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中国范文

安全中国篇1

2月9日，刚刚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对美国的网络安全状况展开为期60天的全面评估，以检查联邦政府部门保护机密信息和数据的措施。其实，早在他竞选期间就一直强调网络安全对美国的重要性，其甚至将来自网络空间的威胁等同于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对美国的威胁。

奥巴马并非危言耸听。信息技术的全面发展和网络社会到来，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推动力的同时，也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的安全观念，并使国家安全面临诸多新的挑战。一方面，信息的争夺日益激烈，控制信息权成为一个国家新的战略制高点；另一方面，计算机病毒和黑客攻击等大量信息时代的衍生物，对信息化程度较高的银行、交通、医疗、通信、电力甚至政府安全等重要国家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新威胁。

信息化本应推动国家经济的增长、综合国力的提升，但面对种种安全问题竟然陷入了一个稍显尴尬的局面，这着实值得思考。当信息化成为全人类发展的趋势时，如何实施信息化、如何在信息化过程中保护好国家信息安全，就成为最为重要的议题这一。

六十年一个轮回。信息化武装的人民军队对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鼓舞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有着前所未有的意义――国家的安全，由我们自己保护；同样，国家信息安全，也由民族产业来保护。

综合国力的后盾

在信息时代，信息洪流正在冲破传统守旧的硬壳、解体工业社会的结构体系，塑造信息时代的产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意识形态。而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则为信息流动提供了新的空间与渠道，并加快了信息的流动，使信息成为支撑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的重要战略资源和力量基础。这样，防止黑客、病毒通过网络渠道侵入信息系统，或者保护国家机密不从网络外泄，成了维护国家信息安全必不可少的一环。

安全是一个国家彰显综合国力的后盾。网络的发展促使信息安全直接或间接决定了国家安全的其它形式。由于网络是信息的重要载体，信息安全亦如网络一样，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向政治、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其它国家安全形式渗透，给国家安全观赋予全新的内涵：无信息安全便无一切安全。

在政治领域，网络的发展使世界格局的历史位移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保持同步，以致信息安全直接影响政治安全。通过信息技术，部分黑客可以轻易地侵入到他国政府或其他国家机关网站，获取相关政治经济情报，或者通过病毒手段，把入侵对象破坏殆尽。2000年2月初，美国多家著名网站遭到黑客攻击，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超过10亿美元；2005年6月，美国最大信用卡公司之一万事达公司众多用户的银行资料被黑客窃取，酿成大规模信用卡用户信息泄密案；今年7月7日下午到8日，美国白宫、国防部等主要机构，韩国青瓦台、国防部、国情院等政府机构网站不断遭受“DDoS攻击”，这些机构的网站一度无法打开，或打开速度极慢。

在经济领域，信息已经成为最活跃的因素。如果没有可靠的经济信息，政府将无法就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做出适时、适当的决策，很难就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适当的宏观调控；企业将无法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竞争优势。而网络恰好是能及时、全面、准确的提供各类信息的重要工具。石油石化、交通电力、金融系统等国家经济命脉对于网络的依赖越来越深，网络安全将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正如硬币有两面，信息的自由流通加速了不安全因素在互联网上的流动，非法链接、垃圾插件极有可能破坏网站自身的内部秩序，甚至有些黑客盯上了走上信息化道路但自身防范力量比较弱的中小企业网站，定期向其“投放”病毒，以达到窃取情报或者敛财目的。

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网络安全组组长王渝次司长说：“信息安全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信息化发展中必须面对的经常性问题，它不仅给一个国家的信息化进程带来现实的挑战，而且也给国家与国家之间带来新的制约关系，为各国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解决国际间的问题提供了可能。”因此，信息安全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构建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刻不容缓。

信息安全自卫

2009年5月29日美国东部时间11点，奥巴马总统发表演说，宣布将设立总统“信息安全协调官”一职，负责协调处理全美所有涉及信息安全的相关事务，就在当天，美国政府还了《网络空间政策评估报告》。

奥巴马全面阐述了美国的信息安全新政策。新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白宫设立信息安全协调办公室，以负责统筹和协调政府的信息安全政策。虽然奥巴马政府并没有透露相关安全设备的采购事宜，但从这一系列政策的颁布和实施不难看出，美国对于本国的信息安全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其断然不会轻易采用“舶来品”。2005年，联想并购IBM的PC生产部门，这项收购只是涉及普通个人PC的生产，并没有任何核心技术的交易，但就是这项交易，仍然受到了美国国土安全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司法部等多个部门漫长的调查、辩论、取证，并在联想做出重大让步后才批准此项交易。

美国之外，俄罗斯对国家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高，并将信息网络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建立了完善的信息保护国家系统，采取不断完善网络信息安全立法、建立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等措施维护国家的信息安全。在经济领域，俄罗斯联邦政府在保障财政信贷和银行领域信息安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央银行系统积极推广使用有安全保护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而且，俄罗斯更是规定了严格的杀毒软件采购规定，国外品牌被完全排除在外。为彰显对信息安全的重视，俄罗斯联邦今年把国家科技奖颁发给了本国信息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卡巴斯基实验室创始人兼CEO尤金卡巴斯基，以肯定其在信息安全领域的不懈努力。

中国在信息安全保护上也不遗余力。《2006－2020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的颁布，足见我国政府对信息安全重视。民族安全软件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我国信息安全保护加足了马力。瑞星、江民等国产杀毒软件与洋品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从核心引擎到数据库，完全采用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但这些年轻的品牌存在类似的困扰：他们在国内面临洋品牌近乎倾销性的竞争，在国外面临极大的政策性壁垒。尽管我国多次强调保护民族产业，但在实际执行中并未给国产安全品牌太多的倾斜，在一些核心行业的竞标中，国外的诺顿、卡巴斯基等品牌，仍然会以较高价格获胜。

民族软件崛起

1989年，国内媒体开始对计算机病毒大规模的关注，并首次界定了病毒的含义。1992年前后，市面上开始流行防病毒卡，各种防病毒卡多达五六十种，瑞星是防病毒卡中的翘楚。1998年CIH病毒的爆发，其破坏硬件的能力更使计算机病毒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瑞星杀毒软件以彻底清除CIH迅速占领了国内市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安全市场，几乎被瑞星、江民等国产品牌所垄断。

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人们的生活质量，但另一方面，我们正面临更加严峻的信息安全形势――针对网络银行、虚拟货币的信息安全事件迅速增多，流氓软件的传播不断更新，入侵他人系统者有恃无恐，黑客等违法犯罪行为有进一步利益化、集团化。安全困惑在为各行各业拉响安全警报的同时，对中国的安全软件产业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但同时也赋予了这个产业新的机遇。

这种机会首先来自于国家机构和企业级用户。2000年之前，所有的中国企业使用的都是国外杀毒产品，信息安全受制于人。直到2000年，瑞星开始做企业产品，中国企业用户才开始真正摆脱对国外杀毒软件的依赖，更为自主的选择安全产品和服务。近日，中央政府采购网公布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瑞星防毒墙服务续购采购项目，包括为期一年的软硬件产品和服务。

企业用户、政府机构的信息安全，在整个国家信息安全中有着支柱性的作用，在这其中，国产品牌安全产品成为核心中的核心。与操作系统、硬件等产品不同，杀毒软件非常容易通过升级，添加各种各样的功能，实现对客户端存储信息的监测。例如，专家在对某国外杀毒软件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在升级后，会将不明数据发送到国外服务器。如果该软件被安装到政府办公电脑上，那其带来的危险将不可设想。

此类信息安全攻击早有先例，在海湾战争之前，美国情报部门就把带有“特洛伊木马”植入伊拉克购买的国外打印机，战争中通过无线网络远程激活，使得伊拉克的指挥系统彻底瘫痪，给伊军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相比外来产品，民族软件更适合保护国家机密。

不同的企业及客户必然要求安全产品的细分，尤其对于特殊行业而言。比如说，针对军方，江民科技就推出了江民杀毒套装军方专用版，瑞星为公安部量体裁衣，主推公安部专用版，专用版更有针对性的保护特殊机构的信息安全，并尽可能把安全隐患降到最低。但针对金融产业，仅仅是安全软件厂商还是不够的，银行本身必须开发相应的安全服务予以配合，比如中国工商银行提供的U盾、电子口令卡以及其他一系列安全控件。安全升级进行时

瑞星安全专家指出：病毒的发展呈两个趋势。第一，一种病毒会有非常多的变种，病毒数量会急剧膨胀，这会给整个行业带来病毒库过度增长、对新病毒反应变慢等影响；第二，病毒开始商业化。由于网上虚拟财产越来越多，帐号、装备、网上银行的密码，都和财产直接挂钩，病毒或者木马的制作者们开始盯上这些财产，以谋取私利。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随时随地接入互联网的可能，以及智能终端种类的多样化，让安全隐患更加突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约1.95亿网民上网时遇到过病毒和木马的攻击，1.1亿网民遇到过账号或密码被盗的问题，其中不乏智能手机、UMPC、上网本等用户。

如何让软件“瘦身”并不影响病毒库的增值与更新?或许，云安全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云安全模式与传统杀毒方式的最大不同在于从杀毒转变为防毒。针对于上网本或者更小型智能终端的杀毒软件就是云安全模式的体现。云安全似乎已成为了一种趋势，瑞星、趋势科技、金山等都推出了云安全解决方案。在云安全体系的支撑下，瑞星开发的2009新品，每天拦截数百万次木马攻击，其中1月8日更是达到了765万余次。

然而，云安全在提高杀毒软件杀毒能力的同时，也会给用户带来极大的信息泄露隐患。云安全技术会收集用户机器上的安全威胁信息，如病毒样本、注册表项等，并发送到统一的服务器上，目前，卡巴斯基、赛门铁克等国外厂商，在中国都没有病毒处理团队，云安全收集的信息会发送到国外总部。如果这些信息被恶意利用，则其安全风险不堪设想。

安全中国篇2

一、认识发生原点：国家、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

研究“国家安全”，最不能会回避的基本概念首先是“国家”和“国家主权”。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认识。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不同，在这里“国”（state）并不是“家”（family）的放大形式，而是“生活在地球表面特定部分、在法律上组织起来并具有自己政府的人的联合”[1]在这里，人是国家组织的基础单元。

在中世纪，神及君权神授的观念占支配地位。“国”是“家”的集合体，君主是家长的集合和放大，因而，现代国家观念在中世纪难以形成。真正并具有人本意识的国家观念，出现在中世纪欧洲王权衰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如英国的洛克、霍布斯，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潘恩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这样的看法，即：国家是社会个人和社会团体为共存而相互契约的结果；契约是社会每个个人自然权利相互让渡后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最高的表现是人民主权；国家主权是人民主权的外观形式，是一国人民的自然权利的最集中的表现。从自然法的原则中派生出人的许多自然权利，人权是人的自然权利的总和，它包括人的生存权和不妨害他人的发展权。国家主权是社会个人自然权利的集合体，也是全体国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集合体。换言之，全体国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相互依存并作为不可分割的两部分统一于国家主权的概念之中。尽管他们在对国家起源和对主权的认识上有所差异，但他们的上述理论对后来国家观念及作为国际法基础理论的关于“国家基本权利”理论原则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国际法，国家所享有的必需的最为重要的权利是国家基本权利，由于国家享有这些权利才被承认为国家。“哲学上的理论是，国家参加国际社会是基于它们的基本权利得到承认和接受。国家主权的观念的发展增强了这种理论。”[2]

在国际法中，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国家自然权利。由此便引申出国家其他四方面的基本权利：一、独立权；二、平等权；三、自保权；四、对内最高管辖权。这四大权利实际上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独立权和平等权是国家主权的国际存在并发挥相应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最基本的体现；自保权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保证。对内最高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国内体现。这几方面权利缺一不可地支撑着国家主权的完整存在[3].

综上可见，“国家”、“国家主权”是“国家安全”概念发生的认识原点。主权中的“自保权”与由此引申出的“国家安全”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二、认识发展动力：生产力发展“国家安全”概念变化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经历了各种发展阶段，但就其经济形态而言，却只经历过两种形态，即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不管历史怎样发展，社会如何更迭，其经济运动并未超越这两种经济形态。

自然经济是一种以自给自足为动力和核心目标的经济形态。它的主要特征是其生产产品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本身的需要。在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极低下，劳动者通过“损有余而补不足”式的平均分配使人类自身再生产得以延续。自然经济的最显著的优点是其经济活动并不需要过于复杂的劳动和劳动工具。简单的劳动和粗陋的劳动工具与自然对象进行最简单的物质变换，就会产生出人类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其次，自然经济所具有的自给自足的性质，使得这种经济结构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中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极强的生存力，这种能力使世界各民族，尤其是落后民族得以渡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也许正因此，处于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弱小国家利用其地理优势，一次又一次在持久战中拖垮了强国的入侵。

但同时也应看到，自然经济又是一种只具备生存功能而不具备发展功能的经济形态。由于自然经济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自给自足而不是用于交换，是为了获取产品的使用值价而不是价值，因此这种经济很难形成价值积累，其生产的扩大也只是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占有规模的外延扩张，而不是价值积累和扩大。与此相应，整个经济只有在消费与生产保持大体平衡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一旦这种平衡因生产的扩大和财富增加及随之而来的两极分化而打破，这个社会也就随之解体并发生混乱。人类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再到私有制社会的历史演变，其内在规律就是这样。《荷马史诗》所描写的及世界各民族都经历过的“英雄时代”就是这种历史规律的早期反映。

只要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不管其形态如何，就必然有财富及敛财欲的增长。同是聚积起来的财富，但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中，却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同的后果。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天性使其不具备将聚积起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的功能，这使得剩余劳动在商业流通中形成大量货币资本无法为生产领域吸收，当这些货币资本不能有新的投资和增值领域时，它便会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在古代农业国，这种生产资料就主要是耕地）的方式迅速转向生产资料领域，使原来已形成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稳定结合，遭到破坏性解体。不管什么社会形态，当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稳定性遭到破坏，社会的解体也就随之发生。一部中国古代史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历史：经济繁荣来得愈快，社会动乱来得也就愈快。动乱造成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破坏，破坏使生产和消费再次回到其最原始的即一无所有的起点。

无疑，正是自然经济才使人类存在得以保障；同时也正因如此人类发展受到束缚。自给自足，特别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经济天然具有的排斥发展的特性，使经济的发展异化为破坏小农业自身的手段[4].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国家力量表现为国家对产品使用价值而不是对价值的占有量，其经济量的扩张──在农业国度中──也主要表现为土地和人口（劳力）的外延扩张。不断扩张陆权（而不是扩张海权）和不断扩张土地以使失去土地的农民再次获得土地，这是自然经济条件下避免整个社会内乱的主要方式，由此产生的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必然是以重生存轻发展的认识；由此引发的对国家──特别是农业国家──主权及自保权的认识也多局限在防止属于自己的使用价值即土地、人口等而不是价值及其商贸运输线不受侵犯的方面。

取代自然经济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早起源于一般意义上的物物交换“市场”。不管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也不管什么样的经济形态，也不管什么地域发生的生产力，它们都不可能生产出劳动者所需的一切，这样便产生了人类最初的交换和由此产生的最原始的“市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产品有了剩余，市场交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此便发展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有了货币，便有了通过交换致富的可能，于是便发展出专门经营商品的商业活动。但这时的商业行为，还不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这时的市场也不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它" 们只是自然经济并附属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目的的经济行为。然而，随着交换及由此获取的财富进一步扩大，商人的力量也随之扩大。手握巨大财富的商人便开始根据市场需求，将手中单纯为了生息的货币反转过来投资新的产业，将原来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改变为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的活动。随着这样的活动获利增多，社会经济便由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便转为商品生产，投入生产过程中的货币便转为资本。

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特定阶段。与自然经济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将发展纳入其经济活动的目标，原来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的稳定结合被资本分裂开来；市场竞争使生产的目标从原先只为生产者自身需求转移到为国内，继而为国际市场的需求。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市场和投资的多样性。在市场竞争中，谁先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谁也就获取更丰厚的利润；谁能赢得更多的利润，谁也就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自然经济相比正好相反。自然经济中生产的扩大表现为对使用价值的占有量的扩大，市场经济中生产发展则表现为对价值的占有量的扩大；在自然经济中生存是发展的绝对前提；而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则是发展的相对前提。在前者，国家生存系数高低是衡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在后者，国家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更是考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

当国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后，利润成了企业追求的绝对目标。为此，较早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最初往往是通过最大限度压低国内消费来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结果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为了实现在不降低利润率的前提下缓和国内矛盾的目的，这些国家便开始向外扩张。“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内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世界性的消费需求，给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带来巨大的发展。民族经济的发展将因此日益依赖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于是，世界市场──而不仅仅是国内市场──也就成了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必要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就成了一个与发展相联系的世界性的概念；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就从传统的“保家卫国”即从保卫国家本土生存的概念，转变为保卫国家世界性发展的概念。

三、认识的异化：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霸权与国家安全

自从资本登上历史舞台，世界就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资本先把本来在自然经济中统为一体的国内生产和消费，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并通过压低国内消费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国内消费被压低到劳动力不能维持自身再生产的正常水平，从而由此产生的国内矛盾已不可调和的时候，资本就开始追求海外市场，并用从海外获得的大量利润回流，缓解国内矛盾。与此同时，世界也就开始了资本的全球化进程。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为避免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便要不断地创造可获高额利润的海外市场。这样世界便分为资本中心地区和资本地区。地区在遭到外来资本冲击并为资本中心地区提供利润回流的进程中不可避免要给这一地区带来市场经济的新因素；新因素会造成新的革命即市场经济需要的民族民主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市场化改革运动。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英国是资本主义最初的中心。但最先品尝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是今天已进入七国集团的法国。

安全中国篇3

一、认识发生原点：国家、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

研究“国家安全”，最不能会回避的基本概念首先是“国家”和“国家主权”。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认识。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不同，在这里“国”（state）并不是“家”（family）的放大形式，而是“生活在地球表面特定部分、在法律上组织起来并具有自己政府的人的联合”[1]在这里，人是国家组织的基础单元。

在中世纪，神及君权神授的观念占支配地位。“国”是“家”的集合体，君主是家长的集合和放大，因而，现代国家观念在中世纪难以形成。真正并具有人本意识的国家观念，出现在中世纪欧洲王权衰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如英国的洛克、霍布斯，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潘恩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这样的看法，即：国家是社会个人和社会团体为共存而相互契约的结果；契约是社会每个个人自然权利相互让渡后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最高的表现是人民主权；国家主权是人民主权的外观形式，是一国人民的自然权利的最集中的表现。从自然法的原则中派生出人的许多自然权利，****是人的自然权利的总和，它包括人的生存权和不妨害他人的发展权。国家主权是社会个人自然权利的集合体，也是全体国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集合体。换言之，全体国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相互依存并作为不可分割的两部分统一于国家主权的概念之中。尽管他们在对国家起源和对主权的认识上有所差异，但他们的上述理论对后来国家观念及作为国际法基础理论的关于“国家基本权利”理论原则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国际法，国家所享有的必需的最为重要的权利是国家基本权利，由于国家享有这些权利才被承认为国家。“哲学上的理论是，国家参加国际社会是基于它们的基本权利得到承认和接受。国家主权的观念的发展增强了这种理论。”

在国际法中，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国家自然权利。由此便引申出国家其他四方面的基本权利：一、独立权；二、平等权；三、自保权；四、对内最高管辖权。这四大权利实际上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独立权和平等权是国家主权的国际存在并发挥相应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最基本的体现；自保权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保证。对内最高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国内体现。这几方面权利缺一不可地支撑着国家主权的完整存在.

综上可见，“国家”、“国家主权”是“国家安全”概念发生的认识原点。主权中的“自保权”与由此引申出的“国家安全”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二、认识发展动力：生产力发展“国家安全”概念变化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经历了各种发展阶段，但就其经济形态而言，却只经历过两种形态，即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不管历史怎样发展，社会如何更迭，其经济运动并未超越这两种经济形态。

自然经济是一种以自给自足为动力和核心目标的经济形态。它的主要特征是其生产产品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本身的需要。在原始公社时期，生产力极低下，劳动者通过“损有余而补不足”式的平均分配使人类自身再生产得以延续。自然经济的最显着的优点是其经济活动并不需要过于复杂的劳动和劳动工具。简单的劳动和粗陋的劳动工具与自然对象进行最简单的物质变换，就会产生出人类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其次，自然经济所具有的自给自足的性质，使得这种经济结构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中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极强的生存力，这种能力使世界各民族，尤其是落后民族得以渡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也许正因此，处于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弱小国家利用其地理优势，一次又一次在持久战中拖垮了强国的入侵。

但同时也应看到，自然经济又是一种只具备生存功能而不具备发展功能的经济形态。由于自然经济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自给自足而不是用于交换，是为了获取产品的使用值价而不是价值，因此这种经济很难形成价值积累，其生产的扩大也只是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占有规模的外延扩张，而不是价值积累和扩大。与此相应，整个经济只有在消费与生产保持大体平衡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一旦这种平衡因生产的扩大和财富增加及随之而来的两极分化而打破，这个社会也就随之解体并发生混乱。人类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再到私有制社会的历史演变，其内在规律就是这样。《荷马史诗》所描写的及世界各民族都经历过的“英雄时代”就是这种历史规律的早期反映。

只要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不管其形态如何，就必然有财富及敛财欲的增长。同是聚积起来的财富，但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中，却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同的后果。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天性使其不具备将聚积起来的财富转化为资本的功能，这使得剩余劳动在商业流通中形成大量货币资本无法为生产领域吸收，当这些货币资本不能有新的投资和增值领域时，它便会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在古代农业国，这种生产资料就主要是耕地）的方式迅速转向生产资料领域，使原来已形成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稳定结合，遭到破坏性解体。不管什么社会形态，当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稳定性遭到破坏，社会的解体也就随之发生。一部中国古代史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历史：经济繁荣来得愈快，社会动乱来得也就愈快。动乱造成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破坏，破坏使生产和消费再次回到其最原始的即一无所有的起点。

无疑，正是自然经济才使人类存在得以保障；同时也正因如此人类发展受到束缚。自给自足，特别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经济天然具有的排斥发展的特性，使经济的发展异化为破坏小农业自身的手段.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国家力量表现为国家对产品使用价值而不是对价值的占有量，其经济量的扩张──在农业国度中──也主要表现为土地和人口（劳力）的外延扩张。不断扩张陆权（而不是扩张海权）和不断扩张土地以使失去土地的农民再次获得土地，这是自然经济条件下避免整个社会内乱的主要方式，由此产生的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必然是以重生存轻发展的认识；由此引发的对国家──特别是农业国家──主权及自保权的认识也多局限在防止属于自己的使用价值即土地、人口等而不是价值及其商贸运输线不受侵犯的方面。

取代自然经济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早起源于一般意义上的物物交换“市场”。不管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也不管什么样的经济形态，也不管什么地域发生的生产力，它们都不可能生产出劳动者所需的一切，这样便产生了人类最初的交换和由此产生的最原始的“市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产品有了剩余，市场交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此便发展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有了货币，便有了通过交换致富的可能，于是便发展出专门经营商品的商业活动。但这时的商业行为，还不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这时的市场也不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它们只是自然经济并附属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目的的经济行为。然而，随着交换及由此获取的财富进一步扩大，商人的力量也随之扩大。手握巨大财富的商人便开始根据市场需求，将手中单纯为了生息的货币反转过来投资新的产业，将原来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改变为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的活动。随着这样的活动获利增多，社会经济便由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便转为商品生产，投入生产过程中的货币便转为资本。

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特定阶段。与自然经济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将发展纳入其经济活动的目标，原来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的稳定结合被资本分裂开来；市场竞争使生产的目标从原先只为生产者自身需求转移到为国内，继而为国际市场的需求。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市场和投资的多样性。在市场竞争中，谁先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谁也就获取更丰厚的利润；谁能赢得更多的利润，谁也就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市场经济的规则，与自然经济相比正好相反。自然经济中生产的扩大表现为对使用价值的占有量的扩大，市场经济中生产发展则表现为对价值的占有量的扩大；在自然经济中生存是发展的绝对前提；而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则是发展的相对前提。在前者，国家生存系数高低是衡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在后者，国家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更是考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

当国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后，利润成了企业追求的绝对目标。为此，较早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最初往往是通过最大限度压低国内消费来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结果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为了实现在不降低利润率的前提下缓和国内矛盾的目的，这些国家便开始向外扩张。“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内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世界性的消费需求，给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带来巨大的发展。民族经济的发展将因此日益依赖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于是，世界市场──而不仅仅是国内市场──也就成了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必要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就成了一个与发展相联系的世界性的概念；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就从传统的“保家卫国”即从保卫国家本土生存的概念，转变为保卫国家世界性发展的概念。

三、认识的异化：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霸权与国家安全

自从资本登上历史舞台，世界就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资本先把本来在自然经济中统为一体的国内生产和消费，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并通过压低国内消费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国内消费被压低到劳动力不能维持自身再生产的正常水平，从而由此产生的国内矛盾已不可调和的时候，资本就开始追求海外市场，并用从海外获得的大量利润回流，缓解国内矛盾。与此同时，世界也就开始了资本的全球化进程。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为避免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便要不断地创造可获高额利润的海外市场。这样世界便分为资本中心地区和资本地区。地区在遭到外来资本冲击并为资本中心地区提供利润回流的进程中不可避免要给这一地区带来市场经济的新因素；新因素会造成新的革命即市场经济需要的民族民主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市场化改革运动。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英国是资本主义最初的中心。但最先品尝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是今天已进入七国集团的法国。

中世纪的法国借助由地中海到北欧的过境贸易中产生的大量商业资本的增加，而不主要是像英国那样由根植于本国的商品生产的增长在欧洲较早发迹。与中国春秋时期的井田制的解体一样，大量游离于生产之外的商业资本较早和超量出现，使法国庄园经济较早解体，庄园农奴和土地较早分离。商业资本增长进一步导致劳动力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分离速度加快。与英国正好相反而与中国战国时期和后来的太平天国时期的情形近似，由于当时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非常脆弱以至不足以吸收大量游离于生产领域之外的货币资本和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便从农村流入城市并成为社会动荡的源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兴起使从地中海经法国通向北欧的商路中断，过境贸易锐减使法国出现萧条。此时英国正处上升时期，法国的政治家试图仿效英国，希望通过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振兴法国。他们天真地认为，用给英国的工业品优惠政策（进口税减20％）的方式换回法国葡萄酒与白兰地在英国畅销，这样法国就可得到振兴。为此，法英1786年签订了《伊甸条约》。出乎法国人所料，法国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总值大大低于英国工业品的总值。经过短期较量，法国工业经济从法英的交换中所获甚微并为此濒于破产。法国人想取消这个条约以制止民族工业的衰落，但为时已晚。三年过后，1789年法国便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即人们常说的“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出现是当时处于相对弱势的法国对强大的资本主义英国及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经济理论的严肃挑战。拿破仑看出法国政治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他用暴力摧毁英国工业品在欧洲大陆市场的同时，又用暴力强行把欧洲农民（也有人称之为“农奴”）从封建庄园中解放出来并使之变为自由的小土地农民，以此为虚弱的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造就了可以为法国资本垄断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尽管拿破仑在1815年滑铁卢战场上失败了，但他为身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不可动摇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827年法国工业生产力比1815年增长一倍。此后，法国便由英国资本的地区跃入资本中心地区，并成为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与英国相对应的新的一极。如果说是英国开辟资本全球化历史的话，那么，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是法国开辟了资本多极化的历史。随着资本全球化进程向世界铺展，德国、美国、日本等在与新旧霸权（英国、法国及西班牙、葡萄牙等）的强力对抗中，相继挤入世界霸权的行列。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自相残杀后，这些国家开始联合并形成排斥处于地区的南方国家发展权利的资本联合中心，以共同主导和垄断世界资源和市场。

安全中国篇4

与人类聚居生活相比，这一名词显然来得太迟太迟了。

“安全社区”的概念是在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第一届事故与伤害预防大会上提出来的，会上通过了《安全社区宣言》。宣言指出：任何人都享有健康和安全的权利。

20多年来，安全社区建设和安全促进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设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大学的“社区安全促进合作中心”受世界卫生组织委托，负责在全球推广安全社区记号，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设立若干“安全社区支持中心”和“安全社区认证中心”，协助和加强计划的推进。

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就安全社区建设，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安全社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中。

这位原开滦集团董事长告诉记者，2002年，在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领导下，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引入安全社区理念，组织力量开展研究与推进工作。

文件显示，2006年1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正式颁布了由协会起草并负责组织实施的《安全社区建设基本要求》标准。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安全生产“十一五”规划》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的《“十一五”安全文化建设纲要》都提出了建设安全社区的任务和目标。2009年1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下发的《关于深入开展安全社区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宣传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由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负责组织开展全国安全社区建设工作。”

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另以“全国安全社区促进中心”名义开展安全社区建设工作。

根据安全社区建设发展的需要，促进中心逐步在国内设立若干全国安全社区地区支持中心作为支持机构，协助促进中心在本地区推进安全社区计划，向本地区开展安全社区建设的单位提供技术支持，促进安全社区在全国均衡发展。目前已成立全国安全社区北京支持中心、上海支持中心、大连支持中心和济南支持中心。

经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第五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同意，民政部于2010年4月批准成立协会安全社区工作委员会。2010年11月召开了协会安全社区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安全社区工作委员会委员。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包括：为全国安全社区的发展战略和重大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围绕全国社区建设的重要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参与组织、起草制修订安全社区相关标准和规范；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促进社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对地区安全社区支持中心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等。

杨中告诉记者，10年来，协会积极推广安全社区理念，开拓交流渠道，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社区安全促进合作中心保持经常性的联系，积极组织并参与国际安全社区网络活动；积极培育有意愿成为国际安全社区网络成员的社区，给予技术指导与支持。2008年12月，协会被命名为全球第12个国际安全社区支持中心，承担中国大陆地区国际安全社区建设的任务。

对于这项工作，杨中并不陌生，他在开滦工作期间，经常下基层，指导、帮助矿工居住区开展创建安全社区活动。

截至目前，已启动和建设全国安全社区累计达到1394个，涉及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山东等19个省、区，占省级行政区的59.4%,覆盖人口1.2亿左右。企业主导型社区有煤炭、石油、石化三个行业。2011年建成命名的全国安全社区62个，累计命名可达300个左右。

目前，中国有46个安全社区被吸纳为国际安全社区网络成员。安全社区建设已由北京、上海、重庆、大连等重点城市、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延伸，扩大了覆盖面。特别是天津、广州、沈阳等大城市和四川、山西、宁夏回族自治区都是整体推进，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安全社区建设进入深入持续、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杨中说，安全社区建设坚持安全发展，立足安全预防，加强了安全生产的基层基础建设，提高了人们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减少了事故和人员伤害，促进了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

安全中国篇5

建国以来，中国的安全环境经历了冷战和冷战后两大时期，而后者又分为冷战后初期（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两个阶段。当前，中国的安全问题已不同于以往：一是传统安全威胁的形式有所变化，“”危险和霸权主义是我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且带有根本性；二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上升，且扑朔迷离，样式和规模都难以把握；三是周边大和平的局面可以维持，但和平下的脆弱安全、甚至不安全状态凸显；四是我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互动关系明显，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的情况较为普遍，处理起来更加棘手，我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突出。

安全风险加大

如果做一个历史性比较，冷战阶段安全环境的基本特点是：总体严峻，局部改善，安全问题相对单一。20世纪90年代安全环境的变化在于：总体改善，局部缓解，安全问题趋于复杂。而21世纪初，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局部趋于严峻，安全风险明显加大。

“局部严峻”主要指的是三个方向：东北亚、中亚和海洋。朝核危机和日本问题是东北亚地区的两大现实难题，对我安全构成一定的现实威胁。未来三年，中亚国家领导人相继进行换届选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志在必得地要将该地区换上自己喜爱的“颜色”。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发生“”以后，中亚国家的政局动荡在所难免，这将对上海合作组织和我西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构成新的挑战。海洋是我在新世纪面临的重要战略课题之一，我在岛礁归属、资源开发、海上通道、海洋划界等诸多领域面临各种问题，而且它们还常常纠缠在一起。我与相关国家围绕上述问题的矛盾和冲突明显增多。

但我国安全的重点仍然是台湾海峡。“”的发展仍然是我安全面临的现实重大威胁。未来三年是台海战与和的关键期，也是我安全环境的高风险期。特别是《国家法》通过以后，美日联手阻挠我统一、干涉我内政的势头明显加强。这对我“遏独、止独”的战略意志、决心和能力都是巨大的考验。

另外，随着中国入世“后过渡期”的结束，中国作为“全球性”国家的特征将更加明显，我所面临的安全环境也将更加错综复杂。主要表现在：一是我与相关国家的政治关系与经济、贸易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会更加突出。如，中日政治关系的好坏会给经贸交往带来更大影响。反之，经贸依赖程度如何也必然影响到政治关系的改善。二是经济贸易纠纷的政治化倾向抬头，一些海外媒体不负责任的恶意炒作，会使本属于个别性的经贸争端演变为政治外交事件。三是海洋权益、资源开发和岛礁之争会更加激烈，其摩擦或冲突的频繁性可能仅次于经济贸易。

国内安全国际化和国际安全国内化的趋势明显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环境的相互依赖将进一步加深，互动关系将更加明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动荡就是明证。中国基本幸免，得益于当时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不高，但却给中国经济安全敲响了警钟。因此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已经不是“他人瓦上霜”的问题，对相关国家的适当援助（如对海啸受灾国家的慷慨解囊），实际上已成为维护我国自身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良性运行、持续增长，中国的国内政策（包括发展战略和军事战略、民族宗教政策、甚至社会制度、人权政策等等）将更多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关注。

同时，一些国内安全问题既涉及内部的安全稳定，也直接影响我与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安全关系。如、问题、民族宗教矛盾、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战略石油储备、涉及生态环境的大型工程项目、东海油气资源开发等等，这些问题已经不单是我国的内政，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与一些国家关系的发展。一方面，使我在处理国际安全问题和外交事务中，来自于国内的压力增大，要求对外安全选择必须顾及国内各阶层和民众的利益，更多考虑社会的反应。另一方面，使我国国内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制约，而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地区稳定和国际社会的承受能力。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

冷战结束以来，我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两类威胁有一个交互上升过程。上世纪90年代初是两类威胁的“平缓期”。这一时期，我传统威胁明显下降，非传统挑战尚未提上日程，两类威胁同处较低水平。9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则是两类威胁“过渡期”。从1995年李登辉访美引发第一次到1999年“两国论”出笼，“”显现，我面临的传统威胁开始回升。与此同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安全第一次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非传统威胁问题正式提上国家战略议程。而进入21世纪以来，则是两类威胁“同时上升期”。执政，两岸关系由法理之争变为统独之争，“”步伐明显加快。同时，2003年蔓延全国乃至近30个国家的非典危机，再次给我们敲响了非传统安全的警钟。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如果非传统安全威胁长期积累，在一定时期内又得不到有效控制和解决，就可能引发传统的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从而威胁到国家总体安全；而传统安全的处理不善，也会使本属于一国内部或两国之间的不稳定因素，跨越国界，通过全球化的放大，成为作用于整个国际社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确保战略机遇期和中国的崛起

21世纪初，我安全环境可能面临两种复杂情况：一是非和平条件下的不安全状态，二是和平条件下的脆弱安全甚至不安全状态。最有可能将我卷入冲突的当属台湾海峡局势的变化，其次是朝鲜半岛问题的恶化。

阎学通教授曾经把和平条件下的安全状态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安全、较安全和不安全，并提出过“和平不等于安全”的看法。就当前来讲，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的，就是我国总体稳定中，潜在威胁有所上升；总体和平局面下，脆弱安全甚至不安全状态有所发展。如在涉及我重大经贸利益、海洋权益、岛礁归属、资源开发、能源和通道安全等问题时，对严重侵害我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不作出适当强硬的反击，将会给我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带来长期、甚至无法挽回的损害。

安全中国篇6

2014年以来，东海和南海的紧张关系都在继续，都有可能出现擦枪走火的局面，相关国家的民众也越来越深入地卷入到相关的争论和判定之中。在中国与东亚国家关系变化的过程中，美国一直是幕后推手。美国正在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局势为自己塑造新的战略优势，与此同时，东亚国家也在利用中美之间有形和无形的竞争而为自己谋利。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正在发生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围绕中国的“崛起”，一种有形或无形的“统一战线”正在形成之中。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样一种局面？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有一种跳出当前的历史眼光，有一种更为长远的大局意识和谋局意识。

首先，中国与东亚国家关系的这种变化，是伴随中国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大国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的一种必然的历史进程。不管中国继续“韬光养晦”，还是积极“有所作为”，这种变化迟早都会发生，中国的回避和谦让只是发挥了延缓的作用，并不会阻止这种局面的来临。

第二，中国的崛起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崛起为世界强国以来最为成功的一次大国的崛起，但中国的崛起又与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崛起所面临的世界形势有着历史性的差异：中国的崛起得益于全球化，也受制于全球化。对比近代以来崛起的其他大国，中国更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局势和地区局势，以使这个有史以来最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能够延续下去，使中国社会能够完整地、不再中断地经历这个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更为复杂和艰难的现代化洗礼。

第三，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安全局势，所遭遇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呈现出复合型的特点，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日益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与社会安全已经难以分开，中国在发展中所遇到的经济困难和社会问题将越来越频繁地被试图制衡中国崛起的国家利用起来，成为牵制中国崛起的有力武器。

面对这样一种愈发具有挑战性的东亚局势，中国既不能畏首畏尾，又不能鲁莽行事，关键要看中国在哪些方面具有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能力。这种能力既可以是军事上的，也可以是经济上的；既可以表现为博弈双方的直接对抗和武装冲突，也可以体现为全社会的发奋努力和众志成城。

中国改变东亚局势的战略精髓在于以自身实力的有机整合破解对方组合中的安全共同体。现在到了精确评估中国软硬实力的时候了。东亚局势的变化目前似乎对我不利，但它却可以为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和强国提供更强大的激励。而改变东亚的安全格局，则是中国摆脱19世纪以来的历史命运，走向世界大国的前提。

（作者为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安全中国篇7

【关键词】食品；安全问题；成因；对策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食品安全问题已变成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伴随着食品加工过程中化学品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新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断涌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因此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当前重大问题。

一、食品安全基本问题阐述

食品安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国内外对食品安全的理解也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大部分学者认为食品安全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食品数量安全，它涉及食品供给数量的保证，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二是食品质量安全，它涉及食品的质量的保证，以避免食品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对人体造成危害。

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内涵，国内大致有五个观点。其一，食品安全是个科学概念。食品安全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每次安全的进步，都与科技进步带来的新科技影响有关。其二，食品安全是个政治概念。食品安全是企业政府对社会最基本的承诺，具有唯一性与强制性，属于政府保障和强制范畴。其三，食品安全是个经济概念。食品贸易不断增长一方面带动全球食品工业发展；另一方面，食品安全问题也是现代生产和消费方式的产物。其四，食品安全是个法学概念。与法相关，靠法保障。其五，食品安全是个社会概念。一日三餐，必不可少。只有吃的安全，人心才稳定，社会才稳定。同时，食品安全可看作是一个“社会约定”，这种约定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靠全民自觉遵守。

食品安全问题的背后是对人民生活，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严重危害。它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与生命安全。据统计，每年因食品中毒的人数约20-40万人。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件件影响之大，危害之深，不能不发人深省。同时食品安全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到经营厂商的经济利益。一些不法厂商以低成本生产质量差或假冒产品，与正规厂商生产的标准产品一起在市场上流通，严重影响正规厂商的利益。更严重的是食品安全问题关系社会稳定。一方面由于食品是人们每天都接触的，因而很有可能买到假劣产品，因而产生害怕、担心、疑虑的心理压力，造成社会恐慌。另一方面，正规厂商由于利益受损而担忧，也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在美国、欧盟等国的奶粉、茶叶、肉类等因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纷纷被退货。因此食品安全问题重视并大力解决好迫在眉睫。

二、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成因

由于市场自身固有缺陷，便会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两种现象的出现。生产者和消费者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产生两种阵营即强势和弱势。那么遵守法律和惯例的企业可能被淘汰，而生产质次价高的企业可能成为最后赢家。那么不法生产厂家对这一规律了如指掌，因而弄虚作假，而消费者对此一无所知，在利益驱动下，厂商会误导消费者，从而形成价格优势排挤优质产品，那么最终贻害消费者权益。

在种植流通过程中，造成安全问题的因素也有很多。例如土壤、空气、水等污染之后被植物吸收或被动物饮用最后流通到人体；动植物生长过程中所用化肥、农药、激素有毒物残留累积；产品加工、贮藏过程中违规使用化学试剂，微生物污染；转基因的不确定等科技进步化学品的使用，造成食品安全隐患。

消费者缺乏食品安全方面的常识，也会引发食品安全问题。中国众多的消费者由于收入水平较低，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还有缺乏相应的消费常识，因此购买食品时安全意识淡漠。加之有些消费者贪图便宜或喜欢购买特价食品，在消费者的这种消费心理支持下，就为问题食品销售打开了销路。其次有些消费者缺乏科学食用食品的常识，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毒事件的不断发生。

与此同时，在对中美食品安全管理体制相比较研究之后认为，中国食品安全体系尚在法律标准、组织体系，技术保障体系等方面存在差距。有些企业卫生状况堪忧，主要表现在：小型食品加工企业和小作坊卫生管理制度不健全；自身管理制度不到位；食品加工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卫生质量不达标；食品添加剂横行且严重超标。例如三鹿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等。

三、保障食品安全对策

1、整合有关食品的法律、法规及规章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这是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最基本的制度原因。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制定的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21部，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约40部，各部委颁发的规章约150部，由此可见，食品安全法律地位较低。因此，有些不法分子会乘机钻空，即使刚颁布的《食品安全法》也无法避免。因此，建议政府出台国家食品工业发展规划白皮书，从宏观角度对食品工业发展和食品安全问题分门类、分阶段的提出目标方针。整合有关食品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变得势在必行。

2、加强对剧毒农药的管理，堵住食品安全的问题源头

一方面，要加强对农药的监管，包括生产过程，流通渠道和在使用过程中的用量，并堵住一些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民的科普教育，如近几年的“三下乡”活动；大学生下乡宣传指导，以提高农民对农药的鉴别及使用能力。

3、健全食品安全管理部门，促进管理的规范化长期化

中国的监管部门通常是在安全问题重大事件发生之后，自上而下进行突击，但具有很强的短期行动色彩。为了保障食品安全长期性规范化，应设置专门的机构，整合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农业部、公安部、国家制药总局等各部门的力量，并从中专门抽调一部分人员进行食品安全监管。在全行业推广ISO、HACOP认证，实行质量体系化监管，以更好服务群众。

4、发挥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问题中的积极作用

在目前情况下，消费者消费了假冒产品或使用了劣质产品，在造成重大损失之后，一般选择自认倒霉忍气吞声，而并非积极举报。因此发挥消费者权利这项任务尤其重要。我们可以实施一些奖励政策，例如举报违规产品之后可获多少钱或可得什么荣誉或从假冒罚款中提取百分之几作奖励等均可；也可以通过宣传，通过政策优惠和舆论导向，使打假摧毁劣质产品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5、加强有关制度建设

制定完善食品安全标准，包括对加工操作过程的标准，也包括产品本身的标准；建立检验检测体系；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制定严厉的法律规制。行政手段：监督检查，如抽查、罚款、扣押、查封、禁售等。加强对生产企业进行食品安全生产教育宣传，生产操作培训，

组织支持和鼓励食品安全方面的科研和合作。总之，为了人民安全，坚决保障食品安全。

【参考文献】

[1]食品安全法.（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2]孙耀武.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及对策研究[J].市场论坛，2009（2）.

[3]袁仲，杨继远.农药化肥污染与食品安全[J].农产品加工：学刊，2009（7）.

[4]胡毅.正确认识食品添加剂促进食品工业健康发展.中国食品质量报，2008-11-28.

[5]张刚亮，岳田利.我国食品安全主要问题分析及对策　[J].　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34）　.

【作者简介】

霍梦梦（1995-）女，山东菏泽人，专业：经济管理系国际经济与贸易.

安全中国篇8

八名中国公民在伊拉克被劫持事件，使人们再次关注中国人的海外安全状况和中国外交处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聚焦海外中国公民安全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走出国门的中国公民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有2200万中国人走出国门，这个数字是改革开放时的100倍。对外交往的日趋活跃，海外人员数量的增加，使中国公民在海外的风险系数也相应地加大了，中国人在海外受到袭击侵害的事件也日益增多。

2004年2月14日，两名中国石油工人在苏丹被害；4月，七名中国人在伊拉克遭绑架；6月10日，11名中国工人在阿富汗遭袭遇难；7月，中国女公民在美旅游时被无辜毒打；9月16日，西班牙的中国鞋城被焚烧；10月，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遭袭身亡；11月，中国公民在南非接连被害；2005年1月18日～23日，八名来自福建的中国公民在伊拉克被“伊斯兰抵抗运动努曼旅”的武装组织绑架。

上述一系列事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一、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泛滥；二、中国经济活动与当地利益时有冲突，也不排除种族歧视等其他因素；三、出国人数激增使受袭频率上升。除自然灾害外，中国人在海外遭遇风险的种类主要有旅游遭遇事故、投资经商遭遇风险、留学生遇难、非法移民的高风险和群体性劳务纠纷等。可以看出，与以前不同，在海外遇险或遇害的中国公民的身份趋于多样化，遭遇海外风险的原因和种类也不乏人为因素。

这种新状况要求我们转变外交理念、进行外交改革，从各方面加强对海外公民的保护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加快立法进程，提高海外人员安全系数

在新世纪初，中国新领导集体提出了“立党为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新的治国理念，特别是首次将人权概念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概念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这些发展变化深刻影响到中国外交工作的理念和重心的改变。中国外交加强了为中国公民利益服务的宗旨，进入了从“外交为国”到“外交为民”的新阶段。

2004年7月19日，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加强我境外人员和机构的安全保护工作，保护海外公民利益的问题第一次在政府高层集体讨论。随后，中国最高立法机关于8月28日高票通过决定，批准加入《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此举表明，中国正在加快立法进程，更好地保护日益庞大的海外人员群体的安全。外交部表示，支持并正在积极参与制定《关于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

尽管存在着如领事保护有限、资金和人力上的不足等问题，以及难以掌握境外中国人的数字等困难，但外交部总结几十年来领事保护工作中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借鉴其他国家领事工作的成功做法，经过不断改革创新，针对领事案件频发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日常和应急的措施。

日常措施由各使领馆实施，主要是对驻在国的华侨华人进行登记，以利于及时提供安全保护；加强与境外中国人的沟通，通过华人团体关心、支持境外中国人的发展。同时，中国驻外使领馆还密切跟踪驻在国的安全形势，必要时安全警告。此外，中国国内相关部门也增加了有关防范出国风险的教育和培训，比如外交部网站上就经常详细的出国注意事项。

外交部还从五个方面采取措施来应对突发事件。第一，建立领事保护应急机制。在获知突发性领事保护案件后，首先分析判断事件的性质、类型及影响，如事件涉及中国公民或法人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便迅速启动应急机制，抓住有利时机对案件进行处理。该机制主要是：组成应急小组，制定工作计划；确定联络方案，保障信息畅通；开设热线电话，收集各方资讯；协调国内外有关单位共同展开工作。

第二，组建外交部内的应急机制。最近，外交部成立了专门负责处理重大突发领事保护案件的应急小组。主要工作就是在外交部内协调不同部门，快捷、高效地处理全球各地涉及中国公民的重大突发领事保护案件。它的设立使领事保护工作更加专业化，并充分调动所有可利用的资源和信息，使工作更有成效。

第三，成立涉外安全事务司。涉外安全事务司的主要职能为：执行我外交涉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方针政策；主管有关调研工作；协调和处理相关涉外事务。

第四，提高外交部工作的透明度，加大公众外交力度。截至目前，普通群众已两次应邀走进外交部，与李肇星部长等官员进行了交谈，听地区业务司领导介绍各司的职能。去年，沈国放副部长还就领事保护问题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活动。突发事件发生后，外交部及时公布热线联系电话，并各种相关信息。

第五，2004年11月初，以外交部牵头由多个部委组成了“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处理相关重大事件。

以上举措表明，我国处理突发事件的观念已趋转变，应对危机的意识在不断增强，应付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外交为民”已成为新世纪中国外交的标志。

任重而道远

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涉及中国人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事件仍时有发生，这说明领事保护工作仍然非常艰巨。

在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同时，中国政府还在探索预防性领事保护的新途径，如进一步完善海外侨民登记制度，要求驻在国（特别是热点地区）的中国人注册登记，收集各国政治、经济、法律、交通以及社会治安等方面的信息，主动向有关部门及各类出国人员提供这些信息，以减少领事案件的发生。

在解决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领事保护事件中，使领馆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驻阿富汗的孙玉玺大使、驻俄罗斯的刘古昌大使、驻伊拉克的前任孙必干大使和现任杨洪林大使，都为妥善解决一系列领事事件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然而，领事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当前的恐怖主义活动很多是针对普通公民的。在恐怖和极端势力屡遭打压、活动空间不断缩小的形势下，只好借助非常规手段，为制造影响和捞取政治利益而不惜滥杀无辜，达到用其他途径无法达到的目的。鉴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数量不断增加的海外公民也就成为一些恐怖组织觊觎的对象。

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和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密切相关的，成功地维护数量巨大的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利益，进而提升海外中国公民的总体形象，这对中国的大国形象、大国威望、软权力和文化吸引力都有良好的促进作用。通过一系列事件，全世界都见证了中国营救人质的努力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