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波动范文

思想波动篇1

关键词：王小波；德宏；插队经历；文化心理

一

王小波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曾被一些论者誉为“文坛外高手”，他以旺盛的精力创作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三部曲，这些小说无论从主题还是技巧都与当时的文学主流自觉的拉开了距离，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和他生前几乎籍籍无名而异常落寞相比，1997去世之后，王小波的小说引起了越来越多评论界的关注，目前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往往集中于其成名作《黄金时代》及以后的作品，从小说的叙事学分析，至王小波小说艺术的中西方资源均已有研究者涉足，随着不断阐释和研究使学术界呈“众声喧哗”之势。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王小波和地处边疆的云南省德宏州有着较深的渊源。1968-1970年，王小波曾经在德宏州陇川县插队数年之久。这段独特的经历在王小波的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正是在德宏的插队生涯和种种经历，激发了王小波最早的文学创作冲动。另一方面，王小波在德宏陇川插队的这段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独特而丰富的素材。在王小波的小说和杂文中，他一再反复穿插大量的有关德宏插队时期的故事、经历，来反思历史的错位和时代的荒谬，成为其文学文本中一个重要的叙事构成。研究王小波的德宏插队经历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为探讨王小波的文艺心理和深入分析其作品提供了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视角。

二

1968年，王小波参加“上山下乡”运动到云南德宏插队时，年仅16岁。之前王小波曾看过一本当时风靡全国的书《美丽的西双版纳》，被版纳热带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神秘的少数民族吸引，毅然放弃了较为舒适的干校锻炼自愿远赴云南边疆，但阴差阳错到了和西双版纳颇为相似的德宏，从此和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少年时代的王小波像当时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受“”时代宣传的感召，希望在艰苦的边疆地区奉献自己的青春，战天斗地，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然而在云南插队三年彻底颠覆了王小波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崇高火热的理想和触目惊心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小波们一直信奉的人生理想和美好憧憬被残酷的现实世界击得粉碎。可以说，正是在德宏陇川插队的这段经历，在艰苦的生存条件和繁重的体力劳动的严酷拷问中，让王小波对中国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有了最清醒和直观的认识，对“”中廉价的政治宣传和愚民政策有了切肤之痛，对生活的本质和真相产生了新的质疑和思考。也正是是在德宏插队生涯中的种种经历，激发了王小波最早的文学创作热情，通过阅读和写作中重新构筑自身的生存方式，从而超越“”这个充满苦难的时代。

整个插队生涯给王小波留下的最恐怖的记忆恐怕就是无休止且异常繁重的民间劳作。当时王小波和其他21位北京知青被分配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弄巴农场，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劳动由管理组织分配，王小波曾从事过割稻、扛包、挖沟、放牛等各种农事活动，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王小波而言构成了非常严峻的考验，以致他有因病情发作而入医院治疗半个月的记录。王小波后来在杂文中愤怒地回忆说：“笔者在农村插队，在学大寨的口号鞭策下，劳动的强度早已超过人力能够忍受的极限，但那些工作却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对于这些活计，老乡们概括得最对，没别的，就是要给人找些罪来受。”不仅王小波如此，这大概是所有插队知青的共同感受。知青们一边要日复一日承受强大的劳动强度，但是同时却缺衣少食，忍受着极端的贫困。严峻的生活体验使王小波真正走出了被长期灌输的浪漫化的革命想象，在不堪承受的苦难面前开始对生活的真谛展开痛苦的思索。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在回顾自己的插队经历时曾说：“没有人能使我再轻易地相信什么。我们偏爱从自己皮肉上得来的真理，我们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对王小波来说亦是如此。显然，在插队过程中现实呈现的荒谬和连绵不绝的苦难，比任何廉价的政治宣传和狂热的鼓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王小波日后在小说和杂文中一再追溯德宏插队生涯、彻底反思历史的现实源泉。

比之物质贫乏，更令知青难以忍受的是精神的禁锢和思想的贫乏。众所周知，期间是中国思想控制最为严密的时期，全国上下仅剩八个“样板戏”和浩然《金光大道》等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少量作品，对于“嗜书如命”的王小波等下乡知青而言，被剥夺阅读和思考的权力，让插队生涯简直像黑夜一样漫长。他后来回顾在云南插队生涯时曾说：“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变形记》就不会被人看没了”。又说“在我们之前，生活过无数的大智者，比方说罗素、牛顿、莎士比亚，他们的思想述著可以使我们免于痛苦。但我们和他们的思想、述著已经被隔绝了”。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王小波当时的痛苦和焦虑之情。思想的禁锢，精神的苍白成为王小波在劳动之余最不堪承受的重负。这种痛苦的体验一直缠绕着王小波，使得他在许多年之后仍不能释怀，在他的杂文《沉默的大多数》、《思维的乐趣》、《救世情结与白日梦》、《椰子树与平等》等文章中一次次“复活”，成为王小波反思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社会思潮的最佳参照物。

三

“道德理想主义曾经王小波这一代人的精神旗帜。当然，他们在巨大的乌托邦精神感召下，以一种强烈的道德激情，为实现至善至美的革命理想而呐喊奋斗。革命退潮之后，这一代人的精神整体发生了分化，许多人以一种悔不当初的世俗心态告别了过去的乌托邦热忱”。正是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缺乏中，王小波开始意识到个人在荒谬时代里的糟糕处境，开始从战天斗地、解放全人类等时代灌输的政治口号中逃离。知青的真诚被利用，勤劳变成了笑话，想改天换地、拯救世界却连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把握。王小波后来曾说：“刚当知青时，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类，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要承认，当时我愚蠢得很，所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丢盔弃甲地逃回城里。”用他自己的文学作品中的话说，是“生活中到处充满了黑色幽默”。如果说对道德理想的执著与坚守曾是王小波的全部内心构成的话，那么插队之后回到北京的王小波至少在精神上已脱胎换骨，被全面的怀疑和排拒所取代。回顾在云南三年的插队经历，王小波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知青作家梁晓声、张承志等作家不同，他们的作品也写到了知青插队时遭遇的种种苦难，但更多的是洋溢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和英雄主义的情怀，蒙古草原、东北雪地等知青曾经插队的地方也成为可以不断汲取力量的精神家园。而在王小波后来的小说和杂文中，他想表现的不是崇高与悲壮，激情与自豪，而是一种自始至终的荒谬与苦难，一种油然而生的被人任意摆弄和的“行货感”。正是插队生活的严酷拷问，使王小波对落后、愚昧和专制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也使其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并从容游历于主流意识的形态之外。

面对少年时期坚信不移的乌托邦理想的湮灭，王小波感受到的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失落，一种信念从根本上动摇产生的沉重的虚无感。而此时““尚未结束，王小波深感厌恶和鄙夷的那一套空洞的思想理论和价值原则仍然大行其道，文攻武卫、阶级斗争、批判揭发如火如荼，这一切给作为“觉醒者”的王小波带来强烈的精神痛苦，同时不可避免产生了深深的焦灼之情。在其杂文中王小波写道：“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的黑下去，心里落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在王小波早期的生命意识里，一方面是日复一日的生产劳作带来的生命价值意义的消解，另一方面却是感悟到时间的流逝，人生苦短带来的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就是在这样的人生悖论中，王小波开始形成逆于常规的思维，主动选择了对主流生活状态的抗拒，在沉默中冷静的审视社会和人生，最终在各种因素的综合驱动下开始转向文学领域，在阅读和写作中重新构筑自身的生存方式。虽然王小波的小说处女作《地久天长》发表于1980年，但据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回忆道：“后，他去了云南农场，休假回京，他写了不少杂文、随笔，记述云南的生活和见闻。”时至今日，这些“记述云南的生活和见闻”的作品我们已经无从得见，但可以肯定的是，王小波的文学活动始于云南插队时期，并成为王小波终身追求的事业。

四

法朗士曾说：“一切文学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分析王小波最早的文学创作动机，我们应注意《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这篇小说对我们分析王小波早期的文学活动尤其是其创作动机提供了一把绝佳的“钥匙”。在这部具有浓郁的自我写真性质的小说里王小波写道：“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我就战胜了寂寞的命运”。“我开始去思索是否有一种比人和人类更伟大的意义。想明白了从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意义是不存在的以后，我面前就出现了一片寂寞的大海。人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一些死前的游戏。”，“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永久存在”。

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引述小说中的文字，除了王小波在小说中传达的“对平庸生活的狂怒，一种不甘没落的决心”令人动容以外，还在于他的思考远远超越了风雨如晦黑白颠倒的时代，甚至带有明显的哲学思辨色彩，而且从他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王小波最终选择了“以梦为马”的自由写作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最深层次的思想动因乃是把文学作为抗击世俗、战胜虚无的重要手段。结合在云南插队时所遭遇的种种磨难和荒谬绝伦的现实，未来的人生到底应该何去何从？通过写作这种方式，他构筑了一个和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超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可以在大海中自由遨游并建立高度发达的海底文明（《绿毛水怪》），凶残丑恶的公社书记变为了一头驴（《这是真的》），男性和女性可以自由的交换性别（《变形记》）……艾布拉姆斯在总结诗歌的“表达说”理论时曾说：“艺术作品实质上是把内在的变为外在的，是在感情冲动之下发生的一种创造过程的结果。它同时体现诗人的知觉、思想和感情。产生诗歌的原因，不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主要取决于模仿的人的行动和品质，即形成性原因，也不像新古典批评派所说的那样，取决于它想在听众之中引起的效果，即终结性原因，而是取决于人要求表达感望的冲动，或者说是创造力想象力作用下的一种驱迫感，这种想象力像造物主那样自有它内在的动力”。这种“驱迫感”在王小波身上的体现除了前面论及的焦灼情绪的压迫，还由于王小波对自己的文学才能的一种期许与渴望。“写诗”是一个不堪的重负，但留给我的唯一的选择却是必须在这条路上走到底，在这里既显示了王小波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又显示了其生活道路上的奋发姿态，写作因而具有了事业和生活的双重意义。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回忆王小波时曾深情地说道：“16岁时他在云南，常常在夜里爬起来，借着月光用蓝墨水在一面镜子上写啊写，写了涂，涂了写，直到整面镜子变成蓝色。从那时起，那个充满诗意的少年，云南山寨中皎洁的月光和那面涂成蓝色的镜子，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这个画面中充满了动人的情致和意味深长的象征意味。在这里，写作与表达成为个人最隐私的事情，个性的自由也达到了最充盈的程度。这显然是王小波心目中最理想的写作状态，也使它实现自身生命意志的最佳途径。对王小波而言，对写作灵感的苦苦寻觅和追求实质上已外化为一种生活态度的获取，即如何战胜自己和虚无之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心的舒展和自我价值的升华。

确实，在王小波离开云南不久后创作了《绿毛水怪》、《战福》、《地久天长》等早期小说，经过《唐人故事》的探索再至“时代三部曲”，王小波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创作风格，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所以，他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可以骄傲地宣称：“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而当我们回顾王小波的文学道路时，他在云南德宏插队的知青生涯显得如此重要，尽管它曾经给王小波带来沉重的痛苦，但“诗人不幸诗家幸”，正是在对时代和现实的的逆反中使王小波最终选择了文学之路，也使这段独特的经历成为王小波后来的小说和杂文取之不竭的源泉。

注释：

王小波：《人性的逆转》《王小波全集.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35页

李银河：《思想者说――王小波李银河双人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239页

王小波：《思维的乐趣》，《王小波全集.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3页

主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43页

王小波：《思维的乐趣》，《王小波全集.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4页

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123页

艾布拉姆斯：《批评理论的方向》，《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32页

艾晓明、李银河编：《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191页

参考文献：

[1]韦济木. 20世纪末的浪漫骑士――王小波杂文精神论[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 2004，（06） .

[2]张伯存.躯体 刑罚 权力 性――王小波小说一解[J].北京文学，1998， （9）.

[3]许纪霖等.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M].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思想波动篇2

[关键词]波朗查斯；多元决定；结构主义；新小资产阶级

波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1936～1979年）原为希腊党员，后在法国大学任教，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著有《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1973年）、《法西斯主义与独裁》（1974年）、《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1975年）、《独裁的危机》（1976年）、《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1978年）等书。这些著作阐述了波朗查斯对国家、阶级、权力等概念的认识，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流派的一个支流。国内学界对波朗查斯真正关注和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探讨其阶级论和国家相对自主性理念，已发表了一些理论成果。但总的来说，国内学界对其重视度不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有所欠缺，有很多东西需要进一步挖掘。而且，限于语言障碍和相关理论功底，波朗查斯的很多著作未能翻译过来，致使对他本人和著作的研究只能限于一部分学者之中，影响范围还很有限。所以，拓展加深对波朗查斯思想的研究就显得很有价值。本文将从波朗查斯的思想源流、社会阶级和“新小资产阶级”以及波朗查斯理论的回应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展开阐述。

一、思想源流：多元决定与结构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明显出现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管理者对于工人比率的下降、劳资双方各自内部的分化都在扩大等现象，而且阶级结构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是服务性行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就业人员越来越多；其次是传统产业逐渐衰落，蓝领工人日益减少，白领工人日益增多；再者是出现了专业管理人员阶层。这些变化所凸显出的阶级归属问题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解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深信劳资对抗的社会命题，但对于如何界定阶级、如何划分阶级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也使人们感到有必要重新考察阶级社会的两极分化命题以及制定社会阶级的划分标准。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讨论后形成了四种不同的有关阶级构成要素理论：多元决定论、政治实践决定论、经济-社会文化决定论、财富-剥削决定论。（1）波朗查斯就是阶级多元决定论的代表。这便是波朗查斯阶级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从理论实质上来看，波朗查斯的政治思想体现出一种“多元决定论”的价值倾向，而这也正是法国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年）的思想主张，可见，波朗查斯是深受老师阿尔都塞影响的。所以，在此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阿尔都塞及其思想主张。阿尔都塞是法国著名哲学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发表的著作有：《孟德斯鸠、卢梭、马克思：政治和历史》、《保卫马克思》、《阅读》、《列宁哲学》及《自我批评》等。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受结构主义思潮影响的阿尔都塞尝试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解释马克思的著作，对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进行了批判，构成了有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并在法国形成了一个学派。他的结构主义原则体现为“多元决定”、“结构因果性”，他以此对社会形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了新的解释。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多元决定的，而并非是单单的经济基础决定论。他也把意识形态理解为社会整体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意识形态与政治基础和上层建筑鼎足而立，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阿尔都塞的这些思想深刻影响了波朗查斯，可以说，多元决定和结构主义深深影响了波朗查斯对社会阶级的理解和认识，波朗查斯的思想也散发着阿尔都塞的光芒。

二、社会阶级与“新小资产阶级”论

就阶级界定理论而言，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划分根据是经济关系，说到底，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垄断关系。列宁说：“区别各阶级的基本标志，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1]“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2]这就是所谓的“生产的社会关系”依据。而波朗查斯却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阶级的解读，他将其称为“经济主义”，“‘经济主义’的社会阶级概念完全根据生产关系的经济方面确定社会阶级的定义，尤其是把社会阶级作为它们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所起的作用来解释。”[3]他提出所谓的结构主义阶级概念，主张由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多元决定”阶级的划分。在他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无论什么时候在分析社会阶级时都远非把自己仅仅局限于经济标准，他们都明确谈到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标准”[4]。他认为：“社会阶级是按照它们在整个社会实践中的地位，也就是它们在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在内的整个劳动分工中的地位来决定的。”[5]波朗查斯实际上把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都看作是划分社会阶级的决定性因素，这就体现了一种“多元论”的取向。

但是，波朗查斯依然指出，经济关系相比政治和意识形态而言还是最重要的，在经济领域，生产过程是最终的决定因素。这就可以说明波朗查斯并不是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依此标准，结合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他对新出现的社会力量进行了阶级划分。在他眼中，传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分化局面发生改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既不属于资产阶级，也不属于无产阶级：相对于资产阶级，他们不掌握生产资料，是被压迫的阶级；而相对于无产阶级，他们是非生产性薪金劳动者，代替资产阶级实行统治，是压迫者。波朗查斯将这个阶级定名为“新小资产阶级”（2）。这个“新小资产阶级”包括：（1）工程师和技术员；（2）商业、广告、市场活动、财会、银行以及保险事业等领域的雇佣劳动者；（3）从理发师到律师、医生、教师、国家机关的文职人员；（4）科学研究人员。

关于“新小资产阶级”的未来走向，波朗查斯认为，“新小资产阶级”和传统的中等阶级一样，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中不断分化的阶级，他们中只有少数人可能上升到资产阶级的地位，而绝大多数人都不可避免地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6]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分立也是历史趋势，各个阶级的并存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国家内部关系网络。

基于此，波朗查斯也进一步提出国家在这个关系网络里所扮演的角色，形成了为后人所熟知的“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他认为，在资产阶级、新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并存的社会中，国家相对于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有一定的独立性，国家既可以满足也可以违背统治阶级的某些利益，摆脱以往唯资产阶级马首是瞻的形象。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相对分离的结果，相对自主性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具有普遍性。但波朗查斯也明白地指出，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并不否定其自身的阶级属性，相对自主性更多地是一种内部的调和机制，其目的是更好地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维护和实现国家内部各利益阶层的和谐、防止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可以说，波朗查斯对国家角色和功能的理解是其社会阶级理论的延伸，“新小资产阶级”论在波朗查斯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

三、波朗查斯阶级理论的回应和影响

波朗查斯的阶级论产生于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不断变迁的时代背景之下，从思想源头上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波朗查斯“新小资产阶级”理论是对中间阶级的定性，它的思想主旨在于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图像不变并将新生阶级看作其他阶级的一部分，这对于研究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变迁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它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根据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来划分阶级的做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把政治和意识形态也作为划分标准更是有很大的漏洞，其阶级划分标准也引起了广泛的批评和抨击：美国学者赖特批评波朗查斯在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标准的基础上把集团指定为阶级是任意武断的和矛盾的，因为并不是社会劳动分工中的一切立场都可以毫不含糊地指派给一个或另一个阶级的，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存在着矛盾的阶级地位；法兰克・派宗认为，波朗查斯在划分阶级的定义中引入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并没有收到使他以前的分析丰满起来的效果，而只有完全取代这些分析的效果。[7]这些批评意见显示出波朗查斯的阶级思想还有待完善，其理论的深度还需进一步发展。

波朗查斯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其对阶级所做出的理论探究隐含了作者本人的社会理解，包括他的“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都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为此后不同时期研究阶级和国家理论的学者提供了思考的参照，成为政治学界的一大宝贵财富。

注释：

（1）讨论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以《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为阵地，80年代则主要以《政治与社会》（Politics&Society）为阵地。

（2）关于这一群体的命名，其他学者给出了自己的想法：、伯勒维叶称之为“新工人阶级”，韩特称之为“总体工人”，卡切蒂提出了“新中等阶级”的概念。不同命名体现了学者不同的社会阶级理念。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0.

[2]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3][希腊]尼克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104.

[4][希腊]尼克斯・波朗查斯.论社会阶级[J].新左派评论，1973.（78）.

[5][希腊]尼克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M].叶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64.

[6]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中古到20世纪.[M].广东：珠海出版社，1998.34.

[7]任浩鸿.“新中间阶级”理论及其意义[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9（3）.

思想波动篇3

[关键词]教育变迁；制度创新；和谐社会；服务型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市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高等教育率先在全国启动大学园区建设；职业教育走在全国前列，依企业需求培养应用型人才，按市场调节推进改革；基础教育率先出台了学校标准化建设计划，推进了教育均衡化发展；学校管理方面最早实行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率先出台《民办教育促进条例》，有力促进各种类型教育的协调发展。这些发展带来了宁波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所辖11个县(市)区早在2002年就全部通过省“教育强县”验收，在全省率先跨入“教育强市”行列。近些年提出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朝着“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宁波的教育变迁走过了举世瞩目的辉煌轨迹，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宁波的教育变迁，首先需要从整体上勾勒出变迁的范式特征，才能深入探究其根本动因，进而清理出变迁的逻辑理路。

一、以制度创新为特征的变迁范式描述

宁波教育的变迁始发于一个“经济超前，教育滞后”的历史问题，“教育优质资源与人民群众的需求不相适应；高等教育的规模、质量与宁波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传统的教育观念、教育方法、教育评价体系与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要求不相适应；教育投入与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相适应”。尖锐的矛盾能够引起深层的反思和更坚定的变革。1999年9月，宁波市委市政府召开了“科教兴市”大会，实施“一号工程”，提出了宁波市教育实现“五大跨越”的目标，即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跨越，从高等教育精英化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跨越，从学龄教育向终身教育跨越，从传承型教育向创新型教育跨越，从封闭型教育向开放型教育的跨越。这个工程成为引领宁波教育变迁的主流指导思想，也奠就了宁波教育变迁的整体形态是以政府为主导，致力于时代难题的破解，引领变迁的走向、规模和性质。

冲突所诱发的各种历史性机缘，需要通过相应的教育制度创新将其整合成为一种变更整个社会教育的现实力量，并且通过新的教育制度框架将新的教育成果有效地巩固起来，将逐步积累起来的新的教育因素凝聚成为一种崭新的教育形态。宁波市以政府意志有意识地引导教育的发展，着力于五个方面的创新：第一，创新办学体制，激活民办教育。宁波民办教育兴起，出现了“万里”“华茂”等教育品牌，对办学方式、教育模式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尤其是万里学院全盘引进国际化办学模式，成立了宁波诺丁汉大学，大大推进了教育开放与发展。第二，创新布局模式，整合教育资源。优质教育资源供求失衡一直困扰着宁波教育的发展，通过布局调整、资源整合，拓宽了优质资源范围，提升了吸纳学生的比例。第三，创新投入体制，拓展筹资渠道，探索出“政府投、学校筹、社会助”的新模式。民间资本突破体制冲击的不仅仅是办学体制，更带来了教学方法、教育理念的更新，最终引起整个教育的结构性变化。第四，创新用人理念，提升师资水平。注重引进与培养并举，创建了柔性流动的新机制，形成了多梯次人才培养制度。第五，创新服务理念，强化产学研结合，同时扎实推进教育民心计划，追求社会满意。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和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更是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永恒主题。正是得益于创新，宁波教育摆脱了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拘囿，短短几年就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二、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灵魂的变迁动因分析

对于教育变迁的动因分析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研究：一是观念层次，认为教育变迁源于规范或价值取向的变化；二是社会实践层次，认为教育变迁源于制度上的变化。面对教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问题，宁波教育始终强调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对教育工作的总体部署，“突出统筹、创新、和谐，谋求质量、公平、效益，在落实中求突破，在创新中谋发展，以求真务实的作风，走进矛盾，破解难题，积极开创人有所学、学有所教的新局面，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和发展需要的教育。”岡20世纪90年代中期，宁波政府就响亮地提出“夯实基础，突破重点，实现跨越”的发展思路，并确立了四个现代教育理念，以指导教育实践。一是开放理念，突出目标的开放性和参照的开放性；二是均衡理念，教育均衡化发展，致力于扶助弱势群体；三是经营理念，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教育机制；四是服务理念，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宁波教育以服务民生、服务社会与经济发展为价值取向，有效地调节了教育与社会各系统的关系。现代社会学的重要奠基者迪尔凯姆认为，要对削弱社会团结的各种社会因素进行分析，社会是一个自我调节系统，如果这个调节系统发生故障，就会使社会联结纽带松弛或断裂，从而出现社会解组、社会失范以及越轨行为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宁波的教育变迁在根本上是推动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因为要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必须增强政府的权威与调节作用。在这个方面，宁波政府实施了普遍的调节，并确立具有物质基础、思想指导、道德制裁和社会控制的政治权威，使得各方面保持一致性；宁波市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承担着对教育的总体部署，积极发挥着政府的主导功能，致力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致力于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积极维持了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平衡与和谐。

三、以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为目标的变迁逻辑梳理

教育变迁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表现出强烈的逻辑自恰性和系统互动性。帕累托认为，社会是一个系统，由互相依赖的因素构成，影响系统任何部分的事情都会对系统整体产生影响。根据前述对宁波教育变迁范式的勾勒以及根本动因的揭示，可以分析出宁波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是教育发展的必然归宿，既有历史的传统基因，又有时代的内在规定。至此，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宁波教育变迁的逻辑理路特征：

(一)以教育需求为导向

教育需求是促成教育变迁的终极力量，任何教育变迁都是由新的教育需求诱发的。宁波市的教育需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时性特征。改革开放之初，急需清理教育事业“左”的错误影响，全面部署教育事业的调整和发展，重点是切实普及初等教育。20世纪90年代，宁波当地经济发展急需教育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于是诞生了市政府科教兴市的“一号工程”。新世纪，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从普及跨到了优质，教育步入高位发展阶段，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的特点，宁波市提出了构建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口号。一个健全的社会是一个符合人的需要的社会。变迁初期，常常是把社会需求，尤其是生产力发展的需求看作推动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当社会或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需求转化为推动社会或生产力发展的人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为人的发展需求服务，就成了服务型教育的内核。

(二)以物质积累为基础

教育的物质层面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力量。当教育的物质层面在原有教育制度框架下难以获得应有的发展，或者其有幸获得了高度发展，但又遭遇低下的教育效率或不公平的分配时，人们必然会从教育物质层面的发展困境中寻求体制上的突破。在国家统计局五年一度的全国综合实力评估中，宁波排名情况是：1992年第38位，进入全国城市50强；1997年第27位；2002年第20位，进入全国城市20强。宁波通过一系列超前而又实在的扶持政策，激发民资对教育的投资热情，全市教育经费总投入1998年为18.6亿元，2003年提高到57亿元。由教育物质层面的发展带来教育效率的提高，可以引发人们对教育效率的进一步追求，同时还会为教育发展带来新的价值因素，如规范、公平、效率、协作等，从而触发教育的思想层面乃至制度层面的变革，最终引发教育朝向服务型发展。

(三)以观念引领为先锋

深刻的社会变革必有思想文化运动为其先导，教育思想观念是左右教育发展与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宁波人认识到教育改革的成功在于服务民生、服务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对过去教育发展历程进行认真反思和总结的基础上，宁波确立了开放、均衡、经营与服务的现代教育理念。这些全新的教育思想为人们改变教育制度的各种努力提供了政策性源泉和方向性指引。也为教育中的体制性变革提供了一种合法性辩护。多年的发展和变迁积累了构建服务型教育的宝贵经验，形成了先进的思想理念，即：科教兴市“一号工程”是根本保证，体制创新是活力之源，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是重要推动力，全社会支持是坚实支撑。这些务实的教育思想渗透着变革者高超的智慧，不仅使教育的体制性变革的抵制减少到最小限度，还顺利引领了教育整体朝向服务型转型。

(四)以结构调整为核心

教育结构调整从根本上说是教育利益关系的调整。宁波市的教育利益结构的调整可以总结出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增量改革”，它不触及或少触及既得利益，走体制外发展道路。宁波市的教育变革首先在不触动现有教育体制的前提下允许社会力量办学，让民资逐渐进入教育领域。还有的在不触动现有正规教育体制下大力发展非正规教育，如各县市区的社区学院等。另一种思路可称作“存量改革”，对现有利益关系乃至利益格局进行调整，走体制内发展道路。宁波市的高等教育变革体现了这种特征，如：宁波大学成立民办二级学院——科技学院，以推动管理体制、办学模式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浙江万里学院作为全国首家改制的高校，创立了国有民营的高校办学新模式。直接对低效率、不自由的公立教育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使得服务型教育体系获得了宽厚的利益基础，使得教育发展拥有了新的激励机制。

(五)以制度创新为保障

《人民日报》曾以“把创新锲人教育的内核”为题，介绍了宁波教育创新的经验。宁波市的教育制度创新超越于教育物质层面与思想层面的零星发展。推进了教育物质力量的积累、聚集和组合，而且对整个社会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成为推动教育中的物质变革和思想观念变革的强大杠杆，是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质的标志。没有这种制度创新，教育中的利益结构调整就只能是对既得利益的一种再分配，非但不能以有效的方式为整个社会提供服务，反而会造成教育秩序的混乱。

四、学会与变迁和谐相处

思想波动篇4

    为何波普尔的命运如此具有“悖谬性”?其原因可能源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他所处的法西斯主义泛滥的社会主义时代。《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主要目的被限定在批判和反对极权主义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上,这也是波普尔获得显赫声誉的重要原因。故此,在极权主义走向衰落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波普尔才会逐渐被学界所淡忘。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学术界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纯文本和思想评价上的漏读和曲解所造成的。这些漏读和曲解源于以下几个因素。(1)波普尔处理政治哲学方式的碎片化。虽然波普尔对政治哲学的浓厚兴趣使他对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原则有所阐述,但这些阐述或是简略,或是语焉不详。如果把波普尔与密尔、哈耶克进行比较的话,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了。如果说在密尔和哈耶克那里,几乎自由主义的所有原则都得到颇为详尽的阐释的话,那么,到了波普尔这里对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和原则的思考除了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外,还零星散落在各部着作、论文或讲演之中。这种非系统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导致波普尔政治哲学长期以来遭受漏读的一个主要原因。之后的哈耶克则把波普尔学说运用于自由主义思想之中,并对其进行了阐发和完善。(2)波普尔的方法论及其思想特征给研究者们提供了自由解释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对于波普尔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让各种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彻底的考察和批判更为重要的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目的在于“破”或“打击”而不是“立”或“建设”。更重要的是,波普尔还是一个折衷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有两种自由主义传统思想的融合,加之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混杂其间,使其政治哲学的主体性倾向或“真实”立场模糊难辨,而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误读。(3)与波普尔的语言特质和写作风格有关。“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使波普尔领悟到不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纠缠于词语和意义的精确性或确实性的解析和表述。他担心对定义的尝试解析会通向语言哲学的泥潭,故而他强调语言的清晰性,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简单、清楚地向社会表述他的研究成果。此种风格一方面掩盖了思想的深度,使阅读者无需仔细研读其政治哲学着作,尤其是与此相关的科学哲学着作,也能够粗略地概括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要点,因而常招致一些学者所言的“浅薄”“偏执一端,不求深刻”的非议;另一方面通俗易通的语言风格也使得波普尔的思想在被普遍关注中逐渐通俗化,进而被曲解、鼓吹乃至利用。(4)波普尔着作写作和出版历史的复杂性。首先,《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都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像《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写作就经过了几个阶段;其次,一些文章当再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时又有所补充或修正,而波普尔最后的一些主要着作也未能及时出版;最后,波普尔自传《无尽的探索》还可能忽略了某些重要的,但不符合他思想结构的事件。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无疑为研究者们对波普尔思想的解读增添了诸多困难。(5)“写作文脉”和“阅读文脉”的混合,形成了某种奇妙的状态:波普尔政治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时期成为自由主义抵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事实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看似有助于战后的自由主义,但把它看成是反斯大林主义、反社会主义却是一种误读。

    学界一般认为,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涉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甚至有学者诸如拉塞尔?雅各比就认为,波普尔的论证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极权主义倾向的批判,对于纳粹主义几乎没有提及③。这些观点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红色维也纳”而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为波普尔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背景。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态度反映的是他1927年到1934年期间在奥地利的所见所闻。波普尔对于法西斯主义是持坚决抵抗的态度,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却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具有自我毁灭性,这种政策错误地阻止了工人阶级有效地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攻击,但这却是欧洲大陆抵抗暴政的唯一的政治力量。这种“矛盾心理”可以解释为什么波普尔在早期并没有发表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没有将其态度转变公之于众。波普尔在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对苏联是几乎不了解的,因为在《无穷的探索》中他曾坦诚地承认《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在艰难的环境下写成的:一是,当时的新西兰除了与英国有所联系外,与其他外界是隔绝的;二是当时新西兰的图书馆受到严格的限制,波普尔处于有什么书就用什么书的写作状态。这些情况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正因为波普尔对苏联的不了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他误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另一种解释则是波普尔也许并不是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即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等同起来,事实上,他更多关注的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第二种解释似乎更合理些。因为波普尔之所以逃离奥地利的原因在于当时激烈的反犹太主义运动,他自己也坦诚地承认他对封闭社会的公开指责和政治哲学着作都是为了战争而作的一种“努力”,更何况《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大部分写作的政治背景是正直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并长驱直入苏联,世界面临着重返中世纪的直接威胁。在这样急迫的形势下,波普尔关心的主要对象不可能是斯大林主义或为冷战张目。所谓的战争“努力”,可以看做是波普尔在指责封闭社会被纳粹主义所利用的同时,提出要慎重地对待战时联盟中的苏联,因为苏联也可能会存在同样的状况。在1945年之前,波普尔承认他对苏联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他也极少用“极权主义”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斯大林主义,和多数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样,波普尔对苏联苏维埃是持保留的态度的。他也很少关心和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即使在对苏联的批评中也夹杂着高度的赞誉:“斯大林再次引入奴隶制和折磨,对此我们不可宽恕,不能原宥。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发生了一切是因为东方信仰允诺自由———全人类的自由———的理论。在这场猛烈的冲突中,我们不可忘记,甚至共产主义也是产生自帮助别人,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愿望。”④显然,波普尔清楚地认识到苏联在某方面的成功之处,而这恰恰表明了他对苏联不是持完全批判的态度。直到冷战时期,大概在波普尔55岁时,共产主义带来的全球性破坏才强化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观点,从而坚定了反苏维埃的立场。之后,在1963年出版的《猜想与反驳》一书中,他通过分析斯大林主义的弊端得出,“共产主义信仰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它诉诸对人类自由的信仰,但却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压迫制度。”⑤然而,在冷战时期阅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却产生了另一种不同的解释———它转向了共产主义。这里需要承认两个事实:一个是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观点是二战前形成的,大多数观点与他视域下的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驳密切相关;另一个是波普尔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政治景象与二战后政治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当时主要的政治现象是法西斯主义,其着眼点是德国,而他所指的极权主义似乎不可能涵盖斯大林主义,因为苏联在战时并没有被归入极权主义国家。当然,尽管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解释是含糊的,但仔细研读则可以发现它是指法西斯主义国家和纳粹恐怖活动。在这一点上,波普尔似乎是正确的,尤其是在法西斯主义背景下审视他的目的,则是很明确的。此外,波普尔奇特的命运还与其政治哲学的困境有关。正是其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和理论上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得波普尔及其政治哲学在西方政治界中迅速地没落。

    正如朱宏源先生所言,政治哲学的优越性和局限性都不是绝对的,它们有赖于时代的特征。作为时代产儿的波普尔自诩是苏格拉底式的斗士和殉道者,并以其独特的视角试图解决时代的理论困境和社会矛盾,企图在20世纪再创造一个苏格拉底之后的“波普尔传奇”,这表现了他对时代困境的种种努力。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波普尔是一个科学哲学家,却不是一个特别精通的政治哲学家,这导致他的政治思想在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中被忽视的同时,在共产主义世界却被广泛地散播。JonathanLieberson曾把波普尔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的原因归纳如下:一是他未能像汤因比和斯本格勒那样给历史主义家的工作和实践提供一个真正的责难;二是“消极功利主义”在试图逃避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时,却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逃避或补偿什么”的模式提出了相同问题,用BryanMagee的观点说,就是波普尔并没有对“消极功利主义”思想进行充分的解释和阐述,以至于它“局限于在现存的权力、财产和机会分配模式中起消除滥用权力、纠正弊端的作用”,“这一原则连诸如国家对人文科学的补贴、市政府为民众提供运动场、游泳池等设施之类的适度慷慨的措施也排除了。”⑥事实上,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波普尔在其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关于自己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中看出,相对于科学哲学,波普尔对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论述是少之又少,而且在《自传》中也坦诚地承认,他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笔者认为,对于波普尔,没有必要用政治哲学家的严格标准来衡量,至少一种理论的存在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斯金纳和博?斯特拉思在《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并且实用地质问各种自由理论当中哪一种是正确的。每一种传统对如何思考自由和国家都提供了一种连贯的解释,而各种传统又在不同的时间回答了人类的重大利益。”⑦更何况,波普尔政治哲学即使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境,但一切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通过不断地纠正错误而获得增长的。实际上,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意义,并不在于从他的理论中生硬地简化和抽象出一条貌似实用的操作体系或政治方略来指导实践,这恰恰是波普尔政治哲学所极力希望通过知识来实现自我的解放和批判摆脱康德所言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

思想波动篇5

作者：杨和英 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为何波普尔的命运如此具有“悖谬性”?其原因可能源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他所处的法西斯主义泛滥的社会主义时代。《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主要目的被限定在批判和反对极权主义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上，这也是波普尔获得显赫声誉的重要原因。故此，在极权主义走向衰落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波普尔才会逐渐被学界所淡忘。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学术界对波普尔政治哲学纯文本和思想评价上的漏读和曲解所造成的。这些漏读和曲解源于以下几个因素。(1)波普尔处理政治哲学方式的碎片化。虽然波普尔对政治哲学的浓厚兴趣使他对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原则有所阐述，但这些阐述或是简略，或是语焉不详。如果把波普尔与密尔、哈耶克进行比较的话，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了。如果说在密尔和哈耶克那里，几乎自由主义的所有原则都得到颇为详尽的阐释的话，那么，到了波普尔这里对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和原则的思考除了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外，还零星散落在各部著作、论文或讲演之中。这种非系统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导致波普尔政治哲学长期以来遭受漏读的一个主要原因。之后的哈耶克则把波普尔学说运用于自由主义思想之中，并对其进行了阐发和完善。(2)波普尔的方法论及其思想特征给研究者们提供了自由解释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对于波普尔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让各种理论，尤其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彻底的考察和批判更为重要的了。从这个角度上讲，波普尔政治哲学的目的在于“破”或“打击”而不是“立”或“建设”。更重要的是，波普尔还是一个折衷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有两种自由主义传统思想的融合，加之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混杂其间，使其政治哲学的主体性倾向或“真实”立场模糊难辨，而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误读。(3)与波普尔的语言特质和写作风格有关。“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使波普尔领悟到不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纠缠于词语和意义的精确性或确实性的解析和表述。他担心对定义的尝试解析会通向语言哲学的泥潭，故而他强调语言的清晰性，认为知识分子有责任简单、清楚地向社会表述他的研究成果。此种风格一方面掩盖了思想的深度，使阅读者无需仔细研读其政治哲学著作，尤其是与此相关的科学哲学著作，也能够粗略地概括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要点，因而常招致一些学者所言的“浅薄”“偏执一端，不求深刻”的非议;另一方面通俗易通的语言风格也使得波普尔的思想在被普遍关注中逐渐通俗化，进而被曲解、鼓吹乃至利用。(4)波普尔著作写作和出版历史的复杂性。首先，《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都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像《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写作就经过了几个阶段;其次，一些文章当再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时又有所补充或修正，而波普尔最后的一些主要著作也未能及时出版;最后，波普尔自传《无尽的探索》还可能忽略了某些重要的，但不符合他思想结构的事件。如果这些情况属实，那么无疑为研究者们对波普尔思想的解读增添了诸多困难。(5)“写作文脉”和“阅读文脉”的混合，形成了某种奇妙的状态:波普尔政治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时期成为自由主义抵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事实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看似有助于战后的自由主义，但把它看成是反斯大林主义、主义却是一种误读。

学界一般认为，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涉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甚至有学者诸如拉塞尔•雅各比就认为，波普尔的论证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极权主义倾向的批判，对于纳粹主义几乎没有提及③。这些观点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红色维也纳”而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为波普尔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背景。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态度反映的是他1927年到1934年期间在奥地利的所见所闻。波普尔对于法西斯主义是持坚决抵抗的态度，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却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因为在他看来虽然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策具有自我毁灭性，这种政策错误地阻止了工人阶级有效地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攻击，但这却是欧洲大陆抵抗暴政的唯一的政治力量。这种“矛盾心理”可以解释为什么波普尔在早期并没有发表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没有将其态度转变公之于众。波普尔在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对苏联是几乎不了解的，因为在《无穷的探索》中他曾坦诚地承认《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在艰难的环境下写成的:一是，当时的新西兰除了与英国有所联系外，与其他外界是隔绝的;二是当时新西兰的图书馆受到严格的限制，波普尔处于有什么书就用什么书的写作状态。这些情况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正因为波普尔对苏联的不了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他误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另一种解释则是波普尔也许并不是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即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等同起来，事实上，他更多关注的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斯大林主义。第二种解释似乎更合理些。因为波普尔之所以逃离奥地利的原因在于当时激烈的反犹太主义运动，他自己也坦诚地承认他对封闭社会的公开指责和政治哲学著作都是为了战争而作的一种“努力”，更何况《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大部分写作的政治背景是正直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并长驱直入苏联，世界面临着重返中世纪的直接威胁。在这样急迫的形势下，波普尔关心的主要对象不可能是斯大林主义或为冷战张目。所谓的战争“努力”，可以看做是波普尔在指责封闭社会被纳粹主义所利用的同时，提出要慎重地对待战时联盟中的苏联，因为苏联也可能会存在同样的状况。在1945年之前，波普尔承认他对苏联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他也极少用“极权主义”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斯大林主义，和多数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样，波普尔对苏联苏维埃是持保留的态度的。他也很少关心和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即使在对苏联的批评中也夹杂着高度的赞誉:“斯大林再次引入奴隶制和折磨，对此我们不可宽恕，不能原宥。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发生了一切是因为东方信仰允诺自由———全人类的自由———的理论。在这场猛烈的冲突中，我们不可忘记，甚至共产主义也是产生自帮助别人，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愿望。”④显然，波普尔清楚地认识到苏联在某方面的成功之处，而这恰恰表明了他对苏联不是持完全批判的态度。直到冷战时期，大概在波普尔55岁时，共产主义带来的全球性破坏才强化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的观点，从而坚定了反苏维埃的立场。之后，在1963年出版的《猜想与反驳》一书中，他通过分析斯大林主义的弊端得出，“共产主义信仰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它诉诸对人类自由的信仰，但却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压迫制度。”⑤然而，在冷战时期阅读《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却产生了另一种不同的解释———它转向了共产主义。这里需要承认两个事实:一个是波普尔政治哲学的观点是二战前形成的，大多数观点与他视域下的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驳密切相关;另一个是波普尔写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政治景象与二战后政治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当时主要的政治现象是法西斯主义，其着眼点是德国，而他所指的极权主义似乎不可能涵盖斯大林主义，因为苏联在战时并没有被归入极权主义国家。当然，尽管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解释是含糊的，但仔细研读则可以发现它是指法西斯主义国家和纳粹恐怖活动。在这一点上，波普尔似乎是正确的，尤其是在法西斯主义背景下审视他的目的，则是很明确的。此外，波普尔奇特的命运还与其政治哲学的困境有关。正是其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和理论上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得波普尔及其政治哲学在西方政治界中迅速地没落。

正如朱宏源先生所言，政治哲学的优越性和局限性都不是绝对的，它们有赖于时代的特征。作为时代产儿的波普尔自诩是苏格拉底式的斗士和殉道者，并以其独特的视角试图解决时代的理论困境和社会矛盾，企图在20世纪再创造一个苏格拉底之后的“波普尔传奇”，这表现了他对时代困境的种种努力。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波普尔是一个科学哲学家，却不是一个特别精通的政治哲学家，这导致他的政治思想在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中被忽视的同时，在共产主义世界却被广泛地散播。JonathanLieberson曾把波普尔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的原因归纳如下:一是他未能像汤因比和斯本格勒那样给历史主义家的工作和实践提供一个真正的责难;二是“消极功利主义”在试图逃避人类追求美好生活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时，却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逃避或补偿什么”的模式提出了相同问题，用BryanMagee的观点说，就是波普尔并没有对“消极功利主义”思想进行充分的解释和阐述，以至于它“局限于在现存的权力、财产和机会分配模式中起消除滥用权力、纠正弊端的作用”，“这一原则连诸如国家对人文科学的补贴、市政府为民众提供运动场、游泳池等设施之类的适度慷慨的措施也排除了。”⑥事实上，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波普尔在其自传《无穷的探索》中关于自己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中看出，相对于科学哲学，波普尔对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论述是少之又少，而且在《自传》中也坦诚地承认，他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笔者认为，对于波普尔，没有必要用政治哲学家的严格标准来衡量，至少一种理论的存在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斯金纳和博•斯特拉思在《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并且实用地质问各种自由理论当中哪一种是正确的。每一种传统对如何思考自由和国家都提供了一种连贯的解释，而各种传统又在不同的时间回答了人类的重大利益。”⑦更何况，波普尔政治哲学即使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困境，但一切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通过不断地纠正错误而获得增长的。实际上，波普尔政治哲学的意义，并不在于从他的理论中生硬地简化和抽象出一条貌似实用的操作体系或政治方略来指导实践，这恰恰是波普尔政治哲学所极力希望通过知识来实现自我的解放和批判摆脱康德所言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

思想波动篇6

关键词：全脑开发；创新学习策略；国民素质；创新人才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2）05-0004-04

我们的学校教育基本上属于左脑教育，左脑教育极端化的发展，过度功利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忽视了右脑开发和右脑教育，影响了国民素质的提高，影响了创新人才的培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战略主题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我们认为：从左脑教育走向全脑开发是教育发展的必然，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

全脑开发是指师生双主体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采用脑科学与多元智能的训练方法，使左右脑以及边缘系统协调发展，实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的有机结合、情意系统与智能系统协同作用，多元智能全面开发与优化组合，使德、智、体、美、劳、心和谐统一发展。全脑开发过程中，创新学习策略的选择、调控与灵活运用，是实际操作中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全脑开发的理论基础

（一）脑分工理论

1981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斯佩里教授根据四十多年割裂脑的研究发现，人的左右半脑在功能上是不对称的、有分工的[1]。大脑左半球主要具有言语符号、分析、逻辑推理、数字计算等抽象思维的功能，被称为学术脑；右半球主要具有非言语的、综合的、形象的、直觉的、空间位置的、音乐、节奏的、情感的、创造性的功能，称为创造脑、形象脑、艺术脑、潜意识脑。

美国加州大学博斯根博士说：右脑是天才脑，其中隐藏着强大的能力，这一点可以通过PET装置将大脑活动用颜色显相来证实。结果显示，天才大多会使用右脑，而普通人则使用左脑，右脑运用少。就大部分“天才”来说，他们能够有效地使用大脑。爱因斯坦说过：“我思考问题时，不是用语言进行思考，而是用活动的跳跃的形象进行思考，然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用文字、数字、符号表述出来”。天才能够在不同的时空中，自如地运用右脑和左脑，实现左右脑协同工作。美国心理学家奥斯丁发现：当人们的左右脑较弱边受到激励而与较强边合作时，会使全脑的总效能增至5～10倍。

边缘系统是人类情绪控制的中心，也是控制身体内部平衡（健康）的中枢，同时也是长期记忆的中枢。愉悦的正面的情绪，会使头脑运作更高效。因此，利用艺术、戏剧、色彩、情感、团队学习、角色扮演和游戏从事教学活动，是有脑科学根据的。我们在学习之前，运用放松情绪的练习，以减低压力、增加脑部活力。

（二）脑波理论

脑波是脑细胞在执行不同工作时形成的生物电变化。脑波有四种类型：α波、β波、θ波、δ波[2] 。α波为脑动力波：8~14赫兹。表现为：人的意识清醒，身心放松而注意力集中，它提供了意识与潜意识的桥梁。左脑与右脑协同、快速、顺畅地运作，能引导出潜在能力，提升记忆力、注意力，产生灵感与直觉，增强身心健康和自然自愈力。β波：14~25赫兹。随着β波的增加，人处于清醒而紧张的状态，全身耗能量过大，左脑工作，右脑受到抑制，工作效率不高。θ波：4~8赫兹，处于浅睡或半梦半醒状态，称为催眠态。此时，显性意识中断，使得我们平常清醒时所具有批判性或道德性的过滤机制被埋藏起来，深层意识活动旺盛。此时，右脑大门开放，对外界信息呈现高度的受暗示性状态。并触发深层记忆和强化长期记忆。所以，θ波被称为通往记忆与学习的闸门。δ波：0.4-4赫兹，深度睡眠状态，几乎无意识，脑细胞修复过程。

（三）系统整合智力观——多元智力理论和成功智力理论

哈佛大学迦霍华·迦纳认为智力应是在某一特定文化情境或社群中，所展现出的解决问题或制作产品的能力。他认为人类至少存在智能：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视觉空间智能、音乐智能、身体动觉智能、人际智能、自省智能以及自然观察者智能。我们要对学生进行智能测试，摸清学生的优势智能和劣势智能，找到每个人独特的智能组合，找出班级的智力倾向，以确定最佳的最适合的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

耶鲁大学的斯滕伯格提出了成功智力理论[3]。成功意味着个体在现时生活中达成自己的目标。每个正常人都可以发展成功智力，人人都可以获得成功。成功智力的三个关键：用以发现好的问题解决办法的分析性智力；用来找对问题的创造性智力；解决实际工作中问题的实践性智力。任何人的智力都是三方面的组合，只不过其比例和平衡状况各不相同罢了。无论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具有成功智力的人都能充分发挥其长处，弥补自身缺陷，将能力发挥到极致。

二、思维模式的转变与互补是创新学习的关键环节

创新学习的基本思路是实现左脑思维向右脑思维模式转换，并实现互动、互补、高效。

（一）腹式呼吸法

吸气时让腹部凸起，吐气时压缩腹部使之凹入的呼吸法。口诀是：先呼后吸，呼8秒吸4秒停顿4秒。方法是：全身用力呼气，气息细而长，气流从口腔呼出，腹部凹入；吸气时要尽力来持续吸气，空气从鼻腔进入肺部，膈肌向下运动，腹部凸起；屏住气息。如此循环，每分钟呼吸3~5次，早晚各练5~10分钟，坚持21天，初步形成习惯。实际上测定呼吸时的脑波，可以知道在吸气时屏住气息的瞬间以及吐气时α波会持续出现。每天尽可能延长呼吸持续的时间，持续时间越长越能进入α波状态，越容易看到大脑中出现的心像。在学习前或当遇到不能解决的难题时，腹式呼吸3~5次即可进入潜意识学习状态。

（二）音乐暗示法

听古典巴洛克音乐（每分钟60拍）时，人处于放松的清醒状态，诱发大脑产生α波，好让语言飘入潜意识中。在不同的学习时段，可播发不同的音乐。用于身心放松可播放钢琴与鲁特琴协奏曲等；做笔记用巴洛克风格的乐曲；复习时用莫扎特二十一号C大调协奏曲K.467、贝多芬的降E大调第五号钢琴协奏曲等；刺激想象时用贝多芬第六号“田园”交响曲等。

（三）神经程序语言学（NLP）训练法

潜意识具有不辨真假的特点，我们可以给学生建立起积极、健康、阳光的心态[4]。

1.自信想象。闭上眼睛在大脑中浮现出图像。第一步：回忆一生中最成功、自豪的时刻，或想象你成功之后，站在领奖台上的那种心情、那种感受。第二步：强化那个记忆。动用所有感官让鲜活的印象充满你的脑海，要用自己的眼睛欣赏你成功时的场景。第三步：把身体坐直，双肩后倾，往上看，做深呼吸。第四步：握紧拳头，感觉自己有能力时的动作。第五步：强化对该事的记忆，闭眼，拒绝干扰，享受。第六步：张开拳头，睁开眼睛，反复做的次数越多，刺激反应模式越坚固。

2.正面语言暗示。语句简短有力；说积极的正面的语言。只要告诉你自己，你已经具有能力，而且有信心能够达成志愿。例如，我很健康!我很聪明!我很精干!我潜力无穷！我一定成功! 自我暗示语确定下来后，要运用想象力去配合，并注入情感，调动自己的情感因素去体验成功时的感受。例如，想象你成功之后，站在领奖台上的那种心情、那种感受，以此来强化自己的暗示语，使想象更加逼真，使暗示进入自己的潜意识。强调正面，消除负面，反复演练是将正面肯定深深地种植于潜意识中的最佳途径。

三、创新学习的有效策略

（一）进入全脑学习状态的策略

在上课之前让学生先作5分钟想象训练——冥想、呼吸、想象，大脑就会发出α脑波，实现左右脑互动，学习也会变得简单轻松。冥想就闭上眼睛，放松身体，心情平静，心无杂念，达到“无”心，进入忘我之境的心灵自律行为，从而实现由左脑模式转换到右脑模式状态，即脑波由β波α波θ波。33岁时就以超电导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英国科学家布赖恩·约瑟夫森就经常通过TM冥想来获得发明、创造的灵感。他说：“以冥想开启直觉，可以获得发明的启示。”

有条件的学校以潜意识音乐为背景，加上积极正面的语言暗示，进行想象训练效果更好。

（二）以右脑形象思维训练为核心，来引导左脑抽象思维的有效策略

人类思维经历了从动作思维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的进化历程，对于个体学习者而言，三者呈现正立金字塔的关系。当代的中学生经历着信息化时代，大量的形象信息刺激促使右脑充分锻炼和发展，有巨大的形象思维的潜能，关键是教师要充分挖掘教学资源，运用实物、标本、模型、图形等图像系统进行直观教学，同时运用动作形象和言语形象，训练和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运用联想等非理性的思维训练，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1.学会识图、忆图、绘图。让学生学会从整体到局部，从宏观到微观来观察图像，再回忆图像，力求清晰牢固持久，静态图形动态化，磨练形象思维。如：各种结构图；生命活动原理图如细胞有丝分裂的过程、光合作用的过程等。

2.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采用图像、图片、图表模型、幻灯片、录像等现代化手段进行教学，促进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的相互转化，启动右脑情感记忆和形象记忆，促进逻辑记忆，使学习变得自然。

3.学会运用视觉化的学习工具。它是一种将知识和思维图像化的技巧，是知识结构图像化的过程，能把思维过程可视化，从而直观地呈现、再现知识，有利于训练左脑与右脑协调工作，提高学习效益，利于深度学习。学生要学会使用概念图、思维导图、绘制图形、设计表格等学习工具，在使用学习工具的过程中学会学习。

4.静坐沉思，心中过电影。闭目，放松心情，做深呼吸，回想学过的知识主干、网络结构或思维导图，一幕一幕的联想，把知识图像化，当回想不起来的时候，再打开书本或相应的资料，研究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关系，深入理解“模糊不清的问题”，再闭目回想，力求图像清晰牢固。

（三）加强右脑开发与训练，实施创新思维策略

美国创造力大师托兰斯的研究发现[5]：创造性问题解决有六个步骤，即发现困惑发现事实发现问题发现构想发现解答寻求接纳，每一步骤中尝试用不同的处理方法时，发散思维和收敛思维是交互作用的。一旦右脑具体的、综合的、发散的、形象的、意念的、直觉的思维机能发挥作用，并且通过左脑的理性思维的配合，将右脑的信息变为共享的符号和语言，就会产生创新和创造。由于学校教育对左脑的理性开发应用较多，而对右脑的非理性思维开发较少，故右脑思维急需开发与训练[6]。

1.联想策略。联想是人们在头脑中把一个事物和另一个事物联系在一起。包括接近联想、相似联想、相反联想、关系联想四类，由此产生创造性的构想和方案。华佗有一次看到蜘蛛被马蜂蜇后落在一片青苔上打几个滚，肿便消了。他联想到青苔能治病。经过试验，消肿良药便问世了。

2.直觉思维策略。直觉思维是从整体出发，用猜想、跳跃、压缩思维的方式，直接而迅速地作出判断的思维。直觉有三个特点：一是以经验为基础，二是直觉形成需要创造思维与创造性想象，三是形成的高速性。直觉是一种瞬间的判断，有时是突如其来，判断与猜测都很迅速。有人认为，直觉像其他能力一样可以训练，对直觉进行训练，是促进右脑潜能发挥的一个重要方式。例如，一名中学生在栽培辣椒苗时，用铁丝捆住弯曲的辣椒茎杆，意外地发现这颗辣椒结果率高于未缚茎杆的辣椒植株。他抓住这一直觉，有意进行实验，结果证实了直觉。

3.发散思维与收敛思维交互作用策略。发散思维是从一个目标出发，沿着各种不同的途径去思考，寻找多种答案的思维形式。例如，在1844年至1848年，维也纳综合医院的两个妇产科中，第二产科因染上产褥热的产妇死亡率很低。医生们从多个角度提出假设和改进，进行探索。通过收敛思维找出最重要的、最需要的、最真正的问题，再进行试验给予证明。有一次，一个大夫的手被划破，因感染而死去，症状与产褥热一样。经分析，大夫和产妇都患了败血症。证明感染是由于接生前洗手不干净造成的。医院要求医生彻底洗手消毒后，产褥热死亡率很快就降下来了。

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应有强烈的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在借鉴吸收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边实验边研究，大力开展基于全脑开发的教育教学研究，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形成生态化的教学模式群，为学生有效学习提供良好的教学生态，努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情感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提升国民素质和培养创新人才，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七田真著；袁静译.专为中国人写的右脑开发训练［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11~18.

［2］沙 江.让学习提速［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22~26.

［3］郭本禹.当代心理学的新进展［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251~280.

［4］（美）罗斯，尼可著.戴保罗译.学习地图［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71~73.

［5］陈龙安.创造性思维与教学［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226~236.

思想波动篇7

关键词：高层建筑 风荷载 模拟

前言：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我国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林立而起，相应的高层建筑之间的风荷载的作用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目前在我国没有对于大型的、跨尺度的空间架构建筑风荷载模拟的方法，要确定跨尺度空间结构高层建筑的风荷载作用，就要测定出相关风时速的曲线以及相关数据。本文就谐波叠加法、线性滤波法和小波分析以及脉动风荷载模拟给予一定的介绍。

在风的时程曲线中，一般包含两种成分:一种是长周期部分，值常在10分钟以上;另一种是短周期部分，常仅有几秒种左右。由于风的长周期远远大于一般结构的自振周期，其对结构的作用相当于静力作用。脉动风是由于风的不规则性引起的，它的强度是随时间按随机规律变化的，由于它的周期较短，因而其作用性质是动力的，会引起结构的振动。

1 脉动风荷载模拟

脉动风就离散化为作用于每一个质量集聚点的离散化脉动风荷载，其值可近似用该质量集中点处的脉动风压乘以相应作用点的作用面积来求取。由于脉动风压为高斯平稳随机过程，且其具有空间相关性的特点，故对高层建筑的脉动风荷载必须建立起它的自功率谱和互功率谱密度函数。相关人士根据世界上不同地点、不同高度测得的90多次强风记录，给出了如下形式的脉动风速谱:，其中的脉动功率风速谱的计算方法是；

K是与地面粗糙度相关的系数。

脉动风荷载模拟通过脉动风速谱推出脉动风压谱，进而求出规格化的脉动风压谱，并对其进行复共珑分解。根据国内相关的建筑结构规范，考虑脉动风的竖向相关性，建立了脉动风荷载的功率谱密度函数矩阵。

2 谐波叠加模拟

谐波叠加法是基于三角级数求和的频谱表示法,其基本思想是将随机信号通过离散傅立叶分析变换,分解为一系列具有不同频率和幅值的正弦波或其他谐波。谐波叠加法简单直观,数学基础严密,模拟效果好,是模拟脉动风速时程的一种有效方法,但其工作量巨大较为费时间。

3 线性滤波模拟

目前最常用的是用线性滤波法中的自回归法来模拟随机风场中的多维风速时程。M个空间点相关脉动风速时程V(t)可由下式来模拟： K是与地面粗糙度相关的系数。

脉动风荷载模拟通过脉动风速谱推出脉动风压谱，进而求出规格化的脉动风压谱，并对其进行复共珑分解。根据国内相关的建筑结构规范，考虑脉动风的竖向相关性，建立了脉动风荷载的功率谱密度函数矩阵。

2 谐波叠加模拟

谐波叠加法是基于三角级数求和的频谱表示法,其基本思想是将随机信号通过离散傅立叶分析变换,分解为一系列具有不同频率和幅值的正弦波或其他谐波。谐波叠加法简单直观,数学基础严密,模拟效果好,是模拟脉动风速时程的一种有效方法,但其工作量巨大较为费时间。

3 线性滤波模拟

目前最常用的是用线性滤波法中的自回归法来模拟随机风场中的多维风速时程。M个空间点相关脉动风速时程V(t)可由下式来模拟：

其中X、Y、Z为坐标向量矩阵;p为AR模型阶数;Δt是模拟风速时程的时间步长;Ψk为AR模型自回归系数矩阵,为M×M阶方阵;N(t)为独立随机过程向量,N(t) = L・n(t); nj(t)(j =1,…,m)是均值为0、方差为1且彼此相互独立的正态随机过程; L为m阶下三角矩阵。

4 小波分析模拟

小波分析是脉动风速时程属频率变化激烈的时变信号,因此具有良好时-频窗的小波变换分析,可以很好的描述脉动风速时程的时频特性。运用此方法相关的函数表达为

其中是随机信号，为基本小波或者小波母函数，为傅立叶变换。

小波分析模拟具有自身良好的时频特性,符合脉动风速时程变换的特点,因此小波作为一种新的模拟手段,在结构风工程的研究中,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结语；通过对以上风荷载模拟方法的介绍，我们知道，脉动风荷载在测量上具有很高的精确度，但是计算量很大，不是很实用。而线性滤波法相对比较除了在时间步长的选择上比较难以外还是很适合的。小波分析模拟是最近兴起的一种模拟方法，可以很好的模拟风速，而测量的结果可以和预想结果很好的符合，是未来最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

注：文章内的图表及公式请到PDF格式下查看

小说借赵辛楣的口说道：“有群众生活的地方全有政治” ⑧可谓一语中的。生活表面的所谓高尚和暗地里的低劣品性紧紧相依，使人与人之间的城墙越砌越高。

三、社会大围城的坚不可摧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⑨ 钱钟书曾在《围城》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⑩而这类人在社会大围墙内的左冲右突就构成了其中的故事。事实上，《围城》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人类在社会围城内无助无奈的永恒生存困境。

（一）自然天性在家庭围城中的受缚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许许多多的家庭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人格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家庭对人的塑造力是今天我们对人格发展看法的基石。”11方鸿渐的性格是在多重挤压下形成的，家庭就是塑造他性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小说一开始，方鸿渐的生活就在父亲的安排之下，他没有选择。唯一有过的叛逆想法是要自由恋爱，却因为父亲的一封信戛然而止。在封建家长制的威慑下，方鸿渐只能压制自己的个性和欲望。留洋回国后，仰仗着周家才出国深造的方鸿渐又不得不低着头做人。在生活面前，个人是渺小的，在远离家的监督下，或许能够相对自由，但回到固定环境，这种自由就受到限制。有人说西方精神的浪漫与东方精神的拘谨使方鸿渐养成了双重性格：“玩世不恭”与“合同随俗”。 12由于家庭是塑造人格的基石，生活在父亲封建思想及岳父礼教权威下的方鸿渐自然变得犹豫不决、合同随俗。更因为有过远离家庭，远离男权，接受西式文化熏陶的光阴，使方鸿渐骨子里少了点对女性的霸权，遗留下更多的软弱退让。否则，婚后作为一个生活在男权文化占统治地位时代的方鸿渐，又怎会对孙柔嘉百般忍让，千般后怕？

（二）西方自由思想在中国封建文化围城下的叹息

在方鸿渐的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崇尚西方的民主、自由，强调人的个性发展，追求人性的解放，认为个人不应受无道理的外力的束缚。这种民主自由思想的涌入对中国封建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但是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影响根深蒂固，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方鸿渐、赵辛楣们回国后沉沦、潦倒、一事无成，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都说明了西方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失败。小说借赵辛楣之口说过：“中国真厉害，天下无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13现在连拿着这些东西的人也一齐毁了。美国汉学家大卫・西奥图・赫斯特指出：“这部小说和它的主要人物方鸿渐的性格都反映一个新旧交替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旧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毫无意义地留连下去，但新的秩序尚未诞生，因而无法根据新秩序来讽刺和超越旧的社会准则。”14方鸿渐、苏文纨、鲍小姐等就生活在这个新旧交替的社会。他们留过洋，受过西方自由观念的熏陶。可他们的中国血统又让自由思想大打折扣，尤其是方鸿渐。在中西文化夹击下，他不知所措，自我释放的内在个性与外部世界的古板封闭严重对立，使他堕入异化、孤独、无助的精神苦闷境地。方鸿渐想要的自由恋爱输给了父亲方翁的包办婚姻；因为方翁的家长威严，方鸿渐弄了张假文凭；与周家闹得不愉快时，方翁说鸿渐一定有行迹不检的地方，以后鸿渐的事还要由家长做主……，可见西方的自由思想只起了一点皮毛作用。要知道，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层层包裹的这座围城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个性自由，在这座围城下，西方自由思想只有深深地叹息。

（三）女性意识在男权文化围城中的无奈

中国封建文化讲究“三从四德”，“内外有别”，“男尊女卑”。虽然《围城》中出现了些许女性独立的苗头，譬如鲍小姐大胆的妆容及和方鸿渐的暧昧，可以看出她挑战封建礼教的勇气；苏文纨与曹元朗的婚姻虽比较草率，但她不选赵辛楣，而宁与自己有那么点志同道合的曹元朗在一起，也体现了新氛围下女性自主意识的增加。可毕竟鲍小姐有所遮掩，苏文纨带着赌气情绪。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家波伏娃曾经说过：“女人不是生就成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15确实，在男权文化的压迫下，女性只有无奈。方翁是封建家长的典型代表，他时时刻刻在传输着男权文化。在讨论苏文纨是否适合方鸿渐时，他就发了一通感慨，认为读了书的女人是最难驾驭的，道出自古以来的一个通理“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16 即便他的思想在随着时代进步，即便他让儿子赶上了“留洋”的新潮，但原则性问题是不会改变的。男人的地位要巩固，男人的权利要握紧。再怎么开放，女性在他们眼里还是无才便是德。在男权文化的大城内，女性悲剧性宿命将是注定的。

可见，社会就像一座坚固的围城，人们在里面不断挣扎、抗争，但永远难以突破。《围城》是人生的一种隐喻，是一部探讨人类命运的哲理性小说，“围城”是人们无法摆脱，无法超越，而不断循环往复的永恒困扰。它寓意着人生的悲哀，现实生活的无奈。社会的阻隔，人性的劣根都把人类围困在一座永恒的城墙之内，人们只能在宿命中叹息，在生存困境中徒劳地挣扎。

作者简介：

陈雪雪，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2010届毕业生；张岚，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注释：

① 孔庆茂.名家简传书系・钱钟书.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7.105

② 钱锺书.围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2.5.113

③ 钱锺书.围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2.5.50

④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7.286

⑤ 钱锺书.围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2.5.338

⑥ 钱锺书.围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2.5.300

⑦ 钱锺书.围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2.5.250

⑧ 钱锺书.围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2.5.215

⑨ 马克思.马恩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5.6.2.56

⑩ 钱锺书.围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2.5.1

[11] 张厚粲.心理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2.201

[12] 巴人.读《围城》.小说月刊?.1948.7

[13] 钱锺书.围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2.5.233

[14] 杨志今.怎样评价《围城》？.新文学论丛.1984.（3）

[15] [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24

思想波动篇8

阿尔文卢西埃出生于1931 年，是美国当代作曲家，卫斯里大学音乐教授，是二十世纪实验性音乐、声音装置艺术的代表人物。曾是声音艺术联盟成员，在探索听觉透视与声学现象领域有杰出的成就。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涉及科学技术与声音物理道具的探索，包括空间回响以及通过物理媒介的声音传导装置。阿尔文卢西埃是一位高产的作曲家，1952 年就开始了音乐创作。在创作初期，卢西埃受到老师哈罗德谢佩罗的影响，创作的体裁主要集中在室内乐、管弦乐等传统音乐领域，这些作品虽然没有形成卢西埃自身的创作风格，也没有在学术界产生影响，但早期写作的大量积累却为卢西埃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十世纪初期，简约主义在艺术圈兴起并逐渐掀起了一阵风潮。进入六十年代后，简约音乐也由此派生出来，成为实验性音乐中的一种音乐风格。音乐界涌现出一大批如大卫贝尔曼(David Behrman)、拉蒙特杨(La Monte Young)、史蒂夫赖克(Steve Reich)、菲利浦格拉斯(Phillip Glass)和泰利莱利(TerryRiley)等崇尚简约艺术的作曲家。受到同时期音乐潮流的影响，卢西埃的创作开始向电子音乐等实验性音乐领域延伸，并带有明显的简约音乐风格。本文挑选了卢西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并标志着其职业作曲家开端的作品《为独奏者而作的音乐》(1965)，分别从创作背景、创作技术以及创新价值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二、《为独奏者而作的音乐为脑波分析器与打击乐而作》(1965)

(一)创作背景

1965 年，阿尔文卢西埃使用脑波信号作为音乐创作材料，成功举办了名为为独奏者而作的音乐(Music for Solo Performer)的现场音乐会。《为独奏者而作的音乐》这个作品的成功不仅成为阿尔文卢西埃创作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成为实验性音乐以及电子音乐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作品。这个作品的成功上演使得脑波音乐这个领域逐步走入当代音乐家的视野。这首作品创作于1965 年，当时的阿尔文卢西埃正任职于布兰迪斯大学。他那时已经创作了多首室内乐作品、合唱作品和电子音乐作品，可是在新的创作上却遭遇到了瓶颈，这也使他对于自己早期所受到的音乐教育失去了信心。纵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音乐潮流，卢西埃认为当时的十二音体系似乎由于发展的过于复杂而显得陈腐，而且逐渐显现出被淘汰的趋势;而同时期的磁带音乐似乎也仅局限于现有材料的延伸。卢西埃感到自己当前的创作被禁锢于现有的条件框架和创作模式之中，他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创作观念。正在这时他受到了同在Brandeis 大学执教的富有想象力的物理学家爱德蒙戴文(Edmond Dewan)的启发。戴文曾向卢西埃这样描述：当你被置于一个双眼不可视的情境(现称为冥想情境，即meditative state)，你便会在脑中释放潜在的阿尔法(Alpha wave)信号。这个信号非常的微小，但它却可以通过放大器将信号放大后，被人所感知。这个想法给了卢西埃创作的灵感，他希望可以将脑波信号作为音乐材料用于自己的音乐创作中。在经过与戴文更深入的交流后，卢西埃开始着手研究如何用阿尔法脑波制造声音，反复实验如何捕捉脑波并实时监控脑波的流动，并开始研发设计这个作品所需的电子设备。最终卢西埃创作了《为独奏者而作的音乐》，并在布兰迪斯大学成功上演了这个作品，这个作品成为了他创作上的一大突破，将他的电子音乐创作带入了一个新的领域。这个作品使在场的观众感受到强烈的震撼，也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阿尔文卢西埃也由这个作品开启了他的职业作曲家生涯。

(二)技术分析

人类脑波中阿尔法波(alpha wave)的频率为8 -12 赫兹，如果阿尔法脑波被信号放大器放大，并通过合适的变频器，它便可被人耳所识别。阿尔法波会被人们睁开眼睛所引起的视觉活动或闭上眼睛所进行的思想活动所阻断，并且可以被简单的思想内容所控制。在演出这个作品时，专业技术助理将脑波分析器(EEG)带在表演者的头皮上，分析器上的银质电极分别接触表演者的左右大脑半球，通过脑波分析器获得表演者所输出的阿尔法脑波。同时设置一个电极对应表演者的一只耳朵、一根手指或身体的某一特定部位，使表演者可通过这个身体部位的活动来切断电波发出的声音。这个阿尔法脑波是一个约10 赫兹的低压脑波信号，当表演者进行思想活动时，脑波信号就会从头皮表面被探测到。另一方面，这些约25 微伏的脑波信号会通过一个14 赫兹的低通滤波器被放大成为外部信号，并传输给若干高保真音箱。这些音箱被放置在舞台区域，音箱面对着近处的打击乐器，当信号从音箱中播放出来时，就会触发这些打击乐器的共鸣。

参与《为独奏者而作的音乐》整场音乐会的舞台上只有一位表演者，他决定了整个作品的持续进行。当表演者闭上眼睛，进入到不可视的思想活动时阿尔法脑波便会被触发，而当表演者睁开眼睛时，阿尔法脑波便会被切断。而这些脑波会被技术助理有选择地控制，并连接到多个音箱，而每个音箱对应着不同的共鸣打击乐器。

在整首作品中只存在两类声音：10Hz 的阿尔法脑波，和多种打击乐器的震动声。这个10Hz 的阿尔法脑波本质上是一个正弦波，信号中其他的泛音已经被14Hz 的低通滤波器所过滤，过滤后的振幅是接近线性的。而音箱播放出的声音由于波形中缺少了泛音的部分，也成为对原有声音做出的唯一改变。卢西埃偏爱于使用大型悬挂式音箱，在这种条件下进行操作，可以创造出干净清晰的10Hz 脉冲波形。与传统的乐器演奏，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的磁带音乐不同，《为独奏者而作的音乐》作为早期现场交互型的音乐作品，在创作、实验和具体实施过程中都存在很大的阻碍和争议。

首先，想要将表演者与脑波分析器、信号放大器、控制开关、多个音箱和各类型打击乐器等多种设备有序连接并正常运作就存在着相当大的工作量以及大量需要突破的技术难点。例如，技术人员需要对多台医学设备进行研究和设计，使其能为音乐表演服务;为了采集到的脑电波可以通过音箱被观众所识别，还需建立一个完备信号放大系统(作品最终完成约16 个通道);以及对最后使用的乐器进行选择等等。因此，卢西埃和技术团队自主研发设计了适用于这个作品的电子设备和整体的运行系统，而所有用于现场演奏的打击乐器也经过了卢西埃的重重筛选。

同时，在眼睛的开合和身体的轻微动作之下敏锐地控制阿尔法信号，并持续不断地完成一整场演出对于表演者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表演者必须开发和多次练习在非可视化的过程中控制阿尔法脑波的技巧。无论经验多么丰富的表演者，也必须有能力去适应和应对操作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无法预测的问题，并且持续、快速地释放阿尔法脑波，向观众呈现出一场精彩的表演。

就这首作品实时演出时的工作流程来看，《为独奏者而作的音乐》这个标题却并不准确。因为为确保音乐的正常演奏，需要有人控制每个通道的音频信号，需要有人调节声场，需要有人按顺序打开音箱??因此，除了舞台上的演奏者本身，还需要台下的技术助理确保各设备的正常运作。当然这些工作在数字化、自动化的今天似乎要简单许多，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仍是很难突破的难题。卢西埃在后来接收采访中也曾说道：如果电子技术发展的如当今世界一样，有自动化的控制系统，阿尔法脑波将会转换为数字代码被输入转换装置，那么阿尔法脑波便可以在没有助理的情况下控制它自己和音乐了。

由于当时的技术限制，技术团队并没有复杂且完备的转换系统，卢西埃就尝试提前用磁带录下了脑电波并将音频加速，在某次排练中卢西埃把录音机与转换开关相连接，当表演者的阿尔法脑波信号传输出来时，录音机便被启动，接着就听到了一个比原始录音更高、更具有幻觉感的阿尔法脑波音频。因此，卢西埃决定在作品演出时播放提前录好的阿尔法脑波，而将表演者现场传输出来的脑波作为控制信号。或许卢西埃在实际演出中将阿尔法信号作为一个延伸理念而非实质材料的做法引来了一些争议。但作品最后所呈现给观众的效果却准确地诠释了卢西埃最早对于作品的预想和想要展现地理念：表演者独自一人，非常非常安静地在坐在舞台上，然而他所释放出的人类思想的能量却如流水般涌出，弥漫到整个音乐厅。

在随后的数年中曾有三位作曲家作为表演者演出过《为独奏者而作的音乐》，他们分别是曲作者阿尔文卢西埃、大卫都铎和戈登穆玛。在不同的时期，拉里奥斯汀(Larry Austin)、大卫贝尔曼、罗伯特博纳特(Robert Bernat)等多位作曲家都担任过这首作品的助理。1965 年之后，也有音乐家曾用脑波信号作为材料创作过音乐作品，卢西埃的创作似乎已不再是独例。而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新的音乐程序迅速更新，电子技术的发展也已大大的超越了电子音乐领驭，但是作为现场实时演奏类的电子音乐作品，《为独奏者而作的音乐》仍然是电子音乐史上的一大创举。

(三)美学价值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是磁带音乐流行的时期，大批的音乐家都在尝试磁带音乐的创作。阿尔文卢西埃自然也有磁带音乐创作的经验。当这个作品构思之初，卢西埃也曾想过是否以脑波作为音乐材料而创作一首磁带音乐作品，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舍弃了。如果继续这种创作模式，那么完成后的作品将与自己之前的作品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甚至已经有作曲家写过类似的作品，另外还有作曲家用脑电波作为控制信号创作过合成器作品。

卢西埃意识到，人们对音乐的喜爱与兴趣，并不在于乐器本身，而是由人去演奏的过程。因此我认为作者是更渴望通过这个作品，使观众看到乐器被人的大脑所控制的过程，感受和意识到音乐通过电子信号从表演者的大脑缓缓流出，是人类思想由内而外的表达。这种直接的感官刺激给观众带来的影响和感染力远超过磁带音乐生硬的剪接和晦涩的音乐语言所传达的意义。

作为这个作品中最关键的设备脑波分析器，是每个医生所熟知的，甚至是每个人都有所耳闻的。而将这样一台医学设备推出医院，放置在音乐厅，与表演者、打击乐器、音箱一起出现在舞台上。这样的跨界，赋予了这台仪器新的意义，使之变成了艺术，或者说成为了艺术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正是由于这台仪器进入了音乐的领域，使人类的阿尔法脑波成为了一种驱动打击乐器的能量，也才使作者最初的一个灵感变为了一个完整的作品。

同时，这个作品的创作形式和演出模式，也改变了表演者与乐器以及电子设备之间的关系。在通常的音乐演奏中，是由表演者来演奏乐器的，演奏者与乐器之间是直接的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在一般的电子音乐系统中，音箱通常是作为声音的播放者，是音乐播放的最终环节。而在这首作品中，演奏者与乐器的直接关系被切断，虽然打击乐器最终是由演奏者控制，但在两者之间却增加了一系列电子设备，而音箱似乎也由音乐的播放者变成了一个传感器或触发器的角色，来引发这些真实的打击乐器产生自然的共鸣。这似乎成为了这首作品在整体的电子音乐概念以及音乐表演形式上的突破。除此之外，这部作品还具有很多戏剧性的特征。例如，通常的音乐表演是一项很繁忙的工作，无论是钢琴、小提琴、打击乐都需要表演者通过身体的一系列运动去演奏。而在这首作品中表演者并不需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演奏音乐，一系列的电子设备将表演者的大脑和乐器连接起来，电子音乐给了表演者一个安静地运用思想去演奏音乐的机会。而作为表演着，在整个音乐作品的表演过程中需要保持非常平稳的姿势，甚至一个轻微的动作都有可能中断正常演出，而由于音乐被表演者的思想所控制，所以每一次表演都不可复制，这也给听众，作曲家和表演者本身带来了更多惊喜。在阿尔文卢西埃看来，西方音乐在过去的数百年中，一直是基于创作和表演两个流程而存在和演进的。人们绝大部分的注意力会放在声音的创造和产生上，而只有极少的人会去注意到声音的传播。无论传统音乐的体系发展到如何复杂，无论人们对传统音乐的观念又多么的深刻，音乐写作始终是仅限于一个平面角度之上的。尽管传统音乐已经扎根于音乐表演与乐器演奏，或是依赖于音乐主题、故事脚本以及社会等级制度。可是我们始终忘记了音乐是如何蔓延并占领整个空间的。基于以上的想法，阿尔文卢西埃花费了数年时间，并设计了一系列的工作，去探索声音在自然下的特性，以及在建筑环境中的声学特征。这些工作为《为独奏者而作的音乐》的创作提供了技术经验和参考数据，也为后来创作更多的实验性作品做足了准备。在他着手尝试如何通过阿尔法脑波制造声音的时候，卢西埃开始感受到声音本身的灵敏性，这种感知有别于传统音乐中基于创作理念而设计的紧张、矛盾、冲突或其他的戏剧性情节。而是通过人类的思想去控制敏感的声音信号，通过这样的形式而产生的音乐，省去了谱纸上音符的堆砌，也抛开了表演者的艺术加工，成为了人类思想最直观且视觉可见的表达。在释放阿尔法脑波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在冥想的同时控制它的流出，另一方面又要学会如何让它停止。所以在创作《为独奏者而作的音乐》这首作品时，卢西埃需要学会放弃音乐表演，而是让表演自发地产生。因而这个作品抛开了作曲上的束缚和以往目标明确的演奏，而让音乐从人的思想直接流入现实空间。这个作品的理念打破了上千年的音乐生产模式，将音乐创作与音乐表演带入一个新的概念领域。

三、结语

1965 年，《为独奏者而作的音乐》这部作品成功上演后引起巨大反响，成为卢西埃职业作曲家生涯的开端。此后卢西埃创作了大量电子音乐和实验性艺术作品。在磁带音乐、装置艺术、声学艺术、新媒体艺术、计算机音乐和交互音乐等各个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因此，他也成为美国当代音乐的先锋人物和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