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7 19:27:16
[内容]
一、启发谈话，引入新课二年级时我们学习了《空气》这一课，谁来说说空气是什么样的物体？你知道哪些地方有空气？
这节课，我们要在掌握了空气的上述性质的基础上，学习研究空气的另一条性质，这条性质需要通过同学们观察、实验自己探索出来。
二、观察实验，学习新知师：（出示空文具盒）问：文具盒里有文具吗？师讲述：文具盒里没有文具，这块空着的地方叫做空间。
师：将铅笔放满文具盒，问：同学们看一看现在谁占据了文具盒的空间？
师：（出示书包并装满文具）同学们再看一样你们熟悉的东西，问：“书包里有什么？谁占据着什么？”（找三个学生说，然后给予评价）
师：同学们看老师在干什么？（教师往烧杯里倒满水）师讲述：铅笔、学习用具、水占据空间，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的物体占据着空间，你能举几个例子吗？（学生说完后，给予鼓励）
师问：以上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学生回答，教师板书：物体都要占据空间）
师：（出示一块板擦，一个砝码）问：它们所占据空间的大小一样吗？
师讲述：所以准确地说应是物体都要占据一定的空间。这个“一定”指物体的大小，物体占据空间的大小叫体积。（将上述板书补充完整）师：现在你们自己亲手做个实验，用实验来验证：“物体都要占据一定的空间”这一结论。请同学们看实验步骤。
1．实验步骤：（挂出小黑板）。
（1）把烧杯放在盘子里。
（2）往烧杯里倒满水。
（3）用手提着拴着砝码的线。
（4）把砝码慢慢放入装满水的烧杯中。
2．找一名学生大声朗读实验步骤，教师提醒学生，水要倒满，放砝码时要慢。
3．要求：带着问题进行实验，出示观察思考题：
（1）实验中，你看到了什么现象？
（2）你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4．汇报实验结果。师导引：由上面的观察实验，我们知道了固体形态的砝码和液体形态的水都要占据一定的空间，那么气体形态的空气是不是也要占据一定的空间呢？现在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做几个有趣的实验。
1．挂出小黑板，出示实验步骤：
实验一：①把纸团紧紧塞在玻璃杯底部。
②把玻璃杯倒立竖直压入水槽里。
③把杯子提出水面，用毛巾擦杯口。观察，你看到了什么现象？
2．找一名学生朗读实验步骤。
3．教师进行演示实验。
4．学生分组实验。
5．学生汇报实验结果：纸团没湿。下面请同学们再做一个实验，请看小黑板：
实验二：
①把纸团紧紧塞在玻璃杯底部。
②把玻璃杯倒立竖直压入水槽里。
③把杯子慢慢倾斜。学生汇报实验结果：把纸团紧紧塞压玻璃杯底部，把玻璃杯倒立竖直压入水槽里，然后把杯子慢慢倾斜时，看到有气泡冒出，纸团湿了。
师：下面请同学们讨论小黑板上的问题：
①你怎么解释这两种现象？
②实验说明了什么？学生汇报讨论结果：第一次把玻璃杯倒立竖直压入水槽里，把杯子提出水面，发现纸团没湿，说明水没有进到杯子里去。空气占据了玻璃杯的空间。第二次把玻璃杯倒立压入水槽里，把杯子倾斜时，发现纸团湿了，还有气泡从杯子里跑出来，说明水进到杯子里去了，空气让出了部分空间。这两个实验说明了“空气占据空间”。师：通过这个实验，我们知道了空气占据杯子的空间，下面我们再做一个实验，验证这个结论。
实验三：
①拿一只瓶子。
②瓶口塞紧带漏斗的塞子。
③把水倒进漏斗里。
学生汇报观察结果：发现水没进到瓶子里。
师点拨：把塞子塞紧时看到水没进到瓶子里，下面把塞子松一松，试一试结果会怎样呢？同时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学生汇报实验结果：当把塞子松动后，水流进瓶子里去了。瓶口塞紧时，空气跑不出来，水流不进去，说明空气占据瓶子的空间。瓶塞松动后，空气跑了出来，让出了一部分空间，水流进去了，也说明空气占据瓶子的空间。
师小结：我们通过观察、实验得出了“空气占据空间”这一结论。
现在我们用所学的知识解决课文中的思考题。教师出示粉笔问：粉笔内有空间吗？粉笔内的空间被什么物体占据着？你能设计一个实验来证明你的想法吗？实验说明了什么？让学生回答，然后叫一位同学到讲台上做一做，说说自己的想法，然后予以评价。
小结：“空气占据空间”这条重要性质是同学们自己通过实验、观察、归纳概括出来的，每个同学都圆满地完成了这节课的学习任务。老师祝贺你们！
现代认知语言学家认为，时间是通过空间隐喻得以表达的。
Clark（1973）曾经指出，我们常使用空间隐喻来谈论时间。[1：394]
Lyons（1977：718-719）在论述“方位说”（localism）时指出，空间结构是人类认知活动中最基本的概念，由此引申到时间概念，乃至各种各样的抽象概念。在世界许多语言的语法和词汇结构中，时间概念的空间化是显而易见、无处不在的一种现象。[2：37]
此外还有 Guyan（见 Michon 等 1988）等也认为，空间是时间的表征模式，时间的表示主要是通过空间的隐喻来实现的。Gluckberg，Keysar & McGlone（1992）在经过大量研究说道：“人类语言的一个普遍特性，甚至说，人类思维的一个普遍特性，是系统地使用空间概念和词汇来喻指时间概念。”[3：89]。蓝纯（2003）对汉语的“上”和“下”以及英语中的“UP”和“DOWN”这一对方位词对时间领域的映射也做了详细的研究[4：91]，并且以 TIME-AS-SPACE 为专题加以论述，指出“时间的空间化”的经验基础和实现方式。[5：148]人们甚至在科技文献中，将时间图像化为一种一维的连续空间。[6：131]莱科夫和约翰逊进一步指出，空间化的隐喻植根于人们身体的体验和文化经验的基础之上。[7：18]也就是说，二者把时间空间化的理据归于人们自身的、文化的体验。在哲学上，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两种形式，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世界上的所有语言，尽管在用空间表达时间上有所细微的不同，但都是通过空间来表达时间。这其中的原由也可以更为详尽地从时空各自的特点，来找到其背后所隐藏的理据，即为什么我们用空间隐喻来表达时间，而不是用时间隐喻来表达空间。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哲学起源的国度——古希腊，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智慧结晶、享有盛誉的古希腊哲学，来探求早期人类所持的时空观念，从中找到时间的空间隐喻的更为有力的理据。
2．古希腊人的时空概念
“空间”这个概念在古希腊有两个词[8：497-510]
第一个是“topos”，原来指“地点、地方”，英译为 place。这个词加以抽象化，就用来指“方位、位置”，相当于英语的 position，因而有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位。
其二是“chora”，《希英大辞典》译为“space or room inwhich a thing is”（一物所处的地点或场所），它的抽象词义也指 position，place。从这两个词，我们可以知道，空间可以用来指一个点，一个地点；其另一层意思是用来指方位：指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位。他们都用来之指具体的空间。
时间是“chronos”，也写作“cronos”，这个词来自时间之神 Chronos。
在远古社会，就时间之神的形象而言，他是位手持镰刀的长者，它是无情、残酷的象征。人类尊敬他又害怕他，民间祭典中甚至要用小孩献祭，否则他就要扰乱季节，该下雨时不下雨，该天热时又不热，甚至缩短你的生命。
从中可以看出，古希腊人给出了空间的概念，而没有给出时间的概念，只是用一个形象来描述它。
3．古希腊哲学的时空观念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起源于古代希腊。通过追溯古希腊人的时空观念，能反映出人类早期对时空的理解。[9：31-82]
古希腊哲学和其它哲学有相似之处，热衷于追本求源，它探讨的是“混沌-崩裂”和“和谐-宇宙”的关系。因此，“混沌”是古希腊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是指现实世界“最初的”那种状态，那时天地万物皆未分开。古希腊人把这种“混沌”状态也称为“合”。“合”是一种“综合”，是混在一起，成为一团、一块，是不可分的，而不可分乃为“一”。另外，“合”同样也是古代希腊原子论者的一个重要哲学观念。“原子”（atom）意即“不可分”，它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伊奥尼亚学派阿那萨满德的“apeiron”，意思为“无形，无边界”，此处用了一个否定词来加以说明，表明古希腊人难以从正面加以说明，只能从反面给以定义和解说。古希腊的原子论者还认为，凡是可以分解的全是有“缝隙”，原子不可分就在于它没有缝隙。这就是说，“混沌”、“合”、“原子”皆为“一”，不可分解，“混沌”不灭，“混沌”永恒。这便是古希腊人的混沌观点。
令人印象颇深的是，古希腊人认为时间是“混沌”。所以，它具有“混沌”所具有的属性。在古希腊人看来，时间是很神秘的东西，似乎是一种难以把握的命运。由于这种观点，古希腊人把时间搁置在一边，而去研究空间，形成一门很发达的科学——几何学，而对时间的讨论则是近代的事情，也就是说“时间 ”观念进入哲学只是近代的事情。
在古希腊人看来，时间和空间是截然不同的。空间是可以量化的，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时间则是不可量化的，时间在动。古希腊哲学家曾说过：人不能两次涉经同一条河流，因为时间就像流水一样，绵绵不断，今日之河，已非昨日之河，所以说时间只是“一次性的，而不能有二”。
时间为唯一的“一”，故时间“不可分”。鉴于此，人们对时间无能为力，没有人去研究它，就像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所言“决没有任何研究时间的科学，对应于研究空间的科学，即几何学。”
鉴于古希腊的时间“混沌”观念，所以人们很难直接表达时间，而不得不借助于其它方式，而这种方式就是空间，使时间空间化。时间之所以后来被分割为年、月、日，以及后来进而分成时、分、秒，就是模拟“空间”的可分割性。把“永远”和“无限”的“时间进程”“化为”“空间”的范围，将时间“空间”化，将时间“固化”。
即便到了近代的康德，针对时间，他曾经说过“空间”是外感官的形式，而时间则是内感官的形式。因为存在有外在的对象与其对应，它可以形成一门经验的科学来研究它，空间就是外在的东西存在的形式，是外在东西的对象化，但时间则没有对应的外在物体的外在对象化。所以“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心理学上考察，都能证明空间意识的形成先于时间意识”。[10：导言：2]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人所持的时空观念。
4．结语
不过，这件案子在惩贪方面并没有多少成效，至多是君主猜疑个性的又一次滥用罢了。当时有一个叫郑士利的生员，他说朱元璋欲严惩空印者，是因为“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明史·郑士利传》）。其实这里说得是客气了点。很多史料记载，朱元璋发现了盖印空白文册的事时，反应是“盛怒”，为什么呢？因为他“以为欺罔”。“欺罔”这两个字，不仅仅可以解释为空印者持空印文书欺罔百姓之意，更可以解释为空印者轻视皇权，也就是朱元璋的权威，私下偷懒，擅自盖印。后一解释可能更贴近朱元璋的心理，因为关于空印案的不合理、不合法和它的坏处，郑士利上书朱元璋，讲得是非常清楚了，而朱元璋的反应仍然是“大怒”，根本不听劝，怀疑郑士利背后另有主谋，反而将郑士利罚去劳改了。这种对郑士利的猜疑，也正是郑士利以一个普通生员的身份上书皇帝指斥时事而触怒了朱元璋的一种反映。
空印案的原委是这样的。当时规定，各地都需每年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账目，所有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才可结项。只要数字有一丁点儿对不上，整个文册便被驳回，重新填造，而且必须重新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因往来路途遥远，派员都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印信的空白文册，以备不时之需。这本是上知下晓的一种习惯性做法，也从来没有哪个中央衙门命令禁止过。但是，偏偏皇帝朱元璋不晓得。忽然有一年他发现了这个公开的秘密，大发雷霆，便严惩所有他认为有干系的地方官吏。当时最有名的好官方克勤也被牵连在内而死去。方克勤的儿子就是后来因反对燕王朱棣篡位而被诛十族的“天下读书种子”方孝孺。
众所周知，明代洪武年间发生了许多大案，以十三年的胡惟庸案、十八年的郭桓案、二十六年的蓝玉案最为知名。有人加上空印案，号洪武中四大案（如孟森《明清史讲义》）。然而，其他三案发生的时间清清楚楚，没有异词，只有空印案发生的时间却存在不同说法。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师生间习称十院校本，我读历史系本科时就是用这个本子）、张传玺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纲》都说空印案发生在洪武九年（1376）。这是两本较早的大学历史教材，使用非常广泛。近年新出的樊树志《国史概要》却认为空印案发生于洪武十五年（1382）。这是一本带有个人风格的教材，在大陆与香港深受好评，也多次印刷。这三套教材的编写者都是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史学专家，而对于这样一件大案所发生的时间却记载歧异，不能不令人迷惑。（汤纲、南炳文合著《明史》、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朱元璋传”均持十五年说。）
空印案发生在明太祖的手里，关于他的传记也应有所记载。有关朱元璋的传记，最富盛名的莫过于明史专家吴晗的《朱元璋传》。这本书吴晗曾经有过四次修改，前后经历了二十年，在史料上当是精益求精。现在通行的就是最后一次的改本，这个改本由两家出版社印行多次，坊间均可见到。在这本传记里，吴晗指出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是在洪武十五年。这可能就是空印案十五年说的来源。查手头常用的《辞海》（1989年版，1998年第17次印刷，印数近98万），有“空印案”词条，就写明发生于洪武十五年。（1999年版2002年印《辞海》同此。）《辞海》中“空印案”条文很可能是参考了吴晗的《朱元璋传》。从一个用词上可以得到说明。当时，户部要考核的名目，据《明史•郑士利传》是“钱谷册书”。在比《明史•郑士利传》更早的方孝孺所作《叶伯巨郑士利传》（以下简称《叶郑传》，收入《逊志斋集》四库本）里，这个名目作 “钱谷策书”。二者记载应该是相同的，但《朱元璋传》里则说是“钱粮、军需等款项”。“钱粮”约等于“钱谷”，“军需”是否等于“册（策）书”，就很可疑。（郑士利的上书中，先言“考校的策书是两骑缝印，并不是一纸一印可比”，又言“钱谷之数必须府必合于省，省必合于部，所以很难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官吏们往返户部与省府之间，“待策书既成而后用印”，势必耽误时间。在策书上盖印，可见策书或册书就是指登载钱粮的文书，户部要考核的也就是钱粮的数字，跟军需是没有关系的。）在《辞海》以及前面所提及的《中国古代史纲》、《国史概要》里都说的是“钱粮、军需等款项（事）”。由此，可以看得出吴晗《朱元璋传》的影响。
吴晗在叙述空印案的时候，也注出了材料来源：“《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卷一百三十九《郑士利传》。”殊不知，《明史》这两处记载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郑士利传》并没有直接记载空印案发生的时间，但可以推断出来。传中记载说，“时帝方盛怒……丞相御史莫敢谏。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会星变求言。士利曰‘可矣’。”同卷《叶伯巨传》就置于《郑士利传》之前，其中写道：“洪武九年星变，诏求直言。”叶伯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了那封著名的上书，批评朱元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气得元璋跳起来要亲手射死他。关于这次星变的时间，明末谈迁《国榷》记载是在洪武九年闰九月初，其他史料都没有异词。可以推定郑士利上言正是在洪武九年，这也就是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方孝孺也在《叶郑传》明确记录：“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但是，在《明史·刑法志》里，于记载十八年郭桓案后，追述了一句：“先是十五年空印事发。”随后又提及户部核查的名目是“钱粮、军需诸事”。可以想见，《明史·刑法志》可能正是如今空印案十五年说最初的来源。
《明史》本身的记载就有歧异，该何去何从？幸好还有其他史料以资考信。前面提及的明初好官方克勤，曾在洪武八年十月被下属程贡和程的朋友杨御史诬陷，发到江浦劳改。服刑将满一年，本可释放回家，不巧发生了空印案，又被诬陷牵连了进去，于洪武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去世。这些都出自其子方孝孺所作的《先府君行状》里，相信方孝孺不会连老父去世的日子都会记错。郑士利在洪武九年闰九月星变求言之前就准备上书，则空印案早于此时发生，而方克勤自八年十月起在江浦劳改的时间将近一年（《先府君行状》原文是：“终岁，将释归，会印章事起，吏又诬及。”“终岁”就是“整一年”，不能理解为“年底”、“岁终”；古代中国人的计数法是包括起止点的，故从八年十月到九年九月恰为一年。），那么将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推定为洪武九年九月，是比较恰当的。吴晗说十五年空印案发生的时候，恰好十三年胡惟庸党案还闹得很紧张，朝廷上谁也不敢分辨。其实不然。《叶郑传》记载，“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无它罪，可恕，莫敢谏”，郑士利后来上书，是持书到丞相府，由丞相将上书交御史大夫转达御前的。这个丞相就是胡惟庸。以胡惟庸为首的朝廷官员不敢进谏，不是什么党案闹的，而是他们太了解皇帝的性情了，顶风强谏的话，岂不是不要自己脑袋了？丞相还活得好好的，空印案自然就不会发生在洪武十三年之后了。十三年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宣布废除丞相这一官职。
另外，还有人认为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八年。这可能跟《国榷》卷六的一条误载有关。《国榷》在洪武九年闰九月条下记有怀庆知府林方徴（《明史》中作“方徴”）上言，其中说“去年诸行省官吏悉坐空印被罪”，据此可推空印案在八年。然《国榷》同卷又记空印事在洪武九年闰九月，则与前记林方徴事相矛盾，可知林氏上言当在洪武十年。
关于空印案，有两点可以补充。第一是处罚了哪些官员？《明史·刑法志》记载是“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后来的处罚是：主印官员（即掌握印把子的人）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远方。明代的省级地方机构有三个，即布政司（掌民政与财政）、按察司（掌司法与监察）和都司（掌军政），三司分权，互不统属。往下的地方机构府州县，都是由布政司这个系统下来的，跟其他二司没有关系。按《明史•刑法志》的记载，空印案中被处罚的官员都是布政司而下的官吏。其实不然，还有一种，即地方上的监察官（言臣），也就是各省按察使司的官吏。方孝孺《叶郑传》说“行省言臣二十余辈、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后来朱元璋“竟杀空印者”。看来，言臣中也有主印者，自在被杀之列。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已经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文中的“行省”是方孝孺沿袭旧称。
第二是到底杀了多少人？吴晗《朱元璋传》说空印案与郭桓案一共杀了七、八万人，《国史概要》也说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的人数以万计。这个数字同样可能是从《明史·刑法志》而来。《刑法志》说郭桓案“系死者数万人”，又说 “二狱（空印案与郭桓案）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所言“过当”，也许即相当甚或超过之意。空印案也如郭桓案等三案，所诛杀也在四万数，故吴晗云两案有七、八万人被杀。然而，这个估计是成问题的。方孝孺《叶郑传》说空印案发生时，“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时空印系狱中”。士利兄即士原（《明史•郑士利传》中作“士元”），曾任河南怀庆府同知，此时官湖广按察司佥事。士原或即“行省言臣二十余辈”中的一个，幸而不是主印者，得以出狱。郑士利在这些人入狱之初就想上书，后来为避嫌计，所以等到士原受杖出来后才言事，主要就是为留在狱里的那些死囚申辩。《叶郑传》文末说士利失败了，元璋“竟杀空印者”。贯通全文看，士原任官湖广，以从前的河南任内事牵连入狱，说明他是从湖广逮进来的，而朱元璋是按空印文书上的署名顺藤摸瓜来捕人的。等皇帝完成了大逮捕，也不过数百人。直到全文末尾，也不像在这数百人之后又进行了株连逮捕。而且，这数百人中，还有一些人被充军了。所以，被杀的人也就不会超过数百人。所谓的数万之数，很可能是猜测类比之词（其他的几个大案确实杀人很多）。退一步说，明初整个官吏阶层的人数不会太多，而跟空白盖印文书有关也只是其中一部分人，朱元璋再狠，也不可能一下子把人都杀光，弄得自己在中央做光杆司令。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说，洪武九年“空印狱起，官吏下狱者数百人”，这应该是实际情形。
郑士利对于空印案的申辩与批评，有以下几点：第一，官方文书要有效，必须盖有完整的印章，而钱粮文书盖的是骑缝印，是不能用来为非作歹的；第二，钱粮之数，必须县、府、省到户部，级级往上相合，只有最后到户部才能知道一个确数，而如果“待策书既成而后用印”，那么就必须返回省府重填，势必要耽误时间，所以“先印而后书”只是权宜之计，不足以怪罪；第三，朝廷此前一直没有明确禁止空印的立法，现在杀空印者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第四，官吏们都是经过数十年才得以造就的人才，这么轻易杀掉，是很可惜的。第二条提到“先印而后书”，也就是“空印”，《中外历史年表》说：“元时，官府于文书有先署印，而后书者，谓之‘空印’，洪武建元以来，相沿未改。”《剑桥中国明代史》解释说，这是因为钱粮在运输过程中会有损耗，所以发运时的数字肯定跟户部接收时的数字是不符合的，但在路上到底损耗了多少，官吏们并不事先知晓，只有到了户部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额。所以，官吏们习惯用空印文书在京城就地填写实际的钱粮数字。
空印是沿袭元朝的旧法，而朱元璋对元朝腐败的吏治是很痛恨的。固然元朝旧法可能存在易于作弊之处，但在郑士利解释得非常清楚的情形下，仍处死了所有的主印官吏，显然是很可见皇帝的专制性格的。《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看法是：“皇帝对任何不忠的表现都是极其敏感的。”诚然如此。朱元璋在求言诏中是这样说的：“迩来钦天监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于是静居日思。古今乾道变化殃咎在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无措，惟冀臣民许言朕过。於戏，于斯之道，惟忠且仁者能鉴之。若假公济私，（此处落一字）贤人君子之操，非所望焉。”（《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有一个地方学官曾秉正上书，大谈如何“应天心”、“慰人望”以守成，《明太祖实录》抄了近六页，全是空对空的虚道理，朱元璋却听得很舒服，以为他是忠臣，提拔做了思文监丞。叶伯巨和郑士利就事论事，坦坦直言，却引得皇帝大怒，以为叶伯巨离间皇家骨肉，以为郑士利背后另有主谋，将两人下狱。后来，叶死在狱里，郑跟他的哥哥士原罚到江浦劳改。还是那个曾秉正，后来也因言事忤旨而被罢官，穷得连回老家的路费也没有，不得已，卖了四岁的女儿，弄点盘缠。看来曾氏还算是一个清廉自守的官。可这不行啊，把女儿卖了赚路费，岂不是给皇帝的统治抹黑，与朝廷提倡的孝悌之道相违背？也是一怒之下，皇帝将曾秉正处了个腐刑！这个曾官员后来不知所终。
原来，所谓的忠奸，也不过在皇帝的一闪念之间。皇权的专制权威是万万惹不得的。叶伯巨事先曾说：“即使没有皇帝的求言诏，我也要上书，何况现在正要求言呢？”都说言者无罪嘛，一个大皇帝岂能更是言而无信？可是他偏落得个囚死狱中的下场。郑士利也是等得求言诏的机会去申辩，却根本不被理会。而所谓的空印案，也仅仅是皇帝雷霆之怒所激起的一场小事故而已，是根本不值得当作惩贪除恶的标本案例去宣扬的。
为便于大家理解，小结如下：
一，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既不是洪武八年，也不是洪武十五年，而是洪武九年九月。此年有闰九月，又方克勤是在十月被杀，则空印案前后持续的时间约有三月之久。
二，空印案所诛杀的官吏人数并没有数万之多，而是区区几百人。空印案的规模跟洪武年间其他三大案是无法相比的。
三，空印案中被杀的官吏不仅仅是布政司府州县的官吏，还有按察司的官。
四，空印案中户部所核查的项目是钱粮的数字，并不包括军需等其他事项。
五，朱元璋之所以搞空印案，恐怕不真是从惩治贪污作弊出发，而是认为这些官吏背着上司、背着皇帝径直用空白盖印文书对付户部的核查是对皇帝欺罔的行为，后来郑士利的上书更是激怒了他，所以“竟杀空印者”，所以哪怕是他曾经最为欣赏的好官方克勤受诬入狱，也没有放过。
关键词：《红楼梦》；歇后语；概念合成；概念合成理论
《红楼梦》是我国封建时代艺术宝库中的一顶皇冠。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运用了诸多
民间俗语，可谓在皇冠上镶嵌了璀璨的明珠。书中人物个个能说会道，音容笑貌均是借俗语
表达出来。其中使用了大量歇后语，据笔者查阅总结，至少有56条。歇后语的恰当运用巧
妙地将人物的性格特征刻画得惟妙惟肖，同时深化了小说主题。对《红楼梦》中歇后语的解
读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作品中人物的情感，领略作品的语言艺术魅力。本文以概念合成理论为
指导，对《红楼梦》中的歇后语进行解析，以期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思想结构与人物的性格特
征，同时对概念整合理论的强大阐释力进行有力的证明。
一、《红楼梦》中的歇后语
歇后语是汉语中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恰当运用歇后语可以使语言表达生动形象，语
气加强并富于感染力；若使用不当或庸俗化，非但不能加强语气，反而会削弱语言的表达力，
"甚至使语言不健康"。元明以来的杂剧小说中歇后语渐渐开始流行，但多数时候不是方
言较多、意义隐晦，就是文白混淆、不像群众语言，抑或用意只为调笑逗趣、并无文学价值，
更有甚者，语句粗糙、思想落后。《红楼梦》则推陈出新，将歇后语用得流畅生动、精当准
确，切合人物身份与性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通过作者的加工提炼，本不足以登大雅
之堂、在人民大众口中流传的通俗的歇后语，在文学语言中的地位得以大大提高。
《红楼梦》中的歇后语，没有庸俗粗糙或者偏僻难懂的，所用歇后语都与故事情节及人
物性格有关，生动地表现出特定内容。如：
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金钏儿，《红楼梦》第30回）
"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意为跑不了。作者并未直接说"跑不了"，而用
"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表达此意，将金钏儿陷入火坑、自悲身世，又不得不想出一句话接受
宝玉的温存、摆脱宝玉的纠缠的复杂心情和盘托出。作者用同情的文笔在矛盾的现实中将少
女纯洁的心灵点染出来，激起读者对封建社会及地主恶霸的无比愤恨。同时，"金钏"和"金
簪"名物暗合，足见作者独具匠心。
《红楼梦》中的歇后语善于变化、不拘一格，具有创造性与独特风格。有的只有比喻，
没有说明，如：
你要有个横劲，那龙也下蛋了！（薛姨妈，《红楼梦》第35回）
这是薛姨妈说薛蟠决心不吃酒闲逛是做不到的事。与俗语"铁树开花"或"公鸡生蛋"的意
思相似，但身份却不同。薛蟠是独子，在当时的宗法社会中看来相当于龙蛋，表示稀罕。此
处只见比喻不见说明，是因为读者很容易理解。
有的歇后语先比喻再说明。说明的方法或用本体，或换句话说，或紧接着说，或隔开来
说，避免了墨守陈规的弊端。如：
没有长翎毛儿就忘了根本，只拣高枝儿飞去了。（赵姨娘，《红楼梦》第55回）
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就不服我们说了。（晴雯，《红楼梦》第27回）
这两句中的歇后语原型为"没有长翎毛儿就拣高枝飞--忘本"。改动后，前一句说明部分
放在了拆开后的比喻的中间，每个字都有着落，充分表现出赵姨娘痛恨探春不向着自己的自
私心理。后一句则省略了比喻部分并换了一种说明，表示抛弃了同类。由此可见，歇后语的
运用具有灵活多变性。
有的歇后语是先说明后比喻。颠倒使用，会使语气变弱。但如果运用得恰当，也别有韵
味。如：
你又没才干，又没口齿，锯了嘴子的葫芦，就只会一味瞎小心，应贤良的名儿！（凤姐，
《红楼梦》第68回）
袭人本来从小儿不言不语，我只说是没嘴的葫芦。（贾母，《红楼梦》第78回）
没嘴的葫芦，比喻不会说话、没有用处。胖子不是一日养成，得慢慢来，比喻任何事情的成
功必须有一定的步骤。此处将"没才干没口齿"和"不言不语"放在比喻的前面，是为了使
语气显得更加自然。
还有的歇后语是用下半截比喻来解释上半截比喻。如：
那宝玉是个丈八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己的，只知嫌人家肮脏。这是他的房子，
由着你们糟蹋，越不成体统了！（李嬷嬷，《红楼梦》第19回）
"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己"虽然已解释了"丈八的灯台"之意，却不能准确表达李嬷嬷想说
的意思，需要再说得具体些。
曹雪芹巧妙地运用歇后语将《红楼梦》中人物的情感表现得恰到好处。对作品中的歇后
语进行深层次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作品的主题思想、情节结构以及人物性格。
二、"概念合成"的提出
继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莱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在1980年出版《我们赖以
生存的隐喻》（Metaphor We Live By）之后，语言学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产生了新的变革。
Lakoff建立的概念隐喻理论从根本上说明了隐喻是思维问题而非语言问题，主要研究对象
是常规性的隐喻。而对非常规性的隐喻，如谚语、歇后语、新造词语等，则不具有明显的阐
释力。1985年，福柯尼耶（Fauconnier）在《心智空间》（Mental Space）一书中提出"心
智空间理论"。 心智空间是人们在思考和谈话时为达到局部理解和行为的目的而建构起来的
概念包（conceptual packets）。它不是虚幻的世界，而是源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体验和
感知，可将语言与思维动态的映射模式化。"概念合成"是心智空间理论的发展，是"人类
把来自不同空间的输入信息有选择地提取其部分意义整合起来而成为一个新概念结构的一
系列认知活动"，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心智空间的建立、映射与合成机制。它是在一系列
心智空间的概念合成网络（network）中进行的，以心智空间对语言、思想及认知活动进行
分析，可以很好地阐释整个隐喻过程中的意义构建。
三、概念合成理论的内容
1996年，福柯尼耶与特纳（Turner）在合作发表的文章《作为语法重要过程的合成》
（Blending as Central Process of Grammar）中正式提出概念合成理论的完整的动态模型，
如图：
此模型体现了福柯尼耶与特纳提出的"四空间论"，即概念合成是在四个基本空间中进
行的。分别是类属空 间（Generic Space）、输入空间1（Input 1）、输入空间2（Input 1/2）
和合成空间（Blend）。类属空间构建于输入空间1和输入空间2之上，向两个输入空间映射，
经过类比认知整合反映出两个输入空间中共有的、常见的、抽象的组织和结构；输入空间1
和输入空间2经过跨空间映射（cross-space mapping）有选择地将某些成分或结构投射到
合成空间，通过"组合（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和"精致（Elaboration）"
三个相互关联的途径形成一定程度上区别于原输入空间的新信息或结构，即新创结构
（Emergent Structure）。新创结构产生的过程便是意义的产生过程，体现了这一模型的动
态性。
心智空间理论讨论的是两个或多个空间合并之后产生新的意义，而概念合成理论是对心
智空间理论的延续和发展，整个合成的过程实质上是映射的建立与使用的过程，同时也是背
景知识激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离不开心智想象与心智模拟。概念合成的过程便是将真实存
在的东西、虚构的东西以及想象的东西概念化。通过在合成模型中进行推理，将看似不合逻
辑的、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概念化，形成新创结构。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心智空间合并后产生新的所指，往往一个空间是表征，另一个空间是
所指。表征空间的映射和所指空间的映射合并形成概念合成。尤其在隐喻性语言中，经常用
一个空间作表征去指另一空间所指，即形成了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 space）和所指空
间（reference space）。
四、《红楼梦》中歇后语的概念合成分析
下面以《红楼梦》中两条较为典型的歇后语为例，阐明其中的动态意义建构过程。
（1）"我及至到那里要说合，谁知两个人倒在一处对赔不是了，对笑对诉，倒像黄鹰抓住了
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那里还要人去说合。"（第三十回）
输入空间1（表征空间）：a. 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b. 扣了环了
输入空间2（所指空间）：a'. 宝玉和黛玉对赔不是；b'. 和好了
类属空间：A. 发生的事件：两者联结在一起；B. 产生的结果：分不开了
整合空间：a-a'; b-b'（新创结构：两人亲密得不肯分开。）
输入空间1（表征空间）有两个元素，a表明一个事件"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造成了
b"扣了环了"的结果；输入空间2（所指空间）也有两个元素，a'表明事件"宝黛二人对
赔不是"，产生结果"和好如初，不肯分开"。表征和所指体现了"喻体"和"本体"的关系。
鹰抓雀、兔等物时，爪距相对扣紧，不能轻易撒开，叫"扣环"。用"黄鹰和鹞子扣环"来
比喻宝黛互赔不是和好，喻体和本体一一对应，完成了概念整合的"组合"。两输入空间对
应关系通过映射反映到类属空间，激活大脑中的认知机制及已储备的相关背景知识，在类属
空间中完成要素的梳理，使表征与所指的相似性更概括，令输入空间映射到类属空间中的意
义得以"完善"。从整个语境看，这一相似性将宝黛两人的亲密关系和时好时恼的真实情况
刻画得入目三分，在整合空间中映射出了新创结构"两人亲密得不肯分开"，达到了概念整
合过程中"精致"的效果。利用黄鹰抓鹞子的形象体现宝黛之间互有私情却不便流露的心理，
这一手法巧妙地表现了凤姐的尖利。
（2）"我那里照管得这些事！见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给个棒槌，我就拿着
认真了。"（第二十二回）
这一歇后语中包含谐音，可分作两步分析：
第一步：
输入空间1（表征空间）："人家给个棒槌"
输入空间2（所指空间）："我拿着认针"
类属空间：（棒槌和针）形状相似
整合空间：把棒槌当成了针（新创结构：认"针"）
第二步：
输入空间1'（表征空间）："认针"
输入空间2'（所指空间）："rèn zhēn"
类属空间：发音相同
整合空间：严肃对待，不马虎（新创结构：认真）
第一步是对歇后语字面义的分析，即分析出"人家给个棒槌--我拿着认针"这层含义。
"人家给个棒槌"作为输入空间1（表征空间），表明事件"人家给我一根棒槌"，造成结果
"我"得到了一根棒槌；输入空间2（所指空间）的事件"我拿着认针"造成我将棒槌错当
成针，并做了认针的动作。这一步喻体与本体的遥相呼应完成的概念合成得到"组合"--
错将棒槌当做针，再通过映射得以"完善"，形成"拿棒槌认针"的结果，暂时"精致"出
"认针"的含义。此为第一步合成结果。
第二步是由输入空间1'（表征空间）的事件"认针"与输入空间2'（所指空间）的
"rèn zhēn"概念合成的"组合"得出一个结论：两者的发音相同。这一对应关系通过映射
反映到类属空间，使我们联想到同样发"rèn zhēn"音的词"认真"。据此，输入空间映射
到类属空间的意义得到"完善"，最终从"人家给个棒槌"中解析出"我拿着认真"的含义。
这是凤姐对贾琏说的风趣话，展现出一幅生动的年轻夫妇的生活画面。
歇后语言简意赅，风趣幽默。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将歇后语的生动形象、独具创造性
的特点几乎发挥到极致，使我们在理解歇后语内涵的同时，也领略了作品的深刻思想，把握
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加深了读者与作者间的共鸣。概念合成理论在阐释歇后语意义的形
成过程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我们对歇后语意义形成的理解更形象化、清晰化。概念
整合过程的有序性，对歇后语意义的构建与理解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何仲英. 《红楼梦》的歇后语. // 卢兴基 高鸣鸾.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85: 337.
Fauconnier, G.& Turner, M. Blending as Central Process of Grammar.//Golberg, A. Conceptual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 . Standford: Center for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1996:113.
王正元. 概念整合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11.
关键词:中国古典小说;时空观;生成
中国古人类时空观的产生及发展
时间在哲学上指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绵不断的系统｡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顺序性的表现｡空间则指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长度､宽度､高度表现出来,使物质存在的广延性和伸张性的表现｡从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可以看出,时空问题非常抽象,但却与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事实告诉我们,人类的时空观不是先天就有或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在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中,依靠生活与劳动实践形成的｡例如,原始人捕猎野兽,要对野兽出没时间和活动区域有所了解｡当自然界昼夜转换､四季更替,时空的变化切身影响到先民的生产生活时,人的意识感于外而思于内,便逐渐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时间与空间观念｡并对时空开始了一些懵懂的探索｡象形文字的出现,便是这种探索的有力证明｡
远古时代,人类白天劳动,晚上休息,而人类大脑本身并不会自动产生一个界定白天与夜晚的标准,因此,划分昼夜的标准还是来自于自然界本身,人们利用太阳和月亮这两个客观存在且共同可见的天体,来作为区别白昼与黑夜的标准｡白天,太阳在天上运行,大家举目可见,先民便用太阳表示天明,而称之为“日”｡中国云南的纳西族有一种象形文①,其表示白昼时间的“日”字,和太阳完全是同一种形象｡(图1—1)
同时,古汉字及金文甲骨文中,也是借太阳表示“白昼(日)”这样的时间单位｡据《说文》中有关“昼”字的解释:“日之出入,与夜为界｡从晝省,从日｡“意思是说,白昼指画定太阳从出到入这一段时间｡中国如此,人们在古埃及象形文中同样也看到,太阳的形象除了表示太阳外,同时兼指白天和一日的时间单位｡②
再如图1—1中所示,我们的先民也用月亮的形象来表示“夜”,汉字甲骨文中还在月亮的形象旁附加人的形象,表示万物休息既为夜的深层含义｡在有了“昼夜”观念后,人们又将时间进行了更详细的划分,由此产生了“朝暮”､“年岁”､“四时”等种种代表时间的概念｡而这一切概念都和“昼夜”观念的产生一样,同人们的生活实践和客观事物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历法的出现,表明人类在反复实践过程中,其认识时间和计算时间的水平达到了一个比较系统和成熟的水平｡
同认识时间一样,我们的祖先对于空间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到难的复杂过程｡因为在先民的生产实践中,必然涉及到生产工具､物品及劳动地点的位置和方向问题,这就驱使人们要具有各种空间方位的概念｡从纳西象形文字及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先民最初以自身身体或手臂的朝向来表示方向(图1—2)
图1—2中显示的甲骨文“左右”字形是人两只手臂的抽象,而纳西象形文则更形象和生动的展示出两个“人”的形象,以人头和手臂同时向左或向右来表示“左右”的方向｡先民对“左右”方向有了正确认识后,近而又借助山体､日月､江河等诸多自然存在的客观物象,形成了“上下”､“前后”､“东南西北”这些较为复杂的方向观念｡
我国古代先民对于时间与空间的认识,与世界范围内人类有关时间､空间的认识,例如古埃及文中“夜”以星星来表示,这和我国古代居民用月亮形象表示夜晚相同,即都是用自然客观存在的天体来表示时间概念｡而在英语及法语､德语中,“南”(South)的词根来自“太阳”(Sun),其意即“阳面”｡“北”(North)来自希腊语“Nerteros“本意为“下方”｡大概古希腊先民站在他们的奥林帕斯山上,眼望北方,地势低下,所以借“下方”表示“北”｡③这也同我国古代先民对于“东南西北”方向的认识方式相吻合｡
人类的认识过程总是历经一个由特殊——一般——特殊的过程,当远古居民对于时间和空间有了完善的了解后,便自然而然的意识到自然界一切生物和物体都有一定的寿命和空间存在形式｡并且,在人类与大自然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学会将自己所掌握到的空间观念运用到实践中｡人类模仿太阳的形状,制成圆形的器皿,模仿月牙的弧度,制成弯弓……,这说明人们已经能够从具体的空间物象中中抽象出几何图形｡随着人类脑部的进化,人类的思维日益活跃,整个社会文化也极大的发展,人类将时间､空间概念合并抽象研究,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时空观”｡而这种时间与空间合并,无论在我国还是外国,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据考古发现,我国旧石器世代的河套人的器皿上,刻有菱形､方形､圆形的图案,人面鱼纹盆,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的一种葬具,其图案也完全是由弧线､直线､圆形､扇形､三角形等简单的几何图案构成,显然,原始居民将图案绘制在器物上是为了装饰或另有宗教含义,然而,先民对于几何图案的运用,则很有可能是来自对于空间的认识,并用形象的图案表示出来,可以说,远古人类的空间观念在手工绘画中,最先表现出来｡
在灵宝市西坡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过220平方特大型房址,该房址大致呈长方形,有斜坡式门道,房屋的结构颇为复杂,在这座“超标房“的四周规则分布有立柱的痕迹——柱洞｡室内柱有4个,匀称地分布在室内｡这证明,这时我国的原始人类已经有了相当的空间思维能力,可以将头脑中的“假想空间”与“现实空间”完美结合,并以建筑的形式将其实现｡
我国祖先还曾有过长时期､大规模的治水活动,由于对地形､环境的大量测量需要,极大的推动了先民对于空间结构的认识,并能从中提炼出各种对于空间结构的计算方式｡人们利用数学方法和抽象出的几何图形来研究空间问题,于是在西周时期,出现了《周髀算经》,其中的勾股弦商高定理,便是对于空间所具特性的一项重大发现｡中国几乎在世界上最早拥有了类似望远镜的“窥筒”,代数学的发展也在当时世界趋于领先地位｡因此,对于“时空”更为理性的研究应该是从数学､几何分析中而来｡
中国古典小说时空观溯源
当时空的概念反映在我国的文学作品之中时,表明我们的祖先对于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已经有了极其深刻的认识｡文学作品中的时空概念是完全有别于绘画､建筑及代数学等对于时空的理解的｡可以说,文学作品中的时空观念是对现实时空观念的一种继承､发挥和拓展｡
我国最早的文学艺术创作是上古神话,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叙事性文学,从我国古老的神话中汲取了诸多营养,无论从创作方法,还是审美上,都对后世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神话的显著特征就是角色荒诞不经､情节奇特虚幻,而在涉及到有关时空的问题时,更是充满了奇思妙想,那种天马行空般的想象,极具浪漫主义精神｡
在满族创世神话中,太阳神为阿布卡赫赫三姐妹,阿布卡赫赫出生于水泡之中,身轻漂浮空宇之中,水珠中可以看到女神的七彩神光｡她性格慈善,是清晨温和太阳的象征,之后,阿布卡赫赫又以身造日,从自己身上裂生出另两位女神卧勒多和那姆赫赫,卧勒多性格刚直,是正午烈日的象征,而那姆赫赫则嗜睡不醒,代表黄昏时分的太阳｡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或在现实中分析,众所周知由于地球引力的缘故,不可能有新生儿诞生于半空之中,世界上也并没有所谓太阳神的存在,太阳在宇宙中有且只有一个,属恒星,一天中之所以会有早晨､中午和黄昏,并不是因为三个太阳轮流交替的缘故,而是地球自转的结果｡那么上述神话所描述的阿布卡赫赫女神及时空概念就是“无稽之谈”了,可是这则古老的神话能够流传至今,证明读者还是相当喜爱它的,读到它时,明明知道它所记述的故事是“假的”,可依然觉得它很美妙,不会产生厌烦之感,原因就在于读者明白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及科学水平低下,人类对于很多自然现象都无法做出正确合理的解释,因此猜想自然界中存在一种神秘的力量或“超人”——“神”,“神”就能主宰一切｡原始先民在创作这些神话时,对于时间和空间的非现实想象和处理,并不是由意识的,为取悦读者所作,而是对自己的各种疑惑做出解释,或是出于宗教的需要,但对于后世的读者来讲,则完全是从欣赏的角度来重新阅读这些神话故事了｡后世的读者不会计较故事是否科学､是否完全反映现实,因为读者都能够清楚的区分“现实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神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它的创作无法脱离生活的本质去凭空虚构,神话中所涉及的时空观念也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时空观念,而它只是更艺术､更具想象力的反映出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
神话创作中这种对于时空的艺术处理,被后世叙事性文学所借鉴,就产生了其文学作品中的时间与空间｡这里,不妨对叙事性文学中的“时空”作一界定:叙事性文学中时间的定义应该是指叙事的全过程,即所叙事件或故事从开始到发展直至结局的过程,包括叙述节奏的快慢､伸缩､跳跃､起伏､心理时间等｡而对于空间的阐释则是指叙事情节､自然环境､社会背景､人物群和心理空间等诸多方面｡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的时间和空间完全以现实生活为原型,但却更强烈､更集中的反映现实时间和空间｡
实际上,叙事性文学可渗透于各种文学体裁之中,即便是在有现实主义诗歌总集之称的《诗经》中,也有很多作品利用叙事来达到抒情言志的目的｡而其中对于时空艺术的运用,则更使诗歌增色｡
《诗经•国风•郑风•女曰鸡鸣》这样写到: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这首作品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诗歌全篇采用了叙事文学中的对话体形式,第一章夫妻围绕清晨时间和劳作的对话,自然交待出自然环境和人物普通劳动人民的身份｡第二章是全首诗歌的中心,但却没有过多的艺术加工痕迹,只以妻子的陈述为主,诗人着力将点睛之笔放在第三章,有意放慢叙述速度,反复咏叹,骤然凸现出了第二章夫妻向往和睦生活,期望白头到老,及其相互尊重､体贴的深切感情｡
在《诗经》后,我国文学发展的高潮不断,楚辞､汉赋､叙事散文､等重要的文学样式都相继孕育产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而无论在何种文学体裁之中,却都闪动着叙事性文学的点点光辉,对于叙事时空的运用也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地｡楚辞可融记事､写景为一体,其穿越时空的艺术手法,表现出飞廉奔属般的浪漫精神气质;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既吸取了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又借鉴了楚辞､战国纵横之文铺张恣肆､据古论今的文风;叙事散文的叙事传统､体例､写作艺术等则对后世史传文学及小说创作有直接启发,被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就是在上述各种文体得到长足发展之后出现的代表我国历史散文最高成就的里程碑式作品｡
《史记》分别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这五种体例之间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勾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特别是作者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著作中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地原则,即职责､官位或所做之事类似的人物,其传记以历史时间前后相次,各传记之间又相互渗透,但发展轮廓非常清晰,这就形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起明灭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人物描写是《史记》创作中的一大亮点,作者不仅能准确把握表现对象的外部基本特征,同时又对其内在意识和心理空间挖掘极其透彻,用三维立体的透视方法,再现出人物的复杂性格,使作品人物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从《史记》历史事件与场面的描写,可以看出作者司马迁对于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创作时更是成竹在胸,成功运用了顺序､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将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写得精彩了然,还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真实再现出一个个或惊心动魄或剑拔弩张的宏大场面,同时又融入作者自身独特感受,巧妙的编排与叙事方法,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多见｡
《史记》的创作,为后世的唐传奇､宋元戏剧及再明清小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它们中与叙事时空有关的情节安排､场面描写等,均可看到《史记》影响的痕迹｡
唐代传奇,源于六朝志怪,应该算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前身,唐德宗建中年始,许多文人投入了传奇的创作,使得传奇创作的艺术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传奇小说的普遍特点是带有一定的奇幻色彩,这大概是后神话思维的一种体现,而诸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作品利用现实中瞬间即逝的时间与神仙世界缓慢的时间进程这两种奇特的时间作为对比尺度,则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幻中有实､似梦非梦的氛围,其人生与梦幻无异的主题也更加突出,内涵颇为丰富｡
提及对于小说叙事时空的影响,则不能不说到戏剧与话本小说｡在戏剧及话本小说中,其时空的设置很注重突出叙事时空的当代性和地域性,它们既可以为故事情节的生发､开展等创设有力的条件,又可以加强叙事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强化戏剧与话本小说的现场接受效果,同时又可以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氛围,使戏剧和话本小说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这些,在此后的小说创作中都有所体现｡
随着古典诗文､辞赋､戏剧等各种文体不断发展完善,叙事文学的因素也日益成熟,小说最终登上我国文学舞台｡其发展一直保持欣欣向荣的态势,而四大名著的诞生,则无疑代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至顶峰｡无论是《三国演义》中高度跳跃､起承转合的叙事节奏;还是《水浒传》中发挥到极致的流动视角;亦或是《西游记》里小中寓大的神话空间;或者《红楼梦》中真幻雅俗错综的时空结构,无不体现出对前代文学体裁中叙事时空艺术的继承和发扬｡
中西方叙事时空对比
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与思考方式的不同,我国与西方的叙事时空艺术有很多不同｡
我国古代认为,存在的一切都不是自足的,一切事物的内涵并不都在事物自身之中,因此,存在与非存在并没有绝对的意义｡这就是说,空间的内涵也在时间之中,唐君毅先生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一书中说:“……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从无不可破坏､永恒不变的原子论与原质论｡因此中国时空观念中没有西方纯空间､纯物质性的实体观念｡而西方则是从质子､原子开始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一个由小及大的过程｡与中国恰恰相反｡
中国文化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国人关照世界的方式,它的“第一关注点”往往是整体性而非分析性的,任何具体的个人和事物都首先必须放到宇宙地大框架中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因此,象征家族的姓自然就在象征个人的名之前,表示四季大循环的年必须在表示小循环的月和日之前,群体的诞生呢,自然也就要早于个体｡这种思维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小说创作的时空艺术｡
提及叙事时空,实际上这是叙事学中的一个子概念｡通常是放在叙事学中进行研究｡在西方,“叙事学”一词在1969年由托多罗夫正式提出,但人们对叙事的讨论却早就开始了｡柏拉图对叙事进行的模仿/叙事的著名二分说可以看作是这些讨论的发端｡18世纪小说正式登上文学殿堂后,对叙事,尤其是小说的内容到小说的形式,再到小说的功能和读者的地位等在叙事学中都有详尽地讨论｡叙事时空在叙事学中属于“以话语为对象的研究层面”叙事的话语层面,即故事的表述方式,主要包括叙事事态､时间､语态､语式､人物描写､人物话语表达方式等｡这一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包括:后期的托多罗夫､热拉尔•热奈特､查特曼､普林斯等｡其对时间的考察分为三个子系统:时序､时距和频率｡如果叙事话语中的时序与故事中的时序不同,则说明话语中出现了“时间倒错“现象,如倒叙､预叙､中间叙等｡故事时距和话语时距的关系可能体现为:等距(如对话体的场景叙事)､故事时距大于话语时距(如概述或全景式叙事､省略或停顿)以及故事时距小于话语时距(比较少见,主要用于主观心理叙事)｡频率用来比较故事发生的次数和话语中发生的次数,分单一叙述(故事中发生n次,话语中也讲述n次)､重复叙述(故事中发生一次,话语中讲述n次)､反复叙述(故事中发生n次,话语中讲述一次)｡随着时代的发展,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学不断从其他领域汲取养分,形成了众多的跨学科叙事学分支,成为近年来叙事学研究的一大景观｡对于叙事时空的艺术研究也日渐深入｡
然而,在我国,虽然叙事文学传统历史悠久,但在理论方面却相对薄弱,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中说:“理论之道有两条,一条简捷,一条艰难,近年来有些人拥挤在简捷的路上,把西方特殊情境中式样翻新的思潮术语饥不择食地搬来,未经选择､消化､质疑､更舍不得潜心去融会贯通,便急急忙忙地以为这就是‘观念更新’中国的文学观象在它们手下,就像借得纯阳祖师吕洞宾的‘金手指’一般似乎点石为金了｡叙事理论方面的情形也如此｡”④
这说明我国的叙事学理论大部分是从西方汲取和借鉴,甚至完全的照抄照搬,拿西方理论生硬的套取中国文学｡以叙事时空艺术来讲,西方叙事学理论中的时空艺术处理和中国叙事文学作品之间有很大差异,西方叙事学中涉及到的语言各种时态对于文学创作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中的时间艺术,而中国文学创作中却只有永恒的现在时｡这和中西方关照世界的方式有观,西方研究事物总是从微观着眼,而中国则习惯从宏观把握｡在语言中,中国人的这种整体性思维模式实际上要比西方进步,因为汉语本身这一种超越历史,表现共时的能力,使中国的叙事具有了沟通瞬间与永恒､出入天道和人间的功能,在时空的艺术处理上更具张力｡
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对于西方精辟的叙事理论就要抛之一边,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立足于现有的材料,对叙事时空艺术进行分析和逻辑把握,认识､了解西方有关叙事时空的理论,正确处理其与中国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关系,进行还原､参照､贯通､融合,显示我国文学的高明､精湛之处,以叙事时空的独特视角,揭示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创作的别样魅力｡
参考文献:
[1]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9.
[2]董小英.叙述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6.
[3]杨义.杨义文存第一卷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
[4]赵捷.艺术的时空美[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1.
[5]赵军文化与时空—中西文化差异比较的一次求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1.
[6]袁梅.诗经译注(国风部分)[M].济南:齐鲁书社,1983.10.
关键词：演化；纳什均衡；囚徒困境；策略空间；决策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27-03
一、纳什均衡的定义
在博弈G=（S1，…，Sn：u1，…，un）中，如果由各个博弈方的各一个策略组成的某个策论组合（s1*，…，sn*）中，任一博弈方i的策论si*，都是对其余博弈方策略的组合（s1*，…s*i-1，s*i+1，…，sn*）的最佳对策，也即ui（s1*，…s*i-1，si*，s*i+1，…，sn*）≥ui（s1*，…s*i-1，sij*，s*i+1，…，sn*）对任意sij∈Si都成立，则称（s1*，…，sn*）为G的一个纳什均衡[1]57。很显然该策论组合（s1*，…，sn*）为策论组合空间S的一个子集，那么首先需要讨论的是S的性质。
二、S——有限性还是无限性
上述纳什均衡的定义并未明显陈述S是有限还是无限，但纳什本人关于纳什均衡的定义中明确提到“有限个纯策略”（anassociated finiteset）[2]287。克雷普斯也提到“经济学家用纳什均衡分析经济问题，其前提是相应形势下存在明确的博弈过程”[3]33。所以经典的纳什均衡认为可供选择的策略是明确而且有限的。但是如果这个空间本身只是N维空间的一个有限空间，那么即使得到了“纳什均衡”，也仅能认为该“纳什均衡”只是这个有限空间的“纳什均衡”而很可能不是“无限理性空间”[即N维空间]的纳什均衡。
可是，如果说该S空间即为抽象的无限理性的，①那么，我们做决策是否还有意义，正如哈耶克所说“不知道的也是不能计划的”[4]96谁能断定不能预知的策略组合不是更好的？基于此，作者认为所谓的决策是基于现有存在的有限的策略空间而非未来不确定的无限的策略空间。而如果说决策是基于现有存在的有限的策略空间，甚至是明确清晰的策略空间，那么为什么我们所做的决策常常出现并不是基于这个有限的策略空间的最优呢？西蒙的“有限理性”观念似乎不能解释这种矛盾，当然，在我们假设策略方案有限性的时候的确已经包含了“有限理性”，所以作者的一种解释是决策者的决策是基于现有存在的有限的策略空间，可与此同时，决策者有限理性地清楚自己的有限理性。从上面的讨论能看到即使对于近乎确定的策略空间决策者也并不一定能做出基于该策略空间的最优决策。而客观上策略空间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在演化，这种演化以决策者的决策②为前提，而之所以实施决策却源于策略空间的变化。到此得到一个近乎悖论的结论：演化的原因与结果均是策略空间本身的变化。
三、一种解释
上节非但没能完全回答S空间有限性无限性的问题，反而得到了一个近乎悖论的结论：演化的原因与结果均是策略空间本身的变化。事实上，这是不矛盾的。策略空间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力”，而各方所做的选择是相应的“生产关系”，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有相应的“生产关系”去适应这种“生产力”，而“生产力”发展了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这与以生物进化学的观点类比演化的做法是有差异的，他们认为演化以“适应性”为核心，也即拉马克强调的“变异的主动性”[5]86。而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讲，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自发性”，也即演化的自然发生。形象一点，生物进化论的观念：目的是“生产关系”，演化的原因是决策；而本文的观念：目的是“生产力”，也即创造更适宜的策略空间，策略空间本身决定了演化的必然。自然地，我们还会发现另外一个重要的端倪——策对于路径的依赖，也即某个演化的起点的重要，这将决定演化的最终方向和终点，这是宏观层面；而另外更重要的也是我们可能忽略的是参与演化的个体的演化起点，这决定着演化的路径。但我们要明白的是演化的终点不会是至少不会一直是我们设定的终点，正如弗格森所说演化的结果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却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6]58。也即索罗斯所谓“均衡点之不可企及”[7]21。本文同样认为均衡是相对的，而演化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均衡仅仅是演化动态过程的某一点（甚至是事实上未达到的某一点），作者将以纳什均衡中经典案例“囚徒困境”做具体的观察与思考。
四、“囚徒困境”观察与思考
囚徒困境表述如下：①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有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见表1.1：
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相关术语称“背叛”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
若二人都保持沉默（相关术语称互相“合作”），则二人同样判监半年。
若二人都互相检举（互相“背叛”），则二人同样判监2年。
讨论该案例的文献多将重点放在均衡的分析，本文侧重策略空间的性质——这个策略空间的历史路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最初阶段，抓到嫌疑犯后警察提供的选择是“你们（注意是你们）认罪还是不认罪，如果认罪只判刑2年，要是不认罪，5年！”②那么，在只有两种选择的策略空间中，罪犯当然“赶紧”认罪，因为那是两者中最优化的策略。可是，两人在牢里天天受牢头欺负的罪犯就开始寻思呀：牢里日子可真不好受，我们是不是被警察骗了，假如我们不承认，警察能判我们5年吗？是的，我们不承认就不等于我们没有罪吗？没有罪警察怎么能判我们的刑？在此时，新的方案凸显了——不承认，将判无罪！那么这个并不是警方想看到的结果！于是警方陷入了僵局，警方想要的是双方都认罪，而出现的是不认罪的对罪犯有利的方案，因为如果都不认罪的话他们确实无法给罪犯定罪，这个时候警方就提出了新的方案——你们认罪的话，我们不但不给你们判刑，而且还给你们数量1的奖励，此时，便出现了新的“显性”的策略空间：③都不认罪——都不判刑；都认罪——得到1的奖励；如果说仅是这两种方案，很显然他们会承认；可是，由于有第一回合的博弈（已有的演化经验），其中一个很可能“回忆”起认罪被判2年的经历！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认罪有两个可能的结果：（1）数量1的奖励；（2）判两年。也即不确定性出现了，于是就出现了最重要的也是首次的分化：一个认罪，一个未认罪；一个被判1年，一个被判3年——他们事前并未意识到的其中一种结果（自以为聪明的未认罪者认为他甚至看到了隐藏在警察提供的两种方案后面的第三个方案：认罪的话要判2年！）；正是基于群体内的首次分化，分开审讯的想法便出现了，也就相应出现了新的方案：若一人认罪，而对方不认罪，认罪者判1年，不认罪者判3年。可以想到：在该方案出来之初，由于其中的不确定性，罪犯会均倾向于选择认罪（或者一方认罪），但随着相应的策略空间的稳定，罪犯们会选择另一个明显有利的策略——都不认罪！随着罪犯选择的稳定，策略空间又会发生变化，警察会提供新的“显性”策略空间：若一人认罪，而对方不认罪，认罪者无罪释放，不认罪者判4年。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都不认罪与都认罪均是该空间的纳什均衡。在该方案出来之初，罪犯会均倾向于选择认罪（或者一方认罪），也就是说从其中的一个均衡逐渐变到了另外一个均衡，但同样的，随着相应的策略空间的稳定，罪犯们会选择另一个明显有利的策略——都不认罪！……直到“显性”的策略空间演化为文中囚徒困境的案例中警方提供的选择空间。图1.1为该演化过程的一个简图。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演化过程只是其中一种可能的演化路径中几个可能见到的切面，而真实的演化过程是我们无法事先确定，也是更为复杂的。但是从上述演化中我们还是能得到一些启发性的思考：其一，不论是真实的策略空间，还是“显性”的策略空间，它们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其二，真实的策略空间和“显性”的策略空间往往是在对方趋于稳定的状态下变化的，且呈交替变化的状态；其三，真实的策略空间和我们“显性”的策略空间大多数时间是不一致的，也有一致的时候，但是由于真实策略空间本身在不断演化，即使二者一致，作为单个的决策者（他们往往经历过“显性”空间和真实空间的不一致）做出的决策并不是整体最优。换句话说，博弈并不仅仅是横向策略空间的识别与认知，更是当前策略空间与历史策略空间的博弈。所以决策是基于经验的，基于他所处的策略空间演化过程中的位置的。这种决策对于路径的依赖为多个纳什均衡中如何判断到底哪个纳什均衡是决策者倾向于选择的纳什均衡提供了思路。那就是决策者往往选择与他所处的位置最靠近的那个均衡。其四，如果真实的策略空间相对固定[见图中（3）—（6）]，那么“显性”策略空间也会相对固定（见图中6—7），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决策者是能做出整体最优的决策的。然而这种均衡状态依然不能持久，其原因是随着“显性”策略空间的趋于稳定，真实的策略空间改变了。其五，经典囚徒困境实验的结果是囚徒均认罪这个纳什均衡占多数，初看与本文所持观念有出入（见“其四”），但仔细探究会发现，实验的结果正是文中强调的演化过程的必然结果，之所以两个罪犯都趋向认罪，其实质并不是他们受到了纳什均衡点的“吸引”，而是在策略空间长期演化的过程中，罪犯往往得知的是：两人都不认罪，按真实的策略空间，他们都不会被判刑；可是等到他们真的都不认罪，警方在后期的调查中又找到新证据呢？那么他们会重判！且这种情况是较普遍的。也即他们知道无论如何也无法预知所谓“理性空间”（见注释①），仅能基于他所处的策略空间演化过程中的位置做出判断。其六，演化过程中，纳什均衡本身的变化相对缓慢。
五、结论
本文首先从演化的角度对纳什均衡所在的空间做了一个观察，认为纳什均衡所在的策略空间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以决策者的决策为前提，而决策者实施决策源于策略空间的变化，也即策略空间的变化互为因果，然后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类比对此给出了一种解释。最后通过“囚徒困境”中策略空间的演化进一步说明了演化的必然性并对演化的规律做了初步的分析，同时得到决策是基于所处的策略空间演化过程中的位置的结论，相应的策略空间中的某个纳什均衡并不能成为一种持续的决策所依赖的均衡。
参考文献：
[1]王则柯，李杰.博弈论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Nash J.Non-cooperative games[J].Annals of Mathematics，1951，
（54）：286-295.
[3][美]戴维·M.克雷普斯.博弈论与经济模型[M].邓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胡晋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白瑞雪.生物学类比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阶段[J].教学与研究，2011，（3）：84-90.
[6]雷国雄.不确定性、创新不足与经济演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关键词] 创新能力 空间自相关 空间分布 空间计量分析
在我国,随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更为重要。但由于历史等原因,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非常明显。罗发友(2004)通过对专利授权数据的研究发现我国创新产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万勇(2009)采取因子分析法发现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具有由东向西梯度递减、各区域间差距大等特征。国内许多学者都证明了我国创新产出具有集聚现象,张玉明、李凯(2007)还运用了空间自相关的方法证明了空间集聚现象并不是随机出现的。但是,他们都没有从宏观的层面来分析中国创新产出空间差异的成因。科学地衡量我国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并寻求其成因,对于各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
在评价创新产出时,专利是最常用的指标之一。虽然专利这一指标有许多不足,如有人认为并不是每项专利都是创新或是某些行业的创新是很少申请专利等等,但相对于其它指标而言,具有几个明显的优势。如专利统计数据具有可获得性、授权标准是客观的和变化缓慢等。因此,在研究创新活动时使用专利数据是合理的,本文以专利申请量来代表区域创新能力的强弱。
1.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状况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我国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增长迅速。图1提供了2008年我国31个省市(不包括港、澳、台)专利申请量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图。
图1 2008年中国31个省市专利申请量的空间分布图
从图1中可以看出,创新产出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及四川及湖北地区,而中部地区如河北、河南、湖南、安徽等形成了中型梯度的集群,西部及西北部地区则相对较为落后,东、中、西部地区呈现梯式结构。图1中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是,区域创新能力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大量的创新行为发生在我国沿海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以广东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以及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
从图2的专利授权量所占的百分比来看,第四层次的8个省市的创新产出占全国专利授权量的75.59%,而第一层次的7个省市的创新产出占全国专利授权量的比例仅为1.38%。
图2 我国创新产出能力的四个层次 图3 东、中、西部地区专利授权量的百分比
从图3的东、中、西部地区所占的比例看,东部专利授权量远远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这强烈地显示出创新产出集中在少数地区,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创新活动呈现强弱的极化现象。
2.创新产出的空间集中度
Gini指数是用来判断地区所得分配与贫富差距程度的指标。也可以转用来衡量省际创新产出的集中度,来判断省际创新产出的集聚状况。区位Gini系数被定义如下:
其中,N是区域的总数量,是变量的平均值。当所有的省际区域变量相等时,区位Gini系数最小,且G=0;当除去一个省际区域的变量以外,其余区域变量均为0时,区位Gini系数最大,且G=1。Gini系数越接近于1,变量就越地理集中。图4计算了2000-2007年专利申请量的区位Gini系数。
图4 2000-2007年专利申请量的Gini系数
从图4中可知,在2000-2007年之间,区位Gini系数有逐年增大的趋势,也就是说,我国省际专利分布的不均衡性逐年加剧,专利申请有向少数几个省区集中聚集的趋势,领先与落后省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二、创新聚集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前面的计算结果反映出我国创新产出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地理聚集现象。为了检验我国创新产出的空间聚集是随机发生还是存在着某种特定的分布规律,就要对专利申请量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我们使用空间统计学最常用的指标,即 Moran’s I 指数来检验创新产出的空间相关性。
1.基于Moran指数的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
在计算Moran’s I指数前,要先构建各省际区域的空间权重矩阵,我们采取基于空间邻接关系的空间权重。即
Moran’s I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Xi表示第i地区的观测值(如专利申请量的综合评价值),n为地区总数(如省域),Wij为二进制的邻近空间权值矩阵。
Moran’s I 可看作各地区创新能力观测值的乘积和,其取值范围为- 1
检测2008年区域创新产出的专利申请量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关性即空间相互依赖性。计算结果发现,2008年各省域专利申请量的Moran’s I 为0.3733(如下图所示),Moran’s I 的正态统计量Z值大于正态分布函数在0.05水平的临界值1.65,表明我国31个省市创新能力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正自相关关系,说明创新能力在空间分布上并不是分散分布的,而是表现出某些省域的相似值之间在空间上趋于集群。也就是说,具有一种较高创新能力的省区相对地与较高创新能力的省区相接近,或者较低创新能力的省区相对地与较低创新能力的省区相接近的空间关联结构。因此,从整体上讲,省域间技术创新能力是存在空间相关性的,也就是说存在着空间上明显的创新集聚现象。
2.基于Moran散点图的局域空间相关模式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省际区域属于创新能力的高水平地区还是低水平地区,就要进行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Moran散点图就是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Moran散点图把整个空间分成四个象限:第一象限对应于高观测值的区域被同样是高观测值的区域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第二象限是低观测值的区域被高观测值的区域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第三象限是低观测值的区域被同样是低观测值的区域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第四象限是高观测值的区域被低观测值的区域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
局域Moran’s I 散点图(下图)展示了专利申请量的空间滞后W_PAT-2作为纵轴和PAT-2作为横轴的分布情况。其中,W_PAT-2表示邻近值的加权平均值,该图显示了2008年我国31个省市专利申请量的Moran’s I散点图。
从图5中可以看出,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福建、山东、安徽、河南、河北、湖北、湖南12个省市位于第一象限,表现为正自相关关系(HH),是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江西、广西2个省域位于第二象限,为负的空间自相关关系(LH);吉林、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云南、新疆、黑龙江9个省市位于第三象限,同样是正的空间自相关(LL),但为创新能力较弱的地区;广东、辽宁、四川、陕西4个省域位于第四象限,为负的空间自相关关系(HL);而贵州、海南、山西则同时跨了第二、三象限,重庆则同时跨了第一、二象限。位于一三象限的省域(21个)远远多于二四象限的省域(6个),说明各省市的创新产出能力以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分布为主,显示出了创新能力集群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这也证实了前面Moran指数计算得出的创新产出存在正向空间依赖的结论。
三、中国创新能力分布差异的空间计量分析
前面的分析证明了我国创新能力存在着不平衡性和空间相关性,下面我们用加入空间因素的计量模型来估计创新能力的空间自相关强度。在众多影响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因素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产业结构状况、区域科技经费投入、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对技术创新能力有明显的关系。为此,我们选取专利申请量为创新产出的指标,记为PAT;选定五个解释变量:(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表示,记为GDP;(2)区域产业结构特征,用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来表示,记为CY;(3)区域科技经费投入,用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经费表示,记为RD;(4)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用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来表示,记为HG;(5)城市化水平,用城镇人口/总人口来表示,记为CITY。本文以2008年PAT为被解释变量,以2008年的P-GDP、CY、RD、HG和CITY为解释变量。两边取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A)
模型A没有加入对空间相关性的考虑,我们通过对回归结果残差的检验来验证空间相关性的存在。首先对模型A进行OLS估计,结果如下表1所示。
由表1中结果可知,OLS估计的31个省市创新能力函数的拟合优度达到76.82%,F值为20.8808,模型整体上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拟合效果较好。变量的显著性检验显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LnGDP)、区域科技经费投入(LnRD)和城市化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都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与预期的结果基本一致。高等教育发展水平(LnHG)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区域产业结构(LnCY)系数为正但未能通过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如果不考虑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也就到此为止了。但由于前面的区位Gini系数和空间统计的Moran’s检验都已证明了31个省市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而且在上表中Moran’s I(误差)检验表明经典回归误差的存在着空间相关性(显著性水平小于1%),因此,我们认为各个省市创新能力的高低受到邻近省市的影响,也就是说创新能力应该存在空间自相关性。空间自相关回归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根据Anselin et al. (1996)判别方法,由上表中可看出,LMERR和R-LMERR的检验都通过了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而LMLAG和R-LMLAG都未通过10%水平下的检验。因此,本文使用空间误差模型是合适的,新的回归模型变为:
(B)
其中,为空间误差系数,其衡量了样本观察值中的空间依赖作用,即相邻地区的观察值Wy对本地区观察值y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对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值会有偏或无效,需要通过工具变量法、最大似然法或广义最小二乘法等方法进行,本文采用最大似然法来估计。通过Geoda软件计算得出下表2所示。
表2 区域创新能力生产函数SEM估计结果
比较表1与表2中的检验结果发现,空间误差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值高于OLS模型。比较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AIC和SC值就会发现,SEM的LogL值最大,AIC和SC最小,极大似然比率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从各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上看,其显著性水平都有所提升,如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显著性水平从OLS估计的10%提高到SEM模型的1%。因此SEM模型比OLS估计的模型要好。由此可知,基于OLS法的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由于遗漏了空间误差自相关性而设定的模型不够恰当。
从表2中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科技经费投入、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科技经费投入、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对各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作用。产业结构特征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对区域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空间误差系数 为正,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我国的区域创新产出有明显的空间近邻溢出效应,省际创新行为是相互影响的。
四、结论
空间计量统计分析表明,省际之间创新产出的集聚与相邻省区的创新产出的集聚是有空间相互关系的。这个结果提供了对省际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维度的新认识。空间数据分析的主要结论概述为以下几点:
1.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以广东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以及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
2.从2000-2007年的区位基尼系数可以看出,我国省际专利分布的不均衡性逐年加剧,专利授权有向少数几个省区集中聚集的趋势,领先与落后省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3.2000―2007年专利授权量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我国区域创新产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正自相关关系,说明创新行为在空间分布上并不是分散分布的,而是表现出某些省域的相似值之间在空间上趋于集群。专利申请量说明我国区域的创新产出能力以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分布为主,显示出了创新能力集群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
4.空间计量分析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科技经费投入、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对各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作用。除此这外,空间误差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表明我国的区域创新产出有明显的空间近邻溢出效应,省际创新行为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创新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区域政策时,不能仅考虑自身条件,还要充分利用创新聚集、区位优势、技术溢出等地理条件,加强区域交流,扩大创新辐射面积和强度,实现区域双赢。
参考文献:
[1] 罗发友:中国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成因[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6):76-81
[2] 万勇:现阶段中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及其分布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级区域数据的因子分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210-215
[3] 张玉明 李凯:中国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布及空间相关性研究―基于1996-2005年省际专利统计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7(11):97-103
关键词科学思想史，中国古代，时空观
AbstractThispaperdiscussestheconceptofspaceinancientChina.TheancientChinesedefinitionofspaceandtheircognitionofwhetherspaceisfiniteofinfiniteandtheirknowledgeoftheabsolutenessofspacedirectionareanalysed.Thetheory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imeandspaceinancientChinaisevaluated.
KeywordshistoryofscientificthoughtancientChina,conceptoftimeandspace
对空间特性的认识，是古人自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人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空间观念，研究科技史，有必要对之加以探讨。
1关于空间的定义
在对空间概念的抽象上，古人有多种说法，常见的是用空间的三维性来定义空间。《管子》书中有《宙合》篇，后人解曰：“四方上下曰合”，“合”即为抽象意义的空间概念。由“四方上下”着眼进行定义，显然是强调的其三维性。
除了用“合”表示空间以外，古人更多地则是以“宇”表示空间。据《文子·自然》篇记载：“老子曰：……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这就是一例，它也是着眼于空间的三维性的。在历史上，类似说法很多，表明它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一种空间表示方法。
《庄子·庚桑楚》对空间的定义则强调其客观实在性，说：“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即是说，空间是一种客观实在，它可以容纳一切，其本身却不能被别的东西容纳。这一定义同时也涉及到了空间的无限性。
《墨经》对空间的定义颇富分析色彩，它强调空间方位，认为各种具体方位的集合就构成总的空间概念。《经上》有“宇，弥异所也”的定义，《经说》解释说：“宇，东西家南北。”即空间是各种不同场所或方位的总称，例如东、西、家、南、北这些具体方位概念，合在一起就抽象出总的空间概念。引文中提到“家”，这是墨者选定的空间方位参考点。东西南北以何为定？以生活中心“家”为参照而定。因此，这里也涉及到空间方位定域问题，注意到了具体空间方位的相对性。本条的精华在于它对“弥异”二字的使用，“弥异”就是包容一切有差异的某类事物，此处即时空。这是古今中外独树一帜的时空观念，有极强的逻辑性［（1）］。
凡此种种，都是以“宇”作为抽象的空间概念，只是定义的角度不同而已。
另外，中国古人也有将“宇”和“宙”合在一起，用“宇宙”表示空间的。这虽然与现代用法一致，但却为学术界所忽略。学术界通常认为，古人以“宇”表示空间，以“宙”表示时间，“宇”“宙”连用，则综合表示空间和时间，所谓“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就昭示着这一点。这种认识，固然是不错的，但不能绝对化，古人并非一概用“宙”表示时间，“宙”的本义与空间相关。《说文解字》说：“宙，舟舆所极覆也。”这种意义的“宙”，就只能是抽象的空间概念了。从“宙”的这种意义出发，古人将其与“宇”连用，表示空间。从而演化出“宇宙”这一抽象空间概念，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晋朝郭璞《江赋》：“若乃宇宙澄寂，八风不翔，舟子于是搦棹，涉人于是＠①榜。”［（2）］陆云：“函夏无尘，海外有谧，芒芒宇宙，天地交泰。”［（3）］后秦姜岌：“日之曜也……赫烈照于四极之中，而光曜焕乎宇宙之内。”［（4）］这些，都是以“宇宙”表示空间的典型例子。
对于古人将“宇”“宙”连用或并提以表示空间的做法，必须有清醒认识，否则在评价古人相关学说时，就容易犯错误。例如东汉张衡在其《灵宪》中论述了天地直径以后指出：“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对于这一段话，论者咸以为张衡提出了无限时空观念，从而给予高度评价。其实，从上下文来看，张衡这段话只讨论了无限空间观念，与时间概念无涉。
2空间的有限与否
空间有限与否，直到今天仍然为现代宇宙学所关注，也是古代哲人讨论的热点。古人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有多种说法，其中很多人主张空间无限。例如，《管子·宙合》即说：“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间……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棠天地。”天地囊括万物，宙合又有棠天地，大之无外，这样的空间，应该说是无限的。引文的最后一句特别指出，无限性是表现在宏观、微观两个方面的。这一认识非常深刻。
《列子·汤问》同样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空间性质进行探讨，认为它“无极无尽”。殷汤曰：“然则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朕何以知之？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朕是以知其无极无尽地，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
这里借夏革之口，讨论了空间的“极”、“尽”问题。极，指空间的外部边缘；尽，指空间的内部破缺。《列子》认为，如果空间是虚无，它就没有边缘，是无限的；如果空间由具体物质组成，它的内部就会有尽处，即空缺，这样，空间的无限性就是不完全的。但是在无穷大的宇宙之外，不可能再有无穷大的空间；在光滑连续的纯粹空间之内，也不会再有空缺。《列子》主张空间不能等同于物质，它是容纳具体物体的，是无限大的，内部也是连续的、光滑的，没有空缺。《列子》能够考虑到空间的破缺与否，其思想深度令人叹服。
唐代柳宗元认为，“无极之极，莽弥非垠”；“东西南北，其极无方”，明确指出空间是无限的。因为是无限的，所以它“无中无旁”［（5）］，没有中心。由无限空间观念进一步否定宇宙中心的存在，在人类认识史上是一大进步。
我国古代对空间无限性的议论甚多，这里不再详列。
空间无限的判断，合乎逻辑思维。古人常认为，有形则有极，无形则无尽，空间是无形的，所以它无极无尽。这一思想方法具有普遍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可以觅到它的踪迹。例如古罗马卢克莱修就曾提出过一种投掷飞矛的理想实验，用以论证空间的无限性。中西文化在用逻辑推理方式论证空间的无限性时，在思路上是彼此相仿的。
另一方面，古人也确有主张有限空间观的。例如西汉学者扬雄即曾提出：“阖天谓之宇。”［（6）］空间（宇）的范围以浑天说所主张的天球（阖天）为尺度，当然是指有限空间。这种有限空间观念，有它自己一定的观测依据和数理推算过程。三国王蕃的议论，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他说：“夫周径固前定物，为盖天者尚不考验，而乃论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阴阳所不至，日精所不及，仪术所不测，皆为之说，虚诞无征，是亦邹子瀛海之类也。”［（7）］
王蕃反对那种任意臆测天球之外空间范围的方法，他的话表现了一种求实精神。在历史上，很多浑天家都计算过天球的大小，其结果虽然不能成立，但他们重视用数理方法研究空间性质，也有其可取之处。我们不能以与今人所持信念是否相符为标准评价古人，而应重点考察他们工作的实质，了解他们的思想方法，以此为依据进行评价。实际上，空间究竟有限与否，现代科学亦存在不同看法，对于古人，当然也不必在此问题上过于苛求。
在这里，张衡的工作值得一提。他在论述天球的大小时说：“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广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极，则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则是浑已。将覆其数，用重［差］钩股。悬天之景，薄地之义（仪），皆移千差里一寸得之。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8）］
括号中的字是前人据意思所作的校正。由引文来看，张衡所持是一种椭圆天球观念，认为这个天球的平均直径是232300里。他特别强调说，要得到这一结果，所用的数学工具是重差勾股术，物理依据是所谓地隔千里、影差一寸的学说。今人对张衡这段陈述给以高度评价，是说他提出了“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无限时空观。实际上，张衡这段话并未涉及时间，前文对此已有说明。笔者认为，张衡的功绩并不仅仅在于他认为空间是无限的，他的话隐含了这样一种认识：用数理方法所能观测和认识的空间，是有限的，超出这个范围的空间是无穷尽的。对于无限空间，只能用思辨的方法去解决。换言之，在讨论空间范围时，哪些属于物理问题、哪些属于哲学问题，张衡的理论对之做了区分，这才真正是其高明之处。
3空间取向的绝对性
中国古代空间观念的另一特征，是其对空间取向性的重视，认为空间各向异性，方向具有绝对意义。这一特征的作用首先在于它发展出了一套实用角度概念体系，用四维、八干、十二支表示二十四个地平方位角。由于中国古代角度概念缺乏，这一体系成功地解决了物体分布地平方位的表示问题，因而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而其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这是对空间物理特性的揭示。物质的分布及运动与空间分不开，所谓空间的各向异性，实际上反映了物质在空间中分布及运动的特征，认为它不是浑浑沌沌，各向同性，而是沿各个方向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我们说这一认识揭示的是空间的物理特性。
中国古人对空间取向绝对性的论述很多，例如《管子·七法》篇云：“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运钧之上。”立朝夕，即确定东西取向。不能在旋转的钧石上建立方向标志，因为方向本身是固定的。这里就涉及到方向的绝对性。
除了水平方向，古人对铅直取向亦很重视，认为它是自然本身的特质，人类在主观上不能对之加以更改。例如，《荀子·王制篇》云：“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墨子·辞过》：“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这些，都反映了一种绝对的上下观念。
中国古人的绝对上下观，与其固有的地平大地观分不开。古人缺乏地球观念，认为大地是平的，在量级上与天的大小差不多［（9）］，由此，上下取向是绝对的，背离地面，就是向上，否则为向下。这与古希腊人不同。希腊人笃信地为球形，他们的上下观以指向地心为下，背离地心为上，是一种相对的上下观念。后来，在中国古代宇宙结构理论中出现了浑天说，认为天包地外，否定了传统所谓天在上地在下的说法，但中国人对于上和下的理解并没有改变。这种绝对上下观与地圆说不相容。例如，清代陈本礼在反对明末清初传入我国的地圆说时就曾议论道：“泰西谓地上下四傍，皆生齿所居，此言尤为不经。盖地之四面，皆有边际，处于边际者，则东极之人与西极相望，如另一天地，然皆立地上。若使旁行侧立，已难驻足，何况倒转脚底，顶对地心，焉能立而不堕乎？”［（10）］陈本礼的这种疑虑，从西方相对上下观念来看，不成其为问题。清初学者方中通就曾运用西学观点解释过这一问题：“方者以上为上，以下为下；圆者以边为上，以中为下。地居天之正中，故人以各立之地为下，不知其彼此颠倒也。”［（11）］因为圆者以中为下，以边为上，人在地球上无论居于何处，都是头上脚下，倾坠之事，当然无从发生。
中国和西方关于上下的观念在几何意义上完全不同，但引导他们产生上下意识的物理因素却是同一的，是地心引力。古人通过对与地心引力有关的大量事实的感受，结合他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产生了各自不同的上下观念。由此，古人对空间在铅直方向取向性的重视，有其内在的物理依据，即地球引力的客观存在，尽管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
古人重视对方向的判别，是由于他们认为空间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性质。所谓“五方配五行”，就反映了这种认识。五方，指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古人认为五行按木、金、火、水、土顺序与上述五方相配。这种说法在古书中比比皆是，这里不再例举。古人不但认为空间方位有五行意义的差异，而且进一步把它推向了更广泛的涵义。《晏子春秋》的一则记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景公新成柏寝之室，使师开鼓琴。师开左抚宫，右弹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师开对曰：‘东方之声薄，西方之声扬。’”［（12）］
东汉高诱注“室夕”曰：“言其室邪不正……夕又有西义。”这是说，房子朝向不正、会通过它的声学效应表现出来。本条记述未必属实，但它反映了古人一种信念：空间取向的不同，有着物理意义的差异。
《晏子春秋》的记述，虽然迹近神话，但其思想内涵则未必完全荒唐，因为方向概念的产生，确有其一定的物理依据。正如人们对铅直方向的强调是对重力现象的体会一样，水平四向观念的产生则是对地球自转有关现象感受的结果。地球的自转，造成了太阳东升西落的周日视运动，这导致东西二向的建立。地球自转时，角动量守恒，其自转轴在空间中的指向恒定不变，这一指向投影到地面，就构成了南北二向。因此，地球自转是人们得以建立恒定水平四向的物理基础。
空间取向是绝对的，这等价于说空间各向异性。古人这一认识与现代所谓宇宙学原理大相径庭。宇宙学原理主张宇宙均匀各向同性，它揭示了大尺度空间物质分布的特性。中国古代的有关认识，是就人直接可见尺度而言的，它与现代宇宙学原理是互补的。
4时空关系
在古人有关时空关系的议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时间与空间相关的说法。例如，《管子》中有《宙合》篇，其中提到“宙合有棠天地”。按后人注解，古往今来曰宙，四方上下曰合，即这里的“宙合”指时间和空间，天地就存在于时空之中。这是将时间与空间相提并论。古籍中常见四时配四方之说，认为春属东，夏属南，秋属西，冬属北，则是将特定的时空相联系。《庄子·则阳》引容成氏曰：除日无岁，无内无外。”认为没有时间的累积，连空间方位的内外都无从区分。明末方以智对时空关系有更精辟论述：“《管子》曰宙合，谓宙合宇也。灼然宙轮转于宇，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春夏秋冬之旋转，即列于五方。”［（13）］这里把时间比成轮子，以为时间的推移在空间中进行，空间中有时间，时间中有空间，二者浑然一体。这种陈述，侧重于强调时空相关性，与牛顿绝对时空观强调时空互不相关相比，着眼点有所不同。
我国先秦曲籍《墨经》的《经下》篇，则从物理问题着手，涉及到了时间、空间和运动的关系。《经》：“行修以久，说在先后。”《说》：“行：者（诸）行者必先近而后远。远近，修也；先后，久也。民行修必以久也。”《经》：“宇域徙，说在长宇久。”《说》：“宇：徙而有处，宇。宇南北，在旦又在暮，宇徙久。”引文中的“久”，是墨家所定义的抽象时间概念，“宇”则表示空间。这两条，都是说空间距离的变化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即对于表征运动而言，时间、空间缺一不可。
中国古代这种时空和运动不可分的观念，得到了当今学界的热情赞扬，人们倾向于把它看作是爱因斯坦相对论时空观在中国古代的朴素表现。但这种认识不能成立，中国古代时空观的科学基础并未超越经典物理学范围。爱因斯坦本人即曾指出：“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认为实在世界的四维性是狭义相对论第一次提出的新看法，甚至早在经典物理学中，事件就由四个数来确定，即三个空间坐标和一个时间坐标，因此全部物理‘事件’被认为是寓存于一个四维连续流形中的。”［（14）］即是说，物理“事件”发生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时空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人的论述，与经典物理学内在并不矛盾。
狭义相对论时空观所主张的时空相关，有其特定内涵，那就是同时相对性概念。这一概念是在光速不变和自然界定律对洛仑兹变换保持不变这两条原理的基础上推证出来的，它认为，“所有与一个选定的事件同时的诸事件就一个特定的惯性系而言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这不再能说成为与惯性系的选择无关的了。”［（14）］即是说，“每一个参考物体（坐标系）都有它本身的特殊的时间，除非我们讲出关于时间的陈述是相对于哪一个参考物体的，否则关于一个事件的时间的陈述就没有意义。［（14）］所谓时间与空间的不可分，即是就这一意义而言的。显然，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广义相对论的时空观更进了一步，认为时空、空间与物质不可分，这里姑且不论）在依据的原理和具体内涵上都与中国古代时空相关的观念不同，我们不能说中国古代时空观远离经典物理学而接近于狭义相对论的时空观。
中国古代代空观在表现形式上有异于牛顿的陈述，那是由于双方思想方法不同，因而在讨论同一问题时，着眼点也不同。西方思想方法以分析为主，他们当然知道表征物理事件要用四个坐标，但并不去强调它的整体性，而是侧重于具体分析每个坐标对表征物理事件所起的作用，分析的结果，时空被分割为一维的时间和三维的空间，二者相互独立，时间的流逝对于不同的参照系是一样的，由此，产生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中国人则侧重于综合，重视整体效应，认为要表征物理事件，时间空间缺一不可，所以，二者不可分。在相对论时空观提出之前，人们认为牛顿绝对时空观天经地义；相对论广为人知之后，人们又对中国古代时空观推崇备至，这些皆为不妥。中国古人的说法与牛顿的论述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揭示了经典物理学时空观的某些特征。将这两种说法结合起来，可以获得对经典物理学时空观比较完整的认识，这就是其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1）李志超．天人古义——中国科学史论纲．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163
（2）郭璞．江赋．昭明文选．卷十二
（3）陆云．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一首．昭明文选．卷二
（4）姜岌．浑天论答难．续古文苑．卷九
（5）柳宗元．天对
（6）杨雄．太玄．玄chī＠②
（7）王蕃．浑天象说．唐开元占经．卷一
（8）张衡．灵宪
（9）李志超，华同旭．论中国古代的大地形状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年第2期
（10）游国恩主编．天问纂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117—118
（11）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一
（12）晏子春秋．景公成柏寝之室而师开言夕，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
（13）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