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论文范文

列宁论文篇1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理论上的逻辑论证不能限制现实生活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怎样认识、处理社会主义价值与它的实现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成了每一位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回避、绕开的问题。列宁从社会主义实践固有的规律性出发，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求解，从而大大充实、丰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应该说，列宁和俄共（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上是有一个探索过程的。列宁不是民粹主义者，他明确表示过在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主要方面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初期，他还提出过“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发展为社会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的设想。但总的说来，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的认识是不足的，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或者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中，他都提出要废除军队、警察、官吏，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土地、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工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等等，并把这些说成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在这里，急于过渡的倾向是显见的。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现实层面上是作为列宁和党克服眼前困难的应急措施实行的，同时，这些措施也反映了列宁和党内许多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设想后来逐渐成了党的主导思想。从时间上看，从1919年3月俄共（布）起，列宁和全党就已不再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看作应急措施，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应采取的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完整经济体制。用列宁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是出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不但没有终止实行，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这就导致了苏维埃俄国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普遍出现。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暴露出了旧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对此，列宁指出：“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列宁全集》第4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原因何在？他敏锐地指出，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造成当时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70页）。“现实生活说明我

们错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同上书，第720页）在列宁看来，这种危险不仅来自苏维埃政权将丧失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来自工农联盟的即将瓦解。这样，实行“退却”，“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同上书，第660页）

那么，如何“退却”？新的途径又在哪里？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数额大大低于余粮收集制的征购数；发展商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制定新的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等等。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扬弃了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在此之前，列宁虽也说过落后国家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则比较困难，但这主要是作为理论上的完整性而提出的，他的着眼点在于论述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宁真正从现实意义上认识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困难”，是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的经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同上书，第662页），“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同上书，第664页）

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慢得不可估量”，乃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强制，而列宁接受这一慢速度，表明他对现实的正视。

同样，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出于现实国情而提出的思想。列宁说：“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41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相比于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退却”。但是列宁并不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他说：“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意味着，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这里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视。

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是否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将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它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推远了，还是拉近了？当时俄共（布）党内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同志，包括参加共产国际的一些外国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目标的推远甚至失落。时至今日，一些学者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加剧了”“列宁主义政治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目标之间的不一致”，它“仅仅保证了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持审慎的看法。一方面，从形式上看，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推远了。但是，坚持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是否带来社会主义价值的真正实现，实践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停止执行，正是实践固有的规律性作用的结果，此后的社会主义运

动史上，这一规律性一再得到体现。因而，上述的批评是欠妥的。另一方面，上述批评中也暗含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落后国家漫长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说这一问题重要，是因为确实存在着把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危险性，以及在这种发展的祭坛上牺牲社会主义的各种价值的危险性。

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任务，是与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终极关怀分不开的。他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因而不是什么“蜕化”。他多次提出在苏维埃国家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谁会最终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必定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提醒全党：“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要防止它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的是，列宁显然是把农民与无产阶级一起当作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的，这体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体现了俄国的具体国情。同时，为了确保这一价值主体的先进性，列宁提出要“引导”农民。为此他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了完整的关于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可见，列宁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那样，认为经济发展尚未使大多数居民无产阶级化的时候，应该等候，而是提出了联合、团结农民的主张；也不像民粹派那样，认为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价值主体，而是提出了引导、改造农民的任务。这其中，无疑同时蕴含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总起来说，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反映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向俄国社会现实基础落实的过程。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生动体现了他对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性的自觉。

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实践的产物，它的实施，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了危机，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在列宁的晚年思想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发。

列宁的晚年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文章中。在这些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中，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一探索，主要是通过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验，来求解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如果能，何以能？道路何在？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据以立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经济前提，而俄国目前还缺乏这一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并说它是“活不成的”。（《考茨基言论》第295页，三联书店1966年版）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2、464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应该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蕴含着一个合理前提：社会主义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水平的。对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十月革命后，对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列宁也是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了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绝对优势这一基本国情的正视。在晚年著作中，他同样说道：“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宁绝无他们身上的“学究气”，他从不对马克

思主义原理作机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他指出：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同上书，第777页）

列宁还特意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这样，他就既回应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又指明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首先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义，又不同于经济主义，甚至也有别于马恩当年的设想，它的提出，表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列宁的以上论述主要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即怎样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此，列宁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是他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俄国这样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将农民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系统论述了关于合作社的思想。他指出，改造小农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因为合作社能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合作社还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这样，建立合作社，不仅仅把小农经济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而陷于帝国主义包围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拆开”（同上书，第783页）。因此，列宁断言：“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773页），它在实践中解决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同上书，第768页）。

同时，为了确保在俄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列宁还把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称为“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同上书，第773页）。由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列宁认为，如果不把这些沙皇及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旧痕迹铲除掉，国家机关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同上书，第785页），更不可能取得工人阶级、共产党以及全体人民的信任。他主张吸收更多的工农群众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实行广大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和干部的检查监督制度，在选拔人才时须注意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等等，还提出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改革原则，以便使政权更好地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更好地体现工农民主的本质。

关于文化建设，列宁把它提到文化革命的高度。他指出，在政治变革、社会变革之后，只有实现了文化革命，我们才能说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为此，他特别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应当使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国民教育的需要，强调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同上书，第763页）“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同上书，第764页）。

列宁论文篇2

关键词：列宁农民合作社

农业合作化是东方落后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并对他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列宁通过六年的反复试验和曲折探索，最终提出了关于通过合作社引导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

这一思想作为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当时对引导俄国农民阶级走向社会主义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其他东方落后国家寻求农村社会发展道路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列宁合作社思想的形成

任何一种思想或理论都不是在人们头脑中凭空想像出来的，而是有其一定的形成轨迹和发展过程。列宁的合作社思想也不例外，它是列宁随着俄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合作化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改进和发展先前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从总体上说，列宁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从历史上看，合作社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以经商为主要业务的经济组织。在西欧，合作社最早产生于19世纪初，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增多。而俄国的合作社初创于19世纪60年代，到二月革命前全俄国仅有合作社约2.3万个。由于十月革命前合作社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列宁这一时期更多地把合作社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愈高，合作社就愈发达。但是“这种合作社对富裕农民的好处很好，对贫苦农民群众的好处则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合作社本身也会成为雇佣劳动的剥削者。”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农业中的合作社与工业中的托拉斯只是形式上的差别，“两者的社会经济内容是完全一样的。1903年，列宁在《给贫苦农民》中再一次强调:“谁要是答应用各种合作社(高价卖出贱价买进的联合组织)、各种经济改善、各种银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使农民摆脱贫穷困苦，谁也就是在欺骗农民。可见，列宁十月革命前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农业合作社基本持否定态度。这表明那时他还没有把合作社与农民阶级联系起来，也还没有认识到推进合作社的发展对社会主义产生的伟大意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掌握了全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苏维埃俄国的农民组织起来、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来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1920年，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一个小农国家，因此我们向共产主义过渡比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困难得多。为了完成这一过渡，需要农民亲自参加，而且要比参加战争的人数多十倍。……我们这个现在还疲惫不堪的农民国家却必须把男女工人和农民个个动员起来。但是，对于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同时又不会伤害农民，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一开始并没有把合作社纳人他的视野范围内。

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在当时领导农民平分地主土地的回时，他提出要利用共耕制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减小个体小农经济。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只有共耕制才是一条真正可靠、真正能够使农民群众更快地过上文明生活、真正能使他们同其他公民处于平等地位的出路，而苏维埃政权现在正竭力通过渐进的办法一步一步地来实现这个共耕制。应该如何来看待列宁关于共耕制的思想呢?这个思想是否证明他在国内战争时期即提出了引导农民激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其理由是，列宁关于共耕制思想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俄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实现共耕制的地步，而只是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的需要。当时，受战争形势的影响，农村的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富农和农村其他反革命分子拒绝把粮食卖给国家，并且以暴动、暗杀等方式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只有加快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利于农村的稳定。如他在1918年底在有关会议的讲话中说:“今年夏天反革命分子掀起了暴动浪潮，……这个暴动浪潮促使农村出现了新的潮流和新的生活。接着他具体分析说，由于暴动和国内战争，农村已出现两个阵营。一个是贫苦农民的阵营，这个阵营坚决地同工人阶级一起去实现社会主义，另一个是富农的阵营。“这场斗争使有产阶级即剥削阶级彻底离开了革命，使我们的革命完全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由于国内战争和农村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才出现了共耕制这样的事物，换言之，共耕制的出现并不是农村生产力充分发展的结果。

1921年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就不再主张实行共耕制，相反对实践中存在的合作社给予了极大关注。在其4月写作的《论粮食税》一文中他首次表达了自己的合作社思想，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下，‘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既然粮食税意味着可以自由出卖剩下的余粮，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力设法把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纳人合作制资本主义的轨道。从便于计算、监督、监察以及便于推行国家和资本家之间的合同关系来说，合作制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可见，列宁在这一时期虽然把合作社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组织，但却高度评价了合作社在利于国家监督、调控农民经济等方面的优势。这时列宁对合作社的观点已经发展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用来联合农民阶级的主要形式。只是由于列宁在这一时期对农民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看得过重，以及还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是否能结合的问题，所以他暂时把合作社看作是可以推动农民阶级走上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而不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农民的最佳形式。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全面实施和对采取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认识的深化，列宁对合作社的意义与作用，也认识得越来越深刻，强调得越来越突出。在1923年1月口授的《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改变了过去始终认为合作社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确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本质。他明确指出通过合作社可以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列宁看来，合作社是东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引导农民的最佳形式。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列宁多年来对合作社问题有关认识的一个高度概括和总结。正是以此为标志，列宁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合作社思想。

二、列宁合作社思想的主要内容

总结列宁的合作社思想，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合作社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列宁认为，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东方落后国家里，试图通过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以及消灭小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是行不通的，要想在这样的国情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因此，列宁主张要按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给小农经济以发展的空间，渐近地发展小农经济并把其纳人社会主义经济的范围。这对于作为联系小农经济与国营经济的中介的合作社来说，也决定了它必然要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合作社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只能是商品经济与商品市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进而才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列宁对合作社性质的看法在新经济政策前后有很大的不同，但对于合作社首先是一种商业组织形式的认识却是前后一贯的。在1918年春天，列宁曾讲道:“合作社是商店，无论什么变动、改善和改革都改变不了这一点。《论合作社》一文中，他在提到合作社时也首先称之为“买卖的合作社”。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从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列宁之所以将合作社与商品经济紧密联系起来，原因是要使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符合东方落后国家农民经济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并且，在他看来，只有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合作社才能有利于推动农业由自然、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才能有利于促进农民由个体小生产向集体化大生产的转变。

第二，合作社实现了农民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佳结合。关于确立私人利益服从国家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列宁认为这是过去许多社会主义者都解决不了的难题。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早期都没能解决这一难题。比如:苏维埃政权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推行集体农庄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而忽视了私人利益，即没有找到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合适程度。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也仅仅是促进了农民私人经济的发展，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小生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为使这种私人经济置于国家的检查监督之下，使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集体的共同利益相结合，就必须找到一种适当的经济形式。经过艰难的探索，列宁在晚年终于找到了这种合适的形式即合作社。为什么是合作社而不是别的经济形式呢?这是因为，在列宁看来，一方面农民可以通过合作社进行买卖，以实现其自身利益，从而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国家也可以通过合作社排挤私人资本对市场的操纵，收购到所需的农产品以及销售农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以促进国家经济和农民个体经济的双重发展，并且国家还可以通过各种经济手段来掌握、调节合作经济的发展，引导合作社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所以，合作社最终实现了农民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最佳结合。并且，合作社的这种“合适程度”，是以往任何一种经济组织所不可比拟的。这样，列宁对合作社的这一认识也就最终解决了过去许多社会主义者碰到但又解决不了的难题。

第三，合作社是苏维埃政权组织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是这个同盟军却是建立在落后的小生产基础之上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既保守，又落后，又不易接受新鲜事物。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简便易行、又使人容易接受的方法和政策。列宁在对比合作社与集体农庄的不同之处后认为，合作社更容易为农民所接受，更能吸引农民。首先，合作社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集体农庄最大的特点是实产品、收人的平均分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合作社则不同，加人其中的农民可以占有工具、牲畜等大多生产资料，并且自己支配个人创造的劳动成果。这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经济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吸引劳动者参加。其次，农民对合作社较熟悉和了解。合作社的历史较长，在沙俄时代的农村中就已存在各种合作社，并能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起来。农民对这种经济形式从心理上来说接受较快。再次，合作社能保障农民的个人利益。通过参加合作社，农民避免了过去长期以来在买卖过程中受到的贱买贵卖的双重剥削，还能够从合作社分到红利。最后，合作社的经营层次多样、形式灵活，农民是自主经营的实体。合作社组织是生产者在流通环节或生产领域一定环节上的联合，生产过程不一定集中劳动，参加的农民在生产经营方面享有一定的自。并且在合作社内，农民也并不是变成不可脱离合作社的固定成员，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同时参加若干个合作社或是自愿脱离所在的合作社。这样便产生了家庭经营、合作社经营、合作社间的联合经营等多个经营层次，实现公有经济与家庭经济的有机结合。因此，列宁在《论合作社》中精辟地指出:“在我国，人们还轻视合作社，还不了解……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三、发展合作社.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有了全体居民的合作化，也就有了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合作化对于苏维埃俄国建成社会主义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列宁深思熟虑，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发展俄国合作社的思想主张。

第一，必须根据俄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发展合作社。列宁认为，在苏维埃俄国要想顺利地推行合作化事业，就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俄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制定出相应的合作社发展的计划、政策，绝对不能脱离实际。这是发展合作社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从俄国十月革命后整体生产力水平来看，生产力的布局非常不合理，大工业集中在欧洲部分的几个大城市和大的工业区，而其余广大的地区仍旧是小手工业甚至是宗法式的农业经济。列宁早在1918年5月所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就具体分析了俄国当时存在的五种经济形式:宗法式、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还认为“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到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俄国这种生产力不合理状况依然如故。在这种现实面前，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面对这样的经济事实，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或者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这时，列宁已经不再把理想的社会制度作为共产党制定政策的依据，而是强调从俄国现实的经济状况出发来制定政策。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列宁提出俄国要发展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由此可见，在合作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佳选择时，它的进一步发展也必须要依据俄国实际的生产力水平。具体来说，列宁主张发展合作社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比如，俄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地区可采取初级形式的合作社形式，而生产力水平较高地区可采取高级合作社形式。另外，同一水平的生产力地区随着发展也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合作社，这样有利于使分散的、无法形成生产力的资金、畜力、农具等形成新的生产力。

第二，必须遵循自愿原则来发展合作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小农合作化思想中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在发展合作社的过程中绝对不能采用剥夺农民财产、强迫农民人社的方式，而要严格遵守自愿的原则。理所当然，这一正确原则也为列宁在发展合作社时所特别强调。列宁认为，只有那些由农民自己发起的、其好处经他们在实践中检验过的联合才是有价值的。凡是不通过自愿的道路，而是用法令和传单建立的合作社组织“一钱不值”。因此，在1922年8月由他参与拟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决议中明文规定:“农业合作社和工艺合作社所联合的是在经济上和需要上有着各种个人特点的小生产者，所以这种合作社应当根据自愿和经济利益的原则去建立。”并且强调苏维埃政权不能采取任何强迫措施使农民走向合作社道路，“而是照顾到农民生活的特殊条件，向农民学习向更好的制度过渡的方法，决不可发号施令!”在1923年的《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还明确地肯定了实行自愿原则是合作社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他说:“应当检查农民参加的情况，检查参加的自觉性及其质量—这就是间题的关键所在。那么，怎样才能贯彻好自愿原则呢?列宁认为，针对农民最讲究实际的特点，俄国共产党就不仅应从农民的长远利益着眼，而且还应考虑农民目前的切身利益，让农民从合作社中切实得到好处、尝到甜头。只有与农民的经济利益相联系，农民才会自觉自愿地接受合作社。对此，列宁举例说，当合作社工作者到农村来开设合作商店时，严格地说，农民是并不准备参加合作社买卖的，但同时，他们在私人利益的引导之下，又急于参加合作社而尝试一下。实践说明，尝试的结果如何对农民是否参与非常重要，如果合作社果真能够给他们带来好处，与其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就会自觉自愿地加人合作社。反之，如果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那么，农民是不会接受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的。

第三，必须采用各种手段来支持和帮助合作社。合作社的发展除按自身规律发展以外，最重要的是还需要有外界的支持和帮助，否则它的发展单靠自身力量是无法坚持多久的。列宁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为此他指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亿万卢布。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一种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而且必须付诸行动。为此，列宁还提出了苏维埃国家援助合作社的一些具体措施。

(1)财政上优待。列宁指出:“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惠，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应该给予的支持。”他进一步提出:“在政策上要这样对待合作社，就是不仅使它能一般地、经常地享受一定的优待，而且要使这种优待成为纯粹资财上的支持。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给重工业等部门一样多。

(2)法律上支持。1921年8月16日，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苏维埃俄国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法令，并召开了全俄农业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农业合作社的领导机构。1922年1月，苏俄又通过了建立合作银行的法令，以支持合作社的发展。

(3)制定相应的奖励制度，奖励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及合作社工作者。1921年7月，在《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由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组织商品交换的决定草案的意见》中，列宁指出:要“允许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及其地方机构直至村商品交换点在开展业务时有较多的自由;用制度规定对流转快、流转额高的给予重奖。

(4)用征收私人商业所得税的办法来间接支持合作社的发展。列宁认为，为避免合作社在私人自由贸易的冲击下削弱或解散，除了用经济、法律手段直接支援外，还必须运用征收私人商业所得税的办法来间接保证合作社的发展。如当列宁听说斯摩棱斯克省的私人贸易压垮了私人合作社的消息后，立即质问道:“对非法贸易法办了没有?”“对私人贸易征收税没有?”等等。此后，根据列宁的建议，在1922年底，苏维埃俄国实施政策限制私营商业收益的所得税，征收了他们很大部分的超额利润，这样就保证了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列宁对东方落后国家合作社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大致可以概括为，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首先实行土地国有化，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长期使用，然后采用示范的方法，根据自愿的原则，将农民逐步吸引到合作社中来。同时，国家对合作社给予大力的财政帮助，在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和农民觉悟提高的条件下，逐渐使农民完全合作化。列宁的这一思想，是经过长期的实践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它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引导小生产者，特别是引导个体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但是，我们在充分认识和肯定列宁这一思想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列宁在论述合作社问题时有些说法过于绝对化。如1923年1月，他强调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这种看法过于绝对。显而易见，建立合作社或实行合作社，这只是把私有农民组织起来、把小农经济纳人国营经济的一种最有效的经济组织方式，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项漫长且非常艰巨复杂的庞大系统工程，不是单靠合作社的发展就能实现的，它还需要其他领域进一步发展加以保证和配合。因此，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列宁的合作社思想。

列宁论文篇3

关键词：回到列宁；文本研究；拟文本；方法论创新

任何严谨的理论研究都会尽力选择科学的方法，这不仅因为以不同的方法解读相同的文本会出现完全异质的理论结果，更重要的还在于方法的选择是否科学，将直接决定理论研究的合法性与理论结果的科学性。十年前，张一兵教授应用“深层历史解读法”为我们科学地呈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今天，他以再一次创新的方法论——思想构境论为我们重构了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情境。

在当代

在《回到列宁》中作者正是从对列宁“哲学笔记”中存在的拟文本的深度解读着手，在对传统列宁解读模式的解构的基础上，以“思想构境论”为主要方法，把文本背后隐藏的多处逻辑断裂与话语“异轨”通过作者自身的知识架构进行链接与补白，以内在的历史 逻辑为线索为我们一步步拟现出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原像，使我们看到了列宁哲学思想在不同阶段的非同质性，并为我们细致分析了列宁如何挣脱“他性理论镜像”的影响，进入“自主性思考空间”，并最终达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发展的过程。

“伯尔尼笔记”是列宁留下的重要文本资料，在这一时期，列宁通过系统地学习黑格尔哲学使自己的哲学思想获得了重大飞跃，达到了较高的层级。正是以这一文本为依据，前学者，如凯德诺夫等，构建了一个哲学上完全成熟，观点上绝对正确的列宁形象；而西方列宁学的一些学者，依据该文献中列宁对黑格尔哲学合理成分的赞扬，片面地把这一阶段中的列宁指认为“黑格尔化的列宁”。但是，当作者运用“思想构境论”面对“伯尔尼笔记”时，通过前后文本对比、互文式阅读，细致揣摩列宁的阅读情境，通过细心精密的研究、推想，深度捕捉被传统列宁研究中所忽略的文本信息，进而科学地证明了不仅整个列宁思想是一个历史性地从“他性理论支配”到“自主性理论居有”的过程，而且在这一列宁哲学思想获得重大发展的阶段，他的思想也经历了多次转变与跃迁的过程，并且是通过逐渐读懂黑格尔才实现了“自主理论居有”的。

“伯尔尼笔记”是从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开始的。在笔记的一开始，作者就敏锐地抓住了列宁对摘录的两个批注：“科学认识的运动——这就是实质”，以及“‘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真正认识的、不断认识的、从不知到知的运动的道路(据我看来，这就是关键所在)。”通过这两个涉及认识论的批注，以及列宁在第一版序言中留下的方框中的提醒：“倒过来：逻辑和认识论应当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申出来”，作者圈点出，列宁此时还是凭着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框架来面对黑格尔的。在这一部分的阅读中，列宁多次留下文本信息，以提醒自己坚持唯物主义立场，比如在第2版序言中，列宁在摘录了黑格尔论述“思维形式……‘贯穿于我们的一切表象’……是‘一般的东西本身’。”下面紧接着，就用方框标示出：“客观主义”，以示反对。在“存在论”开篇伊始，列宁就连着写了两个“打倒天”以警示自己不要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要用“自然界”取代黑格尔的精神。正是从这种内居的唯物主义出发，列宁在笔记中多次以批注的形式留下文字，提醒自己：否定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对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颠倒。通过对列宁刚接触黑格尔哲学著作时留下的这些拟文本的解读，作者为我们摹画了列宁在阅读黑格尔初期时的思想情景：即此时列宁还只是凭着哲学唯物主义的理论前见，以期消解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唯心主义成分，以实现他所理解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作者指出，当列宁企图简单地以唯物主义消解黑格尔唯心主义成分时，他此时其实是不可能读懂黑格尔的。这一判断的获得也得到了大量拟文本信息的支撑。首先，在这一阶段，列宁在摘录笔记的批注上留下了许多的相关信息，比如：不清楚，回头再看!!、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恩格斯语、高深莫测……、阐发得非常费解等，直接指认他此时进入黑格尔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作者依据其自身过硬的黑格尔哲学研究功底发现了列宁在阅读过程中漏失的许多黑格尔哲学的重要节点，比如“存在论”篇中对度、量、质的定义，对辩证法核心概念之———扬弃的分析等，对于这些黑格尔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列宁或者很少评论，或者只摘录不评论，甚至有一些就直接漏摘录。通过这些重要的文本信息，作者指出列宁此时是自觉地以居有的哲学唯物主义来否定性地面对黑格尔的，并且没能真正地深入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这一质性判断，一方面祛魅了意识形态建构的“伯尔尼笔记”时期绝对成熟的列宁形象，同时也证伪了西方列宁学所指认的“伯尔尼笔记”时期的列宁是“黑格尔的列宁”的学术任意。应该说，这对于理解列宁与黑格尔的关系、列宁哲学思想的性质、列宁哲学思想在特定阶段的历史逻辑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都具有直接的和重要的意义。当然，这种研究结果是以同质化预设为先见的方法所无法达到的，只能是在打破先在的意识形态构境后，以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对文本进行深度的“田野工作”才可能获得的。

十年前，在写作《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时，基于对当时国内流行的“原理反注文本”研究方法的深刻质疑，作者延续了孙伯?先生的学术传统，开创性地运用了一种新的文本研究方法一“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方法”。基于这一文本解读方法的转型，作者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了一次重新划分：一是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类的亚文本；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类的生成性文本；三是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类的正式文本。在传统研究中，注意的往往只是第三类(正式)文本，而在《回到马克思》中，作者一反传统研究理路，把解读的文本主要集中在《克罗茨纳赫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伦敦笔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一系列马克思留下的亚文本与生成性文本，这是因为作者自觉到，在“一定的意义上，恰恰是在对第一、二类文本的深入解读中，才能发现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变革的真实心路与源起性的语境。”这就是说，《回到马克思》中注重的不是对马克思明确表达的观点的梳理与归类，而是要沿着马克思文本生成的历史踪迹，把捉文本内涵的隐性话语与深层逻辑，再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在这一解读模式下，文本的意义不在于它静态地向读者呈现一个个理论结论，而在于它本身的历史发生过程中所固有的内存逻辑展现，以及在这一展现过程中文本自身的连续与断裂所隐含的文本作者自身的理论冲突与逻辑混乱，正是对这种理论冲突与逻辑混乱的解读，《回到马克思》为我们科学地呈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三大话语转变和认识飞跃”。

在《回到马克思》中，作者依托一系列亚文本与生成性文本开拓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视阈，通过对第一手文献的精读在全新思考语境中澄清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代意义，运用“深层历史解读的文本学方法”再现了马克思思想变革的历史路径，所有这些都给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原理反注文本”的研究方法以当头棒喝，为脱离意识形态教条桎梏树立了新的理论风范，也正是这部著作深化了“回到马克思”现象，引领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以注重第一手文献精读的方法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可是，当作者强调马克思思想中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现实批判之间的渗透和包含关系，致力于以整体性的眼光探寻马克思文本背后的隐性话语与逻辑时，作者当时还是自觉地借鉴哲学解释学的方法，以寻求与马克思文本原初理论视阈的融合，也因此在研究中不自觉地把马克思预设成一个先在的“大他者”，而把自己的研究结果设定为对马克思文本原初理论的逼近。尽管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回到马克思》中，他最珍视的是文本的解读方法，从新的解读方 法人手深化文本学研究，从而提出独到的学术结论，旨趣在于“马克思哲学话语深层转换的动态历史原相”；但是，当《回到马克思》依据对文本的深层解读而得出完全异质于传统的研究结果时，当作者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去占有、分析文本资料，进而进行理论生产时是否要以及如何去界定自己的理论结论与作为“大他者”存在的马克思文本的“绝对真理”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回到马克思》中隐含的问题。

在《回到列宁》中，当作者面对的文本由马克思的手稿与笔记转变为以大量读书批注形式存在的“哲学笔记”时，上述问题就愈益显得重要。“哲学笔记”作为一本被人为编辑、重组的文献汇编，其外在文本架构、内在话语逻辑都取决于编者的选择，文本自身的“原初意义”根本就没存在过，因此，对视阈融合的追求已成为明确的不可能。在对这类文本进行研究时，可能的只是研究者通过该文本透露的信息重新建构出一种思想语境。这也正是“思想构境”与“深层历史解读”法的最大异质性所在。但是，如果据此而把这两种研究方法说成是一种“断裂”显然是不对的。首先，这两种解读方法都是作者以独立的学术态度与立场真诚地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宏大研究工程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相较而言，后者只是一种“更诚实的新的方式”；其次，这两种文本研究的方法都是在大量的文本“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对文本进行了深度的耕犁后得以运用的；再次，这两种文本学解读模式都内含了一种历史性的要求，无论是对马克思还是对列宁的解读，作者都严格按照文本历史发生的线索去探寻马克思与列宁的思想逻辑进程。我们知道，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直以来都潜藏着两种文本研究的模式：一是漠视文本的内在理论逻辑，服务于意识形态需要的“原理反注文本”；二是把文本的原初思想语境设定为客观真理，把自己的主观研究结果直接等同于文本的原初真义。如果说，在《回到马克思》中，张一兵教授依据马克思文本中的摘录笔记和手稿，用“深层历史解读法”探寻马克思经济学语境背后隐藏的“哲学话语深层转换的动态历史原像”，揭示了第一种文本解读范式的非法性；那么，十年后的今天，在《回到列宁》中，用“思想构境论”的文本学方法去解读列宁“哲学笔记”中存在的大量拟文本则是打破第二种文本学范式的理论尝试，这种尝试也体现了张教授文本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方法论上的自我超越。

参考文献：

[1]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伯尔尼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

列宁论文篇4

戈尔巴乔夫时期有人提出要迁葬列宁遗体

列宁是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缔造者。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于莫斯科近郊的高尔克村。列宁逝世后，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决议，决定在莫斯科红场修建列宁墓，永久保存列宁遗体。有材料说，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当时主张将列宁遗体土葬，而斯大林坚决主张保存。1924―1930年，列宁墓曾先后修建过三次，现今的列宁墓是1930年由建筑师舒谢夫设计并建造完成。几十年来，列宁墓成为世界历史纪念文物，一直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所崇敬和瞻仰。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在苏联鼓吹“民主化”和“公开性”，势力乘机攻击共产党和否定社会主义，并追本溯源，力图否定十月革命及其领袖列宁，提出要迁葬列宁遗体。

1989年4月，列宁共青团剧院总导演扎赫罗夫发表电视讲话，建议将列宁遗体易地安葬。在四天后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与会者对这个建议予以严厉驳斥。一个月后，著名评论家卡里亚金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列宁生前希望死后同自己的母亲一起安葬在圣彼得堡的沃尔科夫墓地。但这种说法并无根据，据列宁博物馆馆长梅利尼琴科说，没有任何列宁有关自己身后事的文字记录。

1990年3月12日，民主派头面人物阿法纳西耶夫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攻击列宁说：“如果我们的领袖和缔造者（列宁）为某种东西打下基础的话，那就是国家暴力和恐怖政策的原则。”10月7日，俄联邦人民代表尤申科夫在《消息报》上发表谈话，诋毁十月革命“是一场悲剧”，至多只能将这一天作为追悼日来纪念。10月21日，组织“民主俄罗斯”的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把11月7日变为“哀悼日”。与此同时，全苏各地出现一股“”的狂风恶浪，专门破坏列宁纪念碑和十月革命纪念物。10月13日，戈尔巴乔夫的总统令中指出：“近来不断发生粗暴苏联国家奠基人列宁和其他社会政治活动家的纪念碑、十月革命纪念建筑物……的事件。”

1991年8月29日，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下令撤销列宁中央博物馆，把红场旁的这座建筑物改作市苏维埃办公楼。9月5日，列宁格勒市市长索布恰克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出，应该满足列宁生前的愿望，把列宁遗体迁移到列宁格勒的沃尔科夫公墓安葬。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挑起了列宁墓去留问题的争论。

叶利钦时期围绕列宁墓去留爆发激烈争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围绕列宁墓去留的争论持续不断。一些人提出，红场是历史文化古迹，应还其本来面目，不应成为墓地。许多人表示反对，他们强调列宁墓是克里姆林宫的一部分，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保护，不能轻易变动。医学专家也认为，易地安葬列宁遗体是世界医学界的极大损失，因为全世界至今还没有一例把遗体保存这样长时间的成功先例。

俄执政当局的倾向性比较明显，它不仅把“十月革命节”改名为“和谐和解日”，而且在1993年10月6日作出决定，撤销列宁墓的“第一岗哨”。这显然是矛头指向列宁墓的一项措施。1997年4月列宁诞辰纪念日前后，列宁墓去留的争论成为社会的热点。而且，由于叶利钦和国家杜马的参与，这场争论变得分外激烈。

1997年4月2日，俄共占优势的国家杜马（上院）以241票赞成，1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声明，呼吁俄当局禁止迁移列宁遗体，强调迁移列宁遗体缺乏历史、法律、道德和美学依据。6月4日，国家杜马通过《红场法》，规定禁止在红场改造和修建任何破坏历史原貌、不符合世界文物保护要求的设施。叶利钦则主张迁葬列宁遗体，并提出要在当年秋天就此举行“全民公决”。6月6日，叶利钦在圣彼得堡召开的总统文化委员会会议上说：“应当将列宁土葬”；“列宁给俄罗斯带来许多苦难”；应当“制定一个完整的计划，以便能逐步地、文明地和小心谨慎地把列宁等人的墓搬出红场”。但这种意见遭到许多人的反对。6月23日，国家杜马再次通过一项声明，呼吁俄政权机关“制止对列宁的政治报复行动，即要把列宁遗体迁出列宁墓，进行土葬的行动”。由于遭到强烈反对，列宁遗体的迁葬问题便搁置起来。

普京反对关闭列宁墓，主张保持现状

普京主政后，俄罗斯国内围绕列宁墓去留的争论依然存在。面对争论，普京多次发表讲话，主张保持现状不变。2001年7月中旬，普京在新闻会上谈到有人主张迁葬列宁遗体时说：“我反对这样做。许多人把自己的生活与列宁联系在一起，安葬列宁意味着他们虚度了生命。”他表示，列宁遗体仍将保留在列宁墓中供人瞻仰，因为“安葬列宁遗体将导致社会动乱”。他还说，只有当绝大多数居民同意讨论这一问题时，才能将它提上日程，但现在还不是讨论的时候。此后，关于列宁墓去留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

据分析，普京之所以对列宁墓采取这种态度，与他对苏联历史的评价密切相关。普京主张一分为二地评价苏联历史，认为苏联时期既付出了“巨大代价”，又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普京在2000年2月竞选总统时公开赞同这样一种说法，即“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普京坚持沿用苏联国歌旋律作为俄罗斯的国歌，并用红旗作为俄军军旗。尽管前任叶利钦公开反对，普京仍然强调，否定苏联时期的一切象征性标志，从原则上讲是错误的，否定历史会使整个民族“数典忘祖”。2004年2月12日，普京更明确地说：“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其间“大多数公民一无所获”；当时存在的问题“本可以在一个国家框架内在新的基础上加以解决”。所有这些都说明，普京对苏联历史的评价既不同于政党，也不同于俄共，这种评价对普京在列宁墓去留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显然很有影响。普京一方面反对迁葬列宁遗体，另一方面也没有把话说死，强调要根据“绝大多数居民”的意见行事。

围绕列宁墓的争论重新出现

2005年9月29日，俄总统驻中央联邦区全权代表波尔塔夫琴科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列宁遗体应该从红场的陵墓中移出，安葬到公墓中去。他说：“我们的国家曾经被冲突所动摇”，而“那些引起这场冲突的人却仍躺在我们国家的中心克里姆林宫附近，这是不公平的”。尽管他再三强调这是“个人观点”，但此话一出，仍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和争论。有些人随声附和，表示赞成。俄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斯利斯卡10月3日甚至提出更为激进的观点，她建议在2006年1月就迁葬列宁遗体。俄文化基金会主席米哈尔科夫则说，列宁生前曾表示愿意和母亲一起安葬在圣彼得堡，人们应尊重并满足死者的愿望。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柳姆日诺夫说，他准备拨款100万美元把列宁遗体运回本地，因为列宁的祖母是卡尔梅克人，是他们的同乡。圣彼得堡市市长马特维延科也呼吁迁葬列宁遗体。甚至还有个叫库尔基斯的美国富翁，声称愿意出资“购买”列宁遗体，“让这位伟大领袖到美国定居”。

俄共则表示反对，而且反应强烈。2005年10月4日，久加诺夫发表声明，认为提出迁葬列宁遗体是“不负责任和挑衅的举动”，“是对我们国家历史和民众感受的公然藐视”。他怀疑这不只是“个人建议”，因为“如果没有得到最高领导层的批准”，此人“不太可能提出这样一个对红场具有侮辱性的建议”。他认为，这是普京政府为试探民意放出的气球。

面对争论的升级，普京总统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出面表示，普京在是否迁葬列宁遗体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波尔塔夫琴科发表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普京的批准和支持。但这一表态并未使争论平息下去。据当时的民意调查，有40％的人认为列宁遗体应继续保留在列宁墓中供人瞻仰，而36％的人赞成迁葬列宁遗体，双方人数大致相当。所以，许多人依然忧心忡忡。直到后来普京本人再次发话，才使人们吃了“定心丸”。2006年2月7日，普京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反对关闭红场列宁墓和迁葬列宁遗体。他说：“我将寻求符合大多数俄罗斯公民意愿的解决方案。我们的每项决定都要推动社会和谐及民族团结，而不是导致社会分裂。”他还举例说：“90年代中期，我在西班牙期间曾经参观过佛朗哥墓。佛朗哥是个很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他仍然被埋葬在西班牙的名人墓地，享受尊崇。”

争论的实质和各派政党的态度

俄罗斯围绕列宁墓去留的争论，显然不只是一个保护历史文物的问题，而是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这场争论涉及对革命导师列宁的历史地位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功过的评价问题，它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这一点，从俄政坛许多重要政治家都积极参与争论以及左、右两派政党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就可说明。

否定列宁以及迁葬列宁遗体问题，首先是由苏联解体前夕的“民主派”即提出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这种主张更加坚决，攻势也更加猛烈。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已被否定，社会制度和国家性质已经改变，再在红场保留列宁墓就很不相称、很不合适了。因此，列宁墓成了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必欲除去而后快。1992年1月21日，《真理报》纪念列宁的文章就说：“现在反对列宁的人首先是竭力消除十月革命领袖在人民意识中的记忆。为此，他们需要拆除纪念碑，关闭纪念馆，把列宁埋起来。当然还要清除列宁墓。”文章还说，对现在的掌权者来说，“列宁设置着不小的精神障碍。只要人们还去求教列宁的思想，排队站在列宁墓旁，尊敬地想起列宁的名字，他们每次这样做――即使是无意识的和本能的，都是对赞颂资本主义的歌手的责备”。也就是说，势力唯恐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思想重新兴起，因此便一再提出要关闭列宁陵墓，迁葬列宁遗体。

俄罗斯共产党和左派坚决反对关闭列宁墓和迁葬列宁遗体。他们始终反对苏联的演变和解体，始终把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坚决主张保护列宁墓，因为列宁墓不仅仅是历史文物，而且是他们信念和理想的象征。每年的列宁诞辰纪念日，俄共和左派往往有数千人成群结队地来到红场，向列宁墓敬献鲜花。而当听到有人要破坏列宁墓以及取消“十月革命节”的消息时，他们又奋起进行群众性的抗议活动。2005年底俄共又发起征集签名运动，准备，要求将列宁遗体留在红场，当天就获得2500人的自愿签名。

其实，列宁的亲属也反对迁葬列宁遗体。2004年4月22日，在列宁诞辰134周年那天，列宁的侄女奥丽加・乌里扬诺娃不仅同俄共领导人一起向列宁墓敬献了花圈，而且对在场的记者表示，所有那些重新安葬的议论，都不过是“伊里奇的敌人对他发起的新一轮进攻”。而据当时的民意调查，有53％的俄罗斯人对列宁的历史作用持基本肯定态度，持相反立场的人仅占17％。

在左、右两派的激烈争论中，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是偏向的。他尽管早已下台，仍在2002年3月28日表示，应“将列宁入土为安”。他重弹的老调说，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及列宁家人生前曾表示，希望按照基督教习俗，将列宁土葬。2005年10月，戈尔巴乔夫又站出来说：“考虑到列宁个人的遗愿和他家人的意愿，我们应该按照人道主义的原则将列宁的遗体加以安葬。”他还说：“下葬列宁遗体将意味着苏联那段生动历史随之被同时埋葬。”

俄著名右翼代表人物日里诺夫斯基也赞同迁葬列宁遗体的主张。他在2004年4月22日对媒体宣称：“但愿有朝一日彻底关闭列宁墓，埋葬列宁的遗体吧，从而合上历史上血流成河和暴力泛滥的那一页。”同年6月，他领导的自由还企图在红场列宁墓召开会议，讨论由该党出资迁葬列宁遗体问题。同年11月，他甚至说，俄共应与“十月革命节”一起被废除。

目前的“政权党”即“统一俄罗斯”党对列宁墓的态度与普京保持一致，但其内部意见并不完全统一。该党领导人格雷兹洛夫在2001年3月说，目前社会上对迁葬列宁遗体问题还没有思想准备，最好先等一等。俄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也认为，列宁遗体迟早要安葬，但现在这一代人不应急于作出决定。然而，该党在2004年11月却向国家杜马提出一个包含取消“十月革命节”内容的法律修正案，理由是“其意识形态根据已经过时”。

列宁论文篇5

关键词:解释学;“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11-0027-05

作者简介:王金福(1942- ),男,江苏无锡人,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十年前,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书名到内容,都遭到一些人的批评。俞吾金教授就批评说:“回到马克思”是“回到康德”命题的翻版。针对这一批评,我写了《“回到马克思”与“回到康德”》一文(原载《唯实》杂志2003年第5期),指出“回到马克思”与新康德主义者提出的“回到康德”虽然在表达形式上相似,却是不同学科视野中的命题:“回到康德”是一个认识论命题,它认为只有康德的理论是真理,要求人们的认识回到康德的理论上去,这显然会助长教条主义、思想僵化,不利于理论创新;而“回到马克思”却是一个解释学命题,它不是要求我们今天的认识都要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而是说,马克思的思想是什么,必须以马克思的著作为依据,正确地理解这些著作表达的真实思想。显然,在解释学视野中,“回到×××”只涉及读者的理解与文本意义(文本表达的作者的思想)的关系问题,不涉及作者思想的真理性问题。因此,一兵的“回到马克思”的命题绝不是新康德主义者“回到康德”命题的翻版,俞吾金对张一兵的这一批评是“无效的”。

俞吾金对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命题还有一个有效但在观点上却是错误的批评。俞吾金说,“回到马克思”是以设定有一个不依赖于理解者的马克思为前提的,而实际上没有纯粹客观的、不依赖于理解者的对象,作为理解对象的马克思是受到理解者的“污染”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回到马克思”,只能回到我们理解创造的马克思;我们不能言说马克思,只能言说我们理解创造的马克思。这一批评之所以是有效的,是因为它是在解释学意义上的批评,是在“回到马克思”的同一视野中的批评;这一批评在观点上之所以是错误的,是因为它不符合人类的理解实践,包括俞吾金自己的理解实践。

没有想到,时过10年,张一兵自己的解释学立场却后退了,退回到俞吾金当年批评他时所主张的那种解释学立场上去了。张一兵在《回到列宁》一书中说:他已经“从假想的真理向主观构境论后退了”(见“作者的话”第16页)。当然,一兵自认为这一“后退”是一个真正的进步,是“我在独立的哲学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又一次新的方法论创新尝试”,“是对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创立的文本学解读法的一次超越”(见“作者的话”第10页)。一兵在2008年又出版了一部新著,叫《回到列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从书名的文字和表达方式来看,人们会以为这只是“回到马克思”命题的翻版。然而,认真读了《回到列宁》一书的“作者的话”、“导言”和“后记”,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回到列宁”既不是“回到康德”命题的翻版,也不是“回到马克思”命题的翻版。“回到列宁”和“回到马克思”一样,都是解释学命题而不是认识论命题,因而都不是“回到康德”命题的翻版,这一点应该没有分歧。但据一兵自己说,“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一样,都是表示要“回到事情本身”。张一兵在《回到列宁》一书中说:“‘回到列宁’与我十年前提出的‘回到马克思’一样,都不是那种诸如从今天回到过去、从现实生活回到尘封的书本一类的可笑肤浅的知性判断,从我自己的原初思想构境出发,这不过是借喻了胡塞尔-海德格尔那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回到事情本身’的逻辑方法”(见“作者的话”第2页)。而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事情本身”在“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的命题中有了不同的含义。在“回到马克思”的命题中,“事情本身”指马克思著作自身的意义或这些著作所表达的马克思的思想;而在“回到列宁”的命题中,“事情本身”不再指列宁著作本身的意义或这些著作所表达的列宁的思想,而是指读者阅读理解列宁著作时的思想状况,即读者的理解。这就是说,在“回到马克思”的命题中,“事情本身”是读者意识之外的存在,是不依赖于读者意识的存在;而在“回到列宁”的命题中,“事情本身”变成了读者意识中的存在,是依赖于读者意识的存在。由于对“事情本身”有着不同的理解,“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就表现出不同的解释学立场。这样一来,“回到康德”、“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等命题实际上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说明要正确理解一个文本的意义,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去看,而是要把握这个命题所表达的作者的真实思想,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是由作者赋予的而不是由读者赋予的。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地分析一下“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在解释学立场上的对立。

一、关于理解的对象

抽象地说,“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都承认所要“回到”的那个人的客观存在,而且,任何人(包括过去的俞吾金和现在的张一兵)都无法否认在我们的理解之外有马克思、列宁、康德等等的存在,他们不是我们思想的产物。在解释学的视野中,马克思、列宁等是作为思想者看待的。在理解对象上,解释学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是否是我们理解的“客观”对象?当然,我们这里只是在省略的意义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因为,从直接的意义来说,马克思、列宁等的著作才是我们理解的对象,而他们头脑中的思想是不能直接成为我们理解的对象的。只是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是否就是要把握他们的思想的意义上,我们才提出他们的思想是否是我们理解的对象的问题。

“回到马克思”,就是承认马克思的思想(通过他的著作)是我们理解的“客观”对象。正如俞吾金所说,“回到马克思”是以承认马克思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但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假设”,在事实上,理解对象不具有“纯粹的客观性”,它是受到理解者“污染”的。而承认理解对象(马克思的著作,或马克思的思想)的“客观性”,即承认理解的对象不依赖于理解者而存在,承认理解的对象不是理解者的思想创造物,这是“回到马克思”的基本的解释学前提。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一书,就是以马克思的思想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的,是他所要“回到”的目标,是他的整个理解围绕的轴心。在写作《回到马克思》时,一兵并不认为这里的马克思是他的思想创造物。

“回到列宁”却持相反的理解对象观。写作《回到列宁》时,一兵不再承认列宁的思想(通过他的著作)是自己理解的“客观”对象(当然,是以一种矛盾的、犹豫的、动摇的方式来否定的)。一兵虽然抽象地承认列宁及其思想的“客观”存在,但却不承认它是理解的“客观”对象。在他看来,作为理解对象的“列宁”,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创造物,是读者“构境的存在”。一兵说,他的《回到列宁》一书,不是构建(也就是理解)列宁的思想,“而是重新建构出我所理解的列宁的思想之境”[1]11(引文中的黑体均为原文所有)。在一兵看来,列宁的思想当然是不依赖于理解者的,不是理解者的创造物,但它并不是理解的对象,理解的对象只是“我所理解的列宁的思想”。这也就是说,理解的对象不是客观存在的列宁,而只是读者构建、创造的产物。这相当于俞吾金当年说的,没有纯粹客观的对象,理解的对象是受理解者“污染”的。一兵把他的《回到列宁》一书的新的文本解读方法叫做“思想构境论”,而“思想构境论”不过是他的总体性哲学“构境论”在文本解读方法上的一个应用。一兵在谈到“构境的存在”时说:“构境之存在就是当下同体发生的建构与解构性。情境之在不存留,只是每每辛苦地重建。”[1]13这一观点应用于文本解读,实际上就是把理解的对象看作是由理解者“辛苦地重建”的。一兵还说:“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读者的文本。”[2]53如果说,“文本”是相对于“读者”的概念,没有读者也就无所谓文本,在这个意义上说“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读者的文本”是对的。但被一兵当做需要有很大的勇气才能说出来的“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读者的文本”这一命题,是想表达这样一个思想:“文本”是读者的构境的存在,没有读者的构建,就没有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一兵在另一些地方直接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这类文本本身就是被建构出来的,因为它们本身不存在。”[3]“历史学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所谓的‘历史事实’是被建构的。”[4]

上面说过,一兵对理解对象的客观性的否定不是坚决的、彻底的,而是犹豫的、动摇的。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很难公开地、坚决地否认理解和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但他确实明确地说过,他的《回到列宁》一书的文本解读立场是对《回到马克思》一书的解读立场的“后退”、“超越”,是从“客观真理论”向“主观构境论”的后退。这一后退,在逻辑上必然要求从否认理解对象的客观性开始,从肯定理解的对象是读者的“主观构境”开始。因为,若不从理解的对象观上后退,一兵的整个“思想构境论”将很难逻辑彻底地建立起来,“回到列宁”就真的成了“回到马克思”的翻版了,而这又是他决不肯承认的。

二、关于“文本的意义”

理解的对象是文本。文本有其物质存在方面,又有其意义方面,而后者才是其本质。文本的物质方面的客观性,是任何解释学家都不会去否定的,但是,文本的意义是否具有“客观性”,不同的解释学家就有不同的看法了。

“回到马克思”的命题肯定马克思著作的意义是由马克思赋予的,马克思的著作表达的是马克思的思想而不是读者的思想,马克思文本的意义决不会随着时代和读者的变化而变化。文本一经产生,文本的意义就固定了。只有肯定马克思文本意义的“客观性”、“不变性”,才有可能“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就是正确地理解、把握、还原马克思著作自身的意义,即马克思著作所表达的马克思的思想。

《回到列宁》一书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是矛盾的。它有时也承认列宁的著作有自身固有的意义(“原初语境”)。但是,作为对“回到马克思”命题的“后退”、“超越”的命题,“回到列宁”必然要否定文本意义的“客观性”、不变性。一兵说:文本的有些意义“只是生成文本以后才可能意外地‘客观存在的’。这就使这种所谓文本的原初语境本身留给后来文本阅读者的不是一个锁定的、封闭的意义空间……”[3]。在“生成文本以后”发生的意义,当然不可能由作者赋予,而只能是由读者赋予的;文本阅读者面对的“不是一个锁定的、封闭的意义空间”,就是说文本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会随着读者的变化而变化的。一兵还说,“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读者的文本”;“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始终为上”[2]53,这实际上也是说读者决定文本的意义。正因为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赋予的,所以,“回到列宁”就不是回到列宁本来的思想,而是回到“我所理解的列宁”的思想,也就是回到我们创造的列宁著作的意义。不过,当把列宁文本的意义看作是由读者赋予的时候,“回到列宁”的说法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病句。只有把所要“回到”的东西看作不是我们头脑的产物而是他人的思想时,“回到×××”这一说法才有意义。若“列宁”只是我们头脑的产物,“回到列宁”就成了回到我们头脑中的思想,这显然是毫无意义的。例如,当恩格斯说“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时,[5]他是决不会把“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看作是自己的思想创造物的。

三、关于理解的目的

从文字、表达形式来看,“回到马克思”和“回到列宁”似乎表现了共同的理解目的观,即理解的目的是要回到文本作者的思想。其实不然,它们在理解目的观上是对立的。

“回到马克思”表达了这样一种理解目的观:阅读理解马克思的著作,目的就是要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或者叫还原马克思的思想,或者叫走进马克思,或者叫让马克思走进我们。

“回到列宁”表现了另一种理解目的观:阅读理解列宁的著作,目的不是要把握、还原列宁的思想,而是要构建、创造列宁的思想。一兵明确地说出了他的阅读目的观。他说:“阅读不是为了还原,而是指向创造性的生产。”[2]50客观主义解释学也把理解叫“重建”,理解就是重建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从字面意义来看,“重建”与“构建”并无多大区别。但是,客观主义解释学所说的“重建”与“回到列宁”所说的“构建”的实际意义却是不同的。“重建”是通过读者的理解活动使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在理解者头脑中复原、复现,也就是把握作者的真实思想;而“构建”则是创造出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作为“构建”的理解,在目的上就不是要复原、复现文本自身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

四、关于理解的结果

“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在解释学立场上的对立,最明确、最集中地表现在关于理解结果的性质上。如果说,在理解对象观、文本意义观上,“回到列宁”的主观主义解释学立场还存在着明显的犹豫、动摇、妥协、折中的话,那么,在理解的目的观和理解的结果观(性质观)上,“回到列宁”与“回到马克思”的对立就以比较明确、坚决、彻底的形式出现了。

“回到马克思”,就是承认理解与文本自身的意义有同一性,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这样那样地把握了马克思的思想,还原了马克思的思想,我们走进了马克思,或马克思走进了我们。所以,马克思创立的学说能够得到流传,或赞成、坚持、发展,或反对、否定、抛弃。在马克思创立他的学说一个半世纪以后,我们今天还可以言说马克思,还可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能够通过对他的文本的阅读理解为我们所把握。当然,人们也可以赋予“回到马克思”以这样的意义: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绝对地、完全地回到了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能够绝对地、完全地为我们把握。显然,我们和现在的一兵一样,不能赞同这样的解释学立场。但我们不赞同的不是它的客观主义立场,而是它的绝对主义立场。我们反对在绝对的意义上讲“回到马克思”。我们认为,绝对地、完全地“回到马克思”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相对地、历史地“回到马克思”。但既然是“回到马克思”,就总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把握了马克思的思想。离开这一点,就谈不到“回到马克思”的问题。

“回到列宁”却表现了对理解结果的另一种相反的看法,就是否认理解与文本自身的意义有同一性,否认对列宁著作的阅读理解总是这样那样地把握了列宁的思想。也就是说,理解只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创造和建构,而不是对列宁思想的把握。对此,一兵有大量的论述,试举几例:

(1990年阅读列宁的“哲学笔记”时)“我第一次还原式地体会到了列宁读书时的真实情境(这一方法后来也是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解读马克思《巴黎笔记》等摘录性文本时的做法。可是,现在的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现代性文本学的幻象了)。”[1]5

“我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了后现代文本学的合法地位,特别是晚期巴特那种‘文本阅读的本质不是还原,而是创造性的生产’的思想。”[1]10

“我逐步意识到,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过多地把自己的理解强加在历史文本之上,当我们拼命坚持说‘马克思认为’、‘列宁的辩证法’或‘海德格尔主张’,并试图为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争取真理霸主地位而吵得面红耳赤时,我们都没有觉察到,这些观念不过是我们让文本在当下语境进行我性言说的结果,而非对象文本语境的真实绽出。所以,在这一次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中,我首先自觉地放弃把自己的主观认识直接等同于列宁原初观念的幻觉,从一开始就将文本作者的不在场认定为前提,也承认这种心得性文本的原初语境绝对还原的不可能性。这样,我只能依据已经成为历史的不在当下言说的文本及其所有可能的征候细节,重新建构出我所理解的列宁的思想之境。”[1]11

“毋庸置疑,面对静态的历史性文本,我们绝不可能完全复原原初文本的语境。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简单的反映论。”[2]44

“写作时的原初语境……不可还原。”[2]48

“与原先的文本学解读不同,我不再口口声声宣称列宁哲学的思想逻辑是什么,而是小心翼翼地指认这种今天由自己生产出来的本质为模拟的思想构境。也因此,我也真正做到了内心中的诚实和学风上的踏实。我的就是我的,别硬说是他人的。”[1]12

“文本作者尚在当代,处于同一个时代背景、同一种文化情境和语言系统中的人们在面对其文本时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指读者的理解与文本意义之间有‘间距’),倘或面对远距时空、另一种文字系统中的文本时,读者与作者思想构境之间的鸿沟自然就更加难于超越了!解读已经是思想的重新拟现和再构境,而非对原初语境的还原。”[2]51

“每一种文本诠释,其实都是读者以文本的名义进行一种当下性的为我式言说,而非对象性文本语境的真实绽出,甚至在历来以史料客观性为追求的文献学研究中,情况同样如此。”[2]58

需要指出的是,一兵有时候会用“不可绝对还原”这样的说法,这使有些读者以为他反对的只是绝对还原论,而不是反对还原论。实际上,一兵反对的就是还原论。在他那里,还原就是绝对还原。这种情形在过去的争论中也存在。例如,“超越论”者有时说马克思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有时又会说马克思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后一说法似乎表明“超越论”者认为马克思反对的只是唯旧物主义而不是反对唯物主义。其实,在“超越论”者那里,唯物主义总是被看作一种旧的思维方式,根本不存在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别的新唯物主义;马克思思维方式的变革就是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而不是创立了新唯物主义。

五、关于理解中的争论

“回到马克思”的解释学立场,肯定理解既然有客观的对象,理解的目的和结果便是把握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我们言说的是马克思,那么,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就存在一个是否回到了马克思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回到了马克思的问题。也就是说,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总是存在着一个对错的问题,不同理解者之间关于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究竟是什么的争论就是必然的和必要的。实际上,人们只能在自己的视野中理解马克思,任何理解既不可能绝对正确,也不可能绝对错误,通过理解者之间的争论,有利于正确地“回到马克思”。

而“回到列宁”的解释学立场,认为理解的对象是由理解主体建构起来的,文本没有自身固有的不变的意义,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赋予的,文本的意义随着读者的变化而变化,理解的目的不是要回到列宁而只是回到我们自己建构、创造的列宁,理解的结果也不是这样那样地回到列宁,我们不是言说列宁,而只是言说自己阅读时的真实思想,“我的就是我的,别硬说是他人(例如列宁)的”。这样,就必然要否定读者的理解有一个正确性的问题,进而否认理解者之间争论的必要性。怪不得一兵在从“回到马克思”的解释学立场后退到“回到列宁”的解释学立场后,要对理解者之间的争论加以嘲讽,说这是在为“争取真理霸主地位而吵得面红耳赤”。我们当然不应为“争取真理霸主地位”而争论,但却应该为“真理”(理解的正确性)而争论,哪怕争得面红耳赤也不要紧,这难道不正是“真理”发展的正确途径吗?

总之,“回到马克思”和“回到列宁”,在这两个命题的提出者张一兵那里,实际上表现了两种对立的解释学立场,前者是客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后者则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立场。从“回到马克思”到“回到列宁”,是张一兵在解释学立场上的一种后退。而这一后退,在我们看来,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解运动的健康发展、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消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张一兵.回到列宁:作者的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2]张一兵.回到列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3]张一兵.“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答王金福[J].学术月刊,2009(7).

[4]张一兵.历史构境:哲学与历史学的对话[J].历史研究,2008(1).

列宁论文篇6

1.学会本课的11个生字。能正确读写下列词语：郊外、散步、胸脯、仰望、一定、或者、肯定、面包渣、欢蹦乱跳、惹人喜爱、自言自语等。

2.能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懂得做错了事就要改正，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诵读人物对话，体会不同人物的心情和感情，体会列宁对灰雀、对男孩的喜爱之情。

二、教学重点：

1、认识列宁对男孩的关爱和教育，渗透保护鸟类的教育。

2、从人物的语言及神态描写中，体会人物的心理活动。

三、教具准备：

课件

四、教学时间：

两课时

第一课时

一、板书课题，齐读。说一说自己对灰雀的了解。（也可从文中找有关句子说）

二、初读课文，了解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三、引导学生交流对列宁的了解。

四、指名接读课文，要读准确下列字词，并用“——”标出表现列宁喜爱灰雀的句子。

郊外散步昂望胸脯一定肯定惹人喜爱

或者坚定面包渣白桦树自言自语欢蹦乱跳

五、引导学生学习课文一、二自然段。

1、指名读课文，说一说读懂了什么？

2、用“～”标出写灰雀的句子，引导学生从颜色及叫声体会它的可爱。指导朗读，体会“惹人喜爱”一词。

3、找出表现列宁喜爱灰雀的句子读一读，讨论体会：抓住哪些词可深入理解。通过朗读，了解列宁对灰雀的喜爱。

4、再读，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列宁在树林中找灰雀时，他一边找一边会想什么？试着说一说列宁的心里话。

5、指导学生有感情朗读。

六、引导学生学习三——十自然段。

1、同桌分读合作，体会列宁的心情、小男孩矛盾的心理。

2、再读，讨论：

当列宁发现一只灰雀不见了的时候，他心情会怎样？你从哪些句子中体会到的？

那个男孩听了列宁说的话，他是怎么说的？这是他会想些什么呢？想象一下他的动作、表情。

3、学生分角色朗读，体会列宁、男孩的不同心情，讨论：那只灰雀到哪儿去了？又是怎么回来的？

七、作业：

1、熟读课文。

2、背诵课文一、二自然段。

第二课时

一、检查背诵一、二自然段。

二、引导学生学习十一、十二自然段。

1、自读，说一说自己读懂了什么。

2、思考、讨论：

灰雀这几天到哪里去了？列宁为什么不再问那个男孩？

3、分小组讨论：

为什么说男孩十个诚实的孩子？

三、自由读全文，深入体会列宁对灰雀的喜爱和对诚实孩子的喜爱。

四、指导分角色朗读全文。分角色把课文内容演一演。

五、指导学生自己学习生字词。

六、处理课后练习题。

七、布置课下扩展联系：

1、课文中写了第一天列宁和男孩关于那只失踪了的灰雀的对话，紧接着直接写了第二天两人果然又看到了那只灰雀的情景。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男孩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请根据你的想象把它写下来。

列宁论文篇7

《启蒙》杂志是为了接替被沙俄政府查封的布尔什维克杂志《思想》（MimicJib）而创办的。1910年，鉴于党内斗争和对外宣传、以及争取先进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需要，在列宁的提议下，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创办了公开合法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月刊《思想》。1911年4月，《思想》杂志被查封。同年12月，《启蒙》月刊在彼得堡创刊，它实际上是《思想》杂志的续刊。

列宁在国外以定期通信的方式领导《启蒙》月刊的工作。俄国国内的《启蒙》编辑委员会则负责杂志出版的具体工作。在不同时期参加过《启蒙》月刊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乌里扬诺娃一叶利扎罗娃、列・米哈伊洛夫、米・奥里明斯基、A.A.里亚比宁、马・萨韦利耶夫、尼・斯克雷普尼克等人。根据列宁的提议，高尔基从1913年起主持该刊文艺栏的编辑工作。

《启蒙》月刊延续了《思想》杂志的政治理论论战的办刊宗旨。虽然《启蒙》杂志的出版时间不长，但它刊载过的多篇理论文章具有重大的影响，其中列宁文章28篇，包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决权》等名篇。斯大林等党内干部也在《启蒙》上发表过文章。

列宁的文章《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发表在1911年12月和1912年1月《启蒙》杂志第1期和第2期上。这期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问题的争论很激烈。孟什维克的杂志《我们的曙光》第6至8期主要谈了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的具体问题，而布尔什维克则认为“在议论这个题目的一些文章里，取消派观点的实质被大量华而不实、牵强附会和卖弄的空话掩盖起来了。”为了驳斥孟什维克的观点，列宁在《启蒙》上发表《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阐明了工人民主派在选举运动中的纲领和策略，并对党内几种不同派别提出了批评。1912年1月，在布拉格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孟什维克取消派被驱逐出党，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形式上各自成为独立的政党。

列宁的《关于大资本组织的调查》和《论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两文，分别发表于1912年4月至6月和第5N7期的《启蒙》杂志上。1912年，以连那惨案为导火索，俄国各地陆续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启蒙》对俄国工人的斗争情况进行了大篇幅介绍。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关于国内情况和运动走向等问题，在党内和各党派之间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为支持列宁从思想上完成党的统一的观点，《启蒙》月刊发表了列宁的上述两篇文章。

191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启蒙》杂志出版了纪念专刊，发表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溯本清源的理论长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文中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篇文章后来成为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读。这篇文章同1909年出版的列宁的专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共同构建了列宁主义，成为后来斯大林的文章《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由此形成了所谓正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对资本社会的经济分析与法权研究、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同，经列宁和斯大林等人建立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更强调自然辩证法的哲学优先性，它要求“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如斯大林所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

1913至1914年间，俄国社会运动进入高峰期，《启蒙》杂志同《真理报》联系紧密，相互配合，分析和评述了俄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国内政治形势，阐释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批判了自由派和取消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1913年夏季会议的决议中指出：“所有的党与工会的报刊都要向工人们介绍《启蒙》杂志，号召他们经常订阅杂志和不断地对它加以支持。”在这期间，《启蒙》发表了数篇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性文章。

在《启蒙》杂志1913年第3-5期上，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什维里首次以“斯大林”为笔名发表文章《民族问题和社会》，文中分析了欧洲各国及俄国的民族特征，区分了作为民族主义的民族文化自治与社会主义的民族自决权，并解释了工人运动与民族运动的关系。1913年10至12月《启蒙》杂志第10、11、12期上，列宁以“弗・伊林”署名发表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次年4至6月《启蒙》杂志第4、5、6期又刊载了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

列宁论文篇8

关键词：社会主义思想;列宁;社会主义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是指1921年-1924年列宁逝世，列宁针对俄国当时国情，所进行的发展经济、文化革命、执政党建设等问题的一些列思考，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列宁晚年的八篇著作中。

一、列宁晚年八篇著作的写作背景

1922，列宁两次中风入院，当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列宁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就向中央提出请求，让他每天有一定时间口授政治意见。所以当时，他就是躺在病床上。以口授的形式，表达对当时俄国怎么样进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一些思想。列宁一共口授了八篇著作，这其中包括《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和《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三封信件，还有《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五篇论文。这八篇著作是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列宁总结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阐述的俄国发展经济、文化革命、执政党建设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是一些具有俄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构想和政策。

列宁这一生，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这一阶段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一些经典论述。第二阶段为十月革命胜利后，一直到1920年底俄国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在这一阶段，列宁，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直接运用到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去，形成一种直接过度的思想，但是因为很多东西，在实践当中它行不通，所以最后就被迫终止了。第三阶段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阶段，从1921年春到1924年列宁逝世，在这个阶段，列宁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这个实际出发，重新审视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适合俄国国情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构想，以及为实现这些构想而制定的一系列相应的政策。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第一次从宏观上回答了，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浓缩了列宁一生对社会主义思考和探索的一个结果。

在列宁这晚年八篇著作当中，能够集中体现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革命认识的文章是《论我国革命》。

二、《论我国革命》的主要内容：

这篇文章是列宁病重稍愈的情况下，于1923年1月16日和17日分两次口授的。当时，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围绕着到底是走社会主义还是回到资本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当时，在苏维埃政权内部，有个人叫苏汉诺夫，他过去曾经是一个孟什维克分子，就是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在1922到1923年期间，陆续发表了名为《革命札记》的反动文章，记述了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批判十月革命。他说，俄国根本就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所以，列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缺乏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的分析、对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是违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所以，就是为了粉碎苏汉诺夫这样的的攻击，再一次说明在苏维埃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列宁就分两次口授了这篇重要的文章。

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列宁批判了苏汉诺夫的观点，指出世界历史发展中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进而说明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和意义。

因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所以，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能不能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一直是有严重争论的。苏汉诺夫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得像西欧的那些经济发达国家那样，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了，工人无产阶级占了全人口的多数，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当时的俄国，农业强于工业，而工业的普及范围还很低，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俄国在民主革命之后，必须首先得“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成熟起来，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这些人认为，俄国经济落后，所以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那列宁搞十月革命，就是缺少对俄国社会主义经济条件的分析，是违反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对此，列宁首先是这样批判的。他说：“他们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苏汉诺夫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什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苏汉诺夫在认识问题的时候，并不是讲究从实际出发，而是公式化的考虑问题，这种方法在本质上就是错误的。同时，列宁认为，他们的 一举一动也暴露出他们是怯懦的改良主义者，不敢离开资产阶级一步，害怕和资产阶级决裂，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们只看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一条固定道路，而看不到革命在新的情况下也会有新的发展形式。

然后，列宁为了反驳了这一观点，又从正面，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特点和特殊性：第一，俄国的十月革命“这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因此他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特殊性;但是这些特殊性是符合世界发展的总路线的，同时，又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的。第二，俄国是介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落后民族之间的国家，这就说，在爆发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情况下，落后的俄国只有利用战争造成的政治危机，去发动革命，去实现社会主义，这才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唯一出路。那么，这样的革命可能而且势必会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是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的西欧各国的革命。

而且，列宁认为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列宁认为，俄国革命所体现出的这些新特点，他是无产阶级革命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而一般性又在特殊性之中，所以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当时的俄国虽然还是一个农业国，经济落后，但是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那么，“既然特殊的环境把俄国卷入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这种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的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一切其他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所以，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以便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发展文明，而不应当坐失机遇，照走西欧国家的固定道路，去容忍已经把工农群众逼入绝境的资本主义制度，等到俄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之后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完全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苏汉诺夫不懂这些情况，死死的抱着过去的结论不放。所以他们否定俄国革命，更不懂得首先得用革命的手段创造前提，这样一个道理。

第二部分，列宁进一步批评了所谓革命需要文明的这种论调，指出，我们可以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比如说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等等，同时，还说明革命必须得根据实际情况发展的原理。

三、启示：

《论我国革命》是运用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和总结，深刻阐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个别发展阶段和不同国家表现出的特殊性的统一，阐明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辩证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学习《论我国革命》这篇文章，对我们今天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1）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提出“先革命再发展”的理论。这对我们深刻理解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近代以来，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它不可能像西欧国家那样，首先使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起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资本主义不能拯救中国，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 所以中国共产党只能从中国实际出发，首先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准备必要前提，然后创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2）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为前提的，东方国家将比俄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这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中国国情，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下去。（3）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指出，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思想对于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生产力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权性质、历史传统、时代环境、发展条件决定了我们不能以其他的方式来发展，只能靠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来发展。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建立和完善充满活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叶庆丰，《论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