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判决书范文
时间：2023-09-22 09:38:03
行政判决书篇1
××××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二审维持原判或改判用）
（××××）×行终字第××号
上诉人（原审××）……（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被上诉人（原审××）……（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列项和基本情况的写法，除当事人的称谓外，与一审行政判决书样式相同。）
上诉人×××因……（写明案由）一案，不服××××人民法院（××××）×行初字第××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写明到庭的当事人、诉讼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未开庭的，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概括写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果，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其主要理由和被上诉人的主要答辩的内容）。
经审理查明，……（写明二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本院认为，……（针对上诉请求和理由，就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有无违反法定程序，上诉理由是否成立，上诉请求是否应予支持，以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是否有理等，进行分析论证，阐明维持原判或者撤销原判予以改判的理由）。依照……（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分四种情况：
第一、维持原审判决的，写：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二、对原审判决部分维持、部分撤销的，写：
“一、维持××××人民法院（××××）×行初字第××号行政判决第×项，即……（写明维持的具体内容）；
二、撤销××××人民法院（××××）×行初字第××号行政判决第×项，即……（写明撤销的具体内容）；
三、……（写明对撤销部分作出的改判内容。如无需作出改判的，此项不写）。”
第三、撤销原审判决，维持行政机关的具体行为的，写：
“一、撤销××××人民法院（××××）×行初字第××号行政判决；
二、维持××××（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字第××号处罚决定（复议决定或其他具体行政行为）。”
第四、撤销原审判决，同时撤销或变更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写：
“一、撤销××××人民法院（××××）×行初字第××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或变更）××××（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字第××号处罚决定（复议决定或其他具体行政行为）；
三、……（写明二审法院改判结果的内容。如无需作出改判的，此项不写。”〕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行政判决书篇2
原告：韩振玺，……系普兰店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警察……
……
被告：普兰店市公安局……
……
原告韩振玺不服被告普兰店市公安局1998年3月2日将其送往大连市安康医院进行精神病监护治疗限制其人身自由，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庭审了本案。……并已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普兰店市公安局对原告进行监护治疗的事实和依据是：1997年以来，原告参与经营以其姐姐韩桂霜为法人代表的“圣仙舸”酒楼及水库，与当地政府和附近经营猪场的马景奎产生矛盾，导致马景奎上访。原告还多次冲击普兰店市公安局、普市政府、普市委会场，踢坏普兰店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的门，并在公安局院墙上挂草包皮，严重扰乱了办公秩序。原告行为已符合《人民警察法》第十四条、《大连市监护治疗管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条例》的规定。因原告在1991年7月18日已经大连市精神疾病司法医学鉴定组鉴定为：偏执状态，应对采取医疗措施，以防不测。所以，我局研究后，向普兰店市委、市政府、大连市公安局作了汇报，决定第二次给原告进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我局提出申请后，1997年12月28日大连市精神疾病司法医学鉴定组（以下简称司法鉴定组）做出了第97048号鉴定书，结论：偏执性精神病，被鉴定人韩振玺数年来频繁上访，言行偏激，妨碍公务行为与疾病有直接因果关系，对其行为已丧失辨认及控制能力，故评定为无责任能力，因目前正处于本症发病期，建议采取监护性措施。据此，我局将鉴定结果及权利告知原告妻子李秀琴。1998年3月2日将原告送至大连市安康医院进行治疗。
原告韩振玺的诉讼请求是：撤销被告对其采取强制治疗精神病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并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经审理查明，1997年以来，原告由于工作和生活上等原因，曾多次到被告处及普兰店市委、市政府上访未达到其满意，原告便采取了往被告墙上挂草包皮等行为。被告认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疑其患有精神性疾病，于1997年12月3日向大连市精神疾病司法医学鉴定组提出申请，要求对原告进行医学鉴定。该医学鉴定组接受了被告的委托于1997年12月28日作出了大精鉴字第97048号“大连市精神疾病司法医学鉴定书”，结论是“被鉴定人数年来频繁上访，言行偏激，妨碍公务行为与疾病有直接因果关系，对其行为丧失辨认及控制能力，故评定为无责任能力，因目前正处于本症发病期，建议采取监护性措施”，但未向原告及其家属宣告，鉴定书中也没有鉴定人签章等必要条件。被告据此依据《大连市监护治疗管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条例》于1998年3月2日将原告送往大连市安康医院进行精神病监护治疗长达九个月，直到1998年12月1日将其放出，进行保外就医至今。但被告对原告入出院未给其下达任何法律手续和文书。在这期间原告家属曾多次要求被告对原告重新鉴定和变更监护人，1998年3月9日辽宁省公安厅纪律委员会也曾要求被告对原告家属的要求给予明确答复，但被告至今未给予任何答复。
另外，由于原告多次上访，1991年7月13日被告做出“关于韩振玺上访所提出问题的答复”，经医学专家观察，结论为韩振玺同志的精神是正常的。同年7月18日，司法鉴定组受被告（原名新金县公安局）的委托，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大精鉴字第91060号“精神疾病司法医学鉴定书”。结论是：偏执状态，建议采取医疗措施，以防不测。该鉴定书无鉴定人签章等必备要件。1992年3月7日得到普兰店市委信访办法给的5000元治疗费用，进行院外治疗。同年经原告要求，被告将其安排在普兰店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检车线工作。1997年12月3日至1998年1月5日，原告均在其工作岗位上工作，未出现检车错误和精神异常等情况。1997年10月份，普兰店市成立“五家联合调查组”（普兰店市政法委、纪检委、公安局、检察院、太平乡人民政府）对马景奎上访一案进行调查，调查后对被告认定的原告的违法予以否定。原告属二等甲级革命伤残军人，在工作中，曾多次获得“优秀共产党员”、“文明干警”等荣誉称号。
上述事实，又被告业务档案、医学鉴定书、调查材料、荣誉证书、证人证言、工作纪录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笔录等证明材料在卷为凭，并已经开庭质证和本院的审查，可以才信。
本院认为，被告作为公安机关，有权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人进行处罚。司法医学鉴定组未经鉴定委员会授权对无卷宗、案由、案号的案件当事人即原告作出无鉴定人签章的医学鉴定，是无法律效力的，被告在为向原告宣告的情况下，依据无法律效力的医学鉴定将其送往大连市安康医院，进行精神病监护治疗，是违法的。《大连市监护治疗管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条例》（以下间称《条例》）第八条规定：‘经鉴定人确认为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住所的在本市内，由大连市公安局批准，送安康医院监护治疗；……县（市）区政府所在辖区内精神病医院设置安康病房，受治经大连市公安局批准的肇事肇祸精神病人。’1996年10月1日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所以《条例》作为地方性法规，制定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条款是无效的。被告依据无效的《条例》将原告送往大连市安康医院进行精神病监护治疗，也是违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七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三）成年子女……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亲属中指定……’。原告有监护人是无可争议的，被告作为原告单位在未经征得原告监护人的同意，私自变更监护人，本身就是违法，将原告送往大连市安康医院进行精神病监护治疗，更是违法的。但被告称将原告送往大连市安康医院进行精神病监护治疗，属于其内部行为，本院予以维持。为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被告普兰店市公安局1998年3月2日将原告韩振玺送往大连市安康医院进行精神病监护治疗的行政行为。
……
从头看到完，不禁觉得这份判决书很是蹊跷。法院对案件事实作了认定，并对法律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认定，指出被告的一序列行为都是违法的，在判决结论做出之前，似乎一切都是对原告有利的，但在最后的要害关头，法官以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来了一个“但书”，认为被告的行为属“内部行为”，“予以维持”，判决原告败诉。对此，我将按以下的顺序进行一番分析，以期能得出自己对本案的一些看法。
一。被告普兰店公安局行为的性质
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属“内部行为”，同时在判决书的最后“维持……的行政行为”，对此我们怎么认识呢？行政主体的所有行为，包括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其中法律行为包括行政法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行政法律行为又包括内部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按照目前学界和实务界的一致认识，受行政法调整的只是外部行政行为，即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权对行政相对人做出的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法律行为。内部行政关系主要是指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和行政机关与国家公务员之间的关系，其中后者主要涉及录用、退休、辞职、工资、福利等特殊劳动关系，考核、晋升、绛职、调动、奖处等职务关系和公务员的岗位分配、工作安排、工作请示报告等一般工作关系。显然，普兰店市公安局韩振玺送往大连市安康医院进行精神病监护治疗的行为，不属于一般工作关系的范畴。如果说比较牵强地联系到特殊劳动关系、职务关系的话，也这可能有两种考虑：一是普兰店市公安局作为原告的所在单位以监护人的身份对其进行监护治疗；二是原告因职务上违犯纪律而受到内部处分。我们从判决书中可以看出，原告即使是确实患有精神疾病，也并不是在工作当中或者因工作的原因患病的，和其职务、工作没有关系，而被告明确指出原告是“扰乱办公秩序”、“妨碍公务”，违反了治安管理秩序，因此才根据《人民警察法》和《大连市监护治疗管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条例》采取措施的。这里被告明显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行为的，原告也是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上，并不属于特殊劳动关系中的情况。另外原告不是因职务上的事项违法违纪，被告采取的措施已经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显然不是内部行政处分。所以，被告的行为并不属于以上所说的内部行政行为。
另外，法院在法律分析过程中提及行政处罚法，又似乎是认为被告的行为是行政处罚。我们知道，行政处罚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做出的有关人身的、财产的或者其他形式的法律制裁。行政处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强烈的制裁性，目的在惩戒和教育违法者。本案中，原告确实有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但被告是在怀疑其有精神疾病的情况下，经过司法医学鉴定而将其送往大连市安康医院进行精神病监护治疗的，并不是基于行政职权以惩戒为目的而对其进行法律制裁的，因此不属于行政处罚。
我们认为，被告的行为属于强制治疗——行政强制的一种。从广义上说，行政强制是指行政机关为维护社会秩序，预防危害社会事件的发生，制止与消除危害社会事件的扩大和继续存在，或者是为执行业已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而采取的强制性的具体行政行为，包括非执行性的强制性措施与执行性的强制措施。狭义的行政强制行为一般仅指非执行性的强制性措施，包括即时强制、行政调查中的强制及其它一般性行政强制措施，其主要目的不在于惩罚、制裁，而是为预防或制止危害社会行为、事件的发生。虽然其也是对公民人身自由或财产的一种限制，但毕竟不同于行政处罚。强制治疗主要是针对传染性疾病患者、吸毒者和精神疾病患者的。本案中，被告是根据司法医学鉴定认定原告为精神病人而采取精神病监护治疗措施的，其行为是否合法有效我们暂先不予考虑，但其行为性质是属强制医疗无疑的。
二。被告普兰店公安局的行为主体资格
公安机关是行政机关是肯定无疑的，虽然也有观点认为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同时也是司法机关，但此案显然不涉及刑事司法，普兰店市公安局是以行政机关的身份做出行为的。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公安机关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该法第7条还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其他公安行政法律、法规的个人或者组织，依法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关于行政强制措施（非执行性行政强制），《人民警察法》第9、14、15和17条均有规定。此外，《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海关法》、《戒严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强制性教育改造行政措施的法律法规也有相关规定。由此可见，公安机关是可以实施行政强制行为的一般行政主体。就有关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措施而言，法律中只有《人民警察法》第十四条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需要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加以监护的，应当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除此之外就是有立法权的各地方的立法机关制定的一些地方性法规，比如本案中提到的《大连市监护治疗管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条例》。强制治疗无疑是一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按照《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无权规定。由于我国目前行政强制法制还不完善，我们可以认为，作为法律的《人民警察法》已经做出了关于精神病人强制治疗的规定，关于其具体实施和程序等规定，只要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不同上阶位法相冲突，没有违反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可以适用的。
对精神病人，尤其是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监护、治疗和管理，关系到社会秩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按照《大连市监护治疗管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条例》的规定，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家属或其所在单位，精神病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卫生、公安、民政部门，应加强对精神病人的治疗、监护和管理，预防精神病人肇事、肇祸。对精神病人的治疗、监护和管理是监护人及相关单位组织的义务，但鉴于监护人的人身关系属性，我们应当认为这些也是监护人（主要是精神病人的亲属）的权利，尤其是强制治疗涉及公民人身自由，更应当尊重家属的意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条例中规定的肇事精神病人和肇祸精神病人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后果较重的精神病人，后者则是已经达到违反刑法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程度，因此对其应有不同对待。对肇事的精神病人，应由其监护人、家属送医院诊治，拒不送往医院诊治的，由其住所地公安机关强制送往卫生部门所属医院诊治；对肇祸的精神病人，必须由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
在本案中，即使我们暂先不考虑司法医学精神病鉴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假定原告为精神病人，其行为也仅仅构成“肇事”，对其监护、治疗和管理首先应由其监护人负责。而按照法律关于监护人确定的一般原则，监护人首先应当是配偶、父母和成年子女等近亲属。本案中，显然普兰店市公安局无论是作为原告“所在单位”还是“当地公安机关”，都没有资格“抢先”作为原告的监护人。所以，普兰店市公安局只能是作为行政主体，基于法定职权来处理对精神病人的监护、治疗和管理等相关事宜。
三。关于精神病医学鉴定的性质及相关行政确认行为的可诉性探讨
本案中，被告对原告采取强制治疗措施的前提和基础是大连市精神疾病司法医学鉴定组做出的司法医学鉴定。因此我们先要认识清楚精神病医学鉴定的性质。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指运用临床精神病学、法学的理论和技术，就案件中的被告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精神状态所进行的鉴定，鉴定的主要内容涉及刑事责任能力、民事行为能力、诉讼能力、作证能力、性自我防卫能力、受处罚能力等。它是在司法活动当中为诉讼提供相关人员的行为能力、责任能力的证明的活动，鉴定的结论可以作为法定证据。本案中的精神病医学鉴定不是发生在诉讼中，而是行政机关在治安管理活动中为确定行政相对人的精神状态而申请司法医学鉴定机构进行的鉴定。目前我国的法医学鉴定体制很不完善，司法活动当中的司法医学鉴定相对有一定的规范调整，行政执法当中的则很不规范。比如，对有肇事行为的可疑精神病人，须经两名以上精神病科专业医生（其中至少一名应是主治医师以上）诊断，确认是精神病人的，才能予以强制住院治疗。这里的“诊断确认”属于什么性质呢？是具有法律意义的“确认”，还是仅仅作为行政机关采取措施的事实证据？如果是仅作为证据，那么行政机关据此作出行政行为是否意味着其中有一个采用该证据从而确认某种法律事实或者法律关系的过程呢？
本案中普兰店市公安局“申请”大连市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组作出鉴定的行为又属于什么性质呢？从判决书中可以看到“该鉴定组接受了被告的委托”这样的用语，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法院并没有把该鉴定视为直接具有法律意义的认定。由于精神病医学鉴定涉及公民的法律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的认定，从而行政主体据此作出的行为都会影响到公民的权利义务，因而这种认定往往具有法律上的效果。如果作出这种认定行为的主体是行政主体，则我们认为该行为属于行政确认行为。按照行政法的一般理论，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有关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认、认定、证明（或者否定）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本案中，公安机关显然是行政主体，而大连市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组的主体性质则不太清楚。但是，即便如此，既然普兰店市公安局“申请”大连市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组作出鉴定，不管鉴定组作出鉴定的行为属于何种性质，只要具有公安局据此确认被鉴定人为精神病人的行为，我们就可以认定这当中必然存在一个行政确认行为。如果没有这个“中间行为”，公安局就不能从法律上认定被鉴定人为精神病人，其接下来采取的行政强制行为就没有法律依据，这显然是不符合法治要求的。当然，对精神病人的认定中的行政确认行为同交通事故和火灾原因的认定中的情况很相似，是一种特殊性质（技术鉴定性）的行政确认行为，或者说是一种准行政确认行为。因为精神病医学鉴定本质上属于技术鉴定，是对客观事实的认定，但经过“法律的加工”，即在技术鉴定的基础上，经过行政主体依行政职权加以认定从而确认某种法律事实或者法律关系，它就成为了一种具体行政行为。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我们不是认为精神病医学鉴定属于行政确认行为，而是说行政主体据此鉴定作出行政行为的过程当中从法律上说存在着一个行政确认行为。这里，精神病医学鉴定＋行政主体的确认，就构成了一个行政确认行为。所以，有关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监护治疗的条例规定，受害人、肇事人和他们的家属对“诊断结果”提出异议的，可向有关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领导小组申请“复核”。这里的“复核”是不是行政复议呢？我们目前难于搞清楚，但是，由于行政确认行为的存在，有关当事人当然可以通过复议或者诉讼渠道提出自己的异议。
一般情况下，首先有行政确认行为，然后行政机关才能据以作出有关处理决定。按照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政府的每一个行政行为都应符合法律规定；只要法律没有明确将有关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之外，法院就有权对其进行审查。所以，行政确认行为应当是在行政诉讼管辖范围之列的。当然，对纯粹的精神病医学鉴定，并不存在可诉性的问题。但是，由行政确认行为的特殊性决定，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也有其特殊性。行政确认是对事实或法律关系的证明，并不是作出一个决定，因而不存在适用法律的问题；由于是确认而非决定，无权确认的机关或主体作出的确认，对当事人或其他决定而言都没有羁束力，因而也不存在主体是否合法的问题；行政确认是否违法，只能从程序方面审查。因此，法院代替行政机关对事实进行判断，只能够对其进行认定的过程、所履行的程序和其认定的动机方面进行合法性审查。涉及具体的技术性问题，法院则不应当轻易介入这是对法院就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必然要求的一个界限。从行政诉讼的判决形式来说，对行政确认行为进行审查，应当是形式审。审查之后，法院不能代替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认定，只能判决该确认行为违法从而予以撤销，或同时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新的确认行为。
四。就本案中的程序及其它相关问题的分析
本案中，原告的有关行为违反治安管理秩序，这是没有异议的。被告作为公安机关，是有权力依照其职权采取相关处理措施的，同时这也是其职责所在。由于原告有患精神病的嫌疑，被告向大连市精神病医学鉴定组“申请”鉴定，然后以鉴定结论作出处理，做法是适当的。但是，无论这里的鉴定，还是以鉴定作出的行政行为，都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严格遵循有关的程序要求。本案中，大连市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组未经鉴定委员会授权，对无卷宗、案由、案号的案件当事人作出鉴定，鉴定书也未经鉴定人签章，明显违反了必要程序。法院根据对其程序审查的结果，认定其违反程序无效，并没有直接对鉴定内容作出任何审查，即只是进行了形式审，是正确的。被告没有对原告及其家属宣布鉴定结果，没有告知其相关权利，也没有报上级公安机关批准，就对原告采取了强制治疗措施，并且未给原告及其家属下达任何法律手续和文书，对被告家属要求重新鉴定和变更监护人的申诉未给予任何答复，其一序列行为都严重违反程序，是非法的。对此，法院也基本上作出了正确判断。另外，即使是原告确属精神病人，其行为依法律仅构成“肇事”，公安机关不能直接对其采取强制治疗措施，而应当责成其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按照法律对确定监护人的规定，本案中原告的家属并没有放弃监护人资格的任何表示，被告显然无权强行变更原告的监护人，其做法也是违法的。对此，法院了作了正确认定。但是，法院在最后判决的时候以被告行为属内部行为为由，维持其“行政行为”。前文已经分析过，被告的行为不是其内部行为，而是具体行政行为，法院的这种判断明显是错误的。并且即使是撇开这个错误不谈，既然已经认定该行为属内部行为，就不属于行政诉讼管辖的范围，法院为什么不驳回原告起诉而又受理还作出判决呢？这是蹊跷之一。不过更蹊跷的是，法院在经正确判断认定被告的一序列违法行为之后，却以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判原告败诉。
在本案中，法院将被告的行为性质搞错，认为是行政处罚，这一点前文也作过分析。须要说明的是法院对《大连市监护治疗管理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条例》的评价。判决书中称：“《条例》作为地方性法规，制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条款是无效的”。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这种认识显然是正确的。但是，根据我国现有的司法制度，法院是不能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进行司法审查的，甚至对部委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也不能直接认定其违反上位法而无效。这是我国立法机关（人大）之上观念下的产物，其局限性是明显的，在此不做详细分析。既然在现有体制下法院无权进行此类司法审查，作为基层法院的普兰店市法院当然无权对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做出其条款无效的认定。当然，我无意于对这几位法官的“违法性探索”提出批评，甚至对敢于向不合理的现有体制进行探索性突破的举动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行政判决书篇3
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它关系到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关系到人民法院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形象。它不仅记录了审判权的运用，更重要的是表明权力运用的公正。是诉讼价值的最终体现。但在审判实践中，大量的行政裁判文书不援引法律条文，仅仅叙述案件事实，然后根据“诉讼法”进行裁判。这样的裁判文书让当事人看不到裁判结果的由来，对裁判结果不信服，从而对法院裁判的公正性表示怀疑。这是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产物。根据“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和WTO的“法律透明度原则”，我们应该在裁判文书中援引法律、法规和规章原文，阐明裁判结果的由来，让当事人明白赢在哪里、输在何处，对裁判结果心服口服，从而减少上诉、申诉，减轻讼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指出：“要做到裁判文书无懈可击，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文明、公正司法形象的载体，真正具有司法权威。”
1、从法理角度看。审判实际上是一个归责的过程，即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进行判断和确认。归责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责任是归责的结果，但归责并不必然导致责任的产生。因为“归责”有一个重要原则，即责任法定原则——责任作为一种否定的法律后果，应当由法律规范预先约定，包括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之中，当出现了违法行为或法定事由的时候，按照预先约定的责任性质、责任范围、责任方式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因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最终依据是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审判作为一个归责的过程，裁判结果的得出，法律责任的承担，是适用上述依据的结果，因而裁判文书作为法的适用结果的文书，必须援引。
2、从行政审判的特点看。行政审判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国家基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行政管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将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审判权的监督和审查范围之内。但这是一种有限的审查，仅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程序、适用法律法规和是否具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管理权进行审查。而行政机关在事实、程序和适用法律上是否合法，是否有管理权，必须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基础，因而裁判文书中必须将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予以援引，从而做到“证据清、道理明、判决公和人心服。”
3、从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的广泛性看。由于行政管理领域的广泛性，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大量存在。据统计，仅2002年至2003年上半年，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备案登记的各地、各部门制订的法规规章就达2440余件。当事人无法一一读遍，因而如果不引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原文，那么很容易让当事人摸不清审判结果的由来，从而输了官司的、赢了官司的都糊涂。而且我国行政审判所适用的一般性法律规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这些法律条文具有针对性，审理具体行政管理领域的案件，我们适用这些专门的法律条文，如果援引，则能清楚的阐明裁判结果的由来。
4、从诉讼的性质看。诉讼的性质总是要求一方胜诉，另一方败诉，所以法官的裁判总是会不利于一方而有利于另一方，法律无法以一种完美无缺的公平方法适用于一切情况。因而为了法院公正裁判的结果能够得到当事人的认同，更好的树立法院、法官形象，我们应当将行政裁判文书中用于支撑判决结果的法律条文，全部展示给当事人，不论认定事实、认定证据，还是确认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有无管理职权。从而起到审结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使审判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二、事实部分应详叙主要事实。
行政裁判文书的理由部分是行政裁判文书的重心，当事人是否理解法院的裁判，关键在于这里。因而裁判的理由部分必须写好。事实部分是理由这个重心的铺垫，只有先写好事实部分，理由部分才能精彩。
1、维持判决，包括（1）证据确凿，（2）适用法律法规正确，（3）符合法定程序，三种情况。应当写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确认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各项证据均真实可靠，并且合法；各项证据对待证事实有证明力，并与待证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各项证据相互协调一致；对整个案件的事实构成完整的证明，并能经受住反证的反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满足法律预先设定的事实要件。具体行政行为所基于的事实的性质的认定正确；对相应的事实选择适用的法律、法规及具体规范正确，其法律依据与更高层次的法律文件不相抵触。根据相应事实所具有的情节，全面适用法律、法规。符合法定方式、符合法定形式、符合法定手续、符合法定步骤、符合法定时限”等事实。
2、撤销判决，（1）、主要证据不足的，应当写明具体行政行为缺乏根据的事实；（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要写明“应当适用甲法却适用了乙法，应当适用甲法的某些条款，却适用了甲法的其他条款；应当同时适用两个以上的法律法规，仅适用了一个法律法规，应当同时适用法律法规的两个以上条款，仅适用了一个条款；适用了尚未生效的、已经失效的或者无效的法律法规；应当适用特别法，却适用了普通法”等事实。（3）、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写明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形式、手续、步骤、时限”等事实。（4）、超越职权的，应写明“甲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乙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下级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上级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内部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外部行政机关行使的职权；行政机关超出其行政辖区行使职权”等事实。（5）、的，应当写明“主观动机不良，明知违法，却基于个人利益、单位利益，假公济私或者，作出极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考虑了不应当考虑的因素”等事实。
3、限期履行判决，应写明“符合法定条件，向被告申请颁发许可证，被告拒绝颁发或不予答复的；被告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申请被告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被告拒绝履行或不予答复”等事实。
4、变更判决，应主要写明“畸轻畸重、同样情况不同样对待或不同情况同样对待、反复无常”等事实。
5、确认判决，确认判决除能够作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赔偿的根据外，还用来解决某种法律事实是否存在，某种行政行为对过去、现在或者将来的事实是否具有效力，某种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关系双方当事人在此种关系中有什么权利、义务等法律问题。因而应当写明“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
不适宜判决维持或者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等事实。
行政裁定书包括以下几种裁定：1、不予受理；2、驳回；3、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4、财产保全和先行给付；5、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6、中止或者终结诉讼；7、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8、中止或者终结执行；9、其他事项的裁定。正文部分要写清所依据的法律条款，要写清裁定所依据的主要事实。
三、理由部分应首先援引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然后简洁概括主要事实，形成三段论推理。
1、关于三段论推理
推理是从已知判断，推出新判断的思维形式，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即前提和结论。前提是已知的判断，是整个推理的出发点，通常叫做推理的根据或理由。结论是推出的新判断，是推理的结果。
三段论是间接推理。它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即根据一般性知识，推出关于特殊性的知识。它的结论寓于前提之中，只要前提真实，结论必然真实，是一种必然性的推理。
三段论由三个直言判断组成，所以称之为“三段论”。前两个直言判断是前提，最后一个判断是结论。在两个前提中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它把两个前提中另外两个概念联结起来，是借助一个共同的概念推出结论的推理形式。
法庭审判就是三段论推理的运用。我国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个原则大体上规定了审判工作的三段论推理过程。这里的“法律”相当于大前提中的一般原则，“事实”相当于小前提中的特殊情况，就是已经查证落实的具体案情。整个审判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把一般的法律规定和具体的案件事实联结起来，从而得出相应的审判结论。
例1、如“某公民诉镇政府土地处理决定案”。由于镇政府提供的证据，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因而主要证据不足，具体行政行为被法院撤销。
法院判决的理由部分是这样写的：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九）项规定，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2002年10月对两家住宅用地进行测量制作的绘图，没有相关人员的签名和盖章；且对两家住宅用地的测量不准确。此份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因而不具有证据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六）项规定：经一方当事人或他人改动，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材料，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被告提供的1998年10月测量填报的“土地登记申请书”，申报面积被改动，且原告对此提出异议。因而此份证据在上一份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的情况下，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也没有证据效力。综上，被告所提供的两份证据，均不具有证据效力，而被告镇政府正是以这两份证据为依据，作出的土地处理决定，显然被告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
这个判决的理由部分，连用了两个三段论推理，分别都是由“司法解释”和简洁的事实构成的。由于裁判文书应援引司法解释，《行政诉讼法》已有规定，所以本文没有赘述。
例2、某公民诉房产管理局房屋行政登记案。因被告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
法院判决的理由部分是这样写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卖方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和身份证明，买方须持购买房屋证明信和身份证明，到房屋所在地的房管机关办理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买私卖城市私有房屋。现买方（第三人）、卖方（原告）没有到被告处办理房屋产权转移手续，仅买方前妻一人，持伪造的房屋买卖契约和买方、卖方身份证复印件前去办理，被告即将买方、卖方的房屋所有权转移，颁发了产权人为买方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被告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撤销。
这两个判决的理由部分，以援引的法律法规为大前提，以简洁概括的主要事实为小前提，形成三段论推理，非常自然推导出撤销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结论。判决结果，另当事人心服口服。
四、行政裁判文书中不应违反的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各种思维形式的具体规则是不相同的，但是它们都有着共同的规律，这就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是指“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这些逻辑规律贯穿在形式逻辑的各种思维形式之中，从始至终它们都在发生作用。
1、同一律：关于任一对象的思想的外延和内涵，在对该对象进行论断的过程中，应当严格确定和始终不变。同一律要求我们在论证过程中应保持概念自身的同一。在裁判文书中，避免出现混淆概念、偷换概念、偷换论题、转移论点等问题。
2、矛盾律：在对任何一个特定对象的论断过程中，不能对其同一方面既肯定什么后否定什么，否则，这两个判断不能同真，其中必有一假。裁判文书中不能出现自相矛盾的说法，如果出现互相矛盾的材料，说明案件事实不清。
3、排中律：对同一对象作出两个具有矛盾关系的不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即排除第三种可能。排中律只适用于矛盾判断。表现在裁判文书中，就是司法人员必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判决用语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4、充足理由律：在思维过程中，任何一个被确定为真的论断，必须有充足的理由。论断的充足理由要求，不仅内容必须是真实的，而且还必须同论断之间有正确的逻辑联系，即从这些理由能够合乎逻辑的推出该论断。国家的法律法规可以充当充足理由的真判断。体现在判决书中，要求判决书必须证据充分。
参考资料：
1、《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主编张正钊副主编李元起
2004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行政裁判文书改革与实例评析》编著周道鸾
2001年5月人民法院出版社
3、《法律逻辑学》主编吴家麟副主编阳作洲石子坚
2004年2月群众出版社
4、《中国法院诉讼文书教程》主编祝铭山副主编解士明
撰稿人方光成何昕杨立中裘昌禄解士明1997年12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行政判决书篇4
一、关于审判组织的组成及人数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都将审判组织作为专章进行了规定，其中经常发挥作用的审判组织有两种形式：合议庭与独任审判。行政诉讼法对审判组织没有列专章进行规定，只在第六条及第四十四条规定审理行政案件实行合议制，说明在行政诉讼中不适用独任审判。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对一审及二审案件适用的审判组织各有不同的规定，除均规定了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某些一审案件可以适用独任审判外，对其它一审及二审案件合议庭成员的人数有不同的规定。现分以下三种情况进行阐述：
（1）一审案件中的独任审判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均规定，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理）。能够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理）的案件应当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受）害人的人身、财产或其它权利受到较轻侵犯的案件。
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应当存在类似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能够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当初关于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称，由于行政案件审理难度较大，所以草案规定审理行政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笔者认为，难易是相对的，在各种法律制度逐步健全及执法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行政是否违法已比过去较容易判断，对于一些小、案情简单的行政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独任审判员进行审理。
（2）一审案件合议庭成员的人数
刑事诉讼法针对不同级别的法院，对合议庭的组成人数作了不同的规定，它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三人组成合议庭；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由三至七人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应当是单数。民事诉讼法仅简单地规定了审理一审案件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没有按照法院的级别规定合议庭成员的人数。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合议庭的成员应当是三人以上的单数。
（2）二审案件合议庭成员的人数
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上诉和抗诉案件，由审判员三至五人组成合议庭进行，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应当是单数。民事诉讼法对二审案件合议庭成员人数的规定与一审相同，只是强调了必须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合议庭由审判员组成或者由审判员、陪审员组成。根据二审案件的合议庭应当由审判员组成的原则，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显然只适用于行政诉讼一审案件，因此有必要就二审行政诉讼的审判组织作出规定。
通过三大诉讼法对审判组织及合议庭成员人数的规定不难看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近乎繁琐，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过于简单，只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最具性、原则性与灵活性。
对刑事诉讼法按照法院的级别确定合议庭成员人数的规定，笔者认为没有实际意义。在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的原则之下，合议庭的成员人数至少应当是三人以上的单数。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一审案件合议庭的成员人数确定为三人，实际上是对合议庭成员人数的限制，这种限制不符合变化着的刑事审判形势，因为有许多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需要多名审判人员共同参与，集思广益，三个人难以完成大工作量的审理活动，因此，应当取消这种对合议庭成员人数的限制。对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合议庭成员人数的规定，其对底数为三人的规定应属赘语，其对五人、七人的规定属于对合议庭成员最高人数的限制，而不是对合议庭成员人数的保证。
如果从节约审判人力资源的角度考虑，对合议庭成员的人数作出最高限制是有必要的，它可以防止人多时可能造成的互相扯皮，提高审判效率。三大诉讼法可分别对合议庭成员的人数规定为“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由审判员七人以下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应当是单数”。
二、关于回避制度的规定
（一）回避的情形
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分别列专章对回避制度作了规定。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1）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人的近亲属；（2）与本案有利害关系；（3）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前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刑事诉讼法除将担任过本案的证人、辩护人、诉讼人也列为需要回避的人员外，其它需要回避的几种情形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本相同。
行政诉讼法虽然也规定了实行回避制度，但对回避的情形没有作出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将审判人员回避的情形归纳为五项：（1）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姻亲关系的；（2）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3）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勘验人、辩护人、诉讼人的；（4）与本案的诉讼人、辩护人有夫妻、父母、子女或者同胞兄弟姐妹关系的；（5）本人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并在第三条规定，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应当说，最高人民法院对回避的规定是比较全面的，应纳入三大诉讼法中予以运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该规定第三条的精神，三大诉讼法中所有关于另行组成合议庭的规定本质上属于回避制度的，因此，应将三大诉讼法中审判组织章节及其它章节中关于另行组成合议庭的规定纳入回避的章节专门予以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百零六条分别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及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二、三款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本相同。行政诉讼法对发回重审及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如何组成合议庭未作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发回重新审理的行政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但对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如何组成合议庭未作规定。因此，应以立法的形式对行政诉讼法加以完善。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及执行行政诉讼法的意见中对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已有明确规定，但对发回重审后，其中一方当事人仍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案件进入二审程序后如何组成合议庭均未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得再参与本案其他程序的审判。该规定与最高法院回避规定中第三条的内容是一致的。上述规定将已参与某案审理工作的单个审判员或陪审员纳入该案进入其它程序审理时需要回避的情形，从而意味着在一个审理程序结束后，在该案再次进入其它审理程序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进行审理。所谓一个审理程序，是指自当事人起诉、上诉或上级法院决定下级法院再审而立案之日起至本次立案后作出本次裁判止的诉讼过程。有人认为，一个案件发回重审再上诉后仍是同一个案件，仍适用同样的二审程序，因此不用更换合议庭组成人员；也有人认为，发回重审只是一种程序处理，不涉及实体处理，上诉后仍应由同一承办人主审或由同一合议庭审理。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是违背最高法院关于回避的规定的。从上讲，当一个审判人员参与过某一案件的审理之后，例如二审的审判人员参与了某案的审理，经过合议后将该案发回重审，重审后无论哪方当事人不服重新作出的裁判提出上诉，如果该案上诉后仍由原二审审判员参与审理，则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即思维定式，不利于该案的正确处理。因此，发回重审后又上诉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建议在修改三大诉讼法时，分别增加“发回重审后重新上诉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二）对需要回避人员的决定权
三大诉讼法对审判人员的回避由谁决定作出了相同的规定，即院长担任审判长时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其他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但对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的回避由谁决定规定不一。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审判人员回避的规定也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就是说在审理阶段，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的回避由院长决定，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均规定，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由于书记员不是审判人员，因此，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书记员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
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书记员从事着如实记录庭审活动及制作其它各种笔录的工作，审判人员以书记员制作的各种笔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并提出处理意见的依据，因此，书记员的工作之重要及书记员的责任并不亚于审判人员，况且，除速录员外，书记员本身就是法院工作人员，因此，在回避问题上，书记员与审判人员应同等对待，作为法院来说，应当由院长决定书记员是否回避。
对于翻译人员、鉴定人和勘验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只是为审判活动提供证据方面的服务，因此他们的行为性质不同于书记员。如果他们本身属于法院审判人员，则适用有关审判人员回避的规定；如果他们不属于法院审判人员，对他们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
鉴于三大诉讼法对审判人员及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和勘验人的回避问题作出的规定不一，笔者建议，三大诉讼法在修改时应统一规定为：“审判人员、书记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
（三）关于申请回避的复议问题
三大诉讼法只是规定了申请人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后申请复议。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复议次数，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及执行行政诉讼法的意见规定可以申请复议一次。民事诉讼法及执行行政诉讼法的意见还规定了应当在3日内作出复议决定。至于由谁作出复议决定，三大诉讼法均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三大诉讼法应当就申请复议的次数、由谁在多长时间内作出复议决定予以明确。
三、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内审结（宣判）；二审案件及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案件均应在受理后一个月内结案，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对应当在一个月内审结（宣判）的规定，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定制约机制，已形同虚设，实务界普遍认为，只要在一个半月内结案即可，没有必要将一个半月的审理期限再划分成两个阶段。因此，宜删去“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内审结（宣判）”的规定。
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或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审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对一审判决上诉的二审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对一审裁定上诉的二审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终审裁定。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对二审案件，它规定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
综合以上三大诉讼法对审理期限的规定可以看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理期限最长，行政诉讼法次之，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理期限最短。通过比较，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期限较为合理。
就刑事诉讼而言，由于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刑事犯罪数量逐年上升，大规模共同犯罪及高智能犯罪案件呈现上升趋势，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理期限内难以审结如此重大、复杂的案件，如动辄申请延长审理期限，势必增加审批部门的负担，因此，建议适当拓展刑事诉讼的审理期限。
民事诉讼法对适用普通程序判决的案件的审理期限太长，致使本该及时审结的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当事人难以从诉讼中解脱出来，为此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不利于当事人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就整个社会而言，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及生活节奏的加快，有些民事诉讼活动所需要的时间已大大地缩短，长期限诉讼实际上是阻碍社会财富的增加，提高了社会诉讼成本，不适应社会高速发展的形势，因此必须缩短民事诉讼的审理期限。
笔者建议，刑事诉讼在适用简易程序时规定在三十日内审结，对裁定上诉的二审案件在三十日内审结；一审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及对判决上诉的二审案件均在六十日内审结。民事诉讼在适用简易程序时规定在六十日内审结，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在三十日内审结；一审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及对判决上诉的二审案件均在九十日内审结，对裁定上诉的二审案件在三十日内审结。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二审判决的审理期限不作变动。如需增加简易程序，其审理期限规定为六十日内审结，对裁定提出上诉的二审案件，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建议对裁定上诉的二审案件在三十日内审结。
三大诉讼法对申请延长审理期限都做了规定。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审理期限内不能结案的，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决定，可以延长一个月。民事诉讼法规定一审案件在审理期限内不能结案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法院批准；对二审案件，民事诉讼法只规定延长审理期限由本院院长批准，没规定延长多长时间。行政诉讼法只规定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的法院延长审理期限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延长审理期限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但没规定延长多长时间。通过比较来看，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决定高级法院以下的各级法院申请延长审理期限的规定更具有严肃性和科学性，它能有效地防止本级法院院长滥用权力延长审理期限情况的发生，促使审判人员不等不靠，尽快结案。
鉴于民事诉讼法规定延长的期限太长，容易造成积案情况的发生，以及行政诉讼法存在延长审理期限没有次数规定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三大诉讼法延长审理期限作如下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延长审理期限；适用其它程序审理的案件，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无论何种情况，审理期限都不得再次延长。
四、关于上诉途径及上诉期限的比较
刑事诉讼法规定，上诉人可以通过原审法院或直接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通过上级法院提出上诉的，第二审法院应当在三日内将上诉状交原审法院送交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对方当事人。民事诉讼法规定，上诉状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当事人直接向二审人民法院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交原审法院。行政诉讼法及执行行政诉讼法的意见对此均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随着通讯技术的及工具的提速，直接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并不会造成送达时间的延长，反而能够缩短当事人提出上诉至二审法院收到上诉状的时间距离，防止一审案件承办人因对当事人提出上诉存有成见而采取的迟迟不向二审法院移送卷宗材料的情况发生。因此，应实行直接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的诉讼制度，取消通过原审法院提出上诉这一途径。鉴于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可以允许刑事案件的当事人通过原审法院提出上诉。对民事及行政诉讼案件，应规定直接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具体上诉操作规程如下：一审法院在送达裁判文书时，同时向当事人出具《人民法院送达判决书（裁定书）证明书》，该证明书需载明送达裁判文书的时间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的，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二审法院凭一审法院的《人民法院送达判决书（裁定书）证明书》确认是否超过上诉期限，对在法定期限内上诉的当即立案，需要收取诉讼费的由二审法院直接收取，在规定时间内未交纳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二审法院收到上诉状后，应及时将上诉状副本送交一审法院，由一审法院在规定时间内向被上诉人送达。一审法院送达上诉状副本后在规定时间内将全部案卷材料报送二审法院，由二审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理。
关于上诉期限，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均规定，对判决的上诉期为15天，对裁定的上诉期为10天，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判决的上诉期为10天，对裁定的上诉期为5天。
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的上诉期内，如果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请求检察机关抗诉，则应在收到判决书后5日内向检察机关提出，检察机关在收到请求抗诉的请求后5日内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由于检察机关对裁定也可以提出抗诉，如果被害人及其法定人就一审裁定请求检察机关抗诉，在5天的上诉期内则难以完成大量的工作。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为保证当事人充分享有上诉权及人民检察院有充足的时间对判决及裁定是否作出抗诉决定，有必要延长刑事案件的上诉期限。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不服判决的上诉期限规定为15日，同时相应地延长不服裁定的上诉期限，将不服裁定的上诉期限规定为10日，以体现三大诉讼法规定的一致性。就检察机关而言，延长上诉期限后，如果被害人及其法定人在收到判决后5日内请求检察机关对一审判决提出抗诉，检察机关可以有10天的时间研究并决定是否抗诉，保证准备充分，不致仓促作出决定。
五、二审维持一审判决时文书的名称
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在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时均使用了判决书这一表现形式，而刑事诉讼法规定对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使用裁定书的表现形式。同样是对判决作出维持的结论，为什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同呢？有的人认为，刑事诉讼法之所以使用裁定维持，是因为作出维持的案件实体处理没有变动，只是程序方面的。笔者认为，凡是维持刑事一审判决的裁定，在其主文部分无不存在“认定事实清楚、量刑适当”这类格式化的法律语言文字。判断事实是否清楚，必须通过审理才能作出结论。因此，即使作出维持的结论，仍需对实体进行审查审理。所以，用解决程序方面的裁定书制作维持原审判决的格式并不，还是应当以判决书的方式维持原判更有严肃性。
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均规定，第二审的判决、裁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裁定，民事诉讼法还特别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对裁定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终审裁定。行政诉讼法没有象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那样作出明确的规定。
既然二审裁定是终审的裁定，则理所当然应在裁定结论后写明“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在以前的刑事诉讼文书样式中没有这句话，因为当时有人认为发回重审的裁定案件，一审作出重新判决后当事人还会上诉，还应当继续审理，因此不宜写“本裁定为终审裁定”。现在的刑事诉讼文书样本在裁定书的写作格式中已有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这句法律用语，但由于没有新的民事裁定书样式出现，民事裁定书结论后面仍然没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这句法律用语。
对维持原审判决的，应当驳回的是上诉状的上诉请求还是上诉人上诉这一行为？三大诉讼法规定的均是驳回上诉。笔者认为，上诉是当事人的权利，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违法予以剥夺。在上诉人提出上诉由二审法院审理以后，即已认可了上诉人的上诉行为，维护了上诉人的上诉权利，二审法院不得驳回。至于上诉人是否能够胜诉，则属于实体处理的范畴。三大诉讼法规定的驳回上诉实际上驳回的是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而不是上诉权本身。因此，三大诉讼法均应将驳回上诉改为驳回上诉请求，以消除歧义。
六、三大诉讼法中部分语言文字比较
1、在期限起算时间的描述上，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均规定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在期限内。因此，民事诉讼法规定在某某（之日起某某）日（月）内进行某种行为的开始时间均从第二天开始计算。如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相同的规定不一定有相同的描述。与民事诉讼法对上诉期限起算时间描述不一致的是刑事诉讼法，它规定上诉期的起点“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计算”。此规定纯属画蛇添足。
在审理期限起算时间的描述上，刑事诉讼法以“受理后”作为审限期的起算时间，民事诉讼法规定“从立案之日”计算。行政诉讼法对一审案件亦规定“从立案之日”计算，对二审案件审理期限规定“从收到上诉状之日起计算”。
三大诉讼法对审理期限起算时间的法律语言文字的差异，说明我国的立法技术需要进一步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八条作了统一规定：“案件的审理期限从立案次日起计算。”由于有“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计算在期间之内”的规定，因此没有必要再说明从立案次日起计算，可直接规定“案件的审理期限从立案之日起计算”。对立案之日的确定，民事诉讼法规定收到起诉状后在7日内立案或裁定不予受理。可见，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立案之日与受理之日其实是一回事。
笔者认为，案件的产生来自于诉讼主体的主动起诉行为，应树立有起诉必有立案的思想观念，做到“有告必立”，减少人民法院的职权主义色彩。至于经过审查或审理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从而取消职权主义条件下产生的“不予受理”这一有损起诉人利益的裁定，彻底解决拿着起诉状立不上案又无凭据上诉的问题。
2、在审理终结时应当作出何种结论的问题上，刑事诉讼法在一审程序中使用了“宣判”二字，在简易程序及二审中使用了“审结”二字；民事诉讼法在一、二审均使用了“审结”二字；行政诉讼法在一审中使用了“作出第一审判决”，在二审中使用了“作出终审判决”。
一个案件经过审查或审理，只能作出两种类型的结论：裁定和判决，可简称为裁判。因此，在三大诉讼法中应统一规范案件的审查、审理结果所使用的法律语言文字，使用“作出一审裁判”或“作出二审裁判”，或者规定“在某某之日内审结”。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对于二审案件，行政诉讼法作出了“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规定，但该法第五十八条却有当事人不服第一审裁定可以上诉的规定。忽略了对于裁定的上诉应当适用裁定的司法原则。如统一使用“作出裁判”一词，就可避免前后不一、顾此失彼情况的发生。
3、再审与重新审判
在刑事诉讼法的第二审程序及审判监督程序中均使用了“重新审判”一词，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还使用了“再审”及“提审”二词。从其规定可以看出，审判监督程序中“重新审判”包含了“提审”及“再审”两种情况。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中使用了“再审”及“提审”二词，没有使用“重新审判”一词。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相同。
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规定的“再审”一词，从广义上讲包含了上级法院的提审，从狭义上讲仅指作出原审判决的法院再次进行审理。
4、审理与审判
刑事诉讼法将人民法院的诉讼活动称之为审理或审判，而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则称之为审理。
刑事诉讼法在不同的条文分别使用了“审理”及“审判”两种法律语言文字，其中使用最多的是“审判”一词。从其使用两词的语言环境看，在使用审理”一词时注重的是诉讼活动过程，在使用“审判”一词时，追求的是诉讼活动的结果，即作出判决或裁定。
在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中分别使用了“审判”一词。
为体现人民法院对诉讼程序的尊重，建议以“审理”一词取代“审判”一词。
七、对审判监督程序存废的思考
三大诉讼法均规定对再审案件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相对于一审及二审程序而言，进入审判监督程序要复杂的多，当事人的申诉不必然进入再审程序，进入再审程序只有两种情况：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或人民法院作出决定。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由于可以对案件重新作出判决，审判监督程序实际上成了变相的第三审程序，只不过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人民法院不一定是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而已。
审判监督程序在一定条件下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平反冤、假错案期间更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审判监督程序的存在功不可没。但随着社主义法制的健全及司法水平的提高，审判监督程序已越来越不适合潮流，其存在的弊端亦日益显现出来。
1、容易产生司法腐败
案件经过了二审，本应落下帷幕，但有的当事人为了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不惜花费大量钱财、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对掌管审判监督程序的人员进行行贿、利诱、拉拢、腐蚀，部分再审案件的审判人员在金钱利诱及网的笼络下，徇私枉法、违背法律进行枉法裁判，使案件的审判成为一种交易行为，使本来正确的裁判文书被撤销或改判，亵渎了神圣的法律。
2、使生效的裁判文书处于不安境地
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具有其严肃性，生效的裁判文书更应具有稳定性。如果生效的裁判文书被多次改判或撤销，则裁判文书的严肃性受到挑战，由此而带来的是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效力的怀疑，对人民法院的执法水平也会产生怀疑，导致人民法院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降低。
3、部分再审案件的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
我们的刑事、民事、行政审判人员，由于多年从事某一专业审判，掌握了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积累了大量的专业审判实践经验，所处理的案件绝大部分是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由于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对所有的审判都十分精通，因此，对于再审案件的审判人员，他们不可能熟练掌握各项专业审判技能，也就难以保证全部再审案件的质量。
鉴于审判监督程序存在诸多问题，笔者建议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实行真正的第三审程序，或者说是再上诉程序，即实行三审终审制度。
为避免大量二审案件涌入再上诉程序，建议实行有限制的三审终审制度。
所谓有限制的三审终审制度，即将二审作出的裁定确定为终审裁定，对二审作出的判决，依靠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职能，对不服二审判决的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与二审法院同级的人民检察院提出再上诉申请，由人民检察院决定是否准许再上诉的诉讼制度。人民检察院对经过审查认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的二审判决，应当作出不准再上诉决定书并向同级人民及当事人送达，此时二审法院作出的判决书即成为生效的判决；对经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二审判决错误或程序违法的案件，由人民检察院作出准予上诉决定书并向同级人民法院及当事人送达，二审法院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案卷材料、准予上诉决定书及再上诉状报送再上诉法院，由再上诉法院进行书面审理，再上诉法院可以对当事人进行询（讯）问，可以向与其同级的人民检察院征求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再上诉法院经审理后应当作出判决或裁定，所作出的判决和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如果终审的判决确认一、二审判决、裁定错误的，当事人在因一、二审判决、裁定遭受损害的情况下，可凭终审的判决、裁定为依据请求国家赔偿。
对三审终审后，有新的证据证明原第三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由第三审人民法院撤销原第三审判决或裁定，重新作出新的终审判决和裁定。
行政判决书篇5
[关键词]判决书 司法机制 纠纷解决 社会治理 法治国家
一、问题与进路
伴随司法改革的步伐，判决书改革较早就被提上日程并取得一定成效，①司法实践不断涌现判决书改革的尝试，学界则围绕判决书的写作、说理、公布不同意见、上网、案例指导等展开研讨。但与此同时，针对判决书制度的批评与质疑仍不断被提出来，诸如“判决书不能这样说理”、“判决书用语不规范”、“律师伪造判决书”、“法官炮制判决书”、“受害者叫卖判决书”、“法院寄错死刑判决书”、“法官畏惧公开判决书”、“判决书上网有选择”、“一份判决书两个版本”、“一张欠条引发五份判决书”、“一份判决书迟到了26年”、“判决书也‘召回”’、“判决书出错让司法正义打折”、“判决书成了内部文件”、“判决书成了一纸空文”等。现实发生的种种现象，使判决乃至整个司法机制面临权威性挑战甚至合法性危机。尽管原因各异，但其中暴露出一个共同问题，即对判决功能及判决书的意蕴欠缺足够认识，既有司法制度未能充分彰显判决书的功能，导致背离判决功能原理、削弱判决功能效果的情况屡屡发生。当前亟需提升司法公信力、增进司法权威的法治化背景下，关于判决的功能，绝不能停留于同有理论层面裹足不前，而需要给予更富诠释力的理解。这种认识，无论对作为司法践行者的法官和当事人，还是对作为这场法治建设见证者的社会公众来说，都至关重要，有益于解释当下发生的一些现象进而提示制度变革的进路。
判决书结构上由首部、事实、证据、理由、判决主文和尾部组成。法院经过组织法庭审理形成判决，通过判决书记载审理过程及裁判结果，向当事人及社会展示对案件的处理。判决书经公布和送达，不但向当事人宣告法院对案件处理的结果，而且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处理案件的过程，宣示法院就案件已形成权威的判定。这种宣示，是通过判决书独特的结构及表达来实现的，诸如记载经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展示经法庭质证采信的证据，阐述对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说理，展示法官心证与裁判的形成过程，甚至通过其规范的格式，庄严的签署等要素，完成对案件的权威的、正当的乃至终极的处理，实现对纠纷的解决和对社会的治理。判决以及作为其表达的判决书，不但通过公开展示审判过程和公正提供裁判结果实现对纠纷的权威、正当乃至终极的解决，实践其最为直接的基本功能，而且可能通过推动与制定公共政策、规范与制约公共权力、解释法律与统一法制、形成判例与确立规则等，实现通过司法裁判的社会治理的延伸功能。判决的功能及判决书的意蕴，不仅是针对当事人而言的，更是针对社会公众，针对公共治理和针对国家法治的。
二、通过判决书的纠纷解决
现代社会解决纠纷的方式具有多元性，制度上为纷争当事人提供了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方式，使其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利益权衡，选择正当且经济的途径去处理纷争，而国家同样可以综合考量各种冈素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针对各种类型的纠纷配给相对优化、科学有效的解决机制，整体上营造良好的纠纷处理秩序。法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当社会的冲突积累到必须通过一定方式来化解和排除的时候，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就会随着社会进化而形成，而法院的纠纷解决功能的意旨就在于对案件进行公正的处理，实现司法对纠纷的最终解决的理想——“争议的解决是司法体系的首要职能”，“法院是为了解决争议而设立的机构”。法院的第一使命是公正裁判，是对纠纷的权威的解决；法治国家践行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在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下，诉诸法院的诉讼被视为最权威的一种。这种权威，正是通过判决书来表达的。判决书的权威来自司法的权威，这一点，除了与司法裁判依赖国家强制执行力作为支撑有关，更与司法机制解决纠纷过程的正当性有关。法院针对案件组织审理形成判决并向当事人宣告和送达判决书，不但是在公正提供裁判的结果，而且是在公开展示审理的过程，这是判决最为直接的功能，体现司法解决纠纷的基本使命。
（一）公正提供裁判结果
对于将纠纷提交到法院来处理的当事人来说，首先关心的无非就是法院最终作出了怎样的裁判，法院的裁判结果直接宣告其权利是否受到保障、主张是否得到支持、诉愿是否得以实现。因此，当法院受理案件并就特定诉请展开审理，在法庭上组织双方当事人举证和辩论，通过直接的、言词的、中立的听审和基于自由心证的评议，最终形成对案件的判定，将裁判结果记载于判决书并将其宣告、送达，该判决书正是法院履行纠纷解决功能的最终“答案”。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关于裁判是否公正、司法是否权威的评价，也将因该判决书而起。判决书的撰写，无论刑事、民事抑或行政案件，都被要求“判决主文应当做到字斟句酌、认真推敲、正确表述”，其目的即是要使判决结果明确、具体、完整且符合裁判公正，较好地完成判决的使命。
（二）公开展示审判过程
当事人固然首先关心裁判结果，但判决是如何形成的，其实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只有当判决书真正展示审判过程、交代法官心证形成的理路及判决结果的依据，当事人通过阅读判决书能够明了裁判结果的形成机理，才可能真正服判。正如祝铭山大法官所强调的，判决书是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体现，是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它不仅应当在结论上体现法院裁判的公正，而且应当通过透彻的说理使当事人知道、理解该裁判为什么是公正的。长期以来，我们的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认证断理，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过程，说服力不强，这样的裁判文书即使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没有错误，有时也不能说服当事人，往往造成一些当事人缠讼，未能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翻最近十余年来，强化判决书说理被当作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一环，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不懈呼吁判决书说理，正是着眼于判决的这一功能。通过判决书公开展示审判过程，阐明法官对案件形成心证的理路与作出裁判的理由，是司法裁判真正获得可接受性的关键。
三、通过司法裁判的社会治理
随着法治现代化，司法机制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法治国家”本质即为“司法国家”、“裁判国家”。而通过判决书所表达的司法过程，不但直接发挥着强有力的纠纷解决功能，而且日益发挥其丰富的延伸功能，彰显一种通过司法裁判的社会治理的功效。看似简单的针对个案制作的判决书文本，其实承载着法院对各种各样具有典型法律意义、极易形成社会效应的社会问题的治理。以不告不理的被动性自居的司法机制，正是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裁判，潜在地实现其不可忽视的社会治理功能，尤其是推动与制定公共政策，规范与制约公共权力，解释法律与统一法制，形成判例与确立规则。
（一）推动与制定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本质上属于旨在解决社会、经济或政治问题的政府行为，在政治学理论中，公共事务的决策权往往被视为特定政治实体的最高权威或权威机关的专有权力，但随着“政治司法化”的进程，“法院和法官开始制定或逐渐掌握公共政策形成，而非司法的决策范围也逐渐由司法规则和程序所掌握。”早在19世纪上半期，法国人托克维尔就在美国发现了法治国家司法对政治社会的影响：“法官好像只是偶然干预公共事务，但这种偶然性却是天天出现”，“简直是没有一个政治事件不是求助于法官的权威的”。现代法治社会司法权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得到高度彰显，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在公共政策形成方面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揭示，“我想没有人会与这样的提议争辩，即最高法院，或者是实际上任何法院，必须也的确在作出公共决策。”譬如，在美国，“诸如少数民族的平等待遇，对堕胎的法律限制，以及教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等重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官宣告的法律。而不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所支配的”；在德国，“的一个个判决，催生了人们对宪法和基本人权的尊重，这种尊重以前就根本没存在过”。某种意义上，推动与制定公共政策，已被视作现代司法裁判的必然产物，无论是在判例法国家，还是在成文法国家，都同样适用，只是程度、范围及方式有别而已。这一点，在学者们那里已形成基本共识：“法院把制定公共政策作为审判案件的必然产物”，“法官总是制定政策，这是由于他们有义务处理社会问题。一些法官十分热切地制定新政策……即便法官固守判案的老方式，他们也通过维持现状的方式制定政策。不论司法判例的具体内容如何，法官都在制定政策”。卡多佐大法官强调：“在正式的法律渊源沉默无言或不充分时，我会毫不迟疑地指示以下面的话作为法官的基本指导路线：他应当服从当立法者自己来管这个问题时将会有的目标，并以此来塑造他的法律判决”，而这样一份份向当事人送达和公开展示给社会的判决书，就成为法官通过司法机制处理社会问题、表达公共决策的文本。在我国，实际上发挥了此种功效的典型判例已不少，诸如孙志刚案、二奶继承案、齐玉苓受教育权案、许霆案、孙伟铭醉酒飙车案等等。比如，涉及醉酒驾车治理的孙伟铭案，经由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以后，就向全社会展示了司法面对醉酒驾车危害公共安全罪行的基本态度及立场。为处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样本，发挥了公共决策的功效。
（二）规范与控制公共权力
司法地位提升与功能强化的结果，是司法裁判机制逐渐被赋予了新的责任，即权力的规范与控制。一方面，法院通过司法裁判实现对行政权力甚至立法权力的制衡，这种功能主要是通过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来实现的；另一方面，法院的司法裁判还实现对司法权力的自我控制，通过公开展示审理过程与裁判结果的判决书，将司法权的运作暴露在阳光底下，接受当事人与社会公众的检验和监督。司法裁判对权力的规范与控制的功能，是法治现代化进程司法的政治功能凸显的结果，也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义：“在‘现代法治’的话语中，‘权力配置’的意义是更为基本的，在‘权力配置’中，诸如权力分立、权力制约、司法独立等等，是我们理解‘现代法治’的必要途径或者关键路向。”现代国家庞大的立法和行政部门有时压制性地对大范围的活动进行干涉，给作为国家第三部门行政权的彰显。最高法院的地位表现为最高级别的司法系统。
第三部门的司法机构带来新的责任”，“司法权便应发生功能，以消弭立法、行政二权间之龃龉冲突或勾结滥权，以维护体制及保障人民权利”。基于如此使命，司法裁判机制生成的一份份关于某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甚至某项立法规定违宪的判决书，就发挥着强有力的权力制约功能。并且，值得强调的是，在此种制衡他权力的判决中，因其严密的逻辑、充分的说理、正当的程序，以使司法裁判具有合法、权威的地位和可被接受的品格，这同时也是对司法权力自身的一种制约。可以想象，如果法官的裁判不需要通过公开而庄严的判决书来表达，而可直接交由法官口头决定和任意地宣布，无法接受任何监督，那将仍然会因难以抵御司法权力本身滥用和走向腐败的诱惑而显得毫无意义。因此，如果说“在制衡中，法官实际上变得如此重要，应予特别重视”，旧那么，在这种通过司法裁判的公共权力治理中，判决书的功能显然尤为值得重视。
（三）解释法律与统一法制
判决的形成，是法官适用法律裁判具体案件的过程，也是法官结合案件事实对法律进行解释的结果。“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应当按照一定的原则创造性地解释和适用法律，这是现代法学理论在法律解释问题上的主导观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立法上赋予法院或法官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解释构成了司法过程中的一项基本作业。”法院对法律的解释可能表现为针对法律规范的整体的抽象解释，譬如关于某法律的司法解释，也可能表现为直接在解决个案过程的一种具体解释，但不管以何种方式，这些解释终将都适用到司法实践中来处理具体案件。因此，法官适用法律处理案件形成的判决书，实际上便构成了法官解释法律的文本一不管制度允许不允许、法官承认不承认以及是否意识到，在司法过程，法官总是在解释法律。因为他永远都无法回避将抽象的法律规范适用于解决具体案件并说明理由。判决书背后蕴含的这种法律解释的功效，往往被忽视，但实质非常重要，它构成法官在司法过程适用法律的“基本作业”，用拉德布鲁赫的话说，“法不只是评价性的规范，它也将是有实效的力量。而从理念王国进入现实王国的门径，则是谙熟世俗生活关系的法官。正是在法官那里，法才道成肉身。”与此同时，在法官的判决书中，国家法律得到了适用，并且在追求同种案情同样判决的司法文化的实践过程，判决书实际上还承载着增进法制统一的潜在功能。如果不同的当事人基于类似的案情却得到截然有别的裁判结果的判决书，那么，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就会对法院的判决书提出质疑，甚至挑战司法裁判的公正性。①而法院考虑到这一点，自然会倍加谨慎，确保针对相同或相似的案件作出统一适用法律的公正裁判，并通过权威的判决书来表达这种司法的公正。这种功能效果，隐藏于判决书的背后，化约为具体的司法运作，并通过判决书这一特定的文本与载体得以实现。理解这一点，便不难理解当前我国推行的案例指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公报公开刊载具有典型意义的判决书，正是着眼其统一法律适用达致统一法制的意义。
（四）形成判例与确立规则
法学家庞德说过，无论法学家限制审判职能的纯机械理论是多么完美，司法造法的过程在所有的法律体制中总在进行而且会一直进行下去。现代法治国家发展的事实证明，庞德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司法机制在法治现代化进程所表现出来的功能趋向，揭示了法院通过司法裁判形成判例、确立规则、参与治理的价值机理。在判例法国家的实践上，譬如美国，先例拘束制度已经使法官“造法”成为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一种不折不扣的权力和事实，对司法先例的严格遵循成为一种司法的“惯习”，而法院通过判决书表现出来的判例的形成本身实质上已演化为法律规则的建构过程。这一不争的事实已获得广泛肯定，“普通法发展到今天，大多数的法学者和律师们都已倾向于认为，法律不再是以先于或外在于司法判决而存在的独立体，法官所做的不再只是从取之不尽的法律规则中作出选择，而是进行着为共同所承认的法官造法，理论上法官也应该造法”。司法机制形成判例与确立规则的功能，实质上是促进了法律的生长，这一点，在卡多佐那里得到了精妙的阐释：“我们已经渐渐懂得，司法过程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发现法律，而是创造法律，所有的怀疑和担忧，希望和畏惧都是心灵努力的组成部分。在这里面，一些曾经为自己时代服务过的原则死亡了，而一些新的原则诞生了。”而需要强调的是，即便在成文法国家，尽管法典化很大程度限制了法官形成判例与确立规范的空间，但事实上，“大陆法系的法典并未使法律成为一潭死水，相反的，法官们把握时机，通过创造性地解释发展了法律。在某些领域，大陆法系的法官没有守株待兔地坐等立法的变更，而是成功地将法典的抽象性条款灵活的运用到了新的社会条件之中。”显然，法官“造法”已从一个具体问题转变为一个规范性问题，问题不再在于法官是否造法，而是法官造法的基础是什么以及他们所根据的价值是什么。从该意义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要重视判决书的撰写，以及该文本背后所承载的通过司法裁判形成判例与确立规则的潜在功能。
四、结语：认真对待判决的功能
传统司法走向现代司法的一项重要标志，就是在纠纷解决功能之外社会治理功能的日益凸显，并且逐渐突破传统上为判例法与成文法所设定的边界。尽管相对而言在判例法国度判决书所承载的通过司法机制的社会治理功能要比成文法国度更加突出，在成文法国度始终被设定了更为明显的司法能动性的限度，但这一界限显然已经越来越被法治现代化的实践所重新界定。无论是在判例法国度。还是在成文法国度，除了实践纠纷解决的直接功能以外，通过司法机制的社会治理的延伸功能日益成为我们理解判决的功能及判决书的意蕴不得不认真对待的一个现实命题。当然，值得强调的是，司法功能的发挥除了通过判决这一最为基本、最为核心的途径以外，还可能通过诸如司法解释等司法行为来实现；并且，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在高度法治化的国度，司法的能动性及判决的功能都始终有一个限度，且有其发生作用的空间及条件的限制，应避免诸如“司法滥权”、“司法行政化”、“司法专制”等有悖于司法的独立性、中立性、被动性、正当性等根本原理的倾向。这里面涉及到如何恰当理解“法治国家”即“司法国家”、“裁判国家”的命题及其原理。而就当前中国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克制司法的能动性，而在于如何凸显司法在国家政制中的地位及彰显以判决为核心的整个司法机制在现代法治国家所应有的功能。
行政判决书篇6
关键词：法定判决理由；既判力；预决力
既判力是指确定判决在实体上对于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表现为判决确定后，当事人不得就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另行，也不得在其他诉讼中就同一法律关系提出与本案诉讼相矛盾的判决；同时，法院亦不得作出与该判决所确定的内容相矛盾的判断。1确定终局判决之既判力内容主要表现在时间范围、主观范围和客观范围三个方面。在民事诉讼关于判决既判力客观范围方面，当前的通说认为判决的既判力仅限于判决主文，对于判决既判力是否扩展于判决理由，学界争论颇大，认识不一。在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中，通说观点认为判决理由不应有既判力，“诉讼标的=申明事项=判决主文判断=既判力之客观范围”2基本上是不言自明的规则。其原因在于判决理由只是为判决主文服务的，其具有手段性、次元性；将判决既判力仅限定于判决主文，有利于保障当事人对争点处置的自由、保证当事人不受突然袭击、促进审理顺利进行，进而提高诉讼效率；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灵活机动性。3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始探讨将既判力扩张至判决理由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在行政诉讼法学界，对判决理由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所探讨的“法定”判决理由，属于法律上明确规定的仅限于行政撤销诉讼中的五种判决理由（简称法定判决理由，包括：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不同于前面所指的一般意义上的包括法院审理和推论过程中的一系列事实、法律规定以及论证过程的判决理由。法定判决理由没有既判力，则在后诉中可能会被做出相异或者矛盾的认定，难免纠纷再起，而且也损害了司法的信誉。同时，对一个行政行为以不同的理由撤销，所造成的后果不同，4当事人可能会变换理由另行。所以，是否应赋予法定判决理由以既判力？要不要把法定判决理由置于判决主文中以进一步明确判决结果？当事人在判决生效后，能否以不同的法定撤销理由对同一行政行为另行？这些都是在司法理论和实践中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行政诉讼法定判决理由存在的缘由
在不同的法系、法律制度，甚至是不同的法律体系中对于判决理由的理解都不尽相同。英美法系属判例法，其判决理由是针对特定案件所作判决中应用的法律原则(the legal principle)，判决理由可以具有拘束力，这也正是判例法的特点。5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判决理由一般指作出一个特定的判决结论的道理和根据，包括法律推理及法律推理所依据的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事实、法律条件、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等；在刑事诉讼领域，对判决理由的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指支持现存裁判主文的全部根据,即判决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以及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缘由（三要素）；（2）指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以及适用法律这两个方面的理由（二要素）；（3）指支撑裁判所认定的事实和所适用的法律的理由（一要素）；（4）限于对裁判决定的法理分析；（5）在实行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判决理由是指对判决中所适用的法律原则和规则的论证。6相对来说，第四种认识为我国当前通说。在三大诉讼中，尽管对判决理由的论述不尽相同，但是，基本上在判决文书格式中均设定有事实、理由、判决结果等部分。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针对行政行为的撤销判决明确规定了五条理由，即行政行为（1）主要证据不足；（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3）违反法定程序；（4）超越职权；（5）。这就是本文所指的法定判决理由。之所以称之为法定判决理由，一方面因为它们有法律明确规定，另一方面是其区别于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据事实和法律所做的推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支持判决的理由。这种法定判决理由由法而定，不是由法官依据
事实和法律推理的结论，更不包括法定事实和相关的法律。它承上启下，介于一般判决理由与最终判决之间，既是法院对事实和法律推演的结果，又是法院做出最终判决的明确的法定裁判标准。
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相比，“法定”判决理由为行政诉讼所独有，这主要是由行政诉讼审理对象的独特性所决定的。民事诉讼中有普通的判决理由，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法定判决理由，因为民事诉讼理由十分庞杂，并且各种理由的因果关系强度及其证明力大小都是不一样的。民事诉讼中所采用的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及或然性权衡标准）和归责原则（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和公平原则）也都不同于行政诉讼，所以民事诉讼从客观上无法明确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判决的理由，即民事事实和法律的因果关系结合达到何种程度才能支持判决。而且民事诉讼判决中可以有原、被告双方互有胜负的“平局”，而在行政诉讼中则只存在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或不合法的两种可能，不存在第三种情况。民事诉讼的判决甚至有时候不以当事人的过错为依据，这在行政诉讼中是不存在的；刑事诉讼中也只有法官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推理的普通判决理由，而没有法定判决理由，因为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对“定罪”即罪名的定性没有裁量权，只能依据查明的被告和犯罪事实之间的关系而做出没有裁量权的“罪与非罪”的认定。而对于“量刑”，法院具有裁量权，这种裁量权又分为“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这就意味着对于法官的司法裁量权，尤其是对于“酌定”的量刑情节的裁量，我们无法用明确的法定理由拘束之。
行政诉讼判决之所以具有“法定”判决理由，更重要的是由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特性所决定的。行政主体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其行使的公权力源于权力机关的授权，在法治社会中，行政机关的职权、行政行为的条件、程序等都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所以行政机关必须是依法行政。行政相对人认为该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提讼，法院必须要判断该行政行为是否属“依法”行政。同时，行政诉讼中审理的对象是行使公权力的行政行为，事关行政效率、公共利益和法秩序的安定性，其影响要远远大于以“私权”为对象的民事行为，所以，不能轻易随便否定一个行政行为。一个行政行为是否不合法，不合法达到哪种程度才能被否定，只能由法律规定。这不仅是慎重的表现，而且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是维护客观法律秩序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只有将违法理由进行法定，才能对行政行为不枉不纵，因为无论对行政行为或枉或纵，公共利益都会受到损害，都是对依法行政原则的违反，这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所不同的；同时，行政诉讼涉及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在我国，尽管（最高）权力机关授予司法权对行政权行使司法监督的权力，但是毕竟司法权和行政权具有各自的功能和适用范围，司法的监督要顾及范围和程度，不能把否定一个行政行为的权力全部不受控制地赋予司法裁量权，要对其否定行政行为的条件用法律加以明确规定。试想，如果对于一个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的标准不通过法律做出明确的规定，而是由法院自由裁量，那么司法权也就有滥用的可能，司法的恣意必将使行政的效率丧失、行政的尊严殆尽，行政行为也将因为缺乏明确的合法与否的标准而失去稳定性，所以，在行政诉讼中，尤其是撤销之诉中明确规定法定的判决理由有其必要性。
二、法定判决理由的特征
与一般的行政判决理由相比，“法定”判决理由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包括判决理由类型的法定性、各判决理由衡量标准的不一致性和判决理由对判决效力影响的不均衡性。
首先，所谓类型的法定性，很明显，就是对于否定被诉行政行为的理由必须由法律设置，法院不能自己设置，尽管法院具有司法审查的权力。例如法国行政法中明确对越权之诉的理由分为四项，即无权限、形式上的缺陷、权力滥用、违反法律；7英国法院判例中的违法行政行为标准就是普通法上的越权原则的理由，包括：违反自然公正原则、程序上的越权和实质上的越权；8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6条规定的七种“复审范围”中的行政行为其实就是依“法定”理由划分的行政行为种类。9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并没有对违法行政行为进行明确的分类（只有以效力为标准的理论上的分类，包括无效，可撤销和废止
等类型），所以对违法行政行为理由的规定就等于间接地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划分。就我国的行政诉讼撤销判决的理由而言，因为现行诉讼法典规定只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所以，基本上不能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并且不能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10随着行政法治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必然会逐步扩大，对新纳入的可诉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即判断行政行为合法与否的判决理由）也必然会出现，但是，这只能是“法律保留”的事项，法院不能自己任意创设该种判决理由，尤其是在遵从成文法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
其次，尽管判决理由在法律中规定得非常明确，但是各个理由在适用中的可操作性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说，超越职权、违法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标准较为明确，法院操作起来较为容易。但是，对于主要证据不足和这两项判决理由来说，就需要借助于司法的裁量权才能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因为对于何为“主要”证据，也就是主要证据范围的界定和主要至何种程度才能达到否定被诉行政行为，这些都需要法官来解释和把握。而对于理由来说，标准就更为模糊和宽泛了。第一，标准涉及行政合理性，关涉法院对行政合理性干涉的力度和边际问题。法院既要维护其监督行政的职责，又要避免“干涉行政”之嫌，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在法治尚不健全，司法权弱而行政权强的我国，法院总是尽量避免适用这一标准。第二，是一个笼统的理由，它必须借助于更细致的标准来界定，而有关的标准，甚至是其性质，在司法实践中因为缺乏统一的规定而陷入混乱。11第三，标准因其模糊性和难以把握性，法院为了避免使用该理由而承担干涉行政自由裁量权之嫌，所以，常把其“转化”为其他理由，难怪有学者说“缺乏客观的、形式化的评判手段,导致”被高高祭奠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坛上”。12当然，标准的不一致是相对而言的，其实，就是超越职权虽然有看似明确的标准，在实践中其“明确性”也会打折。
再次，尽管行政诉讼对撤销之诉的五种判决理由并列规定于同一法条之中，但是各个理由对行政判决所产生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大致说来，这五个理由可以分为三个效力层次。第一是超越职权，其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否定性程度最深、最彻底；第二是；第三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三项。当然，这种划分只是一种笼统的、倾向性划分，并非量化得非常具体、准确。（1）超越职权对判决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判决既判力的影响，超越职权理由支撑下的行政判决的拘束力13最强，拘束被告无论基于何种情况都无法使前诉被否定的行政行为“复活”。该判决理由使得被诉行政行为彻底无效。二是超越职权理由支撑下的行政判决具有其他理由支持的判决所不具备的“波及效”14，具体表现就是，被诉行政行为因为越权而被撤销，那么，该行政主体以前对原告同样的行政行为也可能是无效的，以及该行政主体对与原告地位相同主体做出的相同的行为也具有示范性效应，这样，该行政主体要么主动做出补救措施，要么被其他与前诉原告地位相同的相对人，对于后者，法院基于“同样案件同种判决”的惯例而判决该行政主体败诉。（2）理由的影响力只表现在其支持下的判决之拘束力的彻底性，即拘束被告在该判决生效后不能再变换其他理由作出同样的行政行为，但是由其支持下的确定判决无前述之波及效。当然，由于滥用权力理由标准的抽象性和过于灵活性，使得“法官因为对其内涵拿捏不准而错误适用，或者不敢贸然行事、有意规避的现象，恐怕不在少数”。15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法官都尽量避免适用作为做出判决的理由。（3）影响效力最弱的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这三项，它们不但不具备对判决的波及效力，即对行政主体相同行政行为无示范性的影响力，甚至其判决的拘束力的影响也仅限于从法律形式上结束本案，而无法阻止行政机关在判决之后，在改变前诉中被诉理由的情况下，做出与前诉同样的行政行为，这无疑于使原来被否定的行政行为“死而复生”。例如，对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理由，被诉行政机关完全可以改变法律依据；对于因主要证据不足而败诉，被告可以在随后把主要证据搜集充足；对于法定程序错误败诉则只需变换一下程序，就可以在判决生效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与被否定的行政行为相同行政行为。所以，不同的判决理由对判决效力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明确了行政诉讼法定判决理由的这些特点有利于分析行政诉讼案例，有利于行政纠纷的彻底解决。这些我们也可以从司法实践中感受得到，例如在“陈某诉某地方税务局违法纳税及强制措施案”16中，原告为什么在一审被诉行政行为撤销的情况下仍然还要以“超越职权”理由提起上诉呢？原因就在于超越职权法定理由支持下的判决的效力要高于以其他理由支持的判决之效力。在该案中，尽管一审以“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不当”理由撤销了被诉行政行为，原告获得了胜诉，权利得到了保障，但是，由于被告完全有可能在查清事实、变换适用的法律的情况下，继续对当事人征税，即作出与被诉行政行为相同的行为，所以这种权利救济是不彻底的，原告的胜诉是暂时的。因为被否定的行政行为是假死亡，它完全可能在借助于被告的查清事实和变换法律依据而投胎转世获得“重生”，但是，若该被诉行为是以“超越职权”理由而被判决撤销的话，表明被告根本就没有实施该行为的职权，那么，无论被告再如何努力，它都无法使得被撤销的行为“还魂”，而且超越职权支持下的判决的波及效也间接地否定了被告此前对原告和与原告同等地位相对人的同类行为（如果有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原告在胜诉之后，仍然“剩勇追穷寇”的原因。
三、法定判决理由应具有既判力
上述陈某诉某地方税务局案的二审以毫无悬念的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方式结束了。为何出现如此结局呢？因为在当前的行政诉讼中没有依据行政诉讼法定判决理由的特点而赋予其既判力，使得法定判决理由尽管对确定判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但是却因其不具有既判力而不能成为诉讼的靶子，使其躲在判决背后而“有权无责”。从理论上说，判决具有拘束力、形成力、执行力和既判力，但是，只有既判力是每个判决都有的，具有法律意义上明确的规范效力。17既判力概念源于民事诉讼，在行政诉讼中是指确定的终局行政判决所裁判的事项（即诉讼标的）对当事人和法院所产生的强制性的约束力、通用力，18其旨在赋予司法判决定纷止争，防止程序重开的效力。本文主张赋予法定判决理由以既判力，是从另一个角度，即从法律形式上影响当事人的权益方面考虑的，因为，只有赋予法定判决理由以既判力，才能在法律上明确其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影响，从而在上诉或者是再审程序中被认为具有诉的利益而进入新的诉讼程序，从而使行政纠纷得到彻底解决。其理由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量。
第一，法定判决理由对判决结果具有极大的制约作用。法院依据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所作的判断分析理由其实就是为了进一步推导出法定的判决理由并进而作出判决。从确定案件的性质方面来说，法定判决理由的意义重要于判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行政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在撤销之诉中，只要行政行为符合法定判决理由中的任何一种或几种，行政行为必然会被否定（无论是被撤销或者是被确认违法），判决只不过是对性质已被确定的案件之水到渠成的、自然而然的具体安排而已，例如法定判决理由认定某个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那它一定被撤销或者被确认无效（此处的确认无效通常出现在情况判决中），反之，就是驳回诉讼请求或者维持判决（此处之所以谈及维持判决，是因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该类判决，并不表示笔者对该判决类型存在的合理性不予置疑），判决只是法定判决理由必然结果的外在表现，有什么样的法定理由，必有什么样的判决结果，所以，在此种程度上说，法定判决理由决定着判决结果。如果我们对判决背后的法定判决理由的这种作用视而不见，不赋予其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既判力，那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行政纠纷。
第二，法定判决理由具有诉的利益。法定判决理由具有进一步明确判决性质的作用。如果赋予其既判力，不仅司法程序的最终结果———判决被固定，而且该判决的性质也得到固定，这是从更深层次上对行政法律关系的裁定。如果把行政判决主文比作刑事诉讼的宣告被告有罪与否的判决的话，那么法定的判决理由就如同对具体“罪名”的宣告，即刑事诉讼判决中的“罪名+量刑”相当于行政诉讼判决中的“法定判决理由+判决主文裁决结果”。刑事诉讼判决主文中含有对罪与非罪的认定以及罪名的宣告，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不仅对量刑可以上诉，也可以对“罪名”提起上诉，因为不同的罪名关涉到被告可否“减刑”、“假释”，甚至关涉到对当事人的道德评价。这说明“罪名”对当事人来说具有诉的利益，所以，应该赋予其相应的上诉救济措施。同样，由于行政诉讼中相当于“罪名”的法定判决理由关涉到判决的既判力的彻底性和其相应的波及效，这些对当事人来说也具有诉的利益。从“无利益即无诉权”19的反面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存在诉的利益就应该有诉权。如果赋予法定判决理由以既判力，它就名正言顺地影响当事人的权益，法院如果在判决中对当事人提出的法定判决理由回应不当或者不予回应，当事人的上诉就不再是徒具诉讼程序“形式”上的意义，即提起上诉然后被几乎毫无悬念地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而是因“新的理由”而具有“胜诉权”。这才是从根本上保障了当事人的诉权。
第三，赋予法定判决理由以既判力有利于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行政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和监督行政，从而解决行政纠纷。由于法定判决理由没有被赋予既判力，没有明确影响原告利益的外部法律效力，从而也就不具有可诉性，所以，原告尽管在程序上可以很容易地启动上诉程序，但是因为法定判决理由的“有权无责”，所以对其提出上诉基本上都将被法院驳回，维持原判也几成惯例。这样实际上行政纠纷的深层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难免会纠纷再起，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完全、有效的保障，也不利于对行政行为的监督。
第四，有利于行政审判威信的增强和对判决信仰的提高。虽然行政诉讼制度的设计是以司法权监督行政权为核心的，但是在国家政治体制理论构建中，二者的地位是平等的，现实中的行政权甚至还强势于司法权，用既无军权亦无财权和人事任免权的司法权监督行政权，必然要在现实中提高司法的威信和公众对司法判决的信任度，尤其是对与行政权打交道的行政诉讼判决显得更为必要。而赋予法定判决理由既判力，就会促使人们不但关注最终的判决，还要关注于法院对法定判决理由的裁判和认定，这在无形中提高了法院对诉讼的掌控力度以及法院在诉讼中的威信。从另一方面来说，法定判决理由既然融入了司法的认证和判断，这种通过司法资源耗费所得到的结果就应该得到尊重，这有利于公民对司法判决产生“说一不二”和“金口玉言”的印象。其实很多时候，对司法判决的信仰远比司法判决实质是否公正重要得多。
第五，赋予法定判决理由既判力有利于提高法院的审判质量，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法治意识。司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居中裁判，裁判就是说理和推理的过程，如果赋予法定判决理由以既判力，就会促使法院在判决书中对法定判决理由的论证更加认真细致，对判决事实的质证、认证更加重视，对判决理由的因果关系的逻辑推演更加严密，避免出现笼统的、突兀的甚至是牵强的推理。判决书的功能不只是记录了审判权的运用，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司法权对纠纷明确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所以，法定判决理由的重要性决定了把其置于具有与判决主文结果同样效力的令人关注的位置，有利于人们不仅能够清楚地了解判决是什么，而且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判决。同时，由于不同法定判决理由对判决效力具有不同的影响，也促使相对人在主张诉权时更加重视分辨和选择不同的法定判决理由，从而提高人们对行政诉讼规则的认识。
四、法定判决理由既判力在判决书中的表现
为了突出行政判决法定理由的既判力和明确其在判决书中的地位，笔者建议对判决书（此处以一审判决书为模本）的格式做进一步的规范。以通常情况下判决书格式为模本，一般判决书前半部分的格式都是一样的，例如第一部分是当事人基本情况，随后是案由，接下来是原、被告等诉讼当事人的主张等案件事实的记载。这些都是法院对诉讼基本情况的归纳收集，关键的是判决书的后半部分，其基本上是依次包括：a本院通过对以上证据的质证、认证，查明以下事实……，b本院认为……，c综上……，d判决如下：……。此处的a部分即是判决主要争点事实，笔者认为行政诉讼判决理由中的主要争点事实也应该具有一定的效力，但是这种效力低于最终判决的既判力，有学者称之为“预决力”。20
基于此种观点不是本文的主要论点，在此不做过多的论述。b部分就是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对法定判决理由和判决的推理、论证过程，即普通意义上的判决理由，但不是法定判决理由，它是为法定判决理由服务的，是为了证成后者。c部分就是法定判决理由，它承上启下，既是b部分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推演的结果，又是后面确定判决的直接法定依据。d部分就是判决主文。笔者主张对判决书的完善主要是针对c部分，当前，在判决书中对该部分的规定和应用很不规范，对于标示性词语，有些判决书使用“据此……”，有些使用“鉴于以上情况……”，有的判决书根本就没有该部分，或者没有明显的标示性专有名词，而是把b、c两部分性质不同的理由混在一起。
基于此，笔者建议规范c部分，使其和d部分共同作为具有既判力的判决主文。具体说来就是在判决书中设立并强调明确c部分，在形式上须另起行，且有标志性的专有名词，如“综上”。例如针对某撤销判决可以做如此描述：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机关×××行为超越法定职权（或者是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然后就是另起行的做为判决主文结果的d部分。这样把法定判决理由置于判决主文部分，不仅没有突破既判力仅限于判决主文的形式通例，也增强了判决的逻辑性，结构性和明晰化，使得人们对于判决的结果和主要的理由有一个更加清晰、直观的认识。
注：
1江伟：《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2骆永家：《既判力之研究》（第五版），台湾大学法学业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台北三民书局1989年版，第33页。
3林剑锋：《民事判决既判力客观范围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62页。
4例如，因为超越职权原因而撤销的行政行为，行政主体不得以其他任何理由再次作出重复的行政行为，以违反法定程序而撤销的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在败诉之后，仍然可以在改变程序的情况下重复做出该行政行为。
5通常，英美法系将理由分为判决理由和附署意见两部分，其判决理由(ratiodecidnedi)仅指判决中有拘束力的部分，附署意见(botierdcita)只有说服力，而没有拘束力。参见肖晖：《中国判决理由的传统与现代———以民事判决为中心》，西南政法大学2005年民事诉讼法专业博士论文，第7页。
6详论参见龙宗智：《刑事判决应加强判决理由》，《现代法学》1999年第2期。
7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85页。
8朱新力：《司法审查的基准》，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
9这7种违法行政行为包括：（1）非法拒绝履行或不当延误的机关行为；（2）专横、任性、滥用自由裁量权或其他不符合法律的行为；（3）违反宪法的权利、权力、特权或赦免；（4）超越法定的管辖权、权力或限制，或者没有法定的权利；（5）没有遵守法律要求的程序；（6）没有实质性的证据；（7）没有事实根据。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6章；[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0章。
10当然，由于我国行政诉讼是以撤销诉讼为基础模式设置的，所以实践中很多具体制度突破了这项原则，例如对行政事实行为，行政法律关系的审查就突破了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对和显失公正行为的司法审查属于合理性的范畴，超越了合法性的规定。
11朱新力教授曾把行政表现总结为8种，包括：（1）背离法定目的；（2）不相关的考虑；（3）违反可行性原则；（4）违反均衡原则；（5）违反平等原则；（6）违反管理原则；（7）违反遵守行政归责原则；（8）结果显示公正。但是，就这8种表现来说，又多是以抽象的“原则”来衡量，所以这些理由依然很不具体。详见朱新力：《司法审查的基准》，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358页。
12余凌云：《对行政机关的司法审查———从若干判案看法院审理的偏好与问题》，《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
13对于判决拘束力概念的拘束主体，学者们的认识很不一致。此处的拘束力是指广义的、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包括对诉讼两造双方的约束力和对法院所产生的羁束力。
14波及效是指判决对与诉讼外的第三人所产生的影响与效果。其类似于社会学中经常提到的法政策形成机能。参见：林剑锋：《民事判决既判力客观范围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0页。
15余凌云：《行政法案例分析和方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页。
16该案情大致如下：湖北农民陈某于1993年去广东某市打工，从事承包防水堵漏施工工作，并且依法向当地税务机关纳税，因为我国税务法明确规定，纳税义务人应当向取得所得的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而湖北省某税务局以陈某属湖北籍人应该向本地税务机关纳税为由对陈某强行征税。陈某不服，向法院提讼，并在诉状中列明了其认为该行政行为违法的五种理由，请求对该行为予以撤销。一审法院经过审理，撤销了该征税处理决定，但是判决理由却是“事实不充分，适用法律、法规不当”，对于原告提出的行政决定超越职权的理由只字不提。原告担心被告今后还会对其强行征税，为讨个“说法”，提起上诉，请求法院（确认）被告的行政行为属“超越职权”违法，二审法院作出维持原判判决。参见林莉红：《中国行政救济的理论与实务》，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290页。
17关于判决的四种效力，详见：林剑锋：《民事判决既判力客观范围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9页；刘青峰：《司法判决效力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7-89页。
18汪汉彬：《行政判决既判力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19江伟、邵明、陈刚：《民事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行政判决书篇7
《行政复议法》第17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本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
该条第二款规定：除前款规定外，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
从《行政复议法》第 17条第二款规定的内容可以看出，该款与第一款的联结点是“除前款规定外”，而“前款”（即第一款）规定了两种情况：第一、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复议申请应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第二、对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的，但是不属于本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因此，“除前款规定外”仅指第一款规定的上述两种情况除外。据此，作者认为，《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含义应是：除第一款规定的上述两种情况外，亦即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且属于本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自行政复议机关负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这就是说，行政复议机关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且属于本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的受理就不必书面告知申请人，且受理日期为行政复议机关负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或者说，行政复议机关在五日内，不必书面告知申请人受理决定的前提条件是行政复议申请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且属于该行政复议机关受理。反之，行政复议机关在五日内要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决定，或者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否则，就是程序违法。
由上述含义可知，《行政复议法》第17条没有“视为受理”情形的规定。也就是说，在五日内未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决定而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都是行政复议机关依照《行政复议法》规定应当受理的，只是不必书面告知申请人受理决定罢了。但不能因为五日内未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决定现象的存在，而把该受理与不该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混在一起，均视为行政复议机关已受理了申请入的行政复议申请。因此，文首提到在行政审判中存在的“视为受理”的认识是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第17条规定的。
在行政复议实践中，五日内未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决定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有二：其一，行政复议申请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且属于该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表现为在五日内行政复议机关不必书面告知申请入不予受理决定；其二，不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或者，虽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但不属于该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对此，行政复议机关应在五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决定；或者，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而事实上未告知。表现为应为而未为，程序违法。因此，在审判实践中，绝不可反推，将在五日内未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决定的情况，一律视为行政复议机关已受理了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否则，就有可能把不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视为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或者，把虽然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但不属于该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视为既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又属于该行政复议机关受理。
接下来分析，违反“前款规定”的情形是否亦在第一款，即“前款规定”之内，进而在“受理”的问题上被整体“除外”。
先看违反“前款规定”的情形。大体有：第一，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在五日内进行了审查，并认为该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亦决定了不予受理，但是并未将这一决定书面告知申请人；第二，五日，甚至超过行政复议的法定复议期限以后，行政复议机关才将这一不予受理决定书面告知申请人；第三，申请人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但是行政复议机关收到申请人行政复议申请后，对申请人的申请一直不理不睬。当然，也有违反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在此，本文不予详述。
上述情形的共同点：一是申请人行政复议申请均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二是行政复议机关收到申请后，在五日内均未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决定。对此，作者认为，行政复议机关违反“前款规定”的上述情形，均不能视为行政复议机关已受理了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只能看作行政复议机关收到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在五日内未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决定是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构成不作为，系违法。这是因为，在行政审判中，如将此种情况视为行政复议机关已受理了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就等于判定行政复议机关已受理了申请人不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而针对申请人不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则要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而决不能再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不然，就要违背基本的逻辑。如此判决，其错误显而易见：一、行政复议机关应该受理申请入的不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二、以司法权代替行政权，强行剥夺行政复议机关对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是否应予受理的先行判断权。
违反“前款规定”的现象在实践中是常有的。由以上分析可知，它们隐含在第一款（应然条款），即“前款”规定之内；其与“前款规定”的字面含义一样，在“受理”的问题上应被整体“除外”；二者的区别只是应然与实然之异。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二者不可分割。这也进一步反证了作者“不能视为行政复议机关已受理了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的观点。
针对前述的三种违法情形，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后，法院应如何判决？判决后，行政复议机关又如何履行？针对第一种违法情形，法院应判决行政复议机关履行法定的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决定的义务；行政复议机关履行法定义务后，申请人不服可再行诉讼。针对第二种违法情形，法院应判决行政复议机关迟延履行违法，但应维持行政复议机关的不予受理决定。针对第三种违法情形，法院应判决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的法定职责，至于如何履行应由行政复议机关依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进行，法院不应为其先行判断。
当然，行政复议机关不履行行政复议的法定职责情形有各式各样，在此，不再赘述。为深刻正确理解《行政复议法》第17条第一、二款的规定，避免错误，再结合以下案例，作具体分析。
原告刘某为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其诉被告某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政府）不履行行政复议职责一案，于2003年12月3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刘某请求责令省政府依法受理原告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裁决。被告省政府则以本案原告的复议申请属于重复申请复议，以及无法决定
是否应该受理为由予以抗辩。 在诉讼程序中，原告刘某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以下事实：原告刘某于2003年7月11日以特快专递邮件的形式，向被告省政府邮寄了行政复议申请书等材料；次日，省政府收到了该复议申请书。对上述事实，被告省政府提供的原告复议申请书亦予以佐证。
被告省政府作为行政复议机关，认可以下事实：针对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被告省政府一直未作答复，或作出行政复议裁决。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17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省政府作为行政复议机关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如该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应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原告；如该申请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但不属于被告省政府受理，省政府亦应告知原告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除上述情况外，被告省政府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之日即为受理之日。根据《行政复议法》第31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省政府应当自受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的60日，至迟9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因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期限为60日，经批准延长的期限最多不超过30日）。本案中，被告省政府收到原告行政复议申请后，既未书面告知原告决定不予受理，或告知原告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又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被告省政府上述未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的行为，构成不作为。被告省政府认为本案原告的复议申请属于重复申请复议，以及无法决定是否应予受理的辩解，均系在行政诉讼程序中提出，不能代替其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向申请人应履行的行政复议法定职责。故，该辩解不能支持其不构成不作为的主张；对此，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被告省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30内，对原告刘某履行行政复议的法定职责。
结合前述分析可见，本案被告省政府主要有两种不履行行政复议的法定职责的可能性：第一、原告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被告省政府在五日内未书面告知原告不予受理决定；第二、原告行政复议申请符合《行政复议祛》的规定，被告省政府在法定复议期限内，未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如果在行政判决中，法院将第一情况视为行政复议机关已受理了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那么，被告省政府第一种不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被告省政府依据限定其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的判决，对原告刘某也就只能无奈地从实体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这显然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同时，既不符合分权原则，又有悖司法理性。
行政判决书篇8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有关部门的规章制度、会议纪要等等都不具法律效力，法院判决书或裁定书不能引用其为裁判依据，这是极为浅显的道理，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居然在裁定书引用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为裁定的依据，想必其中的问题绝不是我们想像之简单。
笔者也曾在实践中见到过类似事情。某市人大在执法检查时，发现某地检察机关在对一涉黑组织时，没有任何依据就对该组织的一名成员取保候审，致使其逃跑不能归案接受审判。但是检察机关却振振有词说，这是依据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作出的决定，并拿出当年的书，书上附录上赫然注明“根据市委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已对某某取保候审”。对如此哭笑不得的书，人大的板子还真不知道打在那里是好？
党的政法委作为党领导政法工作的机关，主要是根据党的路线、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在具体业务上政法委并不能代替政法部门行使职能，政法委也不是法院之上的“终审法院”。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政法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也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能例外。但是，现实生活中，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人情干扰等等复杂的原因，政法委僭越职权，以会议纪要等形式干涉政法部门行使职能的事件屡屡发生。而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处于地方的管理之下，对于政法委的越权之举是敢怒不敢违。
因此，无论是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是笔者所说的某市检察院，他们在正式的法律文书上标明“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其实都是规避压力的一种方法。一方面，他们要屈从于政法委的压力作出违心的裁判或决定；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暗示裁判或决定来自案外的压力，以此躲避公众的责难和日后的检查。这是法院的裁判或检察院的决定出现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的实质，否则，如果他们自身认同会议纪要精神且在清楚知道政法委的会议纪要精神不能作为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理解去说理，何必多此一举搬出政法委会议纪要。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在公众纷纷对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做法进行责问之时，笔者还是给予相当的理解。因为，比起其他法院在实质上是依据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判案却语焉不详的情形，敢于点明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客观上让公众明白了判决背后其实有其他的因素，舆论监督也因此有的放矢。这不，“记者即将结束采访时，松原市市委书记杨绍明和市委秘书长王绍俭表示，市委对此案非常重视，将督促有关方面尽快对该案予以执行解决。 ”
然而，无论如何，即使法院有千万条理由，屈从于外来压力办案，仍然是法院的渎职与失职。因为，法院不能抵挡的压力，当事人更加无法抵挡。何况，对于法院以政法委会议纪要精神判案，政法委也完全可以用各种理由推诿，当事人并无有效的救济途径，当事人不能指望法院来伸张正义还能指望谁呢？所以，我们在呼吁尽快改革法院的体制的同时，也要求法院在现行的体制下多多为当事人考虑，敢于面对压力、承受压力，而不是一味地选择规避压力，这才是法院真正实践“司法为民”的体现。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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