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范文
时间：2023-10-26 17:16:40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篇1
一、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概念辨析
科学史是指自然科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主要理论。科学史用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方法，把自然科学发展中的各个事实和现象、实验室数据和理论的产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或阶段加以分析；科学哲学指的是以科学为对象、对有关科学的诸方面作哲学分析的学科，是关于科学的哲学，把科学的整体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以科学的性质、特点、作用和发展的规律作为自己研究的内容，重点考察科学的哲学问题，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等问题。
科学史是科学哲学的基础，是科学哲学思想论断之出的根本，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们对他的哲学思考；科学哲学是对科学发展的再探索、再发现、再认识。
二、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演变史
首先，我们可以从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相关的发展历史的简要回顾中，分析这两门学科之间关系的变化。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史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启蒙运动中出现的学科史。在这种学科史中，历史的叙述和解释是根据一种作为前提的认识论理论来构造的；到19世纪，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都变得更加繁荣。在科学史方面，上述的传统被继承下来并得以发扬。实际上，此期间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学者都横跨两个领域，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哲学家。20世纪20年代，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出现了真正的分离，这与当时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和30年代以后发展成为逻辑经验主义、并成为科学哲学的主流是分不开的。本质上而言，这种新的科学哲学在性质上变得与科学史无关。到50年代以后，在美国科学史家“职业化”的过程中，这些影响的效果开始逐渐体现出来，科学史家阵营开始确立了独特的工作方式与评价标准。从此，科学史愈发远离了科学哲学。到60年代初，科学哲学中相当有影响的历史主义学派开始出现，从而使科学哲学家恢复了对科学史的关心。6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学派在其科学哲学理论中强调科学史的重要性，但基本上是局限于科学哲学家阵营内部的活动；而科学史家对有关的科学哲学大多不屑一顾，甚至可用“反感”一词来表征他们的态度。
三、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的现状
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的现状，本文拟从不同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研究者的论断来进行说明。
波普在研究“牛顿的理论”与“伽利略理论”或“开普勒的理论”的关系时，指出牛顿的理论远非另外两个理论的结合，他提出，逻辑的方法，不论是归纳的还是演绎的，都不能带来从伽利略或开普勒的理论向牛顿的动力学的飞跃。柯恩指出，我们不应假定科学哲学家是在撰写具有历史基础的或是以历史取向进行分析的历史。拉卡托斯据其哲学理论做出了“历史的合理重建”并非是真实的历史的论断。库恩认为，那种要按哲学理论去“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法拉第说，哲学家们倾向于对观念、观念的逻辑联系及其逻辑推论感兴趣，而这些观念从何而来，它们是怎样地发展，以及怎样为一些自称是受了其影响人所解释，对这些问题哲学家们似乎就不感兴趣了。
可以看出，科学史家不承认科学哲学家所撰写的“科学史”，主要理由在于： （1）哲学家由于缺乏历史的训练，不能按历史学家的专业标准的要求处理史料；（2）哲学家撰写历史的出发点、目的、工作方式、研究的重点问题等等诸多方面均与历史学家大不相同，因此，写出的历史自然也就不符合历史学家们的标准。正像反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有亲密关系的哲学家吉尔所承认的那样，“对探索过程的关注并不使人自动地变成历史学家。”
四、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作用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十分复杂，下文将根据普遍存在的科学史家对科学哲学的漠视和排斥现象，重点分析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作用。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存在一致关系，本质上体现了史与论的统一，也就是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二者分别从逻辑的和历史的角度对科学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考察和描述，因此只有把“逻辑的”与“历史的”方法统一起来，科学哲学对科学动态模式的研究才可以抛开历史的细节而抓住主流，抛开偶然而抓住必然，抛开曲折偏差而抓住基本方向，在比较“纯粹的状态”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又充分注意到偶然事件对历史的影响。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告诉我们――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历史的进程就是逻辑的进程，逻辑是历史的修正，历史具有天然的逻辑合理性。历史的东西包含逻辑的东西， 逻辑是历史的必然性，所以科学哲学存在于科学史中， 并与其保持的一致性。
“科学哲学”作为二者矛盾中的主导，处于驱动、活力和引导地位，为科学史研究提供认识模式和方法论指导；科学史在矛盾中， 作为基础的一方处于基质、载体或本底的地位，它是各种作用和活动的物质性的、实体性的前提，科学史有助于填补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的空缺，为其所提出的问题提供根据和判据。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篇2
【关键词】科技 社会发展 哲学关系
科技与社会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一致公认的。科技与社会之间有很多的相互作用，也是众所周知的。那么，科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是有哲学性质的，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初步研究该问题。
一、二者都是科学观的主要组成
关于自然科学观，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知识来源于社会实践，科学的概念、定律、原理是客观规律在人的头脑中的正确反映，科学的认识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科学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实践的需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研究自然界的辩证法一定要以立足于客观经验基础之上的自然科学为中介，其核心概念是“自然科学的辩证法”。随着后续各种研究的开展，以自然辩证法为宗旨的自然科学观研究成为此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 “自然科学辩证法”是与“自然界辩证法”、“自然研究的辩证法”、“自然科学各部门的辩证法”、“技术辩证法”相并列的五大主要内容。它主要是关于“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
二、二者的相互关系
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类社会活动，和其他类型的社会活动，如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军事活动、教育活动、思想活动之间，无不存在着互动关系。作为社会学概念之一的互动，其含义是各种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作用和关系。科技与社会的互动，总体上看是一种双向作用：一方面是科技能对其他社会活动产生的影响作用称为科技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则是其他社会活动对科技的制约作用，这类作用构成科技发展的社会条件。
（一）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
1.社会经济是科技发展的基础。社会经济制度是确保科技进步的重要内容，规范着科技进步的方向。主要有①竞争机制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竞争越激烈，越需要高质量的科技人才，越需要大规模合作研究，越刺激科学技术的发展。②社会化大生产促使科学技术走向生产与科技结合的集体研究道路。③科技立法、发明专利等规章制度为科技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这一制度首先是以法律形式对发明人付出的智力劳动给予承认、保护，并享有经济报酬权，使科技发明在法律保护下，及时公诸于世，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专利制度的实施也有效促进了科技情报的交流，使科技信息的交流按法律的程序进行。
2.社会政治是科技发展的氛围。民主政治是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科学真理的判定是在实践过程中实现的。其间必然充满真理与谬误。新观点与旧观点，比较完备的学术与不太完备的学术之间的冲突。要促进深入研究，就要活跃思想。因此学术自由是保证这种机制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科学活动的真谛在于创造，只有在学术自由、生动活泼的研究气氛中，科学家的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而学术自由必须要有政治上的民主为先决条件，没有民主的政治就不可能有学术上的自由。
3.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科技。哲学对科技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科技工作者在研究自然界时，必须对人和自然的关系，即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做出答复。②科技研究是一种认识活动，其目的在于揭示和利用自然界各种特殊物质形态及其运动的客观规律。而哲学是研究整个世界的。人们对特殊规律的认识必然推动对一般规律的认识。而对一般规律的认识必然反过来推动对特殊规律的认识。③科技工作者的观察、实验活动必然存在以什么理论为指导的问题。在数据处理、现象分析、结果的解释中必然要涉及物质、运动、时空、因果性、规律性等哲学范畴。
4.教育维持科技发展。科学教育是维持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科学研究具有继承性，所以科学的发展必须以前人积累的科学知识为基础和出发点。而对前人已有知识的掌握最好办法是学习。科学教育是生产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高等学校的教师是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生力军。科学教育是实现科学价值的重要途径。任何一项科学创造和理论，只有在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产生了积极作用，它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
（二）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始终是革命的因素。科学技术对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方面的进步，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科学技术对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作用。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标志。一定的物质文明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联系，是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现实表现：第一科学技术可以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第二科学技术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三科技发展及其成果在生产上的推广应用，能直接促成产业结构的变化；第四科学技术发展还能影响经济增长趋势。
2.科学技术对精神文明发展的作用。精神文明是指在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a起来的智慧和思想道德的进步状况，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智力的凝结体，对精神文明也起着重要作用。自然科学通过对科学真理的探索，不断提高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从而提高整个人类精神文明的水平。
三、结论
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与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表现出哲学化的性质。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科技引领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社会制约和影响着科技的前进步伐。总之，正确认识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对当前的世界和我国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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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培山.论教育与科技的双向化作用机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5（1）.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篇3
关键词：科学哲学；国际关系学；应用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07-03
一、引言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如何在发展的同时与其他交融学科共同获得进步，是学术开放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学科之间能够得到发展，其本质是因为学科间的互溶性。即学科的对话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共同进步。对于科学的发展历程而言，学科间互融的部分往往是新兴理论所成长和发展的沃土。而新兴学科如何能够获得新发展呢？去旧存新、兼容并蓄的“拿来主义”无疑是一种有效方法。[1]对于国际关系学来讲，它能快速地发展并在近年内于学术交流平台上获得重要地位，与它擅长与诸学科间进行互相借鉴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对历史学、传统政治学甚至经济学、物理学的充分借鉴，国际关系学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而目前，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它的理论性研究却也进入了新的瓶颈阶段，自国际关系学中最重要的建构主义被提出后，令人遗憾的是本该在此基础上蓬勃发展的国际关系学却再未提出任何新的创新性理论。而理论研究的缺乏也使得国际关系学被迫进入了蛰伏期。故而，针对国际关系学的瓶颈现象，如何进一步强化国际学的发展就成为了其中的关键。故而，学界现在也开始就理论层次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新的反思。例如：何为国际关系学？它的影响是什么？又该如何在研究中体现出国际关系学的科学性？等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其实就是国际关系学获得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基础。
在知识的发展过程中，科学认识是以哲学为研究的一种群体，它着重探究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合理之处，通过探求科学发展的合理方法，从而解决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界限。同时，正是由于科学哲学与当前国际间所可能面对的各种问题具有一致性，所以近年来许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也开始重视科学哲学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研究科学哲学与国际关系学间内在的联系。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要探讨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意义，那么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展开：首先是要理清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过程中究竟占据着一个怎样的位置，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条目比较有利于梳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内在进程。其次，要理清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在发展中所可以起到的作用。科学哲学是一门能够为国际关系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建设性思想的学科，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认识到科学哲学对国际关系学的作用，理顺作用并加以利用，对我们而言，还是有着很长的路要走。最后，要弄清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是否适用，并不是所有跨学科间的联系都会对本学科发展起到全然积极的影响，弄懂科学哲学的适用范畴，也有利于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强化和发展。
二、 科学哲学的应用
所谓科学哲学，其最早被古希腊人所提出，经过长期的演变过程从而形成了今天的模样。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它着重于强调知识的起源作用，对知识的合理性与客观性进行评判，同时，对知识的局限、作用等诸多方面也做出相应的评价。但随着社会的进展，科学哲学的应用范畴也开始越来越广泛，故而，随着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哲学已不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研究知识起源的存在，反之，它成为了一种哲学研究的新的中心问题，并且开始对其他学科的发展起到一个引领性的，新型方法论的指导。
通过科学知识来对认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过程，这种行为很早就已经有哲学家提出并进行阐释，著名哲学家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等人都曾从科学知识的角度入手，从而研究认知论可行性的问题。[2]也正是经过漫长的科学哲学思想的发展，科学哲学也开始慢慢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可以单独作为研究的新型学科。到了19世纪的中期，科学哲学进入了研究的顶峰时期，在这一时期内独具慧识且富有影响力的著作纷纷涌现，科学哲学的探究也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激烈讨论时期。也正是由于科学哲学在19世纪的蓬勃发展，在现代社会，科学哲学也已经成为了一门具有自己的独特影响力的学科，它的发展对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学科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由于它独特的方法论的体现，对其他学科发展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了出来。
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研究知识的形成架构，从而进一步解析知识的起源和合理的发展过程，因为它能够对其他学科提出方法论的指导，所以，科学哲学在学科构建发展的过程中，主导性的作用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同时，伴随着社会科学进一步的发展诉求，科学哲学的作用也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至现在已经衍生成了社会科学的分支。
经济学在科学的发展中素来有着“硬科学”的美誉，它对科学哲学的重视起步很早，也正是由于科学哲学对它发挥出的许多作用，才进一步导致了经济学在自身学科领域的飞速发展和进步。
在这些例子的基础上，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新出现不久的学科，就更应该加大对科学哲学的借鉴和利用，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而事实上，由于科学哲学的介入，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也确实出现了新的活力。以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沃尔兹为例，他能够在国际关系学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构架出现实主义的大体架构，就与他对科学哲学的重视是分不开的。[3]正是由于他对科学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才最终在此基础上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融合，得出了新的建设性理论。沃尔兹强调：无论是构建主义还是其他理论，都需要从科学哲学中吸收养分，从而才能得到发展和进步。同时他还认为：由于理论是由科学哲学创造性构建而成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深入研究科学哲学，从而抓住科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特征，那么就无法形成高度的理论性的意识，从而使研究获得新的发展路径。
通过沃尔兹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哲学在促进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过程中其所起到的作用实在是无比巨大。对于研究者而言，在学科发展的初期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将学科任务形成一个完整的架构，这一过程是无比关键的，因为它的创造力决定了今后的研究思想是否会被局限，又将走向何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学科初期，由于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还有着许多不完善，所以科学哲学的作用得不到很大的体现。但到了后来，科学哲学却开始崭露头角。总体来说，它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地位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逻辑实证主义开始阶段，该阶段处在国际关系学发展初期，主要即是为国际关系学得到证明，在这一阶段，逻辑实证主义发挥的作用巨大，而科学哲学也是由此进入了大家的视野。第二阶段则是多元竞争的时代，从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关系学开始出现竞争态势，在这场竞争中，其主要焦点就是国际关系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许多学者认为，由于国际关系学并没有脱离人文学科的基本属性，故而并不应当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而此时，科学革命和常规科学这几个关键词，却为国际关系学的独立发展提供了辩护的关键词，也正是由于科学革命的进行，国际关系学才慢慢脱离了人文社会科学范畴的掌控，慢慢演化成了一门独立的新型学科。最后，是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则是方法论间的争端，在国际关系学的体系已初步完善后，科学实在论和后实证主义的差别引起了方法论之间的主要争端，对于此时的国际关系学而言，如何定义它的深度已经成为了此时争论的重点。[4]至此，也由于有关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的问题开始出现，科学哲学正式作为一种要素进入了国际关系学之中，由此衍生了国际关系学方法论争论的问题。
三、 科学哲学的应用前景
了解了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发展历程，在现阶段，我们首先应该确定的是；如何才能保证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重要作用得以发挥。想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我们必须从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入手，在认识论层面来解答科学哲学的作用。[5]因为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间互为前提关系，所以如果想要考证出科学哲学对社会科学的关系，就必须清晰地界定出科学哲学的适用性。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研究的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事实，自然科学以自然事实为基准，而社会科学则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又由于社会事实是以人为行为对象进而所实践得出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颇为主观的一面。
而针对社会事实与自然事实之间的界定，学界对社会科学的定义也开始逐渐分为两派，一派以诠释学派的思想为主，其中尤以狄尔泰为之中的代表者，而另一派则代表了实证主义的思路，他们以涂尔干为代表，认为社会事实虽然具备着主观性，但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的既定发展过程却是自主存在并且不以人类的改变为转移的，故而，我们完全可以抛却认为社会事实主观性妨碍学界进行研究的观念，或者说，即便它具有主观性，但是这一主观性却并没有妨碍到客观规律的发展，事物的因果关系仍然存在于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
实证主义和诠释学派的区别在于：诠释学派认为社会事实具有极大的主观性，主体和客体间互相依存而存在，故而它认为应该坚持住社会事实发展的独特过程，不以其他的变化为转移；而实证主义则认为，社会科学虽然具有客观独立性，但它与自然科学间依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故而，这一学派强调社会科学的中立价值，认为它的发展应该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一起进步、共同发展。
从社会科学出现到现在，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学术界对社会科学却始终都无法形成一个固定的理论，对于诠释学派中的支持者来讲，有许多科学家甚至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可以说永远也无法进化到后者的标准。著名哲学家内格尔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即便社会研究的方面也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研究体系，但是这些研究体系无论是在研究范围还是在研究对象上，与自然科学间依旧不具备相等的能力。
但实证主义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间存在着统一的特点，虽然他们在研究范围、对象、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但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规则却仍然不失有着一致性，所以，自然现象也好，社会现象也罢，两者之间固有的因果联系都是无法革除的。
也正是在实证主义的保持和发展下，结构现实主义的科学正确性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实证主义的分析首先进入的是经济领域，也正是因为这些思想的进入，经济领域也涌现了很多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同时，经济上的成果也从另一角度上带动了政治的发展，使得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气象。这也使得新生的国际关系学的地位得到了稳固的发展，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甚至开始借鉴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成果，从而，国际关系学的进程迅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成果。
故而，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社会科学的特性其实并不会影响科学哲学方面的发展，而对于科学哲学而言，因为它的新型指导方法论的出现，它在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过程中也具备着相当良好的前景。可以说，目前的学界已经基本认可了科学哲学的方法论研究过程和它对其他学科的指导作用，在学界开始纷纷将科学哲学的引领性效果付诸实践的今天，科学哲学作用的进一步发展似乎已为时不远。
但是，科学哲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它在应用中已经实现了零问题的共识。事实上，有关科学哲学的争议一直存在，争议的焦点也在于：对科学理论的归纳整理究竟应该走向何方。科学理论事实上是一种系统化理论的集合体，也只有对研究领域等诸方面进行适时的转向，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结果、评价标准等都得到了清晰的界定，才能真正地梳理出国际关系史发展的来源和转变。对于现在的阶段而言，科学研究的纲领性条目虽然算不得完全完善，但是它在学科发展史上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其中却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现阶段，因为学科发展史存在着不同阶段的差异，科学哲学的研究纲领不可能在每一个阶段都有着适用于社会发展的因素，面对发展的差异性，我们应当怎样处理科学哲学作用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关系？同时，于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评估过程而言，它的理论评估标准又应当作何解释？关于这几点疑问，学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能得出一个合理的解答，但对于国际关系学史的发展而言，只有当学界能够充分解答出这几点疑问的时候，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才能真正做到更上一层楼，同时，也只有理顺了科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联系因果，才能真正发挥科学哲学在国际关系学中的重要作用。
四、总结
综上所述：科学哲学起到了一个为国际关系学提供新的方法论的作用，而加强科学哲学的发展，也有利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加强，使得高品质理论建设进一步得到构建，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因为科学哲学来自于自然科学，所以科学和非科学之间的界限更加可以得到区分，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加入科学哲学的元素，形成一种充足的完整的借鉴，也有利于增加科学的解释，使国际关系学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论基础，从而加强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发展。对国际关系学而言，科学哲学在它的研究过程中有着极为宽广的研究前景，而科学哲学的发展，也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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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篇4
【关键词】科技；科技哲学；传播
一、科技哲学概述
科技哲学全称叫科学技术哲学，是对科学（内在地包含技术）的哲学理解，属于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自然界中的一般规律、科技活动的基本方法、理论及其发展中得哲学问题、科技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内容。
科技哲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理论，研究自然界的辩证本性、研究科技思维的辩证法、研究科技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等内容。以自然观、方法论、认识论、科学观、科技与社会等为研究领域。由于科技活动已经成为了独立的社会活动，因此，将科技作为一个单独的对象进行考察和研究，无论是对科技发展还是对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科技哲学的历史很悠久，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方法论的研究开始出现，科技对科学的影响也日益明显，科技与社会关系成为了科技哲学研究的重点。因此，只有认识了科技哲学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更好地研究科技哲学，更好地传播科技哲学，充分发挥科技哲学的作用，实现科技哲学对科学和社会的贡献。
二、科技哲学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科技哲学的前身是自然辩证法。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辨证法一直被当做高校理论课程的必修课，这不但培养出了一大批从事自然辩证法专业的专业性人才，并且也丰富和拓展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逐渐地超越了自然辩证法自身的范围。目前，虽然学术界关于科技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的关系研究，以及有关科技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等方面一直处于激烈的讨论之中；但是科技哲学却是在沿着自身学术和学理轨迹在不断地发展，主要体现在下面几方面：
（一）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随着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加快，自然辩证法也被科技、科学技术以及科学与社会等名称所更改，由先前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室，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科技哲学研究室、科技哲学研究中心等。
（二）从科技哲学的学术研究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科技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观、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学方法论等几方面，而90年代，在研究传统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学术界在研究自然辩证法上也相继出现多元化的局面。目前，在研究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诸如：量子力学哲学、生命科学哲学、信息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等。
（三）从教材建设上来看。在已经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基本教材或者参考书来看，最具影响力的应该是：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主编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1]和刘大椿著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2]。《引论》一书明确详细的给出了科技哲学的定位，指出科技哲学是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1]。而《导论》一书在定位科技哲学上则是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指出科技哲学是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2]。与《引论》有所不同的是，《导论》给出的科技哲学定位不但使科技哲学摆脱了自然辩证法本身所存在的框架束缚，也使对哲学的思考开始转向科技反战本身。
三、科技哲学传播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随着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需要从哲学的角度来观察现代科技变化的规律，运用哲学观来细致分析科技变化的特征，从而才能推进科技的良好运行和持续创新。所以，就目前而言，无论是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科技哲学学科体系建设方面来分析，科技哲学在传播的过程中都急需两大主要问题：即现代科技与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的问题和虚拟与现实的内在关系问题。
（一）现代科技与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问题。站在科技哲学的角度来分析现代科技与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问题，不难看出，既存在理论上得原因，也存在现实上得原因。首先，科技与社会伦理是及有所不同又有所关联的。科技追求的是理论上得“真”，发现的是在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客观规律，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社会伦理追求的则是理论上的“善”，解释了现实中的人与人相处的方式或方法，解决的是人与人间的关系。判断伦理的标准是从善的行为和风尚，而判断科技的试金石则是科技实验，是观察，是论证。因此，人们只有不断地对知识进行累积和创新，才能实现和促进对科技的不断完善。
（二）虚拟和现实的内在关系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创造超越现实时空的虚拟时空已经成为了真是的场景，也不再只是一个神话。虚拟时空是在现实时空的基础上，通过用虚拟的技术而构造的一种时空形态。这种形态既和现实有所关联，但又不同于现实。因为，其构造方式很特殊，它的运行方式也和现实不一样，并且它的运行状态更是超乎常态，再加上其独特的时空维度和新奇的时空场景，使得其给予人们非常特殊的空间感觉。虽然表面上看虚拟时空是脱离现实时空的，但是从科技哲学的角度来看，虚拟时空是离不开现实时空的存在的，因为，无论现实时空怎么被改变或者突破，时空的本质是不会被改变的。另外，虽然虚拟时空超越了现实时空的有限性，建立了独具模糊性的网络时空，但是无论是在虚拟时空还是在现实时空，物质在时空的存在是无限的。因此对现实时空而言，虚拟时空并非是完全模糊的、完全脱离现实时空的虚拟网络时空。所以，从科技哲学的角度分析，把虚拟时空看作是绝对非确定性的模糊世界，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中也行不通的。因此我们应该十分清醒的认识虚拟与现实的内在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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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篇5
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古老的三大组成部分即哲学、科学、宗教。在古代，哲学、科学与宗教是混为一体的，哲学作为知识总汇包含着科学，哲学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辅佐于宗教。到了近代，首先是科学呈现出独立分化的特点，继而宗教也逐渐失去其统治地位。在当代，哲学、科学与宗教在分化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新的整合趋势，许多问题，例如社会问题和各自领域的专业问题，单纯依靠三者之一是很难解决的。因此，哲学、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思考。
一、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宗教？
很难准确的定义哲学、科学与宗教的概念。在不进行更加深入地思考的情况下，可以先给出科学的定义：科学就是以理性和逻辑的方法为特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的定义还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以理性和逻辑的态度，来探索世界，并以此指导自己的生活。
对于哲学的概念，黑格尔认为必须加以严密的规定。例如宗教与宗教中所包含的思想和关于宗教的思想，特别是神话形式的宗教思想，由于他们的内容和形式很接近哲学，以至哲学似乎完全没有确定的范围。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说：“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本文由收集整理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不同的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哲学研究的对象与领域也随之改变。
在人类文明诸多领域中，宗教是最具神奇色彩的。一方面，宗教独具超凡的神性特征。另一方面，宗教又充满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内容。传统的观点认为：“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一种事物要成为宗教至少要具备一套道义伦理规则，并且有自己崇拜对象和崇拜仪式，这样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建制。
二、哲学、科学和宗教三者的关系
1.哲学与宗教的联系与区别
宗教与哲学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孕育与被孕育，相互间的冲突与超越，几乎充满了西方文明史。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指出：“我们必须研究哲学史所特有的内容，当我们既已区分开一切与它有密切联系的东西之后，唯有这种特有的内容才是我们应该集中注意力去从事研究的。”
哲学决不是凭空产生的，与其他意识形式一样，我们可以追溯到它的母体。黑格尔说：“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依时间次序，宗教现象总是先行于哲学的出现。”在人类历史早期，宗教其实就是神话，神话与宗教最早的对世界和人类存在产生了疑问，并开始思考与探索，哲学正是循着它而诞生并成长起来的。正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赫拉、阿波罗、雅典娜的故事等等。每个神都代表一种自然力量，它实际上包含了当时希腊人对自然力量的某种朦胧的认识，它已经以神话的想象形式，试图探索宇宙和自然万物的起源。这样，宗教神话本身就蕴含了哲学思想的萌芽。后来，从不同的宗教神话形式中孕育出了两种对立的哲学思想，逐渐演变成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对立。黑格尔认为，当宗教已超出自然崇拜，开始对普遍对象进行思维时，即精神作为普遍者，以自身为对象，并超出这种个体性，统摄它的对象，达到自身与其对象的统一时，哲学思想便开始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了。
虽然哲学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了，但是它与宗教必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黑格尔看来，宗教通过其内容与哲学相联系，“科学是通过形式的独立的知识一般地与哲学有关联，而宗教虽由于内容与科学相反，却通过内容与哲学相关联”。人们在宗教中探寻世界的起源，思考人生与灵魂，探讨伦理问题，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宗教的思考不仅仅关联着经验世界，更关联着超验世界。因此，黑格尔说：“哲学与艺术，尤其是与宗教，皆共同具有完全普遍的对象作为内容”，“哲学与宗教站在同一基础上，有共同的对象：即普遍的独立自存的理性”。只不过，精神欲使这对象与自己成为一体，在宗教中与哲学中采用不同的方式，前者默念对象，而哲学则思维它。
哲学与宗教的区别是二者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说宗教与哲学都是以“完全普遍的对象”作为内容，但是却是以不同的形式解释统一对象并与对象相联系。“哲学通过思维意识的形式与它的对象相联系”，而“宗教是最高的理念出现在非哲学的意识——感觉
转贴于
的、直观的、表象的意识中的方式”，形式的区别是明显的。
宗教与哲学都为自己开辟了一个真理与理性的空间，但哲学的真理与宗教的真理不同。我们不需要知道真理是怎么来的，“只须谦卑的接受就得了，因为人的理性是不能掌握真理的”。因此，宗教真理所启示的内容是高于理性和超越理性的，是一种外在的真理。黑格尔认为，真理是不应该只停留于外在的形式里，而哲学的真理就是由外转入内的。因此，只有理性才能把握真理，只有理性才能认识事物内在的本质。
宗教的表象形式与哲学的思维形式是彼此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然而从这种对立中我们可以看到哲学扬弃宗教外在性的表现。例如最初哲学在希腊的宗教信仰中生存，当宗教变得强大之后，哲学又反过来反对宗教信仰，“直到哲学把握住民间信仰的内在核心，并在其中认识自身为止”。
2.哲学与科学的联系与区别
哲学与科学之间，如恩格斯所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黑格尔说：“在希腊哲学起始的时候，我们就遇见了七贤和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从他们那里传播给我们许多接近哲学命题的观念和发现”。“据说泰利士解释日蚀由月亮或地球在中间隔开”，“苍穹是为有孔隙的金属所构成，通过哲学孔隙我们可以看见那最高天，那围绕世界的永恒之火”。像这样一类哲学命题已经开始像自然科学转变，乃是理智的产物，不属于哲学范围，却改变不了哲学和科学都是诉诸于理性的事实。
自然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逐步壮大并建立自己独立的体系，哲学作为一门特殊学科，其领域便几乎缩小到只限于对自身的批判活动了，各门具体学科逐渐获得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尽管如此，哲学与科学之间却仍然关系密切。首先，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仍对各门具体学科起着引导作用。当自然科学的发展难以提供足够的实证材料，不能从科学的角度用科学的方法来对某一问题做出解答的时候，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的方法来解答。其次，科学的独立化决不意味着哲学和科学彻底分裂。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为哲学和科学建立新的关系奠定基础，使科学与哲学达到新的综合。一方面，科学研究所遇到的问题有时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另一方面，离开具体科学，哲学也只是一个“空壳”，高度抽象的哲学理论需要具体科学的验证。只有通过那些在科研领域不能从科学层面用科学方法来解答的问题时，哲学的力量才能够表现出来，而且哲学也只有在解答这些问题时，科学所提供的事实材料才能成为哲学加工、概括和总结的对象，才能将其容纳到哲学体系中来。
说到两者的区别，科学的对象只是有限的对象和现象，而哲学所研究的是“完全普遍的对象”。黑格尔认为“把关于这种内容的知识聚积起来本身就不是哲学的任务。这种内容以及它的形式均与哲学不相干”。系统的科学包含普遍性的原则和定律，根据哲学原则和定律进行研究，会发现它们涉及的也只是有限范围的一些对象。
三、现代社会的哲学、科学与宗教
现代社会，与中世纪的宗教的极度膨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科学的极端强大。科学创造了奇迹，科学为人们创造着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彻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状况。我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社会秩序和国际关系等等都受到科学的影响。然而，科学的发达是否意味着宗教与哲学的消亡呢？恰恰相反，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危机和精神恐慌，比如各种政治危机，环境与生态危机，快节奏生活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和精神上的疾病等等。科学的局限使它遭到了现代人文主义者的激烈批判。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篇6
关键词：文化哲学 基本问题 人本主义 科学主义
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文化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政治高度。因此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背景下，弄清、理解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一、文化哲学基本问题的内涵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所谓科学的基本问题，是指在这门科学中居于支配地位，并且贯穿于这门科学的全部内容和全部过程的重大问题。“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必须是在文化哲学中居于支配地位，它决定各种文化问题的解答，并且贯彻于文化哲学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1]
(一)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
由于文化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产生的，离开了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就没有文化。对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不同的文化哲学。各种文化哲学流派的划分，归根到底，在于对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作出了不同的解答。根据主体的不同大致分为三类：神本主义、自然主义、人本主义。
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不仅是划分文化哲学派别的依据，是形成各种文化关系的基础，而且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内容和发展方向。基于此，我们认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是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
(二)文化哲学基本问题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文化哲学基本问题最主要的方面。它构成了文化哲学的基本内容。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包括实践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等。其中，实践关系是一切文化关系的基础。所谓实践关系，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实践关系并由此产生了“行为文化”。所谓认识关系，就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由此形成了精神文化。所谓价值关系，是指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由此形成价值文化。行为文化的目的在于求实，精神文化的目的在于求真价值文化的目的在于求善。
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在与客体发生关系的同时，主体之间必须发生关系。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血缘婚姻关系，经济政治思想关系、历史承继关系、地区空间关系等。从纵向看，主体与主体之间存在着历史承继关系，由此形成了传统文化。从横向看，主体与主体之间存在着地区空间关系，由此形成区域文化、民族国家文化、世界文化。
从虚拟的主体即神灵出发来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神文主义；从客体出发来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自然主义；从真正的主体即人出发，来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人文主义。
二、文化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基本问题的联系与区别
首先，文化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基本问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哲学基本问题总是支配文化哲学基本问题。另一方面，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影响哲学基本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哲学的基本派别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文化哲学基本派别的影响。
其次，文化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基本问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一是内涵不同。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而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二是目的不同。文化哲学基本问题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文化世界的主体问题。而哲学基本问题的直接目的是为解决整个世界的本原问题。
三、文化哲学的基本派别
对于文化哲学基本问题即主体与客体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文化哲学的不同派别。即：神文主义、自然主义(物文主义)、人文主义三个基本派别。
(一)神文主义。在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神文主义观点。所谓“神文主义”认为，神灵、上帝是文化世界的主宰，世界上一切文化都是由上帝或神灵创造的。人们将自己本有的规定和特征，交由虚拟的上帝或神灵支配了，而自己却不能掌握自己的一切包括文化。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自己留给自己的就越少”。[2]在神文主义束缚下，真正的人文主义难以确立。在古代，虽然产生了语言、文字、逻辑、算术、天文、艺术等具体的文化科学。但是，其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是神而非人，因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科学与哲学。
(二)自然主义即物文主义。它认为，文化是一种自然现象，人和自然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自然既是文化的客体、又是文化的主体。因此，文化即“物化”。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三百年时间里，在思想学术方面自然主义特别盛行，它们抹杀了人与自然、人与物，价值与事实之间的本质区别，把人等同于自然物，并完全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理性的方法来审视文化问题。自然主义的根本缺陷是抹煞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价值的原则界限，否定了人在文化世界中的主体地位。
(三)人文主义。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人文主义首先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并从这一立场出发，来分析和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人文主义看来，文化即人化。人文主义既与神文主义相对立，又与自然主义相区别。以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为主题的欧洲文艺复兴确立了人的统治以代替神的统治，将人文、文化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使学术思想从神文转化为人文。人文主义的最大功绩就在于否定了神或上帝的文化主体地位，确立了人的文化主体地位。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各种具体的人文学科如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等也逐步发展起来。这就为真正的文化哲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总之，神文主义、自然主义、人文主义是文化哲学的三个基本派别。在当代文化哲学领域，神文主义的地盘越来越小，而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则逐步演变成两个主要流派，并且这两个主要流派正在出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周晓阳，张多来.现代文化哲学[M].长沙：湖南出版社，2004.10.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篇7
关键词：管理哲学；哲学；管理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6-0076-02
管理哲学从初引入国内时的鲜有人知，到今天成为我国理论界、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不过只用了三十多年的光景。然而，目前学界对于管理哲学问题的研究虽然颇为关注，但是研究成果却过多集中于管理哲学的相关问题如管理伦理、管理价值、管理观念等方面，至于对于管理哲学本身的元问题――管理哲学是什么的研究则寥寥无几。作为一门诞生不到百年的新兴学科，管理哲学的研究仍处于初创阶段，概念、样态、定位、限域等基本理论范畴还处于讨论和形成之中，学科地位和学科价值也不时面临着挑战。因此，为了提升学科研究的科学性、巩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除了聚焦管理哲学相关问题之外，我们还应尝试从管理哲学自身内涵的解读来奠定管理哲学的研究基础。
一、四种视角解读管理哲学
研究管理哲学，首先要回答什么是管理哲学。然而，什么是管理哲学？这一问题在九十多年的学科发展历程中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回答。时至今日，管理学家和哲学家们在界定管理哲学内涵时依然还是争论不休、各执己见。总的说来，学界关于“什么是管理哲学”主要有如下几类观点。
第一类是经典式的管理哲学内涵解读。经典式的解读因其经久不衰的影响而被“奉为经典”。管理哲学之父奥利弗・谢尔登认为管理哲学是指导整个管理实践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正如他在《管理哲学》序言中说道：“本书不是从事阐述某一种特殊的管理，而是试图阐明统治整个管理实践的目的、发展路线和原则。”因为谢尔登的这种解读使管理哲学“获得了备受尊重的、专业化的”学科声誉，并影响了一大批西方管理哲学家对于管理哲学的研究，因此本文将谢尔登有关管理哲学的解读归为经典式的解读。其实，在谢尔登之前，泰勒很早就已经提出，“科学管理包括某种主要的普遍原则，是一种能以各种方法运用的哲学观”，“科学管理从本质精髓来说，包含着某种哲学，而这门哲学是科学管理四大原理相结合的产物”[1]。显而易见，泰勒的“管理哲学”是其科学管理原理的理论基础，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管理活动中应普遍遵循的原则和原理。虽然泰勒并没有使管理哲学在他那个时代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他的管理哲学观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管理实践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所以本文也将其关于管理哲学的认知归于经典式的解读。
第二类是学院式的管理哲学内涵解读。学院式的解读把管理哲学看作探讨管理中哲学问题的与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等并列的“学科”“理论”和“科学”。国内研究管理哲学的学者多数都秉持这种观点。其中“学科”说的代表如崔绪治认为“管理哲学是介于哲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是哲学和管理学的交叉学科”[2]；韩修山在《管理哲学纲要》中也提出：“我们所讲的管理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不是‘哲学+管理学’，也不是以管理案例来论证哲学原理。”[3]持“科学”说观点的则如肖明，他在1987年出版的《管理哲学纲要》中指出：“吸取和概括管理科学的成果，研究管理活动的性质，一般规律及其自然和社会的本质关系的科学，就是管理哲学。”[4]赵笃成在总结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狭义的管理哲学应该是指“研究管理的一般本质、规律和方法的科学，是管理学和哲学相结合的产物……”[5]持“理论”说的如官鸣，在其《管理哲学》一书中他提出：“管理哲学是关于管理观的理论，这种管理观已不是各种具体的管理理论的原则或原理，而是对之进行哲学的概括和提升所形成的关于管理的根本看法和总的观点。”[6]从类似出发点解读管理哲学的还有李兰芬，她认为“管理哲学是根据哲学思维的根本特性反思人力管理实践思想而形成的哲学理论。”[7]
第三类是系统论的管理哲学内涵解读。系统论的解读方式是把管理哲学看作是系统哲学在管理中的应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如赵秀臣和刘新立，他们认为“管理哲学，亦称管理系统学……管理哲学是管理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管理哲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管理对象都是一个系统，因此，我们又把管理哲学称为管理系统学。”[8]杨伍栓也认为“管理哲学就是研究管理领域中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系统理论。这些系统理论是从一般管理实践活动、管理科学中抽取出来的共同本质和一般规律，以及管理与自然和社会的本质关系等。”[9]
第四类是实践观的管理哲学内涵解读。相比国内学者研究管理哲学的理论务虚性，国外学者更注重管理哲学的实用意义，多从实践的角度定义什么是管理哲学。如C・霍金森在《领导哲学》一书中指出，“管理是行动的哲学”。“技术和现代组织具有效率和效用的元价值，但是它们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却丧失了意义。哲学是一种补偿力量。哲学对事务进行分析和综合、描述和界定，它通过对实施的详细了解，提出问题，穷根究底地探寻事物的意义所在：恢复原本的含义；确立新的含义。管理哲学的功能就在于在主旨和管理实践的水平上从事这一工作。”[10]因此，在霍金森看来管理哲学应该是指导管理行为，特别是指导高层管理者决策行为的哲学，即企业最高主管为人处世的基本信仰、观念及价值偏好。
二、对管理哲学四种解读视角的反思
以上四种管理哲学的解读方式从不同方面和不同角度对“管理哲学是什么”做了界定和论说，各自的合理性和价值性显而易见，但是却都还没有做到真正地揭示管理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因而具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具体说来，管理哲学经典式的解读方式的确抓住了管理哲学的基础性、普遍性和价值层面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观点将管理哲学等同于管理原则或原理的做法，模糊了管理哲学与管理学的界限，降低了管理哲学的学科地位。学院式的解读揭露了管理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界定了其研究对象和理论定位，但是终究还是没有明确回答“管理哲学是什么”这一历史难题，人们仅凭学院派的“学科”“科学”“理论”的描述还是难以准确把握管理哲学的概念和内涵。系统论的管理哲学内涵解读方式的确与时俱进，系统论是20世纪出现的最重要的科学理论之一，在研究管理哲学时强调系统的方法和价值的确大有裨益，但是如果把管理哲学完全等同于系统理论在管理当中的应用，那管理哲学只不过是另一个“系统管理学派”而已，不再具有单独的学科研究价值。此外，如果真的将管理哲学简单理解为系统理论在管理学中的应用，则意味着管理哲学的研究要排斥系统论以外的所有哲学观点和方法，显然这是不利于丰富、甚至会削弱一门独立学科研究的思想基础。以霍金森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本着实用主义精神，从概念本身而非具体研究对象入手去揭示管理哲学的内涵，的确使读者容易把握和理解，但是把管理哲学的行为主体仅仅局限为高级管理者或领导者，显然缩小了管理哲学概念的外延和研究范围。
三、对“管理哲学是什么”的回答
在对学界已经形成的管理哲学认知进行反思之后，我们不禁再次追问“管理哲学到底是什么？”诚然，国外学界思考了近百年、国内学术界也研究了超过三十载，都没有得出定论的“历史难题”，作为初入学门的后学晚辈想在短短几千字内就清楚明白地给出“什么是管理哲学”的终极结论显然是不可能的。何况，管理学家西蒙很早就指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完美的理性决策是不存在的，只能选择令人满意的决策；同理，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在进行概念界定时，能够清楚全面地描述其所指现象准确内涵的概念也是不存在的。因此，“满意原则”也是本文界定管理哲学内涵所遵守的基本原则。
在“管理哲学”这一概念中，两个主要的术语“管理”和“哲学”都是语义学的复合词，因此，在对“管理哲学是什么”做出进一步讨论之前，必须仔细弄清管理与哲学的含义。二者之中，管理的内涵清晰明白，而哲学一词则更为古老，更令人思索，也更难理解，它更容易引起争论。在诸多对哲学内涵的解释当中，本文认为，二元论的哲学解释最利于我们理解管理哲学的内涵。这种理解把哲学领域一分为二：即逻辑与价值。前者研究事实、结构、一致性与连贯性、因果关系、解释系统等等；后者借助于价值考察来研究伦理道德及人的各类复杂动机，进而获得了由于对人类精神进行深入分析所揭示的前理性和超理性因素。这两个知识领域合二为一就囊括了全部的组织行为，管理自然也包括其中。基于对哲学的这种二元论的认知，作为部门哲学的管理哲学同样可以看作是一个逻辑与价值的二元集合体。
从逻辑上看，管理哲学是从管理学中“生长”出来的。它的这种“生长”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在管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管理的认识逐步提高，从而导致了管理学的产生；在管理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管理的研究不断逐步深化，甚至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而导致管理哲学的形成。所以，虽然管理哲学“脱胎”于管理学，但是它必定要超脱于管理学而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使人们对管理的认识形成更高的理论概括，进而为管理实践提供更高的理论指导。
从价值上看，管理哲学通过对人类管理活动本质与规律的反思而实现对管理本身的“纠偏”。我们知道，哲学绝不是超然于人类生活之外的幻想，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组成部分，管理哲学必然要凸显时代主题，关注人类社会的管理实践。但是，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管理哲学固有的超验性特征决定了其不可能具有管理学那样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所以，它应该是也只能是寄思于纯思之中的，站在哲学的高度，以哲学的视角，用哲学的思辨方式和方法来研究人类管理活动本质与规律等基础问题的反思活动，即管理哲学是对一定管理理念、管理认识、管理规律所进行反思的活动。
参考文献：
[1]F・W・泰罗.科学管理原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17-18.
[2]崔绪治，徐德厚.现代管理哲学概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1.
[3]韩修山.管理哲学纲要[M].北京：农村作物出版社，1987：1-2.
[4]肖明.管理哲学纲要[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1.
[5]赵笃成.管理哲学新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7.
[6]官鸣.管理哲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3：2.
[7]李兰芬.论管理哲学的学术视野及其功能[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4）.
[8]赵秀臣，刘新立.管理哲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1，3.
[9]杨伍栓.管理哲学新论（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篇8
论文关键词：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联系实践
卡尔·科尔施是德国共产党的一位重要的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是与卢卡奇并驾齐驱的人物。1923年他发表了他最重要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在书中，科尔施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和历史的，坚持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原则，对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完全将理论与实践隔离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的、抽象的理论哲学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这本书科尔施被视为“极左派”、修正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而被开除党籍，从此他作为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著书立说。从科尔施的著作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始终都是从辩证的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同时又是革命的现实的哲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的基础。这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提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思想相符合，因此，科尔施对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分析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一、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具有哲学内容
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哲学，进而转变到历史和唯物主义哲学上来，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此，科尔施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有哲学内容的科学理论，并且批判各个流派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的误读。
首先，科尔施将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关于马克思和哲学的关系的论述描述为：“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相互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一再互相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有由各‘研究哲学的社会主义者’所组成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是需要哲学的补充的，他们也就使人们明白了，在他们的眼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缺乏哲学内容的。”从科尔施的描述中可以理解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态度，他对于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视为两个相互分离、彼此孤立的观点坚决地给予否定，并且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这些哲学家们完全漠视黑格尔哲学，忘记了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完全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这些所谓的哲学家并不知道他们所批判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从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转变到历史和社会的唯物主义观念上来。
其次，科尔施对科学社会主义取代哲学并且废除哲学的论述。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废除哲学的论述基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说到的必须废除哲学，以及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对哲学的终结的解释等等，致使各个流派的理论家纷纷对此观点做出评价，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哲学，不需要任何哲学的基础。对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为：“德国古典哲学，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表明，并未退场，而是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而出现在观念的历史上。这就是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现和系统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在科尔施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9世纪40年代后期就不再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的和科学的见解表述为哲学的见解，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将废弃和消灭哲学，并用科学社会主义来代替哲学。就如同要废除国家一样，这里的国家等同于资产阶级国家。
资产阶级哲学家们从科尔施的论述中歪曲地认为科尔施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而马克思所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一些纯粹的科学观察，与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没有任何的直接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废除哲学解释为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的体系去取代这种哲学。在没有搞清楚科尔施所谓的哲学的概念之前，他们不但错误地理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定了唯物主义的革命的辩证原则。科尔施对这些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感到惊讶并解释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全部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科学之问的真正矛盾，完全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革命过程的理论表现，这个过程将随着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和科学的全部废除，以及在他们之中找到了其意识形态表现的物质关系的废除而终结。这和科尔施论述的“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反映了科尔施对哲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现实的关系的理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但要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社会革命，也要在思想领域引领人们冲出资产阶级的束缚，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在实践中生成并且用来与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进行争论的理论，它将最终取得胜利废除资产阶级哲学。同时，人们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进行反对阶级统治的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新的社会制度。随着各种矛盾的化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资产阶级的哲学(即哲学)就如同马克思所讲的废除国家一样被废除。只有实现它，才能够废除它。
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哲学
科尔施高度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超越”哲学，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真正将理论与实践当作一个完整整体。他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点就是把实践引入本体论。强调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
对于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纯粹”的、观念的、非辩证的理论，科尔施进行了剖析，指出资产阶级哲学史的三个局限性：“纯粹哲学的”局限性、“地域的”局限性、“纯粹观念的哲学”局限性，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本质就是这种带有局限性的哲学本身。要克服这种局限，就要超越自身，废弃自身的哲学，这是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明显感觉得到的。科尔施举例论证了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理论家由于缺乏革命实践的辩证观念而导致哲学发展的衰退。例如：在宇伯威格和海因泽的评论中，他们发现自己的这个时代“处在一种普遍的枯竭状态之中”，“日益失去了它对于文化活动的影峨”。宇伯威格解释到：“人们既厌倦了自我膨胀的唯心主义，也腻烦了形而上学的臆测，并且需要有丰富的精神养料。”对于这些衰退，科尔施认为只要资产阶级的哲学发展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形式来对待，就会以全新的形式显现出来。这些问题的出现仍然在于资产阶级哲学家固守自身的局限，将哲学仅仅局限在观念的领域之内，不愿涉足社会实践之中，去研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密联系。
三、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三阶段论”中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分析
科尔施根据他所理解的辩证法，以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为线索将马克思主义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43——1848)：在这个阶段内，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高涨，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将自己的哲学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其主要标志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个理论，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是实践的理论。对每一个知识的分支的把握，都是以历史的忠实性去分析和批判的。科尔施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形式，是充分运用辩证法，富有青春活力的时期。
第二阶段(1848——1990)：在第二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被血腥镇压，人们的解放运动以失败告终，资产阶级的控制更加严厉，思想领域也不可避免地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形式不可能在这一时期仍然保持不变。从表面上看，科尔施承认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处于分离状态，但是从他对其他哲学派别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第二阶段他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真正理解。
科尔施认为在后期的论述中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革命理论的唯一整体。与第一阶段的马克主义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在较后阶段，这个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进一步分离出来了。虽然肯定理论和实践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仍然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但是在这里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只是潜在的，表面显示是一种分离。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中他解释道：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不再直接涉及工人运动的实践，但他们的理论还是不断进展到从未有过的理论上尽善尽美的较高水平。
对于科尔施的论述，资产阶级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纷纷给予评价，认为科尔施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第二阶段和革命实践是相互分离的，是“纯粹的”理论哲学。他们将社会革命的理论割裂成了碎片，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将其说成是纯粹的理论批判，与政治的或其他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现实中只是对脱离革命实践的理论进行考察，是孤立的伪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突出的就是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是纯粹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家们由于传统的重压而企图以纯粹的理论形态来保持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形态的社会革命理论。这种理论是全然抽象的和没有实际结果的——它仅仅企图拒绝新的改良主义理论，在这种新理论中，历史运动的真正特征被表述为非马克思主义的。
面对种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以及对自己的批判，科尔施以肯定的语气阐释自己的观点为：理论和实践不可割断的相互联系，作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类型的最独特的标志，在他的体系的较后期形式中，无论如何也没有被废除。认为一个纯粹思想的理论似乎已经取代了革命意志的实践，这不过是肤浅的一瞥。
第三阶段(1990——)：科尔施将第三阶段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形式的“重建”，是在长期衰退的第二阶段之后的复苏和本质的回归，这一阶段的代表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再次回到第一阶段的原初状态，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的再次肯定，是无产阶级斗争在新的革命阶段的实践需要。科尔施认为俄国掀起的马克思主义浪潮，是以革命的形式表达了工人运动以及共产主义者的理论概念，预示着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联系已经被“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一个辩证的发展：一种关于包括整个社会一切领域的社会革命的理论。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式必须解决的不仅是“国家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国家的关系问题”(列宁语)，而且，还有“意识形态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
在第三阶段科尔施肯定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列宁力图在实践中极端反对哲学倾向，也指出了列宁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相背离的地方。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中科尔施对列宁脱离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进行了批判。首先他反对列宁的“灌输理论”，认为将社会主义理论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其次，他批评列宁的理论不适应阶级斗争的现实需要，因为列宁取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颠倒，回到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对立，把辩证法变成了客体、自然和历史，把认识仅仅描绘成主观意识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这既破坏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而且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又破坏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的相互关系。
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于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始终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或缺的内在的组成部分。在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哲学这一观点，并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各种复杂的关系进行梳理，肯定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哲学，是真正科学地把握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