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论文范文

道德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社会公正；个体道德；群体道德

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基督教哲学家之一，他一生注重对现实问题的探究和伦理思考，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形成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著述。在其最有影响的代表作之一<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中，尼布尔运用他的基督教现实主义伦理观，对现实的社会问题进行伦理研究，首次对个体道德和群体道德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从对二者关系的分析中，认识了道德的两难处境，得出了“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的结论。

一、道德的悖论

尼布尔把社会公正看作道德的最高理想。但尼布尔却发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人类巨大的创造力增加了自然提供给人类用以满足人类需要的财富，而人类社会永远都不能回避在物质产品与文化产品上存在的公平分配问题，公正不但未能缓和，反而加剧；人们至今都没有学会怎样在没有邪恶与血污的情况下共同生活；技术的进步可以使人免于自然的侵害，也造成了一个社会压迫日益增加与扩大的社会等等，在这样的社会中达到公正更加困难。为什么呢?

尼布尔认为，个体的人可以成为道德的人，而群体的道德低于个体的道德。因为人性中并不缺少某种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人的本性使人生来就具有一种使人与其同伴相处的天然联系。人的本性中有自私和非自私两种冲动。一方面，人的生命能量力图永久地保存自己，并且按自己独特的方式实现自己，这种自私的自然冲动主要表现为生存意志、权力意志和自我保护。但另一方面，人是惟一具有充分自我意识的存在物，作为个体的人生来就具有同情心，并且关怀他们的同类，通过精心设计的社会教育方法可以扩展他们的这种同情关怀。他们天生的理性能力使他们具有正义感，通过教育的熏陶能够使他们的这种正义感增强；同时，他们的这种理性能力还会使他们人性中的利己成分净化到使他们能够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去评价涉及到他们自己利益的社会状况；他的理性赋予了他一种超越自我去追求生命永恒性的能力，促使他与其他生命共同达到某种和谐。因此，人不仅同低等动物一样具有群体生活的冲动，还有一种同情他人的特殊冲动，有时甚至把他人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为他人牺牲自己。相比之下，所有这些成就对人类社会和社会群体来说都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概括地讲，一方面是因为要建立起一种足以克服本能冲动又能凝聚社会的理性的社会力量非常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群体(包括国家、民族、阶级、团体等)之间关系的基础是群体利益和权力，个体在处理群体问题时不可能为其他群体而牺牲本群体的利益，个体的无私冲动因此在群体中受到了抑制。群体的利己主义同个体的利己冲动纠缠在一起。只表现为一种群体的自利的形式。

他认为，阶级、民族和国家是自私的，或者说是一种较大范围的利己主义。首先，阶级分化的基础是社会权力的不平等。因为人类心智与创造力的有限性，以及人类没有能力在面对其同伴的利益时能够清楚地像对待自己的利益一样完全超越自己的利益，使得强力成为社会强制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但同样是保证和平的社会强力也会为不公正服务。尼布尔引用亨利·亚当斯的一句话，提出“权力是毒药”，这剂毒药会弄瞎人们的道德慧眼，会摧毁人们的道德心智。组成社会的个人或群体，不管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意图或借口，都为自己窃取了大量的社会特权。权力一旦获得，就会把个人或群体置于高高在上的危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权力的扩张才能维持住安全。执权者通过特权获得额外的个人利益，甚至利益的获得采取了残酷的使他人遭受了莫大痛苦的行为。因此，任何一种社会力量都会产生出社会的不平等。随着文明的发展和权力的日益集中，复杂的社会不可避免地要造成高度的不平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权力来自对生产手段的拥有权，人们因此分成有产者和无产者两大阶级群体，而阶级成员的社会观点和伦理观点总要受到每个阶级共有的经济基础的影响，其行为很难超越其阶级利益。

其次，权力占有的不均造成不同的社会等级，反对社会不公正的冲突就会发生。这不仅是因为社会生活中的强制因素(人类理性与创新能力的有限性使这种强制因素必不可少)在建立和平的过程中导致了不公正，还因为这一强制因素同时也在社会群体中造成了不稳定的和平。这一趋势加剧了群体间的相互冲突。权力在共同体中为了和平而牺牲了公正，同时也破坏了共同体之间的和平。在人类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人们会看到权力摧毁其自身存在理由的趋势。这是因为权力达到了国家内部的统一，也创造了国家外部的防卫。这也是人类精神中存在的一个悲剧：人类没有能力使自己的群体生活符合个人的理想。作为个人，人相信他们应该爱，应该相互关心，应该彼此建立起公正的秩序；而作为他们自认为的种族的、经济的和国家的群体，他们则想尽一切办法占有所能够攫取的一切权力。

第三，民族的自私性也是公认的，甚至爱国主义也是自私的一种形式，因为爱国主义将个人的无私转化成了民族的利己主义。以牺牲个体无私的道德来换取民族利己的不道德，这也是尼布尔所说的爱国主义道德的悖论，也是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之间的矛盾表现之一。尼布尔引用了乔治·华盛顿的一句名言：“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时，民族才可以是信赖的。”对民族的忠诚都凝聚到爱国主义的情感之中，爱国主义的情感在现代人灵魂中达到了一种如此绝对的效力，以致于国家能够任意地使用个人真诚所赋予的权力以达到任何目的，甚至发动战争对其他民族掠夺。

因此民族所具有的非常敏感的“荣誉”感总是能够用其他公民的鲜血来满足。在民族问题上，一个民族最重要的道德特征或许就是它的虚伪。如果说自欺和虚伪是所有人类道德生活中的一个不变的成分，这是道德对不道德交纳的贡金。而个人身上的这一缺陷在更不道德的民族生活里就更为突出了，民族不必对其行动寻找道德上的托词。因此，尼布尔指出个人道德生活中难以消除的弱点，在民族生活里不知被提高了多少倍。对民族的忠诚较之次要的忠诚和更狭隘的利益来讲，是一种较高的利他主义。因此，对民族的忠诚成了所有利他主义冲动的表达媒介。这种忠诚的绝对特性是民族力量的基础，也是民族不加限制地使用其力量的自由的基础。于是个人的无私变成了民族的自私。因此，一些国家在国内矛盾冲突的情况下，总是善于发动对外的战争和冲突以转移国内矛盾。这也说明为什么用扩大个人的同情心以解决人类较大范围内的社会问题的希望是毫无结果的。超越民族的人类共同体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激发不出人们的忠诚来。这种矛盾也使我们可以看出要建立当今的普世伦理何其困难。

二、社会公正的实现

鉴于个体与群体在道德行为上的差异，尼布尔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和消除社会不公正的重要资源有三种：

1．。从本质上讲，宗教是一种关于绝对的观念，宗教伦理将爱作为理想，并使其成为道德生活的规范。在宗教中充满着反省和忏悔的精神，宗教的仁爱之心是在没有权衡和比较他人与自己的利益下满足他人的需要，“爱你的邻居是无条件的”，宗教正是通过这种绝对的方式激发出爱与仁慈。这种绝对宗教意识通过使人的生存意志和权力意志服从于绝对意志，通过把超越的价值赋予人生，使人达到更高层次的自我要求，这无疑是一种道德上的成就，是对道德生活的永恒贡献。

但是尼布尔认为宗教道德也有缺陷和危险。首先，宗教道德原则容易激励个人，而不容易促进社会与政治的政策，因为宗教可以通过信仰激发人的爱与仁慈之心，使人超越自己，但宗教很难仅仅靠爱的精神去影响建立在权力和利益基础上的社会群体。另外，在处理个人之间的关系时，由于爱和仁慈有较明确的对象，可以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在解决较大范围的社会问题时，由于对象不太明确具体，爱的精神常常显得苍白空洞。其次，宗教的绝对化性质和绝对化形式以及对绝对理想的追求，可能导致对现实人及现实的人生的否定。这种对人的否定，一方面会坠入禁欲主义而倡导病态的德行；另一方面会沦入悲观主义而认为神国与人国、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差别是绝对的，人的世俗社会属于魔鬼，只有个人可以通过信仰获得拯救，而社会问题与社会不公正按照任何伦理原则都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

2．人类理性。理性与宗教不同，理性伦理追求公正。理性能够扩充一个人认可他人生活而不是自己生活的能力，并使这种能力永恒化，但理性不能创造这种能力。自然赋予了人企图永远延续其同类生命的性冲动，在同样的程度上，这种性冲动也是人企图维持自己生存的生命能量的冲动，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冲动，即弗洛伊德心理学上的术语“里比多”，由此而产生了、权力意志及其各种派生的欲求——在有意识的目的开始限制利己冲动之前，人显然不是通过纯粹突出自我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人的自然冲动促使他力图平等地考虑他人的需要与自己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使自己的需要与他人的需要达成和谐。

在审视较大范围的社会生活时，理性能分析各种关联的力量，按社会的整体福利来衡量各种力量的结果，有助于建立社会公正。我们的理性程度发展越高，就越能够正确地评价其他人的需要，就越能够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动机与冲动的真正性质，就越能够正确选择有效方法去实现我们赞许的目的，就越能够协调我们自己的生命冲动与社会冲动之间的冲突。因此，理性的发展能够增进人的道德能力，具有较高理智水准的人，更容易对其他人的痛苦产生同情，激发仁爱之心，更容易克制自己的自利性自然冲动。人能够考虑甚至选择他人的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是产生于理性对社会一致性的要求。社会中理性的增长会挫败非理性社会对不公正的接受，使社会公正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

理性也同样具有缺陷与不足。首先，个体的利己性自然冲动的力量强度常常超过理性的控制能力，尤其是当个体将自己的利己冲动与社会群体的冲动混在一起，使得人对其共同体的奉献总意味着改变了利己主义的表达，就像是利他主义的表达一样，或竭力证明自己的利己冲动是社会和谐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社会企图协调的整体的生命力中是一种合法的成分，使得理性往往显得软弱无力，有时甚至为其提供道德的合法性支持。其次理性伦理的本质是在自己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和谐与平衡，不具有像宗教伦理那样的超越一切现实利益的普遍的绝对的道德准则和原则，因此在解决个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冲突时，理性很难使人真正超越自己的利己冲动，常常最终又退回到功利主义的立场上，将个人利益置于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上。

3．社会强制。既然仅仅依靠和理性道德不可能真正消除社会不公正，强制就成了不可避免的选择。尼布尔认为，由于人的天性中存在利己的自然冲动，由于社会中存在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强制是必不可少的。常见的强制首段包括：约束、限制、冲突、战争、革命、法规、政府等。在运用强制时，关键在于如何使强制减少到最低限度，并选择道德和理性最相容的强制形式。如果我们承认公平、公正乃是社会最合理的终极目标，那么，旨在建立更广泛的平等的社会强制就具有道义上的正当理由。强制通常可以分为暴力强制和非暴力强制，就其本质而言，这两类强制都是对他人或其他群体的生活、财产与权力的破坏。但暴力强制具有攻击性的特征，而非暴力强制具有消极性特征，从目的和结果看，二者并无根本区别。不过，非暴力强制和暴力强制相比，可以防止或减少对方遭受更多的肉体痛苦和心理痛苦，但往往会激发对方的愤怒，使冲突加剧。因此，尼布尔提出应把暴力控制在最低限度，除非迫不得已，不应使用。对于这个问题，尼布尔认为有两种不可取的倾向：意识单纯追求暴力的恐怖主义，意识片面强调非暴力的妥协主义。这两种倾向都已被证明在现实政治中是徒劳无效的，因为两者都没有真正了解现实的政治生活，不了解群体行为的重要特点。浪漫的恐怖主义者未能将他们的恐怖行为与始终如一的政治谋略相结合，而妥协主义者又错误地将最有力量的政治手段归结为纯粹的不抵抗。

尼布尔指出，社会中的强制因素既是必要的，又是非常危险的。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社会强制与公正的努力不断失败的历史。究其失败的原因，通常是完全致力于消除强制的因素，或者是由于过分地依靠强制的因素。完全依靠强制的因素，就意味着新的暴君统治代替旧的暴君统治；而否定强制手段，仅仅依靠道德和理性的力量去减轻强制力量，在还需要这种强制力量时能控制这种强制力量并使其对社会负责，去摧毁对社会不负责任的权力，这些方法都有局限性，社会绝不可能非常明智地把所有的权力都置于这些方法的控制之下。那些拥有不负责任的权力的人不可能基于整个社会的利益而拱手让出自己的权力，也就必须通过强制的方法摧毁这种对不负责任权力的占有，这样就又处于一种用新的不公正去取代旧的不公正的危险之中。这也是一种道德的悖论。

通过以上三种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的谋略的比较分析，尼布尔指出，单纯依靠和道德说教不可能消除社会不公正，而仅仅采取强制手段又可能造成新的社会不公正，因此正确有效的策略应该是强制手段与理性道德和宗教仁爱相结合。强制可以改变现存的社会不公正，理性道德可以保证强制的合理运用和符合理性的目的，而宗教的仁爱精神可以为人提供超越自我的最高理想。

三、简要评析

客观地讲，尼布尔的见解中不乏真知灼见，他对传统的宗教思想和伦理学说的批判非常深刻。从他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他是一个宗教哲学家，但在社会政治学方面却深受马克思的影响，坚信社会不公正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权利的不公正，在于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人对被统治的人的剥夺，要消除社会不公正，就得采取合理的强制手段，包括暴力革命；单纯的道德说教只能是空想，单纯的道德信仰只能是麻醉人的鸦片，只有与强制结合才有成效。基于这一认识，尼布尔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对黑人追求平等权利，对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都表示了深深同情。尤其他对个人和群体道德行为的矛盾分析，提出了“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社会”这一很有价值的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和分析当前的国际冲突、民族矛盾等，及其全球化趋势下道德进步举步维艰的处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但是，尼布尔的学说中也存在不少值得探讨之处。第一，尼布尔认为社会道德追求的最高目标是社会公正，但何为社会公正?社会公正的标准是什么怎么实现社会公正?对此，尼布尔的论述并不清楚而这些问题正是伦理学的核心，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就只能限于空谈。

第二，尼布尔将个人道德行为与社会群体的道德行为作了截然的划分，认为前者既有自私的一面，又有无私的一面，而后者仅有自私的倾向。这种划分显然过于绝对，因为任何社会群体都是由个人构成的没有个人也就没有群体，群体行为不可避免地与个人行为有密切的关系，社会群体也同样可能有无私的利他行为。事实上，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就常常看到社会群体对其他个人群体的无私帮助。超级秘书网

道德论文范文第2篇

现在不太兴这套阶级斗争话语了。但这套思维方式还在。去年，罪大恶极的黑社会头子刘涌的辩护律师、主张“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的法学家们，也挨了一阵好骂。前不久的“郎顾公案”中，我一直比较钦佩的杂文家鄢烈山，却写出一篇不爽的文字质问张维迎：你“站”在哪里说话？一些知识人士指责那些“为中国企业家代言”、为“特权利益阶层”说话的经济学家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

学术的分歧、思想的争论是很正常的，这甚至是知识进步的必经之路。但是在讨论时，不分析对手观点的漏洞、不提出新的论据、不反驳对方论证方法或逻辑上的谬误，而是质疑和指责对方的立场，这就有问题了。似乎立场对了，一个人的观点、方法和行为就一定是对的。似乎立场错了，不需要仔细研究就可以判定他的一切论证都是扯淡。似乎一个观点之所以是对的，乃是站对了立场的缘故；而错误的观点必源于错误的立场（或主义）。这是一种思想学术上的“出身论”。这种思想方法，我管它叫“立场主义”，或者叫“主义主义”。“立场主义”曾经被我们走了极端：“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赞成。”而“主义主义”是个很怪的说法，但是下面的说法我们一点儿也不陌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其逻辑是，以某种“主义”为判断和取舍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

“郎顾公案”之后还有“朱甘事件”：在众多的评论文字中，对苏力道德的质疑乃至谩骂占了很大比例；而为苏力辩护的人也是从品格上为苏力担保。我无意对此事件作任何具体的分析，只是对这种争论的方式有点困惑：难道这个事件中最有价值的是某个人的道德问题？难道一个人的道德没有问题，就可以不遵守规则和程序？难道一个高尚的人，就一定不会违反规则？难道制度是完善的，而仅仅是道德的瑕疵导致了不好的结果？一个人遵守规则仅仅因为良好的私人品质？我们总是期待一些道德上的完人、圣人，以为这样就可以不去考虑制度约束。把社会、制度、历史或知识的问题归结为好人-坏人，这种思想方法，不妨叫做“道德主义”。我无意否认道德评价的社会作用，但是对这么一个能够深入讨论教育制度具体问题的公共事件，却基本上流于道德指责或道德辩护，不能不说是“被败坏的公共讨论”。

不从理论上、事实上和论证方法上去和对手交锋或探讨，不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知识或制度上，而在道德良心上做文章，这遮蔽了问题的实质。若道德败坏是关键所在，那么解决问题和预防问题的办法当然是提高道德水平：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品德教育，道德宣传、搞“三讲”、“三个代表”。——政治思想课程之多，世界领先；而腐败官员有增无减，前赴后继。民间流行一个说法，处级以上干部，挨个枪毙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会有落网的。可见道德基本上不管事儿，官员的行为选择基于约束机制。没有分权制衡、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新闻自由、执法不力、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的寻租空间等等，这才是腐败的原因。同一个农民，在公家地里偷懒，在自留地里流汗；同一个售货员，在国有的供销社里对顾客冷若冰霜，在自己开的小店铺里对买主笑脸相迎，何也？产权安排异也，与道德何干？不调查具体的约束机制、不了解相关的知识背景，很容易在道德义愤的层面上说事儿。所以我们一见到“牛奶倒进大海”这种事情，就大叫“垄断资产阶级的腐朽本质”了。所以我们在不了解或不愿了解同性恋现象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原因的时候，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将其贴上“反道德”标签。我觉得这是一种思维上的偷懒。（或许这也会被当作一种道德指责，如果不想理解思维偷懒的激励机制的话。）

关于立场或道德，有一个经济学故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90年美国国会针对游艇、珠宝等通过一项新的奢侈品税。不用说，这是那些“立场正确”的学者或政客的主意：消费奢侈品的，都是有钱人，多向他们征税用于公共设施或补贴穷人，岂不使社会更公平？动机很好，但是效果如何呢？由于奢侈品不像面包，它的需求弹性很高，本来准备购买珠宝的有钱人可以转而去别墅，这样，奢侈品税的负担落在珠宝等企业和工人身上的比落在富人身上的更多。声称“为了穷人的主义”未必就等于实际上对穷人有好处。反对土私有化，主张最低工资的理论家，都有着很“正确”的立场、公德或私德，但这些政策对于他们所同情的弱者却很可能是有害无益。李贽在《焚书》中讲：“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末之何矣。何也？彼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决，孰能止之？！”

对知识分子（这个词现在似乎越来越暧昧了）来说，重要的不是站到正确的队伍里去，也不是创造道德世界纪录或者拿着自己的道德标尺到处去量人，而是在知识上作出贡献。知识分子不但应该独立于权贵、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还要独立于大众舆论。有道德激情和人文关怀不等于对民意的盲从；立场或主义代替不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

立场主义和道德主义背后隐藏着这样两种霸权：主义霸权或道德霸权。——谁来判断立场的对错？谁来判定道德的好坏？这两种思维方式似乎预设了一个先验的、固定的、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立场：不管是政治立场、社会立场、思想立场还是道德立场。在这样的社会中有一个不容挑战的集体目标和正确立场：一个思想或一个人的价值全看他/她对这个立场或目标所作的贡献大小，与之相反的思想或个体是绝对错误或不可容忍的。这正是极权主义政治的特征。在那样一个“只要主义真”的年代，不但表态要正确，而且必须作出表态；就像一个囚犯必须在“生”和“死”两张字条中抓阄一样，而且抓阄并非一劳永逸，每一次都抓到“生”的人才能幸存。它和思想多元、价值独立（诸神之争）、开放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按哈耶克的说法，法治社会是“无目标的”（purpose-independent），每个人的不同利益、信仰和道德立场都得到包容，不存在超个人的统一目标和政治设计。

道德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充分认识道德和法律在规范人们行为中的共性和区别,重视道德在传播过程中的教化和感染作用,对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德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甚至某些环节忽视了“德治”的作用,今天同志“以德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提出给予了道德在国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以应有地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道德和法律都是行为规范,它们的产生都是为了保持社会的安定和谐,维持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一并提到治国方略高度的现阶段,道德和法律将并驾齐驱,共同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但道德与法律有着很大的区别。

一、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区别

(一)道德规范是一种非制度化规范。法律规范是制度化规范,是经国家、政治团体或阶级以宪法章程、司法机构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意志,道德规范则不同,它并没有制度化,不是被颁布或规定出来的,而是同一社会或同一生活环境的人们在长期的反复的共同生活过程中逐渐积累形成的要求、秩序和理想,并通过某种风俗习惯,传统的方式固定下来或者由一定社会的思想家们把这种要求和认识集中概括起来,然后,见之于人们的生活实践。

(二)道德规范不使用强制性手段。法律规范是一种阶级意志的体现,就必然以强制性手段强迫人们执行,遵守它的要求,就获得了在社会生活中生活和行动的权利,否则就会受到惩罚。道德规范则不同,它是借助于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信念,以及传统风俗习惯来实现的。

(三)道德规范是一种内化的规范。内化的规范,也称为良心,良心是人们思想,言行的标准,尺度和检查官,道德规范只有在人们真心诚意地接受,并转化为人的情感、意志和信念时,才能得到实施。法律规范不管人们是否有遵守的动机,只要在行动上没有违反就不去干涉,那种迫于法律的压力而循规蹈矩的人,在法律意义上是好公民。道德规范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主要是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感染来实现的。

二、道德情感在社会生活中的传播方式和作用途径

(一)加强道德教育,培植“良心”择善去恶的能力。通过道德教育,可以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一方面形成人们内心信念,另一方面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两方面相结合,将对人们的言行产生巨大作用。

内心信念是人们从思想,情感到行动自觉遵循道德原则和规范。它是通过学校、社会、家庭的道德教育,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激励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增强人们的是非观念,从而使人们从内心深处接受了这些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道德观念,形成了牢固的内心信念,它一旦形成,很难改变,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严格要求别人。通过道德教育,还可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培育良好的道德环境,形成广泛的一致的社会道德舆论。舆论是人们对共同关心而又有争议的问题所持的大体一致的意见,对人们的行为有支持,约束等影响。见义勇为的模范青年徐洪刚当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挺身而出,把死的可能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给予了别人,这种高尚的行为,表现出崇高的品格,自然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和赞誉。如果一个人不能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或违反道德原则,必定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公众的批评,甚至招致事业的挫折和失败。社会舆论是无形的,但它的作用是强大的,能够对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发生重要影响,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情和气质,从而改变社会风气,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

可见,道德虽然不象法律那样靠强制力量实施,但道德从一定意义看,对人言行的制约,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我国西汉著名的思想家贾谊就曾经指出过,道德同法律相比,在培养人们的善良品质中,有着特别微妙的的作用。他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将然之后。”更重要的是,道德通过“良心”的作用,能“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妙,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就是说,道德可以通过道德教育,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改过迁善,不仅可以遵守道德规范,也可以遵守法律规范,而且还可以不产生违法犯罪的动机。所以我们应该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中,着力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体系,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寻找切实有效的道德教育方法,使社会主义道德深入人心,打动人们的心灵深处,通过干预人们的思想来影响人们的言行,从而形成良好的道德环境。(二)发挥道德情感在传递过程中的感染作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交往的,人们的道德面貌、道德状况,必定以相互的联系和交往为媒介传播开来,给人以或善或恶、或好或坏的影响。

如果我们的党政干部都能像焦裕禄、孔繁森一样,在工作中忠于职守,公正无私,勤勤恳恳,为广大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就会在社会上率先树起讲道德的榜样,对各行各业产生广泛的感染作用。如果一个医生从党的干部身上看到了模范遵守道德规范的品质,在情感上受到启迪,就会在自己的工作中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千方百计为病人解除痛苦;如果这个医生的病人是教师,这个老师也会从医生遵守道德规范的模范行为中受到启迪,促使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精心培育自己的学生,使他们早日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这种情感还会传递下去,传给服务人员,传给工人、农民、军人、警察,最终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一个人的道德状况,可以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传播方式,在数以千计、万计的人们的感情上产生共鸣。人们所接触的面越广,涉及的人越多,道德情感的感染力就越大。善的情感能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循环往复;那么,恶的情感,也会按照同样的途径传递下去。我们决不能低估道德情感在传递过程中的感染作用。人与人交往关系的改善,社会风气的好转,社会的安定团结,往往就是在这种道德情感潜移默化的传递和感染中实现的。我们常见到这样一些事实,人们的一些思想疙瘩、忧虑、不安和心理负担,如“”练习者的转化,并不是靠某种激动人心、美丽动听的言辞来解脱的,而是靠党的干部朴实正直、苦口婆心的工作、通过医生护士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通过服务人员热情诚恳、周到细致的服务态度,而得到解脱和转化的。他们在获得新生的同时,又会把这种美好的道德情感传递下去——回赠给别人。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在这个无穷循环的道德情感传递的链条中,每个接受者又都会成为传播者,大家都会因接受而受惠,因传播而使自身的道德情感得到进一步提炼和升华。正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何乐而不为?歌曲《爱的奉献》中有两句词写得非常有哲理:“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生动地反映了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感的互相感染和互相传播的功能。

参考文献:

[1]陈文博,韩绍祥.教师职业道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2]罗南杰.伦理学教程[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道德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道德信用在现代社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为此，必须认真理解社会道德信用的基本涵义，分析当前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加强社会道德信用建设，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信用环境，完善社会道德信用的制度体系，夯实社会道德信用的法律基础。

一、社会道德信用的文化释义

信用一词源于拉丁语Credere，意为信任。汉代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中记载：”信，减也。”信，谓之不欺。信，是指严守信用，兑现诺言。孔子把信作为“仁”的重要表现，要求“敬事而信”，他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按照《辞海》的解释，信用是指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的信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中华民族形成了重诺言、守信义的道德传统，留下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大丈夫一言九鼎”、“言必信、行必果”之类的美谈佳话。《大学》中主张以“诚意”立五常，认为“减”是不自欺、内心和外在行为合一的道德修养境界。这里所讲的“诚意”即是“五常”中的“信”。纵观我党领导人关于诚信的论述，更是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的诚信美德，进一步丰富了诚实守信的内涵，把诚实守信提高到党的建设高度上来认识。同志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实质上就是诚实守信的一个高度概括。邓小平同志也反复强调：“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同志也明确指出：“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健康发展。”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强调，“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同时，又在“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中再次明确提出“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要求。由此看来，从古至今，信用一直是人们相互交往的重要准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牢固基石。

在今天，社会道德信用同样是人们在交往中由一定的约定、承诺、誓言等引发而形成的一种伦理关系、原则及其相应的品行，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信用，也包括政治方面和人际交往方面的信用。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约定，无论是书面的契约还是口头的承诺，都形成了一种信用伦理关系，并内含了信守诺言、履行契约、诚实不欺等的道德要求。作为一种伦理关系，社会道德信用的特性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道德信用的行为主体具有责任性。社会道德信用是行为主体出于道德义务对合同、约定或许诺的自觉践履，表现为行为主体在约定前、履约中的责任感。有道德信用的人，能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践行社会义务，遵守社会秩序，恪守社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信仰科学理论和追求社会的共同理想，并始终将自己纳入社会环境之中，表现出积极向善、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体意识。

社会道德信用的作用过程具有意识性。道德信用在其践履的过程中，时常会冈某些因素的变故而增加承诺实现的困难。在此情况下，如果当事人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就会克服困难，勇于担当责任和兑现自己的诺青，积极履约。因此，行为主体道德意识的支持是维持良好信用关系不可或缺的因素。

社会道德信用的实现方式具有自律性。道德信用发挥作用的最终因素取决于个人是否形成了具有社会正义性的价值观、荣辱感和道德良知。它不是停留在市场体系的规则、社会奖罚机制等外部力量制约的他律，而是通过价值认知、荣辱感、信念、良心等内部力量形成的具有主动约束性的自律。人们惟有出于对信用的内心信仰，并把它融人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形成是非善恶的荣辱感，才会具有为社会所要求的道德信用。

社会道德信用的激励结果具有精神性。道德信用的奖惩一般是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的社会评价和内心自省的自我评价而发挥作用的。因而无论是社会评价还是自我评价，首先作用的是人们的心理、心灵等精神方面，并通过精神方面利益的维护与损害而影响其物质利益和未来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信用的奖惩更多是无形的，具有隐蔽的长远性。

社会道德信用涉及的对象具有广泛性。社会的信用关系及信用状况，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中经常出现的较为重要的约定上，更为普遍地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交往中。道德信用涉及面广，不仅维护具有法律效力的约定，而且也维护人们之间的日常性的一般约定，如口头上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的承诺等。因此，道德信用调节的范围很大，凡是与约定相关的关系和行为都是道德信用调整的对象。

总之，社会道德信用是权利和义务、义与利、真和善、利己与利他的高度统一。

二、社会道德信用危机的伦理反思

当前，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有少数人脱离了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和伦理准则。比如，近年来发生的英语四六级泄题、学术造假、虚假广告、假冒伪劣、缺斤短两等见利忘义、道德缺欠、极端个人主义的行为开始滋生和蔓延．他们眼里的“利益”取代了美德、诚信让位于欺诈，追名逐利取代了廉洁奉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取代了艰苦奋斗，并虚作假取代了坦诚老实，真诚待人、踏实做事、敬业勤奋被看作不识时务。社会道德信用危机频发，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市场经济秩序紊乱，破坏了社会的法制基础，侵蚀着思想文化的根基，严重制约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究其原闻，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传统道德信用的局限性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历史原因。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问的诚信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这种诚信主要存在于“熟人社会”中，是一种“仁”“义”为主要内容的诚信，具有极强的家族性、血缘性和地域性。这种传统道德信用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信用内涵，不能应对市场经济的新环境。同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企业之间是以国家为依托和保障的诚信，社会主体之间并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道德诚信理念和机制。

第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现实原因。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能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社会财富的积累，一方面市场经济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要求交换双方以互信为前提，且对所有成员提出了讲道德、守信用的要求；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又驱使一些市场主体利用交换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技术拥有、时间差、空间距离等特点，采取欺诈方式获取不当利益。当某些市场主体通过各种虚假失信手段获取的利益大于其支付的成本时，道德信用缺失也就随之显现。

第三，法律体系不完备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德信用缺失实质上就是法律的失范。“普遍的缺少诚信实质上是调整社会交往关系的法律规则的无效或者未被遵守。失信的普遍存在实质上说明调整整个社会主体行为的法律法规存在问题。严格的法律法规是一个围家建立和形成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社会秩序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法律法规这个基石出现偏斜或者不稳定，那也就失去了建设社会道德信用的最后平台和标准，与此相应，经济无秩，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等诸方面的问题都会随之而来。不完善的法律法规以及对已有的法律法规执行不严，都会极大地纵容了不诚信行为的发生和快速繁殖。

第四，失信惩戒机制欠缺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用经济学理论分析，道德信用的普遍缺失一是因为不讲信用的成本过低，二是因为追求诚信的利润过低。我同经济发展的现状表明，现存的经济制度滞后于经济实际发展的需要，又由于我国的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社会失信惩罚机制不健全，使得火的失信行为得不到相应的惩罚。尤其是当一种失信行为未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获利时，就会起到很强的负面诱导作用和示范效应，这必将对社会道德信用形成强大冲击，造成丰十会主体精神信念的严重滑坡，动摇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践踏人们的道德信仰，影响社会信用道德体系的最终建立。

第五，观念上的认识偏差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主观原因。社会主体对诚信认识的偏差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视”道德信用的重要性。一些人长期以来误认为道德信用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可有可无。实际上，市场经济下的道德信用越来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伦理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济的概念了。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建设一个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融合的信用理念、信用制度和信用机制以及对道德信用持久的心理认同，就必须对道德信用的重要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二是“轻视”不诚信行为的危害性。应当说我国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早就发现了不诚信问题，然而人们并没有真正重视不诚信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性。某些打假部门的“假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及消费者对假冒伪劣产品的迎合和漠视，为不诚信行为的蔓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给失信行为以可乘之机。

第六，政府信用的严重缺失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政府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是社会道德信用的基础，然而，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政令朝令夕改，政策缺乏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出尔反尔，弄虚作假，“政绩工程”，“数字工程”等，尤其是、权钱交易等现象使政府在群众心目的形象大打折扣，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形象，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政府行为的这种缺位、越位、错位和不到位无形中诱导了社会失信的发生和繁衍，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社会道德信用建设的理性思考

历史与现实证明，一个缺乏信用的国家绝不可能经济持续发展、民富国强，同样，一个缺乏信用的民族绝不可能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在人们高呼“道德信用危机”的今天，针对当前社会风气中存在的问题和基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时明确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必须旗帜鲜明。”并强调要“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由此说明，道德信用的价值更重要，它已经成为公众、企业、商家、政府等相互之间交流、交往、交易的重要行为准则。因此，加强社会道德信用建设，刻不容缓。

(一)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信用环境

社会道德信用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社会主体之间的信任和诫信的理念来维系的，是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信用规范来维系的。这就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强化市场主体的道德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使讲道德守信用成为礼会生活中人们的一种自觉的追求。

首先，要加强道德信用教育，提高社会主体的道德意识。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愈发达愈要强化信用伦理。要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信用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年共识理念，自觉认识和遵循信用道德，通过深入、细致、持久的道德信用教育，倡导社会主导价值观，使社会道德信用观念深人人心，并真正转化为每个主体的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只要社会全体成员有了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系统的道德标准，就会在人际交往和其他社会活动中恪守起码的做人、做事原则，就会形成和谐稳定、健康向上的大好局面。大家都以诚相对，以礼相待，互惠互利，光明正大，公平公正，社会的良好道德信用关系就会逐步确立起来。

其次，要充分挖掘中国优秀道德信用传统，弘扬道德信用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支撑，对社会的政治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在中国优秀的道德传统中，包含着讲诚信、守信用的优良传统。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一直将诚实为本、信用为先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儒家以“诚”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范畴，认为“诚者，天地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孔子在与子贡谈论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些传统美德思想，对当时社会进步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注意挖掘我国“诚实守信”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借鉴西方道德信用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中同传统文化中诚实守信的良好美德和优秀理念，并注意发扬光大。

再次，要发挥道德的示范作用，培育人们诚实守信的思想境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给人们树立一个标尺。同样，道德的示范作用具有很强的感召激励效应、辐射示范效应、参与投入效应，它不仅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且具体地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去做。道德信用的示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讲诚信的自我道德教育和修养教育，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落实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使人们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从而树立“诚信为荣、欺诈可耻”的良好观念，并进而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

最后，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创建优良的道德信用大环境。公民道德信用是社会信用的一部分，道德教育仅靠个人自发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外在的示范和教育在道德信用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良好道德信用环境的创建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此，我们应进行全社会范围内的道德信用教育，大力宣传市场经济中的诫信美德，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水准，形成全社会的一种普遍的诚信共识和良好的道德信用氛围。

(二)完善社会道德信用的制度体系

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解决公民道德信用危机，就必须加强道德信用制度体系的建设。

(1)建立完备的个人信用档案制度。个人信用档案是以集中、统一、规范的形式反映个人资信状况的信息集合，主要包括方面的内容：一是个人基本资料；二是经济信用资料，即个人弓银行发生的相关交易信息资料；三是个人的社会信息及特别记录。通过建立统一、规范的个人信用档案标准，为个人信息的无障碍沟通和资源共享奠定基础。建立完备的个人信用档案后，通过信用记录，可以直接为各个行业提供个人翔实的信用资料，从而使守信用的人及时得到社会的支持，不守信用的人无机可乘，这是建立个人信用档案的最大优势。

(2)建立个人信用调查和报告制度。个人信用涮查和报告制度的核心是建立对个人信用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提供的个人信息管理系统。初步设想，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信用卡资料和个人住房贷款资料为突破口，首先实现银行内部个人信用资料的共享；第二阶段，建立金融系统联网的个人信用信息库，形成银行间的信息交流机制，实现跨系统信息共享；第三阶段，国家成立专门的信用报告机构，联合银行、证券、保险、法院、公安、税务、审计等部门，实现全社会范围的个人信息集中管理和资源共享。当前在我国建立个人信用调查制度应走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道路。由政府监督、指导各行业、各地区的系统建设，制定信用调查、报告的基本规则和要求，统一系统建设的软硬件环境、征信的项目和标准、报告的格式等，以保证各个信息子系统建成后能够顺利实观联网。

(3)建立科学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在建立和完善个人信用调查制度的同时，应建立起规范化、标准化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运用信用调查机构和消费者提供的个人信用资料，以个人支付能力和信用记录为核心，建立一套量化指标，以定性判断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评定个人信用等级。通过信用评分结果分为不同的信用档次，银行可据此决定贷与不贷、贷款金额、贷款期限、利率以及还款方式等，提高消费信贷决策科学性、准确性和效率，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简化消费者实现信用消费的手续，使信用消费成为更加便利、更易普及的消费方式。

(三)夯交社会道德信用的法律基础

社会道德信用表面上是一个伦理州题，实质上则是一个法治问题。当道德信用危机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时，仅靠思想教育、自我良知的感悟以及社会群体的压力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只有在健全的和强有力的法律法规的约束下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完备的信用法律制度和信用法律体系是经济社会健康规范发展的基础和必然要求。为此，我们必须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建立健令有关规范道德信用的法律法规。

由于二诸多原因的影响，我国尚未建立起与社会道德信用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当前要建构科学的道德信用体系，最紧迫的是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与之楣适应的法律法规。要借鉴两方国家已经成熟的《数据保护法案》、《诚实租借法案》、《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平等信用机会法》等法案，并结合中国国情，以立法的方式规范信息的收集、提供、使用和管理，保证个人信用信息的客观、公正和正确利用，保护消费者个人的隐私权，对违反规定擅自扩大个人信用资料的使用范闻或提供虚假信息的机构和个人给予法律制裁，用法律法规约束不守信行为，以形成良好的道德信用的法律基础和平台。

第二，建立欠信惩戒制度。

加强法制建设，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必须建立起较完备的失信惩戒机制。失信成本低，也是失信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之一，要减少失信行为的发生，必须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增加失信者的失信成本。通过失信惩罚机制的建立，用法律法规约束不守信行为，加大失信的社会成本与经济成本，明确在市场经济中失信的法律底线，以此来为社会经济活动建立起一道有效的保护屏障。可以说，建立对个人失信行为的惩戒机制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是形成良好信用环境和信用秩序的关键所在，是社会道德信用得以重建的重要保障。:

道德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国传统文化别注重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首先将“德行”列于首位。道德唯上，渗透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人讲道德有“不识一个字亦须堂堂正正做个人”的说法；做文章讲道德强调“文以载道”；做官要“为政以德”，教育以“德教为先”等等。其次十分重视个体的修养实践，强调要将道德认识见之于生活行动，提倡“身体力行”“躬行实践”。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孔子提倡“修己”“克己”。而孟子的“反身而诚”、“求其放心”、“发人善端”都是强调应该发挥人的道德理性。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倡导克己自省、立志乐道、改过迁善、知行相资等修身原则和方法，突出个人的主体地位，肯定主观能动性，在生活中，要随时监督自己，严于律己。注重内省。这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学生追求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塑造学生健全高尚的人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诚实守信、以义为上”的道德品质和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先哲十分注重诚实守信，将其视为立身之本。《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就是强调人应该效法天道真实无妄的品德。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诚信无欺是人际交往的原则。中华传统文化承认人有义和利的双重需要，从不否定利的存在和价值，但是更加注重轻利重义的品质。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为大学生指出了一条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途径，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认为“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既不能违背诚信的原则，更不能违仁丢义。为利出卖灵魂、丧失人格、更是为人不耻。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过分世俗化和物欲化的倾向可以起到很好的抵制和克服作用，有利于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诚信和义利的关系，形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康积极的价值观。

3．“仁爱孝悌、谦和好礼”的人伦原理

中国传统道德中，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宽容厚道，关爱他人，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孔子以“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对仁有多方面的解释，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同时要尊重人，孔子说：“己立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明人伦”，强调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在人伦要求中提出“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把“礼”看成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左f将礼比作国家的躯干，并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苟子认为礼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礼，一方面是封建社会上下尊卑，君臣父子等级的体现与规定；另一方面也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必备条件。《礼记·冠义》把礼当作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认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所以孔子对世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主要表现为“让”。“让，礼之主也”。对人谦让，是礼的重要道德内涵。提倡“谦恭礼让”、“严己宽人”的处世哲学，达到“荣辱不惊”“弘毅坚韧”的人生境界，为人们提供了处理人际关系的思路和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培育宽容忍耐、尊重他人、注重和谐的优秀品质，在学生中间营造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和谐氛围。谦让首先是自己要谦虚，不妄自尊大，不骄傲自满，通利能辞让，治学能下人，只有如此，才能不断进步，有所作为。

4．“精忠报国、克己奉公”的爱国抱负和集体情怀

中国传统道德中始终贯彻着一种“公忠”的道德原则，强调个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即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重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强调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以群体为本位。在公私关系上，强调“公”。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忧国忧民精神，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岳飞的“精忠报国”的高风亮节，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坚贞品格；以及“饮雪吞毡，坚贞不屈”的苏武，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义务感，所有这些都体现着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克己奉公”，始终把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主张个人应该为国家民族利益尽职尽责，应以天下、国家的富强发展为已任，胸怀天下公而忘私。历代传颂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至理名言。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奋发图强、刻苦学习，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5．“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思想，被历代思想家所崇尚，成为人们激励斗志、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迂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名言。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力进取精神的具体体现和有力写照。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既含有坚定的意志力、果敢力、笃实的行动力，又含有积极主动的追求精神，道出了作为人应有的人生态度，胜不骄、败不馁；正视人生中的挫折与逆境，依靠自身的智力、能力和毅力不断地去超越自身，从而获得自身的目标与价值。同时，中国传统理论的“有为”精神。主张有所创造，有所作为，有所实现，在人生舞台上能够有所“立”。对学生进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教育，可以培养学生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有所作为的精神品质。

中华民族以艰苦奋斗精神著称广世，向来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以苦为乐的品德与境界。孔子认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不应该过分追求个人的物质欲望，因为过分膨胀的物欲，会造成道德的堕落，所以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自己不仅以粗粮冷水、曲眩而枕为乐，更赞赏以苦为乐、勤奋好学的弟子颜回。所以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周易》指出“君子以俭德辟难”，《尚书》提倡“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墨子》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古代先贤们甚至进一步提出了勤俭节约的具体方法：朱柏庐在《冶家格言》中明确提出“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资冶通鉴》则主张“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古代先贤的名句佳篇和勤俭事迹对学生进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消费观、审美观、是非观，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来磨炼意志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总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以人为核心，以社会伦理和道德修养为主要内容，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人的道德修养，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传承发扬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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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道德道德教育

道德论文范文第6篇

道德关系的变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变化的反映。⑴在电子空间中，人的社会角色和道德责任都与传统道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网络道德从根源上讲是社会道德的延生物。⑵网络虽然是一种较为开放自由的世界，但人们在网上从事的各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社会道德关系的约束的。网络世界的关系一旦与现实世界相矛盾它只能服从于现实世界的道德关系，比如网络现象，在交往双方都不知对方身份时，这种关系是不会涉及到道德看法的，是一种合乎道德的交往，但是，当这种在现实中是母子、父女之类的关系一旦被戳穿，那么要么结束这种关系，要么继续，而后一种选择就意味着将接受社会对现象的指责，而后不得不终止这种关系。

然而在网络这个新世界它的道德又不同与传统道德。传统道德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其运行主要依靠人们的是非观和社会评价。而在电子空间中，活生生的人在交往中退到终端背后，所表现出来的只是符号，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人在现实交往中隐瞒自己的性别，但“在线交往”中自称是妙龄少女的通讯者极有可能是黑面大汉。网络道德是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前提下形成的，而且是以传统道德为原型。

二、悄然诞生的学科

网络道德是人们利用电子信息网络进行交往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道德关系。它不同与传统的道德关系，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它建立在电子信息网络的基础上，可以说网路道德是电子信息技术的派生物。由于电子信息网络的迅速发展，相继引出了网络建设中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一些研究组织纷纷成立，并开始介绍各种规模不等的学术讨论。美国华盛顿布鲁克林计算机伦理协会从1992年开始每年都召开关于计算机道德的年会，此外，在国外的一些计算机、通讯、法律协会和专业组织内部，设有一些道德问题分部，专门研究计算机道德伦理或电子信息网络伦理问题。于是一门新的学科——网络道德伦理便悄然出现了。

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道德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网络伦理的文章越来越多。由于电子信息网络所联系的社会部门非常广泛，使社会各界都把注意力放到了有关网络道德伦理问题上来。中国作为一个后起之秀也充分注意到了对网络道德伦理的研究。这对我国向信息化社会顺利迈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网络道德建设有必要

网络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地分裂出一种对立的力量。网络的飞速发展一方面使其在整个社会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由于联系的加强，信息交流加快，从而使生产和工作效率大为提高。同时，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计算机犯罪、个人秘密被泄露、个人言行受监控、个人形象受弯曲从而陷入孤独和信息病和网络剽窃等问题。进而言之，网络活动这一社会建制在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否定自身活动的为最终目的的“异化”现象。正如马克思所言，“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便是土地的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⑶

信息反映的是人们的知识、情感、文化和社会制度，由于网络的出现和普及，信息的传播超出了特定的地域。面对网络信息的膨胀，网络中出现了大量不道德信息和获取有用信息的不道德行为。

（1）色信息的泛滥

黄毒的泛滥对全世界各国的电子通信都是威胁。电脑及互联网的普及给工作、生活带来了很大方便，然而一些利欲熏心的不法分也乘虚而入，把许多色情货色打入网络，致使大批青年身陷其中不能自拔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据美国一个专家小组表，在美国多数家庭电脑连通的网络中，有92万件带有不同程度的色情内容的图片、文章和电影。电子公告栏存储的数据图像有五分之四含有内容。

（2）肆意剽窃文章

近些时间国内连续曝露出许多作品都是抄袭他人作品的事件，这种事在国外早已成风。据说几年前，美国大学生已开始利用因特网购买、出售、传送和抄袭期末论文。

（3）传播歪理邪说

目前电子邮件成灾的状况非常严重。据有关资料介绍“天堂之门”教派的39名成员集体自杀，这个教派制作了网页将血淋淋的自杀过程送上因特网，让观众赏读。

（4）计算机犯罪

计算机犯罪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型的复杂的犯罪形式其发展与蔓延已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与研究。澳大利亚则将计算机犯罪称为计算机滥用，并将计算计犯罪行为解释为与计算机有关的盗窃、贪污、诈骗、破坏等行为。如，1986年5月联邦德国4名罪犯利用计算机系统通过适当手段改变信用卡磁带密码欺骗计算机获得10万马克。1998年9月12日与日本电力公司联机的最大个人计算机网PC-VAN网发生计算机病毒入侵用户计算机事件。

上述方面只是网络活动的社会负面作用的一些掠影，这些不道德的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由此可见网络的秩序迫切需要改善。

五、规范网络秩序

就网络活动的内外而言，其秩序地规范可分为社会外部控制和社会内部控制。

外部控制是指通过一定的方针、政策、体制、法制等手段来引导网络的良性发展。然而，这种方式需要在网络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并具有严重的滞后性。

内部控制主要是指网络道德控制。道德是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早已扎根于人们心中，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是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之一。因此，这种社会控制相对来说是一种及时有普遍意义的方法。

道德作为一完整体系，主要由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后果三部分组成。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因此，网络道德是用以约束网络从业人员以及与网络活动相关的人们的言行，指导他们思想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网络活动发展迄今，早已向社会展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不运用网络道德对计算计活动进行控制，将影响其进一步健康发展。长期以来由于人们的道德观没有跟上网络的发展，从而导致了人们在网络上的无序任意的不道德行为。

网络是大家所共有的，我们如何从道德上来约束自己呢？

其一，网络活动的参与者必须接受社会赋予的责任和义务。进言之，每一位网络活动者应自觉从网络安全与文明为社会尽责。如，当网络系统遭受道破坏时，每一位网络活动参与者只要力所能及，都应尽全力阻止其进一步破坏，若不如此，必将因角色扮演失败而遭到法律或道德法庭的惩罚或谴责。

其二，网络活动的参与者应接受网络道德的宣传教育以及自觉地宣传这方面的知识。人是网络活动的主体，网络活动秩序的好坏与人能否自觉维护网络活动秩序有直接关系。

其三，网络活动参与者要接受网络活动中心理素质方面的训练。如，上网者的情绪、性格、气质等。调查表明，长期上网会使上网者的情绪、性格、气质等方面发生变化。

其四，网络活动参与者应自觉地遵守网络活动的有关法律法规。要慢慢培养一种“慎独”精神，即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在僻居独处的情况下，也要谨慎自己的一举一动，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而不放纵胡为。

其五，网络活动参与者应提高道德修养。网络活动参与者在网络活动中应不危害他人利益，不骚扰他人工作，在自身受到骚扰时能正确对待；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网络活动参与者应做到，在网络活动中不该自己知道的不去探究，不该进入的范围坚决不进，不为低级趣味所诱惑而窥视他人隐私，不为金钱所引诱而陷入计算机犯罪的泥潭，不因为要表现自己的能力而制造病毒来恶作剧等。

六、结束语

我们不能要求人人能自觉地遵守网络道德，但提出网络道德却不是没有理由的，最起码它能使更多的人遵守网络秩序。虽然社会问题靠道德说教是不能彻底解决的，它要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但网络道德对于目前净化网络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位政治家说过：“道德力量并不能创造奇迹，但它却驱使人们去行动，正是由于人们的行为，才创造了奇迹——建设文明或毁灭文明。”⑷

主要内容：随着网络的普及，在电子信息网络建设中出现的社会道德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本文分析了网络道德的形成与发展，传统道德与网络道德的差异，构建网络道德的客观必要性，并就如何构建网络道德作了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语：网络道德、传统道德、网络犯罪、网络活动“异化”、网络外部控制、网络内部控制

注释⑴严耕、陆俊、孙伟平等著《网络伦理》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⑵毛勤勇《网络伦理不能独立于社会伦理》人文杂志2001年第6期

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页

道德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个体选择道德选择

人们生活在现实和理想的双重世界里，无论何时何地，个体都面临着多种选择，道德选择是个体拥有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个体价值的实现和人生幸福是通过不断的道德选择来确证的。那么，个体到底是怎样进行道德选择的?如何通过个体的道德选择，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我们又怎样把符合道德选择规律的理念应用到道德教育中去，切实提高道德教育的实效性?这些问题是当代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要对个体、道德选择等基本概念的意蕴作纵横二纬度的考察，对个体道德选择进行基本理论的疏理。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述个人正义时，阐明了个体的构成。他认为：同城邦中有三个阶层一样，个体心灵中有三个部分：理智、激情和欲望。城邦之所以是正义的，是因为每个个体都各行其是、各安其分；个体的正义就是在个体的心灵中各司其职，和谐共存，非义就是心灵三部分争斗不和，相互干涉和彼此优越。

精神分析学派对人的心理、人格和行为等问题进行了独特的微观探讨，为个体道德的深入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代表人物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灵包含三个基本领域：本我、自我、超我。本我即潜意识，又称“伊底”，是人格的基层领域，“本能是它精力的源泉；‘无组织无统一意志’是它存在的本质，无时间观念是它存在的特征；追求本能满足和快乐感受是它唯一的目的”。本我所表现的人格部分完全是情绪的、冲动的、非理性的。自我既是本我的一部分并依赖于本我，又超出了本我，处于本我与外界之间以保护本我，“自我是人格心理的继发过程，它由心理发展到知觉，然后进至记忆、思维、语言和行动”。其主要功能是将人格之内在心理与外在现实相结合，它活动的基本方针是唯实原则。超我是人性和人格中高级的道德层次，“超我是一种心理的超越过程，其基本内容是人格的‘自我理想与良心’；其基本作用是‘限制或禁止’；其基本表现形式是理性和道德；而其所趋向的目标既非个人内在心理世界也非人的内外统一的现实世界，而是非个人的外在超越的理想世界”。精神分析学派给我们认识个体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心理学资源，对个体的无意识领域及其非理性领域都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在伦理学上，个体是与集体相对的概念，在胡塞尔那里个体是作为超验自我学意识存在的，因此，个体“在纯粹的或超验的意识领域，呈现出由‘自我’(ego)一‘我思’(cogito)一‘我思对象’的构成性(动态)图景；或者是‘自我’(ego)一‘意识作用’(noesis)一‘意识对象’(noema)的三步结构。”关于自我存在和主体性理论得到了具体的展开形成了完整的个体性理论和人格理论的是号称新托玛斯主义旗帜的马里坦，在马里坦那里，“个人”(person)、“个体”(indevidua1)和“人格”(personality)等概念得到了解析，他认为：…个人’是一个本体论存在意义上的概念，它的实质是单个人的人格或‘人格实体’。‘个体’则是相对于社会或团体而言的，它表明个人作为某一团体成员的身份，亦即作为‘社会实体’(socialbody)的身份。个人的人格本质在于其精神存在，个体性的根基则在于物质。”

心理学上的个体：在心理学上，个体就是指人格或人性，人格和人性是作为同义词来对待的。张春兴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人格是个体在对人对己及一切环境中事物适应时所显示的异于别人的性格；个体的性格，系在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下，由逐渐发展的心理特征所构成；而其心理特征表现于行为时，则具有相当的统合性和持久性。”

人的心理活动是丰富多彩和及其复杂多样的，一般认为主要包括心理过程和个性两个方面。这里个体指的就是具有特殊个性的人。个性具有整体性、稳定性、独特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后现代主义学者曼弗雷德·弗兰克是德国当代著名的研究个体哲学的哲学家，他在其著作《个体的不可消逝性》中，主要对个体的自我意识、主体性、人个性和个体性四个方面进行了考察；也就是这四个方面是个体最主要的特征。

马克思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说，个体的历史发展，始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体。马克思又强调：“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我们从这里可以明确地看出马克思所说的“个人”同我们所讲的个体的内涵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个体作为马克思关注的焦点之一，始终是他探讨社会发展的主要脉络之一，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都是从一定的个体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然后从个体到个体的社会化和个性化，到成为个体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个体，最后成为联合起来的个体；其次，这里所说的个体，并不是像费尔巴哈所认为的“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个体，他具有“特殊的人格”。…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本性，而是人的特质。”因此，在个体道德选择中，个体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和实践的个体，同时个体还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具有自由选择意志、能够承担道德责任的个体。

有了个体概念的基本理解，我们可以初步探讨在道德选择中的个体的基本含义和特征了。

首先，个体是具有自我识的个体，自由通过自我意识，个体才能有道德选择的能力。在自然状态下，“原始人没有清晰的个体意识和概念，那时候，不仅个体还没有从类中分化出来，而且整个类与自然界混为一体的”因此，个体在这种状态下，没有自我意识，没有自我选择的意识和能力。罗国杰说：“人类自从具有自我意识以来，就有了选择活动。但是，由于人在自然必然性面前始终处于受支配地位，选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人们还没有形成选择的意识。”古代人类自从具有了自我意识以后，才真正开始了选择活动，因而道德选择的第一个前提是个体必须具有自我意识，丧失了自我意识的人、还没有自我意识的婴儿是不能进行道德选择的．充其量只能是本能的反映。

当然，自我意识也有一个不断觉醒的过程。黑格尔具体考察了个体的自我意识，极大促进了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在《现象学》中论述了自我意识，它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意识。它包括感觉确定性、知觉以及力和悟性、现象和超感觉世界。第二层次是自我意识。它是自身确定性的真理，具有独立性和非独立性，主人和奴隶之分，同时自我意识具有自由性。第三也是最高层次是理性。理性具有观察的理性；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自身来实现；以及自在和自为的实在的个性。特别是个体具有立法的理性．审核法律的理性。

其次，个体的主体性。王义军认为，“所谓主体性，顾名思义也就是主体的属性，是处于主客体关系中的人的属性，是区别于物性和神性的人的特性，它不是完全受自然法则支配的物性，也不是超自然的神性，而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亦即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不是‘一半天使，一半野兽’，而应是感性中有理性，或理性积淀在感性中，两者合二为一，融为一体。也就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讲的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当代学者刘敬鲁认为：“主体之为主体，本身即是一个动态系统。主体性作为主体的性质也由此具有动态性、系统性。主体性这一动态系统有三个子系统或三个层面：主体的需要性、主体的精神性、主体的实践性。”瑞士哲学家让·皮亚杰认为，主体性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生成的，人类在原始的自在阶段是无所谓主体性的，主体性只是在以后阶段才通过自由地调节自己的活动来肯定其自身的存在的。

综上所述，我们所认定的个体，是具有道德选择意志自由，具有主体性、历史性、现实性，具有选择能力的个体，他既是具体的个人，又超越于具体个人，是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个体。

人类社会肇始，个体与群体就一直是存在的矛盾体，对他们的权重不同便有了社会结构的分野。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又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但并不是众多有限个体的简单组合。如果抽离出对个体和群体具体规定的纷争，我们把中西方社会划分为以下两种社会，会得到许多人的认同：西方社会具有个体主义的传统，中方社会注重群体的价值。

由于个体力量的渺小，以及人们认识世界知识不足，改造世界能力的低下，个体一直被自然界、神、宗教或者社会等压迫着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者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生活态式完全取代了个体，个体的解放一直是人类历史心头上的痛。

在西方，个体的张扬和创造，一直被颂扬着强化着，他们注重个性解放，崇尚个体创造，呼唤个体理性，执着个体实现。在古希腊的思想家中，就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人本要求，进而形成了“人是第一重要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等思想。在“黑暗的”中世纪，个体被置于神的主宰之下，“人被宣布为上帝所安排的秩序的组成部分，作为绝对的好决定一切的本原。上帝早就预先注定了世界和人的命运。他行事不让人知道，把人变成自动执行神的意志的盲目的工具”。为了冲破锁在个体身上的桎梏，为了确证“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所不有”，发轫于意大利席卷整个西欧的广泛、深刻而持久的文艺复兴运动，从最顽固思想和最坚固的枷锁中冲出了一片天地，从此以人为本的立场被确立，个体被高扬，被大写为“人”。

在中国，如果用不怕冠之以偏概全的罪名的话，我们用整体本位主义来浓缩自孔孟以来的以儒家伦理为主流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本精神的根本点或实质性内容，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坚决地反对；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是一个个体服从整体，个体的感性存在服从个体理性存在的整体本位主义。这种整体本位主义首先表现在人统一于天的整体本位宇宙观，孔子提出了“天命”、“天道”观，认为“天命”、“天道”运行不息、不可抗拒，人们只有服从之；孟子也“明确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的天人和一思想”。他们的这些思想被历代思想家不断发展和深化，成为禁锢个体思想的桎梏，个体在“天道”面前，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有服从；其次，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社会绝对高于个体的社会本位主义，把个体的道德选择定位在对社会道德规范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绝对服从上，自孔子起，就明确提出了个体必须服从社会等级礼仪制度，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思想，并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孟子更是规范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五伦秩序，个体决不能有任何违反的行为。到了宋明理学发展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吃人礼教，更是把人看作社会的附庸，为了社会群体，完全没有了个体。

自从1840年开始西方列强用坚枪利炮打开中国封建帝国的大门之后，是中国发奋图强、探索救国、振兴中华的奋斗史，是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奋斗史，也是中国人个体解放的奋斗史。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近代中国历经了两次重要的个体解放的时期，一是以高举反帝反封建为手段，争取民族解放和自由为目的，倡导科学与民主为己任的“”；一是1978年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运动。“我来了，山川五岳为我开道。”这种改革开放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开辟了中国的建设之路，冲破了长期被禁锢、被遮蔽了的个体主体性，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高歌猛进，合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用科学技术锋利无比之剑，打开了个体的自由之门，造成了人类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它为人的发展和人的积极创造精神的发挥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人类的选择能力和选择范围在极大扩张，在这种科技主义的旗帜之下，我们能抛弃个体的道德选择吗?是的，当代人类的道德实践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麦金太尔用他敏锐的洞察力、犀利的笔锋道出了切中肯綮的三大表现：“一、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判断的运用是纯主观和情感的；二、个人的道德立场、道德原则和道德价值的选择，是没有一种客观依据的主观选择；三、从传统的意义上，德性已经发生了质变，并从以往在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退居到生活的边缘。”我们对此也不能视而不见，我们通过对个体道德选择研究，切实为处于道德危机中的人们寻找自己的个体精神道德家园。

时代的变迁，社会结构的转型，已经把个体生拉硬拽到现代文明中，古老的永恒话题“认识你自己”，又一次成为人们必须回答的重大历史课题“我是谁?”“我应当是什么?”“我怎样成为人?”在本课题中，道德选择是个体拥有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个体应该具有怎样的道德素质和人格价值，个体怎样进行道德选择，无疑占有核心位置。

选择，通常的说法就是“挑选”，即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中作出取舍。亚里士多德认为，选择“是对于一种不同于当下快乐的目的的概念，指在追求某种善的各种能力中伴有技术的正确性的那种能力，这种能力使一个人在所面临的危险中做出正确的行为”。“是同时包含着意图与能力的追求目的(善)的实践”选择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显著标志。苟况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这里的“辨”是具有理性、有思维的选择的前提；“选择是人类特有的功能和活动形式。在现实世界中，惟有人，惟有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地进行选择”。虽然人类自从具有自我意识以来，就开始了选择活动，但是，只有到了近代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也就是说，人的选择是有意识的，马克思进一步说明了人类选择的尺度：“动物只能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在人生道路上，人们时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从选择的主体看，分为个体选择和社会选择。从价值角度来看，所有选择可以分为两类：事实选择和价值选择，只有价值选择才是人之所以为人，人能够成为人的方式。其中道德选择是十分重要的价值选择。

对道德选择，人们有不同的界定，狭隘地理解就是道德行为选择，《伦理学大词典》中解释为“道德选择(moralchoice)，行为主体(个人或社会集体)在一定的目的和道德意识支配下，对某种道德行为所作的自觉选择，是道德意识活动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产生道德行为的前提，又通过道德行为具体表现出来”。他的解释，偏重于狭隘的道德行为选择，认为当行为主体面临多种行为选择的可能性时，并且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又具有善恶和道德价值程度上的选择。何建华认为：“道德选择是人生选择的基本形式，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理想、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现实的道德关系中所进行的各种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选择。道德选择是人类在道德领域中所进行的选择，与人类其他选择活动不同，道德选择的最大特点是自律性。”罗国杰认为：“行为选择只是道德选择多种形式中的一种，或称之为狭义的道德选择。而广义的道德选择则渗透于人类的一切领域，不仅包括行为动机、意图、目的的选择，而且包括行为的方式、过程、结果的选择；不仅表现为外在的行动、交往、调节等道德实践活动，而且表现为认识、情感、意志等道德精神活动。”

我们这里的道德选择概念取广义的含义，但同罗国杰的又不大一致，是指渗透在人们各个领域的，人们处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时的思想道德观念、道德心理机制、道德思维图式以及道德行为结构的综合趋势，它具有主体性、意识性、规范性、超越性、生成性、自律性等特点。他是个体对生活世界的生存方式，是个体发展的道德纬度。

道德选择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亚里士多德十分注重选择，认为虽然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对幸福是最高的善是没有疑义的，而任何善都是通过实践和选择来实现的。“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

道德选择是人类特有的拥有世界的重要方式。人类创造出了协调彼此之间关系的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道德，在面临各种道德问题尤其是道德冲突时就需要根据自身、他人、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道德选择，个体通过自己的道德选择，不断确证着他的人格，不断规定着他的本质。个体的道德选择是“善”的，那么，在社会中他就是一个善者，他的道德选择是恶的，那么他将被确证为恶人，虽然个体的道德选择有时善有时恶，但我们总是从个体的主流的道德选择来规定他的内在品质，也就是不断的无数的道德选择规定着他的内在品质，换句话说，我们也只有根据个体的许许多多的道德选择来确认他的存在，而不是根据其他什么来确认。

人本质上是道德存在!这是因为，首先，人只有通过道德选择才能确证人的真实存在，个体选择了德性生活，他就是具有德性的人，个体选择了非德性生活，他将成为被历史唾骂的对象，甚至退化到动物之列。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就提出了他的幸福观：“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某种心灵活动(而非机遇的产物)，其他善或是幸福的必要条件，或是本性上作为手段协助和裨益幸福。”这种德性的生活或者幸福的生活只有通过道德选择才能达到。亚里士多德说：“我们愤怒或恐惧并不是出于选择，而德性则是选择的或包含着选择的”，又说：“所以德性是一种选择的品质，存在于相对于我们的适度之中。”“而这种适度是由罗格斯规定的”，我们认为个体道德选择对个体的成长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道德选择是个体通往幸福之路的“阿基米德”支点。其次，选择性是个体德性的重要特点，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接下来讨论选择”，再者，也正是有了人类对未来世界的道德选择，也就是说，正是个体对“善”对幸福有永不竭止的追求，才激励个体不断的进行道德选择；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为之景仰和追求的人生价值和理想，以及幸福、荣耀、尊严等，都是在个体的道德选择中实现的。当然每个个体道德选择的程度能力是不同的，然而也正因如此才呈现出生活世界中的丰富多彩的个体，也才有了千差万别的生存方式。

“道德选择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理性的主体，人总是不断地追寻着自身存在的意义并企望实现自身的价值。”人只要活着，就要面对不断地选择，就要使自己成为人，不断进行道德选择。我选择我存在，只有在不断反复无穷的道德选择中才能确认自我人格，才能区别于他者，在尼采用道德的利刃杀死了上帝之后，人们才在社会、他者为自己选择的境遇中惊醒，也正是在这时才发现自我还有道德选择的能力，没有了上帝的选择心灵不免有些失落，毕竟个体要通过自己的道德选择建立起心中的上帝。超级秘书网

自达尔文以降，“自然选择学说”高扬了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进化规律，使选择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然而，达尔文使人冲破了上帝的阴霾，却又给人套上了自然必然性的枷锁，它把人类完全交给自然支配，忽视了人作为进化的最高级生物所具有的自我能动、自我组织、自我选择性。把社会规律同自然规律分开来的是引起哲学“哥白尼式革命”的康德，康德认为，认识和道德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道德高于认识。每个有理性存在的意志都是自由立法的意志，道德的对象是自由的规律是人的实践精神自我立法、自我选择，只有出于人的善良意志的行为，只有经过人自由选择的东西才是道德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最终目的，孔子也把“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卢梭说：“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他也把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作为最终鹄的，萨特认为：“人，不仅就是他自由所设想的人，而且还只是他投入存在以后，自己所愿意变成的人。”驯萨特从个体的存在和行动本身中去理解自由。因而，个体道德选择的终极目的是个体的自由，只有个体的自由才能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也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到那时，人类社会将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

道德论文范文第8篇

人人需要激励，科技工作者也不例外，激励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管理原理”。通过激励可以把有才能的、组织所需要的人吸引过来，并长期为该组织工作。从世界范围看，美国特别重视这一点，它从世界各国吸引了很多有才能的专家、学者。这也是美国之所以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

所谓科技道德的激励功能，就是指它具有一股激发、鼓励科技人员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能够诱发他们发明创造的欲望，促使他们通过目标、理想、准则、评价的体系，在科技活动中明辨方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自觉地为国家和人民多做贡献。科技道德激励，它主要不仅满足科技人员眼前物质上的利益，而是满足其高尚的精神需求，来调动他们的科研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它把科技人员的需要引导到献身科学、勇于创新、为民造福、为国争光的执著追求上去，致力于他们思想道德境界的提高。

科技道德的激励功能的实现机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由社会掌握运行，作用于被激励的科技人员，对被激励的科技人员来说可称为道德激励功能的外在社会机制，它包含着道德理想、道德榜样、道德评价三个构成因素；另一类是由被激励的科技人员自身掌握运用，进行自我激励，对于被激励的科技人员来说可称为道德激励功能的内在心理机制，它包括道德上的责任感、荣誉感、成就感这些人们内心隐藏的道德行为激发器。道德激励功能的社会机制是实现道德激励功能的外在保障，道德激励功能的心理机制是实现道德激励功能的内在基础。

一、理想的激励

理想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凝结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理想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它可以成为激励人奋进、催人奋起、敦促人们不断追求的动力。

崇高的道德理想是科技人员献身精神的强大动力。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说：“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而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1]理想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人们从现实出发，对未来目标的向往和追求。理想贯穿于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它是人的精神支柱，是鼓舞人奋斗的力量源泉。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只能是一具可悲的行尸走肉，他的一生，将毫无价值可言。

科技人员从事科研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消磨时间；不是为了夸夸其谈，哗众取宠；更不是为了金钱和权势，以满足一己自私自利的享受。科学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人类造福。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的方向同实现人类崇高理想——********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科技工作者立志献身科学应该自觉地把自己所从事的科技事业同社会主义、********事业联系起来，使科学技术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从而把科技工作者的个人理想同人类的崇高理想融为一体。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实现个人理想的正确途径。

道德理想是成就事业的必要条件，是激励科技人员在科研活动中取得成就的精神力量。科技事业是实现道德理想的载体，是道德理想付诸行动的具体实践。理想与事业不可分割，任何理想都是通过一定的具体事业的成就来实现，而任何事业都是在一定的理想指导下进行。理想使科技工作者更明智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更明确地选择行为模式和行为路径。理想能深入科技人员内心，变成坚定的信念，从而更自觉地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人的活动如果没有理想的鼓舞，就会变得空虚而渺小。”[2]在他看来，理想对人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它可使人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社会主义科技道德理想对科技人员的激励是必不可少的，它一旦转化为科技工作者的内在精神素质，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社会主义科技道德理想的确立，使科技工作者看到了科学的明天，鼓舞他们奋发向上，激励他们攀登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取得一项又一项重大的科研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获得科研成果的科研过程，就是一个精神变物质的辨证过程。科技工作者的智慧、才能需要道德理想的激励才能发挥作用。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知识付诸科研活动，并达到预期目标，道德理想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道德理想又是推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道德榜样的激励

道德榜样是道德理想的具体化，他们相对集中地体现了理想人格的至善品德，有的甚至可以被认为是理想人格至善品德的化身。与完善的社会道德风尚相比，道德典范人物具有具体性、实践性、有血有肉、震撼人心等特点。因而，学习道德典范人物是确立道德理想的有效途径。

科学家在追求真理和真知的同时，也在追求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在探索自然的奥秘的过程中，也在给人类树立崇高的理想榜样，激励着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纵观古今中外，凡是取得重大成就的科学家或发明家，他们的道德品质也往往是后人钦仰学习的楷模。例如，居里夫人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她的高尚的道德品质也是为人们交口赞誉的。许多女大学生都把居里夫人作为自己的崇拜偶像。居里夫人的一生犹如蜡烛，为他人点燃光明。正如科学泰斗爱因斯坦所说：“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社会就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3]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科技人员的道德教育中，树立优秀的道德楷模，对培养科技人员的道德品质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巨大的说服力。有一位医学奖金获得者描述他极力想要达到由H·戴尔和丁·亨德森所树立的极高的成就标准时说：“两人都是思想上和人格上的伟大典范，两人都是崇高的个人，使你不得不为他们所感动。你更加勤奋地去工作，因为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他们。”[4]478德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奥托·奥柏格在回忆他的导师时说：“一个年轻的科学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跟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巨人所进行的个人接触。”[4]478许多年轻有为的科技人员都以老一代优秀科学家为榜样，从他们那里获得巨大的鼓舞力量，提高了自己道德修养的水平。

道德榜样的激励功能，还表现在被激励的科技工作者对于理想人格至善品德的欣羡、仰慕之情，驱动自己的心灵不由自主地倾向、靠近于高尚的道德形象，并力求达到与对方的精神世界合而为一。在道德榜样的激励中，道德认同的完成，不是基于功利的追求，而是以情感为中介，通过心理距离的不断缩减和高尚灵魂的反复浸润、潜移默化而逐渐实现的。

一个好的榜样往往就是一部光辉的人生缩影，一股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一面理想人格的明镜。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5]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可以从无数前辈科学家的榜样身上汲取丰富营养，构建起自己理想的道德形象，并努力为之奋斗。

三、道德评价的激励

道德评价是人们对科技人员的道德行为所作的一种善恶褒贬的判断。它是人们社会道德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范围之广，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道德评价，虽然不像法律那样具有强制作用，但是，有时在法律无法达到的地方却能发挥巨大威力。人们常说的“众目睽睽”、“人言可畏”，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法律的力量。其影响之深，为法律所不及。

道德评价是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对科技人员的职业道德行为给予褒贬，如树碑立传、科学研究中以发现者的姓名给定理等冠名的传统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学工作者努力工作。

除了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的激励外，政府部门、企业、团体、科研单位，也应依据职业道德规范和相应的管理制度对科技人员的职业道德行为给予评价和赏罚，对于作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记功、授予荣誉勋章，以此作为对他们能力的嘉奖。国家表彰“两弹一星”功臣，表彰袁隆平、吴文俊的科技业绩，是激励科技人员的重大举措。

道德评价不仅对道德行为给予肯定和激励，也对不道德行为进行谴责和惩罚。奖励可以产生正面引导激励的功能，使科技人员有成就感、光荣感，增强保持荣誉的内在动力。惩罚可以起到制止警告的作用，使之不再重蹈覆辙。只有褒贬得当，奖惩合理，正强化和负强化同时起作用，才会有力地激起科技人员的道德责任心和荣誉感，增强道德修养，从而促进他们道德水平的提高。近年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科院和很多高等院校制定了科技人员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严肃处理了学术界出现的一些道德失范行为和腐败事件，起到了积极的教育和震慑作用。由此可见，道德评价能够激励人的上进心，调动人的积极性，鼓舞人的创造精神。国家科技部正在着手研究修改科技评估体系和奖励办法，这方面的措施非常重要，因为科技评估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对科技人员的行为导向作用。

四、责任感的激励

有人认为，科学研究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兴趣和好奇心，这固然是激励科技工作者探索自然奥秘的因素。但是我们认为，只有把个人兴趣和好奇心融入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之中，才更显示出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感。

科学家的责任感首先是，在科学研究中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力求预见自己的发明创造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并为此提出警告。凡是遇到可能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对人类生存的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时，应该主动地加以调整或停止实验。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当中国的科学家在美国的实验室进行核酸人工进化研究的时候，随着研究的进展，科学家发现这类研究很可能会在短时间里制造出比艾滋病更厉害的病毒危害人类生存。出于科学家的良知，科学家毅然中止了这项研究。

其次，科学家所进行的科学研究要对社会负责，要考虑到社会的效应。今天，科技发明创造对于人类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以至对人类的生存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对他们的活动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后果漠不关心是不可能的。科学家对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问题摆在科学家甚至那些似乎离知识的社会效果最远的数学家的面前，这绝不是偶然的。作为科技创造的主体的科学家是否应该为科学研究对人类及社会环境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前苏联著名科学家谢苗诺夫曾经指出：“一个科学家不能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纯粹的生物学家或纯粹的社会学家，因为他不能对他工作成果究竟使人民情况变好还是变坏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然，他不是在犯罪，就是在玩世不恭。”[6]

科学家有责任把掌握的科学技术用于为人类的利益服务，防止科学技术被滥用；对科学技术应用的社会后果表示关切。爱因斯坦说：“如果你们想使你们的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该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支持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需要，爱因斯坦曾建议美国研制原子武器。战后，他又呼吁世界要反对原子武器。前后两种态度，都是出于对人类、社会安全的考虑，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科技道德的具体表现。这种出于道德因素的言行，无疑影响了原子科学的发展。道德因素是保证科技成果不被滥用的重要条件。

第三，现代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科技工作者对人类未来承担责任。为此，要求我们必须从全球的未来的角度慎重选择有利于人类未来发展的课题进行探索；要求我们对自然界承担责任，承认自然界对于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保护自然资源，防止生态环境恶化；要求我们对人类整体和平与发展承担责任，要对人类的共同命运与前途负责，使科技活动真正做到趋利避害，造福人类。

高度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责任感，会使科技工作者把人类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与自己所从事的科学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激发出一种力量，为了科学的振兴、民族的崛起、社会道德的不断进步和人类全面发展而努力奋斗。

五、荣誉感的激励

所谓荣誉感，是指个人履行义务之后受到社会的赞扬、肯定，从内心获得一种价值认同和感情上的满足。科技人员取得了某项或某几项科技成果的优先权、专利权，受到社会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尊重和褒奖，并由此而产生个人道德感情上的满足和自豪感。这种荣誉感能提高他们对自我存在的价值的认识，增强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觉心，激励他们以更大的热情进行新的发明创造，为社会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总理青年时代曾写道：“荣誉感可使有为之士益奋其勇气，以达闻达；不法之徒思考其过失，以补前衍”[8]，揭示了荣誉感的自我激励作用。

荣誉感表现为真正的动因，它激励科技人员奋发向上，鼓励他们去做对公共福利有益的事。荣誉是道德的卫生，对荣誉的追求首先推动着意志去发展自重的德性，然后又推动着它去获得社会的德性。我们不能设想那些伟大的业绩可以在没有对荣誉的强烈的爱的情况下被完成。假如科学家在科技活动中没有对荣誉、名望和不朽的憧憬，伟大精神和科学成就也就不可能获得。一般来说，对科技荣誉冷若冰霜，对别人真诚的尊重无动于衷，这绝不是清高，而是伦理心态不正常的表现。

具有荣誉感应当是科技工作者的优秀品质。那么，应该怎样对待荣誉呢？从根本上说，科学事业是社会的事业。尤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大科研成果往往是集体心血的结晶。离开了集体，个人将一事无成。个人的荣誉来自集体的共同奋斗，是集体荣誉在个人身上的体现。科技工作者应当把个人荣誉归功于人民和集体，看做是社会和集体对自己的鼓励和更高要求。社会和集体应当支持、鼓励科技人员建立功勋和争取荣誉，并且对个人荣誉感和自尊心予以保护和尊重，使之成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精神力量。

正确的荣誉感，不仅把个人荣誉同集体荣誉相联系，而且与谦虚是密切联系的。科技工作者经过奋斗取得了成就，此时最需要的不是骄傲，而是谦虚。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科技工作者，十分珍惜社会和集体给予自己的科学荣誉，并能在荣誉面前，以真诚的谦逊想到自己的不足，虚心学习其他人的长处。这样的人，即使自己的科研成果还不能得到社会公认和应有的荣誉时，也不改初衷，仍然埋头苦干，继续履行自己的科技道德义务。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荣誉只能照亮过去，不能照亮未来。任何已有的成就和业绩，与未来整体事业相比，终究是小的起步。因此，不能把荣誉当作自我炫耀的资本或供人欣赏的装饰品，而是当作新的起点和新的动力。在荣誉面前，只有抱着谦虚的态度，才能理智地面对未来，开拓前进，从而在科研中取得丰硕的成果，为社会和集体争取更大的荣誉。

六、成就感的激励

成就感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即希望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它是激励科技人员追求卓越、实现目标、争取成功的内驱力。哈佛大学的麦克莱兰认为，有强烈成就需要的人渴望将事情做得更为完美，提高工作效率，取得更大的成功。他们追求的是在争取成功的过程中克服困难、解决难题、努力奋斗的乐趣，并将目标的达到视为最大的幸福。他们并不看重成功所带来的物质奖励，而在乎从工作本身获得很大的满足感，以及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个人潜力、实现了个人价值时所产生的成就感。

在这种成就感的激励下，科技工作者可以有极强的行为动机，驱动自己去追求自己探索的目标，甚至可以不计甘苦，废寝忘食，只问耕耘，不求回报。他们需要的主要不是外界的奖惩，而是发自内心的自我奖赏。“自我奖赏”是一种强有力的行为动机，属于本能欲望的性质。常见这样的现象，在一项科学成果面前，做出一般贡献的参与者常常为论文署名、奖金分配争吵不已，而真正做出主要贡献的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9]，却冷静地自置一旁，无欲无求。

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0]，意思是说，只有修养最高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达到与道合一、物我两忘、不受功名所累的境界。只有超脱一己私利、不沉湎于物质感官享受、把为国家、人民乃至为全人类服务当作科技活动的准则，才能在科学上大有建树，并完满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是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那样不计名利、一心追求科学真理、为人类造福的高尚科技品德的人，才能成为科学巨匠；正是像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达尔文那样，尊重科学事实、不畏****、不迷信权威的人，才能在科学上做出突破；正是像巴斯德、诺贝尔那样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人，才能摘取科学的硕果。

古往今来，那些改革生产工具，在科学技术上做出贡献的人，一般都是具有为人类造福的高尚品德的人。探索科学真理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劳动，只有不畏艰险，勇于在崎岖小路上辛勤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爱因斯坦说过，对于一个科学家，人们往往是注意他有什么发明创造，写了什么著作，而忽视了他对人类更为重要的贡献是他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但正是这种精神和品质，才推动他们为人类作出贡献，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姚晓静.名人名言录[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73.

[2]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362.

道德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科技道德；激励功能；理想；道德榜样；道德评价

Abstract:Theincentivefunctionofscientificandtechnicalmoralityliesintheouterincentivessuchasideals,examples,appraisal,andtheinnerdrivesuchasthesenseofresponsibility,honorandtheachievementsofscientificandtechnicalworkers.Thetwopartsinteracteachothertoformaspiritualstrengthtostimulatescientistandtechnicianstobeactivebothininventionandincreation,toencouragethemtodedicatethemselvestoscience,andtomotivatethemworkinghard,makingcontributionselflessandpursuingscientifictruthinlifetime.

Keywords:scientificandtechnicalmorality;incentivefunction;ideal;moralexample;moralappraisal

“激励”一词来源于拉丁语“Movere”，它的原意是“移动”、“采取行动”。我国汉朝司马迁所著《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也有欲以激励应侯之语，意即通过激发使其振奋。激励是心理学的一个术语，指心理上的驱动力，含有激发动机、鼓励行为、形成动力的意思，就是通过某种内部或外部刺激，促使人们奋发向上，努力去实现目标。

人人需要激励，科技工作者也不例外，激励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管理原理”。通过激励可以把有才能的、组织所需要的人吸引过来，并长期为该组织工作。从世界范围看，美国特别重视这一点，它从世界各国吸引了很多有才能的专家、学者。这也是美国之所以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

所谓科技道德的激励功能，就是指它具有一股激发、鼓励科技人员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能够诱发他们发明创造的欲望，促使他们通过目标、理想、准则、评价的体系，在科技活动中明辨方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自觉地为国家和人民多做贡献。科技道德激励，它主要不仅满足科技人员眼前物质上的利益，而是满足其高尚的精神需求，来调动他们的科研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它把科技人员的需要引导到献身科学、勇于创新、为民造福、为国争光的执著追求上去，致力于他们思想道德境界的提高。

科技道德的激励功能的实现机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由社会掌握运行，作用于被激励的科技人员，对被激励的科技人员来说可称为道德激励功能的外在社会机制，它包含着道德理想、道德榜样、道德评价三个构成因素；另一类是由被激励的科技人员自身掌握运用，进行自我激励，对于被激励的科技人员来说可称为道德激励功能的内在心理机制，它包括道德上的责任感、荣誉感、成就感这些人们内心隐藏的道德行为激发器。道德激励功能的社会机制是实现道德激励功能的外在保障，道德激励功能的心理机制是实现道德激励功能的内在基础。

一、理想的激励

理想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凝结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理想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它可以成为激励人奋进、催人奋起、敦促人们不断追求的动力。

崇高的道德理想是科技人员献身精神的强大动力。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说：“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而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1]理想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人们从现实出发，对未来目标的向往和追求。理想贯穿于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它是人的精神支柱，是鼓舞人奋斗的力量源泉。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只能是一具可悲的行尸走肉，他的一生，将毫无价值可言。

科技人员从事科研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消磨时间；不是为了夸夸其谈，哗众取宠；更不是为了金钱和权势，以满足一己自私自利的享受。科学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人类造福。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的方向同实现人类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科技工作者立志献身科学应该自觉地把自己所从事的科技事业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使科学技术服务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从而把科技工作者的个人理想同人类的崇高理想融为一体。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实现个人理想的正确途径。

道德理想是成就事业的必要条件，是激励科技人员在科研活动中取得成就的精神力量。科技事业是实现道德理想的载体，是道德理想付诸行动的具体实践。理想与事业不可分割，任何理想都是通过一定的具体事业的成就来实现，而任何事业都是在一定的理想指导下进行。理想使科技工作者更明智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更明确地选择行为模式和行为路径。理想能深入科技人员内心，变成坚定的信念，从而更自觉地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人的活动如果没有理想的鼓舞，就会变得空虚而渺小。”[2]在他看来，理想对人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它可使人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社会主义科技道德理想对科技人员的激励是必不可少的，它一旦转化为科技工作者的内在精神素质，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社会主义科技道德理想的确立，使科技工作者看到了科学的明天，鼓舞他们奋发向上，激励他们攀登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取得一项又一项重大的科研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获得科研成果的科研过程，就是一个精神变物质的辨证过程。科技工作者的智慧、才能需要道德理想的激励才能发挥作用。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知识付诸科研活动，并达到预期目标，道德理想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道德理想又是推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道德榜样的激励

道德榜样是道德理想的具体化，他们相对集中地体现了理想人格的至善品德，有的甚至可以被认为是理想人格至善品德的化身。与完善的社会道德风尚相比，道德典范人物具有具体性、实践性、有血有肉、震撼人心等特点。因而，学习道德典范人物是确立道德理想的有效途径。

科学家在追求真理和真知的同时，也在追求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在探索自然的奥秘的过程中，也在给人类树立崇高的理想榜样，激励着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纵观古今中外，凡是取得重大成就的科学家或发明家，他们的道德品质也往往是后人钦仰学习的楷模。例如，居里夫人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她的高尚的道德品质也是为人们交口赞誉的。许多女大学生都把居里夫人作为自己的崇拜偶像。居里夫人的一生犹如蜡烛，为他人点燃光明。正如科学泰斗爱因斯坦所说：“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社会就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3]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科技人员的道德教育中，树立优秀的道德楷模，对培养科技人员的道德品质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巨大的说服力。有一位医学奖金获得者描述他极力想要达到由H·戴尔和丁·亨德森所树立的极高的成就标准时说：“两人都是思想上和人格上的伟大典范，两人都是崇高的个人，使你不得不为他们所感动。你更加勤奋地去工作，因为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他们。”[4]478德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奥托·奥柏格在回忆他的导师时说：“一个年轻的科学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跟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巨人所进行的个人接触。”[4]478许多年轻有为的科技人员都以老一代优秀科学家为榜样，从他们那里获得巨大的鼓舞力量，提高了自己道德修养的水平。

道德榜样的激励功能，还表现在被激励的科技工作者对于理想人格至善品德的欣羡、仰慕之情，驱动自己的心灵不由自主地倾向、靠近于高尚的道德形象，并力求达到与对方的精神世界合而为一。在道德榜样的激励中，道德认同的完成，不是基于功利的追求，而是以情感为中介，通过心理距离的不断缩减和高尚灵魂的反复浸润、潜移默化而逐渐实现的。

一个好的榜样往往就是一部光辉的人生缩影，一股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一面理想人格的明镜。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5]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可以从无数前辈科学家的榜样身上汲取丰富营养，构建起自己理想的道德形象，并努力为之奋斗。

三、道德评价的激励

道德评价是人们对科技人员的道德行为所作的一种善恶褒贬的判断。它是人们社会道德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范围之广，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道德评价，虽然不像法律那样具有强制作用，但是，有时在法律无法达到的地方却能发挥巨大威力。人们常说的“众目睽睽”、“人言可畏”，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法律的力量。其影响之深，为法律所不及。

道德评价是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对科技人员的职业道德行为给予褒贬，如树碑立传、科学研究中以发现者的姓名给定理等冠名的传统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学工作者努力工作。

除了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的激励外，政府部门、企业、团体、科研单位，也应依据职业道德规范和相应的管理制度对科技人员的职业道德行为给予评价和赏罚，对于作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记功、授予荣誉勋章，以此作为对他们能力的嘉奖。国家表彰“两弹一星”功臣，表彰袁隆平、吴文俊的科技业绩，是激励科技人员的重大举措。

道德评价不仅对道德行为给予肯定和激励，也对不道德行为进行谴责和惩罚。奖励可以产生正面引导激励的功能，使科技人员有成就感、光荣感，增强保持荣誉的内在动力。惩罚可以起到制止警告的作用，使之不再重蹈覆辙。只有褒贬得当，奖惩合理，正强化和负强化同时起作用，才会有力地激起科技人员的道德责任心和荣誉感，增强道德修养，从而促进他们道德水平的提高。近年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科院和很多高等院校制定了科技人员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严肃处理了学术界出现的一些道德失范行为和腐败事件，起到了积极的教育和震慑作用。由此可见，道德评价能够激励人的上进心，调动人的积极性，鼓舞人的创造精神。国家科技部正在着手研究修改科技评估体系和奖励办法，这方面的措施非常重要，因为科技评估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对科技人员的行为导向作用。

四、责任感的激励

有人认为，科学研究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兴趣和好奇心，这固然是激励科技工作者探索自然奥秘的因素。但是我们认为，只有把个人兴趣和好奇心融入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之中，才更显示出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感。

科学家的责任感首先是，在科学研究中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力求预见自己的发明创造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并为此提出警告。凡是遇到可能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对人类生存的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时，应该主动地加以调整或停止实验。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当中国的科学家在美国的实验室进行核酸人工进化研究的时候，随着研究的进展，科学家发现这类研究很可能会在短时间里制造出比艾滋病更厉害的病毒危害人类生存。出于科学家的良知，科学家毅然中止了这项研究。

其次，科学家所进行的科学研究要对社会负责，要考虑到社会的效应。今天，科技发明创造对于人类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以至对人类的生存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对他们的活动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后果漠不关心是不可能的。科学家对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问题摆在科学家甚至那些似乎离知识的社会效果最远的数学家的面前，这绝不是偶然的。作为科技创造的主体的科学家是否应该为科学研究对人类及社会环境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前苏联著名科学家谢苗诺夫曾经指出：“一个科学家不能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纯粹的生物学家或纯粹的社会学家，因为他不能对他工作成果究竟使人民情况变好还是变坏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然，他不是在犯罪，就是在玩世不恭。”[6]

科学家有责任把掌握的科学技术用于为人类的利益服务，防止科学技术被滥用；对科学技术应用的社会后果表示关切。爱因斯坦说：“如果你们想使你们的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该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支持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需要，爱因斯坦曾建议美国研制原子武器。战后，他又呼吁世界要反对原子武器。前后两种态度，都是出于对人类、社会安全的考虑，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科技道德的具体表现。这种出于道德因素的言行，无疑影响了原子科学的发展。道德因素是保证科技成果不被滥用的重要条件。

第三，现代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科技工作者对人类未来承担责任。为此，要求我们必须从全球的未来的角度慎重选择有利于人类未来发展的课题进行探索；要求我们对自然界承担责任，承认自然界对于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保护自然资源，防止生态环境恶化；要求我们对人类整体和平与发展承担责任，要对人类的共同命运与前途负责，使科技活动真正做到趋利避害，造福人类。

高度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责任感，会使科技工作者把人类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与自己所从事的科学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激发出一种力量，为了科学的振兴、民族的崛起、社会道德的不断进步和人类全面发展而努力奋斗。

五、荣誉感的激励

所谓荣誉感，是指个人履行义务之后受到社会的赞扬、肯定，从内心获得一种价值认同和感情上的满足。科技人员取得了某项或某几项科技成果的优先权、专利权，受到社会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尊重和褒奖，并由此而产生个人道德感情上的满足和自豪感。这种荣誉感能提高他们对自我存在的价值的认识，增强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觉心，激励他们以更大的热情进行新的发明创造，为社会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总理青年时代曾写道：“荣誉感可使有为之士益奋其勇气，以达闻达；不法之徒思考其过失，以补前衍”[8]，揭示了荣誉感的自我激励作用。

荣誉感表现为真正的动因，它激励科技人员奋发向上，鼓励他们去做对公共福利有益的事。荣誉是道德的卫生，对荣誉的追求首先推动着意志去发展自重的德性，然后又推动着它去获得社会的德性。我们不能设想那些伟大的业绩可以在没有对荣誉的强烈的爱的情况下被完成。假如科学家在科技活动中没有对荣誉、名望和不朽的憧憬，伟大精神和科学成就也就不可能获得。一般来说，对科技荣誉冷若冰霜，对别人真诚的尊重无动于衷，这绝不是清高，而是伦理心态不正常的表现。

具有荣誉感应当是科技工作者的优秀品质。那么，应该怎样对待荣誉呢？从根本上说，科学事业是社会的事业。尤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大科研成果往往是集体心血的结晶。离开了集体，个人将一事无成。个人的荣誉来自集体的共同奋斗，是集体荣誉在个人身上的体现。科技工作者应当把个人荣誉归功于人民和集体，看做是社会和集体对自己的鼓励和更高要求。社会和集体应当支持、鼓励科技人员建立功勋和争取荣誉，并且对个人荣誉感和自尊心予以保护和尊重，使之成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精神力量。

正确的荣誉感，不仅把个人荣誉同集体荣誉相联系，而且与谦虚是密切联系的。科技工作者经过奋斗取得了成就，此时最需要的不是骄傲，而是谦虚。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科技工作者，十分珍惜社会和集体给予自己的科学荣誉，并能在荣誉面前，以真诚的谦逊想到自己的不足，虚心学习其他人的长处。这样的人，即使自己的科研成果还不能得到社会公认和应有的荣誉时，也不改初衷，仍然埋头苦干，继续履行自己的科技道德义务。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荣誉只能照亮过去，不能照亮未来。任何已有的成就和业绩，与未来整体事业相比，终究是小的起步。因此，不能把荣誉当作自我炫耀的资本或供人欣赏的装饰品，而是当作新的起点和新的动力。在荣誉面前，只有抱着谦虚的态度，才能理智地面对未来，开拓前进，从而在科研中取得丰硕的成果，为社会和集体争取更大的荣誉。

六、成就感的激励

成就感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即希望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它是激励科技人员追求卓越、实现目标、争取成功的内驱力。哈佛大学的麦克莱兰认为，有强烈成就需要的人渴望将事情做得更为完美，提高工作效率，取得更大的成功。他们追求的是在争取成功的过程中克服困难、解决难题、努力奋斗的乐趣，并将目标的达到视为最大的幸福。他们并不看重成功所带来的物质奖励，而在乎从工作本身获得很大的满足感，以及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个人潜力、实现了个人价值时所产生的成就感。

在这种成就感的激励下，科技工作者可以有极强的行为动机，驱动自己去追求自己探索的目标，甚至可以不计甘苦，废寝忘食，只问耕耘，不求回报。他们需要的主要不是外界的奖惩，而是发自内心的自我奖赏。“自我奖赏”是一种强有力的行为动机，属于本能欲望的性质。常见这样的现象，在一项科学成果面前，做出一般贡献的参与者常常为论文署名、奖金分配争吵不已，而真正做出主要贡献的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9]，却冷静地自置一旁，无欲无求。

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0]，意思是说，只有修养最高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达到与道合一、物我两忘、不受功名所累的境界。只有超脱一己私利、不沉湎于物质感官享受、把为国家、人民乃至为全人类服务当作科技活动的准则，才能在科学上大有建树，并完满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是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那样不计名利、一心追求科学真理、为人类造福的高尚科技品德的人，才能成为科学巨匠；正是像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达尔文那样，尊重科学事实、不畏、不迷信权威的人，才能在科学上做出突破；正是像巴斯德、诺贝尔那样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人，才能摘取科学的硕果。

古往今来，那些改革生产工具，在科学技术上做出贡献的人，一般都是具有为人类造福的高尚品德的人。探索科学真理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劳动，只有不畏艰险，勇于在崎岖小路上辛勤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爱因斯坦说过，对于一个科学家，人们往往是注意他有什么发明创造，写了什么著作，而忽视了他对人类更为重要的贡献是他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但正是这种精神和品质，才推动他们为人类作出贡献，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姚晓静.名人名言录[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73.

[2]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362.

[3]刘凤端.简明科技伦理学[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89:214.

[4]徐少锦.科技伦理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478.

[5]刘凤端.简明科技伦理学[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89:246.

[6]吴伯田.科学哲学问题新探[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306.

[7]余谋昌.高科技挑战道德[M].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0.

[8]吕俊华.自尊论[M].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103.

[9]余翔林.科学的精神[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47.

道德论文范文第10篇

作者：梁建业

医用药品市场和医疗设备市场的这种产品虚高定价和“暴利”，也为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和引发医院道德风险提供了先决条件和腐败土壤。相关的制度和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由于目前我国尚没有专门的预防医院道德风险的制度、法律和法规，现有的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加上医务人员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为医院道德风险的发生埋下了祸根。例如，第三方按项目付费的医疗保险制度使得医患双方的利益完全一致，医生愿意提供数量大、质量高、价格昂贵的医疗服务以增加其收入，患者则希望得到优质足额的医疗服务以提高自身效用，道德风险由于医患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产生。此外，对因道德风险引发的医患纠纷及相关问题尚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款和司法解释，一方面，容易发生患者“过分”张扬权利，使“医闹”有了可趁之机，另一方面，也使少数医务人员钻法律空隙、等医疗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医院领导不重视行业作风建设。在政府财政投入不足或没有投入的情况下，在利益驱使下，一部分医院领导为了医院的发展，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经济效益上，忽视了医院的公益性质、社会效益和职工的医德医风教育也在所难免，由此使医务人员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误入歧途，引发道德风险。例如，有的医院把全年的经济收入指标下发到各个科室，并与医务人员的收入直接挂钩，导致开单提成、大处方、不合理用药和检查、乱收费等现象层出不穷。愚昧无知和舆论误导对医务人员造成的压力。医学本身具有高风险性、患者个体差异性、病情发展难以预料性、诊疗手段的不完善性、治疗结果的不可预测性等显著特点，也是引发医院道德风险不为人知或不愿意知道的原因之一。社会上一些人对医学知识一知半解，对医学的特殊性缺乏正确认识，不尊重科学，在过高期望值的驱动下，往往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这种以结果来衡量医疗行为等社会上存在的道德风险，也变相地促使医院道德风险的产生。社会过高的期望值加上一些新闻媒体不负责任的错误报道，使许多社会问题和家庭矛盾转嫁到医务人员身上，使医务人员的工作环境恶化，心理压力增大，自我防卫意识增强，在诊疗过程中出现恐惧、自信心下降、不作为、缩手缩脚、不敢冒风险、怕担责任等现象。

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契机，强化医院的公益意识，加大政府对医药企业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以及对医院的投入和监管。如上所述，医院道德风险的发生不仅是医院的问题，也涉及到政府、社会、团体、企业等各个层面。因此，要防范或降低医院道德风险，首要的是以政府为主导，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理顺各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支持医院做好医疗服务。其次，在强调公益性的前提下，引入市场机制，强化政府责任，完善补偿机制，加大对医院的经费投入，调整收费标准，减轻医院的经济负担，遏制医院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为群众提供安全、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再次，通过对医药企业产供销环节的整顿，严厉打击不正之风，减轻患者负担。第四，加强政府对医院的监管，督促医院依法依纪依规经营，杜绝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类医疗行业的潜规则，同时要保障医务人员应有的福利待遇和报酬。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建设，保证医疗行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保障患者的基本就医权利。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比，医疗行业相关制度建设的滞后也是导致医院道德风险滋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卫生行业法律法规体系和相关的制度，为规范医疗行为、防范医疗事故、减少医疗纠纷、营造有序的就医环境、理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奠定法律和制度基础。在医疗纠纷和事故的处理中，要对医疗工作本身的高风险和特殊性进行考虑，建立科学、客观的风险评估体系，对当事医务人员的责任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此外，要加快完善政府医疗保险管理制度，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同时，开放竞争性的医疗保险市场，引入民间医疗保险机构，打破由政府独家运作医疗保险的垄断局面，通过有效的支付约束，引导医疗市场的良性发展，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医疗支出，减少患者经济负担，从制度上避免医患共谋引发的医院道德风险。加强政府对医院宣传的正确舆论导向，为医院营造公平、合理、安全的就医氛围。各种媒体对医院宣传的舆论导向在防范医院道德风险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少数媒体对医院的不实报道严重损害了本已雪上加霜的医患关系，不但不利于医务人员为患者提供满意的服务，而且，也使患者的权益受到了损害。各级政府有责任督导舆论界本着对人民健康负责的原则，正面宣传医务人员治病救人的生动事迹，对个别医疗纠纷实事求是的报道，以期在社会上形成尊重生命、尊敬医务人员、弘扬救死扶伤精神、共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良好的社会风气，努力营造安全和谐的就医环境，使医务人员真正成为治病救人、保障人民健康的天使。全面加强医院管理和行业作风建设，提升医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待遇。加强医院文化建设，提升医务人员的文化素质。优秀的文化是医院发展的灵魂，是避免道德风险的根本保证。要通过加强医院文化建设，明确医院的发展目标、宗旨、精神、使命和理念，使医院的主导理念和个人价值选择相契合，引导医务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职业观和伦理道德规范，使其在诊疗过程中时刻不忘“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天职和“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意识，自觉防范道德风险。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做好廉政风险防范[4]。

医院道德风险的防范重在领导干部的导向作用，院科两级领导干部如果能够根据医院工作的特点和性质，认真做好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一方面，可以督促领导干部洁身自好、防腐拒变，为防范道德风险起到表率作用；另一方面，可以警示有业务处置权岗位的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依法依纪依规地做好本职工作，有效地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加强院务公开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道德风险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加强民主管理和院务公开工作至关重要，要把医院涉及到患者利益的有关信息尽可能多地以各种形式向患者公开。例如，收费项目明细、诊疗操作的风险等。要在诊疗过程的各个环节及时向患者及家属进行健康宣教，普及健康知识，耐心诚恳地回答其提出的有关问题，宣讲合理用药和检查的意义等，以期与患方取得共识，保证医患双方的安全。加强经营管理，切实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医务人员待遇与其辛苦付出和承担的风险、责任不成比例是导致道德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切实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是防范医院道德风险的一个根本措施。国家和政府要在政策和财力上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支持，保证医院能在充分体现公益性的同时，使医务人员能够得到合理的回报。医院要加强经营管理，特别是在成本控制上下功夫。要通过各种激励政策和手段的实施，强化医务人员的成本控制意识，有效地降低成本费用，提高效益；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内部核算分配制度，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报酬，使其与社会的经济发展相同步；要努力改善职工的工作环境，减轻工作压力，使职工能够安心工作，免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加强行业作风建设，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化解医院道德风险的一副良药。要在医务人员中大力倡导和强化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意识并将其付诸到实际工作当中；要教育职工为患者提供医学人文关怀，注重文明礼仪，知道尊重患者，真正做到想患者之想、急患者之急，与患者建立起良好、互动、共赢的关系，减少因医疗纠纷引发的道德风险。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医务人员的执业行为。建立健全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收费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及诊疗护理常规，完善监督考评和激励机制以及各级各类人员的工作职责和行为准则，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强化医务人员的依法行医意识，严格遵守职业操守，规范执业行为，减少诊疗过程中的随意性，降低差错事故的发生率，从而有效防范和降低医务人员的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