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范文
时间：2023-11-17 11:52:22
经济周期篇1
一、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状况
经济周期是国民经济扩张与收缩、波峰与波谷不断交替的运动，具体包括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用以反映国民经济在动态的增长中运行的起伏状态。它通常分为古典型周期和增长型周期两类。古典型周期是指经济总量水平的周期波动，也就是产量绝对值指标的波动；而增长型周期是指依经济增长率上升或下降而定义的经济周期波动，表现为增长态势下速度的加快与放慢。
经济周期按时间长度可分为四种类型：（1）短周期，即基钦周期，平均长度约40个月（3－5年）。（2）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平均长度8－10年。（3）中长周期，即库兹涅茨周期，平均长度15－25年。（4）长周期，即康德拉耶夫周期，平均长度50年左右。
新中国建立以后，1949－1952年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真正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自1953年开始的，因此我们在这里仅对1953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详见表1.
表11953—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
年份增长率年份增长率年份增长率年份增长率年份增长率
195314196310.719738.3198310.9199313.5
19545.8196416.519741.1198415.2199412.6
19556.4196517.019758.3198513.5199510.2
195614.1196617.01976-2.719868.819969.6
19574.51967-7.219777.8198711.619978.8
195822.01968-6.5197811.7198811.319987.8
19598.2196919.319797.619894.119997.1
1960-1.4197023.219807.819903.820008.0
1961-29.719717.019815.219919.2
1962-6.519722.919829.1199214.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年鉴（2000）》整理
根据表1数据，用动态曲线来表示，有如下图1：
附图
图1改革前后经济发展波动状态的比较
从图1可以看出，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1976年，第二阶段从1977年到2000年。下面对改革前后这两个阶段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状态进行对比分析：
第一，从波动的深度看，改革前五个周期波动以古典型为主，波谷平均值为－6.4％，总的呈现为古典型；改革后四个周期的深度平均为6.2％，波动转变为增长型。谷位的上升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增强了抗衰退力。
第二，从波动的高度看，改革前各周期以高峰型为主，波峰平均值达16.9％，总的呈现为高峰型（波峰年份经济增长率大于或等于15％即为高峰型）；改革后波峰平均值为13.2％，总的呈现为中峰型（10％－15％）。峰位的下降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扩张的盲目性。
第三，从波动的幅度看，改革前各周期平均波动幅度为23.4％，为强幅型；改革后平均振幅是6.95％为中幅型。波峰的显著下降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增强。
第四，从波动的平均位势看，改革前波位平均为5.8％，属中位型；改革后平均波位是9.3％，属高位型。波位的上升表明我国经济在克服“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第五，从波动的扩张长度看，改革前各周期的扩张长度平均为2.2年，改革后为2.5年，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在扩张期有了更强的持续性。
根据以上定量分析与比较，可把改革前波动状态的特征概括为：谷位深、峰位高、振幅大、平均位势低、扩张长度短，即“大起大落”；而改革后则可概括为：谷位上升、峰位下降、振幅减小、平均位势提高、扩张长度延长，即在增长中逐步走向稳定。改革前后的变化可以总概为：由“大起大落”型转向“高位—平缓”型，这就充分表明，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在改革后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
二、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分析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经济周期的解释多种多样，它们从不同方面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做出了说明。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中存在引起波动的内在力量；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波动不过是随机的和未预期到大冲击的结果；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把波动主要归结为错误导向的货币政策的结果；而新凯恩斯主义者把波动看作来源于经济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原因，不过他们认为现代经济的内在特征扩大了一些这样的干扰，并使其作用持续存在。［2］
应该说，经济周期的形成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地强调起源动力而忽略系统影响，强调冲击因素而忽略传导机制，是无助于正确理解经济周期波动的。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区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种，从内在传导机制和外在冲击两方面进行系统分析。
内在传导机制是指经济系统内部结构特性所导致的对冲击的反应。这是一种内部缓冲机制或自我调节机制，反映了经济周期的“内生性”。一般来看，经济周期波动是大工业生产与大规模投资相互推动机制和供求约束机制这两种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过程。大工业的巨大扩张能力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前提，它与大规模投资紧密相连。一方面，它既为大规模投资的进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其建立与发展又反映了大规模投资的结果；另一方面，大规模投资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又是引起大工业生产急剧扩张的重要动因。因此，大工业生产和大规模投资两者的相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首要原因。同时，经济周期波动还与大工业的扩张力所遇阻力密切相关，这种阻力是由供求平衡状况形成的，或来自市场需求约束方面，或来自资源供给约束方面。因此，供求平衡约束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另一个物质性的原因。
外在冲击机制，是指系统外的冲击通过系统内部传导而发生的经济活动，对来源于外生变量的自发性变化，可以是随机的或是周期的。外在冲击主要包括：货币供给性冲击；以投资和消费、财政和货币需求性的实际需求冲击；由于农业重大自然灾害或石油供应等而导致的实际供给冲击；体制变动冲击；国际政治和经济冲击等。
外在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初始原因，内在传导则是系统内部对冲击的自我响应和调整。几乎所有的外在冲击都要通过内在机制而最终对经济过程产生影响，因此，引起经济周期的基本原因来自于经济体系内所特有的推动力和抑制力。内在传导机制决定着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决定着经济周期的基本形态，而外在冲击只是通过内在传导机制对其产生叠加影响，使基本波型发生变形。经济的周期波动是经济内在的传导机制和外在冲击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农业成分比重大，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因此，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其特殊原因及传导机制。
1、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波动是造成国民经济周期波动最直接的内在原因之一。从周期波动看，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有显著的相关性。投资波动决定着经济波动，并大于经济波动幅度。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波动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乘数——加速数机制而形成，同时又受供求机制约束。在扩张期投资的急剧扩张带动着工业生产的急剧扩张，引起需求的急剧膨胀，带动社会各种需求连锁地旺盛起来，从而进一步带动工业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生产的急剧扩张。经济扩张最终会受到供求约束，从而依照扩张时的传导链条，相应导致直接需求和间接需求的萎缩，国民经济增长也就出现了波动。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粗放式的，固定资产投资成为决定投资波动的主要方面，一直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而政府部门的投资直接服从于政治目标，往往会作出扩张经济和投资规模的决策。因此，政府投资的波动一直是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震源。随着政府调控政策工具的增多以及决策的科学化，波动周期明显变长，波动幅度相应减小，这就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变。
2、农业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基础。这是由我国农业经济占很大比重和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决定的，农业对经济波动虽不构成最直接和最显著的影响，但却对经济增长具有最根本性的影响。工业波动是最易觉察也最易被认可的波动，但它仅是一种表层的波动。既然国民经济各部门是有机联系的，经济发展由农业而至工业是其一般规律，那么，农业就不可能独立于经济循环之外，它离工业波动愈远，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就愈深刻，从而也就愈难以纠正。我国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产量增长率的波动，往往导致随后的经济增长波动。它的波动幅度虽然没有社会总产值波动大，但它往往是后者波动的先导，有着明显的“超前性”和“扩张性”，比后者先行1—3年。农业波动对国民经济周期波动作用的传导机制是：农业波动影响投资波动，投资波动影响工业波动进而对国民经济波动构成影响。农业波动对投资及工业的影响是通过粮食、原材料、劳动力、市场这四条渠道进行传递的：粮食可储存性较强，对投资的当期影响较小，滞后期一般为1—2年；原材料对投资的影响，虽不象粮食那样直接，但对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轻工业部门构成威胁；当农业景气时，农民会自动将资金和劳动力转移至工业或其他非农产业部门，从而促进经济繁荣，反之，作用则相反；农业波动将直接影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从而影响到消费品市场，特别是工业品市场的购买力。
3、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第一、二、三次产业增长率的波动，构成整个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一定时期内各次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变化，决定着该时期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状态特征。一般来说，第一产业波动幅度较小，但易受自然条件影响，很不稳定；第二产业波动幅度较大，经济的周期波动本来就源于现代机器大工业；第三产业波动幅度较小，又不易受自然条件影响，较为稳定。我国产业结构的独特性表现为：农业基础脆弱，后劲不足；工业结构向加工工业倾斜，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而基础工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严重滞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加大了供求约束的作用，结果造成经济波动的扩张期不能持久，很快就因“瓶颈”部门制约而进入收缩阶段。
4、外贸依存度的变化。外贸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往往是与大规模投资和生产的扩张相互发生作用。由于中国的经济扩张主要不是受需求约束，而是受供给约束，因此，当投资需求大大提高，生产迅速扩张导致社会总供给不足时，短期内最有效缓解“瓶颈”产品短缺的办法就是进口，从而相应延长了经济波动的扩张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规模显著扩大，外贸依存度显著上升，使我国调节经济波动的能力有所增强，从而使经济波动有所减缓。可以预见，随着加入WTO后我国外贸依存度的进一步上升，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将更直接影响我国的进出口变动，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波动。
5、人为因素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这里主要指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等因素。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受政府方面影响更大，因而，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周期，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周期。改革前，我国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是，不断地追求和推动经济的粗放型、外延型的超高速扩张，势必人为地造成“大起大落”；改革后宏观调控指导思想发生了转变，加强了“逆周期”调节，从而使经济波动趋于平缓。
三、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宏观调控
依据引起经济波动的不同因素，周期理论将经济周期的生成原因分为外生理论和内生理论。按照这种划分，所有关于非经济的原因都属于外生原因，如自然条件、科技进步等；所有与经济运行本身相关的原因都属于内生原因，如供求对比，结构矛盾等。然而，这种划分又不是绝对的，很多因素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因而具有双重意义，如货币供给，信用扩张等，它们既可以作为外生变量影响经济过程，又可以作为经济运行的结果而表现为内生变量。［3］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是超越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因而，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调控并不等于能够根本消除它。一定的经济政策只能影响周期波动，即放大或缩小其波动幅度，减缓周期频率，抑制周期波动的“负效应”，保证经济稳定增长。但我们如果依照人为因素影响的大小，将经济波动区分为非自然波动和自然波动，则经济波动不可消除的意义在于由非自然波动向自然波动的转移，通过有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调整而抑制大起大落的经济震荡和非自然的经济波动，以减少它对社会经济活动发生的灾害性影响。［4］
“十五”期间，为保证缓升缓降新态势的实现，宏观调控应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或者说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合：
1、整个周期内的财政、货币政策与年度间的微调政策相结合。“十五”计划规定：近期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针对国民经济在2000年虽然出现了重要转机，但经济发展中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这一实际情况的。一是社会有效需求持续增长的机制尚未形成，致使需求不足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二是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如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扶持贫困地区发展、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都需要国家的财力支持；三是国际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保持充足的国内需求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在各年度之间，根据经济波动的客观态势，需要相应地进行一些微调。特别是扩张初期，要避免采取“一哄而上”和“一刀切”的全面放松政策。
2、控制需求面政策与改善供给面政策相结合，或者说，总量控制政策与结构调整政策相结合，短期调控政策与中长期发展政策相结合。这也是世界上各主要国家自70年代以来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发展趋向。控制需求面的政策，也就是控制需求总量的政策，这主要是为了平抑经济波动而实行的一种短期性调控政策。改善供给面的政策，是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实力的政策，这主要是属于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政策。只有将这两种政策相互衔接、协调与结合，才有利于经济的高效与稳定的运行。
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适应性调整，另一种是根本性调整。所谓“适应性调整”是指，在经济周期波动的收缩阶段，由于压缩了总需求，而使农业、交通运输、能源、重要原材料等“瓶颈”部门的制约有所缓解。这种适应性调整只具有暂时性的、短期性的意义。而一到下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这些部门就又会显现出“瓶颈”状态而使整个经济的扩张难以为继。所谓“根本性调整”是指，经过持续的努力，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这些部门所处的“瓶颈”状况，使它们不再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硬制约。目前，经过几年来经济增长率的回落而出现的交通运输、能源、重要原材料等“瓶颈”制约的有所缓解，只是一种适应性调整。而过去，每当适应性调整取得一定成效时，往往就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差不多了，可以放松一下了，可以把力量用到“全面大干快上”了。岂不知，这种调整只是短期性的适应性调整。在新一轮经济周期到来时，我们一定要抓住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调整不放。
3、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与有效的价格政策相结合。虽然价格政策总体上属于微观政策，但当发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政府管理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其涨落方向的价格总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九五”期间，价格政策在配合财政、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和遏制通货紧缩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十五”期间，要根据价格总水平的变动，灵活调整价格政策方向。适当放慢服务价格调整的节奏，注意监控区域性价格过高上涨，警惕和防止通货膨胀。继续采取降价促销的价格政策，通过降低部分政府管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促进需求增长。调整价格结构，疏导价格矛盾，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4、宏观改革政策与微观改革政策相结合。近几年来，宏观方面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而国有企业微观方面的改革却相对滞后。国有企业的活力问题还没有得到明显的解决。国有企业这一重要的微观基础不稳、不活，将会严重影响整个经济的稳定与增长。［5］
“十五”期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时期，恰当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并根据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进行适时适度的调节，对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十分重要。从国内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将发挥更为明显的基础性作用，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从国际来看，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将进入新的阶段，国内经济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国内外经济市场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程度会进一步加深。因此为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根据各方面的情况，适时灵活地调整。这也是近些年国家宏观调控实践得出的基本经验。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看，依据经济运行态势和市场环境的变化，适时适度地调整经济政策的取向和力度，也是政府调控经济的一般要求。
【参考文献】
［1］韩秀云。宏观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2］［美］杰弗里·萨克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750—787.
［3］孙可娜。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368.
［4］肖灼基。中国经济概论［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123—124.
经济周期篇2
主题基金业绩逐步分化
10月中旬市场反弹以来，传媒、环保等热点主题此起彼伏。但市场上的主题基金却呈现业绩明显分化。10月以来截至11月15日，主题投资风格基金的业绩首尾相差拉大到近10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表示，主题基金往往具有高行业集中度的特征，对投资操作“踩对点”的要求更高，是造成该类型基金业绩分化明显的主要原因。据统计，截至11月15日，市场上已有的主题基金数量约为40只，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投资于概念主题的投资基金，如集中于消费、能源、环保等概念板块的基金；二是不限定单一主题，而是采取主题投资风格的基金；三是以量化投资为主题的量化基金。
QDII今年跌幅超A股基金
虽然10月份海外市场在利好的刺激下，QDII基金创下近两年来净值增长新高，但截止到昨天的统计显示，今年以来，QDII的跌幅远远大于国内投资于A股市场的基金。
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11月15日，A股股票型基金的平均跌幅为13.03%，QDII基金（剔除今年以来成立的）平均跌幅为15.89%，其中国泰纳斯达克100最抗跌，数据显示，国泰纳斯达克100指数最新份额规模为2.44亿份，份额净值为1.0880元，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为0.43%，而表现最差的QDII今年来跌幅达22.25%。
王亚伟望着红包猛踩油门
下半年，甚至年尾发力，已经成为明星基金经理王亚伟的一大特色了，今年也不例外。10月底以来，王亚伟的重仓股再度展现其爆发力，平均涨幅超过了10%，远远跑赢大盘。
据基金业内人士透露，华夏基金的年终考核一般到11月底便结束，换言之，截止到11月底的业绩及排名决定了基金经理年终奖的大小。昨日股市小跌，但王亚伟概念股纷纷发飙，其中聚龙股份涨停，冠昊生物涨6.58%，看来这次“伟哥”确实是望着红包，猛踩油门了。
基金论市
嘉实基金：抢占周期投资高地
目前是布局周期性股票的好时机，周期行业并不等于传统行业。实际上周期行业不仅包括传统产业，而且也包括那些与经济周期具有较高相关性的新兴产业。
预计传统的周期行业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新周期启动的大背景下，以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为主要驱动力，将焕发新的增长活力。此外，和传统周期行业升级紧密相关的新兴产业，兼顾了周期和成长的特点，被称之为周期成长股，也将在整个转型期内有好的表现。
招商基金：反弹仍只是技术性回升关注周期股
影响当前A股市场的关键因素主要有四个：一是宏观经济基本面；二是政策面和流动性；三是上市公司盈利面；四是估值。进入10月份，政策面开始释放微调信号，有利于市场信心稳定;在释放流动性的基础上，实际利率水平开始回落，有利于市场估值水平的提升；但由于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盈利层面的不确定性，当前这种反弹仍只是技术性回升，主观预判反弹时间和高度意义不大。
在投资策略上，目前中国处于经济增速与通胀同时回落的时点，即由萧条到复苏的过渡阶段。在此过程中，流动性将逐渐放开，从而带来股票市场的上升行情。随着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开始，传统周期股和周期成长股将会迎来新的投资机遇，因此现在可以考虑提前布局经济复苏，为周期股的上升做好准备。
交银施罗德：市场仍会不断反复
在价格和需求均呈现回落的趋势下，市场对于价格的担忧开始逐渐转向对于经济下滑以及低端劳动力就业情况的担忧，平衡通胀和就业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将成为四季度的基调，无论从财政政策还是从货币政策的细微变化来看，政策微调的迹象开始显现。
股市于10月底开始一轮估值修复行情，这也意味着整个市场的估值体系在目前的流动性下得到了支撑。不过，随着股指修复的完成，未来的投资机会仍将在个别盈利超预期的企业中。另外，PPI和企业利润的回落将可能会在四季度乃至明年一季度持续，所以在流动性预期和企业盈利现实中，整体市场仍可能会有不断的反复。在不断的反复中，能保持盈利超预期稳定增长的企业，无论属于周期类或非周期类行业，将是需要寻找的真正成长性公司。
国泰基金：后市仍可保持乐观
经济周期篇3
关键词：经济周期 行业周期性 会计估计变更 固定资产折旧
近年来不断有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公告会计估价变更事项，主要表现为延长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并因此降低固定资产折旧率。十多年前，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也发生了集中变更会计估计的情形，但当时主要表现为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并因此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本文拟对过去10余年间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变更的影响、原因进行分析。
一、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变更影响分析
（一）钢铁行业上市公司2009年至2012年固定资产折旧变更情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许多钢铁行业上市公司披露了变更固定资产折旧事项。在金融危机前，自2002年前后开始，也有许多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变更固定资产折旧（曹蕾，2009）。本文针对证监会行业分类中“制造业”门类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大类下的上市公司2002年至2012年年报中披露的固定资产折旧变更事项，以2008年为分界线，分别整理了2009年至2012年、2002年至2008年的固定资产折旧变更情况，见表（1）和表（2）。表（1）中2009年至2012年间，共有14家钢铁公司发生17次固定资产折旧变更；表（2）中2002年至2008年间，共有13家公司发生21次固定资产折旧变更。
（二）钢铁行业上市公司2009年至2012年固定资产折旧变更影响分析 为了分析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变更的影响，本文计算了固定资产折旧变更影响率指标，如表（1）和表（2）最右边一列所示。
（1）折旧变更影响率指标的定义。由于固定资产折旧变更可能增加也有可能减少当期利润，而当期披露的利润可能为正也可能是为负，因此，本文按照不同情形设计了相应的指标。当期利润为正时——当期利润贡献率和当期利润减少率。由于固定资产折旧变更可能增加当期利润，也可能减少当期利润，因此，影响率指标也就分为两个：当固定资产折旧变更增加当期利润时，计算当期利润贡献率；而当固定资产折旧变更导致当期利润减少时，则计算当期利润减少率。表（1）和表（2）中，折旧变更导致当期利润增加为正；导致当期利润减少为负。因此，按照上述两个公式，表（1）和表（2）最后1列计算结果若为正，则为当期利润贡献率，表示折旧变更增加的利润在当期实际披露的利润中所占比重；若为负，则为当期利润减少率，表示折旧变更减少的利润与未发生折旧变更时当期利润之比。当期利润为负时——扭亏和减少亏损。若当期披露利润金额为正且小于折旧变更影响利润金额，为扭亏。此时直接标注为“扭亏”，不单独计算指标。若当期披露利润金额为负、折旧变更影响利润金额为正，仍然采用当期利润贡献率的计算方法。此时的计算结果为负，表中取其绝对值并标注“减少亏损”，含义为减少亏损率。
（2）折旧变更影响率指标分析 表（1）中，2009年至2012年间，13家公司发生的16次固定资产折旧变更结果均表现为增加当期利润或减少亏损。表2中，2002年至2008年间，13家公司发生的21次固定资产折旧变更的影响，除包钢股份2007年、杭钢股份2005年、安阳钢铁2006年表现为增加利润外，其他的变更均表现为减少当期利润。进一步分析，固定资产折旧变更的影响可以分为如下情况：第一，避免出现亏损。其中，武钢股份和柳钢股份2012年通过固定资产折旧变更避免2012年出现亏损。这两家公司2012年固定资产折旧变更分别导致净利润增加445432563.83元和421847700.00元，两年公司当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210001730.26元、122587903.41元。第二，减少亏损。南京钢铁2012年、华菱钢铁2012年、本钢板材2009年、新钢股份2012年、韶钢松山2009年、鞍钢股份2011年则通过改变固定资产折旧减少了亏损，减少亏损的幅度从12.3%到46.1%。第三，增加利润。除以上避免亏损或减少亏损的公司外，其他因固定资产折旧变更增加利润的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变更对当期利润的贡献率从凌钢股份2011年的1.7%到济南钢铁2011年的94.4%。固定资产折旧变更对当期利润贡献率在50%以上的还有太钢不锈（2009年，折旧变更导致增加利润689，491，905.18元，对当期利润贡献率为68.8%）、新钢股份（2010年，折旧变更导致增加利润254，327，547.73元，对当期利润贡献率为59.3%）。第四，减少利润。表（2）中，2002年至2008年间，13家公司发生的21次固定资产折旧变更的影响，除包钢股份2007年、杭钢股份2005年、安阳钢铁2006年表现为增加利润外，其他的变更均表现为减少当期利润，折旧变更对当期利润的减少率从不足1%（重庆钢铁2007年）到抚顺特钢2004年的51.9%。综合以上四种情况分析，钢铁行业固定资产折旧变更对业绩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在分析、利用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会计报表时，应予以高度重视。
（三）固定资产折旧变更对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影响分析 固定资产折旧变更对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影响巨大的主要原因在于，钢铁行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或重资产行业，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较大。相应地，固定资产折旧率的调整对业绩的影响也就比较大。表（1）和表（2）中的公司固定资产变更折旧当年的固定资产余额、在建工程余额、总资产余额以及固定资产占比、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占比分别如表（3）和表（4）所示。表（3）中，发生固定资产折旧变更的钢铁行业公司在变更当年，总资产中固定资产占比的平均值达到了50.9%，中位数则达到了51.8%；在表（4）中，总资产中固定资产占比的平均值和中位数也达到45.7%和40.9%。总资产中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占比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在表（3）中分别为57.7%和59%，表（4）中则分别为54.0%和52.8%。由于固定资产及将要形成固定资产的在建工程在总资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固定资产折旧率的调整对当期业绩的影响也就相当大。以马钢股份为例，该公司2003年固定资产综合折旧率由原5.6%调整到6.5%，马钢股份当年年末固定资产余额为137.5亿元，固定资产综合折旧率提高0.9%使公司2003 年增加折旧额人民币1.3亿元，利润总额相应减少1.3亿元。正是由于固定资产及将要形成固定资产的在建工程在总资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固定资产折旧就变成了钢铁行业上市公司最为重要的会计估计，其调整对上市公司当期或以后的业绩影响不容忽视。
二、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变更的原因分析
（一）钢铁行业周期性特点导致固定资产损耗波动较大，不同阶段折旧率存在差异 周期性行业是指和宏观经济波动相关性较强的行业，其中典型的周期性行业包括大宗原材料（如有色金属，煤炭等），工程机械，船舶制造等。非周期性行业是那些生产必需品的公司，如食品饮料、交通运输、医药、商业等。从产品需求看，周期性行业的产品表现为弹性需求，而非周期性行业则表现为不变需求，或粘性需求。当宏观经济调整或进入衰退期时，下游的客户或消费者因缺钱而对周期性行业的产品需求下降，周期性行业的整体收入和利润也会相应地下降，固定资产的利用和损耗程度也下降；当宏观经济整体上升时，对周期性行业的产品需求也上升，这些行业的整体收入和利润也会增加，固定资产的利用和损耗程度也增加。相反，对非周期性行业的产品如食品、饮料的需求受宏观经济条件恶化影响较小，非周期性行业的利润受经济条件恶化的影响也较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于2010年1月12日了上证周期行业50和非周期行业100指数，并于2010年5月28日了沪深300周期行业和非周期行业指数。其做法是，根据证监会行业门类和辅助类划分标准，将金融保险、采掘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金属非金属、房地产等行业的股票归为周期性行业股票，将其余行业的股票归为非周期性行业股票。在证监会的行业分类中，钢铁行业属于制造业门类中“C6 金属非金属”次类中“C65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大类，是典型的周期性行业。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具有周期性特点。刘树成（2009）对新中国成立60年的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的分析发现，建国后我国经济从1953年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开始，共经历了10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其中，1991年到1999年为第9个周期；2000年到2009年为第10个周期。2010年，我国经济进入了第11轮经济周期。刘树成（2009）认为，第10轮周期为“8+2=10”，即上升期从2000年至2007 年共8年，经济增长率连续处于8%至14%的上升通道内，2008年至2009年为回落期。刘树成（2011）认为，2010、2011年为新一轮周期的开始。1991年至2011年我国GDP增长率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一个经济周期内，宏观经济存在较大的波动，在一些年份呈明显的扩张趋势，如2002年至2007年；而另一些年份则呈明显收缩趋势，如2007年以后。在宏观经济扩张期，钢铁行业等周期性行业的收入和利润一般呈上升趋势；而在宏观经济收缩期，钢铁行业等周期性行业的收入和利润一般呈下降趋势。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在2002年至2008年间出现集中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增加折旧费用，在2009年至2012间则出现集中延长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减少折旧费用的情况。
（二）钢铁行业周期性特点导致其利润波动较大，为了平滑利润进行固定资产折旧变更 Liu和Ryan（2006）发现，在经济周期的衰退和扩张时期，银行会采取不同的拨备计提与核销坏账策略进行收益平滑。在1990年代的繁荣扩张时期，盈利不错的银行通过加速计提某些贷款的损失准备而把利润做小。Liu和Ryan（1995）发现，在1990年代之前的经济衰退时期，业绩差的银行会通过推迟计提某些贷款的拨备来把利润做大。银行业和钢铁行业同为周期性行业，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呢？2002年至2007年，我国宏观经济呈扩张趋势，钢铁等周期性行业的收入和利润整体呈上升趋势，这一阶段正是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缩短折旧年限、提高折旧率从而导致利润减少集中发生的时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宏观经济呈收缩趋势，钢铁等周期性行业的收入和利润整体呈下降趋势，这一阶段正是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延长折旧年限、降低折旧率从而导致利润增加集中发生的时间。不排除许多钢铁行业上市公司这么做是为了平滑利润。
三、结论
本文对2002-2012年间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变更的影响、原因进行了分析。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变更在2002-2008年间主要表现为缩短折旧年限、提高折旧率从而导致利润减少，在2009-2012年间则主要表现为延长折旧年限、降低折旧率从而导致利润增加。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变更对利润的影响较大，与固定资产及将要形成固定资产的在建工程在总资产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有直接关系。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变更固定资产折旧的动机，一方面是其行业周期性特点所致，另一方面则可能为了平滑收益、降低利润波动。从分析看，钢铁行业上市公司披露的固定资产折旧变更原因与其真实的动机不尽一致。虽然《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要求企业应当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然而，许多公司的披露语焉不详、含糊其辞，不利于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决策。会计主管部门和证券市场监管部门应考虑规范会计估计变更的披露，对不按规定披露的企业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会计报表使用者则不应满足于企业披露的会计估计变更原因，而应透过现象看本质，将变更项目、变更时间、对当期及以后各期影响金额等事项与宏观经济、行业景气等企业外部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并与同行业标杆公司进行比较，以确定会计估计变更的真实动机，判断企业是否借助会计估计变更以实现其特定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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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篇4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使渐进式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与此同时，传统计划所具有的强制性逐渐弱化，计划指标、计划手段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开始向指导性、预测性、灵活性转变。经济体制和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深刻变革，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轨迹、波动形成机理呈现出新的特点。1991年中国经济进入建国以来的第9轮周期，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4轮周期。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4.2％，达到这次周期的高峰，此后经济增长率仍保持较高速度，但呈现出逐年下滑的趋势，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1％，2000年经济增长出现转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8％，但是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又出现回落为7.3％。根据朱总理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十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为7％左右。因此，从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基本走势分析和预测，本轮周期是否已经走出谷底，形势还不明朗。但是，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与前几轮周期相比，本轮周期的收缩期将大大延长，经济将在低谷持续运行一段时期，新一轮周期的扩张潜力较前几轮周期缓和。人们通常把一个周期中出现的经济较长时期处于低谷的徘徊状态，称为经济周期的“宽带现象”。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他们分别从制度、供求关系、分配体制等角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对策。在下文中，我们将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的新特点，选择若干月度经济指标来构造一个综合指数，据此进一步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9轮周期的具体特征。
二、短期经济波动测定的若干理论问题
（一）周期类型的选择
从发展和演变的动态过程来看，经济周期一般可划分为古典周期和现代增长周期两大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9轮周期就属于现代增长周期。对于增长周期可以按两种方法进行研究，其一是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其二是离差周期分析方法。
阶梯周期是指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波动，是最基本意义上的增长周期。在处理方法上，它是把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各期数值同前一期或前若干期的指标数值进行对比所得到的速度指标在时间上的波动来描述增长周期波动。
离差周期是指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数值对其趋势值的相对偏离程度在时间上的周期波动。在指标的处理方法上，它要求：（1）消除序列的季节波动（研究阶梯周期也有这一步骤）；（2）求出序列在各期的趋势值；（3）求相对数｛（1）／（2）｝，并对所得相对数进行平滑处理（平滑过程阶梯周期也不能免）。
如果对同一组资料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来研究，会发现这两者的测量结果是有差别的。主要差别是：（1）序列周期转折点在出现的时间上不同，在离差周期处于峰顶和谷底的时候，阶梯周期总是处于平均增长率上。离差周期处于由复苏走向高涨的转折点处时，阶梯周期处于峰顶，离差周期处于收缩走向萧条的转折点处时，阶梯周期处于谷底。（2）两种方法反映周期波动的敏感性不一样。阶梯周期比离差周期敏感（注：）。阶梯周期分析中，有的以序列的各期值与前一期对比，以月距发展速度的波动来反映周期波动。有的则是以每月值同前3个月、6个月、12个月的数值进行对比得出的季距、半年距或年距发展速度的波动来反映周期波动。我们采用阶梯周期分析中的年距发展速度来反映20世纪90年代中国第9轮周期波动。
（二）短期波动指标体系设计
经济活动的数量特征能够通过统计指标（变量）的数量变动特征表现出来，反之，统计指标的变化亦是一定范围内某种经济现象总体变化的数量测度的结果。因此，统计指标作为测定经济活动变化的指示器，在经济增长波动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波动现象的出现不是单一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在建立短期经济波动指标体系时，不仅要考虑指标体系的完备性，而且要顾及指标间反映经济波动的非重复性，尽可能使所建立的指标体系为指标集中的最小完备集。
1.指标体系是研究经济波动的基石
经济运行是一个动态连锁过程，既受经济系统内部因素的影响，如生产能力、消费水平等，又受系统外部因素的干扰，如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战争等。虽然准确测度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是困难的，但反映其变动的数量特征尤其是发展趋势，则可通过统计指标变动规律的研究来实现。事实上，统计指标具有刻画经济变动规律这一功能，已被中外大量的事实所证明，经济“脉搏”的跳动频率是经济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亦是统计指标变化特征的综合反映。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统计指标作为认识经济规律的基本变量，在具体测度经济“脉搏”跳动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不同的客观总体，有些反映较为全面、准确，有些则不然。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既有客观上的也有主观上的，主要源于经济客观总体与刻画手段两个方面。经济波动现象的发生，是多层次、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多元化的影响不会形成模式化的呆板结果，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表现出不一致的结论。在经济领域内，根据内容、对象等可将客观总体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而每一总体又可细分为许多子总体。一般而言，统计指标不管是综合性的还是其他属性的，它只能反映总体的某个侧面，不能也不可能反映全貌；只有当它们形成指标体系时，才有可能反映总体的主要面貌。因此，在经济波动研究中，统计指标体系肩负着刻画经济变动规律的重任，是度量经济变动数量特征的神经网络，是研究经济波动的基石。
2.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
从众多的统计指标中选择反映经济波动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并构成指标体系，这项工作必须遵循指标体系的特征和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首先，指标体系中各指标应具有以下特征。
（1）指标的记录应足够长。我们知道，一个短期波动周期往往需要几年，要确认周期波动的存在，并研究其波动规律性往往需要几年的数据。从这样长的时间内发现某种类型的周期波动是否重复发生，这种重复性在统计上是否可能性很大，只有以相当大的把握认为周期波动确实存在，然后才能研究周期波动的统计规律性。
（2）指标波动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指标应具有较明显的某种类型的周期波动，以便能够观察到其周期波动形式确实存在。
（3）指标的周期波动应比较稳定。以大体上一致的波长作重复性的周期波动。
符合以上3点的指标均可作为指标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在众多的指标中，具有这3种特征的指标可能很多，因此，必须根据一定的原则对指标进行筛选。这些原则包括：
第一，经济涵义的重要性。不同指标反映经济活动的不同侧面与内容的变化特征，并且对于同一活动所起的作用或影响也不尽相同。所以，选择具有重要经济涵义、对经济增长波动作用贡献大的指标尤为重要。
第二，变动的协调性。研究经济波动就是要分析与经济总体变动特性相关的指标及其相互关系。按指标的变动轨迹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变化轨迹之间的关系，可以粗略地将指标划分为3大类：一是，在时间上和波动起伏上基本一致，即指标的扩张和收缩与经济总体的扩张和收缩大致同时同向变动；二是，在时间轴上经过平移后其轨迹能基本吻合，即满足第一类中的条件，这里的平移是指指标的向前或后退；三是，前两类以外的其他指标。指标变动的协调性就是指所选指标要具备第一、第二两类指标的性能，这对经济波动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三，变动的灵敏可靠性。经济指标反映经济总体变动具有不同的灵敏性和可靠性，有些指标在经济总体即将发生或刚发生变动时，就表现出超前的征兆，而当它们上升或下降时，一般有较大概率预示着总体经济活动的扩张和收缩。研究经济波动需要有能及时捕捉经济运行变化方向且具有较高可信度功能的指标。
第四，变动的代表性。指标的变动常常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对于总体具体变动的特征，也常常表现出一个指标与几个指标或一组指标与另一组指标反映其特征几乎是等价的特性；因此指标间存在着一定的可替代性。所以，选择指标既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又要避免过多的重复。
第五，变动规则的稳定性。经济指标变动的轨迹大多不是呆板或机械的，诸如严格地按正弦或余弦轨迹波动的指标是没有的，并且一般指标的波动性能也不很稳定，这给经济分析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选择波动稳定性强的指标对于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大有益处。
3.指标体系的组成
经济波动来自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不同方面或同一方面的因素对经济波动贡献的大小也不尽相同，有些相差很大；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就是要对引发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进行分解。因此，指标体系中的变量应选自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为了确保指标数据的权威性、准确性、可靠性，指标体系的构造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全国主要经济统计指标”来选择。
我国国家统计局每月定期公布月度全国主要经济统计指标，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月度主要经济统计指标主要包括6个方面：第一，工业。主要指标包括当月工业总产值（现为工业增加值）、月度累计数和同比增长率（进一步细分为轻重工业、不同经济类型工业产值）及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第二，交通运输。主要指标包括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客运量、旅客周转量。第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指标包括全民固定资产投资（1996年以后，改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其中又细分为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投资等。第四，国内商业（现为国内贸易）。主要指标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其中又细分为消费品零售额（包括居民和社会集团两部分）和农村生产资料零售额，目前该指标改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按行政隶属关系和行业进行细分。第五，对外经济。主要指标是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新近增加批准利用外资协议和实际利用外资额。第六，劳动工资、物价。主要指标有职工工资总额（1997年以后取消）、全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35城市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指数、服务项目价格指数等。1998年底，在以上6大类指标的基础上，国家统计局又增加了两大类指标，一类是财政金融。财政类主要指标包括国内财政收入（其中单列出各项税收收入）、国内财政支出（其中单列出基建支出）和行政管理费；金融类主要指标有现金流通量（M[,0]）余额、狭义货币（M[,1]）余额、广义货币（M[,2]）余额、金融机构存款期末余额、金融机构贷款期末余额、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等。另一类是证券类。主要指标包括上证综合指数（月末）、深证成份指数（月末）、股票市价总值等。2000年4月，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开出版《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更加全面地反映我国月度经济形势。
为了更加准确地确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第9轮周期的波峰、波谷、扩张和收缩持续时间等，我们将根据1990年以来主要经济指标的月度数据来进行分析。在这些月度主要经济统计指标中，将以以上经济指标体系设计原则为依据，选择部分能全面刻画经济波动的指标构成指标体系。指标体系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
（1）生产规模。第一，工业生产。工业作为物质生产的主要部门，仍占据中国GDP最大份额，在国民经济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选择工业增加值作为衡量指标。第二，建设规模。建设规模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建设速度与发展规模，是经济发展实力与后劲的标志。在这里，我们选择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测度建设规模的指标。
（2）市场环境。第一，商品销售。商品销售是各种商品由生产到消费的中间环节，反映社会购买力实现程度。我们选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测度市场流通状况的指标。第二，物价。物价稳定是宏观经济调控实现的目标之一，也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标志。这里，我们选择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作为测度物价水平的指标。第三，交通运输。交通运输的通畅及其规模是经济顺利运行的条件，保证了生产要素和消费品及时到达需求者手中。我们选择货物周转量作为测度指标。
（3）开放度。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进出口贸易迅猛增长。对于中国而言，进出口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各国经济周期波动也将部分通过进出口贸易这一渠道相互传递。这里选择进出口总额作为测度开放程度的指标。
以上是我们所构造的指标体系中的主要指标，当然，从理论上分析，应该可以挑选出能够更全面反映短期经济波动状况的指标，但是，由于受所掌握的国家权威部门公布的经济指标数据的限制，我们暂且以这些指标构成分析短期经济波动的指标体系。
（三）短期波动综合指数的构造
因为经济周期波动的复苏、扩张、收缩和萧条都不是在一个月内发生的，而是通过许多经济指标（变量）在不同的经济过程中的不断演化而逐渐展开的。在这些指标中，各个指标波动达到波峰、波谷、扩张和收缩持续时间都不一样，因此有必要构造一个综合性指数，以此来全面反映经济波动的状况。美国经济周期专家伯恩斯（A.F.Burns）在他有关经济周期理论的讨论中提出了使用综合指数的理论基础，他认为，根据单一指标所得到的周期时间不可能绝对可信，所以，将若干指标综合起来，也许就能防止单一指标可能出现的意外。构造综合指数必须首先确定经济周期波动的基准日期。所谓经济周期波动的基准日期是指，宏观经济波动达到经济周期的波峰和谷底的时点，即历史上经济周期波动的转折点日期。基准日期一旦确定，周期的持续时间、扩张和收缩时间也就确定了。所以基准日期既是分析周期波动特征的主要依据，又是确定经济变量之间的时差关系的基准。
经济周期波动基准日期的确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如同上面的论述，由于宏观经济是一个多侧面、多过程的经济活动的综合体，我们很难用一个单项经济时间序列全面地说明宏观经济的波动。同时，经济波动的复杂性又决定了宏观经济各部分的运动常常不一致，从而给准确地确定基准转折点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目前通常的作法是选择一组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这组指标的波动被认为与经济周期波动大体上一致，并能从不同侧面反映宏观经济波动。通过这组指标计算历史扩散指数，从而初步推算出基准日期。然后根据记录经济现象和经济政策等的周期波动年表，及专家意见等综合判断来最终确定基准日期。确定了基准日期后，就可以把各个经济指标的周期波动与基准转折点相比较，从而将指标分为先行、同步和滞后。最终决定各个指标对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影响方向和程度。
我们这里构造的综合指数，与以上方法有所不同。我们设计的指标体系由6个具体的指标组成，即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货物周转量、进出口总额。根据这6个指标每月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率所画出的曲线可知，它们的波动周期基本一致。因此，这里将不再分别构造先行、同步和滞后3个综合指数，而是将6个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构造1个的综合指数，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确定指标的起止时间。中国建国后第8轮周期（1987～1990年）结束于1990年，第9轮周期从1991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因此，这里采用的月度数据指标应从1991年1月开始。但是，我们考虑到年度数据与月度数据在反映经济周期波动波峰、波谷、扩张和收缩期持续时间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更重要地是，为了保证周期的连贯性，使我们能够全面、完整地了解第9轮周期，其中也包括第8轮周期如何过渡到第9轮周期，为此月度数据指标的起始时间设为1990年2月，一直持续到2002年4月，共147个月。这一期间既包括了第9轮周期完整的波动轨迹，也包括了前一轮周期的低谷期。
第二，计算各个指标增长率。这6个指标的增长率是按照它们各自的每月累计数比上年同期数计算得出的。由于是本年同期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因此就不存在季节调整的问题。
第三，对各个指标增长率进行调整。由于受不规则因素的影响，造成指标部分时段的增长率过高或过低，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数据进行适当的修正，主要参照该时段前后几期指标增长率进行算术平均。
第四，计算各指标的波动系数。对6个指标分别计算其波动系数（Vt）。
第五，确定各指标权重。将6个指标的波动系数加总，即V＝V[,t]，t＝1，……，6；然后，分别计算6个指标波动系数占6个指标波动系数总和的比重，即W[,t]＝V[,t]／V，这一计算结果W[,t]就是各指标的权重。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确定指标权重的统计方法很多，但各种方法都各具特色。经过权衡，本着简单化原则，我们选择了波动系数法来确定指标的权重。
第六，计算综合指数。分别将6个指标的权重乘以其每个月的增长率，即CI[,t]＝G[,t]×W[,t]，然后加总，就得到月度综合指数CI＝CI[,t]，t＝1，……，6。在计算出综合指数之后，我们将以它作为测定本轮周期的基础，并绘制相应的周期波动曲线，以便进一步进行深入分析。
三、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新态势的统计描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宏观经济形势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轨迹、形成机理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下面，我们将根据所构造的1990年2月～2002年4月共147个月的综合指数，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态势进行简要的统计描述。
（一）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新态势的总体概况
按照上一节关于构造综合指数的方法，首先，我们计算147个月（1990年2月～2002年4月）的6个指标，即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货物周转量和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并对不规则变动所造成的奇高奇低的增长率进行适当调整。其次计算波动系数并确定权重，最后计算综合指数，具体计算结果见表1、表2。
根据表2中147个月的综合指数，我们绘制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曲线图（见图1）。通过分析表中的数据和波动曲线图可知，与以往几轮周期相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9轮周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9年底～1990年初，中国进入第8轮经济周期低谷期，1990年3月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但整个1990年的以后几个月经济仍在低谷徘徊。1990年底～1991年初，中国经济走出谷底，进入第9轮周期。随后，综合指数增长率迅速回升，虽然个别月份综合指数增长率有所跌落，但总体上仍处于上升趋势。1994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达28.57，达到本轮周期的高峰。此后，直到1995年7月，经济一直处于繁荣阶段。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衰退期，本轮周期的衰退并没有表现出像以往周期那样，在进入衰退期后急速跌入谷底，随后迅速回升，即周期的衰退阶段和扩张阶段形成一个“V”字形，而本轮周期除衰退初期的6个月（即1995年下半年）经济下降速度稍快外，整个衰退相对平缓。1997年底综合指数增长率有一个短暂的急速下降，并于1998年1月达到本轮周期谷底，以后的1年，整个经济都徘徊于低谷。1999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小幅上升，经济出现回升迹象，但回升速度较慢，回升进程艰难，从波动曲线图上可以看出，1999年这一段曲线非常平缓。2000年初，经济再度出现小幅震荡上扬，综合指数增长率再上一个新台阶。但是，现在还没有充分的依据得出本轮周期已经真正走出低谷，进入新一轮周期的扩张阶段这一结论。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第9轮周期中，无论是从扩张阶段转入衰退阶段，还是在将来走出衰退期进入新一轮周期的扩张阶段，本轮周期都将呈现出倒“U”字形或“U”字形的态势，且U字的底部非常平缓，即经济周期波动的峰顶和谷底将不再是一个时点的概念，而是一个时期的概念。也就是说，当周期运行到峰顶后，并不是立即转入衰退期而是在峰位持续一段时间；同样，当周期运行到谷底时，也并不是立即转入扩张运行，而是在谷底徘徊一段时间。因此，周期在波峰和波谷的转折将不会在短暂的时间内急速完成，而将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且平缓的过程。
表16个月度指标波动系数和权重
附图
资料来源：《全国主要经济统计指标》，《中国统计》，1990年第4期～2001年第2期；《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1年第1期～2002年第5期。
表2中国第9轮经济周期波动综合指数
附图
资料来源：《全国主要经济统计指标》，《中国统计》，1990年第4期～2001年第2期；《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1年第1期～2002年第5期。
附图
图1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曲线图
中国第9轮经济周期波动的总体概况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发生了深刻变化。这表明，中国在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经济运行机制与新型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相互磨合，已经从开始的不相适应到逐步适应，现在，整个经济运行基本以市场信号为导向，市场机制已经起着主导作用。在这一大背景下，到20世纪末期，中国所经历的20多年的由“计划—供给”型周期向“市场—需求”型周期的转变过程基本完成，“市场—需求”型周期基本定型。
（二）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新态势的周期阶段划分
通过划分周期的各个阶段、准确把握周期的转折点，有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分析周期波动发生的变化。中国第9轮周期的波动幅度比较平缓，但是周期的各个阶段还是明显的。
1987～1990年的第8轮周期于1987年达到波峰，到1988年上半年，国内经济一直处于过热的高峰区，但是经济增长的高速度难以为继。9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治理整顿。从1988年10月起，经济增长开始降温，总体经济增长的降落，持续了大约17个月，也就是一年半左右。这期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过低（负增长）的状况大致维持了半年时间，即从1989年第4季度到1990年第1季度。1990年初，政府采取了坚持控制总量，调整紧缩力度和结构的宏观调控措施，当年3月起，工业生产开始回升，回升不断加快。之后，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从表2也可以看出，1990年3月起，综合指数增长率开始小幅回升。纵观1990年的经济形势，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总体经济已经越过低谷，开始局部回升。1991年，中国经济开始全面回升，进入第9轮周期。
1991年1月～1993年1月为本轮周期的复苏阶段，即在1990年走出上一轮周期的低谷阶段后，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周期并开始恢复性增长，1991年12个月综合指数增长率接近10％且波动很小，1992年1月～1993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保持在12％～14％的水平。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走出低谷后迅速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主要是由于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10月份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明确了改革开放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大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加之3年的治理整顿，使国民经济结构、经济秩序得到有效调整并趋于合理。
1993年2月～1995年8月，本轮周期处于繁荣阶段，其间31个月的综合指数增长率保持在20％左右。从1993年经济超高速增长，经济进一步扩张，到1994年1月达到本轮周期的峰顶，综合指数增长率达28.57％，本轮周期的扩张是历次周期中较强劲的一次。此后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直到1995年6月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从1991年1月～1995年8月，中国经济保持了56个月的持续增长，这是中国历次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表3中国第9轮经济周期阶段划分
附图
1993年下半年，面对经济过快增长以及严重通货膨胀所导致的“过热”的宏观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即所谓的“软着陆”。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宏观调控的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经济“过热”的局面得到控制，经济增长率逐渐回落，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1995年9月中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综合指数增长率回落到15％左右，本轮周期进入收缩期。由于此次宏观调控没有采取以往“急刹车”式的大动作，而是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保证经济平稳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因此本轮周期的收缩相对温和，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出现前几轮周期衰退阶段那样的急剧下降，即大起后的大落，而是平稳回落。衰退初期的6个月，即1995年9月～1996年2月，综合指数增长率回落幅度较大，回落了近8个百分点，综合指数增长率下降到8％左右，此后，综合指数增长率降幅都没有超过2％。1996年底，中国政府宣布成功实现“软着陆”，经济增长率回落到一个适度的区间，当年GDP增长率为9.6％，物价水平回落到6.1％。此后直到1997年12月，综合指数增长率保持稳中略降的态势，月度之间波动幅度在1个百分点以内。为了进一步巩固“软着陆”取得的成果，防止通货膨胀反弹，国家确定1997年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998年初。1997年7月首先爆发于泰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在东亚各国之间传播，各国经济普遍出现衰退，一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不利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力量的出口，也急剧下降。中国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外需也开始萎缩，需求对经济的约束日益明显，经济增长乏力。1997年底～1998年初，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开始在中国表现出来。1998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有一个明显的急剧下滑，从1997年12月的6.69％下降到－0.06％，达到本轮周期的谷底。从1995年9月出现衰退迹象到1998年1月达到周期谷底，这一段时期是本轮周期的衰退阶段，共持续29个月。
1998年1月达到谷底后，本轮周期进入萧条阶段，整整1年整个经济都在谷底徘徊，综合指数增长率保持在1％～3％左右，波动幅度较小。1998年7月，面对经济增长下滑的严峻形势，中央决定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在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以“适当的货币政策”代替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9年初又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
1999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有一个小幅回升，当月为6.73％，增幅达4.62个百分点，2月份又回落到5.91％，随后直到1999年底，综合指数增长率都保持在5％左右。2000年1月，经济增长又出现一次小幅回升，当月综合指数增长率达到10.34％，2～4月份增长率又回落到6％左右，此后到年底的几个月增长率再次回升到9％左右。2001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又下降到6.11％，到3月份上升到9.24％，随后直到年底又逐月回落到5.39％。2002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有较大幅度回升，为10.06％，随后又出现回落，4月份为6.76％。
第9轮周期在1998年1月达到谷底后，综合指数增长率开始缓慢回升，最高达到10.34％（2000年1月）。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持续几个月（最长一次为1998年5月～1998年11月，连续6个月增长），随即又伴随几个月的回落，表明整个增长形势很不稳定，尚未真正走上新一轮周期持续增长的扩张阶段。到2002年4月，整个经济仍处于低谷徘徊的萧条阶段，从1995年9月出现衰退迹象到2002年4月，本轮周期的整个收缩期共持续了80个月，也是9轮周期中，收缩期最长的一次。
从1998年下半年，中央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大国债发行规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连续7次调低利率，都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对于刺激经济的效果有限。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把握，作出中国第9轮经济周期已经走出低谷，进入新一轮周期的扩张期的结论。
四、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新态势的主要特征
中国第9轮的经济周期波动，是从1991年开始的，按年度GDP增长率计算，1992年本轮周期迅速达到高峰，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14.2％，仅次于1984年的15.2％；按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计算，本轮周期于1994年1月达到高峰，当月综合指数增长率为28.57％。1992年下半年，经济呈现出过热状态，1993年下半年中央开始采取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终于在1996年底，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保证了经济在低通货膨胀下快速增长。但是，其间也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率长期下滑，难以走出低谷。依据我国经济周期的一般规律，周期持续时间一般在5～6年左右，1996年经济应该达到这一轮周期的谷底，1997年进入新一轮周期。但是经济持续下滑的趋势并未改观，1997和1998年经济增长率继续走低。2000年经济开始出现小幅回升，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经济增长前景尚不明朗。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仍处于低谷徘徊状态。这一轮周期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在本轮周期中，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有了较大增强。1978年，全国GDP仅为3624.1亿元，1990年上升为18547.9亿元，年均增长9.2％。同期，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除国有经济外，股份制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三次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轻工业迅速发展壮大，基本扭转了轻重工业比重不合理的状况，第三产业日益受到重视，为一、二产业服务的功能逐渐增强。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仍然没有彻底摆脱“短缺”的困绕，这种“短缺”主要是由于供求结构不合理造成的。1991年开始的第9轮经济周期，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近10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总量连续登上了几个台阶，1991年全国GDP为2.2万亿元，2001年达9.5万亿元，年均增长近10％。目前，我国在12天时间内创造的GDP相当于1952年全年的总和，长期困绕我国经济发展的“短缺”问题得到根本改观。尤其是“九五”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不平衡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供大于求，即一定的产品和生产能力过剩。据国家经贸委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1999年上半年605种主要商品供求情况的调查分析，供大于求的商品437种，占72.2％，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67种，占27.6％，只有一种商品供不应求，占0.17％。另据国家统计局对94种主要工业产品的普查，27.7％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不足，18.1％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严重不足，19.1％的产品生产能力在总体上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近几年新出现的一些热点产品，市场很快就达到饱和，生产能力发生过剩。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已经从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且这一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二）从波型上看，这一轮仍然是一个“前峰型”周期
“前峰型”周期是指在每轮周期中，如果按年度GDP增长率计算，高峰的位置大多处于第1年或第2年，也就是说，往往由上一轮周期的低谷直接跃入新一轮周期的高峰。从1953～1981年的6轮周期波动看，其波型大多为“前峰型”，1982～1990年的两轮周期，其波型大多为“中峰型”，即高峰在每次周期中的位置大体居中，这样，低谷与高峰之间、高峰与下一轮低谷之间，都有一个适当的过渡。这有利于增强国民经济增长的平稳性。这一轮周期经历了和正在经历回升——扩张——高峰——收缩——低谷5个明显的阶段，而高峰位置靠前，即按年度增长率计算，1990年经济达到上一轮周期的谷底后（经济增长率仅为3.8％），就于1992年达到新一轮周期的高峰，从谷底到高峰，经济增长率变化了10.2个百分点。如果按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计算，本轮周期的高峰出现在1994年1月，即第37个月，而本轮周期已经经历了136个月（1991年1月～2002年4月）。因此，即使按照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计算，本轮周期也属于“前峰型”周期。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的大幅度变化，对经济的平稳增长造成了较大冲击。
（三）从波动性质上看，本轮是一个“增长型”周期，也是一个“弱周期”
1953～1976年的5轮周期波动中，有3轮为“古典型”周期，即在周期的谷底，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下降，即负增长。从1977年到现在的4轮周期波动中，年度GDP增长率都未出现绝对下降，而仅表现为增长率的减缓，这就是“增长型”周期。虽然本轮经济周期还未结束，但是，在这一轮周期的以后阶段，预计年度GDP增长率出现负增长的可能性较小。从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来分析，本轮周期谷底综合指数增长率为－0.06％（1998年1月），出现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造成中国进出口大幅度下降，同时，物价持续下跌也是一个原因。而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工业的增长，仍然保持了正增长（在9轮周期中，我们按照年度GDP增长率计算得出的“古典型”周期，工业增长率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负增长），因此，我们仍把本轮周期划归“增长型”周期。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看，在相邻的两个周期中，前一个周期为“弱周期”，即其低谷时的经济增长率仍维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其后的第二个周期为“强周期”，即其低谷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根据本轮周期的走势以及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分析，在这一轮周期谷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有可能收缩在7％这样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如果本轮周期的波谷收敛在7％这一水平上，那么，此轮周期将是9轮周期中，除第7轮周期外（1982～1986年），谷位最高的一次（第7轮周期的谷位收敛在8.8％的水平）。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抗衰退能力在不断增强，同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在未来要实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四）从波动的扩张长度看，本轮周期是一个短扩张、长收缩的周期
从我国前8轮周期波动来看，4轮周期的扩张期与收缩期相等，即第3轮周期（1963～1968年）、第4轮周期（1969～1972年）、第5轮周期（1973～1976年）和第8轮周期（1987～1990年）；3轮周期的扩张期小于收缩期，即第1轮周期（1953～1957年）、第2轮周期（1958～1962年）和第6轮周期（1977～1981年）；1轮周期的扩张期大于收缩期，即第7轮周期（1982～1986年）。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短扩张、长收缩的态势。就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来看，每当经济由扩张转为收缩时，随着政府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一般而言，经济都能迅速走出低谷。但是，按年度GDP增长率计算，本轮周期的扩张时间仅仅持续了两年，在第三年就转为收缩，到目前为止，收缩期已经持续了9年，是9轮周期中最长的一次。如果按照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计算，到1994年1月达到本轮周期的高峰，扩张期也仅为37个月，收缩期长达99个月，即使我们以1995年9月本轮周期开始出现明显衰退迹象为转折点计算，本轮周期扩张期也仅持续了56个月，收缩期为80个月。因此，无论按照年度GDP增长率计算，还是以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计算，本轮周期都是一个短扩张、长收缩的“短扩张型”周期。尽管政府不断加大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力度，但收效并不十分明显。虽然本轮周期的收缩期较长，但收缩比较平缓。从1992年周期达到高峰后，直到1999年，年度经济增长率下降了7.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整体而言，在历次周期中，本轮周期的收缩期最长，收缩力度却相对较弱，经济波动呈现“微波化”的趋势。这与西方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趋势相同，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周期波动逐渐由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向平缓型波动转变，周期的扩张进程相对艰难，收缩期相对延长。
（五）本轮周期中物价波动幅度较大，既经历了严重通货膨胀又经历了严重通货紧缩
前8轮周期中，物价上涨幅度最高的是第2轮周期（1958～1962年）中的1961年，该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为16.2％，以及第8轮周期（1987～1990年）中的1988年，为18.5％。第9轮周期波峰年过后，我国经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连续3年维持在两位数以上。1993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为13.2％，随后的1994年达到本轮周期物价指数上涨率的高峰，该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为21.7％。以月度物价指数计算，1994年10月达到本轮周期物价指数上涨率的高峰，当月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分别为25.2％和27.7％。面对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方面，尽量避免采用“急刹车”式的、单一的行政命令调控方式，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市场化手段的运用。与以往相比，这一次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措施，并没有造成经济的突然猛烈下滑，即“硬着陆”，而是于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即在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同时，经济增长率仍保持较高水平。1994年10月份以后，通货膨胀率止升回落，1997年10月份开始，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出现负增长。到1999年12月，零售物价指数已经连续下降了27个月，1999年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为－3.0％。从1994年的高峰到1999年的低谷，物价波动幅度达24.7个百分点，是历次周期中波动幅度最大的1次。2000年1月，零售物价指数出现回升迹象，但回升非常缓慢且力度较弱，此后零售物价指数时升时降，除个别月份外，零售物价指数都为负增长。现在通货紧缩就像当初通货膨胀一样，作为一个“新事物”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人们开始感受到一直是西方国家“专利”的通货紧缩的困扰。
五、简要结论
造成当前中国经济周期收缩期延长，长期未能走出低谷进入新一轮周期，即出现所谓“宽带现象”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随着经济总量增长达到一定规模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当经济周期步入收缩期后，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惯性作用在增强，经济调整期相应延长，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相对延迟。
第二，在本轮周期中，经济持续几年处于潜在增长率之上运行，破坏了经济运行的正常关系，加之转轨期各类矛盾的剧烈作用，导致收缩期延长，“宽带现象”出现。
第三，在本轮周期中，中国宏观调控逐步从过去“急刹车”式的大动作向微调转变，但在调控时机的选择、调控力度的把握、政策搭配等方面尚处于摸索中。
第四，在本轮周期中，世界经济周期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中国出现“宽带现象”产生了一定影响。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周期的走势，我们认为将发生以下变化：
第一，中国经济周期逐渐从过去的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波动幅度减缓，波峰和波谷的位势从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
第二，中国经济周期仍以增长型周期为主，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但随着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的不断完善，实际经济增长率难以越过潜在增长率水平实现超常增长，而会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
第三，我国加入WTO以后，世界经济周期对我国周期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整体稳定性的增强，抗御外在干扰的能力也将不断提高。
第四，中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特点，决定了工业的周期波动仍是整个周期波动的主要推动力量。
第五，为了避免经济波动大起大落，政府的宏观调控仍会以微调为主，调控手段将多样化，调控重点逐渐从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整转变。
【参考文献】
（1）王小波等编著：《经济周期与预警研究——理论、方法、应用》，冶金工业出版社，1994年。
（2）毕大川、刘树成主编：《经济周期与预警系统》，科学出版社，1990年。
（3）董文泉、高铁梅、姜诗章、陈磊：《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
（4）张塞主编：《中国经济波动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
（5）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经济周期篇5
【关键词】 经济周期 经济增长 原因
引言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指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好像周期性发生一样，故称之为经济周期。现代经济周期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率上升与下降的交替变动。正如1977 年卢卡斯在《对经济周期的理解》中对经济周期描述为“经济周期是经济变量对长期平稳增长趋势的偏离”。
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关系之密切，下面就经济周期的原因进行探讨，其中不少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一起分析以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并探讨未来中国可能需要关注的一些因素。
原因
1.科学技术冲击。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由此导致了经济增长的缓慢。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世界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一战二战的爆发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战后科技革命，大大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战后美国利用二战所积累和德国获得的科学技术，长期增长了一段时间，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放缓。中国建国后同苏联密切合作，大大提升了科学技术，后来趋于平缓。改革开放后利用全世界科学技术，经济高速发展，但随着与世界科学技术的接近，经济也渐渐的开始进入平稳增长。可见科技周期对长期和超长期经济的巨大影响，往往是长期和超长期经济周期的主因。著名经济学家F.E.Kydland、C.I.Plosser 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实际因素（如技术、政策、自然灾害、战争等）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技术冲击，而不是名义因素（如货币量等），使一般均衡分析、实际因素和微观基础在经济周期的分析中得以复兴，并以此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供给冲击。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冲击才影响产出，导致经济的波动。实际上古代产出往往不能满足需求，总供给往往占主导。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以之为基础，继承了供给冲击巨大作用的观点，认为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变动、生产要素供给变动等供给方面的冲击。1973年、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重创了以石油为工业基础的西方国家，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与滞胀。中国改革开放错过了这两次石油危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石油和铁矿石等价格的剧烈波动必然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供给不但包括原材料供给，还包括劳动力供给。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印度等国家打开国门，据哈佛大学一位教授计算，全世界突然多出了5 亿多个便宜劳动力，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冲击降低了成本，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用RBC分析中国经济后认为，引入供给冲击改善了模型对消费的预测能力；引入供给冲击优于引入需求冲击。 需求冲击。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认为，总需求是短期中经济波动的主要决定因素。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也把需求纳入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变量中，不但把供给方面的冲击纳入，还把个人需求偏好变化、政府需求变化等需求方面的冲击也纳入到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变量中。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为中国带来全球市场，以前特别是巨大的美国消费市场需求，极大的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因为需求的巨大作用，危机时政府加大政府投入，扩大总需求，减少了衰退，平缓了经济周期的波动。上次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4万亿投资，有效的拉动了内需，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中国，投资很大一块是由政府进行的。因此，这方面的投资的波动可以计入总需求。丁从明、陈仲常（2009） 指出了频繁调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经济波动大起大落 的重要因素。付一平、刘金全等（ 2005） 发现，中国财政规模与实际波动性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性。 制度冲击。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改革这种积极的制度冲击已经明显极大的促进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能反作用于经济，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组织制度本身。庞东、杨灿（2006）结论证明： 在中国受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出台的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制度变动冲击对经济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 货币冲击。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冲击可以引起名义支出及总需求的变化。苗文龙、陈卫东（2010）研究发现： 技术冲击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冲击可以解释80%以上的中国区域经济周期特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存在显着的区域周期冲击效应。
2.情绪，非理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偏差。经济学往往假设人是理性的，但实际上人往往是非理性的。由于人的非理性，往往人的选择不是经济学上论述的最优选择，比如羊群效应或从众心理。行为科学和行为金融学都研究了人的非理。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往往导致选择不是最优，比如投资过度等，也引发或加剧了经济的波动。
3.金融冲击。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与经济中其他部分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金融市场往往是极具波动性。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往往引起经济的波动，如1929年金融危机和2007年次贷危机都引发了经济的下滑，损害了经济增长。
4.政治周期。由于政府往往对经济有影响，因此，当不同经济政策的集团轮流执政时，交替的对经济产生不同影响。
5.其他原因。目前，还有些其他理论解释经济周期的原因，如创新理论、太阳黑子理论、国际经济周期理论、信息周期理论、混沌周期理论等。
结论
任何经济都不是由单一因素所影响，经济的变化往往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甚至各因素之间也相互影响，比如制度冲击促进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进步引发供给出新产品，而供给新产品创造了新的需求，促进了经济增长，并给其制度冲击正的信号促进制度创新。而对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需求也可以促进制度变革科技革新，供给新产品。又如由于人们的非理性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而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往往引发人们的羊群效应跟风操作，而这更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经过上面的分析和讨论可以知道，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长期以及超长期的波动由科学技术冲击决定。制度冲击往往影响中长期的波动，而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往往影响短中期的波动，货币冲击、非理性冲动、金融冲击往往影响的是短期波动，但如果不注意，则可能引起大衰退，比如1929年大萧条。所以，中国既要了解。另外，从经济波动原因中的分析发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技术冲击、需求冲击、制度冲击。由于中国国际化与金融市场的日益扩大，供给冲击、货币冲击、信息不对称、金融冲击等也将越来越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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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苗文龙，陈卫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中国区域经济周期异步性[J].中国经济问题，2010，（6）.
经济周期篇6
关键词：存货；存货投资；经济周期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9月5日
存货在一国经济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尽管存货占GDP的比重并不高，但是其波动程度很大，是产出波动的主要构成部分。鉴于存货投资对经济的重要性，本文从理论上介绍了存货投资的概念、统计方法、基本理论、最近的理论进展以及存货理论的应用，以期对关于我国存货投资与经济周期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存货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一）存货与存货投资。存货的持有者主要是生产部门与销售部门。对生产部门而言，存货不仅包括产成品，而且包括在制品、半成品和原材料等；对于销售部门来说，存货则主要指未销售出去的商品。存货投资指一定时期内存货实物量变动的市场价值，即期末价值减初期价值的差额，再扣除当期由于价格变动而产生的持有收益。存货投资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正值表示存货上升，负值表示存货下降。此外，基于产出和收入的角度，存货投资作为当期总产出与总销售之差，是GDP的构成之一（许志伟等，2012）。
（二）存货投资的数据来源和统计方法。基于美国的实践，我们讨论统计存货投资的数据来源和估计方法。一般而言，用于估计存货投资的数据来源非常广泛，不同部门的数据来源也不尽相同。为了将各种来源不同的数据调整成国民收入账户（NIPA）中的对应概念，需要使用一定的估计方法。目前，主要的估计方法主要有四种：基年估计（benchmark-year estimates）、非基年估计（non-benchmark year estimates）、最近年份和本季度估计（most-recent-year and current-quarterly estimates）和数量和价格估计（quantity and price estimates）。更为具体的介绍参考国民收入账户手册第七章。
张涛等（2010）详细论述了代表性发达国家和中国存货指数的计算方法，具体为：美国的存货指数是由美国供应管理学会（ISM）编制，由采购经理人协会抽样调查和收集企业家对存货变动看法（存货增加、存货持平、存货减少）；存货指数的编制是分行业进行的，行业存货指数=（行业内存货增加的样本公司占比+0.5×预期下月原材料存货减少的比例）×100；综合存货指数是在行业指数基础上根据行业权重加权计算得到，每一个行业的权重是依据该行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来确定。
德国的存货景气指数由德国经济信息研究所（IFO）编制，在调查7，000个制造、建筑、批发和零售企业存货的基础上计算得出；具体分为现在的状况和未来6个月存货的预期变化，存货现状分为三个状态：满意、不满意和很满意。未来6个月存货预期变化也分为三种情况：不变化、上升和下降。用“预期上升”的企业占比减去“预期下降”的企业占比，或用“满意”的企业占比减去“不满意”的企业占比，再除以基期计算得到的百分比就是存货景气指数；目前德国存货景气指数选择的基期是2000年，调查得出的数据经过季节调整后，每月一次。
英国存货指数是自1992年开始，在调查制造业600家企业的基础上计算得出；其计算方法为：如果本期存货相对上期存货增加，赋予权重0.5，没有变化赋予权重0.5，下降赋予权重0，权重乘以相应的百分比相加即得到存货指数。英国在计算存货指数时，考虑了企业规模因素，大企业比小企业影响更大，因此大企业样本占比相对更高。
日本存货指数的编制方法与美国类似，覆盖日本制造业的近300家企业，包括小企业、中等规模企业和大型企业，其存货指数细分为产成品存货指数和商品采购存货指数。日本存货指数计算也采用按行业比重加权得到。
在我国，中国物流中心从2005年开始，根据其月度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将制造业存货指数和非制造业存货指数作为其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中的一个子项按月编制，并于每月9日公开上一个月的计算结果；其中，制造业存货编制共涉及730余家企业，分为原材存货指数和产成品存货指数，同时按行业不同，编制分行业原材料和产成品存货指数；非制业存货指数编制涉及1，000余家企业，不存在原材料存货指数和产成品存货指数的区分；其体编制方法（以制造业原材料存货指数为例，产成品存货指数编制方法与此类似）是：原材料存货指数=（受调查企业中预期下月原材料存货增加的比例-0.5×预期下月原材料存货减少的比例）×100。
此外，国内有一些学者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季度企业问卷调查数据，按照国外通行的计算方法，进行过计算中国存货指数的相关研究。陈杰、刘妹威（2008）以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工业企业景气状况设计调查问卷”为基础，借鉴国外存货指数的计算方法并结合中国企业景气调查制度的特征，提出了中国存货指数的设计方案。王作春等（2005）则以国内上市公司公开的财务数据为基础，通过推算的方式获取个体存货景气指数，再以加权的方式对各行业存货景气指数进行汇总，进而获得总体存货景气指数。
（三）理解存货与存货投资的重要性。尽管存货投资占GDP的比重在不同国家、不同年份均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角度看，这一比重都很低。例如，1956～1998年间，存货投资占美国GDP的平均比重为0.66%。1995年，存货投资占西方七国GDP的比重分别为：美国0.36%、英国0.31%、日本0.53%、德国0.47%、法国0.54%、加拿大0.32%以及意大利0.91%。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1992～2010年间，每年存货投资占GDP的比重大约在3.5%左右。上述事实似乎意味着存货投资可能无法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事实上，理解存货投资对研究一国的经济波动是非常重要的，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尽管存货投资占GDP的比重较低，但是存货投资的波动对一国经济波动的贡献较为明显。例如，美国战后经济的波动中，大约有1/3归结存货投资。中国经济中的存货投资波动也能够解释产出波动的20%。更为重要的是，存货持有量的变动大约可以占到季度GDP变动的60%左右（Fitzgerald，1997）。因此，理解存货投资变动的原因是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Blinder，1990）；第二，企业的存货投资行为有可能会放大或缩小经济的波动幅度，进而成为技术和政策影响经济的重要的传导机制，并且可以用来识别不同的冲击来源或者说经济起伏的原因。
二、存货投资数据的统计特征
由于存货投资的波动在经济波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我们需要对存货投资的数据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
（一）存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国外的数据来看：Ramey and West（1999）通过分析G7（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从1956～1995年的数据得到，存货投资只占GDP份额的0.5%，相比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15%）和消费比重（占GDP的2/3），存货投资的比重是非常小的。而根据G7国家1995年的横截面数据，得到各国占GDP的比重分别为美国0.36%、英国0.31%、日本0.53%、德国0.47%、法国0.54%、加拿大0.32%、意大利0.91%。此外Fitzgerald（1995）分析了美国二战后的存货投资数据，得出美国的存货投资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5%。因此，不论从时间序列上还是从横截面上，从国外的数据来看，存货投资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十分微小的。
从国内的数据来看：相比较国外存货投资的特征，中国存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有自己的特点，仅就该比例的这种趋势变化也可以看出我国市场化的进展。对于当代存货投资的特征，许志伟等（2012）分析了1992～2010年的宏观年度数据，得出中国每年的存货投资仅占GDP的3.5%。因此，通过分析中国存货投资数据，我们得到的结论和国外的数据基本是一致的，即存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比较小的，对于中国而言，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发展，存货投资占GDP的比重正在不断地降低。
（二）存货投资的波动规模。相比较存货投资所占GDP的份额，存货投资的波动性是非常巨大的。早在1950年，Abramowitz就得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经济衰退往往伴随着存货投资的急剧下降。而根据Alan.Blinder（1991）的计算，这一情况在二战后的历次衰退中仍是如此，他通过分析1948～1982年的数据发现，美国真实的存货投资变化占真实国民生产总值变化的87%。Ramey and West（1999）分析了二战后G7国家存货投资变动和GDP的变动，发现存货投资变动占GDP变动的比例保持在12%～71%的范围内。许志伟等（2012）分析了1992～2010存货投资和GDP数据，相比较存货投资所占的份额，发现其存货波动解释了GDP总波动的20%之多。所以，存货投资的波动规模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三）存货投资的顺经济周期性。在存货投资的研究中，存在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存货投资对经济周期波动有放大作用。所谓存货投资顺经济周期性是指存货投资的波动趋势与经济周期的波动趋势是一致的（Ramey and West，1999）。Fitzgerald（1995）计算了美国1948年到1991年历年存货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峰与波谷之间的变化比较发现，存货投资的变化与经济周期的变化方向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存货投资周期性的波动规模与经济周期的波动规模基本相当。Blinder and Maccini（1991）发现二战后，在美国衰退的时期内，存货投资的下降和总产出的下降相伴随，并且存货投资的变化可以解释总产出变化的87%。Blinder（1990）在文章中认为：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存货投资周期。Ramey and West（1999）分别计算了G7国家1956～1995年存货投资和销售额之间相关系数发现：所有国家的相关系数均为正，系数均值在0.1～0.2之间，并且通过VAR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发现结论是一致和稳健的。Yi Wen（2005）通过研究美国和OECD国家的总量数据，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波动区域上详细讨论了存货投资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得出：在经济周期高频波动的部分，存货投资是逆经济周期的；而在经济周期低频波动的部分，存货投资是顺经济周期的。此外，存货投资的波动方差在经济周期高频波动的部分比较大，而在经济周期低频波动的部分比较小。Kahn（2002）通过分析美国数据发现：美国自八十年代起，总产出的波动规模较二战结束时期缩小了将近一半。Kahn等人通过构建宏观经济模型得出：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存货投资的变化（尤其是耐用品存货投资）是导致美国经济波动平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从国内研究来看，易纲、吴任昊（2000）考察了中国1979～1989年存货周期和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得出：1979～1986年间，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783869，即表现为明显的“顺周期”特点。而在1979～1989年间，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24599，却表现为“逆周期”特点。原因就在于1987～1989年间，二者的相关系数为惊人的-0.92289，即存货投资的波动在那三年几乎完全是反经济波动而行的，即“顺周期”这一特点在1987～1989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例外。其原因在于：在1987年、1988年，受多种因素影响，市场需求十分高涨。在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存货行为的“顺周期”特点日益明显。在1992～1995年经济高速增长之时，存货投资出现了更高速度的增长，GDP波动与存货投资波动的相关系数为0.664865。而当1996年经济开始进入调整期，经济增长开始减缓之时，存货投资则以更快速度下降，在1996～1998年间，二者的相关系数为惊人的0.998304。张涛（2010）通过构建5，000户企业的存货指数与经济周期的数据得出：5，000户企业存货指数与经济波动周期能够较好地拟合，但存在约1～3个季度的滞后。许志伟等（2012）根据采购经理人指数中的产成品库存和原材料库存指数作为两种存货投资的变量，得到了原材料存货投资顺周期、产成品存货投资逆周期的经验事实。
（四）存货投资与销售额的正相关性。Ramey and West，（1999）分析了G7国家1956～1995年的数据，通过VAR模型分析，得出了存货投资于最终销售之间的正相关性，并得出了存货投资与销售额比例平稳性的结果。Kahn（2002）通过分析美国1953～2000年的数据，得出了美国存货投资与销售额之间正相关的性质。
三、关于存货投资的理论
这部分介绍文献中关于存货投资的相关理论：首先，我们介绍关于存货最为基本的生产平滑模型；其次，针对生产平滑模型存在的不足，我们在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下依次介绍对生产平滑模型的三个拓展；最后，介绍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有关存货投资的理论。
（一）生产平滑模型。生产平滑模型是文献从微观角度研究企业存货行为的基准模型。其基本想法是，当面临可变的市场需求且调整产出存在一定的成本时，企业具有持有存货以平滑生产的动机。在这一模型中，与不持有存货的情形相比，企业持有存货能够减小产出的波动程度（用方差衡量）。但是，为了使企业有足够的激励持有存货，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1）持有存货的成本适中；（2）随着产量的增加，成本上升的幅度足够大；（3）企业有足够的耐性，否则其平滑生产的动机就会减弱。
尽管生产平滑模型为分析企业存货行为的基准，但是其理论预测与存货行为的特征事实并不一致。生产平滑模型产生的两个可供验证的结论为：（1）销售的波动要大于产出；（2）存货投资的变动方向与产出相反。事实上，这两个结论均与数据不相一致（Fitzgerald，1997）。为了克服这一缺点，一部分文献通过对生产平滑模型进行修订，使其产生与数据相一致的结论，还有一些文献则从新的角度考察存货的动态变化。早期的模型拓展都是在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下展开的。
（二）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下的存货理论
1、基于生产平滑模型的拓展。基于生产平滑模型的拓展大致分为三类：成本冲击、目标存货水平和非凸性技术。下面，我们就其基本思想依次加以阐述：
第一，引入成本冲击。通过引入成本冲击，产出会随着成本的变化而变化。具体而言，当成本升高时，企业选择较低的产出水平，反之亦然。由于存货投资为销售与产出之差，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产出可能通过成本冲击这一途径产生比销售更大的波动。同时，存货投资也会表现出顺周期的特征。
第二，引入目标存货水平。与上述模型不同，一些文献引入持久性的销售冲击，并假定企业存在明确的存货/销量之比目标，且偏离这一目标会产生额外的成本。通过这些设定，能够使模型产生与数据相一致的特征。其中的逻辑是：设想t期销量意外增加并且企业的生产决策在冲击发生之前完成。企业会减少与冲击相当的存货数量。在t+1期，企业不仅需要使生产达到期望的销量（销售冲击是持久的），而且为了达到其存货/销量目标，其持有的存货数量也会相应增加。这样不仅会导致产出的增加大于意外销量的增加，而且还导致产出与存货呈同向变动关系。
第三，引入非凸性技术。即假定在一定的产出范围内，企业的边际成本是下降的。这样，在某一时期内，企业增加生产导致边际成本下降，进而导致其增加生产的动机增强；而在另外一些时段内，企业减少生产导致边际成本上升，从而进一步促使企业减少生产。这样就产生了产量“扎堆”而非平滑的特征。
2、（S，s）模型。生产平滑模型适用于描述最终产品制造业的存货行为。但是，一些研究表明这部分存货的比重较低，只占到制造和贸易行业存货总量的15%。不仅如此，这部分存货的波动是最小的，而零售和原材料加工和提供部门的存货波动程度最大。关于存货的研究应该主要聚焦于此。
（S，s）模型着重讨论运输过程而非生产的时间安排，故而更适用于讨论零售和原材料加工和提供部门。在这一模型中，企业的决策方式为：首先，选择最优的数量s，当存货水平低于s时，企业不允许存货水平继续下降。当存货水平达到这一水平时，企业会订购存货，使其达到另外一个最优选择的水平S。只有当存货水平达到s时，企业才会追加存货。S-s称为最优份额。
在该模型中，由于产出会在0与S-s之间跳跃变化，所以有可能使产出的波动大于销售。但是，在将这类同数据对比时，会产生模型难以加总的问题，因为模型中没有代表性企业，而是需要讨论企业持有存货的分布。
（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的存货理论。在分析上述模型过程中，假定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需求是外生的，因此均为局部均衡模型。最近的研究将分析拓展到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并得到了一些新的结论。
首先，Pengfei Wang and Yi Wen（2011）将企业生产-成本平滑动机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刻画企业存货投资行为。具体而言，企业在面临成本不确定的情况下会对销量加以平滑。在成本较低时，企业扩大生产并增加存货，以防备当成本较高所导致的产出减少。这一模型不仅能拟合数据中顺周期存货投资与逆周期存货/销售比的特征，而且得出了存货能够放大和传导经济周期的结论。
其次，Yi Wen（2011）将无库存规避动机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存货的动态特征。在拟合美国经济周期和存货相关特征事实的同时，模型的结论是存货管理技术的进步反而会加剧总产出的波动。这是因为无库存规避动机会产生顺周期的存货价格（影子价格），这一机制能够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即在经济高涨时抑制销售，经济低迷时鼓励总需求，从而缓解了经济的波动。存货管理技术的进步弱化了这一机制。
最后，Khan and Thomas（2007）将（S，s）模型扩展到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通过参数校准，模型能够拟合存货投资2/3的波动，并产生与特征事实相一致的特征，如顺周期的存货投资，较大的产出波动和反周期的存货/销售比等。但是，这一模型的分析认为产出的变动并没有因为存货的积累发生根本的改变，因为顺周期的存货投资会将经济资源移出最终产品的生产，从而弱化了销售的波动程度。
四、存货模型的应用
一些文献通过将存货引入模型讨论相关的宏观问题。目前这类文献为研究的前沿，方便起见，我们此处列举两个例子：
（一）存货模型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有研究使用存货模型解释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贸易量大幅下降的现象，代表性的文献为Alessandria et al.（2010）。Alessandria et al.（2010）表明国际贸易中的两大摩擦——运输时滞（delivery lag）和交易成本的规模经济—所发挥的作用远大于其在国内贸易的情形。这两大摩擦都导致进口企业持有大量的存货，正因如此出口对冲击的反应要大于产出。
（二）新凯恩斯模型中的存货。通过将存货引入新凯恩斯模型，Lubik and Wing Keong Teo（2010）讨论了其对通货膨胀动态的影响。由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NKPC）中实际边际成本是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却无法观测，所以利用存货/销量比与边际成本的关系能够克服这一困难。但是研究结果表明，在NKPC框架下，存货对解释通货膨胀没有帮助。YongSeung Jung and Tack Yun（2012）通过Calvo定价模型中引入产成品存货，将当期通货膨胀表示成边际销售成本的函数，利用产成品存货与边际销售成本的关系生成的通货膨胀序列表明，即使不使用单位劳动成本边际成本这种传统做法，也存在较好拟合经验NKPC的可能性。
主要参考文献：
[1]Alessandria，Kabosoki and Midrigan.Inventories，Lumpy Trade and Large Devaluat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
[2]Fitzgerald，T.Inventories and Business Cycles：An Overview[J].Economic Review，1997.
[3]Khan and Thmas.Inventories and Business Cycles：An Equilibrium Analysis of（S，s）Polic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7.
[4]Lubik and W.K.T.Inventories，Inflation Dynamics and the New Keyesian Philips Curve[J].Working paper，2011.
[5]Ramey，V.and K.West.Inventories[C].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1999.
[6]Wang and Wen.Inventory Accelerator in General Equilibrium[J].Working paper，2009.
[7]Wen.Input and Output Dynamics[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2011.
[8]Jung，Y.S.and T.Yun.Inventory and the Empirical Philips Curve[J].Journal of Money，Bank and Credit，2013.
[9]许志伟，薛鹤翔，车大为.中国存货投资的周期性研究——基于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动态视角[J].经济研究，2012.8.
经济周期篇7
[论文摘要]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每当经济高涨，通货膨胀率上升和国民收入高速增长时，中央政府就采取紧缩政策；每当经济衰退、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和财政收入减少时，中央政府就放松紧缩政策以及采取某些刺激政策。反过来也就是说，紧缩政策导致了经济衰退，对紧缩政策的放松导致了经济高涨。上述现象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周期”的一个体现。
一、中国现代经济的政治-经济周期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从1949年至今，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积累，国民经济整体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反思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不仅有很高的增长速度，同时也存在着周而复始的经济波动。究其原因，政策(主要是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导向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使经济出现与正常波动表现特征差异很大的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1976年“”结束，我国共经历了5个经济周期。从1977年到现在，又经历了5个周期。在前5个周期中，曾有三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 gnp增长率的高峰都在20%左右(1958年为23.1%， 1964年为16.6%， 1970年为19.1%)。1977年后，曾有四次大起， gnp增长率的高峰明显下降，但仍然较高，均超过了10%。
1952-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经济高峰； 1954-1955年，反冒进运动，温和衰退 ；1956年，中共会议，经济高峰；1957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温和衰退；1958-1959年，运动，运动会议，经济高峰；1960-1962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七千人大会，经济严重衰退，； 1963-1965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经济高峰；1966-1968年，高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经济严重衰退，停工、停产；1969-1970年，党的九大，经济高峰；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经济衰退；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经济高峰；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经济严重衰退；1977-1978年，党的十一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经济高峰；1979-1981年，经济衰退、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1982-1985年，党的十二大，经济高峰； 1987-1988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经济衰退；1992-1993年，党的十四大，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经济高峰；……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存在明显的政策周期，且与经济周期变动呈一致性特点，中国的政策总是不断变化的，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主要来自于两个冲击，包括“政治动员冲击”和“政治命令冲击”，前者直接引起经济扩张，后者直接引起经济紧缩。
政策反复变动的原因是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实性与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我们时时都可以感受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力量。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与政治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我国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在大部分时间是合二为一的。政府是公有制产权所有者的最有权威的代表。各级政府作为国营企业的代表主导着投资需求的总趋势，放开缰绳的是政府、拉紧缰绳的也是政府。而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的经济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意义尤为深远。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天赋要素、技术、偏好以及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四大要素。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产生激励作用，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为了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套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的行为规则，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
在丹尼尔·布罗姆利看来，“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关于规定个体和集体选择的制度安排的结构。”因此，政策问题关注的是那些制度安排的结构。而政策是政府或社会公共权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为达到一定的目标，经过一定的合法程序而制定的行动方案和行为依据。其本质上是一种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资源和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方案。由此可以得出，政策本质上是政府或社会公共权威对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
以前经济政策仅仅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在对经济波动起作用。将经济政策纳入到经济波动的内生变量，就有助于深入考察政策周期与经济波动的相互关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政府在经济衰退期使用反方向的刺激经济的政策手段；为什么在经济过热时期政府运用紧缩性政策来抑制经济的不正常发展。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我国经济波动呈现出“大起大落”、剧烈震荡的特征。
二、中国和西方政策性周期的不同
（一）政治体制不同
西方是多党执政，政治家的主要目的是保住他们的职权。从而他们会以一种使他们可望获得的选票数最大化的方式来干预经济。在选举和当政的问题上，执政方会尽可能地使用各种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资源。在各个层面上给选民以感染力和心理暗示，增大自己当选的几率，从而在外部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很显然这是一种短期行为。同时，由于每个参选者都代表一定的团体利益，因而为了能够顺利当选，必然对选民许下种种诺言。当其当选后，必然对经济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已体现其执政能力并维护其所代表的团体利益。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经济过热，当政者不可能让经济一直过热下去，必然在一定时间采取抑制经济的相关政策，从而使经济转入紧缩期。这种种非经济因素造成了经济的跌宕起伏，客观上形成了西方国家所谓的政治周期。
在我国，由于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参政的政治体制，也就不存在中国共产党为了自己能够顺利再次当政而人为地拉动经济、刺激经济发展而扭曲经济发展的规律。这就决定了我国在政治层面上(选举)主要体现为各层级领导人的更迭变动，而且也主要是人事变动，大政方针没有很大的变化。统一的政治制度使得每一位领导人在任时的经济政策必须服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同样也不存在着某位领导人为了当选而人为地拉动经济的观点。
（二）平台不同
西方国家政策平台是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他们遵循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观点，变动的主要是政府调控经济手段的强弱，有些时间段政府调控要强些，而有些时间段政府则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
中国的政策平台是正在健全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起主导作用。从建国伊始就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府控制与管制经济，主要采取一些政策性的行政指令来调控经济，导致经济波动的起伏较大、波动剧烈。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以宏观调控为主，所采取的也不仅仅是行政命令的方式，各种手段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全在市场化改革中发育，发展的市场不是一种自然演进的市场，而是一种以行政政策催发的“人造市场”。这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政策性指令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经济周期篇8
2013年宏观经济态势：融资困局考验调控智慧
要实现投资的稳定增长，融资规模至为关键，而在2013年，每个渠道的融资扩张，都将存在一定障碍。
首先，对于信贷资金，2012年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已下降到了五成左右，今年中国银行业将要开始试行巴塞尔协议Ⅲ（Basel III），在当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就目前来看，商业银行风险资产的扩张多少会受到更大的约束。其实，广义货币（M2）目标增速预定为13%左右也意味着全年的信贷规模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会继续下降；当然，如果能够允许较大规模的资产证券化，将能够释放商业银行的部分信贷潜力。
其次，对于财政资金，2013年全年预定约为1.2万亿元的赤字额度，额度虽创历史新高，但赤字率却仍与2012年账面赤字率持平，如果算上2012年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调入的2700亿元，那么，2013年的赤字率甚至还不如2012年高。
第三，对于非信贷之外的资金，主要来自信托与委托贷款（目前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例已近三成）和企业债券融资（主要是城投债和地方融资平台），在2012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回升中扮演了决定全局的微妙角色。然而前者因已被冠以“影子银行”之名而遭受舆论纷扰，在2013年信托融资整体面临被规范也将在所难免；对后者的规范实际上已经开始，比如四部委发文规范土地储备的管理，发改委则加强了对发债企业信用风险的管理。
那么，2013年哪一种融资渠道可以成为投资的坚定后盾？剩下的答案只有一个：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对非信贷融资的政策立场将会左右明年的投资和经济增长。
无论是哪种融资渠道的调整，都具有强烈的欲拒还迎、松紧两难的意味，这也决定了政策冲击将是2013年市场的主要风险。融资的挣扎决定了经济增长很可能是温和的；在经济温和的背景下，全年物价总体上不值得担忧，但可能在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将成为市场的一个重要话题。
综合多种因素考量，如果给定M2目标为13%并且得到很好的控制，预计全年新增信贷最多约为9万亿元，社会融资总量约为16万亿元，全年GDP增速预计为8.1%，CPI增速为2.3%。（见表1）。
从汇率方面看，既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并且还需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那么，在本来已经偏高的有效汇率无法调整的情况下，通过利率下调以放松货币条件就势在必行。预计2013年上半年可能会有两次左右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调（每次0.5%），以促使货币市场利率下降；还可能会有1次基准利率下调（0.25%），以便更直接地驱使贷款利率下行。
值得关注的风险在于，如果采取了上述政策，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落入笔者担忧的“中国经济的日本化风险”的概率显著上升（参见笔者在2012年九月份的研究报告：《汇率杀机――中国经济的日本化风险》）。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升警戒级别，以准备应对2017-2022年“黑天鹅”的到来。
2013年债市：逃不过的周期
从影响债市的三条线索来看，预计GDP上半年会温和回升，但下半年可能将小幅回调；CPI整体上逐季走高；从货币政策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基调下，无论是下调逆回购利率，还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甚至降息，都更可能发生在上半年，从而给市场造成“前松后紧”的感觉。
从对债市利多或利空的角度看，综合上述三方面的因素都不是齐刷刷地指向同一个方向，这决定了2013年的债市总体将会呈现震荡格局，而不会是一个趋势性的市况。
根据我们的观察，中国债券市场的历史数据呈现出极为规律的周期性变化。从具有指标意义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月度均值来看（参见图1），自2002年有数据以来呈现三轮显著的42个月左右的周期波动，三轮周期分别为2002年5月-2005年9月、2005年10月-2008年11月和2008年12月-2012年6月。三轮周期的持续时间分别为41个月、38个月和43个月，平均起来大约40个月左右；40个月的周期大致形成了“三个一”的特征，即“熊一年，牛一年，平一年”。
从历史经验来看，收益率上涨周期的初期，往往伴随着持续15个月左右的底部宽幅震荡，且会出现“二次回落”现象，但此后需要关注“由平转熊”的收益率上涨风险（见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