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人为本论文范文

育人为本论文篇1

摘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因此，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充分发挥大学校园文化这个载体，推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校园文化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能够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起到教育作用。因此，学校需要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既为学生营造第二课堂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又为更好地发挥校园文化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创造条件。

一、校园文化建设的基本功能

如果说建设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的话，那么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对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启发我们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校园文化并不脱离实际，而是与大学生学习、工作和生活和谐相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思政工作者要借助于它所特有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功能作用于学生的精神层面，以调节他们的情感和心理，促进其人格、意志、品格的完善，形成积极、健康、包容、宽容的心态。

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校园文化具有以下功能：

1、素质教育功能。高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因此，高校校园文化首先是一种“育人”的文化。高校文化除通过课堂传授基本的专业知识之外，它还通过举办多种多样的活动，满足大学生学会交际、掌握技能、懂得管理等方面的需求，让他们在组织和参加活动中，锻炼意志和品格，增强协作和团体意识，培养集体主义精神，陶冶情操，使他们成为各方面全面发展、综合素质较强的优秀大学毕业生。

2、激励和诫免功能。校园文化深刻稳定地体现了校园全体成员的共同价值、理想和信念，它起着一种趋同的作用，能对广大同学的思想、心理和行为产生有形或无形的约束作用，使学生向大家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靠拢，并促使广大同学不断进取，向优秀的榜样学习，同时自觉抵制少数不良因素的侵蚀，逐步形成科学的人生观、道德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3、社会功能。大学校园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它不是孤立封闭的体系。校园文化建设受礼会环境和民族精神的深刻影响，它构建的目的是为幸I=会培养人才服务。因此，校园文化建设必然紧跟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并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讲，校园文化有利于引导大学生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树立历史责任感，并乐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4、实践功能。校园文化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实践活动，如“三下乡”、党团日活动、青年志愿者服务、“学雷锋”活动等，使大学生亲身体会、了解社会。从而认识我国建国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使学生在实践中长才干，做贡献，增强社会责任感。

近年来，一系列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如网络文化活动、学生社团、各种社会实践等)已经成为高校一道道绚丽的校园风景线，但从总体上说，各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仍然缺乏和谐性，建设和谐的校园文化，应成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二、当前校园文化建设存在的不足

近年来，一系列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如网络文化活动、学生社团、各种社会实践等)已经成为高校一道道绚丽的校园风景线，但从总体上说，各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仍然缺乏和谐性，建设和谐的校园文化，应成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当前校园文化建设存在的不足之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文化价值取向偏失。以人为本的校园文化建设要求我们不光重视物质文化建设，更要重视精神文化建设。目前，各大高校合并，强强联合，都比较看重本校的物质文化、政治文化建设，相对忽略了人的精神文化营造。

（2）文化层次偏低。如今大学生的的文化消费需求日益旺盛，但他们尚未形成科学的价值观，文化选择有盲目性。这时，非理性主义文化、享乐主义文化等乘机侵入校园，强大的文化负面影响刺激着校园文化的创造主体。校园里的文体活动常年不断，但高品位、高质量的还不多，校内刊物、电台、文艺演出，反映浅吟低唱的个人感受多，反映积极进取的内容相对少，反映小圈子生活的东西多，而反映社会和改革开放的内容少，反映平俗的流行文化多，而反映高雅文化的少，校园文化还处于自娱自乐的低层次状态。

（3）形式主义。这体现在校园文化建设往往就事论事多，在表层的、技术的、局部的方面加以设计与操作，缺乏应该的丰富与深厚的文化内涵、深度与广度。比如领导工作往往形式化，一旦发了命令却不顾其实施的效果和反馈，缺乏对校园文化建设工作真正的重视。思政教育课缺乏实践性，只顾在课堂灌输式的照本宣科，课外缺少实践锻炼，没有真正把思想精华渗入学生的心灵。校园文体活动自主性活动和创造性活动少，真正能带动全体学生、引起全体学生共同响应的活动少，而往往走走过场，偏重于娱乐，少精神境界的提升，很少注重活动本身对学生带来的实际有益效果。

三、建设“以人为本”校园文化的措施

1、完善日常规章制度，实施人性化管理

大学制度文化对校园人起约束作用的同时，其本身也是为校园人服务的。一所好大学各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人性化制度的制定和实施，首当其冲的便是与校园人关系密切的校园日常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校园日常规章制度的制定应该广泛征求师生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在理解和尊重广大师生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通过制定相应的激励制度、惩戒制度以及与广大师生利益紧密联系的日常管理制度等，创设和谐的工作学习环境，做到制度与人的对话。

2、建立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加强监督机制

管理科学、民主是促进高校各项工作和高校校园文化蓬勃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科学的管理能通过组织和协调他人的共同活动，收到个人单独活动所不能收到的效果，实现系统预定的目标，也可以使人为的因素降到最低。

3、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校园文化活动近年来已是大学校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以人为本的行为文化建设首先就体现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中。开展富有个性特色的品牌式文化活动，是校园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过程，同时也是自我塑造的过程，更是学校塑造大学精神的有利契机。

4、创设和谐的校园人际关系网

以人为本的校园精神文化建设首先应该是校园精神文化促进人的发展和自由，而人的自由与发展要在和谐的校园氛围中才能更好实现。和谐校园的建设首先应该是人的和谐，相互关爱、尊重和体谅，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环境氛围。

5、树立良好的校风，塑造独特的大学精神

广义上的校风包括教风、学风以及领导作风，它是一所大学精神文化中的精神，反映了一所大学最根本的精神实质，也是最具独特魅力的精神的凝聚。良好的校风就像一张心理契约书，在培养人才、凝聚人心和激发活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塑造大学精神也就是要做好校风建设。

从校园文化的特点看，学生受社会思潮或时尚影响建立的社团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学生活动基本上是以班级和社团为单位组织的。因此，在组建学生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时．要特别联系学生思想实际和每个时期学生关注的热点，成立相应的社团组织，与时俱进地开展相应的校园文化活动。同时，在营造班级和社团文化时，要加强引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正确把握社会价值导向，把德育和智育、体育、美育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而又坚实的阵地。

四、结语与展望

校园文化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能够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起到教育作用。因此，学校需要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既为学生营造第二课堂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又为更好地发挥校园文化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创造条件。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时，不能脱离学生实际，想搞什么就搞什么，而是要紧密结合学生的需要来开展，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校园文化作用，体现以人为本。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途径，我们要牢周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充分发挥好校园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努力培养政治过硬、思想进步、德智体美全而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

参考文献：

[1]徐岚．以人为本的哲学阐释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1)：79―82．

[2]靳志高．思想政治教育越须贯彻以人为本要求[J]．理论探索．2005(6)：48―50．

[3]寇荷超，刘玉邦．以人为本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306--308．

[4]靳诺开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J]．求是．2004，(9).

[5]曹根记高校德育与校园文化关系的理性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3，(11).

育人为本论文篇2

关键字：以人为本；小学作文；作文教学；乡村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我国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后经一些教育工作者的探索，基本上明确了对“以人为本”教育观的阐释。即“以人为本”的教育观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从尊重人、关怀人的角度出发，无论是教育者的教师，还是受教育者的学生，甚至是学校的其他工作人员，都要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彼此的和谐发展。而在本文中，“以人为本”中的“人”作狭义上理解，主要是指学生，因为他们是受教育的主体，而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有学问、有素质、有发展的学生。

一、学生之“本”

学生之“本”是在教学中要树立以学生为核心展开教学，即常说的“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为了一切学生的发展”。以学生为主体，制定合理的教学任务和教学计划，教学过程中则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之学而不厌，乐于其中。

二、小学作文教学在乡村环境中的局面

乡村小学与城镇小学在教育资源方面的确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如师资力量上，乡村小学教师的学识水平和教育观念整体上确实不能等同于城镇小学的教师；又如教学设备上，乡村小学的多媒体硬件设施和学生学习园地的创办显然也不如城镇小学；再加上很多乡村小学的学生，其家庭背景往往是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对孩子的家庭教育工作照顾不到，并将家中的很多大小事宜让孩子来处理，这样不仅使他们的孩子少了一层教育，还减少了学习时间或游乐的时间。这些因素体现在作文的教学上发映为学生的知识量不足，生活乐趣的体验也不足，从而致使其写作时缺乏感悟与灵性。当然，乡村教学环境也有其独特的一面，如大自然的丰富资源来得更直接、贴近，无论花草虫鱼还是山野田林，这些充满纯朴生活气息的物体在乡村学生的印象中体会更多，了解更多。因此，乡村教师如何在小学的作文教学中利用好有限的自源而有实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重要的正确理解与把握“以人为本”的教学思想，不能因为自身资源的缺乏而消减教育的兴趣，而应作以积极的探索和努力的实践。

三、“以人为本”教学思想的运用

为了更好地贯彻“以人为本”的教学思想，有效地开展乡村小学作文课，笔者以为教师需要做好如下几点：

（一）熟悉《语文教学法大纲》

在新出的《语文教学法大纲》（2008）中对各阶段学生的教学要求各不相同，教师只有熟悉《语文教学法大纲》，才能针对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知识储备的学生进行作文教学。如《语文教学法大纲》中说明“在小学阶段，要使学生学会常用汉字2500个字左右。要能读准字音、认清字形、了解字义、并能正确的书写、运用。前三年完成大部分识字任务。”又如，“作文教学应该从说到写，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低年级着重听说写话，要有内容、语句要完整、连贯。中年级着重联系写片断、内容要真实具体，语句要通顺连贯，高年级要着重练习写成篇的作文，要有中心、有条理，达到小学阶段的要求。”可以说，《语文教学法大纲》是充分照顾到了学生因年龄和学识的差异而设定各阶段教学目标的不一致，符合了“以人为本”的教学思想，教师通过熟悉《大纲》而更好地设置教学任务，不提前学习过高要求的任务、不超量完成过重的作业，使学生而有余力，保持对学习的渴望，才能做好从识字到阅读，从习作到写作的逐步跳跃。

（二）教育心理学的掌握

现代儿童教学心理学认为“要使最初的教育成为一种乐趣，要想学生提出问题，对他们的回答予以赞扬，决不能让他以不知道为乐。”[1] （P24）又“小学低年级儿童产生意义的主要心里结构是想象，他们正是借助想象甚至幻想来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因此，低年级的儿童要着重创造型的想象作文来培养儿童的想象力，并使儿童概括信息，交流信息和表达自我的能力” [1] （P64）等。对教育心理学的掌握，了解各阶段学生的心理状况，也是树立“以人为本”的教学思想所要求的，即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和接受心理习惯出发，掌握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接受能力。在小学教材中，就有不少的课文才考察学生的观察和想象力的，如一年级上册的《菜园里》、《自选商场》、三年级上册的习作课《风景优美的地方》等，都是培养学生练习观察能力或说话能力的，观察能力的培养上，教师可以从颜色、远近、上下、大小、长短等方面去引导学生；教学上又从时间的先后，地点的转移和事件的发生来启发学生的说话条理等等。切实照顾到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才能在教学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写作氛围的创造

小学阶段，低年级（一年级至三年级）的写作尽管还不能称之为作文，但词语的运用、句子的书写以及习作的练习都是为高年级（四年级至六年级）的写作打下基础。对这阶段“写作”的培养也直接关系到学生将来的写作水平能否产生良性的影响，因此，同样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来指导教学。而轻松、愉快的“写作”氛围则更能使学生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特别是乡村小学中，教师要运用可利用的资源来营造趣味性的“写作”环境。如让学生描写上学路的见闻，或课后十分种的活动，甚至是一年四季山野田林的变化，学生寒暑假期间的山野情趣等等。教师在上课时可以先通过让学生以说话的形式来表达他自身的感受，以鼓励为主，引导为辅，让学生比一比谁说得更好，更流畅。也可以让学生交流后，发现有哪些自己印象比较深的，拿出来与同学分享，使课堂的气氛不要停留在单纯的教师说教而已。

学生通过课上的说话后，即锻炼了他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也锻炼了他的思维组织能力，算是在写作之前打好了草稿，这样再让学生去完成写作，学生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

最后，总结上述三点，笔者以为无论是对《语文教学法大纲》的熟悉，教育心理学的掌握，还是写作氛围的创造，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无非就是更好地实施每一节、每一次、每一阶段的教学目标，这个目标需要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以之为中心，才能切实、有效地开展教学。在乡村小学中，同样如此，它可能需要教师更多的投入，去了解每个学生的心理、甚至家庭环境，了解他们性格上缺陷，并予以正确的指导。而写作是学生学习语言和知识后一个能否运用得好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学生学习语文的综合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就确定了它比较高的要求，因此，在面对教学资源、学生整体素质都不如城镇小学的学生时，乡村教师想更好地开展作文写作或是写作阶段前的习作训练，必须要深刻理解“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并有效行之。这当中，就对乡村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要求他们树立新的教学观念和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以满足“每一个学生发展的需要”，真正做到、做好“以人为本”的教育。

参考文献

[1] 单中惠，朱镜人主编.外国教育经典解读[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育人为本论文篇3

(一)社会类基本理论的构建

社会类基本理论是反映中国成人教育及学科最为根本价值的话语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阐述的“社会”概念，并不是相对“经济”而言的意识形态，而是相对学术而言的理论表达，是中国成人教育在推进社会发展中的理念、原则、价值、行为的意义表达。成人教育及学科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健全的社会组织体系，还需要有个性化的理论体系对社会发展的持续关注和适时发声，让社会和学界都知道，在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学科的根本价值就是推进社会发展。

就中国成人教育及学科而言，最重要的社会类基本理论应是“经邦济世”教育思想及其社会化的系列成果。在中华文明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绵延二千余年的传承文化、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风雨兼程中，始终坚持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与实践教化世人，使得以“四书五经”为主体的中国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对历朝历代的社会政治、社会道德、社会规范、社会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为“以德为政”和“以礼治国”的思想基础，不仅统一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规范了社会的道德体系，更重建了社会秩序。在当代中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复兴”等国家发展战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思想指导，不仅获得了社会的话语权，还通过学科话语传播了成人教育思想和成果，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尊重。

应当承认，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作为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专业话语，其核心是要让全社会都能把握中国成人教育的实质与特色，丰富和发展社会主流文化思想。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与现代成人教育学科所要求的理论范畴还有一些区别，我们还需要对理论结构进行现代科学改造，以期在“社会化的成人教育理论”概念的统摄下，为当代“成人政治学”“成人行政学”“成人修养学”“成人环保学”“成人行为学”“成人社会学”“成人情感学”“成人法制学”等基本理论找到自我话语归宿和社会定位，使之成为中国成人教育及其学科不断现代化，中国成人教育与社会发展实际无缝对接的重要环节。

(二)学术类基本理论的构建

学术类基本理论则是对成人及成人教育相关知!识的传授与研究，反映了成人教育学科发展水平。它博大精深，内涵与外延极为丰富。它秉承“J=足成人”“深人成人”“解读成人”的“人本主义”宗旨，不仅形成了有关成人和成人教育专业化的理论体系，推进成人与成人教育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证论，还系统化地对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的种种要素进行了理性阐释，是中国成人教育由学术概念走向成熟应用的实践指南，深刻印证了基本理论关乎中国成人教育及学科兴衰的品质，并由成人教育的软实力转化为推进成人教育发展硬实力的历史必然。

在学术类基本理论体系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是“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及其所衍生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尤其是“学不可已”“学而时习之”“诲人不倦”“因材施教”“集天下英才教育之”等合理内核，更是历朝历代获得生机与张力的源头活水，并以此为学术导向，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创新和话语转换，使得当时的成人教育升华为中国文化发展的辉煌篇章，而这些学术类基本理论也转化为中国文化的经典元素。更值得注重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人教育的重新崛起，尤其是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社会证书考试制度、高等网络教育制度、中小学教师部级培训计划、农民工培训计划等，都在出台前有充分的学术讨论，是成人教育学术类基本理论发展的必然成果。

应当看到，中国成人教育学术类基本理论作为特殊文化话语，总是处于一种动态发展之中，不仅诉求把百年来的中外成人教育文化思潮和成人教育实践纳人其内，更需要以现代主流文化思想(例如关于“中国梦”的研究、同志治国执政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对现有的成人教育学、成人教育管理学、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史学，以及成人学习理论、远程教育理论、终身学习理论等学术类基本理论，进行内涵创新与形式变迁，使之与国家成人教育重大发展战略和中国成人教育转型发展相对接，以期在社会和学界获得应有的学术话语权。

(三)两类基本理论的内在关联

黄人在《<清文汇序》中说:“有一代之政教风尚，则有一代之学术思想。”中国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与学术类基本理论关系密切。尤其是在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中国文化的复兴和科学治国理念的要求，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成人教育社会类与学术类基本理论的内在联系，就成为成人教育和成人教育学科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而科学解读孔子文化思想则是必要前提。

在当代中国教育(包括成人教育)学界，关于孔子文化思想客观上存在两种不同认识:一是对孔子教育文化思想的全面肯定，尤其是对其中关于教育的作用、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内容、教学方法、教师等教育理念表现出高度追崇，认定这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二是把孔子的社会文化思想当作封建糟粕，认为他所提出的“以德治国，以仁爱来治理天下”和“克己复礼为仁”的政治主张，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鸦片，必须批判和全面否定。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上看，这种“突出学术淡化政治”的人为割裂，是对孔子教育文化思想体系认识的偏失，以现代意识形态去评价二千多年前的孔子的社会思想显然也是一种历史苛求。孔子的最高社会理想是构建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这虽带有明显的理想色彩，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社会文化思想和教育文化思想则是孔子实现社会理想的两大支柱，两者是有机统一的。

育人为本论文篇4

1 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之辨

1.1 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

1999年胡小明在《中国学校体育》发表文章《人文体育观的渐入与生物体育观的淡出》中，提出人文体育观。文章没有明确提到其哲学基础。但行文来看，其哲学基础体现了历史和批判二词。因为近代体育的诞生和普及是由于源自古希腊的人文精神的全面推动。而中国传统体育观由于历史的原因，军国民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导致生物体育观一枝独秀，压制了人文精神。

2002年，胡小明在《体育文化导刊》的《新世纪——中国体育的理论创新》中，较为明显看出其哲学基础是马克思哲学。他在讨论“增强体质”与“追求健康”的关系时，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认为“追求健康”比“增强体质”重要［1］。

2003年，胡小明 在《一种基于当代现实的体育理论眺望——关于“两条腿”和后现代意识》中［2］，引用马克思经典著作：马克思早就说过，与劳动时间相对的自由时间，即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自由活动，“ 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马克思： 剩余价值论，《资本论》第三册第21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282 页）。也第一次提到后现代意识，认为“中国体育的脚步已经踏入了这样的“自由时间” 里，因此迫切需要超越传统的后现代意识”。

2009年，胡小明以狐鸣为笔名与石龙合写的文章《中国体育思想的跨世纪转变》中，透出这样的信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他说“在1985 年9 月到12 月，美国杜克大学詹姆逊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演讲，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等书成为中国学者最早接触后现代研究的启蒙读物，也为体育的价值评估开了一扇人文思潮的天窗［3］。”

2010年，胡小明在《体育文化导刊》发表《21世纪中国体育人文价值观念的确立》［4］中，从其为论证而引用的文献来看，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章用比较多的文字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话语做了分析，认为“自古希腊哲人的思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体育人文观的演进上是一脉相承的”。直接引用马克思的多个观点来证明。比如“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就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是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劳动者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等。

2010年，胡小明在《体育科学》发表的文章《分享运动——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5］中，提出体育人文价值观的理念“分享运动”，而其依据也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其中还提到了费尔巴哈，说“在青年时就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人文主义理论体系中包含的人人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以及全人类解放的人道理想，指出未来社会的目标就是使人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成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

以上是人文体育观倡导者胡小明在论证人文体育观时，直接或间接看到的哲学基础的文章。在其他文章中也有论述。以下是人文体育观支持者在论述人文体育观时候的哲学基础情况：

裴立新在《以人为本——新世纪体育发展的基本理念》［6］中，认为健康体魄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依附的基础，健康、长寿是人类发展的基本标志，新世纪的体育事业将融入“以人为本”的基本发展理念，成为人类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事业。新世纪体育事业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就应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不断提高对国民体质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基本内容和国民素质的组成部分的认识程度，进一步明确国民体质是社会发展水平和小康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并因此切实将人置于发展体育事业的中心，以普遍增强人民体质为目标，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新世纪体育工作之中。他引用的文献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李卞婴在《创新是体育的灵魂—兼评〈体育学刊〉上的两篇文章》［7］中,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 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 但认识的过程和认识的程度却永远不可能达到极限, 人类总是要有所发明, 有所创造, 有所前进。）”评价和支持了人文体育观。认为“从哲学意义上讲，概念是应当创新也可以创新的，因为客观存在和实践活动永远在更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从概念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从实际出发。”

2010年，袁旦在《人文体育观的建构：体育学的人文性和科学性———与布特博士的讨论提纲》［8］中，认为体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兼具科学性，而构建了人文体育观。其哲学基础也是马克思哲学：“选择马克思实践唯物论的人的本质理论作为这种自觉的、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思想理论基础”。他用大量的篇幅进行了论证。特别是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章中，还提到了哲学大师尼采：“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分理由的。”他引用的文献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尼采《悲剧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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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人文体育观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在倡导和支持时，论证逻辑、观点引用和参考文献来看，其哲学基础可以得到较为明显的表露。

1.2 对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的质疑

1999年，《体育学刊》评论员文章《评“人文体育观”》［9］，认为“在开放改革为现代化而奋斗的新时期，应该向前进，不宜向后退。我们是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有我们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不管如何穷困也用不着到欧洲文艺复兴初期资本主义萌芽思想那里去求援”。认为人文体育观批判“增强体质”而要复归的不依附于人的身体的人文精神是“幽灵鬼魂”，是“胡说”。显然认为人文体育观不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1999年吴翼鉴等，在《增强人的体质，是体育无人吗·》［10］ 中，认为：“人文体育观”违背客观规律，并指出真正的体育——增强体质的教育不能不以增强人的体质为主，以增强体质为主的观点不是“生物体育观”，更不能从体育中“淡出”，“应该批判继承前人一切有价值的学说和经验，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当今中国的体育观只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决不能用人文主义、人文精神来指导。‘复归’的论点是逆潮流而动，是历史的倒退。”“以增强体质为宗旨的体育思想，既不是‘生物体育观’，更不是人文主义的‘人文体育观’所能否定得了的， 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辩证唯物主义体育观。”可见，在pe派的眼里，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也不是辨证唯物主义的。”

2001年5月，邓若锋，杨丰宇在《体育学刊》发表文章《理性思考体育进步的目标方向——对“新世纪新体育”一文的疑义》［11］，从第一线从事实际体育工作的视角，认为体育是“增强体质和完善人类身体的教育，它不是运动文化娱乐，它不是文艺，它具有实证的科学性。在身体教育的思想或理论上作文章，来不得半点浪漫与虚伪”。人文体育观“到了21 世纪要搞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复古，脱离政治经济的制约，反科学，追求极乐享受自由放荡”不是进步的。

2002 年，毕世明在中国体育报（5 月30 日第007 版）发表文章《人文精神与中国体育的几个问题》［12］，分析了人文、人文精神、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和以人为本等词语后，引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的话“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赞成使用在体育中加强人文精神这类的提法。发展人文体育, 人文奥运或者以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办体育、办奥运的提法，也都可以。但是不要用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代替人文和人文精神，因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种思想体系的专门用语，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不能准确表达我们讨论的人文或人文精神的意思。也不要把人文精神混同于人文主义。进而指出人文体育观评价中国体育是“基本上不了解人文观念的体育”，是“欧洲军国民主义体育思想的延续”的观点是不对的。

2004年，郭敏，笪丰（林笑峰笔名）对人文体育观提出质疑，认为人文体育观是大体育观的新的表现，其哲学基础不是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说“辩证唯物主义维护科学，反对复古倒退。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的黑暗，有进步的一面，但仍站在当时的教廷方面反科学，向古希腊复归。它反科学和复古没有生命力，随着教廷的衰落而告终。透过现象看本质，还是从现象到想象，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方法的差别［13］”。

2007年毕世明在《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发表《缺科学、缺理性的学术主张——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14］，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体育客观历史出发，结合实际中国的体育现实，认为第一，体育人文观提出的“从生产到生活”站不住脚，因为“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在以体力劳动为主、还是在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社会里，体育为生产、工作做贡献，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人类社会里，只要有生产，有从事生产和体育活动的人，就必然有‘体育为生产服务’。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的体育没有真正进入老百姓的生活”。

第二，说“从群体到个体”，主要指体育人文价值被否定，被忽视，只重社会、重群体、重政治。这也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而且体育也不能脱离群体。

第三，从工具到玩具，是指体育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到个体娱乐的玩具。认为体育与政治的关系：“要想把体育为政治服务的这个“工具”抛弃掉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应去企图抛弃它。抛弃的应当是危害人民利益的政治，而不是一般的政治，更不是对人民有利的政治”。认为体育既是“工具”又是“玩具”。工具功能和玩具功能是同时存在的。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里，有时体育的玩具论文联盟作用较大，而有时工具作用较大。把过去本来就有的东西———“玩具”说成没有，又把根本不可能离开的东西———“工具”企图离开。

最后，认为“上述3 点学术主张有两个共同的缺憾是：对过去，否定了不该否定的事物；对现在，过份提倡应当提倡的事物。这两点都是“务实”不够，因而使“求真”打折扣”。

2 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特征

2.1 外部特征

2.1.1 多元共享

多元共享，可以理解为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且与多种哲学有比较深刻的联系，或者至少可以理解为从多种哲学那里吸收资源。其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二是中国传统哲学；其三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对理性和科学的一种反动。以至于有人批判人文体育观是“反科学，反理性”。

2.1.2 动态发展

人文体育观的提出，首先是受到冲击，得到启蒙。也即胡小明说的“在1985 年9 月到12 月，美国杜克大学詹姆逊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演讲，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等书成为中国学者最早接触后现代研究的启蒙读物，也为体育的价值评估开了一扇人文思潮的天窗”。然后，人文体育观在反思中国体育的生物体育观的基础上，对生物体育观进行了批判——发表《人文体育观的渐入与生物体育观的淡出》。同时，人文体育观将目光投回到中国传统的哲学——发表《一种基于当代现实的体育理论眺望——关于“两条腿”和后现代意识》——认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不愧为现代可资利用的一种资源。转贴于论文联盟

可见，人文体育观的依凭的哲学基础是动态发展的。经历冲击启蒙、反思批判、回望传统和借鉴吸收。

也可以说，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不是一开始就如此，不是始终如此的，是慢慢酝酿逐渐变化和发展的。这里还要了解一个问题：人文体育观提出以前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吗·然后，发现是这个哲学基础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在这种冲击的洗礼和感化下，最后却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也就是说从马克思出发，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另外还有中国传统的哲学在内的冲击、洗礼和融合，最后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基础。但后一个马克思主义基础已经不是首先秉持的那个马克思主义基础了。最后，也就是现在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是经过冲击和洗礼，以及传统的继承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了。属于马克思说的“否定之否定”逻辑。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是发展变化的，甚至是不“泾渭分明”而有点模糊的。

2.1.3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为主导

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的多元共享和动态发展并不是多元杂乱，并不是多元混乱，而是较为明显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为主导。可以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坚持固守，一种发展壮大。胡小明和袁旦在近年来都非常明确地认为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胡小明在《分享运动——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中，袁旦在《人文体育观的建构：体育学的人文性与科学性——与布特博士讨论的提纲》中，认为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选择马克思实践唯物论的人的本质理论作为这种自觉的、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思想理论基础”。

我们还可以发现，人文体育观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为主导，但仍然有一种区分，一种内部的区分。那就是马克思实践唯物论和马克思价值论的区分。袁旦认为前者是中国体育学的哲学基础，胡小明认为后者是中国体育学的哲学基础。自从胡小明提出“分享运动”的理念来看，有一种融合的趋势。

但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算是自己为自己命名的。融合了，吸收了其他哲学资源以后，应该叫做什么哲学为好和恰当呢·叫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吗·

2.2 内部特征

2.2.1 本体论搁置

本体论可以理解为追问和回答体育是什么，或者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体育是从哪里出发。人文体育观倡导者没有较明显地论证体育是什么。没有给体育以明确的定义。认为“精卫填海般义无反顾或乐此不疲地重复操作，试图从定义入手把研究概念当成一门学问来做，是体育文化甚至理论研究数十年来对象虚幻化以至迥异于其他领域真正学术研究的一大奇观”［15］。虽提到过“追寻健康，体育应该是：最积极的休闲方式；最有益的健身方式；最有趣的娱乐方式”。只是把作为主体的人“可以分为类的人，群体的人和个体的人这样三个层次”［16］。人文体育观在批判了中国体育的“军国民”重群体轻个体后，认为“兼顾集体和个人、增加注重个人的价值和需求，也不全面的‘以人为本’，仅仅只为了‘一群人’的共同抽象利益，是片面的‘以人为本’，哪怕再加上强调其中的‘个体’利益，仍然不完全的。全面的‘以人为本’，还需要肯定作为物种的人类”。而人文体育观的支持者，没有着重论证体育是什么，是强调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人类的类人。

胡小明在被问及发表某些文章为什么要使用笔名的时候，从他说到不愿意卷入无谓的争论中的意思里，也可以理解为他有意避开讨论体育是什么的这个本体论。因为真理是在对话中存在。他不愿意对话，可以理解他不愿意讨论体育本质是什么。

前面提到，人文体育观是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进而有所启发的，而对人文体育观提出质疑的毕世明［17］，是否定后现代主义“否定事物本质”的。也即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不是符合本体论哲学思维的。不讨论甚至反对讨论体育是什么。

可见，人文体育观并不明显的是本体论哲学，没有将论述重点放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体育是什么的概念之争。也即没有接着上个世纪80年代的体育是什么的概念之争。而是将体育是什么的概念之争悬置起来，没有着重追问体育的本质是什么。而是有了一个转向（这种转向应该是一种进步）：转向了人——比较宏观地把体育界定在人的范围以内，从人出发，人是第一性的，强调人的价值，人的终极价值——价值论的转向（这种体育学界的哲学转向与整个哲学界的价值论转向相比，迟出现二十来年）。并且强调人的精神的第一性，而反对人的肉体第一性，特别是早期几年刚刚提出来的时候，并得到了批判：被认为是“幽灵”。也就是说，人文体育观的人至少在早期提出的时候是带有抽象性的人。

2.2.2 认识论越过

认识论理解为“如何可能”的问题。也即关于科学的问题。正如前面论说的人文体育观没有侧重于本体论的体育是什么，而是转向于体育的人文价值。所以，人文体育观势必对如何达成对体育的本质认识的追寻，不做深入精力投入。而是振臂一呼直指体育的人的终极价值，越过“生物学的低层次”，忽视那堆“按疾索药的运动处方”。这是人文体育观在早期强调的。从而也得到了生物体育观“如何可能”的质问。也得到了“反科学”的质问。可以看出，人文体育观在认识论上，作出了一种模糊处理。实际上pe派的哲学基础倾向于是认识论基础。体育课强调运动强度、运动密度，所谓科学合理。人文体育观对此做了批判，转向了价值论。后来，2010年，袁旦提出构建人文体育观时，认为不要忽视体育学的科学性。

但是，人文体育观虽说不重视或者不强调仅在认识论上做功夫，但是，其观点的提出过程本身，确是基于一定的认识的，特别是历史经验的认识，以及现代社会与中国现代体育现实中某些问题的较为深刻的关注。比如，从人类学较为宏观的视野出发，分析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中的体育，得出体育“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的论点。

人文体育观这种在认识论上的模糊或者越过，重要原因可以认为是与时代有联系。因为从工业革命一来，科学以其所向披靡的力量占领一切，创造了许多神话。但是，对科学的过度崇拜而成的科学主义已经引起了人类社会种种恶果。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科学的某种程度上的反动，来消除对人的异化。转贴于论文联盟

2.2.3 价值论重人

人文体育观没有执着体育是什么，体育如何可能上，而是着重强调体育的价值。体育的价值要“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和从工具到玩具”——价值指向于人，重人。具体可以理解为人的“健康、关怀、民主、和平、友爱、善良、朝气等”。人文体育观的价值主体是全人类。也即，体育人文价值观可以表述为“在体育活动中实施人文关怀，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关注身体运动中人的价值，认为体育应该提升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塑造人的身心，为了人的发展———特别是通过身体运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核心就是要“主动表现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的终极关切，彪炳人类用体育运动获得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共同价值取向”［5］。并且，人文体育观还特别强调了体育的美学价值。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哲学体现的是重视人的终极价值的追求，体现了人的终极价值目标的达成，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这个人的终极价值目标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定有实践作为中介。缺少了实践，人的终极价值目标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能是乌托邦。人文体育观早在20世纪就已经提出，但是青少年体质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明显遏制，金牌体育的一枝独秀与全民健身的落差也没有明显缩小。人文体育观也可以说正是对这些中国体育问题或者中国体育危机的所做出的根源的思考和追寻。认为这些危机的根源在于没有重视人的价值，而是使人成为军国民体育金牌体育的工具。这种“呼喊”，在启蒙上有重大作用。但是在危机的解决和出路的实践上，人文体育观的作用还没有得到明显的表现。这也说明人文体育观的价值论哲学特点的理想色彩是比较浓厚的。

3 价值还是实践

通过上文对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的分析，可以得到对其历史和内外部比较清晰的理解。也即，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可以理解为对本体论、认识论的哲学转向：价值论哲学，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价值论哲学。人文体育观从萌芽到提出，以及经过十多年的传播，在质疑与辩驳中发展。可以说，中国体育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价值论哲学，在体育时代问题分析中，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基本达成共识，主流地位（杨文轩、周爱光、易剑东等学者都认同）越来越巩固。那么，如此基础的哲学是不是对现代中国的体育做出了某些有益的指导呢·或者说，如此基础的哲学对中国体育面对的扩大化和复杂化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多少帮助呢·或者说，如此基础的哲学是不是中国在分析和解决扩大化和复杂化体育问题时总结和归纳得非常成熟了·

直到2010年，胡小明提出“分享运动”的理念，可以认为是已经开始意识到或者是自然发展到注重实践——实践冲动。因为，价值目标的呼喊有着第一步的主要作用。而且是必须的。但是仅仅停留这种呼喊里，停留在这种梦想里，那就是一种虚无。也只有实践，重视实践中倾向、强调和体现体育的对人的价值，才算得上体育的真正的价值。所以，在青少年体质、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中实践着“分享运动”，才能够使中国体育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的重视、缓和以及解决。

也即，人文体育观要有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重视。这也是袁旦明确提出的。但，目前人文体育观虽然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论的表述和要求，但是是什么样的实践，并没有过多过深的论述。这关系到现实体育的发展的最大问题。

根据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王南??的研究，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三种实践观，“在第一种实践观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只有一种外在的关联，即实践只是获取感性材料和验证认识真理性的手段。而在后两种实践观之中，这一关系则是内在的，但在第二种实践观中，实践实际上已经被理论化了，成了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奠基性要素，而在第三种实践观中，理论活动则被视为实践活动的一个要素，理论被还原为了一种特别的实践活动。三种实践观对应着三种哲学思维范式：第一种对应于实体性哲学，第二种对应于主体性哲学，而只有第三种实践观才构成了实践哲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哲学的实践转向［18］ ”。我们认为中国体育学的哲学基础，正像前面分析的搁置了体育是什么的本体论哲学基础，搁置了体育是什么的争论，越过了体育如何可能的认识论哲学，全心全意转向体育的人的价值论哲学，这样的发展路径，就得走向实践，就是走向实践。像李泽厚的吃饭哲学一样，从玄乎到现实。而且实践观应该是王南??说的第三种实践观。即，“第三种实践观”可以作为中国体育学的哲学基础，至少可以作为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这和中国体育的理论传统和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4 结语

育人为本论文篇5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人文素质教育；融合

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素质教育的要求。作为人才孵化器的高等学校，不仅应加强对大学生专业知识的传授，也要重视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既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也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课堂。要准确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结合点，积极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人文素质教育功能，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融会贯通，促进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

一、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大意义

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指通过各种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习培养，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和人文修养，进而深化和固化人文精神，从根本上提升大学生全面人文素质的系统教育活动。[1]（P3）在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迈向“大众化”，正昂首阔步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今天，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党的十报告明确把“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对教育工作的新要求。就高等教育来说，落实“立德树人”，最根本的是坚持一切从培养创新人才出发，把科学精神、思想品德、实践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培养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着力增强大学生服务祖国和人民的社会责任感，提升大学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在提升大学生专业素质的同时，还要不断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帮助他们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人生“总开关”问题，并不断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唯有如此，培养的人才才能适应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竞争的要求。为此，高校必须顺应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潮流，树立人文素质教育理念，用人文精神来引导科学教育，使高等教育回归其本质，从而更好地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充分履行高校的社会职能并不断提升其竞争力和影响力。

2.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指人的劳动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人的才能和社会关系多方面的、充分的、和谐的、自由的发展。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马克思曾多次指出，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P530）。必须实现教育现代化，才能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文素质教育之所以能够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主要是由其功效决定的。第一，人文素质教育能强化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取决于人的自我意识的不断强化。第二，人文素质教育能唤起大学生的生命价值感。拥有较强的生命价值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第三，人文素质教育为大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良好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生成人的要素、明辨慎思的前提和切问笃行的基础。

3.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现实选择。《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教学实效性仍然不强，亟待提高。究其原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人文素质教育相脱节、不协调是一个重要因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注重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功能的基础上，需相应地突出人文素质教育功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良性互动，满足国家、社会和大学生个人的三重需要。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充分挖掘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思想文化资源，不仅有利于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视野和内涵，而且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标和途径的更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性。促进人文素质教育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交融，已成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实选择。

二、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内在联系

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人文素质教育的价值导向，是人文素质教育实施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人文素质教育既相互区别，又内在统一，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人文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即帮助受教育者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着眼于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大学生人文学科的教育、文化教育和人类意识教育，使其掌握有关人文社会知识，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形成完善的人格，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使之成为具有较高人文素质和高尚人格的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人文素质教育必须坚持科学性和方向性的统一，以马克主义为指导，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因此，从培养目标来看，两者都是要使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全面实现提供人才保障。

2.内容上具有融合性。就学科分类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属于人文素质教育课，其教学内容虽然不能涵盖所有人文科学教育，但却是人文素质教育内容中的精华和主干。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当然也应该是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和精华。此外，思想政治理论课还大量涉及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法学等多方面的理论知识，是融历史和现实、当代与未来、思想教育和人文教育于一体的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最重要载体。丰富的人文科学素材，是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础。当前，要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的重要作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将中华文化的精神基因融入到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中，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深度融合。

3.方法上具有互借性。无论是人文素质教育还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都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都要在重视理论教学的同时搞好实践教学。人文素质绝不是坐在象牙塔中饱读诗书所能成就，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经世致用，学习的目的是造福社会。唯有让大学生走出校门投身社会实践，让各种人文知识积淀接受社会现实的经验和磨砺，才能内化到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促进其人文素质外化为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进”目标，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三贴近”原则。引导大学生积极面对人民群众热火朝天的改革和生活，让大学生身临其境感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从而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途径，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方法。

4.功能上具有相通性。人文素质教育的功能在于使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自觉追求崇高理想，塑造完美人格；传承中华传统美德，自觉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对人类认识、改造自然和人类自身经验的总结和继承以及对人的价值和精神的尊重。[3]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功能在于使大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使之成长为担当进取、自主自信、向善向上的“完整的人”，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才。人文素质教育的功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是互相贯通、互相渗透的。

三、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促进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策略

1.革新教育观念，确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融合并行的教育理念。鉴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内容上具有融合性、方法上具有互借性、功能上具有相通性，因此，必须革新教育观念，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牢固确立人文素质教育理念，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贯彻人文素质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深刻认识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是密切联系、内在统一的。思想政治素质是人文素质的核心和灵魂，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方式；而人文素质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素质，人文素质教育能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因此，必须确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融合并行的教育理念，在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同时，引领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和人文精神的提升。[4]

2.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人文素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育教学，教师是主导。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主导作用，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人文素养，这也是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关键之所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认识到学科教学中充满着人文因素，并能潜移默化地在教学中用这种人文精神感染和熏陶学生，既为经师，更为人师。为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广泛阅读，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文、史、哲、艺方面的经典原著，扩大知识面，拓展知识领域，优化知识结构；要真正将教书与育人统一于教学全过程，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努力成为学生的灵魂导师，积极影响学生的思想和心灵。各高校要严格实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准入制度，通过提高待遇、优先职称评聘等条件将那些既具知识魅力、又具人格魅力的教师充实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中。引入竞争机制，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挂牌选课制度，增加人文素质教育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评价中的比重，最大限度地激发教师从事人文素质教育的积极性与学生进行人文学习的主动性。

3.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品味，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素质教育功能。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品位，既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吸引力、感染力，提升教学效果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相融合，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素质教育功能的必然要求。要挖掘、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蕴涵的丰富文化因素，突出其教化功能，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含量。以文化人和育人，引导大学生完善知识结构，坚定理想信念，塑造健全人格，培育高尚情操和审美情趣。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教育功能。为此，要积极创新教学方法，综合运用“互动式”“讨论式”“启发式”等教学方式以及“专题教学法”“问题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教学方法，运用多种现代传媒教学手段，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5]（P219）尊重并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活动的主体性，使之主动、自愿地接受知识的熏陶、思想的启迪和精神的感悟，使之在充满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教育氛围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自觉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

4.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践环节，在实践中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为贯彻意见精神，近年来各高校都纷纷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教学，将其作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和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有益探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近年来，笔者所在的海南大学就成功地探索出了“一主三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在国内产生了一定影响，可为各高校提供一些参考。“一主”，就是指以“课堂实践教学”为主，“三辅”，是指以校园实践、网络实践和社会实践教学为辅。其中，“课堂实践教学”指的是在课堂上进行的实践教学活动，可采取“读书交流”“难点解析”“热点透视”“道德观察”等形式；“校园实践教学”指的是在学校范围内进行的实践教学活动，主要形式有“校园实践教学大讲堂”和“理论知识竞赛”等；“网络实践教学”指的是以网络为平台构建的实践教学活动，可采取“网上阅读”“网上观影”“网上讨论”“网上答疑”等形式；“社会实践教学”指的是将学生带出校园，直接感知社会的实践教学活动，主要是以参观社会实践教学基地，并辅以“现场教学”“红歌演唱”“入户调查”“班级汇报”等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通过实施“一主三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我们发现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满意度明显提升，教学效果明显变好。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对当今社会的现状有了一个理性的认识，了解了国情、社情、民情，吸取了时代精神的养料，批判更新了各种不合时宜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从而从整体上提高了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参考文献：

[1]马明华，涂争鸣.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论[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李芳.人文素质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D].武汉大学优秀硕士论文，2005.

[4]陈海.关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思考[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7）.

[5]骆郁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育人为本论文篇6

关键词：生存论哲学;教育;教育学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吴亚林，湖北科技学院教育学院，湖北　437100

内容提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 键 词：生存论哲学 教育 教育学

一、生存论哲学及其意蕴

当前我国哲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之一是从传统的存在论和认识论哲学转向生存论，生存论哲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理论阐释模式呼之欲出，作为一种在自然、社会、历史与文化中敞开的人的实践活动哲学感性出场。生存论哲学所开启的对人及人与世界关系的重新思量和解释，既增强了哲学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创造功能，又进一步彰显了人的生存特性，确立了社会生活中作为价值主体的“人”。

(一)生存论是哲学思想理论的新发展，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生存论哲学要重建人和世界的存在及人与世界关系的解释原则

存在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然而，“存在是什么”及“存在如何存在”的问题在古今哲学思想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追问世界的本原及认识可能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在哲学流变和学术理路进展中不断分化和专门化，生命哲学、存在哲学、现象学、实践哲学、语言哲学、价值哲学、社会哲学等主题逐步推出，对传统的哲学解释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质疑，对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想的吸取与批判，推动着当代中国哲学思想的“生存论转向”，彰显遮蔽的生存论成为当今哲学的重大课题。“所谓生存论的彰显，意味着从传统的存在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向生存论哲学转变的路向。”[1]p2从我国哲学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生存论哲学已然成为批判借鉴西方现当代哲学、回归马克思哲学和融合中国传统哲学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是中国问题情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的新范式。

生存论首先就是要破除传统哲学的实体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知性逻辑思维方式，建立关于人和世界的存在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解释原则。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贯穿着一种被称之为“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理论。“所谓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是‘存在论’问题上的这样一种观念：我们感官观察到的现象并非存在本身，隐藏在它后面作为其基础的那个超感性‘实体’，才是真正的‘存在’，构成了‘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最终根据。”[2]与这种理论相适应的是二元论的形而上学传统，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所要探寻和追问的是存在者之存在的最高依据和终极原因。在形而上学的二元论中，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质、具体与抽象、特殊与普遍、偶然与必然等概念二元对立，后者是作为第一性的，前者是作为第二性的，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而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的是西方知识传统中的“知性思维”或“概念性思维”。知性思维总是力图穿越感性现实去寻找世界的本原而否定感性现实的存在，这种寻找是通过自我意识的知性思维以独断的方式削平和抽取存在者的存在特性来完成的。因而，西方传统的实体本体论及其形而上学的知性逻辑思维方式只能是一种“意识哲学”，因为他是在人的自己的“意识”里完成的，而不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完成的。

西方哲学强大的形而上学传统及知性思维妄图建立包容一切的哲学体系，以其“总体性”的概念思维吞噬存在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消磨存在者的特性，将存在抽象化为某种“绝对观念”本质，这种思想受到了黑格尔以后哲学家的质疑与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趋势是对形而上学本体论及知性思维的反动。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弗洛伊德的“本我”等都是对实体本体论的背弃与逆动，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都力图找回失却的“存在”，重释人和世界的关系，而西方后现代主义则对现代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进行解构，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抹平差异、执著于普遍性和统一性的专制统治性，倡导多元主义，力图重构人与世界的关系。

马克思哲学以其“感性实践活动”颠覆了形而上学的实体本体论思想，确立了感性实践活动先于逻辑和知识并构成逻辑和知识的本体论地位，实现了存在论的变革及哲学阐释方式的转换。正如吴晓明所说，“马克思哲学揭示了前概念、前逻辑、前反思世界，呈现了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在存在论基础上跃出知识论路向，颠覆了整个柏拉图主义，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从而开启了哲学的生存论路向，构成了哲学革命的全新地平线。”[3]生存论哲学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在历史文化的实践中统一的生存结构，重构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了人与世界关系的解释原则：“世界”是“人”的“世界”，“人”是“在世”的人，“人与世界”共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基于生存实践活动的，感性实践活动构筑起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生存论结构。这种结构就是人与世界的本源性关系，这种本源性关系决定了人的“在世存在”基础地位，建立了世界的“人学”意义和人文价值，也突显了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而不是形而上学的主体性)是人的本源性的生命存在方式。

(二)生存论是哲学表达方式的转换，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理论表达，生存论哲学要建立人类活动的行为准则

生存论哲学所揭示人与世界的存在关系结构还仅仅是一个前提和基础，揭示了“人在世界中”的敞开，那么，人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存在呢？“人在世界中”并不指向人与世界的“混沌”式存在，不是“活物论”式的存在，也不是形而上学主体性设定的站在“绝对”高度君临万物的存在，而是通过感性实践活动、通过生产生活来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4]p273人的生存特性有丰富的哲学意蕴。第一，人不是形而上学的主体性，不是某种永恒的本质规定，而是在生产生活中并与自然、社会和历史文化“共在”的实践性存在。就人本身而言，人是感性与理性、肉体与灵魂、自在与自为、有限与无限的矛盾统一体；就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普遍联系，互相确证，构筑了人的意义世界和世界的人文价值。第二，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又使人成为一种能动的对象性的存在，人在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中，通过认识，通过知识与逻辑，通过行动，通过类的实践，改造自然界、社会和人本身，这是一个否定与自我否定、超越与自我超越的过程。

人的生存特性决定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在本源性关系的基础上又是一种对象性关系，对象性关系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使人与世界的关系变成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又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是一种目的性的存在，人通过社会生活实践活动在改变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人的改变。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使人能够站在主体的立场来认识、观察、测量、实验、生产和改造世界，确立知识论的基础和逻辑，增进人类的科学知识发展。这样，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不仅仅是人文世界，同时也是科学的世界，他们内在地统整于生活世界之中。

生存论揭示了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目的性是人类活动的根本属性，也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行为准则。第一，人类实践活动要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统整意义、价值世界与客观世界，实现人文与科学的统一。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人文与科学是人的两种“在世”方式，人文不是科学，科学也不是人文，人文追求的是意义与价值，科学揭示的是事实与真理。从综合的角度来看，人文和科学统一于“在世”，人文精神必然孕育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扩大人类的理解视野而强化人文精神。科技的单向度发展可能会“遮蔽”或者“遗忘”“存在”，但没有科技，人类就犹如井底之蛙式的“存在者”。第二，人类实践活动要适应和协调自然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发展的动态统一。马克思说，“人是自然存在物”，“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5]p169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明人是自然的存在物，自然不是人类的资源库，不仅仅是攫取的对象，而是人类的家园。第三，人类实践活动要适应和协调社会的发展，实现人与社会发展的动态统一。如果仅仅从认识论意义上看，由于人的“对象化”特点，人又往往将他人、社会作为对象，人与人的互为“对象性”而互相“否定”，似乎销蚀了人的主体性。但从本源性的生存论上来说，社会团结与统一是人的生存的伦理道德之根。马克思揭示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共在”特性，认为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只有在与他人的社会存在中才能实现。

(三)生存论超越了“认知主体”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确立了“价值主体”的合法性，为社会生活实践提供了价值规范

自笛卡尔以来，近代西方哲学所确立的主体性观念虽然确立了以理性为依据的“人”的地位，但是，由于其理论核心是把“主体”作为“实体”，主体就成为形而上学的“主体性”了，形成了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所谓‘主体形而上学’，就是把主观意识的‘自我’实体化为‘主体’，强调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是保证其他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最终根据。”[6]p40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用“自由”和“反思”来解释主体性，主体性体现为四种内涵：个体主义；批判的权利；行为自由；唯心主义哲学自身：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的事业。以理性为依据的主体性贯穿于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科学、道德与艺术之中，确立了现代文化形态。[7]p20-22这种主体性被批判为主体的无根性、主体的独断性和主体的封闭性，这种主体性是随着近代认识论转向、把实体性的“人”作为认识的最终根据而产生的。

生存论哲学所揭示的通过感性实践活动构筑起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生存论结构，确立了人的“在世存在”的基础地位，也确立了世界的“人学”意义和人文价值，从而奠定了人的“价值主体”的合法性。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关系。”[4]p34价值主体的确立标示着哲学的“人学”主题和“价值哲学”的生存论构建方向，生存论所确立的价值主体超越了近代哲学的“知性主体”或“思维主体”观念，从具有本源性的感性的、现实的、实践的生存维度彰显人的价值，并把人的价值与世界的意义内在关联，为社会生活实践提供了价值规范。第一，价值标准不是抽象的“理性”与“自由”，不是永恒的“普遍本质”与“客观规律”，价值标准在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之中。第二，近代哲学的“主体性思维”及其“对象化逻辑”表现为一种控制性的、征服性的专制与暴力，它蕴含着“同一性”的规训法则，用同质化克服异质性，消融“他者性”，具有非道德性。价值主体具有生存论意义上的“优先性”和“他者性”，是社会历史文化中的“敞开”与“生成”，走向一种“可能生活”。第三，人不是某种抽象绝对的理性主体，人是社会生活中的理性与感性、肉体与灵魂、现实与可能、逻辑与直观等杂多的统一，人可以并能够从自身的社会历史文化实践中进行价值排序和价值选择，在文化语法中生产生活，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超越与自由。

内容摘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键词：生存论哲学;教育;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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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的生存论阐释

教育是什么，又不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撇开一些神秘主义的和极端的见解，人们大致认同的是教育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一般被称为教育现象。以前我们习惯于从教育学科视野看教育，从客观的、对象性的认识论眼光来“看”教育，基本是把教育作为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来看的，这个看法似乎没有问题。但问题就在于“看法”本身，其症结就在于我们过去的客观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对象性思维”，过去我们把教育当做单纯的认识对象，所认识的教育现象还只是对象性意识中的现象，是客观现象，而不是生存论哲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不是人与教育和社会共生的“共在”现象。

生存论哲学提供了解释教育的一种思维。毫无疑问，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社会活动的教育是不可能是独立的，也不可能是静止的，它虽然不是社会活动的全体，但以某种方式存在于社会活动的结构之中，教育活动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它体现了人的生存目的和存在价值，并以某种社会语法形成一定社会中具体的教育形态。

立足于生存论哲学，我们可以尝试建立另一种教育的阐释方式。

(一)摒弃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视点，确立教育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做”的思维，彰显教育的活动特性

人们往往对象式地“看”教育，归纳教育活动的某种“本质”。周浩波认为，哲学上对教育的第一次注目实际上是探讨关于人与社会的理想、价值、信念的问题时，附带论述教育的，他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基本分析文本，分析了教育作为工具的发生语境和元规则。柏拉图的《理想国》对理念、善、正义、公道、理想的国家和完善的个人品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后，很自然地进入了教育问题，教育成为实现他的理想国的唯一途径，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哲学家和军人。周浩波由此认为，“我们所能肯定的教育思维的第一个坚实的立足点是，教育能够完成某种任务，而且这些任务只能由教育来完成。……这样，我们就获得了讨论教育的起点：第一，教育的确存在着，它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活动形式。而且，这种教育活动形式具有独特的功能，是其他任何的人类活动方式所不能取代的。第二，教育思维历程的起点是，教育有用，并且，用‘教育有特殊的作用’来为教育存在的合理性作基本辩护。这样，人们不再去回答‘教育为什么会起这些作用’这种穷原究委式的本体论追问。第三，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教育应该起到哪些作用’‘教育怎样才能起到这些作用’”。[8]p38周浩波的分析表明，由于教育有用或者说教育有人类其他活动所不能取代的功能，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教育：教育从一开始就被镶嵌在“目的—手段”的思维和理解框架之中。

根据这种理解模式，可以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教育是一种工具(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的、生活准备的……)。这种理解模式就是把教育当做完成其他社会任务的工具，恰恰没有教育自身的“存在”。在这种思维模式之下，教育还被理解为一种“客观工具”式的“存在者”，而不是“存在”，这样，教育就消弭了作为“存在”的活性和丰富性，沦为一种手段。例如，在二十世纪后期我国教育学研究中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就是这种思维的体现。当今这种思维仍然存在，把教育从社会活动中“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归结为某种“本质”，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视点，认为教育是“摆”在那里的死东西，无视教育的社会生活实践的活动特性。从生存论思维来看教育，就不仅仅是“看”的思维，而更应该是“做”的思维，确立教育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活动特性”。就其活动特性来说，第一，教育具有时间上的起源和发展特征，它始终在“过程”之中，在不同的历史节点、在不同的人类活动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第二，教育始终是人的社会活动，人的发展状况与社会生活状况交互影响，构成教育存在的社会境况，形成教育在不同历史和社会阶段的社会语法，从而，人们可以在参与不同的社会语法中认识和表达教育存在。

(二)超越学科中心视野的“教育”视点，还原教育的社会生活整体性，建立教育与人、社会和历史文化的内在关联

教育学者习惯从学科视野看教育，本亦正常，但又难免顾此失彼。从学科中心出发看教育，就是截取教育的某一片段来进行学科视野的分析，也容易“抽象”出教育的局部特征，斩断教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联系，学科视野与“本质主义”思维一结合，教育就会成为森林中的一“叶”。学科中心视野就是一种“对象性”思维，是知识论的眼光，把教育当做供研究的客观物体，这就是近代认识论的思想模式。认识论把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看作一种客体，供人们去认识、表述、改造与征服，包括人本身也是认识对象。近代认识论有三件法宝，一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与对立，没有了它，认识就不可能进行；二是确定性的寻求，认识的目的就是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捕捉事物，征服和改造事物；三是知识论眼光和路径，用知性逻辑和概念化思维去认识事物的本质，而不是探寻事物本身的“存在”及其特性。

教育存在是一种与人、与社会历史文化不可能分离的存在，既有其“活动特性”，又与人、社会和历史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教育与人的生活本是同体互构的。教育是人类有目的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由于教育活动的目的性，教育蕴含着人类不同人种、民族和群体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的创造特征，在社会结构各个组成部分中，教育与其他部分构成开放的、动态的互构关系。在我们传统的教育理论中也经常讲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但都是进行静态的本质主义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教育就是“被决定”、“被制约”的“具有一定反作用”的社会存在，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看起来似乎全面辩证，其实却什么也没有说清楚。这就要求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从教育与人及社会存在的结构上进行“现象”还原，展露教育与人及社会的原初的内在联系。胡塞尔的哲学有个“现象学还原”概念，他从真理是现象与意识的符合出发，把客观现象在主观意识中的“还原”称为“现象学还原”，我在这里反其道而用之，主张把我们关于教育的意识进行社会生活“现象”还原，通过这一还原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其一，教育是人与社会生活的“共在”，它不是孤立的客观现象，更不是僵死的物品，而是开放的、生成着的人的社会活动；其二，教育在社会语法中承载着人和社会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人学意义，教育既受制于社会和人的发展状况，又体现着人的理性和希望，它富含人类学的发展特征，汇聚各种历史文化信息，伴随着人走向成熟与超越，具有人学意义和人文价值。

(三)彰显教育的属人特性，展现教育与人的日常生活的内在关联，教育是生活世界的一种现象，是人是生存情态和社会存在状况的体现，也是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创造

我们习惯于从意识、概念和思维出发探寻“本质”上的教育，往往忽视了教育现象的“本真”，教育现象的“本真”就是教育与人的日常生活的结构性关系。我们回顾一下《学会生存》所描述的原始社会的教育图景：“在原始社会里，教育是复杂的和连续的。这时教育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人的性格、才能、技巧和道德品质，一个人是通过共同生活的过程来教育自己的，而不是被别人所教育的。家庭生活或氏族生活、工作或游戏、仪式或典礼等都是每天遇到的学习机会；从家里母亲的照管到狩猎父亲的教导，从观察一年四季的变化到照管家畜或聆听长者讲故事和氏族巫士唱赞美诗，到处都是学习的机会。这种自然的、非制度化的学习方式在世界广大地区内一直流行到今天；这种学习方式至今仍是为千百万人提供教育的唯一形式。”[9]p26-27这幅教育图景充分说明了教育是属于人的社会生活实践活动，内含于生活世界之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粘连。教育是属于人的，人也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从人、教育与社会的生存结构来看，教育不仅仅是理性的，不仅仅是科学的，也不仅仅是规范的，而是根植于人的生活世界之中的，是人的日常生活的，是人的生存情态的展现，也是社会存在状态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命题。但是，还不止于此，教育还是人的社会生活创造，人通过主体性的活动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创造，在创造中改变人、社会和教育，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又是生活世界的创造和超越。

近些年来，受到存在哲学和现象学的影响，我国教育界认识到教育现象的复杂性，提出了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命题，这说明我们不再简单地把教育化约为某种抽象的“物性”。但是，仅此还是不够的，还要彰显教育的属人性，教育是人的生存目的之证明，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人要通过教育实现人的意义与价值，创造一种“可能生活”。教育活动是人类为了理想信念而设计创造的一种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价值的活动，教育蕴含着人类生活的目的性和价值观，而不是原初的、散漫的社会现象，教育立足于生活世界，还要穿过和超越生活世界，达成人的“可能生活”。由于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原初经验性的、自明的世界，具有直观性、散漫性、个体性、非理性和自我封闭性，它要接受某种理论的检测与反思，赵汀阳的“可能生活”又提供了一种目的性的思维，内含着人的目的性和超越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不仅仅具有“物性”，更多具有的是属人特性。可以这么概括：教育既在人的对象性关系之中，又在与人的共在性关系之中；教育既有物性，又有属人性；教育既是人的创造物，又是人的绵绵不断的创造本身；教育内含着人学目的与生存价值，指向人类生存的意义。这是从生存论得出的合理的结论。

三、从生存论视角看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世界现代化以来，科学的发展及对科学的崇拜日盛，科学已经成为自然科学的特指了，科学的逻辑需要科学研究共同体遵从一定的规范和标准而排斥其他一切非科学，关于社会、历史、文化和精神的研究被称为“文化科学”或“精神科学”了，这大致也成为科学所排斥的对象之一。关于教育学科性质和地位问题，我国教育界有很多讨论，尽管教育学从一产生就试图科学化，这种努力是值得尊敬而有限度的，教育学对科学的自我迷恋导致的结果是自我迷失。

教育学是不是科学，或者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大有争论廓清之必要，因为这既关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发展问题，又关涉到教育研究的旨趣、方法与目的等问题。讨论这个问题，还有助于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促进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在生存论哲学视野中，教育学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也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既然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有目的、有价值的社会活动，那么，教育学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知识论意义上的理论学科，教育的实践指向与人学立场意味着教育学要超越知识论，意味着人的意义与价值构建。

内容摘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键词：生存论哲学;教育;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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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学是研究教育活动的学问，教育现象不同于一般现象，教育学具有综合性，教育学不必称为科学

我们先看一个有趣的现象：随着社会发展教育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中心，以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个“教育社会”的概念，与此相反，教育学自产生以来却越来越“迷惘”，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这个现象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其一，作为社会实践的教育活动生机日盛，从一种简单的照料训育儿童、给青少年传授伦理道德和知识的普通学校活动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全民性和终身化的复杂社会活动；其二，越来越多的学科合理地或“越界”来探讨教育问题，教育学也主动引入其他学科理论来研究教育问题；其三，有些“职业教育学者”不忍或不愿看到其他学科“闯入”教育学科领地，力图建立“科学的”教育学科以抗衡其他学科，抬高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更多，这刚好证明了教育学科生命活力的日渐强盛。

第一，教育学研究的对象是教育活动，教育学科的核心概念、命题与知识资源及其体系都是根据教育活动提出和展开的，都是服务于教育活动的。教育活动的性质决定了教育现象不同于其他现象，也不同于胡塞尔意义的现象学之“现象”。教育现象与其他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最大区别就是目的性和价值追求。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人的发展问题。有目的地培养人，是教育这一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根本区别，是教育的本质特点。”[10]p16第二，教育活动的特性决定了教育学的综合性，实践品格和文化性格是教育学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教育学是从教育活动实践中产生并随着教育的发展壮大而逐步扩大其边界发展壮大的，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工业的迅速增长需要大批有知识的劳动者，普通教育迅速发展，提出了普及初等教育问题。实践需要催生了教育学，早在1605年，弗朗西斯·培根就根据教育的发展状况在《论学问的精神与进步》一书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教育学科，夸美纽斯在教育实践中写出了《大教学论》这部近代最早的教育学专著，赫尔巴特接过康德在大学的教育学讲座，开创了以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学，力图教育学的科学化。当今，教育已经制度化，基本实现了全民性和终身性，教育活动的边际也在不断扩大，教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日渐相融，教育学的研究越来越兴盛，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学科“闯入”教育学科领地。我同意这样的观点，统一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的“阿基米德点”就是教育实践本身，“唯有在教育实践中得到验证或辩护的知识才是‘教育的’，才是‘实践的’”。[11]石中英分析了教育学活动的主体、对象、概念、思维方式和知识基础等核心要素，提出了“教育学的文化性格”的命题，由教育学的文化性格推论出教育学的“民族性格”和“理论性格”。[12]第三，教育学的实践品格和文化性格决定了教育学不必称为科学，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我们知道，近代科学是近几百年从哲学中产生的，科学从其产生就以其独特的逻辑和思维方式壮大自身体系而脱离其母胎，且不受到哲学命题的制约。西方哲学的求知特性必然催生出科学，追问存在背后的本质、探寻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使“确定性”和“因果律”成为科学的真理共设，反过来，西方哲学致力于认识与事实的一致性企图把哲学也科学化(并已经部分科学化)，导致了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与人文价值的危机。自狄尔泰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后，李凯尔特以价值为标准区分自然和文化，提出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两种科学类型，哲学家们面对哲学的分化也认识到理念性知识与经验性知识的不同。教育学不排斥价值因素，教育学需要理念性知识，当然，教育学也要吸纳科学知识，所以说，教育学具有综合性，不必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最多只是李凯尔特意义上的“文化科学”或现象学意义上的“人文科学”。

(二)教育学具有相对独立性，教育学必须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构建自身的学科体系，教育学要依靠别的学科而存在

教育学具有综合性，它可以以心理学、认知科学等为科学基础，吸纳现代科学成分，但它只能是“文化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但这既不影响教育学的相对独立性，也不危及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劳凯声认为，“教育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门科学，而是一个专门化的研究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教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个专门化的研究领域。强调教育学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其实并没有降低它的地位，相反地，这样一种定位提升了具有人文特质的教育学在学术领域中的地位。”[13]教育学研究的是一个专门化的领域，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是与其他学科的区别来说的，但是，就它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来看，教育学具有综合性，教育学必须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构建自身的学科体系，教育学要依靠别的学科而存在。我们从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可以看出，赫氏的教育学是建立在哲学和心理学基础上的，王坤庆在总结分析赫尔巴特教育学的方法论特征后指出，“由于教育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因此，研究教育必须整合多种研究方法，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来解决教育中的问题。”[14]教育学科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些观点。

由于教育活动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教育学科的发展动力是人类的教育活动需要，教育活动的发展变化是教育学科的生长点。对教育活动的研究是一个专门化的领域，但并不妨碍从其他学科视野和借用其他学科方法来研究。实际上，有两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一是科学发展史所总结的“方法先行”，另一个就是科学的公共性。我们知道，培根和笛卡尔都生活于近代科学全面兴起之前的约一个世纪，但培根的经验方法与归纳逻辑和笛卡尔的唯理论方法及演绎逻辑构成了近代科学方法论基础，促成了近代科学的繁荣，这就是“方法先行”。科学的公共性是众所周知的，科学产生以后，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它的方法是普遍性的，它的社会进步意义是革命性的，科学成为对大众普遍的素质要求。这两个现象说明，一切科学本来是可以为我所用的，科学方法也是一种大众工具，不要把它当作教育学的异己，或神秘化，或排斥它。我们需要的是借鉴这些学科和方法来研究教育学的问题，形成新的教育学命题和扩大教育学的知识体系。

(三)由于教育现象的活动特性，对教育现象的研究应该从多学科视角进行，教育学的存在样态也就具有多样性

许多研究者认为教育学是对教育现象的研究，我们也可以把人类的教育活动归纳为一种现象，这个观点大致不错，但要强调两个问题。其一，教育现象具有人类的主体性活动特征，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其二，教育现象兼具卡西尔的文化现象学、胡塞尔的知识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之“现象”的综合特征。康德承续了西方哲学二元论传统，把世界分为现象与物自体，现象学从现象与实体本质一致性出发，认为“现象”就是事物本身，现象就是存在自身的显现。现象学在基本立场一致的基础上有不同的发展理路，典型的是卡西尔的文化现象学、胡塞尔的知识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教育活动作为一种现象，体现出“文化存在”、“对象性存在”(意识现象)和“在自身中存在”的综合特征。与此相对应，对教育现象的研究与阐释起码有三种基本路径：文化路径、科学路径和哲学路径。这就说明，教育学的存在样态具有文化样态、科学样态和哲学样态，教育学研究能够并且应该从多学科角度来进行。

教育学科的发展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就质疑教育学的独立地位和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一些学者认为，西方教育学从pedagogy到education或educational sciences说明了教育学学科的分化和教育学的“终结”，唐莹和瞿葆奎的《教育学科分类：问题与框架》历数教育学分支学科及其发展脉络，唯独不见了“教育学”，这都是“科学”眼光看出的“问题”，而不是教育学本身的问题。我们要知道，从赫尔巴特创立的教育学到现在已经200多年了，如果把200多年的人类教育活动发展作为一个变量来考量，我们还能够怀疑教育学科的地位和合理性吗？教育的发展变化要求从多学科来研究“教育现象”，相应的，教育学科的“领域”也应该扩大，但这只是预示了一个现象：教育学科的重要性及学科存在样态的多样性。当然，教育学科和教育学研究者也要具有相应的胸怀。

综上所述，从生存论哲学观点来看教育学，教育学是研究人的教育活动的人文科学，教育学内含人学目的论，与自然科学所具有的自我增值特点不同，教育学是“人为赋值”的学科，人赋予教育学以意义和价值，正如马克斯·范梅南所说，“人文学科则研究‘人’，或者，‘有目的、有意识的能动的存在’，他们能够创造有意义的事物，并能解释人类如何在世界上生存。”[15]p4教育学的理论概念与知识体系是服务于教育实践的，这也就意味着教育学具有人学立场，教育学通向人类的意义世界，实现人的价值。

四、教育学研究的生存论哲学方法及其旨趣

当前我国教育学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纵深发展，新思想、新方法和新命题逐步提出，教育研究的哲学、心理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不断夯实，正呈现多元开放、生机勃勃的局面。当然，在这种宏观大局中，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有的研究盲目照搬其他学科理论，简单移植其他理论成果，难以嫁接到教育学上来；有的研究提出的命题武断片面，不能综合分析和全面评价，顾此失彼；还有的研究追求奇异，故弄玄虚，华而不实。这种问题说明我们需要对教育学的研究进行方法论的反思，厘清理论思维，梳理学术理路，加强方法探讨，生存论哲学就是一种对教育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和借鉴意义的思想和方法。

(一)生存论哲学方法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生存论哲学就是当今的时代精神，是坚持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观点致力于世界改造的实践哲学，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基础。根据生存论哲学思想，教育实践就是教育学的本体论基础，教育实践蕴藏在生活世界之中，又体现了人的意义与价值追求，指向了生活世界的超越，是教育学的存在之家。教育中的认识论由人与世界的两类关系构成，即对象性关系和共生性关系，对象性关系构成了人认识世界的基础和方法，是科学认识论的方法，是以“看”为特征的方法；共生性关系构成了人存在于世界之中的基础和方法，是生存实践和人文体验性的方法，是以“做”为特征的方法。教育是有价值负载的，教育的目的性体现了人类的意义与价值属性，而不是价值无涉的，教育价值论要以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为基础，坚持人的主体性观点，确立人的价值主体地位，致力于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构建。生存论哲学方法为教育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又不代替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坚持理论对实践的检测与反思功能，为教育学提供人学命题和价值命题，而又拒斥一切神秘主义，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在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之中建立生活世界的“形而上学”。

我国教育学研究一直注重研究方法论的指导作用，也不可否认，有些研究错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导当作直接照抄照搬，用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去约束教育研究。但是，当前有些研究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盲目照搬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哲学观点，不顾教育学的民族性和“本土”性，忽视了教育学的人种、民族、水土和生态特征，更难以认识到教育的社会文化境况。因此，我主张坚持生存论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对一些引进的或移植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进行预防性的检测，对一些模糊性的认识进行澄清，对一些“闪光”的口号和命题进行质疑与评判。

(二)生存论视域中的教育学研究坚持方法论的指导，又不替代和否认其他的具体方法，是坚持人学立场的多元化的综合研究

生存论哲学为教育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思维和方法论指导，但是并不替代和否认教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教育学自产生以来，也一直在借鉴其他学科方法和形成自身的研究方法，教育学也具有一般科学的“方法先行”的特点。我国很多学者非常重视教育研究的方法，也曾提出了研究方法的前沿性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教育学的研究。王坤庆曾著《教育学史论纲》，以研究方法为线索梳理西方教育学发展及其方法论问题，提出了“经验——描述”、“哲学——思辨”、“科学——实证”、“规范——综合”和“科学——人文”的研究范式。[16]这个观点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对其主张的辩证综合的方法论注意不够。

当前的教育学研究中，一些研究文章提出了很好的主张，强调教育学研究的文化范式，注重现象学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就全面性来说是不够的，这就要对其主要思维方法进行检测。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强调教育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指教育学的人学立场和人文特性，是指教育学科的综合性质，并不否认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教育现象，科学的观察、测量、统计、数理逻辑等具有普遍性的方法在研究教育中大有作为，量的研究生命力依然强大，尤其是研究教育的结构、规模和效益等宏观问题还必须采用这些方法。另一方面，单纯突出教育学的现象学性质既不能完全体现教育学科的综合性质，又潜藏着现象学方法的局限。教育学可以是现象学的人文科学，但不一定就说教育学只是现象学的人文学科，只能进行解释学的人文体验研究。现象学的方法可以为教育学所用，就如教育学现象学派的马克斯·范梅南也承认，现象学方法有其不足，它不能用于理解社会整体的特征，也不能解决问题。当然，现象学方法也有多种，人文学科的方法更是多样，李凯尔特的“个别化方法”、解释学的方法、对话的方法等都可以为教育学所用。

因此，我主张用生存论哲学方法论指导教育学科的研究，要从教育学科发展史上继承经过检验的其他方法，还要借鉴和改造其他学科的方法为教育学研究所用。方法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而教育学具有独特性。

内容摘要：教育和教育学的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阐释方式和研究方法论，从生存论哲学视域出发，建立另一种关于教育和教育学的阐释方式，既可以破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式地“看”教育的观点，又能够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检测、质疑与批判，从而构筑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生存论哲学视域中，教育不仅指向科学世界，而且通向人的意义世界。

关键词：生存论哲学;教育;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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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存论哲学方法意味着教育学研究不单纯是科学式的普遍性和确定性的寻求，而更应该是人文性的解释、理解、对话与倾听，意味着教育学研究者虔敬与倾听的姿态

自教育学产生以来，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纳入国家发展规划，教育制度化又进一步推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事业也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工程。与此相应，教育学科的领域逐步扩展，教育也应该研究国家的教育政策与管理，可以研究特定的民族与群体生存情态。教育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就成为现实，研究方法自然丰富多样，教育研究不排斥科学方法，但是，教育学的人学立场要求教育学研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寻求普遍性与确定性，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是服从科学的“管理”与“规训”的学科逻辑，而是构建人之生存的意义与价值，是显现和理解人的生存境况，是扩大人的视野和拓开人的思维，是增进人的交往、团结与幸福。

迄今我们的教育研究不是科学的方法运用不够，而是人文学科的方法运用得不多，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方法论意识蒙眬。我们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理性主义的“本质主义”及其知识观和真理观上，奉行逻各斯中心主义，迷恋具有总体性和普遍性的本质与真理，把教育学的研究当作一种“管理”与“控制”。生存论哲学方法论提供和彰显了一种“人文逻辑”：坚持人学目的论，注重个体性的生存现象；坚持感性实践的生活形式，显现人与自然、社会的本源性关联；坚持意义与真理的多元性、差异性和解释原则，否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坚持个体主体性及主体间的生存价值优先的价值观，质疑和批判强迫性共识，呼吁对个体、差异和特殊的解释、理解、对话与倾听。

教育学研究的人文逻辑将使教育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开放的局面，教育学既可以与科学结合，运用科学新发现、新成果和新方法，又能够融入人文学科大家族，把哲学、历史和文化等学科的理论、命题和方法运用到教育学中来，在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过程中改善教育实践。教育学研究可以追踪西方教育学科的发展，更要进行本土化，借鉴西方思想，整理中国教育思想资源，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思想。20余年前，陈元晖先生在《中国教育学七十年》一文中就期盼教育学的繁荣与“中国教育学”的诞生，我们有理由期待生存论哲学思想和方法给我们启迪。

最后，要强调的是，生存论哲学方法对教育研究者也提出了要求：研究者要对人与教育保持虔敬与倾听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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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为本论文篇7

十年课改实践深化了一个重要认识：音乐课程需要一种适宜的哲学观引领和指导。两版课程标准所彰显的哲学观，标志着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辐射到实践领域，音乐教育哲学学科的形成已初露端倪。本文通过分析和对比两版课程标准，探讨引领和影响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的哲学思想，这是本文的出发点和归宿。

一、课程标准的研制促进了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与发展

“教育哲学具有理论性、综合性（或概括性）、批判性等特点”，是“对教育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研究和探讨，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作为教育理论和实际的指导。”在音乐学科，国外音乐教育哲学思潮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至今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并推动了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我国，廖家骅的《音乐教育的哲学思考》是较早出现的此课题研究论文。但和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状况相比，我国的相关研究一直处于薄弱状态，导致了音乐教育更多停留在应用教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层面，缺乏宏观层面哲理性理论的支撑。

以2001年新版课程标准的颁布为标志，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出于本能和自觉开始寻求更深邃教育哲学理论的支持与指导，在课程标准的研制中借鉴和吸收了不同学说的精髓，提出了“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课程理念，实现了音乐课程理论建设上的新突破。自此，国内学界开始逐渐关注音乐教育哲学，产生了围绕“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一系列讨论，以及对国外研究成果的译介、专题研讨和硕博士学位论文的专项研究。

关于对“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讨论和争鸣，代表性观点譬如：管建华针对“以审美为核心”的哲学理论基础，提出了批判与质疑，他认为审美音乐教育的认识论基础是过时的普遍主义，是反历史主义和反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并借鉴国外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和后现代哲学的理论视角，提出了“音乐作为文化”的音乐教育哲学观。⑥杜亚雄认为，音乐属于表演艺术及其非语义性两个基本特点决定了音乐教育不能以审美为核心。在创作、演出和欣赏三个环节中，“表演”最为重要，音乐教育应该“以表演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的演唱、演奏能力为重点。李渝梅和李方元评介了“功能音乐教育”哲学观，这种哲学观认为审美音乐教育限制了音乐所能起到的功能，不能使音乐教育在广泛、多样的功能方面表现出应有的作为，而功能音乐教育作为一种新观念，体现了包容与进步。

针对音乐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国内学者们开始从哲学角度进行思考。王耀华提出了“音乐创造为核心”的哲学观，认为音乐是最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形式之一，应将“创造”贯穿于音乐教育实践的全过程。刘沛认为，目前音乐教育的价值观点呈相互融合的趋势，应该在进一步研究音乐教育的本质、功能、目的等重要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基于音乐学科本体及其文化语境的多维度的音乐教育逻辑体系和价值范式。宋瑾提出，音乐美育中将美作为善的附庸，把音乐作为教化的工具，这种错误观念影响了具体教育实践。音乐教育中要实现“以审美为核心”，必须改变“重善轻美”的历史惯性。廖家骅赞同当前我国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在坚守“审美教育”观点的同时，提倡“洋为中用”的治学态度。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兼容论”、“求善论”等观点。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以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为选题的学位论文，例如：《音乐教育哲学的审美范式与实践范式》、《审美现代性视角下的美国音乐教育研究》、《后哲学文化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对“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认识和思考——基于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当代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乐者“乐”也——音乐教育哲学基础之省思》。此外，谢嘉幸1997年把埃利奥特的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介绍到国内；《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在我国翻译出版；2009年广州大学举办了国内首次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埃利奥特本人被邀现场讲学，使国内对音乐教育哲学的关注和研讨进一步走向深化。以上研究成果，折射出我国十余年来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状况，显示出课程标准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2011年版课标颁布后，国内学者开始从音乐教育哲学的角度展开相关研究，有别于以往对课标进行分析与解读的研究思路，如王州对“以音乐审美为核心”和“面向全体学生”课程基本理念的探究。将课标的研究定位于音乐教育哲学领域，符合21世纪教育哲学的转变：“要从‘以教育知识为核心’转变为‘以教育实践或教育生活为核心’”，“这种教育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要真正地提高人们的教育智慧，而不仅仅是增加人们的教育知识。”经历十余年发展，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已从理论自发转向学术自觉，未来学科的发展应该超越对音乐教育一般性规律的“总结”与“概括”，着眼于实践性与反思性研究。“实践性”赋予学科发展以新的使命：音乐教育哲学不应该处于被动“解释”实践活动的地位，而应该主动“改变”实践，从抽象的“为知识而知识”，转向思考真实教育情境中的问题，为音乐教育行为的优化与提升而探求知识。“反思性”应为学科研究的另一关键性基点：其作用不在于对音乐教育活动的认识和对音乐教育实践行为的指导，而是使教育工作者能够重新审视自身的认识逻辑与行为模式，从而突破程式化，为新的音乐教育与教学的设计提供思想支持。如同“哲学是对事物的寻根究底的反思”，音乐教育哲学就是对音乐教育问题反思性和彻底性的探究，其目的就是提高教育者对教育行为的掌控力和理解力。

无论是音乐课程标准中对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借鉴与吸收，还是从音乐教育哲学角度来研究音乐课程标准，两者之间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辩证统一关系，这是我国音乐教育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走向更深邃哲学理论研究层面的必然。

二、课程标准的修订彰显了音乐教育哲学的引领作用

“音乐教育哲学基础的定位，关乎音乐课程价值、性质、基本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及标准、课程实施等几乎是音乐课程的所有方面，可谓举足轻重。”2011年版课标，从理论阐述到实践操作标准，无不显示出音乐教育哲学理论上的基础意义和实践中的引领作用。

（一）理论上的基础意义

2011年版课标作为国家规范和指导基础音乐教育的正式文件，在理论上海纳百川，广泛汲取了当前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重新界定了一些重要的概念、理念及其内涵，体现出音乐教育哲学在课程发展中的理论基础作用。

2011年版对“音乐审美”的内涵做了理论上的深化：“音乐审美指的是对音乐艺术美感的体验、感悟、沟通、交流以及对不同音乐文化语境和人文内涵的认知”。音乐审美内涵的重新阐释，厘清了2001年版中不明确的概念界定，避免了实践中的误读，提升了理论上的意义。“课改”以来，对音乐审美的片面理解，主要表现为审美主体（学生）对审美对象（音乐作品）的单向体验，在2011年版中得以澄清和明确定位。使“审美为核心”的理念，从理论上揭示了作品本身文化语境和人文内涵的独特作用，在实践中修正了音乐教学中的主、客体之间的裂痕，显示了我国素质教育的新方向和新理念。

2011年版梳理了“审美”和“美育”的关系：音乐审美“这一理念立足于我国数千年优秀的音乐文化传统，与我国教育方针中的‘美育’相对应，彰显音乐课程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美好情操、健全人格和以美育人的功能”。“审美”指向非功利性的精神需求，是音乐教育不可替代的独有价值和功能。“美育”是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指导思想，以塑造完美人格、发展人的全面素质为目的。二者密切联系，共同构筑了音乐教育实践活动中“美”与“善”的教育价值取向。从音乐教育哲学角度来看，如果重“善”轻“美”，实践中会导致以德育化的认识活动进行审美教育，使受教育者得不到真正的音乐审美体验；如果重“美”轻“善”，则也不利于音乐的多种教育功能的发挥。审美和美育的关系涉及到音乐教育实践的方向和教学操作，因此，2011年版在理论上给予了全新的阐释与提升。其“审美”理念扎根于我国传统音乐教育思想，强化了音乐艺术的本质和价值，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手段之一。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2011年版课标强调“审美”和“美育”为“我国”所特有。早在《尚书》中，就有我国古代关于美育和艺术教育的最早记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审美”和“美育”思想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范畴，指导着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审美实践的进行，成为东方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11年版课标的哲学基础中，我国传统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成为了重要部分，使“审美”和“美育”等一系列理念的理论基础更为扎实，也促使我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更为本土化。

（二）实践中的引领作用

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以逻辑思辨为主，但必须超越纯理论层面并应用于实践，方能显示其学科价值。在2011年版扩写的“课程设计思路”部分，体现了音乐教育哲学对教学实践的重要引领作用。

第一，加强了音乐课程中美育的可操作性。为了凸显音乐课程的美育功能，2011年版将教学内容整合与拓展成四个教学领域：感受与欣赏、表现、创造、音乐与相关文化。以音乐活动方式划分的四个教学领域有机融合，通过不同的教学内容，用“以情动人”的方式，培养学生知、情、意的能力，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011年版课程标准从音乐教育哲学的角度出发，为新中国建国后历经曲折的美育确立了实践上的立足点。

第二，2011年版课标特别关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强调理论研究能够反映和引导实践活动。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领域，国内的一些学术论文局限于理论思辨层面，缺乏与具体实践的结合。最近，笔者有幸见到一份修订中的音乐教材目录，曲目囊括了不同时代、风格、流派和地域的优秀音乐作品，包括奥尔夫和柯达伊的经典教学曲目，其中一首柯达伊作曲的《滑雪》，不但标注了柯尔文手势，还在教学细节上做了符合我国音乐教育实际的处理。这反映了当前一些音乐教育的实践探索已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未能与实践很好的结合。2011年版课标纠正了上述偏颇：“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和文化认知，是在生动、多样的音乐实践活动中，通过学生的亲身参与生成和实现的。”此表述将审美论、文化论和实践论等哲学观有机融合，并指导具体的教学实践，强调了多样化音乐实践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搭建了理论联系实践的桥梁。

第三，2011年版课标强调了音乐实践能力的培养。2001年开始的音乐课程改革中曾提出“淡化知识技能”的口号，在教学实践中产生了一些片面的理解，甚至部分教育专家也认为审美能力是独立的，和知识技能并无关系。2011年版课标从音乐学科的特殊性出发，把“音乐素养”概括为“双基加四个能力”：“学习并掌握必要的音乐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拓展文化视野，发展音乐听觉与欣赏能力、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形成基本的音乐素养。”并明确了掌握一定音乐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作用及意义：“应正视这一客观的学科规定性，正确处理课程中音乐知识、技能的学习与发展审美体验和文化认知能力的关系。”

三、在一定文化立场上实施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哲学观

2011年版课标的修订与颁布，显示出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渐趋成熟。尤为重要的是，其理论基础并非学术拼盘，而是在坚守自我文化立场的前提下，实施了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哲学观。

（一）反思：文化立场

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作为文化传播与传承主阵地的教育领域，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是重中之重。1994年10月3日，在日内瓦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上通过了《为和平、人权和民族的教育综合行动纲领》，其中指出：“教育必须教育公民尊重文化遗产”。一个国家或民族想要发展，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必不可少，但前提是必须保持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所以，当今各个国家更加意识到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要性。反思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如果脱离文化立场和具体国情，以堆砌国外的各种理论观点做为立论依据，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也不能在理论和实践双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和而不同”的传统哲学思想。“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哲学精神，“讲求共存与和谐相处，承认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多样性，但并不互相排斥，即使是不同质的实体和部分也可以在某种逻辑精神的联系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音乐教育哲学的“和而不同”应是在保持自我文化立场的前提下，以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思想为中心，国外理论为多样化补充的哲学观。目前国内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已显现出重建文化立场的趋势，如有学者指出了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民族意识的重要性，还有学者认为中华大地上有着足以令当代音乐教育安身立命的哲学根基。

当今，音乐人类学家倡导“音乐作为文化或文化中的音乐”、“音乐是人类的普遍文化现象”，对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也不乏曲解与误读。作为音乐教育风向标的课程标准，其理论导向作用不容小觑，2011年版在“文化立场”问题上同样旗帜鲜明。课标重新扩写了“课程性质”，“人文性”居于首位：“无论是从文化中的音乐，还是从音乐中的文化视角出发，音乐课程中的艺术作品和音乐活动，皆注入了不同文化身份的创作者、表演者、传播者和参与者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主张，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文化发展脉络以及民族性格、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展现，具有鲜明而深刻的人文性。”课标中音乐的“文化”体现了不同民族精神内涵的特质，给音乐教育活动打上了鲜明的烙印，这本身就是“文化立场”的明确表现。再者，2011年版课标将“多元文化”改为“文化的多样性”，文字的修改折射出了哲学观的变化。本文认为，两者的不同在于多元文化消弭了文化中主位和客位的差异。文化多样性则是强调了民族的主体性——无论是音乐教育实践还是理论研究，均需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民族意识。

课标还赋予“文化立场”以显性可操作的特点：“要善于将本地区民族民间音乐（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音乐项目）运用到音乐课程中来，使学生从小受到民族音乐文化熏陶，树立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意识。”这并非学术壁垒或盲目排外，“文化立场”的建立和吸收世界优秀音乐文化是相辅相成的：“通过系统地学习母语音乐文化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作品，感知音乐中的民族风格和情感，了解不同民族的音乐传统，热爱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学习世界其他民族的音乐，理解音乐文化的多样性。”这显示出我国音乐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成熟与学术自信。

2011年版课标的课程基本理念、课程目标、实施建议等各项内容，无不显示出对文化立场与民族意识的重视。这对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具有启示性意义。既以本国的民族精神为内核，又要善于借鉴和吸纳异文化，才能真正促进学科的发展与繁荣，进而带动音乐教育实践的提升，这也是课标对一些学术争鸣的明确回应。正如廖家骅所说：“修订稿能够在众说纷纭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潮中，坚守国民音乐教育阵地，坚持‘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基本理念，显然是把握了基础音乐教育的正确导向，为今后音乐教改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证……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一种体现，它凝聚着无数先哲学人的智慧和心血，应该得到珍惜、坚守和发扬。”

（二）开放：兼收并蓄

音乐教育哲学既是文化传统的积淀，也是时代思想内涵的精华，这两方面构成了学科的基石。我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乐教”思想和百年来“美育”的实践是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浓缩为我国古代“乐教”思想的核心哲学观，音乐教育在审美和情感之间，在道德价值和情感价值的统一性之间，先秦时代就已经做出了实践。中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起源“学堂乐歌”，在实质上兼容了中国传统的乐教思想和外来音乐文化。王国维和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体现了中西音乐教育哲学观的交融。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上一些重要的音乐教学方法、观念和学说，不断丰富着我国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乐教思想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不可忽视的积淀，延续百年的“美育”思想则融汇了中西文化，这双方面奠定了我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基础，也确立了2011年版课程标准兼收并蓄的哲学观。

首先，2011年版课标开拓性地界定了音乐课程的三个性质：人文性、审美性和实践性，全面涵盖了当前音乐教育哲学的重要学说。以往各版本的音乐教学大纲缺乏对音乐课程本质属性的归纳与总结，2001年版课程标准首次界定了音乐课程的性质，深化了对音乐课程的理解与认识，但表述的相对简单。2011年版中，“人文性”是对音乐课程的全景式概括，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审美性”体现了音乐艺术的本质与主要价值，凸显了音乐课程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不可替代性，是我国“德育为先、育人为本”教育思想的理论依托；“实践性”将音乐的本质探究转向了多种生动的教学活动，将音乐的音响和主体活动合二为一，实现了音乐课程的价值。这“三性”有机融合并概括了美育论、审美论、文化论和实践论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点，将音乐教育理论发展到了新高度。

其次，2011年版的五条“课程基本理念”是音乐教育哲学思想高度凝结的产物。作为国家正式文件，课标不直接阐述音乐教育哲学理论，而是将其概括为应用性的基本理念，作为指导音乐课程实施的理论基础。2011年版课程基本理念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第一、二、四条。其中，“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强调了音乐的情感性特征，承载了我国数千年“乐教”和“以美育人”思想，在注重音乐本体的基础上，将音乐的“审美”与“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并做到了以学生为本，来发展其音乐学习的兴趣与爱好；“强调音乐实践，鼓励音乐创造”，显示了我国对“音乐教育哲学”这个舶来品的本土化诠释，“所有的音乐教学领域都应强调学生的艺术实践，积极引导学生参与演唱、演奏、聆听、综合性艺术表演和即兴编创等各项音乐活动”、“音乐是一门极富创造性的艺术”，理念中的各种表述从我国教学实际出发，诠释了“实践论”，有机渗透了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王耀华的“音乐创造说”和杜亚雄的“音乐表演说”，显示了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包容性与发展性；“弘扬民族音乐，理解音乐文化多样性”，是我国音乐教育在强调文化主体的基础上，将视野拓展到全球语境的必然选择。同时，对于我国不同教育发展水平的地区，加强学习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可使音乐课程增加弹性与可选择性，推动了音乐教育的普及和均衡发展。

“独树一帜，难免偏颇；而放宽视野，实事求是，在音乐教育的多种观点中求取平衡，变非此即彼的单极思维为兼容并蓄的多极思维，应该是解决问题的较妥办法。”我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百年经历，已证明了实施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哲学观是必要和可行的。在此，还需申明的一点是：借鉴有标准、应用有主次。无论是本国传统音乐文化思想，还是外来的学说和观点，都包含着对客观情况的适应性问题。尽管不同学说的历史背景、研究视角、观点立场各不相同，但均需放在一定的教育情境中考察，从而提炼其合理的成分，再应用于具体的音乐教育实践。再者，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成果的输入与输出同等重要，作为国际音乐教育改革的一分子，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华民族理应研究出有价值的成果，为国际音乐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施的哲学观应该是兼收古今中外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于一体，吸收我国传统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借鉴国外音乐教育哲学成果，并结合我国教育实际的开放性学说。期待2011年版音乐课程标准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助力！

育人为本论文篇8

一、人文教育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

对于人文教育的界定，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文教育理解为“把一个人的体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教育对象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可见，人文教育是指通过对受教育者传授人文知识、培养人文精神，促进其人生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其实质是人性教育，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培养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广博的文化知识、高雅的文化氛围、优秀的文化传统及深刻的人生实践。“人文教育的内涵包括三个模块：课堂上教学、生活中体验、环境中熏陶。人文教育强调的是通识教育。通过通识教育使一个人有国家、文化、历史、社会问题知识；有哲学、文学、艺术的修养：有科学的基本知识及对其发展、方法、精神的了解；对事物有客观分析的习惯和审辨能力。”在高职学生的学科体系中，虽然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但从学科属性来看，属于人文学科，自然具有人文教育的功能。人文教育是关注人和培养人的教育，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正是坚持以人为本，着力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其高尚人格，促进其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科。因此，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能承担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也是更适合培养人文精神，进行人文教育的课程。

二、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现状

新时期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欣欣向荣，虽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技能型专门人才，但是高职院校毕业生却普遍存在一致命的缺点：欠缺人文素养；不能将高素质与高技能型专门人才充分结合。究其原因，不少学校大量削减了人文素质课程的开设，重技术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的现象普遍。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开设情况也正如此，有的工科专业甚至取消相应课程，同时也造成了大量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流失。如果继续忽视这样的问题，将会制约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和发展，也会阻碍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发展。

（一）教学工作不够重视

首先，教学学时得不到保障。由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及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得高职院校教育教学呈现出了功利化的趋势，注重专业教学，轻视基础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职公共基础课，也出现了课时被缩减，甚至被取消或随意安排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课时的现象。

其次，没有针对性的教材。高职院校使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与各大本科院校是统一的教材，没有专门针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教材，教材针对性不强，以文本为主，吸引力不强，缺乏互动及应用性不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加之学时的限制，容易造成教师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及学生失去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识的兴趣。

再次，实践教学难于开展。校内教学实践独立性不强，表现为和校团委、辅导员的学生工作掺和在一起；校外实践的服务性不强，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往往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总之，高职院校思政理论课教学实践得不到校内校外的相关支持，开展难度大。

（二）师资建设相对不足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不完整，学习进修机会少，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导致教学质量相对滞后。因为该课程是公共基础课，同专业课相比，其学术研究的价值不高，处于劣势。并且有部分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是外校老师兼任，缺乏专业的教师队伍建设，无法合作创新，忽视了人的发展和对学生精神的陶冶，从而导致学生极其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

（三）学生学习不够主动

大多数学生潜意识里有这样的想法，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是专业课，是满书全是文字，不用老师教都能看懂。学生长期不重视，导致最后也无法用文字表达观点、用理性思维来思考问题。加之，社会环境对学生教育的影响，当今互联网贯穿于学习生活中，学生没有把握好度，一有问题不是独立思考而是借助网络，容易产生错误的认识。这些都影响了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正常进行。

三、人文教育影响下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培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需要，也是满足就业市场的需要。然而受实用主义教育观和功利主义的影响，职业院校狭隘的理解了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概念，呈现出“重技术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的现象，在当今社会感慨全民道德滑坡，理想、信念沦丧的同时，仍有一些学生以追求功利为自身价值目标取向。因此，对于高等职业院校来说，为了达到更好地的教育效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实现与人文教育的有机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必须实现与人文教育的结合。故而，在人文教育影响下，对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进行改革，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有助于教师转变教学观念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贯穿人文教育，坚持以人为本，教师在传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识的同时，关注学生人生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等问题，帮助学生形成高雅的文化氛围、学习优秀的文化传统、开展深刻的人生实践。将人文教育的精髓贯穿课堂，师生共创和谐课堂氛围，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展现人文气息。这样，既能提高教师自身的人文素养，也能促使学生关注人文素养的养成。

（二）有助于教师改革教学方法

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侧重于掌握系统性的理论知识，可能导致老师照本宣科式、学生死记硬背，也容易使学生忽略分析理解问题的方法以及知识内容本身所承载的价值观。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倡导人文教育，有助于教师不断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全面理解课程价值，让学生学会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所学知识联系，使得身心健康发展。

（三）有助于学生改变学习态度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贯穿人文教育，教师能更充分的认识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做到关注学生、尊重学生。这样，教师也能更全面的认识学生、掌握学生的发展。由此，学生也会倍受鼓励，从而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积极参与教学互动，同时也会在强调学习专业学科的同时，关注到基础学科。

四、结合人文教育对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建议

（一）重视人文教育，转变教育理念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以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往往侧重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教育，而忽视了其内涵的人文教育。目前高职院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除《形势与政策》外，其他两门课程都有很强的理论性，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涉及到思想、道德及法律的基本知识，也涉及到教育学、心理学、法理学等学科的相关内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代史等学科。这种深刻的理论性，对于学生而言，虽然较为枯燥，但是通过对理论的学习，可以使学生运用理论正确分析自身和社会实际，使其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变得更为理性；也可以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这其实也就是对学生进行理性精神及科学精神的培养。可见，这些理论富有浓厚的人文气息，也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宝贵资源。因此，在新时期，教师应根据时代和学生实际发展的需求，重视人文教育，转变教育理念，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深挖教材中的人文教育资源，在教学中贯穿人文教育，使学生在学习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感染人文气息。

（二）整改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活跃的课堂氛围，更容易使学生接受新知识；如果再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既能展示教师的教学能力，又能拓展学生的视野。而高职院校思政理论课学时难于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老师教学方法的使用。因而，教师必须整改传统的教学方法，做到以学生为主，减少讲解时间，注重学生独立自主学习、思考，使其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教学实践过程中，以进一步提高教学。

（三）结合学生实际，编写专门教材

高职院校使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与各大本科院校是统一的教材，没有专门针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教材，教材针对性不强。每个学习阶段的学生都有其自身的特点，高职学生也不例外。教育部曾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这也使得高职院校更加注重技能的培养，而在基础课学时的安排上总是压缩、削减，老师难于完成教学任务，学生也学不到什么知识。所以，结合学生实际，编写符合高职学生实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就显得非常必要。

（四）建立实践基地，增强学习体验

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结合当地的人文、社会资源，建立自己的实践教学基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搭建切实可行的实践教学平台。使学生在开展社会调查、参观考察等教学实践中通过自身感受，了解乡情、民情、国情、世情，达到理论联系实际，提升独立思维能力；加深对祖国和社会的了解，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感受科学力量，从内心深处理解爱国主义、道德、公民意识、法律意识，从而使自身的人文精神得到培育。

（五）建设师资队伍，提升人文素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实现人文性，也必须有一批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当前许多高职院校师资力量不足，人文教育难以实行。而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教师应该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较强的专业知识、丰富的人文知识，以及无私的奉献精神等。只有拥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保证教师的教学水平，才能驾驭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才有能力挖掘出课程体系的人文内涵，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学校应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建设，选贤举能，加强培养与学习，建设一支稳定合理高素质的师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