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人生范文

哲学与人生篇1

在拜读《哲学与人生》之前，我还真没有深究过哲学的深刻意义。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原来只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保持好奇的天性，探询一切事物的真相。

傅先生在自序中就说，"哲学脱离人生是空洞的，人生脱离哲学是盲目的。"看此书与其说是学点哲学知识，不如说是通过它来审视自己的人生。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精髓提炼了出来，并贯之以自己的思想，给我们上了一堂又一堂生动、精深的课；在这里，我们不但会看到历史哲学大师的思想，而且会感悟到许多以前从未想过的东西。相信看过此书的人肯定能看透人生许多事情，看淡人生许多哲学课。在这里，我们得到的不仅是哲学的全部精华，更重要的是生命的本质和名利和挫折。

"人类的典范，应该是那些让你我这般平凡的，有着许多烦恼的人都能效法的。他们让我们懂得：烦恼不值得担心，因为能磨练出智慧；死亡不值得害怕，害怕的是不知为何而死。"这很值得我们深思，现在人们多把拥有大量金钱和物质的人当作自己的偶像，以至于许多人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其实拥有越多并不见得就越快乐，傅先生在介绍存在主义时说，"一个人有的越多越不是他自己。因为拥有越多，越没有时间做自己。"在介绍道家时又说，"一个人若多思多欲就不可能快乐，因为欲望没有满足会痛苦，一旦满足之后，又生出更多欲望，更多痛苦。"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可以没有丰富的物质享受，可以没有良好的制度，却不能没有正确的理念".物质的提高和科学的迅速发展是否能证明社会的进步？即使在寝食无忧的生活里，人们是否就能快乐呢？有了一千万想两千万，有了两千万想五千万，人的欲望用无止境，追求不到时就永远在没有边界的痛苦里轮回。而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回不堪其忧，也不改其乐"也能更好地证明了即使在物质极为匮乏的社会里，人也是可以快乐的。显然，人是否快乐和物质没有关系。经济和科学属于器物层次，器物不能代表文化。制度也是一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就比生活在社会主义下的人快乐，社会主义的人一定比封建社会的人快乐，我看不一定。

对于作者的某些观点或许我不尽赞同，但由于此书谈论的是人生，对于人生，本就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可提供，正如作者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一个人对于宇宙和人生，一定要存在敬畏的心。因为其中充满了许多奥秘，而这些奥秘永远不能被解释清楚。"既然是奥秘，那最重要的就是思想的互动，更何况傅先生说的许多东西又是那么正确呢？

书中有一段话我是我最喜欢的，也在此摘录下来，做为对自己的勉励，也作为文章的结尾吧！"当真正用理性思考经验之后，就能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知道哪一种人生更为理想，也更适合自己。理想代表针对未来，哲学的思考就是要让人能够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向度中连贯起来，让自己的生命不再只是活在当下那片片断断，刹那生灭的过程中而已。"

哲学与人生读后感800字（二）

暑假拜读了台湾傅佩荣先生的《哲学与人生》，这本书是傅先生的讲义，被评为"最佳通识课程",我读了以后觉得实至名归。书中从古至今，兼顾中西方的主要哲学家的主要观点，侧重于人生与文化，以哲学的思辨方法贯穿其间，引经据典，可读性很强，语言通俗。整日奔波于家庭、学校之间的我们，在假期里，借这本书静静地审视一番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一直以来，觉得人生就是一场现场直播，自己描绘的是自己的生活。殊不知，在不经意的生活中包含着如此多的哲学。哲学脱离人生是空洞的，人生缺少哲学，将是盲目的。学哲学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幸福，更快乐，傅佩荣先生认为幸福、有意义的人生应该是：有工作可以做，有人可以关怀，有痛苦可以受。

首先，现在就业压力很大，相对于那些奔波于求职而不得的人，自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爱自己的人，有热爱自己的学生，有志同道合的同事，我内心感觉很幸福。

工作能激发活力，养老院将老人分为两组，一组每人负责照顾一盆花，另一组的老人什么事都不做，纯粹是休息养老。在身体状况相似的前提下，第一组老人比第二组老人，平均多活两年。由此可知，有工作可以做，哪怕是照顾一盆花，也会激发更强的生命力，活得更久。这个调查研究结果，让我深深体味"工作"的重要。

由此想到自己年迈的母亲，今年77岁，四年前，父亲因为身体多方面的疾病，失去了行走的能力，我很担心，年迈的母亲也会因为照顾父亲而病倒，但是，我发现，每次回家，母亲像以前一样，不断地告诉父亲家里的变化，给他一日三餐，体检显示：母亲的身体很健康。在父亲过完百日后，我把母亲接到了济南，我不忍心让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再为我做什么，我在心里说，让母亲好好休养。一日，小哥来电话称，小妹你的想法太奇怪了，千万别让母亲什么事都不做，母亲身体力行可以做的，都让母亲去做。如果她一旦发现自己什么也不能做，会加快母亲的衰老。

果然，母亲第一次独自在院里遛弯回来，开不了门，站在门外怎么也打不开。虽然之前，我们已经演练过很多次，但还是过了很久才打开。母亲自言自语，说，哎，老了，连门也打不开。我听到了，母亲内心的失望。相对于父亲在世时，母亲在家一日三餐，洗洗涮涮，犹能自理。开学后，七点半，我和老公上班，孩子上学，家里几乎全天只有母亲一人，我得想办法让母亲觉得自己可以做些什么，让她有点成就感。我就让母亲负责照顾家里的小鱼和花花草草，每天给他们喂食和浇水，自己操作按摩垫，不几天，母亲欣喜地告诉我，小鱼长大了，因为坚持按摩，自己的身体很舒服，在花园里遛弯时，看到了藤上挂着几个南瓜，哪里的石榴长得很好……

我想，母亲在这几年里，保持很好的食欲，身体依然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和自己相濡以沫了一辈子的人需要自己，不管年轻时有多少次争吵，现在，他需要自己，这是支撑母亲的强大支柱。

其次，有痛苦可以受，一个人在受苦受难的时候，难免会怨天尤人，如果一时想不开，甚至可能自暴自弃，走上自杀的绝路。关键在于人生是不断改变的过程，人只要活着就会逐渐老去，在遇到苦难时，激发潜能面对考验，结果增加了自己的专长，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让我想起，上海信息技术学院的邬宪伟校长，他用一句话概括自己不到30岁破格评为教授，最终成为上海名师、全国名师、校长。"凡是能够成为专家或名师的都是在能力边缘的极限上工作后锻炼出来的",他是因为自己的学生将自己逼到能力极限的边缘。所以，要把握受苦的机会，主动而积极地改变自我，让自己变得不一样，任何一种或大或小的痛苦，都提供了一次让自己提升转化的机会，提升转化的可以是身，可以是心，也可以是灵，生命会变得不一样。

哲学与人生篇2

关键词：哲学与人生 哲理诗 应用

哲学与人生这一课程主要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告诉学生这个世界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理论性强，不容易理解。如果教师照本宣科，学生就会觉得枯燥乏味，而且常常一头雾水。因此，在这一领域的教学中，笔者把生活中一些耳熟能详的哲理诗引入课堂，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一、以诗引题，先声夺人

在讲授对立统一规律时，为了讲清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笔者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臧克家的《有的人》作为开场白。当朗诵到最后“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群众把他抬得很高很高。”只见学生各个兴趣盎然，凝神深思。诗歌深刻的哲理，再加上饱含感情的朗诵，叩击着学生的心弦，点燃了思维的火焰，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笔者及时提问，为什么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而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接着顺水推舟分析了生与死的对立统一关系，指出生与死的相对性和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从而揭示了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触发生与死对人生的意义，指导学生如何正确地对待生与死的矛盾，实现自己有意义的人生。这样学生在学习哲学道理的同时，也得到了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

二、通过哲理诗的层层剖析，把教学内容诗化

有时一个教学内容本身就可以凝练成一首小诗，而某些哲理诗恰好能比较完整地概括教学内容。笔者选取这种哲理诗，层层剖析，把深刻的哲理一步一步揭示出来。

袁牧曾写下过一首题为《苔》的小诗：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在讲到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时，笔者为这首诗作了如下剖析：万物生长离不开必要的外部条件，阳光是万物生长最重要的条件。“白日不到处”对苔藓来说无疑是逆境、困境。在这样的逆境下，苔藓凭着坚定的意志、顽强的毅力，依然青春焕发。逆境毕竟只不过是外部条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因。人生之路并非总是洒满阳光，有风剑霜刀，也有阴雨寒流。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难免会陷入逆境，重要的是在逆境中要像苔藓一样敢于抗争，充分发挥内在因素的积极作用。

“苔花如米小”算得了什么呢！这是客观条件的制约，而条件既可创造，也可改变，何况条件如何利用取决于内因。苔藓不因花小而自惭形秽，它敢于“也学牡丹开”，这既要有勇气，也要有自信，这是生活中的强者形象。通过这样的分析，知识、能力、觉悟三位一体在同一过程中得到了实现。

三、以诗为媒，形成了情、理、美交融的课堂情景

哲理诗在创设课堂情景中有其独特的优势。现代著名诗人卞之琳曾写过这样一首小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户，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首诗以简朴精练的语言、丰富的想象，绝妙地展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生场景与宇宙环境的种种微妙关系，深刻展现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笔者把这首诗引入“普遍联系与人际和谐”一课的教学中，把“普遍联系”这种抽象的概念，置于诗情画意之中，让它在诗人的指引下，变成活生生的存在。学生驰骋在诗人留下的无限广阔的创造性想象的空间里，置身于诗人创设的丰富感情和优美的氛围中，在自然与人生、感官与心灵、情感与理性的高度渗透和谐统一中，很快领悟了哲学原理。

四、以诗结尾，余音缭绕

一堂好课应把启发学生思维贯彻到底，课结束，不是学生思维的结束，而是新探索的开始。因此有人主张让学生带着疑问下课。教学中利用哲理诗的“言尽意无穷”这一特点，在课堂结束语中，选取一些发人深省的哲理诗结尾，常常会收到萦怀难忘的教学效果。笔者在这方面也作了不少努力，例如在讲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课，当整节课的内容进入最后环节――课堂小结时，笔者引用了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结束语，说明同一件事情，当我们观察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得到的结论就会不同。所以人们只有摆脱了主观束缚，从客观实际出发，多角度地观察事物，才能客观地认识事物，抓住事物的本质。通过这样的方式起到了画龙点睛、提炼升华的作用。

总之，在哲学教学中引用哲理诗，既提高了哲学课的趣味性和艺术性，实现了德育课的教学目标，又有利于培养学生对诗歌的鉴赏能力，可谓一举两得。

参考文献：

[1]蔡旭钊.在哲学教学中古诗词的运用[J].卫生职业教育，2009（3）.

[2]李生甲.诗歌在哲学课堂上的妙用[J].中学教学参考，2009（4）.

哲学与人生篇3

1　突显德育育人功能。《哲学与人生》能够结合中职学生的身心特点和思维发展规律，重视青少年人格成型的关键时期，发挥德育的育人功能。例如在第一单元第一课《客观实际与人生选择》中，教材设计案例帮助学生理解：人生的路有千万条。我们每个人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呢?我们又怎样才能走好自己的人生路?教师可以根据案例提问让学生畅所欲言讨论：“侯斌面对身体残疾做出的选择，给我们选择人生道路有哪些启示?”引导学生明白“他是在客观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自身选择自主性的基础上成功的”，接着提问：“作为中职生，你认为自己存在哪些发展的可能?”引导学生意识到总有一条适合自己的人生路。通过本课的学习，让学生精神升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明白人生不仅需要理想激情更需要面对客观实际，脚踏实地，把积极的行动与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只有将客观实际作为出发点和根据实际选择的人生，只有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按照客观规律积极行动，自强不息才能走好自己的人生路。理论升华为实际行动，充分体现出《哲学与人生》德育育人的功能。

2　“哲学”与“人生”结合，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哲学与人生”课程用哲学引导人生，用人生来体验哲学，把哲学与人生结合起来。这是对哲学课程的创新，也是发挥哲学指导和解决人生问题作用的体现。既让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生发展关系密切的基础知识，又能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为人生的健康发展奠定思想基础。例如在第八课《现象和本质与明辨是非》中，教材设计了10个引导学生探究的问题，其中第六和第八个问题体现了“哲学”与“人生”的有机结合。设计这两个问题就是把现象和本质的关系原理运用到人生中去解决人生问题，要求学生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形形色色的各种人，学会明辨是非，区分善恶，辨别真假，做一个真正善良遵纪守法的人。指导学生的实际，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3　教材内容，呈现多元化。《哲学与人生》以全新的面貌示众，从版面到插图都有很大的改观。采用图文并茂和生动活泼的呈现方式，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可教性。通过案例教学(发生在学生身边的故事、典型的哲理故事等)和丰富的栏目设置(名言、相关链接、插图、体验与探究)等。改变以往老师讲、学生听的思路，引导学生自觉思考人生问题，初步掌握分析和解决人生问题的思想方法，提高学生的人生发展的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充分运用教材中相关链接和体验与探究。教师充分利用教材中的体

转贴于

验与探究、拓展性栏目、方法性栏目、教材图片等教学资源，目的在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进行多种探究活动。运用得好，对帮助学生掌握知识点，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4　教学方法突出实践性。“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德育课改革后，强调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更多采用案例教学、现场教学、社会调查、社会实践等方式，注重现代教育手段在教学中的运用。例如在讲授十三课从的本质与利己利他时，可采用多种手段引入教学：比如案例、讨论、合作、视频、故事等教学方法。我在讲授本课时，面向三个专业四个班级，针对不同专业学生实际，我选择了三种不同的教学方法。会计专业我采用主题讨论法，会计专业有97％是女生，要想引起她们的共鸣就要谈她们感兴趣的人生生活话题。园林专业有些男生自律性较差，平时讲究吃喝乱花钱，我想通过教学教育他们，因此我采用了情景教学法，课前布置学生搜集中职生由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而走上犯罪的事例，在课上进行交流，让他们谈谈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危害性认识，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侵蚀，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正确处理好创造与享受的关系；电子商务专业男生较多，他们关注社会、喜欢讨论社会热点问题，逻辑思维较强，我采用列举反面案例论证，列举学生生活中的错误认识，分析其危害，摆正义与利的关系，让他们明确义、利标准，“决不能见利忘义”，为了自己私利做些不仁不义违法乱纪的事情，腐化堕落走上邪路。从反面案例中认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危害性，接受教训，引以为戒，从中加深对知识要点的理解，实践证明，结合专业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教学能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总的来说，

哲学与人生篇4

关键词： 中国古代哲学 现代人生 当代大学生

对待中国古代哲学的态度，有人认为应当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有人把中国的落后完全归咎为传统的哲学思想，主张全然抛弃中国古代哲学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正如古人所云：“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哲学思想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都在一定阶段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我们必须肯定它们的存在，以平等的眼光来审视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对待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更应当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纵览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史，儒、道、佛三家的哲学思想不断地斗争、融合，其他如墨家、法家等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主流的哲学思想。对于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哲学思想，我们可以将其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而对于有些内容，我们亦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中有用的部分，使之成为对今天有所助益的思想要素。

一

纵观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我们基本可以理清中国古代哲学具有以下特征。

（一）注重人生。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往往从生活的实践出发，来研究各种哲学问题，所以特别注重对人生的研究。儒家哲学重所讲的心、性、情、意、良知等都表示出对人生、人性，以及对人的生命的一种认识；道家所关注的理想的人生境界――逍遥与解脱，向往着飘逸洒脱、高洁绝尘的风骨神韵；佛家追求成“佛”，将达到涅境界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两千多年来，对人生的审视，对人的自我追求的关注，始终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孜孜以求的核心问题。

（二）注重践履。

知与行的关系向来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国古代的哲学成就不仅仅表现在理论方面，更体现在这些理论的践行上。诚如孔子所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里所谓的“乐之”，就是依其所知以实践，从而获得一种乐趣。道家的退隐，墨者的身体力行……无不表现出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不仅关注理论的构建，而且能做到言行一致。

（三）注重道德。

中国古代哲学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道德哲学，儒家的“五伦”、道家的修身、佛教的向善都是以道德为第一要义的，封建社会的秩序也是通过道德来维系的。道德实践可以提高人们的修养，从而达到社会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

（四）注重和谐。

中国古代哲学不仅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且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道家创始人老子在追寻万物产生的本源时，体会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的就是要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各种关系，以达到“人和”的境界。中国古代哲学极力通过各种方式追求一种和合的境界。

二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哲学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形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心理积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许多思想，不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促进世界的文明与进步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诚然，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其中自然存在着一些糟粕，至今仍会产生一些消极的作用。因此，有人曾质疑：21世纪，我们还需要接受这些传统哲学思想并使之作用于我们的行动吗？这些传统的哲学思想是不是已经过时，应该被扔入故纸堆中了呢？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很多思想，我们应当客观、理性地来看待，其中有很多精华部分与当今的时代并不相悖，只要我们能够赋予它们新的涵义，给予它们新的理解，那么它们仍然会给人们以启迪，对现实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今天，当我们重新翻阅中国古代的哲学典籍，细细品味，仍然会获得很多感悟，而这恰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魅力所在。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不断受到外来的冲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一再地受到冲击。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但一些西方消极的、错误的思想也随之而来。

生活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21世纪，作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当代大学生任重而道远。国家、社会、学校、家庭都给予了他们很高的期望，但很多社会现象却不得不让人警醒，很多大学生的现状不能不让人担忧：人本精神的缺失、精神文明的真空、公民意识的淡薄、生命尊严的淡漠、责任感的缺乏、社会道德的沦丧……这一切已为高等教育敲响了警钟。将中国传统哲学导入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并非是一种倒退，而是希望能用传统哲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那一部分优秀思想和观念来震慑当代大学生的心灵，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三

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接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精华部分的熏陶，会对当代大学生人格的塑造、道德的养成、为人处世等各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一）中国古代哲学重视个人的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培养，对当代大学生塑造具有高尚品格的情操，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很多大学生进入高校后，便放松了自己，对未来感到很渺茫，于是把精力放在上网、恋爱上，白白地虚度了宝贵的光阴；有些大学生为了获得奖学金，取得荣誉，甚至不择手段……殊不知，大学时代正是一个人加强自身修养，培养理想人格的时期。未来的路究竟应该怎么走，将自己定位于何处，这些都离不开个人修养，以及思想认识的提高。

中国古代哲学的各家各派都非常注重个人自我修养的充实。在儒家看来，人只有具备完整的知识结构，才有完善的理想人格，因此就要努力充实个人的学识和涵养。孔子把学习当作一种乐趣：“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孟子认为，人无论在何时，都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保持自身的操守，不因名利损毁个人的品格。道家哲学认为，虚假的名誉会给人带来伤害，庄子认为：“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之谓条达而福持。”只要名誉与实际相符合，善行与能力相适应，就可以了。墨家也非常重视“修身”，强调“察色修身”和“以身戴行”。

总而言之，当代大学生应当注意自身修养的提高，健全人格，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脚踏实地地学习，老老实实地做人，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也正是古人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今天被时代赋予的深意。

（二）中国古代哲学主张正确地对待义利之间的关系，对当代大学生面临义、利的矛盾时作出正确的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义和利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哲学争论的焦点，在义利问题上，各家各派都有各自的观点。在义利问题上，当代大学生又当如何去抉择呢？当前，有的大学生为了赚钱，误入传销组织，为不法分子所利用，害人害己；有的大学生为了获取蝇头小利，向自己的同学兜售一些“三无”产品；有的大学生违反学校的相关规定，为了获取利益铤而走险……

中国古代的哲人们在义利问题上曾做出许多不同的选择。儒家承认谋取物质利益和祈求幸福是人们的共同追求。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孟子也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但儒家哲人又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在他们看来，物质利益只是人们为了生存的一种基本的、低层次的需要，还有更高层次的需要，那就是对道义的追求。在道家哲人的面前，名利富贵皆烟云，“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认为应当去掉过分的追求、过分的欲望和过分的企盼。庄子反对争利，特别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利益。

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人都应当正确地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的关系。首先要肯定每一个人的正当利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难免会产生矛盾。当发生这样的矛盾冲突时，应当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个人应以大局为重，必要时，还应为集体利益作出牺牲。当代大学生如通过合法的手段去赚取生活所需，这无可厚非，高校往往也鼓励学生勤工俭学，但需要注意的是，不择手段谋取利益，其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三）中国古代哲学推崇“仁爱”原则，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对于当代大学生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在的大学生往往都是家中的“小皇帝”、“小公主”，是父母长辈关爱呵护的对象，这也就造成部分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特点。但是进入大学以后，远离父母，大学生开始了集体生活。如果还继续保持“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凡事只考虑自己，那么，这样的大学生将很难适应大学生活。

中国传统哲学崇尚“仁爱”的原则，强调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认为在人与人的相处中，应当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荀子强调：“仁者自爱。”墨子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功利原则的角度，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从仁爱精神出发，我国的古人主张“和为贵”，强调社会和谐，讲求和睦相处，倡导团结互助，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始终坚持与人为善。

今天的大学生在集体生活中同样应奉行这样一种“仁爱”精神，努力搞好与同学、老师的关系，凡事多做换位思考，平等待人，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四）中国古代哲学注重道德的实践，倡导言行一致，对于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现象，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某些大学生身上也有这样的一些表现，如在考试时违反考试纪律，与人交往时不讲诚信，面对父母长辈颐指气使……这不禁使人们在心中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难道今天的大学生就是如此不讲道德吗？”

中国历史上的儒、道、墨、法、佛等各家都认为，在塑造理想人格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注重道德的实践。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如廉洁自律、宽厚待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尊师敬业，以及刚健有为、舍生取义、见义勇为、发愤图强、恪守诚信等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深入人心。

而今，当代大学生仍应践行这些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道德传统，并要身体力行，做到言行一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相信在当代大学生的表率下，我们的社会将会更加和谐、美好。

哲学与人生篇5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三、一花两叶，同途殊归---王国维、鲁迅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

四、结语：“悲”的人生哲学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王国维和鲁迅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大人物。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他们各自学术思想和心路历程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的显学。不过有一个现象我一直感到很奇怪，就是尽管郭沫若早在六十年代就说：“我时常这样想，假如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学术界却绝少有人把将两者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撼。

事实上，王国维和鲁迅之间有着很强的可比性。以经历而言，他们一个生于1877年，一个生于1881年，年龄只相差五岁。他们同样经历了苦闷而黑暗的少年时代，同在1898年离开他们的浙江故乡，一个前往上海，一个奔赴南京，又相继在1901和1902年东渡日本，先学自然科学，转而弃理从文，更同在赴日前后，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的洗礼。他们的经历和境遇如此相似，而相似的经历和境遇却没有培育出相似的思想和灵魂。就在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的1927年，鲁迅却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伟大转变，坦然地高唱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仿佛是火中的凤凰，在壮烈的自焚中获得了鲜美光华的新生。wwW.133229.COm思考王国维寂寞的自沉和鲁迅壮丽的新生所构筑的惊心动魄的对比，对于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必要而有益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比较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中“悲观主义”的一面，考察他们在“悲观主义”的“同一性”下所蕴涵的内在重大差别，以及在这种差别的诸多因素中，叔本华、尼采哲学所起的作用。我无意填补什么学术空白，也无法了解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何种程度，只是觉得最近读书论坛高手如云、佳作迭出，许多话题越来越深，以至我时常有无从插嘴的感觉，可是又实在不甘心自绝于论坛和网友，加之此文又早对绿茶作过承诺，因此还是斗胆写它一写，权作无休无止的日常工作之外的自我娱乐也。为了不让水手兄感到头痛，我决定汲取《范宽》一文的教训，一概不加注释。是为引言。

这部分比较枯燥。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在英语文献中，“悲观主义”（pessimism）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哲学家暨诗人和评论家柯尔雪基(s.t.coleridge)1795年的一封信中。而“悲观主义”作为哲学概念被广泛使用是19世纪才出现的事。在此之前，所谓“悲观”和“乐观”更多的只是单纯个体的体验和态度。与“悲观主义”相比，“悲观主义的”态度和理论的历史要源远流长得多，它甚至可以一直上溯至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参见pessimism and optimism,the encyclopedia of phylosophy,new york,1972,p114----121）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毫无疑问，在悲观主义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叔本华是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正是由于叔本华，“悲观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的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而我之所以把要研究的王国维的人生哲学称为“悲观主义”，就是因为王国维为寻求人生意义所求助、欣赏并付诸其人生理论与实践的是一种悲观主义哲学，即主要是叔本华哲学。王国维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到成为中国近代较为系统地宣扬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代表，这一切都是和他有选择性地接受了叔本华唯意志论以及建立在这种哲学之上的人生哲学分不开的。

1、“情”投“意”合

早在1903年，还在青春期的王国维就在《游通州湖心亭》和《来日二首》中写道：“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流露出了浓重的忧郁气质。这一气质的形成，往上可以追溯至其童年生活的不幸、少年时期家庭社会地位的低微、“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和其父王乃誉抑郁苦闷的人生观给他的影响。王国维26岁时（我是20岁时，嘿嘿）即“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这同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喜欢追索人生终级的形而上学问题以及自小深受东方文化（尤其是满楼兄关注的佛教）浸润的精神气质、知识背景与叔本华本人的精神气质、知识结构暗合有关。（叔本华多次强调说给予他一生以最强烈印象的，第一是眼前这个直观的世界，第二是康德哲学、印度教的神圣典籍《奥义书》和柏拉图哲学。关于叔氏的三种精神，参见陈家琪《叔本华：浪漫的有罪意识》，《德国哲学》第4辑。）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文章中，王国维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他称赞叔本华以“意志”为本体对形而上学的重建，指出了叔本华哲学强调只管的非理性主义特征（“叔氏之出发点在直观〈即知觉〉而不在概念------叔氏谓直观者乃一切真理之根本”），进而他指出叔本华把认识论的结论延伸到伦理学和美学，得出理性对道德的不生发原则并认为艺术领域的知识纯粹是直观的知识而不夹杂概念，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叔本华哲学的方法“无往而非直观主义也”。-----这都是为学术界所熟知的。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1、“情”投“意”合

2、“命”、“性”、“理”的幻影

王国维最初同其他近代思想家一样，是站在反对儒家道德宿名论的立场上接受西方唯意志论的。在编入《静庵文集》的《论性》、〈释理〉和编入〈静庵文集续编〉的〈原命〉、〈人间嗜好之研究〉等文章中，王国维通过考察中国传统哲学的“命”、“性”、“理”等范畴，表明了自己反对儒家天命论的立场，同时也为他接受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王国维分析传统的“命”有两层含义：一是“言祸福寿夭之有命者谓之定命论fatalism”，二是“言善恶贤不有之有命而一切动作皆有前定谓之定业论determinism”（《原命》）。他对正统儒家“死生由命，富贵在天”那套粗俗的宿命论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经过科学和西方唯意志论洗礼的王国维十分自觉地突出了伦理学中“自由意志”和“定业论”（决定论）的矛盾。他说：

“此二论之争论而不决者盖有由矣。盖从定业论之说，则吾人对自己之行为无丝毫之责任，善人不足敬而恶人有辞矣，从意志自由之说，则最普遍最必然之因果律为之破灭，此又爱真理者之所不任受也。”

王国维不同意康德以二元论来解决自由与必然矛盾的做法。康德认为，在现象世界中，一切事物必有他事物为其原因，所以在我们的经验中，到处受因果律决定，因而是必然的而不是自由的。但在经验所不能到达的本体世界，空间、时间、因果律都不能适用，那里是自由的而不是必然的。人作为感性存在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规律和自身欲望的支配，没有意志自由；作为理性的东西，人属于“自在之物”，可以超越现象界，不受自然律和欲望支配而达到意志自律。所以我们必须假设有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谓自由。王国维赞同叔本华认为因果律在自然界与人的意志中同样存在的说法，认为意志进入经验界就无处不受动机支配，意志的本体有没有自由我们无法知道，但在经验的世界中，自由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概念，没有实在内容，人的行为总是受因果律支配。王国维在《原命》中宣扬了叔本华的因果律，为生命受幻影支配的悲观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

王国维认为意志自由“不过一空虚的概念”，并不等于他赞同儒家道德宿命论。自从孟子讲性善，一直到朱熹讲“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儒家都把人说成先验的具备善性，并把儒家伦理形而上学化，结果导致了道德宿命论。王国维认为抽象地谈论人性的本质或普遍的本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性是什么，关系到知识的内容，普遍必然的知识只能是形式的知识，而经验得来的人性知识，又必定杂以人性以外的因素，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性”。“性”之为物，“超乎吾人之知识外”。（《论性》）王国维认为超出经验范围论性都是空论，都表现自我矛盾，所以人们不得不从经验界来谈性。他列举中国哲学史上的诸主要派别，证明不管是性善说还是性恶说，都必然变成性善恶二元论。王国维以此否定了儒家的性善理论，而且已经猜测到抽象地谈论人性是没有意义的，因而蕴涵着否定先验人性论的倾向。

但是，王国维并没有向否定先验人性论的方向去发挥他的理论。而是得出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人性不过是善与恶永恒的战场。“政治与道德、宗教与哲学，孰非由此而起乎？-----历史之所纪述，诗人之所悲歌，又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斗乎？”（《论性》）而且善恶是绝对对立的，无法相互转移。实际上，王国维认为人类本质上就是极端自私自利的。按照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人本质上不过是盲目的求生意志，所以人对人是狼。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王国维说，在博弈之战中，“吾人竞争之本能遂于此以无嫌疑无忌惮之态度发表之，于是得窥人类之极端之利己主义”。总之，王国维从经验界，从人的行为来推断人性，认定人都是服从动机律的，无所谓意志自由；人在本质上是利己的，是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生就是善与恶的永恒争执。

2、“命”、“性”、“理”的幻影（续）

王国维对人生的这种悲观态度，由于他的非理性主义而更为加深。

鉴于儒家道德宿命论同理性专制主义的内在联系，王国维的非理性主义同时也具有反儒家道德宿命论的意义。他写了《释理》来研究“理”的概念，认为从语源学说，“理”可以有广义的“理由”和狭义的“理性”

两重含义。王国维运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中的观点来解释它们：

“理之意义，以理由而言为吾人知识之普遍之形式，以理性而言则为吾人构造及定概念之关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种也。故理之为物，但有主观的意义而无客观意义。易言以明之，即但有心理学上之意义而无形而上学之意义。”（《释理》）王国维把批判的笔触伸向朱熹等客观唯心主义，他们先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一个普遍概念（理），然后割断它与具体事物的联系，把它当作独立的实在，结果“皆预想一客观的理存在于生天生地生人之前，而吾心之理不过其一部分而已。”（同上）随之又按照理一分殊的理论，万物都从它派生出来，万物之理都从一理（太极）出，人性也就是天理。这里继戴震以后真正从哲学的高度来批判程朱理学的道德宿命论和形而上学的“理一分殊”说。

但是，王国维批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武器是唯意志论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他从“理”的客观的假定和主观的性质来解析理，所以他认定：“理者，主观上之物也。”拒绝“理”有客观法则的一面。

对于王国维来说，“理”，无论从广义上解释还是狭义上解释，从客观的假定到主观的意义，从理性的意义或从理由的意义来解释，都只是主观的东西，没有客观的性质。“理”“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莫暗昧之概念中。易言以明之，不过一幻影而已矣。”（同上）“理”是幻影，这就是王国维释理所得的结论。

王国维无论是在论“性”、是在释“理”、还是在原“命”，都没有离开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没有离开叔本华的“直观”。理不外于吾心，吾心是理、性和动机意志所从出，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存在于吾心中，最后不过是一幻影，所以宇宙是幻影，人生也是幻影。他反对儒家的道德宿命论，但又贬低理性的意义，认为道德教育无非依赖于个体的直观。然而叔本华的直观，归根结蒂是人体悟意志的荒谬与世界的虚无之手段，是解脱生存痛苦之道德，王国维于此又有所怀疑。于是，在王国维面前便呈现出一幅悲惨的图景：人生是善与恶的永恒苦斗，理性不能改善而只能加剧这场战争，解脱之道又是如此虚无飘渺，那么人类的希望在哪里、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王国维一时彷徨不已，只得在诗歌中吟唱他的痛苦、惶惑的心境，在诗歌创作中倾注他的所爱与理想，抒写他悲慨的人生感叹。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不仅在理论著述中，也在诗歌、评论中大量表现出来。他常常在诗歌中描写盲目的带悲剧意味的人生。以一首《蚕》为例：

“余家浙水滨，栽桑径百里。年年三四月，春蚕盈筐筐。

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口腹虽累人，操作终自己。丝尽口卒屠，织就鸳鸯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敞屣。喘喘索其偶，如马遭鞭箠。呴呴濡祝其卵，怡然即泥滓。明年二三月，蠡蠡长孙子。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嗟汝竟何为？草草同生死。岂伊悦此生，抑由天所畀？畀者固不仁，悦者长已矣。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这首诗对受生存意志驱使而盲目地生生息息的人生作了悲悯而无可奈何的描述，很可以代表王国维的人生态度。王国维相当自觉地把唯意志论与诗歌结合起来，通过完整的意象和妥贴的比喻表达人生哲学，使诗和哲学融为一体，而能够在具体鲜明的文学形象中融进普遍而深沉的人生哲学，表明唯意志论及其人生哲学已经内在于王国维的思想血脉，而不再是单纯外在的理论了（参见高瑞泉《天命的没落》一书）。

3、“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

王国维真正将文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其唯意志论思想和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作品还是《红楼梦评论》。

我们知道，王国维的人生哲学主要来自叔本华建立于生命意志学说上的悲观主义。王国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红楼梦》是“绝大著作”、“宇宙的大著述”，是我国美术史上的“唯一大著述”，把这一著作看成是首屈一指的艺术作品，其意义并不专指它的艺术价值，而是在于他的意识深处认为没有一本小说或一首诗能如此反映唯意志论思想，能如此反映人生的究竟。

王国维从分析生活的本质开始评论《红楼梦》。他曾说：“夫吾人本质既为意志矣，而意志之所以为意志，有一大特质焉，曰生活之欲。”在他看来，无论是个人还是种族都是为了延续生命，生活的本质就是“欲”。“欲”具有普遍意义，也是促使政治、科学、文化发展的动力。他说：“故吾人之知识遂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科学文化的发展又使人们的生活之欲增进无穷：“故科学上之成功，虽若层楼杰观，高严巨丽，然基址则筑乎生活之欲之上与政治上之系统立于生活之欲之上无以异。”同时，人生于有限的世界，而要求满足无穷的欲望，就必然产生竞争。这样，在王国维眼中，世界的本质除了生命之欲外，还有势力之欲，驱策其智力和体力的活动，不仅在物质上要求满足自己欲望，而且在精神上也要胜过他人。但王国维又认为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弱者、愚者、失败者当然陷于痛苦之中，即便强者、智者、胜利者也不可能获得永久的快乐。

因为一是欲之性无厌，永无满足之日，越是强者、智者欲望就越多越高；二是即使某一欲望得到满足，但另一欲望没有发生之时，就会感到空虚、无聊，这也是一种他之为“消极的痛苦”，而在求得欲望满足的奋斗过程中，用智慧、耗精力则是一种“积极的痛苦”。所以天才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总之，在现实生活中，由生活之欲而来的快乐也罢，由势力之欲而来的“势力之快乐”也罢，“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者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厌倦之情即起而乘之，于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所以人生正如叔本华所说的钟摆，往复于痛苦无聊之间，如环无端，而不知其所终。王国维由此对宇宙人生的本质下了结论：“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王国维分析了《红楼梦》第一百十七回中贾宝玉还玉给和尚的一段对话，认为不幸的生活是由自己之所欲，而拒绝、出世也不得不由自己。所谓玉者，欲也，还玉即意味着抛弃生活之欲。由此，《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提出了人的生活之欲的大问题，而且看到痛苦产生于意志，终究也要由意志来解决。《红楼梦》的精神就在于“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从而体现了人生的究竟，宇宙的究竟。“生活”、“苦痛”、“解脱”，这是全部人生的三要素，除此之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王国维在接受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的过程中，曾指出叔本华的伦理学有宿命论与唯意志论的矛盾、天才说与意志同一说的矛盾并进而在《红楼梦评论》及《叔本华与尼采》中对叔本华遁入涅磐的解脱之道有所怀疑，因此，王国维对叔本华哲学是有所批判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怀疑所怀疑的只是解脱的方式而不是解脱本身，因而并没有妨碍王国维在大致反映了叔本华哲学原貌的基础上对其唯意志论哲学——进而是由之产生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加以接受。

王国维认为，我们在知识和实践两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痛苦相关系。有一个东西能使我们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我的关系，这个东西就是美术，他认为科学越发达，物质财富越丰富，人的欲望就越高，痛苦就越深，所以发展物质财富来满足人的欲望就无异于饮鸩止渴，而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久的真理，人生哲学就在于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及解脱之道。

他之所以盛赞《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就在于“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终始。”他认为，《红楼梦》第十五回的〈晚韶华〉词揭示了人生真义，即自罹罪、自惩罚。而悲剧之伟大就在于感发人之情诸、洗涤人之精神，哲学与艺术的价值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前者表之理论，后者示以形象，但都是揭示宇宙人生的真理。

由于世界上千百年才出现一两个像柏拉图、康德、叔本华这样的哲学家且“可爱而不可信”，真正哲学家之难求可想而知。因此与叔本华相比，他更强调艺术对人的感化作用，他认为艺术是超乎利害之外，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优美）或“使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壮美），由于“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所以艺术具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解脱的功效。一切文学、美术的任务就在于描写人生的痛苦与其解脱之道，一切文学、美术的目的就在于使我们离开生活之欲的争斗，得到暂时的平和。

王国维始终没有走出悲观主义“生活---苦痛---解脱”的思维方式，他怀疑叔本华的解脱之道只是因为按照叔本华的意志同一说，则人人都是天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要意志同一说在，个人解脱的可能性就十分可疑。

但他并不怀疑叔本华的天才说，所以他认为叔本华的解脱之道是天才的解脱，天才的痛苦只有天才能解脱，而天才是罕见的，对于众人来说，美术之解脱是最为现实可行的解脱方式（实际上即便常人也应该象天才那样拒斥生命意志：“法斯特〈即浮士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而宝玉是拒绝了生活之欲的）。

王国维由于“可信”与“可爱”的矛盾而对于叔本华的解脱之道有所怀疑，终究使他抛弃哲学而到文学中求“直接之慰藉”，但因为从本质上说“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使他终于陷入悲观中的悲观，绝望中的绝望。

（二）、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与尼采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有意识地没有讨论王国维同尼采哲学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与叔本华对王国维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相比较，尼采哲学对王国维人生哲学形成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有人曾经认为，王国维在“人类之于生活，既竞争而得胜矣，于是此根本大欲复变而为势力之欲”的表述中以“势力之欲”替代了“生活之欲”，表明他的立场已从叔本华转到了尼采。这一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姑且不说王国维所称一切“文学美术”的心理根源均“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这一说法中的“势力之欲”概念并非来自尼采，而主要是来自席勒“游戏冲动说”中那种“剩余之势力”即满足生存必需后剩下的多余力量，即使就王氏“人类之于生活……..”一句而言，后面尚有“此势力之欲可谓之生活之欲之苗裔，无不可也”，表明“势力之欲”是以“生活之欲”为基础。“嗜好”是势力之欲的产物，为的是“医空虚的苦痛”，“若谓其与生活之欲无关系，则甚不然者也。”王国维很清楚地指出了没有生活之欲就没有势力之欲，没有势力之欲就没有空虚的苦痛，而没有空虚的苦痛就没有嗜好和游戏，也没有高尚的嗜好如文学、美术。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维固然认为“意志之寂灭之可能与否，一不可能之疑问也”，“使其物质上与精神上之生活超于他人之生活之上”的“势力之快乐”听起来也好象很有尼采“权力意志”的味道，但实际上正如我们在论述王国维人生哲学时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势力之欲”于王国维，仍是一种对伴随着生活之欲而来的苦痛的解脱，仍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的“即尝一欲，则此欲以终…….一欲既终，他欲随之”这一“生存——苦痛——解脱”的人生回环中的一环，王国维不仅固守着“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人生的本质是“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的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信条，没有转向尼采，更以他对“势力之欲”及两种解脱方式的论证，对叔本华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王国维对叔本华、尼采哲学的这种不同态度，在他1904年所作的《叔本华与尼采》中表述得十分清楚。王国维指出，叔本华和尼采都“以意志为人性之根本”、“然一则意志之灭绝，为其伦理学上之理想，一则反是；一则由意志同一之假说，而唱绝对之博爱主义，一则唱绝对之个人主义”，所以“世人多以尼采暮年之说与叔本华相反对”。但他经过比较，发现尼采后期和叔本华的显著对立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他看来，“尼采之学说全本于叔氏”，尼采不仅在早年艺术时期全盘接受了叔本华的思想，他的后期哲学也没有背离他的老师；“尼采之说，乃彻头彻尾发展其美学上之见解，而后用于伦理学”，叔本华与尼采“一专以知力言，一推而论之于意志，然其为贵族主义则一也”、“一则攻击其乐天主义，一同并其厌世主义而亦攻之，然其为无神论则一也”、“叔本华说涅磐，尼采则说转灭。一则欲一灭而不复生，一则以灭为生超人之手段，其说之所归虽不同，然其欲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则一也”。所以，“吾人之视尼采与其视为叔氏之反对者，宁视为叔氏之后继者也”，他们两人的关系，就象树根和树叶一样，“其所趋虽殊，其性质则一”。王国维毫不掩饰地表露了在他心目中叔本华哲学对尼采的压倒性优势，使至关重要的差异性在他对共同性的强调中被淹没了。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描述鲁迅的人生哲学是困难的。对于我们所要研究的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的关系的课题来说，这一困难不仅表现在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以及他几乎从未在自己的文字中完整系统地直接谈论人生哲学，而且也表现在叔本华尼采思想从未以人生哲学的形式进入鲁迅的作品。这是与王国维有着很大不同的。由此，我们试图首先通过分析在鲁迅的《野草》、《彷徨》、《呐喊》等作品中曾反复出现的“希望”与“绝望”这一对范畴，从而对鲁迅的人生哲学有所把握；其次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比较鲁迅与叔本华尼采的人生哲学，从而对叔本华尼采哲学对鲁迅人生哲学形成中的作用有所了解。与对王国维的研究相比，这一比较是外在的。

（一）“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探讨鲁迅的人生哲学当然离不开《野草》。就人生哲学而言，《野草》最为集中，也最为鲜明地表达了鲁迅人生哲学的结构和意象，表达了鲁迅“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两地书.五》）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分析鲁迅在《野草》的《希望》中所反复吟诵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思想。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47年7月17日在给友人的信中所写的一句话。很显然，这句话蕴涵了两个不同层面的意思：（1）希望是不实有的，是虚妄的；（2）绝望也是不真实的，是虚妄的。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正是由对“希望”和“绝望”的双重否定引申出来的。

1925年3月18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在这一段话里，鲁迅提出了一种“黑暗”的意象。

的确，这种“黑暗”所构成的沉重压力，使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与其相抗衡。祖父下狱，家道中衰；寄居舅家，遭人白眼；父亲重病，来往于当铺与药店之间，这一切使鲁迅从小就深味人生的苦痛：“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其结果是形成少年鲁迅的某种思维定势，造成周作人所说的“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而这种对传统世界的绝望，使青年鲁迅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他到南京学开矿，到日本学医，遂而弃医从文，试图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新生》的夭折，却又使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和寂寞；婚姻的不幸，辛亥革命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现实，极大地打击了鲁迅早年“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情。

从1909年到1918年是鲁迅沉默的十年，在这期间，他一度在绍兴会馆看佛经，抄古碑，“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鲁迅告诉许广平只有“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是他对自己痛苦的人生经历的总结和体认，表明“黑暗”和“虚无”确实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鲁迅马上又接着说他自己虽明知如此，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他终于又认为“黑暗”与“虚无”并不一定是“实有”，因为他不能“证实”。鲁迅感到自己对于历史过程的人生经验是有限的，因而在个人经验范围内的“绝望”并不能证明整个世界的“绝望”。那么，这是否就是证明了“希望”的真实呢？

让我们在鲁迅的其他作品中寻求一些启示：

1、“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里地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也不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1921年1月作）

2、“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呐喊.自序》，1922年12月3日）

3、“.......据卢南（e.renan）说，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我愿意竭力防止这弱点，因为我又明明白白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鲁迅译著书目》，1932年4月29日）

鲁迅所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是暗指“希望是从无到有”，所以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表明他以希望为“必无”，但又不能以“无”证“可有”，于是他同意希望不可说“无”，而是“在于将来”。这种“希望在于将来”的体认，他在1932年还再度加以引述。在鲁迅心中，是将“希望”与“路”等同起来。换言之，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人间（或世界）本没有希望，怀抱希望的人多了，也便成了希望。

“希望”的辩证性在这里显示了出来，世界上并没有虚无的希望，希望是在实际行动过程中。就前者而言，鲁迅否认了希望的实有；就后者而言，希望的意义被转换成了反抗“黑暗与虚无”的人生行动。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这一变化的完成靠的正是作为“绝望的抗战”的“希望”。因此，真正真实的只有“绝望的抗战”，而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绝望的抗战”再到“终于不能证实”，这一过程蕴含的正是“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内容，表达了鲁迅面对现实人生的态度。

以《野草》为例。在《野草》的众多作品中，作者首先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焦虑和不安：“我”告别了一切天堂、地狱、黄金世界，却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惶惑之中；“我”要反抗，却陷于“无物之阵”；“我”要追求，却不过是走向死亡；“我”渴望理解，却置身于冷漠与“纸糊的假冠”之中；“我”憎恶这个罪恶的世界，却又不得不承认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但恰恰是这种无可挽回的“绝望”处境唤起了“我”对生命意义的再认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对这种“绝望”的反抗之中。

鲁迅在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的信中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中所说的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鲁迅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反抗绝望”，即“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从而与“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精神遥相呼应，在某种意义上，真还有点儿“向死而在”的味道。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否定了希望，也反抗着绝望，而超然于这两种主观感觉之上的则是一种真实的生命形式：“走”。“走”所表达的是实践人生的方式，是面对现实的执着态度。（顺便指出，我之所以对“行走文学”的叫法不以为然，就是觉得与鲁迅相比，行走文学家们这种“走”的感觉不够、味道不足、程度不深，故寄望于巴剑兄，呵呵）。

鲁迅在他对希望与绝望的双重否定中引申出了“过客”的反抗形象与“走”的人生原则，使他“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超越了那种在“乐观----悲观”、“希望----绝望”、“虚无----实有”之间执其一端的人生态度而达到更为深刻的层次，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了了“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这句话的意义：“我”虽然总是“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一觉》），所以“野草”与“乔木”同归于尽之际，正是“地火”喷出之时（《题辞》）；“我”被大石车碾死之际，也就是大石车翻入冰谷，“火”得以复燃之时①（《死火》）；“影”沉没于黑暗，而“人”却从此走向光明（《影的告别》）；“战士”虽然在战斗中“老衰、寿终”，“无物之物则是胜者”，但战士仍然“举起了投枪”（《这样的战士》）；《墓碣文》的归宿是向“死尸”诀别；《秋夜》虽然说着“春后还是秋”，但毕竟使“天空”想逃跑，“使月亮窘得发白”......这，就是《野草》中的“以悲观作不悲观”，即反抗悲观、反抗绝望。

当我们从《野草》中走出来，把视野转向鲁迅作品的其他领域时，我们发现《野草》这种“反抗绝望”、“以悲观作不悲观”即反抗悲观的人生哲学同样也深深浸透在其小说---尤其是《呐喊》和《彷徨》----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呐喊》与《彷徨》的产生就是鲁迅“反抗绝望”人生哲学的一种象征或表达。

在这完全不同于象征性的《野草》的现实性世界里，“我”在魏连殳死后的冷笑中又一次体会到觉醒者的命定孤独和寂寞的死亡，但终于经历内心的挣扎而“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彷徨.孤独者》）------“轻松”与“走”都不是来自对“希望”的信念和追求，实际上，在“孤独者”的世界里从未显露任何真正属于“未来”的有力因素。耐人寻味的东西在于，“我”是通过内心难以平息的痛苦挣扎，通过对孤独者命运的深切体验与反省，才获得这种“轻松”与“走”的生命形态的，因此，这种“轻松”与“走”恰恰是经过心灵的紧张思辩而产生的对于世界与自我的“双重绝望”的挑战姿态，是意识到了无可挽回的悲观结局后的反抗与抉择，是深刻领会了“过去”、“未来”与“现在”的有机性而采取的现实性的人生态度-----这就正如“过客”一样，“走”的生命形式是对自我的肯定，是对“绝望”的抗战；世界的乖谬、死亡的威胁、内心的无所依托、虚妄的真实存在、自我与环境的悲剧性对立，由此而来的焦虑、恐惧、失望、不安......不仅没有使“我”陷入无边无际的颓唐，恰恰相反，却使“我”在紧张的心灵挣扎和思辩中摆脱了随遇而安的态度，坦然地“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尽管从客观情势看，这月下的小路的尽头依然是孤独的坟墓。

鲁迅在其叙述中步步深入地揭示着“希望”的消逝与幻灭，显示出“绝望”与“虚无”的真实存在和绝对权威，但一种独特的心灵辩证法又使鲁迅作品中的主人公以这种“绝望与虚无”的感受为起点，挣扎着去寻找和创造生命的意义，并充满痛苦地坚守着创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历史责任。由此，《呐喊》、《彷徨》在精神境界上也彻底超越了对“希望--绝望”、“乐观--悲观”各执一端的片面，既不极度悲观，也不轻率乐观（鲁迅甚至对那种廉价的乐观和无谓的“希望”极为憎恶）。鲁迅通过对“希望”与“绝望”的相互否定所引申出的类似“过客”的反抗和“走”的人生原则，实际上也成为《呐喊》、《彷徨》的内在精神结构的重要原则之一，这正标示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人生哲学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人生态度与《呐喊》、《彷徨》的现实描写取得了一种“隐秘的融合”。

总结上述，我们看到，尽管在《野草》、《呐喊》、《彷徨》中充满了生与死、希望与绝望、沉默与开口、一切与无所有、向往故乡的游子与回到故乡的客子、回忆与空虚、吃人与被吃......的对立，但在这种对立中却有一种精神始终如一地贯穿其中，这就是“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以悲观作不悲观”的反抗绝望、反抗悲观的人生态度。

那么，这种人生态度与尼采叔本华有何关系呢？

（二）“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尼采、叔本华

同王国维对尼采哲学一笔带过的轻漫态度相比，鲁迅是中国近代最早从思想上真正接受尼采的人，虽然鲁迅的接受尼采远较王活维的单纯接受叔本华复杂并对其有深刻批判。从总体上说，鲁迅对尼采的赞赏之处在于：打倒一切偶像，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反对宗教，从进化论出发确信人类未来会产生理想的新人；对末人庸众的蔑视与批判；颂扬自由意志和强大的“心力”，赞扬独立不依的人格力量和坚守不贰的操守，以及揭露与抨击虚伪与奴才道德等。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尼采对个人意志及其精神力量的尊崇和追求。

在集中反映其早期哲学思想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中，鲁迅就非常敏感地察觉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畸形发展的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带来了人的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的分裂，理性与情感的分裂，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的“偏至”：“时乃有新神思宗徒起，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匡救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如闻声而摇荡......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所谓的新神思宗，即斯蒂纳、叔本华、基尔凯戈尔和尼采等人。鲁迅看到了尼采等人“以改革而胎，反抗为本”的非理性主义和意志主义哲学体系的意义，他赞同尼采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攻击，指斥“唯物极端，且杀精神生活”、“使独创之力，归于槁枯”，认为只有唯意志论可以振奋压抑于工业文明下的主观精神，恢复个人的尊严感、独立性及创造性。鲁迅把尼采对主观意志的强调，看作是对黑暗现实的不绝反抗，对坚强个性的执着追求，他相信“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内，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未来中国的出路不在办洋务搞维新而在“立人”，在于有独立见解，坚强意志的个性的产生，其“道术”就是“尊个性而强精神”，由此，他呼唤有“绝大意力”的“精神界战士”的出现。

鲁迅接受尼采思想的深刻影响，在《野草》、《呐喊》、《彷徨》这些作品中直接间接地都有所表露，前人也已多有论述。如果说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只看到了尼采哲学对鲁迅的一般性影响，其对鲁迅人生哲学的影响尚不明显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把鲁迅的人生哲学同尼采的人生哲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种“一般性”的影响作为一种理论前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就十分明显了。

尼采可以说是一个人生哲学家。他把自己的人生哲学叫做“悲剧主义”。所谓“悲剧主义”，从尼采在其自传《瞧，这个人》中自称是“第一个‘悲观哲学家’----与悲观哲学家正相敌对”来看，是同“悲观主义”相对立的概念。尼采早年曾受叔本华影响，叔本华认为，世界是盲目的意志，人生是这意志的表象，二者均无意义。他得出了否定世界和人生的结论。尼采承认世界和人生本无意义，他认为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对人类来说又是残酷而无意义的，所以悲观主义是真理。但是，真理并不是最高的价值标准，“艺术比真实更有价值”。为了生存，我们需要用艺术的“谎言”去掩盖某些“可怕的真理”：“真理是丑的。我们有了艺术，依靠它我们就不致于毁于真理”。尼采正是在艺术尤其是希腊悲剧中找到了肯定世界和人生的力量。

尼采指出，希腊悲剧中有两种精神：日神和酒神精神。日神精神让人沉缅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究本体、追究世界和人生的真相。酒神精神却是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前者用美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后者揭开面纱，直视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的欢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执着人生，后者超脱人生；前者迷恋瞬时，后者向往永恒。与日神精神相比，酒神精神具有浓郁的形而上学性质和悲剧色彩。外观的幻觉一旦破除，世界和人生露出了可怕的真理，如何再肯定人生呢？这正是尼采的酒神精神所要解决的问题。

尼采从分析悲剧艺术入手：悲剧把个体的痛苦和毁灭演给人看，却使人生出快感，这种快感是从何而来的呢？叔本华认为，悲剧快感是认识到生命意志的虚幻性而产生的听天由命感，尼采则提出“形而上的慰籍”来解释：“悲剧用一种形而上的慰籍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的和充满欢乐的”，看悲剧时，“一种形而上的慰籍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欢乐。”也就是说，通过个体的毁灭，我们反而感觉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于是生出快感。尼采认为，如此达到的对人生的肯定是最高的肯定。悲剧则是“肯定人生的最高艺术”。肯定生命必须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面对痛苦、险境和未知事物，精神愈加欢欣鼓舞，做一个强者----这就是尼采由悲剧艺术引申出来的悲剧世界观，也正是酒神精神即悲剧精神的要义所在。

至此，鲁迅“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人生哲学同尼采人生哲学的内在联系已经昭然若揭。前面我们说过，鲁迅人生哲学的特点是反抗绝望和反抗悲观。鲁迅承认绝望与死亡、黑暗与虚无的存在，但这种承认为的是“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借此知道它还并非空虚”，鲁寻是肯定生命和希望的，他以自己特有的“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反抗绝望”的呼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就“肯定生命必须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反抗绝望与悲观而言，鲁迅与尼采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鲁迅一生对尼采确实有一个从汲取到批判的过程，但在1929年回顾和《语丝》的关系时他还说：“我的‘彷徨’并不用许多时，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zarathustra》的余波”；在1935年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他更明确指出：尼采教人准备“超人”出现，其结果只可能是个空虚；尼采自己以发狂和死摆脱了这一窘境，但给他的追随者留下两种选择：或者安于这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尼采哲学成为鲁迅走出“彷徨”的一个因素，表明鲁迅从尼采哲学的两种可能性中选择的是反抗空虚。只是与尼采带有更多思辩色彩的思想相比较，鲁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知道”的层面，他对绝望与悲观的反抗与其说是一种思想，毋宁说更是一种行动和现实的人生实践（即所谓“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这与鲁迅所处中国社会与时代特征，以及鲁迅思想特有的实践品格有关（这一点后文再说）。

哲学与人生篇6

1、教师提供试题，由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独立作答，于17周随堂测试并上交。

2、要求：

（1）以个人为单位，不得互相讨论或者是使用手机，实行开卷测试；

（2）完成时间为40分钟；

（3）要求字迹工整、条理清楚、认真答题；

（4）卷面成绩60分及以上视为合格；

附1：考试题目：

《哲学与人生》期末考试试题

班级:姓名： 分数：

一、判断题（正确打√，错误的打×，每小题4分，共40分）

1、规律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

2、联系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外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

3、有的物质是不运动的。（ ）

4、物质运动是没有规律的。（ ）

5、发展是自身性质的突破和飞跃，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上升的运动。（ ）

6、实践具有客观物质性、主观能动性两个特性。（ ）

7、常用的创新思维方法有发散思维、集中思维、联想思维。（ ）

8、理想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

9、感性认识的特点是间接性和抽象性。（）

10、辩证逻辑思维有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等几种思维方法。（ ）

二、简答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1、主观能动性的含义。（10分）

2、矛盾的统一性和对立性分别是什么？（10分）

3、实践的含义。（10分）

三、解析题（每小题15分，共30分）

1、理想按内容和性质可划分为？结合实际，谈谈自己的理想。（30分）

附2：评分标准

姓名

平时成绩（40%）

考试成绩（60%）

合计

哲学与人生篇7

弗洛伊德关心人，从人道主义出发做出了伟大探索。郭沫若正是用他的理论指导创作，把性升华为人的正当情爱，写真的人，真的性情。他的剧作《屈原》中如果仅写传统的忠奸斗争，历史上写得清清楚楚，也没新意；他的独特和伟大就在于塑造了真实可爱的人物和真的性情。比如南后迫害屈原，是因为她深爱屈原:爱他的南国才子风度，爱他的高洁品格，爱他的铮铮铁骨，而屈原又那么骄傲，南后爱之不得遂转为刻骨铭心的恨；婵娟敬爱屈原，她说“我愿用我的微躯换得先生的存在”，她对屈原的爱，既是钦敬之爱，又有男女之爱；屈原也不是一个干枯的人物，剧中他有这样的台词“南后，你有许多地方值得我的赞美，你有许多地方令我们男子有愧须眉。我是时常得到这些感觉，而且把它化成了诗的。如果我的诗还有些可取的地方，恕我冒昧吧，南后，这多是你给我的。”这包含着多么丰富的情感！他对婵娟何尝不是深深的眷恋，他是用人格和责任压制着这情感。这样，郭沫若就把人的主题提了出来，引导我们更好地活着，做有价值的人，做有意义的事，有人的可贵的性灵。弗洛伊德也正是在关心人，他确实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的伟大学者。弗洛姆研究马克思主义有三个原因：一是1931左右他进入法兰克福社会学所，并担任讲师，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又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泛接触，加深了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二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很流行。三是他是犹太人，而当时德国迫害犹太人，马克思的理论主张消除种族歧视，倡导人类和平，这无疑令他感到亲切。后来苏联弊端显露，资本主义也有危机，弗洛姆更加积极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人类命运。弗洛姆对马克思评价很高，认为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同是现时代的设计师，而马克思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超过弗洛伊德。弗洛姆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贡献集中于两点：一是人道主义，二是思想与经济政治联系。关于人道主义他提到了三点：第一，马克思主张超越国家集团利益维护世界和平，这和平又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人和人之间交往应平等相待，国家间关系也应如此，这种要求国家、社会如兄弟般相待的真诚，很令弗洛姆振奋。第二，马克思提出人的异化的命题。异化，这里指工业化社会中人的病态，异化摧毁一切人的价值。比如卡夫卡《变形记》借人变成昆虫，警示人世的冷漠，人的异化到了何种程度。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借军规的荒谬性，指出规则不过是权势阶层的利益保障，也是平民人性异化的根源。其实异化应有更广泛的理解，比如梁山好汉裸的暴虐杀戮，正常人是不会这样执迷于暴力的，不正常的社会，恶劣的生存条件造成了他们人性的极端扭曲；再如《儒林外史》中，终生在科举路上徘徊的人们，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双重窘迫，这也是人的异化。第三，马克思提出健康人的标准。健康人就是独立自主，有创造精神，富有的人。富有不是经济的富有，而是精神的富有。马克思指出占有感与存在感的差别:人们拥有了物质财产，但并没有使人道德富有，反而使人如此愚蠢而片面。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的解放，也就是重视人个性和精神的解放。关于思想与经济政治联系：传统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现象决定精神现象，马克思重视人的活动，把它发展成真正能动性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社会：通过建立更理性更有创造性的经济组织方式，使人摆脱了经济利益的束缚。总之，马克思的贡献和精髓在于人道主义，关心人的生存质量和最终解放。

二、弗洛姆的人生哲学

弗洛姆关注人生存的两个概念:自由和异化。现代社会人自由了，有努力就有机遇。然而人在自身强大过程中日益孤独，迷失自我。比如当代大学生从不自由的高中进入自由的大学，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进入社会这批大学生更是感到迷茫、孤独。这就需要孔子的一个词“克己复礼”，这礼不是周礼，以孔子的伟大不会去追寻早已死亡的制度，应理解为人内心的道德自律，人只有内心精神家园牢固，才不会迷失自我。讲到异化，现代人像逆子对待慈母一样过度掠夺自然，对自然失去敬畏，也就失去了仁爱之心。人日益孤独却信奉“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利己哲学，人和人之间缺乏真情，只剩下了交换关系，自然会孤独冷漠。这种状况也许也适于中国的都市，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尤其重视家庭亲情，也许中国的家庭人情是抵制异化的最坚固的堡垒。弗洛姆认为爱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爱的本质是给予而不是索取，是强烈肯定他人价值的品质。总之，弗洛姆的学说建立在尊重人、关怀人、希望人类幸福的基础上。

三、弗洛姆的人生哲学对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

近500年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自然科学在带给人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人类的精神出现了危机。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弗洛姆的人生哲学给当代大学教育以重要启示。怎样才能做一个如弗洛姆所说的尊重人、关怀人的幸福的人呢？这就给当代大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弗洛姆人生哲学对当代大学教育的启示在于，大学教育不仅要传授给学生知识，更要注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大学生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国家层面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是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个人层面是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当代大学生必须牢记的。想起了郭沫若，他一生潇洒磊落，遵循本真性情，在他86岁高龄临死时，牵着妻子的手连声说“舍不得呀舍不得”。正因为他活得有价值，有光彩，临死才不后悔，才会舍不得。因此，当代大学教育一定要注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大学生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使当代的大学生能够沿着弗洛姆的道路，学着郭沫若，做个尊重人、尊重情感，爱自己、爱他人的人，做个热情活泼的人、真诚可爱的人，做个无悔于人生的人。

哲学与人生篇8

人类技术和物质力量发展到今天，从一定意义上讲，已成为反对人类自身的力量，使自己产生了异化。21世纪的人类急需一种平和包容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否则人类极易走向自我的毁灭。

笔者认为，中国以儒家和谐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哲学思想，正是解决当下我们面临问题的可借鉴的价值观，21世纪的人类，应该在重温中国古老哲学中，再回到“和而不同”行“仁”的儒家思想以及道家的“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去，才能达成人与人的和谐，才能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是解决21世纪人类生存危机的一剂良药，是化解人类焦虑和人与自然矛盾的人生指引。

［关键词］儒家 道家 中国古代哲学 21世纪人类生存

［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10－0009－02

一、儒、道的哲学思想是解决当下社会焦点问题的良方

（一）儒家的“和文化”是国家、地区之间和平相处的最好理念

近期，中国航母试水，“天宫一号”即将发射，中国这些原本正常的和平发展的事实，总是引起西方一些别有用心国家的紧张，但是，这些人忽略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深远影响，这就是中国儒家的和平思想，它已经铸成我们民族的性格，沉淀在华夏子孙的血液中。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主张“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上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提倡的“和而不同”思想的要旨是，各个事物是不同的，不同事物之间相济互补，整个局面因不同和互补而呈现和谐。今天，“和而不同”这一古老的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当代国际社会交往的一项基本准则。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目前人类拥有的核武器能量已经可以将地球毁灭数次，如果只强调一种价值观的“同”，而不讲求相互包容的“和”，那么纷争到极端，人类只能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中国一贯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其根源就在于中国几千年儒家“和文化”的传承，我国从1954年万隆会议开始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是今天国家和地区之间外交的基本准则。中国的强大和崛起，并不能改变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而这种“和文化”正是当下国家、地区之间避免战争，和平相处的最好理念。当前世界越发不太平，稍有不慎，擦枪走火，就会酿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各国家要克己复“礼”，各文明之间应该相互包容，“和而不同”，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很好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二）儒家的“仁”爱与老子的尚“俭”思想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就是爱人，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些思想，就是让人们关心爱护他人，遇到事情能够设身处地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和利益，如果人与人之间在当下能以此为立身之本，那么社会的公平以及种族之间的纷争就会减少或止于无形，世界也会因充满爱心而一片光明。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3]中国传统的儒家“仁爱”思想，使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的文明而不衰，由此推断，这种思想自有它博大精深的内涵，是更高层次上的朴素价值观和人类存在的哲学，远不是西方单纯地追求竞争所能体察到的价值观。这就好比中国古代的剑客，剑术的高下不在于剑如何锋利(竞争)，而功夫在剑外，剑道的最高界，即使竹剑亦伤人于无形(爱人)。

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尚书•大禹谟》就有“先勤于民，克俭于家”的记载。老子将“俭”视为三宝之一，“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4]孔子也曾说过：“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宁固”。[5]近半个世纪以来，某些西方国家主张高消费理念，向自然无节制地索取，地球已不堪重负。人类在整个生物链中居于最顶端，是没有天敌的，因此人类的欲望和人类的数量是无法受到外界的控制的。有学者统计，如果全球现有人口都按目前西方国家的消费方式，那么全人类需要六个地球的资源才能承担起，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有学者认为，人类之间的战争是大自然隐蔽的计划，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地球生物种群的平衡。如果就目前人类的做法来看，这样认为也不无道理。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的人们也在改变自己的消费观念，逐渐减少提前消费和过度消费，年轻人也在慎重地过一种节俭的生活。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无节制地使用，而中国传统的“节俭”思想是当下解决资源问题的最好理念。

（三）人与自然间“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

由于人类无节制地开发自然，进入到21世纪，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已经难堪重负。特别是近几年，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土地沙漠化、沙尘暴已经是家常便饭，厄尔尼诺现象、地震、洪水、火山等自然灾害频繁出现，说明大自然已经开始报复人类。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与自然达成和解，那么人类终将被自我的行为异化掉。

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重要思想就是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道家的思想讲求崇尚自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老子》第二十五章中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作为古老的农耕民族，天生就有对自然的一种敬畏和崇尚：四季依序而行，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天吃饭的农耕民族特点铸就了中华民族热爱自然，保护和有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的民族传统。当然，从这一时期开始，东西方的哲学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方开始摆脱自然的束缚，而我们依然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宿命论思想中，这是其消极的一面。在对自然和规律的认识上，道家甚至反对正统的儒家思想，在老子看来，天地人按道运行，根本无须人为地加以干涉，反对孔子的“克己复礼”，主张无为而治，一切依自然法则运行。

老子“反者道之动”[6]的思想也十分深刻，任何事物都是向其相反的方向运动，想保有一种事物，那么就必须允许其相反的事物在其中存在。这种思想对于我们当今世界相互包容，解决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解都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道家的“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蕴含着现代环保因素，对于今天的人类返朴归真，去技术化，主张环保、低碳、减排的生活方式具有更深层次上的哲学指引和价值观上的理论自觉。

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是避免和减少人类焦虑的内在依据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对幸福的理解是简单的，“知足常乐”“无疾病、无纷扰”就是人生的好时节，这些传统的幸福观千百年来持久地影响着一代代炎黄子孙，因此中国的先民一开始就懂得节制、节俭，绝没有无止境的占有欲望，从来不过度消费，主张“细水长流”，这些思想对于21世纪解决人类的焦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由于人们对物质过多的追求，造成相互的攀比和内心的焦灼，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而其实我们承受巨大人生压力追求到的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夙兴夜寐地在赶路，可是我们却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忘记了目标。对物质的过度追求，使我们的精神变得荒芜，甚至道德沦陷。诸神远逝，而人类一旦失去了人生精神上的追求和支撑那么将变得十分危险。

哲学是人类的普照光，没有哲学思想的民族是盲目和危险的。当前学术界有一种看法：18世纪法国的哲学最有影响力，19世纪是德国的哲学，20世纪是美国的哲学，而21世纪应该到了重温中国哲学的时候了。21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文化的崛起和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的复兴和繁荣，21世纪的人类也同样需要中国古老哲学的指引，而中国的古老哲学也需要重新焕发光芒和自我超越。进入21世纪，孔子学院已遍布世界各地，至2010年末，已在96个国家和地区开办孔子学院322所，孔子课堂369个，这固然反映了有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各国人民希望更多地与中国交流的愿望，但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国外学习和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诉求。从一定意义上讲，当今时展选择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浮燥的时代，只有浸润在东方古老的传统哲学中，才能使当下的人们找到生命的平实，才能解除人生的焦虑。

三、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的自我认知和超越

既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对于当代有其现实的意义，那么中国的传统哲学就有如何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和自我超越的内在要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7]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发轫于20世纪初，早期的中国哲学有参照西方哲学的倾向，而今天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和影响，要求我们到了重新对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进行审视和充满自信的时候了。而中国传统哲学其巨大的思想资源和理论空间需要我们不断的加以理清、整合和阐发，现在我们应该实现从关注“哲学”到强调“中国”的转变，回归中国哲学的自我体系与叙述方式，重新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的自信和理论自觉，恢复中国哲学的本体性地位，使中国哲学在主体性与世界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中国哲学是“天、地、人”的宇宙论且“人”一直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哲学对“人”的问题贡献良多，我们应该深刻发掘儒家思想或道德精神与现代文明契合，并加以继承和发展。

与儒家相比，道家虽不擅长制度之思，但是道家的心灵哲学对于反思生存的“异化”，以及回归人之本真与自由富有正面价值，于现代社会富有矫正与超越的价值。

应当指出的是，儒、道的传统哲学思想中，除了逾千年仍对今天有恒久价值的闪光的哲学思想外，也有一些是局限于所处时代的见解。如道家崇尚自然，但却主张回到原始；儒家提倡仁爱，但却囿于三纲五常等。“每一种哲学中，都有永久的东西，各种哲学也总有其共同性的东西”，[8]因此，当下重温中国传统哲学的指导作用，我们应当对其中哪些是具有永久价值，哪些是可以改变的，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和辨别。

21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人类生存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渴求，要求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不断地进行发掘，重新确立其本体性地位，实现自我超越，以期使这一古老的哲学思想给人类的未来带来光明的精神之路。

【参考文献】

[1](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02.

[2](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95.

[3](英)罗素.中国问题[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33.

[4](春秋)李耳.道德经[M].北京:金盾出版社,2009:156.

[5]张燕婴(译).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56.

[6]饶尚宽(译).老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111.

[7]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