖。这固然是我的真心实意，而我也一向认为尽量谦卑是一种得体的表现。直到我认识了桃子。
在我还是畏畏缩缩的小女孩时，桃子就已经成为了自己的女王。每每外出，桃子都精致装扮，举止亦落落大方。而我注意到的是，每逢别人夸奖，她回答的不是“没有”，而是“谢谢”。“没有”是一种否定，而“谢谢”除了是对他人赞赏的感谢，也意味着一种接受。当她这样回答时，我看着那份自信从她的笑容贯彻她的全身，觉得她值得这样的表扬和回答，然后突然意识到，这种自信的风度和她的美丽是相辅相成的。即使同样的装扮换在当时的我的身上，恐怕表现出来的也还是拘谨和小家子气。她懂得把自己的外貌和内在都打理得美好，因而自信。同样，因为那份十足的自信，又更使她成为自带夺目背光的焦点姑娘。
谦虚自然是好，那是对世界和对自己都有清醒的认识，是不坐井观天，是有开阔的眼界和内心的广度，能够看到并认识到自己的微小和不足，这是做人应具备的根本态度。人只有学会放低自己，才能看到更广阔的天空。
当你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缺点和不足，你会努力弥补和改进，以使自己不断趋向更加美好和更加强大。但是，在有这份自知之明的同时，也请不要妄自菲薄，你也要发现并承认自己现下所具有的每一份美好，拥有一份恰当的自信，并不断做出提高。当你同时具有了得当的谦虚和自信，它们才能向着同一个方向，合力塑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你。
老人总会教育我们谦虚，却从未有人教过我们，应该承认自己。实际上，我们都希望能够获得他人的认可，却忘了自己先认可自己。可如果你自己都没有相应的一份自信，又如何叫别人注意得到你？
那些看起来美丽优雅或酷劲洒脱的女孩子，并非个个都是拥有无可挑剔的容貌的，但她们一定具有某种源自自身的气质。这种气质，是她们想成为、现在成为的样子，更是对自身这种独特美好的承认。当一个人承认自己的美，才不会手足无措，才会拥有相应的大方和从容，才能够展现出真正的美。@和上台演讲是一个道理，当你不自信、怯场，就会表现得谨小慎微、畏首畏尾、磕磕绊绊，而自信的人，拥有一份底气，才能无论何时都表现得大方得体，从而展示出自己的美。
这个世界上好看的女孩子那么多，而你只有一个。你先要发现自己如何是美的，要知道怎样是适合你自己的，更要知道你想要的自己应该是什么样貌，试着让你的外表与你的气质相配，然后承认自己，抬起头、挺直了腰板，自信地昂首阔步。不要去管身边的美女那么多、她们的名牌那么贵，你要相信你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气质。当然，在你看到别人的美丽的同时，你也尽可以欣赏和学习，但不要因此觉得相形见绌，抬不起头来，将自己卑微进尘埃里。
同样的道理，这个世界上比你厉害的人有得是，你自知，并望尘莫及。但你也并非一无是处啊，你的每一个小小的成绩和接人待物的美好品质，都是你身上小小的闪光点，不要总把它们捂起来，觉得羞于见人，对自己内在的承认会让你更有勇气、自信和动力去面对这个世界。当你昂首阔步，这个世界才会给你让路，当你兀自开放，这个世界才会鲜花繁茂。而你就这样，因为对每一个小小的美好的重视，才一步步发展、积累更多的点滴美好。不要只和他人去比较，当你自己每一次能够有小小的进步，它们都值得称赞。因为终究，它们会汇聚成你身上更大的美好。
当一个人懂得发现并承认自己的美，那种自信，就足以让一个人发出光芒。当你把自己的美都展现出来，不仅自己会收获他人的喜爱和可能到来的机会，更会让自己发现，这个世界原来有那么多的善意和美好。自此，你和世界互相抱着欣赏的眼光，温柔相待。而你，也因此让这个世界更多一分美丽的存在，更多一支鲜花的盛开。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也成为了走在街上会被人喊住街拍的姑娘，也成长为一个收起羞涩，在任何场合都能磊磊大方的姑娘。有时，因为自身能力的不足，在对应的场合，我也会有所紧张。但我会告诉自己，不懂的就不要妄语，但也要相信自己在每一个过去所储备的能力，你要相信自己就是一个光芒万丈的姑娘。那时，我感觉，自己好像真的自带背光。而这份恰当的自信，让我在不至落魄之余，又能从容地融合进当时的圈子场域。
今天忙完事情，坐在商场旁边晒着太阳喝咖啡，小憩片刻。过来两个男孩子，说，美女，我们是电视台采访的，您有没有心情配合一下？我对着路上那些妆容齐全的女孩子们一扬头，说，她们那么漂亮，你们干嘛找我？男生说，你素颜也很漂亮，而且是那种看起来就有内容的漂亮。
我知道，可能我只是刚好他觉得大概会配合的人，而为了我的配合，他说的话，也必定有恭维的成分，不必当真。
2012年1月11日，作家祝勇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他出版了两本关于辛亥的书：《辛亥年》和《血朝廷》。但这次和他以往接受的采访不太一样，话题主要是他去年的读书情况，而非写作。当然，这二者之间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联系。
年读书单
望东方周刊》：2011年你读了哪些你认为有价值的书？
祝勇：学术和历史书读得比较多，文学书读得比较少。
印象比较深的是金观涛新出的一套学术作品，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持续2000多年，很有思想性的一本书，叫《兴盛与危机》，这本书特别好。这本书原来是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2006年我在美国时看到这本书，印象特别深。去年法律出版社出了简体字版，我就买了一本。这本书现在是学术界、思想界少有的思想性特别强的书。
另外读了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和三联书店出的北大陈来先生的一套学术著作集。还读了一些历史方面的书。回忆录也读得比较多，包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出的史景迁写的《太平天国》、《王室之死》等。
因为去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自己写了一本《辛亥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一直在排行榜上。我去年还出版了一本献 给辛亥革命100周年的长篇小说《血朝廷》。这几年历史方面的书读得比较多，其中也有大量辛亥革命的史料。
《望东方周刊》：这些书对你的生活和写作有没有影响？
祝勇：这些书本身没有对我产生什么直接的作用和影响，比如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但我觉得这些书是我读书的一个盲点，有些东西自己不是特别明白。虽然对先秦诸子有一定的了解，对明清的学术也有一点了解，但对宋明理学的了解就非常少，不知道它的历史地位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人都做了些什么事。读这些书填补了自己的知识空白，因为自己有些东西不懂，读起来就很新鲜，觉得特别有意思。
像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能够引起我们去思考很多司空见惯的历史现象。原来通常以为就是约定俗成的，不去做深入的思考，但里面有很多问题。读这些书并不直接有用，比如可以用来写点什么东西，并不是这样，但它可以完善我们的知识结构，所以我读起来津津有味。我现在读这些学术著作，丝丝入扣，比看小说还要有意思。
阅读史景迁、孔飞力的启发
望东方周刊》：对你写《辛亥年》和《血朝廷》也没有影响吗？
祝勇：很难说哪一本书有很具体的影响，实际上读书对写作的影响就是一个长期阅读、积累，慢慢发酵、领悟的过程。不是说读了哪本书突然一下子就有什么领悟，并不是这么直接为我所用。
比如说，我写《辛亥年》，实际上在写作过程中也受到了西方一些汉学家的影响，比如史景迁的作品。《辛亥年》是写历史的一本著作，不算是文学性很强的著作。中国人写历史著作，容易陷入八股文的形式，比如辛苦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政治经济情况，然后怎么成立的革命组织，不太会有板有眼地讲故事。其实史学著作也要引人入胜，也要讲故事，在这方面史景迁就是大师。他的那些作品非常引人入胜，比如《王氏之死》透过一个不知名的普通中国妇女之死来剖析整个中国社会，这种方法让我们就觉得特别新鲜。美国有位汉学家孔飞力，他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一本历史学著作，视角很独特，牵连出的问题特别多。这种研究和描述历史的方法，对我的写作有影响。
我比较喜欢这种写法，不太喜欢八股文和一二三四的写法，要带着问题进入历史。一些中国学者写历史书，经常是带着结论进入历史，就是说在进入历史空间之前，都已经先入为主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带着问题进入历史更好，这样在叙述过程中就非常有悬念。
我写《辛亥年》更多是从社会学和社会转型的角度，中国怎么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而不是简简单单的革命者和封建王朝的斗争，这样视野一下就扩大了。服饰、风俗、思想、文化的变化，包括城市的变化，都纳入进来，空间一下就打开了，我们看历史的视角就变了，把自己给解放一下。
好书必须自己去发现
望东方周刊》：你既要写作，还有很多事务性的工作，但你又读这么多书，怎么做到的？
祝勇：我家里书特别多，我曾经想不买书了，而且也有很多书都没有看，能够把家里的书看完就行了，但是看到这些新出来的好书，还是想看、想买，书越买越多，但的确有看不过来的问题。
我看书，不是一本书从头到尾看完，再看另一本，很多书都是交叉看的。比如一本书看了一部分，会觉得疲倦，那明天就可能不看这本书，去看另一本，那本书会引起你的兴趣。等那本书看得疲倦了，就再换一本，实际上很多书都是采用这样一种交叉的方式慢慢看完的。
我的茶几和床头上到处都是书。不必把看书当成是一个很严肃的功课，比如一两个小时必须看多少页、几天看一本书，不必这样。随手翻，拿起一本书就看，看完夹个条就放在那里。这样慢慢积累就会看很多书，很随意，就觉得不累。我觉得应该把看书融入自己的生活，不是一门功课，就跟看电视一样，很随便、很轻松的一件事。靠在沙发那里，可以拿起一本书看一下。
我还有一点特殊，我不开车，出门的时候挎包里永远背着一本书。出门之前会想一下带哪本书，当然不要太重、太厚的，要稍微轻便的。在地铁里一坐就是一个小时或者40分钟。在地铁里很无聊，地铁的人都很茫然，都在那里一站一站熬时间。捧一本书，时间就过得很快，无形中就会看很多书。
放一本书在包里，心里就会踏实，就不觉得浪费时间。比如有时约一个人谈事，在咖啡馆、三联书店或餐馆，如果这个人迟到，因为北京经常堵车，迟到一个小时你会非常焦虑，因为你觉得自己的时间被别人侵犯了，但如果包里有一本书，你就不会焦虑，等人的时间可以看书。
《望东方周刊》：你觉得怎样才能找到一本真正的好书？
祝勇：现在好书还是很多的，因为经常有人――特别是普通读者――不知道该读什么书，或者认为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好书，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好书还是非常多，层出不穷，写得好的人也很多。可能普通读者很难去发现，无所适从。但好书必须自己去发现，别人是没办法去代劳的。
约翰·坎普兰这次是应《摄影世界》的邀请，在京举办题为《表达真相的要义：诚实、公正》的讲座。讲座分为上下午两场，上午他与听众分享了专题力作《消逝中的传统》、《苦难中生还》、《古巴表情》、《俄罗斯——幻灭少年时》及曾获普利策奖的《21岁美国人》的拍摄经验；下午则放映了他最新的多媒体纪录片《那不像我想象的》，并和观众就纪实摄影发展、多媒体项目的创作等问题进行了现场交流。
镜头中的世界
“我看得越多，就发现自己所知越少。”约翰·坎普兰认为这句话可以成为他的名言。多年来，他的身影出现在快速发展的、穷苦的玻利维亚、战乱的西非、斑斓的古巴、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中“存在的阴影”让他倍感震惊，作为一名有正义感的摄影师，他将镜头对准这些社会真相，希望以一己之力为这些人做些事情。
一次次或愉快或惊险的拍摄经历让上午的讲座高潮迭起。全世界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在一点点地被工业化生产所吞噬，这正是《消逝中的传统》这组图片故事的拍摄背景。坎普兰希望能在照片中保留一部分正在消逝的传统，于是他去了中国、玻利维亚、泰国等国家的偏远地区，仔细地记录下那里的风土人情，尝试从人们的日常服饰、生活用具等细节来展示传统文化残存的美丽。他有一幅作品是在一座玛雅人聚居的小岛上拍摄的，晨曦在薄雾中弥漫出诱人的玫瑰红，漫染了整片草坪，当地人早起去农耕，仿佛一切都停留在过去，不知全球化是何物。约翰说他最喜欢这张，“因为我觉得抓住了当地人看自己的岛的眼光。”如何展示最自然、最真实的对象，对摄影师来说，需要极大的耐心。有的时候为了等到一束合适的光线，拍摄出满意的照片，约翰会蹲上好几个小时，“对于同一个的场景要多拍一些，等等就等来了最好的瞬间。”这组图片故事中除了风景照片，还有许多环境肖像，约翰展示了云南田野里耄耋之年的甥舅俩合影，玻利维亚老农的肖像照??对比居住条件艰苦的被摄者，他说：“在世界各个角落，很多人居住的条件就是如此。我比他们拥有的多很多，说改变什么或许不容易，但我的确希望他们也能过得很好，希望我的照片能在不同的人群之间架起桥梁，哪怕对改善他们的状况起到一些小小的作用。无论来自哪里，是哪种肤色，富有还是贫穷，人们都同样需要被爱、被尊重、找到活着的意义。”
《古巴表情》是一组记录古巴独特文化的图片故事。约翰说：“那里简直就是摄影师的天堂，建筑、汽车……所有的一切都仿佛凝固在50年代。古巴竟然还有中国产的飞鸽自行车！恐怕中国都没有了吧。”为了展现古巴的斑斓文化，约翰保留了照片的色彩。对于何时用黑白、何时用彩色，他的经验是：“色彩是一种无需言说的语言。当我要表现一种文化，而色彩能够传递出这种文化的气氛和质感时，我就会拍摄彩色照片；当我拍摄一些想要让人们比较冷静地思考的事物，比如社会问题时，就不再需要进入色彩所在的那个频道，让太多色彩分散观者的思绪，这时我就拍黑白照片。”
《苦难中生还》与《俄罗斯——幻灭少年时》就是两组用黑白照片记录社会问题的作品。《苦难中生还》所拍摄的对象是深受西非内乱折磨的人们。约翰随着一个NGO组织来到了这些受害者聚居的难民营，面对丧失人性的罪恶，他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于是为他们一张一张地拍摄肖像。镜头对面的人，平静地暴露出自己残缺的肢体，巨大的伤疤以及毁坏的容貌，其中一个十岁的孩子，在约翰拍摄时和他说，他会宽恕敌人，并希望自己有幸福的未来。这张肖像照片会提醒他所经历的苦难，给予内心的平静。约翰倍受感动，将这句话记录在旁，并尽全力帮助他们，甚至自己出路费让一名孕妇回家待产。最让他骄傲的是联合国要用这些照片作为审判战争罪犯的一部分证据，他觉得自己“真的做了些什么。”在拍摄《俄罗斯——幻灭少年时》这组照片时，约翰则日夜跟拍那些混入黑帮的孤儿院少年，几次在街头差点被洗劫一空。每当返回孤儿院时，他都会抽出时间握一握孩子们的手，“作为摄影师，我们有很多责任，拍摄戏剧化的照片是比较容易的事。但更重要的是要记住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拍摄的社会目的是什么。在我看到这张照片时，我会想哭，希望这些照片能让孩子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
最后一组照片节选自获普利策专题摄影奖的作品《21岁美国人》，因为时间有限，约翰只给大家展示了其中代表性的几张。照片中是一张张21岁的面孔，但是他们有的却已沦为罪犯，有的成为大众偶像，有的正在遭遇挫折，有的心怀希望……对于每个拍摄对象，多年以后约翰依然关注着他们的生活走向，用照片讲述着人生的偶然，命运的意外。
镜头中的自己
下午的讲座，约翰·坎普兰主要分享了他时长近1小时的多媒体纪录片《那不是我想象的》。影片将镜头转向他自己，记录了他经历并战胜淋巴癌，并开始鼓励癌症患者的过程。内容主要由他自拍的静态照片和录下的音视频片段编辑而成。
“作为一个摄影记者，本来永远是个观察者，从来不是个参与者。”在约翰患病的最初一个月里，他连想也没有想过他的相机。有一天早上，他几乎是无意识地拿起了相机，对着镜子照了最早的几张照片，不知为什么，这些照片打开了他接受现实的大门，也让他想照更多的照片，“有人说写日记是对抗压力的一种方法，而这部视觉日记，则是我对癌症的开战。”影片中的约翰并没把自己仅仅拍成一个可怜的病人，相反，观众更多地看到的是一个乐观的约翰。影片开头是当年欢快幸福的婚礼录像，“每个家庭都有可能突然遭遇癌症的成员，况且现在癌症发病率很高。”约翰说，紧接着出现的镜头就是他因化疗而日益稀疏的头发。在影片中，有几张在理发店中剃光头发的照片，他当时四岁的女儿科瑞娜也在镜头中，两个人仿佛做游戏一般，开心地笑着。在女儿眼中，爸爸变成了又酷又帅的“怪物史莱克”。
在生病期间，约翰依然在大学教书，他还帮助其他癌症患者，让素不相识的癌症患者见到崇拜的偶像——他曾经拍摄过的一个摇滚明星。尽管这部纪录片花费了他很多积蓄，但在拍摄完成后，他却得到了一些来自基金会的资助。他也与美国公共电视台签署了影片的三年播放合同（承诺期间该影片不在网络传播），并把影片的DVD无偿赠与那些和他一样遭遇癌症痛苦的人。他认为目前美国电视节目的覆盖面超过网络，希望以此帮助更多患者找到对抗癌症的勇气。
“身患癌症的人必须找到足够的力量，一些你可能以前都不知道自己有的力量，不管用什么办法促成一种积极的态度。要不然，生存下去的机会真的不会太大。”现在，这部影片已经无偿发送出6000多份，他说当初做这部纪录片时有两个愿望，如今，四年过去后都实现了：一是康复，第二就是能对别人有所帮助。
讲座现场，观众除了对影片的内容和约翰进行互动之外，多媒体的记录制作方式也引起了现场热烈的讨论。相较静态的平面新闻摄影，多媒体的形式似乎能带来更丰富的信息量。约翰也承认，现在，美国传统纪实摄影师的日子并不好过，报社、杂志都在裁员，而这种多媒体的报道形式的确非常有潜力。在十几年前，美国的媒体就认定网络是未来唯一的栖息地，很多大学的新闻学院也开设了多媒体课程，教学生如何采集声音、如何做后期编辑等等。“我的孩子麦克斯和科瑞娜各有一台小相机，可以拍摄些简单的视频，每当他们看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时，就会说‘我要录像！’可能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静止的照片太简单了。但我还是希望，静止的照片不要完全被多媒体视频所取代，因为那种将瞬间凝固的力量还是非常震撼、非常强大的。”
6月7日上午，中国国际文化影像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北京环球财讯中心10层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美国著名纪实摄影师、普利策奖得主、弗罗里达大学教授约翰·坎普兰（John Kaplan）站在会议室一角，一边整理即将要展示的图片故事，一边和慕名而来的摄影师们愉快地交谈。他的中国妻子任莉当仁不让地担任起他的私人翻译。他们的一双儿女麦克斯和科瑞娜正是顽皮的年龄，不时拿出红色小相机，好奇地打量着围绕在父母身边的人。
约翰·坎普兰这次是应《摄影世界》的邀请，在京举办题为《表达真相的要义：诚实、公正》的讲座。讲座分为上下午两场，上午他与听众分享了专题力作《消逝中的传统》、《苦难中生还》、《古巴表情》、《俄罗斯——幻灭少年时》及曾获普利策奖的《21岁美国人》的拍摄经验；下午则放映了他最新的多媒体纪录片《那不像我想象的》，并和观众就纪实摄影发展、多媒体项目的创作等问题进行了现场交流。
镜头中的世界
“我看得越多，就发现自己所知越少。”约翰·坎普兰认为这句话可以成为他的名言。多年来，他的身影出现在快速发展的、穷苦的玻利维亚、战乱的西非、斑斓的古巴、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中“存在的阴影”让他倍感震惊，作为一名有正义感的摄影师，他将镜头对准这些社会真相，希望以一己之力为这些人做些事情。
一次次或愉快或惊险的拍摄经历让上午的讲座高潮迭起。全世界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在一点点地被工业化生产所吞噬，这正是《消逝中的传统》这组图片故事的拍摄背景。坎普兰希望能在照片中保留一部分正在消逝的传统，于是他去了中国、玻利维亚、泰国等国家的偏远地区，仔细地记录下那里的风土人情，尝试从人们的日常服饰、生活用具等细节来展示传统文化残存的美丽。他有一幅作品是在一座玛雅人聚居的小岛上拍摄的，晨曦在薄雾中弥漫出诱人的玫瑰红，漫染了整片草坪，当地人早起去农耕，仿佛一切都停留在过去，不知全球化是何物。约翰说他最喜欢这张，“因为我觉得抓住了当地人看自己的岛的眼光。”如何展示最自然、最真实的对象，对摄影师来说，需要极大的耐心。有的时候为了等到一束合适的光线，拍摄出满意的照片，约翰会蹲上好几个小时，“对于同一个的场景要多拍一些，等等就等来了最好的瞬间。”这组图片故事中除了风景照片，还有许多环境肖像，约翰展示了云南田野里耄耋之年的甥舅俩合影，玻利维亚老农的肖像照??对比居住条件艰苦的被摄者，他说：“在世界各个角落，很多人居住的条件就是如此。我比他们拥有的多很多，说改变什么或许不容易，但我的确希望他们也能过得很好，希望我的照片能在不同的人群之间架起桥梁，哪怕对改善他们的状况起到一些小小的作用。无论来自哪里，是哪种肤色，富有还是贫穷，人们都同样需要被爱、被尊重、找到活着的意义。”
《古巴表情》是一组记录古巴独特文化的图片故事。约翰说：“那里简直就是摄影师的天堂，建筑、汽车……所有的一切都仿佛凝固在50年代。古巴竟然还有中国产的飞鸽自行车！恐怕中国都没有了吧。”为了展现古巴的斑斓文化，约翰保留了照片的色彩。对于何时用黑白、何时用彩色，他的经验是：“色彩是一种无需言说的语言。当我要表现一种文化，而色彩能够传递出这种文化的气氛和质感时，我就会拍摄彩色照片；当我拍摄一些想要让人们比较冷静地思考的事物，比如社会问题时，就不再需要进入色彩所在的那个频道，让太多色彩分散观者的思绪，这时我就拍黑白照片。”
《苦难中生还》与《俄罗斯——幻灭少年时》就是两组用黑白照片记录社会问题的作品。《苦难中生还》所拍摄的对象是深受西非内乱折磨的人们。约翰随着一个NGO组织来到了这些受害者聚居的难民营，面对丧失人性的罪恶，他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于是为他们一张一张地拍摄肖像。镜头对面的人，平静地暴露出自己残缺的肢体，巨大的伤疤以及毁坏的容貌，其中一个十岁的孩子，在约翰拍摄时和他说，他会宽恕敌人，并希望自己有幸福的未来。这张肖像照片会提醒他所经历的苦难，给予内心的平静。约翰倍受感动，将这句话记录在旁，并尽全力帮助他们，甚至自己出路费让一名孕妇回家待产。最让他骄傲的是联合国要用这些照片作为审判战争罪犯的一部分证据，他觉得自己“真的做了些什么。”在拍摄《俄罗斯——幻灭少年时》这组照片时，约翰则日夜跟拍那些混入黑帮的孤儿院少年，几次在街头差点被洗劫一空。每当返回孤儿院时，他都会抽出时间握一握孩子们的手，“作为摄影师，我们有很多责任，拍摄戏剧化的照片是比较容易的事。但更重要的是要记住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拍摄的社会目的是什么。在我看到这张照片时，我会想哭，希望这些照片能让孩子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
最后一组照片节选自获普利策专题摄影奖的作品《21岁美国人》，因为时间有限，约翰只给大家展示了其中代表性的几张。照片中是一张张21岁的面孔，但是他们有的却已沦为罪犯，有的成为大众偶像，有的正在遭遇挫折，有的心怀希望……对于每个拍摄对象，多年以后约翰依然关注着他们的生活走向，用照片讲述着人生的偶然，命运的意外。
镜头中的自己
下午的讲座，约翰·坎普兰主要分享了他时长近1小时的多媒体纪录片《那不是我想象的》。影片将镜头转向他自己，记录了他经历并战胜淋巴癌，并开始鼓励癌症患者的过程。内容主要由他自拍的静态照片和录下的音视频片段编辑而成。
“作为一个摄影记者，本来永远是个观察者，从来不是个参与者。”在约翰患病的最初一个月里，他连想也没有想过他的相机。有一天早上，他几乎是无意识地拿起了相机，对着镜子照了最早的几张照片，不知为什么，这些照片打开了他接受现实的大门，也让他想照更多的照片，“有人说写日记是对抗压力的一种方法，而这部视觉日记，则是我对癌症的开战。”影片中的约翰并没把自己仅仅拍成一个可怜的病人，相反，观众更多地看到的是一个乐观的约翰。影片开头是当年欢快幸福的婚礼录像，“每个家庭都有可能突然遭遇癌症的成员，况且现在癌症发病率很高。”约翰说，紧接着出现的镜头就是他因化疗而日益稀疏的头发。在影片中，有几张在理发店中剃光头发的照片，他当时四岁的女儿科瑞娜也在镜头中，两个人仿佛做游戏一般，开心地笑着。在女儿眼中，爸爸变成了又酷又帅的“怪物史莱克”。
在生病期间，约翰依然在大学教书，他还帮助其他癌症患者，让素不相识的癌症患者见到崇拜的偶像——他曾经拍摄过的一个摇滚明星。尽管这部纪录片花费了他很多积蓄，但在拍摄完成后，他却得到了一些来自基金会的资助。他也与美国公共电视台签署了影片的三年播放合同（承诺期间该影片不在网络传播），并把影片的DVD无偿赠与那些和他一样遭遇癌症痛苦的人。他认为目前美国电视节目的覆盖面超过网络，希望以此帮助更多患者找到对抗癌症的勇气。
“身患癌症的人必须找到足够的力量，一些你可能以前都不知道自己有的力量，不管用什么办法促成一种积极的态度。要不然，生存下去的机会真的不会太大。”现在，这部影片已经无偿发送出6000多份，他说当初做这部纪录片时有两个愿望，如今，四年过去后都实现了：一是康复，第二就是能对别人有所帮助。
讲座现场，观众除了对影片的内容和约翰进行互动之外，多媒体的记录制作方式也引起了现场热烈的讨论。相较静态的平面新闻摄影，多媒体的形式似乎能带来更丰富的信息量。约翰也承认，现在，美国传统纪实摄影师的日子并不好过，报社、杂志都在裁员，而这种多媒体的报道形式的确非常有潜力。在十几年前，美国的媒体就认定网络是未来唯一的栖息地，很多大学的新闻学院也开设了多媒体课程，教学生如何采集声音、如何做后期编辑等等。“我的孩子麦克斯和科瑞娜各有一台小相机，可以拍摄些简单的视频，每当他们看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时，就会说‘我要录像！’可能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静止的照片太简单了。但我还是希望，静止的照片不要完全被多媒体视频所取代，因为那种将瞬间凝固的力量还是非常震撼、非常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