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3 04:24:14
【关键词】英汉幽默语;理解;障碍
幽默作为一种特殊的语用现象，是一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幽默语的使用在跨文化交际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幽默语的准确解读是跨文化交际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许多学者对英汉幽默语进行对比分析，探索研究了社会文化因素对解读幽默语的影响，却忽视了语言自身因素以及人为因素在幽默语解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在分析幽默语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同时，从语言因素和人为因素入手，分析幽默语的理解障碍，从而引导人们正确理解和使用幽默语。
一.语言因素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有的特点，英、汉语在语音、词汇、句法结构上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导致幽默语的理解障碍。
例1：A：“Why can’t a bike stand up by itself？”
B：“I don’t know.”
A：“Because it’s two-tired！”
英语中的too 与 two 发音相同，而tired 作为形容词既有“疲劳的”，又可作“装有轮胎的”之意，一语双关，幽默尽显，若对此毫无所知，那么幽默意味将会丧失殆尽。
例2：A：“Do you ever draw picture in the nude？”
B：“No，I usually wear a jacket！”
句中in the nude 既可以修饰主语you，又可以修饰谓语draw picture，听话者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回答而产生一定的幽默效果，这样的现象在汉语中是十分少见的。
二.人为因素
（一）生理因素
人的智力状况、年龄和性别不同，理解和使用幽默语也不同。儿童幽默语对成人来讲可能笑料全无，而儿童对成人幽默语也是感知甚少。另外，一些在男性间流传的幽默对于女士来讲是有失体面，甚至是污秽不堪的;而对于一些女士之间触及隐私的幽默，在男士看来更是不知所云，莫名其妙。
例3：A：“You are in love！ Look at you！ Make sure you’ll get her a big diamond.If you don’t have a big diamond，you have to have something else，you know.”
这样的幽默对儿童来讲，毫无笑料。
（二）心理因素
心理因素分为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在幽默语的理解中，智力因素是基础性的，非智力因素起起动、导向、维持与强化的作用。听者必须在有限时间内，运用想象力、思维力将说者所要表达的幽默感内容解析出来，才能体会幽默的妙处。
例4：父亲：“你为什么从第二页开始写？”
儿子：“因为老师说‘万事开头难’！”
如果例句中的父亲行事古板，缺乏幽默感，很可能对孩子大发雷霆;相反，如果父亲性情开朗，幽默风趣就会为孩子的聪明伶俐，幽默可爱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三）个人经历
成长经历和社会分工不同，对事物的看法也不同，影响幽默语的理解。
例5：“一年有几季，分别叫什么名字？”
“一年有两季，淡季和旺季。”
如果对商业活动一无所知，不知道买卖活动有淡、旺季之说，就很难体会例句中的幽默。
三.社会文化因素
（一）地理环境不同
地理环境不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就不同，中国是内陆国家，农耕文明发达，小农思想浓重;英国位于岛屿之上，航海业发达，英国人思想超前，勇于探索。所以会有例7这样的幽默。
例6：黑土：“下一步我准备领她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主持人：“好想法。”
黑土：“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二）历史文化不同
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不同的文化积淀，语言的理解要建立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幽默语的理解也不例外。如：
例7：B：“Lena，why don’t you play something for our guest？”
C：“Because we’re not in the Jane Austen’s novel.”
简奥斯汀的作品里多有温柔娴雅的女子，如果对此不知，就无法理解例7中的幽默效果。
（三）风俗习惯不同
中西方风俗习惯不同，这也是解读英汉幽默语的障碍之一。
例8：A：“It seems that you and Selena find the mistletoe everywhere you go.”
B：“I think she has a kissable cheek.”
在欧美国家，圣诞节的时候，青年男女在槲寄生枝之下亲吻，例句中就用了这样的习俗，幽默的指出二人kiss all the time。
四.结语
幽默语是语言中的瑰宝，为语言的使用和发展提供了更广泛的空间。英汉幽默语的形成和发展既有其相似之处，又在语言本身、语言使用者自身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了人们在跨文化交易中对英汉幽默语的理解障碍。我们的研究表明，人们在理解和使用幽默语时，可以试着从语言因素、社会因素和人为因素三方面着手，深入分析和研究，以求减小英汉幽默语的理解障碍，为东西方跨文化交际开创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1]窦川川.英汉幽默语意义体现的异同[J].外语教学考试周刊，2007（53）
摘要 《围城》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通过《围城》中的幽默翻译，我们能够更深地理解不同文化的内涵。本文试通过《围城》英译本的实例，考查中西文化差异对幽默翻译的影响，进而探讨适当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幽默翻译 《围城》 文化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围城》英译本幽默翻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吕琳琼在其论文《幽默和幽默翻译――析〈围城〉及其英译本》中指出，幽默的本质在于“不一致性”；吕文运用系统功能语法和关联理论探讨幽默翻译，指出幽默翻译应遵循最佳关联性原则，根据读者的认知环境，恰如其分地重塑各种幽默的交际线索，重现原文的各种语篇的特征错配或“不一致”；姚倩的论文《关联理论与格式塔意象理论观照下的〈围城〉幽默翻译》从关联理论与格式塔意象理论的角度探讨《围城》的幽默翻译，认为译者应恰当采取直译和意译的翻译策略再现原文整体意象；黄霓和唐丽蓉在《从等效论看〈围城〉申幽默语言的翻译》一文中认为，幽默语言的翻译要充分考查译语的语境，对幽默因素进行必要的调整。本文结合钱钟书著、珍妮・凯利和茅国权翻译的《围城》中的译例，探讨幽默翻译。
二《围城》及幽默
《科林斯英语字典及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 & Thesaurus）将幽默定义为：1、逗乐的能力；2、理解和表达幽默的事情的能力，也称幽默感；3、幽默的情景、言语或作品；4、一种心态等。幽默是一种性格，一种精神，一种对生活的态度，一种生活方式。它也是一种格调，一种思维模式及叙述方式：它既是一种写作风格，只要是幽默作家当时有幽默的心情幽默，就可以在任何的题材下展示；它还是一种品质、一种艺术风格和审美形式，同时也是某种诱发幽默地写作、说话和行为的技巧。幽默既指任何实际上好笑或者潜在好笑的事情，又指一种让这些“可笑”发生的过程。
幽默因时代和国家的不同而迥异。钱钟书先生对幽默的贡献在于他让中国现代幽默理论和文学创作真正从喜剧本身走向成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作家开始致力于幽默理论的研究，钱钟书先生参与了这些探讨。他依托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和对一些西方幽默概念的吸收，形成了自己“非系统化”的幽默理论体系。他的幽默观念主要展现在他的以幽默笔调写就的散文《说笑》一文中。此外，他在其《管锥篇》里对其也有阐述。他强调，幽默的前提是主体的智慧及能引发幽默的特定客体。基于主体的内心世界，他揭示了幽默的本质，认为幽默是一种被两种精神态度刻画的脾性。他运用生动的比喻，指出了幽默的三个特点：灵活性、多样性和不稳定性。
根据他的理想的幽默的观点，钱钟书提出具有“新颖、奇特的想象”和“幽默但不刻薄”的创作原则，以此达到持久的令人会心的微笑。他的幽默的陈述方式基于现在、继承过去、展望将来，并在中外古今的幽默理论中有很大的突破。钱钟书先生不仅是一位幽默理论家，更是一位幽默实践者。幽默就像一颗充满生命力的种子，在他的脑子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无论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还是日常生活中，他卓越而独特的幽默无所不在：在文学创作中，他把幽默看作是一种文学品质，自如地运用于其中；在学术研究中，他的幽默溢满文章的每一个角落，幽默似乎已经成为他的学术文章的一个特质；而他的日常生活，简直就是他幽默理论的践行以及他的幽默本性的自然证明。对于他来说，幽默不仅是一种审美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围城》是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之作，融喜剧和讽刺为一体。它是一部喜剧，因为它明显地借鉴了许多西方幽默，也以一种生动的方式证明了作者对西方叙事风格的娴熟掌握。并且，作者的幽默是放在中文语境下的，这使得这篇小说兼具一种异国文化的新鲜风味。在该作品中，作者以幽默的叙事方式陈述了一系列关于恋爱、婚姻和近代中国人民生活的严肃话题，让读者发笑，尽管这是一种含泪的微笑。钱钟书写《围城》的目的不仅是讲述一个爱情故事，更是通过揭示人性的弱点来阐释生活，表达他对一个腐朽衰败社会的深层次的讽刺和无限的悲哀。钱钟书曾说，他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心中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忧虑，这种忧虑也是整篇小说的基调。而以那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写作背景，这篇小说的主题绝不是令人轻松的。
然而，严肃的主题并未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相反，他们常常在阅读中被逗乐。这是作品中各种幽默的表达方式所致。在钱钟书的机敏而幽默的行文中，我们看见当时中国社会的众生相：地位卑微的搬运工、小店员、旅店老板、巴士司机、农民、士兵、妓女和法租界的法国警察；属于中产阶级的留学生、乡绅、记者；属于新兴中产阶级的银行家、买办、工厂经理和与日本人合作者。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钱钟书把他们的心灵丑陋和人格缺陷表达得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所有这些描写，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精彩的讽刺画中的各色人等：贪婪的搬运工、谨小慎微的店员、迷信的农民、空虚的知识分子、粗俗的买办和商人。
总之，《围城》是一部风俗喜剧，展示了作者所在社会年代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生活场景。我们随时会被《围城》中无处不在的幽默逗乐，然而在这些幽默和喜剧的背后却是无情的讽刺。这篇小说的整体风格、人物描写、情节安排等都充满了讽刺，而且这些讽刺已经延伸触及到历史转型时期的日常生活、人类社会和当时的事件。
三《围城》的幽默翻译实例分析
幽默和文化紧密相联，而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生活条件下，各个民族创造出不同的文化。生活在同一文化中的人们对同一事物会有大致相同的认知和情感反应，而在不同文化里的人便会有不同的认知和情感。文化差异使得人们在同一概念上有不同的理解。由于这些差异，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在理解幽默的时候尤为困难。文化差异涉及不同的方面，例如知识、信仰、道德、法律、宗教、传统、社会准则和价值等。一般来说，在进行幽默翻译时，除了需要解决一些一般的文化差异的问题外，还要处理一些特殊的、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并要考虑译文在译文读者中的接受效果。下文着重从历史背景、生活环境和民族心理方面的差异着眼，探讨那些有可能影响人们理解幽默的文化差异因素。
例1：董斜川道：“好，好，虽然‘马前泼水’，居然‘破镜重圆’，慎明兄将来的婚姻一定离合悲欢，大有可观。”
Tung Hsieh-ch"uan said,“Well,now.Though‘water was poured before the horse,’still,the‘broken mirror was made round again.’Shen-ming"s future marriage will certainly be full of vicissitudes.It should be worth watching.”
从文字表面上看，译文“water was poured before the horse”似乎与“马前泼水”字面意义和形象相似，但在寓意和深层文化内涵上却相去甚远。由于译文读者不了解它们的源语文化背景，对“before”的所指意义的不同理解可能会导致产生不同的联想和推理，成语本身的深刻蕴涵会完全丧失。同样，“破镜重圆”被翻译成“破了的镜子又重新圆了”。实际上，破镜重圆浓缩了一个历史故事，反映了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模式和文化沉淀。“破镜重圆”通常是用来比喻“分手的恋人或是离婚的夫妻又重归于好”。而对译文读者而言，“broken mirror was made round again”，则令他们感到费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镜子有各种形状，除圆镜外，对其它形状的镜子而言，破碎后需要的是“复原”，而不是“复圆”。
例2：以后飞机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风度。
“Later,the planes kept coming in much the same manner as the peerless beauty whose“one glance would conquer a city and whose second glance could vanquish an empire.”
“一顾倾城、再顾倾国”是中国的成语，意为一个女人的美貌可以俘获众人之心，导致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沦陷。但在上例中，这个城市或者国家并不是被一个美女所毁而是被无情的轰炸机一遍遍地扫过。本来令人憎恶的侵略者的飞机被比喻为“美人”，读者在感受到作者的幽默的同时，更增加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和轻蔑。一个“顾”字运用极妙，字面意义是美人的“回眸顾盼”，实指敌机的“光顾”。“但是，‘glance’不具备‘顾’的‘两读性’，译文读者无法像原文读者那样付出那部分加工努力来解读双关，即，译文由于文字难度降低而破坏了最佳关联性，消弱了原文的幽默效果。”
例3：赔了夫人又折兵。
Losing a wife,and having one’friendship destroyed.
“赔了夫人又折兵”原出《三国演义》，人们讥笑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后比喻“偷鸡不得反蚀米”的败局。作者把这个词语用在柔嘉不想马上跟鸿渐结婚，又不愿让鸿渐跟他的朋友赵辛楣来往等事上，并把“兵”改为“朋”，大词小用，语义产生很大落差，使读者顿感新鲜颇耐咀嚼，从而浇铸了浓烈的幽默情趣。
例4：女人涂脂抹粉的脸，经不起酒饭蒸出来的汗气，和咬嚼运动的震掀，不免像黄梅时节的墙壁。
The woman’s roughed and powered faces,unable withstand the perspiration steamed out by the food and wind and the vibrations from the exercise of chewing,resembled the walls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该比喻用黄梅时节潮湿的墙壁来比喻冒汗的涂脂抹粉的脸，具有幽默意味。黄梅时节是中国人才熟悉的淮河、长江一带的阴雨天气，此季节空气潮湿而导致墙壁有水珠，只有具备这样的认知环境，才能体会作者的幽默。但是，外国读者无这样的认知环境，如果把“黄梅时节”直译为“plum season”，他们将很难做出恰当的认知判断，不如意译为“rainy season”，这样便符合不同语言文化下的认知，恰如其分地为读者的联想重塑了最佳关联性。
例5：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Some called her a charcuterie-a shop selling meats-because only such a shop would have so much warm-colored flesh on public display.Others called her“Truth”,since it is said that“the truth is naked”.But Miss Pao wasn’t exactly without a stitch on,so they revised her name to“Partial Truth.”
作者把鲍小姐比作“熟食铺子”，并且加以解释“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极尽幽默和讽刺之意。“熟食铺子”公开陈列许多颜色暖热的肉是为了吸引顾客；而鲍小姐的穿着是为了吸引方鸿渐的目光，并惹得“那些男学生满腔邪火”，写出了鲍小姐的放荡。再如，真理是严肃认真的，而钱钟书把鲍小姐比作“真理”，给人产生一种不协调感，但后边句子的补充――“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让人在疑问之后有种恍然大悟的快感，进而引发了幽默。
四结语
幽默翻译是不同语言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幽默是民族文化的体现和积淀。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文化，这些文化在理解幽默中起关键作用。相异的文化形式和内涵都会对两种语言的幽默信息传递造成障碍。所以，幽默有时只在同一文化之内才能被完全理解和感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表达和欣赏幽默的方式不同。在文化差异突出而明显的情况下，要保留幽默的原汁原味是极其困难的，当原语中的幽默翻译到译语中时，富含文化元素的幽默可能会荡然无存，如金绍禹认为的那样，“它所涉及到的困难绝不亚于诗歌翻译，有时甚至是不可译的。”事实证明，汉英幽默翻译的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差异巨大。中英文化差异使得幽默翻译成为一大难题，而如果我们想要做好中英幽默翻译，应从文化方面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珍妮・凯利、茅国权译：《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一
1924年5月和6月，林语堂分别写了《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两文，公开提倡幽默。他说：“我们应该提倡幽默，在高谈学理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无关紧要的玩意儿的话，以免生活太干燥无聊。”他提倡幽默是要给生活添点趣味，以免太枯燥乏味。尽管林语堂并没有直接说出什么是幽默，他对幽默的表述也存在诸多含混之处，但从论述中，我们基本能得到他对幽默的几点认识：幽默不同于笑话，它的功用是调剂生活的，使之避免枯燥乏味；幽默憎恶虚伪和假道学的，崇尚真实自由。由此可见，林语堂早期所提倡的幽默本质上对“真”的推崇，对虚伪的反对。对刚刚留美归国的林语堂来说，拥有幽默倾向并不奇怪。然而幽默却未必符合当时北京整体文化环境的需要。此时的北京处在军阀统治之下，在政治上正面临着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文化上，处于后期，相较于前期的激昂，此时已陷入低迷。带着这种被割裂的痛感他们中有的人选择了“自己的园地”（周作人），也有的人“荷戟独彷徨”（鲁迅），还有的人埋头于文学史的整理（胡适）。这三种倾向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就完全的沉入到自我之中，即便是想拥有“自己园地”的周作人也并未完全的沉湎于花鸟虫鱼。这可见知识分子希图拯救社会、改变国民的热情依然存在，他们希望用自己的笔抨击时政，挣出一个轻松自由、可说话的环境。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自我”虽然存在，但是往往被更强大的启蒙主题所淹没。因而林语堂“偏重自我”、近于“戏谑”、带有“绅士气”的幽默显然并不会引起知识分子们的注意，加之林语堂当时在文坛没有文名，注意的人更少之又少。
二
尽管提倡幽默没有成功，林语堂内心并没有放弃对幽默的热忱。对真、自由的追求使他很快加入《语丝》，这是因为《语丝》“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混浊停滞的空气”和“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见《卷地潮声--语丝散文随笔选萃》，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主张与他提倡的幽默在表现形式和诉求上多有契合之处。林语堂对诚意的推崇正是由于诚意与他在幽默中提倡的“真”如出一辙，这二者都表现了对真诚的热爱，对虚伪的假道学的排斥。在对假道学、虚伪的批判、推崇真等方面，林语堂的幽默与《语丝》之间的契合表现得尤为突出。以编入《剪佛集》、《大荒集》中的作品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林语堂这些作品中的幽默倾向。这两部集子的作品从内容上大致分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对虚伪假道学的名流、学者的揭露和批评，以《祝土匪》、《咏名流》、《打狗释疑》、《讨狗檄文》、《论土气》等为例。第二类是对时政的抨击，如《悼念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论开放三海》、《谈文化侵略》等。第三类是针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反思，如《给玄同的信》、《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谈理想教育》、以及《萨天师语录》（5篇）等。在这些文章中，林语堂的言辞很激烈。《论土气》、《咏名流》历来被称为林语堂言辞最激烈的篇章，这两篇文章讽刺了所谓学者、名流。指出他们害怕真理，虚伪矫饰的嘴脸，而“土匪”才是富有真性情、讲真话的人，呼吁土匪的精神其实就是为当时虚伪矫饰的文化环境注入清新的空气，还学界一个清楚楚的面貌，而这也颇符合林语堂“幽默看见人家假冒就笑。……只要他看穿了你的人生观是假冒的，哈哈一笑，你便无法可想。”的主张，虽然表面上林语堂把“哈哈一笑”变成了激烈的言辞，但对假冒的名流、学者的反对和鄙视则是与他幽默中“真”的推崇是一脉相承的。在《发微与告密》、《打狗释疑》、《丁在君的高调》等文章中，林语堂同样表达了“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由土匪傻子来说话。”的愿望和决心。在林语堂看来，敢于说出自己的话，敢于申明自己的主张，敢于主张真理，才是真正的学者所为。这种“土匪精神”无疑也是他幽默精神中“真实、诚意”的写照，它们的核心都在一个“真”字。在揭露北京军阀政府的恶行，特别是面对北洋军阀政府酿造的三・一八惨案时，林语堂的文字中更是充满了这种“真”。这“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段政府酷刑的愤怒、对爱国学生的悼念和心痛：“我们以伤心下泪之余，应以此，并继续他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见林语堂《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这“真”不仅体现了他的良知，更体现了他对生命的尊重。在《给玄同的信》、《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以及《萨天师语录》（5篇）等文中，林语堂的这种“真”则显示得更加充分，它剖析了中国的国民性，抨击了中国教育的形同虚设，言辞激烈宛若一个狂人。在其颇具代表性的作品《萨天师语录》中林语堂充分显示了“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风格，以及有话要说的“真性”，他借萨天师之口着力批判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在这些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一个积弱的、虚伪的民族的痛心，感受到了他的真诚、痛苦，他的“真”在这些文字中泛溢。而这种对真诚的呼唤，对虚伪的蔑视，对假道学的批判也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初衷之一，即改变虚伪的环境和人性，使人具有真性情。应该说在《萨天师语录》中林语堂达到了自己对“真”追求的极致，只不过表现方式显得激进而已。但在本质上，这种真与幽默中的真是一致的，他的言说形式之所以由“哈哈大笑”变为“言辞激烈”，这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话语权相对来说比较宽松，这使得他们敢于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无须过于隐晦。正是这种较为宽松的话语环境，使得林语堂能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甚至“跳起脚来骂人”。而无须刻意保持自己的“绅士风度”，所以在表现形式上显得“浮躁凌厉”。
纵观林语堂在《语丝》时期的创作，风格虽然激进，但是其主旨却是幽默中的“真”。其绝大部分作品的内容是对当时文化环境的虚伪矫饰进行批评，这种主动的批评来源于他对“真”和“诚意”的重视。而相对宽松的话语环境使得他的作品展现了浮躁、凌厉的风格，即便在这种凌厉之下，隐藏的依然是幽默的内容。到了《论语》时期，林语堂对“真”依然情有独钟。在他看来，国人要幽默必先要释放性灵，而性灵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真，必先作“真人”，才能作真文，进而才能得幽默。尽管都是对幽默中的“真”推崇备至，但是，《论语》时期林语堂的创作风格明显温和了，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
三
林语堂之所以在二十年代提倡幽默，与他个人经历、性格、立场和当时的背景是分不开的。林语堂自小所受教育均为西式，无论是他自幼成长的牧师家庭还是后来的圣约翰大学都给予他早期西方教育的浸染。20年代的留学美、欧则使他更加深入的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克罗齐表现主义等文化思潮的洗礼。与胡适等不同，林语堂并不想在更宏观的角度上建构他的政治理想，对自由主义、浪漫主义、克罗齐表现主义的推崇，更使他注重真诚、个性、自由等内容，因而他只是想在中国有“谈政治”的自由，而并非要寻求中国的政治自由，这是一种朴素的自由主义者的想法。应该说林语堂的政治观念从一开始就显现了模糊性和笼统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教育影响他最深远的是对他个性的塑造，即形成了他个人性格的崇尚自由和随性，而国家、民族等概念在其心目中则相对弱化。于是他1923年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提倡幽默，为的是去除当时弥漫在中国学界和文化界的沉闷、虚伪、矫饰气息。幽默源自于西方，而林语堂对幽默的理解显然带有了片面性，他的幽默定格在“真实”、“真诚”、“同情”、“宽容”等内容上，而对西方传统幽默文学的讽刺功能避而不谈或者断然否定。他显然想通过温和的幽默来涤荡中国学界和文化界存在的种种弊病，这固然显示了林语堂的天真和一厢情愿，但也同时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不深刻。正是这种与中国社会的隔膜乃至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隔膜使得他的幽默主张并未获得什么社会反响。
《语丝》的自由、个性使他觅获知音，这既符合他对个性的推崇，又符合他对幽默的追求。与《语丝》的接触使他逐渐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在文化、政治、教育等等各方面的弊端，青年人独有的特质和义愤使他任意而谈，而北洋军阀政府相对宽松的文化管制为他提供了“任意而谈”的可能性，但是这并不表示林语堂就能成长为像鲁迅那样的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说，早期的教育造成了他与中国社会的疏离，因而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是以“外在”身份进行的，即他是以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以西方人道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教育、政治乃至国民性提出批评，对中国的学生运动赋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同情，对中国社会的现状给予了剖析。他与鲁迅等人的不同在于他并没有真正属于中国社会，鲁迅、周作人等是在对中国社会彻底洞悉的基础上来抨击社会的，这种抨击带有“我是社会一员”的深重的责任感，尽管周氏兄弟洞悉社会之后走了截然不同的路。外在的身份使林语堂即便在抨击中国社会现状的同时，他也依然能秉持自己的幽默倾向。因而我们在其“浮躁凌厉”的《语丝》作品中依然能看到幽默的暗流。这种暗流时时召唤着林语堂，当外在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时，他就以激进凌厉的风格展现，而当外在的环境变得苛酷之时，他自然就置身事外，以纯正幽默的态度自居。所以当三十年代政治环境变得严酷之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走一条“中间道路”（温和的幽默）保全自己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因而林语堂《语丝》时期作品的凌厉风格是对政治环境的反应，三十年代林语堂创办《论语》杂志时，以幽默标榜也是他对政治环境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因而，我们可以说林语堂的幽默倾向从二十年代产生开始一直到三十年代并没有断裂，是一贯的，是隐藏在不同形式下的同一内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林语堂的幽默倾向在时间上具有强烈的一贯性。这种幽默的一贯性贯穿于《语丝》时期和三十年代之间，从产生起就从未间断。这种现象的发生源于林语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以及其相对于中国社会的外在身份，这种立场和身份决定了林语堂一生的文学创作和文化选择。
[关键词]幽默主义服装 反思 启示
一、 “幽默主义”的理论构架
（一）幽默
幽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西文用法，常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连鄙俗的笑话在内。在狭义上，幽默是与郁剔、讥讽、揶揄区别的。常见的幽默方式主要有黑色幽默、冷幽默、白色幽默、捷克式幽默、无厘头等等。
幽默是被大家接受的完美表达方式之一，大家都喜欢和具备幽默感的人交流。心理学家指出：以幽默的方式传达一个信息，会比用普通的方式更能让接受者快速而深刻地对信息产生反馈，并留下深刻的记忆。而如何以最恰当的方式表达，这也正是幽默区别于“滑稽”和“搞笑”之处。相对于这两者幽默显得更生活但也更难恰当表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幽默就是一门哲学。研究的幽默理念设计不是一种哗众取宠或形式主义，而是一种具有艺术特质和特殊视角的设计态度。
二、 构成幽默的三个因素
作为一种精神现象，要构成幽默，必须包括三个方面：氛围，方式和心力。
（一） 氛围
所谓氛围，在艺术作品中，就是一种风格；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种气氛格调。所以，我们在用幽默理念进行设计创作的时候，同样要使消费者感受到这种情趣和氛围。
（二） 方式
既然幽默是一种氛围，那么，这种氛围必须要有一定的方式来加以体现，就要有与之相对应的结构方式和一定材料与手段的使用。在主体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表达方式所造成的效果是会有差别的，可能是幽默的，也可能是不幽默的。
（三） 心力
幽默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体现在氛围上，由方式来体现，而氛围和方式所体现的则是一种心力。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曾经指出：在真正属于人的范围以外无所谓滑稽。景色可以是美丽、幽雅、庄严、平凡或丑恶，但决不可笑。我们可能会笑一个动物，但那是因为在这个动物的身上，我们看到一种人的态度或表情。 “在真正属于人的范围以外无所谓滑稽。”这句话说得好极了，在属于人的范围以外，更无所谓幽默。幽默的氛围和方式，明显的受到设计师的心理意识的制约。幽默就是设计师创造和表现情趣的一种心力，一种智力（善于幽默）和勇力（敢于幽默），也是一种心灵自由度的结合体。
三、艺术中的幽默
艺术，作为生活精粹的总结，幽默更是成为提升主题的精华。艺术鬼才达利是20世纪超现实主义画派巨匠，其作品总是让人充满惊喜，超现实的表达风格给了他更大的空间来展现想象力。讽刺意味浓重的作品，却选择了以离奇的梦幻与熟悉的幽默这样看似矛盾，却配合亲密无间的方式来表达，为他和他的作品深深地蒙上一层神秘色彩。
而在“幽默主义”的各种形式进入我们的生活领域时，我们的生活便有了更多别样的乐趣。如，摄影、广告、电影、娱乐等。在许多现代设计中，也处处充满了幽默色彩。例如媒体广告，就是我们平时最多能找到幽默的地方。商家们会选择以幽默的方式来宣传他们的产品，原因就是幽默为大众所接受，所喜欢。
因为幽默可以拉近大众与艺术的距离，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许本来艰涩难懂的本意会在瞬间变得有趣而简单起来。美国心理学家Dr.H.True在《Humor Power》中指出，“幽默能引发喜悦，带来欢乐，或以愉快的方式娱人。”幽默性设计即在自由状态下，用诙谐，生动的语言来表达传统和规范的一种创作手法。以嬉戏的态度对待枯燥乏味的规则，具有拿传统和严肃的规范开玩笑的特点，有点玩世不恭。
四、在艺术设计中体现幽默的手法归纳
（一）超常夸张——通过对所要表达的想法或态度局部放大，从而达到强调与惊异的效果。
（二）游戏讽刺——这类手法多数以调侃的方式来表达，使受众会有可笑与无奈的感受。
（三）独特造型——可爱、怪异、概念这些都是在设计中常用的幽默造型。
（四）纯真童趣——以童贞的思想来表达作品，往往能唤起我们童年的有趣回忆。
五、 “幽默主义”设计应用手法分类
（一）具有游戏童趣的“幽默主义服装”。设计师通过俏皮可爱、戏谑怪异的服装造型手法设计服装。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被时尚界戏称疯老头Walter Van Beirendonck（安特卫普六君子之首）2008年设计的秋冬巴黎男装系列。这位胡子大叔不愧为“童话造梦师”，他向我们呈现出一系列幻想世界中的“幽默主义”服装。模特时而戴上虎头帽、时而将鸟笼穿上身，更饰以神秘图案和怪兽头饰搞怪，鲜嫩可爱的撞色，夸张且充满童趣的造型，非常具有欢乐感染力；少了些惊悚和愤世嫉俗，多了些喜感和人见人爱，就像真实的童话一样，为时尚T台增加了不少欢乐。
英国设计师Viviene Westwood 则以夸张，戏剧性的表现手法将街头文化导入高级时装中，产生意味深长、忍俊不禁的幽默效果；设计师Viktor Horsting和Rolf Snoeren 做了几季相对“低调”的服装之后，又在这次的巴黎时装周上将擅长的立体雕塑感设计推向新境界，感觉像是奶酪般带着大“空洞”的礼服裙夺人眼球，让人不禁想起08秋冬那些突出在大衣上的立体夸张字母，一样个性惊艳。“基于信任危机和人人都在剪短裙子，我们决定把舞会薄纱礼服裙切掉，”Snoeren解释说。当然，在这个大多数设计师都回归实穿性设计的时候，还能如此大胆的实践新奇创想实在勇气可嘉。
（二）“幽默主义服装”是运用反讽调侃的方式来表达的，受众会有可笑与无奈的感受，通过幽默的方式达到引人深思的效果。第一个例子也是来自胡子大叔Walter Van Beirendonck的作品“来自未来的遗骸”。反映的是对复活节岛历史的追思，重点研究文明的交往、文明的冲撞与文明的消亡。他独特的幽默感，绝妙的设计方式重新诠释了这个主题，用生动的颜色、大胆的平面图形，创造出一个来自未来、为了未来而创造的文明的遗迹、历史的躯壳。另一个例子就是被业界称为英国时装奇才、先锋艺术（Avant Garde）的接班人的候塞因·卡拉扬 （Hussein Chalayan） 作为John Galliano、Stella McCartney和Alexander McQueen的校友，1993年从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Central St. Martin's School of Art）毕业，因为具有土耳其+塞浦路斯血统且信奉伊斯兰教，至今他的英语仍带着浓重的异乡口音。因此候塞因·卡拉扬敏感于国籍、民族、家庭等政治主题，也并非空穴来风。他在“Between” 这一作品中，几近的模特仅凭穆斯林妇女的黑色长袍掩面，其余的模特身上的长袍，则根据出场次序，依次加长，最后兜头兜脚地包裹住整个身体。完全讽刺了与当今社会所认为的正好相反的，穆斯林妇女的遮蔽不是受压迫，而是通过约束异性的审视，倡导内在的魅力标准而得到解放的理念。
结语：
“幽默主义”存在于生态学和人类发展学等很多学科中。鼓励和推动人们对社会焦点问题的关注。“幽默主义”不单是个性化的时尚产品，更是一种科学发展的、积极健康的、环保自然的、启发灵感的时尚生活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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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重“笑”的审美价值，但一般更重其社会功能。“谈笑”而“解纷”，是古人最为看重的。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当然也有强调“谐笑”的“解纷”之外求得心理平和、缓解心理疲劳的功用的，《笑笑录•序》中便有“平生善愁，居恒郁郁不快，亦赖陶写胸襟”之语。相较而言，明郭子章《谐语•序》中之议更为全面:“顾谐有二:有无益于理乱，无关于名教，而御人口给者，班生所谓口谐倡辩是也;有批龙鳞于谈笑，息蜗争于顷刻，而悟主解纷者，太史公所谓谈言微中是也。”清李渔《闲情偶寄•科诨第五》则提出“科诨”在词曲欣赏中的“醒脑提神”之效。
我国古人对笑的本质机理也有所思考。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卷十六《事部四》中认为，“古今载籍，有可以资解颐者多矣，苛悟其趣，皆禅机。”以“禅机”喻“解颐之趣”的领悟。明人潘之恒《谐史引》的“仁义素张，何妨一弛，郁陶不开，非以涤性”之说又似乎是指“笑”源于内心被压抑的情感的宣泄，颇近西方的宣泄说。《金瓶梅》第七十六回“自古言:‘不亵不笑’”则近于弗洛伊德的分析。明冯梦龙的《广笑府》、《古今谭概》和清陈皋谟的《半庵笑政》都揭示了一个近似不谐说的命题:笑产生于矛盾，可笑性无处不在。如《半庵笑政》中列举的“乡下人着新衣进城拜年”“口吃人相骂”等。《半庵笑政》还探究了笑话的内涵，从笑的内外部规律方面列出“笑品”、“笑候”、“笑资”、“笑友”、“笑忌”等项。我国传统幽默理论不乏对幽默各个方面的思考，但就整体而言，对幽默的社会功能较为看重，而对幽默产生的机理缺乏系统的阐述和深入的理论探讨。
现代意义上的幽默研究
国内的现代意义上的幽默研究，自林语堂1924年创译“幽默”一词以来，近乎走过了一个世纪，而从语言学角度所作的探讨和研究则应该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幽默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范围逐步拓宽，研究内容日渐丰富。幽默基本理论、流派、规律和幽默发展史等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国内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幽默研究主要分别集中于修辞学研究方面。胡范铸的《幽默语言学》和谭达人的《幽默与言语幽默》可为代表作。两者都分析了一些非常典型的幽默辞格，他们对幽默的修辞结构和技巧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但对它的深层特征以及所有幽默共有的普遍特征重视不够，基本上把幽默看作语言使用中的修辞方式，而忽视对幽默内部原理及其产生动因和过程的考察，同时对幽默相关的语境因素、主客体因素重视不够。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修辞学理论在幽默言语研究上的局限性。
陈孝英从喜剧美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对什么是幽默，幽默与戏谑、滑稽、噱头、嘲笑、讽刺的区别，中外幽默史的发展沿革，幽默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效果，幽默的语言手段，幽默的社会功能和艺术功能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袁彩虹也从变异修辞的角度分析了幽默效果的达成。张逵和蔡新枝分别从歧义和误解的角度分析了幽默的产生。
本世纪初，随着国外语用研究和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持续升温和深入，国内幽默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外语界对幽默的研究兴趣日显浓厚，一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外国语言学专业的硕士论文以幽默作为研究的题目，博士论文在近几年也开始出现，其中王勤玲、刘乃实、徐立新、黄豪等的论文理论水平较高，对幽默的研究视野开始加宽加深。徐立新参考了前人的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采用Halliday的三个语言元功能以及Nash的三个欣喜原则对幽默语篇进行了三维探索。刘乃实、熊学亮从面子和礼貌原则解释了幽默的产生过程。刘敏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根据“言必行”的观点，对纷繁复杂的“言语致笑”行为的基本共性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王勤玲试图运用语用学的各种理论原则和语义脚本等理论解释了幽默言语的生成、理解、接受和功用，研究视野和范围比较开阔宽泛。刘乃实的研究则相对集中，以篇幅较短、易于操作的笑话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幽默的解读进行形式化的处理，以Attardo等的图论为工具，建构了笑话简式图论模型(RGMJ)，在幽默解读的形式化方面取了一定的进展和突破，为将来更系统的幽默形式化研究工作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借鉴。
高胜林以修辞为主线，以表达和接受为两极对幽默现象进行了分析。黄豪以公众演说幽默为主要话语语料(分析时设定它们是交流中的口头话语)，对言语交流中幽默致笑的一般机制进行了探讨，其实质是对在一定语境制约于说者和听者的共享知识、他们的社会身份、话语主题以及社会元语用因素规范下的意义表达的研究，它从语用学和解释心理学视角对幽默不协调理论的解释，把幽默的致笑机制向前推进了一步，为我们结合当代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理论和传统的幽默理论众多学科，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幽默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徐韵的研究试图从儿童幽默的发生发展出发，揭示幽默与儿童发展的密切关系，从儿童发展教育的角度探讨了儿童的幽默意识和幽默感的培养问题。
项成东则聚焦于等级幽默的认知语用研究。蒋勇，吴颖，娄珍莲，吴琳、徐朝，朱燕等对幽默的语境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大多对语境和幽默言语的关系描述过于笼统，没有对语境的各个层面如何作用于幽默作出足够翔实和全面的分析。王文斌、林波，刘国辉，蒋冰清，管慧慧，余渭深、郭丽，张志江、方碧月等都从不同角度运用概念整合理论对言语幽默进行了探讨，这些探讨深化了我们对于幽默的认知运作的理解，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言语幽默的认知机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但是他们对概念整合的前因后果以及语境作用没有很好地进行阐释，对幽默的解释范围也非常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始，国内对幽默和逻辑的关系产生了兴趣，王建平、陈克守、周敬钊、谭大容等学者主要从一些笑话出发，探讨了幽默中表现出的逻辑智慧，尽管这些研究基本属于逻辑学的研究范畴，对幽默的考察零星而不全面，有些观点还值得商榷(如幽默违背逻辑观)，但是却为我们从传统的形式逻辑角度系统考察幽默奠定了基础。
国内幽默研究的不足
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国内的幽默言语研究还非常薄弱。就其总体而言，无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与西方的幽默研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不论是上个世纪，还是本世纪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引起语言学界充分的关注，幽默研究似乎还没有真正进入大多数语言学者的“法眼”，语言学专门期刊上有关幽默研究的文章非常少见①。翻译引入的国外的幽默言语研究著作也基本阙如。与语言学的其他研究领域(如隐喻)相比较，幽默的研究相对单一化，偏于修辞学、语用学一隅，影响不大。这大致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如上所述，幽默的表现变化多端，与多种学科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所涉层面太广太大，往往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所以很多人尽管对此也感兴趣，却苦于无从着手。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相关文献的欠缺，不排除还有很多人由于对幽默言语的研究现状和前途了解不够或者根本就不了解，或对幽默研究还存有偏见，认为其不过“雕虫小技尔”，似乎在神圣的语言学殿堂上根本没有它的立足之地，这就难怪我们的众多语言学刊物很少发表幽默研究的文章，更不要说设立关于幽默研究的栏目。这与西方的研究现状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如，国际幽默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SocietyforHumorStudies，ISHS)有来自世界各地著名高校的教授，所涉学科有语言、心理、医学、文学、哲学、教育、艺术、宗教、政治以及社会学等，自1987年以来，每年都举行盛大的年会，每次会议都有众多的语言学家参与其中(该刊的首任主编即VictorRaskin，现任主编为SalvatoreAttardo)。《国际幽默研究杂志》(Humor:InternationalJournalofHumorResearch)1988年创刊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20个春秋，一直由著名的MoutondeGruyter出版社出版，定期发行。作为一个跨多学科的学术期刊，它发表了大量的与幽默研究有关的文章，包括理论研究，原创性研究报告，学者争鸣等栏目。不仅如此，西方还有其他很多学术性期刊也陆续刊登了很多幽默研究的学术论文，如2003年国际权威的《语用学杂志》(JournalofPragmaics)专门出版了一季幽默专刊。
另外，可能还有人认为，幽默属于美学或文艺学范畴，不应该纳入语言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凡此种种，导致中国的幽默语言学研究不被重视、声音微弱，现有的研究或集中于修辞格及表面化的语言技巧方面，或限于文体风格的分析，更多的是通俗解读;有的研究更是把幽默的各层次的表现形式与运行机制混为一谈。有的理论探讨没有充足的语料作基础，流于抽象空洞;有的所涉语料严重不足，只用部分类型的语料满足其某一理论“天衣无缝”的解释，围绕理论解释组织语料，而把大量无法解释的幽默语料排除在外。还有的只注重口语或只注重书面语料，而忽视另一类。较少从跨学科的多维视角，综合利用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人类语言学、逻辑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对幽默言语的认知机制进行全面考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
除此之外，国内对幽默言语的应用和实证研究也非常欠缺。比如，近年来我国的传统的语言表演艺术相声持续低迷，而一度火爆的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小品也在不断走下坡路，有的甚至以瞎扯、互骂、无聊、低俗为噱头;大中小学课堂教学语言中幽默和趣味性的缺失，导致学生昏昏欲睡、兴味索然，教学互动失败，教学效率低下也一直是多少年来未能根除的痼疾等等。这里除了文艺创作者和教学工作者本身的原因外，难道与语言研究者毫不相干吗?
一、灵活运用多种幽默
教学幽默艺术在语文教学过程中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以下几种基本类型比较实用。
1.语言幽默。培根说：“善言者必善幽默。”可见幽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语言风格。教学语言幽默包括口头语言幽默和书面语言幽默。口头语言幽默，是指教师授课语言特别是在导语、插语和结语中有意采用妙语警句、双关语、故错、飞白等修辞手段来制造幽默，可收到愉悦谐趣的艺术效果。如有的学生作文往往是文不加点或一逗到底，教师评讲时便上气不接下气地由站着念到红脸弯腰，直到不得不蹲下。在学生善意的笑声中收到了意外的教学效果。书面语言幽默，是指教师在板书或作业评语中运用幽默手段来“幽而默之”，以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如某教师给一个作用“了”字的学生写了这样一段批语：“该用‘了’，你不用‘了’；不该用‘了’，尽是‘了’，你‘了’字用的太多了，希望今后不要滥用‘了’了。”学生看到老师的“了”字批语和自己的“了”字作文相映成趣，欣然接受了老师的批评并改正了自己的缺点。
2.体语幽默。教师在教学中利用幽默化眼神、表情、体态、手势等动作形象来“幽一下默”，以引起学生的注意或沉思。如魏巍《我的老师》中蔡老师用教鞭在孩子们头上晃一下，但并没有打下去，孩子们笑了，魏巍多年还铭刻在心，可见其感染力之大。
3.巧用笑点法。在教学中根据内容需要，精心设计或引用幽默谐趣的典故插曲，即可达到内容与笑典相映成趣的效果。如有位教师讲《捕蛇者说》，讲至最后一句“故为之说，以俟观人风者得焉”，让学生看课文底下对“人风”的注释：“人风”，应作“民风”，唐朝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民”字改用“人”字。为了加深学生对“忌讳”的理解，教师便着意夹叙了一个笑话：我国古代对于地位每一个字都不能念出口，谓之“忌讳”。五代时有个大官叫冯道，《籍川笑林》曾记载冯道的门客讲老子《道德经》的故事。《道德经》开卷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门客因讳冯道之名不敢读出“道”字来，只得念：“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这一个笑话的运用，不仅使学生加深了对“忌讳”这一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而且对课堂气氛的活跃或调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借题发挥法。教师在教学时就某一问题暂停其本义的顺向推进，而旁逸斜出做横向联系，借此题而发挥彼意，也能构成别有意味的幽默。如鲁迅先生很推崇国外一些写得出色的文艺理论书，在阐述问题时“往往夹杂着闲话或笑话，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鲁迅先生在课堂教学中也常常运用这一方法。他讲《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的时候，讲到《西南荒经》上说有一种什么“讹兽”，人吃了就要说谎话。这时他很自然地插上一段生动的问路故事。说是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有人走到岔路口向人问路，谁知甲说向东、乙说向南、丙说向西，三个人回答了三个方向，这真个叫你啼笑皆非。在这段活灵活现的讲述之后，鲁迅先生幽默地来了一句:“大约他们都食过讹兽吧！”于是哄堂大笑。看来这是一段闲话，但是闲话不闲，在这里鲁迅先生借“讹兽”之题对旧中国的一种恶劣的社会现象进行了辛辣的抨击。学生们在哄然的笑声中，既加深了对“讹兽”的理解，又接受了严肃的思想教育，并且确实“感到格外的兴趣”，精神振奋，要往下听。
二、善于开发各种幽默源
教师的教学幽默艺术能力与幽默兴趣是呈良性循环的，而幽默兴趣表现为对一切幽默源的敏感上。一般说来，教学幽默源有以下几种：
①生活中的幽默。如教师身上存在的、学生身上存在的、周围其他人身上的及社会日常生活中的“趣闻轶事”、俏皮话等。对于这些“活”的幽默源，教师需独具慧眼，善于发现。
②艺术中的幽默。像各种幽默艺术作品，诸如笑话、幽默、漫画、喜剧相声、名言警句、歇后语、绕口令、打油诗、滑稽小品、趣联、顺口溜、快板书、哑剧、诙谐曲、谜语、文字游戏等，有时顺手拈来便可获得良好的幽默效果。
③教材中的幽默。这是教学幽默的“富矿”所在。现行教材中存在着许多可以利用的绝妙的幽默素材，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唐・吉诃德的与风车大战、奥楚米洛夫的“变色”、泼留希金的“守财”等，令人忍俊不禁，终身难忘；又如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莫泊桑的《项链》以及吴敬梓的《范进中举》、李宝嘉的《制台见洋人》、单口相声《连升三级》和鲁迅的一些杂文等，都能使我们在笑声中领悟到深刻的内涵。教材中的幽默需要教师尽心地注意与体会，独具慧眼，善于发现，并引导学生去品味。教学内容的幽默因素最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
跨文化交际（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社会语言学家Dwell Hymes 提出的，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际——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 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他认为，交际能力不仅包括对一种语言的语言形式的理解和掌握，而且还包括对在何时何地、以什么方式对谁恰当使用语言形式进行交际的知识体系的理解和掌握。而幽默作为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蕴喻特定的文化内涵。对中西方幽默的跨文化研究，能使人们能更好的掌握其文化内涵，正确理解幽默语言，顺利实现跨文化交际。
一、 中西方幽默的溯源
幽默（Humour）一词来源于拉丁文“humor”，它在古希腊是一个生理学术语，是指“体液”。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认为，人的健康及不同的气质类型取决于人体内四种体液的混比例。气质学说在古希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影响甚大。因此，“humor”的原意是人体内四种体液的比例所决定的人的思想上、体质、习惯上的倾向、气质、脾性、或一时的心里、情绪。第一个把幽默引入美学领域的是英国著名的戏剧家本. 琼生。17世纪末，幽默开始具备了现在的含义；18世纪，以幽默为美学特征的戏剧、小说、诗歌、散文和以幽默为创作风格的文学家、艺术家已屡见不鲜。当幽默作为美学范畴流行全球的时候，便成为一种智慧与美感的象征。
首次把幽默引入中国的是林语堂先生。“幽默”虽然是外来词，但中国人民的幽默感却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我国古代的诸子寓言、民间笑话无不包含着幽深的哲理，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劳动人民的巧智奇思，成为民族幽默感的佐证，如春秋时期的孔子、汉代的东方朔、近代的林语堂先生、钱钟书先生和鲁迅先生等的作品中都充满了幽默的智慧和精神。
二、 中西方幽默的不同原因
中西方幽默的不同原因主要是因为中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诸多方面的不同引起的。中国人是典型的旨在求安足的内倾型大陆农耕文化，形成了大写意式的发散性思维，守礼而含蓄；而西方人则是唯求富强的外倾型海洋商业文化，形成了工笔素描式的直线性思维，随性而张扬，都是各自文化的投影。中国在这种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文化氛围中，便形成了一种“尚让不尚争，尚退不尚动”的思维定势。由于这种文化上的思维定势，便形成了重直观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定势及方式决定了幽默是以直观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如为了说帮一个人的愚蠢，便着重描写此人说话、做事是如何蠢，使人在读过后，能马上直观地得出结论。而西方文化属于外倾型的海洋文化，主张创新。因而西方人形成了重创造的思辨型思维。在幽默中，就体现为利用克制陈述的表现手法，让人们在阅读幽默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理解曲言，来理解幽默本身。中西方幽默在许多方面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但人们对幽默的喜爱和认同却惊人的相似。
三、 中西方幽默的跨文化对比的特征
总体说幽默不仅是文化的载体，更是不同民族文化的体现，两种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方幽默的诠释和运用也不相同。中西方幽默在不同的文化体系的滋养下形成了风格迥异的特征。西方幽默的底蕴深厚，有句话可以将这种情况解释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可以不做个优秀的人，但绝对不可以做个不懂幽默的人。西方幽默大多充满智慧，含蓄而有思想，懂得自嘲，善于用自嘲的方法展示幽默，同时博取对方的亲切感。相比而言，幽默文化在中国的发展是比较慢的。中国经历几千年封建体制，人的思想自我约束感很强，顾虑太多，与人交往中更希望展示完美自我，难以自嘲。所以，幽默也是多为针对第三方，简单而直接的多。因此，中西方幽默也就具有了不同的特征。
1. 幽默的内容和功用不同
a. 主题
幽默是人类的一种审美追求，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首先在其主题和内容上折射出本民族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理念。中国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根深蒂固，人们谈“性”色变，因此，东方传统幽默中性主题是。而西方幽默中这类主题却占很大比例。
b. 社会功能
幽默按其社会功能划分为：否定性幽默（属批判性的，对生活中的缺点和反面现象加以否定）、肯定性幽默（对生活中的优点和正面现象予以肯定）和纯幽默（既不包含肯定，也不包含否定，它只是对日常现象进行富于情趣的反映）。
欧美各国的幽默中单纯娱乐性的纯幽默比重很大，这是幽默从萌芽状态时起便形成的一个鲜明的特征。而中国幽默似乎肩负着更沉重的历史使命——针砭时弊。纵观流传至今的几百段传统相声，讽刺段子占绝大多数。
2. 对技巧和分寸的把握不同
a. 表现手法
幽默的民族特色在艺术手法上的表现远不如主题内容那样明晰。它往往根植于一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表现的也十分隐蔽、微妙。
中国幽默刻意追求一贯到底、层层递进的情趣性。最能显示中国人幽默文化底蕴的幽默形式莫过于相声。相声的四个环节（垫话、瓢把儿、正话和底）对应了幽默结构的四部分。相声从头至尾包含多个“包袱”，使听众始终怀着浓厚的兴趣，从紧张的期待走向缓和的满足，然后又跨向新的期待和新的满足。
而欧美的幽默小品往往只有一个“包袱”（悬念），喜剧中“包袱”更多一些，但由于喜剧的完整性、连贯性和情节性的要求，运用“包袱”的限制很多。相声则不然，尽管它有一定的情节主线，但从不为死守情节的需要而放弃使用“包袱”的机会；相反，有时还以“包袱”为媒介。巧妙地从一个情节跳跃到与之毫无关联的另一个情节。
b. 对含蓄的把握
【关键词】高中历史 幽默教学 方法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进一步实施，高中历史教学课程中，学生是否获得情感体验，课堂教学是否具有吸引力，逐渐成为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主要关注点。而实践证明，在高中历史课堂中合理的利用教学幽默，不仅可以给枯燥、沉闷的历史课堂带来乐趣，而且还能启发学生的思考。就连著名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都说过“幽默是风趣和智慧的展现”。所以说在高中历史课堂中合理的利用教学幽默，就显得至关重要。
所谓历史课堂教学幽默艺术，是指将幽默运用于历史课堂教学中，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提高教学艺术效果和水平的活动。高中历史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适当的运用幽默，可以有效活跃课堂气氛，和谐师生关系，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学史的兴趣，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开启学生心智，优化学生个性，以更好的组织课堂教学活动，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转变教学方式，开发教学资源
实现高中历史课的幽默教学，需要师生的共同努力，引发学生的共鸣。在历史课堂上，一般都是老师填鸭式的教学，一堂课历史教师从头讲到尾，毫无新意可言。按照新课改的要求，高中历史课堂要转变教学方式，开发教学资源。实现幽默教学，需要一定的环境和资源，而学生作为历史课学习的主体，其自身存在着很大的资源优势。利用所学历史知识，教师可以整合有效资源，编排一些历史话剧、历史小品等，实现课堂的趣味性、知识性与能力的有效培养。
如在讲到三国相关的知识时，历史教师可以根据教材的内容，设置角色，让学生通过小品表演的方式，了解三国时期的相关历史知识，如通过刘备、曹操、孙权（都为学生扮演）的对话，了解各个国家的历史及最后的结局，这样学生可以通过一些幽默的语言或者体态语，向其他学生展示课堂知识，这样就会让学生在幽默宽松的环境下学习，学习效果自然也就高了。在这个历史课堂，教师为了更方便的让学生轻松记忆，也可以采取有效的记忆方法，如谐音记忆法。谐音记忆可以让学生在获得快乐的同时记住历史知识，简化繁琐抽象的历史内容，如为了让学生记住三国时期的三国名称，老师可以告诉学生采用谐音记忆法，把吴、蜀、魏三国记忆成无所畏，这样让学生在快乐中记忆，体现幽默的价值。
二、运用漫画实现幽默
漫画与幽默有许多相似之处，幽默通常可以借助漫画这种形式表现出来。利用漫画的视觉效果，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兴趣，产生愉悦的情绪，并引发深层的思考。如讲晚清时期西方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分布情况时，可以向学生展示课本上的漫画“时局图”，通过形象的比喻引导学生把握当时各个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讲时，也可用书中的漫画：“一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猪肥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口，足够吃半年。”等等，同学们兴致勃勃地观察，很快发掘出了漫画中的寓意：中的浮夸风。利用漫画，寓教于乐，事半功倍。
三、展现教学魅力，利用幽默授课方法
高中历史课堂，一定打破沉寂，有效利用各种教学方法，实现课堂的幽默教学，这就需要教师努力钻研知识，学习课堂幽默教学艺术，实现课堂的灵动性和知识性的整合，展现高中历史课堂的教学魅力。在教学中，历史教师可以根据课堂内容的不同，采用适当的幽默教学方法，如有意曲解法、古为今用法、对比反差法、虚拟假设法、漫画激趣法、词语谐音法等等。
四、要注意幽默是为教育教学目的服务的
课堂教学中使用幽默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所采用的一种教学手段，不是教学的目的。因此，幽默不能滥用，生搬硬套，节外生枝，为幽默而幽默。心理学家曾请两位教师分别给一批学生讲课，一位教师满堂诙谐，一位教师“亦庄亦谐”。听课后，要求学生们分别指出两位教师的特点，大多数学生对前者的评价是“有趣”，对后者的评价是“有水平”。
由此可见，课堂教学中幽默的穿插利用不宜太多，诚如老舍所说：“到了幽默论斤卖的时候，讨厌是必不可少的。”幽默的使用要服从于教学内容的需要，宜含不宜露，宜淡不宜浓，弄得开怀大笑，效果并不见得好，要坚持为完成教学任务而服务，绝不可把课堂教学搞成教师的幽默表演。
只要我们在教育教学中做有心人，运用新的教学观念，采用多媒体教学，幽默的比喻教学法，改进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引导他们体验感悟美的生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就能达到激发学生创造美的目的，和无穷的力量就能培养出高素质的适合社会发展的合格人才。
总之，随着新课改形势下以学生为本的人文教育理念的不断推广，要求每一位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善于运用各种教学艺术有效组织课堂教学活动。幽默艺术就是一种组织教学活动的有效手段，只要努力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情境等方面去寻求契机，恰当把握和运用好幽默艺术，把教学中的情趣和理趣有机结合起来，就一定会使教学幽默艺术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学习历史知识，使课堂教学获得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骆美菊.浅谈教学幽默在历史课堂中的运用[J].青春岁月，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