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两难范文

道德两难篇1

儿子

朋友

时间：某日上午

地点：小龙家里

（母亲准备往楼下跳，被刚回到家的儿子拦下）

儿子：（恐惧）妈，你这是干什么啊？

母亲：（没有任何希望）干什么？这日子还怎么过啊？都死了散了！

儿子：（无语）

母亲：（悲痛欲绝）我活着跟你受罪啊！我看不见了，你再看不见，让我们娘俩这日子还怎么过啊！

儿子：（痛哭）妈，儿子知道自己不孝顺，没有让您过好晚年，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对待儿子吧！

母亲：（绝望）你个死老头子，你怎么不让我跟你走了啊！

（门开了，朋友进来）

朋友：（生气）呦，你小子想干什么啊？啊！？怎么这么大了还惹你妈生气啊，我这半年多没来你给大娘多少气受啊？

儿子：（吃惊）赵大哥！？

朋友：（心平气和）大娘，小龙是不是又惹你生气了？

母亲：（绝望）生气？！还生气呢，这日子没发过了！（母亲下场）

朋友：（愤怒）小龙，怎么回事儿啊？你妈这是怎么了？你也老大不小的人了怎么还像小时候那样，我跟你说，你要是再惹你妈生气，别说你大哥我跟你翻脸，怎么回事你！（掏出烟）哝，知道你小子一生气就吸烟。

儿子：（伤感）不用了，赵大哥，早就戒了！

朋友：（吃惊）戒了？？？你小子也能戒下烟？

儿子：（爆发）连饭都快吃不上了，还有心思抽烟吗？

朋友：（吃惊）怎么了你？吃火药了？什么事啊？

儿子：（无奈）你知道这三个多月都发生什么事了吗？

朋友：（无语）……

儿子：9月13日，阿亮的生日，我那天晚上喝的大醉开着摩托车就回来了，当时阿发要送我来，我说自己走就行了，我开到富国街出了车祸，把一个女的撞倒了，我当时就瞢了。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了，但是头部受到强烈震动，眼角膜脱落。双目失明！

朋友：你小子就会惹祸，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喝酒不要喝酒，你就是不听，现在出事了吧！

儿子：出事？事还没完呢！

朋友：那个女的那边怎么说？

儿子：赔款！要赔46万！我上哪弄这么多钱去啊！

朋友：她说多少就多少了，法院没判她说了能算吗？法院方面怎么说？

儿子：酒后驾车，一切责任都是我的！

朋友：哎，你们娘俩也真够可怜的！

儿子：可怜？可怜的还在后面！

朋友：后面？

儿子：我准备把眼角膜捐给那个女的！想私下解决这件事。

朋友：那女的怎么说？

儿子：没说什么。不过我妈却不同意，我执意要捐献出来，我妈决定让她来捐，她说，我还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她都七十多岁的人了，又有白内障，要不要眼睛都无所谓了，现在就靠我来养活了，我想了想，还是决定要还给那个女的，最后我妈真的就把眼角膜给那个女的了。

朋友：你个混蛋，那可是你妈啊，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儿子：我知道，我知道，我跟我妈说了，我会陪着她，直到她如土为安。医药费两家各一半，我把我爹留给我的房子卖了，房东说不急着用，我们就暂且住在这，找到房子再走。你这时候来是巧了，要是再过十天半个月，可能你就找不到我了！

朋友：你说你，我走不到半年，你就发生这么多事。

儿子：事还没完呢！

朋友：还没完？

儿子：发生那件事后，心情一直都没好过，9天前，我开着摩托车回家，一没留神，谁知道怎么又撞到人了，我当时真想死了算了，真是祸不单行啊！

朋友：你说你什么搞的？怎么样？

儿子：怎么样？你知道什么叫无巧不成书吗？

朋友：不会又是掉了眼角膜？

儿子：你猜对了，那孩子没死，也是头部受到强烈震荡，双目失明！

朋友：摩托车呢？

儿子：让我砸了！

朋友：那你打算怎么办？

儿子：把我的眼角膜捐给那个小孩。

朋友：你也捐？你妈双目失明，你再双目失明，你们娘俩准备喝西北风去。

儿子：我知道，我妈前天晚上吃安眠药，我给带到医院去抢救过来了，刚刚我出去，忘了带钱，回来拿钱，看见我妈在这上吊，你来时也看到了那一幕，现在就是这个样！

朋友：那你还把眼角膜给那小孩。

儿子：人家那一大家子就这么一个孩子，所有的希望都寄在这孩子身上了，难道我闯出祸来就这么若无其事吗？

朋友：不错，但你想没想过你妈，你不活，你妈还得活啊！你不是说要让她老人家过个安详的晚年吗？你脑袋上的眼睛是你妈给你的，没有你妈，你现在就成瞎子了，这个眼角膜你已经没有说话的权利了，天无绝人之路，大活的人还能让尿给憋死了？现在什么都不要想，该多少钱，法院判好了咱给他，你赵大哥我虽然不是富翁，但是多多少少还是能给你点的，不是还有阿发、阿亮、小宇他们吗？大家一起凑凑，还过不了这个关了？

儿子：是的，钱是能解决问题，但是，这个孩子才11岁就永远看不见光明了，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吗？你能想像出他家里人的滋味吗？全家人都叫他宝宝，这孩子从小就是家里唯一的宝，而我呢？却让他们家唯一的宝永远失去的光明！

朋友：那你呢？你怎么办？

儿子：我真想死了算了，天该绝我啊！

朋友：你死，那你老娘呢？也跟着你一起去死，那你刚才还救她干什么，还不如刚才让她死的痛快，省的跟着你活受罪。我能看着我妈自杀而不管吗？

朋友：你管？你管什么了？救了这次，就你现在这样子，你能保证她下次就不会再上吊？现在唯一能救你，就只有你自己，你想想，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说不定哪天就可以人工做成眼角膜了。以后还有很大的希望，而你呢？你把眼角膜给了他，你们娘俩呢？只能在家等死了！

儿子：但是这仅仅只是一个设想，也许到那孩子人老枯黄了也造不出眼角膜，那这个孩子怎么办？那一家人又怎么过？

朋友：但是，她有人照顾，你有人照顾吗？艾嘉呢？

儿子：我不想让她跟我受罪，和她散了。

朋友：那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该怎么办？你是给还是不给？

儿子：是啊，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道德两难篇2

论文摘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遇到两难选择，学生在学校中也会缄欲知识、教育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价值、师生角色诀择中遇到两难。解决两难问题是人生也是学生的一个大难题，但我们必须正确地面对。

在德育心理学中，对道德价值观的取向和确定的研究是了解个体的品德，透视道德本质的重要内容。道德价值观念贯穿品德结构，直接影响人的道德行为。"rokeach将价值观定义为一种持久的信念，指个人或社会偏好某一特定的行为模式或存在的目的状态更胜于相对的行为模式或存在的目的状态。价值观具有引导个体行为，帮助个体做决定，解决冲突及激励个体达成自我实现等功能。由此及道德价值观，即指道德范畴内个体或社会偏好某一特定的道德行为模式或存在的目的状态，使其成为持久的道德信念和观念。一般来说，个体的道德价值观的形成受社会主流道德价值观的制约和作用，超群的优秀个体对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取向的演变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复杂的社会环境里，个体对各种社会道德规范的态度可以折射出个体的道德价值观，服从还是变相抵制，都是个体不同的价值观念在起作用。因为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是否能够旅得个体的趋同，成为个体的取向，与个体的需要有关。个体的某种道德行为受到社会主体的赞赏，对自己有益，或者说个体专注的某种道德行为是为了燕得社会的认可，当欲求的结果得以实现，这种行为便会成为一种模式保存下来。这一过程个体存在对行为与目的状态的认识，对其价值的估量，经过一系列知、情、意、行诸方面的活动过程，才会把外在的社会偏好的道德行为内化为自己的信念，使道德情境中的各种行为的价值、可行性以及所需代价之间构成了稳定的联系，形成了一定的价值观取向。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越来越多地有了选择各种不同价值观念的机会，有时，个体会发现自己的价值观和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在指导、评判道德行为时都具有合理性，且与己不同的价值观极具吸引力时，选择哪种价值取向对自己最合适就变得很困难。实质上，这是外在的标准在内化过程中与已有的标准体系整合时发生的冲突。

    在戏剧艺术中，呈现给观众的故事高潮往往是主人公遭遇道德价值观的两难选择，这是最吸引观众的部分。正是由于选择的艰难，才使得主人公的内部矛盾斗争扣人心弦，选择的结果极具价值。生活之于艺术，似乎不是那么富有戏剧性，但是，两难选择依旧是困难的，各种复杂的因素使人难以取舍。作为接受各种人文、道德理念较为前沿的教师和学生来讲，在当今社会对多元化道德价值标准的存在比较宽容的时代，稚定价值观的取向较易产生两难。现就此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影响道德价值观取向的客观因素

    1."绒肤知识”与两难。知识是经验系统，在师生共同活动的环境中，大量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就是知识。道德价值观取向的两难也就与个体的知识有关。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系统的知识基础支配人的有目的的实践行为。所以，什么样的道德价值观支持的行为往往与其拥有的系统道德知识有关。

    有关学者研究发现，个体系统的知识包括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显性知识是指可以用语言、文字或符号的方式得以表达的知识。缄默知识是存在于个体经验中，实践活动中，不能或很难用语言、文字或符号表达的知识。它存在于个体身上，具有情境性，很难用显性知识的方式加以传承。心理学家斯腾伯格说，缄默知识的效果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接受程度以及有效地使用。我们的行为效率的高低受其影响。

    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构成了人类的知识总体。教师和学生在掌握显性知识的同时，也受城狱知识的制约。毫无疑问，人的道德价值观的选择也受缄默的道德知识的左右。教师、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在他们开始新一轮的学习之前，他们先前的信念、感受、经验就以其各自独特的组合在头脑中形成了“图式”，这些“图式”可能是以无意识的状态存在着，很隐蔽。有可能是在不经意的活动中习得、固定下来的。当道德问题出现需要价值观参与时，不仅显性的经验起作用，缄默的经验也会以直觉的状态参与其中。如，在我们大讲师生平等的今天，如果教师在街上碰到一位熟识的教过的学生擦肩而过，不打招呼，教师本能地心中会隐隐不快，认为无论怎样学生都该主动打招呼，哪怕只是在形式上尊敬他。但是，在校园里，很少有人会看到教师主动向学生打招呼的。所以，当缄默知识对人的道德价值观的取向产生消极影响时，会与主流价值观发生冲突.出现两难。

    2.德育制度与两难。“制度是直接或通过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而间接地规制或约束人们行为的社会交往规则。  个体是在制度下生存的，制度对个体来讲，是必然的，先在的。一个合理的制度完全可以要求个体做出道德的行为，也有利于其做出道德的行为。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会对个体提出不合理、不道德的要求，自然，由此要求下产生的行为也是不道德的。如果个体明了制度的不合理，他是选择执行制度下的不道德，还是寻求自认为的道德呢?制度的强大，自身的弱小，个体势必会出现两难。

    学校德育制度是学校道德教育的规范体系，它既对学校德育工作作出规定，也对学生的道德面貌作出规定，对学校的所有成员都有约束力。学校考试制度、学校管理制度、学生品德侧评制度、学生守则等都是德育制度。通常，管理者认为现存的德育制度是合理的、公平的。事实上，德育制度有时也有缺陷，有滞后性，当学生为此提出异议时往往不会有满意答复，因为制订者是教育行政管理者，并不是学生，他们对学生的了解远不如学生自己。当制度发生错位又无法复位时，是追求合理，还是顺从.两难的选择是痛苦的。德育制度对于教师来讲，有时也存在两难的心理处境。一方面，确知制度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作为学校秩序的维护者，为了学生不“出事”，竭力执行制度。

    3.风俗习惯、思想价值与两难。《礼记·王制篇》说:“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这种属于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就是风俗习惯。它具有集体性、稳定性，存在一定的模式，是世代传承下来的。

   我国区域广大，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尽相同，有些宗教中的教义不复存在了，或者人们已不信奉，但其演化为某种风俗习惯存在下来，依旧影响人们的言行。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的人们在饮食方面有诸多禁忌，有些个体不是穆斯林，依旧遵从这些禁忌，作为风俗习惯保留下来。如果有人破坏传统就会造成对遵从者群休的不尊重。换一个角度说，如果外在因素急需遵从者改变，则会使其产生两难心理.尤其是和道德价值观相关的部分更容易产生两难。“通过教育接受某种特定文化并且确立这种文化为其价值取向的人们在与其他文化的人群交流时便会觉得不安。如，我国滇西的摩梭人，长期处于实质性的母系社会阶段.实行“走婚”.家庭结构与我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这种状态下的成人若与其他不同习惯的群体在一起，生活和思想上较难沟通。又如，现在大学生中存在“同居”现象，这是和中国的传统观念相悖的。许多学生认为.传统观念是不人道的.应向西方学习，只有全方位的相互了解才能造就幸福的婚姻。此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许多的学生最终分手并不是因为没有感情，除极个别玩弄感情者.多数是虽然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心底依旧存在两难。深厚的文化传统的积淀对个体的影响远远超过舶来的西方观念.强大的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攻势，经济不独立，人格不成熟等等都会给双方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两难。

    从思想价值观的发展历史来看，我国封建时代就已形成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正统的义利观为主体的价值观念，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多是弘扬重义轻利的思想，这些对个体价值观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来，以政治为中心，奉献高于一切的价值体系受到推祟，这种重群体轻个体的观念对人的影响更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引起了价值观念的变化，市场经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原则的运行方式，使物质利益观日渐凸现。传统的与现代的价值观不可调和的方面在个体身上需要选择。如，随着学校自主权的扩大，学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需要追求经济效益。各种学校都在扩招，争夺生源。利益的驱动，使得有些学校生源质量参差不齐。虽说社会进步了，人的整体素质在提高，但由于学生个体的认知水平相差太大，学校的现有条件一时无法缩小这种距离，教师需要良好的经济利益，也需要努力工作，通过学生的进步肯定自己的能力，当期望值远远大于收获值时，内心也会失衡，教师也会深思群与己、利与义、理与欲的问题。现今，新科技革命轰轰烈烈，信息等新产业需要的是智力资本。智力资本的特点是所有者可以无数次的把知识拿到市场去出售，甚至出售、转让后，资本仍保留在直接所有者的手中，有些所有者也会面临利与义的考验。

    4.师生角色诀择与两难。教师是知识的传递者，行为的引导者，他代表着先进文化，要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在教育教学中，有时，他会发现和确认某些社会支配价值取向并不符合时代要求，这样教育学生不利于他们的成长，但教师作为社会代表者，其传播的影响应该与社会支配价值取向相一致，他该选用哪种价值取向来教育学生呢?两难便出现了。

    在现今信息渠道多种多样的情况下，教师不是知识的唯一或主要传递者了，甚至学生某些方面的知识比教师掌握的还多还快，这就给学生带来了选择不同学习方式的机会，学校的某些制度又会限制学生的选择，该怎么办呢?往往他会无从选择，因为长期在学校各种制度之下的学生习惯了被规定，对此，他既不满又顺从，产生了既喜欢这种安全感，又渴望个性完全被释放.彻底自由的矛盾心理。

    二、促使道德价值观取向得以确定的尝试

    在哲学上有两个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人具有社会性和自利性。即一方面个体不可能脱离群体单独存在，另一方面每个个体又是“一种极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物，其动机完全是由他自己的需要和愿望而激发出来的。即“我为人人”是为了“人人为我”。人一般是不愿意吃亏的，总希望自己有利可图，在不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情况下，是愿意为他人做一些有益的事的。但是当为他人做出太大牺牲时，就会停滞不前。如果此假设成立，个体在遇到利己还是利他的问题时往往会因为考虑利益得失而遭遇两难。很多人把这种人性的假设归结为两难的根本原因。人们也因此而提出了种种解决两难选择的方案柯尔伯格认为人有原则水平、社会水平、个体水平三类不同的道德价值取向，原则水平的人追求最高的道德原则，他有稳固的信念，始终如一的道德行为，当他的原则与某些社会现象相抵触时，会“舍身取义”。社会水平的人以维护现有社会规范为目标，他常常做出道德行为，当行为与规范相冲突时，会选择规范。个体水平的人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他的行为常以追求奖赏或逃避惩罚为目的，助人也是为了回报。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提倡的是有社会水平的人，能够维护社会利益，保持社会安定。但由于过去德育教师惯用传统的灌输式、说教式的方法，使学生只会纸上谈兵，面对现实情况不知如何取舍。所以，现在许多教师尝试用价值澄清的办法、道德推理的办法来帮助学生进行价值观取向的确定。

    价值澄清、道德推理都是以分析为主，都能够用讨论的方式进行，与西蒙、拉斯、哈明的价值观辨析的德育模式有相似之处，可以认为是此理论的具体策略。在这种课上，教师只要注意让学生了解不同方面的材料，这也包括引用反面的材料，不会命令学生接受什么或反对什么，通过大家的广泛讨论，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对不合理的价值观进行筛除，进行价值澄清，让他们在讨论中看清自己的立场;深人细致的推理可以攀露出一个或多个错误的分析，使持错误观点的人改变立场，还可以使人学会遇到问题如何变通。充分理解自己价值观取向内涵的学生更有可能将此观点和标准付诸实际。

    “当然，有些难题我们是找不到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的。”，“尽管这些问题很难处理，但让学生了解有重要道德含义的复杂论点，总比学生参照简单的一般概括和未经论证的假设来处理问题要好。

道德两难篇3

“茶水发炎”事件并不复杂，关于此事件的舆论传播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3月19日中国新闻网的首发报道《茶水当作尿液样本送检，医院竟化验出了炎症》为开端，相关评论随着事件在网络上的迅速传播和传统媒体的跟进滚滚而来，内容主要是对医德医风的口诛笔伐，其中引人注目的是3月26日《人民日报》时评《“茶水发炎”折射机制有“病”》，批评医德缺失，直指“以药养医”的体制。

与此同时，一场全国性的医务人员“反击行动”借助医学专业网站丁香园展开。3月31日13时至4月2日17时，全国92家三甲医院进行了“用茶水做尿常规化验”的实验。在所产生的136份化验单中，占总数93.4%的结果显示为“阳性”，即证实茶水的确能“发炎”。此结果在丁香园网站发表后，舆论开始转向，矛头对准了传媒和记者的职业道德。以4月9日《人民日报》时评《“茶水发炎”与媒体责任》为标志，舆论传播进入第二阶段：主流媒体的舆论对记者的职业道德提出批评，要求媒体自律；也有意见为记者的行为辩护，形成争论。4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公开对事件做出回应，认为“茶水当作尿液样本送检，医院竟化验出了炎症”的报道有悖于媒体记者职业道德的规范要求，是误导公众，不利于维持正常的医疗秩序，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这随即引发了一波论辩高潮。

由“茶水发炎”事件引发的诸多论争中，记者假冒患者的暗访行为无疑是争论的焦点。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经过调查发现，3309名受访者中，近一半人认为，媒体的这次策划意在维护公众利益，算得上大快人心之举；而超过四成的人却表示，此举不符合新闻操作规范，背离了新闻职业道德，并且在事实上不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①

暗访又叫“隐性采访”，可以分为介入式和非介入式两大类。介入式暗访，即记者假冒各种身份，与事件的当事人交往，以获得新闻信息；非介入式暗访，是指记者不显露自己的身份，以旁观者的眼光观察，没有介入或干预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而获得新闻信息。②一般情况下，对暗访的质疑多集中于介入式暗访，非介入式暗访引发的争议相对较小。“茶水发炎”事件中记者的行为属典型的介入式暗访。

介入式暗访的成功案例很多，而争议之声也始终没有停息过。1978年，《芝加哥太阳报》获悉有4家诊所为就诊妇女做不必要的堕胎手术以牟取暴利，随即派女性调查员到私人诊所暗访。调查员假装要进行怀孕检测，买了男性尿样送去化验，结果在这些男性尿样测试中却得出了阳性结果，调查员因此被建议去做堕胎手术。为了深入调查，报社工作人员隐瞒身份，在所有4家诊所和2家所获得了正式工作。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她们发现不少女性即使没有怀孕也被做了堕胎手术，同时还发现了其他问题，包括误诊引发的命案。为了使自己的目击证明更有说明力，暗访人员从诊所偷拍了100多张医疗记录，这种偷拍行为在所在的州属违法行为。1978年11月，《芝加哥太阳报》发表了关于此事的系列报道，社会反应强烈。随后该州通过了几项法律来管理对外接受病人堕胎的诊所。涉案医生有的被投进监狱，有的离开了该州。一家诊所报社但被法院驳回。

毫无疑问，这是一起引起轰动的“调查性报道”，没有暗访，就不会有报道的成功。但是，由于这组报道采用了暗访这一“欺骗性”手段，因而没能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因此，即便动机纯正，而且事实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介入式暗访仍然面临着道德的拷问：采取欺骗的手段获取新闻是否应该？或者说，为了达到合道德的“目的”，是否可以采用不合道德的“手段”？特别是在舍此手段就不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该如何权衡？

在这个问题上，主流的认识是要严守道德准则，不搞欺骗式采访。典型的说法来自于普利策奖的评委们：“报纸本身获取新闻时不诚实，怎能为诚实和尊严而奋斗？”大哲学家康德也坚持道德原则无条件地不容例外，欺骗这种行为无论任何时候都是错的，即使天塌下来，我们也要做道德上正确的事而不管结果如何。具体到我国的新闻操作规范中，基本上也认同这一原则。如2005年印发的《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实施办法》第四条第四点就规定：“通过合法和正当的途径获取新闻素材，不得采取非法和不道德的手段进行采访报道。不搞隐蔽拍摄、录音。”

但是，这种手段的“道德纯洁主义”也潜藏着不道德的风险。大众媒体肩负着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舆论监督责任。而社会丑恶现象一般总是在暗中进行的，依靠记者的正常采访有时很难获取事实的真相。就像上述《芝加哥太阳报》的例子，如果不是去暗访，公开采访只会一无所获，甚至打草惊蛇。如果直接通知执法部门，这不符合新闻媒体探求真相的职业价值，事件也可能最终不会得到正确处理。因此，放弃暗访这一“不道德”的采访手段，有时意味着媒体只能背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任由不道德甚至不法行为危害社会公众利益。有人认为记者的职责就是对客观发生的事情进行报道，是一名记录者，不应该是参与者、制造者。问题在于，有时候如果不亲身参与就无法当记录员，就无法揭露损害公众利益和危害社会的行为。让传媒面对丑恶现象而不作为，明知公众利益受到损害而只能袖手旁观，是置媒体于不义的境地，这本身也是一种不道德。

因此，将暗访一棍子打死并不符合道德原则，可以说暗访具有某种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从学理上讲基于伦理学上的权变理论。所谓道德权变，就是人们在一些特殊情景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利益损失，或者为了维护更大的道德价值，对自己所认可的某项道德准则所采取的暂时背离行为。道德权变的特点，一是承认准则的先在性，或者说承认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二是强调在特殊情况下准则的可变通性，这种变通只是对准则的暂时背离，而且其前提是为了实现某个更大的道德价值，或者说为了维护更具价值的道德准则。③

可见，暗访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非常规采访形式，只有在追求的目的具有更大道德价值时才能暂时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换句话说，拒绝暗访是原则，采用暗访是例外。至于什么情况可归结为例外，需要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总体而言，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一是事件的价值高于新闻的职业价值，报道该事件的意义比维护新闻职业自身的声誉更重要。通过报道该事件可以实现更大范围的公众利益，为此可以适当牺牲职业声誉和道德，这体现了公众利益高于职业利益的原则。如人民的生命财产遭遇严重威胁，或者是危害社会的分子如果不揭露就无法得到惩罚，上述《芝加哥太阳报》的报道就是这样的例子。

二是除了暗访再没有别的手段可以获取信息。有时候由于环境的约束，为了获得一个重要报道，就必须采取暗访这一手段，否则公众利益就会受损。就如西赛拉•博克在其《撒谎》一书中建议：诚实的选择是在采取任何形式的欺骗或不正当手段之前经过深思熟虑才进行的。合理的理由是除了暗中的调查之外，没有其它手段可以得到所需材料。④

如果上述条件能够满足，介入式暗访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接受的。但为了减少道德瑕疵，在具体操作上必须尽量少用欺骗手段。如《芝加哥太阳报》的工作人员去暗访的私人诊所求职时，提交的个人履历中只是隐去从事媒体职业这一项，其它内容完全属实，这就可以尽可能地弥补道德缺陷。

此外，记者还需要严格把握暗访的“不道德程度”。无论如何，暗访手段的使用不应该逾越法律的底线。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作为一种非权力性规范，它更多需要个体的自律来维持。而自律是有弹性的，它的边界就是法律。道德问题的争论常常退回到需要交由法律来裁决的窘境，这虽然是一种无奈，却也是道德固守的最后防线。如果记者在暗访中违法，即使理由再充分，也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记者在危急时刻出于对公众利益的维护而“不得不”违法也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来考虑减免刑责，这与普通公民见义勇为没有什么两样，公众利益的理由不是记者可以违法的“通行证”。

对照上述原则和条件，我们可以对“茶水发炎”事件的报道做一具体分析。我们需要问两个问题：策划报道这一事件是为了公众利益吗？这种介入式暗访是必须使用的唯一手段吗？

关于第一个问题，相信没有多少人会有疑问，这一选题体现了明显的公共利益。医疗问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尤其是在今天，医疗与教育、住房一起成为压在普通民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记者为民众代言，试图揭露医疗黑幕，完全符合公众利益的要求。就像报道中所言，“这段时间，针对医院前来投诉的人很多：杭州的一位陈女士看了个小病花了两千多元，病历和药物的明细单都没有；一个医院口腔门诊部花4000块钱给患者装的烤瓷牙居然是个合金的假货……”如果媒体及记者对普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熟视无睹那倒是不正常的，是对公众利益的麻木。

因此，第二个问题就成为关键所在，那就是记者是否必须采取“以茶充尿”的欺骗性手段。这里面实际上又包含两个小问题：一，是否必须采用欺骗性手段？二，“以茶充尿”这一具体的欺骗做法是否适当？

从理论上讲，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既符合公众利益，也是医院和广大医务人员的利益所在。但现实情况是，如果想揭露医疗服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依靠公开采访想达到目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来被批评方总是千方百计地掩盖自身存在的问题；二来医院掌握着医学专业知识，作为门外汉的记者很难从一堆充满专业术语的材料中发现问题所在。因此，暗访既是无奈的选择，也是一个相对容易获取真实信息，直观反映医疗行业弊端的好办法。

既然欺骗性手段的使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就需要考察假冒病人、以茶充尿的做法是不是适当的选择。当事记者称这一“灵感”来自于某专家的一句戏言，但从效果上看，不仅是不适当的，而且总体上是失败的。因为医学实验证明茶水的确会“发炎”，这与医德医风无关。虽然在具体操作上记者的表现是规范的，他们不仅去10家医院都用同一杯茶水，还与电视台合作进行了全程摄像记录以确保事实的真实性。但由于以茶充尿的化验结果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更谈不上是医院和医生之错，因而反有了误导公众、哗众取宠之嫌。但由此就得出记者违反职业道德的结论，也有点冤枉。因为他们事先并不知道茶水会“发炎”，事实上连医务人员和医学专家也是事后经过反复试验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记者是外行，自然更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可见记者的这种“不道德”行为并不是主观使然，他们出于正确的目的，却选择了“错误”的不道德手段，目的的高尚没能遮蔽手段的道德缺陷，暗访的道德风险被凸显和放大。这也提醒媒体从业人员，记者不是全能的，涉及专业性强的领域，想当然和自以为是只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

因此，“茶水发炎”事件的核心，不在于记者是否应该采取欺骗性的采访手段，而在于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欺骗性手段。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当事记者栽了跟斗，既惹恼了医生群体，也没有起到预期的社会效果。报道引起了全国医生的反弹，众多医生自发参与“茶水尿常规”化验，有医生说，“记者用茶水泼了我们一身，我们用茶水证明我们的清白”。丁香园网站从媒体的众多评论中挑出批评记者的内容加以整合，对那些认同记者做法的言论展开批驳，俨然成为医生群体与记者对抗的话语平台。加上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认为记者的做法有违职业道德，不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可以说，这是一起由于不正确地使用暗访手段而“引火上身”的失败案例，它给所有媒体人敲响了警钟：要警惕暗访的道德风险。它或许会给新闻职业赢得尊重，但更可能带来对于这一职业的怀疑和抵制。

除了道德风险，这种介入式暗访的法律风险也如影随形。有律师撰文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看“茶水事件”，记者冒充患者、提供假尿液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看，“茶水事件”中记者对外发表的言论有侵害医院的名誉权的嫌疑。因此，新闻暗访中与道德风险同在的还有潜在的法律风险，可说是暗礁重重。

“茶水发炎”事件为我们全面审视暗访这一非常规但又被经常使用的采访手段提供了契机。必须承认，在任何国家，新闻业都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但记者并未因此享有高于普通公民的任何特权。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传媒工作者，当面对是否使用欺骗手段的选择时，为规避和化解道德风险，首先需摒弃个人私念，忠实于社会公众，从公众利益出发，谨慎考虑每一种结果，在道义上选择利益最大而损失最小的合理行为。

如果一定要使用“欺骗”，也要选择能取得最好社会效果的“正确”的“欺骗”手段。这不仅符合功利主义者主张的“为最大多数的人寻求最大的幸福”的伦理原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即在实践基础上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董伟、方奕晗：《“茶水发炎”事件牵出新闻伦理争论》，《中国青年报》4月16日

②陈力丹：《暗访新闻要谨慎》，《新闻与写作》2006年第12期

③邓晓旭：《从伦理学视角看新闻暗访的合理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道德两难篇4

关键词：“道德两难”；辩证思考；“不置可否”；角色扮演；求同存异

《义务教育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中告诉我们：课程的设置是要引导学生通过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环境、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交互作用，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经验、情感、能力、知识，加深对自我、对他人、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基本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初步的道德判断能力，为他们成长为具备参与现代社会生活能力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奠定基础。

片段一：南京市某小学关于“道德两难”问题的教学展示及教学研讨活动

师：前不久在我们南京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出示幻灯片：

一位老太太在路边自己晕倒，一位男青年将其扶起并送至医院，结果老太太苏醒后和后来到场的家属一口咬定是男青年将其撞倒，让其支付医药费及后期费用，此事件发生后还出现了一些类似的事件，使得“晕倒老人该不该扶”成了一个社会热议话题。

师：同学们，如果你遇见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呢？

生1：我会去扶老奶奶，因为她很可怜，年纪那么大了，如果不及时救治可能会出危险。

生2：我想我可能不会扶，因为如果我扶了老奶奶，万一和那位大哥哥一样背上了撞倒老太太的误解就不好了。

此时班级内出现了激烈的讨论，分成了扶和不扶两方。

生3：我也不会扶的，我听爸爸妈妈说过这样的事，他们告诉我不能盲目地去扶。

生4：我自己不会去扶，但是我会帮助老奶奶向其他人求助，可以报警。

……

在这样一个激烈讨论的过程中，学生各抒己见，教师也没有打断进行点评，而是让学生去辩，去说出自己的看法，在学生激烈的讨论中，绝大部分学生也逐渐达成了共识，认为小学生应尽自己的能力去做，最恰当的做法就是向别人求助。

这个“道德两难”问题情境的辩论对蕴含在教学话题中的教育做了深层次的挖掘，能使本来低层次的道德认识逐渐向高层次的道德认识靠拢，从而使我们的教学活动更为深入。

“道德两难”问题讨论法是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运用于儿童道德教育实践的重要方法。它以道德两难故事为基本材料，让儿童对故事中的道德问题进行讨论并围绕该故事提出问题，以此判断儿童所处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并引导和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的方法。该方法的关键是要以两难故事诱发儿童的认知冲突，促进积极的道德思维，用来促进其道德判断的发展。

怎样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辩证地处理生活中遇到的“道德两难”问题呢？

一、说出心里话，两难本身就不置可否

在引导学生探讨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时候，教师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你到底是选择的风向标还是一个善于倾听的旁观者？教师如果一味地将自己的道德评判标准施加在学生身上，是不能帮助学生更好地认清问题的，个人的道德标准的形成需要有一个自我修正的过程，不同的认知能力、不同的年龄层次的道德观不尽相同，让学生逐步形成并改良自己的道德观是我们的目标，对待一个“道德两难”问题，想说什么，就让他尽情地去说。

二、站得高看得远，换位思考很重要

课程设计时所选用的“道德两难”问题都来源于生活，学生难免会带入主观的意识去判断对错，这时我们可以找出对立的看法，让他们进行换位思考，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这样的换位思考也许并不会改变学生的初衷，但是会让其学会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这时对问题的思考也就更立体化了。让学生在事件中试着扮演不同的角色，再让其来谈谈，想必他的见解就会更加合情合理了。

三、求同存异，不苛求统一

班级就是一个小社会，在问题探讨时，也会形成舆论导向，这时教师可以静观其变，看看学生在舆论的导向下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看法的，有的学生选择了被同化，有的学生仍然坚持己见，在这样的过程中对学生道德评判水平的提高是有帮助的。“道德两难”问题有利于提高小学生的道德敏感性，使他们更加自觉地意识到各种不同的道德规范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意识到自己的道德价值取向与别人的道德价值取向可能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同时可以提高小学生在道德问题上的行动能力；从而深化小学生对各种道德规范的理解，提高小学生的道德认识。

学生在“道德两难”问题的教学中学会运用辩证方法找寻适合的解决方法，有利于美化他们的心灵，启迪他们的智慧，完善他们的人格，帮助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正确前行，这也就达到了德育的目的。

参考文献：

道德两难篇5

关键词： 道德两难；道德判断；道德情感

一、军队干部考“德”的现状

从人民军队建立之初到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来重视干部德的表现。同志最早对我军干部提出要德才兼备，作为我党卓越领导人的陈云同志早在1938年也就提出军队干部要“德才并重，以德为主”。“以德为主”就是要把对干部德的考察放在根本性、决定性、基础性的位置上，首先看干部在政治立场、政治品质、道德风尚上是不是合乎党选拔干部的标准要求。我军内部对德的认知一般是二分法，分为大德和小德。大德主要考察干部在“8小时以内”的状况，小德考察的是军队干部在“8小时以外”的状况。个人述职、民主测评和直属领导评定是当前军队内部最为常用的干部德的考察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社会以及军队的整体环境又有了新的变化，我军在干部“德”的考察内涵上也作出了新的发展与完善。对于一名军队干部的德应包含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四个方面，强调的是政治立场、价值取向、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为应对干部德的新内涵，军队干部考德的方法也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拓展，社区评价和亲属评价成为了综合评价一名干部德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情况，一名干部的德可以通过他的语言和行为进行体现，但人类思维的复杂性决定了在很多情况下，人的语言和行为并不一定能反映人的思维，这就对我军考察干部德的准确性提出了挑战。

二、道德两难问题的引入

面对考德复杂性的挑战，引入新的方式方法和技术手段是十分必要的。通常一个人道德行为的产生是以他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为前提的。道德认知是指，一名军队干部对现实道德关系和道德规范的认识，包括道德印象的获得、道德概念的形成和道德思维能力的发展。道德情感是个人道德意识的构成因素，指军队干部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对现实的道德关系和自己或他人的道德行为等所产生的爱憎好恶等心理体验。当一名军队干部一旦对某种义务和行为形成道德情感，他就会积极地影响其道德选择。因此，在考察军队干部德的时候，不应只是看到他的行为结果，因为可观察到的行为常常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思维，而是要看到他思想深处的原动力，了解他的行为是基于什么样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产生的。鉴于此，有必要修正我军原有的干部考德思路，要以了解我军干部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为考德的核心目的，也只有掌握了这个核心，才能保证我军的干部在今后的成长和发展上不会出现德的问题。道德两难问题的提出为考察军队干部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提供了可能。

道德两难问题是由科尔伯格最先提出的。两难故事保留了对偶故事的简捷形式和冲突性情境的特点。科尔伯格采取了一种开放式的自由陈述的方法，根据故事内容提出一系列紧密相关的问题，在被测试人员对两难故事情境做出选择即判断的基础上，让被测试人员回答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再从陈述的理由中寻找其道德认知与道德情感的阶段现状和发展方向。科尔伯格的道德两难判断体系共包含了九个假设的两难故事，它们有的取材于古代哲学家的道德两难故事，有的来源于皮亚杰的对偶故事，也有的是科尔伯格自己编撰的两难故事。这些故事无论是借鉴来的还是自编的，在每个故事背景中，都对一个人的道德判断和道德情感提出了考核，需要被测试人员必须对两种尖锐对立的价值标准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些两两对立的价值标准在普通人身上也是经常能被表现出来的。对不同价值标准的选择，会引发不同的后果，而后果又对被试在较高道德发展水平上具有现实意义。“海因茨偷药”是道德两难九问题体系中第一个背景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被试人员并非扮演一成不变的角色在回答问题，而是随着故事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自己的角色，通过不同立场的站位来综合反映其真实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在这种模拟情景下产生的价值观对立中，是应该严守法律还是应该顾及亲情，是应该同情无助还是应该牢树职业操守，是应该独善其身还是应该以恶报恶，是应该政治挂帅还是应该突出人性。这些场景的设立、角色的甄选、价值观的冲突都为我军干部考德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当然，我军不能一成不变的将科尔伯格的9个问题背景直接拿来对我军干部进行评价，判断其德的状况，那会是教条而不科学的。要做到科学的借鉴，就要采用科尔伯格的两难体系和构架以及问题规则，从新勾画符合当前我国社会和军队现实环境的故事情景，拓展科尔伯格道德两难故事考德的局限性，设计出基于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这四个维度的新道德两难体系。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中，可以是不同的故事对应不同的维度，也可以是同一个故事对应多个维度。但是不管如何对应，故事中的选边站位都应是对两种不同价值观的选择判断，而这两种对立的价值观都应是那种独立观察下各自正确的价值观。

军队干部都属成人范畴，用道德的与非道德的事件让其判断是无意义的，这类正确与错误、正面与反面、积极与消极的道德判断要通

过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行为来进行。而对于同样都是正确的、正面的和积极的两种德的判断与选择就需要通过道德两难问题来进行了。这种更深层次的德的考察应成为我军今后干部考德的新的分支。就军队人事管理而言，对干部德的考核目前来说还仅限于以使用为目标，但如果要想向军队人力资源管理转型，就必须要将德的考察与培养提高进行有机结合。

三、考察与培养提高的结合

道德两难篇6

长期以为人们对德育与生活是否是割裂的载休，进行了激烈的探讨。我就德育与生活是割裂的问题阐述一点意见，供大家研究与探讨：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道德教育原本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在原始社会里，道德教育是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过程融为一体的。教育从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成为独立的事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无疑是人类的伟大进步。但教育的这种分离对德育来说不一定是福音，从一定意义讲，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分离也就意味着德育危机的开始。因为制度化教育产生以来，道德教育越来越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其工具价值（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价值）逐步得到强化，道德教育也越来越演变成封闭的制度体系。制度化的教育以及制度化的德育是按科学和科学教育的逻辑组织起来的，而不是按伦理的、道理的逻辑建构的，这种体制对间接经验的学习无疑十分有效。但是，人的德性发展与智性发展有着本质的不同：人们可以与社会生活隔离开来集中学习知识经验，却不能与社会生活相隔离去学习道德。道德是社会生活的规范和准则，真正的学习必须在社会生活过程中进行。例如：如果有一个同学与班内的多数同学都有矛盾，可以想象他的心情不可能愉快，整天都会处于抑郁、孤独和忧伤中，并易形成自私、胆怯等不良的心理品质，而若同学之间真诚友爱，彼此心理距离近，心理舒畅，无所不谈。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中，必然

保持愉快、乐观、稳定的情绪状态，并有助于形成真诚、宽容、助人、关心他人、豁达、乐观、积极向上，自强、坚持等优良个性品质。“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德育同样也要而且必须通过生活发出力量才能成为真正的教育。”学校德育与社会生活以及学生生活的隔离阻断了学生德性发展的源泉和渠道，理论说教无疑于缘木求鱼。

二、道德知识是人们生活经验的概括

现代知性德育与生活的割裂是其自身逻辑的必然结果。以传授道德知识为特征的德育将各种道德知识分类组合，按知识体系构建的逻辑将其编排在一起，然后再按知识教学的方式进行教学。道德知识是人们生活经验的概括、抽象与总结，虽然是来源于生活过程之中，却因其经过抽象加工过程而具有了一定的抽象性和符号性。因此道德知识的意义并不在干知识符号本身，而在于这些知识符号所代表的生动而丰富的道德意蕴。以传授道德知识为特征的德育舍本逐末，将道德符号而不是这些符号所代表的道德意义看成教育的目标，在教学过程中远离这些道德知识符号得以产生、运行的历史的、现实的生活，虚构一个虚幻的道德知识世界，热衷于对这些道德符号的记诵和逻辑演绎。在这种德育过程中，学生学到的不是沉甸甸的生活智慧，而是枯萎的道德语言符号和知识汽泡。

认知发展德育与生活的割裂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两难问题是科尔伯格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运用于实践的关键工具。两难问题讨论法也是认知发展道德教育实践的主要方法，其实质在于通过引导学生就道德两难问题进行讨论，诱发认知冲突，促进积极的道德思维从而促进道德判断的发展。科尔伯格道德教育实践模式主要由三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构成，即了解儿童当前道德发展的阶段水平、唤起儿童真正的道德冲突和问题情境下的意见分歧、向儿童揭示高于他所属阶段的那个阶段的道德思维方式。而这三个环节都离不开两难道德问题，了解儿童当前的阶段水平需要通过儿童对两难道德问题的认识和判断来进行，唤起儿童自身的道德冲突和群际间的意见分歧也需借助两难道德问题，向儿童揭示高一级阶段的道德思维方式同样需要以两难道德问题为依据。由此看来，两难道德问题是这一道德教育方法的基础。

科尔伯格为什么要选择这些远离现实生活的、抽象的哲学两难问题展开自己的道德教育实践呢?这是由其理论性质决定的。如前所述，科尔伯格以公正作为普遍的道德原则对构建其理性的理论体系，道德教育的目标就在于个体运用公正原则进行道德推理的能力。学生生活中出现的道德问题很难为科尔伯格所用，因为生活是感性的、具体的，生活中的道德问题也是情感性的居多，如上面提到的教师要求说实话而同学要求保密很难用公正这种抽象的原则来进行推理、演算。抽象的哲学两难问题则与生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因为其是哲学的、抽象的，包含着普遍的、理性的、公正问题，可以用公正的原则加以推理、演算。比如在“救生艇”困境里，让学生处在正在沉没的旅游船船长的位置，必须在具有各种不同才能的一群人当中决定谁该上救生艇，谁该留下淹死。在这种假设的极端情况下，学生确实需要运用智能化的“公正”的原则（实际上根本就无法公正解决，每一个人都有活下来的理由和权利）来确定“什么样的人该死、什么样的人该生”。可在“父母要求告诉真相而哥哥要求保密”这类常见的日常冲突中，“公正”原则很难有用武之地，个体体验到的多是情感的冲突。

三、道德教育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激励人们去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

道德两难篇7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著有《导读》，译有《妙趣横生的心理学》《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等。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孝与德之间的关系。当代道德教育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它就是道德认知学派。这个学派认为，，儿童的道德水平随着他们道德认知能力的提高而提高。它有一个出发点，这是一个叫做“海因兹偷药”的道德两难实验。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叫海因兹（Heinz）的人，他的妻子身患重病，濒临死亡，只有一种药能解其绝症，但发明此药的医生却坚持卖高价。海因兹凑不到足够的钱，只能去偷药救妻。这个两难的故事往往贴上了“西方化”的标签，现在我们想做的是，如何把这个理论的基础夯实一些。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一个与之类似的道德两难故事，就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论语》中恰好有一个现成的道德两难故事：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个故事说的是，如果父亲偷羊，儿子应如何做，是向司法部门举报还是为父亲掩饰罪行？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道德两难问题：在“人伦”（谨遵孝道，为父亲掩饰罪行）与“国法”（遵纪守法，向司法部门举报）之间如何选择。它与“海因兹偷药”非常相似。另外，我们在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还面临着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常说的如何让“老树发出新芽”来。我们在这里就通过“孝”这个题目来漫谈一下这些问题。

一、孝的内涵：无违与敬

上文《论语》提到的那个道德两难，本质上涉及到一个“孝”字。在讲孝之前，我想问一问道德的作用。很多哲学家认为，道德的主要作用是把社会粘合在一起。“孝”在我国传统社会所起的整合作用，是由其自身的内涵决定的。因此，要考察孝的社会意义及其在德育中的作用，首先应该分析孝的内涵。《论语》中对孝是这么讲的：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可以看到，孔子在教育自己的弟子时，对孝的含义做了解释，其中主要包括两点：一曰“无违”，具体而言就是对父母要“事之以礼”“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就是说，对待自己的父母应遵“礼”而行，孝在这里成了一种具体的社会规范；第二是“敬”，孔子说，孝就是要尊敬自己的父母，如果认为孝仅仅指的是能够养活他们，那么他实质上就是把孝敬父母等同于豢养家畜，和喂狗、喂马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要看到孔子言语里面的深层含义，即人不等同于禽兽，所以孝敬父母也就不能像喂养家畜那样来简单地对待他们，处理亲子关系的时候应该把“敬”体现出来。通过对孔子的解释可以看到，孝的含义包括了两个层次：让自己的父母不受冻馁之苦，这只不过是较低的动物性的层次，而孝作为人的五伦之一，关键在于晚辈对长辈的尊敬，这是一种较高的层次，才是孝的本质特征。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传统社会才会把孝作为德育的最基本内容。

二、孝的功能：事亲与事君

德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品质，比如责任、爱国等等。有了这些道德品质，人们才会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进而维护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在现代社会，孝是否还具有这些功能呢？

儒家学者认为，“孝”的作用很多，并贯穿于整个社会。《孝经》中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勿庸置疑，孝对个人道德品质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主要从“事亲”（家庭伦理）和“事君”（公共伦理）两个方面来考察“孝”的功能。

通过“事亲”，孝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在中国传统社会，孝是老年人得以安度晚年的保证。传统社会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老年人的生活只能依靠儿女，否则，他们的生活就会毫无保障。如果不依靠父慈子孝，那么老人这个弱势群体必定会因为衣食问题流向社会，成为不稳定因素，进而可能会危及国家统治。但如果有孝作保障，那么这种不稳定因素就会削弱或消失。显然，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并非一无是处，而是有社会根源的。

当前，我国处于一个转型期，处于传统社会和新的社会秩序转变过程中，这一阶段的社会保障机制尚在建立健全当中，所以孝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能够有效弥补社会保障机制的不足，为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执政者强调孝，是因为它能够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其中的关键是要把孝转化为“忠”―爱国，因此“移孝作忠”成了《孝经》的一个核心命题，它就是通过一整套的理论来说明孝和“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目的就是把孝的血缘感情，转移到对国君的“忠”这样的政治情感上，从而维护国家的统治。孝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这需要重新解释忠和孝，应该用“旧瓶装新酒”，也就是说，根据当前时代特征来赋予它们全新的意义。忠是指对国家的忠诚，孝是在地位平等基础上对家长的尊敬，我们不能把忠简单地看作一种情感，而要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来确定它们的具体内容。

三、孝对当代德育的价值

上面，我们讲了孝的含义、社会和政治意义，讨论了进行以孝为基础的德育的必要性。现在，我们还要讲一讲能不能把孝作为基本的德育内容。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分别加以说明。

在实践层面上，孝在家校合作、全员德育中发挥重要作用。德育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全员德育是必要条件之一。所谓“全员德育”，就是要整合学校、家庭和社会三者的资源，发挥三者的合力，让学生、家长、教师等都参与到德育当中。但是，全员德育是“樱桃好吃树难栽”，如果能够形成全员德育的局面，德育工作必定会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困难是，如何整合德育资源，通过什么途径形成全员德育局面。换句话说，用什么作为整合社会资源和形成全员德育的切入点和抓手。我认为，孝是比较理想的途径之一。

一方面，孝在家庭教育中地位的凸显，能够有效地把家长吸收到德育工作中。在现代社会，应试教育导致了“重智轻德”，家长对子女的德育越来越不重视，家长和教师之间因为缺少配合而导致德育的效果不好，这是青少年道德素质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家庭教育中倡导以孝为基础的德育。在我国，孝一直是传统德育的重要内容，积累了丰富的关于孝的家庭教育的资料，如诸多的家训、诫子书等，其中的知识和经验表明，孝在我国古代家庭德育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和良好的效果，比较好地处理亲子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孝的两头是父母和子女，父母既为人父，又为人子的双重身份，使他们自己的行为对子女的道德养成具有重要的暗示和引导作用。此外，在家庭当中进行孝的教育，不但对子女具有教化作用，而且对家长本身也是一种激励。

另一方面，把孝作为德育途径，能够提高教师从事德育工作的积极性。根据调查表明，德育工作难以取得实效，原因在于德育工作的手段和目的比较抽象，德育效果和工作业绩难以测量。前者导致德育教师的工作很难有系统、有计划地开展，后者则导致他们在心理上得不到认同，进而导致工作积极性受挫。对于德育理论性较强的特点，人们不可能从根本上规避它，只能找出相对具体的方面，以此作为德育工作的切入点。相对于其它德育手段而言，孝具有较强的层次性、实践性和可测性。

孝的层次性随着道德认知能力的提高和道德水平的增长，其内容也可以随之不断扩展和抽象，其中包含着两层意思：（1）是关于孝之内容的层次性，即既有关于孝的具有教育引导意义的生动案例，也有关于孝的系统理论。（2）孝在德育实践上具有层次性。孝在内容上的层次性与实践上的层次性为德育工作奠定了基础。孝的实践性主要体现于：在小学阶段，可以通过现实生活中关于孝的具体案例，例如为父母洗脚，帮助学生形成关于孝的道德体验，这一阶段对学生来说主要是“观其行”；中学阶段教师可以把孝的典故贯穿于语文、历史、政治等很多课程的教学当中，把德育和智育有机的结合起来，帮助学生形成基本的道德理念，这时候要“察其言”；大学阶段，可以通过对传统文化典籍中对孝的理论阐述，提升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理性地认识和分析孝的内容，这就是“辨其理”。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德育工作的学段衔接问题。

作为教师，如果能依此来实践，则能够部分解决德育中存在的抽象、难以操作和难以取得实效等问题，使德育教师能够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操作方法，提高德育的实操性。

在理论层面上，本文引用的关于《论语》中的道德两难问题能够借助道德认知理论证明，儒家道德规范与现代社会道德规范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因为根据原始儒家的解释，儿子为父亲进行掩饰罪行才是正理，因为“爱有差等”，亲属尤其是至亲犯罪，应该考虑的首先是亲属而不是外人的利益。

随着儒家伦理发展成熟，这种将人伦置于国法之上的道德理论已经得到了修正，《孝经》就已经克服了《论语》中那种道德情感主义的局限性，《孝经・谏诤章》中有这样的论述：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寝、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可以看得出来，儒家学者已经开始认为，当孝与义发生冲突时，儿子应该守义而劝谏父母，使父母能依义而行。这种看似轻视孝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却恰恰体现了孝行，即儿子劝谏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父亲的声誉，表面上对父亲的“忤逆”，实质上却是一种至孝，而对父亲的错误一味地唯唯诺诺才是真正的不孝。这样，孝与义两种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就得到了解决，判断一个人是否孝，标准是他是否依义行事。这显然表明，中国的道德规范中也具有层次性，高层次的规范才是社会的最终判断依据。

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不仅具有层次性，而且，我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是相契合的，尤其是当我们对传统道德的原有内容应该进行批判的阐释以后，现代社会的德育完全能够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足够的养分。

道德两难篇8

关键词：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公正道德观；关怀道德观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5.068

1引言

皮亚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研究儿童的道德判断。劳伦斯・科尔伯格发展了皮亚杰的研究，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提出了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卡罗尔・吉利根于七十年代中后期提出个体存在着另一种道德取向，成为科尔伯格后道德发展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动态。

2两种取向道德伦理观的概述

皮亚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提出了道德的他律自律道德观。他认为对儿童道德判断的研究主要关注道德推理的两个方面：一是“对规则的尊重”的发展；二是“公正”概念的发展。他利用自然观察法，分析5～13岁儿童的游戏行为后，认为儿童品德发展开端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发觉规则不是成人规定的，是同伴之间互相约定的，能意识到一种遵守规则的义务感。通过对偶故事法让儿童对故事中角色的道德判断，皮亚杰提出道德推理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儿童到达每一阶段的年龄虽有差异，但是阶段的顺序是不变的。第一阶段是前道德阶段，儿童没有真正的道德概念和规则意识，也并不是为了赢而玩游戏。第二阶段是道德实在论或他律道德阶段，儿童将规则的权威性看作神圣的、不可改变的。第三阶段是道德相对论或自律道德阶段，儿童判断行为的对错，更多是基于行为者的行为意图，而不是行为本身所带来的客观结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科尔伯格以皮亚杰的研究为基础和出发点提出了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他利用两难故事法对芝加哥地区的72名男孩和12名违法的男孩（最终追踪研究的被试是53名），从1955-1956年到1976-1977年，每隔三至四年对他们进行一次道德判断谈话，共进行了六次谈话。科尔伯格提出了著名的“三水平六阶段”的道德发展模式，第一水平为前习俗水平，此时儿童为了避免惩罚而做出正当的行为，服从权威或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认识到他人中也有自己的利益，产生朴素的平等主义以及互换和对等的意识，它包括两个阶段即惩罚和服从定向阶段和朴素的工具性享乐主义阶段。第二水平为习俗水平，此时儿童把服从和遵守规则看作是个人愿望的终结，也包括两个阶段，即维持良好关系、受他人赞扬的好孩子的道德阶段和维护权威的道德阶段；第三水平为后习俗水平，此时人们试图以自己的利害关系来规定道德价值和道德准则，包括契约的、个人权利的和民主的接受法律的道德阶段和个人良心原则的道德阶段。科尔伯格用此说明了个体对公正原则的认知过程，并根据他之后的跨文化研究认为这一理论具有超越文化和性别的意义。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道德认识发展理论是围绕着规则和公正展开的，被认为是公正取向的道德伦理观。

科尔伯格的研究生卡罗尔・吉利根回顾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尤其是伦理哲学文献，指出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取向的道德伦理观。由于科尔伯格最初的研究是以男性为被试进行的。所以卡罗尔・吉利根认为科尔伯格的道德系统过分重视了公平和公正这一“男性”价值观，而忽视了同情、责任和关怀等“女性”价值观。吉利根认为，女性核心的道德两难是自己的需要与他人的需要之间的冲突，在道德问题上她们有“不同的声音”――“关怀道德”。吉利根与合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大学生研究，其目的在于通过他们对自我的看法，对道德思考、对道德冲突和选择的体验来考察成年早期得认同和道德发展；流产决定研究，目的在于考察经验与思考的关系以及冲突在道德发展中的作用；权力与责任研究，目的在于收集自我与道德概念、道德冲突及选择的经验、对假定道德困境进行判断的数据。根据研究吉利根认为女性的道德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个人生存取向阶段，此阶段女性关注的是自己，看什么是实用的，什么是对自己最有利的。然后经历一个从自私到责任的过渡期，女性认识到自己与他人的联系.并且会考虑从他人以及自己的角度看什么是有责任的选择。第二阶段是自我牺牲的善良阶段此阶段女性为了他人的需要而牺牲自己的愿望，并把它当成是自己的愿望。她认为自己对他人负有责任。然后经历第二个过渡期即从善良到真实，女性对自己的决定的评估.不只是基于他人会如何对自己做出反应，而且也基于自己的意图和行动的后果。她的判断会考虑到自己的需要，以及他人的需要。她想通过对他人负责而成为“好人”。也想通过对自己负责而成为“诚实的人”。生存再次成为关注的重点。第三阶段是非暴力的道德阶段，此阶段女性把对他人（包括自己）的伤害的禁令提升到统领所有道德判断和活动的原则水平，从而在自身和他人之间建立一种“道德平等”，并能够为道德两难中做出的选择承担责任。吉利根以此认为存在另一种道德伦理取向即关怀道德取向。她在研究中发现女性关怀道德取向占优势的人数比男性多，而男性则具有公正占优势的道德取向者比女性多，且这种性别差异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

当吉利根提出存在关怀取向的道德伦理观后，有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家认为公正和权利的概念能够被转换成或包括在关怀伦理学之内。科尔伯格等人认为吉利根对关怀取向的强调是扩大了其所关注的公正推理的道德领域，但并不认为在道德阶段结构的个体发生中存在着两个截然区分并互相对立的取向或途径。努涅・温克勒认为关怀和公正两种取向之间的区别不属于基本的道德观点范围，而只是强调了两种不同的道德责任方式。个人对此有些疑问。

3两种取向的道德伦理观的几点思考

3.1对两种道德取向实证研究前的疑问

首先研究公正取向的道德伦理学家大多都为男性，如弗洛伊德、皮杰、科尔伯格等。而关怀取向的道德伦理学家大多都为女性，如吉利根、卡伦・霍尔奈（Karen Horney）、琼・贝克・米勒（Jean Baker Miller）和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等。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他们都进行了理论分析，这些分析都有他们各自的经验与思维，在分析的过程中他们是否都对本性别的现象更敏感，理解也更透彻。且在实证研究研究过程中主试的性别因素也有可能影响了谈话的进行和对谈话内容的分析。

再次由于研究者知晓研究目的，还可能产生“实验者效应”，干扰研究结果。在进行实证研究前，皮亚杰提出对儿童道德判断的研究主要关注道德推理的两个方面：一是“对规则的尊重”的发展；二是“公正”概念的发展，为此他先进行了弹子游戏研究。科尔伯格则由于自己目睹了法西斯的大屠杀，这让他看到了人类行为的不公正性和不道德性。他的理论中阶段6并不是根据实证研究提出的，也是一种理想化。吉利根在实证研究之前，回顾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尤其是伦理哲学文献，认为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取向的道德伦理观，公正取向和关怀取向。他们都在实证研究之前已经在心里有了期望，这是否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了呢？

3.2道德观是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首先，在权利和责任的研究中，样本中的成年男女条件大致相当，都受到高等教育并从事专业性工作。其报道的男性平均道德成熟分数为413而女性为400的差异。反映这种差异存在的参数检验没有意义，因此他们采用非参数检验去检验性别差异。对于这种在数据处理阶段因一种检验方法没有显著差异而再去选择另一种检验方法本身就是不可取的且13分的差异属于测试―复测的误差限度之内。所以该研究并不能证明性别差异的存在。同样的比较两性在公正推理阶段的性别差异研究，或是报告无性别差异存在，或是报告由于接受的教育程度和与职业相关的角色承担的机会不同而存在性别差异。

其次，在她的研究中关于流产决定的研究的被试是正在怀孕的女性，而对于女性来说这是一个体内激素变化的阶段，此时期的女性会由于生理因素更多的考虑对孩子的关心和爱，此时公正与否并没有那么重要。我认为如果加入被试的伴侣对流产决定的考虑可能会更客观一些。

3.3是否存在关怀取向的道德伦理观

道德发展是指个体认识社会伦理道德规则和准则，形成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过程。我认为作为一种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公正取向的道德伦理观是存在的。但是所谓关怀取向的道德伦理观也许和道德情感更为接近。

首先关怀取向的道德伦理观的第三阶段是非暴力的道德阶段，指出此阶段女性把对他人（包括自己）的伤害的禁令提升到统领所有道德判断和活动的原则水平，从而在自身和他人之间建立一种“道德平等”，并能够为道德两难中做出的选择承担责任。有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有更多的身体侵犯，生物学观点指出，有证据证明雄性激素与侵犯行为有关，社会学观点认为父母与其他社会动因在侵犯行为的性别差异形成中有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女性的非暴力有可能与体内的激素有关，如果以此来判别男性也并不公平。

再次人具有情绪和情感，在面对两难情景时必定伴随着一定的情绪和情感。情绪具有适应功能，人可以通过微笑表示友好，通过移情维护人际关系，关怀取向恰恰强调关系；负面的情绪会带来伤害或者暴力的行为，关怀取向强调无伤害和非暴力。公正取向属于道德认知发展，而面对道德两难情景时对一个人或事的关怀则伴随着各种复杂的情绪和情感。我认为，对于关怀取向的道德伦理观归属于道德情感发展会更合适。道德发展包括道德情感，在考虑道德时应该考虑情感的因素而不是仅考虑理性的认知。道德情感是品德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道德认知、道德行为紧密相关。它伴随着道德认知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道德认知的深化而加强；同时对道德行为有巨大的推动、控制和调节作用。我认为关怀取向的道德伦理观跟道德情感的关系更为密切。

3.4怎样运用公正取向和关怀

有人认为道德一直被认为是公共领域的，公正取向的道德伦理观也正是适用于公共领域的道德伦理观，但也应该存在个人领域的道德观，而关怀取向的道德伦理观适用于个人领域。我认为当考虑公共领域的道德冲突时也应考虑作为公共领域组成部分中的个人。只有对个人进行了关怀，充分考虑了人的情绪情感才能使道德冲突中做出的决定更有利于人类的长期发展。个人领域中的道德冲突也需要考虑公正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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