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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应有扎实的专业功底
在大观园中，诗才最高的应推黛玉。她不仅有精深的诗歌鉴赏才能，更有精熟的诗歌创作才能。正因此，她才能对香菱的读诗和写诗作精当的指导，使香菱学诗进步迅速。叶圣陶曾说：“教师善读善作，深知其甘苦，左右逢源，则为学生引路，可以事半功倍。”否则，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难矣！
二、让学生轻松愉快地学语文
在香菱开始拜黛玉为师时，黛玉就说：“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后来探春打趣说要让香菱入诗社，香菱说：“姑娘何苦打趣我，我不过心里羡慕，才学着顽罢了。”黛玉和探春都笑道：“谁不是顽？难道我们是认真作诗呢！”好一个“顽”字，给了香菱多少信心，多少学诗的乐趣！
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叫“目的紧张”。一个人越是急切地想达到一个目的，心里就越充满紧张感和焦虑感，反而导致行动的受挫。语文学习是丰富的、灵动的、美妙的，学生对之更应保持轻松的心态。语文教师应创造条件，让学生放下不必要的思想包袱，在语文之海里轻松愉快地游泳。
三、选择优秀的“教材”
作诗从读诗开始，先读什么诗就大有讲究。最初，香菱觉得陆游的诗很好，黛玉马上告诉她：“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接着黛玉推荐了三种诗让香菱读熟背熟：王维五言律一二百首，杜甫七言律一二百首，李白七言绝句一二百首。从这个诗单看，黛玉选择“教材”的眼光可谓独到。第一，这些作品都是诗中精品。学生学这样的典范之作，起步就高，能培养纯正的趣味和深厚的素养。第二，这些作品比较符合诗的规范，便于初W者入门。她为什么不选李白的古风呢？原因大概是太白的古风大多是“神来之笔”，不尽合“规范”，初学者难以掌握效仿。古人说的“取法乎上”，黛玉在选择入门“教材”时算是做到了。
黛玉说，“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旁及陶潜、应`、谢灵运、阮籍、庾信、鲍照诸家，“不用一年的功夫，不愁不是诗翁了”！先站稳“根据地”，再求“扩展地盘”，这又是黛玉对于“教材”选择问题的真知灼见。
四、注重学生的自学体悟
教学教学，归根结底，还在于学生自己的学。叶圣陶曾说：“教学，就是教会学生自己学。”这应成为我们的共识。在这方面，黛玉也是榜样。她教香菱学诗，不是“条分缕析”、肢解零离地“讲解”，而是让香菱自己去诵读，去体味，去领悟；并不时介绍新的诗让香菱阅读，进行比较。由此，香菱迅速走进了诗的境界，不仅体味到了诗中的意境，而且在生活中发现了诗意，如由“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两句诗便回忆起上京路上的景象，觉得此景诗意盎然。设若黛玉把诗肢解开来“讲解”，就会弄得诗味全无，就难以让香菱进入诗的境界，解得诗中三味，作诗也就无从谈起。至少，效果要大打折扣。
五、注重师生间的平等讨论
黛玉曾对香菱说：“正该讲究讨论，方能长进。”可见，讨论是教学的重要一环。孔子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语文因其丰富性朦胧性“个体性”，尤需讨论。黛玉与香菱讨论“大漠孤烟直”“日落江湖白”的一段可谓经典。从后文香菱的成功诗作（如“一片砧敲千里白”）来看，这次讨论对她的影响很大，效果明显。
六、生活处处是语文
黛玉教香菱，可谓不拘一格：既让她读经典诗作，也让她读大观园里诸人的新作；既让她向自己提问，也让她请教宝钗等人；出诗题也是从生活中信手拈来：“昨夜的月很好……你竟作一首来。”生活处处是语文，语文教师应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发现语文，学习语文，运用语文。
七、以读带写，强调多读多写多改
怎样才能较快地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一直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难题。黛玉的教学思想可以归结为：“以读带写，多读多写多改。”
首先应多读。黛玉首先给香菱指定王、杜、李三种诗须读熟背熟，再旁及陶、应、谢、阮、庾、鲍诸家。这很有讲究：量太多，嚼不烂；量少，积累不够。
在香菱阅读了不少诗，诗兴自然发动，央求“出个题，让我诌去”时，黛玉才给题目让她去写。但写不是一写就了，还需要多写多改，方能精进。对于“月”这个题目，黛玉就指出了香菱两首诗作的不妥处让她重写：一首是“措辞不雅……被他缚住了……只管放开胆子去作”，一首是“过于穿凿了，还得另作”。
[关键词]严维 诗僧 交游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5-0052-02
严维，字正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是中唐前期大历、贞元年间重要的江南诗人，维一生交友广泛，与众多名家如岑参、刘长卿等文人交游唱和，除此之外与当时颇有诗名的诗僧亦有交游。本文就严维与这些诗僧的交游进行考略，从中总结这些诗僧对严维的影响。
一、与灵一的交游
在严维交游的诗僧中，灵一在大历时期的诗僧中可谓是影响最为深远的。灵一其人据《全唐诗》诗人小传载：“灵一，姓吴氏，广陵人，居馀杭宜丰寺。禅诵之暇，辄赋诗歌，与朱放、张继、皇甫曾诸人为尘外友。”就其对当时的影响，后人有着众多的评价，清谢启昆在《绝句一百首·论灵一》中这样评价灵一：“诗僧江右数灵一，振派澄源孤韵幽。”而《刘梦得文集·澈上人文集》则称：“唐代江东诗僧辈出，灵一则有开风气之功。”[1]足以见得灵一在唐代诗僧群体中的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灵一以其诗而闻名于江南，与浙东诗人多有交游，如灵一辟新泉，写下了《宜丰新泉》一诗：“泉源新涌出，洞澈映纤云。稍落芙蓉沼，初淹苔藓文。素将空意合，净与众流分。每到清宵月，泠泠梦里闻。”以当时灵一的影响以及与众人的情谊，理应和者众多，但如今仅可读到严维《一公新泉》（一作题灵一上人院新泉）以及刘长卿的《和灵一上人新泉》二人的作品，可能其他作品皆已散佚。严维《一公新泉》：“唯当清夜月，观此启禅门。”而刘长卿的《和灵一上人新泉》写道：“动静皆无意，唯应达者知。”两人不约而同地借灵一上人的新泉来体悟禅理，颇具禅意。[2]
据《嘉泰会稽志》载：“云门灵一律师，持律甚严，以清高为世所推。”[3]他在云门寺持律期间，应该是与浙东文人集团的文人交游唱和的高潮，“浙东唱和”的联句作品中也多次写明了唱和地点就在灵一所在的云门寺，如《云门寺小溪茶宴怀院中诸公》，而严维作为“浙东唱和”的主持者之一，他也有反映云门寺的作品，如前面提到的《同韩员外宿云门寺》，以及《奉和独孤中丞游云门寺》等。
灵一宝应元年卒于杭州龙兴寺，时任诸暨尉一职的严维写下《哭灵一上人》：“一公何不住，空有远公名。共说岑山路，今时不可行。旧房松更老，新塔草初生。经论传缁侣，文章遍墨卿。禅林枝干折，法宇栋梁倾。谁复修僧史，应知传已成。”以此诗寄托其哀思，严维在这首诗中除了表达他深深的悲痛外，还在诗中对灵一上人的禅学诗艺称赞，写道：“经论传缁侣，文章遍墨卿”。
二、与清江的交游
刘禹锡的《刘梦得文集·澈上人文集》载：“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如么纮孤韵，瞥人耳目，非大乐之音。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昼公后，澈公承之。”[4]明胡震亨亦认为：“释子以诗闻名者，多出江南。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风气渐盛。”如果说灵一是中唐诗僧的先导，那么清江就可谓是唐代诗僧的中流砥柱，他在唐代诗僧这个特殊的群体中起到的是承上启下的作用。
据《全唐诗》诗人小传载：“清江，会稽人，善篇章。大历、贞元间，与清昼齐名，称为会稽二清。”上人幼从会稽开元寺律僧昙一出家，讽诵经法，寓目俱通，被目为：“释门千里驹”[5]。
赵磷《因话录》卷四云：“江南多名僧。贞元，元和以来，越州有清江、清昼，婺州有乾俊、乾辅。时谓之会稽二清、东阳二乾。”清江与皎然其名，皆以诗闻名于江南，法照的《送清江上人》写道：“一国诗名远，多生律行高。”可知其当时的影响、名气以及修为。
清江的诗言词清畅，吐纳风雅，《宋高僧传》卷十五称：“善篇章，儒家笔语，体高辞典，又擅一隅之美，时少伦拟。”[6]与之前的其他诗僧不同，清江在漫游期间增广见闻以及与其他文人的广泛交游，因此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让他开始有了世俗的观念，在他的诗中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他在写给严维的《早发陕州途中赠严秘书》中写道：
此身虽不系，忧道亦劳生。万里江湖梦，千山雨雪行。人家依旧垒，关路闭层城。未尽交河虏，犹屯细柳兵。艰难嗟远客，栖托赖深情。贫病吾将有，精修许少卿。
据《唐才子传》载：“维，字正文，越州人。……后历秘书郎。”可知这里的严秘书就是严维，清江在整首诗中包含了佛家的悲悯之情，并且诗人在诗中写到了当时的战乱，关注到了社会生活，紧贴现实，感受深刻，在诗的最后诗人表达出了对严维的感激。[4]清江还曾写下《宿严维宅简章八元（一作宿严秘书宅）》：“佳期曾不远，甲第即南邻。惠爱偏相及，经过岂厌频。秋寒林叶动，夕霁月华新。莫话羁栖事，平原是主人。”这里清江以平原君赵胜来借指严维，以此来表达对严维的尊重。亦曾写下《喜严侍御蜀还赠严秘书》，这两首诗一首的写给严维本人的，另外一首是写给严维的徒弟章八元的，可知清江与严维交情匪浅。
三、与灵澈的交游
《刘禹锡集》卷十九《澈上人文集纪》载“（灵澈）从越客严维学为诗，遂籍籍有闻。”另载：“上人生于会稽，本汤氏子。聪察好学，不肯为凡夫。因辞父兄出家，号灵澈，字源澄。元和十一年终于宣州开元寺，七十有一。”
《全唐诗》作者小传载：“灵澈，字源澄，姓汤氏，会稽人，云门寺律僧也。少从严维学为诗，后至吴兴，与僧皎然游。贞元中，皎然荐之包佶，又荐之李纾，名振辇下。缁流嫉之，造飞语激中贵人，贬徙汀州，会赦归乡。”又据《嘉泰会稽志》记载：“灵澈，字源澄，汤氏子。虽受经论，尤好篇章，从严维学诗。”《唐才子传》卷三另载：“……自童子辞父兄入净，戒行果洁。方便读书，便觉勤苦，授诗法于严维，遂藉藉有声。及维卒，乃抵吴兴，与皎然居何山游讲。”知灵澈在与严维学诗之后声名大噪，诗名传于江南，据觉岸《释氏稽古略》卷三记载：“……澈诗与皎然僧标齐名。澈着律宗行源二十一卷。蚤游京师。声誉显著。终老于越焉。”灵澈与皎然等齐名，灵澈一生赋诗2000余首，但大多散佚，留存下来的诗很少，《全唐诗》中仅留存16首。
灵澈与严维的交游已经不能在我们所能读到的他们的作品中找到了，但据《宋高僧传》卷十五《唐会稽云门寺灵澈传》载：“释灵澈，不知何许人也。禀气贞良，执操无革。……居越溪云门寺……故秘书郎严维、刘随州长卿、前殿中侍御史皇甫曾，睹面论心，皆如胶固，分声唱和，名散四陬。”对于灵澈与严维的情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三也记载道：“律师灵澈，字源澄。居越州云门寺。一时公卿负才望。若刘长卿严维皇甫曾皆投刺结友……”在皎然的《赠包中丞书》中这样写道：“会稽沙门灵澈，年三十有六，知其有文十余年而未识之。此则闻于秘书郎严维、随州刘使君长卿、前殿中皇甫侍御曾史所常称耳。”这些都能从旁人的描述侧面看到两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四、与少微上人等人的交游
皎然的一首《酬别襄阳诗僧少微》，被认为是第一次出现“诗僧”这一名词，而这位少微上人的诗今已不存，但因为这位僧人四处云游，交游甚多，独孤及《毗陵集》卷十六有 《送少微上人之天台国清寺序》云：“岁次乙卯，（上人）自京持钵而来，给事中天水赵公涓赋诗抒别，卿大夫以下属而和者二十七章。既而飞锡济，休于晋陵，又东至于故苏将涉震泽，踰会稽，上天台，至国清寺上方而止。”[7]让我们可以从其友人的诗中对这位诗僧了解一二。
严维写过《送少微上人东南游》，用以此诗来送别少微上人出游，然而不仅是严维，还有其他诗人也曾为其送行，如今存留下来的有钱起《送少微师西行》、卢纶《送少微上人游蜀》、戴叔伦《送少微上人入蜀》、刘长卿《赠微上人》《送少微上人游天台》、皇甫曾《送少微上人东南游》、李瑞《送少微上人入蜀》、顾况《送少微上人还鹿门》，通过这些送别诗可以看出这位少微上人在中唐的诗坛可谓十分活跃，结交许多文人，其中不少文人与之唱和，可惜的是如今我们已经不能一睹其诗的风采。但庆幸的是我们还可以从与之交游唱和的诗歌从侧面了解这位诗僧，在《酬别襄阳诗僧少微》中皎然称赞道：“文字赍秦本，诗骚学楚人。”独孤及《送少微上人之天台国清寺序》云：“时人谓上人为知言知道”，又云：“上人之文章，可得而闻也。”[2]从这些描述中，可知少微上人在当时亦是诗名远播，且与越中诗人多有交游。
严维除了与灵一、灵澈、清江、少微上人这些颇有诗名的僧人交游之外，还与当时的一些高僧来往，这在其留存下来的诗歌中可以找到证据，如写有《赠别至弘上人》《酬普选二上人期相会见寄》《送桃岩成上人归本寺》等诗作。
通过以上考述，可知严维与中唐诗僧交往密切。这一时期的诗僧同时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与文人的情感思想有着相通之处。文人与诗僧的交游，彼此间多诗歌唱和，切磋诗艺；或参禅论道，互相激赏。在思想、创作方面的相互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文人与诗僧之间交往的情况，覃召文先生曾经这样评说：“诗僧与文士的交往对于双方都有好处。就文士而言，结交诗僧一来可通禅悦，二来可长诗艺，三来可传清名。……仅仅就学诗而言，借助于文士的指点、引牵，诗僧便可以增进诗艺，获取功名。”[7]严维的诗有着追求平和宁静、远离世俗、悠闲自得的创作理念，这与侍僧所自有的对世俗名利的看破以及他们心境澄净、通脱不拘吻合，应该与他和诗僧交游并受其影响有关。严维的诗中偶露禅意，如他在《同韩员外宿云门寺》中写到“谭空观月定，涧静见云多”。又如严维在《宿天竺寺》中写道：“方外主人名道林，怕将水月净身心。居然对我说无我，寂历山深将夜深。”将禅意融入自然景物中，通过景物感悟佛境以及禅家的意趣。难怪，连灵澈这样的诗僧也拜他为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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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tact Relationship Between Yan Wei and Monk Poets in Mid-Tang Dynasty
LiL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the Nationalities， Tongliao， 028000，China）
Abstract ：Yan Wei， one of those famous poets of the South during Dali period in mid-Tang Dynasty had extensive intercourse. Apart from making friends with literati all his life， he had close connections with monk poets like Ling Yi， Ling Che and Qing Jiang etc.This thesis is to research on his close contact relationship with those monk poets to points out the influence they had made on the Yan Wei’s character， thought and his poem style.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独立，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政治、军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情色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
四
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政治、军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 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卷三)，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无此“文心”，无意“雕龙”。
正因为如此，吴乔的《围炉诗话》云：“五言盛于建安，陈思为之冠冕，潘、陆以下无能与并者。子美言‘诗看子建亲’，故苏子瞻云诗至子美一变也。元和、长庆以后，元、白、韩、盂嗣出，杜诗始大行，后无出其范围者矣。今之论诗者，但当祖述子建，宪章少陵，古今之变，于斯尽矣。”此话虽不免溢美，但曹植确立五言的地位，开五古一代诗风，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安徽 鲍亚民
剥体诗就是后人通过更改前人诗歌的词语或句序从而创造出新的立意的一种诗歌。如宋代诗人林逋的两句咏梅名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源于江为的两句诗：“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改换仅两个字，却点化神奇，赋予了诗作新的主题。庾信《华林园马射赋》：“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两句，被王勃在《滕王阁序》里剥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写出了水天相接，浩渺空阔的美景，意境全新!
妙用剥体耳目新。北宋“神童”汪洙，曾写过一首《劝学》诗：“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明代人有个御史冯徽，因直言劝谏被罢官，充军辽东，和许多有此遭际的人在一起服苦役，他内心气愤，感慨万端，于是改《劝学》诗发泄不满：“少时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辽东三万里，尽是读书人。”汪洙的《劝学》诗是勉励学童从小要立下远大的志向，勤奋读书，争取做官为宦，这一点在现在看来，虽有些消极，但在封建社会，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得个一官半职，是年轻人施展抱负的唯一途经。而冯徽的诗恰是反其原义以抒发心中的不平。
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抒写了久客的伤老情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清代有一个人年近半百，还在考童子试，担心面试通不过，便剃去胡须，假充年轻人，他的朋友看到了，随口吟道：“老大离乡少小回，乡音未改嘴毛摧。老妻相见不相识，笑问儿从何处来？”这首诗诙谐中包含着读书人的心酸。改革开放之初，漫画家华君武，针对国内某公司用20万美元的高价从香港买回国产设备一事，作漫画一幅，并题诗一首：“少小出口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经理相见知相识，笑说客从香港来。”这首诗也是从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脱胎而来，诗配画，相得益彰，饶有兴味。
还有的“剥体诗”，通过诗人的趣改巧剥，能形成戏剧效果。“鄂东怪杰”陈细怪与好友千忍和尚一日过江，突遇江风大起，把千忍的和尚帽则吹落江中，陈细怪即兴剥崔颢的《黄鹤楼诗》，前四名为：“帽子已乘江风去，此地空余和尚头。帽子随波不复返，此头忽然光悠悠。”全船人笑得前俯后仰，群心欢悦。
剥体诗运用得好，还具有一定的讽刺效果。唐宣宗年间魏扶考中进士当了主考官，曾在考馆的墙上题诗一首，表明自己要当个正派考官：“梧桐叶落满庭阴，缫闭朱门试院深。曾是昔日辛苦地，不将今日负前心。”可他的实际行为并没有像诗中说的那样，而是谁行贿他优先录取谁。于是有士子将其诗的每句前面两个字去掉，变成了意义相反的一首诗：“叶落满庭阴，朱门试院深。昔日辛苦地，今日负前心。”
宋代诗人莫子山有一次游寺庙，想起一首唐人的绝句：“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可他在与寺庙主持僧的交谈中发现主持僧庸俗浅薄，不学无术，与昏醉者无异。临别时主持僧还让他作诗留念。莫子山便将那首唐诗颠倒了一下顺序：“又得浮生半日闲，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终日昏昏醉梦间。”这样，由原诗是抒发作者忙中偷闲，好不容易在春尽时游寺庙的闲情逸趣，变成了讽刺庸僧的诗。
唐代的崔护写过一首《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据说，宋代王安石在鄞县为县令，刚正廉洁，被誉为“铁面”。后有个昏庸贪酒之徒接任，把鄞县搞得一塌糊涂，人们讥他为“糟团”。某书生戏作一首《题县署南墙》诗：“去年今日此门中，‘铁面’‘糟团’两不同。‘铁面’不知何处去，‘糟团’日日醉春风。”此诗由唐代崔护《题都城南庄》脱胎而来，趣改巧剥，颇为辛辣。还有童年君的《再过桥头斋铺诗》：“去年今日此门过，人面麻花相对搓。人面不知何处去，麻花依旧下油锅。”这也是崔护《题都城南庄》的剥体诗。
在刺杀摄政王载沣而被捕时曾口占一首五言绝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后来叛变了，于是有个叫陈剑魂的人在报纸上发表一首《改诗》的诗：“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这首剥体诗剥去了的画皮，使之丑态毕露。这是一首反意剥体诗。
现代剥体诗读来也颇有趣。北伐战争中期，叶挺将军领导的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把北洋军阀打得丢盔弃甲，大军阀吴佩孚只身逃往洛阳，整天以喝酒解闷。叶挺将军得知后，仿拟唐代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挥毫作诗一首：“白日晴天竟倒吴，炮声送客火车孤。闷至解愁去烦恼，唯有雄心在酒壶。”此诗无情地嘲弄了吴佩孚的惨败，热情讴歌了北伐的胜利，堪称脍炙人口的佳作。
鲁迅也多次巧用“剥体诗”讽刺反动政府的卖国丑态和反动派的卑劣行径，在《华盖集·咬文嚼字》中，他剥曹植《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我烬你熟了，正好办教席!”对杨荫榆等一邦学阀摧残迫害青年，独霸教育的丑行，表示了强烈的讥议和愤慨，语含讥讽，令人叫绝。郭沫若则对曹植《七步诗》“反其意而剥体”，作了一首《反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熟萁已灰。熟者席上珍，灰作田中肥。不为同根生，缘何甘自毁？”将原诗的贬义翻了个儿，变为褒意。
可见，剥体诗运用得好真是妙趣横生。
初读子月先生的诗词小辑《轮回》，是在南阳大文化研究院主编的《躬耕.文化南阳》2014年特刊号上。老师们说，有一组《轮回》40首，你读读吧，写的很不错的。我一口气读完，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也许是我对古体诗词天生的喜爱，也许是对诗中描绘的田园风光的美好印象和向往，也许是诗中洋溢的赤字之心勾起我对少年时代艰辛而难忘岁月的回忆，再也许是对这本期刊的爱不释手或者敝帚自珍吧，两年了，我不止一次地反复品读《轮回》，而这组诗词作品竟然也如一壶老酒、半盏红茶，一回一回地让我这个阅读挑剔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品出风格迥异的味道来。古人说，奇文共赏析。笑尘九子也不辟浅陋，不敢独享，特归辑成这篇《轮回四品》，以就教于诗人与方家。
一品田园风光
子月先生的《轮回》，以自然界的春、夏、秋、冬时令为序，每季10首，凡40首。这本身就是一幅岁月轮回的风景画。“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总是千头万绪，感慨万千，不知从何说起。而描摹四季轮回，春天当然是首当其冲了。但诗人并没有把“春十首”放在开卷，而是“冬十首”。这就体现出来一种艺术独具的匠心。因为明媚的春天，都是银装素裹的冬孕育和催生的啊！且品这首《冬思》：
漫天风雪铺经纬，纱织山河冬始成。
不尽梅花几重梦，无穷童趣一生情。
千家疏影鑫寒月，万里银屏蓄后生。
夜半已闻新柳聚，劝君慎在早春荣。
这首诗从艺术上看，不仅对仗工稳，如“不尽梅花几重梦，无穷童趣一生情”；而且用字讲究，推敲到位，比如“几重梦”、“疏影”、“慎”字等。而全诗的诗眼在末句：夜半已闻新柳聚，劝君慎在早春荣。就把原本描写漫天风雪、腊梅盛开、素月寒宫、柳蟒初聚的冬天景物的意境，升华到一个人生哲理的高度了。那就是感悟出来的“冬思”：不可少年得志而得意，谨记大器晚成之祖训。
而一首小令《春雪》，似乎就是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的一幅素描画：
飞雪悄栖梦，开怀沐冷晴。
久凌虚小蕾，忽放纵倾城。
残叶随风去，浅红任峥嵘。
小园玄月上，归燕两三声。
从某种角度上讲，五言比七言更难写。为什么？用最少的笔墨，画最好的画；用最简练的文字，抒发最丰富的情感，不论对画家还是诗人，都是最真实的考试。这是一首描写早春小雪的状景抒怀诗。时令当然是在孟春的正、二月，小雪初晴，天气仍冷。有什么花吐蕊欲放，就露出峥嵘美艳，一时间竟快要有倾国倾城的魅力了。我在故乡的小园里赏春徜徉，不觉间夜色降临，上弦月已经挂在残叶随风的枝头了；神情恍惚间，听到再度归来的燕子轻轻的呢喃声。此情此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似曾相识的；还是因了那句古诗：似曾相识燕归来，小院香径独徘徊。想来这春雪，也一定是有味道的香雪了。
我们再来读一首描写初夏田园风光的词：《如梦令.初夏》：
桃李惜时偷长，布谷应声回荡。小院正葱茏，大地蜡黄初上。心旷，心旷，满目尽收希望。
桃树梨树怕春天悄悄过去，拼命偷偷地生长；布谷声声在空中回荡，院子里草木葱茏满目，田野里麦子已结开始呈现出一片金黄了。这样丰收在望的初夏景色真让人禁不住心旷神怡啊！
喜悦之情，扑面而来；田园风光，跃然纸上。此为一品。
二品赤字之情
古言云：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尤其是生长在农村的孩子，对大地母亲、生身父母的养育之恩，对故乡家园的深深眷恋，更是伴随终生，]齿难忘。体现在诗中，则是无处不在的浓浓的游子之情，赤子之心。一首《拾麦穗》，即饱蘸了诗人对童年随母亲辛苦劳动、艰难度日的深情追忆：
风吹盐碱白茅飞，霜落沙窝麦垄稀。
朝酱暮咸三顿薯，秋穿冬着四时衣。
披星戴月寻遗穗，爬岗翻沟觅漏机。
母子躬身千百度，虚汗瘦粒踏歌归。
母子俩在稀疏的麦垄间奔波，捡拾人家遗漏的麦穗，爬坡翻沟，千辛万苦，又累又饿，虚汗淋淋，可捡拾到的还是些秕瘦的麦头。但心里还是那么的高兴，挎着篮子唱着童谣回家。一个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更多的是劳动，尤其是跟母亲在一起劳动，虽苦尤乐。
如果说对母亲的爱是小爱的话，对家乡父老、一草一木的惦念，则展现出诗人对故乡的另一种眷恋。这首《蝶恋花。秋月》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种游子的眷恋之情：
弦挂碧空霜掠影，万里银屏，夜半余清冷。月隐星繁风物静，儿时小院多安宁。 苍叶飘零惊燕醒，犬吠鸡鸣，三唱霞将映。父老披星耕露径，后生晨读问新鼎。
这是一个月朗星稀的深秋之夜，我回到了儿时住过的小院子里，清冷的月光洒下来，院子里显得更加静谧安宁。时辰早已过了三更，树叶飘零的声音似乎惊着了孤栖的雁鸟。这时候狗也叫了鸡也叫了，东方既白天欲晓，父老乡亲们开始踏着露水下田耕种了。而我也一直读书到天亮，立志用更大更新的成就，来报效故土家乡的恩情吧！
自古以来，写赤字之情、游子之心的诗文很多很多，而真正朗朗上口，又牵人魂魄者少之又少，也就孟郊的《游子吟》、李白的《望月》了。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宋之问的那一首：“岭外音书断，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首成语“近乡情怯”的出处诗，最能折射出悠悠赤子的思乡之情。子月的这首秋月是词不是诗，在此不能做艺术方面的类比；但意境中那种宁静、恬淡、自强不息，无疑是一个游子归来最真实的心境写照。
三品书卷之气
岁寒三友者，梅兰菊也；花中四君子者，梅兰竹菊也。不管三友抑或四君子，梅兰菊者，既是文人的志趣，更蕴含者中华文化厚重的书卷气。
子月的《轮回》四十首作品中，就有6首吟咏这魂牵梦绕的岁寒三友。先看《冬梅》：
严冬着蜜蜡，深雪始开花。
孤傲凌三九，幽香慕夕霞。
斜枝牵玉链，素面待春华。
疏影邀新燕，冰心拌子芽。
猛然一看，诗意很平淡，起句用字也一般，甚至有“花”、“华”的重音字叠用之忌。但收尾的“疏影邀新燕，冰心拌子芽”，忽然间就提升了全诗的意境格调，弥补了一些平淡不足。
再看这首七言《秋菊》：
重阳时节秋尤暖，昼短光催择日鲜。
僻壤野菊多寂寥，喧城陶客少悠然。
饱经寒暑终无悔，历尽风霜始有缘。
弱骨幽香送秋尽，素颜冷艳抱枝眠。
反复读之，我感觉这是一首反讽诗。你看，原本以生长在偏僻隐逸之地为荣的的野，也忽然感到寂寥了；在喧哗热闹的城市里，哪里还有像陶渊明那样悠然恬淡的隐人雅士？这些饱经风霜之后，虽然也说着无怨无悔，但萧杀的风霜摧残，也只能以柔弱的花骨、幽弱的花香，眼睁睁看着秋天过尽，严冬到来，而残花素颜败凝枝头。
世人写，大多溢美赞赏之词，或称傲霜盛开，或羡隐逸之情；激情澎湃如黄巢者，更是豪情万丈，“我花开后百花杀”了。而子月此诗，则是反其道而行之，除了对植物生物学规律的实情描摹外，不能说不是对社会上曾经的喧嚣浮躁、假命清高现象的讽刺。当然了，诗有千面，这也只是笑尘九子的一种品读而已。
还有诗人专门写的《岁寒三友》、《冬至》等，都在字里行间，散发者诗人阅读广泛、学养深厚的书卷之气。
四品家国情怀
圣人曰：诗言志，歌咏怀。实为诗之至理名言，千百年来也被无数诗人志士所印证着、探索着。大凡诗人，都是真性情之人。父母情深，思乡情浓，游子情长，家国情怀，无不在真正诗人的笔下荡气回肠，一览无余。
《轮回》四十首中，没有慷慨悲歌的高调之作，没有牵强附会的“老干部体”，也似乎看不到刻意为之的“政治情怀”诗；但另一种家国情怀的自然流露，是可以被细心的读者所品读捕捉得到的。
先看“冬十首”的_卷篇《沁园春.雪》，下阙：
星辰信步随缘，斗拨汉，风光弄世弦。看大江南北，英才济济；北雄南秀，各领光鲜。穿越时空，浪花淘尽，诗易人生三百年。观华夏，正四时西子，处处春天。
一种昂扬向上的品味风貌跃然纸上，诗人对华夏祖国如画江山的赞美，对民族振兴充满自信的精神气息，无形中已结感染和鼓舞了读者。
还有一首《端阳》：
芙蓉绽放醉仙宫，杜宇飞鸣荡寂空。
几户朱门斜野艾，数枝黄杏曳东风。
离骚一曲千秋颂，铁骨终生万代崇。
华夏英豪多壮志，神龙竟探问苍穹。
诗取名《端阳》，一定是要有楚国大夫屈原的元素的。屈原是中国诗歌史和政治史都绕不开的重要人物。文学史绕不开，是屈原杰出的诗歌天才与艺术成就；政治上绕不开，是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东方文明史绕不开，是屈原兼具了诗人与政治家旷世少有的、弥足珍贵的家国天下意识与悲悯的人文情怀。中国的文人，古时候都是精英士大夫阶层，自幼就受着儒家文化的教诲与熏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普遍的、也是可贵的政治抱负与情怀；正是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推动着华夏民族至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不断迎来新的伟大复兴。
笑尘九子不懂政治，也远离高高庙堂；是自幼所耳濡目染的圣贤之书，让我多少也懂得一些世间的道理，稍具些许所谓的文人情怀吧。大诗人陶渊明曾吟咏道：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忧什么呢？就是天下苍生。《轮回》的《识春》里有一句：“淡对尘缘观盛世，当歌岁月乐为民“；“出淤不染清涟濯，入墨无暇气节牵”（秋荷）。也都在诗情画意之间，透出诗人对荷花高洁气节的由衷赞美，对为民服务奉献境界的真诚向往。
中国梁代著名诗评家钟嵘在其绝世之作《诗品》中说：“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故则古有屈原太白与李贺，近有达夫、鲁迅和海子。《诗品》又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义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论文摘要：明末清初，钱谦益三笺杜诗：《读杜小笺》以史证诗，《读杜二笺》以诗正史，《钱注杜诗》以诗补史。三次笺注贯穿的诗史互证精神，对其晚年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钱谦益，明清之际著名的文学家、学者，其诗文创作与文学主张对明朱清初的文坛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先后三次笺注杜诗，时间跨度近30年。从三笺杜诗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可以考察出钱谦益诗史观的深化过程。
一、《读杜小笺》：以史证诗
崇祯六年(1633年)，钱谦益在《读杜小笺》中提出“诗史”观。他在《郑典设自施州归》笺注中说：“施州，裴冕也。冕性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每会宾友，滋味品数，坐客有哨声于名者。二诗记?F公、施州事，皆诗史也。”“二诗”是指此诗及《赠李十五丈别》，钱谦益认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裴冕等人的事迹，故可称之为“诗史”。
关于钱谦益的“诗史”观，我们还可在其序跋中找到有关论述。崇祯四年(1631年)，他在《跋汪水云诗》中说：“《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醉歌》十首，记国亡北徙之事，周详恻怆，可谓诗史。”他认为宋末汪元量诗写尽国破家亡之痛，堪称诗史。
钱谦益认为杜诗有诗史意义，这确实把握了杜诗的真精神。杜甫“三吏”、“三别”、《北征》等诗为史诗中之名篇。五代以来，杜诗即诗史成为许多士人的共识。五代孟?ぴ凇侗臼率?じ咭莸谌?吩疲骸岸欧曷簧街?眩?骼肼な瘢?铣掠谑??萍?烈???抟攀拢?实笔焙盼??贰?”宋代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杜甫传》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白宋以来，杜诗即“诗史”之论为人们所理解，并促使了“诗即史”观念的产生。宋人严粲《诗缉》卷二十二“鼓钟刺幽王”条云：“然古事亦有不见于史，而因经以见者，《诗》即史也。”明人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首，明人朱朝瑛《读诗略记》卷四“鼓钟”条均引用严粲此句。宋代以来，严粲诸儒以《诗经》补史，体现了古老的诗、史合一的传统。元人刘养吾则明确提出“诗即史”，其《送钱方立游荆二首》(其一)诗云：“阿年耆旧谁家传，一代衣冠又古丘。乱后题诗诗即史，未应轻付水东流。”
正是在诗史观已为人们所接受的背景下，钱谦益在《读杜小笺》中提出了他的诗史观，即以史汪诗，并在笺注中多次运用。如《投赠哥舒开府》诗注，引用天宝十一年哥舒翰与安禄山同到朝中事迹，笺释“受命边沙远，归来御席同”句；《上韦左相》诗注，引天宝十三年杨国忠精求端士事，笺释“霖雨思贤佐”句；《塞芦子》诗注，引安史之乱时，史思明兵进太原而致崤、丽空虚渚事。笺释“崤、函盖虚尔”句。这样的笺注，在《读杜小笺》中俯拾皆是，反映出钱谦益“诗可传史，史可证诗”的诗史观。
二、《读杜二笺》：以诗正史
崇祯七年(1634年)，钱谦益作《读杜二笺》。在《渎杜二笺》中，钱谦益在以史证诗的基础上，采用一种新的笺注方法，即以诗正史。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杜甫《洗兵马》主旨的阐释。
在《读杜小笺·洗兵马》笺注中，钱谦益认为肃宗诚心思父，迎玄宗于巴、蜀，后因李辅国谗间，遂有移仗之事：
郭??《高力士传》云：辅国趋驰未品，小了纤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云霄之上，欲令猜阻，更树勋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与公诗意正相?合。关中即留萧丞相，谓房?也。瑁自蜀奉册，留相肃宗，故曰即留也。张子房谓张镐也。时镐方代?为相，故曰复用。?与镐皆玄宗旧臣，遣赴行在，肃宗用之而不终者也。钱谦益引用郭浞《高力士传》，把房?罢相之因归咎于李辅国谗间，这用的是以史证诗的方法。后来钱谦益修改此论，在《读杜二笺·洗兵马》笺注中，撕开了肃宗温情的面纱，认为肃宗尽孝迎父为假，猜忌囚父是真，玄宗移仗之根本原因不在于李辅国谗问，而在于肃宗为了皇权而不尽孝道。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肃宗：
呜呼!伤哉!公以上疏救房?，自拾遗移官，流落剑外，终身不振。此其一生出处事君交友之大节，而后世罕有知之者。则以房?之生平为唐史抹杀，而肃宗之逆状，隐而未暴故也。……唐史有隐于肃宗，归其狱于辅国。而后世读史者无异辞。司马公《通鉴》乃特书曰：令万安、成宜二公主视服膳，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呜呼!斯岂李辅国所谓匹夫之孝乎?何儒者之易愚也?余读杜诗，感鸡鸣问寝之语，考信唐史房?被谮之故，故牵连书之如此。并探究出《洗兵马》之主旨：
《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钱谦益此论可谓意味深长：第一，读诗首先要学会知人论世，把人物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分析，挖掘人物的性格与内心，才能得出正确的主旨。杜甫因上疏救房瑁导致四处飘零、终身不振。当朝廷清洗旧臣之际，杜甫上疏论救，非不察也；言微人轻，卷入党争，非不智也，是儒家“出处事君交友之大节”的信念支撑着杜甫，而上疏之举成为杜甫日后命运多舛的一个转折点。第二。读史而不能尽信史，房瑁并非浮薄之臣，肃宗并非孝顺之君，《通鉴》并非完全真实，以史证诗可能误解诗人的心曲。
钱谦益两次笺注，使《洗兵马》诗旨发生巨大变化。《读杜小笺》把房?被贬归咎于佞臣谗间，语气委婉，对肃宗有所回护；《读杜二笺》则直接刺君，显露肃宗之逆状，语气峭刻。在这种诗旨变动中，钱谦益赋予了诗史观更加丰富的内涵。那就是史可证诗之旨，诗也可正史之误。
三、《钱注杜诗》：以诗补史
《钱注杜诗》是钱谦益晚年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其《读杜小笺》和《读杜二笺》学术思想的延伸和发展。与前两次笺杜不同的是，钱谦益晚年注杜时，已经做了清朝的子民。山河易代之悲，黍离麦秀之感，沉潜于胸，形诸于笔，使《钱注杜诗》出现了、充满了浓重的家国之思，具体表现为以诗补史观念的深化。
钱谦益在崇祯年间笺注杜诗，已经注意到诗歌记载的事情有时会遗落在史家的视野之外，即诗能正史。那么，他晚年的注杜则明确体现了诗能补史、正史的功用。如对《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的笺注，《读杜二笺》云：“严武之贬，已见于贬房?之制，而贾至以中书舍人出守汝州，《旧书》不载，他皆无可考。”《钱注杜诗》云：“至出守汝州，在乾元元年。《旧书》不载，皆无可考。……当据此诗，以补唐史之阙。”二笺相较，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明确提出杜诗可补唐史之阙，其以诗补史的意识更加强烈。
在《钱注杜诗》中，这样的以诗补史的事例不少，如《览柏中允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笺注：“此诗云：‘方当节钺用。’必茂琳，非贞节也，史既不详，而《通鉴》尤为阙误，故详辨之于此。”又如《九日奉寄严大夫》笺注：“宝应元年四月，代宗即位，召武入朝。是年徐知道反，武阻兵，九月尚未出巴。《通鉴》载六月以武为四川节度使，徐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进，误也，当以此诗正之。”钱谦益以此两首诗补《通鉴》之阙，又正《通鉴》之误。可以说，钱谦益《钱注杜诗》中的以诗补史的诗史观，是其《读杜二笺》以诗正史的诗学观的发展和深化。
我们还注意到，相较于《读杜小笺》，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有意识地将诗史观与杜诗写作技巧有机地结合起来。在《钱注杜诗·秋兴八首》笺注中，钱谦益加强了对杜诗组诗篇章结构的分析，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充分表现了杜甫的写作技巧：第一，错综互举，重重钩摄。题下笺日：“此诗一事叠为八章，章虽有八，重重钩摄，有无量楼阁门在。今人都理会不到，但少分理会，便恐随逐穿穴。如鼷鼠人牛角中耳。余义则更于分章下详之。”其八笺曰：“公诗如骇鸡之犀，四面皆见，故错综互举，以告知者。”钱谦益有些自诩，认为自己独得杜甫的作诗之秘，在钱谦益看来，《秋兴八首》中每首诗既可独立成篇，又章章蝉联；既章章蝉联，又遥相呼应。每首诗都指向一个主题：“每依南斗望京华”，八首诗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第二，事讫重申，章重事别。后四首体现了叠章的写法：都是写长安，但角度不同：虽然角度不同，但都结穴于“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这个主题，而这个主题又服务于“每依南斗望京华”这个总主题。后四首既是八首之结尾，又是一个有机的、独立的小单元。第三，工于起兴，善于承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是第一首诗之起兴，第一首诗又是《秋兴》全篇之起兴。“末二句，结上生下，故即以‘夔府孤城’次之”，“今谓‘昆明’一章，紧承上章‘秦中自古帝王州’一句而申言之。……于上章末句，克指其来脉，则此中叙致，褶叠环琐，了然分明”。钱谦益非常注重诗与诗之间的过渡衔接。
钱谦益对杜诗写作技巧的分析，实际上是与其诗史观紧密相联的，即诗人要担当起“诗史”的称号，必须具备极强的叙事能力。在动荡的年代里，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会让诗歌承载起以诗叙史的任务，而在一个诗缘情的国度里，诗歌的叙事功能并不发达，诗人们对叙事技巧并不讲究，如何让诗歌更好地发挥叙事功能，成为摆在诗人面前的一个课题。所以，我们就能理解钱谦益为何以“铺叙排比”为杜诗的一个鲜明特点，为何对杜诗写作技巧极其重视。他对《秋兴八首》篇章结构的独特分析，实际上也回答了明人胡应麟提出的一个问题，胡氏说：
四言之赡，极于韦盂。五言之赡，极于《焦仲卿》。杂言之赡，极于《木兰》c歌行之赡，极于《畴昔》、《帝京》。排律之赡，极于《岳州》、《夔府》诸篇。虽境有神妙，体有古今，然皆叙事工绝。诗中之史，后人但知老杜，何哉?胡氏也是从叙事技巧而论，他提出一个疑问，千载而下，叙事绝妙者不乏其人，为什么只有杜甫能担当起“诗中之史”的称号呢?而牧斋对《秋兴八首》写作技巧的分析，实际上回答了胡氏提出的这个问题，那就是《岳州》、《夔府》等排律表现了杜甫卓绝的叙事能力，《秋兴八首》等抒情性质的七律也表现出杜甫谋篇布局的高超才能；杜诗之难，不仅难在排律上，还难在七律上；七律之难，不仅难在声凋字句，还难在能够涵括巨大的历史内容。杜甫正是以七律诗，完美表现了诗歌叙史和诗歌补史的艺术功能。
四、诗史情结与诗歌创作
从《读杜小笺》到《钱注杜诗》，钱谦益诗史互证的精神一直贯穿于其中。这种精神来源于“诗可以观”传统的儒家诗教。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同观周乐的事迹，季札从反映政治盛衰的角度来批评《诗经》诸作，这种批评方法开启了后世以“诗史”论杜甫的法门。钱谦益也是从“诗可以观”的视角来论杜诗，他在《学古堂诗序》中说：“余往与泾华数子言诗，以为自汉以来，善言秦风，莫如班孟坚，而善为秦声者，莫如杜子美。”从杜诗中可以观出秦声、秦风，他在《王元昌北游诗序》中对杜诗中的秦声作了解释：“秦之诗，莫先于《秦风》，而莫盛于少陵，此所谓秦声也。自班孟坚叙秦诗，取‘王于兴师’及《车辚》、《驷铁》、《小戎》之篇，世遂以上气力，习战斗，激昂噍杀者为秦声。至于近代之学杜者，以其杜诗为杜诗，因以其杜诗为秦声，而秦声遂为天下诟病。甚矣世之不知秦声也!”他认为杜诗中的秦声并不是那种充满兵象之音的秦声，而类似于《诗经·秦风》中的篇什。杜诗温柔敦厚，婉而多风。杜诗多风，从杜诗可看出开元、天宝至大历年间的政治之兴衰，唐帝国如何从盛世一步步走向衰微。而当钱谦益也不由自主地卷入历史的漩涡中，身经天翻地覆的朝代更迭，激烈动荡的社会动乱时，他会更深刻地感受到诗歌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而正是这种感受，极大激发了钱谦益以诗观风、以诗存史的诗学思想。
钱谦益晚年在《有学集》中，也多次流露出他的诗史情结。顺治八年，他在《浩气吟序》中说：“鼎钟铭勒，岂徒托诸诗史，终有考于斯文。”钱谦益作此序文以悼念他的门徒瞿式耜；作于顺治十三年的《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继乙未春留题之作》(其十四)诗，云“闽山桂海饱炎霜，诗史酸辛钱幼光。束笋一编光怪甚，夜来山鬼守奚囊。”钱谦益此诗写给抗清义士钱秉镫；作于顺治十八年的《王奉常烟客七十寿序》云：“余定陵老史官也，佩文肃琬琰之遗训，故记斯宴也，亦用史法从事。诸子有志于古学者也，作为歌诗以祝寿，岂亦将取征诗史，耻为巫祝之词，则余之志其不孤也矣!”钱谦益作此序以纪念他的老师王图，钱谦益晚年还念念不忘自己老史官的身份。我们注意到，这种诗史情结与崇祯朝时的诗史意识有一脉相通的地方，即都是遗民心态的折射。《有学集·跋汪水云诗》称宋末汪元量诗写尽国破家亡之痛，“可谓诗史”。而当钱谦益也像汪氏一样身处朝代变革时，他过去的涛史意识就会转化为浓厚的诗史情结，这种浓厚的诗史情结也影响着钱谦益的诗歌创作。钱谦益晚年的《投笔集》，不仅体现了《钱注杜诗·秋兴八酋‘》中的创作技巧，更体现了其强烈的诗史观念。这里，我们以《投笔集·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为例，来观照杜诗三笺中的诗史观对其创作的影响。
《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写于顺治十六年，是时郑成功率主力北上，破瓜州，降镇江，前锋部队已抵达南京城下，复明运动出现转机。在这种形势下，钱谦益心情兴奋，写下这八首组诗。第一首，钱谦益以起兴开端，“龙虎新军旧羽林，八公草木气森森”为此诗之起兴，此诗点明当时的抗清形势：郑成功水师势如破竹，直抵金陵。“长干如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砧”两句，喑指战争平息。钱谦益希望复明运动能取得最后胜利，万户不再有离愁。此诗为全篇之起兴，奠定了全篇的基调。第二首，“十年老眼重磨洗”写出钱谦益十年的艰辛等待，钱谦益自顺治六年就开始受永历朝之命联络东南，至此正好十年。第三首基调高昂，“大火西流汉再晖”，喻指明朝宗室再兴。第四首，诗人从想象回到现实，情绪也转入低沉，开始描写内心之悲痛：“九州一失算残棋，幅裂区分信可悲”，山河沦陷，国家分裂。“局内正当侵劫后，人间都道烂柯时”，局势如棋局争劫，仍然难以预料，而人们的等待已经太久。“推枰何用更寻思”，战争还在继续，而复明之心义无返顾。后面四首诗的前六句都写抗清斗争，后两旬诗意都是诗人对自己的描述。其五写抗清将来之前景。其六写抗清目前之局势，其七写抗清战争之场景。其八写抗清意志之坚定，都是写抗清，但角度不同；虽然角度不同，但都结穴于“依然南斗是中华”这个主题。这种写法既体现了钱谦益笺注《秋兴》时所总结的“事讫而重申，章重而事别”即叠章的特点。又描写了当时真实的抗清时局。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复明运动》中指出：“《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而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绝大著作也。”也道出《投笔集》诸诗在思想内容、篇章结构及以诗叙史等各方面都深得杜诗之精神。从顺治r六年到康熙二年，钱谦益在五年内创作出十三叠《秋兴》组诗，既充分表现了谋篇布局、铺张排比的高超才能，又传达出抗清的复杂局势及其内心深处的渴望和悲哀，实为明清之诗史。
中国诗歌的现状如何？写诗、读诗、评诗的人还有多少？诗歌是不是真的衰落了？在近日举行的第一届中国诗歌节上，诗人、诗评家和爱诗者一起探讨了这个问题。
作者多了，名家少了
诗歌界权威人士告诉记者，我国的诗歌作者队伍人数在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在省级以上传统诗刊发表作品的新诗作者约有60多万人，旧体诗作者有200多万人，每年发表诗歌几十万首，而近5年来，网络诗人更是多如繁星。但与过去相比，特别优秀的诗人，即所谓名家少了，优秀的作品更是罕见。
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张同吾认为，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大众娱乐方式日趋多样化，高科技条件下产生的文化娱乐品种越来越多，诗歌自然而然从中心走向边缘。
张同吾说，尽管如此，我国诗坛内部仍是一片繁荣景象。还有许许多多的作者仍然痴迷于诗歌创作，诗歌协会内部积极参与各种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的诗坛还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一是“官员诗人”和“企业家诗人”多了。不少干部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有了闲情雅趣，又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良好的知识结构，创作诗歌表达内心的感触。还有一些干部一直坚持创作，比如这次参加诗歌节论坛的朱增泉中将，作为军中的干部，他写出的诗也相当漂亮。而那些名牌大学毕业后下海经商成功的“儒商”，也不忘对诗歌的爱好而坚持写诗，他们经济实力雄厚，常常自己出资出版诗集。
二是诗歌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和90年代的沉寂后，21世纪以来，诗人们在追求审美的多样化中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逐渐走出了过于朦胧和晦涩的误区，重新回归诗歌的“真、善、美”。默默耕耘且拥有一定实力的诗人多了起来。
诗人群体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局面，诗坛中的活跃分子既有朦胧诗人余脉、知识分子或学院派主力，也有泛口语写作的新生代诗人，他们各自的诗歌主张不一，风格不同。
作品多了，读者少了
在今天这样一个大众传媒和信息技术日趋控制人们闲暇生活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诗歌。诗歌的读者群日渐凋零。张同吾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诗歌确实有衰落的趋势，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读者数量大大削减。
即便这样，仍然有坚持用心感悟生命的“真性灵”作家在诗歌的园地里辛勤耕耘。近年来，诗歌作品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多了起来。
表面上看，现在公开发行的诗歌报刊不多，出版社对诗歌也缺乏热情，公开发表的诗作有限，但民间的诗歌报刊和自费诗集以及网络诗歌却红红火火，作品不断问世。“民间”诗人们在圈子内部相互交流，基本上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定期保持联系，互相阅读、评价作品，但在圈子之外影响甚微。
颇有影响的《诗刊》主编叶延滨分析说，20世纪80年代，一首好诗全国人民都传看，那是因为当时开始提倡思想解放，许多新观念成为诗歌的内容，比方说反腐败、环保、科学是生产力、冤案等等都成为诗歌的热点。随着时展，诗歌曾担负的新闻、政策、民情表达等附带作用，都在正常渠道得到了宣泄，诗歌为诗歌爱好者所关注而不再是大众的聚焦点，换句话说，诗歌回到了文学本身，这是诗歌读者减少的最根本原因。近年来一些诗人在关注诗歌本身创新的时候，忽视了大众读者的感受与接受，也直接导致读者减少。
叶延滨说，以前，一条“古典诗歌和民歌相结合的道路”全体诗人都在走，现在作者创作风格和流派多了，作品差别也大了，每一种样式甚至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读者群”，各个读者群之间的审美趣味大相径庭，而这些读者都不是普通的读者，往往也会写诗和评诗。这种态势，使诗坛从金字塔式变成平面花园式，而其受众与过去相比，规模小了，水平高了。
有诗评家尖锐地指出，有了民刊和网络两块自由阵地，发表几乎不受限制，鼓励了“小圈子”诗人甚至已经有所建树的诗人的创作热情，有的诗人一天能写几十首，但仔细一看，却难以发现真挚感人，让人动心的诗句，多的是重复的意象，重复的立意，重复的比兴，当然得不到广大诗歌爱好者的青睐和共鸣！这也是诗歌读者减少的原因。
传播渠道多了，传统刊物少了
当前，诗歌传播渠道正在从单一的传统纸质刊物向民间刊物、民间沙龙、互联网、手机等多种方式发展。网络诗歌的出现和发展，对传统意义上的、在纸质媒体上发表的诗歌带来很大的冲击，传统诗刊数量逐渐减少。
叶延滨说，用纸张传播的传统刊物和民刊都在向网络转移，阵地越来越小，民刊更多地汇流在网络上，一些传统刊物也建立了自己的网站，网络促进了诗歌的传播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网络诗歌版图的不断扩张，名家、新人，精品、习作都可以在网络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越来越多的诗歌爱好者参与编辑诗歌电子刊物，发表诗歌作品，浏览和评点诗歌作品，在网络上畅通无阻地宣泄自己，由于网络的互动性强，诗歌作者与读者之间可以更直接、更充分地交流。
记者在网上浏览发现，个人诗歌网站多了起来，主页上不仅有诗人自己的个人简介、照片、诗歌作品、创作观点，还能看到别人的评论，具有了“互动创作”的新特点。比较活跃的网络诗人多是出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而写作执着、作品风格成熟的网络诗人大多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诗歌网站这一新传播媒体的成熟见证和推动了中文诗歌在新世纪的发展。
一批著名的诗人也开始通过创建诗歌网站来阐释诗学观点，聚拢写作人群。目前以围绕在核心诗人周围为特点、较有影响的诗歌网站包括：韩东的“他们论坛”、伊沙的“诗江湖”、陈先发的“若缺论坛”、余怒的“不解论坛”等。这批诗人通过网络宣扬自己的诗歌主张，如“若缺论坛”率先提出“兼容汉诗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观点。一批新锐诗人也通过个人博客网站扩大着自己的诗歌影响。
网络诗歌的勃兴，使得诗歌的传播体系显出空前的繁荣与庞大，而且更加驳杂。有学者指出，电子网络传播是人类诗歌由口头到纸质书面传播后的又一次大飞跃，是诗歌传播史上的深刻变革。这种新媒体在改变诗歌传播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诗人书写与思维的方式，并直接与间接地改变着当代诗歌的形态。
诗歌复兴指日可待
叶延滨说，中国有悠久而优秀的诗歌传统，李白和杜甫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名片。
为了中国诗歌的繁荣复兴，《诗刊》不仅坚持举办展示新人新作的“青春诗会”，为当下最有活力的诗人颁发“华文青年诗歌奖”，还在近百个城市开展贴近广大诗歌爱好者、贴近基层、贴近生活的“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至今已有百万人参加。
新课程标准下的中学语文诗歌教学，主要表现为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教得太死，一是教得太活。教得太死的教法在目前的中学语文诗歌教学中占主流。大部分老师是根据新课程标准下的高考和中考试卷上出现的诗歌试题的题型而进行针对性的教学。也就是所谓的应试教学。在教学上主要采用以下几个步骤:文学常识的记忆，关键字的理解，重点字句的含义，重点句表达作者的感情等。尽管有不少人对这种教学方式进行过猛烈的抨击，但由于这种教学方式容易在应试中取得较好的效果，就使人不想为而为之。
教得太活的教法大多出现在公开课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准备，收集相关的资料，运用光、电、声、色等高科技的手段，把一堂平时只背背写写的古诗文课上得让人耳目一新。没有谁敢说这种教法不好，但是这种教法也只是一朵昙花，只限于很长时间才能等到的公开课上，平时的课堂教学是很难见到的。和前面的应试教学相比，这种教法又显得太活，学生很难接受，教学效果也不太理想。
教得太死不利于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教得太活，让学生难以适从。那么如何解决上述两种不良倾向呢？我们认为可以采用如下的策略：
一、加强古诗文的基础知识教学
学生的古诗文的基础很薄弱。从小学到高三，学了这么多年的古诗文，不少同学不知什么为压韵，如何压韵。不知什么是诗歌的节奏，如何划分诗歌的节奏。在中考和高考中都出现这类试题，但大多数学生是通过老师的强化训练记住的，不是真正掌握了这类知识。古代的私塾先生开始就教学生如何对字，如何对词，“黑对白”，“花红对柳绿”，这是古诗文学习最基础的东西。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当年曾用对对子作为清华大学的国文考试，可见其重要性了。我们现在还去做吗？也许有人已经发现学生在这方面的薄弱，所以在近几年的中考、高考中有时也能看到这类试题。也许是分值太少，还不能引起老师和学生的重视。古诗文的平仄就更是没有几个学生懂了。像这样在空中建造楼房的教学方式，其效果能怎样呢？我们至少要让学生知道古人作诗是怎么一种做法吧。
二、加大学生背诵古诗文的数量
从目前选入中学课本中古诗文的数量上看，初中仅有50首，高中也不过60首左右，这加在一起的100多首诗，就是学生都会背，也不算多的。但从学生实际背诵的数量上看，就少的可怜了。一般的情况是，学生学那首诗的时候可能能背诵，但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忘了。长一点的诗歌，不少学生在学的时候就背诵不下来。所以，虽然我们课本中选了这样数量的诗篇，但能记在学生心中的却没有这样的数量。
我没有作过普遍性的调查，就我教过的几届学生来看，能熟练完整的背诵学过的古诗最好的也就五六十首，最差的一首诗都背不完整。
学生的背诵也是诗歌教学中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要求学生去背诵，他们背诵不了，我们能有什么好办法呢？听说古代的先生有戒尺，学生背不掉书能把手心打肿的。也许迫于先生的板子，那时的学生背诵的古诗文比现在的学生要多得多。现在没有哪个老师敢那样做了。有些专家提出要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兴趣，我不反对这种主张。但在背诵古诗文上，好像这种主张只适应一首诗或几首诗的处理。要想用被老师鼓起的积极性和兴趣解决要背的所有古诗文恐怕就有难度了。因为，人的记忆是有遗忘的。不是我们背过的东西就永远能记住的。心理学家不是研究过吗，人要彻底记牢一段文字需要七次反复的记忆，而且这七次还不是连续的七次，而是遗忘后再去记。所以，背诵诗歌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是考验一个人毅力的过程，那一时被鼓起的积极性和兴趣能起多大作用，不用我说了吧。这就要求我们做老师的反复抓，抓反复，不要认为学生背完了就解决问题了。要有让他们把古诗文记得熟烂于心的构想，那我们的古诗文的教学就是另外一种情状了。2004年，我进行了古诗文“记时”背诵的实验。就是把一首诗，或几首诗规定背诵的时间。比如，刘禹锡的《陋室铭》我们规定的时间是20秒。教学效果不错，你可以一试。
三、巩固背诵成果
诗歌的背诵不是一日的功夫，需要进行适当的间隔反复背诵。我们通过对所学过的诗歌的归纳，不仅能起到复习的效果，还可以提高学生欣赏诗歌的能力。同样是写伫立形象，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与岑参的“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所表达的意象完全不同。应该说后者比前者的心情更复杂，后者除了有前者对友人的关切，还有对友人的羡慕和说不出的嫉妒，因为武判官此次去京也可能有好运，而作者却还得留在那天冷地寒的地方，什么时候能离开，谁也没底。这种想象不能是教师说出来的，而是让学生自己去体会，时间长了，学生对诗歌欣赏的能力就有了。近几年的中考试卷已经注重对这方面的考查，南京市让学生写出带“鸟“字的诗句。河南省让学生写出古代诗人咏花的诗句。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背诗，还要会归纳。
四、提高鉴赏能力
前面我已说过，诗歌的背诵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也是一个考验人的意志的过程。一时的冲动是背诵不了多少诗歌的。没有一定量的诗歌积累，任何快捷的方式也很难提高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如何才能达到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开展活动就是一种很好的手段。虽然，新的课程标准规定了一些活动，但在实际的教学中是很难开展起来的。古诗文的教学一定要有活动，可以这么说没有活动，学生的古诗文鉴赏水平是永远提高不了的。活动可以复习所学过的内容，活动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动可以交流学生彼此对诗歌的感受。如何开展活动，没有现成的模式，因为我们面对的学生不同。
古诗歌的教学活动要有一定的次数。我们现在进行的活动都是一些象征性的，为进行普通话的宣传，我们就组织一次诗歌朗诵活动，为纪念什么节日，我们找几个学生朗读一下诗歌，这样一个学期也不过一次两次，这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古诗歌的教学活动是灵活多样的，我们可以让学生看一组图片去联想所学过的诗歌，我们可以利用课余的时间让学生背诵几首以前学过的诗，我们可以在课前的两三分钟让几个组选出代表去背诵另外几组学生抽出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