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2 11:55:50
论文摘要：明末清初，钱谦益三笺杜诗：《读杜小笺》以史证诗，《读杜二笺》以诗正史，《钱注杜诗》以诗补史。三次笺注贯穿的诗史互证精神，对其晚年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钱谦益，明清之际著名的文学家、学者，其诗文创作与文学主张对明朱清初的文坛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先后三次笺注杜诗，时间跨度近30年。从三笺杜诗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可以考察出钱谦益诗史观的深化过程。
一、《读杜小笺》：以史证诗
崇祯六年(1633年)，钱谦益在《读杜小笺》中提出“诗史”观。他在《郑典设自施州归》笺注中说：“施州，裴冕也。冕性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每会宾友，滋味品数，坐客有哨声于名者。二诗记?F公、施州事，皆诗史也。”“二诗”是指此诗及《赠李十五丈别》，钱谦益认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裴冕等人的事迹，故可称之为“诗史”。
关于钱谦益的“诗史”观，我们还可在其序跋中找到有关论述。崇祯四年(1631年)，他在《跋汪水云诗》中说：“《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醉歌》十首，记国亡北徙之事，周详恻怆，可谓诗史。”他认为宋末汪元量诗写尽国破家亡之痛，堪称诗史。
钱谦益认为杜诗有诗史意义，这确实把握了杜诗的真精神。杜甫“三吏”、“三别”、《北征》等诗为史诗中之名篇。五代以来，杜诗即诗史成为许多士人的共识。五代孟?ぴ凇侗臼率?じ咭莸谌?吩疲骸岸欧曷簧街?眩?骼肼な瘢?铣掠谑??萍?烈???抟攀拢?实笔焙盼??贰?”宋代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杜甫传》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白宋以来，杜诗即“诗史”之论为人们所理解，并促使了“诗即史”观念的产生。宋人严粲《诗缉》卷二十二“鼓钟刺幽王”条云：“然古事亦有不见于史，而因经以见者，《诗》即史也。”明人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首，明人朱朝瑛《读诗略记》卷四“鼓钟”条均引用严粲此句。宋代以来，严粲诸儒以《诗经》补史，体现了古老的诗、史合一的传统。元人刘养吾则明确提出“诗即史”，其《送钱方立游荆二首》(其一)诗云：“阿年耆旧谁家传，一代衣冠又古丘。乱后题诗诗即史，未应轻付水东流。”
正是在诗史观已为人们所接受的背景下，钱谦益在《读杜小笺》中提出了他的诗史观，即以史汪诗，并在笺注中多次运用。如《投赠哥舒开府》诗注，引用天宝十一年哥舒翰与安禄山同到朝中事迹，笺释“受命边沙远，归来御席同”句；《上韦左相》诗注，引天宝十三年杨国忠精求端士事，笺释“霖雨思贤佐”句；《塞芦子》诗注，引安史之乱时，史思明兵进太原而致崤、丽空虚渚事。笺释“崤、函盖虚尔”句。这样的笺注，在《读杜小笺》中俯拾皆是，反映出钱谦益“诗可传史，史可证诗”的诗史观。
二、《读杜二笺》：以诗正史
崇祯七年(1634年)，钱谦益作《读杜二笺》。在《渎杜二笺》中，钱谦益在以史证诗的基础上，采用一种新的笺注方法，即以诗正史。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杜甫《洗兵马》主旨的阐释。
在《读杜小笺·洗兵马》笺注中，钱谦益认为肃宗诚心思父，迎玄宗于巴、蜀，后因李辅国谗间，遂有移仗之事：
郭??《高力士传》云：辅国趋驰未品，小了纤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云霄之上，欲令猜阻，更树勋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与公诗意正相?合。关中即留萧丞相，谓房?也。瑁自蜀奉册，留相肃宗，故曰即留也。张子房谓张镐也。时镐方代?为相，故曰复用。?与镐皆玄宗旧臣，遣赴行在，肃宗用之而不终者也。钱谦益引用郭浞《高力士传》，把房?罢相之因归咎于李辅国谗间，这用的是以史证诗的方法。后来钱谦益修改此论，在《读杜二笺·洗兵马》笺注中，撕开了肃宗温情的面纱，认为肃宗尽孝迎父为假，猜忌囚父是真，玄宗移仗之根本原因不在于李辅国谗问，而在于肃宗为了皇权而不尽孝道。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肃宗：
呜呼!伤哉!公以上疏救房?，自拾遗移官，流落剑外，终身不振。此其一生出处事君交友之大节，而后世罕有知之者。则以房?之生平为唐史抹杀，而肃宗之逆状，隐而未暴故也。……唐史有隐于肃宗，归其狱于辅国。而后世读史者无异辞。司马公《通鉴》乃特书曰：令万安、成宜二公主视服膳，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呜呼!斯岂李辅国所谓匹夫之孝乎?何儒者之易愚也?余读杜诗，感鸡鸣问寝之语，考信唐史房?被谮之故，故牵连书之如此。并探究出《洗兵马》之主旨：
《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钱谦益此论可谓意味深长：第一，读诗首先要学会知人论世，把人物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分析，挖掘人物的性格与内心，才能得出正确的主旨。杜甫因上疏救房瑁导致四处飘零、终身不振。当朝廷清洗旧臣之际，杜甫上疏论救，非不察也；言微人轻，卷入党争，非不智也，是儒家“出处事君交友之大节”的信念支撑着杜甫，而上疏之举成为杜甫日后命运多舛的一个转折点。第二。读史而不能尽信史，房瑁并非浮薄之臣，肃宗并非孝顺之君，《通鉴》并非完全真实，以史证诗可能误解诗人的心曲。
钱谦益两次笺注，使《洗兵马》诗旨发生巨大变化。《读杜小笺》把房?被贬归咎于佞臣谗间，语气委婉，对肃宗有所回护；《读杜二笺》则直接刺君，显露肃宗之逆状，语气峭刻。在这种诗旨变动中，钱谦益赋予了诗史观更加丰富的内涵。那就是史可证诗之旨，诗也可正史之误。
三、《钱注杜诗》：以诗补史
《钱注杜诗》是钱谦益晚年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其《读杜小笺》和《读杜二笺》学术思想的延伸和发展。与前两次笺杜不同的是，钱谦益晚年注杜时，已经做了清朝的子民。山河易代之悲，黍离麦秀之感，沉潜于胸，形诸于笔，使《钱注杜诗》出现了、充满了浓重的家国之思，具体表现为以诗补史观念的深化。
钱谦益在崇祯年间笺注杜诗，已经注意到诗歌记载的事情有时会遗落在史家的视野之外，即诗能正史。那么，他晚年的注杜则明确体现了诗能补史、正史的功用。如对《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的笺注，《读杜二笺》云：“严武之贬，已见于贬房?之制，而贾至以中书舍人出守汝州，《旧书》不载，他皆无可考。”《钱注杜诗》云：“至出守汝州，在乾元元年。《旧书》不载，皆无可考。……当据此诗，以补唐史之阙。”二笺相较，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明确提出杜诗可补唐史之阙，其以诗补史的意识更加强烈。
在《钱注杜诗》中，这样的以诗补史的事例不少，如《览柏中允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笺注：“此诗云：‘方当节钺用。’必茂琳，非贞节也，史既不详，而《通鉴》尤为阙误，故详辨之于此。”又如《九日奉寄严大夫》笺注：“宝应元年四月，代宗即位，召武入朝。是年徐知道反，武阻兵，九月尚未出巴。《通鉴》载六月以武为四川节度使，徐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进，误也，当以此诗正之。”钱谦益以此两首诗补《通鉴》之阙，又正《通鉴》之误。可以说，钱谦益《钱注杜诗》中的以诗补史的诗史观，是其《读杜二笺》以诗正史的诗学观的发展和深化。
我们还注意到，相较于《读杜小笺》，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有意识地将诗史观与杜诗写作技巧有机地结合起来。在《钱注杜诗·秋兴八首》笺注中，钱谦益加强了对杜诗组诗篇章结构的分析，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充分表现了杜甫的写作技巧：第一，错综互举，重重钩摄。题下笺日：“此诗一事叠为八章，章虽有八，重重钩摄，有无量楼阁门在。今人都理会不到，但少分理会，便恐随逐穿穴。如鼷鼠人牛角中耳。余义则更于分章下详之。”其八笺曰：“公诗如骇鸡之犀，四面皆见，故错综互举，以告知者。”钱谦益有些自诩，认为自己独得杜甫的作诗之秘，在钱谦益看来，《秋兴八首》中每首诗既可独立成篇，又章章蝉联；既章章蝉联，又遥相呼应。每首诗都指向一个主题：“每依南斗望京华”，八首诗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第二，事讫重申，章重事别。后四首体现了叠章的写法：都是写长安，但角度不同：虽然角度不同，但都结穴于“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这个主题，而这个主题又服务于“每依南斗望京华”这个总主题。后四首既是八首之结尾，又是一个有机的、独立的小单元。第三，工于起兴，善于承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是第一首诗之起兴，第一首诗又是《秋兴》全篇之起兴。“末二句，结上生下，故即以‘夔府孤城’次之”，“今谓‘昆明’一章，紧承上章‘秦中自古帝王州’一句而申言之。……于上章末句，克指其来脉，则此中叙致，褶叠环琐，了然分明”。钱谦益非常注重诗与诗之间的过渡衔接。
钱谦益对杜诗写作技巧的分析，实际上是与其诗史观紧密相联的，即诗人要担当起“诗史”的称号，必须具备极强的叙事能力。在动荡的年代里，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会让诗歌承载起以诗叙史的任务，而在一个诗缘情的国度里，诗歌的叙事功能并不发达，诗人们对叙事技巧并不讲究，如何让诗歌更好地发挥叙事功能，成为摆在诗人面前的一个课题。所以，我们就能理解钱谦益为何以“铺叙排比”为杜诗的一个鲜明特点，为何对杜诗写作技巧极其重视。他对《秋兴八首》篇章结构的独特分析，实际上也回答了明人胡应麟提出的一个问题，胡氏说：
四言之赡，极于韦盂。五言之赡，极于《焦仲卿》。杂言之赡，极于《木兰》c歌行之赡，极于《畴昔》、《帝京》。排律之赡，极于《岳州》、《夔府》诸篇。虽境有神妙，体有古今，然皆叙事工绝。诗中之史，后人但知老杜，何哉?胡氏也是从叙事技巧而论，他提出一个疑问，千载而下，叙事绝妙者不乏其人，为什么只有杜甫能担当起“诗中之史”的称号呢?而牧斋对《秋兴八首》写作技巧的分析，实际上回答了胡氏提出的这个问题，那就是《岳州》、《夔府》等排律表现了杜甫卓绝的叙事能力，《秋兴八首》等抒情性质的七律也表现出杜甫谋篇布局的高超才能；杜诗之难，不仅难在排律上，还难在七律上；七律之难，不仅难在声凋字句，还难在能够涵括巨大的历史内容。杜甫正是以七律诗，完美表现了诗歌叙史和诗歌补史的艺术功能。
四、诗史情结与诗歌创作
从《读杜小笺》到《钱注杜诗》，钱谦益诗史互证的精神一直贯穿于其中。这种精神来源于“诗可以观”传统的儒家诗教。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同观周乐的事迹，季札从反映政治盛衰的角度来批评《诗经》诸作，这种批评方法开启了后世以“诗史”论杜甫的法门。钱谦益也是从“诗可以观”的视角来论杜诗，他在《学古堂诗序》中说：“余往与泾华数子言诗，以为自汉以来，善言秦风，莫如班孟坚，而善为秦声者，莫如杜子美。”从杜诗中可以观出秦声、秦风，他在《王元昌北游诗序》中对杜诗中的秦声作了解释：“秦之诗，莫先于《秦风》，而莫盛于少陵，此所谓秦声也。自班孟坚叙秦诗，取‘王于兴师’及《车辚》、《驷铁》、《小戎》之篇，世遂以上气力，习战斗，激昂噍杀者为秦声。至于近代之学杜者，以其杜诗为杜诗，因以其杜诗为秦声，而秦声遂为天下诟病。甚矣世之不知秦声也!”他认为杜诗中的秦声并不是那种充满兵象之音的秦声，而类似于《诗经·秦风》中的篇什。杜诗温柔敦厚，婉而多风。杜诗多风，从杜诗可看出开元、天宝至大历年间的政治之兴衰，唐帝国如何从盛世一步步走向衰微。而当钱谦益也不由自主地卷入历史的漩涡中，身经天翻地覆的朝代更迭，激烈动荡的社会动乱时，他会更深刻地感受到诗歌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而正是这种感受，极大激发了钱谦益以诗观风、以诗存史的诗学思想。
钱谦益晚年在《有学集》中，也多次流露出他的诗史情结。顺治八年，他在《浩气吟序》中说：“鼎钟铭勒，岂徒托诸诗史，终有考于斯文。”钱谦益作此序文以悼念他的门徒瞿式耜；作于顺治十三年的《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继乙未春留题之作》(其十四)诗，云“闽山桂海饱炎霜，诗史酸辛钱幼光。束笋一编光怪甚，夜来山鬼守奚囊。”钱谦益此诗写给抗清义士钱秉镫；作于顺治十八年的《王奉常烟客七十寿序》云：“余定陵老史官也，佩文肃琬琰之遗训，故记斯宴也，亦用史法从事。诸子有志于古学者也，作为歌诗以祝寿，岂亦将取征诗史，耻为巫祝之词，则余之志其不孤也矣!”钱谦益作此序以纪念他的老师王图，钱谦益晚年还念念不忘自己老史官的身份。我们注意到，这种诗史情结与崇祯朝时的诗史意识有一脉相通的地方，即都是遗民心态的折射。《有学集·跋汪水云诗》称宋末汪元量诗写尽国破家亡之痛，“可谓诗史”。而当钱谦益也像汪氏一样身处朝代变革时，他过去的涛史意识就会转化为浓厚的诗史情结，这种浓厚的诗史情结也影响着钱谦益的诗歌创作。钱谦益晚年的《投笔集》，不仅体现了《钱注杜诗·秋兴八酋‘》中的创作技巧，更体现了其强烈的诗史观念。这里，我们以《投笔集·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为例，来观照杜诗三笺中的诗史观对其创作的影响。
《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写于顺治十六年，是时郑成功率主力北上，破瓜州，降镇江，前锋部队已抵达南京城下，复明运动出现转机。在这种形势下，钱谦益心情兴奋，写下这八首组诗。第一首，钱谦益以起兴开端，“龙虎新军旧羽林，八公草木气森森”为此诗之起兴，此诗点明当时的抗清形势：郑成功水师势如破竹，直抵金陵。“长干如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砧”两句，喑指战争平息。钱谦益希望复明运动能取得最后胜利，万户不再有离愁。此诗为全篇之起兴，奠定了全篇的基调。第二首，“十年老眼重磨洗”写出钱谦益十年的艰辛等待，钱谦益自顺治六年就开始受永历朝之命联络东南，至此正好十年。第三首基调高昂，“大火西流汉再晖”，喻指明朝宗室再兴。第四首，诗人从想象回到现实，情绪也转入低沉，开始描写内心之悲痛：“九州一失算残棋，幅裂区分信可悲”，山河沦陷，国家分裂。“局内正当侵劫后，人间都道烂柯时”，局势如棋局争劫，仍然难以预料，而人们的等待已经太久。“推枰何用更寻思”，战争还在继续，而复明之心义无返顾。后面四首诗的前六句都写抗清斗争，后两旬诗意都是诗人对自己的描述。其五写抗清将来之前景。其六写抗清目前之局势，其七写抗清战争之场景。其八写抗清意志之坚定，都是写抗清，但角度不同；虽然角度不同，但都结穴于“依然南斗是中华”这个主题。这种写法既体现了钱谦益笺注《秋兴》时所总结的“事讫而重申，章重而事别”即叠章的特点。又描写了当时真实的抗清时局。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复明运动》中指出：“《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而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绝大著作也。”也道出《投笔集》诸诗在思想内容、篇章结构及以诗叙史等各方面都深得杜诗之精神。从顺治r六年到康熙二年，钱谦益在五年内创作出十三叠《秋兴》组诗，既充分表现了谋篇布局、铺张排比的高超才能，又传达出抗清的复杂局势及其内心深处的渴望和悲哀，实为明清之诗史。
学习古典诗歌的首要条件，是通读全文后能够理解这首诗的大致内容，只有在了解诗歌字、词、句表达含义的基础上，才能对这首诗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因此，读懂一首诗是高中语文古典诗歌单元教学的基础环节，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从诗歌全文内容来看，学生完全可以根据注释对诗歌内容进行理解。而在对诗歌进行赏析时，可从不同角度对诗歌进行赏析，如，诗歌的主要内容、诗歌的描法、诗歌的中心思想等。教师可以在引导学生通读全文后，要求学生自主学习，自行分析诗中关联的内容与表达方法。当学生通读全文后，往往会对整首诗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此时他们往往会产生不同疑问，如诗人想要透过这首诗表达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诗人的人生经历是怎样的，诗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背景下作了这首诗等等。教师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进行下一个环节的教学。
二、高中语文古典诗歌单元教学的第二个环节
了解诗人的生平经历是高中语文古典诗歌单元教学的第二个环节，也是对古典诗歌进行深度学习的重要环节。大部分诗人均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他们所作的每一首诗，都有可能彰显着他此刻所处的不同环境与不同心境。从某种层面上来看，诗人的人生经历对其诗歌内容、风格与中心思想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知人论世”完全是古诗单元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对诗人进行介绍时，教师可将诗人生平经历分为不同时期，如读书壮游时期，该时期诗人涉世未深，往往有着远大抱负，诗歌也尽显豪迈之风；战乱纷飞时期，诗人作诗往往会赞颂出征将士，表述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仕途不顺时期，诗人一般会遭到无数挫折，创作诗歌多半吐露了怀才不遇的心声。总之，了解诗人的生平经历，对学生深度学习诗歌是大有裨益的，教师务必给予重视。
三、高中语文古典诗歌单元教学的第三个环节
高中语文古典诗歌单元教学的第三个环节比较倾向于课外拓展，主要是为检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使学生懂得如何举一反三，进一步丰富学生的学习内容，帮助学生拓宽视野。教师在带领学生学完一首古典诗歌后，可选取诗人的典型故事，使学生对诗人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激发学生课下进行拓展阅读的兴趣。另外，围绕教学素材，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合作探究，通过充分探讨，去感悟与体会诗歌中蕴藏的道理，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课程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高中语文古典诗歌单元教学构建，要在丰富课堂内容的同时，落实三个目标，促使学生对诗人及其作品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帮助学生更好地领悟古典诗歌的深层底蕴，提升自身文化内涵。
关键词：《全唐诗》；《乐府诗集》；异文；因袭；改编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2-0023-008
清编《全唐诗》卷10至卷29将郊庙乐章和乐府歌诗单独列出，“以存一代乐制”[1]，这20卷所收录的诗歌，除少数郊庙乐章外，几乎全部重见于同书收录的诗人本集之中。这部分重出诗歌数量达到2838首[2]，其中很多是唐诗名篇。这种重出互见的现象是《全唐诗》编排体例造成的，故佟培基先生《全唐诗重出误收考》对它们均未作考辨。但我们注意到，这些在《全唐诗》中前后重出的诗歌文本有着较大差异，存在很多异文。这些同书异文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全面比勘唐诗异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全唐诗》前面乐府部分所录诗歌的文本与《乐府诗集》有着惊人的相似，甚至大多数文字是完全相同的。这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清编《全唐诗》与《乐府诗集》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学术界无论是在研究《乐府诗集》的学术、资料价值，还是在探讨《全唐诗》的资料来源和成书经过时，都鲜有学者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笔者尝试对此问题进行粗浅的讨论，并求教于方家。
一、清编《全唐诗》前后重出诗歌异文的比勘
《全唐诗》卷126录王维《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杨子谈经所（一作处），淮王载酒过。兴阑啼鸟换（一作缓），坐久落花多。迳转回银烛，林开散玉珂。严城时未启，前路拥（一作引）笙歌。”此诗在《乐府诗集》卷80“近代曲辞”作《昆仑子》：“扬子谭经去，淮王载酒过。醉来啼鸟唤（一作换），坐久落花多。”未署名。[3]《全唐诗》卷27，诗题、文字均同《乐府诗集》，仅录前四句，亦未署作者名。《全唐诗》卷128录王维《息夫人》：“莫以今时（一作朝）宠，难忘（一作宁无，一作能忘）旧（一作昔）日恩。看花满眼（一作目）泪，不共楚王言。”此诗在《乐府诗集》卷80作《簇拍相府莲》：“莫以今时宠，宁无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闺烛无人影，罗屏有梦魂。近来音耗绝，终日望应门。”比前者多出四句，且未署作者名；《全唐诗》卷27，诗题、文字均同《乐府诗集》，亦未署名。那么后四句从何而来呢？《乐府诗集》卷79《水调歌》入破第六兀骸肮胫蛭奕擞埃罗屏有梦魂。近来音耗绝，终日望君门。”未署作者名；《全唐诗》卷27，录此四句，亦未署名，与《乐府诗集》完全相同。
上面所列是不是个别现象呢？为了搞清楚事实真相，我们将《乐府诗集》中收录的所有唐诗与《全唐诗》进行了一一比勘，但由于其数量相当巨大，不宜在此全部列举。为了便于表述和阅读，仅从《唐诗三百首》中选择几首较为著名的乐府诗来进行对比，如表1所示。
从表1不难看出，无论诗歌标题、作者，还是诗句本身，《全唐诗》前面乐府部分所录诗歌的文本与后面诗人本集（少数诗歌散见于他人诗集）中的文字有很多不同之处，二者的资料来源显然不同；除了少数文字是扬州诗局的馆臣们依诗人本集校改（标注“集作”）以外，前者与《乐府诗集》中的文字却高度吻合。这绝非偶然现象，通过将《全唐诗》与《乐府诗集》进行全面比勘，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二、清编《全唐诗》对《乐府诗集》的因袭
诚如前贤所论，清编《全唐诗》奉旨而撰，以十人之力在不足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编校整理工作，成书极为迅速。其中诗人本集部分虽然主要是依据季振宜《全唐诗稿本》和胡震亨《唐音统签》等加工而成，但也并非完全照搬，有些是经过了馆臣们的重新选择和删改，有些是经过了他们的辑补和校勘，也有些是利用了前人的整理本加工而成。[4]总体来说，《全唐诗》诗人本集部分的资料来源是相当复杂的，但前面的乐府部分基本上是将《乐府诗集》中的唐诗直接照搬而来。其依据略有如下数端。
首先，从乐府分类来看，异中有同，同大于异。郭茂倩《乐府诗集》从音乐的角度将乐府诗分为12类，而《全唐诗》将12类合并为8类，删去“燕射歌辞”、“清商曲辞”、“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乍一看，似乎二者区别明显，但实际上，《全唐诗》除“新乐府辞”删去了全部内容外，其余三类所收诗歌几乎全部保留了下来，合并在其他类中；而且诗歌的总体编排次序是基本一致的，不但各类对应，甚至各题的顺序也都基本相同。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虽然《全唐诗》与《乐府诗集》在郊庙歌辞和乐府歌诗的分类方法上略有不同，但它们是异中有同，而且是同大于异。至于《全唐诗》采取不同于《乐府诗集》的分类方法，可能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方面是扬州诗局的馆臣们认为《乐府诗集》的分类不尽合理。正如整理本《乐府诗集・出版说明》中指出：“这十二类的分法，也有可商处。如舞曲，分雅舞、杂舞，雅舞用之郊庙、朝，杂舞用之宴会，那已经包括在郊庙、燕射中了。再像@、铎、巾、拂等舞曲，都包括在清商曲内。那末舞曲就不必另立一类了。”[5]3郭茂倩以音乐分类自有其合理之处，但也不可避免有着某些缺陷，“由于其赖以分类的‘音乐’存在着不精、不清、不明等多方面的弊端，而先后遭到了元、明、清诸多学者的批评和指责，有的甚至另起炉灶，进行重新编集与分类，如元代的吴莱、胡翰、左克明，清代的冯班等人，即皆为‘贬郭’队伍中的中坚人物。”[6]彭定求等十位编修官皆在籍翰林，进士出身（三人为状元），饱读诗书，有着自己的判断和取舍，在编修《全唐诗》时对乐府诗的分类方法采取了微调。如郭茂倩《乐府诗集》卷79《近代曲辞序》云：“近代曲者，亦s曲也。”直接指出了“杂曲歌辞”与“近代曲辞”的关系。郭氏将二者分开，也在《近代曲辞序》中说明了原因，是本着“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的原则。显然，《全唐诗》编者不认同郭氏的这种分类方法，因此进行了类目上的调整。另一方面，可能与《全唐诗》的总体编排有关。还以“近代曲辞”为例，《乐府诗集》的“近代曲辞”主要是收录隋唐以来的杂曲，与“新乐府辞”有何区别呢？清代钱良择《唐音审体》云：“（《乐府诗集》）又分隋、唐杂曲为‘近代曲辞’，以别于古，而不列之‘新乐府’，以其皆有所本，皆被于乐，与古不异也。”[7]指出了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收入“近代曲辞”中的唐代歌诗是可以入乐的，“新乐府辞”一般是不入乐的。因为《全唐诗》乐府歌诗部分未收“新乐府辞”，也就失去了将二者对比以强调音乐性的必要了，所以馆臣们将“近代曲辞”纳入“杂曲歌辞”之中。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乐府诗集》所收某些类别的诗歌中唐诗数量极少，故而《全唐诗》将其归入相近的类别中。如《乐府诗集》“燕射歌辞”中仅收录唐代《晋朝乐章》和《周朝乐章》二首，《全唐诗》若单列为一类就显得非常不协调；且将其纳入“郊庙乐章”也并无不妥之处，反而更恰当。
其次，从编次序目来看，变不乱为乱，乱出有因。《全唐诗》诗人本集部分的编排总体上是按诗人登第年、入仕年、卒年等先后为序，虽然有不少欠妥之处，受到历代学者的指摘，但主要是因为资料缺失、考证未精的缘故造成，尚不至于杂乱。与之相比，《全唐诗》乐府部分很多诗次序编排显得极为混乱，中晚唐诗和初盛唐诗交错编排在一起，没有按照时代先后排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全唐诗》卷10至卷29中诗歌的编排次序几乎完全与《乐府诗集》一致，仅将《乐府诗集》中非唐代的诗歌剔除。笔者尝试着将《乐府诗集》编排诗歌的特点概括为：“分类按题列先后”，即从音乐的角度将入选诗歌分为12类，每类下列有若干题，同题诗歌按照时代次序排列。有些题下无初盛唐诗，仅录中晚唐诗；在换题之后，该题下可能既有初盛唐诗，也有中晚唐诗。而《全唐诗》无论分类还是各类下的诸题，在编排次序上几乎都按照《乐府诗集》，从中选录唐代诗歌，这样就破坏了《乐府诗集》编排诗歌的“有序性”，变“不乱”为“乱”，从而显得杂乱无章。如《全唐诗》卷17“鼓吹曲辞”依次收录：《朱鹭》（张籍）、《艾如张》（李贺）、《上之回》（卢照邻、李白、李贺）、《战城南》（卢照邻、李白、刘驾、僧贯休）等，忽前忽后，不免给人杂乱之感；但若对比《乐府诗集》卷16，就会明白其乱出有因。这些诗歌是从“汉铙歌”中辑出，《乐府诗集》先列十八首“古辞”，然后再列历代歌辞，“汉铙歌上”编排次序为：《朱鹭》六首、《艾如张》二首、《上之回》七首、《战城南》七首。《全唐诗》依次挑出各题下的唐代歌诗编辑而成，所以总体稍显混乱，其实从《上之回》、《战城南》可以看出，同题下的唐诗还是按时代先后排序的，可以说“乱出有因”。
第三，从异文取舍来看，《全唐诗》前面乐府部分所收诗歌文字基本上均依《乐府诗集》。上文通过对《全唐诗》前后重出诗歌异文的比勘，已经初步证实了这一点。不妨再列举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作进一步说明。我们注意到，《全唐诗》前后重出的诗歌中有很多诗题都完全不同。杨慎《升庵诗话》卷一“子美赠花卿”条云：“唐世乐府，多取当时名人之诗唱之，而音调名题各异。杜公此诗（《赠花卿》），在乐府为入破第二叠。王维‘秦川一半夕阳开’，在乐府名《相府莲》，讹为《想夫怜》；‘秋风明月独离居’为《伊州歌》；岑参‘四去轮台万里馀’为《蔟拍六州》；盛小丛‘雁门山上雁初飞’为《突厥三台》；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为《盖罗缝》……”[8]诚如杨慎所云，在唐代乐府中很多诗歌“音调名题各异”。因为《乐府诗集》主要是依音乐曲调命名，常将原诗题隐去，故而与诗人本集中的诗题差别较大。杨慎所列举的这些诗歌在《全唐诗》中大多重出，而且前面乐府歌诗中的诗题多依《乐府诗集》。
第四，从乐府解题上来看，《全唐诗》所收乐府诗解题多节自《乐府诗集》。郭茂倩《乐府诗集》的解题以“浩博”“精审”著称，《四库全书总目・乐府诗集》赞曰：“其解题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9]《全唐诗》中的乐府诗，不仅仅诗题、作者、诗歌文本主要依据《乐府诗集》，就连乐府解题也都从《乐府诗集》中简化而来。如《乐府诗集》卷79《伊州歌第一》下注：“《乐苑》曰：《伊州》，商调曲，西京节度盖嘉运所进也。”（按，“西京”当为“西凉”，“盖”原作“盍”，可能皆为钞刻致误。《全唐诗》均已改正）《全唐诗》卷27同此注，但删去“《乐苑》曰”三字。当然，《全唐诗》并非一味照搬《乐府诗集》的解题，而是选择性摘录，或综合而成；而且还有一些解题因删节过多，导致句意难以理解。如《全唐诗》卷23“琴曲歌辞”下注：“古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操。自是已后，作者相继。”此注后两句让人颇为费解。该注是从《乐府诗集》卷57解题所引《琴论》中删节而来，原文介绍了琴曲中“畅”“操”“引”“弄”的寓意以及琴曲的发展演变和分类，然后说：“自是已后，作者相继，而其义与其所起，略可考而知，故不复备论。”语义清晰，不难理解。删去文献的来源出处，是《全唐诗》编者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法，颇为后人诟病。
第五，还有一些因《乐府诗集》而致误的例子，更能说明《全唐诗》对《乐府诗集》的依赖。前面谈到《乐府诗集》卷80录《簇拍相府莲》共8句，其实是将《息夫人》和无名氏《水调歌》入破第六氐加而成，明显是误收；而《全唐诗》卷27也随之而误。又，《全唐诗》卷21“相和歌辞”录《大子夜歌》二首和《子夜警歌》二首，均署名陆龟蒙，在两首诗题下均注：“次首本古曲辞。”这两首诗在《乐府诗集》卷45“清商曲辞”均未署名，《全唐诗》据何署名为陆诗呢？《乐府诗集》点校本道出了原委：“《大子夜歌》二首、《子夜警歌》二首，皆晋宋辞。《全唐诗・乐府》因此二题与上文陆龟蒙作相连，遂作陆诗收入，误也。”[5]654《乐府诗集》中《大子夜歌》二首紧接在陆龟蒙《子夜四时歌》四首之后，又未署名，导致《全唐诗》编者产生误解，以为它也是陆氏之作。这种现象在《全唐诗》中也较为常见，如《乐府诗集》卷80在张祜《上巳乐》后多首诗均未署名，《思归乐二首》之二和《戎浑》分别是王维《送友人南归》和《观猎》的前四句，而《全唐诗》卷27均收入，亦未署名；但《全唐》卷511张祜本集皆作为张诗而误收。《乐府诗集》“近代曲辞”部分的编纂似乎较为草率，此前各卷各类诗歌基本上是每首诗下都署名，但“近代曲辞”很多诗题下未注明作者，故而容易导致后人产生误解，要么以为这些诗的作者是无名氏，要么以为这些诗与前面一首（或数首）属于同一位作者。《全唐诗》乐府歌诗不少署名错误就是因此而形成的。
通过以上全面对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清编《全唐诗》中的郊庙乐章和乐府歌诗是从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移植而来。
三、清编《全唐诗》对《乐府诗集》的改编
关键词:孙大雨 商乃诗 新诗创作 翻译实践
商乃诗,又名“商籁诗”、“十四行诗”等,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新诗运动的发展,过度的追求诗体大解放、追求诗歌的自由体,导致诗歌这一文体出现了严重的散文化倾向。商乃诗的出现便为寻找诗歌新的格式与音律提供了很好的出路。
“据我考查,直到1926年4月10日,中国的报刊上,才出现了第一首比较严格的按照意体十四行的格律写作的汉语十四行诗。这首诗的题目叫《爱》,作者署名“孙子潜”。发表在北京的《晨报副镌》第1376号上”。孙大雨发表了《爱》、《决绝》、《回答》、《老话》以及《惋惜》、《遥寄》等均为中国十四行诗的发展做出很好的实践,他认为一首好诗不应该是大白话,而是有一定的内在流动性,在十四行诗的创作上他更是勇于实践与创作,并作为我国新诗创作时期一位依照意体十四行格律而写作汉语十四行的诗人,有着其自身的创作张力所在。在《爱》中我们看得出孙大雨开始有意识的创作意大利体十四行诗,不仅仅运用了意大利体的“四四三三”的结构体式,而且遵守了其韵律“ABBA ABBA CDE CDE'’,同时也将诗行的高低按照韵脚的变化而排列,为十四行诗的创作更是增添了一层严谨。但孙大雨十四行诗的创作并不是刻板无灵活性的,另如他的《决绝》在形式上前八行为一段,后六行为一段,八行中又以每四行为一小段,六行中以每三行为一小段。韵式上前八句与《爱》相同“ABBAABBA”,后六句采用了不同于《爱》的“CDE DFF”,以及《回答》中后六句的“CDE FDE”;《老话》中的“CDE CDF”等等,后六行的灵活变化均在意体十四行诗的容许范围之内,孙大雨能够依据诗歌的具体情况将十四行诗的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更是为我国十四行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在孙大雨的商乃诗创作中,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跨行与跨节的现象,跨行如“我怕世界就要吐出他最后,一口气息”(《决绝》)、“我不知/怎样回答”(《回答》)、“凭靠在/渺茫间”(《老话》)等等;跨节如“悄悄退到沙滩下独自叹息,去了”(《决绝》)、“可是谁是/造物自己”(《回答》)、“你们这下界,才开始在我的脚下盘旋往来”(《老话》)等等这样使诗歌虽每行分开却又相连,有着一种内在流动与连绵不绝的音乐美感。人们对孙大雨19世纪20年代前后创作的商乃诗有着极好的评价,孙近仁、孙佳始在《孙大雨诗文集》中前言中有记载:唐弢特别推崇《决绝》,他说:“我爱闻一多的《奇迹》,孙大雨的《决绝》……”,梁宗岱称赞:“孙大雨把简约的中国文字造成绵延的十四行诗,其手腕以有不可及之处”,卞之琳说“也只有孙大雨写了几首格律严整的十四行。”由此可见,孙大雨创作的商乃新诗不以量取胜,但却为推动中国十四行诗的发展却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启发了我们更有兴趣的去寻找、发现中国现代语言的严谨、致密、柔韧以及潜在的音乐美感。
同样,孙大雨在对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翻译中更是倾心倾力,从外在的形式到内在的诗味以及每一诗句中词语的选取都是十分严谨认真的,这也看出了他对莎翁、对商乃诗的热爱程度。中国诗人对英国十四行诗的移植与改造经历了很长时间也经历了很多诗人的一步一步的努力才日趋完善,孙大雨对十四行诗的翻译实践可以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来分析:
一 对节奏的改造与移植
诗歌的节奏与格律一直是孙先生诗歌观念的一个重点所在,十四行诗的节奏与中国诗歌的格律与节奏密切相关。孙大雨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如既往的比较注重节奏。如在翻译第十八首时是严格按照莎士比亚“四四四二”共十四行的结构,另外根据其音组格律的翻译观,对莎士比亚的第十八首进行翻译时,无形中有着十二音五顿的节奏划分,这样翻译出的作品读起来节奏流动而不显呆板,当然在其它几首中也有十三音五顿的情况,例如第七十三首、第八十七首、第一百一十一首等等,这在其新诗创作中也有所体现,如《遥寄》的第一首,音节数有十二音、十三音也有十四音的。这也正说明了孙大雨翻译诗歌的灵活性,对音节数的整齐与否比较宽松,而更注重顿数的整齐、节奏的流畅,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卞之琳讲道:我较后的经验是在中文里十四行体,用每行不超过四顿或更短,可能用得自然,不然就不易成功。”而孙大雨的十四行诗新诗创作以及翻译大部分都是以五顿见多,这或许跟他的“以二或三个汉字为常态”进行变化的“音组”理论的应用有着一定的关系,每行均有严格的5个音组,即“五顿”。文学的翻译需要经过很多程序的磨合与适应,并没有完全的全盘接受或不加任何的改变,意大利的sonnet在传人英国后就发生了形式及语言上的改变,形成了英式的十四行诗。由此可见,孙大雨的翻译也正说明了中国诗人对十四行诗的改造与移植,同时也成就了中国化的十四行诗的发展前进,这是中国诗人作为译者的职责。 二 采用跨行与跨节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所以诗歌在语言范围内的重点也就不同,英诗注重重音与音节的节奏,而汉语诗歌是音节与意义的统一体,所以英诗的创作比较注重形式的节奏性,那在汉译的过程中就要注意这一特点,在尊重意义的基础上进行跨行或者跨节,提高整个诗歌行之间与小节之间的衔接性,最重要的汉译中要使跨行、跨节的关键点语义的歇息较大,否则则会破坏诗歌的意义完整性。如孙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六十六首的前两句:
厌倦了这种种,我求死亡来给我
安息,如眼见才能被命定做乞丐,
这样看来在追求音节与音组的情况下,孙大雨找到了这句中的语义歇息较大的点来完成跨行。在这一方面,孙大雨并不是逐字逐句的生搬硬套的去翻译,这在对雪莱的《西风颂》的翻译中有所体现,“The winged seeds,where thy lie cold and low,/Each like a corpse withinits grave,until /Thine azuresister of the Spring shallblow”(摘自第一首第三段)第一行与第二行并未跨行,而第二行与第三行之间的until作为一个暂时性的轻音步完成了语义的歇息与跨行,“冬寒的床上,它们全躺倒在那里/冷而低,粒粒像一具尸体在墓中,/要等你蔚蓝的青春小妹来吹起”,可以看出孙译的时候将第一行和第二行进行了跨行,第二行和第三行没有跨行,但也完整的表达了诗意,同时也没有破坏原诗的节奏流动,充分发挥了诗人译诗的主动性。
三 翻译中契合情感的选词
关键词：唐汝谔；《古诗解》；古诗选本
唐汝谔，字士雅，明末松江府华亭人。华亭又名华亭谷，在今上海松江县西。其弟唐汝询著有《唐诗解》五十卷，畅行于世，唐汝谔继作《古诗解》二十四卷。又有《诗经微言合参》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著述《古诗解》:“其兄汝询有《唐诗解》，故此以古诗配之。其注释体例略同。惟《唐诗解》以五七言分古近体，此则分为五类：曰古歌谣辞、曰古逸杂篇、曰汉歌谣辞、曰乐府、曰诗。其训诂字义颇为简略，所发明作意亦皆敷衍。又乐府之类声词合写者，汝谔不究其源，一一强为之说，尤多牵强。”机山钱龙锡在《古诗解叙》中说:“吾乡士雅唐君，少为诸生即博雅嗜古，与其弟仲言裒采汉唐诸诗而分解之。仲言《唐诗解》先成梓以行世，士雅方婆娑帖括，未遑竣业。及以明经振铎海虞，始出生平所著述诠次之，得若干卷，为歌谣乐府者十之五，为五言古诗者十之四，为四言、杂言、七言者十之一，总名《古诗解》。”
一、《古诗解》的选诗情况
《古诗解》二十四卷，共选诗近八百七十首，入选作家从帝王、公卿到方外异人、无名氏、闺秀、宫人计一百八十四人。具体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为古歌谣辞，共录八十首；卷三为古逸杂篇，录诗七十七首；卷四、五为汉歌谣辞，录诗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为古乐府诗，共录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汉乐府三卷录诗八十八首，魏乐府二卷录三十五首，晋乐府一卷录诗四十六首，宋乐府三十首，齐乐府十首，梁乐府二十六首，陈、北魏、北齐、隋三朝合录乐府诗十二首；卷十四为四言诗，总录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录五言诗，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共录三百零六首；录六言古诗八首，七言古诗九首。
从所录乐府诗来看，汉乐府诗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为晋乐府，共四十六首。显然唐汝谔认为这两个朝代乐府诗成就最高，均属“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者。就所录五言古诗而言，晋诗录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诗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录诗数量多少统计诗人，乐府诗类魏武帝和陈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齐鲍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诗类共录诗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潜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诗数量的33.3%。五言古诗类录诗数量第一位是陶潜（三十首），占全部晋诗数量的37%。其次为谢灵运（二十三首）。仅就四言诗和五言诗而言，共计384首，陶潜两类诗歌共录56首，占整个汉魏六朝古诗的14.6%，可见陶潜（渊明）在唐汝谔心中的地位，同时符合汉魏六朝诗歌在明末诗坛实际接受情况。（详见附表）
附表
《古诗解》录诗数量统计
二、《古诗解》的选录标准
唐汝谔的《古诗解》的选录古诗标准是什么呢？“是编所选，大都主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而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即亟为收录。惟乐府自晋宋迄齐梁，半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风使然，不得一切删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几亦十三国风不删郑卫之意云。”（《古诗解?凡例》）依照唐汝谔划定的标准，符合以下几条标准方可入选：一要“体裁古雅”，二要“辞意悠长”，三是“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四是乐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标准是儒家“温柔敦厚”之说。
这里唐汝谔所说“体裁古雅”，应该是指传统的四言诗、汉魏以来形成的五言诗及与汉乐府之后形成的历代乐府诗，自然而然那些齐梁之后的宫体诗等作品均在删汰之列。“辞意悠长”当指诗歌感情抒发与表达方面，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余味深长。同时，许多乐府民歌中表现男女真挚爱情的歌谣，在“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广为选录和传播。相较于唐汝谔之前的众多古诗选本，《古诗解》显得难能可贵。
唐汝谔在《凡例》中自称其诗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余述是编，不专步骤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参入之。于杨（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乐府》）则加精，于李（攀龙《古今诗删》）、钟（惺《古诗归》）则加博，庶几选古之一变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选》是准，他要选出符合自己所定标准的古诗。他声明《古诗解》所选古诗，在选目上要比杨慎《五言律祖》（9卷133诗人311首）和左克明《古乐府》（10卷）更加精当，意图“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总目提要》“总集类”），同时较之李攀龙《古今诗删》（唐前古诗9卷545首）和钟惺《古诗归》（15卷836首）更为博洽。那么，唐汝谔拿来对照的四部的古诗选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杨慎为嘉靖初期文坛鸿儒之一，为反对前七子派“诗必盛唐”之主张，力倡六朝诗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风雅逸篇》十卷、《古今风谣》一卷等盛行于当时，且以之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与反拨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杨慎在其《升庵诗话》卷一评王融《上巳诗》：“王融《上巳》诗‘粤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诗评》：‘四言诗，《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谔《古诗解》推崇的古诗第一标准正是“古雅”，不能说他没有受杨慎诗论的影响。杨慎《五言律祖》纯录六朝五言诗，较之唐汝谔《古诗解》而言，没有《古诗解》古歌谣到古乐府，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体裁古雅，辞意悠长”那么的精纯，也许缺乏“古人温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乐府》十卷，是继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后一部重要的乐府诗选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书录古乐府词，分为八类，曰古歌谣，曰鼓吹曲，曰横吹曲，曰相和曲，曰?[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杂曲。自序谓‘冠以“古歌谣”词者，贵其发乎自然；终以“杂曲”者，著其渐流于新声，又谓风化日移，繁音日滋，惧乎此声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陈隋，截然独以为宗。虽获罪世之君子，无所逃焉’云云。”“此集务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诗解》的乐府诗部分选录而言，唐汝谔受左克明影响很大，尽管郭茂倩《乐府诗集》影响更大，但唐汝谔《古诗解》选录乐府诗标准与左克明《古乐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选录“古歌谣”词，合计八十首，也许出于与左克明相同的标准：“贵其发乎自然”；乐府与古诗均止于陈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乐府序》中阐明不选唐代的原因一样：“唐人祖述尚多，非敢弃置，盖世传者众，弗赖于斯。”《子夜歌》晋宋齐辞郭茂倩《乐府诗集》只录四十二首，《古乐府》仅录二十首，《古诗解》仅八首，从数量上来说够精的了。
与明代李攀龙《古今诗删》和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相比，唐汝谔《古诗解》在当时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选录八百六十九首古诗的规模要远远超过前两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评李攀龙《古今诗删》：“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按?髯苑痔澹?加诠乓荩?我院何耗媳背??我蕴啤L埔院蠹桃悦鳎?嗦纪?敝钊酥?鳎??患八巍⒃?8亲岳蠲窝舫?欢撂埔院笫橹?担?昂笃咦勇室源寺巯嗌小E柿?茄。?淌侵疽病！薄把?祷ヒ欤?酥泵?踔??H胫鞒雠??辉嫡嬗邢薅稀X屎竽∧庳馇粤鞅淄蚨耍?煊牍?病⒕沽晖?芎笕酥?咐鳌F穹歉咛甘⑵?幸约ぶ??熘脸龆?炊?酰咳幻骷韭凼??常?杏谄咦印F咦勇凼??迹?煌獯吮嗦级?嬷?R嘧阋约?缁岜淝ㄖ?省J欠欠淦鹬?桑?纯煞弦病！弊魑?捌咦优傻牧炀?宋铮?钆柿?蘩砺鄹倭煨孕?裕?耸?柩”静宦继拼罄?院蠹八卧??璧淖龇ǎ?晌?锤垂排晒セ鞯目谑怠K淙还攀?肜指??糠质苋粟覆〗仙伲?迫贲痰摹豆攀?狻费∈?嬉?取豆沤袷?尽饭愕枚唷！端目馊?樽苣刻嵋?肪硪话倬攀??乐有省⑻吩?骸妒?椤罚骸笆鞘榉补攀??寰恚?剖????怼4笾家韵斯钣拿煳?冢?愣阂欢?码h字句，矜为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至于古诗字句，多随意窜改。”实际上，《诗归》在当时非常流行，几乎家置一编，洛阳为之纸贵。就选诗数量与特点而言，二书最为接近。就古诗而言，《古诗归》录诗八百三十六首，《古诗解》录诗八百六十九首，相差仅三十三首；《古诗归》录诗最多的诗人是陶潜，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谢灵运，二十六首；第三是谢?I，录二十二首。而《古诗解》录诗最多的是陶潜，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谢灵运，录二十三首；第三是谢?I，共十一首。二书非常接近，说明《古诗解》受《古诗归》影响很大。
与前述四种古诗选本相比较，唐汝谔的《古诗解》有详细的文字训诂，配以串讲式的评解，对每首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有精到的分析与鉴赏，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有的评解参照诗人生平遭际，诗的本事背景对诗篇融会贯通，评解真义；有的评解通俗地串释诗意，补足空白，使其语意贯通，明白晓畅。当然，限于唐汝谔对诗歌艺术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传统的“言志”“缘情”说。对于深刻反映现实，有着丰富内涵的现实主义诗篇，仅从儒家“温柔敦厚”的“发乎情，止于礼义”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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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齐鲁书社,1997年版.
[3]张廷玉等撰.明史[m].中华书局,1974年版.
[4]文渊阁四库全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我们是从二年级开始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背诵古诗的，现就我是怎样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背诵古诗谈几点我的做法：
一、采用竞赛的形式，让学生比赛背诵古诗。
刚开始背诵古诗时，我班采取的是一星期背一首古诗。在一个星期中，星期一把古诗背熟的就在古诗卡片上印五个五角星，称为“五星级学生”；星期二背熟的就印四个五角星，称为“四星级学生”，以此类推，越晚背熟五角就越少，星级也就越来低。开始几个星期，学生的积极性都很高，星期一来背古诗的人特别多，他们想当“五星级学生”，当他们拿着印了五个五角星的古诗卡片都兴高采烈，十分高兴。
但是过了几个星期，学生的积极性越来越低，总有不少学生到了星期五才来背古诗，而且背诵得一点儿也不熟练，学生的积极性已经渐渐减退，“五星级学生”也无法再激起学生的兴趣。因为每次只有老师的口头表扬，只能看到几颗五角星，没有老师的奖励，对于一名二年级的学生来说已经无法再提起学生的兴趣了。而有的学习成绩较为优秀的学生一个星期背好几首古诗，每隔一两天就来背一首诗，针对这种情况，我改变了原有背古诗的形式，不再要求一个星期背一首古诗，而是你能背几首就背几首，如果能在一个星期中背熟两首古诗就给予一些小奖品，这样一来学生的积极性又上去了，都争着来背古诗，有的学生背完了要求背诵的古诗以后又从其它的书上找来一些诗歌背诵，看到这种情况，我马上在全班学生面前表扬他们，并且给予奖励，希望其他同学向他学习，其他学生看到了以后也赶紧背熟要求背诵的古诗，再在课外书籍中找古诗来背诵，都希望得到老师的表扬和鼓励。一时间学生背诵古诗的劲头越来越高。
二、学生之间互相帮助，当小老师。
一个班的学生总有学习较优秀的和学习成绩不太理想的。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背诵古诗又快又好，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正确的背诵方法，背起古诗来一点儿也不难。而那些学习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背古诗只知道死记硬背，背起来又慢又容易背错，久而久之，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能在背古诗的过程中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越来越喜欢背古诗，学习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怎么背也背不熟古诗，看到古诗就头痛。看到学生的这种情况，我就采取的同学之间互相帮助的方法，让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帮助学习不太好的学生，教他们背诵古诗的方法，当他们的“小老师”。这样一来，学习好的学生不仅自己的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帮助了其他的同学，当他们的老师，让这些学生有发挥的余地，把自己好的学习方法传授给别人，体会小“老师”的乐趣。学习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也有了向同学学习的机会，知道成绩好是因为掌握了好的学习方法，自己也应该利用好的学习方法学习，这样学习成绩也能有所提高。
学生之间互相帮助不但可以让学生交流好的学习方法，而且可以拉近好差两种学生之间的距离。
三、诗配画，理解古诗的意思，激发学生背诵古诗的兴趣。
对于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来说，并不要求他们理解古诗的含义，但是一些含义比较简单的古诗就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对古诗的理解，给它配上一幅画，这样便于学生理解背诵古诗，而且让学生对照自己画的画背诵古诗，兴致就更高了。
学生给古诗配画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天马行空地进行想象，根据自己的想象来画画，不仅可以帮助理解古诗内容，激发学生学习、背诵古诗的兴趣，而且还可以让学生根据古诗展开想象。
二年级下学期有一首古诗《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这首古诗的意思比较简单，描写的是冬去春来的美丽景色。学生看到这首诗，一下子不能明白它的含义，但是学生可以理解“江山”、“花草”、“燕子”、“鸳鸯”这几个词的意思，会在画上表现这几样景色。画好了画以后，看到图上的内容，也很容易就联想到古诗描写的是春天的美景。学生看着自己画的画背诵古诗，这样，学生的积极性就更高了。
古诗配画，不仅让学生学习了新的知识，还通过诗配画理解了古诗的含义，让学生的想象力得到了发挥，一举多得。
论文摘要：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
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胡宗愈对杜甫“诗史”的范围没有像孟茶和宋祁那样去机械规定，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就都是“诗史”。不分体裁，也不限背景，其范围远比孟茶和宋祁的广。当代学者也不分诗体，马茂元就说杜甫的古诗和律诗一样:“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
但是胡宗愈的杜甫诗歌“诗史”说不特别限定写作背景，与现在的杜甫诗歌“诗史”说相距较大。现在的杜甫诗歌“诗史”说虽然不限诗歌的写作背景，但侧重安史动乱的背景意义，突出其对杜甫诗歌所烙印的乱离色彩。章培恒、骆玉明说，杜甫的诗歌是“乱离时世的悲歌”，“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
一、从题目了解诗歌
在诗歌鉴赏中，首先要对诗歌的题目进行关注，从诗歌的题目中首先对诗歌的基调有一个初步的把握。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刘长卿的《饯别王十一南游》，这些题目，不但让我们认识到，这是一首送别类的诗歌，还让我们了解到送别的原因。再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从题目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首思乡诗歌。由此可见，对诗歌题目有了一定的关注度，对读懂诗歌是很有帮助的。
二、从作者了解诗歌
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帮助我们读懂诗歌的另一条重要途径。了解了一首诗的创作背景，就可以找到通往诗歌灵魂的途径。南宋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南宋统治者的屈辱求和、不思抵抗激起了爱国人士的愤慨，南宋时期的有识之士在文学作品中，无不流露出抗金报国、收复失地的情感，给那个时期的作品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因此，当我们遇到岳飞、陆游、辛弃疾等南宋诗人的作品时，我们就要想到，诗歌中一定有收复失地的爱国情感。
三、抓住意象，了解诗歌
在我国的古典诗歌创作中，很多意象都已经被赋予了比较稳定的感彩，例如，月亮代表了思乡的情感，浮云代表了四处漂泊，梅花代表高洁，柳树代表送别的不舍等。在读诗歌中，善于抓取这些意象，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诗歌。比如，李叔同《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诗歌中集中了长亭、古道、芳草、夕阳几个意象，长亭、古道是古代送别的场所，芳草因其绵绵无尽而成了离恨的代名词，所以从这些意象我们很自然就可以把握诗歌的离别情感。
四、抓住关键词，了解诗歌
在诗歌中，常常会有透露作者感情的词语，例如，羁旅诗中“孤”“悲”“无情”“怜”“空”“独”“相思”“故园”“归”“客”“旅舍”“驿站”等，这些词的出现，已经让我可以将作者的思想感情紧紧地把握住了。比如，张继《枫桥夜泊》中“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中的“客船”二字，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诗人现在正处在旅途漂泊中。白居易诗句“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当我们看见“邯郸驿”知道诗人是在驿站中，“影伴身”告诉我们诗人是多么的孤独，将这些加起来，佳节时刻人在驿站客宿，只身孤独，诗歌中过节思念家人的情感，漂泊的孤独感就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