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范文

时间:2023-02-21 03:32:48

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范文第1篇

《中国比较文学》(CN:31-1694/I)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季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中国比较文学》关注国内外文学理论、思潮、流派、作家及作品的研究;致力于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研究;关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翻译研究、跨学科研究及比较文学教学研究;及时反映中外比较学界研究和出版的最新动态和信息。

比较文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俄狄浦斯王》 《天龙八部》 悲剧 英雄

在接触比较文学之前,我们许多人似乎对之有所误解,以为随便找两个作品,一个外国的,一个中国的,拿来对比,指出其同其异就是比较文学了。但是这些异同说明了什么呢?异同分析对文学研究又贡献了什么呢?其实任何两个作品拿来做比较,都可以分析出一些相同点,一些不同之处。这些只能算做文学比较,未必是比较文学,甚至可能和比较文学完全无关。比较文学是致力于深层同构和异构关系的研究,表面的相似,不足以成为比较的理由,然而对文学深层的同构和异构关系的察觉、论证却是要在比较中才显现得出来的。

比较文学分为很多派别,其中主要包括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等等。法国学派重影响研究。比如歌德对法国文学的影响;西方是怎样发现和接受Dostoevski的;中国诗歌对日本和歌的影响如何;Whitman对郭沫若、英国浪漫派对徐志摩、法国象征派对戴望舒、或者T.S.Eliot等英国现代派对中国三十年代诗人的影响等。这个学派重事实源流,寻求各国文学间的相互联系。

美国学派则是重平行研究,例如中国跟西方歌颂爱情的诗歌之异同;道与逻格斯――东西方思维方式之不同;各国宫廷诗的比较研究;东方的多神教跟西方的一神教思想文化之不同等等。由此看来,影响研究务实,平行研究务虚;影响研究近于史,平行研究类乎理。

平行研究有求同和求异两个方面。求同:比如诗经中的比兴类似的诗歌手法在西方民谣中也有发现,而与日本和歌中的序词(jokotoba)更有相同之处。这样的研究旨在揭示人类诗歌发展的一般规律(各国文化和学术的特点)。求异:比如在爱情主题上比较中国和西方的诗歌,你会发现中国爱情诗歌的贫乏,但是中国文人之间互相酬唱,吟咏友情的诗歌又非其他国家可比。从这里可以看到各国诗歌的特点和文化背景。求异的目的,是相互阐发,找出各自的文学传统的独自性和不可替代性,因为其中的很多特点乃身在此山中,只有以“他人”的视角来看,才能察觉的。

在“以悲为美”方面,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里和观念中并不曾有过真正的以悲为美的时期,中国的文化有人曾形容是圆圈文化,一切都要最终归到正途,因此尽管过程可能出现悲剧的样式,但结局一定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切终归正果,这在我们的文学里就属于美的样式。而我们看西方的悲剧,是以英雄的死来产生悲的美感,或者是人在极尽全力也未能改变命运的结局来产生悲的美感,在西方的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如在石头下的小草似的人物,他在重压下是如何费尽精力想要破土而出却终不可得的过程,这期间里充满了奋斗,充满了打击,充满了命运的戏弄,在各种矛盾的剧烈冲突中遭到不应有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失败、痛苦乃至死亡从而引起人们的悲痛、同情与共鸣。

但是这些悲剧并不是传统美学严格意义上的悲剧,悲剧的定义是崇高美和优美的被毁灭。鲁迅曾经说过:“悲剧,是把人类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此悲剧的前提是“美好事物”(崇高美或优美)的被毁灭。这里的崇高并不只在所谓正经人身上,而是任何人,无论是好人坏人,某时某地具有的正面素质。在我国古代文学里很少能看到草根式人物在善与恶的决断时因选择了善而产生的悲剧,只有到近代才出现了一些。悲的美在于它以奋战的形式体现了人类正面的、积极的不屈的意识形态,而这正是我们人类从古至今都在一以贯之地对待自然、对待未知命运的方式,我们认为它美,不如说我们以悲剧的形式在净化我们的心灵,以它的形式来重新寻回最初意义上的“人”的定位。

西方文学中的悲剧作品很多,只是由于时代的发展会有所变化,古希腊悲剧就与莎士比亚悲剧有所差异,古希腊悲剧中强调得更多的是悲剧人物的无法改变的命运,最经典也是人们最为熟悉的古希腊悲剧作品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通过描写人与命运之间的矛盾冲突,揭示出一个深刻的命题:命运是如此捉弄人,在压倒一切的命运的力量面前,人是那么渺小、无力,无法把握自己。

在这部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十全十美的悲剧”中,“命运”被描写成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像一个魔影,总在主人公行动之前设下陷阱,使其步入罪恶的深渊。在诗人索福克勒斯的眼里,命运的性质是邪恶的,不可顺从的,命运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命运的根源是神秘的、不可解释的。因该剧主要表现了人的意志和命运的矛盾冲突,所以也被称为“命运悲剧”。中心人物俄狄浦斯王是个英雄而不是个弱者,他在邪恶的命运面前总是努力抗争,而不是消极顺从,并且毫无犯罪动机,在竭力摆脱厄运之中不知不觉地犯了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无罪的。诗人通过主人公极力逃避犯罪,认真追查凶手和严厉地自我惩处,充分表现了他诚实、正直、善良、坚强的优秀品质和敢于直面严酷,勇于承担责任的刚毅精神,加强了作品人物的悲剧性。

这种人物与命运相抗争的主题在其他国家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也有看到,但其表现方式各有不同,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就有这方面主题的呈现,他的经典之作《天龙八部》中虽然人物众多、头绪纷繁、场面阔大、背景复杂,但是当我们超越这部小说的具体细节,从较远的地方观察它,并逐渐剔除枝叶,留下主干时,就会发现作品中三个主人公段誉、乔峰、虚竹身上都有俄狄浦斯的身影。他们都在与命运的不幸作抗争,但他们无法战胜命运,最后都和俄狄浦斯一样被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以玄妙不可解而又不可避免的方式操纵着,从而走向更深的不幸的深渊。如果我们再向后退一步,从整体上把握作品,则会感受到一种古希腊悲剧中所特有的恐怖与悲悯,金庸似乎和索福克勒斯一样在讲述一个由命运之神造成的古老而又遥远的不幸的故事。

在《俄狄浦斯王》中,索福克勒斯主要是通过俄狄浦斯一人的悲剧展示了人与命运的冲突和命运对人的捉弄;而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则塑造了三个主人公:段誉、乔峰、虚竹。这三位主人公都和俄狄浦斯一样在邪恶命运的摆布下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与不幸,他们各自具体的命运悲剧虽然不能等同于俄狄浦斯的神话,但是在他们身上都能找到俄狄浦斯的身影,而金庸正是通过这三位主人公的命运悲剧之共同揭示了与《俄狄浦斯王》同样的主题。因此,我们可以把《天龙八部》中的主人公段誉、乔峰、虚竹的命运悲剧分别看作是俄狄浦斯神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三个不同的变体,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古希腊悲剧对金庸小说人物塑造的影响。

《天龙八部》中的第一位主人公段誉是大理国的皇太子,与俄狄浦斯对“弑父娶母”的恐慌一样,他的江湖之行使他不断地陷入难以自拔的的恐惧,段誉先后接触的几位姑娘都被证实为同父异母的妹妹。当母亲临终揭开他的身世之谜:他的生身之父不是段正淳而是“四恶之首”段延庆时,的恐惧才消失了。但是,命运把段誉的不幸安排得天衣无缝,他还没有获得从旧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喘息机会,便又陷入了新的痛苦。段誉虽然没有像俄狄浦斯一样犯下逆伦的罪孽,可当他发现恶贯满盈之首段延庆正是自己的生身之父时,邪恶身世的负罪感使他陷入了同俄狄浦斯一样的悲苦和绝望的境地。

乔峰是《天龙八部》乃至金庸全部武侠小说中最完美、最有魅力的侠义英雄,也是中国文学作品中少有的悲剧英雄的类型。他与俄狄浦斯一样,从一出生就开始受到命运的摆布,在身处人生最辉煌之时遭受到命定的苦难与不幸。乔峰本是中原武林个个倾慕的英雄、丐帮上下人人拥戴的帮主,但是在杏子林中却突然被揭露他不是中原子民,而是与汉人有世仇的异族后代--契丹人。突如其来的现实灾变使乔峰难以置信,像俄狄浦斯查找杀害拉伊俄斯的元凶一样,乔峰开始了追索身世之谜的艰难历程。但是,他矢志追寻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纯粹失去自我的过程。种种事实证明了当年他家世的惨变和他无法改变的契丹血统,他由乔峰变成了萧峰,由丐帮帮主变成了丐帮及中原武林乃至整个大宋的敌人,而他的恩人、师长又都变成了当年误杀他父母的仇人。乔峰对真实的追求把自己逼向了毁灭的边缘,在痛苦与茫然中,他自愿放弃了丐帮帮主的地位,成了孤苦无依的流浪英雄。他的身世使他无法继续生存在汉人世界,他的教养又使他无法进入契丹人的生活,无尽的诬陷、侮辱、误会也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他的头上,天地之大,竟无容身之地。最后在宋辽两军阵前,乔峰以一己之勇协迫辽王百年之内不犯宋境,以保辽宋边土平安,之后悲壮地自尽身亡。乔峰和俄狄浦斯一样以自己的生命挽救了国家的灾难,当他在雁门关前把两截断剑插入自己的心口时,我们似乎也看到了俄狄浦斯用两枚金别针刺瞎双眼,走向喀泰戎山的身影。然而,乔峰也和俄狄浦斯一样是无辜的,他的契丹血统并不是他的罪过,而是父辈的罪孽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乔峰杀死了自己的爱人,俄狄浦斯却娶了自己的母亲;乔峰苦苦追寻的仇人是自己的父亲,俄狄浦斯却发现杀死自己父亲的正是他自己;乔峰如果放弃寻仇和阿朱到塞外牧羊不会有后来的悲剧,俄狄浦斯如果不是一心查明事实结果也不会那么凄惨。屈服于命运随波逐流的人是无法成为英雄的,想成为英雄,惟有抗争。作为一个英雄,他必须有自己坚守的原则和信念,不必和社会的价值观等同,不能屈服于命运,可以被命运击败但绝不能被命运击倒。英雄的价值体现在抗争而不是体现在胜利上面。

《天龙八部》中的第三位主人公虚竹从小在少林寺出家,自以为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神功,被迫当了逍遥派的掌门人,接着身不由己地连破少林戒律,进而成了灵鹫宫的主人,最后被逐出少林寺门。然而对于虚竹来说,神功、权势、富贵并不是他的追求,少林寺才是他安身立命之所。可当他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地想回归少林之时,他的身世之谜揭开了。他的生身之父就是从小与他近在咫尺的玄慈方丈,生母则是杀人魔王“无恶不作”叶二娘。玄慈方丈与叶二娘的结合犯了禅家之戒,而虚竹也就成了邪恶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杀,叶二娘随之而去,虚竹解开身世之谜之日,也是他与父母永别之时,他成了真正的孤儿。虚竹的悲哀在于他无法把握自己的人生自由和选择,就像俄狄浦斯一样在命运的捉弄下,变成了不能掌握自己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在孤立无助的人生长旅中,他就像一只被厄运挟迫的羔羊,控制不了自己的方向。

之前对段誉、乔峰、虚竹的悲剧命运的分析表明,这三个变体虽然具有自身独特的人物命运,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它们受俄狄浦斯神话影响所隐含的内在一致性,反映出了俄狄浦斯神话的基本文化形态。《俄狄浦斯王》是人与命运发生冲突,并困惑于命运的神话表现形式。而当我们把三个变体整合为一体时,金庸的小说就表现为一部现代人的神话,一部人生的悲剧寓言,它反映了现代人对命运的思考和面对命运的不可知的困惑,延续着千百年来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关心和求索。

在《俄狄浦斯王》中,命运表现为一种无法逃脱的神秘而可怕的力量。一些西方哲学家看来,这种神秘可怕的力量就是异化。当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成为人的时候,就开始与异化自身的力量作斗争,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社会斗争的历史。然而在斗争中,面对自然社会的强大,人类不断地遭受着无可逃循的痛苦、折磨乃至死亡,这些在人的头脑中会很自然地转化为命运观念。正如朱光潜在谈到古希腊悲剧时所说:“从整个古希腊悲剧看来,我们可以说它们反映了一种相当阴郁的人生观,生来孱弱的人类注定了要永远进行战斗,而战斗中的对手不仅有严酷的众神,而且有无情而变化莫测的命运,......既没有力量抗拒这种状态,也没智慧理解它,他们的头脑中无疑常常会思索恶的根源和正义的观念等,但是却很难相信自己能够反抗神的意志,或者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各种异化自身的力量面前, 人是那么渺小、软弱,在不可知的命运面前,人是那么无能为力,难以把握自己。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向人们展示出了一部现代人的神话,当他在作品中对现代人的命运进行思考时,面对异化自身的物质世界,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与索福克勒斯同样的悲观和困惑,而当他带着这种情绪寻找悲剧命运的根源时,便自然而然地接受潜意识里古希腊神话的影响,唤醒了沉睡于他思想深处的“俄狄浦斯”。

参考文献:

[1]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

[2]书写的神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3]希腊神话与传说.学苑出版社,2002年9月.

[4]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比较文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比较文学 对话性 对话思想

对话理论是巴赫金对全人类的一大贡献,在“哲学―美学”中,巴赫金提出了对话哲学的两个核心概念――“超视”与“外位性”,并阐明了“我”与“他者”的关系和主体建构理论。他认为任何一个个体都是唯一而不可替代的,并有着“他者”所没有的“超视”,这决定了任何一个个体都必须依赖“他者”而存在,但任何一个个体相对于“他者”都必须保持“外位性”,不能相互融合、成为一体,否则这个个体与“他者”之间的互补优势就会消失,从而丧失个体主体建构或者说主体发展的机会。

对话理论适合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可以作为指导它前进的一个理论基础。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其实质是不同文学之间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话,是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精神产品的和谐相处。笔者认为比较文学充分体现了自由、平等的对话精神,不论是其跨民族、跨文化的文学研究,还是其跨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都具有显著的对话性,失去对话性,比较文学就几乎失去了其发展的可能,也就失去了其内在的意义,因此比较文学离不开对话的思想,我们研究比较文学时需要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思想。

亨利・雷马克(Henry Remak)曾说过:“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角度看,这里的“一国文学”和“别国文学”之间是互为“他者”的关系,都具有各自的“超视”。每一学科或者说比较文学所研究的每一个对象,它们的存在,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特定的、唯一而不可取代的。一个研究对象总有着其他研究对象所无法取代的视角,总有着其他研究对象所了解不到、掌握不到的东西――“超视”。没有“超视”,就没有了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之间对话形成的条件,这就意味着其研究对象之间的互补优势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比较文学存在理由的消失。以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为例,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和英国相比,在这五千多年里,人们的经历不同,环境不同,所受的思想教育也不同,特别是中国人民长期所信奉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这些造就了中国文学在内容、形式、主题、思想的诸多方面的特定的,独一无二的东西。而英国,这个曾经是世界上顶尖的“日不落帝国”也是如此,英国文学在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也有其不可取代的特性。正是由于它们所具有的各自的独特性,它们才彼此都拥有对方所没有的视野,必须相互依存。“超视”使它们之间的对话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所以比较文学的研究必须采用对话的方式来进行,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跳出原来各种文学理念封闭、保守的怪圈。

巴赫金认为,任何个体要建构自我,就必须树立一个“他者”,离开“他者”,自我的主体就无法建构,存在便成了虚无。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如此,一国文学总是有着他国文学所没有的观察世界的视角,任何国家的文学想建构自我、发展自我就必须把他国文学看成是一个平等的他者,离开了这个“他者”,哪一方都不可能看到另一方的“超视”来建构自我,从而使自我主体有所发展、有所进步,所以说每一国的文学、每一民族的文学,都不能脱离他国和其他民族的文学而独立存在。除此之外,比较文学所研究的其他领域也是一样,要进行自我建构,就必须有自我之外的“他者”存在。这是因为比较文学所研究的领域,像文学与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宗教之间的关系,等等,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特点和内容,它们的具体视野是不相吻合的,必须进行对话来相互学习。但这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的所有研究对象或领域最终要相互替代或重合,从而融为一体,因为每一个研究对象相对于其他研究对象要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外位性”,没有了“外位性”,也就失去了“超视”,比较文学的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哪一个学科领域都没有对他国文学或其它学科领域进行同化或控制的权利。因而在研究比较文学时,每一个研究对象都应该树立一个“他者”,承认他国文学和其他学科的外位性和主体性,采取对话的方式,以平等的、互助的原则和他国文学、其他学科进行平等的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建构“自我”。

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时,必须赋予它开放性、平等性。不论是哪个作家,哪部作品,还是哪个文学流派;不论是艺术、哲学、历史、宗教,还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比较文学中,它们都是主体,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主―客”关系。没有哪个作家优于哪个作家,哪个流派优于哪个流派,它们都处于平等的关系中。人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是要弄清不同文学之间的相同与不同,而不在于文化掠夺和压制。可见,我们需要把比较文学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而这种“主―主”关系正是比较文学的各研究对象之间进行对话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对话是带有创造性的对话,没有创造性的对话是独白。比较文学作为一种对话性的学科,需要通过对话来不断地创新。这里所谈的创新,不仅是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其所研究对象之间通过对话而进行的创新。对话不仅为比较文学和它所研究的领域注入了生命的血液,更为它们建构了生命支撑的骨架,提供了创新的机会。因此,比较文学学者们要有对话意识和创新意识,积极、主动地为比较文学的各个研究对象创造对话的土壤和环境,这就要求学者们“在交往中抱着一种倾听他人、准备改变自己的开放心态以及不放弃与他人的差异和外位性的自信心态”。

要进行对话,就必须遵循对话的原则。“巴赫金所提示的本真的对话不包含权力私欲的杂念,而只寻求‘平等’、‘对等’、‘共存’,从而保留整体的杂多和众声喧嚣,它不以征服和消灭他者为目的”,“对话的态度表现于对话的主体与自我也把他者当作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的集合中寻求‘共在’的生存。这种对话的态度在主体看待问题的前提上不是把主体自己看成是自足的,而是把主体当作一种‘匮乏’来看,并且每一个主体也均是一种匮乏,这样他们就得相互扶持,在相互之间寻求补充”。因此,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时,应当持以完全平等的对话态度并遵循互惠性的原则。

目前是一个以横向开拓为特点的文化转型时期,不论研究什么,都把眼光投向整个世界,注意世界各民族文学、各学科领域之间的彼此联系和互相影响。通过与别国文学和其他学科的对话,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提高对外国文学和其他学科的认识与了解,并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为我们服务。各民族文学、各学科领域的对话交流,以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已成为任何一个民族文学或学科领域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要持以对话的思想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作为我们思想的指导,使比较文学和它所研究的对象在新的世纪里通过与“他者”的平等对话得到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罗贻荣.走向对话[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孙景尧,葛杜录.比较文学发展问题对话[J].淮阴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3]乐黛云.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野[J].百科前沿.

比较文学范文第4篇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它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它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但该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1790~1870)。1827年他在讲授中世纪和18世纪法国文学课时,曾几次使用“比较文学”和“比较分析”等术语,两年以后他将题名为《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讲稿出版。1865年后,“比较文学”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然而,较之于国际问话视野下成立的民族文学、国别文学、总体文学与世界文学这四个学科概念,也较之于在本土民族文化视野下成立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这三个学科概念,比较文学的确是一个在字面上易于引起误读而产生争议的学科概念。(杨乃桥,2005:56)从汉语层面上对于比较文学的“比较”通常会产生两种误读。一种误读是把“比较文学”一词看作是偏正短语;“比较”是形容词,“文学”是名词。这样“比较文学”从字面上误读为“比较的文学”;另一种误读是把“比较文学”看成是动宾短语;“比较”被释义为动词作谓语,“文学”则是名词作宾语。这时“比较文学”就被误读为“对文学的比较”。

以上两种误读都会使我们把比较文学误读为文学比较。这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规范性发展和研究都有着极大负面影响。例如:把表面上看来具有相似性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等进行类比,就是我们常说的把两张皮生硬的贴在一起进行简单的肤浅的比附。那么什么是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的发展史来看,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学派给了它不同定义。主要有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法国是比较文学的创生地,法国学派在哲学上崇尚唯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偏重从文学史的角度给比较文学下定义。较早给出比较文学定义的学者是梵•第根。他在其《文学比较论》中为比较文学作了描述性的定义。他认为比较文学基于来源不同事实的采纳,在方法上要求比较文学必须是在文献学与考据学的实证主义基础上展开,拒斥没有事实联系的纯粹的美学评价,比较文学研究是跨两种以上语言,研究文学现象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影响研究。而美国学派推崇的则是平行研究,1962年美国学界出版了第一部比较文学论文集《比较文学的方法和观点》,该论文集载有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教授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公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雷马克在这篇文章中阐明了美国学派的观点,对比较文学给出了自己的定义:比较文学是超出一特定国家界限的文学研究,也是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这些知识和信仰领域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理事、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简而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杨乃桥,2005:70)如果说法国学派及影响研究注重考察各种文学现象的实证关系,那么美国学派及平行研究强调的则是没有明确的渊源关系的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研究。(杨乃桥,2005:181)随着比较文学的发展,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都已归属于比较文学下的两种研究方法。

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从翻译的发展史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为分水岭,在此之前翻译研究主要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译本本身进行研究。注重“语义结构,内容选择和组织的方式”,“详细分析修辞手法,权衡和比较修辞价值”,强调意义的构成特征和语言结构,力图制定对等转换的规则。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不仅仅只局限于对译本本身的文本内研究,同时还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即组织或提议翻译某部作品的个人或群体)、翻译文本的操作者(译者)和接受者(此处的接受者不光指的是译文的读者,还有整个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等。这无疑是翻译研究的一大深化和进展,大大拓展了我们翻译研究的视野。正如当代西方学者谢莉•西蒙所指出的:“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属于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

不是去问那个一直困扰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Howshouldwetranslate,whatisacorrecttranslation?)———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Whatdotranslationsdo,howdotheycirculateintheworldande-licitresponse?)……这种转向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并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尽在其中。”翻译研究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诸如共同的规则、读者的期待、时代的语码,探讨翻译与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运用新的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述,等等,这是当前西方翻译研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个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入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翻译说到底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今天所提出的翻译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纯技术形式的翻译,而是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从一种文化转化为另外一种文化,它是通过语言作为媒介而实现的。任何跨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研究都是一种翻译。这样看来,翻译实际上也变成了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特别是文学作品。#p#分页标题#e#

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

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的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崛起使得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不可分,那么翻译无疑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工具,因此随着文学全球化的进程,翻译的研究也应该摆脱狭窄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束缚,将其置于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对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翻译问题进行研究。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形式上的转换和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因此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涉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和比较研究。和翻译研究一样,比较文学也是在文学全球化的背景下催生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对以语言-地域为界定标准的“民族文学”概念构成了挑战,而比较文学则被放置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多元文化语境下。至此,比较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其跨民族、跨文化的概念首次对各自为阵的、“孤立主义”的民族文学提出了异议。(杨乃桥,2005:2)由此可见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都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应运而生的、也同样被放置到一个更加开放的多元文化语境下来研究。因此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渊源早在诞生之日起就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再来看看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即研究对象,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是介于两种民族文学与国别文学之间的学理关系,或介于文学与其它相关学科之间的学理关系。(杨乃桥,2005:80)而这里指的关系涵盖三种不同的类型:材料事实关系、美学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材料事实关系研究是指对两种国别文学之间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与接受的研究,而这种关系必须建基于文献学和考据学之上的材料事实来证明,这就是起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美学价值关系是美国学派在平行研究的方法论上所倡导的。即把历史上没有材料事实关系的两种国别文学或两种民族文学视为人类审美文化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的价值结构中去追寻两者之间的共同美学价值关系;学科交叉关系是指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宗教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科学,有着在系统上和结构上不可切断的学理关系。这种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学理亲缘关系也是比较文学所研究的客体。显然前两种在研究时都会不可避免涉及到跨国别、跨民族,而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在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时翻译作为媒介就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大多数情况下比较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有时我们会发现比较文学研究中翻译不仅仅是扮演着媒介的角色,因为有些国别文学之间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与接受的研究是直接由翻译行为引起的。

例如:“五四”时期为了唤醒国内民众,大兴洋务,梁启超等人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小说,他们当时翻译小说过程中就根据当时他们的政治诉求作了大量的删改。因此这些翻译小说带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而他们在中国产生的影响也是通过这种为了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翻译来实现的。实际上由于不同语言的语法、句法、表达习惯、词汇都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只要是翻译,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都会存在一定的改写,都无法百分之百的忠实于原文。于是在研究国别文学之间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与接受时就必须对其翻译进行研究。综上所述,由于翻译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不仅作为媒介存在,而且比较文学在研究国别文学之间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与接受时也必须对其翻译进行研究,因此大多数学者便将翻译研究归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内。事实上这样的观点是片面的。这只能说明比较文学研究与翻译研究的领域有交叉的地方。苏珊•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曾在她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Literature)一书中这样说道“当比较文学为它能否成为一门学科存在而争论时,翻译研究已经大胆的声明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翻译研究工作的影响力和张力已经得到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和支持。”(笔者译,见原文:Ascomparativeliteraturecon-tinuestoargueaboutwhetheritcanbeconsideredadisciplineorno,ttranslationstudiesstatesboldlythatitisadiscipline,andthestrengthandenergyoftheworkinthefieldworld-wideseemtoconfirmandassertion.Su-sanBassnet,t1993:160)既然翻译研究早于比较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而后产生的比较文学研究又怎么能将翻译研究囊括其中呢?谢天振老师在他的《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一书中就把翻译研究归属到比较文学研究名下。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翻译研究与传统的翻译研究不一样,它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者对翻译所展开的研究与相当一部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却不尽相同……比较文学研究的翻译研究其实是一种文学研究,它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其评论优劣,它把翻译现象中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

因此,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就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显得较为超脱。(谢天振,1994:160)传统翻译研究者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和指导翻译实践,而比较文学学者则把翻译看作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对象,他把任何一个翻译行为的结果(即译作)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在乎这个结果翻译质量的高低优劣),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他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因此,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相对比较超脱,视野更为开阔,更富审美成分。(谢天振,1994:163)很显然,谢天振老师把翻译研究看成是只局限于语言层面的研究,但是当今的翻译研究远不止语言层面的研究。众所周知,自从1980年代的文化转向开始,翻译研究已经跳出语言层面的研究,而是将翻译放置到跨文化、跨民族的多维语境中对与文学相关的诸多问题进行研究。第二段中提到的“把任何一个翻译行为的结果(即译作)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在乎这个结果翻译质量的高低优劣)”,正是翻译研究吸纳了文学理论中的解构主义后形成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中的观点,他消解了原文的中心地位,认为每一个译本的地位都跟原作享有同等的地位,不能简单的用是否忠实于原文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译本的高低优劣。由此可见,谢天振老师所指的“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特点,是现代翻译研究本身所研究和考察的问题。因此也就不能将翻译研究归属到比较文学研究的名下。但由于翻译行为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跨文化、跨民族、跨国家的文学交流与影响问题,尤其是文学翻译,而这正属于比较文学所考察和研究的范畴。于是翻译理所应当的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谢天振老师也曾在他的书中提到:比较文学学者之重视翻译研究,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比较文学自诞生之日以来,其孜孜以求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文学关系。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要发生关系———接受并产生影响,就必须打破相互之间的语言壁垒,其中翻译就毫无疑问起着首屈一指的作用,翻译也因此成为比较文学学者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p#分页标题#e#

比较文学范文第5篇

当回顾最近几十年来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现状时,我们不难发现,当代比较文学一个相当主要的发展趋势是:中外比较文学家的研究重心,或者说他们的研究兴趣,正在从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移。这一点从最近两届的国际比较文学年会的主题中即可窥见一斑。譬如,1991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的主题就是比较文化色彩颇为浓厚的“欲望与幻想”,年会的各个讨论专题更是充满了文化与人类学的意味,诸如“美的幻想”,“历史的幻象”,“叙述的力量”,“他者的幻象”,等等,之后,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的主题也是如此:“多元文化与多语种社会中的文学”。具体的专题讨论也无不与文化研究有密切的关联,如“文学与属性(ldentity)”,“文学体裁、语言与文化”,“文学与其他文化表现形式”,“比较文学的方法、范式与文化的多样化”,等。1997年即将在荷兰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的主题显然也是继承了这一发展脉络,且在文化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它的主题是“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而它的研究导向则明确指向“文学与目前和过去世界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诸如殖民、反殖民的进程,新兴国家,民族国家的诞生和发展,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历史性接触,联邦政体的创建和发展,欧洲部分国家的解体以及其它一些国家的联合)以及文学和性别的文化研究关系”。它的七个副主题分别是:民族的形成,讨论作为文化诸因素的载体的文学及其机构,因为它们对民族性和身份的形成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考察现时代及过去的文学如何从各个层面(从最个人的到最公共的)使相关者对前殖民时代、殖民与反殖民时期的体验保持鲜活的记忆;人类的良知,探讨文学如何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待人类历史上的反常事件;性别记忆,探讨文学在性别区分过程中的角色,甚至还可“扩展到民族、种族、宗教、及其他集体身份内部的角色”;作为文化记忆载体的文类,“试图为现有的文类所不能充分回答的社会及文化问题提供答案,或提出一套解决方案”;“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研究的方法”和“作为文化记忆的翻译”两个副主题,则分别探讨文学在不同时期或文化史中被使用(或被滥用)的方式及翻译对社会的贡献,等等。①国际比较文学界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发展的趋势由此赫然可见。对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这种发展趋势,中国比较文学界也立即意识到并作出了反应。1994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在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写的一篇“代序”中就明确指出,“当前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和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当前比较文学的另一特点是越来越趋向于一种多元文化的总体研究;围绕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在不同文化体系中进行相互比照和阐释。’,②在此之前,还在1990年第三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乐黛云教授在她的主题发言中也已经明确标举。以特色和独创主动进入世界文化对话”,提出要寻找一种能够沟通第三世界和发达世界使两者达到相互理解、双方都能接受的“话语”,寻找能够进行真正对话的“中介”。③之后,中国比较文学界连续举行了几个与文化研究有密切关系的研讨会。首先是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和欧洲跨文化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个会议感兴趣的间题是:一干差万别的人类文化有没有普遍认同的东西呢?可不可能有共同的是非标准呢?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不同的文化是逐渐趋同还是愈加差异呢?在众声喧哗的多元文化中是否仍然会体现出某种规律,某种“理性一元性”呢?人类有没有可能超越自身的文化与文明,达到另一更高的境界,成为许多国家正在议论的“新人类”?等等。接着,北京大学又于1994年1月举行了“‘平行研究’与‘话语建构”,讨论会,会议围绕着如何建构中西比较诗学对话话语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明确认为,寻找异质文化之间的话语中介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如何在“世纪末”这个多元复杂的文化语境中进一步向更高的层面发展和拓进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引人注目的还有1995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汇集了中、美、加、法、德、意、俄、日等25个国家地区的120多位著名学者,其中不乏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大学者,中国国家教委主任亲临会场表示祝贺,收到的论文“既有中西文化对话的案例,也有好莱坞所代表的美国强势文化与法国电影文化的论战;既有欧洲政治经济联合以后将留下的民族文化难题,也有美国、加拿大、南非诸国内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间的文化矛盾;既有东方国家如中日之间由于文化差异而招致的种种文化误读,也有由于思想、宗教和社会发展程度落差而形成的交流和沟通困难;既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留下的所谓‘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之类的文化后遗症,也有阶级、种族和性别造成的文化错位,等等”。这种特别隆重的规模,顶尖层次的级别和明确渗入文化研究领域的议题,进一步表明,中国比较文学界也已经加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界从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发展的潮流之中。不无象征意味的是,在此之前著名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也已经悄悄地更名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还成立了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后现代研究会等分支研究团体。比较文学,无论是国际的还是中国的,正在趋向比较文化。

二、文学本体的失落

一般而言,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转向毫无疑问是比较文学研究向深层次发展的表现。正如乐黛云教授指出的,“比较文学通过文学文本研究文化对话和文化误读现象,研究时代,社会,及诸种文化因素在接受异质文化中对文学文本所起的过滤作用,以及一种文学文本在他种文化中所发生的变形。这种研究既丰富了客体文化,拓宽了客体文化的影响范围,也有益于主体文化的更新。”④但是,从当前国内外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来看,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向也引出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即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本体的失落。对此,我们不妨对近几十年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作一些简略的分析。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是理论研究。从70年代起,理论已经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尤其是西方比较文学界)占据了极其主要的地位。各种主义竞相登场,什么后现代主又,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热衷理论,在理论上标新立异,成为当代西方比较文学界的一大景观。对西方人文学科来说,理论热的兴起自有它的合理性。西方世界的多元文化背景,它所面临的那些跨越国界、跨越民族、跨越传统的文化现象和所涉及的问题,诸如第一世界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关系,世界文化中的边缘文化向中心文化转移的现象,等等,都已超越了传统的影响研究或平行研究,必须借助各种新的理论。同时,由于理论与比较文学的挂钩,冲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框架,也为西方人文学科展开了一个极为广阔的学术天地。但是,西方理论研究的一个弊病是,它过分热衷于自身的“话语”,过分关心一种理论与另一种理论的“对话”,而忽视文学文本的独立价值。用美国学者墨里•克里格的话说,自60年代起,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由法国传入,理论渐渐自成一体,独立于文学研究。目前“理论的年代”取代了批评的年代,产生了许多问题。首先,当今时髦的批评方法是作品的意义取决于理论,而理论本身又取决于政治意识形态一一这各种“决定论”使文学研究失去了以往的客观性。更可悲的是,由于理论“系统性地入侵”文学系,促进了跨学科研究的迅速发展,因此,从根本上威胁了文学本身的主导地位。⑤这一点我们从后现代主义理论上可以看到一些反映,后现代主义“所醉心的是语言文字的操作游戏,全然不顾作品有无意义,或者干脆就是反意义、反解释、甚至反形式、反美学的”。这种倾向与当前整个西方学术界二战以来的五大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众所周知,二战以来,西方的学术界有五个主要的发展趋势,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拒绝承认对文学从美学角度的研究具有真正意义(除非把它看作文学社会学的因素),而对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生浓厚的兴趣。更有甚者,那种把创作家视作文学机构的组织中心、或认为文学研究的主要关心应是文学作品作为文学史的组成单位和文献予以解释的观点,开始遭到越来越普遍的拒绝。⑥但是,这种倾向毕竟偏离了文学的本体,却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倾向也反映在文学经典的研究上。按理,对文学经典的研究应该非常重视文学本体才是。当年,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曾指出,文学作品有永恒的内在价值,其地位的变化是外在的、次要的。然而,在当代西方,这种观点却被认为有很大的局限性了。目前围绕“经典”的争论正是与此观点有关。西方研究者们指出,文学价值确立的过程就是经典形成的过程,其中充满了对其它文本的排斥和压制。这可以国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为例:有社会主义背景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对中国的左翼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评价甚高,但是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由于其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则抬出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较深的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经典”。这种脱离了文学文本的经典研究,在文化研究层面上,自有其独特的价值,但在文学史的层面上,其偏颇性和局限性则也是很明显的。形象学研究是当代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又一个研究热点。这种盛行于法、德等欧洲国家的跨学科研究,本是一种文学内的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是体现在文学作品和文艺研究中涉及不同民族的“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揭示形象亦即形象结构的产生、发展和影响,指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象的相对性以及形象判断(所谓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的“性格”和“本质”等)的不科学性。但是近年来形象学的研究更多地开始从文化人类学理论、神话原型理论、心理学理论、乌托邦理论、他者理论、社会学理论、政治史等各种理论的立场出发,研究人们对异国的叙述和异国形象的创造,“研究一种存在于一切文化、一切文学中的基本思想”。⑦前几年曾来北京大学讲学的美国耶鲁大学史景迁(JonathanSpence)教授对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的研究就是一例。史景迁教授从理论学术著作和虚构文学两方面探索了中国形象的西方的历史演变,从16世纪西班牙人门多萨应罗马教皇要求撰写的《大史》和法国作家拉伯雷、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等人笔下的中国形象起,一直探究到本世纪诸多西方作家,包括美国的庞德、法国的马尔罗、德国的卡夫卡、布莱希特,以及英国的卡内蒂、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等等一大批作家、诗人笔下对中国形象的描述,然而其最终关注的还是西方文化对中国形象的利用,关注的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联系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可见,形象学的研究也明显地向文化研究过渡,并成为比较文学向文化研究转型的征兆之一。这一现象在翻译研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翻译研究的领域迅速扩大,且顺利地扩大到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以色列学者伊凡•佐哈尔(ltamarEvan一Zohar)提出并由他的同事托利(GideonToury)发展了的多元文化理论(PolysystemsTheory)把人们的视线吸引到翻译在文化变动时期的作用。它感兴趣的是观察当一个文化处于统治地位自信十足时,翻译处于怎样的地位(受到忽视),反之,当某一文化处于弱势时,翻译又是处于何种地位(受到高度的重视)。多元文化理论虽然也致力于探索对翻译文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合适的框架,同时也努力揭示文学翻译的模式,但它无意对文学翻译作任何价值判断或作任何“指导”,而把翻译的结果视作一种既成事实作为其研究的对象,着重于探寻决定和影响翻译文本的各种因素。他们提出要重视对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化环境给翻译造成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翻译的结果、而不是翻译的过程上。正是由于当今翻译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大,几乎涵盖一切跨文化的研究,于是传统上认为的翻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的观点受到质疑,前不久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特明确提出,“现在是到了重新审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的时候了。”也正是有鉴于比较文学“淹没”在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中,这位学者才进一步说,“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妇女研究、后殖民理论研究、文化研究诸领域中的跨文化研究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把翻译研究视作一门主导性的学科,而把比较文学视作它的有价值的分支。,,@这里,比较文学与翻译何主何从,也许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本体的失落,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当今比较文学研究的面貌,并将危及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中外比较文学界的一些人士对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转化表示了疑惑和忧虑吧。

三、作为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

美国比较文学家勃洛克曾经说过,比较文学“主要是一种前景,一种观点,一种坚定的从国际角度从事文学研究的设想”。但是,随着近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向比较文化转化,这一“坚定的”“文学研究的设想”正在发生动摇,比较文学研究似乎正在演变成比较历史研究,比较哲学研究,比较语言学研究,比较社会学研究……法国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针对这种情况(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这种情况显然早已有之)写道:“如果每进行一项有价值的研究,都得发表上20个由一些无能的意大利作者或俄国作者写的关于在巴塔哥尼亚或拉布拉德旅行的平庸的报道,这对于人们理解文学作品难道会有丝毫裨益吗?旅行笔记,甚至是写得最糟的旅行笔记都会引起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它们也引起我们当中那些关心思想运动的人们的兴趣。但是,我认为这种研究(我自己在这上面也花了多年心血)就其严格的意义上说,不是比较文学。至于说到一些法国人如何由于阅读了南北战争以来出版的戏剧文学作品和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自己杜撰出免不了错误的关于美国的观念,或者,同样是这些法国人,通过阅读洛蒂的小说而获得了日本或土耳其的夸张了的形象,这些难道是文学问题吗?同样地,这些主要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或政治家关心的事情。,,⑨苏珊•巴斯奈特也指出:“70年代后期西方一批青年学子崛起,他们转向了文学理论,女性研究,符号学,电影,传媒研究,文化研究,并把此作为最根本的选择,而放弃了比较文学,把它看作人类史前时代的恐龙。’,⑩我们国家最近也有学者撰文对比较文学在向比较文化发展过程中漫无边际地拓展比较文学的“疆界”造成比较文学学科界限的进一步模糊表示忧虑,他们提出:“随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种种新理论流派的问世,‘文学’本身的定义也在无限地拓展,这样,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比较文学也就自然进入了比较文化漫无边际的领域,从最近两三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论文题目看,许多学者感到,今天好象没有什么题目不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这样,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规定性就要丧失了……,巾对这种情况,更有人坦言:“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问题……由于近年来注重文化研究而显得突出了,在几次国际会议期间都有人戏言比较文学成为‘玄学’事,所以比较文学一一理论性一一文化性一一文学性似乎也值得加以探讨一下了。记得芳贺彻教授提过这个问题,但国际上和我们国内都未予以重视。忽视文学本身的无限制地‘拓宽’和‘玄’化,泛理论和泛文化,是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歧路和自我消亡的危机呢?’柳当然,也有人对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向的这种变化持全盘肯定的态度,他们觉得:“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只能有两种结论,一是视为喧宾夺主,误入歧途,违背文学研究的规律和宗旨,赶不必要的时髦;另一结论则可视为抓住了当代人文研究的关键和主流。由于世纪末的文学研究正面临重大调整,适应科际整合的大趋势,文学研究的概念、范围和意义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倾向于后一种结论。”⑩其实,关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化”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地非此即彼。现在的问题恐怕是,我们该怎样看待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关系?我们该怎样看待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化或比较文化在比较文学中的位置?艾金伯勒说:“在比较文学中我从未忘记有‘比较’,而人们往往忘记其中有‘文学’。’,⑩把艾金伯勒这句多年前说过的话征之于最近几次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中的论文,诸如“东西文化互根互构互补互彰阴阳循环互进论”、“多语问题与文化身份”,“美国的课堂与多元文化主义”、“教意大利廷臣西班牙语一一看两种文化的冲撞”,等等,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学者不说是“忘记”了比较文学中的“文学”的话,至少也是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文学”。我们这样说当然不是反对比较文学学者从事文化领域的研究。

比较文学范文第6篇

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作为一门新型的边缘学科,诞生不过百年左右,但它已在世界文坛站稳了脚跟,并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树和批评方式,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帮助人们从更开阔的视野总结文学的普遍规律,概括丰富的文学现象,从而在更宏阔的背景下认识文学。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说,了解比较文学的有关知识,也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文学教育。

我先说说什么是比较文学。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些比较文学家认为比较文学这个词本身就是当初未起好的名称,容易造成误解。韦勒克认为,“比较是所有的批评和科学都使用的方法,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充分地叙述文学研究的特殊过程”。同时,由于各国对“比较文学”一词在表达和翻译上的差异,使其所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区别。如“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在法语中是过去分词(compare),它暗指的是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各国文学关系;在英国,comparative是作为literature的修饰语,是形容词;而在中国,“汉语中的‘比较’二字更容易让人想到比较的动作,同时,汉语中比较文学一词字面上也没有文学研究的含义”。尽管各国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由于语言本身的契约性,“比较文学”这一概念已在世界各国约定俗成,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一简略说法。在本书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一词被理解为方法的代名词,它包括考证、演绎、统计、对比等多种方法;“文学”在这里也是广义的,它不仅仅指作品,也包括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批评等,即具有文学的综合性研究之意。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困难还不仅仅在于它的名称,更主要的在于它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性。由于比较文学对象和方法的开放性,使任何对它的概括都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勃洛爽克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指出:“我认为任何给比较文学下精确细致的定义,把它上升为一种准科学体系或者把比较文学家同其他学者分开的企图都是不妥当的。”但是要从事理论研究,概念的界定又是不可缺少的,每一研究都需要构造自己的基点,需要人为的划界,这就构成了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悖论。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比较文学”词条中界定:

比较文学是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是历史地比较研究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学科。这是一种描述性的且兼收并蓄的定义,主要说明了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及研究范围。这一定义虽在中国被普遍接受,但仍存在着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必须承认,任何定义都是一种片面,确定事物的某种性质必然以忽略该事物其他方面的性质为代价。随着人们对比较文学认识的深化,更多的比较文学定义将会继续出现。

接下来,我谈一下学习比较文学的意义和作用。

比较文学是一门最具国际性的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的国际标准分类”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学历层次、研究内容作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在我国,比较文学已被国家教育部列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成为文学系学生的必修课。比较文学在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谈学习比较文学的必要性。

1.有助于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治学方法的改进

比较文学是以一种跨越国界的视野研究文学现象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的,它的基本精神是将全世界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把各国文学置于一个整体结构中加以认识和比较,从两种或多种文化体系上观察文学现象,发现文学之间以及文学与其他人类活动领域之间的种种关系,从中揭示和把握文学的规律和联系。杜甫诗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比较文学犹如为我们提供了一副望远镜,它使我们能够看得更远,思考得更多。在思维方式上,比较文学提倡多元思维,或曰立体思维,即从线性转向发散,注重文学的多方面联系。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阿尔都塞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历史现象或事件从来就不只有一个原因,而是有众多原因,要全面描述某一历史时期,就必须看到历史现象的错综复杂性。文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综观各国文学史,其发展就不仅仅是纵向的历史继承,也有横向的多因素的渗透以及文学与社会其他各层面的百动。

这种整体化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必然带来研究方法上的改进。传统的文学研究立足于国别文学,将对象限定在一个特定范围之内。人们习惯于用切割的方式,先以国别为界将各国文学分割开来,再以历史分期为线将国别文学加以划分,以致最后人们的注意力仅仅停留在某一时期某一作家甚至某一部作品上,这是一种原子论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有助于对对象的深入开掘,但由于分工过细,使文学之间缺乏贯通。比较文学将采用一种联系的和比较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考察文学现象。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王元化打破了传统的以古证古、单纯作背景、源流、注释的研究方法,有意识地把中国古代文论同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对照着研究,由此使他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是采用这种联系和比较的方式,在讨论一个问题时,常常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以期说明那“无心契合”而“会心不远”的共同文心。

2.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

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他者”的立场和眼光,这对于研究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都是很有用的。比较文学将以世界文学为背景,以他种文学为参照,重新认识和评价本国文学。

中国文学要在世界文坛寻找自己的位置,要了解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学的地方,都需要借助比较文学的视野。通过对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异同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艺术价值有一个参照性的判断,从而有效地避免盲目排外和盲目崇洋的倾向。例如,只有把《离骚》、《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还有李白、杜甫的诗歌等作品与世界文学中的一流作品加以比较,才能向世界显示出它们的美学价值。同样,在将中国文学与相似的外国作品作比较之时,也可以看出外国作品的价值和特性,如《红楼梦》与《追忆逝水年华》的比较研究,使得我们对《追忆逝水年华》的艺术成就有了更深切的把握。而在中西叙事作品的映照中,人们对中西的叙事艺术特征及得失也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作者勃兰兑斯曾对这种比较研究作了形象的描述:“这样的比较研究有两重好处,一是把外国文学摆在我们跟前,便于我们吸收,一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摆到一定距离,使我们对它获得更符合实际的认识。”此外,为了更好地了解一部作品的意义和贡献,还可以考察一下作品在国外的流传情况,如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就是一个范例。通过这些研究,将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把握文学的价值,多方面地观照自身的文学和文化,同时对作家作品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3.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中外文学史和文学理论

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民族文化、文学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学产生影响。从比较文学的眼光看,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各国文学交流、吸收和改造的历史。比较文学介入文学史,研究的重点是文学史上的外来渗透和对外影响。首先需要考察外来文化、文学对本国文学的影响。就中国文学史而言,我们可以研究魏晋时期印度的佛教、音韵学、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唐以来西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等,以丰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郑振铎曾说:“因为受了印度文学的影响,我们乃于单纯的诗歌和散文之外,产生出许多伟大的新文体,像变文,像诸宫调等等出来。在思想方面,在题材方面,我们也受到不少从印度来的恩惠。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印的结婚,如果佛教文学不输入中国,我们的中世纪文学可能是完全不相同的一种发展情况。”另一方面,若放眼中国文学对外国的影响,也会看到中国文学的辉煌。这种新的文学史将既包含本文化系统的纵向发展,也包含对他种文化系统横向吸取和改造而形成的新质。

就理论建构而言,文学的共同规律也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内完成,必须在各种文化体系的对话中寻求。只有将不同民族的文学现象加以综合考虑,才能面对和解决文学上的一些共同问题。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杨周翰先生认为:

我想比较文学能起到的作用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史起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学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中发展,往往要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因此,要说清楚本国文学的发展,不可能不涉及外国文学。同时,为了说明本国文学的特点,也需要同外国文学对比,这种对比不一定是明比,而是意识到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不同之处。第二,比较文学的目的还在于通过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一些普通的文学理论问题。这两个目的都是一国文学的内部比较所无法达到的。

4.有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

比较文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历程诞生的,是在文学和文化交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人文学科中,比较文学处于文化沟通的前列,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促进各国文学和文化的联系和交流,在世界各国文学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

当今是一个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时代,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与批评,都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往往一旦问世,就借助各种媒介广泛传播。就我国而言,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有效地吸收外来文化和文学的问题。毋庸讳言,我国20世纪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都深受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影响。如何在中西文学和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建构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是人们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而要有效地研究和建设20世纪中国的文学与理论,就必须借助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更好地厘清我国当论的构成。可以说,在今天,试图封闭地“自足”地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已经不可能了。

而我国的文学研究在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同时,也有责任把中国的文学与理论推向世界,参与世界文坛的对话,使其他国家的人们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了解。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应该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共享;我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应成为世界正在寻求的文学理论综合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切都必须借助比较文学的话语。而在这方面,我国做得远远不够。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而这有限的了解中又有大部分是虚假的或扭曲的“幻景”。有些作品在西方获得声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仿佛在证明西方人对东方人想象的合理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如何既防止或避免文化帝国主义(或日一体化)之单极文化的发生,又遏止文化观念上盲目自守、拒绝对话、否认先进与落后、缺乏自我更新等狭隘文化部落主义的生成,是摆在比较文学面前的一个严峻的课题。

比较文学并不追求某种终极意义,而是通过联系与比较,寻求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和谐共处。一方面,使各国人民了解和熟悉他国文学与文化,分享他国文学与文化的成果,消除陌生感,减少敌意;另一方面,借助“他者”的眼光,重新认识和评价自身文学与文化的特色,使之更加充实和丰富,这就是比较文学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就是比较文学的目的。比较文学学者弗朗索瓦・于连说,穿越中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我们也可以说,穿越西方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比较学者的素养问题。

比较文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难度较大的学科。从事比较文学需要广阔、扎实、合理的知识结构,需要缜密的思辨力、敏锐的感受力,尤其是对文学美的领悟力。法国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在《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一文中表达了对“理想的比较学者”的殷切希望:“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除了受到一个历史学学者应受的训练外,我也希望他受到一个社会学学者应受的训练,我甚至不去阻止他接触总体文化。此外,他应该具备他所选择的那个时期有关造型艺术和音乐的较完备的知识,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以便能在这方面产生他自己的见解!”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处于最理想状态的比较学者会是这种人:具有极为广泛的爱好,通晓几种将在2000年前后用来写作的最重要的语言,并且具有对文学的美的深切体会”。总之,“我希望我们的比较学者尽可能博学多闻;我甚至希望他具有百科全书编纂者那样的雄心,狄德罗那样的雄心”。比较学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训练,其中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比较学者应该掌握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比较文学并不是将两部作品随意拿来比较一通就大功告成的,它有自己的原则和方法。必须认真地学习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了解比较文学的历史和性质,掌握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只有建立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才能从事科学的比较文学研究。

第二,比较学者应尽可能地熟悉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是文学关系,没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是难以胜任的。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特殊性还在于比较学者不仅要了解本国文学,还要了解外国文学,仅熟悉一方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研究的,即便贸然行事,也不可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努力并深入学习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文学,是对比较学者的又一基本要求。

第三,比较学者应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各国文学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要进行可靠的比较研究,必须对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有一定的认识,否则就会失之片面或空泛。如研究中西古典爱情小说时,我们发现,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与西方的骑士传奇中女子的择偶标准很不相同,中国深闺里的小姐希冀的是满腹经纶的才子,而西方的小姐或贵夫人则渴望勇武之士,由此折射出两个民族源远流长的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历代实行文官治政,以科举取士;而西方靠功业封地,崇尚武功。封建社会女子婚嫁图的是终生有靠,中西方男人在社会上的不同地位和实力构成了中西女子择偶的区别。这一解释已经深入到不同民族的文化根源。由此可见,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需要掌握比较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并进行认真的思考。

第四,比较学者应努力掌握多种语言。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除自己的母语外,至少应掌握一门外语。人类各种语言之间,有其可译的一面,也有其不可译的一面。语言往往植根于文化传统之中,语言中的文化沉淀是造成其不可译性的根源。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比较两个对象的特质,比较学者最好掌握第一手资料,仅靠翻译是难解其中味的。这种情况在中西诗歌研究中尤为突出,中国有些很隽永的古典诗词一译成外文,就几乎完全失去了原诗所蕴涵的韵味。

第五,比较学者应了解其他艺术形式、其他意识形态乃至整个文化领域的知识。这是人们对比较文学寄予的厚望。钱钟书曾倡导“打通”法,这种“打通”不仅表现在文学范围内地域、时代、文类诸界限的打破,而且推向整个文化领域,体现为各个学科门类的汇通。这种突破学科界限研究文学的视野对比较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比较文学范文第7篇

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理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美国学者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一文中提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①。日后,学术界将雷马克将所言的“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具化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以及“文学与宗教”等。比较文学的“跨学科”一词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1975年,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巴利塞里在一次比较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提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该受制于学科界限,可以从“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角度,加强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②。这是比较文学领域首次出现“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一词。中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吁求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杨周翰在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按照比较文学的一般定义,它包括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国别、不同民族或不同语言的文学的比较研究;它还包括文学和其他学科、其他艺术或其他表现领域之关系的研究”③。他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在前一个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而在“跨学科”领域所做的研究不多,有很多的不足。为此,他发出呼吁:“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①。

历史上,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又被称为“科际整合研究”,即把人类社会童年时期处于同一个母体的、日后被细化的社会分工所割裂开来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学科重新整合起来,以文学为中心,从文学的入手,在文化的背景下,在比较的视野中,对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进行研究。比较文学“跨学科”理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构建,得益于20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和文学观念的更新,得益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视野的拓宽和思维方式的嬗变。这种情形下,研究方法日趋多元化,语言的、国别的、传统的、人为的界限早已打破。传统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但“难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①,而且已不能满足宏观视野下综合研究的需要。而超越时空观念,超越学科界限和超越文学自身的综合性研究,既可为当代比较文学研究开辟新的、广阔的研究领域,也是比较文学研究顺应时展所做出的必然抉择。其实,在提出“跨学科”理念的同时,雷马克就谈到了“科际整合”或曰综合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我们必须综合,除非我们宁愿让文学研究永远支离破碎。只要我们有雄心加入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我们就必须随时把文学研究中得出的见解和成果集中起来,把有意义的结论贡献给别的学科,贡献给全民族和全世界”②。因为比较文学“是把人类创造活动本质上有关而表面上分开的各个领域连结起来的桥梁。”如果想发挥这座桥梁的作用,就要在研究领域上做文章,即“不仅把几种文学互相联系起来,而且把文学与人类知识与活动的其他领域联系起来”③。跨学科研究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边缘性、渗透性和交叉性特征。它的出现,扩大了比较文学的外延,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空间,使文学研究走出了自我封闭的藩篱,使部分的、彼此孤立的文学现象连成了一个整体。与此同时,跨学科研究又将文学置于同其他学科相关联的时空领域中,不但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畴,开辟出一条文学与其他学科沟通与对话的渠道,还使我们有机会站在文学以外,站在其他学科的视角上观察文学,研究文学,鉴赏文学,从而对文学有新的认识和新的发现。如今,“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三大基本途径已为比较文学界所认可和接受。

二、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现状

中国比较文学的文献中最早出现“跨学科”研究的信息是20世纪80年代。1982年,张隆溪选编的《比较文学译文集》选入了美国学者里恩•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牛顿•P•斯托尔克奈特的《文学与思想史》和玛丽•盖塞的《文学与艺术》;1985年,干永昌、廖鸿钧、倪瑞琴编选的《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也选入了艾德尔的《文学与心理学》;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选编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除了将上述三位美国学者的文章选入外,还选入了中国学者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钱仲联的《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1987年,杨周翰、乐黛云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除了继续收录乐黛云和钱仲联的同名成果外,还收录了傅鸿杰的《奥尼尔与尼采》、程代熙的《朱光潜与尼采》、朱维之的《禅与诗人的宗教》等;1989年,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除了王宁的长篇《导论》外,还收录了很多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乐黛云的《文学与其他学科》及《文学与其他艺术》、许明的《文学与哲学》、王锦园的《进化论与文学》、徐志啸的《文学与宗教》、伍晓明的《文学与音乐》、王长俊的《文学与绘画》、王宁的《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孙津的《中西文论的哲学背景》等。中国比较文学的教材中最早出现“跨学科”研究的内容也在20世纪80年代。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以“非本科范围研究”为题介简要提及了“社会学与文学”、“神话、民俗学与文学”、“哲学与文学”、“宗教与文学”、“思想史与文学”、“语言与文学”以及“其他艺术与文学的关系”等跨学科内容。1988年,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在“科际整合”一章中介绍了“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及“文学与艺术”跨学科内容。1988年,乐黛云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在“跨学科研究”一章中,介绍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等跨学科内容。

同年,陈惇、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在“跨学科研究”一章中,介绍了“文学和艺术”、“文学和宗教”、“文学和心理学”以及“文学和哲学”等跨学科内容。90年代及至21世纪,“跨学科研究”不但成为比较文学教材必不可少的内容,外延还拉伸到“文学和经济学”、“文学和历史学”、“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系统论”、“文学与信息论”、“文学与控制论”等领域。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著作多出现于20世纪尾声和21世纪初叶。如陈洪的《文学与宗教》、龚每律、谭桂林的《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冯川的《文学与心理学》、叶舒宪的《文学与人类学》、彭兆荣的《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麻承照的《文学与民俗》、许建昆、陈又凌的《文学与电影的对话》、阮庆岳的《文学与建筑相问》、王宁的《文学与精神分析学》等。此外,一些非文学工作者也在自身学术视野内探索文学与其专业的关系,如罗小平的《音乐与文学》、蒋容理的《音乐与文学的对话》、罗立刚的《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唐德刚的《史学与文学》、周群的《宗教与文学》等。另外,还有学者将“跨学科研究”引入具体的学术领域中,如郑杰文的《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陈致文的《跨学科视野下的诗经研究》等。与著作类成果相比,中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在论文类成果上呈辐射式和多元化态势。除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及“文学与宗教”外,在“文学与计算机”、“文学与网络”、“文学与动漫”、“文学与医学”及“文学与农业”等方面均有数量不等的成果出现,展现出一种较为可观的局面。纵观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历程,有如下问题值得关注:(1)全方位、多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格局已经形成。其内涵和外延不但突破了雷马克当初制定的界限,而且随新兴学科发展的脚步不断延伸,使比较文学的“边缘性”、“交叉性”和“渗透性”功能得到充分施展。(2)文学界主宰研究的局面被打破。很多非文学领域的学者纷纷从自身的学术追求出发,深入探讨所在学科与文学的关系,如“绘画与文学”、“建筑与文学”、“医学与文学”等,有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已呈赶超文学之势。(3)整体理论性探索不够,实践阐释不足。很多研究流于表层,流于文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泛泛叙述。系统的、有理论探索的、有实践个案的、有学术含量的成果所占比重不是很大。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比,“跨学科研究”尚未形成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研究成果也无法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提并论。

三、“跨学科研究”在比较文学教学中的角色转换

在比较文学基础教学中,“跨学科研究”至今还是一个配角。尽管作为三大研究途径之一,“跨学科研究”拥有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等的地位,但落实到教学环节中,“跨学科研究”则往往成为可有可无的边缘性角色。这一点,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以来出版的教材中就可见一斑。最早的“跨学科”内容,是以“附”的方式出现在教材的角落中,篇幅也很小。随后的“跨学科”内容,或以“科际整合”,或以“跨学科研究”为题,正式出现在教材的章节中,范畴和篇幅也有所扩充。日后及今的比较文学教材,基本上延续了这一格局,即大多把“跨学科研究”作为一个章节的内容加以介绍,范畴相对稳定。然而,一旦进入到具体的教学,对“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关注度,就远远大于“跨学科研究”。在有限的教学时数内,留给“跨学科研究”的寥寥无几,其“附属”的配角地位至今没有大的改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首先是前面所述的理论建构的不足。自雷马克提出这一理念起,“跨学科研究”始终没有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没有产生“影响研究”的“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以及“平行研究”的“主题学”、“题材学”、“文学类”、“比较诗学”以及由此变异而生的“形象学”和“译介学”等理论范畴。缺少了理论根基,就缺少了底气,教学上自然会产生无话可讲的感觉。其次是知识结构的陌生。由于“跨学科研究”的外延超出了文学本身,使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们对所“跨越”到的学科领域或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在文学与这些学科之关系面前不知所措,更不知如何下手。这种知识结构上的陌生感就导致人们或被迫放弃,或敬而远之,至今尚无成型的理论体系,在课堂上沦为配角就不足为怪。而理论建构的不足和知识结构的陌生,势必导致“跨学科研究”在个案研究上的缺憾。缺少了实践个案的支撑,教学上就缺乏应有的说服力,可讲可不讲,可有可无就在所难免了。

然而,我们偏偏生活在一个科际整合和学科渗透的时代。社会的发展,教育的发展,需要多学科交叉影响与整合下培养出来的复合型人才,社会对综合型人才的需求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这种态势下,单一的学科领域,单一的知识结构,单一的研究视野,显然无法满足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吁求,纯文学范畴内的研究势必面临超文学和“跨学科”研究的冲击,“跨学科”就这样成为比较文学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学科交叉、文理渗透的趋势下,中国高校的学科组成在近10年中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除传统的文科院校外,汉语言文学专业也走进了理工农医经管法和艺术类院校,不但已培养出别具一格的本科人才,而且已培养出多批别具一格的研究生人才;不但建立起了二级学科的硕士学位点,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建设也大获丰收。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院校格局和学科格局,也强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教学体系和课程体系,比较文学就是被强烈冲击的主要对象。在众多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非文科院校中,其不同的强势学科所形成的不同的氛围和校园文化,既决定着该学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也决定着该学校其他学科和专业的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就业指向。有的院校有理科偏强的历史传统,有的院校在历史上以工科起步;有的院校在金融、法学类历史久远,有的原本就是艺术类院校。虽然从更改后的校名中无法看出其强势学科的因素,但其内在的强势所形成的校园主导倾向还在左右着其他学科和专业学生的学习走向以及专业素质的形成。在这类学校学习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与传统的文科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相比,除了专业名称、学科名称和课程名称上差别不大的外,其内涵已无可比性。考生有的来自文科,有的来自理科。有的自愿报名,有的调剂而来。他们中间,真正打算从事文学事业的凤毛麟角,而其所选择的第二专业往往是法学、金融学、广告学等热门专业,就业是他们的首选,文学只是他们帮助就业,提高人文修养的辅助手段。换言之,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单一的文学知识,而是多学科互相交叉下的综合知识。

比较文学范文第8篇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缺乏切实可行的教学目的,“尽管从比较文学学科设立之初,众多学者都坚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称该学科为显学,为该学科能成为大学中文本科专业的必修课而欢欣鼓舞,但实际上一直以来比较文学在普通本科院校都面临着一个怎么教和教成什么样的难题”,“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到目前,不仅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而且也不像中国古代文学史等其他中文学科那样有着明确具体的教学目的”[2]。比较文学的教学目的虽然并不是明确具体,但是基本的倾向是培养学生文学比较意识。树立比较意识不是一种泛泛的空谈,不是步别人的后尘,而是让学生培养一种创新思维,学好理论的同时,运用自己的思想去思考当前的一些问题,比较文学的教学不应该仅拘泥于一种教学模式,而是应该结合地区实际灵活掌握自己的教学思路,民族地区的比较文学教学则恰好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加入民族文学、民族文化的内容,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实现了比较文学的特色教学。没有具体可行的教学目的不一定是坏事情,如果一切都整齐划一,则限制了教学思路,使得比较文学教学成为一门枯燥的理论课程。

二、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是少数民族地区比较文学特色教学的亮点,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一直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习俗,而且目前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人并不是很多,在目前学术偏向某些社会热点问题或前沿领域的情况下,这些拥有辉煌灿烂文化的民族更应该站出来宣传自己,这一点就更应该体现在自身的教学中。比较文学的讲授中跨民族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一般的教材中都简短的略过了,我们地处蒙汉交际的地区,蒙汉两民族的交流融合的事实给我们提供很多研究和讲授的材料。

(一)影响研究

蒙古族和汉族存在许多的影响交流的事实,从古代就有匈奴、契丹、蒙古等少数民族与汉族互相学习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胡服骑射”的故事,赵武灵王赵雍大胆地向匈奴学习,实行军事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赵国实力增强,成为战国后期唯一与秦国抗衡的国家。“胡服骑射”虽然是一场军服改革,但影响却是多方面的,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打击了“先王之道不可变”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树立,减弱了华夏民族鄙视胡人的心理,增强了胡人对华夏民族的归依心理,缩短了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同时北方民族粗野豪放的性格对汉人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历史走进现代,生态主义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殊不知蒙古族的思想里从远古就有一种对自然的保护意识,从20世纪70、80年代到内蒙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张承志、羌戎等这些在内蒙生活了多年的知青,蒙古族的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甚至成为他们日后创作的中心题材,张承志的《黑骏马》、羌戎的《狼图腾》等作品中都展现了他们对草原深深的爱,对蒙古人们的善良、古朴品质的讴歌,对原始游牧生活的向往。从形象学角度讲,汉族作品中的蒙古族形象,以及蒙古族作品中的汉族形象,都可以纳入到比较文学的教学中。唐朝时期汉胡之间就有广泛交流,如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君不见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高适《营州歌》:“虏酒千钟不醉人,胡人十岁能骑马”,以及眼里“一代天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等等都可以看出汉人对胡人的印象。《黄金家族的守望》这部蒙古族小说集中出现了众多的女性形象,有纯洁善良、任劳任怨、勇于追求幸福的蒙古族姑娘,有宽厚仁慈、热情好客、一心一意抚养汉族姑娘的老额吉,这些蒙古族作品中的形象完全可以拿来与汉族作家作品中汉族女性形象作对比,挖掘的内容将是非常多的。在比较诗学方面,蒙古族文学理论与汉民族文学理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既可以研究蒙古族的腾格里崇拜与汉族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之间的区别,也可将其纳入到比较诗学的教学案例中。

(二)平行研究

从平行研究角度在进行史诗对比研究时候,完全可以把蒙古族的史诗《江格尔》与其他少数民族及西方史诗的对比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尝试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教学需要对学生进行蒙古族文学文化的讲授,在民族地区的本科教学中如蒙古语言文学专业会接触到蒙古族语言、文学、文化的学习,如果比较文学教学中加入蒙汉比较的内容,学生接受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而且这种教学思路会很好地促进蒙汉比较研究及蒙古族文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体系比较研究的开展,从而开拓学生的视野,对于大四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也大有裨益,还可以拓展教师的研究视域,提升教学素质。相对于全国的重点高校而言,民族地区的汉语言教学科研一直处于一种弱势的状态,如果实现这种特色教学,民族地区的比较文学教学将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亮点,而且这方面蒙汉两专业还可以合作,以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

三、教学方法

比较文学范文第9篇

由于翻译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流的必由之路,以对具有跨越特征的文学关系的研究为己任的比较文学自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翻译研究。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翻译研究已发展成为比较文学(译介学)的一个自成体系的、不可或缺的分支。然而,随着中外翻译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翻译研究究竟应该自成一派还是被视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这一问题,仍然有很大的争议。译介学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范畴,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一门学科。从宽泛意义上来讲,译介学专门研究跨文化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以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研究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在转换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文化信息失落与变形,研究“创造性叛逆”等问题。在中国,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很多人对比较文学的认识还不清楚,对于把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联系在一起也表示不可理解。很多人至今尚未弄清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有何关系,或者说不明白译介学与传统的翻译研究有何区别,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译介学和翻译研究这两门学科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二、何为译介学

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研究(谢天振,1999:1)。其意思是指,对文学翻译、翻译文学及其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研究,是一种跨文化研究。也可以说,译介学是对那种专注于语言转换层面的传统翻译研究的颠覆。严格而言,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和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而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神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999:1)。由此可见,比较文学中的译介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语言、文字与文学性相结合的部分,主要指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以及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研究,也是把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交流实践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由于原语和译语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各自社会的文化载体,译介学从文化角度入手对翻译研究进行审视。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译介学也因此越来越受到比较文学研究学者的重视,成为比较文学中的热门分支学科之一。

三、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与译介学

古今中外,传统的翻译研究都普遍认为翻译的实质就是语言间的转换,是语言运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是把一种文字材料换成另一种文字材料的过程。由此可见,传统翻译研究视任何翻译行为的实质为不同语言之间的意义对等转换,视对原文语言的对等转换为传统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文化理论家伊塔玛•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theory),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出现“文化转向”,改变了人们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传统观念,研究视点从“以原文为中心”转向“以译本为中心”,研究内容从“如何译”转向“为何译”、“为何如此译”等方面上来,注重异语文化对翻译的操纵。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勒弗菲尔、巴斯奈特等比较文学学者为翻译研究引入了比较文学的视角和方法。并且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人们也认识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而每种语言都无可避免地带有某一民族文化的积淀印证,而作为对另种语言的理解和阐释的活动——翻译以及在此活动中产生的误译,也即对另一种语言的误解与误释,就必然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现象。(谢天振,1999:196)因此就要求翻译者要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

根据译介学理论,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的、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外国文学作品为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与我们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翻译史上,在译介文学作品方面一个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当属晚清时期的林纾,他不懂外语但却成为闻名中外的翻译大家。再如:傅东华先生翻译的《飘》出版于1940年,吸引了几代读者,在翻译圈内占据近半个世纪的地位,直到1989年才有另一个新译本问世。谢天振先生认为,尽管现在新译本很多(至少5个),但是新译本是否真能超出旧译本仍有待时间的检验(1999:148)。该译本之所以如此富有生命力,除了傅先生优美的文笔,地道的译文以外——小说中的中国化倾向十分明显,如美国南方的人物与地点都统统“穿上中国服装”,从而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如南方庄园主的口里可以说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中国先哲的名句格言,而且出现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十足的“牌楼、大地主、营丁”等词语。因此译语读者面对大量的中国化的信息,恐怕会觉得在读一本中国的近代故事,而不觉得在读一本关于美国内战时期的小说。翻译永远是对原作艺术现实的反映,译者只有尽可能接近原作所反映的艺术现实,并在译作中创造性地加以“再现”,才能使译作成为一件堪与原作媲美的艺术品。当然,若译者只精通原作语言而不了解原作所描写的生活,不熟悉作品中的人物,不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或者缺少对原作内涵的感悟力就不可能胜任文学翻译工作,则不可能呈现给读者一部与原作具有大致相同价值的译作。

因而就要求译者必须对原作进行重新创作,凭自己的创作天赋来再现其艺术魅力。并且,从译介学的研究角度看,文学翻译毫无疑问是再创作,是译者在翻译的范围内进行的。这种再创作的结果就是把外国文学作品变成本国文学作品,同时还要保留其在原民族文学中的地位。一部译作,如果不能作为艺术品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那它就不会融入并成为译入语国家的文学作品。同样,如果不能保留其原民族作品的地位,它也就不能被称为译作。可以说,文学翻译不仅延长了原作的艺术生命,又赋予它第二个生命。因而,译介学研究的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是把翻译研究置于一个更大更广阔的民族和文化的背景之下,审视和阐发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是如何交流的。它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不去研究翻译的标准和不同的翻译方法,而是把翻译中涉及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强调翻译作品中的形象、情感、印象以及其艺术效果是否与原文有等同性和相同的感染力,翻译作品其影响与效果是否与原作品有一致性还是另有独创性,抑或是没有达到原作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

四、结语

比较文学范文第10篇

严绍璗先生在研究日本文学的变异现象时指出:“文学的‘变异’,指的是一种文学所具备的吸收外来文化,并使之溶解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的能力。文学的‘变异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溶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因而,“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基于本土经验的对本土文学的创新及发展。在此过程中,本土文学的民族性并未因“变异”而消失,而是得以延续及充实,“‘排异’中实现自身的‘变异’”。其实早在严绍璗先生研究日本文学的变异现象之前,台湾学者提出的“阐发”法中蕴含的文论话语异质性问题已经为变异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依据。因为异质文论话语“在相互遭遇时,会产生相互激荡的态势,并相互对话,形成互识、互证、互补的多元视角下的杂语共生态,并进一步催生出新的文论话语”。此种新的文论话语从本土的文化及文学背景出发,也许是对西方文论话语加以“修正”或“调整”的结果,比如五四期间的浪漫主义者在对西方浪漫主义的调整中,更注重继承浪漫主义的情感维度;或是渗入了本土的文化因素,在对外来“模子”的选择中而实现的文论的“他国化”变异,但此种变异并非一味的追随或排外,而是依据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现实情况,有效地吸收并改造外来文论,从而使其成为中国文论话语的一部分,否则就会导致文论的“失语症”。

相比于“阐发”法中由于文论话语的异质性而产生的变异,翻译中的“变异”则显得更为“隐性”。王晓路在《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三章“迁移的变异”中,阐述了英语世界经由语言的中介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不同理解与阐释,指出了语言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对这一更为“隐性”的变异进行系统阐述及研究的谢天振称其为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在1997年出版的《比较文学》第三章“译介学”中,谢天振对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了专门阐述,肯定了“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价值,认为在此过程中“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变形等现象表现得特别集中,也特别鲜明”,并指出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不仅有译者,还有读者与接受环境。依笔者之见,“创造性叛逆”究其本质,实则为跨语际翻译中的文本在语言、文化及接受层面上的变异性,是在忠实基础上对原文本的客观“叛离”。例如在跨语际翻译中,当意义与形式两者不可兼而得之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时,译作势必会受制于目的语的规范而不可避免地在语言层面上产生变异。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认为翻译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的观点也许言过其实,但将翻译视为部分无法完成的任务却有一定的现实性。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总结的五种在佛经翻译中原文在译文中“面目全非”的情况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萨姆瓦曾指出:“我们所见到的另一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对该文化的主观的看法。”同理,我们所接触甚至熟知的很多西方文论,亦是经过语言的翻译及文化的过滤后,在很大程度上经过本造后的“变异”的文论。

二、国内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创立发展期

不管其是“显性”抑或“隐性”,对文学及文论中的“变异”研究基本上是在现象或规律层面上进行,而未曾从理论及学科角度对其进行一番梳理总结。源于对影响研究中的形象学及媒介学中的变异问题的思考,例如形象学中的社会集体想象物生成过程中的主观性与不确定性,由此产生与异国真实形象一定的相异性,笔者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变异学”的首次命名出现于《比较文学学》一书中的第三章“文学变异学”,并将其分成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主题学、文类学、文化过滤及文学误读,但在理论层面上未对“变异学”的命名展开过探讨。有学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领域的视角出发,思考“能否根据赛义德的‘理论旅行’来支持‘变异学’的命名?或者‘理论旅行’的现象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命名为‘变异学’的重要根据?”。根据“理论旅行”,情境的变换会引起理论的变异。一种理论“进入新环境的路绝非畅通无阻,而是必然会牵涉到与始发点情况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的过程”。理论如此,文学文论自然也不例外。“变异学”自提出之日起就得到了多方的关注及探讨。对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调查统计,在其主题中输入“变异学”,笔者共搜到已70多篇,其中硕士论文9篇,但这并不包括其他涉及和探讨“变异学”但未在主题或标题中体现的论文及著作,对变异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变异学”理论建构方面。著作《比较文学学》、TheVariationTheoryofComparativeLiterature(即将出版)及《“理论旅行”与“变异学”———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立场或视角的考察》(2006)、《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2008)等14篇已发表的论文对变异学提出的历史背景、理论架构及成立的理据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分析。变异学提出之前的比较文学研究注重探讨不同文明下文学之间的“同”,并且此种“同”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就是此种求“同”倾向的产物。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弗朗索瓦·于连的《迂回与进入》就是对此种求“同”倾向的批判回应。虽然其对不同文明间异质性的关注与探讨具有积极意义,但其方式却具有单向、静态的指向性特征,其最终的目标是通过“他者”来反观自身。而变异学在对求“同”的回应上则更进了一步。它不仅关注比较文学中的异质性问题,更试图在此基础上达到不同文明下文学间的互补性,最终实现世界文学的总体性。变异学动态的特征使其超越了民族性,具有普适性。因此,变异学范式为处理异质性提供了一种变化的、动态的新模式。在其理论架构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跨越性”特征与“变异学”的提出》(2006)在阐述了比较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得出文学跨越性为比较文学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指出文学变异学为学科理论研究的新范畴,并界定了文学变异学的定义及研究领域,对在2005年《比较文学学》中提出的“变异学”研究范围作了一定的调整,认为:“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变异,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它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进行研究,即语言层面变异学、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文学文本变异学及文化变异学”,为此后变异学领域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及范围。《跨文明差异性观念与比较文学变异学建构》(2009)对“变异学”中的异质性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曹顺庆教授将差异性拉向共时的文学文本审美和历时的文化功能的变异性上,在文明异质性基础上重新将比较文学历史化和美学化,始终把文学性和文化性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不可偏废的两极,并把哲学层面上的异质性拉回到对于文学研究可以具体操作的文学变异性中”,并总结了比较文学实践上五个学科分支,即诗学变异性、审美变异性、文本变异性、语言变异性和文化变异性。

再者,“变异学”理论建构的其中一个学术特征便是始终与跨文明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合法性”交织在一起。对此,《跨文明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一文指出变异学是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明的交流与碰撞的结果。变异学中的形象变异与文学文论的他国化研究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突破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任何一种理论在不同的语境中都会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形态和内涵,应当重视根据中国经验对西方理论所作的阐释,重视这种阐释与原理论的冲突,重视从中国经验与自身理论出发对引进理论进行自觉的理性抵抗与反动”。其次,“变异学”理论阐述方面。《跨文明“异质性研究”———21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2006)、《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影响变异学研究》(2009)、《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探析》(2009)、《从变异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异国形象研究》(2014)等22篇文章对变异学的理论特征及学理基础进行了详细深入的阐述,主要探讨了变异学视角下的可比性基础,变异学对翻译研究、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的启示性作用。《文学变异学视野下的语言变异研究》(2007),探讨了语言层面的变异学,指出了其所指的语言变异现象区别于因为译者能力不足而造成的错译滥译,并对跨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从“变异学”视角来审视翻译中的变异现象对重新思考传统翻译中的原文与译文的关系给予了全新启发,即从语言层面的关注转换深入到关注语言变异现象背后的动因,同时也有助于“比较文学反思和重新定位学科的目标,有助于发掘文学新质的生成机制以及探讨文学发展的动力问题”。此外,“可比性”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不可通约性”与“和而不同”———论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基础》(2008)则从变异学角度探讨了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基础,即将变异学的学理基础异质性视为学科的另一可比性基础,从而突破了之前比较文学研究中以求“同”为可比性基础的局限,为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解除了以求“同”为目的的研究困境。“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基础异质性的提出正是中西两种关注普世性差异思想影响下的必然,是解决整个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困境与学科建构问题的理论革命。”[再者,变异学的提出能很好地解决形象学中的变异问题,辨清形象学的学科定位。“法国学派的理论缺失在于不能反映文学流传中信息的失落、增添与误读,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接受者、不同文明的影响下的文学阅读的差异。尽管法国学者对此也已有所察觉,但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仍将这个比较文学学科归为实证性影响研究之列。”理论的阐述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理论框架,有助于指导人们将其运用于具体的实例之中。再次,“变异学”理论运用方面。此类文章如《品钦在中国的译介研究》等主要运用变异学理论来进行个案的分析与研究,集中在作品的译介与接受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作品旅行到“他者”过程中产生的变异及其缘由。任何翻译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都会受到不同意识形态、话语言说方式及译者主体性的影响。翻译中出现的“形象变形”及“创造性叛逆”都是两种文化“异质性”的间接折射。

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该站在变异学的视角,透过翻译现象来追溯并探究现象背后的实质,挖掘并正视其中的“异质性”,而不是用单一静态的翻译标准进行评判,从而达到良好的翻译文学生态。《从比较文学变异学视角看郭沫若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2009)以《西风颂》和《鲁拜集》的译作为例,分析了译作在音韵、形式、意象上的变异,来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并以此达到形象地再现原作中诗情画意的翻译目的。《一个有争议的实证性文学关系案例分析———芭蕉与中国文学》(2009)将基于事实的实证性与变异学研究相结合,在正视文学间影响的同时,探析文学流传中的非实证层面———变异现象,即外来文学对作家的影响不全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作家在自身理解的基础上同化于其创作之中,从而创造出独具艺术价值的作品。此文章兼顾案例的实证性与非实证性层面研究,较全面地分析了芭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体现了变异学对影响研究中实证性所忽视的“文学性”探索的补充,以平等、客观的目光看待两国文学间的交流与关系。因而,文章得出结论:“之所以关于芭蕉与中国文学的实证性影响关系存在争议,缘于芭蕉的俳句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松尾芭蕉和他的俳句从本质上说终究是日本的,中国文化被承接后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异。”

三、国内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反思与前瞻

首先,目前的大多数研究多从历时角度展开,而很少兼顾共时的视角。多在纵向梳理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的背景中来阐释比较文学变异学,即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进而转到中国学派提出的变异学研究。这样也许会让动态多维的比较文学学科研究范式趋向于静态平面。今后的研究重心可适度转向现今比较文学学科的横向发展层面,即中国学者在面对跨文明视角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困境而提出变异学时,之前的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在现今的学科发展中(尤其是如今比较文学在一些“边缘”国家的兴盛)是否受其影响而经历了一定的变化或修正。历史语境中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在现实语境中发生了哪些变化。相比于这些变化,变异学研究范式的优势与独特价值体现在何处,这些都是以后值得思考的问题。任何理论都是对特定历史社会语境的回应。历史语境的变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其产生影响,使其有别于原先的面貌,促使其原先的研究范式的调整。这样或许能更好地解释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范式的独特性与普适性。

其次,今后的变异学研究应更注重宏观视野的把握,其一就是注重变异学与之前研究方法的融合。目前多数文章在阐述比较文学变异学时,多提及在跨文明视野下,变异学相对于影响研究中对有事实联系的“同”的求证及平行研究中对无事实联系的“同”的探索的优势,多从变异学的视角来考察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例如《从变异学审视平行研究的理论缺陷》(2009),从文学变异学的角度对平行研究的缺陷进行了考察,总结了它在西方中心与东方主义、普适真理与异质文明以及X+Y的困境三个方面的不足。这无可厚非。但有时我们也可以变换视角,从后两者来审视变异学,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从而更加充实变异学的研究范式。同时,在理论运用方面,多单从变异学的视角来分析具体作品中的变异现象,而很少融合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的方法。在这方面,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作者在书中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变异研究等综合运用,对所选主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与阐释,是一次非常不错的尝试。其实早在变异学提出之前,有学者在对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考察中就倡导两者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结合,认为“两派实可互补,如能在有文学影响的诸国文学里,以影响作为基础,探讨其吸收情形及类同与相异,岂非更为稳固,更为完备?”因而,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变异研究的融合何可不为?再者,注重变异学研究的现实向度。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跨学科打通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壁垒,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现实性与社会性。这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很大的关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动荡的社会及文化巨变引起了一场‘危机感’,要求所有学术学科必须解决处理由社会和政治所引起的问题,以此来重组学科自身,从而保持学术研究的社会相关性”。鉴于此,韦勒克在其《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倡导扩大比较的范围,将诸如民俗学及文学与其他艺术之间关系的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方向。这也许能部分解释比较文学在经历了只注重“事实关系”实证研究的危机后,在美国又异地崛起。正如有学者而言,“文学及文化分析中比较方法的举足轻重是因为人文学科的社会相关性”。这在如今互联网及新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更是如此。如何体现变异学研究的社会相关性有很大的思考及阐述空间。

再次,对变异学理论中的某些问题还应进行更为翔实的阐释与探索。首先是变异学中应阐清的几个问题,比如变异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及在哪里发生变异?变异的度及规律性是什么?等等。对如上问题的分析能进一步理清变异学的概念及本质。例如关于变异的“度”的问题的探索,即“变”到何种程度才成为变异学中的“异”。《打开东西方文化对话之门———论“间距”与“变异学”》一文对变异性研究的范围进行了阐述,即“变异学虽然重新为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奠定了合法性,肯定了差异也具有可比性,但变异学强调的是异质性的可比性,是要在同源性或者类同性的文学现象之间找出异质性和变异性”,这或许能为今后对于变异的“度”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启发。这一问题就犹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一样,若不对其范围及本质进行一定的界定,就可能导致其意义的无限延散,从而在此过程消解其自身。这就如同比较文学中的跨学科研究一样,若文学与任何其他学科的比较都可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的话,那么就可能导致比较文学的泛学科危机。变异学中的规律性及“度”亦是如此。最后,关于变异学术语翻译的规范性与统一性。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促进了学科术语的不断生成与发展,尤其近来比较文学在东方的兴起更是如此。因而比较文学学科术语译介的系统化在引进或输出学科理论思想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术语翻译的规范化将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与不同思想的融合。“

术语是某一特定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术语的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水平往往代表一门学科的发展水平。”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研究范式的新尝试,其关键术语翻译对变异学理论在跨语际语境中的接受与发展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术语的翻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统一与规范。例如据笔者对已发表的变异学相关论文英文摘要中关于“变异学”一词的英译,就出现了以下九种不同的译文:“variation”(《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2006)、“mutation”(《变异的本土化———民间故事跨民族传播研究》)(2006)、“variationology”(《从变异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2006)、“variationology”(《变异学视域下的新时期初现代主义论争研究》)(2012)、“VariationTheory”(《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和文学变异学———佛克马教授访谈录》)(2008)、“TheoryofVariation”(《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学术背景与理论构想》)(2008)、“theVariation”(《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2008)、“VariationStudy”(《跨文明差异性观念与比较文学变异学建构》)(2009)及“VariationTheory”(《变异学———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2010)。“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注意到了文学术语的介入问题,他认为新思想的输入就必然要有新术语的输入。”反之亦然。因此,对术语翻译的梳理及明晰就显得尤为重要。历史表明,每一次学科危机的产生及范式的调整都出乎意料地促进了学科的发展。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出现将使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实现新的创新与突破。但如上文所述,目前国内对于变异学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些空白地带,需要今后进一步深入阐述,使其更加完善,从而更好地指导比较文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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