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机构论文范文

保险机构论文篇1

关键词：社会保险基金；反欺诈；信息不对称

一、我国社会保险基金欺诈行为的现状

社会保险基金欺诈，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过程中，实施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等的行为。我们可以从社会保险基金欺诈现象所涉及的各方责任主体来理解。

到2006年底，全国共有30个省成立了省级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逐步加强基金监督工作，基金管理进一步规范。但是，当前挤占挪用社保基金，冒领、骗取社会保险金的问题仍非常突出。

1999年以前发生的23.47亿元违规资金，大多是涉及基金安全和完整的问题；2000年以后发生的47.88亿元违规资金，多数属于管理不规范问题，甚至包括违法犯罪。凡是涉及社保基金大案的基本上都是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有关。2006年8月，上海查出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保基金挪用案件，该案中违规挪用的社保基金连本带息共计37亿元。同年11月27日，浙江金华又爆发数亿社保资金被挪用的大案。据新华社报道，在1986年至1997年间，全国有上百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动用。至2005年底，还有10亿元没有回收入账。国家审计署对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三项社保基金（养老、医疗、失业）的审计结果中，发现违规问题的金额达71亿元。

一边是数以亿计的资金被违规挪用、流失，一边是我国社会保险中所出现的养老保险“空帐”、医疗保险费用支出庞大等问题，这些都将严重影响社会保险基金的使命——保证劳动者基本生活水平。所以我们现在不得不对社会保险基金中的欺诈现象进行深入研究，造成社保基金欺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体制不畅、经费短缺、管理不善、打击不力等，在这里就仅从其最根本的理论源头来进行分析。

二、关于社会保险基金欺诈行为的理论分析

社会保险基金欺诈现象出现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监管不力，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理论基础——信息不对称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此现象。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市场交易的各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等，买卖双方所掌握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质量等信息不相同，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社会保险基金的欺诈才有产生的可能性。首先是对于参保企业来说，拥有本企业用工的数量、工资水平、工人被辞退和平均时间长短和比例等完全信息。企业为了减少生产成本，会发生不如实交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而社会保险经办结构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无法完全准确获取参保企业的内部信息，只能根据企业提供的信息进行保险，致使参保企业有隐瞒用工人数、工资水平等信息的动机。

社会保险的购买者（社会保险的参保人）和社会保险基金的营运委托人（社会保险机构）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存在道德风险。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的管理人员会有动机进行、欺诈、挪用、侵吞社会保险基金以中饱私囊，或者用虚假的财务状况隐瞒营运中社会保险基金的贬值、损失与风险。

在社会保险基金发放过程中，由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可能去完全调查清楚每个投保人的真实情况，以及条件变动下个人的现况；个人在利益的驱使下，也可能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隐瞒真实情况、骗领保险金。

三、建立我国社会保险基金反欺诈机制

3.1建立多方共同监督制度

通过对理论的分析，看到欺诈现象的产生除了个人道德上的主观因素之外，信息沟通的不完全是其产生的客观原因，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全方位的监督制度。

行政部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基金风险，但是要把经管权和监督权分离开来，否则这样的制约将会是失效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事务要由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只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行行使行政管理和监督的职能。除了行政监督之外还要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建立一个包括政府专家、企业界代表、财政部门、参保职工代表、工会代表、社区代表等参加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理事会。

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内部也要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要进行严惩；内部工作人员之间也要互相加强监督和管理，及时发现和纠正违规行为。

3.2利用现代科技协助反欺诈管理

全国的社会保险信息网络系统存在着相互协调性差、数据不能共享，各地分散管理的缺点，参保人员在流动时信息不能及时传递，让骗保存在了可能性。要运用现代科技去优化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把社会保险基金监管部门与劳动部门、地方税务部门、服务部门等用网络联合起来，实现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数据的统一和共享。比如说为了杜绝骗取养老保险的行为，可以利用现有的高科技指纹识别设备，建立定期指纹比对制度。将所辖离退休人员的指纹全部采集，每年向退休职工发放指纹采集卡，然后进行比对，确认无误后继续为其发放社会养老保险金。这项科技在一些市区中已经被采纳了，并被证明反欺诈的效果显著。

3.3加大对社会保险基金稽查的力度

针对一些企业隐瞒职工的真实情况，少缴漏缴保险费的，可以发挥各级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作用，深入到企业内部对职工的工资、人数等基本情况进行拉网式大检查。社保经办机构也可以委托会计事务所对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进行审计，对人为瞒报职工缴费基数的要重新补缴养老保险费，规范参保单位申报基数和缴纳养老保险基金的行为。

3.4加强反欺诈立法

我们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保基金管理与运营办法，制定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法，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监管，逐步实现对社保基金的保值与增值，有效遏制社保基金被非法挪用的现象。依法进行社会保险执法监察，强制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真正做到应保尽保，从根本上防止企业不参保，杜绝用人单位漏报参保人数，少报缴费基数，遏制恶意拖欠社会保险费。各地要按照国家的法律，积极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增强《劳动法》可操作性。并对欺诈社会保险基金的现象进行严惩，实行举报奖励等措施。对有欺诈行为但未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可视其情节轻重处以一定的罚款；对拒不缴纳罚款的，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参考文献

［1］郭士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史潮．社会保险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保险机构论文篇2

关键词：问题保险公司；监管干预；监管容忍度；监督力量

中图分类号：F8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1)03－0056－06

一、导言

金融危机背景下，陷入偿付能力不足等危机的问题保险公司屡见不鲜。如何对这些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一直是监管部门的议题，也是理论界的一项难题。实践中，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从2003年至2008年底由于机构扩张过快、经营成本居高不下等原因导致巨额亏损一百多亿元。事实上，该财产保险公司自2003年起偿付能力充足率从未达到监管标准的最低要求70％，但监管机构并未及时按照相应规定采取监管行动干预该公司的运营。令人遗憾的是，该财产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资金缺口也从2003年底的5亿元逐步扩大到2008年底的147亿元。

监管机构为什么没能及时监管干预该公司的运营呢?监管机构为何没能严格执行自己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呢?其他的监督力量如保险行业协会、公众媒体、其他从业者等为何也对该财产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资金缺口熟视无睹呢?这一系列的问题令人不解。当然，无论在理论或实务界，监管机构如何对陷入偿付能力危机的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是个难题。解决它的关键在于寻求合适的理论依据和科学的监管方式。国内尚无对陷入偿付能力危机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的经验，因此借鉴学习监管理念先进的英国保险监管机构的做法，并逐步形成我国监管机构对危机保险公司实施正确监管干预的理念和程序，这将会是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

本文以监管机构干预问题保险公司为研究目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寻求实施监管干预的理论依据。同时，借鉴英国Vehicle和General Insurance Company(下文称车辆通用保险公司)的破产案例中监管机构采取干预行动的经验与教训，包括监管干预行动的决策和时点、不同监管方式下的监管效果、监督力量在监管干预中的作用等，对比分析我国保险公司陷入偿付能力危机的监管干预行动的相关问题。

二、文献综述

保险监管干预的文献涉及监管干预决策、监管容忍度、监管方式选择等内容。国内的研究较多是关于保险监管框架、模式比较构建分析，对监管干预陷入偿付能力危机保险公司的还比较少见。从事保险理论上的研究如赵利胜、胡玉芬(2004)认为保险监管的基础理论包括保险脆弱说、公共利益论、监管失灵论和监管成本论。一般监管理论方面的研究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刘鹏(2009)认为，监管政治理论(regulatory politics theory)是指国家在监管过程中能够保持其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政府的监管既不是单纯服务于纯粹的公共利益，也不是完全被利益集团所俘获，而是在公共利益、利益集团以及自身利益之间寻求某种策略性平衡，监管会随着成本与收益在不同利益之间的分配状况而出现不同的类型。谭福梅(2009)，郑长军等(2010)认为我国应通过积极的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风险评级体系。

监管机构对何种监管方式的选择直接影响到监管干预行动的决策与实施，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金融监管的相关研究。如徐捷(2010)认为，以美国银行业监管为代表的规则导向监管(rule basedregulation)是指监管机构颁布一系列的标准，以及开展业务时必须符合的程序，从而确保金融机构能够稳健运营的一种监管制度安排。原则导向监管(principle based regulation)是指监管机构主要通过“道义劝说”和“君子协定”等方式开展监管工作。而张士杰、蔡政宪(2009)认为，原则导向监管方式就是让各公司能够依照自身特色建立属于内部的整合形态风险管理架构，进行财务与业务的自律规范。贾守乔(2009)认为，两种监管方式相辅相成、不可分离，实施原则导向监管并不是要抛弃规则导向监管，而是要将一般原则与特殊规则相结合，通过实践权衡不断调整二者的平衡，从“规则导向监管”向“规则导向监管”与“原则导向监管”结合转变。

国外关于保险监管干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监管容忍度(Regulatory Forbearance)、增加监管主体的监管权等内容。对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可分为监管容忍和及时校正(prompt corrective action)两种方式。Osterberg et al.(1992)以及Kane et al.(1995)认为，监管容忍就是监管机构没有按照规则行事。Schellhorn和Spellman(2000)认为监管容忍是没有及时关闭或者没有及时救助有问题的银行。而Patrick(2007)则认为监管容忍是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一系列要求的放松。在发现商业银行出现问题时及时校正银行，以防止商业银行损失的进一步增加。

综上所述，监管机构在采取监管干预行动需要均衡考虑各方面的利益，监管干预行动的决策往往难以做出。监管机构干预行动也面临着监管容忍与及时校正的选择。监管干预行动的决策实施还会受到监管方式选择的影响。增加其他监管主体的监管权和其他监督力量的参与对于正确的监管干预行动也很重要。但是，以上的文献主要是集中于理论层面的论证，关于实证和案例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本文通过中英两国的案例研究来验证监管干预行动的相关理论，以及不同监管方式的监管干预行动等内容。

三、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法是通过对实践中典型素材的分析，以达到寻求能够解决目标问题的一般性答案的方法。本文选择英国通用车辆保险公司和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为素材的双案例研究。这两家公司的主要险种、经营特点都很接近，都以车辆保险为主，都经历过高速扩张阶段并因此留下隐患，最终都陷入了偿付能力危机。本案例研究的目标问题是监管干预行动的决策与时机、监管容忍度、不同监管方式下的干预行动、其他监督力量的影响等。

(一)案例一：英国监管机构在车辆通用保险案例中的干预行动

英国监管机构对车辆通用保险公司采取的监管干预行动包括：

第一次干预行动：是在英国保险行业协会BIA于1962年10月4日要求当时负责管理保险业的政府部门贸工部对车辆通用公司进行调查后做出的。

第二次干预行动：1964年9月，BIA再次致信贸工部，通过引用《INVESTOR CHRONICLE》杂志的质疑并与其他两家公司的数据进行比较，认为车辆通用的未决赔款准备金不足。

第三次干预行动：1967年1月、5月和11月，另一家车险公司总经理Mr.Bamby三次写信给贸

工部，举报车辆通用保险公司的准备金不足。贸工部分析公司账目，初步打算干预车辆通用保险公司。

第四次干预行动：1970年2月，BIA与贸工部DTI举行多次会谈，讨论接管车辆通用的可能性，而DTI决定等收到1969年的账目再说。如图1所示。

1971年2月26日，DTI正式宣布调查车辆通用。调查结果：车辆通用至少需要850万英镑才能满足最低偿付能力标准。1971年3月22日，法院做出了强制车辆通用停业的判决，车辆通用保险公司破产了。

1.监管机构的干预行动为什么总是迟滞

从图1可知，作为英国保险监管机构――贸工部的监管干预行动总是迟滞，往往是在保险行业协会BIA或是媒体的要求质疑下进行监管调查行动，甚至以公司能够满足账面的资金要求拒绝采取任何监管干预行动。无论是国内外监管机构的行动决策都是权衡各方利益集团的策略性均衡，各方利益集团包括监管机构自身利益、保险行业利益、保单持有人的利益、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等。因此，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实施监管行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有所顾忌，监管干预行动也因此滞后。

2.监管机构往往给予问题保险公司较高的监管容忍度

贸工部在对车辆通用保险公司进行的四次干预行动，都是在其他监督机构如保险行业协会BIA、其他从业者的检举下进行的，往往以未收到财务报告等为拖延的借口，迟迟不愿采取处罚性干预行动，给予问题公司较多的监管容忍度。

3.规则导向监管在英国保险监管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规则导向监管主要是运用量化的指标和标准化的方法进行监管，偿付能力充足率就是实务中一个重要的监管指标。按照1958年保险法的相关规定，1961－1967年英国对保险公司法定偿付能力资本金的监管要求是保费收入的10％。

英国监管机构在1967年修改过保险法，修改后的保险法提高了保险公司偿付准备金的标准，从图1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直到英国通用车辆保险公司破产前，其账面偿付金额还是远远大于法定最低偿付金额。到了1968年9月，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车辆通用的偿付能力风险，贸工部仍然没有采取措施。所以，以规则导向监管为原则，仅靠法定偿付能力额度等账面指标来监管保险公司，其效果并不理想。

4.监督力量在英国保险监管实务中的重要作用

监管干预行动的效率还需要监督力量发挥作用，形成对监管机构的督促、约束机制。监督力量可向监管机构检举出现偿付能力危机的保险公司，督促监管机构及时采取监管、调查核实行动。英国保险行业的监督力量包括保险行业协会、新闻公众媒体、其他从业者等。在本案例中，英国保险行业协会BIA是最早注意到车辆通用的业务扩张和资产质量问题的监督机构。共有两家媒体(INVESTOR CHRONICLE杂志和时代商业新闻)对车辆通用保险公司的财务问题进行曝光。其他从业者的举报。另一家车险公司总经理Mr.Bamby三次写信给贸工部，举报车辆通用的准备金不足。正是在Mr.Barnby的坚持下，监管机构贸工部才对车辆通用保险公司实施监管干预行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英国保险监管干预行动中监督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保险行业协会发现保险公司有问题时就会及时告知、要求监管机构进行调查，而公共媒体、其他从业者等也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质疑，以此引起监管机构的警示和采取干预行动。

(二)案例二：我国监管机构对某财产保险公司监管干预的案例

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2003年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为负2.56亿元，这时已经不需去看偿付能力充足率的指标(因为偿付能力已经为负值了)，监管机构应该在2003年实施监管干预行动。但是，直至2009年5月，监管机构才对该财产保险公司实施了监管干预行动。

1.我国监管机构对问题保险公司干预行动的迟滞现象

监管机构是考虑了保险行业的利益、监管机构自身的利益，公司及其国有股东的利益、保单持有人的利益等，迟迟不愿公开采取监管干预行动。从图2可看出，虽然问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缺口在2003年就出现并为负值，但是监管机构并未采取监管干预行动。对照英国的案例，车辆通用保险公司至少在账面上是能够达到监管要求的，而我国的问题保险公司即便是在账面上都无法达到监管的最低要求。

2.我国监管机构给予问题保险公司更高的监管容忍度

监管容忍是监管机构对问题金融机构没有及时关闭，从而可能增加问题机构破产时造成的损失、也可能为问题机构赢得“重生”的机会。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2003)第十六条规定：“对偿付能力充足率小于30％的公司，中国保监会除采取前两款所列措施外，还可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对保险公司进行接管。”但是，在本案例中自2003年财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为负值时起，直至2009年5月监管机构并未采取合适的监管干预行动(如接管等)，给予该公司很高的监管容忍度。

3.规则导向监管方式在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案例中的失灵。从图2的数据我们看到，自2003年起该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就达不到保监会的相关规定，甚至在2003年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为负值，令人费解的是各个监管机构并未实施任何监管行动，导致其偿付能力资金缺口在不断扩大。因此，规则导向监管方式下的干预行动都不是很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规则导向监管注重静态的账面指标，这些单一的财务指标(如偿付能力充足率等)很容易被保险公司通过财务手段蒙混过关，而监管机构根据规则也无法实施干预行动，最终造成公司资金缺口过大，甚至导致问题公司的破产。

4.我国保险监管实务中监督力量的缺失

与英国的案例对比分析，发现在我国某财产保险公司从2003年陷入偿付能力危机甚至偿付能力为负值的情况下，几乎很难看到保险行业协会、公众媒体以及其他从业者的质疑，监管机构也没有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在失去监管力量与监督力量之后，该公司的偿付能力资金缺口持续扩大至2008年底的147亿元。所以，与英国的保险监管实务比较，我国保险监管缺乏不仅是监管机构如何实施正确的监管干预行动，同时还欠缺的是多种监督力量和完善的监管体系。

四、结论

本文以监管机构如何对问题保险公司实施监管行动为研究目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进行了案例研究，通过对比英国车辆通用保险公司与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的监管干预行动，总结监管行动在实务层面的经验与教训，得出的建议如下：

1.监管干预行动是监管机构综合各方利益的策略性均衡。如果增加保险保障基金公司等机构的监管权可以打破单一监管主体所造成的利益偏好倾向及干预行动迟滞现象。

2.缺失惩罚机制的监管决策者往往给予问题保险公司较高的监管容忍度，应建立监管干预行动决策实施的问责机制，追究行动迟滞相关人员的责任。

3.坚持单一的规则导向监管或者完全放弃规则导向监管都会造成监管失效。两种监管方式在我国保险监管实务中都不可或缺。我国保险监管工作的重心应是在原则导向指引下的寻求规则制订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保险机构论文篇3

【摘 要】会计类论文《对具有法人资格的保险机构的研究》，对财务管理问题进行分析。

【关键词】法人资格；保险机构；财务研究

各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博弈过程就形成了一般的贸易规则,体现在保险服务贸易方面就是各国对本国保险市场的开放通常采取的是商业存在的形式,对保险跨境交付很少做出承诺。

这是因为保险产业的特征要求保险提供商对于保险标的要求相对对称的信息,从而对承保风险、保险费率、准备金比率等保险合同的根本性条款进行会计专业毕业论文有效的评估和衡量,从而降低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的产生。

论文分析基于这样的原因,保险经营要求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在对待海外保险公司的问题上,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通常要求保险公司必须在东道国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保险机构才可以开展商业保险业务,并对其企业形式、资本结构、地域和业务范围做出相应的要求。

如果成员国对跨境交付做出过多的开放承诺,就相当于允许海外保险公司通过东道国境内的人进行保险经营活动,其他市场准入的限制和监管措施就形同虚设。

而境外消费由于是东道国居民在东道国国境之外进行的保险活动,论文分析本国的监管机构没有管辖权,无法进行过多的直接限制,但是可以通过外汇等其他手段进行间接监管,限制本国被保险人购买海外保险公司的服务,减少资本外流。

自然人流动主要和保险专业性的辅助人员有关,如保险精算、财务、保险指导等专业人员进入东道国进行保险服务活动,这些活动是个人提供自己具有的专业知识和智力性劳动,而且多数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各国通常也没有过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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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若山?法务会计———二十一世纪会计的新领域?会计之友,2000,1:10—11

[2]陈功?二十一世纪呼唤法务会计?商业会计,2001,2:17—18

保险机构论文篇4

[关键词]保险效率；规模效率；公司组织形式；市场结构；产业效率；偿付能力

效率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金融业效率也是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重点问题。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管理功能和金融功能日益突出。在国外，效率已成为判断保险业、保险市场发展水平和保险机构绩效与竞争能力的重要指标，对效率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入。但从现有文献看，国内对保险市场效率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缺乏对我国保险业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远不能适应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的需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外文献比较系统的梳理，重点介绍国外保险市场效率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以借鉴吸收国外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为推进我国保险市场效率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保险市场效率的含义

国外有关保险市场效率研究的文献，大都没有明确的定义和系统的研究框架，也几乎没有区分保险市场效率、保险业效率和保险机构效率等概念。尤其近些年的研究基本上是对保险业和保险机构效率的研究，一是从保险公司特定的业务流程和结构出发，重点研究保险机构的微观效率；二是选取一定数量的保险公司样本，以此作为保险业的行业效率。保险机构作为保险市场的核心主体，可以说其效率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保险市场的效率。因此，保险机构效率能够大致反映保险市场的效率。

效率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许多学者主要沿用Farrel(1957)对效率的定义来分析保险业效率。Farrel将效率分解成技术效率(TechnicalEffi-ciency，TE)和配置效率(AllocativeEfficiency，AE)。技术效率是指相对于产出边界而言，在给定的一系列投入的前提下，能获取最大产出的能力。配置效率是在给定投入价格的情况下，按照最理想的比例运用投入要素的能力。这两种效率结合起来即是成本效率(CostEfficiency，CE)(Coelli，1996)。三种效率值都在0-1之间，如果效率值为1，意味着拥有完全效率。Leibenstein(1966)提出X效率概念来描述真实成本与最小成本的差异。Fare和Lovell(1978)将Farrel的效率概念扩展为三个组成部分，即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大多数保险效率研究文献也是重点研究这几种效率类型的。

一是保险公司的规模效率(scaleefficiency)，即保险公司是否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提高产出，实现利润或经营绩效的最佳水平。二是保险公司的X效率，即在给定产出水平组合条件下，保险公司需要支出的最低成本与实际成本的比率，它在0—100%之间变化。X效率用来描述不追求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的单个保险公司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它可以衡量公司内部管理在配置技术、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优劣。基于成本模型得出的X效率也被称为成本效率，基于利润模型得出的X效率称为利润效率。对保险机构X效率的研究主要是对成本效率的研究。三是范围效率(scopeefficiency)，是指保险公司是否提供了最节省投入成本的业务组合。在给定产出水平上，如果经营多种业务和产品的保险公司成本低于专业经营保险公司的成本，则前者存在范围效率；反之存在范围不经济。从本质上讲，研究范围效率就是研究成本效率。

除以上效率的主要类型之外，国外的研究一般把效率与生产率的研究相互联系。生产率是从动态的角度表示企业生产过程中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对比关系，企业生产率的变化可能来自技术效率的改变、规模经济效率和技术变化或三者的共同作用。

二、保险市场效率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

在保险业中，规模代表了一个公司的实力和信誉度，是影响保险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与银行效率的研究相同，国外比较早期的研究重点是从规模经济(EconomiesofScale)和范围经济(EconomiesofScope)的角度考察保险市场的效率。正如Beger、Hunter与Timme(1993)认为，早期代表性的保险效率研究主要集中在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研究，如Cummins，J与VanDerhei，J(1979)、Doherty(1981)、Appel、Wort''''all与Buffer(1985)、Grace与Timme(1992)等。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有较多的美国学者对人寿保险业和财产保险业的规模效率进行研究。对人寿保险业规模效率的代表性研究有Grace与Timme(1992)、Yuengea(1993)、Gardner与Grace(1993)、Cummins与Zi(1998)等。这些研究发现大型保险公司存在规模效应递减，但总体上有比较明显的规模效率。并购是金融机构追求规模效率的重要手段，在金融业非常突出。因此，将并购纳入效率分析框架无疑也会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美国保险市场并购现象突出，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极大关注，如Barniv与Hathorn(1997)等探讨了美国财产保险业的并购问题，但是没有涉及到并购与效率之间的关系。CumminsJ．、Tennyson、S．与AryWeiss，M(1999)则首次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研究了寿险业并购与规模经济和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是代表美国80%资产的保险人在1988年-1995年的成本和收益效率，并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来检验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他们发现参与并购的保险公司比其他公司在并购两年后取得了更高的效率，说明并购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和盈利能力的显著改进。Hao与Chou(2002)运用了DFA方法测度了8家保险公司的效率，发现效率与适度的规模和多样化的产品战略相关。

Katrishen和Scordis(1997)研究了跨国保险公司是否存在规模效率。他们运用时间序列回归方法，评估了1985年-1995年15个发达国家的93个跨国公司的运作成本与保费收入、国际差异性、产品差异、金融资产、再保险的利用、贸易类型和所有权结构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当跨国保险公司的规模达到2．3亿美元保费收入时呈现出增长的回报，但是一旦保费收入达到4．5亿美元时，则呈现出规模不经济。因为保险公司不像一般企业，当保险公司扩大它的国际化经营时，企业会遭受到国际差异和产品差异的困扰。

(二)保险公司组织形式与效率

保险公司组织形式与效率的关系也较早被关注。一些研究依据人理论，发现组织形式与效率之间存在一定联系，股份制公司比相互制公司有更强的控制成本和提高利润的激励。

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主要有股份制公司和相互制公司，两类公司都长期存在，各具优势。那么，两类公司的效率究竟如何?这一问题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Mayers，D和C．W．Smith分别在1981、1986、1988、1994年连续，研究美国保险市场的保险组织结构、所有权结构等问题。Mayers与Smith(1988)探讨了保险机构组织形式对美国保险业的影响。他们认为，股份制公司的管理者、股东和保单所有人的职能是分割的，相互制保险公司则整合了所有人和客户的功能，即保单所有人既是资本的供给者又是风险的承担者。这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为检验运作效率和激励问题提供了可能。虽然经验研究结果显示，股份制保险公司比相互制保险公司有更高的效率，而另外一些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明则认为相互制保险公司具有潜在利益。事实上，两种组织形式的生存和发展表明每一种形式都有其各自特殊的优势(Mayers与Smith，1988)。Cummins，Weiss与Zi(1999)研究了美国不同组织形式的财产和意外险保险公司的效率，并且集中于其内在的主要问题。他们分析了股份制和相互制保险公司各自的效率，研究结果发现，股份制和相互制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是按照不同的生产和成本边界运作，从而能够分类占有特定的保险市场，在不同的市场各自具有降低生产和成本的相对优势；而且他们的技术在提供有特色的保险产品时具有各自优势。在样本期间，相互制保险公司稍微提高了生产率，而股份制保险公司则显示了比较稳定的生产率。

GeneC．Lai，PimanLimpaphayom(2003)研究了日本保险业的组织形式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检验丁日本非寿险业的组织形式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为研究日本经连(keiretsu)保险人提供了有意义的结论。他们的结论对理解保险业中的理论、信息成本和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参考。研究发现，占有日本保险市场1／6份额、隶属经连保险集团内的股份制公司比独立的股份制和相互制保险公司具有较低的费用和较低水平的自由现金流，同时具有较高的损失率和高损失的可能性；独立的保险人则具有相对较低的损失率和进入门槛。而且，相互制保险人有更高的投资收益。总之，经验证据说明每一种组织形式都有其相对优势。VivianJeng与GeneC．Lai(2005)用非参数方法测度了1985年-1994年这一样本期间日本非寿险业经连公司、非专业化独立公司(NSIFs)和专业化独立公司(SIFs)等三种不同形式保险组织的效率。发现经连公司由于有更好的监督及信息成本较低等方面的优势，似乎比NSIFs有更高的成本效率。

(三)保险市场结构与效率

运用传统的SCP框架来分析保险市场结构与效率的文献相比银行业来说少许多，而且对保险机构市场绩效与市场结构关系的研究存在不一致的结论。一般来说，对银行的研究大部分是把一家银行作为一个研究单位，而对保险业的研究往往是把若干保险公司、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保险业当作一个研究单位整体。Jung(1987)通过分析美国182家财产和意外险保险公司的经验数据研究了财产与意外伤害保险市场结构。这个研究主要针对再保险在结构一行为一绩效中的作用。Jung得出结论，认为共谋程度在结构和绩效均衡中是一个重要的隐含变量，在大的保险人之间比较容易产生共谋的激励，其原因在于他们扩大或保持规模和市场份额的欲望，而且再保险、经营多样化、监管、广告激励等都成为影响保险人行为的重要因素。在这个研究中，传统的SCP假设被验证，效率结果与经验模型不相关。

Chidambaran等(1997)研究测度了跨越18种不同产品的保险人在经济损失率及其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样本期间是在1983年—1993年，有180个观察样本。他们假设进入不同类型保险业存在壁垒，而且不同保险行业之间的结构、行为和绩效具有差别，并且假设价格和绩效的决定因素是市场集中度、投资率、经济损失率的标准偏差、监管和行业周期。研究结果支持了传统的SCP假设并且表明直接保险人可以提供较低的价格。Bajtelsmit和Bouzouita(1998)检验了1984年—1992年的美国州私人汽车保险市场的效率。他们用行业收益性来衡量绩效，直接保险人的市场份额被用来衡量效率。结果表明，获利能力与直接保险人的市场份额之间不显著相关。同时，研究也支持了SCP假设，表明市场集中度(用Herfindahl指数衡量)与绩效相关，他们通过控制特殊性的变量如各州最小的资本要求、农村市场的规模、州人口增长率，发现更高的收益性存在于有更高市场集中率的州。

(四)对保险产业效率的研究

Yuengert(1993)、Cummins与Zi(1997)、Hao与Chou(2002)等对美国保险产业效率进行了测度，Gardner与Grace(1993)、Hardwick(1997)的研究发现人寿保险业大约有30%—50%是无效率的。Weiss把非参数方法用于研究1975年～1987年美国、西德、瑞士、法国和日本的财产和责任保险的总生产率。Rai．A(1996)检验了11个发达国家保险公司的成本效率。结果表明，国家、规模和专门化都会影响x效率的不同，并且发现欧洲的保险公司平均的运作效率低于美国和日本；国际平均水平的小规模公司比大公司更具有效率；专业化公司比综合经营寿险和非寿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更具有效率。Outreville(1990)则研究了55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金融发展与责任与财产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之间的关系，然后，Outreville(1996)又把同样的研究运用到寿险当中。Browne和Kim(1993)分析了影响各国寿险需求的因素，研究显示保险业的发展明显与个人收入以及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相关。

衡量管理层进行成本控制和最大化产出能力的x效率，被证明是决定金融机构经营绩效至关重要的因素。Cummins与Weiss(1993)、Gardner与Grace(1993)、Yuengert(1993)等对美国人寿保险业和财产与责任保险业的x效率进行了研究。Meador，J．W.、Ryan，H．E．与Schellhom，巴D．(2000)运用美国人寿保险业的数据，对保险公司的产出与x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多元化的保险公司比产品集中化的保险公司有更高的X效率，因为前者的管理人员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行业形势在各产品间分摊投入并有效分配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材料等资源，从而取得更高的成本效率。该结论阐明了产品选择是成本效率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这一结论，应该得到保险经营者、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各方的重视。事实上重新分配资源并调整产品结构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的能力已经成为人寿保险公司重要的竞争优势。

(五)偿付能力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偿付能力已经成为保险监管机构判断保险机构风险水平和实力的核心指标，也是保险机构生存和发展必须达到和满足的底线。PatrickL.Brockea，WilliamW．Cooper，LindaLGolden(2004)等研究了1989年257家美国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与效率的关系，这些公司分别采用了营销和直接营销方式。文章认为偿付能力是保险监管者关注的，理赔能力是保单所有者关心的核心，而投资者则主要关注投资收益的大小，这几种利益具有潜在的矛盾，保险公司的决策者必须能够兼顾各方利益。研究模型把偿付能力作为管理利益的一个产出对待而不仅仅当作外生的监管条件。研究通过DEA方法，用偿付能力、理赔能力以及投资收益作为产出指标，投入指标则是过去年份的公积金、资本与公积金的变化、承保和投资费用以及保单所有人提供的资本。他们采用金融中介方法，重点研究了股份制保险公司和相互制保险公司因为组织结构的不同所形成的偿付能力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考虑偿付能力因素和不考虑偿付能力因素两种情况下，股份制公司的效率都普遍高于相互制保险公司。

国外文献除以上的研究重点以外，许多学者对保险分销系统、保险监管、保险创新、保险人所有权结构等因素与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三、保险机构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

对效率的定量研究，选择适当的指标来表示投入和产出变量非常关键。国外很多文献研究了保险机构效率的投入产出度量问题，重点是：(1)选取何种模型和变量来代表投入产出；(2)使用不同的产出度量方法时效率结果的敏感性。其中产出变量的选择是研究的难点和关注的核心。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文献来看，对保险公司的投入产出没有统一的定义。

总体来看，对保险机构产出的度量主要有两种方法：价值增加法和金融中介法。但是两种方法都不能完全包含金融机构的双重角色的特点：既提供服务，又作为金融中介。

价值增加法，把保险公司视作提供保险产品的生产者，通过一系列服务满足客户需要。Cummins与Weiss(1993)、Bergeretal．(1997)以及Cumminset31．(1999)等利用价值增加方法，用真实发生的损失的现值来衡量产出，作为保险人提供的风险集中功能和保险服务数量的替代。他们认为用损失作为保险产出替代物的主要原因在于保险的主要功能是风险汇聚(riskpooling)。而Berger(1997)认为这个替代存在不足，至少在比较财产与责任保险直接承保人和独立人时存在困难。因为直接保险人和独立人在提供服务强度时不同，这是用损失以及其他任何可观察到的变量所不能很好衡量的。而且，用损失衡量保险产出忽略了损失控制和风险管理的产出质量。如果一家公司由于不适当承保实践造成了没有预测到的巨大损失，那就无法解释该公司是有效率的，否则就可以理解为损失越大效率越高。其实，有一些重要的指标可以衡量产出，如处理过的申请书、已经生效的或续保的保单，已经处理过的索赔等等，只是这些数据很难收集到。但是用一些替代指标显然忽视了不同的价格和保险服务业的情况以及保险的重要功能，诸如风险承担和风险汇聚作用。

金融中介法是把保险机构视作一种金融中介。作为金融中介，保险机构为保单所有者提供或有理赔，运用收益购买资产，其目的是能获得最大化的资本收益和价值。中介方法评估的是金融机构的前沿效率，更适合评价金融机构的整体效率。Cumminsetal．(1999)认为金融中介法不适合财产与责任保险人，因为他们的服务不是仅限于金融中介。总之，两种方法究竟哪种更适合用来评价产出变量，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VivianJeng与GeneC．Lai(2005)认为应利用两种方法来测度效率。因为不同的投入产出变量选择和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结论，研究者需要关注其解释的结论，只用一种方法并且从该种方法中得出一种结论是不恰当的。两种方法都各有用处，价值增加方法可以按照保单数量和投资资产规模考察不同保险组织形式的技术效率和成本效率；金融中介方法能够依据资产收益和财务状况来考察保险业的总体效率。

Praetz(1980)、Grace与Timme(1992)、Gardner与Grace(1993)、Raj(1996)和Hardwick(1997)等提出用纯保费收入作为产出变量，而Yuengert(1993)认为，保险费实际上是价格与产出的乘积，而不是产出本身。因此，任何价格的变化都可能形成对相对效率的误解。他认为用附加准备金(additionstoreserves)来衡量产出比较合适。

国外文献对于投入变量的选择基本一致。投入主要有四个变量，即劳动力费用(LAB)、信息技术费用(INF)、其他的物质资本费用(PHY)以及金融资本费用(FIN)。劳动力费用是保险业最重要的费用之一，占非损失费用的很大比例，由保费、工资、薪酬、津贴和管理费用组成。物质资本费用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计算机及其软件；二是家具、机器设备等。Grace与Timme(1992)、Gardner及Grace(1993)、RAI(1996)Cummins与Zi(1998)等认为物质资本是保险服务业的投入，租金、土地和建筑则可以被忽略，因为保险业可以拥有房地产的投资组合，但只是投资的需要而不是运作的目的。金融资本则多用股本资本代替。

四、保险市场效率研究的主要方法

近年来，国外文献基本都是研究保险机构的相对效率，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前沿效率分析方法。所谓前沿效率分析方法，是指将保险机构视同具有一般生产企业的特征，也具有如何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产出的目标函数。在给定的技术条件和外生市场因素的条件下，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报酬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保险公司，即为效率前沿保险公司，而待考察保险公司的效率损失即为相对于效率前沿公司的偏离程度。

根据Berger与Humphrey(1997)的论述，基于前沿分析的保险效率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参数方法(ParametricApproa-ches)和非参数方法(NonparametricApproaches)两大类。参数方法包括随机前沿方法(SFA，StochasticFrontierAp—proach)、自由分布方法(DFA，DistributionFreeApproach)和厚前沿方法(TFA，ThickFrontierApproach)三种。非参数方法包括数据包络分析(DEA，DataEnvelopmentAnalysis)和自由处置壳方法(FDH，FreeDisposalHull)两种。五种方法的不同主要在于：(1)对于所谓“经营最好”的保险公司的前沿函数形式，参数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而非参数方法没有这一要求；(2)是否考虑可能会导致生产单位的产出、投入、成本或利润等过高或过低的随机误差；(3)如果存在随机误差项，对其概率分布作出假定，以便从随机误差中分离出无效率因素。参数方法着重于研究成本效率，而非参数方法集中于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研究。综观近年来的文献，对保险业效率的分析采用较多的是DEA，SFA，DFA和FDH等分析方法。

(一)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DEA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后被广泛用于测度金融机构的效率，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许多学者也开始尝试将DEA和曼奎斯特方法(malmquistmethodology)引入对保险市场效率的分析。DEA主要被运用于衡量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而用Malmquist指数来衡量生产率和效率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90年代后期以来，国外使用DEA方法对保险业效率研究主要集中在保险公司并购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效率变化和效率与其他经济指标的相关性研究。J.DavidCummins、SharonTennyson与MaryA．Weiss(1999)用DEA方法通过计算美国人寿保险市场1988年—1995年的成本效率和收益效率，首次研究寿险业合并、收购与规模经济及效率之间存在的关系。HironfumiFukuyama(1997)运用DEA方法对保险公司的生产效率和生产力的变化进行了研究，认为规模效率的改进带来的潜在收益对股份制保险公司来说具有相对小的重要性，但是对相互制保险公司则具有很大的重要性。Cummins等运用DEA方法证明，如果更多的保险人采用“最佳服务”的技术，那么就可以显著改进效率。

MienN．Berger与DavidB．Humphrey(1997)对1990年-1997年的130多篇有关金融机构效率的研究论文进行了综述。他们发现有122篇分析银行业，只有8篇研究保险业(包括寿险、财产责任和非寿险)。67篇使用DEA方法，其余的使用了5种不同的参数方法和其他方法。在130个研究中，其中8个试图衡量放松监管后效率和生产率的变化，但是没有针对保险业的研究。他们的概括显示DEA方法已成为研究效率的主要方法。

(二)自由分布方法(DFA)

Schmidt与Sickles(1984)提出了DFA衡量效率。DFA也设定前沿生产函数形式，但用不同的方法将无效率因素与随机误差分开。该方法没有对无效率或随机误差分布施加较强的假定，而是假设金融机构的效率随时间而稳定，随机误差最终趋向均值为0。GardnerandGrace(1993)用DFA检验了561家美国人寿保险人在1985年-1990年之间的X效率，发现平均效率大约是45%，认为X效率与寻租活动有确定的关系，从而支持了进入壁垒、价格合作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对X效率的影响。研究显示，X效率与企业组织形式和监管等因素关系不大，而与保险公司的规模相关。这与1993年Cummins与Weiss研究的结果吻合。

(三)随机前沿方法(SFA)

SFA也被称为经济计量前沿方法，它对成本、利润或者投入、产出和环境因素之间生产关系的函数形式作出假定，允许存在随机误差。该方法还设定包含无效率因素的组合误差模型，假设无效率遵循通常为半正态分布的非对称分布，而随机误差遵循对称分布(通常为标准正态分布)。Yuengert，A(1993)利用SFA，通过估价混合误差的成本边界为效率测度作出了重要贡献。该模型对规模效率与x效率进行了更有价值、更充实和完整的论述。研究表明，只有当保险公司的资产达到15亿美元以上，规模效率存在。Cum—mins与Zi(1998)用SFA、DFA、DEA和FDH等多种方法研究得出结论，即效率评估方法的选择对效率研究的结果会造成显著的影响。Cummins与Weiss(1993)、Yuengea(1993)、Gardner与Grace(1993)检验了美国保险人的X效率，每一个研究都运用了不同的随机前沿方法和模型说明，并且得到丁不同的结果(Bergerl993)。

五、国外保险市场效率研究的评价及启示

梳理国外文献，无论从数量还是研究的系统性及深度和广度等方面，对保险业效率的研究都相对滞后于对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效率的研究，但近年来的进步很大。概括起来，大致体现了如下特点：(1)主要围绕两条主线进行：一是在Rothschild-Stiglitz(1976)模型的基础上，以道德风险、逆选择存在的不对称信息环境为约束条件，对保险市场均衡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二是20世纪90年代后更加重视对微观保险主体的效率研究，更多采用经济计量学和线性规划等最新方法研究保险业的相对效率。(2)侧重研究某种类型的保险机构效率的较多，如Fukuyama(1997)、Hardwick(1997)、Cummins与Santomero(1999)、Cumminsetal(1999)和Meadoretal．(2000)等对人寿保险市场进行了重点研究；其他学者对财产和责任保险机构、医疗保险市场等不同市场效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而对保险业和保险市场进行系统全面分析的较少。(3)研究方法更加注重实证性，基本上能把经济学、金融学的最新理论同步运用在保险效率的研究中。(4)许多研究集中对技术或规模效率的研究，而比较忽视配置效率的研究。(5)近年来，基本是对相对效率即前沿效率的研究，即把同类型不同保险公司的效率进行排序，找出保险行业内“最佳经营”保险公司的差距，而不是单一研究某家保险公司的投入产出状况；也可以说，更注重效率的横向比较。而且，研究的样本数不断增大，体现出学者注重研究保险机构效率与保险行业总体效率的趋势。总体看来，国外非常重视对保险市场效率的定量研究，能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结合起来，为客观评价保险市场效率、促进保险机构提高效率和监管机构完善监管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国外现有文献不足之处在于，一是未能把握保险市场效率与风险问题内在的相关性，没有把风险因素纳入保险市场效率研究的框架当中来构造统一的评价模型；二是未充分考虑宏观经济背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全面、系统地研究保险市场效率。

中国保险业20多年的快速发展成为金融业增长的亮点，但是保险业高速的规模扩张是否伴随保险业效率和经营效益的提高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从长期发展的观点看，中国目前的保险市场存在着交易费用高、高赔付率和高费用率与保险经营效益低的反差，保险企业内部累积着一定的潜在经营风险，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保险业采取的是一种片面追求速度，而忽视质量和效益的外延式粗放型经营模式。如果保险业处理不好规模、效率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单个保险企业不但难以发展，还将酿成金融风险、影响金融安全，降低整个社会效益，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对于保险市场的效率进行正确评价，研究效率评价方法、模型、框架以及影响效率的相关因素等，应该成为保险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尽管效率研究方法和数据等的差异使国内外保险业的效率难以直接对比，效率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但国外大量研究的结果对于国内来讲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保险业效率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第一，研究的结果将会有助于检验保险业的若干重要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如保险公司规模、产品多样化、组织形式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第二，为管理者、保单所有者、股东和监管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对于提高保险公司管理绩效、完善内部管理水平提供评价依据也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不同层次的效率测度数值有助于全方位把握保险机构的效率状况和保险业总体效率，有利于社会客观评价中国保险业对于经济金融发展的作用和社会贡献。第四，为保险监管机构评估监管效果、调整监管政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保险机构论文篇5

[摘要]鉴于联保小组规模对联保贷款的重要性，合理确定联保小组规模成为理论界与实践部门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合理的数学模型，结合农村金融实践数据，对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模拟。研究发现：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及系统风险诱发概率均具有正向指数关系；联保小组规模应以4-6人(户)为宜。

[关键词]联保贷款；动态博弈；小组规模

一、引言

联保贷款是指贷款需求主体在自愿基础上组合成联保小组，由联保小组向其成员提供担保而获得的贷款。联保贷款是金融产品创新的成果，是为克服弱势信贷需求主体贷款难与银行信贷风险高双重困难而开发的信贷产品。实践证明：联保机制在克服信息发现不足、避免逆向选择、降低道德风险、提高还款概率上具有内在优势；对满足贫困农户、专业农户、个体工商户与中小企业信贷需求，缓解金融供需矛盾，繁荣农村金融市场，增进社会福利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美中不足，联保贷款同样存在不能忽视的内在缺陷：如易于形成风险累积，诱发系统性风险，操作烦琐，实施困难等。

始自美国学者Stiglitz(1990)，十多年来理论界对联保贷款运行机理及其影响进行过深入广泛的研究，概括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联保贷款防范道德风险。Stiglitz(1990)，Conning(1996)，Ghatak(1999)等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联保贷款由于存在连带责任，致使联保小组成员之间内生有相互监督的正向激励，从而达到防范道德风险的目的。(2)联保贷款降低审计成本。Prescott(1997)，Ghatak(1999)分别论证了联保贷款内生有其他组员对声称无力还款组员进行审计的内在激励，由于联保小组成员之间关系密切，信息充分，审计成本低，外移的审计达到降低高昂审计成本的目的。(3)联保贷款提高贷款还款率。BesleyandCoate(1995)从博弈均衡的角度论证了联保贷款在社会惩罚有效的条件下对提高贷款还款率具有正效应，Chowdhuiry(2005)从动态激励与连带责任的角度论证了联保贷款有助于提高贷款还款率。(4)联保贷款与社会福利。Coleman(1999)以泰国东北地区1995-1996联保贷款实践为样本，论证联保贷款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特别是有利于提高贫困妇女与儿童的社会福利。(5)联保贷款与逆向选择。LaffontandGuessan(2000)从信息的角度论证了联保机制有利于减少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达到避免逆向选择的目的。尽管有关联保贷款的著述丰富，但针对联保小组规模的研究少见。由于联保贷款遵循“多户联保”的信贷原则，其优点在于通过联保小组的规模效应、联保小组的聚类效应、小组成员间的监督机制来提高弱势信贷需求主体整体抗风险能力、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以达到降低“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发生的可能性，进而实现降低联保贷款成本与风险的目的。其缺点在于随着联保小组规模的扩大，诱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增加，组建联保小组的难度加大。鉴于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机制正负功效都正向相关，联保贷款指导性文件则规定联保小组规模以5-10人(户)为宜，其来源缺乏理论依据，实践证明其可操作性差。基于此，本文运用概率论与博弈论等理论模型，结合联保贷款的实践经验，对其影响机理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二、理论模型：小组规模对联保贷款影响的理论分析

鉴于联保小组规模对联保贷款的重要作用，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还款率的理论分析。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对实际问题作如下简化假设：单个联保小组成员具有相同的违约概率P；联保小组成员人数为n；联保小组成员具有相同的经济特征，且都为理性的经济人；联保贷款只存在违约(完全不还款)与履约(完全还款)两种绝对情况。

从联保贷款的运行机制可知：由于联保小组成员对联保贷款承担连带责任，理论上讲，只要联保小组不集体违约，联保贷款都还是正常贷款，则有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Pu为至少存在一个组员不违约的概率：

Pu=1-Pn(1)

传统个人贷款还款率Pc=1-P，而联保贷款的还款率为(1)式所示，相对于传统个人贷款而言，由于单个组员违约概率P∈(0，1)，因此可以通过增加组员人数n而有效提高联保贷款的理论还款率，此即联保贷款的规模效应。得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与联保小组规模具有正向指数关系。

(二)联保小组规模与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的理论分析。令联保小组中单个组员真实信息被信贷机构发现的概率为Pd。由于联保机制的聚类作用、联保小组的组建遵循“自愿”与“双响选择”等原则，致使联保小组成员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经济行为特征，信贷机构只需发现联保小组中一个成员的真实信息，就可依此类推其他成员的真实信息，即联保小组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Pud(定义为联保贷款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为至少一个组员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

Pud=1-(1-Pd)n(2)

由于传统个人贷款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Pcd=Pd，而联保贷款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为(2)式所示，相对于传统个人贷款而言，由于(1-Pd)∈(0，1)，因此，可以扩大联保小组规模n而提高信贷机构的信息发现能力。即：信贷机构的信息发现能力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正向指数关系。

(三)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系统风险的动态博弈分析。为了理论分析上的方便，本如下假定：联保小组由同质的两个借款人组成，定义为成员1和成员2；博弈开始前，已实现投资回报，分别为R1和R2；成员1和2分别从银行获得1个货币单位贷款，联保贷款应还本息为2r；只存在还款与不还款两种绝对情况；信贷机构对违约组员的惩罚b(Ri)正比于其投资回报Ri；社会对违约组员的惩罚S(i)正比于其违约行为给联保小组其他成员带来的损失和其投资项目回报。

由于联保机制中的连带责任，内生有组员帮助同组其他组员还款的内在激励，与此相对应，同样内生有期望其他组员代为还款的负向激励。因此，联保贷款还款决策是联保小组成员博弈的结果，基于上述推理，本文借用二人动态博弈模型对其进行分析。该博弈模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每个组员同时决定是否偿还自己贷款；偿还用P来表示，不偿还用N来表示。如果两个借款者的选择相同，则均衡结果较简单，都选择还款，均衡收益为[R1-r，R2-r]；都选择不还款，均衡收益为[R1-b(R1)，R2-b(R2)]，博弈结束。如选择不同，则进入博弈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选择还款的组员，第二阶段需作出是否帮助不还款组员代为还款的决策。帮助还款用A来表示，不帮助用D来表示。如组员1在第一阶段选择还款P，第二阶段选择帮助A，由于不存在银行惩罚，存在社会惩罚，则均衡收益为[R1-2r，R2-S(2)]；如在第二阶段选择不帮助D，由于存在银行惩罚，则均衡收益为[R1-r-b(R1)，R2-b(R2)-S(2)]。得该博弈模型存在六种均衡结果，其均衡策略与收益如表1所示。

上述推理只讨论联保小组成员还款意愿，并未考虑其还款能力。只有当条件Ri-r≥0得到满足时，联保小组成员的还款意愿才能转变为还款行为。

就该博弈模型而言，当R1-r<0时，即组员1无还款能力时，该博弈过程只存在表1所示的后三种均衡，即{不还N；不还N}、{不还N；(还款P，帮助A)}、{不还N；(还款P，不帮助D)}三种均衡。且该情况发生的概率PL(定义为系统风险诱发概率)随联保小组规模增加而增大，因为至少一个组员违约的概率为：

PL=1-(1-P)n(3)

考虑到联保贷款在我国实践中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如我国农户投资的模仿性、集中性和区域性，个体工商户、农业企业及中小企业收益的关联性与风险的同质性。加上联保贷款内生的责任连带与推委机制导致联保小组组建过程的选择性和组建后成员之间经济特征的相似性，即联保贷款的聚类效应。致使联保小组成员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经济行为特征，从而造成联保小组成员收益(Ri)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在联保小组成员收益相关系数γ>0的情况下，得：

P{Ri-2r≥0|R1-r<0}0(4)

即在组员1无力还贷的情况下，考虑到组员之间投资回报的正相关性，其他组员具有帮助投资失败组员还贷的能力的可能性不大。

当R1-r<0时，由(4)式可知，表1中的均衡策略5无法实现，由于组员2为理性的经济人，max{R2-b(R2)，R2-r-b(R1)}得该条件下联保小组还款博弈均衡为{N；N}，其收益为[R1-b(R1)，R2-b(Ri)]。

均衡结果表明：在出现个别组员投资失败的情况下，由于联保成员投资回报之间的高度正相关性，联保小组成员的最优选择是违约，联保贷款还款率为0，存在诱发系统性风险的较大可能性。

由于(1-P)∈[0，1]，由(3)式可知：随着联保小组规模n增加，系统风险诱发概率增大。即：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正向指数关系。

三、实证分析：基于客观数据的模拟

上文通过构建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三个模型，

对联保小组规模进行理论分析，由以上分析可知：联保小组的最佳规模不仅取决于联保小组组员违约率与联保小组组员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还取决于信贷机构对联保贷款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与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的预期。本文以损失贷款占不良贷款比例与不良贷款的乘积为组员违约率(4.66%)，假定组员真实信息被发现的概率为0.7，运用MATLAB模拟得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及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之间关系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联保小组规模大于2人联保贷款还款率为1；联保小组规模大于4人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接近于1；如要控制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在0.25以下，则联保小组规模须小于6人。作为既要提高联保贷款还款率与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又要控制联保贷款系统性风险诱发概率的折中结果。联保小组规模以4-6人(户)为宜。

四、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结论如下：

(一)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指数关系，通过扩大联保规模，能有效提高联保贷款理论回收率，增强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

(二)联保贷款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指数关系，通过控制联保小组规模，能有效降低联保贷款整体违约的可能性。

(三)联保小组规模是把“双刃剑”，既有提高贷款还款率、增强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的优点，又有诱发系统性风险的缺陷。

(四)联保小组规模以4-6人(户)为宜。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及系统风险诱发概率都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作为既要提高联保贷款回收率与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又要控制系统性风险引发概率的折中结果，联保小组人数以4-6人为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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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海.农民模仿行为的经济学分析[J].理论学刊，2003，(6).

[4]王海圣.个体工商户7年沉浮[J].决策，2006，(10).

保险机构论文篇6

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研究始于Arrow1963年讨论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经济学一文，Arrow对道德风险的定义是：保险单背离了它本身的激励方向，从而改变了保险公司所依赖的保险事故发生概率。该文中Arrow认为如果医疗费用全部或部分地由医疗保险机构承担，被保险人倾向于比自付医疗费时，消费更多的医疗服务。Arrow指出，由于道德风险的严重，这种医疗保险种类不会出现在商业保险领域。但LeesandRice（1965）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商业保险机构不愿意提供这种医疗保险种类的原因是销售和交易成本太高。此外，Arrow还认为，道德风险问题实际上与道德无关，可以用正统的经济学工具来分析解释。自Arrow讨论过道德风险问题之后。Pauly（1968）对道德风险及其福利损失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他认为，人们在投保医疗保险之后倾向于寻求更多的医疗保健服务，这并不是一种道德的败坏，而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但并不意味着不应该施加措施予以限制，个人应该约束自己的行为。Pauly认为，如果道德风险的损失足够大，会抑制一部分消费者购买保险，同时，他还估计了道德风险带来的损失。此后又有部分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主要有：Feldstein，MartinS.（1973），Feldstein和Friedman（1977），Feldman和Dowd（1991），Manning和Marquis（1996）。这些实证研究估计了道德风险的损失大小并发现道德风险的福利损失较保险的收益更大。如果不对消费者进行补贴，几乎没有消费者愿意购买健康保险。Spence和Zeckhauser(1971)在研宄保险中信息和个人行为时，将与信息有关的个人隐藏行为划为两种，提出事前道德风险和事后道德风险。发生在人知道委托人真实状态之前的属于事前道德风险，发生在人知道委托人真实状态之后的属于事后道德风险。按照这种划分，Arrow提出的医疗保险中被保险人过度利用医疗服务的情况属于事后道德风险，受保单激励而改变事故发生概率属于事前道德风险。EvansW.NandViscusiW.K(1993)认为医生与患者因专业知识的差异而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进而会引发需求的偏向。医疗保险需求实际上是一种供给者诱导需求，医疗机构一方面提高医疗服务的价格，另一方面刺激医疗服务需求，以达到增加收入的目的。这时，监管机构有效的监管措施和健全的管理体制就显得十分重要，约束供给方即医疗机构（医生）以保护需求方即患者的利益。Dave等(2009)对美国享有Medicare的人群进行了研宄。表明，医疗保险诱使被保险人产生道德风险行为。享有Medicare的美国老年人减少了预防疾病的行为措施并且增加了不健康的行为。JaumeandDavid(2011)针对共同保险豁免比例对退休老人处方药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结果显示，将退休人员的共付比降到零以后，平均处方药的消费增加了9.5%，药品支出总额增长了15.2%，医疗总费用增长了47.5%，同时医疗费用特别是药品费用的增加并没有减少住院的发生。本文在分析医疗保险理论及经验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方法对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形式：被保险人过度消费和医疗机构诱导需求做了系统的分析和讨论，并提出相应的风险控制方法。认为对道德风险的控制应该采用医疗机构为主，被保险人为辅的方法。此外，由于道德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外学者，尽管道德风险在理论上具有普遍性，但由于国内和西方保险制度、保险范围及医疗保险服务领域存在着诸多的不同，因此，作者认为必须依据国内的保险制度来研究道德风险问题。

2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问题

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与医疗保险市场的参与主体有关。典型的医疗保险市场由三方组成：保险人（社会保险机构或商业保险公司）、被保险人（患者）、医疗机构（医院或医生）。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支付医疗保险保费，获得医疗保险承诺；当其患病时由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患病期间发生的费用由保险人负责支付，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获得补偿。保险人最终支付的医疗费用多寡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疾病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二是被保险人的就医行为，三是医疗机构的服务行为。第一个因素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保险人较难进行控制。由于对预防风险进行投入会降低总效用，被保险人就没有动机积极避免损失发生或减少损失的大小。医疗保险中，被保险人参保医疗保险之后，容易忽视自身的健康，减少对疾病的预防投入，诱发道德风险，进而引起发病率的增加。但是，至目前为止，国内外的研究尚没有证据显示预防服务具有费用控制的功能。也就是说，医疗费用的高低更多的取决于其他相关因素，忽视预防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影响可以被忽略。后两个因素则具有主观性，医疗费用的上升增加了医疗机构和被保险人的效用，而保险人又没有能力对二者进行有效的监督，这时就容易诱发道德风险。现实表明，由于医疗保险市场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无论是面对被保险人还是医疗机构，保险人在疾病诊疗过程中都处于信息劣势地位。保险人对两者的监督往往较为困难且成本较高，因此导致了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具体表现为被保险人的过度医疗消费和医疗机构的诱导医疗消费。

2.1被保险人过度医疗消费问题

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表现之一就是被保险人的过度医疗消费，因为医疗保险降低了被保险支付医疗服务的费用，即相当于医疗服务价格下降，而被保险人不必承担全部的边际成本。这一道德风险解释隐含着一个前提假设，即医疗服务与其他商品一样，具有需求价格弹性。不存在道德风险时，医疗服务被假定为完全没有弹性。在以往的一些研究中，曾假设医疗服务完全没有弹性，这种假定来源于这样的观点，即被保险人一旦患病，其疾病损失大小被保险人自己无法控制，因此，其消费的医疗服务量不由自己左右。但这一假定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虽然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但由于医疗服务机构之间存在竞争和每种疾病治疗方案的多样性，使被保险人具有选择医疗服务消费量的可能性。因此，完全没有弹性的医疗服务是不存在的。如果需求曲线为D0，不存在道德风险，需求曲线无弹性，无论价格如何变化，医疗服务需求量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在被保险人投保医疗保险之后，虽然医疗保险降低了被保险人支付的医疗服务价格（P1），即使医疗保险方式是完全保险（P1=0），被保险人的医疗服务需求量仍是Q0。这时，医疗保险是不存在道德风险的，这对政府的医疗保险政策有积极的意义。如果需求曲线为D1，具有一定的弹性，需求量随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对于被保险人来说，拥有医疗保险是降低医疗服务价格的最主要原因。当医疗保险为部分保险时，被保险人仍需承担一部分的医疗费用，此时，医疗服务价格外生性的降低到P1（0<P1<P0），需求量增至Q1（Q0<Q1<Q2），需求曲线旋转到D2。Q1-Q0为道德风险带来的医疗服务需求量增量，即被保险人的过度消费部分。在不存在过度消费的情况下，保险人需要承担的医疗费用为矩形P0ACP1；如果存在过度消费，则保险人需要承担的医疗费用增大到P0BDP1，矩形ABCD构成保险机构的损失。更为极端的情况，当医疗保险为完全保险，即被保险人不用承担任何医疗费用时，需求量增至Q2，需求曲线旋转到完全没有弹性的D3。由于道德风险和医疗服务价格弹性的关系，一般用价格弹性来说明道德风险程度。[14]作者认为用Q1-Q0来计量道德风险导致医疗服务需求量的增量只是一种说明性表述，并不能完全反应道德风险的损失程度，因为被保险人中大部分为健康个体，只有当被保险人患病时才有医疗服务需求（发病率θ总是大于0小于1），因此，不考虑发病率问题高估了道德风险损失量。总的道德风险损失量，即过度消费的医疗服务量应该以（Q1-Q0）•θ表示，那么，因过度消费导致保险人的损失则应为ABCD•θ。被保险人之所以能够进行过度消费，是因为医疗保险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被保险人对自身的健康状况和就医行为掌握较多的信息，而保险人所能观测到的只是就医行为的结果——医疗服务账单，并不能观测到医疗服务的整个过程，因而对医疗服务过程的合理性较难做出判断，进而导致医疗服务中被保险人端道德风险的出现，即过度消费。

2.2医疗机构诱导需求问题

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另一个表现是医疗机构的诱导需求。因为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且这种信息不对称较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更为严重。与被保险人过度医疗消费不同，在医疗机构的诱导需求中，被保险人处于一种较为被动的地位，其不合理的医疗服务消费大多是被医疗机构的诱导需求激发出来的，而不是出于自愿的医疗服务消费。给出了医疗服务需求量和价格增长，医疗费用的变化。医疗机构的诱导需求推动被保险人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即D0向右移动到D1位置。医疗机构诱导被保险人医疗服务需求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增加服务量来实现，如向患者提供过度检查、重复检查及不必要的住院服务等，使得医疗服务需求量由Q0上升到Q1；另一种则是通过提高单位医疗服务价格来实现，典型的表现是医疗机构使用“昂贵”的医疗服务手段，使得医疗服务量不变的情况下，医疗服务价格由P0上升到P1。医疗机构无论使用何种方式，其结果都是使保险人承担了过多的医疗服务费用，图中矩形P0BCP1和Q0Q1AB就是增加的医疗服务费用。由于在医疗机构诱导需求中，影响医疗服务价格和医疗服务需求量变化的因素不同。作者认为，需求曲线D0仅在医疗服务价格和医疗服务需求量变化比例相同的情况下移动到D1位置，而这种情况较为少见。更多情况下，医疗服务价格变化比例和医疗服务需求量变化比例不相同，此时需求曲线则会移动到D2或D3位置。医疗服务价格的变化相对具有客观性，医疗服务价格收费标准较为固定，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医疗服务价格受地域因素影响较为明显，一地医疗服务价格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密切相关，不同地区同种医疗服务价格一般不同。另外，同一地区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也不相同。而医疗服务需求量的变化主观性更为明显，更多的体现在医疗机构意志的改变，诱导被保险人消费更多的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机构（医院或医生）具有内在动力进行诱导消费，这是因为现行的医疗制度中，医疗机构的收入与医疗费用的高低成正相关关系，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医疗机构有动力促使医疗费用上涨。同时，医疗机构具有诱导消费的能力。这是因为医疗服务是一种专业性较高的服务，具有天然的非同质性，医疗服务提供方即医疗机构处于一种信息垄断地位，对疾病的严重程度、治疗手段的有效性、医疗服务的适度性等信息更为了解，医疗机构可以利用这种信息优势诱导需求，这就产生了医疗服务端的道德风险。而被保险人由于信息不对称，缺乏医学知识和对疾病的恐惧心理，对医疗机构的诊疗大多持服从的态度。同时，因为没有交易成本，对被保险人医疗消费的控制能力和医疗费用的控制意识缺乏有效的引导和激励。严重的情况下，被保险人积极协助医疗机构扩大医疗消费。而保险人并不参与诊疗过程，对医疗机构的行为缺乏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兼有医疗服务建议者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双重身份的医疗机构就可以很方便的实施诱导需求。如上所述，明显的信息劣势使保险人面临来自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的双重道德风险，如何有效控制二者行为，从而遏制医疗服务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成为了医疗保险成败的关键所在。下文则主要从被保险人道德风险控制和医疗机构道德风险控制两个方面探讨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控制方法。

3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控制

3.1被保险人道德风险的控制

被保险人道德风险的主要表现是过度医疗消费。对于过度医疗消费，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建立医疗费用分担机制。常见的医疗保险费用分担方式有三种：免赔额、自付比例和保单限额。免赔额即在医疗保险中设置一定的起付线，起付线以下的医疗服务消费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超过起付线部分的医疗服务消费由保险人承担。从医疗服务费用分布来看，小额医疗服务消费占医疗消费频次的绝大部分，而较高的医疗消费所占比例很小。设置免赔额可减少保险人医疗服务费用赔付，同时，降低赔案审查的管理费用，有效地降低保险人医疗保险成本。另一方面，抑制部分被保险人的医疗服务需求，从而降低医疗保险的赔付。自付比例是指保险人只承担医疗服务费用的一定比例，其余比例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自付比例使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都承担一定比例的医疗服务费用，在自付比例下，被保险人的额外医疗消费需要承担部分成本，因此，被保险人有减少过度医疗消费的激励。保单限额则与免赔额正好相反，限额以下由保险人赔付，限额以上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即对被保险人的医疗服务消费设置封顶线。由于医疗保险限额以上部分发生人群的人均医疗服务消费极高，通常为灾难性病情，因此，保险人通常采用保单限额的方式进行规避。这种方式虽然降低了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但是，对于重大疾病保险仍需要区别对待，保单限额一般都会有不同的规定。以上三种方式均是通过适度提高被保险人承担比例，从而提高需求的价格弹性，达到抑制医疗服务费用增长的目的。作者认为，三种方式作用对象并不相同。免赔额对免赔额以内的医疗服务消费有效，而对于接近免赔额、以及免赔额之上的医疗服务消费非但无效，甚至还有推动医疗服务消费上涨的负面作用；而保单限额与之恰恰相反。通常的做法是将三种方式结合起来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费用分担机制可有效减少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降低保险人医疗保险成本，但这种分担机制对医疗服务费用的控制力度却受两方面的限制。一是受到保障水平的限制。被保险人自己承担的医疗服务费用比例越高，对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抑制力度就越强，但同时也意味着被保险人获得的医疗保障减少，保障水平的下降使医疗保险产品失去吸引力。Feldstein（1973）研究发现，美国医疗保险的平均自付比例为0.33，将自付比例提高到0.50，则会减少医疗保险的需求量。二是受到医疗服务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限制。被保险人在医疗服务市场上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医疗机构对医疗服务费用的影响力远远强于被保险人，且被保险的过度消费往往需要医疗机构的配合才能完成。因此，对道德风险的控制，关键在于对医疗机构道德风险的控制。

3.2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控制

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是诱导需求。诱导需求的根源，在于医疗机构相对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不仅表现在医疗服务的专业性上，还表现在医疗机构的信息不透明上，保险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往往力不从心。因此，有必要利用信息技术不断完善医疗服务信息系统，使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诊疗过程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保险人的费用控制能力将大为提高。作者认为该系统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容：每一病例的患者基本信息、医生基本信息、疾病症状、检查项目、诊断结果、药品名称及数量、单项费用及总费用等详细信息，以及据此得出的各项统计指标和分析结果。各级医疗机构，应按照卫生部门要求，尽可能的建立符合标准的全内容电子病历数据库，并实行全网互联互通，在医疗机构、政府部门、保险人之间推进信息共享与交流。医疗信息系统的完善将极大的便利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的监督，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医疗保险成本。利用该系统，保险人可以对医疗服务费用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医疗服务费用异常变动，并采取控制措施，改变以往回顾性审查的被动局面，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同时，保险人也可以随时调用病例信息，审查医疗机构治疗的合理性，发现和控制重复检查问题。利用系统对医疗服务项目和药品的合规性进行自动审核，降低理赔审核成本。当然，保险人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在医疗机构之间进行横向比较，做出正确的评价和奖惩。同时，利用该系统，完善被保险人和医疗机构的征信建设。除了信息不对称容易诱发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之外，作者认为，医疗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竞争也是诱发医疗机构道德风险的一个原因。由于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市场公立医疗机构占比较大，竞争程度低，医疗机构的管理者竞争意识薄弱，各医疗机构之间的收费差距没有拉开，使得医疗机构自我约束动力不足，造成医疗服务费用过快上涨。在医疗机构之间引入竞争机制，将目前保险人医疗服务费用的被动控制方式转变为医疗机构自我约束的主动需要，就可以有效的抑制诱导需求。作者认为，在医疗机构之间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医疗机构的有效竞争，可以从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增加医疗服务提供主体，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投资设立新的医疗机构，打破地域垄断性。卫生行政部门要减少对医疗服务市场的干预，鼓励医疗机构之间相互竞争，发展自身的优势诊疗部门，突出特色，拓宽办医模式，逐步形成多层次的医疗服务体系，以此扩大被保险人的选择范围。另一方面，保险人可以实行定点医院筛选淘汰制。目前的医疗服务市场，存在定点医院，但缺乏相应的淘汰机制。保险人需要拥有众多的客户（投保人），在医疗机构的服务人数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这样，定点医院的资格对医疗机构才有吸引力。医疗机构淘汰机制才能很好的发挥。

4结论

根植于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是造成医疗费用过快不合理增长的主要原因。本文运用经济学的相关分析方法，对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被保险人的过度医疗消费和医疗机构的诱导需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讨论，认为，在医疗保险下，预防疾病对于医疗费用控制的功效有限，因此，忽视预防所诱发的道德风险可以忽略不计；同时发现，从价格角度估计被保险道德风险所造成的医疗费用损失程度往往容易高估，应该考虑发病率等相关因素；另外，研究发现，由于医疗机构独特的信息优势，使得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在推动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方面效果更加明显。因此，作者建议，对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控制应采取医疗机构为主，被保险人为辅的方法。此外，作者认为，在对医疗保险研究时，不能完全脱离国内背景。由于国内的医疗保险制度有待完善，其功能与国外成熟的医疗保险制度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国外的研究成果（如美国的管理式医疗模式）并不能完全照搬应用。在道德风险领域，由于医疗机构诱导需求情况较为复杂，使得道德风险的研究也变得复杂，对于医疗机构的监督及激励机制亟需深入的探索，同时，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福利损益问题也非常值得关注，具体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保险机构论文篇7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 法律价值 强制性存款保险

[abstract]the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fully accessed to our market of 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 since the 5-year ultimate ending of our transitory period. the lowering of barriers and the increasing of competitiveness in our financial market have brought with potential risks which we have to prepared to overcome. to this end,the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is one of the most practical means.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establish a sound cent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shares limited, mandatorily enforce the deposit insurance and prevent the moral hazard and prudentially determine a reasonable proportiality of compensation.

[key words]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legal values mandatory deposit insurance

一、wto后时代我国金融风险防范与存款保险制度的价值

（一）wto后时代我国金融风险增加的可能性分析

按照我国入世承诺开放银行服务的进程安排，入世后5年内，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对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办理异地业务。在中国设立外资金融机构的许可条件基于审慎监管原则而定。入世时，中国金融服务部门进行经营的批准标准仅为审慎性的(即不包括经济需求测试或营业许可的数量限制)。入世后5年内，取消现存的限制所有权、经营权、外国金融机构法律形式，包括内部分支机构和营业许可的任何非审慎性措施。除关于本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外，外国金融机构可以同外商投资企业、非中国自然人、中国自然人和中国企业进行业务往来无个案批准的限制或需要。

时至今日，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承诺最长五年的过渡期均告届满，外国金融机构在我国已经取得了在所有地域限制从事几乎所有主要银行业务的准入可能性。继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公布之后，银监会同步修订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并将于2006年12月11日起施行。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基础上，细则对外资法人银行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在业务范围、注册资本和营运资金要求、监管标准、外资法人银行分行经授权开展业务，以及外资法人银行不再批准新设代表处等方面实施与中资银行基本相同的准入和监管标准。

随着金融服务市场的“国门洞开”，外来的竞争压力迫使我国本土金融机构提高竞争力。但是，我国金融服务业是一个深受计划经济观念及意识形态的影响的。无论是银行业、证券业及保险业，国有金融企业充塞其中。在这些国有金融企业里，党管金融、党领导一切；不仅如此，在这些金融企业之上还有一个中央金融工委。由此，国有金融企业小的事务要经过党委，大的决策要经过金融工委。使得金融企业的决策根本就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正因为国有金融企业由金融工委掌管，那么国有金融企业也就要求获得相应行政级别。入世过渡期结束后，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影响与冲击是不可避免，但是游戏规则的砝码掌握在政府手中，它完全可以凭着这个砝码来保护自己。也就是说，如果政府不能够对这些制度的缺失进行大改革，那么政府同样可以变着法子来制订保护自己利益的技术性规则。如果是这样，不仅会弱化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而且也会使中国金融企业永远摆脱不了困境。中国入世后，确立金融业新的制度安排更为迫切。

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公司制改革的完成，我国银行获得了法律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地位，也就不再具备所谓行政级别的问题。但是，制度的惯性难以在短期内肃清。股份公司制改革有利于规范和完善银行的治理结构，有力地促进经营决策的透明和经营效率的提高。但是，金融风险的防范问题也随之而来。存款人利益保护机制的研究与建构也就成为了一个关注的热点。我们主张我国在入世过渡期结束后，金融服务市场竞争压力加大、金融风险有增加可能性的条件下构建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

（二）wto后时代我国构建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价值

所谓存款保险制度（depositinsurancesystem,dis）是指由吸收存款金融机构对其吸收的存款进行投保，当其因破产或其它原因不能对存款人进行偿付时，由保险机构给予偿付的制度。据学者考证，存款保险制度源于美国，目前已在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与金融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并列为公认的金融安全网的三大基本要素。在wto后时代构建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具有维护金融安全、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金融秩序等制度价值。

金融安全是现代金融服务业的首要价值。存款保险制度吸收了金融监管法和保险法的共同价值取向，是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工具。最早出现的存款保险制度是金融法的一项制度。而金融法则属于经济法的范畴。但是，它的具体实施又需要保险制度的配合。因此，存款保险制度的价值取向应与金融（银行）监管法以及保险法的价值取向相一致。金融监管是为了保障国家金融系统的安全与有序运行，保险法是给予保险标的以安全保障，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由于保险法通常也纳入商法，故商法的效率价值在保险法也应予体现。因此，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包括安全、秩序、利益、公平与效率。这里的安全与利益均包括国家、银行与储户三个方面；秩序则包括整个国家的金融运行秩序与单个银行的运行秩序两个层次；而效率则是针对存款保险机构的运作而言的。由于公平是法律的应有之义，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应体现公平的原则，将公平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存款保险制度亦不例外。在这里我们首先强调的是安全价值。事实上，维持金融运行秩序、保护金融参与各方利益、提高金融运行效率都得建立在安全的金融体系及其运行的基础之上。存款保险都是基于维护一国金融（银行）安全而产生的，而作为一国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存款保险一直在建立了该制度的国家发挥着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职能。存款保险制度应对整个国家金融体系、单个银行运行以及广大银行储户的存款均提供安全保障，事实上这三者的安全是一致的。然而，对储户和银行提供安全保障的最终目的是保障整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这也是设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宗旨。

保护存款人利益是我国商业银行法的一贯宗旨。在wto后时代金融服务业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我国本土银行没有理由不把储户尤其是中小储户利益放在优先保护的地位。银行与存款人、其他客户的关系中，银行处于强势地位，储户——尤其是中小储户——在各方面，如资金、知识和信息等，均处于劣势地位，为弱势群体，基于现代法治“向弱者倾斜”的精神，也应优先保护储户的利益。而在各类储户中，众多的个人储户最为弱势，故保护他们的利益乃重中之重。

存款保险制度是对储户在银行的存款予以保险，是通过保护储户的存款，避免银行发生挤兑，从而达到保护银行，进而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的目的。故存款保险制度直接保护的是广大银行储户的利益。

我们认为，秩序与安全互为保障。国家金融运行秩序建立在各金融机构运行秩序的基础之上，而银行存款的风险往往源于银行的经营风险。因此，防范银行的经营风险，规范银行的运行秩序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关键所在。只有银行运行秩序良好，才上可保国家金融体系之安全，下可护广大储户之利益。存款保险制度在维护广大存款人的兑付利益的同时，防止了挤兑风潮，杜绝了银行的系统风险和连锁反应。可见，对于金融市场运行秩序之维护，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不可小视。

鉴于存款保险制度的上述价值，所以存款保险建设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深入了解国际存款保险制度的先进经验和良好做法，探讨我国存款保险制度设计的可行性，推动建立适合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银监会、国务院法制办、发改委成立的《存款保险条例》起草工作小组正在抓紧进行存款保险制度的论证和设计工作。《存款保险条例》已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我们必须看到的一个现实是，中国存款保险制度设计难度很大，处理不好可能会助长一些银行类金融机构过分扩张，导致新的道德风险。必须从健全法律体系、完善会计制度、改进公司治理、提高监管水平、强化信息披露等诸多方面完善实施存款保险的制度环境。

二、wto后时代构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思路

（一）设立中央存款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存款保险机构的组织形式主要涉及的是出资人的问题，对此，各国的规定各有不同，归纳起来分别有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政府出资设立；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民间出资设立以及以日本和比利时为代表的官民共建。我们主张在比较美国和台湾省成功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设立我国的中央存款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随着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我国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已经越来越显示其固有的局限性，尽快建立符合市场化改革要求的与国际接轨的存款保险制度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到2004年9月，我国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超过30万亿人民币而且其增长速度每年都超过10％。由于我国的金融业已经逐步与国际接轨，外资银行也开始进入我国民众的存款也形成了风险。怎样引入“新陈代谢”的机制，怎么建立新的约束制度。这是我国金融业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美国专门设立了资产再生公司（resolutiontrustcorporation，rtc）。rtc成功之因素可归纳出五点：1.明确的政策与法源。为了有效解决问题金融机构，美国除于1989年通过金融机构改革复苏及强制法案

（financialinstitutionsreformrecoveryandenforcementact），给予成立rtc之法源外，亦在1987至1997期间制定其它四个相关法规充分授权rtc独立运作；2.要求被处理之问题金融机构资本适足率需达到8%以上；3.问题金融机构违法负责人；4.rtc为一临时性公司、具限定存续期间（1989-1995），1995年12月31日完成后移交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运作，较原先规划提早一年，完成问题金融机构之清理；5.rtc之资金来源系由美国国会于预算中提拨20亿美元，另发行长期债券、国库券等，rtc完全在国会之监督下执行问题金融机构之清理。在我国台湾省，依《存款保险条例》之立法宗旨，存款保险由主管机关会同中央银行设立中央存款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央存保公司）承保。中央存保公司的资本总额，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前项资本，由主管机关、中央银行及要保之金融机构认股；主管机关及中央银行出资应超过百分之五十。可见，台湾的中央存保公司并非完全由政府独资。中央存保公司平时乃负责金融机构存款保险、检查与辅导经营不善之金融机构，并负担理赔及善后处理任务。若今后存保公司也负责清理问题金融机构，则有球员兼裁判之嫌。这也是为何美国将rtc与fdic分开且独立之主因。因此台湾有学者建议中央存保公司宜专注于对要保金融机构之监理，而对经营不善之金融机构之清理，政府应订定单行的rtc法规及机构，较能完整构成一个制度来清理问题金融机构。

在讨论构建我国存款保险机构时，有学者提出我国应设立一个由政府独资的存款保险机构，并提出了以下理由作为论据：第一，比较符合中国百姓的安全期待。中国有长期的计划经济历史，百姓比较相信公有制的信用，政府出资设立存款保险机构能真正让百姓放心，从而最大限度避免银行挤兑的发生，更好地维护银行运行秩序和国家金融安全。第二，有利于政府的直接监管和调控。作为一国最重要的金融安全保障措施，存款保险制度理应在政府强有力的监管之下，同时也应与各金融监管机构密切配合，共同防御风险。政府独资无疑比私营或公私合营更有助于达成上述目标。我们不敢苟同。存款保险机构应该界定为商事企业，不应当赋予监管职能。它本身应该按照商业原则来运作，自身也有风险承担的问题。如果由政府独资很有可能导致最终的保险金的偿付人成为国库。这样必然退回到金融改革的老路上去。我们台湾的经验值得借鉴，同时应糅合美国做法的先进之处。所以，我国中央存款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应由我国财政部固定数额的年度拨款、银监会、人民银行及作为投保人之金融机构出资认购的股款构成。当然，为了增强公众对中央存款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信任度，可以要求银监会及人民银行的出资超过50％，成为最大的股东，承担最大的责任。

（二）推行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顾名思义是一种新型的保险种类。保险的投保方式有两种，一为强制投保，二为自愿投保。强制投保一般适用于社会保险，以构筑坚实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就是一种强制保险。它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进行赔偿的责任保险。对未参加强制保险的机动车，机动车管理部门、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不得予以登记、检验。商业保险则采取自愿投保的方式，以体现商业自由的原则。我们认为，存款保险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保险，也不是普通的商业保险，但是只要我们考察一下当今建有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对投保的方式的规定就会发现，各国实践不一，不过其中以强制保险为主流。比如，有的国家要求强制投保，如日本、加拿大；有的可以自愿投保，如法国、德国；有的采取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方式，如美国。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在1999年底之前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的68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其中有55个国家采取强制投保方式。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强制投保能有效避免存款保险有可能带来的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问题。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g.akerlof）1970年提出了著名的旧车市场模型，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的先河。信息不对称是导致逆向选择的根源。比如，允许自由参加存款保险，且实施统一保险费率，则出于自身利益，资产质量优良、经营稳定的银行往往会不参加或退出保险，而只有像对高风险的银行会选择参加，从而导致存款保险体系自身的崩溃，此即逆向选择问题。

我们认为，我国应采取强制投保的方式，理由如下：第一，我国缺乏保险文化的底蕴，国民的保险意识比较差；第二，由于计划经济的长期沉淀的依赖思想，传统银行“政府信用”的惯势思维，储户在选择存款机构时不会太关注它是否投了存款；第三，银行等储蓄机构出于经营成本的考虑，很可能会选择不去投保。换言之，如果允许自愿投保，则势必会有一些银行为了降低经营成本而不愿投保，从而留下风险隐患，影响这些银行的经营秩序，并进而危及存款人的利益和国家金融安全。我们认为，鉴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和健全，我国存款机构尚未形成存款保险的意识，采取强制保险方式对于达致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宗旨和目的，利大于弊，也符合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实践经验，也更有利于实现存款保险制度内在的安全、利益、秩序的价值取向。

（三）道德风险防范与审慎确立赔付比例

所谓道德风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由于不确定或不完全的合约，使负有责任的经济行为者不承担其行为的全部结果。因此，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会在最大限度地增加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道德风险并不是存款保险制度所特有的，而是先于该制度存在于银行体系中的。但这并非意味着道德风险是无法驾驭的，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通过在其直接参与者——存款人、投保机构和存款保险机构——之间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同时配以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机制，从而有效防范和控制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控制存款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控制道德风险是存款保险制度发挥金融安全网作用的基本保证。通过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机制以及良好的制度设计，存款保险可以有效防范与控制道德风险。首先，要有良好的制度设计。其次，要加强银行监管。有效的存款保险离不开严格的监管体系，银行监管主要包括对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资本金、信息披露、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以及市场退出等进行持续性监管。最后，要强化市场约束。通过强化银行股东、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以及社会公众对银行的监督，可以减弱道德风险，同时有效的市场约束必须以稳健的会计制度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作为强有力的支持。此外，我们认为审慎确立赔付比例也是防范道德风险的重要手段。

所谓赔付比例指的是在出现保险责任事故后，存款保险公司应按什么比例对存款人的存款予以赔偿。各国通行的做法是不足额赔偿，须存款人自己承担部分损失，以此强化存款人的风险意识，防范道德风险。但确定具体的赔付比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即要达到维护储户利益，保障金融安全的目的，又要能有效防范道德风险，还要注意储户的心理承受能力等等。

在对于存款保险赔付上限设置的问题上，由于存在争论，因此我国全力部门暂时没有明确表示。但知情人士指出，曾经被媒体披露过的两种赔付标准，即按照人均gdp的3倍金额进行赔付；或者按照使90％存款人得到全额赔偿的标准赔付两个方案都不够切合中国实情。按照上述标准计算，对单一债权人的赔付金额仅仅为2万至3万元人民币。“这个标准也许偏低了。这个是中国人均gdp基数过低和为数众多的存款人摊薄人均赔偿额造成的。如此，并不能起到化解由于金融风险导致的社会矛盾的作用”。有人提出采取超额累进递减的方式比较好。将存款数额分为几档，各档有相对应的赔付比例，100%-80%（或75%）依次递减。如何确定档次就成为了最关键的问题，而这将由经济学家来解决。

我们站在法律的视角着重探讨的是公平正义的问题。公平亦称为正义，而正义又可分为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指制度本身的正义，形式正义是指对法律和制度的公正和一贯的执行，而不管它的实质原则是什么。形式正义意味着对所有的人平等地执行法律和制度，很显然，如果不能够审慎确立一个合理的赔付比例，是不符合形式正义的。分档设立赔付比例是否符合实质正义呢？由于存款人之间存在资源和信息等方面的差异，有些存款人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他们可以有效避免银行破产倒闭给存款人带来的风险，不给他们与其他存款人同样的保护，显然并不违背实质正义。而如给他们同样的保护，则会增加存款保险基金的赔付压力，存款保险机构势必会因此而提高保险费率等其它减缓压力的措施，从而有可能导致银行经营成本的增加，这些增加的成本迟早会以各种方式转嫁到所有存款人的身上，其他存款人可能由此增加原本不必增加的负担，而这些存款人（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存款人）却未必因此而增加利益（仅仅是改变了保障的直接渠道而已），这显然是不符合实质正义的。所以从法律正义价值的取向来看，合理的赔付比例的确立确实需要经济学理论和保险精算数据作为支持。

三、结论

存款保险制度在金融服务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和经济体成功建构和运作，给我国把握“后发优势”，适时确立这一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存款保险制度基本价值取向为安全、秩序、利益、公平与效率。整体金融体系的安全、单个银行的秩序和中小储户的利益最为重要。我国应设立其资本由财政部固定数额的年度拨款、银监会、人民银行及作为投保人之金融机构出资认购的股款构成的中央存款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推行强制存款保险制度并审慎确立赔付比例，防范道德风险。在尽快出台《存款保险条例》之后，我国应实施配套的制度；在取得一定实践经验的前提下，我国再考虑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存款保险法》，以此适应wto后时代我国金融服务业的风险防范与化解，为我国金融服务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法制保障。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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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参见我国《入世议定书》的相关条款。

娄莉莉、张振绪、李勇著：《建立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构想》，载于《金融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8期。

强力著：《金融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王自力：《中国的存款保险机构与资产处置组织》，载《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4期，第24卷第2期，第1-3页。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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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广文、冯兴元著：《德国存款保险的制度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于丁玉灵主编《世界发展调研：经济与社会》，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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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志新：《美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给我们的启示》，载《经济视角》，2006年第7期，第75-77页。

李礼仲：《存款保险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载《评议财金（评）》，2001年1月4日，第090-001号。

李礼仲：《存款保险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载《评议财金（评）》，2001年1月4日，第090-001号。

聂璐著：《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探讨》，《经济管理》；邱泉著《我国存款保险制度问题研究，载于《财经科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设想与思路》，载于2003年11月17日《金融时报》第6期。

范南、肖俊喜著：《世界各国存款保险的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借鉴》，载于《国际金融研究》2001年第3期。

薛林：《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从法律价值取向的角度》，载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论文资料汇编下册，第585页。

人民网新闻访问时间2006年12月2日。

薛林：《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从法律价值取向的角度》，载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论文资料汇编下册，第587页。

保险机构论文篇8

【关键词】 存款保险费率 存款保险制度 原因 意见

一、问题的提出

存款保险费率制度是存款保险制度的核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前任主席William Seidman在谈及存款保险时,对存款定价的重要性做了经典论述:“存款保险如同核电站,如果操作得当,可以受益,但只有具备适当的安全预防措施才能防止其失控,而一旦失控,则其后果会波及整个国家的金融安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不可想象。而存款保险定价则如核电站的核心技术”。

2008年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发生后,存款保险制度再次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虽然本次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的冲击不是很大,但是未雨绸缪,应抓住当前时机,尽快推出《存款保险条例》。目前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制度的具体设计。鉴于存款保险费率的重要性,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我国应该实施什么样的保险费率制度。

二、存款保险费率制度的分类

从各国实践来看,存款保险费率制度包括单一费率和差别费率。单一费率是指对所有的投保机构征收同样的保费。差别费率也叫基于风险调整的差别费率,是指保费的征收与投保金融机构的风险挂钩,风险越大费率越高,风险越小费率越低。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虽然大多数国家采用单一保险费率模式,但是基于风险调整的差别费率的思想已逐渐被许多国家接受。根据国际存款保险协会(IADI)2008年的统计,全球共有99个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体系,8个国家正在建立,12个国家正在研究和筹划中。

三、我国实施差别费率制度的原因

目前,我国理论界对于两种制度的选择存在很大的争论,邹琪(2003)等主张采用单一的费率,指出银行风险程度难以准确测定,也不易区别国有银行和新兴商业银行的费率水平,而且差别费率将导致银行风险“等级”的划分,容易动摇公众的信心,因此,我国在强制保险的情况下应采用单一费率。中国人民银行存款保险课题组(2003)主张存款保险设立之初采用单一的费率,待条件成熟后过渡到差别费率。沈福喜(2002)、苏宁(2007)等主张建立一个“层次化的差别费率”模式,其实质是将存款保险参保金融机构按风险类型归纳成若干类别,对同一层次的投保机构征收相同的保费,对不同层次类别的投保机构实施不同的存款保险费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3)、何光辉(2003)等的研究都是在借鉴美国风险调节费率的基础上设计符合我国国情的存款保险费率体系。但是从实务界来看,更倾向于差别费率制度,例如,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等都主张差别费率制度。

费率制度的选择是一个系统的工作,不能盲目地照搬别国的经验,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来选择。本文认为我们应该选择差别费率制度。

差别费率制度能够弥补单一费率制度“激励扭曲”的缺陷,消除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法经济学认为,法律是一种激励机制。在资源稀缺的社会中,好的法律能够提供一种正确的激励,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坏的法律提供一种错误的激励,会资源的浪费。所以要对法律进行分析,制定良好的法律,提供正确的激励,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条例》中规定的差别费率制度能够提供正确的激励,消除单一费率的“激励扭曲”。

单一费率制度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谓逆向选择是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提出来的,即“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逆向选择是指存款保险体系过多吸引脆弱风险大的银行加入而将稳健的银行排斥在外的情形。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是指投保金融机构在投保之后,倾向于作出有损于存款人利益的决策和行动,例如,以更高的风险决策追求更大的收益。在自愿投保的前提下,采用单一费率制度,稳健的银行由于抗风险能力比较强,参加存款保险体系会增加其成本,所以他们会选择不投保;风险比较高的脆弱的银行则会选择投保,因为投保可以分散其风险。在强制投保的前提下,所有银行不论风险大小一律支付同一的保险费率P/F(P为保险费,F为存款),P/F为一给定的值时,银行可以自由决定其投资项目特征,在净现值相同的所有项目中,银行将选择那些成功概率最低、风险最高的项目,这就会产生道德风险。所以单一费率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1987年美国联邦储蓄与信贷保险公司(FSLIC)的破产凸显了单一费率的缺陷,也是1993年美国实施差别费率制度的主要原因。

实施差别费率的目标在于通过提供一种正确的激励机制,使银行避免从事过度的风险活动,消除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同时,保证更加公平的定价机制,避免银行间的交叉补贴。差别费率制度能否消除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目前还有争论。但是从理论上讲,差别费率制度与银行的风险挂钩,风险越大费率越高,风险越小费率越高,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银行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后不会过度从事那些高风险的业务。

就我国的银行体系来看,2009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3家,大型商业银行5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城市商业银行143家,城市信用社11家,农村商业银行43家,农村合作银行196家,农村信用社3056家,邮政储蓄银行1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4家,外资法人金融机构37家。《存款保险条例》第四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商业银行、合作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蓄机构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应当依照本条例参加存款保险,缴纳存款保险费,成为投保金融机构。依照本条的规定,投保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但是在我们国家这些机构所占的市场份额有着很大的区别,并且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良莠不齐。尤其是城乡信用社和商业银行,其极易发生挤兑,风险比较高。

如图1所示,大型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占据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半壁江山。在我国采用强制投保的前提下,如果采用单一费率制度会提供给这些中小金融机构更大的激励去从事高风险的信贷业务,这将产生很大的道德风险。而采用差别费率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道德风险,通过征收高的保险费率改变激励机制,避免他们过度从事风险活动。另外,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来看,他们抗风险的能力比较强,并且基于“太大而不能倒”的原则,他们认为存款保险制度只会增加成本,所以对存款保险制度持反对态度。的确,从美国救助花旗银行我们不难看出“太大而不能倒”原则的重要性。如果是自愿投保,这些银行为了降低经营成本会选择不去投保。但是《存款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中采用的是强制投保,在这种情况下,差别费率制度根据银行的风险水平征收保费,对风险比较低的国有银行征收低的保费,有利于增加其积极性和可接受度。同时,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虽然国家仍然是第一大股东,但是已经不再是唯一的股东了。另外,从各类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来看,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不亚于城市商业银行,所以其存在很大的信贷风险。表1为2010年二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情况统计结果。

所以,建立差别费率制度根据金融机构不同时点的风险调整费率是最佳的制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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