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范文

数字经济篇1

借优势拓展经济新空间

2月6日，贵州印发《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年-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这是国内首个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我省发展数字经济的优势是什么？

谢晓尧：贵州的优势总的来说有4个方面，一是战略优势，国家大力支持，数字化发展态势逐渐形成。先后获批建设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试验区，获批宽带乡村、远程医疗、物联网重大应用等试点示范，在大数据方面相继出台《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若干政策的意见〉》等系列相关文件，为发展数字经济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是资源优势，数据加速累积，应用模式和种类不断丰富。全省数据中心服务器承载能力达37万台，安装使用服务器5.1万台。云上贵州系统平台已承载481个应用系统，三大电信运营商贵安数据中心正式投入运营，数据共享开放实现突破，云上贵州政府数据共享交换平成升级改造，完成353个数据资源目录的梳理和170个数据集上云，共享数据集118个，108家网站与省政府门户网站实现数据交换等。

三是环境优势，软硬生态良好，发展条件和氛围持续优化。我省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生态和气候条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和宜居宜业环境，推动大数据等新经济形态发展，开展大数据先行探索，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参与大数据发展的氛围，形成全国大数据“试验田”的先行优势和数字经济发展良好的环境优势。交流合作环境不断优化，贵阳数博会成为全球数字经济领域重要的高端交流平台，中国痛客大赛、中国“云上贵州”大数据商业模式大赛等一批创业创新平台不断涌现。

四是后发优势，发展速度加快，为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空间，我省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主战略，经济加速发展、综合实力快速提升，工业实力明显增强，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旅游业井喷发展，一些优势产业在全国地位夯实，全省在西部地区实现了赶超进位的历史性突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五年位居全国前列。

发展“四型”数字经济

《规划》中提出了发展“四型”数字经济，“四型”所对应的经济业态是什么？

谢晓尧：“四型”经济即资源型数字经济、技术型数字经济、融合型数字经济、服务型数字经济，是贵州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内容。一是资源型数字济，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挖掘、数据可视化、数据交换交易等领域产业。这部分对应大数据核心业态部分。二是技术型数字经济，主要是数字技术硬件产品研发制造、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包括智能终端产品、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网络通信服务、数字安全等技术领域以及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等领域产业。这部分对应大数据关联业态部分。 三是融合型数字经济，包括数字技术与一、二产业的融合应用，智能制造、数字农业、智慧绿色能源、区域特色产业数字化等新型业态，促进产业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和提质增效，形成数字融合型经济新增长极。四是服务型数字经济，包括数字技术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数字化、网络化的现代服务产业新业态，着力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再造数字消费“新蓝海”。

当前，我省正深入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发展数字经济和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是什么关系？

谢晓尧：数字经济有很强的大数据特征，我们用大数据战略行动统揽数字经济发展，把数字经济作为我省大数据战略行动的重要方向，作为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

项目“牵引”培育市场主体

《规划》不但提出了我省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而且明确了四个支撑性目标。怎样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谢晓尧：主要以六个方面为抓手：一是抓信息基础设施。大力提升现代信息网络发展水平，加快形成宽带、泛在、融合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构建数字流动新通道。二是抓发展载体。以创建贵安数字经济部级创新示范区，打造贵阳数字经济示范城市、遵义数字端产品制造集聚区，建设贵阳-遵义-贵安数字经济核心引领带和一批省级数字经济示范基地（园区、小镇）。三是抓重点项目。每年谋划、和实施一批引领性、应用性、支撑性的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四是抓融合应用。抓各行各业的大数据应用，抓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推动转型升级。今年我们将实施“大数据+产业深度融合行动计划”，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促进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经营模式创新，重点建设120个典型示范项目。五是抓企业培育。千方百计打造一批引领企业、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中小微企业。六是环境营造，持续营造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验田”环境，让企业愿意来贵州投资、创业，愿意来贵州试验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规划》明确，数字经济是我省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重点，我省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具体如何布局？

谢晓尧：一是全力推动数字经济项目建设。为推进数字经济重大项目建设，今年1月10日，我省了数字经济重大工程包。重大工程包从资源型、技术型、融合型、服务型数字经济四个方面，优选了97个引领性、应用性和支撑性项目，总投资达到653.8亿元。对工程包中的项目，积极争取国家支持、推进前期工作、项目融资、督察促进等方面已开展了相关务实工作。目前，数字经济重大工程包项目正按照年度计划加快推进建设，将为数字经济起到稳固发展支撑、搭建发展载体、培育发展动力的重要作用。

数字经济篇2

《

数字经济》一书是由腾讯研究院出品、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工信部电子一所）战略支持的关于数字经济的一本专业性与通俗性相结合的读物。电子一所是工信部推动工业企业两化融合，即工业企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工作的主要支撑单位。所以，由一位数字经济中代表新兴经济的排头兵和一个致力于传统工业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者合作出品的《数字经济》，值得一读。

从专业性来说，腾讯高级副总裁、腾讯研究院理事长郭凯天先生在序一中就提出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否能跳脱现代经济学中困扰人们多年的著名的可见性、公平性和相关性三大陷阱，他本人对此抱审慎乐观态度。本书虽未正面深入研究这三大陷阱，但是通过本书各章节的介绍与讨论，我相信认真的读者读完本书后，也会同样抱有“审慎乐观态度”。

其实，对于可见性问题，“两化融合”这一提法已经做出了回答。融合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融合了的统计数字，怎么可能人为地把它分开。所以，不可见是常态，但不可见不等于不存在。中国有七万余家企业自愿自主参与工业企业两化融合（即数字企业）水平评估。评估数据非常明显地表明，当企业初步达到数字企业标准，即达到两化融合评估标准中的综合集成阶段，企业经济社会效益会有跃上一个台阶式的提高。这个提高从一个侧面回答了可见性问题。

相关性问题在本书中有比较全面的介绍。从本书中可以看到，数字经济的影响遍及社会经济的各方面，可说是无处不在，无人否认。现在的问题是数字经济把很多过去被认为很重要的问题边缘化了，或者正在边缘化，而不是数字经济自身被边缘化了。最典型的是电商的普及，把门店边缘化了。这类现象带来了很多矛盾。新旧交替时期这类矛盾不可避免，我们应该重视，采取适当措施予以解决，也不难解决。

比较困难的问题是公平性问题。历史上，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有一些人工的工作岗位被机器代替，这一般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如果解决不好，就会推高失业率，甚至造成社会动荡。数字经济的发展，其技术进步速度是史无先例的，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也是史无先例的。例如，上述门店边缘化就会带来店员的失业，但是同时又新增了大量的快递员就业岗位需求，这在经济学上就是典型的Y构性失业。这种结构性失业的规模（包括隐性失业）很大，在可预见的将来，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包括隐性失业显性化）。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这个问题，要真正了解这个问题，就一定要了解数字经济。

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要求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有相应的变化与变革，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例如，在推动传统产业两化融合时，不能搞技术驱动；在应用先进技术的同时，更要强调和重视领导负责、全员参与、业务流程优化、组织机构合理化和加强人员培训等方面。本书在这方面介绍较少，主要是介绍了一些国外的情况，对国内的介绍与讨论不足。但这个要求可能太高了一些，因为本书还要兼顾通俗性的要求。

数字经济篇3

人类文明进步的每个阶段都有一张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标签。当今世界，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发展，“大数据时代”以不可逆转的趋势深度影响和融入我们的生活。以大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必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引擎。强调，要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进新发展，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把“拥抱大数据时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作为重要内容，把握了世界趋势、顺应了时代需求，丰富了我省弯道取直、寻找“蓝海”的现实路径。六盘水市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深度融入全省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坚定不移发展数字经济，将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不断提供新动能、注入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坚持战略引领，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方向。战略胜于雄兵，方向决定未来。数字经济是新兴领域，没有模式可供借鉴，必须坚持战略引领，始终把准战略方向。我们将深入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着力在技术创新、协调推动、绿色环保、开放合作、共建共享五个方面下功夫，确保数字经济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我们将重点聚焦“五大新发展领域”，着力在新制造、新零售、新金融、新技术、新资源五个方面求突破，确保数字经济始终围绕明晰的目标发展；我们将紧密结合“五大战略行动”，着力在大扶贫、大数据、大健康、大旅游、大生态五个方面抓融合，确保数字经济沿着科学的路径前行。

突出资源优势，促进数字经济产业聚集。产业聚集需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市场经济规律的核心是竞争优势。发展数字经济，聚集大数据产业，重点在于六盘水资源优势上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将充分发挥气候生态优势，突出宣传天然降温节能、宜居宜业宜游和远离地震带的得天厚优势，以“天然大空调”“生态大氧吧”“数据安全岛”三张名片吸引大数据产业落户凉都。我们将充分发挥煤电资源优势，突出中国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和“西电东送”主战场的战略定位，积极推进煤炭、电力、电网企业合作运营，有效降低煤电成本，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廉价的能源供给。我们将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突出“三线建设”人才积淀、国有大企业人才聚集、与知名高校合作人才培养以及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强的人力支撑。

完善基础设施，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撑。随着交通、水利、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六盘水已经具备了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条件。我们将进一步夯实信息平台基础，加快实施光纤到户工程、城市公共免费WIFI工程，建设“光网六盘水”“满格六盘水”，搭建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交换平台、“双创”平台、“三变”大数据信息平台等，推动大数据产业集群发展。我们将进一步夯实智能支撑基础，实施北斗大数据产业项目、建成智能通讯终端产品基地，建设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旅游等，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智能支撑。我们将进一步夯实市场主体基础，注重引进国内外大数据优强企业，积极培育发展创新型中小企业，重点推进与华为、华三通信、江苏集群等行业领军企业洽谈合作，支持百纳威、垦鑫达、中国网络菜市场等企业发展壮大。

强化公共服务，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强化公共服务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构筑数字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的关键要素。我们将积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突出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创新活力、拓宽创业渠道、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从创业就业层面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我们将积极改进政府服务，完善市场监管、产业发展、投融资、税收、知识产权、利益分配等相关政策，推动信息资源集中共享，从政策层面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我们将积极完善公共服务机制，促进政府部门加快“放管服”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建立市场清单制度、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从制度层面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数字经济篇4

关键词：数据管理数据安全技术手段

1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据安全面临多重挑战

当前，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不断赋能经济社会各领域，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数据的产生、流通和应用更加普遍和密集，使企业数据安全防护面临新的挑战。

1.1新设施带来的安全挑战

网络基础设施是国家、企业和个人核心数据的载体，是数据安全保护的重要基础性环节。从网络基础设施的传统界定范畴来看，主要包括存储设备、运算设备和其他基础软件等。然而，随着新技术新业务的发展与创新，数据基础设施的范畴不断扩展，数据中心(IDC)和移动终端等集成了存储、运算以及基础软件的功能，成为日益重要的数据基础设施，也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一方面，攻击者更多的将注意力集中到存储海量数据的云计算数据中心，其遭遇DDoS攻击的占比达到70%。另一方面，信息泄露事件频发，数据泄露和丢失已成为数据中心面临的巨大安全风险。根据RiskBasedSecurity公布的数据，2019年已经发现超过3800多起数据泄露事件攻击了企业或者机构，并且在过去的四年里增加了超过50%。

1.2新技术带来的安全挑战

分布式计算存储、数据深度挖掘及数据管理可视化等新技术能够大大提升数据资源的规模存储和处理能力，但也给企业数据的防护带来了新的挑战，云计算和多业务融合是其中显著的代表。首先，云计算的主要特点是采用了分布式的存储和计算，该方式能够有效防止个人数据在本地出现大规模泄露，但目前黑客已经可通过分析信息分片的方式，对被分割的原始数据进行复原。其次，随着多项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新型业务的复杂度进一步提高，也带来了更加复杂的应用安全风险，使得原有的安全防护技术和体系难以应对。对于单一的技术而言，通常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安全解决方案，而随着多项技术的交叉融合，针对单一技术的解决方案可能不再有效。例如，英特尔处理器在2018年5月初，又被曝出发现8个新的“幽灵式”硬件漏洞，攻击者可以窃取运行在同一个物理内核的另外一个进程的隐私数据，显示出云主机系统与虚拟机之间的兼容问题。

1.3新应用带来的安全挑战

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应用主要体现在信息通信技术与交通、金融、医疗等领域融合所产生的新的互联网应用、平台和场景，如自动驾驶、网络约租车、智能投顾等。计算机信息技术对大数据的收集、储存、归类、处理及分享创造了更加方便和灵活的方式，许多企业决策、问题分析、模型构建等问题都要借助大数据分析来实现，大数据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有助于提升各个领域的工作效率，同时也对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的防护和管理带来挑战。首先，垂直行业线下管理机制自成体系，不同部门各司其职，在互联网引入后，部门间的监管职责边界较为模糊，已有线下管理职责发生交叉，目前尚未形成广泛认可的监管体制框架，给新业务的安全管理带来挑战，网约车平台监管就是明显的例子。其次，数字化生活、智慧城市、工业大数据等新技术、新业务、新领域创造出纷繁多样的数据应用场景，使得数据安全保护具体情境更为复杂。最后，企业隐私保护的安全责任更加突出，近年来各类隐私泄露事件层出不穷。据英国科技研究机构报道，Facebook公司于2019年12月再次出现数据泄露问题，超过2.67亿用户数据被泄露，任何人都可以直接访问该数据库。这反映出了互联网平台企业在确保数据多渠道流通的同时，需要更加注重保证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1.4企业自身安全防护基础和意识不足

数字经济时代，虽然企业不断完善信息化相关手段和举措，但在利用新技术进行数据安全防护方面仍然比较被动。在基础安全防护方面，我国在芯片、系统中央处理器(CPU)、核心元器件等硬件方面仍然主要依靠进口，且尚未形成安全自主可控的软件系统生态，企业信息化建设在底部就面临安全威胁。在安全意识方面，企业重技术、重业务、轻安全的思想还普遍存在，过度重视信息化设备和技术，对于数据安全防护紧迫性的认识不够，影响了相关投入。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在企业信息化建设工作中，有超过50%的企业依然未设置防火墙，45.4%的企业未设置安全审计系统，超过60%的企业没有设置网络入侵监视系统。

2数字经济时代完善企业数据防护体系的总体思路

2.1明确企业层面的防护目标

对企业而言，最为关键的防护目标是平衡好国家安全、企业商业秘密、业务正常运行和客户合法利益这四方面。一是应满足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个人信息保护、重要数据安全等方面的制度性要求，履行企业自身的合规义务。二是还应确保企业自身数据和用户数据的安全性、机密性、完整性、可用性。

2.2构建以数据为中心的安全防护体系

数据安全防护建设需要以“数据为中心”。具体而言，需要进一步明细数据来源、数据质量、数据生命周期、数据应用场景。基于此，构建起由数据安全制度规程、管理机制、技术手段组成的全面覆盖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形成闭环管理链条。(1)数据安全制度是企业数据安全实践的指导。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有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论断，要求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企业数据安全制度和规程应建立在国家整体对于企业商业秘密、国家重要数据、个人隐私保护制度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根据企业自身业务流程，明确具体场景下的数据收集、处理、存储、使用、转移的规则和责任主体。(2)数据安全管理统筹是落实企业数据安全实践的关键。随着企业IT系统和环境的不断完善，运维服务、系统集成、数据存储的规模不断扩大，信息和数据安全对于企业而言愈发重要。在这种态势下，企业应着眼全局、把握细节，成立专门的数据安全管理机制，自上而下建立起相应的组织架构，确保企业数据安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战略、制度能够有效实施。(3)数据安全技术手段是企业弥补数据制度不足的重要保障。技术的变化永远超前于制度的构建，新的信息技术不仅会带来新的安全风险，也是数据安全管理的重要辅助手段，为落实企业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的总体目标提供技术支持。例如，云端技术将定义新的网络安全导向，近年来厂商积极研发新技术，未来将有更多企业和用户选择虚拟机间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视化工具能够有效洞察每台虚拟机的独立行动和互动，采用流量监控、应用识别及用户识别等技术，帮助用户鉴别是否存在攻击和非正常行为。

3企业开展数据安全防护实践的措施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应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同步完善各项管理措施，实现“技管”与“人管”的有机结合，实现企业数据安全管理的目标。

3.1技术防护措施建议

企业应按照数据收集、存储、传输、使用、共享、销毁这一全生命周期加强数据安全的技术防护。(1)在数据的收集环节，企业重点工作为对于数据进行分类、对于数据类型和安全等级进行达标。同时，企业还应将相应功能内嵌入运维管理系统，保证各类数据安全制度有效地落地实施。(2)在数据的存储环节，企业可以采取数据加密、硬盘加密等多种技术方式保障数据物理存储的安全性。对于企业在云端数据的安全，则应按照数据中心或云计算安全评估技术标准要求，严格根据数据类型进行对应的技术手段。(3)在数据的传输环节，企业重点工作包括采用加密或匿名化等手段对于数据进行处理。一方面，应通过非对称加密算法等不同技术手段对于数据传输链路或直接对于数据进行加密。另一方面，由于个人信息的收集、传输、处理标准较高，数据泄露风险日益严峻，企业还可通过算法等技术手段对于个人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再将相关数据用于流通领域。(4)在数据的使用环节，企业既可以沿用配置防火墙、数据加密等传统网络安全防护措施，也可以采用数据安全域、数据日志管理和审计等、数据流量异常监控等新的数据安全技术措施。(5)在数据共享环节，企业可加强对于共享第三方主体的背景审查，并且将共享和披露数据的具体场景与具体的数据安全域技术进行结合。此外，还可以构建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采用许可或授权的方式对数据离开平台进行管理。(6)在数据的销毁环节，企业需要采用硬件或软件方式，实现磁盘中数据的永久删除和不可恢复，包括硬盘粉碎机、硬盘折弯机等硬件处理方式，以及多次填充垃圾信息等软件数据处理方式。

3.2管理制度措施建议

数字经济篇5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 徐麟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力实施信息化发展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等，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中国愿从五个方面与世界各国一道，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协力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一是发展以创新驱动为内核的数字经济；二是发展以协调包容为要义的数字经济；三是发展以开放合作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四是发展以安全可信为前提的数字经济；五是发展以造福人民为宗旨的数字经济。

浙江省政府副省长 冯飞

大数据时代数字经济承载的不是简单的0和1代码，而是10多亿中国人乃至全球70多亿人民的共同心愿。新经济、新动能，这是全球经济的焦点，数字经济的出现点燃了新动能，点亮了新经济，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曙光。

阿里巴巴集团总裁 金建杭

未来普惠共享的经济体，一定是商业主体剧增，人人都能在网上进行经营，人人都能获得贷款，人人都能进行全球消费；商业竞争已经从拼关系、拼资金、拼地段变为拼智慧、拼数据、拼计算；商业结果从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谋求暴利，转变到诚信是财富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构建普惠共享经济体的过程中，我们觉得整个社会都需要大勇气、大智慧。

领英执行主席、联合创始人 里德・霍夫曼

中国发展的速度是极其惊人的，我从来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速度能够这么快，他们有快速的时间马上进行尝试，看看做法、技术和模式是不是有用，他们可以在各个地方快速地进行布置。同时，他们还有一个巨大的客户群，而且是做到了全行业的开放，使其能够在各个行业中进行创业和创新。

鸿海集团董事长 郭台铭

数字经济跟传统的一般制造最大的不同在于，数字经济让我们学会了怎样从传统的制造变成智能制造。我们利用制造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数字，来让我们加上互联网的运用，所以我们叫做“智能制造+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智能制造的平台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而智能制造所产生的数据也就是我们智能制造的平台。

红杉资本董事长 沈南鹏

数字经济篇6

关键词：数字新媒体；外部性经济；长尾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8-0121-02

数字新媒体产业是在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电信产业等新兴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内容产业、大众媒体产业等传统文化产业，形成的一个综合的产业。因此，数字新媒体产业就不可避免地延续了各个相关产业的特点。

数字新媒体产业又因其与大众广泛而密切的互动、与政府职能部门重要而紧密的关系，从而深受社会文化和政府决策的影响。基于以上各方面的因素，数字新媒体产业在其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经济特征。

一、外部性经济特征

外部性经济[1]是指经济主体（包括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外部性经济又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外部负经济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数字新媒体产业在几个层面上都反应出了强烈的外部性经济特征。一方面，数字新媒体产业是其他产业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后续产业，因此，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严重依托于其他产业的发展状况。如，电信产业的网络架构范围严重制约了数字新媒体产业的渠道资源；信息产业的宽带技术、存储技术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速度等。另一方面，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也影响了其他产业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如，一部电视剧或一部电影，甚至是网民的博客和播客中所宣扬的文化内涵和承载的道德伦理，对社会舆论、社会文化的形成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长此以往，当数字新媒体产业中的某一种思想形成潮流后，甚至会对整个民族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产生影响。

当数字新媒体产业的某个外部性经济特征日益显著之时，就会使数字新媒体产业出现企业合并或企业分离的经济现象。业界人士已经形成共识：渠道和内容已经成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两条腿，缺了哪个方面，都会使该产业停滞不前。在这种情况下，渠道运营商联合内容提供商发展内容产业，内容提供商联合渠道运营商的案例层出不穷。如渠道运营商中国电信在21世纪初就看到了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外部性经济特征，先后联合内容提供商在全国各地区开展互联星空业务，充分利用中国电信的用户资源、网络资源、应用支撑平台资源、营销网络、客户服务和宣传渠道等资源，营造数字新媒体产业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积极推动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最大的内容提供商中国广电集团也积极兴建广电网，构建自己的渠道网络。数字媒体产业的从业者以自己原有的核心业务为中心，不断联合数字新媒体产业的相关外部经济主体，拓展外部业务，使自己在数字新媒体产业上站稳脚跟。

以上是企业积极顺应数字新媒体产业正外部性经济特征而做出的经济行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负外部性经济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体制问题带来的。因为很多处于数字媒体产业链上的经济主体都是由事业体制转化为企业体制的。这是由于数字新媒体产业中的内容提供商生产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公共领域的，渠道运营商搭建的网络也有相当一部分原本是用于公共事业的原因。随着国家政策的转变，虽然很大一部分事业体制的机构被逐渐商业化、产业化，但这种转变还是不彻底的。两种体制的思想掺杂在一起就导致了一部分属于公共领域的内容被商业化运作，使得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另一部分应该完全商业化的内容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商业运营，致使企业经营不善，得不到应有的利润回报。这都是数字新媒体产业负外部性经济特征的表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2009年10月，上海文广集团拆分为上海广电和东方传媒的举措就在体制问题上迈出了里程碑的一步，这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负外部性经济特征。

二、长尾经济特征

长尾理论[2]是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长尾理论认为，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因素，当商品生产成本急剧下降以至于个人都可以进行生产，并且商品的销售成本急剧降低时，几乎任何以前看似需求极低的产品，只要进入市场，都会有人对其消费。这些需求和销量不高的产品所占据的共同市场份额，可以和主流产品的市场份额相比，甚至更大。从此，企业关注的不仅仅是那个代表畅销商品的头部；而是那条代表冷门商品的经常被人遗弃的长尾。

数字新媒体产业在表现出长尾经济特征的同时，还具备了实践长尾理论的现实基础。首先，数字新媒体产业具有一次性生产投入大，再次生产成本极低，甚至可以忽略的特点。其次，数字新媒体产业利用无处不在的网络渠道可以把小众化人群集合在一起，使提供相应小众化产品的企业找到他们进行针对性营销成为可能。这就构成了长尾经济的现实基础。例如，一个大型书店销售的书籍一般不会超过10万本，这些书几乎都是按照畅销排名进入销售网络的。数字新媒体产业的长尾经济特征还表现在社会舆论的导向层面上。在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社会舆论反应的只能是精英群体的主流意见；而在数字新媒体崭露头角的年代，无数弱势群体的小众化、非主流民意也有了发声渠道（如博客、播客等）。这解决了社会舆论片面化、一面倒的社会舆论扭曲现象，使社会舆论向着多元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当然，这同时也存在着对非主流舆论进行恶意炒作，混淆大众视听、左右公众价值判断的恶劣现象，这就要靠政府职能部门对各种民意进行调节，以保持社会舆论健康发展。

三、规模经济特征

规模经济[3]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出的增加则生产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经济现象。 数字新媒体产业相对于传统媒体产业，呈现出了规模经济特征。首先，随着技术和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不同的人群对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各种相关产品都产生了需求。这就奠定了数字新媒体产业规模经济特征的市场基础。其次，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标准的制定，使得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品源无论是在制作过程，还是传播过程，以及播放过程中都是以“0”、“1”代码的形式存在的。形式的统一就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规模经济特征创造了技术条件。第三，在需求不断扩大、技术标准统一的前提下，数字新媒体产业链上就集聚了不同的企业群，使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分工不断细化、标准化。这就形成了数字新媒体产业规模经济特征的现实基础。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加大了从事数字新媒体企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从而加速了数字新媒体的产业化进程。

四、范围经济特征

范围经济是指由产品生产的范围（即品种）而非规模（即数量）带来的经济。也就是说，当同时生产多种产品的费用低于分别生产每种产品时，存在的经济现象被称为范围经济。如果把两种或更多品种的产品合并在一起生产比分开来生产的成本要低，或者说当一个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利润比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多个企业的利润总和还要大时，我们就可以说该产业构成了范围经济现象。那么，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该产业的从业者就应该选择多种产品进行生产，从而获得更大的投资回报。

数字新媒体产业就表现出了明显的范围经济特征。这是由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业结构决定的。因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品源（如数字音乐、电视剧等）通过集成处理后，就可以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出现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选择各种形式的终端设备进行播放，并且可以为形形的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从业者为生产不同品种的产品付出的成本主要集中在内容集成这一个环节上，却能够从多种传播渠道上、不同的媒体平台上、形式各异的终端设备上、各种个性化的服务上获得丰厚的利润。例如，《喜羊羊与灰太狼》首先是以动画系列剧的形式出现在电视媒体中的，由于该剧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从而又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喜羊羊与灰太狼牛气冲天》《喜羊羊与灰太狼虎虎生威》等影院版动画片，该剧的DVD光盘、视频点播、游戏甚至是服装、文具、家居用品等衍生品也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据采访，大多数观众都认为影院版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不过是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浓缩，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动，但这丝毫没有减少观众对该剧影院版的热爱。《喜羊羊与灰太狼》的运营商在对其中任何一种产品的营销，也都会提升该剧其他形式产品的价值。

可见，在范围经济的效应下，企业为产品研发、生产、营销的成本可以降到最低，不同产品之间还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共同提升每种产品的价值。企业还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企业内部市场的合理配置、整合资金和人力资源，以降低管理成本。企业在采取多元化生产的方式后，就为企业构建了多条食物链，这不仅减少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也扩大了企业的发展空间，对企业的长远利益也十分有利。

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处在数字新媒体产业链上的各种角色都会主动利用范围经济效应，以达到降低成本、扩大收入的目的。但是，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往往会过度地扩大经营范围，不断进军新的产品领域，形成庞大的集团企业。此时，国家就必须出台相应的政策或者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干预，以保护自由竞争、防止垄断、维护产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3G牌照的逐步发放就是国家把握数字新媒体产业中无线移动网络竞争与垄断程度的最好说明。

参考文献：

[1] 石声萍.经济外部性研究：机理及案例[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2] 菅谷义博.面向互联网营销的长尾经济学[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

数字经济篇7

[关键词]地摊经济；数字化；后疫情时期

一、引言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使得扮演着商品交换功能的地摊经济应运而生。这种通过摆地摊来获取收益的经济模式，从远古时代的以物易物到新世纪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无论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贫穷落后国家都一直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并伴随着人类走过了数个社会形态。事实上由于地摊交易的合法性饱受争议，它一直被视作一种边缘化的经济。2020年两会期间，随着李克强总理对地摊经济的社会和经济价值的大力肯定，极具人间烟火气的地摊经济作为中国传统商业形态再次回归到国人视野中，成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热点话题。

二、中国地摊经济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地摊经济发端于地摊交易，回顾历史，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繁荣时期都不难发现地摊经济的身影。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买椟还珠、削足适履等都与地摊经济息息相关。由于各个时期社会形态、管理条例、发展水平的不同，中国的地摊交易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一切弛放、自由通商的宋朝，地摊经济可谓空前繁荣。反观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城管部门力量的加强，地摊经济日渐萧条。这表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央对地摊经济的管制与当时的地摊经济的繁荣程度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趋势。总体来看，在漫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地摊经济的管制呈现宽严交替的形势。出现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事实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生产力水平、科技发达程度等因素相关之外，还与其经济学内涵有直接关系。

三、地摊经济产生的经济学原因

时至今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使地摊经济销声匿迹。即使经历了统治者们的不断打压和清剿，地摊经济仍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结合经济学视角进行分析，地摊经济能够不断重生存在现实的原因和基础。

(一)地摊市场的存在是产权界定不完全下商贩与政府间的博弈虽然以现代化为准则的城市规划禁止任何有悖于秩序的东西，但是地摊交易在低收入人群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产权界定的不完全性，使得摊贩以道路等公共区域作为“寻租”的对象成为可能。按照法律规定来讲，街道、道路是公有的，即经济学意义中的公共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地摊市场的存在可以视为商贩与政府间博弈。由于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只要不存在外部不经济，任何自愿的交易都会带来福利的改进。这表明地摊经济是摊贩和政府博弈后的一种纳什均衡，它的存在是有价值的，这符合帕累托改进的要求。这点赵英军教授在其研究中建立了相关模型并进行了证明[1]。

(二)政府高昂的打击成本是地摊经济存在的现实基础如果将政府看成一个理性人，掌握着公共物品的控制权，在政府和摊贩之间的博弈中，摊贩处于优势地位，它会很容易躲避政府的打击，而政府却很难遏制地摊交易，这会使得政府在对地摊交易持续进行打击的过程中产生额外的、高昂的取缔费用。而事实上地摊交易通过占用一部分公共领域的资源给社会带来的福利净增进要大于将其闲置不用。此外，摊贩在使自己获利同时，也为附近的居民提供的低价的商品和购物的便利。这都增加了整体的社会福利。虽然地摊交易也会带来一些诸如影响市容、阻碍交通这样的负外部性问题，但是如果其产生的外部性很小的话，如果政府持续打击地摊经济，将会产生高额的成本，大大减少社会的整体福利，因此政府只能默认地摊交易的产生，不再约束地摊交易才能达到纳什均衡，从而更快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地摊经的存在的合理性。

(三)扮演商品交换功能的地摊经济能够满足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地摊经济的商品交易文化发展了数千年，其强烈的区域色彩和民俗气息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极具人文风情和民俗特色的靓丽风景。如西双版纳的告庄在管制放开后一跃成为网红夜市，成功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加速，大型的购物中心、商场超市等纷纷在社区落户，但是其受众群体多为高收入的高层次消费者，忽略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的地摊商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减轻低收入者的消费压力和生活成本，使其能够以较低的付费获得较大的效用，对市场经济形成了有效的补充，是区域性零售业态不可或缺的经济形式[2]。

四、地摊经济的发展现状

随着城市管理法规的不断完善，自2015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地摊经济的发展都秉持着严监管、狠打击的态度。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破了这一局面。在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后疫情时代，随着中央对地摊经济的“松绑”，这种门槛低、风险小的创业方式为因疫情事业的人员、年迈的农户、就业困难的大学生等社会底层群体创造了维持生存的新出路。这种边缘经济形态在阻止中国经济下滑的同时，解决了5000多万人的就业与生存危机。据国家统计局于2020年4月17日的公告显示：从表2可以看出在突发的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一二三产业的GDP增速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紧随其后的是几十万小微企业的破产倒闭以及众多中小企业的苦苦挣扎。数据显示仅在第一季度就有46万余家中小企业倒闭，这对中国经济地发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对地摊经济进行“松绑”，让众多的小微企业业主从事地摊交易，既能有效缓解大批量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又能及时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再次回暖。其中，以成都市为例，3月至5月，成都累计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增加就业岗位超10万个，这表明地摊经济已经成为后疫情时代落实中央“六稳”“六保”政策的关键民生工程和德政工程[3]。但地摊经济带来的负面问题依然存在，脏、乱、差的卫生状况、假冒伪劣商品横行、消费者维权难等诸多不规范的因素仍然饱受诟病。随着收款码、云摆摊APP等数字工具的普及，新地摊经济要实现合法和规范经营，撕掉劣质标签、突破发展瓶颈，数字化演进正当时。

五、地摊经济的数字化演进

地摊经济松绑后，摊主在摊位开展直播卖货的场景随处可见。这种在现场售卖的形式，在增强了消费者互动体验的同时，也为城市管理人员的监管提供了便利，真正用接地气的方式做到了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入数字化技术的地摊运营模式正孕育着一幅充满升级的商业蓝图[4]。

(一)电商巨头合力助推地摊经济复苏地摊经济的大火，让国内各大电商巨头看到了潜在的商机，地摊经济成为各大互联网巨头的新战场。作为零售数字化解决方案的策划者与供应商，如何抓住时代的闪光点，国内的电商巨头纷纷出手，扶持级计划支持地摊经济：从上表中，可以明显看出各大互联网巨头纷纷加码地摊经济，旨在利用数字化技术手段赋能新兴地摊运营，促进其数字化演进，助力地摊经济乘“云”而上。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显示，数字化技术对个体经营者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即数字信贷发展水平每增长1%，疫情对经营者的冲击就减少2.57%。支付宝的最新数据也显示，截止到5月底，全国已经有1200万小店和地摊的收入实现了同比增长，其中被数字化赋能的新地摊表现尤为突出。支持消费券核销的小店流水比发券前一周环比增长高达73.4%。此外，继重庆解放碑、西安大唐不夜城率先与鹰云智能及阿里云等大数据平台实现智慧商圈数字化技术的合作后，合肥淮河路步行街、番禺万博CBD等更多地摊经济也将加入数字化运营的行列[5]。在数字化的驱动下，新地摊经济将反哺品牌经济、数字经济、新制造等新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溯源系统+数字化运营打造智慧新地摊以往地摊经济作为城市中的一种边缘经济常常因为卫生状况堪忧、商品质检有问题、阻碍交通等负面效应而受到政府的严厉打击。数字经济时代如何确保地摊经济健康、卫生、有序地长远发展？“数字物业”、“数字城管”等新兴技术将为地摊经济注入新活力。此外为了解决地摊经济的货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大电商平台可以运用追溯系统，从产品的原料、生产加工、包装运输等全流程进行把控，为地摊商品打上一针强有力的定心剂。事实上，除了商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地摊的管理更是一直困扰政府的难题。一直以来地摊经济都处于“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境地，在数字经济时代，管理人员需要调整思路，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地摊经济进行数字化的运营管理：首先，通过对城市公共数据进行检测，筛选出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与时段，通过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设置合理的摊位位置，进而实现地摊经济的合理优化。其次，通过对地方服务机构进行数字化赋能，以精细、科学的服务引导大众合理的设置摊位，帮助地摊经济摆脱脏、乱、差的固有印象。最后，运用数字技术将摊主的信息、卫生资质、位置信息、产品信息等录入后台，形成实时的动态管理系统，同步追溯地摊的运营情况[6]。ArcGISOnline中国已经开设了“地摊经济”专题应用。用户在网页上可以实时地对全国各地允许摆摊的地点进行查阅。表4是北京市地摊位置信息的汇总：从表4中可以看出，用户通过登录ArcGISOnline，北京市允许摆地摊的位置一目了然，这种数字化赋能的手段成功实现了地摊经济的合理优化：降低摊贩的时间成本和试错成本的同时也为政府更科学的监管提供了便利。

六、小结

当然新地摊仍然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制造垃圾、污染环境、增加管理成本等，但是通过科学的规划与合理的引导就可能化解。不同于传统单纯的以物易物商业形态，在数字时代，地摊经济早已跳脱传统认知上的“摆摊”范畴，被注入全新的价值内涵与商业元素。“地摊经济+私域流量+社群经营+知识付费+网红孵化+直播带货”，这种线上线下多向互动的商业闭环都基于数字化驱动[7]。不同于线下门店经营的实体经济、以微商拼团的社交销售和线上网购的网络经济等发展模式，向数字化演进的地摊经济在回归消费本质的背景下，有望站在社区经济和智慧商业的新端口。让地摊经济搭上数字经济的快车，打造智慧新地摊必将成为未来发展的新趋势。

数字经济篇8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

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

[5]龚伟同．技术创新毁了苹果[J]．商务周刊，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