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中的方法论范文

哲学中的方法论篇1

摘要：西方传统哲学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影响了相应的法学理论，法理学和法哲学只不过是传统西方哲学语境中两种不同的法学理论而已。法学理论本身离不开一定的哲学语境。

斯·培根是这一哲学的始祖，他开创了经验论的认识原则，认为知识是以感官为起点的，认识的成果要以经验来验证，且提出了实验证实原则，主张通过实验的验证来弥补感官经验的不足。此外，他创立了科学归纳法。这种方法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以清除理性主义所带来的谬误，培根认为这是惟一的科学的认识方法。由于他重视经验，所以也决定了他轻视理性，他说：“决不能给理智加上翅膀，而毋宁给它挂上重的东西，使它不会跳跃和飞翔”。后来的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等都不同程度发展了经验论原则。到了19世纪40年代实证主义则在英国广为流行，它作为科学主义思潮的源头，其思想渊源则来自于近代的经验主义。[9]（p1）约翰·穆勒和赫伯特·斯宾塞主张一切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和基础。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它的思想主要受英国的经验论影响。其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就是经验论的变种。实用主义也同样是以经验为核心，只不过是赋予了经验以更宽泛的理解，这种经验论侧重于生活、行动，主张以一种开拓精神来理解世界。

各种唯理论和经验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认为知识有其客观基础。经验论者认为知识的客观基础是经验，而唯理论者认为知识的客观基础是理性或先天的公理。但这种思维方式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受到西方后现代思潮的猛烈抨击。后现代的代表人物尽力消解传统哲学，例如法国的德雷达就主张将哲学消融于文学之中，美国的罗蒂主张取消他所谓的“大写的哲学”。实际上，后现代思想家所主张消解的哲学即传统的以知识论为核心的、高居于其他文化之上的传统哲学。这种哲学的典型代表就是唯理论和经验论。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本质”或“基础”之类的东西。他们认为传统的思维的方式只不过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把人类的心灵比喻为一面能正确反映客观外在世界观的“自然之镜”，但这只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比喻而已。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应该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或一种语言游戏论与解释学相结合的语言哲学理论来取代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后现代哲学仍是一种哲学，是一种对传统的哲学的反叛，这种反叛实际上是借着传统哲学的语言来反对传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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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中的方法论篇2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重释

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如卢卡奇所说，“这个问题本身很简单，然而，无论是在无产阶级圈子里，还是在资产阶级圈子里，它都已经成为再三讨论的焦点了。”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说收录的八篇文章中，首篇便是《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卢卡奇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它既不是对这一个或那一个命题的信仰，又不是对‘圣书’的注释。恰恰相反，正统仅仅是方法而言。它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通向真理之路的科学信念，它相信，只有沿着辩证唯物主义奠基人制定的路线，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才能够发展，扩大并且深化。”说得简单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方法。那么正统的所谓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辩证法，即关于总体的辩证法，也被称为具体的整体性。

辩证法对人们理解历史起了重要作用，“不管是研究一个时代或是一个专门的课题，有关历史过程的统一的观点”都将有助于我们不仅仅去描述一个历史事件的基本概况，而且还能抓住该事件的真正本质，以及它在历史整体中的作用。这无疑告诉我们这种整体的辩证法对于我们的认知起了重要作用。在卢卡奇在来，“辩证唯物主义是要给行动指明方向的现实认识提供唯一的方法。”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况且这种绝对的看法折射出了卢卡奇思想的局限性。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卢卡奇的这种绝对观点只是他思想历史中的一个具体形态，只是他思想过程本身的一个环节，这并不必然影响卢卡奇一生的伟大之处。辩证法不允许我们简单地将真理与谬误截然对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生产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愈益得到中国学术界乃至社会的关注，研究的视域、范式、途径、方法等愈益多样，极大地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研究。尤其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体系和形态等核心问题，通过反思历史经验和重读经典文本，回归本原意义的马克思哲学，彻底地破除和摒弃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诠释模式，确立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解、解读模式，先后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作为思维方式的实践哲学”、“人学”、“实践本体论”等新概括和新表述。近年来，学者们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构建，又从不同方面提出一些新观点、新看法，进一步深化既有的理解。

进入21世纪，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集中到一个总括性课题，即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和话语体系。学者们认为，构建中华民族自己的当代哲学，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提出，但是，现在才真正具备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其实质是创造中华民族的当代“思想自我”，铸造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灵魂。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及其话语体系，是其首先体现。这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当程度地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更因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仍然具有当下的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转化性发展

讲话始终坚持着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全面及时回答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进程中许多重大现实问题，划清了与不正确思想观点之间的原则界限，澄清了思想上的疑问，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还远未结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1]

（一）研究范式转化：实现话语指向由西方化到中国化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中仍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在研究范式上一直受到西方化的困扰，始终未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式形成高度的自觉。西方化研究范式过分强调西方的问题和标准，扼杀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使之变成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附属品和传话筒，失去了关照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使命。在哲学社会发展的应用实践中，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

鉴此，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必须摆脱西方化研究范式的束缚，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发展要求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把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在研究中推崇历史主义的方法，旨在追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实践逻辑，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创新。按照这种研究范式的要求，在各门具体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应当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积极关注和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在内容上提出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原理，在形式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话语。

（二）重心转化：实现话语重心由精英到大众转变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和无产阶级解放规律，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立言，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而且必须实现大众化。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按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要求，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关注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用大众化的语言表达人民群众的诉求，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正面教育，实现话语重心由精英到大众的转变，这对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至关重要。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研究者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研究什么，主张什么，都会打下社会烙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

（三）视阈转化：实现话语视野由中国到全球转变

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既要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实际出发，又要积极关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发展现状，认真借鉴世界各国哲学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努力吸收人类文明的所有优秀资源，实现话语视野由中国到全球的转变。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很广，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就大量吸收借鉴了前人创造的成果。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

中华民族所拥有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也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1]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三、前瞻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其触角已经伸入世界哲学的前沿和时代精神的核心，却仍然滞后于社会实践，特别是在很大程度上囿于强大的文本诠释的文化历史传统；虽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可以归结为向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归，归结为摈弃教条主义诠释而走向客观主义诠释，成为新的理论构建的必要前提，却仍然是诠释而非建构本身。

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话语体系，推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第一，必须清醒地认识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所面临的危机。它既表现为跟不上社会实践的发展，也表现为极不适应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而迫切需要自身的世界化。当代中国哲学面临这一重大任务，自身却未做好准备。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性转换尤其大为滞后。

第二，必须立足于研究重大的现实问题，塑造合理的“中国现代性”主题。当代中国哲学完成这一使命，就要创造性地解决科学性与价值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一是考察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和现代性本质所规定的主体性内在矛盾，实现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近代以来，伴随着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科学性与价值性发生分裂，导致现代性危机。其分裂的根源来自主体性自身的欲望恶性膨胀。二是考察现代性所体现的文化矛盾，实现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要解决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矛盾，核心是时代性；外来文化资源的现代性实现中国化要解决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核心是民族性。所以，上述两者的关系，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创造性地解决科学性与价值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是塑造合理的“中国现代性”的关键，也是构建当代中国哲学自身话语体系的实践基础。

第三，必须批判、扬弃和超越主观意识的哲学态度。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西化派”的观点集中反映了以主观意识为根据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它们把现代世界本身抽象为无内容的形式，也把构成这一世界的诸民族及其历史和文化抽象为无形式的内容，以便外部反思能够将任意给定的内容纳入抽象的原则之下。与之相反的见解即“文化保守主义”。其批判现代世界具有单纯倒退的浪漫主义定向，虽然构成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反动和必然补充，却不能真正克服后者。它只是停顿和滞留于后者的反面而不能不从这反面同样落入主观意识之中。上述局限于主观意识的哲学观点，其要害归因于脱离和遮蔽社会现实。因此，当哲学本身意识到自己的批判任务即批判主观意识的时候，势必要求客观地发现和把握当今中国之现实。

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哲学可谓是以理论方式表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哲学，是正在建设的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哲学。但不可否认，在现阶段，它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自主话语，创造出个性化、原创性和典范性的伟大作品

中国哲学的发展正面临从未有过的历史机遇。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崛起，理应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理应内在地包含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和哲学复兴。但是，要达到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中国的哲学家们作出持续不懈的努力。

哲学中的方法论篇3

[关键词]会计理论；哲学思考；哲学创新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12-0157-02

作者简介：闻圣男（1992-），哈尔滨商业大学会计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财务管理。梁运吉（1972-），哈尔滨商业大学会计学院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财务与会计。

一、会计与哲学的涵义与联系

（一）哲学

哲学中的“哲”字据《尔雅》释言，训为“智也”。“学”字据伏生所传，《尚书大传》曰：“学效也”；据班固所编《白虎通》，“学之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说文》敩，亦训“觉悟也”。

把“学”字与“哲”字合为一词，其意义在于“以智训哲”，体现出哲学爱知，则以智识为知的思想，这一思想也恰合希腊文“Philosohy”中“Philos（爱）”与“Sophia（智）”相合的“爱智慧”的涵义，与其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会计

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运用专门方法对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综合、连续、系统地核算和监督，提供会计信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为企业在经营中获取最大经济效益而开展的预测、决策、控制和分析等经济管理活动，是经济管理活动中重要组成部分。

会计的本质是反映和监督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一种方法，是管理经济的工具；是一个收集、处理和输送经济信息的信息系统；是通过收集处理和利用经济信息，对经济活动进行组织、控制、调节和指导，是通过专门核算，讲求经济效益的一种以价值活动为对象的管理活动。

二、哲学理论和方法在会计实践中的应用

会计作为一门新兴理论学科，其衍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对社会的认知与分析，更离不开对本理论学科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建立与完善。由此可见会计的研究与实践离不开对哲学的应用与思考，在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引入哲学的思维与思考是必要的，在会计工作实践中借鉴哲学观点与方法也是必要的。将会计理论与哲学应用结合，是以哲学理论为基础，将会计理论方法与会计实际业务分析相结合，归纳出对会计本学科必然、本质规律的认识。

（一）会计的实践性

会计是一门以实践为基础，来源于实践且最终应用（反作用）于实践的理论学科。会计以经济活动为反映和监督的对象，通过记录经济实体持续、具体、全面的经营活动，从而对其做出系统性和综合性分析，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看出会计的客观性与实践性符合哲学分析的基础。

（二）会计逻辑的客观性

会计逻辑思维是一种按照会计逻辑规律反映现实的思维方式，通过分析、综合比较分类等思维操作，达到对经济活动的深层次认识。

会计逻辑思维遵循逻辑思维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分理由律。同一律要求会计对概念的判断和使用必须保持自身的同一，不能变更；矛盾律要求会计思维必须保持会计概念的确指性与结论的唯一性；排中性要求会计思维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最终保证会计概念属性的确指性及判断的唯一性；充足理由律要求会计理论在具体论证中要反映其论据的真实性以及最终结论和理由的必然联系性。这些充分体现出会计逻辑贴近哲学思维的客观性。

（三）会计管理行为的能动性

管理行为的实质是“包括决策发起和决策实施在内的决策管理”，以决策为核心的管理行为的鲜明特征在于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灵活性。

以会计管理行为中的管理控制为例，管理控制是指“管理人员对组织实际运行是否符合预定的目标进行测定并采取措施，确保组织目标实现的过程”。这种控制行为包括当销售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时进行各种促销活动，当费用过大时开始压缩开支等反馈性措施，其实质是一种主动性管理行为，反映了会计管理行为的主观能动性。

（四）会计中的稳健主义

稳健主义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和理论基础，又称其为稳健性原则或谨慎性原则。在会计理论与实践中，稳健主义体现在会计管理的全过程，其包含会计确认、计量、报告等各方面的稳健性内容。要求确认标准建立在合理稳妥的前提下；在会计计量中不得高估资产价值、利润数额；会计报告要为信息使用者充分披露信息，无论表内表外，批注说明，其中都要特别报告当期经济活动中可能发生的风险和损失。

（五）科学发展观对会计工作的指导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会计发展观也在不断与时俱进，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会计工作指明了方向，决定了我国会计发展的战略思想要坚持科学发展，以会计人员为本，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下，要创新会计理论，会计实践要与时俱进。通过统筹计划，严格控制，客观监督，科学决策，从而不断向建设中国特色会计的发展目标前进。

三、未来会计哲学理论研究方向的展望与建议

近年来，在我国会计理论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运用相关理论与方法来阐述哲学与会计之间的关系。如杨俊亮（1994）在《会计哲学——会计本体论的哲学沉思》中通过对资金运动记录、反映方法的研究，阐释出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于玉林（2000）在《现代会计理论实务与教育研究》中根据会计的世界观阐述会计哲学；顾飞（2001）在《关于会计哲学的思考》中对会计哲学内容和结构进行了分析。在会计哲学的研究过程中，我国学者各抒己见，然而由于研究的人数较少，理论有限，看法角度各异，无法在各层次中进一步深入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会计哲学理论体系与结构。会计哲学理论仍需汇集更多的观点和内容。因此，只有更多人来关注探讨会计哲学，才能使会计哲学体系走向成熟，促进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

（一）新时代会计理论哲学性研究发展趋势的分析与展望

会计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同样面临着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诸多环境因素的变化，会计学科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未来会计理论研究方向一方面在于各种会计分支学科的丰富、完善和新的分支学科出现；另一方面是各种会计学科会被更多人认识和有组织的系统研究。

以会计哲学性研究的代表学科——会计哲学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会计哲学性学术研究文章篇目从“数以十计”到近十年来“数以百计”，有关会计哲学性思考的学术性文章逐渐丰富，近五年来会计哲学研究取得了成果，通过运用系统法、归纳法为主题理论研究方法，以哲学方法论为基础建立起了会计哲学的“七论点”。如今会计哲学拥有了初步的理论框架，可见会计哲学性研究在我国具有可行性，并且发展前景具有长远性、稳定性。

（二）关于创新会计理论哲学性研究的建议

1.遵循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在会计理论研究创新中要注意运用全面、本质、联系和发展的方法进行分析和思考。并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和矛盾分析法，辩证地审视问题的各方面，在弄清楚问题的原因、原理后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给出符合实际的方法与思路，避免研究陷于简单化或空洞化。

因此，会计理论研究创新一定要注重对世界观、方法论的认识和应用，以此达到理论研究的思路清晰。

2.加强已有会计哲学方法联系性和实用性研究

在完善会计理论哲学性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本体理论结构原有的饱满性以及理论体系层次的完整性。会计哲学理论研究中提出了如系统法、演绎法、结构法、移植法、归纳法、比较法、分类法、分析法、类比法、组合法、联想法、相关法、相似法、相向法等多个适用于会计哲学本学科理论的研究方法。在近年来对会计哲学的初探中，通过运用哲学方法论构思建立起会计哲学学科的基本框架，提出了会计哲学导论、会计哲学本体论、会计结构论、会计功能论、会计价值论、会计实践论和会计认识论。虽然在层次方面较为饱满，但各理论要素之间缺乏联系性和实用性。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挖掘其中的研究潜力，进一步完善其内容，将理论观点与理论研究方法相结合，从而开拓更具实际意义的新理论和新观点，使会计哲学内容更为饱满，逻辑更加缜密。

3.面向世界、博采众长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推动着各领域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协调。因此，过去单一、封闭的传统理论方法如今已行不通。会计理论的研究同样需要开放、包容和融合。会计理论哲学性研究的发展创新应高度重视对当今世界各种先进理论因素的学习和融合，通过吸收满足本理论需要的知识，结合有利于会计理论发展的问题不断建立健全会计理论哲学的新理念、新内容和新方法，博采众长，使会计理论研究坚持可持续发展观。

[参考文献]

哲学中的方法论篇4

关键词：前苏联；马哲形成史；方法论问题；理解方式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6－0074－05

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成型较早，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影响较大。从目前研究现状出发，本文对前苏联马哲形成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做了认真的考察，认为前苏联的研究既有鲜明的特点，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也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其中根本性的问题主要有三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问题上的内生/外生二重困境，立场遮蔽方法和研究整体上的封闭性。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问题上的内生/外生二重困境

马哲形成史研究中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这一问题意识对于前苏联马哲形成史研究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前苏联马哲形成史研究在此根本问题上的态度与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一个内生的过程。

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内生的？概而言之，其核心要义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内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及同时代人的思想在他们身上的某种叠加或反映。显然，这一研究态度是理性的、恰当的，它内在蕴含了这样两点主张：第一，思想总是属人的，思想不具有归根结底的独立性，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主要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第二，思想、理论源自实践，因此，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离不开对他们的实践过程的研究。应该说，这两点主张并没有太大的问题，然而，前苏联马哲形成史研究在把这两点主张贯注到具体的研究时却产生了不少问题，这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先来看前苏联的具体研究。以前苏联马哲形成史研究的一大代表性著作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为例，这一著作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问题的基本方式是“坯胎”说或“萌芽”说，这一方式的具体表现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一观点是某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坯胎、萌芽或雏形。这一做法带来了许多困难甚至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凭什么说马恩的某一观点是他们后来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某一观点的胚胎、萌芽？难道说处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的马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方法论的历史演进研究”（项目编号：12XZX003）和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马克思研究：路径分析与文本解读”（项目编号：11A5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克思、恩格斯就有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或是认识论与历史观等的相对区分？显然，这一做法如果不想进一步陷入困境就只能否定自己。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从感觉上即能获得的研究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坯胎”说并没能从实质上阐明马哲的形成。

这一做法的更大问题在于线性地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问题。前苏联的马哲形成史研究无疑并不是认为马恩不同时期的观点是同一原理的相同呈现，但认为它们归根结底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也就是在成熟程度上有所不同。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视为一个量变过程，视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不断成熟过程，这种线性、量变做法的困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飞跃乃至断裂的警觉甚至恐慌。最鲜明的一个例子是前苏联的马哲形成史研究机械遵照列宁的说法，认为到《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已经完成。及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如何理解其中鲜明的人本主义便成为一大难题，很多时候就以说明不了根本问题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成熟”作结。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多处存在类似的转折、飞跃乃至断裂，这些现象是难于做线性处理的。

回头再看上述两点主张就相对容易发觉其中大而化之的粗疏之处。相比于第二点主张第一点主张有更多的合理之处，因为虽然思想归根结底不可能属于某个人，但一般情况下总还是以某人的作品的形式呈现的，因而这些作品也就成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前苏联的马哲形成史研究恪守这一要求，不仅严格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为研究对象，并注意尽量囊括他们的全部文本。对此，奥伊则尔曼有较为清晰的说明：“当我们指出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研究者面前的所有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困难是不可克服的。研究已经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保存下来的信件和其他材料、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前辈与同时代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常常提到的、或者常常强调其功绩的、或者与之进行论战等等的那些人）的著作，批判地分析历史环境、思想派别以及这些派别在我们所研究的整个时期内所进行的斗争——所有这些就可以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观点形成的真实过程。”① 然而尽管前苏联的研究有这些优点，但也基本上就此止步了。前苏联的研究似乎认为现存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基本上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问题。此中有两点情况需加探讨：其一是文献的充分性问题，即假定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的每一重大思想都付诸文字，并且这些文字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这一问题相对好解而且到20世纪50、60年代也基本可解了，这主要是因为到这时已知存留下来的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都已发表并较易获得；其二是与之相关的文本解读方法问题，这一问题可表述为理解问题或文本的含义边界问题。相比于前一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难度要大得多，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前苏联的马哲形成史研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哲学中的方法论篇5

一、中西哲学在内容上的相似性比照

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并没给哲学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认为，欲知哲学为何物，只须指出其内容即可。哲学包括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冯先生对哲学三部分内容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解并没能有助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解决。冯先生认为哲学的三部分内容是密切相关的。“宇宙论与人生论，相即不离，有密切之关系。一哲学之人生论，皆根据于其宇宙论。……哲学家中有以知识论证成其宇宙论者;有因研究人是什么而连带及知识问题者。哲学中各部分皆互有关系也但问题是，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的统一，既可理解为一系哲学中三者的统一，也可理解为某位哲学家的哲学中三者的统一。冯友兰似乎倾向于后一种理解，而在中国思想家普遍强于人生论，而弱于宇宙论和知识论的情况下，这种理解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理论上的困难。因为按照后一种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学术，先秦思想家乃至大部分中国思想家的思想能否被列入中国哲学史就成了问题。冯友兰自己也未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吾人观上述哲学之内容，可见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约略相当这段引文中并未提及诸子之学，如果冯友兰要把诸子之学列入中国哲学史，就必须对他所理解的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相统一这一标准进行转换。因为，“中国哲学的创始者孔子，及继起者墨子，都是谈论人生问题，而未尝成立宇宙论系统。冯友兰是如何进行这种转换的呢？他在〈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说：“由上述宇宙论与人生论之关系，亦可见一哲学家之思想皆为整个的。凡真正哲学系统，皆如枝叶扶疏之树，其中各部，皆首尾贯彻，打成一片。(w这里，衡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是否为哲学思想的标准由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的统一，变成了“首尾一贯，打成一片”，也就是说，由一个内容上的标准变成了一个半形式上的标准。进行了这样一层转折之后，诸子之学进入中国哲学史才名正言顺。例如，冯友兰把孔子列入中国哲学史的理由是孔子以前，尚无有私人著述之事……哲学为哲学家之有系统的思想，须于私人著述中表现之……就其门人所记录者观之，孔子实有有系统的思想。由斯而言，贝lj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从冯友兰的这段话看来，他判定一种思想是否是哲学思想的标准变成了思想的系统性，但系统性更多的是一个形式标准，它只是哲学之为哲学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并不能仅据此条件就说一个人的思想是哲学思想。这里，冯友兰忽略了他所谓的系统性思想的初始意义是宇宙论、人生论、认识论的统一，从而模糊了这一标准的内涵。

张岱年也承认哲学包括宇宙论、认识论和人生论三个部分，但和冯友兰不同的是，他认为每个哲学家不一定要面面俱到地研究所有问题。宇宙论的研究或人生论的研究或认识论的研究，都可以是哲学研究。“哲学之研究，实以探索最根本的问题为能事。不论何派哲学家，其主要工作，或在研究宇宙之根本原理(或世界事物之源流）或在探讨人类生活之根本准则(或改造社会的道路）或在考察人类认识之根本规律(或科学知识之基础）总而言之，凡关于自然世界、人类生活或人类认识之根本问题之研究，统谓之哲学。哲学家可以建立系统的哲学，“然哲学家之工作亦不必专以建立系统为务。有时专门问题之探索，个别概念范畴之剖析，较之建立一个一偏而空洞的系统更为重要。哲学家之工作，与其说是建立系统，不如说是探索问题，发阐原则，即仅就一部分根本问题而充分研究之。按照张岱年的这种观点，先秦的诸子之学、魏晋的玄学、宋明清的道学或义理之学，都可顺理成章地称之为哲学。

张岱年虽认为每个哲学家不必面面俱到地研究宇宙论、认识论、方法论，但他并不否认三者的统一。只是他所理解的统一不是某位哲学家那里三者的统一，而是一系哲学中三者的统一，这一点对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也至关重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依赖两方面的前提:一方面要确认一些中国学者的工作是哲学工作，另一方面要肯定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哲学。张岱年在确认了前者之后，着眼点放在了后者上。也就是说，他关注的是整个中国思想。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找出哲学家思想的形式系统，而张岱年则致力于找出整个中国哲学的形式系统，这从〈中国哲学大纲》的写作体例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学者可能没有面面俱到地研究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但只要中国哲学在整体上具有这些方面的研究，那么从内容上讲，就可以说中国有哲学。从整体上反思中国思想，是近代文化界的一个主题，张岱年的贡献在于他梳理了整个中国哲学的形式系统。在这36个系统中，他分别叙述了中国哲学的三个部分(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的内容，具体地考察了各个部分的概念、命题的渊源流变，从而更加突出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内容上的共性，进而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增添了证据。

二、中西哲学在形式上的相似性比照

冯友兰先生为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把内容标准转化为某种意义上的形式标准，但即使把衡量的标准形式化，也还不能完全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因为在形式上，中西哲学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照冯友兰看来，中国哲学既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也不长于论证。前一个缺陷可以用中国哲学有实质上的系统来补救，但中国哲学弱于论证的缺点则不能不认真对待。冯友兰非常强调论证之于哲学的重要性，认为若无论证，普通人的见解和哲学家的见解就无以区别，而中国哲学恰恰是在论证说明方面较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逊色。既然论证对哲学之为哲学至关重要，那么中国哲学疏于论证的缺点就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它实际上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冯友兰对论证的强调是和对逻辑的强调分不开的。他认为哲学是说出一番道理来的道理。金岳霖认为，所谓“说出一个道理来”，就是以论理（即逻辑）的方式组织对于各问题的答案。强调逻辑是清华学派哲学家的一大特色，但逻辑并不止于论证。就形式逻辑的内容来看，它除了研究推理论证，还研究范畴和命题。张岱年和冯友兰、金岳霖不同的是，他没有把论证作为哲学在形式上的唯一标志，而是突出了哲学系统由哲学范畴和哲学命题所形成的形式上的特征，并进而从这些形式特征上考察了中西哲学的相似性。

首先，张岱年从“哲学是范畴之学”出发来肯定中国哲学在形式上的合法性。他认为哲学家研究的主要是范畴，哲学系统也就是范畴系统。哲学系统为何首先是范畴系统呢?这和张岱年对哲学的理解有关。张岱年认为哲学是探索最根本问题的学问，“哲学为根本问题之学，亦即事物基本类型之学，研究世界事物中之基本区别及其统一关系。哲学研究对象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哲学在形式上必然是范畴之学，“自古及今，哲学家之主要工作，或在创立概念范畴，或在诠释概念范畴，或在厘清概念范畴，或提出若干重要概念范畴而特别表彰之，或统综一切概念范畴而厘定其相互关系。另外，哲学系统都是理论系统，而理论系统都必以一个范畴或一组范畴为其最基本的范畴。哲学系统区别于其他理论系统的地方，即在于其所设定的基本范畴不同。

如果把哲学看成范畴之学，那么中国哲学的存在在形式上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哲学也许缺少形式上的论证或条理系统，但就研究基本范畴这一点来说，中国传统的诸子之学、义理之学等对性与天道、心物及理气等范畴的研究都可以说是哲学研究。而且在这些研究中也不乏范畴系统，《中国哲学大纲》所展示的，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哲学的范畴系统。

其次，张岱年从哲学命题的特征上来论证中国哲学在形式上的合法性。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前提之一其实是哲学的合法性，而哲学的合法性在近代却受到了逻辑实证主义命题意义理论的冲击。冯友兰在逻辑实证主义意义理论的挤压下，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命题一形上学命题。“形上学命题”是说到事实的，但只是形式地说。它不肯定也不证明“有某种事物存在”，而只是对于已存在的事实，作形式的解释，所以虽然其说到事实，但也还是分析命题。冯友兰所说的这种形上学命题，不能说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但如果以有没有这种命题去衡量中国传统思想，恐怕能列入中国哲学史的思想家就寥寥无几了，也就是说，冯友兰所提出的形上学命题，虽不失为一种抵御逻辑实证主义对形上学攻击的方法，但同时也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构成了威胁。

面对逻辑实证主义对形上学的攻击，张岱年体现了和冯友兰不同的思路。他根本不承认逻辑实证主义的命题意义标准，而是另起炉灶，提出了自己的命题意义理论。张岱年认为，哲学中有各种命题，“而为特色的哲学命题者，有三:一、统赅经验事实命题，二、名言命题，三、基本价值准衡命题。统赅命题是关于宇宙之全部事实、或大部事实之命题，名言命题是关于符号或命题之命题，价值命题是关于理想或事实与理想之关系之命题。三种命题的意义(意谓)标准是不同的。统赅命题是事实命题，事实命题的意谓准衡为可验，或在经验上有征;名言命题之意谓准衡为可辨或可解;价值命题之意谓标准为可实践或有实践之可能。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标准，统赅命题和价值命题因无法验证，所以是没有意义的。而张岱年则认为，统赅命题是一种泛经验命题，泛经验命题虽非特殊经验所能证成或否证，然而却能为大部分经验所证成或否证，并不是无意义的。至于价值命题，虽不能证实，却可以实行，所以也不是无意义的。

张岱年对哲学命题的论列和对命题意义的厘定对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张岱年的命题意义理论维护了哲学的合法性，进而也维护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按照新实证论者的理解解哲学处理的是无意义的命题，根本就无存在之必要。而按照实用主义的标准，哲学是无用之学，也无存在的必要。哲学尚不能存在，遑论中国哲学？所以维护哲学的合法性也就是维护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前提。按照张岱年的命题意义理论，实用主义的错误在于把“有用”这个名言命题的意义标准引用到事实命题上，而新实证论的错误在于认为一切泛经验命题及价值命题都无意义。其次，张岱年的命题意义理论为中国哲学在内容上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支持。众所周知，中国哲学三分之二的内容是人生论，人生论主要关乎实践和价值领域。如果把哲学命题认定为冯友兰所谓的形而上学命题，就很难说中国有哲学。所以要肯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必须在意义理论上脱离逻辑实证主义的窠臼，为中国哲学中众多的统赅命题和价值命题寻求意义支撑。

三、中西哲学在方法上的相似性比照

哲学的方法问题，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也至关重要。如果哲学有其特有的方法，而在中国哲学中我们却找不到这些方法，那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必将受到质疑。从方法上考察中西哲学，我们会发现二者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中国哲学中没有充分发展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其次，中国哲学比较强调体验和践履。最后，中国哲学较多关注了“为学之方’。面对中西哲学在方法上的诸多差异，如何沟通中西哲学，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成了摆在哲学家们面前的重要问题。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从胡适开始，方法就受到特别的重视。胡适认为哲学的核心就是方法。但胡适和早期的冯友兰对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都没加区别。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卷中说，“科学方法，即是哲学方法，与吾人普通思想之方法，亦仅有程度上的差异，无种类上的差异。既然科学方法就是哲学方法，那么关键就是指出科学方法是什么，然后考察一下在中国哲学中有没有这种方法。在胡适那里，科学方法更多的是指归纳法，而冯友兰早期强调的则主要是演绎逻辑的方法。但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学术中，既没有充分发展的演绎法，也没有充分发展的归纳法，这样一来，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在方法上就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张岱年并不否认演绎法和归纳法的重要性，不过他认为这些都不是最适合哲学的方法，最适合哲学的方法是辩证法。“辩证法乃是考察事物之全貌以发现事物之变化规律之方法，亦即，考察一历程之诸要素与其一切相互关系，以及其对于历程以外之其他要素之一切关系，而寻求历程之内在的变化根源，厘定历程之发展规律，以达到对于历程所含之诸现象之全面的理解。辩证法之所以是最适合哲学的方法，首先是由哲学的研究对象决定的，哲学研究的是宇宙大化的历程及社会发展的历程，这些都不是重复屡现的，因而演绎法和归纳法难以奏效。只有包含演绎和归纳而又高于演绎和归纳的辩证法才能胜任这一任务。其次，辩证法之所以是最适合哲学的方法，乃是因为哲学上许多问题的产生，源于各家的各执己见、蔽于一曲而不能会通。哲学要达到会通的认识，必须能够解蔽，而最精的解蔽之术是辩证法。“辩证法以对立统一为基本准则，对于一切两相对立者，概不忽略其一方，而各予以适宜之位置。凡有所见，必勘察其对立见解，凡有所断，必考量其适用之限度，如此固能免于以偏该全、以畸为奇。

以辩证法为哲学的方法，可以解除中国哲学合法性在方法问题上遇到的困境。因为在中国传统学术中，辩证法的发展是比较充分的，其运用也是比较自觉的。若以辩证法为哲学的根本方法，中国哲学就没有无方法之虞。在这个问题上，张岱年的贡献是不仅指出了辩证法是最适合哲学的方法，而且论证了中国传统学术中这种方法的存在。他认为，辩证法的联系和变化的观点以及对事物运动变化规律的概括，可以用中国哲学中的两个范畴一“反复’和“两一”来涵盖。“反复”、“两一”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固有的观念，老子早就提出、阐发过‘反复”的原则。而“两一”的思想在张载的思想中已发展得非常成熟。中国哲学中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持。

在方法问题上，中国哲学的另一问题是体验、践履及‘为学之方”的定位问题。张岱年的贡献是把这些都纳入到哲学方法论的框架之内，从而在方法论层面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张岱年认为，“哲学方法，就其为思维方法而言，实与科学方法并无根本不同。然而科学之范围与哲学不尽相同，哲学所注意之方面，与科学不同，故哲学专门方法与科学专门方法，有其相对的不同。也认为，哲学于运用逻辑之际，有三种特殊的方法:一为体验，二为解析，三为会通。其中体验是哲学的首要的方法。“兹所谓体验，谓以身验之，或验之于身。体即身体，验即查验。就身体之所经历而虑察之，谓之体验。就身体之所经历而考察之，即就身体实际活动以考察之。

张岱年所谓的体验即生活实践，他认为，理论与实践之一致或知行之一致是辩证法的一个根本要求，是从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引申出来的方法准则。它强调凡知识或理论须与行为和实践相合，立说应以生活实践为根据，并通过行动和实验加以甄别。张岱年认为实践的引入，使新唯物论在方法论上超越了新实在论。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以经验自限，故既不能走出怀疑，也不能协符于生活。而辩证法强调实践，故能不妄有所信，而又合于生活。

把实践纳入到哲学方法论的框架中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践履，强调知行合一，这和近代西方哲学是一个很大的不同。金岳霖在《中国哲学》一文中说，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哲学的工具。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引用了金岳霖的这段话，并且认为，这是由中国哲学的特点造成的。“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学不但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但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在冯和金那里，强调体验或践履是中国哲学的特色(西方近代再也没有苏格拉底式的人物了）是中西哲学无法沟通的相异点，而张岱年则不如此认为，他把体验这一概念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剥离出来，结合新唯物论的实践观，把它纳入到哲学方法论的框架内，从而进一步从方法上论证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有不少对“为学之方”的讨论。冯友兰认为，“为学之方”不是求知识的方法，而是修养之方法，非所以求真乃所以求善之方法。“为学之方”在方法论中究竟如何定位，也关系到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解决。张岱年在谈到哲学修养时说:“哲学方法之运用，更以若干必须的精神修养为基础。有此种精神修养，然后从事哲学之研究，方可有所得。如无此种修养，则虽博览强记，仅助其记诵;虽广说博辩，止成为戏论。此种修养，可为方法运用之初基。也认为，这种精神修养工夫有三方面。一是存诚。诚是《大学》的核心观念，张岱年认为求真之诚，为哲学工夫之基础。二是善疑。怀疑精神被胡适看成是科学精神的重要体现。三是能辟。即“能开新思路，能启新观点，能立新范畴，亦即能思前人所未尝思及，而逾越陈思旧套之范围。张岱年所说的这些，实际上也就是传统学术中“为学之方”的内容。按照他的观点，为学之方虽不能算作哲学方法，但它对哲学方法的运用来说，是一个前提性的条件。这样，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为学之方”就在哲学方法论体系中有了其合理的定位，获得了其存在的意义，进而为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间接的证据。

哲学中的方法论篇6

【关键词】法哲学；系统理论；学科设置

部门法哲学之所以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部门法哲学作为现代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法哲学的延伸，并采用哲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以期消解法哲学与法律学之间的人为的障碍，消除法哲学与法律学相互脱节的现象。” [1]其次，部门法哲学侧重于法的本体层面和价值领域的“哲理”概括与探究，它倡导一种应有的理论自觉性和深入的理性反思，倡导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理论依托和真正的法哲学思辨之上。[2]最后，部门法哲学拥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形态和鲜明的实践性指向。任何一个学科都要涉及到学科的属性和学科的归类以及某一学科的研究范式特点，从而从其属性和研究方式出发来思考其深入发展的路径，并有助于建立有效的理论框架，以消除学科研究中的障碍。因此本文拟通过探讨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以及其思维方式的特点来描述“什么是部门法哲学”。

一、部门法哲学的发展态势及其存在价值

张文显在文中写到：“最近20年来，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部门法哲学研究和教学活动日渐活跃，正在成为法学研究领域的亮点。作为现代法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门法哲学对法学研究领域经典的、重大的、前沿的、疑难的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推动法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新的知识增长点。” [3]张教授的这段话是对目前部门法哲学发展态势的浓缩概括。在中国法律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部门法哲学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并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部门法学哲理研究的成果频频面世，比如陈兴良的《刑法哲学》、江国华的《宪法的形而上之学》、宋功德的《行政法哲学》等，除此之外部门法哲学高水平论文不断增多，讨论问题不断深化，谢晖在他的文章《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中，开宗明义的讲到“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学，不论其是基础理论学科，还是实践应用学科，其观察和研究的切入点都是部门法。”并建设性的提出了部门法哲学的学理化之命题，集中探讨了部门法哲学中的逻辑连贯性、解释合理性、对象整合性和意义关切性问题。[4]此外，部门法研究的理论化、哲理化倾向成为中国部门法研究的逐渐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截至2011年已经成功召开四届部门法哲学研讨会。这为我国部门法哲学研究者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大大的促进了其发展。

部门法哲学推动着对部门法前沿的、经典的、重大问题的研究，是部门法研究的一种创新。它从法哲学层面，用法哲学方法讨论部门法中的一般理论问题并诠释部门法法理学意义。首先，“部门法哲学的存在有助于打破讲话的学科体系和陈旧的知识结构，推动法学学科整合和创新法学研究，并把法哲学的思维方式融入到部门法研究当中。当前我国法学领域过度的分科，造成了专业知识的断裂，视野狭窄” [5]，其次，部门法哲学为部门法解释理由提供可能性和合理性。当某一部门法涉及到解释深层次的理论性的一般问题时，往往只局限于利用本部门学科的理论资源，显得捉襟见肘。而且只是机械性地依赖规则，而忽视规则制定背后的法理之基础，并不能完美的解释规则。“部门法哲学为部门法的学理基础并解释部门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哲学不接受任何既定的东西，相反，它对任何东西都要反思批判、前提批判，因此哲学的首先为自己奠定基础，这就决定了部门法哲学的作用之一是为部门法研究提供创新”[6]，当需要解释部门法存在的问题，比如刑法中为什么规定贩毒是犯罪而吸毒却不是，这些都需要部门法哲学来解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学科间的整合，部门法哲学使部门法贯通起来。

二、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

对于任何一个学科，讨论其学科属性关系到对该学科的准确定位和实践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关于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理论界存在三种倾向，第一种认为它属于法哲学的分支学科；第二种认为它属于部门法学科；第三种认为它属于“交叉学科”、“中间学科”。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张文显，在其《部门法学引论―属性和方法》一文中，其认为“法哲学与法律学是相对应的学科，法学体系内有法哲学与法律学之分。法哲学是哲学的法学，‘法律学’是科学的法学。科学与哲学相对应。就一般意义来说，科学是以世界的某一领域、某一方而、某一层次、某一问题为对象，哲学则是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科学提供关于世界的某一领域或方而的‘特殊规律’，哲学则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科学研究的方法带有‘工具性’、‘技术性’。哲学的研究方法则带有‘本原性’、‘终极性’、‘方法论’性质。科学与哲学的这些区别也是法哲学与民法、刑法等法学部门构成的法律学的区别所在。其次，部门法哲学的研究理论资源、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理论关怀主要是来自法哲学，应用法学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哲学属性，同时又以法律知识为基础，致力于对现实法律制度批判和改革。” [7]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是什么？笔者的观点倾向于第三种，但又不等同于第三种，下文会详述。

首先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同法哲学是有很大区别的，具体表现在：首先，部门法哲学具有两个成立基本的基本条件：第一，反思研究的理论视角；第二，研究对象的特定限制性（被限制在特定部门法及其基本理论）[8]。上述两个都是部门法哲学必备的因素，法哲学缺少对具体法律的关注，而部门法又缺乏反思性的思维，宋显忠有过精辟的论述“法哲学和部门法哲学在反思的理论视角、方式和方法上具有共性，在这个意义上，部门法哲学作为对部门法及其基本理论的法哲学研究，根本不同于部门法学的知识建构，而是对部门法及其基本理论的反思、批判与重构。可是法哲学一旦选择了特定法律部门为研究对象，按照严谨的学术要求，其研究的选题、材料、范畴以及论证自然发生有别于传统法哲学的理论框架的变化，也就是真的成了部门法的法哲学了。[9]其次，法哲学注重批判，注重重构，注重对法的反思性考察，注重对抽象领域的研究和论证，侧重于“价值”领域。而部门法哲学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实践理性，它于立法和司法有着更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它不仅注重揭示某一部门法律规范的确切内容，而且注重说明法规范的一般构成，在研究上往往多采实证的方法，多用描述性的语言。再次，二者研究的范畴不同。法哲学的研究范畴并不能当然涵盖部门法哲学的研究范畴，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来自于具体的法律制度当中，具有巨大的丰富性，不是法哲学所当然涵盖的。最后，部门法哲学具有鲜明的理论性与实践性，拥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框架，其研究对象特定且具体。部门法哲学并非法哲学在部门法中的简单套用，而是部门法基本原理的体系化。

第二种观点实质是过度强调部门法哲学对部门法的依赖性而单边地将其定位为部门法学。[10]我们不能因为其对部门法的依赖性就简单的将其归入部门法的范畴当中，实际上，它和部门法学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部门法哲学以研究部门法学中带有本原性、终极性的问题为己任，而部门法学则侧重于研究某个方面，某个层次的具体的问题。其次，部门法哲学以部门法的理念为研究对象，设计部门法的规范形式和价值内容。部门法哲学注重反思和重构，并侧重研究部门法中的普遍规律，而部门法学则倾向于严格的逻辑实证，注重对具体法律规则的解释，研究的是某一领域内的特殊规律。总之，部门法哲学秉承了法哲学的重要思维方式，注重部门法学中的意义关切性问题，视角更为开阔，研究更为深入，传统部门法学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已不能涵盖部门法哲学的内容。

综合第三种观点，我们可以把部门法哲学学科属性概括为：法哲学与部门法的边缘研究领域。“我们不应该把‘部门法哲学’单边地归于‘法哲学’，而是认为应当突出认识和强调‘部门法哲学’作为一种交叉学科和交叉研究的‘双关性’。这种‘双关性’：首先它是‘法哲学的分支学科’、‘法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其次它是‘部门法的法哲学’，即‘部门法本身的高层哲理’。如果借用康德的两个哲理范畴来表达，大致可以将‘部门法哲学’一方面看成是属于法哲学的‘实践理性’层面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可看成是属于部门法学的‘纯粹理性’层面的内容。我们充分重视和强调这样一种‘双边性’的理性面向，将可以更好地促使二者达到一种高度完美的结合与融合。[11]我们不能否认部门法哲学的“交叉性”和“双边性”，但仅因为其研究涉及两个领域就主观的创造一个“中间学科”，或者“交叉学科”并不严谨，这里我赞同宋显忠教授的观点，不赞成把部门法哲学归纳为“部门法学与部门法哲学的交叉、中间学科。实际上，部门法哲学这一新兴研究对象，虽然它既有法哲学的属性又有部门法的特点，但“部门法哲学目前还仅止于学界的一种探讨，尚没有去的与法哲学学科和部门法学科并驾齐驱的合法地位，部门法哲学也仅仅是对已有研究的一个新蛋概括或者命名，还远没有创造出一个如中间学科这样的新学科。” [12]

三、部门法哲学的思维方式

“部门法哲学是从反思部门法的合法性问题开始的” [13] “部门法哲学是以特殊领域的法律思想为对象的反思和批判活动” [14]。部门法哲学具有反思的思维特性，哲学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独特的思维方式，它的更不特征在于提供了一种反思式的思维方式，这有别于传统的经验式的思维方式。而部门法哲学作为法哲学的延伸，因为自身的哲学属性，必然也运用哲学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排除经验和直觉，讲求对经验材料的理性思考，以透过复杂多变的表面而认识隐藏于事物内部的规律。部门法哲学拥有哲学的“反思”思维方式，以反思的方式不断的去更新既有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以深化对部门法问题的研究。

“反思”大概有三种涵义：“一是指知性思维，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知性思维看事物就是把事务当成孤立、静止的东西，即‘非此即彼’的东西。是思维的较低阶段。二是泛指人们的理性思维，即对感觉经验材料加以反复思考，以便透过表面的、变化无常的偶然现象认识隐藏在事务深处的本质和规律。黑格尔在逻辑学本质论中说：‘本质的观点是反思的观点。哲学的认识方法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务后面的反复思考。’[15]三是指对思维的思维、对认识的认识。即‘反思’是指思想反过来以自身为对象而展开思考。[16]孙正聿认为：‘反思思想’是人类思想的哲学维度，它以人类把握世界的诸种方式去追问‘思维和存在’，去揭示‘思维与存在’间更深层次的矛盾，推动人类思想的变革。[17]人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思维即是第三种意义上的反思。部门法哲学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秉承法哲学的思维方式，这使得部门法哲学严格区别于纯粹的部门法学，前者注重反思式的思维模式，而非观察与实证。

部门法哲学反思的思维方式特点在于“它把既定的思想和认识作为再现思想、再认识的对象，特别是在于通过对思想和认识据以形成的那些前提的批判而提升或变革人们的思想和认识。如果说，法律学的直接思想对象是具体的法律条文、法律制度、法律运作等法律现实，那么，法哲学的反思对象则是法律学的思想。” [18]部门法哲学的反思注重对前提性的反思[19]，即对部门法赖以存在的前提进行审视和追问，注重关于法律规则正当性以及合理性的深层追问，正如陈兴良老师所说：“部门法学的应用性不应该成为理论浅显性的遁词，实践性也不应成为理论零碎性的借口”。部门法哲学注重对部门法的价值性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批判性是反思的最本质特性。” [20]而理性的批判必然是建立在逻辑的分析和价值判断基础之上的。部门法哲学作为一种超越性和规范性的思考，其价值指向也是批判与超越，批判是为了寻求发现问题的视角，关注研究部门法的价值问题，超越是为了达到学科发展的目的。批判是一种更为“积极的反思”，它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甚至怀疑现行的法律规范，试图通过敏锐的批判而达致深刻的理解。部门法哲学对于法律规范正当性的追问，不只是一种笼统的前提性和价值性的追问，而是关注具体的、不同角度的侧重点，并注重对部门法的逻辑性反思，黑格尔曾指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作为逻辑开端的东西必须是整个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和根据；二是逻辑中最初出现的规定是一种最直接最简单的抽象；三是作为逻辑开端的东西必须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21]某种意义上讲，逻辑性反思也是对法律规范逻辑起点的追问，即法律规范逻辑的核心基础和逻辑开端。通过过追问发现更深层次的东西，探究法律规则逻辑起点以及逻辑规则中所蕴含的正当性及其价值。

部门法哲学所具有的反思式的思维特性，使得部门法哲学向法哲学方向靠拢，并逐步完善其建构起的系统的理论逻辑体系和框架，对部门法学科的概念和范畴起到了整合作用。充分重视其反思的思维特性，注重对部门法律规范正当性及其合理性的反思有助于促进部门法展开前瞻性的思考与建构，并成为促进部门法哲学向纵深发展的关键。

注释：

[1]张文显.部门法学引论―属性和方法[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5）：5.

[2]仁.从法哲学的范围与品格看部门法哲学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18. [3]同[1].

[4]谢晖.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J].文史哲，2002（1）：142-149.

[5]宋显忠.什么是部门法哲学[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4）：61.

[6]邱本.再论部门法哲学[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5.

[7]同[1].

[8]同[5].

[9]同[5].

[10]孙育玮.再论部门法哲学的“双边性”及其深入发展的路径选择[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11.

[11]孙育玮.关于我国“部门法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政治与法律，2007（6）： 8-14.

[12]同[5]62.

[13]谢晖.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J].文史哲，2002（1）：145.

[14]蔡宏伟.试论当代中国的“部门法哲学”概念[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40.

[15]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6]杨寿堪.哲学思维的特点[J].社会科学辑刊，1988（2）.

[17]孙正聿.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34-135.

[18]同[1]11.

[19]同[2]28-30.

[20]同[17]142.

哲学中的方法论篇7

【关 键 词】哲学研究中心/本体论/方法论/创新/转移

【 正 文 】

人类研究哲学主题的兴趣并非是永恒不变的。“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恩格斯语）那么，哲学的改变是怎样表现的呢？哲学史上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哲学改变以及它们的作用如何？探讨这些问题对于认识现代哲学的特点，把握哲学发展的脉络，促进哲学现代化具有理论及实践的双重意义。

一

任何哲学都是实践和时代的产物，它们集中反映了实践发展过程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时代潮流和构成生存发展主题的重大现实问题，形成从普遍、稳定和深层次角度去把握事物本质特征的认识，帮助人们正确地思维，然后反过来影响并指导进一步的实践。

纵观人类实践与哲学相互作用及其演变的历史，不难看出人类实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它们不仅在自然界及社会历史进程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更使人们的哲家及其思维方式产生了剧变。由于哲学研究对象具有高度的普遍本质性，这种剧变不同于其他学科那样完全依靠改变自身表现出来，而体现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哲学研究偏好。这些哲学研究偏好如果在某一时代具有主导潮流的意义，我们就称之为“哲学研究中心”。相应地，我们把这种哲学研究偏好的迁徙变化，称为“哲学研究中心的转移”。

我们这里提出一个假说，即哲学的剧变是通过哲学研究中心的转移而实现的。在以往的哲学发展进程中，主要发生了两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哲学研究中心转移。在近代科学兴起以前，生产力水平的普遍低下使哲学家们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创生及演变关系上，形成古代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激烈斗争。双方在本体论上的相互攻击责难，推动了人类对整个世界本质的认识，深化了人类主体对客体的实践作用，最终为人类实践模式转换奠定了基础。整个农业和神学时代，哲学研究偏好基本上集中于本体论，因此它成为“哲学基本问题”。

近代科学兴起以来，由于仅仅依靠探讨主客体创生关系还不足以解决生存与发展的实际问题，困惑中的哲学家们另辟蹊径，哲学研究偏好一下子出现了以认识和提示自然界奥秘为主的一股全新的潮流。它冲破了唯心主义本体论的壁垒盛行了近300多年。这一阶段哲学家们的兴趣偏好，主要集中于认识自然规律及提示物质运动奥秘上，体现在哲学史上主要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矛盾斗争。在哲学研究过程中，人们不约而同地把主体与客体等涉及本体论问题悬置起来，集中兵力于认识论领域。当时所有的哲学讨论几乎都带有某种工具性的意义。哲学家们则在自己的著作思想上冠以“工具”的字样，张扬其认识论的指导意义或作用。

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变化，是哲学研究中心的第一次转移，哲学则完成了从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的巨变，这些变化促进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动人类从“搜集材料”走向了“整理材料”的过程。恩格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宣布了本体论理论合理存在的最高判据，划分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标志哲学界关于本体论争论的终结。

认识论作为哲学研究偏好的中心，所产生的主要争论与歧见体现在：世界是一个孤立静止的事物，还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东西。争论中自然会涉及本体论的一些研究成果，但它们已经是明日黄花，一旦有人再纠缠于本体论问题时，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形而上学(metaphysics)”而巧妙地舍弃或回避开。从培根到爱因斯坦，哲学家的主要兴趣是认识论研究。方兴未艾的认识论几乎成为哲学的代名词，这期间，笛卡尔、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都为人类认识工具宝库增添了重要武器。

现代科学兴起以来，一般性认识论问题已经不再能满足哲学家们的好奇心了。他们捡起前一阶段萌芽而出的方法论作为大力弘扬的主题，探究把认识的力量转化为改造的力量，方法论成为左右哲学研究偏 好潮流的中坚。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哲学研究中心转移，使近代哲学跨入了现代哲学的范畴行列。这是哲学研究中心的第二次转移。这一转变过程始于马克思的“关键在于改造世界”的认识，整个20世纪以来的哲学家们最感兴趣的是方法论，尤其是以正确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为基础的方法论。

引人瞩目的是，这一阶段出现了哲学转变严重滞后于实践转折的现象。一大批长于认识论研究的哲学家由于不能很好地把握已上升为社会生产力主体的科学技术及方法的具体细节而显得严重落伍。据我们分析，这种哲学研究中心转移中的滞后现象，其产生主要有四个原因：(1)社会化生产方式及精湛的认识论的推动作用，使科学技术进入了一日千里的高速发展状态；(2)哲学研究中心转移主要发生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段，它不像上一次转移比较缓慢可以让人慢慢适应；(3)认识论与方法论之间天然固有的些微差别又常常迷惑人们，使人看不清这一哲学转变的大趋势；(4)由于C.P.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教育传统的阻碍作用，等等。

不管怎样，经过近100年的演变，方法论成为哲学研究中心已日益显露出来。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不再仅仅局限于认识论而更多的是方法论方面的重要成果。这一时期，人们更关切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方法得当，运用成功往往能够直接检验认识的正确与否，从而一举解决认识论上的争议。

我们正处于一个以方法论为哲学研究中心的哲学时代。人们或许会问，我们所处的哲学时代是否像以前一样也孕育着一个新的转移？答案是肯定的。超越方法论的时代将是以创造为哲学研究中心的时代，或者可以借用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称之。细心的人可以从关于方法论的普遍争论中看出其端倪。恰到好处地运用方法论的结果无疑是创新的。随着实践的深入，包括创造发明和发现等诸多内容也慢慢进入哲学研究者的视野。它们既属于实践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于以往哲学矿藏里，又具有全新的内容充满现代新哲学的气息。它们将是21世纪哲学研究的偏好。

上述哲学研究中心转移分别与古代中世纪、近代科学技术革命和高新技术革命相对应，虽然两者之间并不完全同步，但具有较强的呼应关系。关于哲学研究中心转移的动力机制、作用，我们已在以前文章中阐述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二

哲学研究中心转移是对哲学史上发展脉络的一种人为认识和归纳，它的存在与否肯定会引起哲学家们的异议，见仁见智是正常现象。但事实上，只要存在哲学研究的个人偏好，必然存着哲学活动综合统计的宏观结果，不同时代这种宏观统计结果肯定是不同的。在尚未建立哲学研究内容的实证统计分析基础之前，本文主要研究哲学偏好的本质特征，为提示哲学研究中心转移的性质属性奠定基础，最终确认哲学研究中心转移。

我们认为，哲学研究中心转移具有确定性，主要在于哲学研究偏好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同一时代不同的哲学家有各自的研究偏好，不同时代哲学家们的研究偏好也不同。这种客观上的研究偏好及其差异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哲学王国。

一般而言，哲学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途径进行：(1)从日常的知识或常识的问题出发来研究；(2)从科学实证知识和问题的角度来研究。前者可以称为人文认识视角，后者可以称为实证认识视角。哲学历史上，狄德罗、黑格尔、费尔巴哈、叔本华、海德格尔和萨特等哲学家主要偏好第一种研究方式，培根、笛卡尔、洛克、莱布尼茨、康德和穆勒等人却主要采取第二种研究方式。他们大多殊途同归，提示了哲学认识的奥秘。这些研究偏好使哲学家们既彼此相互区别，又分工协作，呈现为一个哲学认识整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意识到了哲学研究的偏好特征，他们之间进行了科研分工和合作。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模式不仅使他们成功地登上认识论的高峰，为本体论哲学争论的终结奠定了基础，而且使他们得心应手地分析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从实践创新的角度为后人哲学研究树立了典范。通过哲学史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处于哲学研究中心转移的峰值期，不仅标志本体论争论终结、认识论高峰期和方法论的肇始，同时又孕育着实践创新哲学的萌芽。因此，人们通常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是一场革命，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论断。

从哲学研究偏好角度上看，19世纪中期哲学的高度是几个哲学研究偏好不同程度的叠加后形成的一个哲学研究高潮。现在我们还处于这一高潮震荡的余波之中。不同的哲学研究偏好像是一个波，他们相互作用，有时互相抵消；有时形成谐波，甚至巨波，既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同时又带有极大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表现为：(1)个人哲学研究偏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多种个人哲学研究偏好构成社会哲学研究中心转移，但我们不能说在本体论时期就没有认识论研究的存在和偏好，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方法论时期的今天会有本体论研究的“小阳春”等等。

哲学研究中心转移观确定性的另一个依据，就是哲学研究成果受到社会 普遍认可的程度。在近代科学革命过程中，哲学家研究偏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垂青于认识论研究，对于解决生产过程和研究过程中的问题，发挥了指导和启迪作用；哲学家的睿智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从事哲学研究成为最有学问的象征。当哲学研究偏好背离了时代潮流，那么哲学家就会受到冷遇，遭人唾弃。现代科学革命前后，整个哲学出现了这样情况，其中出现的哲学疆域的日常“坍塌”危机感的此起彼伏，仿佛像两朵不祥的“乌云”飘荡在哲学王国的天空，本来哲学研究中心已经从人文主义转向科学实证研究，但大多数哲学家仍然固守残山剩水，所以出现了哲学危机，人们惊呼社会没有伟大的哲学家。

后来，目光敏锐的神学家A.哈纳克捅破了窗户纸，他在担任德国威廉皇帝学会首任会长的就职演说中讲道：“人们抱怨我们这一代没有哲学家，可是他们错了。他们现在在别的学院里，他们的名字是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由于缺乏哲学指导，科学家们被迫自己起来探索相应的哲学问题，并且集中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特别是后者。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科学家型的哲学大师，他们的名字当中有罗素、玻尔、海森伯和卡尔纳普等等。

这种危机局面从维特根斯坦开始转机。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充满了试图完成哲学研究中心转移而斗志未酬的悲剧色彩，但他那具有启发性的观点深受社会各方面的好评。此后，经过维也纳学派的奠基特别是波普尔的刻苦努力，哲学再度焕发了青春。由于波普尔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深刻造诣，对人们的社会实践富有启发，受到社会的普遍青睐，扭转了哲学清谈和备受鄙视的窘状。20世纪30年代以来，哲学家们在自然科学中的信誉日高，包括一大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内的社会各方面人士对哲学赞赏有嘉，它们代表了20世纪新哲学的进步，充分显示了哲学研究中心转向方法论之后的繁荣状态。

事实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一大批敏锐的哲学家就从人文认识论视角转向科学实证认识视角，进行了战略转移。一旦这种哲学上的“长征”胜利之后，哲学界将面临一个全新灿烂的世界。与此同时，一大批在消除了两种文化差异影响下的新哲学工作者正沐浴新时代的阳光，以全新的现性分析视角，探索新哲学朴实无华的哲理，勇敢地走向未来。

三

哲学研究中心转移也是哲学与实践关系作用产生新的生长点的结果；哲学疏远时代主题就会缺少活力，逐步丧失其特有的敏锐和洞察力。哲学研究中心转移的事实，对于我们今天审视哲学研究，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具有启示作用。它使我们能够正视哲学与时代相伴、荣辱与共的主题，冷静地反思哲学研究的客观现状，面对哲学研究中心转移的新态势，站在跨入21世纪的门槛，我们认识到哲学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或称之为“不适应”：

首先是哲学家队伍及其研究的文化构成不适应问题。我们的哲学家队伍出身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居多，他们虽然刻苦钻研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但是缺乏从根本上根除不熟悉科学技术状况的决心，而我们面对的又是一个到处充满科学技术的时代。这种文化构成上的差异，造成许多人不敢涉及科学技术领域，不愿意探讨方法论问题，同国际哲学界的大气候相背而驰；更有甚者抱残守缺，或者浮光掠影而拒斥新思想。没有科学技术方面的深刻修养，就不具备探讨哲学资格的时代正在向我们逼近。江泽民同志一再告诫全党，“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为支柱的一系列高新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和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生活，各级干部要从事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高度来认识学习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重要性，增强学习的自觉性。”这一谆谆教诲对于今天的哲学家无疑是金玉良言。只有整个哲学界来一次彻底的“脱毛”，熟练地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绝大多数人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我们才能承担起繁荣21世纪哲学的重任。否则，哲学家落后于时代主旋律，哲学就会出现倒退。

其次，是哲学研究主题和内容的人文构成不适应问题。人学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不同的哲学研究偏好乃至哲学研究中心转移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进步，这就是哲学研究的人文功利性。谁否认这一点，谁就会丧失哲学发展的方向。人作为主体最早期就是本体论中的研究对象；在认识论中人又是认识和实践的重要承担者；同时在方法论和综合创新论的研究热潮中也脱离不了人。众所周知，人类的发展和社会共同进步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人是最宝贵的，人要遵循规律来发展自己。历史发展表明，解决人类自身发展和自我管理的问题，主要依靠民主和人权、法律和道德这些根本途径。前二者作为人际关系的激励与协调构成社会整体的基本准则，后二者作为社会硬约束与个人软约束的根本内容，都应该进入哲学方法论研究的中心，没有真正的民主与人权、法律和道德的飞速发展，就不会有社会的繁荣昌盛。然而，由于国情的差异和不同，我们必须大力倡导繁荣民主、保护人权的具体方法论的研究，哲学方法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 BR>如果说从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诞生以来，科学和经济繁荣大于人学繁荣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经历从低谷走出攀向高峰时，必将为人类带来真正的人学繁荣，它将在21世纪或者更远一点真正协调科学与人学的关系，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那时，全世界经济繁荣，人民快乐安康，现今棘手的社会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我们认为经历“综合创新论”的哲学研究中心阶段之后，要么哲学将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回归本体论研究，要么哲学将向宇宙文明飞跃。

科学和人学的协调发展，综合利用，不仅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当今世界及现代中国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和方法论原则。我们正处于方法论研究蓬勃兴起的时代，我们责无旁贷地面临着加强科学与人学协调持续发展的方法论研究任务，使人类能够从普遍、稳定和深层次的视角去看待它们，为最终解决问题提供启示和指导，重新沐浴哲学的春天。

关于哲学研究中心转移的研究还向人们昭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1.哲学研究要明确时代的主题，顺应历史潮流，集中力量加强涉及现实问题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不回避现实问题和矛盾，不畏惧强权和钱势，才能切中时弊，一针见血。我们的时代不能回避的主题：(1)经济与科技代表了发展的方面；(2)民主和人权代表了生存的方面；(3)和平和安宁则代表了宏观背景方面。上述主题也是当代最令人们棘手的问题，无疑解决的根本途径之一在于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重大哲学问题，也是当代哲学研究的总偏好。如果哲学家们因为知识构成和畏首畏尾而回避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而放纵自己的研究偏好，那么他就会远远偏离哲学研究中心，不能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

2.当代的棘手问题接踵而至，如果仅仅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去探索答案，是无法不东支西绌的。我们必须加强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主动出击，不仅加强各个方面及环节的方法论研究，更要深化动用哲学方法论的系统性，并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协同应用中，适应综合创新论研究时代的变化，为哲学研究进入综合创新论阶段添砖加瓦。

3.广泛博采众多学科研究的专长，丰富哲学方法论内容，积累和吸取综合创新论所需要的素材，特别要放下哲学高不可攀的大架子，深入现实生活，深入科技研究创新的前沿，在探索中前进。从前，各门学科吸吮着哲学的乳汁，踏着欢快的节拍走向成熟。现在，哲学这个母体干瘪了，枯萎了。要实现哲学这只火凤凰的再生，哲学必须吸收其他学科之优长，各类学科现在也确实具备了“反哺”哲学的能力和条件。

4.加强哲学对创新内容的研究，有备无患，为实现哲学研究中心转移创造条件。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重视建设与发展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程序性较强的方法了，他们视创造、发明为第一生命，提出“资源有限，创意无限”的神圣口号。21世纪人类发展日益离不开创造。从现在开始，哲学研究创造，形成创新论理论体系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5.哲学研究绝不能绕着敏感的问题兜圈子，哲学家要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献身精神。我们要铭记爱因斯坦的箴言：“我要做的只是以我微薄的绵力来为真理和正义服务，即使不为人喜欢也在所不惜。”

哲学中的方法论篇8

（一）法哲学课程设置的历史沿革

“法哲学”作为一个名称由来已久。据意大利法学家G·德尔·韦基奥（Giorgio Del Vecchio，1878-1970）考证，在古代和古典时期，除了“自然法学”（iuris naturalis scientia）概念以外，“法哲学”（philosophia iuris）这一名称也常见诸学者们的著作之中。罗马著名思想家西塞罗（M.T.Cicero）在其《法律篇·J，5》中曾提到“法律学科来自深奥的哲学”（Ex intima philosophia haurienda juris disciplina）一语。1650年，肖比尤斯（F.J.Chopius）写过一本小册子，所用题目为《论法的实在哲学》（De vera philosophia juris）。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Leibniz）在1667年所著的《法学论辩教学新方法》（Nova methodus discendae docendaeque Jurisprudentiae）一书第100节和43节分别使用了“法哲学”（Rechtsphilosophie）和“法律哲学”（Gesetzphilosophie）两个概念。［47］然而，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哲学”作为一门大学课程的名称，才渐次得以流行。在德国，历史法学派奠基人古斯塔夫·胡果（Gustav Hugo，1764-1844）在哥廷根大学较早设“实在法哲学”课程。1798年，他将自己的讲稿加以整理，以《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哲学的自然法教程》为名出版。在该《教程》中，胡果对“实在法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1节-6节）、实在法哲学发展的历史（7节-28节）、实在法哲学的性质（29节-37节）、法律人类学（38节-151节）、法的哲学基础（152节-375节）、公法（376节-402节）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48］其后，比胡果年少六岁的哲学家G·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设“自然法与国家学或法哲学”讲座，并于1821年将该讲演稿出版。这就是著名的《法哲学原理》。黑格尔的“法哲学”，是其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分，是精神哲学之“客观精神”篇章的发展、发挥和补充。［49］在这一点上，他与胡果的法哲学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进路。但由于黑格尔本人的影响，他所倡导的法哲学，长期以来，成为后世法哲学课程设置的正统方向。法哲学因而也仅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法哲学发展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一大批法学家从事法哲学课程的讲授和著述，随之也就有了法学家们出版的法哲学教科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K·伯格博姆（Karl Bergbohm）的《法学与法哲学》（莱比锡，1892年）、J·柯勒（Josf Kohler）的《法哲学教程》（柏林，1908年）、F·伯罗茨海默（Fritz Berolzheimer）的《法哲学经济哲学体系》（慕尼黑，1904年-1907年）、G·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海德堡，1914年）、R·施塔姆勒（R.Stammler）的《法哲学教科书》（柏林，1921年）、M·E·迈耶尔（M·E·Mayer）的《法哲学》（柏林，1922年）和J·宾德（J·Binder）的《法哲学》（柏林，1925年）等。

二战以后，法哲学的研究与教学主要是法学家从事的工作。但由于对法哲学的学科归属一直存有不同的看法，德国各大学关于法哲学的课程设置情况则不尽相同。大多数大学的法哲学课程讲授由法学院的法哲学教授承担（如哥廷根大学、萨尔大学、慕尼黑大学、波鸿大学）。在没有法学院建制的大学则由哲学院或其他学院的哲学系（Philosophische Seminar）来安排法哲学、道德哲学、国家哲学之类的课程。在少数大学（如海德堡大学），法哲学的课程设置一直采取传统习惯，分别由法学院和哲学院的教授来组织进行。［50］各大学之间没有统一的法哲学教材，一般由任课教授指定阅读的书目或自编讲义。20世纪50年代以来德国出版的权威性法哲学教科书主要有以下数种：H·柯因的《法哲学基本特征》（1950年初版，1969年第2版）、E·费希纳的《法哲学》（1956年初版，1962年第2版）、C·A·埃姆格（C.A.Emge）的《法哲学绪论》（1961年版）、H·亨克尔的《法哲学导论》（1964年初版，1977年第2版）、A·考夫曼和W·哈塞默（W.Hassemer）合编的《当代法哲学与法学导论》（1977年）、R·齐普利尤斯（Reinhold Zippelius）的《法哲学》（1982年）等。这些教科书的共同特点是：有完整的结构、自成体系、论述的问题较为全面。就以上方面而论，它们与专题性法学著作有所区别。法哲学课程所指定的必读书目，除标准法哲学教科书以外，当然也包括那些有创见的法哲学专著。至于具体选用何种参考书籍，一般视教授的研究方向或讲座所涉范围而定。

（二）法哲学与相关法学课程

与英美传统不同，德国法哲学课程重在法的哲理。因此，该课程也从不以意义较为含混的“法理学”（Jurisprudence）名称标识。在德文法学文献中，法学家也经常使用与英语“法理学”词形相同的概念Jurisprudenz，但并不指称法理学，而取其拉丁文jurisprudentia一词原义，指“法律的知识”或广义的法学，相当于Rechtswissenschaft（法律科学）。法哲学不同于“广义的法学”，当然也并不涵盖法律科学的一切分支学科。

在历史上，法哲学的研究对象并不十分确定，其范围宽狭不一。R·施塔姆勒将这一对象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思想的纯粹形式；二是理想法的不容性（Unzulssigkeit）。根据此一规定，他在《法哲学教科书》中具体讨论了有关法的概念、法的形成、法的理念、法的操作（应用）、法的执行等涉及哲学，社会学、语言逻辑、国家学、伦理学、政治学诸学科的问题。［51］G·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分总论与分论：总论讨论法的概念、法与道德、法与善、法的目的、法理念的矛盾、法的效力、现实与价值、法的美学、法学的逻辑；分论则较宽泛，涉及的问题包括公法与私法、人、所有权、契约、婚姻和继承法、刑法、死刑、宽宥、程序、法治国、教会法、国际法、战争等。［52］J·柯勒把法哲学的对象限定于研究人类、人的定在（menschliches Dasein）及人类文化。他的法哲学体系基本上分为两大部分：（1）文化的发展；（2）法律的发展。［53］二战以后的法哲学教科书则更偏重法的本体论问题和对各种法律学说的评述，也兼及法学方法论和法律思维方式的讨论。这说明，法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拓展自己的向度。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开放性，就给法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与其他相邻近学科之间的界限划分，带来一定的困难。

在德国，与法哲学最不易划界的学科是“法学理论”（Rechtstheorie）。法学理论，又称“一般法学”（allgemeine Rechtslehre），作为一门学科，它的成熟晚于法哲学。其产生过程开始于19世纪初。这一时期，随着概念法学的兴起，尤其是后来的分析法学的产生，至少在法学界出现了要求建立一门不同于传统法哲学（主要自然法理论）的独立法律科学的愿望。这一新的学科，在英国就是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所主张的“实在法学”；在奥地利被汉斯·凯尔森规定为“纯粹法学”；而在德国，大多数法学家则称之为“法学理论”或“一般法学”。就其内容而言，法学理论不包括法哲学作为法律伦理学（Rechtsethik）所考察的范围，它是关于法和法学基本概念的分析理论，侧重于描述现存法（实在法）的概念和逻辑结构。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法学家们对这一学科性质的讨论未能达成一致看法，［54］但“法学理论”作为一门法学选修课程被一些大学法学院列入教学计划。其讲授内容大致包括法的概念和效力、正义理论、法律规范、法律体系（法系）、法律科学的若干理论问题等。［55］其中，许多内容与法哲学、法社会学课程有所重叠。

法社会学（Rechtssoziologie）是19世纪中期以来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另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以法律制度与社会总体的关系为考察对象，研究与社会事实相联系的法和法律生活。在德国，鲁道夫·冯·耶林（Rudolf von Jhering）、马克斯·韦伯（Max Weber）、H·坎托洛维奇（Hermann Kantorwicz）、P·赫克（Philipp Heck）、T·盖格尔（Theodor Geiger）等人分别从法学和社会学两条不同的进路发展了法社会学理论。战后，N·卢曼从系统论方向拓进，发展法社会学一般理论，使法社会学研究领域突破了传统的框架，而成为包括一切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共同涉猎的范围。由此，法社会学与法哲学之间的边界变得有些模糊。尤其是，所谓“理论法社会学”（theoretische Rechtssoziologie）的形成，不仅与法哲学难以划界，而且与法学理论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标准。尽管学者间对这三门学科的基本方向的认识也还是比较清楚的（即法哲学-规范的、实践的学科；法学理论-逻辑的、概念分析学科；法社会学-描述的、经验的学科［56］），但许多细节问题似乎仍悬而未决。

与上述学科分类相联系的另外一些学科的归属，也有待进一步明确。这主要是指法律教义学和法学方法论。

法律教义学（Rechtsdogmatik），也称“教义学法学”（dogmatische Rechtswissenschaft），是德国19世纪兴起的、研究某一特定法律体系或子体系（法律语句命题系统）的实在法理论。［57］或者说，它是一门“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的自成体系的基础学问”。［58］按照R·阿列克西的理解，法律教义学作为一门法律科学，其实是至少三种研究的混合体：（1）描述有效的法；（2）串联概念体系；（3）获取解决有问题的法律案件的办法（建议）。［59］。从这一角度看，法律教义学显然是一个多向度的学科，不能归属于法哲学或法学理论这样单一的法学分支。换言之，法律教义学的三项研究涉及至少三个不同的向度（领域），即描述-经验向度、逻辑-分析向度和规范-实践向度，［60］而这三个向度又分属于法社会学、法学理论和法哲学的三个研究方向。也许是因为法律教义学介于这三个向度之间而没有明确的边界，所以尽管德国的法学家经常在自己的论著中使用法律教义学概念、方法和理论，但它至今尚未成为一门专业的法学课程，列入德国大学法学院的“课程总表”（Vorlesungsverzeichnis）。

法学方法论（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或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传统上附属于法哲学的法律认识论部分，与法哲学和一般法学并行发展。德国法学家一向注重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普赫塔、温德雪德（Bernhard Windscheid）、祁克（Otto von Gierke）、耶林，自由法学运动的代表人物H·坎托洛维奇和利益法学的倡导者P·赫克等人，都曾对德国的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战后一批法学家（K·恩基施、J·埃塞尔、K·拉伦茨）致力于法学方法论的专门研究，逐渐使之形成一门有完整结构的法学知识体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其他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的引进，一些类方法论专著（如法律教义学、法律修辞学、法律语序学、法律逻辑学、法律诠释学）的相继问世，突破了传统的方法论框架。一些跨学科的理论问题（如法律语言的分析、立法解释、法律的应用、法律的获取与发现、法律决定、法学中的概念与体系构成等）需要运用多层面的法学方法予以考察。由此可见，法学方法论，无论就其深度还是其广度来看，似乎已不再专属法哲学，而是联系诸学科但又相对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了。在一些方法论研究重镇（如慕尼黑大学、比勒费尔德大学），法学方法论早已成为大学的正式课程之一，与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学理论、比较法学诸课程相并列。

近几十年来，德国的法律政策研究呈升温趋向，法律政策学被一些大学（如科隆大学）列入法学课程。由此，法哲学与法律政策学的学科划界，也成为德国大学课程设置的问题之一。

“法律政策”（Rechtspolitik，legal policy）一词在19世纪末开始被法学家们广泛使用。对其含义和研究范围，学者间大体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法律政策是指为达到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在法律上采取的各种手段和方法。在此意义上，法律政策不仅包括立法政策和司法政策，而且包括社会政策的一切领域（如住房政策、农业政策、药品政策、卫生健康政策、劳动政策、人口政策、环境政策等）。［61］狭义的法律政策仅指立法政策（Gesetzgebungspolitik），即在立法上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达到一定社会目的而采取的对策。

法律政策的兴起，反映出法律总体精神的转向，即在多种社会价值的平衡过程中为法律的合理化寻求根据。波兰俄裔著名心理学法学家莱翁·彼得拉日茨基（Leon Petrazycki，1867-1931）最早在两卷本的《收入学》（1893年-1895年）中批判法典编纂者的立法方式，提出自己的法律政策计划。其后，他又在《法律政策学导论》（1896年-1897年）一书中系统论述了法律政策与法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法律政策的社会理念、道德的进步、法的教育功能、法的心理学、法律政策的方法等问题。在彼得拉日茨基看来，立法上应当采取一种社会法律发展的一般路线，以使人们的心理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法律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最高的善，促进道德的进步，发挥法律的教育矫正功能，培养个人和社会的正义感以及尊重法律、热爱祖国和家庭、畏惧刑罚等心理素质，以达到人与人之间生活的协调与社会关系的亲和。［62］显然，法律政策学不仅应当在法律技术层面考察立法程序、步骤、目标设定的合理性，而且应当作为一门特定的法学学科在法哲学框架内予以研究。法律政策学涉及对特定社会既存法律的评价、某一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分析，也包含对一些法律价值（如自由、安全、公正、效率、民主）及其冲突、法律原则（如最优化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等）的法哲学考察。法律政策学拓展了法哲学关于“法与政治”（政策）的一般研究范围，但作为一门学科它又以法哲学作为其理论基础之一。

在德国，马克斯·韦伯的“法的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 des Rechts）理论，为法律政策学奠定了根基。此后，G·拉德布鲁赫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法律政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68年10月科隆大学教授M·克里勒（Martin Kriele）等人创办《法律政策杂志》（Zeitschrift für Rechtspolitik，简称ZRP），进一步推动法律政策的研究向学术化与实证化方向发展。在国际上，由“法律政策”所引发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法律政策与其价值论背景、立法政策学的理论基础、法的渊源与法律政策、政治与法律政策等）也成为法学家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在法哲学学术会议上被广泛讨论。［63］综上所述，面临当今科际整合的总趋势，德国法哲学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课程设置方面都受到了相邻近学科的入侵，学科之间的边际界限变得有些模糊。于是，法哲学家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寻找当今法哲学发展的新的进路，他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当今法哲学目的何在？”“法哲学面临无路可走的处境了吗？”64法哲学家们的危机感，一方面昭示出多学科整合给传统法哲学造成学科难以定界的窘境；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未来法哲学作为领衔学科所面临的重要机遇、挑战和选择。充分利用多学科整合的优势，及时引进相近学科的最新学术成果、理论和方法，把握当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精神的脉搏，站在整个科学发展的前沿来审视法学自身的发展，是摆在法哲学家面前的迫切任务。错过了这样一个良机，法哲学就会丧失它在整个法学体系中的学科优势，甚至陷入真正的“无路可走”的困境。这当然并不是法哲学家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注释：

1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亦春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2 Hans Dieter Schelauske，Naturrechtsdiskussion in Deutschland-ein berblick über zwei Jahrezehnte （1945年-1965年），Koln，1968.

3 美国德裔法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在其代表作《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注意到W·麦霍费尔等人的存在主义法学的影响，与“其他价值定向法学”相并论。参见该书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4 Winfried Hassemer，Dimensionen der Hermeneutik-Arthur Kaufmann zum 60.Geburtstag，Heidelberg 1984.

5 Theodor Schramm，Einfuhrung in die Rechtsphilosophie，München 1978，S.73.

6 这主要是指康德1797年出版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道德形而上学》上册）、费希特的《自然法基础》（1796年）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1821年）。

7 对哈伯马斯的法哲学理论有兴趣者，可阅读Jürgen Habermas，Faktizitt und Geltung：Beitrge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Suhrkamp，Frankfurt/a.M.1992.

8 Marc Blessing，Aspekte existentiellen Rechtsdenkens，Zürich，S.67.

9 Karl Jaspers，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cschichte，S.201.

10 Erich Fechner，Rechtsphilosophie：Soziologie und Metaphysik des Rechts，Tübingen，1956，S.231.ff.

11 Werner Maihofer，Recht und Sein：Prolegomena zu einer Rechtsontologie，Frankfurt/a.M.，1954，Vorwort.

12 有关的评论，参见Arthur Kaufmann，Die ontologische Begründung des Rechts，Darmstadt 1965，Einleitung.

13 Hiroshi Noguchi，Die “Natur der Sache”in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ARSP Beiheft-30/1987，S.139.也见Hebert Schambeck，der Begriff der “Natur der Sache”，Wien，1964，S.7；Dernburg，Pandekten，3.Aufl.I（1892）。S.87

14 F.Regelsberger，Pandekten（1893），I，S.68.

15 Gerhard sprenger，Naturrecht und Natur der Sache，Schriften zur Rechtstheorie Heft 50，Berlin，Einleitung.

16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页。

17 见孟德斯鸠前揭书第2、14、18、19、26诸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