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范文

三线建设范文第1篇

从1964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个三线建设的高潮，即使在“”那样动乱的情况下，三线建设也没有完全停下来，可见这个建设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

把中国分为一线、二线、三线是亲自划分的。从黑龙江到广西沿海各省、市、区是一线，一线就是前线。西南三省，西北除新疆、内蒙部分地区外大部分地区，湘西、鄂西、豫西、山西等地区是三线，中间地带是二线。三线又称大三线，这是因为沿海各省在自己的省区内，也划一片地区为小三线。

三线建设是完全根据的一系列指示开始的。1964年，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已取得很大成绩，“”所造成的困难已基本克服，而国际形势却异常紧张，这时提出了三线建设问题。本来“”期间，已经在西南和西北开始建设钢铁企业、军工企业，修建铁路，但在调整期间由于资金困难，全部下马了。首先从恢复这些企业的建设入手，提出了建设三线问题。他在1964年5月就明确指出：攀枝花钢铁厂还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又说：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置，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起来。建不起来，我睡不好觉。9月，又提出批评，说把川黔、滇黔两条铁路停下来是没有道理的。11月在听取西南地区钢铁产量增长情况的汇报时又指出：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都搞起来；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还说，你们再不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还说，没有钱，可以用我的稿费。关于建设大小三线的讲话是很多的，但我手头没有资料，只能根据记忆写了这几条，这虽不能够全面反映出的战略思想，但也可以看出非常重视三线建设。

冶金部行动起来

当听到说“你们再不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时，中央各部委、各有关地区立即行动起来，三线建设的热潮从此开始。钢铁工业是重点之一（军工、煤炭、铁路都是重点），冶金部迅速调集人马，开到西南、西北，研究方案，布置建设工作。建设大军随后兼程前进，在三线摆开战场。

因地理关系，三线建设重点在西南，兼顾西北。冶金部在西南、西北各设了一个领导小组。西南小组由徐驰、李非平、李钟、韩清泉等负责。我当时在白银厂蹲点，就兼任西北小组组长，副组长是刘学新。两个小组都紧张地运转。虽然“”打乱了三线建设的规划，但建设没有完全停下来。不到10年时间，西南、西北都建成数以百计的工厂、矿山。三线建设对冶金工业来讲，可以说是继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的又一个建设高潮。粉碎“”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整顿、改革、技术改造，三线的冶金企业都成了冶金工业的骨干企业。

我在这里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项目。

攀枝花钢铁公司

冶金工业三线建设最大的项目，首推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这也是整个三线建设有代表的项目。说起攀钢建设，应当追溯到“”以前。地质部的勘探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根据40年代地质专家调查的资料，在北自四川省西昌，南至川滇边界的金沙江，长约200公里的安宁河谷和金沙江河谷地带发现了几处大铁矿，主要有西昌的太和、德昌的白马、盐边的攀枝花（这是地质队所在村，因有木棉树，俗称攀枝花，因而得名），储量很大。还在金沙江河谷发现了炼焦煤。因此，产生在这一带建设钢铁厂的设想。

1958年春天成都会议时，批准了建设攀枝花的设想。随后西南协作区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书记廖志高、杨超（四川省委工业书记）和我坐飞机飞抵西昌，并从西昌到会理一带考察了一番。当时这一带经济十分落后，西昌连一个小机械厂也没有，老百姓生活也很艰苦。李井泉很感慨地说，没有想到解放这么多年，老百姓依然衣不遮体。我们下决心开发这里的铁矿，建立钢铁厂和其他工业项目，以发展这里的经济。并当即决定成立西昌建设委员会和西昌钢铁厂筹备处，由杨超兼任建委主任。我听取了地质队的汇报，了解到这里有那么多的大矿，心中非常高兴，但是这里的铁矿是含钒、钛的磁铁矿，是否能冶炼出铁来，尚是未知数，必须进行试验。因此我建议先在西昌建一个小钢铁厂进行试验。同时还选择了离太和铁矿很近的西昌飞机场作为将来西昌钢铁公司的厂址。可是到了1962年，因为调整，国家无力进行准备工作，西昌钢铁厂下马，人员疏散。

随着攀枝花地区铁矿、煤矿的逐渐探明，就把从西昌到攀枝花一带要建设的钢铁厂称为攀枝花钢铁厂。但究竟建在哪里，当时没有仔细研究。1964年4月至5月，两次谈到要建攀枝花钢铁厂，说不搞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遵照的指示，由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负责，率领中央各有关部门到西南规划三线建设，冶金部派徐驰率领工作组前去选择攀枝花钢铁厂厂址。经过对西昌、德昌、米易、攀枝花几个地区的比较，认为攀枝花地区兰尖铁矿最容易开发，应当先开采。而宝鼎煤矿就在铁矿附近，可以就地供应，加上又有滚滚而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沙江水可资利用，实在是一个建厂的好地方。而西昌地震烈度系数大，太和矿储量虽丰富，但开采难度比较大，水源也比较紧张，所以工作组决定舍西昌而选攀枝花。但攀枝花地区没有平坦的地方，建一个150万吨的钢铁厂，起码要5平方公里的厂址，但这里连1平方公里的平地也没有，这就成为一个大难题。我国的技术人员是具有创造性的，他们在金沙江边上一个叫弄弄坪的山坡上，左测量右比较，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要在2.5平方公里的山坡上，依山势设厂，采用台阶式布置，安排一个大型钢铁厂。把一个大型钢铁厂建在狭窄的山坡上，这在世界钢铁工业建设史上也是无先例的。

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亲临现场考察、研究，批准了在弄弄坪建厂的方案，于是一场集科研、设计、建设于一体的大战迅速展开。

攀枝花钢铁厂能不能建设成功，首先取决于能不能在普通高炉中用含二氧化钛高达20%以上的钒钛磁铁矿炼出铁来。按常规冶炼方法，二氧化钛在高炉里是不熔化的，钛粉粒和铁水粘在一起，渣和铁不分，流不出铁水来。不突破这个难关，就谈不到建设钢铁厂。于是，一个以周传典为首的攻克钒钛磁铁矿冶炼关的技术专家组成立起来，要在一年之内解决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能解决的冶炼技术难题。专家组先在承德100立方米高炉进行模拟试验，后到首钢610立方米的高炉上试验，再在西昌两座28立方米小高炉上用攀枝花矿石进行了长期试验，一次又一次摸索规律，最后得出一套完整的工艺流程来对付在炉内捣乱的二氧化钛，终于从高炉内流出了铁水。奔腾而出的铁水，宣告攀枝花钢铁厂可以开建了。不但冶金战线广大同志激动异常，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也非常高兴。1973年我和周传典等在攀钢蹲点，在周传典的主持下，曾经把当时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不仅永远保存了这些资料，表彰了参加攻关的同志们的功绩，同时还为生产现场的技术人员、工人提供了技术教材。

有了新工艺和设计蓝图后，重担就落在建设大军身上。1964年腊月，成千上万的建设大军不分昼夜，奔赴到几乎没有人烟的崇山峻岭之中，在江边、山沟中支上一个个帐篷，三块石头架饭锅，开始了艰苦的战斗。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是在非常困难的外界条件下进行的，不但要克服地理条件上的种种困难，还要克服气候上的困难。这里没有春夏秋冬四季，只有雨季和旱季，从每年的9月到第二年5月为旱季，气候炎热，滴雨不见，人们就像在蒸笼里劳动；而雨季则经常大雨瓢泼，山洪咆哮，工地随时有塌坡的危险。但是这些困难没能吓倒中国工人阶级。然而由于“”带来的思想混乱，导致建设队伍内部分裂，造成两派斗争不息，影响了工程建设的进度。幸好在那里“支左”的代表遵照的指示，防止了两派斗争发展成武斗，始终以建设为重，没有长期停工。

当时攀枝花没通铁路，一切生活、建设物资都要经成都或昆明运到现场，运量很大，运输路程很远，道路崎岖，山高沟深，困难之大是可以想象到的。但这一艰巨任务得到北京、辽宁、山东、河南、安徽五个省市共1500辆卡车的支援，在1970年成昆铁路通车之前，运进3150万吨物资（不止是攀钢一家的，而是钢铁、煤、电、交通等所有项目需要的物资和几万人的生活用品）。几十吨、上百吨的数以百计的大件，硬是用汽车拖进来了。世人常常夸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盟军在法国登陆后，后勤支援是运输史上的奇迹，我看攀枝花建设的运输组织工作和它相比，毫不逊色。有人会说，怎么能和盟军在法国登陆相比呢，那是战争，希特勒拼命抵抗。可攀枝花建设又何尝不是在类似战争的环境中进行的呢?那时正是“”的高峰期，北京“五大领袖”一直想冲攀枝花，由于亲自阻挡，没有闯进去。可是成都、西昌、昆明等地却烽火连天，造反派的头头们沿途设关布卡，抢货劫车，不让通行，弄得攀枝花地区几乎没有隔夜之粮，不得不派军队押送，才勉强把交通命脉保住。

在攀枝花钢铁公司规划区域内，和攀枝花钢铁厂同时建设的还有煤矿、电站、交通、林业、建材等一系列项目。最重要的还是从成都通过西昌、攀枝花到昆明的全长1000公里的铁路。这是我国最难建的铁路，其隧道、桥梁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一条铁路。为早日建成这一交通大命脉，数万筑路大军战险山、斗恶水，日夜奋战。人们常说“战天斗地”，然而只有参加过攀枝花钢铁公司和成昆铁路建设的人，才能真正领会“战天斗地”的艰难和意义。

俗话说“苍天不负有心人”，艰苦的劳动终于结出丰硕的果实。1970年7月1日，在成昆铁路全线通车的同时，攀枝花钢铁厂第一座高炉流出了铁水。1974年从矿山到轧材，钢铁厂基本建成了第一期年产150万吨钢的大型钢铁基地和煤、电、铁路、建材的全部配套设施，在地处深山的攀枝花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工业城市――渡口市（后改为攀枝花市）。

攀枝花钢铁厂所采用的大型设备，除了几台大型吊车外，全部由国内制造，这与鞍、武、包三个钢铁厂不同。攀钢所采用的工艺流程，如高炉冶炼含钒、钛的磁铁矿、120吨氧气顶吹转炉炼钢、雾化提钒等，都是中国第一次采用。这是我国在美国、苏联封锁的情况下，自力更生的伟大胜利，是值得冶金战线广大职工骄傲的。但是，这些国产大型设备，毕竟大部分都是国内第一次制造，又碰上“”，质量不过关，投产后不能正常生产，后来又进行了一年多的攻关才解决。

攀枝花建设所以取得成功，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央有关部门在大规划的大框框范围内放权，在基地内部组织统一的指挥机构和总党委，把各部门的资金捆在一起，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建设初期，以徐驰、李非平为首的特区党委、总指挥部实施了有效的领导，真正把各行各业捏在一起，同心协力，各自负责完成自己所担负的任务，避免了条条块块分割、你拉我扯白费工的弊端。

前几年冶金部思想政治研究会在攀钢开会，我曾讲过一次话，我说，北有大庆，南有攀枝花，都是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大庆在三年困难时期，攀枝花在“”时期），最艰苦的地方，以最快的速度建设起来的，比较起来，攀枝花在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交通条件等方面比大庆更困难一些。两个大项目的建成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怕任何困难的最伟大、最宝贵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我们。

中国最大的铝加工厂

冶金战线三线建设第二个有重大意义的项目是位于重庆市市郊的西南铝加工厂。既然要准备打仗，就要有军工生产所需要的金属材料，以制造武器。建设三线，冶金工业的任务，就是一旦战争被强加在我国人民头上，在大三线能够生产军工所需要的各种品种、规格的金属材料。为了这一目标，冶金部在三线建立了配套的冶炼、加工企业。除攀枝花钢铁厂外，第二大的，要算为国防工业提供铝材的西南铝加工厂。

冶金部本来有一个哈尔滨轻金属加工厂，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哈尔滨变成前线地带，再加上苏联当年留了一手，没有给我们配上生产先进飞机材料的大型设备。因此我们还需要建设一个比哈尔滨轻金属加工厂更大的铝加工厂。这个厂的厂址选择，最初选在甘肃省与青海省交界处的红古，准备在那里建一个从铝氧、电解、炭素制品到铝材加工的完整的铝基地。单从地理条件讲，那里确实是一个好地方，有铁路、有水源、有平坦的场地；又处在兰州与西宁之间，可以得到两省的支援。但从大的地理位置来看，又有些太靠北了，所以考虑再三，冶金部党组认为还是把加工厂建在西南为好。在西南地区，曾选择遵义作为建厂的厂址。遵义是真正的大后方，离贵阳铝厂不远，又是历史上遵义会议的旧址，是具有优越条件的，但考虑到当地的工业基础薄弱，国家最后决定把这个厂放到重庆市郊区。

这个厂安装了我国最大的3万吨模锻水压机、1.25万吨卧式挤压机、2200毫米的热轧、冷轧板机，产品比哈尔滨加工厂提高一个等级。这样的大型设备不仅在亚洲是第一流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少数几个工业大国才有这样的工厂。它可以生产世界上最大的飞机用的铝材。

西南铝加工厂虽然重要，但比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规模小一些，在建设过程中解决困难问题也不如攀枝花那样及时，再加上当时四川省受“”中动乱的影响，直到1973年加工厂的一期工程才完成。这个厂的布置，也受到“山、散、洞”理论的影响，车间分散几处，最重要的轧板车间竟被从高岗上移到一个低洼地，不但受到洪水的威胁，运料也不方便。好在没有进洞，没有造成大的危害。即使有这些缺陷，这个厂的建设投产依然标志着中国铝加工工业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这个厂和攀枝花钢铁厂一样，证明中国人民有雄心壮志，不管有多大困难，看准了、下决心要办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办成。

在西南地区，还扩建了成都无缝钢管厂、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昆明钢铁厂、遵义铁合金厂，完善了贵阳钢铁厂，新建了长城特殊钢厂、遵义金属材料厂、峨眉铁合金厂、乐山冶金轧辊厂等一系列工厂。这些工厂细写起来要费很多篇幅，我只想把水城钢铁厂简要介绍一下。

反复折腾的水城钢铁厂

六枝、盘县、水城是贵州的三个县，煤炭储量在200多亿吨，而且煤种齐全，也比较容易开采，是西南三线建设的最大的煤炭基地（另外两个基地是重庆和攀枝花）。建设六盘水的主要目的，是为攀枝花钢铁基地提供炼焦煤和动力煤，和攀枝花钢铁厂是一个整体项目。原来规划把煤运到攀枝花，回来的列车把矿石带来，所以在水城布置了一个100万吨规模的钢铁厂。煤铁交流，各得其益，是一个很好的规划。水城钢铁厂的建设是与攀枝花同时开始的。从鞍钢调去一个以陶惕成为首的班子，包括领导干部和工人，由鞍钢包建，一些设备也由鞍山支援，先建一个60万吨铁厂。建设进行得很快，一座中型高炉和与之配套的设施很快建了起来。但是“”对该厂建设冲击很大，陶惕成被整死，工程陷于停顿，再也没有能够把炼钢、轧钢配套设施建设起来，所以有了“水钢、水钢，有铁无钢”的说法，水城钢铁厂成了有名的亏损大户。20世纪70年代后期，水城钢铁厂的经理张子熊很着急，贵州省委更着急，都想把炼钢厂、轧钢厂建起来，使水城钢铁厂发挥作用。1977年我和周传典曾两次前去帮助规划，又增建了一座高炉，炼钢厂也开了工，水城钢铁厂的建设又恢复了。后来遇到调整，又耽误了一些时间，直到1984年，水城钢铁厂才有钢、有材。前后折腾来折腾去，经过20年水城钢铁厂才建成一个中型钢铁厂，浪费很大。

遵义钛厂和峨眉单晶硅厂

在西南三线建设的有色金属新建项目，除了铝加工厂外，重要的还有遵义钛厂、峨眉单晶硅厂（半导体材料厂）、自贡硬质合金厂。钛是20世纪50年代新兴金属，也是军工产品的重要材料，我们曾在抚顺铝厂搞过试验，取得了成功。三线建设时，就把已取得的工艺技术移植到遵义，建设大型的钛冶炼厂。那时攀枝花铁矿中的钛还不能回收，冶炼所需要的钛精矿，取之于广西、广东和海南岛海滨的砂矿，这些地方的海滩沙子里含有二氧化钛较高，采用重选方法，可以取得质量很高的钛精矿。我们建的钛厂，虽然比世界上当时采用的工艺落后一些，但也能生产高质量的海绵钛。同时又在辽宁省锦州铁合金厂建了一个钛车间，使钛金属和钛材立足于国内。

单晶硅是电子工业必不可少的材料。“”期间，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研究出生产单晶硅的工艺，并建设了小型生产装置。为了在三线建立基地，就把有色金属研究院的人员调到二线，建设正式的生产厂，同时继续开展研究工作。这个厂子是很成功的，是我国第一个单晶硅厂，可惜也因受了“山、散、洞”的影响，厂址太靠山了，没有扩展的余地。以后又在河南省洛阳、陕西省华阴建立了两个厂。洛阳和华阴相距不远，建设两个同样的厂，显然有些重复，这是“”期间建的，有点欠考虑。

西北三线地区的冶金工业建设

在西北地区，冶金工业的三线建设规模没有西南那样宏伟，部分原因是地理位置靠北，部分原因是受投资的限制。但是也建了一些工厂，甘肃境内的白银钢铁厂的铜加工厂、小铁山的铅锌冶炼厂、陇西铝加工厂、红古的炭素厂；陕西境内的宝鸡稀有金属加工厂、西安精密合金厂以及青海西宁的特殊钢厂和宁夏的铍、钽、铌厂等。同时恢复了甘肃酒泉钢铁厂。在宁夏石嘴山钢铁厂原址建设了金属制品厂。下面我也简单介绍几个项目。

甘肃酒泉钢铁厂仓促下马的情况我已写过了。当提出三线建设时，冶金部就决定恢复酒泉钢铁厂的建设。酒泉钢铁厂离中蒙边界较近，离我国腹地很远，算做三线边缘地带。1964年我去酒泉钢铁厂帮助制订恢复规划，决定首先恢复矿山建设，然后恢复高炉、焦炉，建设炼钢、轧钢成套设备。镜铁山铁矿在海拔3000米以上，气候寒冷，条件艰苦，没有过硬的队伍是拿不下这座矿山的。为此我把已调到白银厂的全国闻名的马万水工程队调去开山建矿。马万水工程队是一支思想、技术都过硬的好队伍，在白银厂我和他们相处了一个时期，确实很佩服。当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们后，全体职工二话没说，全部服从命令。那时马万水已因癌病去世了，但他带领过的队伍，依然保持他生前的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作风。这支队伍由马万水的继任者马明带上山去，干得很好。可惜“”开始后，把酒泉钢铁厂建设又冲掉了，马明挨了批斗，马万水工程队也调离镜铁山，转到邯邢矿山去了。酒泉钢铁厂拖了许多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建成投产。酒泉钢铁厂的上马、下马反复多次，也延续了20多年，钱浪费了，人也熬老了，这样的教训是不应当再重复了。

青海省西宁市西郊，“”时建有一个小钢铁厂，调整时下马了，厂址荒芜，省里准备改建其他工厂。我考察了这个地区，认为在这里建一个特殊钢厂比较合适，西北没有特殊钢厂的空白也可以补上。省委和部党组同意我的意见，决定把本溪特钢厂搬到西宁。本溪特钢厂规模虽不大，但基础好，搬迁比较容易。之所以搬本溪特钢厂，是因为东北地处一线，已有大连、抚顺、齐齐哈尔、本溪四个特钢厂，可以搬走一个。

本溪钢铁厂党委拥护党组的决定，特钢厂广大职工响应党的号召，连人带设备迅速搬到海拔2000米以上的青海高原。建厂非常顺利，不到两年时间就建成投产，而且生产很正常，成为一个先进企业。20多年来，西宁特钢厂为国家作了很大贡献，我认为这是一个最成功的搬迁项目。

本溪钢铁厂同志很有创造精神，设备和大部分职工搬走后，留下的同志利用原有的厂房，又建了一个特钢厂，结果一个厂变成两个，贡献更大。我很佩服本溪钢铁厂同志的全局观念和开创精神。

宁夏的石嘴山钢铁厂也是“”期间建设的，由于没有矿石，调整时期下马了。三线建设时，我到那里在原地规划建设一个钢丝绳厂，也建成了。陕西略阳、甘肃兰州“”时也都建有钢铁厂，由于三线建设的需要，也都恢复了。再加上新疆八一钢铁厂，国家终于在经济落后的大西北，打下了钢铁工业的基础。

在西北最有战略意义的有色金属工业项目，是陕西宝鸡稀有金属加工厂。稀有金属加工材料是我国极缺的品种，过去虽然采取了一些临时性的措施和几个厂协作的方法，也能生产一些，但没有形成正式生产能力，质量也得不到保证。因此，建设正规的稀有金属加工厂就势在必行。有色金属研究院在试验厂里已积累了生产经验，所以就以他们为基础筹备建厂。经过多次厂址考察，选定了在宝鸡市建厂。之所以把厂址选在宝鸡，是因为宝鸡是陇海、宝成铁路的交汇点，交通方便，又处在号称“粮仓”的八百里秦川，工业基础虽不如西安，但已有几家大工厂在那里安家落户，在西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地区。稀有金属加工厂引进了一部分国外设备，工艺和技术装备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它的建成改变了我国稀有金属材料加工，特别是钛材加工的面貌。

西北的三线建设，也多少受“山、散、洞”的影响，如白银公司铜加工厂、宝鸡稀有金属加工厂布置比较分散。特别是稀有金属加工厂，在“”中批斗我以后，从原来我选定的山前平地搬到山沟里，造成生产流程和管理上的很大困难。

冶金工业三线建设的得失

有人提出，冶金工业的三线建设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或者是得多还是失多?现在离当时提出三线建设已有40多年，绝大多数的厂子已经建成生产了30多年，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来衡量，我认为，冶金工业三线建设无论在西南还是在西北，都是成功的。那时建起来的工厂，在粉碎“”后，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大后方，在各个不同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些企业，如攀枝花钢铁厂，已经完成第二期扩建，说明它有生命力，如果不成功，就会像“”时期建设的那些“小土群”、“小洋群”那样自生自灭。但是，毕竟三线建设高潮到来之时，“”高潮也到来了。“”冲击了一切，自然也冲击了三线建设。在动乱期间，一些工厂有的暂时停下来，有的半停，影响了建设速度。从1964年到1974年，以攀钢基本建成为标志，整个三线建设至少耽误了两年到三年时间。这是时势造成的损失，不是三线建设本身的失误。再加上插手，大力提倡“山、散、洞”，也给几个工厂造成不良后果，这也不是当时战略决策时的失误。从多数工厂厂址安排上看，还是合理的。我当时的思想，是抵制“山、散、洞”这个不科学、不经济的政策的，我选的厂址，没有一个太分散，更没有进洞的。

冶金工业三线建设所以取得成功，首先是由于广大职工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为了保卫祖国，大家把三线建设看做是神圣的事业，不管有多大困难，都全力以赴。只要一声令下，家可以撇下，背上背包，立即奔向党所指定的地方。行动之快，不亚于军队接受战斗命令。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下，都不退缩、不逃避，迎着困难上，饥、渴、寒、热都不在话下，充分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这就是三线建设的动力所在。现在人们经常谈论精神支柱的问题，当时的精神支柱，就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

一线支援三线，是冶金工业三线建设得以成功的一条重要措施。三线冶金工业没有基础，平地起家，没有领导和技术力量，没有生产建设经验，一时也制作不出那么多的设备。所以冶金部党组在布置时，将许多新建企业都交给一些一线企业，由它们全力支援，直到建成为止。像长城钢厂、西南铝加工厂、西安精密合金厂等一大批企业，都有自己的母厂。从领导干部到工人，从技术到设备，都做到无条件地支援，有的干脆就是包建。这一决策很成功，许多工厂建设上的困难都迎刃而解了。我认为，这一经验即使到今天，仍然是有用的。

从上到下领导重视，措施得力，是冶金工业三线建设成功的一项重要保证。国务院领导同志亲自拍板定案，省却了许多扯皮。部里派遣了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在现场亲自指挥战斗，随时解决问题。部里司、局职能机构全力以赴，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各省、区的党委和政府大力支持，亲自参加决策和建设的领导，各协作单位互相支援，这就争取了时间。如果没有“”的破坏，一直搞下去，成绩会大得多。

三线建设范文第2篇

【关键词】湖北“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价值

湖北“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主要是指1965年―1980年近15年期间，国家“三五”、“四五”建设时期，为响应国家“大三线”和地方“小三线”建设的号召，在湖北省新建、迁建、扩建的厂矿工业、运输及基础设施的遗存。

目前在湖北省的城市建设中，房地产开发随之跟进，许多有价值的工业遗产正面临不可逆的拆毁，大量珍贵档案在流失，尽快开展工业遗产的认定和抢救性整理非常重要。但是关于湖北“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遗产数量目前尚缺乏系统、完整的调查和研究，对这一时期工业遗产也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

工业遗产具有历史的、科技的、社会的、建筑的或科学的价值，“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虽然只有近五十年的历史，但是，它们同样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证，其所承载的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信息、曾经影响的人口、经济和社会，甚至比其他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要大得多。“三线建设” 在湖北工业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时期的工业建设使湖北地区以武汉、襄阳、宜昌三地为中心的V字型的工业格局基本形成，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对当下湖北工业的发展影响深远。但是，有关“三线建设”时期湖北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状况令人担忧，大量当年的厂房、文史图纸资料等，由于社会的变迁、产业的转型和企业的升级，同时由于“三线建设”有些工业在选址、建设很不合理，大量工业停产搬迁，湖北“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已经开始大量流失，这些需要引起城市设计、史学者们的关注。因此，正确分析、论证湖北“三线建设”工业本身所蕴含的价值，是当前历史和文化学者的重要使命。

一、历史价值

湖北“三线建设”工业是湖北“三线建设”现代工业文明进程的重要缩影，是反映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特征的典型代表之一。工业生产方式连同它的物质载体影响着湖北特别是湖北西部地区几代人的生活，形成了城市共同的历史记忆。可以说，湖北“三线建设”工业是湖北地区在社会主义初级建设时期所取得的重要经济成果之一，代表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成就，研究湖北“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对湖北地区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湖北“三线建设”改变了湖北省工业分布的格局，同时也奠定了湖北工业化的基础。在近十年时间里，一些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也迁移到湖北，成为推动湖北工业化的“加速器”。湖北“三线建设”已成为历史，代表“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遗产已成为距湖北最近的工业遗产，它记录着湖北各地历史演变的轨迹，有些甚至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环境。研究和保护湖北“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遗产，对认识全国“三线建设”工业历史的发展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它产生于“”时期，是动乱时期湖北地区工业建设和发展的有力物证，也有助于对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这段历史。

二、科技价值

工业往往是先进生产力水平的体现，“三线建设”是当时国家举全国之力重点进行的国防、工业和经济建设，因此许多项目都是采用当时全国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这对认识和研究当时中国的科技生产水平具有重要的价值。

同时，“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遗产在工程建设、工艺流程、建筑和规划等方面，具有科研和技术独特的稀缺性价值。“三线建设”的工业企业出于国防的需要，很多都建设在山地等隐蔽地区，建设者克服种种困难，采用一些技术手段，巧妙安排和设计建设，使得这一时期工业遗产具有它独有的科技价值。

三、社会价值

湖北“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遗产，代表人们对特定历史时期的记忆，能够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特别是对十堰这样因“三线建设”而兴起的城市来说，这些工业遗产是城市文明中最深厚的文化记忆，也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年轮”，反映这些城市文化的核心符号只能是工业建筑文化遗产，对这些工业城市的市民性格、品质的形成产生着非常明显的影响。

“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遗产记载了一个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生产和生活，是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基础。老一代工人和知识分子为湖北的工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在鄂西地区的艰苦条件下，用简陋的技术设备创造了工业文明的奇迹。例如江汉油田在开发时期曾掀起了一场石油会战，从全国各地抽调近10万工人参与到会战中，同时，广大科技人员面对复杂的地质情况和繁重的建设任务，深入调查研究，勇于探索，敢于实践，克服各种困难，为综合石油基地的建成，做出了贡献。石油会战历时10个月，完成了预定的目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怀念和学习。所以，在为后人留下文字、图片之外，还应当在“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遗产中找到实物印证，如果没有这些工业遗产，势必成为历史实证的重大缺憾。

四、美学价值

湖北“三线建设”时期所形成的工业建筑遗产，其鲜明的空间形态布局具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美学价值，体现出了具有西方工业革命后所产生的工业建筑类型的语言和表达方式的工业技术机械美学特征，与其他民用建筑相比，这一时期的工业建筑最能反映建筑结构的大、真、强的美学特性。如前所述，“三线建设”工业的选址较为独特，坚持“山、散、洞”（靠山、分散、进洞）的方针，所以，场地的规划设计方面，要结合复杂的地形、地貌，当时的生产工具、机器的设计和建造工艺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独有的美学价值，在建筑空间形态也出现了许多尺度超大、形体特殊的工艺特点，代表了这一时期工业建筑的主要美学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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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范文第3篇

在三线建设初始阶段（1964至1965年的第一次建设高潮），“”酝酿，但还没有开始。所以决策是在10年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中，基于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而作出来的，从奠定经济基础、发展国民经济的意义上说，也可以称为首次“西部大开发”。

缘于讨论“三五”规划的中央工作会议

1964年5月，国家计委提出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此前，、邓小平还到西北、西南进行专门调研。主要思路是由陈云最先提出来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等赞同，被通俗形象地概括为“吃穿用”。5月15日至6月1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根据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反复强调要充分认识三线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为加强三线建设问题多次讲话。他指出：要从困难着想，不管什么问题只要从困难着想就不怕，所以不妨把困难想多一点，想尽。不要只看到好的方面，要两分法。所以，要下定决心进行后方建设，一定要进行纵深地区的建设，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搞好。现在再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下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打起仗来，不能等二、三线给你送去。每个省都有一、二、三线嘛！军工部署也要考虑一下，只搞大的不行。敌人可以空降，但总是孤立的，到二、三线总是困难的。一打起仗来，准备打烂，准备丢掉城市，各省都要有办法。要搞第三线基地。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还有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一些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放心了。随后就提出了“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国防军事战略方针。

对此，积极响应：现在我们要建立三线观点，同时又必须懂得一、二线怎么布局，一、二线这样集中，特别是一线这样集中很不利。刘少奇认为：要把西南这个战略方面打通。要搞成昆铁路，搞贵州的煤，搞西昌的铁矿和钢铁厂，以这个为重点，其他的都可以慢搞。邓小平则重申：搞攀枝花钢铁基地第三个五年打个基础。正是由于高度重视和反复强调、急切提议，其他领导人积极响应并很快达成共识，从而断然改变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三五”规划的既定走向，转向明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

一生中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鲜见他配枪、挎枪、持枪。中央工作会议即将结束，等来到靶场。这一次他不仅持枪瞄准目标，而且还非同寻常、饶有兴致地连续两天观看了北京、济南部队军事汇报表演。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史无前例，成为三线建设决策开始的明显标志。

会后政治局常委奔赴各地调查研究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根据意见提出：现在战争打不起来，但是军队要做好打仗准备。这是他南下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加强备战，搞好军队政治工作、战备训练等问题时重申的基本观点。6月28日，刘离开北京，开始了他第一次关于三线建设情况实地调研之行。时隔一年，1965年8月20日，他又南下到广西南宁、云南昆明，继续就三线建设情况进行调研，指导筹备工作，这是他第二次关于三线建设情况实地调研之行。曾任国务院第六办公室副主任的郭洪涛回忆：刘少奇对三线建设方面工作十分细心，当他看到搬迁工厂方案中有个工厂生产军用橡皮船由于疏忽写成了生产军用船时，“刘少奇同志的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说，少奇同志查问这个工厂生产的军用船怎么外运？我答复是橡皮船，可以运出来，才获得批准。”两年中，讨论有关三线建设重大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各大区中央局书记以及中央工作等会议，都是由刘少奇多次主持召开的，直至他被错误地打倒。

是于1964年6月至8月前往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视察，并在此后以比较多的精力参与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从1964年6月至1966年4月“”前，邓小平曾经3次先后深入东北、西南、西北三线建设现场了解实情，以便正确制定规划，并实地指导实施。邓提出：一是三线地区新厂布局不能太集中；二是凡放到西北的中央企业，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在工厂布局、厂址选择上，不仅有发言权，而且还有很大的决定权。中央部门只是从条条考虑问题，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可以从国防角度、地区角度、厂社结合等等方面，统一加以考虑。1966年4月12日，邓小平起草和、彭真联名给当时正在杭州的报告，准备汇报此次西北三线建设调研之行，但是，此时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对“”的思考了。

通过反复强调，刘少奇等积极响应，迅速实施三线建设战略决策进一步成为共识。1965年9月5日，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三线建设要落实；一线调整要立即行动；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工业生产不论三线还是一线都要发展。据此，国家计委修改后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案）》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三线建设直接目的是备战，但实施重点却并不是国防工业，而是经济建设基础工业。11月，南下山东、安徽、江苏等省视察，这也是他关于三线建设亲自做的唯一的实地调研。他在同当地负责人谈话中，很重要的内容之一还提出了如何建立小三线的问题。

三线建设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三线建设；战争；工业布局；经济规律

一、何谓“三线建设”

“三线”的划分，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我国的自然地理、经济重心和国防安全的位置和区域为根据划分的一个经济地理概念。它将沿海和沿疆地区作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而长城以南、广东省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地区为三线。“三线”又分西南三线（包含四川、云南，贵州及湘西和鄂西）和西北三线（包括陕、甘、宁、青，豫西和晋西）。三线地区离海岸线最近700公里以上，距西部边界上千公里，还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屏障。

“三线建设”的概念，是指在我国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以备战为中心，以军工建设为主体，在三线地区实施工业化的建设进程。其中由国家意志推进的称“大三线”，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推进建设的称“小三线”。大三线建设由中央财务拨款，实施的均为战略性工程，如核武器、核潜艇、火箭、导弹、卫星以及钢铁、交通等。在大三线建设的同时，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小三线建设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主要产品是为步兵和民兵提供轻武器装备。

二、“三线建设”产生的背景

1964年春，随着攀枝花钢铁厂工程的上马，宣告“三线建设”历史画卷的序幕被徐徐拉开。“三线建设”由当时共和国的最高决策层与领导者亲自提出，有着其深刻的国际背景与国内形势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西方阵营对新生的人民中国采取了政治敌视、外交孤立、经济封锁、文化渗透、科技限制以及军事威胁等政策和手段。为了遏制新中国，他们一再践踏国际法公然支持新疆和分裂势力，千方百计地企图阻挠其统一和领土完整。作为西方盟主，美国在战略上不断强化半月形包围圈，讹诈和封杀手段更是咄咄逼人，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

其次是中国台湾当局把自己绑在美国战车上，不断叫嚣要，不断派遣武装特务袭击大陆东南沿海，妄图建立大规模进攻大陆的“游击战走廊”。从1962年到1965年就派几十股武装特务登陆大陆。派遣侦察机深入大陆腹地窃取军事调动、国防建设等情报。指挥潜藏在大陆的特务进行爆炸、暗杀等活动。

第三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老大国沙文主义不断恶性膨胀，视中国为其奉行的世界霸权主义的绊脚石，处心积虑地欲清除而后快：1959年单方面撕毁协议，停建一切援华项目，撤走全部专家；1960年多次侵入中国领土，擅自挪动界碑，殴打绑架我军民；1962年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策动当地居民外逃；次年与蒙古国签署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苏军进驻蒙古；在中苏边界地区陈兵百万人，战略导弹瞄准中国，试图对我国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在中国新疆和黑龙江等地挑起武装冲突。

就国内形势而言，自1953年我国首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规划提上工作日程后，对于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苏方专家计划全部放在东北或沿海地区。理由是东北和沿海地区工业建设配套条件较好，项目上马快、工期短、成本低、见效快、空间大，而且针对性、可行性和操作性强。但认为这不利于中国工业均衡布局和国家长治久安，因此主张将一批项目放到中西部。经反复协商，最终106个民用项目中的21个和44个国防项目中的21个，落户西部。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兵器、航空、建材、电子电气等企业开始扎根中西部。 在1964年5月9日，罗瑞卿将总参谋部作战部的调研报告报送中央常委。报告表明：我国工业布局不适应备战：

一是工业过于集中。14个百万人口城市集中了60%的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

二是大城市人口多。大城市大部分在沿海地区。战时防空、疏散人口、保障生产，特别是预防核袭击，能力低下。

三是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多在大中城市，城市遭受轰炸时，交通也易被破坏。

四是水库安全泄水能力差。若水库同时被炸毁，京津及周围地区将遭水灾。

建立在这样的备战态势与对国内经济布局的分析基础上，1964年5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要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遭受百年殖民蹂躏的中华民族，历经几代人前赴后继、几千万人流血牺牲，才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面对悬在我们头上随时可能落下的利剑，为了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别无选择，被迫而无奈地做好反侵略准备，既要做好应对常规战争的准备，又要做好应对核战争的准备。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举国上下“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了主流意识和行为准则。

三、“三线建设”的实施内容

从1964年到1970年为三线建设第一阶段，投资560多亿元人民币，开工400余个项目。1971年至1980年为第二阶段，耗资1492亿元人民币，开工1100多个项目。这初步改变了内地工业基础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工业布局不合理、科技人才缺乏等局面，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工业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工业体系，达到了打不垮、炸不烂的战略预期。比如交通方面，随着成昆、川黔、贵昆、湘黔、焦柳、襄渝焦枝、枝柳、青藏一期等铁路的贯通，使西北、西南地区铁路纵横，西南地区与华中地区、西北地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相互通达；依托襄渝铁路，湖北十堰建成第二汽车制造厂；机械方面，按照既为军工服务，又为国民经济提供装备的原则，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重型机械工业基地，在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建成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航空航天方面，在四川成都、贵州安顺以及汉中、鄂西建成了航空工业基地，形成了歼击机、运输机生产中心；在陕西南部建成了火箭和导弹等战略武器科研、生产体系，在四川西昌和甘肃酒泉建立了航天工业生产、卫星试验基地、航天发射中心，等等。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均超一线和二线地区。

为了改变我国工业布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中央投资2052亿元，建设了1400余家企业和100多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三线地区迅速崛起了群星灿烂般百余座新城镇，30多座新城令人刮目相看――攀枝花、绵阳、西昌、雅安、乐山、十堰、德阳、六盘水、安顺、凯里、怀化、金昌等。

四、关于“三线建设”的得失分析

“三线建设”的困难和艰苦不言而喻。在原始生态环境中，既要长期超负荷工作，又要克服生活困难和调整心理状态，这对人的素质尤其是品德修养和思想境界要求很高。在“好人，好马，好刀枪上三线”口号中，400万优秀儿女义无反顾地背井离乡，有些举家搬迁，连同家属人数超过千万，他们怀着“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四海为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的境界与精神，默默地为实现强国梦献出了青春，甚至献出了生命。

当然，今天我们从历史事实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会认为“三线建设”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战争危险估计过高和在“”干扰等情况下实施的存在一系列问题和不足的庞大系统工程，问题主要体现在：

第一，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时间过久，投资过高，国力难当。如1965年至1971年，新建和内迁企业1000多个，资金、设备、原料常常滞后，有的中途被迫下马，有的项目建成后又长期不能按计划投产。

第二，一些建设项目缺乏科学论证，且实行边勘探、边施工的方式，计划和要求过急过快，建设费用常常超出投资预算，从而导致工期一拖再拖，投产后效益低，有的生产越多亏损越多。

第三，强调战备需求，忽略经济规律。如按“靠山、分散、进洞”原则，造成生产管理、后勤服务等方面人力物力的浪费。为了解决职工和家属生活需要，企业不得不进行社会化投资和管理，要建商店、医院、学校、幼儿园、书店、派出所等机构。

第四，“”干扰，有些建设项目为了政治挂帅、政治献礼等导致规章制度废弃，瞎指挥、搞突击。

第五，国民经济临战状态，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负面影响。国防建设虽然投入巨大，但主要是应急建设，缺乏长远规划，基础研究投入不足。一些武器装备与世界差距扩大。

第六，认为东北和沿海工业基地将是战争的殉葬品，不肯投入或投入严重不足，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潜力。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80%的工业在东北和沿海地区，这种布局无疑将在大战中很快失去工业后方，进而失去自卫能力，任人宰割。因此，中国必须有所为。三线建设就是以战备为中心，在中西部13个省和自治区建立完整、门类齐全、互相协调、实用实战、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工业和交通体系，打造坚不可摧的工业战略基地和国防战略大后方。

但是，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不能以现在的国际形势评判历史重大事件的是与非、功与过。面对被孤立、被包围、被侵略的弱肉强食之国际形势，没有重工业特别是没有国防实力、没有战略后方的中国倍感安全压力。在无法准确预料和把握世界大战或大规模侵华战争是否爆发、何时爆发、爆发规模的紧迫危险环境中，有准备比无准备要好，多准备比少准备好。中国总不能把国家安危寄托对战争威险程度估计不足上，不能把民族独立寄托主观侥幸心理上。受尽列强百年屈辱的中华民族，作为落后农业国，面临着超级大国的常规战争威胁与和战争讹诈，面临着国际关系的丛林法则，即使高估了战争危险程度是可以理解的，是难免的，也是情有可原的，更是责任所在和使命使然、更是历史担当。为了防患于未然，中国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必须做最好的准备。

1990年小平同志曾意味深长地说道：“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992年他又强调：“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

即使就经济意义的层面来说，“三线建设”客观上改变了国家工业布局，促进了内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了物资基础、科技条件和人才队伍。没有三线建设，今天中国东西部地区差别更大，西部大开发和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时间更长。

至于“三线建设”成本过高的问题，“三线建设”经济上不划算，军事上划算的问题，以及关于“吃穿用”与“三线建设”孰先孰后、谁重谁轻的问题，对此，不能简单地用谁是谁非、谁对谁错来评判。今天看来，这几种意见都是从国家利益考虑的，只是工作视角不同与孰先孰后、轻重缓急、比重比率不同而已。确保自身安全、建设战略后方、威慑霸权主义、改善自身发展环境之代价，属于国防安全、和平发展之成本，是中国立于不败之地的无奈之举。工业重心转入三线地区之效率低下与效益损失，是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预付金，属战略性长远投资。待到收获期，红利将持续让国家、社会和民众得到补偿和回报。而“吃穿用”解决不好，固然社会就不稳定，但“三线建设”解决不好，就没有战略后方，国家安危就难以保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危相辅相成，辩证和谐地处理，两者相得益彰，否则，一损皆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发展的常态，特殊时期，国家安危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天枰上更具分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国内外形势的特殊性，导致国际和国内许多历史事件都不可免地有其特殊表现形式，非独“三线建设”而然。

无论如何，“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难得的历史镜子，启迪颇多，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大规模建设和高强度投资必须有稳定和民主的社会生态基础；

二是经济建设必须按经济规律办，科学规划、科学管理特别不能以式的运动搞建设；

三是国防建设必须与国民经济建设相协调，要立足当下，也要着眼未来；

四是必须有国际视野，既要从本国实际出发，又要透过国际形势把握新动向新趋势，理性洞察世界强国的看待世界的视角、心态、思维方式、是非标准、国家利益和行为准则。

因此，笔者认为，“三线建设”的基本事实是：在这场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影响深远，事关中国政府和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战略决策时刻，在与世界霸权主义的较量中，直接或间接地赢得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博弈的胜利，取得了开发西部的重大经济成就，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促进了中华文化的进一步沟通、融合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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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范文第5篇

位于四川省南部的自贡市，向来以出产井盐闻名于世，也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在“三线建设”开始前，作为当时自贡支柱产业的井盐生产，无论技术还是设备都相当陈旧落后。一位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支内”到自贡的上海工程师回忆，他当时参观一家井盐工场，看到的是木制井架，工人普遍赤膊手工操作，用竹筒提取盐卤，用铁制平锅熬盐，颇为这样近乎原始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方式感叹。

“三线建设”开始后，陆续内迁自贡的企事业单位近二十家，十年间内迁的各地人员超过一万，占自贡企业职工总数的将近一半。内迁工厂的陆续建成投产，使自贡市的工业结构由原先科技含量和劳动附加值较低，偏重以井盐生产为主的单一性，顿然变为科技含量和劳动附加值大大提高，汇聚机械、冶金、机电、化工、建材等的多元性工业结构。

从“苗子”到“洋棒”

对“三线建设”项目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和国防工厂的建设选址，当时中央制定的原则是“靠山、隐蔽、分散”，这主要基于当时反侵略战争的考虑。像自贡东方锅炉厂这样的较大型企业，就建于当时的市区边缘，各车间散布在好几条丘谷之间，厂区面积达几平方公里。像这样的企业，除了生产设施，还建有一整套生活保障体系，如医院、托儿所、学校、公安分局等等。很多大型企业职工中，不无几分自豪地流行“除了火葬场，厂里什么都有”的说法。这样的企业在迁建初期，也经常组织文娱活动。放映电影、表演歌舞一般都在露天空地。每逢这样的露天演出，除了本厂职工，厂区周围方圆数公里的市民、农民，也会扶老携幼前来观看。在电视远未普及的当时，这些露天演出，成为自贡群众一项重要的文化娱乐节目。

一些自贡市民的审美观、价值观、消费观等，也在内迁工厂到来后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自贡历史上久有“盐都”美誉，不少自贡市民在不乏自豪感的同时，也滋生一定的优越意识。许多外地人内迁到自贡，部分市民就有过怨责，认为涌入的外地人，有他们看不惯的生活方式，干扰破坏了他们习惯的生活秩序。“三线建设”初期，有些自贡市民将内迁职工称为“苗子”，语含讥蔑。过了一段时间，有些自贡市民又将内迁职工改称为“洋棒”，因为内迁来的外地人的服饰打扮和言谈举止都带有明显的“洋气”。

从那时起，北京的松紧布鞋，上海的皮鞋、网球鞋，上海的化纤料衬衣、尼龙袜等，逐渐成为不少喜爱时尚的自贡市民的追求物品，他们想方设法托请自己的内迁职工朋友或朋友的朋友，从北京、上海等地购买。当时自贡市民对内迁职工带来的外地物品的喜爱和追求，还包括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光明牌奶粉、玉兔牌羊毛衫、红灯牌收音机等。当时有上海内迁青年职工在自贡结婚成家，特意从上海购买流行的“老虎脚”“捷克式”组合家具，不久便引得自贡新婚家庭纷纷仿效。

地域与“厂族”

在当地人眼中，内迁到自贡的东北人豪爽，北京人正直，上海人精明会过日子。一些自贡市民和其他地区内迁到自贡的职工谈到，上海内迁职工在农贸集市买菜，最爱讨价还价，斤斤计较，有的人按说好的价格与农民成交后，走时还要拿农民的一两棵蔬菜或瓜果。

内迁工厂到来后，各地的内迁职工，除了普遍怀有故乡情结，还有一种“同为异乡人”的情结。一些内迁工厂特别是大中型的内迁工厂，一般都有各自的生产、生活体系，形成一个状似“小社会”的特殊社区，在这个小区域里，形成特色鲜明的“厂话”，即从迁移地所带来的地方口音，于是，走在大街上一听话音，就能判断出是哪个企业的职工。

内迁工厂的“厂族”意识，突出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工厂职工的“近亲传承”，就是内迁工厂招收新工人，往往优先安排内迁职工的子女。在六七十年代，这样做主要为调回内迁职工的上山下乡子女；在八九十年代，主要为解决没能考上大专院校的内迁职工子女的就业。

三线建设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三线建设”；襄渝铁路；西万公路

中图分类号：K2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3-0189-0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三线建设”是一次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所谓三线地区的划分，是20世纪60年代中央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将中国大陆版图由国境线起，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依次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一线地区”是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省区；“三线地区”包括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即不包括新疆、、内蒙古的中国西南、西北地区；“二线地区”指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的中间地带。

在“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陕西省的投资与建设规模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四川省。因此可以说，陕西的“三线建设”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的，也正是“三线建设”使陕西得以从封闭落后中走出，奠定了陕西在西北地区经济文化中的突出地位。

一、“三线建设”的起因与决策

“三线建设”实际上是以国防工业建设为核心的国家计划经济的产物。根据“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1]98的认识，以及“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1]99，“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的工业的迅速发展”[1]100的思想，并且，鉴于对国际关系和周边环境的考虑，还提出“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1]97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周边局势紧张。在这种情况下，1964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宣布：“三线建设的目标，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办法，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2]175根据这一目标，“三线建设”的基本方案被纳入1965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从此，一场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内地展开了。

二、陕西进行“三线建设”的客观条件

根据全国总的部署，陕西省是“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中央各部门在陕西一共安排了四百多个项目，基本建设总投资完成186.5亿元[3]62。陕西省之所以被选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主要是由于具备了以下三方面的客观条件。

1.陕西地处内陆腹地，有山河之险可凭

陕西地处祖国大西北的东部，既是一个完全的内陆腹地省份，又是我国东部通往西南、西北的交通要道和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而且境内地形复杂，山川纵横。高原占全省总面积的48%，山地占36%[4]187-188。符合中共中央“分散、靠山、隐蔽”的“三线建设”原则。

2.陕西劳动力充足，自然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

当时陕西有人口二千余万，劳动力资源充足。关中平原是我国著名的粮棉生产基地之一，汉中盆地是西北地区最大的稻谷生产地区，渭北是陕西的粮仓，陕北是全省的林牧业基地，秦巴山区是全省最大的林业基地。在陕西境内，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62种，产地436处，其中煤炭资源探明储量达1216亿吨，是全国最大的优质气煤基地之一。水力资源丰富，全省流域面积在50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河有13条，水力蕴藏量达1275万千瓦，开发条件比较优越[4]189。

3.经济建设有一定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建国初期、“一五”、“二五”时期的建设，陕西省工农业得到加强，先后建成了58个大中型项目，扩建了一批重点企业。交通运输除了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外，还建成了宝成铁路，公路以西安为中心，基本上四通八达[4]189。

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陕西省的战略地位、地理特点以及优越的自然条件，符合中央“三线建设”的“分散、靠山、隐蔽”原则。同时，这种战略地位和地理特点，又使陕西进行“三线建设”面临巨大的困难。一方面，山区交通闭塞，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而且地质结构复杂，这些都将给工程建设带来交通、原材料、能源、技术等各方面的巨大困难；另一方面，要使陕西的丰富资源在“三线建设”中发挥作用，也必须依靠交通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巨大提高，才能使这种资源优势不仅仅停留在数据上，转变成现实的生产能力。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建设对于工业建设、农业建设等方面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在“三线建设”早已结束的今天看来，工业、农业方面的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对陕西经济实力的提升助益不少，但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问题，在某些局部地方甚至是问题大于成就的。

三、陕西“三线建设”交通方面的成就

1.铁路建设

为了尽快适应备战和工农业发展的需要，“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对陕西的交通运输事业特别是铁路建设给予了重点投资。全省先后累计完成铁路建设投资33.1亿元，正线铺轨里程1009公里，交付营运里程887公里，建成电气化铁路510公里[5]427。这一时期建成的铁路线路主要有：阳（平关）安（康）线、西（安）韩（城）线、梅（家坪）七（里镇）线和跨省区的襄（樊）渝（重庆）铁路陕西段。

阳安铁路全长358公里，总投资8.12亿元。它西起宝成铁路的阳平关车站，东至安康县城。从1969年底开始，铁道部第一工程局万多名职工，汉中、渭南、安康3个地区的40万民工，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共计50万人，投入了紧张的建设施工，经过3年时间的艰苦奋战，共完成路基土石方总量3 968万立方米，筑隧道146座，总长61.54公里，筑桥314座996孔，总长2 779.67米，铺轨正线350.29公里，站线112.32公里，建成火车站35座，终于在1972年10月完成全线铺轨工程，1976年9月全线交付营运[6]214。

襄渝铁路南起重庆铜罐驿，穿过大巴山进入陕西境内，经过紫阳、安康、旬阳、白河出省，止于湖北襄樊市莫家营，全程915.6公里。胡家营至巴山段264公里为陕境段，是整个襄渝铁路建设工程中最艰巨的工段。1969年12月开工。担负该段修建任务的是铁道兵第2、第10、第11师等单位，陕西省动员数十万民工和青年学生以民兵建制参加工程建设。全段内有隧道193座，延长179.4公里，为段内线路总长的64.5%。全段筑桥梁253座，延长26.7公里。从1972年11月起在陕西段内开始铺轨架桥，于1973年10月19日铺轨到达棕溪，与襄樊接通。由于地质地形复杂，铺轨通车后病害路点不断出现，又从1973年冬起，开展了收尾配套和病害工程整治工作，直到1978年6月投入临时运营，1980年安康至襄樊段实现了牵引动力电气化，1981年7月1日正式向全国开办营运[6]216。

西韩铁路南起西安市阎良区，经富平、蒲城、大荔、澄城、合阳至韩城禹门口，全长209.6公里，总投资1.96亿元，1958年4月开工修建，1962年停工，1970年复工修建，1975年2月建成交付营运[6]217。它是开发渭北煤田东部资源，加快渭北地区工农业建设的重要干线。

梅七铁路是铜川市境内梅家坪到七里镇的一条干线铁路，全长124公里，1869年12月开始兴建，1984年12月建成，共投资3.216亿元，是联结铜川市境内各重点工矿区的铁路线[6]218。

2.公路建设

在铁路建设取得重大发展的同时，公路建设也有较大发展。这一时期除修通了西（西安）万（四川省万源县）、周（周至县）洋（洋县）、兰（兰州条公路干线）宜（宜川县）3条公路干线外，关中、陕南各县公路建设年发展很快。从表1可以看出，1966―1975年10年间，全省公路建设投资6.4亿元，公路通车里程增加18104公里，为1965年末公路通车里程的1.24倍[5]461。

参考文献：

[1].论十大关系[C]//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3]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4]何金铭,赵炳章.当代陕西简史:1949-2000[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

[5]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

三线建设范文第7篇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工业建设用短短60余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长达数百年的历程。总体而言，中国工业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从一穷二白起步，通过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国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此为第一阶段；而始于1964年的三线建设则进一步优化了我国的工业布局及提高了整体工业水平，此为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后是第三阶段，这一阶段通过大规模的技术引进，缩小了与国际工业水平的差距，我国开始跻身于世界制造大国的行列。我有幸见证了中国工业的变革大时代，并亲身参与了后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156个援建项目奠定我国工业基础

第一个阶段是始于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苏联援建156个项目建设为主要内容，包括106个民用工业企业和44个军工项目。这156个项目主要分布在17个省区，大部分在东北和中西部，实际建成150个项目，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工业门类，为一穷二白的中国奠定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第一重型机器厂、西电公司、兰州炼油化工厂、武钢、包钢等一大批工业企业，还包括包头一机、二机（生产坦克），哈飞、沈飞（生产歼击机、直升机）等大批工业企业都是在这批援建项目中创建的。这些企业后来都成为本行业的排头兵和工业“母鸡”，为后来其他工业企业输送了大批技术骨干，也为中国国防工业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新增工业生产能力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以钢产量为例，1952年仅135万吨，5年后达到535万吨。这一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真诚和无私的，可以说156个项目奠定了中国工业基础，中国开始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现在这些企业大部分还在运营，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升级换代，大多数仍是本行业的骨干企业。

第二阶段：

三线建设优化我国生产力布局

对新中国工业发展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二阶段是始于1964年的三线建设战略。三线建设无论从规模、实际成效，还是对后来发展的影响都大于1958年的“”。当时中苏开始交恶，台海形势依然紧张，越战爆发，出于准备打仗的战备考虑作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此举的目的是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战略大调整的方向是由东向西转移，建设的重点转移至西南、西北，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主。

所谓“三线”指陇海线以南、京广线以西、韶关以北的腹地，多为山区。从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超过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当时，全国有380多个项目、14.5万人、3.8万台设备从沿海地区迁往三线地区。许多单位都一分为二，一半人马来到“三线”建设新厂。那时候，在三线地区建设起一批能源交通基础设施。例如，甘肃的刘家峡水电站，焦枝、成昆、阳安（阳平关至安康）、襄渝铁路等。在制造业领域，鞍钢包建了攀枝花钢铁厂，以及位于德阳、自贡的东方发电设备制造公司；一汽包建了位于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东风）；一大批核工业、航空、航天、兵器甚至船舶制造企业也迁往三线地区，成为我国国防工业的骨干。现在的绵阳科技城、汉中的大飞机制造基地都是在这一时期建设。

1967年我大学毕业，结束两年的部队农场锻炼后，即参加了三线建设。“”期间毕业的老五届理工科大学生大部分也来到了三线。

但由于当时过分强调“靠山、隐蔽、进洞”，不少工厂缺少必要的生产生活条件，以后不得不调整搬迁到离城市较近的地方。例如成都的龙泉驿地区就是后来三线工厂搬迁的集中地。后来我在国家计委工作，分管三线调迁时经手了很多军工企业迁至龙泉驿重新落户。我曾参与建设过的厂也在西安开发区建了基地。1983年12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90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1998年后又改名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在成都设立。

1991年我在国家计委投资司工作，后来任副秘书长，正巧分管三线调迁工作。

但在此之前的几年，调迁工作早已开始。1984年11月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其后一些三线企业陆续迁往邻近中小城市，如咸阳、宝鸡、沙市、襄樊、汉中、德阳、绵阳、天水附近。而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军工科技企业则移往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大城市。

虽然后来作了一些调整，但三线建设对于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中西部发展影响深远。一些三线企业成为行业的龙头企业并走向国际。现在回顾起来，当时花那么点钱完全值得。这是我国工业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优化了我国的工业布局。许多参加三线建设的同志“献了青春献子孙”，为国家的工业布局调整作出了贡献。

第三阶段：

大规模引进技术助力我国工业化腾飞

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阶段是从粉碎“”，结束后开始，这个阶段我国大规模引进技术。事实上，任总书记后就意识到要搞经济建设。但直至1978年，国家明确改革开放政策，从发达国家大规模引进技术，几乎涵盖了所有工业门类。

1978年，我国与外商签订50多个引进技术设备的项目，协议金额78亿美元，加上1979年的协议金额共为79.9亿美元。这比1950年至1977年间我国引进技术设备累计完成金额65亿美元还多14.9亿美元。协议的总金额中，冶金、化工项目占62%，其中上海宝钢等22个重点项目的协议金额为58亿美元，占总额的74%。

到1980年，全国工业总产值4703亿元，比1949年增长46.3倍，工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25.2%上升到1980年的57.4%，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49年的12.6%上升到1980年的45.8%，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成倍、成十倍、成百倍、成千倍，甚至成万倍地增长。从1949年到1980年，主要工业品产量在世界的排位不断上升，钢由第26位上升到第5位，煤从第9位上升到第3位，发电量则由第25位上升到第6位；而从零起步的化纤和电视机这两个产业的产量，到1980年在世界的排名已经位列第5。

技术引进填补了我国大批技术与生产领域的空白。通过引进，我国在短期内，使一批重型机械、矿山机械、化工机械、发电设备，机床、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船舶以及轴承、风动工具、电器、 电缆等技术面貌发生了变化，使国家工业化跨入起飞的发展阶段。

而制造业的发展也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改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第一产业比重高达45.52%，处于主体地位。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34.38%和20.20%，处于从属地位。1980年，第二产业比重已高达61.8%，我国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通过技术引进还建立了新兴的工业部门。建国时，我国的现代化工业部门极少，经过引进，我国建立起了石油化工、无线电、化纤、电子计算机和彩色电视机等新兴工业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